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思潮是人文主义，它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与各国民族精神。社会文化思潮可以被归结为人文主义，社会心态和学术理论倾向，重理性。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哲学的思想观念。

这时期的哲学一方面仍保留着中世纪哲学的痕迹；另一方面包含着近代哲学的萌芽。为近代哲学开辟了道路。在中世纪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的进程中，文化上出现新旧并行，或交替的局面：人文科学与神学；古代哲学与经院哲学；个人主义与权威主义；经验科学与自然哲学；理性与信仰；批判精神与教条主义……相互撞击，表现出过渡时期的文化特征。

这期间人文主义的语言哲学，艺术哲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各派学说对近代哲学都有很大影响。由于中世纪教会不注重文学艺术的价值，文艺复兴则肯定了文学艺术同哲学一样。如达奇芬就把诗和画都看作是哲学，把文学艺术比作镜子，反映现实，创造第二自然，能给人以真理。因此，人文主义艺术创作也达到了顶峰，是最辉煌的年代。例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和反思中获得了哲学的意义。艺术作品体现了人的非凡创造能力；肯定了感性的作用；反映了自然的和谐；抬高了人的价值；贬低了神的地位。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

人文主义思想反传统、反神学、反经院，认为其是教条主义与宗教专制主义。人文主义的艺术观涉及到自然观、认识论、人论、价值观等方面。由于文艺复兴运动对“自然”的发现，导致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盟，自然科学为近代哲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文化氛围。如果没有自然科学带来的那种新的变化，文艺复兴时期的其它理论成果也不会被吸收进近代哲学之中。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近代哲学。有些问题虽不属于自然科学，但哲学家们也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解释。如笛卡儿的形上学；斯宾诺沙的伦理学；休谟的人性论。人们不再相信演绎推理是探索知识的唯一途征，则认识到经验与数学的重要性。

近代哲学不仅对自然科学的性质内容进行反思，而且也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预示方向。自然科学不只是服从哲学的指导，而且也影响到了近代哲学的方向和内容。近代哲学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标准和成就。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学说彼此呼应，相互影响到。近代哲学的理论具有自然科学理论的系统性，确证性和方法论的简明性特点。近代哲学与科学同盟，也是哲学世俗化的进程，基督教哲学从此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此，文艺复兴是欧洲的时代精神由基督教文化转向自然科学精神，也是中世纪哲学过渡到近代哲学的根源。

篇2

关键词：文艺复兴；绘画作品；人文主义

不同时期的社会因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生产力、政治、经济、民族、、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因素，会影响到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社会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这一伟大的运动是以“文艺复兴”为代号、“人文主义”为旗帜、“文学艺术”为先导而展开的。这一时期的艺术在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发展，大量的绘画创作都以“人”为中心，重视人权，肯定现实人生及世俗生活。

一、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温情主义

自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这一千多年被称为“中世纪”，是欧洲的封建社会时期。宗教，是此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有力统治手段，是人们生活的精神支柱。封建统治阶级对于精神文明的垄断控制，使得欧洲人民生活在封建集权和宗教神权的压制下。文艺复兴前期，随着手工劳动中技术的不断革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城市人口明显增加。“城市市民比农村农民的生活愈显富足而开明，农村封建自然经济渐渐以市场交换为主的城市手工业经济所压倒。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导致上层建筑领域的大变革……”[1]。生活上逐渐富裕的欧洲人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富足”，关注人生享乐和生活美好，人文思想开始萌芽，人们走出了黑暗漫长的“中世纪”阴影。

与此同时，新的科学技术、思想认识不断地更新。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科学新秀们的科学成果，使人们更加理性的认识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特别是航海家麦哲伦、哥伦布等成功的环球航行以及发现新大陆，证实了地球是圆的，使中的一些邪说无法站稳脚跟，给宗教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文艺复兴的形成不是突发式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积淀下逐渐形成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是新资产阶级的思想，以人为中心，号召人们把思想、感情、智慧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提倡“人权”“人性”“个性自由”。“概括起来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是：1.以人为中心，强调个人才能和自我奋斗，赞扬英雄史观；2.肯定现实世界，鼓吹享乐和名利，反对禁欲和修行，批判经院哲学；3.否认对教皇和教会的绝对服从，反对封建特权和等级制；4.提倡理性，追求知识和技术，重视实验科学，探索自然，推崇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2]人文主义充分表现了对人本身，对世俗生活，对现实社会，对自然空间的一种温柔的感情，体现出一种关注，这样的感情这种关注即是一种温情主义，在绘画创作中艺术家们常通过绘画作品的内容来表达自身的这种感情和关注。

二、人文主义在绘画作品中的表现

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将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对世俗生活的关注都注入到了绘画艺术中，冲破了神学桎梏，唤醒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在宗教绘画作品中，讴歌人性的崇高，表达了艺术家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真实性的理解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与肯定，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为后来启蒙思想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乔托的《哀悼基督》，这幅画是乔托为意大利帕多瓦的阿雷纳礼拜堂所作的装饰壁画之一。这是一副结合了人性与神性的画，通过这幅画通过复活表现一种对未来的期望，人性固然软弱但终会屈服于神性，善的必将成为至善，而死亡是获救的缘由，因为我们的罪已与基督一起被埋葬了。如此体现了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坚信天主，满怀希望不断悔改，爱天主及爱人如己。

乔托是刻画人物感情的能手，画面中的各种形象不仅处于不同姿势和动态之中，脸部的细腻表情、身体动态和手势，因身份、性格等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反应，但他们却能共同的流露出悲痛之情。前倾凝视耶稣的圣约翰，在绝望与悲痛中向后伸展双臂，表示心中的绝望。女圣徒们的手轻轻地握着耶稣带着的双手和双脚，神情充满哀伤。这种写实场面所流露出来失去亲人的悲情更深刻感人。

“乔托绘画主题更多是传奇人物的生活本身，想要唤起观看者本身的内心体验，让他们参与神圣历史的情感体验。以人物形象的真实生动，来体现对人和世界的新看法，以展示人本身和现实生活之美，来反对宗教神学贬低人性的观点。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乔托艺术的现实主义表现同时也揭示了新艺术的现实主义手法和人文主义思想内容的紧密结合。”[3]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非常重视艺术的精神内涵，把技艺、精神、形象、情感相柔和。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探究对象是人，而且是对人的灵魂和人生更加深层意义的探究。这种对人自身进行深入认识和探究的行为，是人类进步的表现。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虽然以宗教、神灵以及虚无缥缈的天国为出发点，来探讨神和人的关系，但实际上却落脚于现实社会，探究的仍是现实中人。神灵不过是理想化了的现实生活中人的形象。在宗教绘画作品中所描绘的内容是把实现人理想化了，体现行善、互相帮助、不偷窃、不妄语、不贪、言行一致等戒律，这些都是与社会道德标准相一致的，是对现实人生的思考。艺术家的这种思想感情与意志愿望常常寄寓在具体的形象之中。在宗教绘画中形象性将教义、人物、故事融为一体。这种宗教艺术为非的欣赏者们也同样提供了广阔自由的想象空间，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如，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复活》，画家描述的是基督的复活，画家把在画面中直挺站着的基督形象画成一般人的样子，让基督融入到本不是很协调的主题之中，克制的姿势带有一种紧张感，仿佛已经准备好自己走出坟墓，去唤醒沉睡的世界。天空飘着清晨的条状卷云，这是一天的清晨时刻，四个守护者和整个世界都沉浸在沉睡中。基督超脱的表情，毫无审判之意，似乎有意让世人来评判自己。他按理想的人体形象来表现基督，在背景中呈现出一种优雅的美感。

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作品精彩地诠释了艺术、几何、神学、哲学以及社会现实等。弗朗切斯卡的一生和他的作品中，都彰显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和精神价值，体现出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人文、理性与美学等社会多方面因素对他的影响。

人文主义思想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思想，广泛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中，本文简单举例分析了人文关怀在绘画作品中的体现，剖析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作品的特点，该时期的绘画作品不仅奠定了欧洲现实主义艺术的基础，而且还以其深厚的精神内涵和精湛的艺术技巧，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该时期的绘画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艺术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注释】

[1]范梦.世界美术通史[M].（第1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493.

