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的主体范文
时间：2023-12-07 18:02:1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治理的主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矿山地质环境；博弈；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采矿权人
中图分类号 X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124-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9
矿产资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来源，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基础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大规模的矿业开发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与日俱增。当前，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矿业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就开展了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尤其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完善的矿山环境管理体系[1]。近年来，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受到我国广大研究人员的关注。结合不同矿区，总结了矿山开采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要环境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2]。然而在相关研究中关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行为倾向的研究还十分少见，笔者认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效果与治理主体的行为倾向有着直接的关系。鉴于此，本文将从博弈论的视角探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的行为倾向与博弈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对策建议。
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及其行为倾向
1.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主体是指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组织或个人。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会涉及到许多组织和个人， Brereton指出，利益相关者对矿业公司的治理和管制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和增加[3]。表1列出了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一些利益相关者[4]。
从表1中可以看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涉及到的主体众多，如果一一进行分析有一定的难度。本文将这些主体从总体上分为三个部分：国务院及其下设的各个部门代表中央政府，各省政府及地市政府及其下设部门代表地方政府，采矿权人。中央政府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制定各种法规政策，起主导作用，地方政府是各项政策的执行者，矿山企业是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具体实施者[5]。下面本文将分别分析这三个主体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行为倾向。
1.2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的行为倾向
1.2.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倾向
1.2.1.1 基本假定
在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倾向之前首先本文要做一些基本假定。
假定1：为简化分析， 本文假定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主要划分为直接作用于环境收益的环境治理财政支出（本文主要指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支出）与直接作用于财政收益的非环境治理财政支出。
假定2：在政府财政支出既定情况下， 政府环境收益由环境治理财政支出占政府总财政支出比例决定。比例越高， 政府的环境收益越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投入主要由地方政府财政支持，环境治理投入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特征。
假定3：在政府财政支出既定情况下， 政府财政收益由非环境治理财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决定。比例越高， 政府的财政收益越大。非环境治理财政支出产生的财政收益也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特征。
假定4：非环境治理财政支出对地方政府财政收益的影响强于对中央政府财政收益的影响。
1.2.1.2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倾向
中央政府的保护矿山地质环境的政策是通过地方政府来具体实施的， 在财政分权后改革时代， 地方政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6]，治理矿山地质环境所产生的环境收益属于中长期收益， 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更关注环境收益。由于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上级政府主要根据相对绩效考核提拔地方官员[7]，地方政府更加关注非环境治理财政支出。
在地方政府总财政支出既定情况下， 设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为P。根据上面的假定本文用图1表示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财政支出比例的选择。
地方政府环境收益曲线由S1表示，地方政府财政收益曲线由S2表示，中央政府的环境收益曲线由S1′表示，中央政府财政收益曲线由S2′表示。当环境边际收益等于财政边际收益时， 政府环境治理财政支出比例达到最佳， 总收益实现最大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曲线S1上的A点与曲线S2上的B点斜率相等，因此最佳的环境治理财政支出比例为P1，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曲线S1′上的A′点与曲线S2′上的B′点的斜率相等，因此最佳的环境治理财政支出比例为P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时在环境治理财政支出比例选择上存在差异[8]。现实中，中央政府根据自身总收益最大化制定相应的政策，并对政策执行进行监督。地方政府则根据自身总收益最大化决定是否执行中央政府政策。从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会在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过程中进行博弈。
1.2.2 采矿权人的行为倾向
