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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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055-03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积极发掘传统道德新的时代价值，努力将其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主义道德的整体框架中去，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文化。2005年2月19日，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1]中国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经过历史的过滤和积淀都逐渐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道德文化。因此，探析各民族道德文化，从中继承和发扬具有时代价值的传统道德文化，既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从藏族传统文化看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丰富性

我国是一个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特点鲜明的社会公德文化、婚姻家庭道德文化、职业道德文化等民族传统道德文化。

1.社会公德文化

社会公德作为一般行为准则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反映，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人们的道德价值、道德理想的某种共识性体现[2]。藏族的社会公德，逐步形成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定夺是非、管理社会生活的功能，它对藏族社会生活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藏族人民注重社会公德。据《王臣记》记载：“松赞王凭借着那写作俱便的善轨文字的方便，在十善法戒的基础上，制定出敬奉三宝、修行正法、孝敬父母、恭敬有德、尊高敬老、诚爱亲友、利济乡人、必须正直、效法上流、善用财食、有恩当报、斗秤无欺、心平无嫉、不听妇言、和言善语、任重量宽等十六条正净的做人法规。”[3]尽管这一法规熔道德、宗教和法律于一炉，表明道德的阶级性，但许多内容是很好的社会公德。

2.职业道德文化

青藏高原是当今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寒大陆，在高寒地理气候条件下形成了地势高亢、幅员广袤、气候寒冷、空气稀薄的独特生态区域，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和“生命”之称。藏族就世代繁衍生息于其间绵延着巍峨的山脉、深邃的峡谷，天寒地冻的世界屋脊之上。藏族人民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中，大自然磨砺出藏族罕见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勇往直前和吃苦耐劳的伟大精神和品质，使藏民族有着惊人的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的耐力和韧性，从而维系了民族的繁衍，同时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藏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中这种刻苦刚强、坚忍不拔的民族魂，只要剔除附于其上的消极因素，在藏区现代化进程中是强烈的助推力。

3.家庭美德文化

婚姻家庭道德是婚姻家庭关系的直接反映，它不仅规范了家庭成员的基本行为，使其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提高，爱情升华，家庭幸福，而且也使其整个民族有着良好的道德风尚。

夫妻地位平等。在藏族地区实行婚姻自主、婚姻自由。藏族传统强调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是藏族家庭地位平等的感情基础。而这种以爱慕为基本出发点的观念不仅是夫妻团结家庭和睦的可靠保证，也是藏族道德中的积极因素。

孝敬父母。在藏族传统社会的道德中，孝敬父母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就有许多孝敬父母的格言，如：“子母相见如仇敌，父母责备白眼翻。永世受罪解脱难，这种人落地狱间。念此应以孝为先。”[4]

要善待子女。藏族传统道德认为教育和培养孩子成为有道德的人，使其能够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善待。所以在藏族家庭对子女的善待更重要的是教子女怎样做人。这些藏族家庭中父母对子女做人的希望，在《礼仪问答写卷》和《萨迦格言》中体现得非常明显[5]。

4.宗教道德文化

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撑和强化作用主要表现为积极的鼓励和消极的威慑。积极的鼓励使得人们在有生之年不顾成败地去履行其道德义务。人们在平时的“积善积德”观念中得到鼓励。

如众生平等、慈悲行善、忍辱无争、尊重生命，保护生态等。藏族生态文化认为，不仅要尊重人类社会中一切人的生命，还应尊重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存权。大自然有其生命特性，人对所处环境其它生物的保护，便是保护人类自己。出于对自然的崇敬，于是出现了对自然的禁忌，走遍藏区到处都有神山、神湖、神泉、神河，自然也有神圣的动物、植物。无论是僧人还是普通人，都是自然区域中一个普通成员，应该尊重保护区其它生物的活动，与其同生存。这样一种观念和行为便有力地保护了青藏高原生物的多样性，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二、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价值

民族传统道德，是指各民族过去发生的一以贯之的在现实生活中仍发生作用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规范[6]。传统道德观念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不可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同步发生变化。相反，它作为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思想仍然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仍然会通过观念来影响并支配人们的言论和行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充分发掘和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对提高民族成员道德素质、促进民族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1.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有利于提高民族成员道德素质

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反映和调整社会成员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它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维系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维系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在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蕴藏着大量的道德评价、道德典范和道德理想，如在个人道德方面，有诚实守信、谦虚有礼、富有同情心等。在家庭道德方面，尊老爱幼、孝敬父母、长幼有别等。在宗教道德方面，有爱国爱民、平等团结、乐善好施、倡善弃恶等。在社会道德方面，包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济危扶贫等。这些道德标准就会自然而然地培养人们的道义责任感和善恶判断力。这使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成员能够分清是非、善恶、美丑，自觉塑造道德形象和提升自身的道德素质，从而维护和完善社会主流道德准则和规范。

2.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促进了民族内部的相互联系和团结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7]。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活动和利益关系。在现代社会，除了用法律维系利益关系上的公平与和谐，民族传统道德对于调节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共同的道德文化促进了本民族内部的紧密团结和同心协力，它可以调整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消除矛盾激化的潜在因素，从而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聚力量、协调行动，形成谅解宽容、和睦相处、友爱向善的人际关系，构筑了良好的人际环境。当然这种调和阶级矛盾，维护奴隶制的道德准则，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有些内容也是合理的、有利于社会安定的。

3.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道德的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对道德规范的遵循保证了人们在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能够相互谦让，从而使社会生活保持健康有序。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是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经验的积淀，融会在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和传统的行为习惯中，在生活的交往中直接表露出来，处处起作用，并且比一般的伦理道德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广泛性、适用性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对社会的调节作用是通过感情、信仰、仪式、教义这些具体的手段和途径给人们施加影响，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保证其社会规范和社会稳定，每个社会都制定一系列制度、法律、措施来对其成员的行为进行控制和监督。但这些手段并非可以运用于所有的场合，有许多的行为选择是在独处的时候，这是上述的措施不能到达的地方。而传统的道德规范可以监督人们的行为，因而控制了许多不正当行为并避免其发生。

但是，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道德观念、道德原则，一旦形成，经久不衰，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尤为典型。当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之后，旧时代传承下来的道德的一部分属于阻碍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腐朽道德，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那么在面临这种十分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其展现出良莠混杂、瑕瑜互见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传统伦理道德呢？

三、继承、扬弃、创新：少数民族道德价值体系重构的基本原则

对待传统伦理道德，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实质上是人类如何对待发展的根本问题。曾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8]这就为我们学习、借鉴历史和传统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为此，必须要以坚持继承、扬弃、创新的原则来提升我们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

1.坚持继承原则

在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着可以跨越社会形态的道德规范，这类道德文化是可以被直接承继下来，用以构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如在藏族传统道德文化中有反映社会公德的文化：孝敬父母、恭敬有德、尊高敬老、诚爱亲友、利济乡人、必须正直和有恩当报等等；体现努力进取的职业道德文化：藏族人民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中，却表现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吃苦耐劳、不畏艰难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品质；展现团结和睦的家庭美德的文化：夫妻地位的平等、孝敬父母、要善待子女，等等。所以，在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这些反映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坚忍不拔、尊老爱幼、追求真理、诚信和童叟无欺的内容，这些均属于同现代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冲突的优良的传统道德文化，无疑可直接纳入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之中。

2.坚持扬弃原则

由于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以农立国的宗法制古老的中国发展起来的，因而突出地表现其两重性。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则更是如此。

少数民族传统优秀道德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就藏族来说传统优秀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已经逐渐融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熔炉之中藏族优良的思想道德传统；体现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的藏族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积极作用的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学艺术[9]。在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诸如此类的内容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弘扬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但我们要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有精华就有糟粕，有优势就有劣势。藏族传统社会道德的核心是藏传佛教道德，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相悖的。如藏传佛教道德主张的是消极人生，积极出世，把现实人生视为苦，且把其根源归结于前世所造之恶业。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的“消极成分”，则是民族精神文化中的惰性力量，与现代化建设是对峙和冲突的，从根本上说，不能将其纳入新道德之内，必须将之弃之于社会主义道德之外。

3.坚持创新原则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民族文化在自然、社会、历史的互动中不可避免地不断发生变化。创新便是民族文化自身生命在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时，吐故纳新，顺应变化，自我调节变革的结果，是传统价值观与现念交合转化的新生态。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只能根据自身因素和现代社会建设的要求并赋予新的内容和含义，使之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一致。

四、少数民族道德价值体系重构的基本思路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少数民族道德文化的价值走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是当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系统的核心要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要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统摄地位和掌控力度的坚实基础，从而为多元文化成长和发展提供恰切时代的风骨气韵及坚强有力的基本价值支撑，以便创造更加洁净朗润的文化生态环境，减少和消除各种污染和毒化带来的精神畸变和观念毒瘤。在少数民族地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少数民族道德文化发展就是要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符合先进文化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就是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加强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道德建设；就是要倡导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传统道德规范，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改革开放这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指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统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并加以提炼、改造、充实和提高，使之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2.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为少数民族道德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创造条件

恩格斯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0]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它的内容始终受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化。改造传统道德，推动道德进步，关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进步。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破民族地区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提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才能使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改造和发扬光大获得强大的动力和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3.培育少数民族的现代道德意识

如同藏族传统道德文化一样，大多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也有消极入世、积极出世、多做善事，不做恶事，既不为名，又不为利，忍受艰苦，与世无争的主张，并且大多数虔诚的少数民族信教徒的心愿都主要不在现世如何致富，而是如何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淡泊名利、不讲物质利益的道德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讲物质利益、不追求经济效益的道德观念已经不合时宜。影响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进步。因此，要结合当地实际培育以讲求经济效益，敢于竞争和冒险的，以重视现世、讲求奋斗的现代道德意识。

参考文献：

[1].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2]李资源.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社会公德建设[J].思想战线，2004，（6）.