篇3

关键词：人文主义；英语专业教育；视听课；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8-0001-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英语专业教育取得快速发展。然而英语专业学科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尽管我国早已开始提倡素质教育，但英语教育依然沿袭过去的教学方法，忽视学生人文精神的滋养，抹煞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终导致教育质量下滑。另外，在市场经济和应试教育的双重影响下，英语专业教学变得越来越具有功利主义性质，其结果使英语专业变成了一个英语培训班。[1]如果这种重语言技能、偏离知识实际的教学方式不加以改变，不仅难以吸引学生、激发学习兴趣，更不能营造良性人文环境，进行人文关怀。因此，加强外语院校的人文教育和学生的人文修养，已是我们必须十分关注的当务之急。[2]

一、转变思路——倡导人文主义教育

曲思于细者必忘其大。在语言技能训练中，把学生的精力过多地引向精微毫末，强调模仿记忆，必然会忽略学生的个性存在，忽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更多的是把学生当作一种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这有违教育宗旨及教育发展规律。因此，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指出英语专业学生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前提下，应拓宽人文学科知识和科技知识，注重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3]而人文主义教育恰好倡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促进学生终身学习和持续发展，这与我们的培养目标恰好吻合。

人文主义教育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人文主义教育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人文主义教育反对教育以预设的、人为的、外在的教育目的支配教育，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总而言之，人文主义教育观强调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认为教育要以人为本，促成人格的完善，达成人性的全面发展，使人得到全面的、健康的发展。

二、教学实践途径——以视听课教学为例

1.矫正教育目标，培养创新精神。围绕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陆谷孙教授指出，是否可以提出“技能、思维、修养”三方面的综合要求。[4]21世纪知识经济的到来要求教育模式从知识传授型向智慧开发型转变，摒弃以发展智力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智力和非智力因素、认知和情商协调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的目的不应局限于培养有专业知识的人，而在于使人类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通过人文教育培养和发展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为学生启示方向，鼓励他们陶冶情操，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帮助他们形成完整的人格。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对学生应达到的听力技能做了描述，却并未提及人文素质的提高，这与新大纲提出拓宽学生人文学科知识的目标不符。因此笔者在自身的教学实践活动中，除了践行大纲所做的规定外，还秉承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理念，培养学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以视听能力为基础的语言交际能力。通过电影、电视、戏剧片断和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引导他们将兴趣转化为稳定的学习动机，使其树立自信心，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体会语言的丰富文化内涵，从而提高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同时，在真实语言素材的引导下，让学生熟悉各国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了解英语国家的地理、历史、发展现状、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围绕上述教育目标，笔者对视听课教学模式及教学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以期达到学生能力素质双提高。

2.构建“自主性”教学模式。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教学思想家罗杰斯（Rogers）认为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提出了以教会学习为主的方法论。[5]与传统的课堂教学不同，建立在自主学习基础上的课堂教学，其动力来自于学生对课堂的期待。学生通过课前自主学习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带着对课本、对教师的挑战来到课堂，使课堂充满求知欲和表现欲。为此，笔者在上课之前，提前告知学生下节课的上课计划，对于不在上课计划中的课本内容，要求学生课下自学。然后把课堂前十分钟拿出来，大家一起对答案。这个过程不是由老师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学生通过回答问题，报出答案，检验自己所学成果。这样做，一方面防止放任自流，另一方面也是展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肯定他们自主学习成果的过程。课堂之外，笔者鼓励学生建立学习小组，大家分享学习资料，互相帮助，然后针对各个小组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进行指导。这种英语教学模式变讲堂为“学堂”，强调对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3.教学内容多样化。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以人为本是人文主义教育理论的真正目的所在。虽然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规定基础阶段的主要教学任务是传授英语基础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基本技能训练，但笔者以为，课堂是教师以学科知识为载体，发展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能力的核心场所。因此，针对目前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中出现的“强调语言技能、淡化文学教育”的现象，笔者依据人文主义教育理论，在视听课程中融入文学及文化的教学内容。通过文学作品，学生可以获得天文、地理、历史、人生等各种方面的知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直接经验十分有限，更多的知识来源于间接经验，文学丰富的内容提供了这种可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要感知、体会、理解文学作品的审美世界，其想象能力、感受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培养。

笔者在视听教学实践过程中主要通过两种手段融入文学内容。其一，课堂上欣赏名著改编的电影片段，这样可以把学生喜欢的电影播放教学形式与文学内容有效的结合起来。以《新傲慢与偏见》为例，通过播放该片，学生再次温习了奥斯汀的名著，体会剧中人物的傲慢与偏见。另外由于该剧全部在英国外景地拍摄，所以学生看过电影之后对英国的地理地貌多了一份了解。还有，该剧导演将《傲慢与偏见》看做英国的现实主义故事，因此保留了很多原著中的对话，并最大限度地还原了18世纪末英国的贵族生活、社交礼仪等。学生普遍反映，观看影片之后对英国的历史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其二，课堂上收听文学作品录音版。之前，笔者所在学校的一名美国外教每次课堂拿出15分钟给学生阅读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深受学生好评。在他的启发之下，笔者尝试在课堂上选取名著录音片段进行播放，时长为10分钟左右，听完之后以复述、评析的方式，检查学生的听力效果。这样的上课形式，让学生既练习了听力，又受到了文学作品的熏陶，一举两得。

4.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的个人范例对于受教育者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最有效的阳光。”可见，学生人格的塑造和养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教师人格的影响。因此，作为教师，一方面要帮助学生在人文环境中汲取知识、运用知识，成为学生学习的顾问、信息来源和评估者；另一方面，教师一定要发挥“严谨治学、身正为范”的作用来感召和带动学生，成为学生学习的楷模。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在人文环境中学习知识，教师要了解学生的思想，将其当做普通的、对各种事物有兴趣的人，从而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人文主义教育最重要的是教育精神和教育方法，除了在教育方法上有所创新突破之外，笔者在教育精神上一直秉持这样的人文主义信念：师生之间在授业之外还有一个弘道的问题。教与学远非传递标准答案那么简单，因此教师应该不仅具有启发学生智慧的宏深学问，也能以其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成为学生们的人生导师。

在缺乏人文关照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很难有一种人文的自觉，很难认识到人文在整个社会中应该具有的价值、地位和作用。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依靠自身的精神力量，不断自我激励、自我完善，不断追求知识，追求真善美，它为一个人能得到持续性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潜能。加强英语专业的人文主义教育，使学生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已经成为英语界的一个共识。笔者在英语专业视听课教学中尝试人文主义教学模式，以其对学生实施全人教育。笔者以为，在教学活动中，应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情感需求，将人文精神与教学内容有效结合起来，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使学生形成探索创新的心理愿望和性格特征，帮助学生获取创造性地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这才是外语教学成功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何兆熊.对英语专业的现状和未来的几点思考[J].山东外语教学，2004，（6）：3-4.

[2]张中载.外语教育中的功用主义和人文主义[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6）：453-457.

[3]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陆谷孙.关于英语教学的三点杂感[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7）：1，27.

[5]张武升.罗杰斯的教学思想史[C]//田本娜.外国教学思想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篇4

引言

很长时间以来，文艺复兴一直充满着争议。这些争议通常围绕其性质，发生的原因和地理时间的范围。文艺复兴成就了很多多才多艺的巨人，例如达芬奇。他不仅是个绘画天才，也具有现代科学家的某些特征。他观察，质疑和记录所看到的，并且把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他的绘画，这使他的绘画不同于中世纪。这些多才多艺的画家，雕塑家和作家都作出自己的贡献，使文艺复兴时期成为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超人的时代，一个古典学者，雕塑家的时代。

一、文艺复兴的起源

关于文艺复兴的起源常见的观点是，在文化已经停滞了近千年来的第十四和第十五世纪，一个伟大的文学和艺术的再生。意大利的天才作家所作出的贡献对于文艺复兴的起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也有人极力反对这一声明，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特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前就已经出现了）（The Renaissance, 2001,6）。这些作家发现封建时期和中世纪哥特式的艺术不适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他们转向罗马文明和希腊的经典来寻找灵感。由于他们对古典文化的崇敬日益增长，这就加强了他们对中世纪艺术的非古典形式的蔑视。渐渐地，这种现象蔓延到欧洲的其他所有地区，如法国，英国，西班牙等。

