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险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道德风险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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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防范

一、商业医疗保险的特殊性

相对于一般的保险产品而言，商业医疗保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表现为保险服务过程涉及到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三方。投保人（被保险人）通过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而获得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保险人通过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对医疗机构进行补偿，医疗机构则通过向被保险人提供医疗服务而获得保险人的补偿。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处于同一个医疗服务和保险运行系统当中。一方面，保险人、医疗机构均以保障被保险人（病人）的医疗需求为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各自的生存与发展，以利润（或价值）最大化为内在的经济目标，产生相互利益制约。商业医疗保险独特的市场关系，使得保险人除与被保险人关系紧密外，与医疗机构的关系也非常紧密。

在保险公司没有介入之前，医患矛盾可谓由来已久。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的情况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医生给患者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的情况司空见惯。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医生和病人在医疗过程中处于不同的信息层面上。病人对医疗诊断和治疗，与医生相比显然知之甚少，而医疗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病人不可能冒生命危险对医生的诊断治疗方案提出质疑。从表面上看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生、医院以及医疗处理方案。而事实上，病人在就诊时往往只能任医生摆布。另一方面，医生既是患者的顾问又是医疗服务提供者，这种双重角色是一个矛盾。医生不可能完全从患者利益出发提供治疗方案，医生在决定提供哪种治疗方案上存在经济利益。当病人缺乏医疗知识时，医生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利用其特殊身份，创造医疗服务的额外需求。

医疗保险的介入，改变了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关系，切断了医患双方直接的经济联系，大大化解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患者不太在乎医疗费用的多少，医院也没有了财路变窄的危机，患者和医院都皆大欢喜。可事实上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将大部分转移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介入使得医疗服务双方的直接经济关系消失或退居次要地位，而保险人和医疗机构、被保险人的经济关系上升到了主导地位。此时保险公司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外行，作为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第三方，不仅要控制医疗机构的过度服务行为，而且还要面对众多的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后滥用医疗服务的现实，以及医患双方合谋骗取保险赔偿的可能。所以，保险公司介入医疗保险领域，表面上是解决了医患双方的矛盾，而事实上只是把原来的双方交易关系演变成了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医疗机构的三方关系，这只是矛盾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二、商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可以分为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事前道德风险是指投保后，被保险人受伤或生病之前，他们可能会以一种更为危险的方式生活。例如，被保险人将更有可能抽烟，或者继续保持更易患病或受伤的生活方式。当然这种道德风险在医疗保险领域并不是特别明显，毕竟人的身体（或生命）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因为投保而不在乎自己的健康的，因此，本文将事前道德风险忽略不计。事后道德风险是指被保险人患病或受伤以后，对医疗服务的过度利用。事后道德风险在医疗保险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服务付费方式下的医疗保险意味着投保人患病时基本不承担医疗费用。结果，在不需要特别关注成本的情况下，投保人倾向于要求更多的医疗服务，使得医疗费用极度膨胀。

来自被保险人的事后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1）医疗服务消费的选择性问题。一般来说，疾病发生之后，使患者恢复健康的治疗方案可以有多种选择，这要取决于医生的偏好和患者个人的意愿，就患者个人而言，当然都希望在医疗保险的赔付限额之内享受尽可能多的医疗服务，而且我国有不少投保人有“如果缴了费，用不完赔付额度就吃亏”的想法。所以被保险人往往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事实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贵越好。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非常大。（2）被保险人的保险欺诈行为。在商业医疗保险领域，保险欺诈率一直居高不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假门诊、假住院来骗取保险公司的赔付，给保险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在理赔的时候不易得到医疗机构的配合，取证调查困难，难以制止被保险人骗取保险赔付的行为。

（二）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

来自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行为，也就是“小病大医”和“开大处方”等随意加大医疗费用的行为。从经济利益驱动分析，医疗机构和保险人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在传统的按实际服务收费制度下，医疗机构的收入与它提供服务的多少成正比，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医疗机构自然愿意提供更多、更昂贵的医疗服务。很显然，这和保险人控制被保险人过多的滥用医疗花费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来自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也就是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是由被保险人直接支付，而是由保险人来买单。从心理上来讲，患者（被保险人）和医生在交易过程中的感受都是“免费的”。从被保险人的角度来看，在保险赔付额度范围之内，接受医疗服务都是免费的；从医疗机构的角度来看，在被保险人出现过度消费的同时，医生及其所在医疗机构都能够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在这样的机制下，被保险人的过度消费和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都是一种必然。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生事实上既是被保险人的人，也是保险人的人，在这复杂的三角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保险人根本无法全面掌握被保险人的健康信息和医疗机构的医疗信息，加上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保险人很难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行为。

三、商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防范

（一）投保人道德风险的防范

遏制投保人道德风险较为有效的方式是建立医疗服务费用的共付制。当参保者分担了部分医疗费用后，相应也加强了其医疗费用成本意识，促使其关注医疗费用，合理有效地使用医疗服务。而且，参保者对医疗服务的理性消费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对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制约机制。具体操作上可采用免赔条款、共保条款和保单限额等方法。通过医疗服务费用的共付制将风险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进行合理分担，可以有效降低投保人产生道德风险的程度。

（二）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防范

目前，医疗费用的控制已经是世界性的难题，而在所有导致医疗费用上涨的因素中，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方式从付费的时间上来看，可分为预付制和后付制。虽然预付制可以降低医疗服务机构的道德风险，但也有不足。另外保险公司通过对医疗机构提供给病人的医疗服务的审查，可以减少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对医疗服务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全过程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医疗服务机构道德风险的产生。

在医疗机构道德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上，笔者认为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借鉴国外的经验，改变我国目前的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建立和发展管理型医疗保险模式。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是我国商业医疗保险目前采用的经营模式。所谓买单式医疗保险就是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后被保险人到医疗服务提供者那里接受医疗服务，医疗服务提供者按照提供的医疗服务收费，被保险人付费后用付费凭据到保险公司那里报销索赔，保险公司间接地按照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进行付费。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导致医疗服务和保险服务是两个独立的过程，保险公司作为支付医疗费用的第三方，仅仅参与了保险服务，没有介入医疗服务，导致道德风险的控制无法得到医疗机构的配合。因此，现有的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是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控制道德风险的根本原因。管理型医疗是把医疗服务的提供与提供医疗服务所需资金的供给结合起来的一种系统，通过保险公司参股医院或投资医院及医疗费用包干模式将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形成利益共同体，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被保险人被动受制于医院、医院与被保险人合谋的道德风险。管理型医疗保险是一种集医疗服务提供和经费管理为一体的医疗保险模式，具体做法是将投保人交纳给保险公司的保费的一定比例预先支付给医院，然后由医院完全承担被保险人的健康风险，医疗费用超支的部分由医院自己承担，赢余归医院所有，从而达到控制医疗费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飞，商业医疗保险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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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责任保险及其道德风险

