生态保护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保护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教学方法;生态保护;宣传方式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环保要深入人心，启发式的教育可以更加有促进学生思考问题的角度，环保是一项终生事业，当教育启发人们环保意识时，生态环境就可以持续不断的改善。当小孩子从小就拥有环保意识和行为，那么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将取得持续发展。

一、生态保护和环境教育的概念、意义

(一)生态保护和环境教育的概念

生态保护，保护的是整个地球的生态，由于人类的过多破坏，地球的生态系统不再能自然协调，产生了很多自然灾害。人们意识到保护生态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生态保护的实质是人类与自然资源摄取平衡的一种过程，生态保护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存空间，这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生态保护不是一个名词而更像是一个动词，你我积极参与其中的行动。环境教育是进行生态保护的第一步，只有接受和感同身受的人们才知道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才能身体力行的进入环保事业中。环境教育是每个人生活在地球上都要接收的一堂课，环境教育通俗易懂，不是之于课堂教师的学习，是身边可以切身感受的一堂课，是终身受益，造福后代的教育。环境教育可以是身边公园的文明标语，亦可是学术研讨会上激烈的辩词，环境教育不分大小，环境教育可以带动全员促进生态保护。

(二)生态保护和环境教育的意义

生态保护和环境教育有着必不可分的联系，生态保护就是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相尊重，生态保护是在人们已经破坏生态环境前提下提出的一种观念。是在生态遭到了极大地破坏后，人们自觉意识到危机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行为，生态保护不是一个阶段性过程，而是持续的过程，环保教育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生态保护，只有大力宣传进行环保教育，让人们普遍了解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生态环境保护才能更好的持续发展。环境教育要深入浅出的进行引导。环境教育质量的提高直接关系到的人们环保意识的觉悟，从小就接受保护环境的教育，让人们从小就培养良好习惯。环境的教育就是重在让人们了解环境对于每个人意味着什么，人类身处的每一个景色，吃的食物，穿的衣裳种种都是与大自然密不可分，通过实时性环境教育将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小学生生态保护和环境的教育教学策略

(一)深化教材内容

教材是学习的母本，深化教材内容，把生态保护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表述给小学生听，改变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传统学习方法。让学生在课本中能看到身边生态保护的行为及破坏环境后生态的景象，学生能够在课本中读出生态保护是与每个人体息息相关，与大家平时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深入浅出的引导学生日常行为习惯，并引导学生发现生态环境的神奇和破坏环境后所引发的恶性影响。通过思考和反思来理解生态对于我们来讲是什么，怎么做。

(二)引导学生进行阅读

引导学生进行生态保护的阅读是环境教育教学中重要的一部分，学生课堂上所接受的东西主要都是被动的，与老师的教学风格和课本编材有着重要的关系，那么在课外引导学生进行生态保护的阅读，让学生主动去接受环保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的。学生在课外阅读中可以最大化的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开拓学生关于生态环境的视野，使生态保护更加深入学生的心中，阅读也可以更加符合每个学生对环保教育的理解，读学生喜欢的环保类型教育能够让学生持续关注生态保护并参与其中。增加兴趣了解的同时，学习更多环境保护知识。

(三)展开专题讲座

开展专题讲座可以让小学生了解到社会上有这么多杰出的环保人士，在讲座中每个主讲人都有着关于环保事业的不同理解，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保事业领域里做出很好的成绩，这对于小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值得去学习。在生态环境专题讲座是应更加着重针对主讲人自身参与的环保事业为核心进行讲解，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可以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使学生们感同身受。

(四)加强课外活动

开展课外活动使学生们积极参与到保护生态的行动当中，让学生们感受到环保事业就是深处在身边的点点滴滴，加强课外活动让学生们参与环保事业，积极开展每周环保一行。让父母引导孩子开展户外活动，不仅可以增加父母与孩子的沟通还可以使家长们提高保护生态的意识，开展课外活动中孩子所进行的每一项环保行动都会增加孩子心中的成就感，这对于素质教育教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结束语

生态保护关系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回归天然保护生态。人类是生物圈中的一个参与者也是其中的受益者。进行对小学生环境保护教育中我们要注意方法和技巧，首先教课的老师就是热爱自然，生态保护的参与者，老师以身作则可以带动学生们的积极性。授课的内容一定要言简意赅，用最简单通俗的语言让学生接受环保教育。在社会环境中家长们应该以身作则，为孩子们做出模范的榜样。通过以上的方式方法，使学生们能够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地球家园。

作者：李琳琳 惠兴科 单位:云南省曲靖地区宣威市普立乡中心学校

参考文献:

［1］陈衍，李海洲．石漠化地区中小学生环境意识的内隐联想测验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

［2］袁晓锋．浅谈西部农村中小学生环境保护意识教育［J］．新西部(理论版)，2015．

篇2

关键词：野鸭湖；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管理优化

1.调研背景

野鸭湖市（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是华北最大的湿地鸟类自然保护区，位于北京市延庆县西南部的官厅水库上游。保护区总面积为6873公顷，其中湿地面积达3939公顷，是冬春南北迁候鸟的栖息地，生物种类多、数量大。水量丰富，为沼泽、沟汉、草滩、沙滩与半农耕地人工防护林交互复式空间结构；地表河流主要有如水河，发源于北京延庆县黑汉岭，向西南流经香村营以南接纳古城河，在延庆西南大路村流入官厅水库。

2.北京野鸭湖湿地公园生态旅游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为了了解游客对湿地的认识，对生态旅游的态度和需求，本调研小组在北京野鸭湖湿地公园内发放了150份调查问卷，共回收136份，结果分析如下。

前往野鸭湖观光旅游的游客有约70%都为中老年，老年人更是占了所有中老年人中的50%。野鸭湖湿地公园的观光和供人休息疗养的生态服务功能吸引大多数中老年人前往观光旅游。对湿地概念了解的游客所占比例不到50%，而认为对于一个湿地公园来说“各类与湿地有关的体验活动”板块更重要的游客比例又占一定比重，游客在湿地知识方面的渴求确实显著，而相关部门对湿地方面的科普宣教的确有所欠缺。游客对该园的印象和对其卫生环境评价整体不错，但对公共服务设施如公共厕所满意度并不高，对门票价格更为不满，普遍认为门票价格太高。近九成的游客认为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牌示系统应该完善，功能多样化设计并与其他解说系统融合。湿地保护与湿地旅游的抉择：近八成的游客认为应注重湿地的原生态保护而不是发展旅游。目前湿地旅游尚无统一的概念。湿地旅游开发的宗旨是让游客认识湿地、享受湿地的同时提高湿地生态环保意识。普通大众并不了解湿地生态保护与湿地旅游的利害关系，这方面的科普和沟通宣传应该加强。

3.北京野鸭湖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实地采访结果分析

游客认为湿地公园票价过贵，景点内乘车设施还需要另付费，让游客拒绝选择这种观光方式。在湿地方面过高的票价或许能对湿地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避免因游人过多而对湿地环境造成破坏。但站在游客的角度，过高的消费会让游客对于生态旅游望而却步，从而放弃生态旅游这一休闲选项，无法更好的参与到生态旅游当中。所以湿地管理方面应当多征求游客意见，使票价在游客的接受范围内又不能过低，促进旅游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平衡发展，在推广生态旅游的同时，使景区的环境得到最大的保护。

湿地景区缺少宣传，湿地公园不仅可以作为老年人的疗养地，也可以作为年轻人的观光地。年轻人如果能很好的了解生态旅游概念，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对于全球生态的美好发展是有十足意义的。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生态旅游当中，我们需要的利用年轻人接触多的现代化手段，在微博、微信的以手机客户端为主的网络平台进行宣传，从而吸引更多年龄层的游客来到湿地进行观光。

湿地的重心是生态环境的建设。湿地在很多地方都设有监控设施，并安排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定期对湿地的各项指标进行监测，这一建设保证工作人员能及时了解湿地的生态状况，得以更好的建设和保护湿地环境。综合考虑游客游玩性和湿地保护两方面因素，湿地应在避免建设新的服务设施基础上加强对现有资源的利用，降低自行车、电瓶车及游船的租价；增加科普宣教服务建设，更好，更快捷的传递生态理念，给人们灌输生态保护思想，提高人们的生态保护的意识，同时也能增强生态旅游的趣味性与知识性。

鸟类的迁徙期主要在11月至来年的4月，在这一时间范围内野鸭湖鸟的种类多，数量大。鸟类迁徙旺季，湿地可以适当抬高价钱，在为游客提供观鸟服务的同时，又不至于因为游客过多而对湿地的动植物造成伤害。在鸟类迁徙的夏季淡季，野鸭湖管理方可适当降低票价，以保证鸟类迁徙淡季的客流量。

篇3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补偿；社会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205；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3-0130-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3.016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类生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草地、森林、农田、河流和湖泊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均受到破坏，生物多样性明显下降，温室气体也在全球尺度上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国际社会对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视日益增强，经济手段成为解决生态与社会两个系统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生态补偿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在近十几年的时间内被迅速用于全球范围内。中国也正在逐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生态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生态补偿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远落后于实践，这也是生态补偿效果未达到预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1生态补偿的发展与构建过程

国外相关研究中，生态补偿通常用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简称PES）一词，或者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简称为PES），即生态系统/环境服务付费，其中前者的运用更为广泛。本文为与中国政策语境一致，均采用“生态补偿”一词。总体来看，生态补偿理论的发展与构建过程是基于以下三个阶段：即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建立，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市场机制的构建。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 ESs）的概念最早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其最初的目的是将生态系统功能构建为人类可获益的服务，从而引起公众对于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1]。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提出，将不同尺度的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连接起来，并且强调了社会系统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性。在这一阶段，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仅是用于更加形象地表征生态系统功能，而并没有在生态保护的实践领域内起到重要的影响[2]。

从20世纪末期开始，尤其是Costanza等人[3]在Nature杂志上的文章首次评估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研究推向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起到了里程碑的意义。随后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4]、基于各国和各类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经济价值评估[5-6]，使生态系统的价值越来越多地以货币的形式体现在公众面前。生态系统功能非市场价值的货币化表示，引起了政策制订者对生态保护的极大关注，也为生态补偿在实际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2000年之后，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基础上，生态补偿迅速成为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手段[7]。生态补偿的逻辑是，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将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体现出来，可以促使资源使用者形成保护生态的激励和行为[8-9]。从理论上讲，生态补偿被当做是一种保护生态系统的正面激励机制，通过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向提供者支付费用，既能够鼓励资源使用者主动保护生态环境，同时社会整体所获得的生态服务价值高于支付费用，因此政策实施具有成本效益[9-10]。