二、文艺复兴的特点

这一运动突出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对古典文学的渴望与好奇。罗马和希腊的经典被挖了出来。他们把这些经典当作文学形式的模板，渐渐地，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与中世纪时期的宗教教条有着巨大的不同(刘炳善, 2007, 30-31)。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人道主义的强烈兴趣。大约在十一世纪，由于地中海重新开放，海上贸易不断发展，加上意大利国家的城镇和贸易从未完全消失过，意大利国家的人们时刻准备着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繁荣的沿海城镇就这样在意大利形成这了。此外，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的主要城镇也因为羊毛和布料的生意逐渐繁荣起来。它极大的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把当初的农业经济变成了货币经济。这时期的人们聚集了大量财富。另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也受到了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人们对科学问题，政府，哲学和艺术著作的研究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兴趣由传统领域，例如宗教和法律等转向了传统领域之外的科学，自然界，生物学和天文学的研究。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这些科学技术逐渐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他们开始有闲暇的时间来见面和交谈，讨论艺术，政治和哲学问题。人文主义就在这时逐渐的发展起来了。它和中世纪对人的悲观看法有着极大的不同，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欲望来改变世界，并且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消除外部的阻碍，从而获得幸福。相对于从前，他们并不关心超自然世界及自己灵魂的最终命运，相反的，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快乐的，充分的和有效的生活。现实世界有着自己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为未来的虚幻的世界做准备。起初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只被一些学者和有钱人接受，但大学和学院的建立帮助传播了这些思想，最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到了这奇特的氛围。

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

文艺复兴时期的想法被广泛的传播，它们形成了一个大的环境，其中生活着形形的作家，艺术家，传教士和思想者。他们都不可避免的受到这些想法的影响，并把这些影响反映到了自己的作品中去。由于论文的长度有限，我决定以意大利的绘画为例来阐释我的观点。

在十三十四世纪，意大利在艺术方面的造诣远远领先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随着文艺复兴的不断发展，艺术家的地位以及他们的作品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十二十三世纪的绘画内容几乎都与宗教有关，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世纪非常的重视宗教，并且当时人们对艺术家的赞助在数量上市非常有限的，只有那些神职人员才需要他们的服务。这些法规和宗教精神限制了艺术家的创新，他们只能按照传统的形式进行绘画。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和科学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掌握物质世界。艺术家们主要受益于两个科学方面的研究：一个是解剖，这使得艺术家们更好的掌握了人体的结构；另一个是数学的发展。绘画可以通过二维表面绘制达到三维的错觉。以前的画家是通过实证的方法达到这种效果，但是在1420年布鲁内莱斯基发现了如何学方法实现立体的印象。这些科学成就被艺术家们灵活的运用，成为了他们在绘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3.1 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

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两幅画来更好的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发展和改变：中世纪艺术家契马布埃的《十字架》和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这两幅画相距有二百五十年。第一幅画用非写实的手法描述画中的人物，真实的人要比画中的人物更直一些，但是画中的人物身体却极不自然的弯曲着。虽然这幅画是关于痛苦和死亡，画中人物的表情却没有被描绘出来。此外，它强调的精神美，它包含一种信仰宗教的信息，力量，奉献和沉思。《乌尔比诺的维纳斯》，相反，塑造一个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进行的真实场面。它是关于一个富裕和自信的女人，躺在自己卧室的床上。女人的身体是准确绘制的。身体部位之间的过渡非常平稳。在这里所突出的美是女人丰富的环境的美，而不是所谓的精神美。总之，这幅画的绘制更加真实。

除了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人文主义也在其他的绘画作品中有所反映，例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和拉斐尔的《雅典学院》。

3.2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达芬奇是个天才的画家，多年来他受聘于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在那里生产武器，雕塑和绘画。他的科学成就相对于绘画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他非常善于把自己的科学知识用于绘画当中，使他的绘画更加准确。《最后的晚餐》就是其中一个出色的代表。这幅画相比于以前同主题的画，其原创性就变得很明显。它描绘了耶稣和他的信徒们在进行最后的晚餐。这是一幅看似简单的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我们会发现这幅画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人文主义被嵌入到了这幅画中。画的背景中有窗户，窗户的外面有小山和其他的景色。这些都表明了现实的生活和画的深度，此画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画中的对称。这也是人文主义所倡导的，因为人文主义者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对称的。画中的人物身体也是对称的，所有的人都被放在桌子的一端，以前的画家把犹大放在了桌子的另一端。耶稣的两边都有六个人，然后这六个人又被分成了两组，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对称。人文主义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真实的情感。为了给予这幅画以动态的感觉，达芬奇选择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正当耶稣宣布他的门徒中会有一个人背叛他。画中的每个人都表达了真实的情感。所有的人都表达了自己的焦虑或者是关心，他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很高兴。仔细的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到画中人物的脸上，所以让他们看起来都不相同。

3.3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

拉斐尔在早期受到了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影响，但是后来也逐渐发展了自己的风格。1508年，他被朱利二世邀请到罗马制作梵蒂冈壁画的装饰工程。大厅的四壁分别以神学，哲学，法学和诗歌为主题，拉斐尔的主要意图是表明人类知识和智慧的四个分支，其中一个墙上的壁画突出表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结构和精神内涵，《雅典学院》。在这幅画里，古代的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集聚到了一起。他们自由的讨论，情绪热烈，各自都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一个酷似罗马建筑的拱顶覆盖的大厅里，所有的人物都围绕着在中心站着的两个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伸出自己的右手，手心向下，认为现实世界应该是实验的对象，而柏拉图则用受指向上方，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姿势表明他们观点的分歧。在柏拉图的一边是研究自然和人类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步履轻便，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和尊严显示出了理性的本质。在左边较低的台阶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坐在地上专注地书写着，一个少年在旁给他扶着木牌，牌子上写的是“和谐的“数目比例图。在右边一群学生围绕着正在证明一个定理的欧几里德，这个小组特别的有趣。在画的最右方，拉斐尔画上了自己的画像。作者把自己放在一堆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中间是非常有趣的，表明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拉斐尔极其精确的描绘了人类得身体外观，更难得的是，他可以深入挖掘人的心灵。画中的每个人都在传达着自己的情绪，反映自己的信念。由于当时的科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拉斐尔有能力把自己的数学知识运用到自己的绘画当中，因此，一个巨大的视角就这样产生了。所有这些都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绘画技能。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艺术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许多有名的画家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结论

文艺复兴逐步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特点，这些改变也反映到了绘画之中。意大利的绘画在当时是最出色的，它们展示了现实世界的美好和人类的尊严。它把世俗的观点和古典成功的结合到了一起，并且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艺术品位和风格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Duncan Sidwell. 2008. A Survey of European Cultur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刘炳善, 2007, 英国文学简史.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大学生英语文库, 2001, The Renaissanc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大学生英语文库, 2001, Western Art.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Humanism. In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December 27, 2010, from en.省略/wiki/Humanism.

篇5

    一、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

    1.跨学科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通对文学现象中的道德、伦理、思想、宗教、地理、经济等多种社会价值标准进行评判,并通过比较研究区分审美与艺术形式,使得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更紧密联系在一起。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正盛兴的“生态批评”,即把文学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在强调该领域研究具有跨学科和全球性视角的同时,认为我国学者研究生态批评应具有自己的视野和更客观的角度。正如文学反应的任何一个社会侧面一样,环保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概念,它牵涉到诸多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蕴含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武汉大学张箭飞教授则以“比较文学之外———略谈风景学的范围和重点”为题阐述了兼容或跨越地方研究(placestudies)、空间研究(spacestudies)、环境研究或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三支貌似独立的学科的风景学(landscapestudies)。比较文学的风景学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其研究对象锁定在其与文学、艺术和美学交叠的范围之内。近年以来西方学界围绕风景的定义、风景引发的诸如文化民族主义、地方感、身份认同、自我意识、人与环境等重大议题曾展开争论。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必要在厘清诸家学说的承继或扬弃关系的基础上,对许多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从而确立学术走向。邹建军教授在题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反思与构建”的发言中,反思了国内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他认为中国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对西方空间批评的翻译和介绍、文学的历史地图描绘、文学中心的地理变迁、作家作品的地理分布;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比较文学地理学批评进行建构:对重要概念术语(如地理基因、地理建构、地理影像、地理叙事)进行定义,使其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文学地理学的框架下来重新梳理文学史,探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并可援引其指导其他一些研究。武汉大学张晶通过《山楂树之恋》及《唐山大地震》所引起的反响谈到文学通过影视艺术的嫁接、传播及文化的透视所引起的思考,由此比较文学研究应可涉及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传播学、文学与文化等多个方面。中南民族大学尹锐则以“人文地理学与英语后殖民文学的关系”为题提出了将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后殖民文学进行结合研究的倡议,他认为后殖民文学在当今是热点,人文主义地理学至少可以从风景与创伤、风景与权力、地理与逃避等三个方面切入研究。