1.环境责任保险概述

20世纪60年代以来，责任保险被引入到环境保护与环境侵权救济领域，逐步产生了环境责任保险。即投保人依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向保险公司交纳相应的保险费用，当被保险人因环境侵权而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由保险公司代其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支付法定数额的保险金[1]。通过参加环境责任保险，潜在的环境侵权加害者演变成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共同承担者，当发生侵权时，由这些共同承担者负责某个成员造成的损害责任，侵权损害仍然是由这些直接使用、消费环境的加害者负责。环境责任保险赔偿主体的替代性不仅缓解了巨额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与侵权者有限的承担责任能力之间的矛盾，而且符合环境保护法中“污染者负担”的一般原则[2]。环境责任保险是环境保护法与保险法契合的产物，也是法学与经济学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成功结合。然而环境责任保险属于保险的分支，只要涉及保险，难免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环境责任保险的出现难免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疑虑和担忧：生产者会不会因为参加了环境责任保险而降低自身的注意义务，放松对环境破坏的警惕和预防，放任甚至故意制造环境侵权行为？这就是所谓环境责任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2.环境责任保险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道德风险是指参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在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做出了不利于信息劣势一方的行为，而且不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后果。环境责任保险的道德风险是指因为参加环境责任保险,环境侵权行为的加害者很有可能采取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行为从而导致环境侵权的恶性循环。因为一旦发生环境侵权损害,加害者除了交纳保险费用外无需付出任何代价或者付出极小的代价，便可以通过保险合同将损害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其造成的损害与付出的代价不对等。保险公司在为受害者提供经济补偿的同时，也使被保险的加害者从经济赔偿责任中解脱出来，被保险人就会保护懈怠，丧失尽到谨慎义务的动力，导致在投保后环境侵权风险几率提高。因为信息不对称，每一个投保的生产者都可能知道自己的环境侵权风险发生概率情况，而保险公司并不清楚这些信息，这样一来，高风险的生产者更倾向投保，保险公司的出险率和赔付率大大提高，最终会导致环境责任保险市场的崩溃。因此，对风险等级和保险费率的分类越细越好，但这对保险公司和投保人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此时逆向选择问题随之而来[3]。如果保险公司对规模不同、环境友好程度不同的生产者以相同的保险费率标准收取保险费时，那些规模相同但环境污染较严重的生产者并不需要支付更多的保险费、承担更多的责任，环境友好型生产者实际上是为环境不友好型生产者承担责任、分担风险，这必然会引发不公平竞争,不利于抑制生产者的侵权行为，甚至可能导致生产者恶意侵权，引发道德风险。当环境责任保险为其披上一层“防弹衣”后，出于趋利性的本性，生产者不再顾忌环境侵权可能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对预防和重视环境侵权采取消极的态度，从而对环境保护产生不利的影响。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道德风险存在于任何保险中，也是环境责任保险道德风险产生的最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环境责任保险的道德风险产生还有其他原因。首先，保险标的的特殊性。环境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消极保险，保险的标的是因环境侵权而应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4]。在投保时，环境责任保险的标的很难确定。环境侵权损害具有潜伏性和持续性，在环境责任保险期间内，环境侵权损害是否发生、何时发生、何地发生、后果具体是什么、损害程度大小等等都是不确定的，这使得环境责任保险可能陷入道德困境，即因为这些的不确定，生产者长期的侵权风险责任已经转嫁出去，就可能对环境侵权不会采取过多的预防和治理措施，削弱了环境保护的意识。其次，环境侵权加害者与直接受害的不对称性。出于强大的趋利本性，生产者作为环境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与付出较小成本的诱惑下，极易做出环境侵权行为。然而，环境侵权行为产生的不利影响却大部分直接作用于他人。如工厂向河流违法直排污水，直接受害者是河流、土壤、地下水、河流中的生物以及沿岸的居民。正是因为很多环境侵权行为短时间内对加害者并没有产生不利影响或者产生的不利影响在由此获得的利益面前冲销殆尽，即使是参加了环境责任保险，生产者也很容易产生“反正受污染的也不是我”的心理，其所交纳的保费和承担的责任在利益的诱惑下也不足称道了。再次，生产者的认识误区和侥幸心理。环境责任保险作为一种较为新兴的事物，生产者对其基础和本质缺乏足够认识。当支付保险费后却没有风险发生时，生产者就有可能产生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环境侵权行为不会被发现，从而可以通过谎报损失或者消极履行保证义务等方式从保险公司获得额外收益，产生道德风险。最后，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求保险公司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对于承保过程中的风险识别和预测、投保生产者的评估和监督、风险发生时投保人的心理态度、义务的履行情况、理赔时的损失评估等，均要求保险公司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相关的专业素养。由于我国实施环境责任保险的经验远远不够，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选择、评估、监督等都缺乏足够的经验以至于不能很好的防范投保人道德风险的发生。

二、环境责任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内部预防措施

1.优化提升保险公司内部环境和水平

保险业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较短，发展速度较快，这也导致了国内保险公司在从事保险业务时主要注重保险市场的占有率和保费规模，将实现保费业务量这种绩效指标作为单一的硬性考核指标用以考量职位升迁、奖励发放等。只注重业务数量，忽略质量为道德风险的产生埋下了隐患。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特殊，它事关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事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应将环境责任保险与其他责任保险区别对待。保险公司在从事环境责任保险业务时应当取消绩效指标，认真核保，加强保单甄别工作，最大程度上为环境责任保险创造良好环境。此外，培养并提高环境责任保险从业人员素质，提升业务员水平，评估风险，引导客户选择合适保单也是非常重要的。

2.设计合理的环境责任保险合同

制定完善合理的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可以降低环境责任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5]。明确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可保利益和价值。道德风险，主要是对生产者故意制造或者放任的损害而言，环境责任保险对故意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或者在损害发生时采取放任甚至故意的态度导致损害扩大的情况跨不予承保，设定合理的除外责任，这样就排除了最大的道德风险。在发生环境侵权事故后，参加环境责任保险的生产者等请求履行责任保险合同时，必须在合同规定的可保利益的范围或价值内，对超过部分，保险公司不予赔偿。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滥用环境责任保险的行为或超额保险、重复保险行为，还可阻碍故意或不尽义务情况下导致的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6]。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可以利用保费与以往的索赔情况记录和环境侵权记录挂钩的保险费率措施等来降低道德风险，并在保险合同中规定免赔额。环境责任保险一般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一旦发生环境侵权，启动保险事由，只要不排除生产者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保险公司对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失都要承担保险义务。而免赔额提高了被保险的生产者疏于管理和实施道德危险行为的成本，使其谨慎行事的边际收益或不谨慎行事的边际成本为正值。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生产者必然会加强风险防范，避免损失发生，从而缓解道德风险的危害程度，也提高了自身的形象。设定免赔额还可以提高保险公司的理赔门槛，减少替一些污染小作坊的频繁理赔，降低经营成本，从而降低保险费率，吸引低风险水平的生产者参加保险，提高生产者对环境责任保险的需求。通过对不同情况的生产者设定不同的保险费率、免赔额、保险期间，赔偿标准等等来规范环境责任保险市场。由于环境危害的潜伏性、累积性的特点，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保护受害人的利益，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可以在保险合同中设置“日落条款”（sunsetclause）。日落条款是指保险合同中约定的部分或全部条款终止失效的日期，也就是说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间内发生对被保险人的环境责任索赔事件，保险公司才承担保险责任[7]。这样一来，可以有效防止参加环境责任保险的生产者依赖环境责任保险从而降低其自身的注意与防范义务，平衡保险公司与受害者的利益。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中还应规定保险公司对投保生产者的监管[8]。承保前，应对生产者进行详细的、科学的风险评估，对其营业的行政许可、生产类型、规模、设备、周边环境、安全措施、有无环境侵权历史等做周全考虑，限制其从事高危险环境侵权行为，并建立该生产者的环境责任保险档案，该档案可以查阅并与环境道德评价制度相挂钩，供其他保险公司和相关环境利益人参考。承保后，保险公司应不定期对投保生产者进行环境安全检查，对在保险期间内采用清洁生产，提高安全措施的生产者在后续的保险费率、免赔额、保险期间等上可以做适当合理的放宽优惠；对存在明显环境隐患，经保险公司提出拒不改进的，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续保，引发的环境侵权，保险公司有理由认为生产者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甚至故意，可由此启动合理的除外责任，已达到控制道德风险的目的。