范明明等：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展及争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3期鉴于在理论分析上的诸多优势，生态补偿已经成为保护或者恢复生态系统功能的主要政策手段，被应用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等众多领域[11]。如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服务补偿体系、美洲国家的森林碳汇补偿体系、美国的流域生态补偿等[12-18]。综上所述，可以将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总结为：通过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重构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货币化的衡量方式在社会活动中体现生态系统的价值，并最终将其纳入到社会经济系统之中作为生态或者经济政策决策的依据。

2生态补偿的概念及理论研究点

2.1生态补偿的概念

Wunder提出了生态补偿的经典概念，即“生态补偿是建立在某一清晰界定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上，提供者和买者之间的自由交易，它包括五个方面：①自愿交易；②对生态系统服务有清晰的定义；③存在至少一个买家；④存在至少一个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⑤生态系统服务的有效提供”[8]。这一定义基于科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解决外部性问题，强调了生态补偿的市场激励，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和购买者之间进行自愿交易[9]。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之中，学者们发现Wunder所定义的纯粹市场机制过于理想，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外部性、生态过程及社会过程的复杂性，对于大多数的生态服务来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纯粹的市场[19-20]。从生态系统服务生产的角度，由于气候、环境、人为干扰等多方面的作用，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具有很强的时空异质性和动态变化性，很难像其他商品一样保证稳定的供应[21]；从生态系统服务购买的角度，只有少数类似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交易受益者是直接的购买者，而如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等服务，受益者往往数量众多，因此只能是政府或者一些机构组织成为唯一的购买者[9，19，22]；从价格形成的角度，生态系统服务的价格并不能由经典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而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财政、政治等方面的影响[23]。Muradian[24]从激励机制、交易方式和生态服务的类型等三个方面对概念提出质疑，并重新定义：“在自然资源的管理过程中，为了使个人/集体的土地利用决策与社会利益达到一致，而在社会成员之间所进行的资源分配”。这一定义更加强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以及资源的正义分配，而不是将经济激励放在首位[10]。Vatn从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生态补偿虽然试图建立一种纯粹的市场机制，但是事实表明在此过程中，具体实施更加依赖社区或者国家的参与[25]。而在我国，一般将生态补偿定义为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26]。

虽然各方学者对定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对于生态补偿的设计来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内容：①目标确定：所需的生态系统服务，即对于购买者/提供者来说，购买/提供的对象是清晰的；②利益相关者的确定：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外部性的影响范围，确定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即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和购买者；③实现途径：在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与购买者之间进行利益分配。

2.2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点

现有生态补偿的主要研究热点包括生态补偿的标准、补偿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成本有效性与公平、可持续性等方面。

生态补偿的标准是生态补偿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根据Wunder等人对于生态补偿的分析，当补偿的金额大于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机会成本，小于生态系统服务本身的价值时，则可以同时对于购买者和提供者形成有效的激励[8-9]。目前有关生态补偿标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机会成本的确定，另一个是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关于机会成本，补偿对象异质性及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两个问题，使得生态补偿的标准往往不能体现公平与效率[27-28]。但由于机会成本的核算更为简便，目前绝大多数的生态补偿标准都属于基于机会成本的补偿，如尼加拉瓜草牧生态系统补偿依据最佳土地利用价值作为标准[29]，哥斯达黎加生态补偿项目用造林的机会成本作为标准[30]，我国的草场生态补偿政策则利用牧户的放牧损失作为标准。而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目前的研究方法包括基于供求关系的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等[31-32]。

交易成本是生态补偿实践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设计能否有效进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完整制度框架、明晰产权安排和利益分配机制是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33]。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降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需要重点考虑，研究表明在这些地区更多地依赖于社区参与和集体行动才能降低交易成本[24-25]。因此，当社区层面被包含在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中时，生态补偿建立时的交易成本以及监督执行成本都能够得到有效的降低[34]。

成本有效性是政策开发和运用的重要标准，生态补偿政策作为全球性的环境政策工具，目的在于在资金约束条件下获取最大的h境收益/效益。成本有效性的研究需要明确两个方面，即生态系统服务的清晰定义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标准[35]。首先，生态系统服务在很多项目中难以明确定义，很多实践过程中采用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等同为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导致理论的计算结果往往与实际保护效果相去甚远[35-36]。与此同时，目前缺乏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合理的核算与评估标准，因此导致补偿资金使用效率难以衡量，进而影响通过市场手段首先生态系统服务的有效供给[28]。公平往往与上述的成本有效性同时成为研究学者的关注目标，尤其是生态补偿项目通常发生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相关的研究中更加强调在公平前提下的成本有效性[37-38]。

能否通过生态补偿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的长期有效供给是很多实践项目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生态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主要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①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与生态效果之间的关系，如果在项目期内没有实现生态系统的改善或者效果不佳，那么从购买者角度则不愿意进行继续支付[39]；②生态补偿的实施方式，基于个体的补偿方式往往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和项目初期较高的接受程度，但是基于当地社区组织能力建设的生态补偿，更容易得到本地居民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形成保护生态的长效机制，提升补偿计划的可持续性[9-10]；③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或者资源，以保障当补偿项目停止的时候，资源使用者会不会回归到原有的资源使用方式上[40-41]。

3对生态补偿的理论争议

虽然生态补偿的逻辑简单清晰，并且相比以往的生态保护手段，生态补偿有诸多优点：在制度设计上更加简单；对于购买者经济上更加有效；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来说，增加现金流，生计方式多样化；可以为生态保护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42]。但是，不少研究学者指出，正是因为这种处理社会和生态之间矛盾的简单化逻辑，生态补偿很多情况下并不能激励或者产生保护生态的行为，反而会对生态系统以及资源使用者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从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来看，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提出、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化价值评估以及生态补偿的具体实践中，都反映出如何理解社会和生态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对于社会和生态系统关系的假设前提越来越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本文总结了对生态补偿质疑的相关观点，并将其总结为如下几点。

3.1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区别

针对“生态系统服务”，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概念，忽略了其他非人类所需的生态系统功能，在生态补偿项目中往往要求明确的生态系统服务，这会使生态系统面临潜在的风险[43]。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最初是为了强调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性，生态系统服务往往是利于人类、积极的、正面的，但是实际上，洪水、疾病、火烧等对于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而往往不纳入“生态系统服务”的范畴内。因此，在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之中，社会和生态系统之间大多数情况还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一方面可以被人类利用的被称之为“服务”，另一方面这种服务会因为人类的利用而受到损害。

正如Boyd所说，生态系统服务是受益依赖的（benefit dependent），人们对受益的偏好决定生系统态服务的范围[43]。比如，一条河流即可以提供清洁的水源，也可以作为游憩的场所，还可以作为水电能源的来源，这些都是对人类有益的服务功能，而最终如何管理这条河流取决于人们更偏好哪一种服务。而不同的管理方式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影响显然是不同的。因此，生态系统服务并不是生态系统状态的客观体现，二者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在生态补偿理论和应用的发展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逐渐成为整个生态系统评价的指标，即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越多代表生态系统状态越理想。因此，当用经济手段激励仅人类所需的“生态系统服务”时，实际是在试图对有限的变量的控制来为人类提供稳定的服务[23]。

然而，成功控制单一变量极有可能导致系统在其它时空尺度变量的变化，从而对生态系统其它非人类需要的生态系统功能造成破坏[44]，以下一些案例也说明了追求单一或者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对生态系统的影响。Peterson 等人通过模型模拟湖泊管理的时候发现，以淡水输出、灌溉、娱乐等生态服务为目标的管理模式，最终会导致该湖泊生态系统的崩溃[45]。再比如，在强调某些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时，人们将固碳能力强的单一物种取代了原有的生物多样性，虽然提高了碳汇的服务功能，但却不利于整体系统的持续[46]。

3.2生态系统服务商品化对生态系统功能存在损害风险

在如何体现生态系统对于社会系统的贡献方面，将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货币化的衡量，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社会决策。但与此同时，生态补偿将生态系统服务简化为单一的货币化价值，进行物质化、商品化的交易，忽略了生产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生态系统功能，有可能造成生态系统功能的损害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19，47-50]。

以生态服务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模式，是一种“通过买卖进行保护”的逻辑，这并不能触碰到生态问题产生的本质。目前，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对于货币资本积累的崇拜，以至于忽略了生态系统中其他非货币化的价值所导致的[50-51]。因此，将生态服务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时候，难免又陷入到资本积累的怪圈中，用货币去衡量生态系统服务的最大化生产，会造成新一轮的生态系统功能失衡[48]。

Peterson等人[48]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商品化有可能造成对生态系统功能的破坏。马克思指出市场价格掩盖了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对于商品的贡献。与此类似，当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商品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因素就成为了劳动力。正如市场中的其他商品，生产的逻辑会掩盖“生态系统工人和原材料的痕迹，对“生态系统工人”的忽视，以及用货币对其进行替代，与生态系统服务重构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初衷背道而驰。

生态系统服务的商品化过程简化了生态系统的内部组分和生态过程的复杂性，这种建立在不完全信息上的保护方式并不能达到目的[19]。在生态补偿的实施过程中，一般以对自然资源（或者土地）的产权明晰为前提[25]，以便生态服务提供者和受益者之间的交易。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这N产权上的明晰将生态系统的功能和过程分割成了不同的交易单元，忽略了某一单元内的生态功能或者过程是依赖于其他单元实现的，人为的物理意义上的分割有可能增强某一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但是却损害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47]。如在欧盟的农业环境计划中，将农场主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进行补偿，以此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但是基于农场尺度的个体补偿，并没有实现在将景观作为整体进行管理， 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聚集奖励（Agglomeration bonus）”的方式寻求重新整合个体牧场主的途径[52-53]。

3.3经济激励对个体内在保护机制的“挤出/挤入效应”

生态补偿试图通过经济激励的方式，使社会群体产生保护生态或者停止生态破坏的行为，但是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激励所造成的社会结果是复杂的，尤其对于一些依赖自然资源生存的社区，外部经济激励可能对原有内在的保护和利用机制造成“挤出效应”，影响生态保护的效果[20，23，49，54-57]。在长期依赖自然资源为生的社区，其内部所形成的社会规范、宗教文化、制度安排等均与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密切相关，一些案例研究也证实这些内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使得这些地区避免了公地悲剧，保持了生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58]。