    2.比较文学研究实例。除了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与会学者也对自己在本领域所进行的一些实例研究进行了交流。惠州学院外语系汤富华教授首先以“论翻译之颠覆力与重塑力量———重思中国新诗的发生”发言,利用大量文学史料论证了翻译在中国新诗的产生过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武汉纺织大学谭燕保教授则以“他者镜像中的他者———看《女勇士》和《最蓝的眼睛》中的女性书写”为题,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分析了汤亭亭和托尼?莫瑞森在女性书写方式角度上的表层相似,但深层书写方式的巨大不同。通过对比二者去追溯主体的身份诉求便可明显看出其差异,进而推知同为美国少数族裔的华裔和黑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蒋金运则以“北美华人诗歌中的生态伦理中国想象”为题,通过生态伦理想象模式、策略及内容的研究透视了北美华人作为主流文化边缘体的心理图式。安徽大学刘云以“《庄子?齐物论》与《盗梦空间》的互文性解读”为题,从互文性视角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梦”的异同,从而昭示了东方文化的务虚和西方文化的务实。武汉纺织大学刘慧则以“生态伦理视域下杨克的悲剧”为题,对奥尼尔戏剧“毛猿”中的珠宝店、皮货店场景、人与猩猩的握手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细节的精心设置显示剧作家强烈的生态伦理意识和人文关怀。湖北警官学院张友文教授谈了自己对公安文学的研究。武汉大学博士生韦照周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杜雪琴分别关注了“羊皮纸效应”和易卜生创作中的地理诗学问题。

    二、比较文学研究原则的坚守

    比较文学自诞生百余年来,可以说一直是危机重重,质疑不断。中南民族大学叶绪民教授通过对比较文学学科肌理的再思考,在承认比较文学不断吸纳新方法、新角度的创新意识的同时,道出了比较文学的核心何在之疑惑。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谨防过宽,应注重比较本体及本体的文化角色,在文学流通中去进行比较研究。如果说比较文学研究以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来分,本学科应以内部研究为主,且在外部研究中注重文学性这个关键所在。武汉大学赵小琪教授则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在质疑声中显示其生命力,其研究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化用,应谓之顺理成章。同时,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在于主体间性,主要表现在研究主体与研究主体间性、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主体间性、研究对象主体与研究对象主体间性等方面。这种学科特征决定了比较文学主要研究不同国别文学的间性关系、不同诗学的间性关系、文学与文化理论的间性关系、文学与其他学科的间性关系。胡亚敏教授对比较文学提出了三点思考:其一,比较文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拓展应让我们更加清醒认识本学科所受到的理论冲击、文化冲击及与政治的结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与文化冲击,使得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而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得本学科担负着对强势文化反叛的使命。其二,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应清楚,比较文学应有自己的坚守。应当把比较文学定位为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既要开放又要保守,要有自己的阵地,要有助于文学的发展。其三,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民族性坚守。当今的中国需要研究民族文学,民族文学与他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而湖北省比较文学的特点,在于中文与外语两支学术队伍的融合和互借,及身处中国腹地的包容胸襟。综上所述,此次研讨会不仅关注学科理论构建,也重视具体案例研究。这昭示着,比较文学的发展不仅要吸纳各种新思潮和新观点,更要有自己的学科坚守和发展原则。

篇6

关键词：文艺复兴 视觉艺术 文化走向

14世纪从意大利发源的文艺复兴运动经过了近四百年的历史蔓延至整个欧洲，在人类文明史的诸多方面都留下浓重的笔墨。在视觉艺术方面，从数量庞大的学术著作中可以发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建筑等主流的视觉艺术形式进行的分析和评述，都肯定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的艺术成就，艺术史也将这一时期的众多视觉艺术奉为经典。但除了艺术层面的研究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文艺复兴的研究转向文化的视角，并且这一研究的转向正方兴未艾。普遍的观点认为，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精神为引导，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多被冠以“人的觉醒”、“表现生命的尊严”、“展现艺术家的个人风格”等与中世纪基督教精神格格不入的新名词。对于这一时期艺术造诣突飞猛进的发展多归结为当时的人文主义观念和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此外，将这一时期的视觉艺术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分析，可以搜集到零星的关于18与19世纪艺术的主题，如吉伦・伍德（GillenWood）的《现实的冲击：1760年至1860年的浪漫主义与视觉文化》、萨拉・帕森（Sara Parson）的《图像帝国：1765年至1807年的奴隶制与英国视觉文化》等，迈克尔・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的《15世纪意大利绘画与经验》可以作为这一领域的典范。

国内对文艺复兴艺术史的研究受到国外理论的影响比较大，学者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艺术形式如建筑、绘画、园林、音乐等进行的研究也是著述颇丰，人民出版社也曾出版国内众多知名学者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包含总论卷、政治卷、经济卷、史学卷、法学卷、文学卷、艺术卷、哲学卷、宗教卷、教育卷、科学技术卷、城市与社会生活卷），这一系统且庞杂的文艺复兴史卷是国内学者们首次系统梳理和全方位阐释文艺复兴成果和历史经验的成果，其中包含了视觉艺术和其他各方面的社会文化遗产的总结，将视觉艺术放在整个当时社会大文化的背景下进行分析，总结艺术现象背后的文化基础，分析人的意识和价值观，并进行哲学的理性反思。近年来关于文化哲学的研究在国内逐渐兴起，其主张透过文化符号形式对人做总体性把握，注重研究文化符号形式与人的生存、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传播性特征、互相借鉴特征、文化与历史的关系等等。而艺术本质上可以界定为一种文化符号形式，与神话、宗教、历史、科学、语言等具有同等价值。艺术可以“启迪无知者的心灵，是帮助人们记忆和进行教育的工具”。①因此，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视觉艺术的文化哲学审视可以更好地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轨迹做全方位的把握。

文艺复兴时期的视觉艺术主要是以14世纪至17世纪的意大利及北欧部分国家盛行的艺术形式如绘画、建筑、雕塑以及工艺美术品等为主，作为物质文化的基本组成，视觉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物质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被看做功能性的物品，通过精心选择的意象服务于明确的宗教或世俗目的，通过特定形式传递着信仰和价值观。比如，遍布市井街区的教堂及壁画形成的反复且持久的日常经验就起着维系着群体意识与的作用，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最重要的文化氛围无不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基督教艺术形式的变化中可以逐步显现出人性精神的高扬。

从形式上看，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和罗马艺术的隔代复兴，这一时期基督教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张力构成了艺术创作的内在驱动力。不同于中世纪宗教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文艺复兴时期除继承了古典时期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外，对世俗化倾向、个人主义和科学自然主义等人文主义的新观念的表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艺术创作的主题、题材的选择、宗教人物及世俗生活、宗教意蕴的表达，以及空间、色彩、线条等形式要素描绘的图像都充满了象征意义，透过符号语言可以揭示文艺复兴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处在中世纪和西方近现代社会的过渡期表现出的独特文化精神。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90%以上是以宗教为题材或者为宗教服务，但是世俗化的倾向仍然可以从宗教绘画中描绘的家族事务和贵族人物身上体现出来。建筑及工艺品中的宗教意象也往往是为世俗生活的目的，而非宗教的目的服务。艺术创作除了在精神内涵上表现人的觉醒之外，在形式方面，比如透视法的使用也是通过平视的视觉方位彰显了人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流行的肖像画和家族形象画同样也是个人主义高扬的表现。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主义彰显的文化价值。对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使这一时期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更加紧密，对几何学、解剖学、数学、透视等原理的运用，不但使艺术家成为博学广识的通才，对艺术鉴赏者的知识要求也极高，理性主义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创作和欣赏过程，同时艺术家地位的凸显甚至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和学术观念。