3.对参保者采取道德评价制度，并引导其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道德风险的控制与避免离不开道德的坚守。丁斯代尔（W·A·Dinsdale）认为：“道德风险主要涉及提出者的诚意,因此取决于他的个人品质和商业道德，基本的一点是，被保险人在和保险人交往中应认真的以诚相待,其慎重的程度应和未参加保险时一样。”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是否能够兼顾环境保护，对环境侵权行为采取预防和补救措施，是评价其是否具有道德的一个重要标准。可以针对环境责任保险配套设计出参保生产者道德积分制度。即对于环境侵权行为，生产者始终坚持最大诚信原则，并采取了及时、全面的预防措施，对于污染和侵权损害结果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以及出险率低于正常同类生产者的生产者，应当给予他们积极的道德评价。在对得到积极道德评价的生产者造成的侵权损害由环境责任保险代替其赔付时可以适当合理的放宽条件。相反，对于没有尽到最大诚信原则且不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和补救侵害行为的产生及造成损害后果的生产者，以及出险率明显高于同类生产者且又无合理正当理由的，应给予他们消极的道德评价，可以采取相应的如提高保险费率、提高免赔额、缩短保险期间、拒绝续保等惩罚性措施。这里的评价可以采取量化的道德积分来做到明确和细化。降低和避免环境责任保险的道德风险，投保的生产者应负有诚实信用的义务[9]。至少应包括两点，其一，投保的生产者的如实告知义务。因为环境责任相比较其他法律责任而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在承保环境责任风险时一般都会谨慎的限定保险范围，对风险做出慎重评估[10]。因此，对于承保的环境责任风险有关的重要事项，如经营活动可能造成的环境侵权事件，以往的环境侵权记录等作为投保人的生产者应该如实、主动告知。保险公司在合理范围内予以询问的，投保的生产者或被保险人必须如实告知。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因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产生的环境责任，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其二，投保的生产者或被保险人切实履行保证义务。理赔事由的启动，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其应在保险期间内遵循在保险合同中做出的各项保证，对于保险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但根据习惯或行业标准、操守应当遵守的基本义务，也应遵守。否则保险公司可以解除保险合同。此外，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还可采取信息付费的方法。即让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享有一定的信息租金，保证其隐瞒信息所带来的利益不大于其披露信息所带来的利益。如果甲企业与某保险公司签订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但该合同并不能够或者并不必然能够使甲企业获得利益，或刺激其利益最大化，甚至对甲来说签订该合同最终成为一种负效用，此时，甲企业极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降低其努力程度，从而损害保险公司的利益。所以通过对这类信息的付费制度，有利于投保环境责任保险的生产者最大程度上“说实话”披露信息，并最大程度上“干实事”努力降低风险发生，达到资源的次优化配置。但是，这种信息激励制度并不建议过多采用，因为首先这种制度并不能完全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其次，加重了保险公司的负担。最后投保的生产者的诚信义务是其投保环境责任保险所必须担负的，是从事对环境有侵权风险的行为所必须要承担的，应当尽可能的引导和强调投保生产者履行他的义务。

三、环境责任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外部预防措施

1.加快环境责任保险立法

目前，我国并没有出台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方面的完善、明确的法律法规。应当在《保险法》中独立规定环境责任保险，这是因为环境责任保险具有特殊性，使得其与《保险法》并不完全贴合，不宜笼统归为财产保险或责任保险的范畴。另外，还需在《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相应的法律法规中明确环境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是环境保护与责任保险的结合，其必然需要《保险法》和《环境保护法》双管齐下的管控。此外，国家还应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相应的环境责任保险规则和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侵权纠纷处理机制。我国应借鉴环境责任保险较为成熟化国家的经验，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加紧环境责任保险立法进程和试点推进。以立法的形式强制部分对环境高风险生产者投保环境责任保险。如果纯粹推行任意的环境责任保险，在目前的情况下，显然不利于保护受害者。而如果即刻全面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则会剥夺部分污染较轻生产者的选择权，加重其负担，很有可能打击其生产的积极性。所以，目前我国实行政府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模式更为合适，一方面立法对环境高风险行业采取强制参加环境责任保险；另一方面，对其他污染程度较轻的行业或已采取清洁生产等有效环保措施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者，通过积极引导和优惠条件，促使其自愿购买环境责任保险，逐步推广环境责任保险。

2.利用相关金融衍生产品弥补环境责任保险的局限

随着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工具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尝试越来越频繁。保险公司在经营环境责任保险时，理论上可以选择在期货市场对冲相关风险，如排污权期货交易，或者将各种环境侵权风险以指数的形式代替，并根据这些指数设计相关的以期货方式交易的金融衍生品。期货投资基金和期货经纪等金融机构为广大中小生产者提供了进入期货交易市场的机会，交易者可以通过将客观上对其生产造成有利或不利影响的因素与环境侵权风险指数的相关性量化，通过远期交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购买者对出售者的监督、融资作用，形成由交易购买方、中介机构、商进行监督的模式，降低仅靠保险公司的监督成本，以较少风险抵挡发生巨额赔付时保险公司所面临的困境。当然，就目前来说，利用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来进行此方面的尝试少之又少，其运作规程和实践性还需要认真论证。

3.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帮助保险公司评估、监督、改进投保企业的环境侵权风险

披露企业环境信息，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作为企业一方也希望由此来获得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提高其在市场的价值，这也有利于激励环境保护行为，提升企业环保形象。而对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行为，此时最佳的办法就是披露信息使其对称。因此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尤为重要。应当建立健全环境会计行为规范标准，统一规范环境会计核算的对象及信息披露形式。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必须披露，增加其强制性。采取定期披露和临时披露等灵活披露方式，对企业的环境方针、环保措施、环境管理制度、环境影响、环境业绩、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等进行披露。此外对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应该有专业、独立的机构进行审计，保证披露信息的质量，使保险公司在与投保环境责任保险的企业签订合同前和合同存续期间内能够获得真实信息，有利于保险公司对企业环境侵权风险进行了解、评估和监督，预防道德风险的发生。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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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劳务市场逆向选择道德风险

1逆向选择的基本定义

在现代经济学中，逆向选择的含义是，由于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交易主体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不知道交易对象的类型和性质，导致交易的无效率。人们在进行市场交易时，非常重视产品的质量。但在很多情况下，卖主能真正了解自己产品的质量，而买主不了解产品的真实质量。这样，那些质量差的产品（次品）的卖主就有动机“隐藏”有关产品质量的信息。在上述市场中，尽管所发生的逆向选择行为都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行为或者导致交易风险的提高，或者导致交易的无效率。不论哪一种结果，都使得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甚至导致市场交易不可能发生。