根据保护动机内在性的强弱和收益特点，Reeson等人将公共物品或者服务的提供动机分为纯粹的利他主义、一般的利他主义、公平和信任、他人的认可、互惠、正式激励，并通过实验模拟的方式验证了在已存在内在保护动机的人群中增加外部经济激励，存在挤出内部机制的效应，对生态保护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见图1）[54]。Bowles 等人通过经济学实验的方式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市场机制鼓励竞争与个人主义，这种基于市场逻辑的制度能够塑造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从而可能会破坏先前基于道德、文化、合作、互惠、社会关系的保护意愿等[55]。内在机制嵌套在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持久性和自我约束能力，而现行的生态补偿激励往往来自于社区外部，如政府、组织或者私人企业等，“挤出效应”会使得外部经济激励停止时，生态保护的行动无以为继，形成“no pay， no care”的现象[57]。有的学者也将其称为“补偿逻辑的困境”，即只有当补偿金额越来越多的时候，保护生态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行为才会持续[20]。

此外，将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并进行交易的过程，会形成复杂的社会响应，利益群体对于收益、公平、权力的感知变化会对生态保护的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47]。在生态服务的价格制定、交易等过程中，一般生态服务的购买者（企业、组织或者政府）具有绝对优势的信息和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补偿机制，会使生态服务的提供者产生抵抗、消极、愤怒、质疑等不确定的反应，导致不理想的生态保护效果。

4研究评述

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热点主要侧重在生态补偿的实

施层面，如补偿标准如何确定、政策成本效益等。对于理论层面的争议，本文认为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生态系统，生态补偿在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需要了解目标系统的复杂性，并且意识到生态补偿机制其简单逻辑背后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关系。

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有赖于两个层面问题的解决，首先是生态系统服务的生产问题，其次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源于资源利用社区（通常是生态系统服务补偿对象）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其内在的作用机制，这里我们称之为生态补偿需要解决的“一阶问题”。第二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处理资源利用社区和外部社会之间的关系，即通过怎样的外部干预可以促使社区保持某种理想的利用资源的状态，这里称之为“二阶问题”。因此，生态补偿政策应该首先理解社会生态系统的内部作用机制，即目标社会生态系统如何产生所需的服务，然后通过外部经济激励的政策设计保持这种理想的状态，即解决二阶问题。但是，从目前生态补偿的研究热点来看，更多的学者关注的是二阶问题的解决方案，如补偿标准的确定，生态补偿成本效益等问题，而很少讨论其一阶问题。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解决外部性的手段，经常会将外部性的解决转化为一种简单化的外部干预，尤其是当政府作为补偿方和资本相结合时，这种外部干预的弊端就会更加显著，其结果就是忽视目标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差异性[59]。这种不当外部干预通常的表现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和生态问题，而缺乏对内部资源使用者、生态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剖析。因此，生态补偿的目标虽然是通过经济手段激励资源使用者的保护行为，但是实际上却往往因为这种外部不当干预的视角，导致目标系统不能够被完全理解，如上文提及的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时限和范围等等一般均由政府决定，补偿对象的参与程度很低[19，22，24]。其结果通常是将目标系统内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简单化，并可能导致与预期相反的效果[60]。

此外，现有关于生态补偿的争议一般局限在单纯的社会系统或者单纯的生态系统的讨论中，而缺乏将二者作为整体进行考虑。一直以来生态系统服务一般被理解为人类从生态系统所获得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收益[4]，这一概念引起了人们对于生态保护的重视，同时人类活动也一直被视为生态系统服务受损的主要原因，因此生态政策往往过度关注人类对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61]。但实际上，纯自然的、无人类干扰的生态系统很少存在，人类活动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动态，关注以往长期的人类活动影响对生态系统的塑造过程，对于生态系统的保护同样重要[61]。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提出一些新的表述，如“文化景观生态系统服务”（cultural landscapes ecosystem services）、“社会生态服务”（Socialecological services），以表征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作用[61-62]。

基于以上认识和分析，本文认为采用“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一词代替目前中所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够在理论上避免由于仅强调生态系统而忽视社会系统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所导致的不当政策干预。“社会生态系统服务”（SocialEcological Systen Service）是指人类能够从某些特定的社会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收益，如在草原地区千百年来形成的“人―草―畜”放牧业生产系统，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生产系统、哈尼族的梯田体系等，这些传统的社会生态系统都为所在地区提供了长期的可持续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收益。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目的不是为了否定传统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或者创造一个新的概念，而是为了通过此概念在生态补偿设计及实施的过程中对于认识和处理生态和社会之间关系，强调两个方面：第一，区别以往单纯强调人类对生态系统负面干扰的生态治理思路，突出人类的文化、经济活动、观念等在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重要作用。第二，突出社会生态系统自身动态及对政策响应的复杂性，了解生态系统服务的内部机制，特别是社会及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

如果以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生态补偿的目标，必须要了解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反馈关系、相互作用机制。与单纯生态系统服务的补偿不同，以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补偿的对象不是排除人为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干扰，而是考虑如何维持人利用资源的活动，保持一种理想的人与自然的反馈状态，因此会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对这一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走出现有的政策误区，对接下来更大范围内的生态补偿政策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WESTMAN W. How much are nature’s services worth？ [J].Science， 1977， 197（4307）：960-964.

[2]NORGAARD R B.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eyeopening metaphor to complexity blinder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69（6）： 1219-1227.

[3]COSTANZA R.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J].Nature， 1997， 387 （6630）： 253-260.

[4]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the assessment serie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2005.

[5]谢高地，鲁春霞，成升魁.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进展[J].资源科学， 2001， 23（6）：5-9. [XIE Gaodi， LU Chunxia，CHENG Shengkui.Progress in evaluating the global ecosystem services[J].Resources science， 2001， 23（6）：5-9.]

[6]欧阳志云，郑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学机制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 2009， 29（11）：6183-6188. [OUYANG Zhiyun，ZHENG Hua.Ecological mechanisms of ecosystem services[J]. Acta ecologica sinica，2009， 29（11）：6183-6188.]

[7]GóMEZBAGGETHUN E， DE GROOT R， LOMAS P L， et al. The history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early notions to markets and payment scheme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6）： 1209-1218.

[8]WUNDER S.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some nuts and bolts[R]. Indonesia： CIFO，2005：6.

[9]ENGEL S， PAGIOLA S， WUNDER S. Designing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4）：663-674.

[10]FARLEY J， COSTANZA R.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local to global [J].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 （11）：2060-2068.

[11]LANDELLMILLS N， PORRAS I T. Silver bullet or fools’ gold[R].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2002：11.

[12]PAGIOLA S， BISHOP J， LANDELLMILLS N. Selling forest environmental services： marketbased mechanisms for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M]. Earthscan， 2002.

[13]ASQUITH N M， VARGAS M T， WUNDER S. Selling tw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kind payments for bird habitat and watershed protection in Los Negros， Bolivia[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4）：675-684.

[14]PAGIOLA S.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Costa Rica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 （4）： 712-724.

[15]WUNDER S， ALB A N. Decentralized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the cases of Pimampiro and PROFAFOR in Ecuador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 （4）： 685-698.

[16]CORBERA E， SOBERANIS C G， BROWN K.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n analysis of Mexico’s carbon forestry programme[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8（3）：743-761.

[17]FROST P G H， BOND I. The CAMPFIRE programme in Zimbabwe： payments for wildlife servic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4）：776-787.

[18]靳飞剑 李小云， 左停. 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生态经济， 2007（12）：156-158.[JIN Leshan， LI Xiaoyun， ZUO Ting.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lessons and implication for China[J]. Ecological economy， 2007（12）：156-158.]

[19]MURADIAN R， RIVAL L. Betwee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the challenge of governing ecosystem services [J]. Ecosystem services， 2012， 1 （1）： 93-100.

[20]MURADIAN R， FROGER G， GARCIAFRAPOLLI E， et al.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fatal attraction of winwin solutions[J]. Conservation letters， 2013， 6（4）： 274-279.

[21]FISHER B， TURNER R K， MORLING P. Defining and classifying ecosystem services for decision making[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8（3）：643-653.

[22]KEMKES R J， FARLEY J， KOLIBA C J. Determining when payments are an effective policy approach to ecosystem service provision[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2069-2074.

[23]REDFORD K H.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challenge of saving nature [J]. Conservation b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9， 23 （4）： 785-787.

[24]MURADIAN R， CORBERA E， PASCUAL U， et al. Reconcil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n alternativ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 （6）， 1202-1208.

[25]VATN A.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 （6）： 1245-1252.

[26]中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 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M].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7.[ Research Group of 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nd Policies in China.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nd policies in China[M].Beijing：Science Press，2007.]

[27]KOSOY N，MARTINEZTUNA M，MURADIAN R， et al.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watersheds： insights fro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cases in central America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1（ 3） ： 446-455.

[28]FERRARO P J.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contract design for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4）： 810-821.

[29]PAGIOLA S， RAMíREZ E， GOBBI J， et al. Paying for the environmental services of silvopastoral practices in Nicaragua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4（2）：374-385.

[30]SNCHEZAZOFEIFA G A， Pfaff A， Robalino J A， et al. Costa Rica’s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gram： intention，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J]. Conservation b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7， 21（5）：1165-1173.

[31]王燕， 高吉喜， 王金生，等.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述评[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11）： 337-339.[WANG Yan， GAO Jixi， WANG Jinsheng， et al.Review of evaluation method of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3， 23（11）： 337-339.]

[32]李晓光，苗鸿，郑华，等.生态补偿标准确定的主要方法及其应用[J].生态学报， 2009， 29（8）：4431-4440.[ LI Xiaoguang， MIAO Hong， ZHENG Hua， et al.Main methods for sett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 and their application[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9， 29（8）：4431-4440.]

[33]WUNDER S， ENGEL S， PAGIOLA S. Taking stock：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gram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834-852.

[34]CORBERA E，BROWN K， ADGER W N. The equity and legitimacy of marke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J]. Development & change， 2007， 38（4）：587-613

[35]KROEGER T.The quest for the ‘optimal’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gram： ambition meets reality， with useful lessons[J]. Forest policy & economics， 2013， 37（C）：65-74.

[36]李文A，张彪，谢高地.中国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资源学报，2009，24 （1）： 3037-3046.[LI Wenhua， ZHANG Biao， XIE Gaodi. Research on ecosystem services in China：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9，24 （1）： 3037-3046.]

[37]GAUVIN C， UCHIDA E， ROZELLE S， et al. Costeffectiveness of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with dual goals of environ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J]. Environmental mannagement， 2010， 45（3）： 488-501.

[38]GROSSCAMP N D， MARTIN A， MCGUIRES， et al.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n an African protected area： exploring issues of legitimacy， fairness， equity and effectiveness[J]. Oryx， 2012， 46（1）： 24-33.

[39]FERRARO P J， KISS A. Ecologydirect payments to conserve biodiversity [J].Science， 2002， 298 （5599）： 1718-1719.

[40]PAGIOLA S， RAMíREZ E， GOBBI J， et al. Paying for the environmental services of silvopastoral practices in Nicaragua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4（2）：374-385.