文化价值可以体现人对生命存在的文化意义的理解，人的信念和理想等精神内容要通过外在的现实性展现出来，而艺术可以很好地承载这一使命。文艺复兴时期仍是宗教意识占主导力量的时代，但是其中蕴藏着对禁欲主义、蒙昧主义的批判和对人性、欲望、现实生活的美好期待。虽然这一时期还没有从基督教的社会文化母体中嬗变出整个社会的现代性，但是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念暗含在其中，通过视觉艺术建构起来的话语在社会文化交流系统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深刻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伦理精神。这一时期重新建立起来的人的崇高地位和尊严，至今仍是支撑人类价值观念和实践原则的重要支柱。

通过对文艺复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视觉艺术的符号、形式、意象、宗教题材、世俗化特点以及宗教意蕴的表达等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文艺复兴虽然从形式上看是对古希腊和罗马艺术的隔代复兴，但是它在继承了古典时期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同时也表现出这一时期特有的、通过基督教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的二元张力形成独特文化内涵。除此之外，它对世俗化倾向、个人主义和科学自然主义等人文主义的新观念的表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透视这些艺术载体背后人的意义和价值，用理性的反思重新界定视觉艺术的历史价值，及其对当时社会文化走向的建构性，可以促使人们要更深入地思考视觉艺术对于人类文化和人的生存方式的意义。

本文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项目（编号11E064）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黑龙江省教育厅项目（编号1251224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篇7

关键词：卢政；《嵇康美学思想述评》；评价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68-01

一直以来，魏晋风度都是知识分子“人生艺术化”追求的理想状态。在那样一个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的时代，社会动乱和礼乐崩坏反倒将人生推向了巅峰状态——审美的境界。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美学状况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尤其是嵇康这样一个极具个性和创造性的人物，他本身就是人物美的典范，且看《世说新语·容止》中对其形象的刻画：“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这样一种美的形象如何不让人向往。

篇8

教育对儿童少年身心发展来说，是一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外在影响力量。当时间是常量时，由于构成教育的诸种要素的质与量不同，就会使教育影响力量呈现出强与弱、密与疏、急与缓的差异和变化，这些差异与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将教育影响力量呈现出来的有规律的强弱、密疏、急缓变化的现象定义为教育节奏。如果构成教育的其它诸种要素的质与量不变，若将时间缩短或延长，也可使教育节奏呈现出强与弱、密与疏、急与缓的变化。影响教育节奏变化的直接因素主要有：教育目标的高与低或全与偏；教育内容的深度、广度、量度和密度；教育手段与方法组合及变化的优或劣；教育时间与空间的调配等等。

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顺序性、阶段性、不平衡性和个体差异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这些基本规律的作用下，构成学生身心的各种要素（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在不同年龄阶段是按着不同的速度（有时缓慢、有时加速）和方式（有时平稳、有时剧烈）发展的。我们将学生身心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发展速度与方式规律性的变化定义为学生发展的节律。影响和制约学生发展节律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内在原因，有学生生理与心理发展的水平和需求，个体的遗传素质与“生物钟效应”的差异，学生认知结构与社会实践经验的积淀等等；外在原因，是学生社会生活环境的差异，主要是指学校、家庭和社会所提供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条件的差别。

当教育的节奏超过了学生发展的节律时，会造成学生身心负荷过重，他们难以接受这样的教育，拔苗助长，将会摧残学生身心的发展；而当教育节奏落后于学生的发展节律时，教育就很难发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的功能。只有在教育节奏与学生发展节律和谐，并能产生谐振效应时，教育的影响力量才最大，并能取得最大的功效。这是和谐教育的精髓所在，也是和谐教育本质的具体体现。

二、和谐教育质的规定性

和谐教育与愉快教育、成功教育、创造教育一样，都是实现素质教育培养目标的教育模式。这些称谓不同的教育模式的根本区别，主要的不是表现在培养目标方面的差异，而是广泛存在于各教育模式对教育过程现存基本矛盾认识的差异，建构模式的具体理论依据的差异，教育行为方式的差异，教育行为着力点的差异，教育行为风格的差异，以及由这诸多差异所形成的教育环境──硬环境与软环境──差异的综合。

和谐教育认为，从教育过程的角度看，影响教育质量和效益的基本矛盾，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包括教育教学的目标、内容、形式、途径、方法、手段等等）与学生身心发展（发展需求及发展水平）的不适应。由于这个基本矛盾长期以来未能很好地解决，因而引发了德育实效性不高，学习负担过重，厌学情绪滋长等矛盾的产生。和谐教育紧紧抓住了这个基本矛盾，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着力追求教育与学生发展的和谐，即追求学校整体的教育教学活动与学生身心发展的和谐性。具体讲，实施和谐教育的直接目的，是要从学生现实的认知特点、认知发展水平与需要出发，对教育教学的要求和内容进行创造性地处理，使学校各种教育教学活动所产生出的综合性教育影响力量，与不同年龄阶段学生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相适应。和谐教育所追求的教育理想境界，是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所产生的综合性教育影响力量，与学生身心发展水平和发展需要在和谐基础之上能产生“谐振效应”，促使学生个体的发展达到其自身最佳程度或最佳状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教学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实施和谐教育要求教育者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发展水平，找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并结合学生不同层次的发展需求，整体设计和安排学校各种教育要素的结构与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使学校的“教”处于和谐状态中。通过和谐的教育教学活动，促进学生身心素质和谐地发展。所以，持续不断地追求教育与学生发展的和谐性，是和谐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和谐教育模式区别于其它教育模式的质的规定性。

三、和谐教育基本模式的结构

和谐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模式，是以促进学生基本素质全面和谐充分发展为目标，以树立六大基本观念为思想基础，以调整三大教育要素关系为骨架。建构起的基本结构。全面科学的教育功能观、和谐共振的教育过程观、全面发展的教育质量观、整合优化的教育方法观、民主融洽的师生关系观及能动发展的学生观是和谐教育对学校教育活动与教育现象的基本认识，没有这种基本认识，就不能破除陈腐教育思想对人的束缚，更不会在教育实践中有和谐的教育。本文对此不再论述。

和谐教育的三大要素及其结构关系如下。

1．以教学领域的“教”与“学”关系为主的学校诸教育活动与学生身心发展关系的和谐，是实施和谐教育的核心

教学活动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工作，优化教学过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环节。教与学在教育实践中是两种行为、两个过程，又统一于学校连续不断的教育活动之中。“教”与“学”和谐的实质就是要使教育的节奏与学生发展的节律和谐。这一要素所追求的目标是，“节奏适度、激活潜能、思维协调、和谐共振”。学校各种“教”的活动．既要为“学”的活动调整好学生自身内在的学习准备，如激活学生内潜的学习兴趣与愿望，调动起学生的能动精神与积极态度等；又要为“学”的过程创设良好的外在环境，如必备的学习设施与材料、良好的条件与氛围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扮演着双重社会角色，他们既是社会对年轻一代要求的代表，又是将这些要求转化为学生发展需求的中介。这就要求教师一方面对学生的发展发挥导向作用，又要为学生发展寻找并创设所需要的条件，做好服务工作。教师要从微观教育教学目标的确定、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教育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设计、教育教学时空的安排、教育教学情境的设置等方面来调控教育的节奏，积极地适应和影响学生发展的节律，不断地提高“教”与“学”和谐的水平和层次。

2．以师生关系为主的学校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实施和谐教育的前提

爱，是教育的前提。这是一条人人皆知的教育原理。师生情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没有情感就没有教育。学校教育效果的高低和成败与学校教育环境中的人际关系的状况高度相关。一所学校中的干部与群众、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每时每刻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心灵。其中，尤以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状况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影响最大。教师在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与学生平等相处，尊重学生的自主意识和人格，以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优良的个性品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和感染学生，以渊博的知识、完美的教育教学艺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开发学生自身的潜能，在师生协力合作融洽的人际氛围熏陶中，学生身心才能和谐健康地成长。一所现代化的学校必须形成民主平等的教育氛围。和谐教育是把以师生关系为主的学校人际关系的和谐，视为教育的前提条件，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形成“民主平等，尊师爱生，情感交融，协力合作”的新型师生关系。

3．以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关系为主的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教育关系的和谐，是实施和谐教育的基础