1.1体育劳务市场概念的界定

体育劳务市场，主要内容是利用国际体育交流的形式，对运动员和教练员进行劳务输出，在国内进行职业体育俱乐部之间的运动员有偿转会。这是国内对体育劳务市场的定义。由于体育劳务市场中发生交易的双方主要是雇主和雇员，而发生交易无效率或低效率主要是以下两种情况。

1.2国外体育劳务市场中的逆向选择现象

如美国篮球联盟薪金封顶体制下导致的逆向选择。NBA新劳资协议最终签订，新协议中的球队工资上限是4950万美元，比上赛季高出了563万美元。尽管比上个赛季高出563万美元，但工资仍然是封顶的，而一旦球队工资总额超过工资帽上限，联盟将征收奢侈税，工资总额一旦超过6170万美元，超出的部分将按1比1征税。对于那些工资总额接近工资上限的球队来说，选择球员就不全是以该球员的技术水平为唯一的尺度了，在联盟薪金约束下迫使有些球队要考虑球员的年薪情况。新赛季中达拉斯小牛队裁掉了全明星后卫芬利，显然从球队的技术水平来讲，职业生涯平均每场送出3.7次助攻，得分19分的芬利，在球场上的作用远非被魔术抛弃的克里斯蒂能替代的。但在全队工资已经逼近工资上限的前提下，小牛队不得不忍痛割爱，用年薪更低的（300万美元）克里斯蒂来代替芬利。显然对于小牛队的老板来说，雇佣成本更高的芬利会导致被征收奢侈税的风险，而雇用价格低廉的克里斯蒂就不会遭遇类似的风险。在芬利和克里斯蒂两个雇员中，水平更高的芬利在竞争中输给了比他水平差的克里斯蒂，市场交易的结果使得优胜劣汰的原则被违背，水平差的球员较水平好的球员更容易被交易。

1.3新球员聘用过程中的逆向选择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难以避免在受聘过程中出现逆向选择。在球员招聘过程中，球队只能通过该球员以往的比赛录像、面试和体检来获得对方的信息。但对要招聘球员能否适应本队的战术打法，实际的适应能力，工作热情及长期的打算都没有了解。相对而言，球员对自己的能力、水平、偏好都不是十分了解，同时对所去球队的情况也是十分了解。球队只知道球员的平均能力。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信息是不对称的。越来越多的高能力球员会被逐出竞争，如此下去形成了低水平球员对高水平球员的驱逐。这也就出现了对新球员雇佣过程的逆向选择。

2解决对策

2.1建立健全的球员储备和识别机制

国外著名俱乐部都有完善的球员培养体系，在扬名整个欧洲的西甲联赛20支队伍里，除了塞尔塔队（但其二队也有前皇马球员），每支球队均有队员曾经身穿皇马的纯白球衣。皇马拥有全西班牙最好的青少年球员培训体系，其超人一等的训练培养选拔体制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无可挑剔的。大量足球球员的成长收获，最大的受益人还是皇马自己。

2.2使球员个人信息变成公共信息降低交易成本

在各个俱乐部的培养体系中，各球队随时对球员信息、伤病、成长和身体状况进行更新，一旦各球队对球员有需求的时候可以对该球员的情况做出正确的评估，并可以节省对球员考察的成本。

3球员雇用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分析

“道德风险”问题源于保险市场。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签订合约时无法知道投保人的真实情况和行为。一旦投保人保险后，他们往往不像以往那样仔细看管家中的财产了。正是因为保险俱乐部无法观察到人们投保后的防灾行为而产生“隐蔽行为”，面临着人们松懈责任甚至可能采取“不道德”行为而引致损失。这就是“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的产生并由此给球队带来种种不利影响，归根到底是因为球队对球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缺乏效率。我们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

3.1激励机制建设

从委托—理论的角度看，激励的含义是委托人（球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所采取的诱使具有私人信息的人（球员）按其自利性要求做出的行动符合该目标。从国内外球队管理实践经验来看，有效的球员激励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对球员的经济利益激励。这主要包括绩效工资、肖像权、签字费等方面的内容。

（2）对球员的精神激励。精神激励主要是通过满足球员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来激励球员的。

（3）对球员的球队文化激励。通过球队文化建设，提高球员对球队的忠诚度，激励球员的献身精神。

3.2约束机制建设

球队治理结构中，激励机制必须与约束机制并行。约束机制主要有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

（1）内部约束主要包括俱乐部的章程约束、合同约束、偏好约束等。

（2）外部约束主要有法律约束、道德约束、市场约束和舆论约束等。

4结论

职业体育劳务市场上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绝非偶然，为了克服其中的问题，在体育俱乐部和劳务市场上需要体制上的变革，在体育劳务市场上规范交易主体权利和义务，对交易双方信息进行实时开放，建立透明、诚信、稳定的交易规范。从整个经济大环境出发，结合体育产业的特殊情形上把握体育劳务市场上的交易，尽量在交易中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参考文献：

张师允.逆向选择的代价：关于非理性教育对策的信息经济学反思.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4）.

贾跃千，何佳梅，崔凤军.小费、市场和价格：兼与刘宝宏先生商榷.旅游学刊，2005，（3）.

陈安国.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的学术贡献.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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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导致注册会计师不能满足验资业务需求的问题。为此，我们认为逃避验资业务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验资质量，合理规避验资风险。

事项1：自然人甲、乙、丙、丁共同出资组建A有限责任公司，合同规定甲、乙、丙、丁分别出资人民币25，000元，各占注册资本的25%。注册会计师实施了必要的审验程序，即向银行函证，核对函证、银行对账单和进账单是否一致，检查进账单真伪和要素是否完备，并审验了注明投资款10万元的进账单。

分析：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审验符合《独立审计实务公告1号一验资》及其规范指南的要求，但为了避免：(1)各个自然人之间代为出资而引起的权责纠纷。注册会计师取得的进账单上显示的是各出资者缴款的汇总金额，不能反映各个投资人实际出资情况，如果某个出资人如丙方没有资金，私下协议由其他出资人代为垫付，这在注册会计师取得的证据中没有办法得知，并且在各个出资人拟设立公司的良好关系下，他们也不会把实情告诉注册会计师。但一旦出资人之间出现矛盾，其权责无法私下调和需要司法介入时，代为出资方可能会控告注册会计师验资报告不实，因为实际情况是丙方没有出资;(2)出资人用借款出资，取得验资报告拿到营业执照后，立即抽逃资本还债。注册会计师还应关注和取得以下证据：(l)证明各个自然人经济状况的资料;(2)由各个出资人、被审验单位签名盖章的出资人货币出资清单。如果某一出资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保证其货币出资，注册会计师应谨慎出具验资报告;如果存在代为出资的情况，注册会计师还应取得由出资方、代为出资方共同签名的委托受托代为出资协议，并关注出资方和代为出资方的权利义务，尤其是代为出资款的偿付条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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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防范

一、商业医疗保险的特殊性

相对于一般的保险产品而言，商业医疗保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表现为保险服务过程涉及到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三方。投保人（被保险人）通过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而获得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保险人通过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对医疗机构进行补偿，医疗机构则通过向被保险人提供医疗服务而获得保险人的补偿。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处于同一个医疗服务和保险运行系统当中。一方面，保险人、医疗机构均以保障被保险人（病人）的医疗需求为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各自的生存与发展，以利润（或价值）最大化为内在的经济目标，产生相互利益制约。商业医疗保险独特的市场关系，使得保险人除与被保险人关系紧密外，与医疗机构的关系也非常紧密。