[3]杨明.藏族传统道德探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2）.

[4]中央民族学院编写组编.藏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46.

[5]刘俊哲，等，著.藏族道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24.

[6]李资源.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8]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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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外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7）

摘　要：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成为中国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民心相通研究的重要因素，而今天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又呈现新的时代特点。网络文化是今天时代的重要特点，在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面临选择与冲击，也形成了新的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

关键词 ：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网络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34-0247-02

收稿日期：2014-11-10

基金项目：2014年度西安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安外事学院专项课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研究”（课题编号：14IN23）专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媛（1978-），女，山西太谷人，研究生硕士，讲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在21世纪的今天，是网络信息的时代。网络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在时代特点下，少数民族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也在接触并融入到网络生活中，甚至在自由条件下以极大的热情、毫无保留地接受它、迷恋它。网络文化对中国今天的少数民族思想有着许多影响，它在改变着当代少数民族思维和生活的模式，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同样对少数民族的经济价值观也有着至深的影响。

一、网络文化的功能

网络文化是以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及其附属设备为物质载体，以虚拟空间为主要传播领域，以数字化为基本技术手段，以网络经济为基础、以网民为主体、以网上生活为核心内容、以网络构成和信息交流的全球普遍化和实践操作的高度技术化为基本特征的、包括一系列规则、技术、思想、观念等内容的文化生活现象。这种文化形态是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发展状态的反映，也是对现实文化和传统历史文化的再造和继承，网络文化所创造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文化互动，带来了人的生存方式的深刻变革。

网络文化的功能主要包括传播信息功能、沟通交流功能、知识传承功能、娱乐消遣功能、思想教育功能、社会动员功能、民意表达汇聚功能。主要表现为：

1.传播信息功能

互联网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介之后的第四媒介，在信息传递方面的作用已经出现了超越传统煤体的趋势，传播功能是网络文化的最大功能。现今社会人们普遍上网浏览新闻已经成为习惯。这个趋势也有越来越强化的势头。

在我国互联网的应用中，新闻信息传播功能非常突出。据相关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有78.5%经常上网浏览新闻；传统媒体和新闻机构大多都有网上平台。较强的传媒功能，使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近距离接触网络，充分享受网络文化的富足和平实。

2.交往功能

网络文化在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际交往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的表现，人的交往由时间、地点、环境、方式、心理等要素构成，其中地点、空间、方式等因素会收到现实客观条件的约束和限制。网络给人际交往提供了超越现实交往障碍的平台，有许多网民从未谋面但却情投意合，网恋已经成了新的恋爱方式，。“人人”、“陌陌”也是在新时代下网络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应用程序。

3.娱乐功能

互联网不仅是网民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更是网民休闲娱乐的新方式。许多网民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的内容多数为玩游戏、看电影、听音乐、看综艺节目、聊天等娱乐性的活动。为什么当今社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娱乐性上网方式？这与当今社会人们的压力有着特别大的关系，特别是奋斗中的年轻人。人们选择娱乐性上网活动会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经济压力、家庭压力、社会压力。随着网络聊天工具和网络游戏的出现，赋予网络文化极大的娱乐功能，也极大地促进了网络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民上网的直接目的，不再只是获取信息，而是聊天交友或者玩网络游戏。

二、网络文化对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的影响

民族价值观是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最基本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采取何种态度和方式来处理具体的民族问题，其实质是维护和发展本民族利益及地位。经济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经济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经济行为的取向，决定着人们的什么样的心态和旨意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经济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经济价值观作为人对经济生活意义的反思和追求，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

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少数民族，其文化、价值观各有不同，但其经济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由于相似的历史变迁而具有相通性，并且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少数民族的经济价值观由少数民族价值观直接决定，与周围的环境、政策、文化等诸多要素有着密切关系。

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也表现为人的社会性活动。社会性主要是由社会文化所决定的，在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形成的过程本身意义上就是文化的存在物，伴随每一种文化的诞生，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也在发生着一次变迁。在今天的社会，网络文化的出现一样会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特别是经济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对传统经济价值观的继承与超越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人们对于新生事物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虽然由于经济落后，网络普及时间不长，但网络发展很快。网络文化已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很强的影响。

通过对网络文化影响下的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与少数民族传统经济价值观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形式对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产生了非常大的积极影响，少数民族传统经济价值观在网络文化影响下有着有合理的继承与发展。

1.继承了传统经济价值观的优秀与精华

（1）以和为贵。和为贵，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实践的原则。出自《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也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经济理念中也有与儒家思想相同之处。以和为贵就是要按照礼来处理一切事情，就是要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能够恰到好处，都能够调解适当，使彼此都能融洽。

（2）厚德载物。指道德高尚者能承担重大任务崇，今多用来指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学识培育学子成才。在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经济价值观中，历来成为少数民族经济活动中崇尚的道德境界。儒家思想把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集孝、悌、忠、义、礼、信、诚等诸多道德于一身，而少数民族则把君子人格的高尚道德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成为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

（3）重义轻利。重义务轻利益、重责任轻利益、重仁义轻利益。在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中表现为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不能单纯顾及满足个人私利，而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义与利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哲学家探讨的话题，也是少数民族经济活动中经常会面对的矛盾关系。义体现社会公利的道德标准，利泛指个人利益。在义与利关系上，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主张“义为上”，号召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义，即社会公义，主张多为社会做贡献。但主张“义为上”并不是否定个人利益，但主张合理个人利益的获得。

2.超越了传统经济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

（1）天人合一，个人本位论。少数民族价值观首先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这是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的早期形式和内容，也在少数民族传统经济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少数民族的原始先民对超自然神灵的信仰及崇拜，在经济价值观中体现为“天人合一，个人本位论”。在现今社会，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超越传统宗教信仰观，塑造科学和理性价值观。

（2）家族、等级价值论。在少数民族传统经济活动中多数以家族形式参与其中，并且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网络时代，平等理念的传播，那更多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有进会参与经济活动，并成为主体，网络文化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超越传统的集体、家族、等级价值观，塑造了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中平等主体观。

（二）对传统经济价值观的冲击

网络文化以其特有的开放型、平等性、互动性迎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也成为少数民族经济活动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由于互联网络空前的开放和自由，使得当代的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在网络文化的冲击下有了现代化的意义。通过在网络平台上对整个国家文化、整个世界文化的了解，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自身也在力求具有时代性的特点，能够跟的上时代的发展。当代的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不仅追求于经济的增长，也诉求于经济生态的平衡、公正和进步；不仅关注当代人的幸福，也珍视后世的幸福。

三、网络文化对少数民族经济价值观影响的对策

在当今的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与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经济发展的趋势，甚至成为主流，网络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的影响至深。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发展必须要与时代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然而，网络文化的影响有好有坏，就像双刃剑一样，对于网络信息的甄别选择就成为影响作用力的体现。对此，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策制定时应该考虑网络文化的影响因素，应进行多渠道、正面、积极引导，要提高警惕，多加防范，以减少甚至杜绝它的负面影响，就会使网络文化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助力器。

参考文献：

[1] 于海波.网络文化的哲学视阈[J]，长白学刊，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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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校教育 少数民族文化 传承

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但作为其知识体系，则有赖于学校的系统的教育活动，才能被更有效的继承和发展。充分发挥学校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国内的学者、专家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和重视的观点，如：在民族地区创办民族、民族文化人才培养基地，提倡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用民族、民俗活动来丰富校园文化，开设民族、民俗技艺课程等等。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教育情况，可以发现，以考取仕的人才选拔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校教育的功能，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这种社会公共产品，作为主流文化教育基地阵地，对有特色的地域或民族文化的传承有其照顾不到的地方。

发展教育对于国家和社会当然是重中之重，但是具体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该如何发展，学校教育该如何改革才能在发展学校教育对主流文化促进的同时不忽略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要在教育规划纲要出台的起始之初发展和改革少数民族教育，达到在发展同时做到保护民族文化、原生态文化，使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目的，值得思考和探讨。

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在传统上有几个特点，如民族文化地域烙印深刻，具体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产生于特点地域，发展和传承与具体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适应，也有传承该具体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资源和条件，所传承的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在该地域内表现得更加“原汁原味”。又如传承方式方法，技艺类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方式多以“学徒制”为主，包括能人巧匠的收徒以及当地群众向技艺高手的学习，这种传承方式时间周期长，实践性强，技艺及技艺内涵文化内容全面，并且学习过程更能够获得当地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又有传统的民族文化传承获得了当地社会力量的支持，任何少数民族文化的产生，特别是具体少数民族文化现象、技艺、载体的表现形式是接受当地社会和人群的筛选的，只有符合当地文化品位、审美观点、伦理秩序、道德标准的少数民族文化现象才能被留存下来，并且传承下去。而支撑少数民族文化及现象传承的重要力量也是由这多方因素所提供，不但在具体少数民族文化所在地域人民群众生活当中，当地人民群众成为了该文化载体的“消费者”，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了当地人民群众自我身份体现和群体个性的标志，当地人民群众对具体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持尊重、支持的态度，给与了文化传承的力量和文化繁衍的土壤。