采矿权人即矿山企业是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具体实施者，在短期利益的刺激下，矿山企业不会主动投入成本去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由于存在政府监管，采矿权人不治理矿山地质环境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当政府的监管概率越大、效率越高时采矿权人面临的风险就越大。矿山企业的行为是理性的，它的行为目标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在矿山企业的总利润是固定的情况下，矿山治理费用投入充足，会使环境达标利润相对减少，矿山治理费用投入不足节省的环保投资会转化成利润，环保不达标。
图2表示三个不同的矿山企业的无差异曲线，以横轴表示收益，纵轴表示安全程度。以K3为例，K3上的各点表示对此矿山企业效用相同的不同安全系数和收益的组合。A点和B点对矿山企业来说效用是相同的，A点的收益少安全系数高，B点的收益高安全系数小。假如只能在A和B之间进行选择，地方政府监管的越严格矿山企业越倾向于选择A点来进行治理，反之则选择B点。在本文的第四部分会对地方政府与矿山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
2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分析
静态博弈是指博弈中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或虽非同时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前行动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9]。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时并不知道中央政府部门是否会选择监督，因此本文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看成是静态博弈。
2.1 理论模型
通过图1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是矿山地质环境财政支出比例为P1′，如果没有监督政策，地方政府将以P1作为矿山地质环境支出的比例。为了保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政策的执行，中央政府会对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中央政府的总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
S′（P）=S1′（P）+S2′（P）（1）
地方政府的总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
S（P）=S1（P）+S2（P）（2）
地方政府用L表示，中央政府用G表示，设C为中央政府监督的成本；PG为中央政府监督的概率，PL为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政策的概率；PF为中央政府监督并且发现地方政府不执行的概率，F为罚金，N2为中央政府发现地方政府没有执行中央政策时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信誉减少值；1-PF为中央政府监督并且没有发现地方政府不执行的概率，此时会误认为地方政府执行；N1为中央政府监督并且地方政府执行时，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信誉增加值。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战略矩阵见表2。
2.2 模型均衡解
通过图1可知：
当F·PF-C0，在此条件下这个博弈模型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但是它存在混合战略的纳什均衡，下面将求解此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并对其进行分析。
给定地方政府执行概率PL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监督与不监督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当Ugy=Ugn时可以得到P*L=1-CFPF，这时中央政府可以随机选择是否监督。
同样在给定中央政府监督概率PG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执行与不执行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当Uly=Uln时可以得到P*G=S（P1）-S（P1′）PF（F+N1+N2），这时地方政府可以随机选择是否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
2.3 均衡结果分析
综上，我们可以得到各个概率区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选择的战略，如下：
当PG∈S（P1）-S（P1′）PF（F+N1+N2），1时，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
当PG∈0，S（P1）-S（P1′）PF（F+N1+N2）时，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不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
当PL∈1-CFPF，1时，中央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不进行监督。
当PL∈0，1-CFPF时，中央政府的最优策略是进行监督。
当PG=S（P1）-S（P1′）PF（F+N1+N2），PL=1-CFPF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达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中央政府以PG*的概率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地方政府以PL*的概率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央政府在博弈中的均衡值PG*与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政府政策时的收益S（P1）-S（P1′）呈正相关关系，与中央政府的监督效率PF，罚金F，中央政府监督并且地方政府执行时，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信誉增加值N1，中央政府监督并且发现地方政府不执行，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信誉损失值N2呈负相关关系。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的均衡值PL*与中央政府的监督成本C呈负相关关系，与罚金F，中央政府的监督效率PF呈正相关关系。
3 地方政府与采矿权人之间的博弈分析
采矿权人的最终目标是经济效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在决策时既要考虑到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环境效益，本文中假设采矿权人不存在寻租的行为。下面将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与采矿权人之间的关系，对地方政府来说有两种选择：监督与不监督，对采矿权人来说有两种选择：治理与不治理[10]。
3.1 理论模型
由于采矿权人在进行决策时并不知道地方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因此两者之间也属于静态博弈。由于此处地方政府博弈对象是采矿权人，为了与上文区分此处地方政府用l表示，采矿权人用q表示。
设T为地方政府不进行监管情况下的经济收益，R为采矿权人不治理矿山环境情况下的经济收入，Cl为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Cq为采矿权人的治理成本，P0为地方政府的监督效率即：地方政府监管的情况下不对矿山环境进行治理的采矿权人被发现的概率，采矿权人在进行开采前缴纳的保证金为K。政府与采矿权人的战略矩阵见表3。