在保险公司没有介入之前，医患矛盾可谓由来已久。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的情况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医生给患者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的情况司空见惯。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医生和病人在医疗过程中处于不同的信息层面上。病人对医疗诊断和治疗，与医生相比显然知之甚少，而医疗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病人不可能冒生命危险对医生的诊断治疗方案提出质疑。从表面上看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生、医院以及医疗处理方案。而事实上，病人在就诊时往往只能任医生摆布。另一方面，医生既是患者的顾问又是医疗服务提供者，这种双重角色是一个矛盾。医生不可能完全从患者利益出发提供治疗方案，医生在决定提供哪种治疗方案上存在经济利益。当病人缺乏医疗知识时，医生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利用其特殊身份，创造医疗服务的额外需求。

医疗保险的介入，改变了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关系，切断了医患双方直接的经济联系，大大化解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患者不太在乎医疗费用的多少，医院也没有了财路变窄的危机，患者和医院都皆大欢喜。可事实上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将大部分转移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介入使得医疗服务双方的直接经济关系消失或退居次要地位，而保险人和医疗机构、被保险人的经济关系上升到了主导地位。此时保险公司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外行，作为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第三方，不仅要控制医疗机构的过度服务行为，而且还要面对众多的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后滥用医疗服务的现实，以及医患双方合谋骗取保险赔偿的可能。所以，保险公司介入医疗保险领域，表面上是解决了医患双方的矛盾，而事实上只是把原来的双方交易关系演变成了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医疗机构的三方关系，这只是矛盾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二、商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可以分为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事前道德风险是指投保后，被保险人受伤或生病之前，他们可能会以一种更为危险的方式生活。例如，被保险人将更有可能抽烟，或者继续保持更易患病或受伤的生活方式。当然这种道德风险在医疗保险领域并不是特别明显，毕竟人的身体（或生命）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因为投保而不在乎自己的健康的，因此，本文将事前道德风险忽略不计。事后道德风险是指被保险人患病或受伤以后，对医疗服务的过度利用。事后道德风险在医疗保险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服务付费方式下的医疗保险意味着投保人患病时基本不承担医疗费用。结果，在不需要特别关注成本的情况下，投保人倾向于要求更多的医疗服务，使得医疗费用极度膨胀。

来自被保险人的事后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1）医疗服务消费的选择性问题。一般来说，疾病发生之后，使患者恢复健康的治疗方案可以有多种选择，这要取决于医生的偏好和患者个人的意愿，就患者个人而言，当然都希望在医疗保险的赔付限额之内享受尽可能多的医疗服务，而且我国有不少投保人有“如果缴了费，用不完赔付额度就吃亏”的想法。所以被保险人往往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事实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贵越好。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非常大。（2）被保险人的保险欺诈行为。在商业医疗保险领域，保险欺诈率一直居高不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假门诊、假住院来骗取保险公司的赔付，给保险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在理赔的时候不易得到医疗机构的配合，取证调查困难，难以制止被保险人骗取保险赔付的行为。

（二）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

来自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行为，也就是“小病大医”和“开大处方”等随意加大医疗费用的行为。从经济利益驱动分析，医疗机构和保险人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在传统的按实际服务收费制度下，医疗机构的收入与它提供服务的多少成正比，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医疗机构自然愿意提供更多、更昂贵的医疗服务。很显然，这和保险人控制被保险人过多的滥用医疗花费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来自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也就是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是由被保险人直接支付，而是由保险人来买单。从心理上来讲，患者（被保险人）和医生在交易过程中的感受都是“免费的”。从被保险人的角度来看，在保险赔付额度范围之内，接受医疗服务都是免费的；从医疗机构的角度来看，在被保险人出现过度消费的同时，医生及其所在医疗机构都能够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在这样的机制下，被保险人的过度消费和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都是一种必然。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生事实上既是被保险人的人，也是保险人的人，在这复杂的三角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保险人根本无法全面掌握被保险人的健康信息和医疗机构的医疗信息，加上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保险人很难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行为。

三、商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防范

（一）投保人道德风险的防范

遏制投保人道德风险较为有效的方式是建立医疗服务费用的共付制。当参保者分担了部分医疗费用后，相应也加强了其医疗费用成本意识，促使其关注医疗费用，合理有效地使用医疗服务。而且，参保者对医疗服务的理性消费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对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制约机制。具体操作上可采用免赔条款、共保条款和保单限额等方法。通过医疗服务费用的共付制将风险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进行合理分担，可以有效降低投保人产生道德风险的程度。

（二）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防范

目前，医疗费用的控制已经是世界性的难题，而在所有导致医疗费用上涨的因素中，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方式从付费的时间上来看，可分为预付制和后付制。虽然预付制可以降低医疗服务机构的道德风险，但也有不足。另外保险公司通过对医疗机构提供给病人的医疗服务的审查，可以减少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对医疗服务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全过程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医疗服务机构道德风险的产生。

在医疗机构道德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上，笔者认为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借鉴国外的经验，改变我国目前的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建立和发展管理型医疗保险模式。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是我国商业医疗保险目前采用的经营模式。所谓买单式医疗保险就是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后被保险人到医疗服务提供者那里接受医疗服务，医疗服务提供者按照提供的医疗服务收费，被保险人付费后用付费凭据到保险公司那里报销索赔，保险公司间接地按照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进行付费。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导致医疗服务和保险服务是两个独立的过程，保险公司作为支付医疗费用的第三方，仅仅参与了保险服务，没有介入医疗服务，导致道德风险的控制无法得到医疗机构的配合。因此，现有的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是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控制道德风险的根本原因。管理型医疗是把医疗服务的提供与提供医疗服务所需资金的供给结合起来的一种系统，通过保险公司参股医院或投资医院及医疗费用包干模式将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形成利益共同体，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被保险人被动受制于医院、医院与被保险人合谋的道德风险。管理型医疗保险是一种集医疗服务提供和经费管理为一体的医疗保险模式，具体做法是将投保人交纳给保险公司的保费的一定比例预先支付给医院，然后由医院完全承担被保险人的健康风险，医疗费用超支的部分由医院自己承担，赢余归医院所有，从而达到控制医疗费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飞，商业医疗保险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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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信贷市场中，企业获得贷款后基于自身利益的驱动会产生道德风险，从而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本文建立了银企博弈模型，得出银行可以将审核概率控制在一定阀值上，从而降低企业的道德风险。在此基础上，设计了银行对借款企业的激励契约，得出抵押物价值和贷款利率的最优线性关系。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开放，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借款企业的道德风险已经成为银行较高不良资产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发放贷款后，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往往无法对企业进行有效监控，企业可能做出损害银行利益的行为，这就是企业道德风险。

银企博弈模型

交易双方为银行和借款企业，假设两者均风险中立。博弈顺序如下：借贷双方针对某一项目签订借贷合同，贷款额度为B。合同规定抵押价值Q以及贷款利率i等，显然Q>B。企业可选择“不改变资金用途”或“改变资金用途”两种纯策略，对应的项目失败概率t1和t2，显然，t10，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银行收益始终为r，有r=iB。项目失败后，银行由于存在审核成本，故其策略有“审核”与“不审核”，对应概率分别为α和1-α，审核成本为C。如果审查出企业“改变资金用途”，则银行没收抵押后并给予企业惩罚π，其中可以是信用等级的降低等。