少数民族文化环境受到外来经济、社会、文化冲击的时候，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传统的传承方式优势慢慢不明显，反而劣势越发凸显，这也是需要学校教育介入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担负起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重任的原因之一。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传承方式传承周期长，传统学徒式的传承很难能有被传承人能够坚持。少数民族文化的“消费者”的价值取向的变化也给与文化传承以灭顶之灾，相对于现代商业、工业、信息化带来的价值标准，传统少数民族文化工艺、技艺、载体显得不那么时尚，实用性差，娱乐性、刺激性弱，很难吸引当地年青人群的注意，失去了为少数民族文化买单的“消费者”，少数民族文化技艺、活动的普及性大受影响，很多文化活动和现象急剧缩水，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被摆进了展览馆、陈列室，又或者只有在对外展示和表演的时候才会使用。如大理白族的“风花雪月”服饰和丽江的“披星戴月”服饰，除了在旅游点对外进行表演的时候当地人民群众会穿戴之外，年轻人很少在生活当中选择使用，用一位白族年轻女子的话说“我更喜欢t恤、牛仔裤”。

外来的文化、外来的商品、外来的技术以其崭新的面貌、方便的使用感受能迅速的在年轻人心目中占领一个制高点，但是因其更迭换代周期短、文化内涵与当地文化环境不兼容以及“快餐性质”不能够代替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虽然当前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受到了挑战，民间的传承方式受到了破坏，但有文化内涵的事物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在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有力决策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路径将越走越宽。

题中所提的学校教育对于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有其自身的优势。一是学校教育的系统化特点在新形势下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有重要意义，它弥补了传统传承方式覆盖面窄的劣势，虽然学校教育的方式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培养目标不是专家级、专业级，但胜在培养人数广上，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遇到当前学徒不足甚至断代的危急情况下，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它、习得和掌握其基础。二是学校教育的持续性，学校教育从基础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甚至更高级别的教育层层相连，可以分别担负起少数民族文化的普及、深入学习和专业学习。三是义务教育的落实和普及，在少一点升学压力之后，素质教育的加强让各中小学更能够因地制宜的制定素质教育载体和内容，这对学校教育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来说是一个契机。四是社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逐年重视，许多人已经转变观念，逐渐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和相关载体，民族文化专家、技艺能手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产物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也逐步提高，高等教育也开始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和与社会、市场的接轨，让一批少数民族文化专家和技艺能手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以保证其能够继续专研，也同时让民族地区人民开始正视本地区文化的价值，改善当地民族文化土壤和环境，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总之，让学校教育介入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担负起培养民族文化人才的重任，是民族文化传承当中时代的要求，是一条民族文化传承的崭新路径，可以预期此路径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

参考文献：

[1]赵世林.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

[2]袁振国.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3]王鉴.民族教育学[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4]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遗产旅游；营销；特征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3008101

1引言

少数民族多居住在我国边疆和西部地区，总体而言，民族地区呈现出经济欠发达、区位边缘化、文化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较好，文化遗产丰富。在经济上谋发展与文化上保护多样化这对矛盾的作用下，文化遗产旅游作为一种中立或尚且称得上双赢的方式应运而生。然在实际操作层面却不尽如人意，如因旅游运作不当而致使民族文化遗产遭毁坏或变异，当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受益有限等现象。民族地区居民未蒙其利，反深受其害，旅游发展并没有为民族地区带来实质利益，反而造成民族文化的变质，甚至有人将文化的变质视为旅游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此背景下，如何营销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成为民族旅游发展的关键。

一提起营销，总让人联想到销售的最大化，那么，市场营销和文化遗产管理能够和谐共存吗？将市场营销视角运用于文化遗产管理，总会令遗产的忠实保护者嗤之以鼻。认为营销等同于销售最大化，意味着无限制的扩展消费基础从而导致遗产的核心价值进行错误的表呈。同样，很多人还将营销与广告和促销相混淆，认为有损文化遗产作为重点保护对象的形象。实际上，销售和促销所代表的是市场营销过程的最后环节，它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实现更广泛的管理目标的途径。

当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市场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发现，都是没有采用市场营销管理视角的直接后果，而不是因为采用了这种方式而产生的结果。由于没有清晰地界定核心产品、目标市场、经济的和非经济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计划，所以混淆的信息就有可能被传达给公众，其结果就是，可能把“错的”人群带着对“错的”体验的期望吸引到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地，进而迫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管理者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产品，以满足这些人群的消费需求。这当中采用营销手段对目标市场进行过滤就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2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营销特征分析

因文化旅游的一些特别特征，也给作为管理工具的市场营销提出了挑战，同时也说明了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规划程序中充分考虑市场营销问题的重要性。其独有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凸显民族文化内在价值

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整体目标中，内在的文化价值往往与使用价值有着同等或更强的作用。如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觉意识、培养对本民族历史的自豪感，甚至进行宗教沉思等，可能成为比增加游客人数或经济收益更为重要的目标。而通过营销手段无限制地吸引游客人数往往能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因此，营销要着重针对目标明确型文化旅游者，使其获得深刻的文化体验，凸显民族文化内在价值。

2.2使利益相关者受益为目标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主要有遗产管理者、旅游经营商、旅游者、当地居民等群体。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利益群体为旅游者和当地少数民族民众，要想让这两个群体共享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资产，就需要对外部市场（旅游者）和内部市场（当地少数民族民众）都有所了解。因此要对有旅游使用价值的文化遗产进行价值评估，确认双重价值的优先次序，采取必要的平衡措施，获得社区对民族文化遗产资本旅游化运作的支持，同时又确保旅游利用不会牺牲当地使用者的需求。这时运用信息传递过滤方法对营销受众目标群体进行调控，从而使位于第二位的使用者的行动，无论是旅游者还是当地居民，都不应该冲击首要使用者的需求。

2.3将“旅游”与“遗产”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很多文化遗产管理者没有认识到遗产及其设施是旅游吸引物，而在管理方法的运用上没有兼顾文化遗产本身的旅游使用价值。致使遗产的展示及解说系统无法为更多的旅游者服务（尤其是大众旅游者），进而导致旅游者的体验肤浅（民族文化差异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使产品的质量下降。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营销应建立在“旅游”与“遗产”作一个有机整体的基础上才能使游客的感知目标与体验效果拉近。

3结语

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领域市场营销不仅仅是销售，而有其独特的特征，它是构成整体管理计划组成部分的一种管理途径。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能用来实现一系列广泛的管理目标的战术工具，特别是在凸显民族文化内在价值、使利益相关者受益等方面发挥了控制平衡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尹立军，叶全良.民族旅游地经济获利与文化保护的互惠研究——基于认真旅游者的角色探讨［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4）.

篇5

关键词：民族文学/文学批评/边缘化

无疑，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构成，到当代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崛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半个世纪里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篇章。但是，当我们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全球性的语境中，就会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依然边缘化的现实，看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缺席，感受到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意义。

一

事实上，一种文化一旦处于边缘，便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虽然这种文化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自己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往往成为被忽略乃至被淹没的“少数者”声音。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鲍尔吉·原野、江浩、白雪林、郭雪波、邓一光，维吾尔族的阿·吾铁库尔、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祖农·哈迪尔、柯尤慕·图尔迪、祖尔东·萨比尔，壮族的韦其麟、陆地、华山、韦一凡、冯艺、鬼子，藏族的饶阶巴桑、伊丹才让、降边嘉措、扎西达娃、阿来，白族的晓雪、景宜，满族的老舍、柯岩、胡昭、舒乙、叶广苓、赵玫，回族的高深、张承志、郭风、霍达、石舒清、马瑞芳，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禄琴，土家族的孙建忠、李传锋，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达斡尔族的额尔敦扎布、孟和博彦，纳西族的杨世光、沙蠡，瑶族的蓝怀昌，苗族的向本贵等等。这些作家在诗歌、小说、散文等领域创作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作品，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特别是当我们把这些作家的作品作为民族文化传承和积累的一种范本，还原于它们所属的民族文化系统和民族文化语境时，许多在主流文化语境或他者的文化价值系统中不被注意的文化价值便会立即凸现出来（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文本只有在自己的文化系统或文化语境中，它们的艺术生命力才能得到完整的呈现）。

但是，当我们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大的语境下，便不难发现：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各少数民族文学受民族文化传统、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仍然处于各自为战的自我发展、自我循环的状态之中。而且，各少数民族文学间的交流也非常缓慢，各少数民族文学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文学理念，更没有形成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整体上的强势。因此，当某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出产生较大反响的作品时（如阿来的《尘埃落定》、赵玫的《从这里到永恒》），我们很少或者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收获，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高度来界定其意义，而仅仅将之视为某个民族文学的收获，因此，其所具有的改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弱势和边缘地位的意义和影响便被大大削弱和降低。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取得最初的成功后，不但没有认真思考和认识民族文化和自己的民族身份在创作成功中具有的重大作用，从而在接续下来的创作中进一步强化，反而忽视了自己在作品中鲜明的民族身份。特别是在跻身于主流文化后，有些少数民族作家丢失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从而使他们作品的民族性逐渐消失，如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后期以《大漠狼孩》为代表的沙漠小说。虽然这些作品表现的依然是他所熟悉的民族生活，但郭雪波已经不是从原有（如《沙狐》）的蒙古族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审视，而是从湮没自己的那个文化系统，或者从主流文化价值系统的需要出发来进行展示，因此，他的小说虽然可以被冠以“生态文学”的美称，但却远离了自己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系统。所以，对于这一类作家来说，民族仅仅具有符号的标记意义，而丧失了应有的文化的指示功能，其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作用便可想而知。