3.2 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本文假设K·P0>Cl，K·P0>Cq即地方政府保证金收益期望值大于监督成本，采矿权人支出的保证金期望值大于治理成本[11]。在这种假设前提下给定地方政府监督时，采矿权人的最优战略是治理；给定地方政府不监督时，采矿权人的最优战略是不治理。因此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假设Pl为地方政府监督的概率，Pq为采矿权人治理矿山环境的概率，这时就可以求此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与本文2.2中求解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的过程相同，可以求得在K·P0>Cl与K·P0>Cq的假设前提下的混合战略均衡解。
即：P*l=CqKP0，P*q=1-ClK·P0
3.3 均衡结果分析
综上，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当地方政府监督概率Pl的区间为Pl∈CqKP0，1时，采矿权人治理的期望收益大于不治理的期望收益，因此它会选择治理矿山地质环境。
同理当Pl∈0，CqKP0时，采矿权人会选择不治理矿山地质环境。
当采矿权人治理概率Pq区间为Pq∈1-ClK·P0，1时，地方政府监督的期望收益小于不监督的期望收益，因此它会选择不对采矿权人进行监督。
同理当Pq∈0，1-ClK·P0时，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是对采矿权人进行监督。
当地方政府对采矿权人以 Pl*的概率进行监督，采矿权人以Pq*的概率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治理时，地方政府与采矿权人的博弈达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的均衡值Pl*与采矿权人的治理成本Cq呈正相关关系，采矿权人在进行开采前缴纳的保证金K，地方政府的监督效率即P0呈负相关关系。采矿权人在博弈中的均衡值Pq*与采矿权人在进行开采前缴纳的保证金K，地方政府的监督效率即P0呈正相关关系，与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Cl呈负相关关系。
4 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采矿权人之间的博弈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①降低中央政府监管成本、提高中央政府监管效率、加大对不执行中央政府政策地方政府的处罚、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情况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能促使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政策。②降低地方政府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率，有效实施保证金制度，降低采矿权人的治理成本，有利于采矿权人积极治理矿山地质环境。根据结论提出几点政策建议，力图解决目前我国存在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效率低的问题，以期能够使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改善。
（1）加强技术创新，降低企业治污和政府监督成本、提高监管效率。技术上的创新与突破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技术创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一方面是监督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是矿山环境治理技术的创新。监督技术的创新可以降低政府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率，进而可以促进采矿权人治理矿山地质环境。例如：随着地理信息系统中遥感技术的创新发展，政府可以通过计算机迅速查询到目标矿山，了解目标矿山的具体治理情况。治污技术的创新可以大大降低采矿权人的治理成本，促使采矿权人主动治理矿山环境。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要改善矿山地质环境质量，我们应该加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
（2）开展矿业循环经济，降低治理成本。降低采矿权人的治理成本除了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外还可以通过开展矿业循环经济的方式来实现。矿业循环经济，就是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浙江绍兴县为例，该县通过整治有观赏价值潜力的废气矿山，将其开发成旅游景点，取得了巨大的附加价值[12]。开展矿业循环经济的方式还有许多，因此长远来看，开展矿业循环经济有利于矿山地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完善保证金制度，拓宽投资渠道。借鉴国外经验，目前我国已有30个省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保证金制度。矿山地质环境保证金制度实质上是将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的一种事前预防约束机制。矿山地质环境保证金制度的有效实施可以改变传统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中管理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局面。通过本文第三部分对地方政府与采矿权人的博弈分析可知，采矿权人支付的保证金金额与其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概率呈正比，即矿山地质环境保证金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促进采矿权人治理矿山环境，进而提高矿山环境的治理效率。
虽然我国大部分省市已经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保证金制度，但是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完善。例如：许多地方的立法没有对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标准做出规定，进而影响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实际效果。国际上矿业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矿山环境保护的过程中都采用了保证金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4）引入第三方约束机制，这里第三方约束组织，主要是指公众、民间环保组织和新闻媒体等。通过调动社会团体的力量来监督采矿权人对矿山环境的治理情况，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的监督成本。同时采用这种机制，采矿权人采取不治理矿山地质环境战略时的风险也会增加。因此引入第三方约束机制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监督成本还可以促进采矿权人积极进行治理。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微博等新型社交网络平台的出现，通过引入第三方约束机制有助于提高政府的监督效率，从而更有效地保护矿山地质环境。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赵仕玲.国外矿山环境保护制度及对中国的借鉴[J]. 中国矿业，2007，16（10）：35-38. [Zhao Shiling. The Foreign M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and the Benefits for China [J]. China Mining Magazine， 2007， 16 （10）：35-38.]