[41]徐晋涛，陶然，徐志刚. 退耕还林：成本有效性、结构调整效应与经济可持续性――基于西部三省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 2004（4）：139-162.[XU Jintao， TAO Ran， XU Zhigang.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costeffectiveness， structural effect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4（4）：139-162.]

[42]PATTANAYAK S K. Show me the money： do payments supply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0， 4 （2）： 254-274.

[43]BOYD J， SPENCER B. What are ecosystem services？ the need for standardize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unit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3（2）： 616-626.

[44]HOLLING C S， MEFFE G K.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the path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J]. Conservation Biology， 1996， 10 （2）： 328-337.

[45]PETERSON B G D， CARPENTER S R， BROCK W A. Uncertainty and the management of multistate ecosystems： an apparently rational route to collapse [J]. Ecology， 2003， 84 （6）： 1403-1411.

[46]CHAN K M A， PRINGLE R M， RANGANATHAN J， et al. When agendas collide： human welfare and biological conservation[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7， 21（1）：59-68.

[47]KOSOY N A S， CORBERA E.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s commodity fetishism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 （6）： 1228-1236.

[48]PETERSON M J， HALL D M， FELDPAUSCHPARKERA M， et al. Obscuring ecosystem function with application of the ecosystem services concept[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10， 24（1）： 113-119.

[49]GOMEZBAGGETHUN E， RUIZPEREZ M. Economic valuation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J].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 2011， 35 （5）： 613-628.

[50]POKORNY B， JOHNSON J， MEDINA G， et al. Marketbased conservation of the Amazonian forests： revisiting winwin expectations [J]. Geoforum， 2012， 43（3）： 387-401.

[51]陈学明， 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J].中国社会科学， 2012（11）：4-23.[CHEN Xueming.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ecological crisi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2（11）：4-23.]

[52]PARKHURST G M， SHOGREN J F， BASTIAN C， et al. Agglomeration bonus： an incentive mechanism to reunite fragmented habitat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2， 41（2）：305-328.

[53]ADMIRAAL J F， WOSSINK A， GROOT W T D， et al. More than total economic value： how to combine economic valuation of biodiversity with ecological resilience[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3， 89（4）：115-122.

[54]REESON A， TISDELL J. When good incentives go bad：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institutions， motivations and crowding out[R]. Sydney： Australian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Society （AARES） 50th Annual Conference，2006.

[55]BOWLES S. Policies designed for selfinterested citizens may undermine ‘the moral sentiments’： evidence from economic experiments [J]. Science， 2008， 320 （5883）： 1605-1609.

[56]KINZIG A P， PERRINGS C， CHAPIN F S， et al. Paying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romise and peril [J]. Science， 2011， 334（6056）： 603-604.

[57]FISHER J. No pay， no care？ a case study exploring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in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n Uganda [J].Oryx， 2012， 46 （1）： 45-54.

[58]埃莉Z・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0.[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M].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2000.]

[59]韩念勇.草原的逻辑[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HAN Nianyong. The logic of grassland [M]. Beijing：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1.]

[60]斯科特.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SCOTT J C. Seeing like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M].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4.]

[61]REDMAN C L， GROVER J M， KUBY L H. Integrating social science into the Long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LTER） Network： social dimensions of ecological change and ecological dimensions of social change[J]. Ecosystems， 2004， 7（2）：161-171.

[62]HUNTSINGER L， OVIEDO J L. Ecosystem services are socialecological services in a traditional pastoral system： the case of California’s Mediterranean Rangelands[J]. Ecology & society， 2014， 19（1）：8.

收稿日期：2016-11-10

作者简介：范明明，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资源管理。Email：.cn。

篇4

关键词：哈尔滨湿地文化；湿地旅游；生态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151-02

一、湿地文化生态旅游与生态博物馆

湿地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它是其他生态系统不可替代的，它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为动植物提供栖息之地和滋养空间，为人类提供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源，被誉为“地球之肾”。湿地旅游也称湿地生态旅游，是指旅游者以湿地作为观光、游览研究对象，观察湿地的景观、物种、生境和生态系统等，维持湿地自然环境原貌的旅游活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认识到保护湿地生态资源的重要性，也开始合理利用湿地资源。

生态博物馆起源于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与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一种将民族传统文化预期所在的自然生态资源进行统一保护的理念在欧洲逐渐兴起，并且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很快传入我国。我国的生态博物馆是由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文物保护顾问海先生所倡导发起建立的，在他与挪威生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的主持以及贵州省政府的支持下，1998年在贵州省建立了中国乃至在亚洲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所在地居民以及向参观者展示自身的文化，是对自然和文化进行整体性保护的一种新型博物馆形式。生态博物馆被定义为“为了将来而保护和理解某种文化整体的手段”，并且坚持的基本观点就是文化遗产应原状地、动态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某种意义上，社区区域等同于博物馆的建筑面积。总之，生态博物馆是作为一种为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生态，使人与自然处于和谐发展关系的一种新的方式和理念。生态旅游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它与人类对环境意识的觉醒及旅游业的发展是不可分的。人类文明需要进步，旅游业需要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生态旅游的重要内涵和外延。对此生态旅游学者们也都提出了学术观念，即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生态旅游中的一种新型、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活动，有利于保护生态及维护人们的文化与生态观念。

哈尔滨湿地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现有湿地面积12.5万公顷。本文欲通过对哈尔滨湿地旅游进行研究，使建设湿地生态博物馆的构想成为现实，为哈尔滨湿地文化的构建提供参考依据。

二、哈尔滨湿地旅游发展现状

湿地是哈尔滨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各个湿地有不同特色，比如哈尔滨太阳岛湿地公园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岛湿地建于2008年，面积约为88平方公里，西起松北肇东，东至滨州铁路桥。太阳岛湿地是松花江哈尔滨区域内最大的湿地，在全国也可以说是面积最大。其现形成了“一湖三岛”的秀美风光。雨阳公园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西部，其总面积达4.9公顷，其中湿地为1.6公顷。金河湾湿地面积约为1.8平方公里，建于2008年初，是哈尔滨原生态湿地水生生态系统。滨江湿地也是哈尔滨一处湿地旅游景观。呼兰河口湿地总面积约为19 262公顷，其位于松花江北部，园内有萧红故居、呼兰天主教堂等景观。白鱼泡位于道外区聚源镇白鱼屯北部，面积约10万平方米，湿地盛产白鱼。伏尔加庄园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成高子镇阿什河畔，园内面积约达60多万平方米。园内有大片湿地，有一些园林及复建的圣尼古拉大教堂等一些俄式建筑。

由于近年哈尔滨大力开发湿地旅游项目，努力建设湿地生态，使哈尔滨湿地文化旅游的开发与利用初见成效。首先政府高度重视。政府为大力发展湿地文化旅游资源，特组建专门的旅游研发小组对哈尔滨湿地旅游产业进行管理。其次开发效果颇为显著。围绕丰富的湿地资源，哈尔滨湿地地带正在逐步完善，生态环境的原貌加上旅游的需要，经过改造，已经逐步成为哈尔滨市水生态保护的重要区域。

三、哈尔滨湿地旅游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哈尔滨湿地旅游文化正在逐步完善，吸引着国内外大批游客前来游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湿地旅游文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规划与相关政策有待完善

我们看到，应哈尔滨市关于“生态”开发建设要求，各相关部门已经做了相关的规范政策的编定，水务局编制了《松花江哈尔滨城区段百里长廊总体规划》，旅游局编制《松花江黄金旅游带开发策划》，城乡规划局编制了《万顷松江湿地保护与利用规划》。不同的机关单位对哈尔滨湿地旅游进行的规划不同，对湿地重点区域的确定及景区名称的确定，对湿地旅游的定位都缺乏一致性，这样就造成对湿地开发的配套政策会很难有评估系统进行准确评估。

2.湿地旅游中人为破坏严重、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生态环境在湿地旅游中比较脆弱。近年，哈尔滨生态环境人为破坏得很严重，有些人开荒种地、放牧、私建房屋、挖塘养鱼等，致使生态环境急剧破坏。由于人为因素使然，已经导致蒙古图雅、三家子滩等滩地常年被水淹没，其平均高度与大顶子山航电枢纽设计水位相同；万家滩因为人为活动频繁，已失去湿地的明显特征。从哈尔滨湿地旅游目前情况看，整体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湿地旅游景区道路不畅，路况较差。景区内，还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吃住玩一条龙式的服务设施差。

3.内部管理机制需协调、缺乏专业人才指导

从调查情况看，虽然哈尔滨市组织了有关小组管理湿地建设，但是各成员单位对湿地文化旅游的认识不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免会造成部门利益较重，彼此难以沟通甚至有互相推诿的现象发生。对哈尔滨湿地文化旅游的专家组也应该加入一些研究文化的专家，这样能够保证对文化有一定的保护措施的提出及实施。

四、生态博物馆理念在湿地文化旅游中的实际运用对策

从贵州省开始建立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开始，随后在广西、湖南等地纷纷建立生态博物馆，其落户中国的时间还很短，由于它在模式上的独特性和实践上的有效性，实际操作中会有一些难以把握的问题，这里就依据在其他省市建立的生态博物馆的基础上应用到哈尔滨湿地文化旅游中，就几个关键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对哈尔滨湿地文化旅游的未来管理有所借鉴。

1.注重湿地文化旅游内涵。湿地旅游并非单一产业，我们可以充分挖掘哈尔滨湿地旅游文化内涵，注重挖掘相关的金源文化、京旗文化等多元文化因素，借助湿地景观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凸显哈尔滨湿地生态保护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特质，也向湿地生态博物馆靠拢。另外，要利用一些节日民俗活动，要深度挖掘在哈尔滨土地上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让游客前来能够感受不同民族的文化体验，也能进一步提升旅游产品的特色和趣味性。

2.建立专门组织机构管理。建立权威机构，增强执行力度。要想对湿地文化有效开发、保护和研究三个方面都做到尽善尽美，就要组织各方面的专家，生态、湿地、动植物、旅游、文化研究等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评估小组，负责项目建设的顾问。

3.湿地文化旅游资源实行法律化、制度化。湿地生态破坏很严重，所以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首先要严格按照湿地景区内的规划进行旅游开发，重点建设湿地景观。其次，对景区内各种声音、水质、废弃物品的治理，要采用人工船运输，减少使用燃气类物质对湿地生态环境的污染。最后，成立执法小组。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对湿地文化旅游中出现的各种违法、违规现象要进行监管和处罚。