二

来自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弱势和边缘化现状的客观原因，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内部的诸多原因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处于一种弱势和边缘的地位。这种弱势和边缘地位不仅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对外阐释受到阻碍，而且也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与主流文学和主流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中处于被误读的尴尬处境。

我们知道，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应该是一种双向阐释和平等对话的关系。但是，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强势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对弱势文化或者边缘文化居高临下的阐释。由于这种阐释是从强势文化的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出发，而不是从所解读和阐释的对象自在的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出发，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误读。

可以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从一开始就处于强势话语居高临下的阐释和误读之中。

以蒙古族当代文学为例。50年代，以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朝克图纳仁、朋斯克、扎拉嘎胡为代表的小说家们，用自己的创作向人们展示了内蒙古草原文化，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得到文坛的广泛赞誉。客观地说，在当时，这些小说在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上与同时代汉族作家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是，人们对这些小说艺术形式上的缺陷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原因一是蒙古族文化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本来就处于被同情、被宽容的弱势和边缘地位，二是这些草原文化小说表现出来的陌生化的异质文化风景满足了人们对异质文化的期待视野。人们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小说的艺术形式，而是这些小说中的另类文化景观——草原文化的特征、草原自然风光和蒙古族特有的民俗等等。

再如，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的幸运者的乌热尔图，他的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与其说是这些小说的艺术观念和表现形式，倒不如说是他在作品中展现的鄂伦春原始形态的文化景观满足了主流文化对鄂伦春原始文化的陌生化期待视野。因为，对于一个依然处于原始社会形态之中的民族，其文化的边缘和弱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却产生了利用现代主流话语系统进行创作的作家，而且他的作品展示了地地道道的鄂伦春原始文化的陌生图景。

作者的民族身份以及小说中的文化景观在某种程度上比他的小说本身更加具有吸引力。

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但可以接受他的作品，而且，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会原谅他们作品表现形式和创作理念上的某些不足。因为，对于主流文化和“他者”的阅读期待来说，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毕竟是一种异质文化，虽然这些文化处于边缘，但大都有自己的传承历史。有些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强势文化的历史记忆，如蒙古族文化、契丹文化、藏族文化、满族文化、回族文化等等，这些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地刺激着主流文化的心理，使他们对这些文化的发展史以及这些异质文化的本真形态产生强烈的解读欲望。而正是这些民族作家极具民族特色的创作满足了“他者”对边缘和弱势文化陌生化的期待视野。

事实上，一旦文学阅读进入到符号下面的文化层面，特别是当阅读进入到从一个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的“锁孔”来审视另外一个文化系统时，误读便不可避免。对于与主流文化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前状况来说，误读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民俗的误读上。

我们知道，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任何一种民俗，都是这个民族审美心理和生命情志的物化形态。在一个民族的民俗中，我们能较清楚地看见这个民族文化的始初的真实面貌。但是，民俗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系统，有些民俗保留至今，而有些民俗则已经随着文明的进步成为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乃至民族精神的胎记储存于民族文化的记忆体内。所以，对民俗的误读直接导致对整个民族文化的误读。以草原文化为例，在许多人那里，只要一提及草原，便是天苍苍野茫茫，蒙古包勒勒车；一提起蒙古族生活，便是逐水草而居，茹毛饮血，大碗大碗喝酒，大口大口吃肉，一提起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必定是粗犷豪放。本来是鲜活的、多样的、复杂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性格，被抽象化和凝固化了。特别是在目前的草原风俗旅游中，在许多所谓的民俗村，让本来已经不再穿蒙古袍的蒙古人穿上蒙古袍，让已经骑上摩托车的蒙古人放下摩托再骑上马，让本来不住蒙古包的蒙古人再住进蒙古包，让早已开上了拖拉机的蒙古人再赶上勒勒车等等，以此来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这种现象在本质上是对民族文化的悖论式、悲剧式的文化展示，这种展示一方面表现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逢迎，另一方面则加大了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差距，从而加重了误读的程度。

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以及那些以表现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同样存在着类似民俗文化旅游中的误读现象。80年代末描写藏族生活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遭到查禁，原因是作者违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对藏族生活进行了歪曲的描写。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这部作品除了作者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缺乏了解外，最主要的是对民族文化（民俗）的肢解式误读。这种把具体的民俗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和体系中肢解出来，从“他者”的文化系统和价值出发进行的“阐释”和“创造”，对民族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众所周知，民族文化是由多种文化因素组合而成的完整的生命系统，正如努济所说：“由一个民族在他们集体的努力下所形成的某种生活方式，并进而构成他们的整个环境。它是他们的艺术，他们的科学以及他们的社会机构的总和，包括他们的宗教和礼仪系统……

（文化的）价值观经常体现在人们的歌谣、舞蹈、民间故事、绘画、雕刻、仪式和庆典当中。“

①在文学创作中，这些因素往往能够成为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特质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艺术形式从民族文化的系统中孤立出来，而仅仅从其表层意义上去体会它的审美意味，或者从“锁孔”去窥视以获得陌生的趣味和刺激，就会造成对民族文化的肢解式误读。遗憾的是，这种误读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相反，在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容易陶醉于来自主流文化的喝彩而忽视自己的弱势和边缘地位，身处边缘却意识不到边缘，使我们在很多时候漠视了误读的存在。

转贴于 三

应该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和被误读的现状，给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但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化也决定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缺席和边缘化特征。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很少听见来自少数民族自己的声音，很少看见那种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和民族身份。如，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作家中，张承志、乌热尔图、扎西达娃、阿来、鲍尔吉·原野、梅卓、向本贵等作家可以说是少数民族的骄傲，但是有意味的是，对他们的评价大都是来自于主流的。或者说，对这些作家出现的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界定，不是来自于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而是来自于非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流文化。特别是，在这些批评中，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居高临下的阐释，而且还可以感受到主流强势话语对这些作家作品民族文化意义的漠视。

比如，在对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的研究文章都对小说中陌生化的民俗以及小说独特的第一人称外视角的叙述方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对于小说民俗和叙述表象下的深层的民族文化价值却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评析。或者说，研究者只注意到了小说对民族文化的表现，并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这样表现，也就是说，并没有真正深入到藏族文化的系统之中，从藏族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来阐释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人物行为。因此，这部小说虽然可以因为自身边缘化的题材而获奖，但对这部小说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意义的研究却远没有开始。再如，郭雪波沙漠系列小说的被关注，也不是因为其中的文化内涵——那种深植于小说中的蒙古民族特殊的自然观念和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其中的生态意义迎合了主流文化对生态的现实的功利的关怀。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缘于另一类文化的需要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误读批评，有时会改变一个民族作家的创作走向和选择，使其最终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立场。曾经以《太阳部落》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藏族作家梅卓，在自己的创作取得成功后有过这样一段颇有意味的话。她说，自己所属的创作群体过去一直被界定在少数民族作家范畴内。少数民族作家对写作的文学意义认识不够，也被认识得不够。比如自己，事先并未想写一个民族的作品，但作品出来，马上被界定是民族的，把文学的意义给忽略了、掩盖了。这里，梅卓把自己向主流文化靠拢的渴望和改变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立场的迫切心情表露得一览无余，我以为，这种心迹无疑会改变她以后的创作方向，尽管她对藏族文化有着深厚情感。再如郭雪波后期的沙漠系列小说中对草原文化进行展示时文化身份的转换和对主流文化需要进行迎合的鲜明的功利色彩，说明他的小说已经完全离开了草原文化的母体，变成了符合主流文化需要的自娱性的寓言或者童话。其实，无论是梅卓还是郭雪波，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价值并不在他们对文学形式的把握和张扬，而恰恰在于他们小说中的民族文化底蕴，倘若他们真的割断了自己与民族文化的血脉，他们的创作生命也便宣告终结。这种结局既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缺席有关，又与主流批评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误读有关。

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内部，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研究相比，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力量相对薄弱，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批评队伍和批评群体，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且，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也都处于分散状态，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批评理念，这首先表现在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边界以及内涵的界定上。

我们知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是除主体民族（汉族）以外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总和。某一个个体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三层意义，一是对本民族文学发展的自身状况和内部规律而言，它具有的个体意义；二是对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而言，它所具有的位置；三是在中国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整体中，它所代表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整体价值和影响。对一部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分析都应该在这三种意义的背景下展开。也就是说，评价一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既要从它独特的民族属性出发来评价他在本民族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又要把它投放在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背景中，去界定它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整体格局中的影响；同时，还要将其视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人类的独特创造，确立其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其价值。