[2]张 兴，王凌云.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研究[J]. 中国矿业，2011，20（8）：52-55.[Zhang Xing， Wang Lingyun.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Subarea， Classification and Gradation for Mining Geological Environment [J]. China Mining Magazine， 2011， 20（8）：52-55.]
[3]Brereton， D. Self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in the Australian Minerals Industry [J].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Law Journal，2003，20（1）：1-14.
[4]蔡鑫磊.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我国矿业权市场研究[D]. 西安：西北大学，2010：94-97.[Cai Xinlei. Study of Mining Rights Market of China Based on Stakeholders[D].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2010： 94-97.]
[5]王乐，武春友，蒋兵.我国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博弈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0， （7）：31-33. [Wang Le， Wu Chunyou， Jiang Bing. Gam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 [J]. Modern Management Science， 2010， （7）： 31-33.]
[6]邵传林，何磊.退耕还林： 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20（2）：116-121. [Shao Chuanlin， He Lei. Converting Farm Land to Forestry： An Analysis of the Game Relations of Households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 20（2）： 116-121.]
[7]张征宇，朱平芳. 地方环境支出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0，（5）：82-94. [Zhang Zhengyu， Zhu Pingfang. Empirical Study on Heterogeneous Dynamic Path of Local Expenditure under Intertemporal Budget Constraints [J]. Economic Research， 2010， （5）： 82-94.]
[8]洪璐，彭川宇. 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J]. 城市发展研究，2009，16（1）：70-74. [Hong Lu， Peng Chuanyu. Game Analysis on Investment of Urban Environment Governance between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J]. Urban Studies， 2009， 16（1）：70-74.]
[9]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7-66. [Zhang， Weiying. 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 [M].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Press， 2004：57-66.]
[10]熊鹰， 徐翔.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07，（4）：60-63. [Xiong Ying，Xu Xia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Fir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Under the Game Analysis [J]. Yun Nan Social Sciences， 2007， （4）：60- 63.]
[11]张学刚，钟茂初.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的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2）：31-35. [Zhang Xuegang， Zhong Maochu. Research about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the Firm Environment Pollution under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2）：31-35.]
[12]毛伟利：矿业循环经济激励约束机制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08：34.[Mao Weili. The Study of Stimulation and Restriction Mechanism of Mining Circular Economy [D].Hangzhou：Zhejia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2008：34.]