4.湿地文化旅游中建立生态博物馆要注重展示文化要素。生态博物馆本身就具有保护文化与保护生态双重任务，如果当地文化具有明显的独特性，有很多值得保护的地方，有较多的遗产价值，我们就可以采取生态博物馆的形式进行保护并展示。在实际运作中，展示什么和保护什么，却是组委会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事情。比如，我们在保护文化时，是否保护文化及生态的本真性而不改变原貌。如果改变了就失去了原生态的意味，但如果不改变似乎难以作为旅游景区展示给游客。在建设生态博物馆过程中，类似的文化争论会有很多。文物是反映某一时间断面的静态的文化状况，而生态博物馆是反映活态的文化。我们在建设生态博物馆之时还要为本地区的社区居民考虑，不要因为要保留原生的文化和生态就创造利益的牺牲者。

5.文化生态与发展旅游平衡，建立文化生态保护措施。到底是以文化生态保护为主还是以旅游发展为主，这是我们面临的普遍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从眼前既得利益出发，急于发展地方经济，因而都大力倡导旅游开发，开发各种旅游资源，旅游项目也举不胜举，商业气息浓重，这样的结果是使得文化生态保护失衡，原本的文化魅力荡然无存，作为文化生态的湿地就失去原本意义。生态博物馆本来的理念就是不破坏文化生态，不过多干扰社区居民的生活模式和居住模式，尊重当地居民，促进当地居民的收入及文化的提升。所以，要适度地、可持续地发展湿地旅游，这样才会永续发展。

6.量化环境承载力。关于具体承载力，虽然目前没有具体数据，但是对于生态博物馆我们就应该重视其环境容量，这是关系到湿地文化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前提重要条件。在保证游客观光的同时，不损害生态利益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各游区的旅游容量。

7.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与建立湿地文化旅游带。湿地文化旅游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涉及的专业人才也较多，政府必须提高专业队伍的建设，对从业者给予定期培训，提高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哈尔滨湿地文化旅游要全面展开吸引游客，可以建立湿地文化旅游带，从太阳岛的文化风情到金河湾的金色沙滩再到伏尔加庄园等，可以形成一条湿地文化旅游带，扩大影响力。

五、结语

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整体保护，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博物馆形式，为文化旅游开发与保护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模式。无论它是作为一种创新的理念，还是单纯的就是一种博物馆形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中都曾取得过很好的成效。我们把这种理念和实践应用于哈尔滨湿地文化旅游中将是一种全新形式，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的是，生态博物馆所包含的是整个社区的鲜活的整体文化，包括静态文化和动态文化。自然环境、社区居民、有价值的文化遗产等都是在保护之列，也就是说生态博物馆就是对生物多样性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无论是文化保护还是对生态保护都是处于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注重生态原貌保护的同时，也要注重其所承载的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即保护它的完整性。如何将生态博物馆的保护理念、保护方式更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值得我们政府、专家、学者依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也好进一步对实践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卢云亭、王建军.生态旅游学[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

[2]陶思明.湿地生态与保护[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篇5

【关键词】生态旅游 旅游规划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国家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及环保观念不断普及，人们渐渐开始关注生态旅游，国内很多地区都开辟了一些生态旅游的相关项目。生态旅游在发展地区旅游业和地方经济的同时也减少了旅游开发对于环境的破坏，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备受推崇。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首先，一些地区对于生态旅游概念还不是很清楚，盲目进行发展旅游业，在进行项目规划的时候，缺少创新意识，形式雷同，盲目地抄袭国内外的典范，并未针对该地区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其次，一些地区在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的时候主要针对经济发展进行，比较轻视环境保护问题，使得所谓的生态旅游规划名存实亡。最后，还有的地区虽然制定了完善的规划，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划的内容来进行，管理并不规范，依然采用粗放型开发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上述种种现象都表明我国生态旅游事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依然存在一定问题，必须要强化生态旅游的相关概念，找到规划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重点，使得规划更具有可操作性。要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生态旅游事业，就必须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生态旅游项目进行更好地规划，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找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平衡点，让生态旅游能够稳步发展。

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之联系

生态旅游的概念原本来源于西方国家，美国生态旅游协会曾经对其有过专门的定义，在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过生态旅游这个概念。①一般来说人们认为生态旅游并非简单的旅游产品，它也不是简单的旅游方式，生态旅游要强调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要寻求的是和生态保护的共同促进。生态旅游不应该破坏环境，而应该起到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要保持各种资源能够被可持续利用，同时也要帮助当地的经济以及环境等方面能够更好地维持可持续的发展。

生态旅游具有和一般旅游不同的特征。它必须保持自然性，是一种原始的旅游方式，在远离城市的自然风光中，人类能够更好地领略大自然原本的风貌，探索大自然的秘密。生态旅游还必须具有保护性，不应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要注意重复利用原则，寻求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性，要通过合理的谋划来保持长久的经济利益。生态旅游还必须具备科学技术性，对于生态旅游的规划和开发必须建立在对自然环境进行全面调查，对环境容量进行检测，对旅游产品进行科学研发的基础上，开发者要能够充分体现环保意识。

由于生态旅游具有和一般旅游不同的独特特性，这也使得它具有了一般旅游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要更好地规划生态旅游，就必须对它的功能有所了解。②生态旅游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功能，由于生态旅游全面协调自然、经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所以能够可持续地为某地区提供经济收入，并给当地人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我国对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生态旅游在我国的研究。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就有旅游界的人士开始关注并引进了生态旅游这个概念，但是它真正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则要晚得多。1993年，我国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文件《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正式确认了“生态旅游”这个概念。

自此，国内学者便开始关注生态旅游这个概念。首先，有学者对生态旅游在中国的实践和规划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例如，张秋菊、海鹰撰写的“我国生态旅游研究进展综述”一文，就依据近年来国内生态旅游的研究情况，指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其次，也有学者通过设立专项项目，进行了生态旅游方面的研究，例如，赵磊发表的“中国湿地生态旅游研究进展”一文，就以湿地作为研究重点，论述了湿地生态旅游方面的进展。最后，还有学者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出发，对生态旅游的环境承载力等课题进行研究，例如，王会娟的论文“关于国内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进展”就研究了环境承载力和旅游之间的关系。

随着大量的学术研究和论文资料的收集，国内对于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也越来越清晰了，2006年，国家旅游局联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对生态旅游进行讨论，会议对生态旅游的重要性进行了肯定，达成了进一步共识：生态旅游不光是旅游产品和旅游方式，更是强调和谐的旅游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式。

生态旅游在我国的实践。我国不仅对生态旅游的课题进行了学术方面的研究，更致力于具体实践。早在1982年我国便建立了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尝试将旅游和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同步开发。此后我国的生态旅游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截至到2005年底，全国各种级别的自然保护区有2349处之多，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网络覆盖式结构，证明了我国生态旅游事业正在不断向前发展。

我国尝试在不同地区开发生态旅游，有以华山等为代表的山岳生态景区，也有以天池等为代表的湖泊型生态景区，此外以神农架为代表的森林生态景区和以内蒙古为代表的草原生态景区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还不乏以冰雪、海洋等为代表的生态景区。③在开发旅游产品方面，我国也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尝试，除了一般的野外观光旅游以外，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如开发了以鄱阳湖为代表的观鸟生态景区，以香格里拉为代表的探秘旅游等。

影响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环境保护同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生态旅游对环境的积极作用。发展生态旅游对于环境保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通过生态旅游可以切实对当地环境进行保护，旅游所创造的经济收益可以用来持续地维护当地的自然环境，为当地濒危动物的保护、水体污染的治理等提供必要的资金，而且通过生态旅游的方式还可以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促进人们自觉保护环境，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这些都是发展生态旅游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当前生态旅游对环境保护的局限性。生态旅游对环境保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受到公民素质与现有科技的局限性，当前生态旅游对于环境保护也存在一定的消极作用。因为在不断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依然会将一些废弃物排放在大自然，破坏了野生动植物的生长环境，同时噪音问题等也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一些游客出于好奇采集植物，由于不谨慎而导致火灾，随意丢弃垃圾等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而为了兴建旅馆、停车场等公园设施也会对当地植被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为了搭建基础设施类建筑物而随意打入地基等也会破坏当地的地质地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大肆捕杀海鲜野味，兜售蝴蝶、贝壳等标本，这些都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另外，由于大量游客的涌入，势必会增加大气中废气的排放量，对当地大气环境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些汽车或游艇所泄露的油污还会污染当地的土壤或水源。

由此可见，如果不能很好地对生态旅游进行规划，加大对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投入，其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作用将使得生态旅游“不可持续”。④

科技发展对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科技发展对生态旅游的积极作用。在生态旅游中，科学技术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生态旅游本身就是科学技术含量很高的新型产业。⑤科学技术和生态旅游活动的发展也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科技发展对于生态旅游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利用科学技术可以更好地检测生态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并通过一定的科技手段来减少生态旅游对环境的破坏，通过分析环境的承载量、环境退化的速度、自然资源的消耗量等，能够帮助当地更好地进行生态旅游的规划，保持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对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消极作用。由于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很多企业都利用科学技术来追求经济利益，不可避免会排放大量废弃物，因而造成水资源污染、温室效应等大量的环境问题，对环境造成破坏，而这正是影响生态旅游发展的最重要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是总体水平依然不高，而生态旅游中所占有的科技含量同样也不高，利用科学技术来改良环境方面的能力和投入远远不如环境破坏的速度。

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调整好生态旅游和生态保护的关系。首先要加强对于生态旅游的规划，而且这种规划还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要利用生态学方面的理论，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制定并执行规划的时候将游客的行为活动和当地环境的特殊性质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好当地自然环境对于旅游活动的容纳能力，并尽量采取措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好基础设施的数量，避免因为人数过多或盲目建设大规模基础设施而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

为了更好地对生态旅游进行规划，把握好生态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政府还必须从法律方面入手，制定并完善一整套能够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法律法规。既要鼓励各地发展生态旅游，又要监督好环境保护问题，通过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经营者的行为，并对出现违法违规现象的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要梳理清楚各项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健全相关的配套法规制度，对于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可以建立有偿使用制度等，这些也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要协调生态旅游和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不仅要靠政府和社会的努力，其实每一个游客、旅游从业人员也必须要有所注意，文明旅游，提高自己的素质。当地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每一个游客、旅游从业人员进行生态环境方面的科普教育，要让每一个人明白环境保护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够收到更好地效果，加强全体公民的生态道德，促进每一个人自觉自愿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绿化，主动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在各地制定生态旅游规划的时候，可以相应地添加一些与科普或环保有关的项目，例如在植树节的活动中展开义务植树活动，组织环保小队去自然保护区捡垃圾等，只有让生态环境方面的道德深入人心，才能够更好地协调好生态旅游和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调整好科技发展和生态旅游的关系。要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规划，还必须协调好科技发展和生态旅游之间的关系。首先各级政府和相关人员在制定生态旅游规划的时候必须要真正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生态旅游的重要性，要对其投以高度的重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生态旅游虽然发展得如火如荼，但是还是以粗放型为主，质量比较低，科技含量并不是很高，要提高我国旅游业的竞争力，就必须在生态旅游中投入大量的高新技术，以促进生态旅游更好地发展。⑥不仅各地有关部门在制定生态旅游规划的时候要融入科技含量，工作人员具体实施的时候也不能偷工减料，要切实地按照规划中的内容来进行，在开发生态旅游项目之前要依托科学技术做好环境容量的检测和调控，在设计旅游产品的时候要将环保考虑进去，在进行旅游管理的时候要做好监控，建筑基础设施时不能破坏当地的植被和地质，在开发的同时要考虑到环境治理的问题，采取一定措施对当地废水、废气等的排放进行专项治理。