双方收益函数：企业不改变资金用途，如果项目成功，企业和银行收益分别为R-r 和r；如果项目失败并且银行选择审核，双方收益分别为B-Q和Q-B-C，如果银行选择不审，双方收益分别为B-Q和Q-B。企业改变资金用途，如果项目成功，企业和银行收益分别为R+Δ-r和r；如果项目失败并且银行选择审核，双方收益分别为B-Q-π和π+Q-B-C，如果银行选择不审，双方收益分别为B-Q和Q-B。

博弈的均衡分析

如果一个混合策略是企业的最优选择，那么意味着企业是否改变资金用途的期望收益无差异，即：(1-t1)(R-r)+t1[α(B-Q)+(1-α)(B-Q)]=(1-t2)(R-r+Δ)+t2[α(B-Q-π)+(1-α)(B-Q)]，得出：

同理，如果一个混合策略是银行的最优选择，那么意味着银行审核与不审核之间的期望收益是无差异的。引入一个条件概率λ(c/f)，表示项目失败后银行认为企业改变资金用途的概率，由贝叶斯法则得： 这种情况下银行审核与不审核的期望收益相同，即：λ(c/f)(π+Q-B-C)+[1-λ(c/f )](Q-B-C)=Q-B，得出：

因此，所求的α和p即为所求纳什均衡点。这表明当银行审核概率低于α时，企业最优策略是改变资金用途；当银行认为企业改变资金用途的概率小于p时，考虑到审核成本，银行选择不去审核。所以，银行可以将审核概率控制在一定阀值之上，就能够有效控制道德风险。

激励契约设计

银行在设计契约时，应理性预期到双方的博弈策略选择及其各种局势的支付，进而设计激励契约。设计契约如下：

{(1-p)(1-t1)r+(1-p)t1[α(B-Q-C)+(1-α)(Q-B )]+p (1-t2)r+pt2[α(π+Q-B )+(1-α)(Q-B )]} (1)

s.t(1-t1)(R-r)+t1(B-Q)≥0(2)

(1-t1)(R-r)+t1(B-Q)≥(1-t2)(R-r+Δ)+t2[α(B-Q-π)+(1-α)(B-Q)] (3)

r=iB (4)

银行的最优策略是使自身期望收益即(公式1)达到最大；同时应满足不改变资金用途的企业的参与约束(公式2)；为激励企业不改变资金用途，还应满足激励约束(公式3)，即不改变资金用途的企业获得的收益应大于改变资金用途的企业。(公式4)为r与B的关系。

添加参与约束因子β和激励约束因子γ构造拉格朗日函数，得出β=1，γ=1-p。

当γ≠0，即p≠1时，因此约束条件(2)和(3)取等号，解之得：;当γ=0，即p =1时，即银行认为企业一定会改变资金用途，则银行一定会审核，即α=1。

由结果可知，在最优博弈策略的基础上，银行利润最大时其最优抵押物价值和贷款利率存在以上线性关系。一般，当贷款额度和贷款利率一定时，抵押物价值与项目失败率成反比，因此，银行可以通过设计不同的抵押物价值要求的契约来对企业进行激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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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书馆信息不对称现象很普遍，通过对图书馆信息不对称的种种表现与成因及造成的影响分析，提出若干抑制图书馆信息不对称之对策。

【论文关键词】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激励约束机制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是以不对称信息为特殊视角对信息、经济关系问题展开分析的理论成果。研究信息不对称对图书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一方面可以丰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能够指导图书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用最低成本提供最优质的信息服务，最大化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1信息不对称的产生

2O世纪70年代，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A．Akedof)、迈克尔·斯彭斯(A．MichaelSpence)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ze)已经奠定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不对称信息理论的基础。2001年l0月，三位经济学家因“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而分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唁息不对称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所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一般是指参与市场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双方的交易属于不对称信息结构。信息不对称向人们揭示了现实经济生活中很多费解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人们普遍不信任二手车经销商，为什么政府总是怀疑公民填报所得税不准确，总是有人知道得比别人多。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如何运作，卖方能向买方推销低质量商品，是因为市场双方各自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失衡甚至可能使劣质的二手车市场挤掉优质品牌市场。人们该如何谋求掌握更多信息来获取更大收益?掌握信息较少一方如何进行市场调整，三位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解释的同时就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事实上，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广泛存在于图书馆服务活动中。比如，为什么读者总是认为图书馆员的服务不够优质，为什么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永远缺少读者想要找的文献。为什么“好”的图书馆员会被“差”的馆员同化。不可置否，读者(群)与馆员，图书馆与文献信息供应商，馆员与图书馆管理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这就需要图书馆设计激励与约束机制(契约)以提高读者的满意度。

2信息不对称在图书馆中的表现

2．1读者服务部门的道德风险模式与逆向选择模式道德风险是指占有信息优势方利用自身拥有而不被占有焦息劣势方所观察的隐蔽行动，使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损害了信息劣势方的利益。图书馆员在与读者(群)不对称信息服务过程中，馆员是实施服务的主体，拥有着专业的图书馆学背景知识，对本馆的馆藏资源有一定了解，也具备如何为服务读者的工作方法，而读者(群)对馆员这些服务情况掌握较少，从一定层面上，处于具有信息优势的馆员如何操作、如何管理信息，决定着处于信息劣势的读者(群)得到的信息多少及质量的好坏。往往是这样一种情况，图书馆员在与读者的服务与被服务的过程，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利益”的诱导下(这里所指的“利益”并非为直接赚取金钱，而是指偷一点懒，少出一点力)，而“隐瞒”或“故意隐瞒”对读者的服务信息。比如，不愿意主动去了解读者的阅读心理、阅读需求，导致读者利益受损，出现了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或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

究其原因，是由于图书馆“大锅饭”本身的性质决定，是图书馆员职工队伍逆向选择的表现。有研究表明：图书馆人员配置应以读者的数量的多少来决定。事实上，图书馆职工大部分是来自院系资料室调整人员合并或家属安置而来，另有一部分是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而来。假设图书馆有N个员工，“好”馆员有P个，则N—P是“差”馆员。从理论上来讲，按照市场理论，“差”类馆员是应该下岗的。而实际上由于图书馆其作为高校科研教学的辅助后勤单位，有其硬性的、非市场的额定人员分配任务，故“差”的馆员在不出现大失误的情况下，还是会“在岗”。设在一个图书馆中，“好”的教师占P，“差”的教师为g，且P>g。在利益分配上应是pu>gu。但实际中由于种种原因常是pu=gu，因Pu=gu，干好于坏一个样。干好就得卖力气，多付出的劳动不能得到补偿。除了一部分真正忠于职守、有良好职业道德的人继续坚持标准外，“好”的馆员中的一部分完全可能转变为“差”的馆员。因此，图书馆员的服务质量受到读者质疑。