但是，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作为整体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常常被个体民族文学的概念取代，如蒙古族文学、藏族文学、壮族文学、白族文学等，人们很少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高度来审视个体民族作家和作品。这使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被消解和淡化。此外，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缺少清醒的批评意识，有些批评者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批评对象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难以对民族文学的个例进行深入的文化分析和准确的艺术定位，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诸如作品的民族意味、民族表达尤其是作为作品活的灵魂的民族精神的张扬和重塑等关键和共性问题，缺少应有的关注。更不能以一种全球性的视野来审视民族文化，界定本民族文化和所批评对象的文化传统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往往就作品论作品，就作家论作家，处于表面和平庸的阐释状态，不能给作家以一种明确的方向性导引，缺乏那种通过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透视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论穿透力。因此，作家很难从批评中受到启迪。特别是当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赢得了主流文化的认同，而这些作家又恰恰对自己创作成功原因缺少十分清醒的认识，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的疏离倾向时，或者说，当作家迫切需要批评高屋建瓴的定位和引导时，批评却常常处于失语和缺席状态（如对阿来、梅卓这类作家）。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中应有的作用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影响。

四

最大限度地消除对边缘文化的误读，改变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弱势地位，不仅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自觉抵抗，也是扩大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明确自己目前的话语地位和文化处境，应该承认自己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弱势地位，应该承认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中弱势地位和边缘化的现实。因此，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承担对民族文化正确解读时，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应该具有一种人文精神和开放、现代的学术品格，应该追求自己独立的学理精神，这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改变自己边缘状态和完成自己文化承当的必由之路。

消除误读现象发生的可操作性策略是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还原到该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去审视和考察。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 ）是文学文本生成的本源。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说，“文化语境”指的是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The field of Culture）。这一范畴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指与文学文本相关联的特定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习俗、心理形态、伦理价值等组合而成的特定“文化氛围”；其二是指文学文本的创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作者，个体或群体的创作者）

在这一特定“文化场”中的生存方式、生存取向、认知能力、认知途径与认知心理和认识方式，以及由此达到的认知程度，此即是文学创作者们的“认知形态”。构成“文学发生学”

的“文化语境”分为“显示本民族文化积淀与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显现与异民族文化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和“显现人类思维与认知共性的文化语境”三个方面。任何一种文学的文本都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②只有我们把文学文本还原到这样的三维文化语境中，我们才能够准确把握文学文本中具体的文化形态与该文本所依存的文化母体的关系，才能够从民族文化这面镜子观照出具体文学文本的真正内涵，才能让作家看见自己的优势和现实，从而修正自己的创作路线。这一点，不仅对已经崭露头角、具有发展潜质的作家如阿来、石舒清、向本贵、鬼子、沙蠡等人非常重要，而且对提升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水平都至关重要。

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仅仅把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作家作品投放到具体的文化语境还远远不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自身体系的建设中，不应该是封闭的，而应该是开放的形态，应该在激活自身最具生命力的因素的同时，向异质文化求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向异质文化求发展不仅仅是为保护本土文化的纯洁性而选择的文化抵抗策略，同时也是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改变自己民族文化弱势和边缘地位的必然途径。因此，我们在注意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强弱差异，承认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速度和影响力被边缘化的现实所阻碍的同时，还应看到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间的对话可能和“和而不同”的全球化趋势。

文化的融合，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不再可能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同化，而作为“少数者”的边缘文化的发展之路也并非只有被同化的一条路可走。事实上，真正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两种文化的碰撞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阐释和平等的对话。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而言，各少数民族间的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也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不同民族间的了解和沟通，而且会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获得激活和整合少数话语的机会，为建构自己的批评话语准备好文化基础。

在这一点上，相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文化地位以及共同的政治语境（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扶持）为各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对话和互补提供了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可能。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首先应该是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整合；应该是在统一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下的统一的批评话语和批评理念指导下的批评；应该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视角下不同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和重新审视以及战略性的重组，而不再是“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的游击式的；应该是以整体的姿态与外部异质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只有这样，才能提升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自身活力，才能获得走出边缘和改变弱势的强大实力。实践证明，从捍卫民族文化的纯洁性的善良目的出发的自我封闭，其结果必然是更加边缘化，并最终在误读声中丧失民族文化的生命。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开放性是指其对当代全球文学理论的借鉴、吸呐和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对自己的位置的确立。鲁迅先生在发展民族文化上的拿来主义思想值得我们深思。

但这绝不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少数者的生存策略，而是全球化语境下发展民族文化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

此外，树立独立的学理精神是开放、现代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内在品格。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不仅面对自己民族的作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总结、评价和指导，同时还负有民族文化传播的重任，负有使自己的批评话语强势化的终级目标。这样，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独立的文化视野和学术目标便成为其学理精神的重要方面。同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学理精神还表现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自我扬弃上。

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都有自己自在、自律的生命系统。每个民族都依附于一定的文化母体。在历史上，民族的存在往往通过争取民族生存权力和发展权力的斗争这种“硬件”来得以证明。民族文化则是民族身份的一种标识。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特定语境下，民族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然而，任何一种文化都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发展。当一个民族找到自己依附的文化母体，当一种民族文化形成自己自在、自律的系统，对这个系统的维护与捍卫便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正如法侬例举的那样：“例如在造型艺术领域，本土艺术家期望不惜一切代价创作一件民族的艺术作品，他把自己关起来，循规蹈矩地悉心复制全部细节。这些艺术家尽管彻底研习过现代技法，参加过当代绘画和建筑的主要潮流，但是他们抛开外国文化，否认外国文化，动手寻找真正的民族文化，十分珍视他们所认为的民族艺术的不变原则。但是这些人忘记了思想形式及其依赖的养料乃至现代信息技术、语言、服饰等已经辩证地重组进人民的心智，殖民时期起保护作用的那些不变的原则现在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期望创造艺术真品的艺术家必然认识到民族的真实首先是他的现实。他必须继续前行，直至找到未来知识出现的地方。”③这种情形只会导致文化的封闭，而不利于文化的发展。事实上，接受一种文化观念容易，而对自我的否定则很难。对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来说，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要找到“知识出来的地方”，同时还要敢于对现实和传统进行否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有一句话值得借鉴：少数者要否定霸权者要先对少数者进行否定。敢于否定自己民族文化者，才是民族文化的真正捍卫者。当然这种否定并不是对民族文化的简单抛弃，更不是从“他者”的强势文化体系或“锁孔”出发对另一种文化否定和同化。而是站在全球化高度对民族文化内部那些阻碍民族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惰性因素和陋敝内容进行排除。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对国民性格和中国文化中的封建因素的批判和否定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对自我的肯定和对本土文化的解读是针对主导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进行的抵抗和自我张扬，那么，对自我的否定同样是对自我境界、品格提升的重要手段。这与主流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误读式的否定和同化企图不同。这种对民族文化内部的“坏死部分”的大胆否定也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学理精神的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毕竟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的多民族文学的结合体，其内部的分散和每一个个体民族的文化系统和文学传统的差异是一种客观现实，加之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彼此相同的弱势地位给整合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我以为，这并不足以改变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由分散走向集中，由局部走向整体的历史趋势。况且，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本来就是统一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它们的繁荣与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繁荣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提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整体水平，不仅是繁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发展中国文学的必然要求。对此，我们别无选择。

注释：

①凯图·卡特拉克：《非殖民化文化：走向一种后殖民女性文本的理论》，阿卜杜勒·R.詹姆罕默德、戴维·洛依德：《走向少数话语的理论》，第457页，载于《后殖民文化理论》第4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参见严绍《“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多边文化研究》第一卷，第84－85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4月版。

篇6

（一）少数民族艺术书法的发展历程

我国少数民族书法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弘扬对于民族的团结和民族的繁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少数民族文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从古老的文字逐渐的发展到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书法。从少数民族的书法类型来看，至今存在的少数民族文化种类并不多，其中能够被传承和大众所熟知的更是所剩无几，藏文、女真文、满文、维吾尔文、彝文、傣文、壮文、契丹文、蒙古文等少数民族书法文字的传承和延续迫在眉睫。对于现代人来说，少数民族书法艺术更多体现的欣赏价值和文化价值，人们对于文字的内容、文字的形态通过现代的审美视角进行解读。未来少数民族书法艺术的发展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流失应该让现代人深思。

（二）少数民族艺术中的书法代表

古代少数民族艺术书法较为的活跃，少数民族作为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从书法体现上来看，不同时期都涌现出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书法作品。以元代为分界点，元代之后的少数民族书法文化语境实现了融合，汉族文明的发展让少数民族文化实现了交流和沟通。作为重要的书法艺术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书法创造起到的非常关键的作用，比较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耶律楚材、赵世延、有孛术鲁?、贯云石、雅琥、萨都刺、盛熙明等。对于现代少数民族艺术中的书法呈现，除了要掌握本民族文字内容，还需要有一定的书法功底，少数民族书法艺术家并不多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彝族书法家卢拉伙、何静华女书、斯琴毕力格蒙古族书法、桑格达藏族书法、傣族书法家尚三果、纳西族书法家和国耀等。