An Analysis of the Game Relations about Governing
Subjects of Min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LV Jun LI Li HOU Jun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篇2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6-3662-02
【Key words】invitro fertilizatioa-embryo transfer，IVF-ET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俗称试管婴儿[1]，是从卵巢内取出几个卵子，在实验室里让它们与男方的结合，形成胚胎，然后转移胚胎到子宫内，使之在妈妈的子宫内着床，妊娠。就胚胎移植而言，分为新鲜周期移植和冻融胚胎移植，前者是在取卵、体外受精、胚胎培养后，将胚胎直接移植到子宫腔内，后者则在胚胎培养后，使用胚胎冷冻技术，将胚胎冷冻保存。在取卵周期后的某个月经周期内的特定时间点，将胚胎解冻复苏，然后移植入子宫腔的过程。实施新鲜周期移植的患者需要在移植后注射14天的黄体酮进行黄体支持。
1 病历摘要
女，27岁，无业，于2009年和2011年行两次开腹手术，此次主因“不孕症”于2012年7月4日就诊于北医三院生殖中心，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至今共取卵三次，移植三次均失败，于2013年6月3日行左侧输卵管栓塞术，此次移植是第四次，遵医嘱来我门诊部注射黄体酮。患者的疾病史、手术史、经济现状和家庭人员强烈的求子意愿，导致患者心理压力大，害怕再次失败，因此焦虑、担心、情绪低落。
2 心理原因分析及护理
2.1 心理原因分析
2.1.1 认知偏差 患者自诉自己没有做过有悖于常理的事情，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多不幸，遇到事情习惯内归因，经常抱怨自己的命不好，多次去民间占卜的地方寻求帮助。
2.1.2 情绪困扰：患者做了三次移植均未成功，对移植结果失去信心，本次是第四次，患者的家庭是农村，深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惧怕家庭成员及邻居的议论和歧视，担心再次失败，因此产生焦虑，紧张，情绪低落的不良情绪。征得患者同意，采用Zung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对患者进行测验，测验结果是：SDS粗分45 分，标准分56分，提示有轻度抑郁； SAS粗分48分，标准分60 分，提示有中度焦虑。
2.1.3 外在行为：研究表明[2]：不孕症患者在痛苦的时候主要依靠其配偶和家庭的支持，使其相信自己是被关爱的。患者在婚后的2009年至2013年里，做了两次开腹手术，四次移植，一次输卵管栓塞术，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经济负担很重，因此患者产生自卑心理，与家里人的有效沟通减少，久而久之，关系越处越淡，形成恶性循环，渐渐失去了配偶和家庭的支持，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2.1.4 个性特征：性格内向，追求完美
2.2 心理护理
2.2.1 建立正确认知
从语言上给予安慰、鼓励，增强患者对护士的信任，使其接受护士给予的心理支持和帮助，耐心讲解IVF的流程，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认知模式。
2.2.2 消除不良情绪体验 该患者的不良情绪体验与她的不合理信念有关系，比如患者认为自己做了三次移植都未成功的原因是自己的命不好，同时结合患者的年龄、性格、文化程度和心理问题的性质，选择使用合理情绪疗法帮助求助者解决心理问题。合理情绪疗法（Rational-Emotive Theraphy，简称RET）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埃利斯（A.Ellis）于20世纪50年代首创的一种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即通过纯理性分析和逻辑思辨的途径，改变求助者的非理性观念，以帮助他解决情绪和行为上的问题[3]。通过心理咨询，患者的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体验得到缓解，SDS标准分咨询前56分，咨询后50分； SAS标准分咨询前60分，咨询后40分；结果证明求助者的心理得到很大的改善。
2.2.3 通过指导行为，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重建自信心。举一些和患者类似经历最后成功受孕的案例，增强患者对成功移植的信心，多与爱人沟通，多与家人沟通，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这对患者，对整个家庭来说都很重要。
2.2.4 完善性格
性格是一个人在对现实地稳定的态度和习惯了的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是在后天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古代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有一句名言：“了解什么样的人得了病，比了解一个人得了什么病更重要”，护士在与患者沟通的过程中，要根据患者的性格特征进行积极引导和暗示，本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原则，逐渐帮助患者塑造优良的性格，提升患者的主观幸福感。
3 效果评价