与此同时，读者群(如学生)，学生花钱上学，是希望买到知识、信息。在交易原则中，学生获得信息的利益应该得到保障。然而，实际上，读者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往往对图书馆员的要求过于苛刻。美国某互联网公司通过调查得到如下结论：花最少的钱(最好是不花钱)享受最快的网络浏览速度(最好送一台计算机并配条专线)，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或服务(最好1秒也不要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读者(用户)的要求是苛刻的、无止境的。

在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动态博弈互动过程中，不难发现，图书馆员与读者(群)在服务与被服务的过程中处于一个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过程。即馆员怎么服务影响到读者(群)如何获得和利用信息。反之读者(群)如何获得、利用信息，同样影响信息服务的范围、设施、方式等。动态博弈的基本特征是博弈双方的行为不是同时，而是有先后次序。在多数场合，后行为的博弈方在选择自己行为前可观察到他方的行为，再由此决定自己的行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馆员在与读者信息服务过程中是起主导作用，因此，图书馆需要设计一个激励与约束机制来避免图书馆员在工作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2．2文献信息资源采购的逆向选择模式

逆向选择是指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利用对方对信息的无知而隐瞒相关信息，获得额外利益，客观上导致不合理的市场分配行为。口逆向选择在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采购的过程中表现较为典型。例如：文献信息供应商(甲、乙)——在图书馆信息文献采购中占有信息优势方；图书馆采购人员——在图书馆信息文献采购中处于信息劣势方。其中，甲公司论文引文数据库比乙公司收录核心期刊数据多15％——图书馆采访人员获得的信息模糊；乙公司论文引文数据库价格比甲公司低lO％——图书馆采访人员获得的信息清晰。从性能——价格比看，甲公司论文引文数据库的运用价值高于乙，但因为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原因，图书馆采访人员难以相信卖方提供的信息，更愿意以较低的价格来购买以此来弥补其信息上的损失，卖方(文献信息提供商)的意愿当然是抽走运用价值高的数据库，让买方(图书馆采购员)在价值不是很高的文献信息中采购，为了获利，各个文献信息供应商竞相采取降价竞争策略或回扣策略，争取图书馆采购人员购买该公司的数据库，该信息的对称，导致图书馆未能真正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形成了图书文献资源购买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模式。最终不仅信息供应商利益受损害，还造成文献信息资源浪费(如图1)。

图1中，由于信息供应商纷纷降价，使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从P降到P2引起需求曲线右移，由s。变为s，市场需求量也相应地从Q。增加到Q2。尽管增加了产品的绝对销量，信息供应商却可能增销不增利，甚至利润反而下降。此外，这一过程中虽然图书馆剩余增加了梯型AB区域，却造成了三角形c区域的文献信息资源的损失。

当然，图书馆中信息不对称理论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图书馆管理层与员工的之间就存在这些问题，这里就不再赘述。

3信息不对称下的激励机制设计

3．1针对道德风险而设计激励约束机制针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可设计一套激励约束机制。所谓激励约束机制是指该机制所提供的激励必须能诱使占有信息优势者自愿地根据他们所属类型而设定的契约，若机制所依据的有关占有信息优势者的类型信息与实际相符，则这一机制给占有信息优势者所带来的效用不会小于其他失真信息设计的机制所提供的效用，否则占有信息劣势者就会因占有信息优势者拒绝接受这一契约而无法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其次，在设计该方案时也要加入个人理性约束，即要求占有信息优势者接受契约比拒绝契约在经济上更划算，从而保证占有信息优势者有参与机制设计博弈的利益动机。该激励机制在图书馆应用可以促使占有信息优势的图书馆员从自身利益出发所做出的行动符合读者的目标，使图书馆与读者的目标一致。该约束机制的核心目标在于促使图书馆人员积极地参与到服务中，并积极地按照读者的希望而努力工作。具体而言，图书馆要把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联系起来，把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与各项奖励(奖金、晋升、评优、继续教育等)挂钩，使工作人员能主动向读者释放相关信息，促进信息互动，使服务双方互利互惠，不至于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从而保障读者的权益。

3．2针对逆向选择而设计信息信号传递机制

针对在图书馆文献信息采购中因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逆向选择，可用信号传递机制解决。信号传递是指通过可观察的行为传递商品价值或质量的确切信息。信号甄别是指通过不同合同甄别真实信息。二者差别在于，前者是信息优势方先行动，后者是信息劣势方先行动。图书信息供应商信号传递机制：

①图书信息供应商信号传递机制的实施前提是“分离条件”，即低能力供应商履行相同承诺水平要比高能力供应商花费的成本多。因此，在实际的招标采购中，只要具备分离条件属性的信号，我们均可以用来区分供应商的能力高低，如供应商获取的相关资质认证、协议书、证明等。

②图书馆评判供应商的分离标准。标准过低，低能力供应商冒充高能力供应商的成本下降，信号的区分功能不明显，信号使用价值降低。此外，评判标准的可量化与否也直接影响其信号功能的实现。如果指标量化比较困难，会导致信号传递成本增加，在选择供应商过程中主观因素偏重等不利影响，因此图书馆在选择分离标准时宜选择量化指标。

③第三方认可增加信号传递的可信度。若有第三方证明供应商所获取的一系列认证资格或曾有过的一些好的业绩。图书馆会更相信图书供应商所作的承诺。更加确信其高能力供应商的身份，从而增强信号传递的可信度。

4加强制度建设

迈克尔·斯彭斯指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靠制度保障。因此，在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中，应当注重规则及其原则的制定，从而降低服务关系双方之间的信息系不对称度。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①加强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完善读者服务机制。图书馆在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和规则时，要从大局出发，有意识并积极地抑制信息不对称现象，以保护读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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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又是金融的核心。对于大多数银行来说，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信贷风险，即贷款的信用风险。银行信贷风险是各种经济风险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且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打乱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动荡。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信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受信主体的银行借款客户对硕士论文自己的经营状况及其信贷资金的配置风险等真实情况更了解，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作为授信主体的贷款方银行则对客户的相关财务信息和风险了解不够，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引发受信主体信贷前的逆向选择和信贷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

而银行的信贷征信恰恰是解决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好方法。通过银行信贷征信，能够增加借贷双方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建立信用的记录、监督和约束机制，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本文正是基于解决银行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期望通过硕士论文对国内外的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情况的比较，得出对于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有益启示。

1.2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我国和征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情况，结合本国银行业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建议，以便能够对解决我国银行信贷风险问题和提高我国银行业竞争能力有所借鉴。

中文摘要

银行信贷风险是各种经济风险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且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打乱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动荡。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信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引发硕士论文受信主体信贷前的逆向选择和信贷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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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联合投资 双边激励 信号传递 最优股权配置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8-016-02

一、双边激励条件下联合投资策略的最优股权配置模型的设计

第一重双边激励关系(模块A)下最优股权配置模型的建立。

基本模型的建立。下面就风险企业中在风险企业家EN和风险投资方VC间的最优股权分配问题的模型进行搭建。

1.模型建立的假设条件:遵循信息经济学委托—模型的分析框架下的V—N—M期望效用函数，在假设委托人和人都是风险中性的前提下有v(π-s(x))，μ(π-s(x))，其中，v'>0，v"≤0;μ'>0，μ"≤0;c'>0，c">0，其中v，μ，c分别为委托人效用、人效用和人的成本。风险投资方VC和风险企业家EN之间只存在双边激励问题，没有其他委托—问题。风险投资方VC和风险企业家EN各自按照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对风险企业付出努力。风险投资方VC和风险企业家EN的努力不可观测，但可以证实。