（三）少数民族艺术书法作品解读

少数民族书法艺术风格鲜明，书写规范也各不相同，我们以“羊”字的书写为代表，具体的分析少数民族书法的不同构成。

图一彝族文字图二女书图三蒙古族文

图四藏族书法图五纳西族东巴文图六哈萨克文

如上图所示，在同一个文字的书写上，各个民族的书法风格迥异，彝族文字简约柔和，在文字的线条上给人饱满充实的视觉感受，其中不乏力量之美，属于刚柔并济的书写特点。女书的书写更线条鲜明、轮廓锋利，同汉字的书写有一定的形似，充分的体现了书法艺术的硬朗强劲。蒙古族书法文字在书书写力量上尽力十足，笔墨厚重，整体书写浑然天成，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效果。藏族书法文字民族特征明显，如行云流水清晰流畅，书法构图形态较为的圆润疏朗、隽秀朴素，让人能够身灵其境。纳西族东巴文与其说是书法艺术，不如说是一副画作，虽然在书写上较为的麻烦，但是给人所带来的直观感受和视觉美感最为的充分，了然于心，生动形象的书法特点让人印象深刻。哈萨克文笔法错落有致，落笔干错利落，转承启合之美，文字的构成图像感非常丰富，以线条构成图形，图像交错成文字，非常有审美价值和艺术美感的呈现。

二、少数民族艺术中的书法构成

（一）少数民族书法艺术创作载体

少数民族的艺术中书法创作载体源自于生活，文字的图像感非常的强，让人们可以通过文字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文字的意思。少数民族书法艺术的创作反映了创造者的生活阅历，对于书法的表达能够传达书写着的心境状态。书法艺术的创作不能凭空想象，一定要建立在对于传统的文化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和创作，一定要保留少数民族文化最为精髓的内容。相对汉字书法，少数民族书法艺术传承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受众群体局限性大，除了本民族对于书法内容真正的了解，大众对于少数民族书法还不是很了解，因此，在少数民族书法创作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现代人的审美，注重对于少数民族书法文化背后的内涵进行深刻的讲解，让大众能够熟知，主动去感受文字的内容。

（二）少数民族书法艺术的表现风格

少数民族书法艺术在表现风格上应该保持独特的民族文化色彩，一方面重视对于少数民族文字的传承，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对文字形态、书法作品的整体构图进行设计。书法艺术不是模板的套用，不是一层不变的临摹，每一个人对于少数民族书法的理解不同，书写的状态不同最终所体现的内容，呈现的作品都是不同的。所以少数民族书法艺术在风格的呈现上应该体现多样化的发展，以审美视角和艺术视角让少数民族出发体现更多的美感、用文字来讲述少数民族文化内容，能够实现和观赏者的心灵共鸣。

（三）少数民族艺术的书法意蕴

少数民族艺术的书法意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体现的更为的深刻，对于少数民族书法创作者来说，更多的是一份文化传承的责任。了解书法艺术的时代价值、民族价值，让这份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能够长久的延续下去。让少数民族的书法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感受。通过少数民族书法文化创作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从而实现民族的团结和融合，以时展的视角感悟现代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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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对该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实现。

关键词:

文化权利;少数民族;中央立法

我国各民族都有其自身独特且珍贵的文化传统，这是一笔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尊重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政府一直注重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方面的保护，其中最主要的是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在此，既有国家层面的立法，也有地方层面的立法。中央立法，主要规定一些普遍适用的内容;地方立法，则体现为在国家立法的指导下，对地方具体问题进行进一步地细致规定。因此，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问题上，中央立法往往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一、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中央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保护情况不容乐观，尤其是中央立法，从立法理念、结构体系，再到具体内容，存在诸多问题，影响其实效的发挥。

(一)立法理念的偏差

立法理念的偏差，主要体现为立法目的单一。目前，国际上对文化遗产方面的立法，在价值理念上已确认了文化多样性、环境权、后代人利益、人类共同利益等观念。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样属于文化遗产，在立法的制定中，同样应该考虑这些价值，将其纳入立法目的的范畴。但是在立法实践中，立法所反映出的立法目的往往侧重政治、科学、历史等方向。立法目的的单一性，还表现为立法保障的着重点仅仅在于文化本身，而不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权利。我们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一直停留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层面上，没有将其上升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

(二)立法体系不完善

该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数量不足。相关的中央立法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大多数属于综合性规定，导致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处于无立法保护状态。同时，我国尚未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对各种相关规范进行系统规定。此外，对已有法律条款的解释、修改也不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部分规范难以适应社会关系的调整，导致了立法体系出现漏洞。

(三)立法内容不全面

第一，概括性条款较多。综合而言，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中央立法，其表述多为可以做什么，支持做什么，但对于怎样做，怎样支持，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这样，不仅容易导致自由裁量权扩大，而且使地方立法因缺乏依据，而无所适从。第二，缺少救济性条款。中央立法以行为规则为主，对法律后果及救济机制涉及较少。可以说，中央立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但是，对于该权利行使过程中的监督问题、以及损害该权利而应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第三，未真正体现少数民族的自身意志。在中央立法中，其过度强调了国家机关的职责，而忽视了少数民族群众自身的作用。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而言，少数民族群众才是最能体会其内涵的群体，他们的建议更有可能是有利于文化发展的。第四，权利范围带有明显倾向性。我国的立法保护往往过于偏向某种权利，而忽视其他。举例而言，宪法注重对少数民族精神文化权利的保护，如自由权等，而忽视了对物质文化权利的保障，如文化利益分享权。

二、完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中央立法的依据

(一)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理论原因

1．公民角度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需要。我国《宪法》对公民的文化权利予以明确确认，那么，少数民族人民属于我国公民，其作为公民的权利同样要受到保护。其次，文化权利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当代人权制度和理论认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权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

2．文化角度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保护和尊重文化特殊性、多样性的体现。在我国，由于历史渊源、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条件的差异，各少数民族在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可以说，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其区别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主要标志。因此，尊重文化多样性，具体到我国范围内，主要表现为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保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少数民族角度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维护少数人利益，实现实质民主和实质平等的需要。“少数人”作为国际法中的概念，虽然我国法律规范中没有明确地提及，但是，其具体到我国，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因此，国际法中对“少数人”权利的表述和规定，可以成为我国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依据和支持。其次，少数民族在数量上相对于多数民族是呈弱势的，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少数”恰恰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产生实际弱势地位的根源。因此，对于易受侵害的少数民族权利，我们需要提供“特殊保护”，才能促进实质平等的实现。

(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现实依据

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是基于目前的现实状况而言的。第一，现有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障，未起到应有的效果;第二，由于内在与外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空间急速压缩。虽然我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障，但实践操作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使得各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难免出现偏差，难以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在传统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的今天，面临着各种生存挑战。比如，原有生存环境的改变;人为因素影响加剧;自身传承缺少动力;等等。

(三)完善中央立法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依据

国家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障，在政策、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都给予照顾和支持。其中，维护权利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立法。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其保护和落实的基础就在于自治权。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规范分为两个层面: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在实践中，中央立法往往会对地方的立法工作起到引导、规范作用，其一旦出现偏差，地方层面的法律规范难免也会受到影响。

三、完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中央立法的思考

(一)纠正立法理念的偏差

立法理念对于立法活动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完善中央立法的首要工作，则是建立新的立法理念。首先，要结合国际上最新的文化价值理念如文化多样性、环境权、后代人利益、人类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等观念，来重塑我们的立法理念。其次，立法理念不应仅停留到对文化保护的层面，还应该促进其向尊重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人权的角度转变。

(二)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

1．制定专门性法律

在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方面，我国尚未出台专门性法律，难免出现立法漏洞。因此，在立法上，建议制定《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法》，对诸多立法空白加以规范，如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主客体问题;监督机制;参与机制;等等。

2．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除了制定专门性法律外，还需要完善其他相关法律规范。比如，可以在《刑法》中适当增加侵害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罪名，如关于“侵犯民族语言文字自由罪”的条款。此外，针对立法空白，可以单独立法。如，对少数民族古籍等进行单独立法和配套立法。

(三)借鉴国外处理少数人问题的经验

我国的少数民族，属于“少数人”的范畴，因此，在立法理念和具体规定等问题上，可以借鉴国外关于少数人的立法。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谈到的国外立法，不仅包括其他国家的立法和证词，也包括国际组织中普遍适用的原则。在立法理念上，我国的理念过于单一，难以形成全面、有效地法律规范对其进行保障。因此，借鉴国际上的某些立法理念，融入到我国立法中，不失为一种改进途径。在有形文化遗产保护上，国际组织形成的一系列原则，如整体性保护、独特性保护、就地保护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将其融入到我国立法中，可以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证提供理念和价值资源。

作者：张萍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朱祥贵．文化遗产保护法研究———生态法范式的视角［D］．中央民族大学，2007．

［2］田艳．中国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法律保障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38．

篇8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表现为特有的语言、习惯、风俗、心理、情感等。“当民族共同体在人类历史上形成并区别于其他各种人们共同体的类型以来，文化就总是表现为各不相同乃至千差万别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天然的朴素性和地域性等特征，既是同一民族内部交往的媒介，更是不同民族相互区别的标志。在我国，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丰富多彩的文化，灿烂多样，各具特色，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差别很大。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大众文化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价值取向、传统习惯和心理情感等。