引导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型、制度型创新。除了在制定生态旅游规划的时候要重视科学技术以外，还应该在更宏观的角度加强科技在旅游业中的重要性，提出并实施“科技兴旅”的战略任务，让生态旅游真正成为一种融入了科学技术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方式。为了更好地实施“科技兴旅”的战略任务，各地政府要对此表示合作，不能够只想到发展旅游业来增加经济收入，而应该投入大量的资金，加强在旅游业中的科技投入，并切实地研究各种环保项目和环保技术。对于生态旅游方面的科技研究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以直接用于环境污染的专项治理，如用高科技的手段来检测生态旅游区的环境污染情况，通过遥感技术检测并收集相关数据，在发现污染的时候及时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治理等。也有些科学技术的研究是通过侧面来对生态旅游提供帮助的，例如可以加强互联网方面的建设，建立相关网站，旅游信息，进行生态旅游知识方面的普及，接受游客包括环保问题在内的各种网上投诉等，这些也都能够从侧面让生态旅游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结语

现阶段，我国在生态旅游规划中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还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形形的问题，但是只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把握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坚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发展生态旅游业，坚持在生态旅游规划的过程中巧妙地使用高科技技术，必然会使我国生态旅游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作者单位：汉口学院）

【注释】

①牛亚菲：“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年第12期，第42～45页。

②万友清：“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维与创新思考”，《特区经济》，2006年第5期。

③潘贤君，刘旺：“旅游持续发展探讨”，《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8年第14期。

④韩锋：“生态管理是我国风景游憩地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园林》，1999年第6期。

⑤黄震方：“关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学思考”，《旅游学刊》，2001年第2期。

篇6

【关键词】生态型；管理会计；企业管理；环境成本；社会责任

随着“十三五”规划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在“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中，无不体现着绿色发展理念。其中，首次提出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目标，不但要形成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在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效率也要大幅度提高，并且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要得到有效控制，最主要是要大幅减少污染物总量的排放。其次，在国家不断鼓励发展绿色环保产业的背景下，绿色会计的概念也多次被提到。近年来，我国环境现状不尽人意，随着科技进步、人口增加、需求膨胀，自然资源日益衰竭，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于是，如何将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正确的在企业会计核算中得以体现，成为了新时代管理会计创新的重大使命。

一、管理会计的发展

从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阶段来看。苏亚民（2007）[1]将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以成本控制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管理会计；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是以预测、决策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管理会计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起，是以重视环境适应性、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战略管理会计和绿色管理会计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改变，为了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改进生态经济效率，生态型管理会计是在生态问题严重时且企业发展不得不考虑生态环境问题的情形下，由管理会计与环境管理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管理会计也是应时而改变的，所以在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绿色会计、生态型管理会计就应运而生了。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最早在《90年代西方管理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中对绿色会计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实际上这也是生态型管理会计的雏形。绿色会计指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会计学的原理与方法，采用多元化的计量手段和属性，对各会计主体的环境管理系统以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的一门新兴学科。生态型管理会计就是在绿色会计的基础，以强化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通过对财务、企业行为、生态成本信息进行深加工和系统整合，实现对经济过程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对生态环境保护、补偿进行考核评价等职能的会计信息系统。生态型管理会计侧重于为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服务，这也符合了管理会计的内部性特点。

二、生态型管理会计内涵和特征

生态型管理会计作为传统管理会计的一个新兴分支，是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提高核心竞争力为目标，针对企业的相关行为或经营活动来分析企业的各项财务信息，并对其进行深加工和整合，采取一定的策略将成本控制到最小，并在企业的财务信息中把环境破坏的程度量化，达到企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生态型管理会计主要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针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资源耗用、生态环境破坏、防治等成本进行核算与归集，对生态环境维护和开发形成的效益进行科学的计量和报告，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其更加注重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倡导在获取利润的同时，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环境，减少资源浪费。生态型管理会计是将环境指标、生态指标纳入到管理会计核算范围，因此也具有了其特有的特征：不确定性比较突出，生态问题具有多样性，在资源利用方面也非常复杂，并且一些生态指标也不好确定，由此生态型管理会计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周期和效益难以计量，环境的破坏，以至于达到生态系统的破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涉及到的周期比较长，即使治理也不是当前期间就可以享受到的利益，复杂的特征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去衡量，这也是生态型管理会计要得到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研究方法多样。生态型管理会计不再仅仅涉及经济学与数学的计算，还涉及到社会学、环境学、生态学等学科，综合学科理论，也为生态型管理会计的研究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方法。

三、生态型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实施

在管理会计的发展阶段中，以成本控制和以预测、决策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管理会计阶段是属于经济效益型管理会计，而注重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倡导在获取利润的同时，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环境，减少资源浪费的阶段是生态型管理会计。在倡导生态文明的今天，企业在进行经济效益核算时，应将生态环境成本加入其中，这样才能真正的缓解企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成本计算中应体现生态环境成本

曲闻宇，赵明辰（2013）[2]将生态环境成本定义为：某一经济组织按照国家环境标准体系的要求，为获得生态经济效率最大化而发生的自然资源耗费和牺牲，是需要对社会经济系统进行补偿的社会经济代价。所以企业应加入产品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生态污染、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的生态成本。在管理会计中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那么生态环境成本也应该被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生态环境成本，边际贡献计算公式为：边际贡献=销售收入-变动生产成本-变动期间成本-变动生态环境成本。这样企业首先要解决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对于生态环境成本的计量不像一项简单的经济业务，其计量主体难以确定，也难以客观进行计量并做出合理成本补偿。所以企业可以根据情况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计量属性，比如：当资源的价值难以直接评估时，可以考虑采用机会成本；当生态资源价值可以使用效用来衡量时，可以采用边际成本；当公共产品没有市场价格时，可以采用替代成本；对于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支出的人类劳动费用，就可以采用传统计量属性等。这样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就会对生态环境时代Times2016年第7期中旬刊（总第630期）成本加以考虑，从而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减少隐形的成本隐患，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二）在本量利分析中引入生态补偿成本

以前很多企业的发展是以污染环境和消耗不可再生能源为代价的，没有注意到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生态环境成本，此时为了实现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在目前的发展中应支付将后期的生态环将还原到产品生产之初的平摊费用，即生态补偿成本。对于本量利分析，企业应在计算保本点时加入固定生态补偿成本，如：某一产品保本销售量=(固定成本+固定生态补偿成本)÷单位边际贡献。

（三）做出生态成本预算

在生态型管理会计实施过程中，除了生态补偿成本，也应对目前的生产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支付成本，所以在企业做全面预算时，应单独分设生态环境预算的相关内容，在企业制定预算和生产经营计划之初实现生态型预算的监管和控制，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的监督和报告。比如：可以在业务预算方面增加生态环境成本预算内容，预计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增加生态环境成本的量化，定期报告披露生态环境信息，这样企业可以随时根据报告中生态破坏程度做出调整和整治。

（四）实施生态型战略管理

生态型战略管理突出的是绿色作业管理和全面绿色质量管理，企业应将生态保护提升到战略层面，加大绿色作业管理和全面绿色质量管理。比如：每一道生产工序上对产品质量和环境保护加以监督，对出现问题的环节及时加以修正，努力降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污染和浪费；在成本控制方面，当企业有破坏生态环境和不破坏生态环境两种方案时，企业在选择方案时，应该把破坏生态环境方案成本中加入生态环境治理补偿预算成本等。企业的战略实施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生产资料的消耗和环境保护同企业发展成本有机结合起来。所以，企业应将产品成本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动态、全面地加以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从而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和生态效益不断提高。

四、总结语

生态型管理会计在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方面发挥着不可缺的作用。环境污染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能否借助生态型管理会计的功能特点，抑制企业管理者以环境为代价而追求短期利益行为的出现，从而缓解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社会、企业、个人不断地付出努力。相信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型管理会计进入企业管理体系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苏亚民.浅谈绿色管理会计[J].财会通讯，2007（12）：28-29.

[2]曲闻宇，赵明辰.基于生态保护的环境成本计量探究[J].绿色财会，2013（4）：3-6.

[3]耿建新，曹光亮.论生态会计概念[J].财会月刊，2007（2）：3-5.

[4]张亚连.生态环境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管理会计目标[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财务与会计）,2008（04）：62-66.

[5]胡玉明.管理会计发展的历史演进[J].财会通讯，2004(01):18-22.

[6]何雪锋，王睦瑶，弋建明.让管理会计带上“绿色帽子”前行[N].财会信报，2014-9-8(B07).