实施和谐教育必须协调好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间的关系．使三方教育建构成“目标一致、内容衔接、功能互补、配合密切”的良好教育场。这是实施和谐教育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从广义的教育来说，儿童最先受到的教育是始于家庭教育，家庭是儿童最早体验到教育的地方。和谐教育把家庭教育视为学校整体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教育资源之一。学校应充分发挥家庭教育所独具的优势，如因血缘关系亲近而持有的亲情教育、融于日常生活关照之中的隐性教育、营造适合学生个性特征的微观环境和氛围的个别教育等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生心中有他人、关心他人的意识，自理、自立的生活能力，首先发端并生长于家庭教育之中。指导家庭、帮助家庭建立起有利于学生健康发展的教育环境，是学校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实施和谐教育，学校还要组织好社会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价值观的追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学校教育活动要主动与当地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活动，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为人民服务的行为习惯。

四、和谐教育的实现途径

个体层次的和谐教育，要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和谐发展，这已受到广泛的重视；相比之下，群体层次和整体层次的和谐教育，尚在深入研究，特别是“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和谐统一，正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热点、重点。可以说“科学、技术、人文、和平”四者的和谐统一，是21世纪实现和谐教育的重要途径。“科学、技术、人文”必须互补、协调才能实现和谐教育的目的。本文还着重就“和平教育原理”，谈谈自己的浅见。我认为实施“和平教育”是实现和谐教育的重要途径。

科学是认识世界，探究自然之奥秘；技术改造世界，设计出人类需要的产品；人文是认识和改造人类自身，实现主体价值。

科学和技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密切相关。人类面对自然界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常常包含科学和技术这两方面。对自然界的许多问题要作出回答的需要导致技术产品的研制；技术上的种种需要又能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技术产品，从铅笔、电池到计算机，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手段和工具，推动我们对自然界的研究。科学和技术都有两重性：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要在整体层次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有必要对全民的终身进行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是指提高人的科技知识和能力，增强科学技术素养的教育；人文教育是指提高人的人文知识和能力，增强人文素养的教育。

从课程论看，科学类的课程，包括理工学科和技术学科在内的课程；人文类的课程，包括文史哲学科，以及音乐、美术、艺术在内的课程。在世纪的教育中，由于文理的严重分割，有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基础教育阶段就实行文理分科教学。于是就形成素质有明显缺陷的两类知识分子群体：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如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指出的，这两类知识分子存在一条难以理解沟通的鸿沟。从教育课程的性质和方法看，“科学”重视客体工具、认识自然、外在解释、数学表述、定量分析；“人文”则重视主体价值、认识个人、内在体验、语言表述、定性分析。这两类知识分子容易相互看不起，对同一问题的解决，往往难以取得一致。前者容易接受“科学主义”，后者容易接受“人文主义”。这就形成世纪的两大哲学思潮。

在世纪教育哲学中的存在主义、永恒主义，就是强调人文学科的意义，重视主体价值，否定科学的客观工具；在世纪科学哲学中的实证主义、还原主义，就是强调科学技术的意义，重视客观工具，否定人文的价值判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争论，在新世纪里将会继续下去。对个体而言，有所偏向，问题不大；但对于整体而言，偏向明显，则后果严重。“科学主义”太过分了，需要“人文主义”来互补；“人文主义”太过分了，需要“科学主义”来互补。这种“波浪式发展”也有其合理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上述争论问题，不能走“极端之道”，而应当用“互补原理”，持“中庸之道”，使“科学”与“人文”两者协调、互补，走向和谐。

篇9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1]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一、人文与人文精神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意思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关联：学科意义上的人文总是服务于理想人性意义上的人文，或相辅相成。“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Humanitas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Humanitas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humanitas以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institutionemqueinbonas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andtrainingintheliberal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education）、文科（liberalart）等。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强调，其作为“文”的方面、文科课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为了强调这个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说法。人文精神这个词是个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相关。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虽然与它们相关。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这里要求弘扬的并不单纯是文科教育，而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应该看成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二、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的学问

人文是个本地词，而科学却是个外来词。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说有自己的科学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半天口舌才行。

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97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日本人用这个词表示西方分科的学问与中国不分科的儒学相对应，这个理解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界所接受。1915年，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刊物取名为《科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科学”一词成了science的定译。[4]

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science（自然科学），但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且诞生之后又处在发展之中。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它何以能够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腊和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近代科学的母体不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且也保证了近代科学能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这个母体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的科学传统就不是特别针对近代科学而言，而是用来刻划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这个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胡塞尔的理想是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黑格尔之所以能够称哲学为哲学科学，是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的科学传统。为了理解这个传统，我们需要从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谈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礼”构成的，那么古典希腊人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在我看来就是“自由－科学”。也就是说，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6]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2），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还有更高级的学科是辩证法（不只是辩论术，主要是善的科学）。此前，智者学派曾把“辩论术”做为一门重要的教育课程。

罗马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只关心有实用目的的知识。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rElder,前234－前149）在论儿童教育时，只提到了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等实用技术，而对希腊式的纯科学教育持反对态度，很类似斯巴达人。此后，罗马人逐渐把文法和修辞做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学科。与老加图略晚的罗马人法罗（Varro,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Librinovem）中讨论了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九大学科。从公元四世纪起，前七门学科被称作“七艺”，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8]七艺中的四艺是数学学科，其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的指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应属科学学科。

中世纪希腊理性精神的弘扬特别体现在经院哲学上。原始的基督教因信称义，强调信仰淡泊知识。12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基督教神学的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我们应该恰当地把它称为一种科学形态的神学：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希腊的科学理性同样影响了阿拉伯文化，但却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产生类似的成熟的“经院哲学”，虽然12世纪的确有杰出的回教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曾为此做过努力。当时的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9]

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10]因为经院哲学的逻辑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里，这种习惯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流传下来，就是伽利略，“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11]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今天我们使用“人文”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Humanism这个词虽然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12]，但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倾向，因而直接来源于它。15世纪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一词又来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学习与课程”（studiahumanitatis）。[13]中世纪后期，随着大翻译运动出现了不少远远超出传统七艺的学科，如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天文学与占星术、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通才教育，尽管他们的“人文学习与课程”着力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五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习称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义者可能还对五科之外的学问持抵制态度（如彼特拉克），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知识（通过翻译希腊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兴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融合。[14]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者深化了得自希腊而被中世纪马虎对待的传统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除了强调通才教育外，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和教育青年热爱生活，所以把伦理学（道德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务于美德的增进。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

人文主义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是确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导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第二，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但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米兰多拉（PicodellaMirandola,1463－1494）在《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ontheDignityofMan）中借神圣的创造者的嘴对人类说：“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们为它们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环视其中的一切。”[15]这里，人开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进一步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主题：“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6]当然，把人确立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腊来源。智者普罗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总的看来，人的地位问题在希腊时代还没有以这种方式、摆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苏格拉底强调，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善而非“人”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义”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17]，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18]，是很不错的译法，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本文有时从俗译成人道主义，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义”的译法。

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即获得其规定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即无固定的规定性的背离。[19]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四、近代西方的科学概念：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

我们在第二节指出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学所造就的科学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搞清楚，近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保持其为“科学”，同时，它作为“近代”科学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

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为近代科学之肇始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应该正确的看成是理性奠基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线索。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Sociologyof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了希腊人远未达到的地步。

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to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暂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恩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20]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他因此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只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意欲对自然有所图谋的培根纲领之重视外在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的经验也应该是完全新型的经验，它是对自然有所行动之后看看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不是被动的观看。在这一点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较被动和静止观照的经验论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纲领。近代科学延着他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经验论是操作主义的实验经验论。可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和启发性因素。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22]。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张力。它们相互制约，维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腊的基因总在顽强的发挥作用。我们确实可以隐约从近代科学史中看出一条理性论的主线，这些主线上的科学巨匠们总是更多的偏爱数学理性的内在力量。他们中杰出的一位，爱因斯坦，虽然也同时强调了这两大要素，称它们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23]，但在他的内心，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经验数据，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24]。据说当爱丁顿的日全食考察队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时，他不动声色的说：“我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一位学生问他假如他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该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么我只好向亲爱的上帝道歉了――那个理论还是正确的。”[25]

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这种新的技术理性与希腊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前者确实来源于后者，但已经渐行渐远。