1．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汉语言的大趋势已经形成。

我国是多民族的大国，在众多少数民族中，只有回族、满族使用汉语言，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中南和西南地区，分布着29个以汉藏语系为主的少数民族;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分布着17个以阿尔泰语系为主的少数民族。以前，各少数民族之间交往不多，民族内部只要有少数人懂得其他民族的语言，就能够满足民族间交往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民族间物流人流交往的增多，语言作为交往的工具就显得尤为重要。信息化的社会使大众传媒无孔不入，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广播、电视、网络所传播的信息绝大部分以汉语为主，掌握汉语已经成为少数民族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途径，也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主体媒介。我们注意到“如果语言上的差异，会导致文化上的差异”。汉语普及就会使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运用本民族语言交流的人数呈现递减状态，年轻人在以汉语为主体的大众文化影响下，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应用汉语，掌握汉语是他们改变现实向高层次发展的能力之一，其母语逐渐被边缘化，或沦为被保护、被研究的对象。

2．穿着服饰的改进。

衣着打扮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服饰，五彩缤纷，样式各异，通过服装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民族归属。比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些比较偏僻的农村，男女服饰的民族特征非常明显，男人们穿青布对襟上衣，布帕缠头。女子服饰更是丰富多彩，她们有的穿无领斜襟绣花滚边的上衣，有的头上还缠着各式方巾，喜欢戴银首饰。她们很擅长织布和刺绣，用自己所织的不同样式的壮布和壮锦点缀服饰、美化生活。又如，维吾尔族女子在家乡喜欢穿着丝绸连衣裙，配以深色绣花背心，头系鲜艳的头巾。可以说，每个少数民族都通过衣着打扮来展现自己的民族性，服饰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符号。在社会开放浪潮的推动下，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要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到经济繁荣的地方发展，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他们离开家乡后，衣着打扮也就随乡入俗，服饰趋向大众化，尤其是青年受大众传媒的启发，更是追求服饰品牌化和名牌化，自己本民族的服饰逐步边缘化，逐渐成为民族节日的点缀，或者旅游景区的一道风景线。尤其是年轻人，即便在本民族聚居地区，他们日常穿本民族服装的现象也是凤毛麟角了。

3．风俗习惯的变迁。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表征着不同民族之间的特殊性。其作用是“为了要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它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如果从起源上看，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的源于民族发展历史，有的发端于生产实践，有的是由于纪念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的是强化，有的是产生于居住环境，等等。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展现了形式迥异的风俗习惯，可以说“风俗习惯常常是一个民族一种”。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风俗习惯，如在饮食、婚姻、礼仪、节日、丧葬等方面差异很大。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性转型中，受大众文化的影响，他们的风俗习惯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世俗化、大众化的步伐在加快。如蒙古族的饮食曾经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闻名，现在也养成粗细搭配、多吃蔬菜、多喝酸奶少喝酒的生活习惯。在居住方面，曾经流动的蒙古包被定居的砖瓦房取代，有的地方甚至盖起楼房，牧民也在向市民转变。此外，在婚姻的仪式、礼仪的变迁、节日的选择上都向大众化方向转变，本民族一些特有的风俗习惯只是被当做文物式文化保存下来，与普通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渐行渐远。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已经全方位地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主要力量。

二、多元文化的融合

大众文化自形成以来，就呈现出迅速壮大的态势，契合了社会商品化、生活娱乐化的特征，具有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凭借现代传媒构建多元融合和民族和谐的图景。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在突出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同时，更要体现各民族在精神价值上的相互交融，在突显各民族文化风采之时，又要展现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交流和相互吸收，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现代性的样式。受环境、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革受到的文化阻力较大，表现得更为艰难和复杂。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很容易达成共识，对思想观念的变革则显得相对缓慢甚至有些滞后。因为改革是社会全方位变革，是整体性推进，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实施，都要牵动或者改变长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从而引出新的社会问题。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优势，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方式展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鼓励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勇于迎接挑战，主动调整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媒体要有意识地积极疏导和引导，从更深层次解释、剖析在社会变革大潮下，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正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符合时代特征的变化。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显著增长，社会逐步开放，文化进步繁荣，生活方式多元格局已经形成，人们的心理意识同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尤其是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把民族文化的振兴与繁荣作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立足于文化全球化的大众文化，以现代传媒为手段，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媒介，在平等的氛围中推广自己的特色文化。通过，少数民族文化在得到尊重和认同的同时，普通大众也通过积极广泛的参与以获取精神愉悦，并分享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审美情趣。大众文化的平民性和普适性特征可以得到各民族的普遍认同，实现从不同视角再现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内在具有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的机制。大众文化借助大众传媒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样式，生动地讲述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社会结构，或显著、或隐匿、或巨大、或细小，从总体上全方位、多视角地反映少数民族的社会变革。比如，随着电视的普及，它已经成为观察社会的共同工具，可以说“电视如同一双眼睛，借助它，人们可以观察世界”。在电视的引导下，不同民族的人用同样的视角理解问题和观察社会，很容易形成共识。由于少数民族文化是由独特的历史、宗教和风俗习惯组成，是长期社会实践积淀的产物。而少数民族文化的重建，是要改变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肯定会引起社会冲突。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大众传媒有针对性报道少数民族社会的变迁，报道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变化，鼓励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主动调整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大众文化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典型性的描述，或形象直观，或图文并茂，借以展现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并调动人的认识情趣。同时，可以不断重复再现，让人更准确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传媒都在大力宣传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希望通过文化产业化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比如，被称为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蒙古族的《江格尔》，除了是一部大型史诗外，目前已经成为内蒙古的文化名片。为此成立江格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江格尔》微电影、动漫等，用现代传媒形式弘扬传统史诗，效果非常好。此外，各少数民族都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大量吸收并容纳现代文化。如蒙古长调、哈萨克族弹唱、侗族大歌、壮族山歌等少数民族文化样式，通过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形成共同的文化规范，出现了和而不同的“团结”局面。诚如德国学者阿克塞尔•霍奈特所说的:“‘团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因主体彼此对等重视而互相同情不同生活方式的互动关系。”大众文化构建平等宽容的文化氛围，促使少数民族文化走出民族地区并走向世界，使民族文化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大众文化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充分交流，内在成为少数民族文化走向现代的动力。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于独特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呈现出单一固定的模式。随着大众文化风靡，少数民族文化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大众传媒使少数民族文化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吸引、相互补充。那种原封不动地保护民族文化的观点，或者使民族文化变成僵化了的文化活化石的想法正在被摒弃，“民族文化的变迁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在电视、网络等媒介的影响下，民族文化变迁呈现出加速的态势”。可以说，大众文化顺应了少数民族文化交往的需要，适应现代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通过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学习借鉴、取长补短，缩小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从而实现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

三、公民意识的生成

大众文化的生成与传播必将对少数民族公民意识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大众文化为不同民族之间公共交往空间的形成提供了平台，克服了以往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人的交往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有利于形成共同认可、参与的公共领域，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责任意识和自主意识，以构建共同的公民意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民族主体意识在增强，也更加注重理性精神和科学思维。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加快了少数民族公民意识的生成。一般认为，公民意识的生成主要是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引导的结果，与大众文化联系很少，或者认为大众文化只能起到相反作用。我认为，这是片面性的认识，因为现代社会再也不能用“商品性、娱乐性、浅表性”去简单地概括大众文化的特征。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及其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样式，是现代社会主要文化表达形式，融合了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具活力的内容，通过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来改进社会的整体结构，颠覆传统社会的认知路径，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构建，首先要克服把精英(或者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对立起来的片面性观念。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就会认为精英文化肩负着思想教育功能，决定社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定位，匡正国家的意识形态，以“经典”和“正统”方式存在。公民意识的构建，只能是由代表精英文化的知识分子进行顶层设计，对符合现实社会结构和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文化进行筛选、整理和改造，通过文化政治化的手段，自上而下地宣传和推广，以证明其合理性和正确性。与精英(经典)文化不同的是，大众文化来源于普通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对民风民俗的加工，在民间有最广泛的基础。通过现代大众传媒的整理、修正和补充，使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欢迎，在赢得受众的同时，如果处理得当，对于少数民族公民意识的构建是大有裨益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公民意识形成过程中，不能简单地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立起来，大众文化有时也蕴含着精英文化的部分内核。如洛威尔所言“大众文化很可能表达着极其不同的观念、情感、价值和感受，其中一部分来自并合乎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可以克服精英文化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模式，而是采取自下而上的传播路径，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如果走从大众文化开始逐步上升到精英文化的路径，肯定会增强精英文化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进而达到一种双赢的局面，使少数民族公民意识的构建更加主动和自觉。认真推进少数民族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趋势，拓展公民意识的发展空间。从文化产生土壤以及价值导向来看，大众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发展态势势不可挡，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感染力、影响力不可小觑。在现代传媒包装下，原来只是表征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少数民族文化已经发生蜕变，与大众文化的差异不断被淡化和消解。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都把振兴、繁荣民族文化作为社会进步的推手，无形中提升了大众文化的话语权，同时少数民族文化在发展中也必须汲取大众文化的诸多特征，借以扩大影响，增强自身活力。从现代性角度看，大众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来源于民众，亲民性使它们之间融合的步伐加快，也使它们对普通大众的诉求颇为敏感，并且形成有效的反馈机制。由于所面临的主体都是大众，天然具有依靠大众、关注民生和趋向民主的内在品格，指向了开放的多元化的意识形式，培养积极主动的公民意识。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引入大众传媒，对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整理、加工和改造，逐步改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分配格局，使某种少数民族文化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根据自身的文化资源创建新的公共文化场域，积累和壮大民族文化资本。在少数民族社会变迁中，大众文化改变了原来政治文化独大的单一局面，更加关注文化的经济效益，创立了满足不同层次和等级的文化消费样式，使少数民族各族群众更加自由、方便地选择自己的文化资源，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原先的生活方式，公民意识自然而然地进入制度化形态。