篇7

【关键词】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制度构建

一、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内涵

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是指为改善和恢复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相关功能功能，促进水环境的不断好转，由流域水环境权威机构或上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协调上中下游水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相关制度安排。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要求整个社会认同生态功能的价值，使水资源的各个利益相关人认识到水资源是公共物品无需付费的观念是不合理的，促使人们由“谁污染谁治理”的理念向“谁受益谁付费”理念的转变。通过经济手段使生态意识深人到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环节，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并转化为人们有意识的自觉行动。

广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包括跨领域水污染补偿机制。狭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则专指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指对为保护和恢复水生态环境及其功能而付出代价的单位和个人做出的补偿。

二、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及理论分析

（一）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涉及的问题。（1）生态补偿制度缺位。目前已经成型的《生态补偿条例》将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但仍有许多不足需要我们加以关注。具体来说有财政转移支付也很少考虑环境因素，理权不统一，流域补偿制度不健全。另外，相关农户、企业、居民生态意识薄弱也是造成制度缺位的重要原因。（2）生态补偿的支付手段单一。生态补偿的支付主要通过扣缴财政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补偿给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对资金的利用效率很低，从而使生态补偿效果差。（3）生态补偿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的地区生态补偿方式也不同，流域相关利益者通过对补偿标准和支付方式等要素进行相互权衡对比最后得出最终的模式方案。

（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国内研究分析。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需要我们解解决补偿谁、补偿什么和补偿多少的问题。相关部门要用环境产权理论为依据，并且以“谁保护谁受益“为原则来确定补偿标准。（1）补偿对象的确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域生态补偿也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才可能持续，它是一种具有很强外部经济效应的活动。因此，流域生态补偿制度，需要以流域生态环境的相关建设者为补偿对象。（2）补偿要素。对流域生态的补偿对象进行补偿，需要考虑一些要素，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机会损失。机会损失是指水资源供给者由于对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损失的相关投资和经营的收入。二是实际投人，包括水源地使用价值的投人、集雨林经营投人等。（3）补偿标准。要按照流域生态补偿的成本进行确定。概括来说包括水生态保护的日常运行成本、水生态保护成本、保护水生态而丧失的发展机会成本构成。具体来说由人工费、动力费、绿化造林工程，相关水利工程和修建污水处理厂的成本等构成。

（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国外研究分析。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对流域生态补偿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并取得了的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具体来看对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生态补偿的概念方面，国际上对生态补偿的概念使用不多，通常以环境服务付费或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简称PES，其含义与国内所提的生态补偿概念比较接近。环境服务付费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管制手段来说是基于市场的一种经济手段，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2）在生态补偿的标准测算方面，哥斯达黎加采用征收“资源环境调节费”的方式，上游土地使用者以提低机会成本作为补偿标准，下游城市用水者征收的补偿费只占他们支付意愿的一小部分。（3）在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方面，补偿主体是企业和政府，受偿主体是受害的公众。

三、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构建

基于上述问题及相应的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1）完善财产转移支付制度。利用主体功能区划构建全国层次的生态补偿框架，使财政转移支付与主题功能区的规划相联系，增加流域生态补偿支付转移的内容，并对其优先领域和重点地区的进行选择。（2）理顺体制机制，加强流域生态补偿的管理。实现生态补偿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具体要经过3个阶段：初期补偿阶段、产业结构调整阶段和优化发展补偿阶段。各个阶段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是不同的。（3）构建多渠道融资机制。要增加流域生态资本投资的收益，提高企业和私人进行环境投资的积极性，激励市场补偿。通过市场引导和产业化政策，使绿色生产的企业获得更高的受益，大力鼓励企业从事环保投资。（4）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确定生态补偿的标准。生态补偿是受益方给予受损方的补偿，受损方获得了收益，受益方付出了成本。当前存在的补偿标准不合理的情况导致了受益方与受损方的失衡，从而使整个社会失衡，这种现象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补偿过程中只有结合社会总收益与社会总成本，才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发展。

四、结语

建立完善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的必要条件，需要我们在保护流域的水质和水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与环境、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我国当前对流域生态补偿问题都还处于探索研究阶段，补偿的完整的方法架构和具体的系统理论还是没有形成。因此我们需要不断该井自己的思路，努力提升解决问题的实效，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对策，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适合我国的高效合理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篇8

改革开放,使中国现代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经济发展举世瞩目。然而,在夺取辉煌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世界环境权威评价说,我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时也是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国家',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只有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是彻底解决的前提。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的书面非常严峻,主要表现在:植被破坏,物种锐减;耕地资源减少,土壤沙化退化;旱涝灾害频繁,水质普遍污染;资源浪费严重,建设开发盲目;城市生态失衡,农村基础薄弱。生态的恶化趋势尚未有效地缓解,有的地方还在加剧。这种状况直接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严重地影响子孙后代的生存,成为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1“大生态战略”的理论依据

大生态系统是目前以人类社会为中心的一切物种与其生存环境相互间和谐存在与发展的一个自然整体。它的基本单位是人类地球。大生态战略其涵盖的内容,对处与宇宙空间保持正确的相互关系;对内保证在地球家园范围内所有成员相互间为理想、和谐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把握,正在被人们重视和运用,这就是在面临全球化趋势的世纪之交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唯一正确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理念和发展模式。但是,因为世界各区域间发展状态的不平衡,其认识程度不一致,人们所履行的责任和承担的义务也不应相同。然而人类社会向共同和谐发展的目标不会再改变,即使出现阻碍、曲折和反复,理想的境界终将实现。我们可将为实现此目标而在相对较大范围内卓有成效而采取的整体、统一运行的方略,称之为大生态战略。

目前人们通常的生态保护概念多是狭意的人类自身思维和行为以外的自然生态范围,而往往忽略了更重要的一个生态范畴---社会生态。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的涵盖范围类同于人们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概念的线界划分。自然生态的质量取决于而又体现出社会生态的层次。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总体和谐的发展则是我们大生态战略的宗旨和基本目标。目前,大生态战略趋势已客观摆在地球人类面前,这是所有人类成员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我国是占世界人口1/4的社会主义大国,首先要遵循大生态战略原则,承担自己区域内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与管理好地球家园的重大事务。因此积极地旗帜鲜明地提出“大生态战略”的口号是维护地球人类共同利益重要和紧迫的理论课题,实施大生态战略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保障,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和必然途径。同时也是我国政府21世纪的伟大使命。

2实行大生态战略应突破重要环节

2000年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旨在以此制定各地、各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积极采取措施,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度,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实现祖国秀美山河的宏伟目标。《纲要》以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为中心,实行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重,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统筹兼顾、综合决策、合理开发的原则,制定了10年和30年宏伟目标,是指导今后生态环境保护的可行性文件,我国的生态建设从此可望有一个转折和好的变化,但从扭转恶化趋势到逐步地恢复和优化,是需要有相当艰难的过程和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这个恢复工程的代价可能是非常沉重的,也是有益的。根据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相互并存的辩证关系,生态保护应是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同步和统一的行为,自然生态的不和谐因素要从社会生态中找寻根源。保护自然生态必须首先保护社会生态,社会生态是生态保护真正的内涵、关键和前提,也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内容。在社会生态的范畴里,国家机制的运行、各个领域里的发展动态取决于起支配作用的发展意识和法律道德观念;而社会生态的质量最终取决于基范围内的最高决策层发展意识的内在质量和层次。我们制定的保护纲要,是对于自然生态保护采取的规范化管理的依据,是重要的,是被动治理的外部因素,而要真正地达到持续的和谐,必须在内在因素上花大气力,下真功夫,须内外合力、形神一体、持之以恒,方可有效扼制生态恶化,继而逐步达到恢复和优化。这一目标实现的艰难形势如顺水停舟、复往上行,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要具有决策上雄才大略,运行中的坚强措施和持久耐力才能实现。生态恶化的根源,宏观上分析是在整体范围内发展盲目失控的局面下形成的。微观因素是人们狭隘的私欲和短期行为的结果。为此,实施社会生态保护是达到生态环境保护标本兼的根本因素。

篇9

关键词：地质勘查；生态保护；协同；美丽中国

【分类号】：F592；F205

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新理念，描绘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前景。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除了要重视绿化等地上文章，还要“上下兼顾”，关注“地下”的生态文明，以黑龙江省为例，经过多年的勘查开采，四大煤城的地质环境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影响了人居环境。因此，作为与地下工作息息相关的地质勘查业，农业地质、灾害地质、环境地质等相关应用迫在眉睫，如何在建设美丽中国中发挥优势，成为当前新的课题，这不仅需要绿色矿山的建设，也需要组织生态治理项目致力于将受到破坏的土地治理成耕地、林地和其他用地，变废为宝，改变当地的环境，有条件有资质的地勘单位也要为水土监测提供支撑，助力现代化大农业和城镇化建设，当好生态文明建设主力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共建美丽中国。

1.坚持发展与联系的观点，将地质勘查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

一谈起地质勘查，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地质找矿，那矿产资源又如何能与生态保护联系上呢？我们都知道矿产资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基本源泉之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支撑现代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资源，对人类社会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万事万物是有联系的，矿产资源在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巨大作用的同时，由于事物的两面性，也给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比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环境地质灾害等。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国民经济和矿产资源消费同步增长的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矿产资源消耗的总量和强度都有增大的趋势，由此而引起的矿产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地质灾害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在追求高GDP的同时，要用辩证的方法看待地质勘查与生态保护，将相互矛盾转化为互为动力，要更加注重矿业勘查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为了子孙后代，为了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在保护中勘查开发，在勘查开发中保护，协同推进二者的关系，坚持以保护生态为前提，统筹兼顾、协调推进自然、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拓宽地质勘查领域，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地质科学和地质工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先行性工作，地质勘查工作更是地质科学和地质工作“基础中的基础”、“先行中的先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地质勘查队伍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省级地质勘查队伍围绕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源环境方面的突出问题，拓宽地质服务的新领域，创新地质成果的表达方式，实现地质勘查的新作为，用实际作为和丰硕的成果诠释了地质勘查工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1地质科研工作探寻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新路径

随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环境影响的加剧，地质科技人员开展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有效提高了矿产开发过程的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盘活了一大批“呆矿”，减少了矿产资源的初始动用量，降低了生态干预和破坏的程度。开展了天然气水合物、页岩气、地热能等非常规能源的利用研究，为探索新能源利用形式、促进传统能源结构改变进行必要的前期工作。尤其一些重大课题研究行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地质理论和矿产勘查技术的原始创新，实现了重大突破，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形成了国家资源供给的新格局。

2.2多轮次地质勘查填图发挥了综合生态效能

最近的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填图和修测工作，及时填补了边远和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的区域地质资料空白，在为矿产勘查提供基础图件的同时，还广泛应用于国土空间利用规划、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选址、生态环境治理规划等领域，对摸清矿产资源家底和生态资源家底起到了“路线图”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生态灾难突发时，地质勘查人员综合运用航空物探、遥感解译等手段，第一时间提供了目标区范围内的大比例尺地质图件，为抢险救援、灾害防治提供了实时基础资料，对防灾减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2.3多目标地质环境调查丰富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地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水文环境、矿山环境、地质灾害等，大到地壳稳定性、地面沉降，小到有毒有害地区化学元素，是包容整个人类活动空间的大环境。为顺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全国地质勘查系统开展了大陆科学钻探系列工程，开展了资源型缺水地区找水工程、水质型缺水区洁净地下水勘查示范，开展了农业主产区多元素地质化学调查，破解特色农作物“立地密码”，开展了有毒有害土壤污染现状调查及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试验，开展了地质遗迹保护和地质公园规划，开展了“矿山复绿” 项目示范，开展了地面沉降监测、城市三维地质调查工作，开展了海岸带变迁及赤潮影响等调查工作等等一系列工作，极大地丰富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3.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地质勘查工作优势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对地质工作的新需求，让地质勘查工作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比如，开展农业地质调查，圈定“绿色土地”，在发展高效农业的同时，还要发挥农作物的生态效能；在中心城区进行市政建设，有条件的要积极利用地下空间，需要查明地下空间的地质条件，有效减少和预防生态事故的发生；在地质灾害易发区，需要完善地灾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治体系和应急体系，以预防和减少灾害损失等等。要充分发挥地质勘查工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优势，一方面要巩固原有的区域地质调查填图、水文地质调查与地下水监测、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旅游地质、地球化学调查等工作领域，另一方面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搞好地质工作与其他专业部门的交流、融合，共同形成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和保障，推动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4.结语

建设美丽中国要充分发挥好地质勘查专业优势，要从生态文明建设生力军的角度来定位地质工作；要用系统观念、大局观念、整体观念来设计地质工作；要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中不断地拓宽地质勘查工作领域，坚持地质勘查与生态保护协同开展，提升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生态文明的能力，为美丽中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高地质技术支撑和环境基础保障。

参考文献

[1] 邹谢华，郭威.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联机制.国土资源情报.2013（9）.