根据对数函数的性质，lnUv，lnUe与Uv，Ue在Ue>0，Uv>0的区间上，对于变量s具有单调一致性，可通过对数函数间接求解，得:

Uv=lnUv=2lnμ+(1+x)lns+ln(2-x)-ln2+xlnx+(1-x)ln(1-s)+(1-x)ln(1-x)-xlnv-(1-x)lnPe

Ue=lnUe=2lnμ+(2-x)ln(1-s)+ln(1+x)-ln2+xlnx+xlns+(1-x)ln(1-x)-xlnPv-(1-x)lnPe

由于VC和EN之间存在着双边激励与道德风险的问题，因此最优的股权分配结构取决于双方在谈判中相对能力的大小。最后股权分配的结构会以谈判能力较强一方的效用最大化为原则达到，所以分两种情况讨论:

情况一:VC方在谈判中占有更多的信息，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时

Max(s，av，ae)Uv

S.T.:av∈argmaxUv，ae∈argmaxUe

二、将信号传递理论引入第二重双边激励关系

这一部分将信号传递理论引入第二重双边激励关系，并用此思想解释其中的运作机制，分析第二重双边激励关系的各种复杂情况，并分情况对可能的最优化股权配置结构进行分类讨论。

对图1的说明:H，L表示项目的潜在质量，H(项目潜在质量好);L(项目潜在质量差)。由于领导风险投资商先入为主，已经对项目的情况十分了解，因此该部分信息完全掌握在领导风险投资商手中。T(真)，F(假)表示领导风险投资商向后入的跟随风险投资商传递关于项目质量信息时采用的策略，是传达关于项目质量的真实信息(T)，还是传达关于项目质量的假信息(F)。

1.当项目的潜在质量为H(好)时。由于这时主导风险投资商占有信息优势，他可以选择向跟随风险投资商传递关于项目质量的真实信息T(即项目质量为H—好);或传递虚假信息F(与项目真实质量相反的信息，项目质量L—差)。

若主导风险投资商在项目真实质量为好的条件下，却向跟随风险投资商传递虚假信息，即告知跟随者项目质量差，此时会导致跟随风险投资商为了避免更大损失而终止项目的合作，这样的结果会导致具有好前景投资机会的错失，因此理性的主导风险投资商是不会作出这种决定的，可以不予考虑。因此，若项目质量真正好的话，主导风险投资商只有激励向跟随风险投资商传递关于项目质量的真实信息，以求联合投资项目继续进行下去，在将来共同获得投资收益。

(1)信息占优状况发生逆转的情形。而此时一旦作为信息接收者的跟随风险投资商获得了由主导风险投资商传递来的关于项目质量为好的真实信息后，主导风险投资商和跟随风险投资商的信息占优状况发生了逆转。

由于本文的分析前提在于假设主导风险投资商是由于资金限制而向跟随风险投资商寻求联合投资，此时由于主导风险投资商对资金的迫切需求会导致跟随风险投资商在谈判中占有更大的优势，甚至可以要挟主导风险投资商提出更苛刻的合作条款，因为此时一旦跟随风险投资商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会使已经经历了一定发展阶段的投资项目前功尽弃。这其中的情形与风险企业家在同风险投资商进行谈判时所面临的问题是十分相似的，因为作为资金需求者在面对资金供给者时处于劣势地位是难以避免的。

同时，跟随风险投资商在于主导风险投资商合作时会产生“搭便车”行为的激励，即出资却不提供相应的监督和增值服务，即不提供努力，而完全依靠主导风险投资商的努力获得收益并按出资比例分成。

即便跟随风险投资商提供努力，由于其在与主导风险投资商的谈判中占有优势，也会朝着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影响联合投资的股权配置结构。

(2)双边激励关系存在时，对不同情况下的最优股权配置模型设计的进一步扩展。

情况a:跟随风险投资商“搭便车”。跟随风险投资商与主导风险投资商进行联合投资，只提供资金却不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和努力，对风险企业的整体收益不做贡献，只有主导风险投资商与风险企业家进行付出努力，跟随风险投资商的努力缺失。

此时模型假定为:av=al+af，af=0，av=a1，推导过程同第一重双边激励关系(模块A)的过程，但此时参与努力的只有VCL，所以最终的股权配置只会与VCL的努力程度x1有关，这里模型假定x1+x2=x，x+y=1。得出结论:

2.当项目的真实质量为L(差)时。这时主导风险投资商在向跟随者传递信号时，会考虑到若如实传递(T)关于项目质量(L)的真实信息，此时跟随者为避免发生更大损失会终止项目的合作，一旦如此主导风险投资商将没有任何收回投资成本的可能;若发生道德风险向跟随者传递虚假信号(F)蒙蔽跟随者，即采取一种破釜沉舟的策略，这样还可以促使跟随者继续投资，使项目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有可能在逆境中获得成功从而收回投资成本，使得情况c发生。因此在项目真实质量为L(差)时，主导者向跟随者传递真实信号的策略被抛弃，会采取传递虚假信号的策略。此时由于主导者掩盖了项目的真实质量信息，主导风险投资商在与跟随风险投资商的谈判中占有优势，股权配置结构会朝着满足主导风险投资商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进行。推导过程同上述b情况的模型分析过程。过程省略，结论为:

三、结论

对于联合投资策略所特有的双重双边激励关系的研究分析，本文总结了以下三种可能出现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第一，主导风险投资商的道德风险问题，往往发生在发现项目潜在质量差的时候出现，此时主导风险投资商会采取破釜沉舟的策略，蒙蔽在信息获得处于劣势的跟随风险投资商，以满足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伤害跟随风险投资商的利益。第二，跟随风险投资商的“搭便车”问题，在与主导风险投资商的合作过程中，跟随风险投资商可能会投入资金而不付出努力，按出资比例分享由主导风险投资商和风险企业家共同努力所创造的收益。第三，在信息方面占优势的跟随风险投资商会在与主导风险投资商的合作中按照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影响最优股权配置。

最后，本文扩展了风险投资方与风险企业家的单重双边激励条件下的最优股权配置模型，得出了联合投资策略下发生不同双边道德风险情况下的最优股权配置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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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廖哲玲.风险投资领域中联合投资策略的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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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委托； 不对称信息； 契约；模型

一、信息不对称的相关理论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现论观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经济学从最初设立的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假定中逐步释放出来，更加贴近对真实市场的理解，从中提出的分析模型已被用于解释许多社会和经济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非对称信息无时不在，无时不有，人们对该理论的科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乔洽・斯蒂格勒(1961)分析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产品市场，并由此构建了搜寻模型；乔治・阿克洛夫(1970)最早注意到市场质量信息的不完全性问题，他在1970年发表了有关柠檬市场的论文，文中解释了在旧货市场上质量再好的二手车也难以卖到好价钱的原因并分析了在旧货市场上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的机制；迈克尔・罗斯查尔德(1973，1979)，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82，1984)，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和安德鲁・韦斯(1984)等人则注重研究保险、资本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并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模型；斯彭斯第一个提出信号传递模型，他认为即使市场中存在着逆向选择的约束。人们仍然可通过信号传递机制从低效率的市场中获得潜在的交易收益。本文则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出发。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如何通过有效的机制解决人的道德风险问题，以期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