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腊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统治”的内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腊理性的要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纲领，相反还是坚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学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类的处境，特别是为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服务。例如牛顿，他多次表白，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务于力量的控制和运用，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并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边界条件。培根本人也曾说过：“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26]服从自然现在被认为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预测性。

对自然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希腊的演绎科学――数学是可预测性的典范，有着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时数学被认为是通往善的一个必经阶梯。[27]自然的数学化以及近代数学本身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均来源于对有效预测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近代科学创造了一个纯粹“量”的世界，发展出了一套“计算”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都使用数学，但数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具相同的意义了。近代数学已经受雇于预测和控制的要求，服务于“力量”的意志。

不仅如此，近代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学理性还因其对“无限”性的允诺，而区别于希腊科学。希腊数学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对无限“敬而远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并未给出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这个空间恰恰是19世纪才被最后规定出来的。[28]近代的无限性首先发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个谨小慎微的天文学改革，结果却导致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29]的革命性变革。与宇宙论的无限化相伴随的是无限数学的出现。牛顿微积分的发明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无限数学第一次服务于近代科学，并帮助安排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的无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现为科学家的“无”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核物理学发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因为忧虑核能量会被纳粹所掌控，曾建议各国的核物理学家暂缓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所谓的“自我出版检查制度”是空前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是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争，所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持有与此相反的原则。他们自己就是极端自由的忠实信徒，并且是军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国际舞台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从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而变得害怕科学向前发展了。写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实验失败。”[30]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样深刻的挑战，科学家们面临着一种怎样的二难处境。

五、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关系：分裂与合流

在回顾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科学与人文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激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唯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学科的严重危机。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文理科的发展极度不对称，理工农医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人文学科越来越小。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近代以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为了争得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人文科学”的说法。这个词组的用意并不是想阐明科学本质上就是人文――就象我们在第一二节所阐明的那样――而是说，人文也是一种象近代科学那样的“力量型”的学问，借以在科学时代合法地谋得一席之地。

第三，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的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谈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时心中想的，正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严重的文理分科现象。这种分科现象在西方各国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但都没有象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分科化、专门化和专家化与教育理念有关，凡重专才教育，则专科化倾向较严重；凡重通才教育者，则专科化倾向就比较淡化。在专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正象许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判断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既掌握内部标准，也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学科，能够看出自己学科的优点和局限。[31]

第四，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皇家学会的干事长胡克为学会草拟的章程时写道：“皇家学会的职责是：通过实验改进自然事物的知识，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艺、制造业、实用机械、工程和发明的知识，同时不干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逻辑。”[32]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的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无犹豫的牺牲后者。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体现在科学对人文传统的轻视，特别是当这种人文传统不合技术理性的逻辑时。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与人文合流的方面：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的合流。很明显，知识的专科化来自技术理性，来自那种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今天对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终应该导向对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术理性就在这个意义上与唯人主义合流。它们都是相信“力量”（power）的乐观主义。在唯人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人有理性这种无限的能力。为了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技术理性广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义得到弘扬的地方，也就是技术理性大展宏图的地方，因为它们相互确认。这种相互确认并不简单是人作为目的，技术作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这里混成一体，因为技术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确立为价值中心的唯一根据和保证。许多技术批判主义者批评技术的发展违背了人性的目标，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其实，“技术违背了人性”，却不见得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因为正是唯人主义本身推动了技术的这种违背人性的倾向。唯人主义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之中。

这里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如果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也在要求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产品优于自然的产品，那么同样，我们的创造物就会被认为优于作为自然产品的我们自身。由于我们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义注定要遭受技术的异化：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六、弘扬科学精神：两种思路

今天到处都能听到弘扬科学精神的呼声。但这个有待弘扬的东西究竟指的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弘扬科学精神的要求，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同的动机和要求，想弘扬的东西就不会是一样的。

总的来看有两种思路。一个广泛持有的思路是，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意义上，特别的张扬科学的优越性。这种思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上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因为科学之区别于非科学、科学之特别的有效用，就在于科学方法；第二部分，主张把在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有效用的科学方法，不仅不折不扣的运用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而且要运用到更广泛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去。我把这样的主张定义成科学主义：主张在科学领域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可以而且应当在非科学领域普遍使用[33]。科学主义自然有强有弱，但科学方法的超（科学）范围运用是它的基本主张。按照这种定义，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就可以概括成：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就是弘扬科学主义。

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对“什么是科学精神”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关于“什么是科学方法”的总结概括。由于都是从各人的私人经验出发，得出的结论各各不同。但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普遍适应的科学方法。“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家都承认，像逻辑主义那样建立一个严格的超历史的形式方法论以符合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方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34]因此，一般的谈论科学方法可能是舍本逐木。对一个想尽快进入研究前沿尽快出产研究成果的科学研究者而言，多多浸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氛围之中，比到处打听科学方法论更有益处。熟能生巧，习惯成自然，科学方法的习得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

对于一个非科学家，或者对于一个正处在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家来说，有没有必要把科学的方法也同时运用起来呢？弘扬科学主义的人所希望的正是这个。“让科学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句广告词彰显的就是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想。然而，科学主义的实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无条件的强的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就算想取也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对所有的对象一视同仁，忽略掉它们的特质，从而用数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处理，这是典型的科学方法。但是，忽略掉个体的特质，肯定不是没有缺陷的，特别用在人与人交往的领域。教育学里有一个原则叫“因材施教”，如果培养学生像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一样，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

还有，对所有的对象，只注意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关注它表现不出来的东西，这也是典型的科学方法，或称黑箱方法，因为科学要求一种可操作性，追求一种有效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如果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话，那人际之间的许多问题就不是能够用黑箱方法解决的。

还可以提出一种人们可能最不赞同的科学方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效率的观点、从目标管理的观点、从操作的观点看，这确实是可接受的。而这些观点，又恰恰是科学方法所必须采纳的。但是，离开科学研究的比较单纯的境域（context）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域中，某种科学方法就变得太荒谬而不可取了。当年评论科玄论战的“科”字方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都没有端出一个“科学的人生观”来，原因是，他们虽然抽象的承认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却不愿公然认同那具体的“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显然，没有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的毒死犹太人和高效的焚化犹太人的尸体，他们确实很讲科学方法的。

科学的方法由于服务于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其基本的逻辑是强权的逻辑、力量的逻辑。这种逻辑用于社会问题上，给出的必定是一个严密控制和高效统治的社会方案，它最好的使用对象是一个奴役的社会。这正是我们要对科学方法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保持警惕的地方：科学主义的社会理论充分运用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极权社会。

科学主义的限度不仅在于它在非科学领域的实际运用有可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不能够”无条件的运用，而且在于那种“应该无限扩张”的原始动机是可疑的。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们都深深地意识到科学的有限性，反对科学的“无限扩张”。爱因斯坦在对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说：“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35]在1949年8月20日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酷爱正义，并竭尽全力为改善人类境况而奋斗，但这些同我对科学的兴趣是互不相干的。”[36]1931年10月19日祝贺大法官布兰代斯的信说：“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37]1937年9月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8]

无限扩张的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无根据的动机，是虚无主义的意志。怀特海说得好，“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39]，它的根据和意义必得从更一般的人类思想中找寻。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是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伟大的科学家们都不是科学主义者，他们深知科学的限度。

我已经指出了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的种种缺陷，但我还是赞成弘扬科学精神的提法，因为还有第二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思路。这里弘扬的不是与人文相对立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的科学的方法，而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讨论过的“自由”精神。它与第一种思路的效用的精神、权力意志的精神、科学至上的精神相对立。在中国，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充分意识到了，科学的“精神”之高出具体“科学”的地方就在于“追求真理”。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40]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概括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不计利害”对于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民族来说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正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包含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

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因为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临着威胁和危险。“算计利害”而非“不计利害”成了压倒性的时代精神，令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这是90年代的有识之士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真正动机。弘扬科学精神轻而易举地走上了第一种思路，更表明“不计利害、但求是非”的自由精神已处在遗忘的边缘。

--------------------------------------------------------------------------------

[1]参见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

[2]拙著“技术与人文”，《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3]《雅典之夜》（AtticNights）13.17.1，转引自D.Goicoechea,eds.,TheQuestionofHumanism,PrometheusBooks,1991,p.42