四、少数民族文化市场化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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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承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原因

1.传承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是国家课程改革对少数民族教师的要求。为了使课程改革健康地向前发展，我认为民族原生态文化教学必须处理好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过程和结果的关系。

2.生活方式的变化及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导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严重缺失。城镇化趋势和外出打工经济，现代化信息的飞速发展，物质生活的逐渐现代化，让我们的少数民族服饰风俗文化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本土原生态文化的认知和启蒙，尽快解决现行教育知识体系中地方民族文化的欠缺成为当务之急。

3.黔南州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全州共有汉、布依、苗、水、壮、侗、毛南、仡佬等37个民族。总人口370万人，少数民族占54%。我州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文化有独山愿灯（独山县）、布依族扫寨（都匀市）、清水江杀鱼节（福泉市）等，处处彰显我州少数民族同胞的勤劳和智慧，无不体现我州少数民族人民对美的向往、追求和创造。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我州少数民族教师传承的宝库，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教学资源。

二、传承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对策建议

1.尽可能全面搜集、挖掘和整理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并对其流传、演变和遗存情况进行分析，从而保存、丰富、完善、填补、发展我州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实现多彩贵州、幸福黔南的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2.在所收集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教育功能的分析，形成可操作的课程和教材，具有现实的理论价值。

3.加强传承队伍与基地建设。我们将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开发利用与基础教育培训相结合。开办各级各类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专业培训班，造就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在此过程中，我州民族地区中小学要开设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课程，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原生态文化的认同感、乡土情结与民族情怀，将其文化内化，感悟心灵。

三、传承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重要意义

1.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在社会和谐中的作用。

先进的、健康的、优秀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能够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

2.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优秀的民族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3.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对当地民族学生的作用。

（1）优秀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能增强当地民族学生的精神力量。

（2）优秀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能丰富当地民族学生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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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构成可做如下粗略地分析:首先,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表现为物质形态的资源,是其衣食住行活动及其活动的过程与成果。从存在的样态来看是居于文化艺术表层的、可见的物质形态的资源。从各民族衣食住行生活中的取材、结构、造型、款式、空间利用、功能分区、装饰工艺等方面,均能体现少数民族感知、认识、想象、征服改造宇宙自然中的智慧和能力,表现出少数民族敏锐细腻的感知能力、观察能力、认知能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审美创造能力。如秦淮以南农耕民族的服饰,燕山长城以北及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服饰,从材质、款式、制作、挑花刺绣工艺、装饰等既彰显地域特性、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性,也标示着不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特性。再从各民族的建筑而言,藏族、哈萨克族的帐房,蒙古族的蒙古包,傣族的竹楼,土家族、苗族的吊脚楼,羌族的碉楼,黎族的船型屋等民族建筑,无不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杰作。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其文化艺术资源的物态化载体。在物质层面从其性质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一种不同于煤炭、矿石、石油、天然气等形态的物质资源。从其功能来说是以满足少数民族基本生存、娱乐和审美需求为目的的物质文化。其次,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存在于其深层的,满足其娱乐、归属、信仰、心理、认知、审美的精神文化,以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等文学形式、音乐、舞蹈、美术、宗教、哲学等精神文化形式存在,积淀着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对自然山川、花草虫鱼、天文宇宙、人际社会和人自身的感知、想象、理解、认识及所形成的生命观、幸福观、爱情观、宇宙观等观念。如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就是维吾尔族与戈壁、沙漠、绿洲对话时灵魂深处的哭泣、对抗与和解、喜悦与欢乐,是肉体在时空中湮灭后精神的遗留,是集中反映维吾尔族人喜怒哀乐之情感、善与恶之认识、美与丑的观念的艺术。以其演奏的乐器而言,就有热瓦普、手鼓、萨塔尔、艾捷克、胡西塔尔、笛子、维吾尔族扬琴等丰富的乐器种类。从木卡姆中的几句歌词足以看出其功能与价值:“我的萨塔尔琴以生命的纽带为弦,它能慰藉不幸者,予其悲怆与凄婉。我深深投入于木卡姆使之萦回于心,若耽于爱的憧憬即弹奏于伊人尊前……”[2](P10)。“心灵的秘密用文字永远书写不尽,爱情的神话用书卷永远解释不清。世上花儿有刺,珍珠与贝壳紧紧相连,哪有不受苦的手艺,不受折磨的爱情。”[2](P28)歌唱生命、爱情的魅力,解说生活的道理与人生的哲理。许多民族至今仍通过故事、民歌、谚语、神话、传说等文学形式表达其鲜活的感知与丰富的情感。每个少数民族的表层物质文化和深层精神文化构成民族文化整体,并在不同层面表现各民族的精神及其民族个性。其丰富的存在不仅是维护民族精神文化生态平衡的基础,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促进和丰富人的感性、心灵、情感,促进人格完善、人性升华的重要途径,表现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少数民族审美教育资源,正是当下我们急需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审美教育资源。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特征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资源库,从开展审美教育的要求来说,这些资源具有以下特征:(一)原生性千百年来,由于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科学技术的制约,我国少数民族的审美实践没有走上职业化、专门化、学院化、理论化、系统化的道路,具有显着的原生性,这充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审美教育资源就是其日常生产生活本身。我国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丰富多彩,但无论音乐、舞蹈、美术、文学、戏剧,还是建筑、工艺、服饰等都不是专业化的,而是与其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就是其生活本身。在少数民族中,几乎没有专门从事艺术活动的职业划分,在田间地头,在中堂聚首,在节日礼仪,在篝火晚会,舞蹈和音乐交相辉映,人人都是歌手,人人都是舞者。在建筑群落、生产工具、日常器具、穿戴服饰上,美术、工艺无所不在,无一不彰显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感知、对世界的认识、对美的追求。因此,许多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感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以质朴纯真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出他们“艺术化生存”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专门的剧院,也没有专门的舞台,但是,他们生活的整个地域既是剧院又是舞台。他们没有专业的艺术家,也没有专业的艺术院校,但是,他们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民族艺术审美的传承者。因此,要想了解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入他们的生产生活。反过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及其文化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教育资源。二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传承的习得性。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传承十分独特,既没有专业的学校,也没有专门的职业教师,家庭和社会的代际传承是主要方式。以学习刺绣为例,刺绣是既实用又有观赏性的十分精巧的工艺美术,对刺绣技能、技巧的传授和学习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教育。我国苗、瑶、土家、布依、哈萨克、黎族等民族在教与学两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一般往往是自幼学艺,个别教授的,担任教员的一般是祖母、母亲、姐姐等亲属,而且学无定规,不用教本,完全是经验传授,学用结合,经年不辍。再例如少数民族的建筑,建筑的过程既是工程的建造过程,也是年轻一代向长辈学习的过程。长辈既是施工者,又是教师,年轻人既是工程参与者,也是学生。年轻人在参与实际的房屋建造过程中,自然习得老一辈的建筑技术、建筑工艺和审美观念。三是少数民族审美资源存在形态的混合性。少数民族的艺术形式虽然丰富多彩,但大多数都和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既包含着民族审美的精神追求,也满足了生产生活的各种功能需要。从实践来看,我们很难在少数民族审美资源宝库中找出比较专门化的、纯粹的艺术作品,它们大多既有其实用的价值,又有宗教的、象征的、审美的等多重精神的价值。从理论上说,审美是人类超功利的精神追求,但从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来看,这一点需要具体分析。从人类审美历史来看,审美实践的突破性发展在于它的独立化,需要有职业化,使审美活动在实践的基础上有一个独立发展的空间。由此看来,我国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是处在非职业化的阶段,他们的审美文化产品具有功利的深刻烙印。对此,我们不能用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去衡量少数民族审美艺术资源。但在理论上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审美资源的原生性正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人类审美实践的活化石,需要大力研究、开发和利用。(二)地域性我国少数民族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呈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且大多居住在中国版图的边陲地带。由于其分布的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各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文化艺术审美资源的占有上和审美实践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特色。我国少数民族居住条件差异较大,有高山,也有平原;有草原,也有丘陵和水域。蒙古族的长调、苗族的山歌等等都深刻地反映了广漠草原和崎岖丘陵等不同的自然环境。二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是其审美活动的核心内容,土家族的农耕生产方式只能孕育出摆手舞,而不可能产生反映海洋文明的渔猎工艺。三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了浓厚的乡土气息。一定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只能产生相应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侗族大歌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等等,它们反映了侗族和维吾尔族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而打上地域文化的深刻烙印。(三)民族性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不是个别人的创造,而是全体民族成员世世代代审美实践的结晶,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充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独特的发展历史。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作为对这种历程的反映,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是重要的载体。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歌赋、音乐、舞蹈都对本民族的发展历史有充分的表现。二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民族文化包括许多方面,在狭义上主要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等。少数民族的审美资源是和这些民族文化元素相互交融、共生共存的。我们不可能想象壮族的山歌用的是维吾尔语,也不可能想象朝鲜族的舞蹈表现的是对基督的虔诚。三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各民族审美文化的主题。我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实际上就是展现各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