[2] 李维.简析我国煤矿区水文地质勘查与环境地质评价的现状及发展趋势.黑龙江科学.2013（11）.

[3] 刘洋，田海文.地质勘查工作的环境保护问题.江西煤炭科技.2009（5）.

[4] 张文斌，颜毓洁.从“美丽中国”的视角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与策略―从党的十报告谈起.生态经济.2013（4）.

篇10

论文摘要：生态功能区补偿法律制度是落实我国主体功能区布局战略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内容虽已比较系统丰富，但在补偿主体制度、补偿标准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等方面还明显不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生态补偿的主体，优化生态补偿的标准，健全生态补偿监督管理制度。

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党的十七大都提出在我国建立主体功能区布局的战略构想，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其中，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功能主要是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其利用本地自然资源来发展经济的能力和本地居民生活将受到极大程度的影响。因此为了切实落实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政策，真正达到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的目的，必须进一步加强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建设。

l我国现有生态补偿法律考察

从目前涉及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来看，我国生态功能区补偿制度的法律制度具有多层次性。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涉及到宪法、各种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四个层次，既包括国家立法，又包括地方立法。在宪法层面上，国家在协调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确立了在特殊情况下对私人利益实施补偿的基本规则，从而成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本。在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条规定了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和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根本原则。第19条规定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此外，《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水法》．《矿产资源法》和渔业法》等对我国生态补偿问题亦作了相应规定。在行政法规与规章层面上，《自然保护区条例》、土地复垦规定》(1988年11月8日国务院令第19号)．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资源税暂行条例》以及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等有力地对我国生态补偿制度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范。此外，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层面上，地方人大和政府也不断加强地方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立法，例如1998年10月2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了《广东省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和效益补偿办法》，规定：“禁止采伐生态公益林。政府对生态公益林经营者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省财政对省核定的生态公益林按每年每亩2．5元给予补偿，不足部分由市．县政府给予补偿。此举成为我国地方生态补偿立法的重要范例，对其他地方立法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这些地方性的法规和规章，为生态功能区内部实施生态补偿提供了具体的法律准则。

总之，我国关于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体系，这些法律制度在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发挥着重要的指引和规范功能。

2．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之不足

虽然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已经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其已经完美无缺。从生态补偿基本理念及其实施效果的角度来观察．这些法律缺陷不仅在宏观上制约着我国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而且在实践中无法满足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现实要求。综合看，这些问题与不足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2．1生态补偿的主体单一化

从功能划分上看．生态功能区主要是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国家和地方共同保护和管理的区域，其主要功能是提供生态服务。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生态功能区所提供的这种生态服务应当属于公共物品。公共产品概念最主要的公共政策含义是．政府应当在提供这类物品上发挥主要作用．否则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正是根据这一理论，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早期阶段，我国政府承担了生态补偿的主要责任。从中央政府层面上看，为了贯彻《自然保护区条例》关于自然保护区资金投入的规定，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8月专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有关部门要在政策和经费上积极支持自然保护区的科研和管理工作，重申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同时该规定还要其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多方筹措资金，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资金投入，各地政府要把自然保护区管理经费、科学研究经费及必要的建设金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实际操作上看，我国目前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而且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2000—2005年，中央在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和京津风沙源治理五大生态建设工程累计投资1220多亿元；对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三峡库区．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塔里木河综合治理和中心城市污染治理等工程投资450多亿元。这些巨大的生态补偿数字，说明我国生态功能区的资金缺口是如此的巨大．不仅明显地给中央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且由于在制度设计上缺乏明确的投入规模要求。而且这种较为单一的投资渠道还使得那些从生态服务中受益的地区，游离在付费之外，造成了“东部地区受益，西部地区负担，多数地区受益，少数地区负担，下游地区受益，上游地区负担”权利义务不对等局面。因此，这种生态补偿制度主体性缺陷必须予以改变以体现”谁受益，谁补偿的环境法制基本原则。

2.2生态补偿的标准不明确

补偿标准是生态效益补偿的核心问题．关系到补偿的效果以及补偿者的承受能力。一般来说．生态补偿的界定来自于损失和增益两个方面。从损失的角度看，生态功能区因实施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还丧失了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机会，其损失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损失既包括直接经济支出．又包括因环境资源保护而丧失发展机会而产生的间接经济损失。生态功能区因生态保护和修复对于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是通过生态服务来体现。1997年Robot·Costanza等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气候调节、水调控、水土流失控制、物质循环．污染净化和文化娱乐价值等17种功能。

通过测算，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整个生物圈每年产生的价值平均最少为33万亿美元，为全球GNP的1．8倍。…无论这种计算是否全面合理，但可以肯定，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是巨大的。也正是因为此，在目前的生态补偿保准中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生态补偿强度应当按照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质量和数量，对补偿产权主体环境经济行为产生的生态环境效益进行补偿二是基于生态产权主体环境经济行为的机会成本补偿模式。这就使得在生态功能区补偿的确定在实践中面临着两难选择。选择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恐怕因生态服务功能的天价而补偿者的承受能力难以达到选择机会成本环境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因对于民族地区没有额外的收益，不能够达到生态补偿追求的效果。吲从目前我国对生态补偿的标准看，其标准不仅不明确，而且较为低下。在退耕还林补偿中全国分南方和北方两个补偿标准，这样的补偿方式在有些地区出现了过度补偿、低补偿和踩空现象。在生态公益林补偿金政策的执行中，～些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林地未得到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因此得不到相应的补偿。目前生态公益林补贴标准是5元／亩，远低于林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关专家估测经济林每年平均产出为36元／亩)。据许智宏．阳合熙．李文华等院士测算．自然保护区如果按每公顷150元计算补偿费用．全国自然保护区补偿费用21715亿元。然而，我国自然保护区每年得到各级政府的总投入不足2亿元，许多保护区的保护与维持工作面临严峻的资金压力．极大地制约着我国自然保护区各项功能的正常发挥。

2．3生态补偿监督管理制度不完善

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工程在实现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目标的过程中，牵涉到生态功能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转换．生存环境变革等重大生产和生活问题。从利益主体的利益目标上来看，生态补偿机制涉及到的众多主体，在目标取向上往往还存在着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地方利益和整体利益等的中突和矛盾，生态补偿实质上是一项全局性的利益大调整和制度大变革。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如果监管制度真空或监管不力，都将会给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从目前我国生态补偿宏观管理制度上看，我国生态补偿资金和物资的日常筹集．资金和物资第使用管理、金融支持管理．补偿对象履行补偿考评验收和项目后续管理等等众多制度还没有建立；从目前我国生态补偿微观管理制度上看．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存在多头管理、无人管理的悖论。目前，自然保护区由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综合管理，林业、农业、海洋等部门实施专门管理这种多重管理体制致使自然保护区管理权责不明开发和收费争先；重要的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相互推卸责任。因而，建立自然保护区专门管理机构是必要的。目前，国家和较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有关自然保护区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都要求设立自然保护区专门管理机构．但是对于如何设置管理机构．却大多没有任何规定。这种制度建设情况．严重地影响了自然保护区管理的专门化和效率化。

3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3．1扩大生态补偿的主体范围

由于资金的极度缺乏，许多自然保护区仅停留在简单看护上．对于自然保护区发展所必须的环境监测、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等均无法开展。这样的一个投资状况告诉我们：我国生态功能区的补偿渠道必须拓展。从公共物品理论角度看，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旨在进一步提高生态服务质量，在性质上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公共产品提供的责任尽管主要应当由政府来承担，但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主体。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如戈尔丁、布鲁贝克尔和史密兹等人曾或从理论或从经验方面对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可能性作了论证。当今，随着微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发现在公共物品的很多领域，私人或私人间的合作不仅可能，而且可以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从形式上看，公共物品私人提供可以采取三种方式：一是捐助的方式；二是市场方式，即私人投资建设，私人收费管理；三是联合供给，即私人与政府联合供给，或私人部门负责生产，政府采购后再提供给公众．或者政府对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给予补贴和优惠，也可以是私人与社区联合供给等。因此．在法律制度设计上，应当在进一步改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生态功能区投资上的责任配置，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责任和比例；应当进一步规范中央补贴的性质、规模以及方式等。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多元化的私人投资渠道：一是不断健全环境生态公益事业捐赠法律制度，简化公益捐赠的方式，扩大公益捐赠减免税范围，完善公益捐赠款项使用和管理制度：二是探索生态功能区私人投资模式，在明确生态保护和恢复的基本目标和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在生态功能区的管理和经营中引入私人资本；三是积极、稳妥地开办生态旅游，不断增强生态功能区自养的能力四是切实贯彻落实使用者付费、受益者补偿制度，开展资源使用者个体补偿、流域生态补偿以及区际生态补偿等。

3．2优化生态补偿的标准

有些被补偿地方的政府认为，他们不仅需要生态建设和保护的资金，更需要提高当地发展能力和社会福利水平的资金和援助，这往往是处于贫困阶段的当地群众更关心的一个问题。川显然，生态补偿的标准如果仅限于直接损失是根本无法实现其目的。生态补偿不仅仅是对禁止开发或限制开发区域的自然投入，而且包括对当地社区或居民生存和发展能力提高的投入。忽视这一点，生态保护的成果就会被那些争取生存权的居民破坏殆尽。因而，我国生态补偿补偿的标准应当适当提高，至少应当包括当地居民发展机会的成本损失。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协调环境权和生存权发展权之间的矛盾和；中突。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并不是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的任何区域都要实行一个统一的标准。美国的退耕补偿制度，主要采用竞标机制．在遵循农户自主意愿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来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这种市场化机制，通过平等协商和利益博弈，有效地实现了对区域的区别补偿，解决了生态补偿中两方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从欧盟的生态补偿政策来看，其对于不同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不同生态保护区域的环境条件等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补偿标准。这种差别补偿政策，既在整体上减轻了政府和其他主体的经济压力，又切实地达到了补偿的目的，对我国生态功能区补偿制度的制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