[4]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5]类似的学问由于服务于不同的人性理想，在西方为“科学”，在中国则为“礼”。以关于天象的学问为例，希腊人发展出了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astronomy），中国人则发展出了以占星为主题的天学（astrology）。中国天学并非对天象本身而是对天象所象征的东西感兴趣，它的基本功能是为制定“礼”服务。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之论述。

[6]近代以来很长时间，基础科学、理论科学还被称做自然哲学，比如牛顿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光之波动说的复兴者托马斯·杨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讲义》（1807），拉马克的进化论的代表作是《动物哲学》（1809）。

[7]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参见博伊德《西方教育史》，任宝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9]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19页。

[10]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页。

[11]同上，第12页。

[12]德国人J.T.Miethammer于1808年在辩论古典文化的重要性时第一次使用这个词，1859年，GeorgeVoigt在《古典文化的复兴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TheRevivalofClassicalAntiquityorTheFirstCenturyofHumanism）一书中，将这个词用于文艺复兴。参见TheQuestionofHumanism,p.94-95。

[13]按照克利斯特勒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说法，studiahumanitatis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罗马作家的古老用词，而humanista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16世纪开始通用。（第182－183页）

[14]参见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27页。

[15]转引自TheQuestionofHumanism,p.27

[16]《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卷第327页。

[17]宋祖良在其《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把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译成《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信》。

[18]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2页。

[19]参见拙文“技术与人文”

[20]科恩：《牛顿革命》，颜锋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1]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第七十一节，许宝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49页。

[22]库恩就曾提出物理学发展中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的对立，参见《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23]爱因斯坦：“自述”，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11页。

[24]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的方法”，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14页。

[25]参见科恩：《牛顿革命》，第168页。

[26]《新工具》第一卷第三节

[27]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的大数学家大哲学家怀特海视为自己最终哲学观点的讲演正是《数学与善》。

[28]参见拙著《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第八章，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9]著名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Koyre)的名著《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theclosedworldtotheinfiniteuniverse）极好的描述了这场革命的实质。

[30]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何纬译，原子能出版社1966年版，第48页、第50页。

[31]RonaldBarnett,TheIdeaofHigherEducation,OpenUniversityPress,1990,p.165.

[32]转引自汉伯里·布朗：《科学的智慧》，李醒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33]这其实正是《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里关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定义：theprinciplethatscientificmethodscanandshouldbeappliedinallfieldsofinvestigation。

[34]拙著《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有”版权所

[35]《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3页。

[36]杜卡斯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7]《爱因斯坦谈人生》，第75页。

[38]《爱因斯坦谈人生》，第61－62页。

篇10

关键词：包装设计;人文思想

弘扬人文精神是当代任何门类所要涉及到的问题，包装设计也不例外，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使人具备了利用、改造、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现代科学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无比丰富的物质产品，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人性中的“恶”的一面，导致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沦丧、价值崩溃，严重地压抑、扭曲、肢解着人性，窒息、扼杀、吞噬着人的心灵，使人变得狭隘、自私、冷酷、片面、机械、枯燥，这时人文科学主义思潮的崛起是势在必行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人文主义客观上对精神造成压抑的势头有增无减，设计中如缺少人文精神，哲学被全盘否定，人类对极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心灵世界的研究也被排除，尤其是反对关于世界和人生终极存在与价值追求被停止，忽视了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精神性需求。高扬人文精神文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要义，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永恒主题，是指引人类思想文化不断前进的明亮灯塔。

亚里斯多德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科学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是众所周知的艺术大师，但他们同时又是科学家，发明家。新时代的设计师应学会善于将科学与艺术结合，科学技术的实验主义、分析主义的方法大大拓展了设计师的视野，使其设计活动摆脱了手工业时代的封闭性和凝固性，一个重新建构语言符号范式的分析时代对形、色、线，对制作过程、对材料、结构，对创新与科学原理等的理解与尝试都建立在人文思想为主线的大设计观的基础上。

人文即包括文化、哲学、人类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音乐等门类，作为服务与人的产品包装设计元素必须要涉及到人文思想，它就像春雨滋润着设计师的心田，在为人类创造物质产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事一种精神活动，包装不仅创造了附加值，更重要的是产生一种文化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提高消费者对商品品牌形象了解的同时更进一步地认知生产的国度、区域、国度传统文化、企业文化、哲学思考、逻辑推理、审美特征、消费心理等全方位的认知、包装既是产品的营销工具，也是企业的商口，传递着更多、更高的文化信息。设计师的高品位的综合素质，设计出高品质的包装产品也是加快商品行销的关键。

1文化哲理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习俗，如果不了解民族的文化特征、地域差距，不进行哲学深层思考，不研究人民心理、人类社会学、知识甚少，对文学全然不知、找不准卖点，可想而知商品就难以畅销，不能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立足。无论是人类文化、世界文化、中华文化都是宏观整体中的文化形态，如何分析文化，认识文化、找到解开不同文化现象的钥匙，找到一种像基因那样的文化建构的控制因素，对文化结构分析既把文化分为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物质文化、制度性文化与精神文化，除了文化体系的不同而外，普遍存在的是同一文化体系中的不同阶层的文化差别，诠释一件有说服力的作品，除了看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对其文化意蕴的解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文化思辩。从工业革命至后工业革命的精神本体的对话，人类生存的数字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跨文化交流盛况空前，跨文化交流中的焦点问题是“误读”，所谓“误读”是人们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的传统思维方式，往往按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别人。人在理解他种文化时首先按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来对之加以选择、切割，解读必将导致“误读”。“误读”是一个既酿成灾难又能激活创造的奇特的认知精灵，它会导致隔膜、离异。然而，人对人文和艺术品的“误读”会激活想象力和灵感，并可能导致创造的驱动器，但如对商品包装“误读”那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和经济损失，商品要跨国度、跨地域，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量的加大，交流频繁，就更需设计师对他国文化特质的了解，无论图形还是文本都要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产品品质以及文化背景、材料特质及性能。

谈到哲思，西方哲学和美学流派中的人文主义主潮以极大的努力从各方面为人类精神争得应有的地盘与位置，对以数理逻辑为主导内容，以主观经验为基础和根据的现代科学理性进行不余力的批判，如克罗齐、弗洛伊德、荣格等都对人类情感和生命形式的关注;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的理论建树对传统科学和逻辑理性的攻击与突破，对人的精神领域中非科学、非逻辑、非理性方面的发现与张扬，也是传统人文精神所作的一种现代开拓，对建立在数理科学基础上的近代认识论的批判，为哲学和人文学寻找自身的认识和方法论根基，人文学科要成为“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抗衡，不能没有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近代笛卡尔、康德的哲学基本上以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认识论为基础，伏尔泰在把世界分为自然与历史人文两大部分的同时提出了相对应的两门科学;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主张认识论范围“扩大”到人类文化的其他领域，重视语言、神话、宗教等和艺术直观等认识论功能，找到不同于科学主义的独立的认识论、方法论，有助于使人文科学真正迈入科学殿堂，成为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科学。设计既有科学理性的严谨，又有艺术的浪漫;既有西方文化的精华，又凝聚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中国思想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较深厚的人文精神的传统，但它又与西方重视自然科学、高扬自然科学精神不同，中国自古以来重视人自身的精神活动，与人生状态的体验，强调人文精神的贯彻，中国一直讲求着儒学精神，儒、道、释都主张“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自然与人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世界是与人的本性，与人的生命活动，生存方式休戚相关，相互交融的，更多地追求和体验人与自然契合无间的一种人生境界和精神状态，关心人生、人事、重视内在精神境界。

譬如:先秦道家倾向于以人合天;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更崇尚自然、天性，提供通过“坐忘、心斋”等修养方式来超越与自然的差别;孔子“礼学”主张“克已复礼”，目标是使“天道在人道”中得到完满实现。孟子更主张“自我修养，思成尽心”，达到“知天”、“事天”的目的，中国的人伦成分占优势，具有鲜明伦理化倾向。历史发展至今，人文思想发展面不断完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加速走向现代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包括文化发展，从长远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市场经济在体制性质而言，对于精神文化的建设也有负面影响，有些追逐高利润、高附加值的现象不断出现，过度包装，用有毒有害材料包装，给社会、人类造成危害，只顾眼前小利，丧失了社会责任心和公共伦理道德，这在某种意义是也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危机。新晨

2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