在注射黄体酮期间，每次护士都能做到主动热情地接待患者，微笑地服务患者，耐心地倾听患者，认真解答患者的每一个疑虑，配合非语言交流，让患者感受到被爱，被尊重，被接纳，积极关注患者的优点和长处，增强其对生活、对移植成功的信心。在注射过程中，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娴熟的注射技术配合分散患者注意力以减轻注射时患者的害怕和疼痛，使患者拥有安全感。耐心讲解移植的专业知识和移植后的注意事项，及时沟通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感受。通过与患者正确有效的心理护理，患者的抑郁水平和焦虑水平明显降低，这说明心理护理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新鲜周期移植后注射黄体酮期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医护人员必须重视心理护理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1] 林艺，崔福芹.试管婴儿孕妇的心理护理.吉林医学2012年1月第33卷第2期
篇3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护理干预；住院患者；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R7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6-0279-02
一、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院状况分析
精神分类症是精神病中最常见的一种精神病，主要表现在患者基本个性改变，个人思维、情感、行为分裂，精神思维、个人活动与环境彼此不协调。在医治过程中，精神病患者一般采取住院治疗，常见的精神病患者的在住院期间采取封闭式管理，严格限制了患者的活动空间区域，这就使得患者的活动量大大减小。另一方面，由于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状态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为了保证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精神状态保持稳定，有效配合医生开展治疗工作，往往会给精神分裂症患者开一些稳定情绪的抗精神病药，患者在服用了这些药物以后会变得多吃少动，也都严重影响了患者在住院期间的体重及生活质量。
据调查研究可知，80%的患者在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后体质量增加7%以上，抗精神病药物导致体重增加最明显时期是在患者接受治疗的前12周内。体重增加可导致患者缺乏自信，与服药不依从，导致病情复发，最终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
二、护理干预在医学上的作用
护理干预的发生者是护士，行为的对象是患者。根据患者所处地方分为医院和家的不同，护理干预也可以分为临床护理干预和社区护理干预。
1.临床护理干预
临床干预主要是指病人在住院期间，因为身体产生明显的不适感，或者因为各种病理症状、体征需要到门诊接受检查、确诊、转诊，明确诊断。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求助于临床护士帮助解决各种问题。
2、社区护理干预
社区护理是在病人出院后，回到社区，因为各种健康问题需要求助于社区护士帮助解决，社区护士采取的各种护理手段。
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本身病症的特殊性，需要把主要的治疗在医院内进行，所以护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影响集中在住院期间。
三、护理干预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精神病患者，具有更强烈的不稳定性，所以治疗过程也会相对长一些。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阶段的封闭性，很难接触到除了医护人员以外的其他人。患者本身因为情绪的不稳定性及个人的自身因素，在生活自理方面更多需要护理人员的帮助。
1. 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体重的影响
由于住院期间环境及药物双重因素的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体重会随着在医院时间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
为了控制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体重，护理人员首先需要对患者的饮食进行干预，根据病人本身身体状况、日常饮食习惯、医院食物种类对病人所需要的热量和营养进行合理控制安排。合理的饮食搭配，是控制患者体重的第一步。通过一些机构研究可知，心情也是影响体重的重要因素。很多人通过吃东西发泄不良情绪，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他们本身精神上的病症，他们的自我控制力和心情的自我调节能力都比较弱，所以，在治疗期间，也要重视对病人的心理护理，适时了解他们的心情，通过心情调节来对他们的体重进行控制，也有利于他们的精神治疗。
要控制体重除了控制吃，还要控制运动量。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行为上与正常人是存在差异的，因为精神上的病症，他们自身的行为控制能力是比较差的。结合了精神患者在行为运动上的整体弱电，医院在治疗过程中配备了运动方面的指导老师。在指导老师结合每个人制定了不同的运动量和运动方式之后，护理干预人员要在护理期间引导患者积极运动，通过运动消耗过剩的能量和热量，从而达到控制体重的目的。
2. 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除了医生，护理人员是病人所能接触到最多的人，所以护理人员对病人的行为干预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护士都接受过系统的医疗知识和技能教育培训，尤其是专门护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医护人员，针对患者的特殊性所接受的的护理培训知识也是极具针对性的。
在患者接受完住院治疗之后，就要回到家庭，慢慢地回归社会，所以如何让护理干预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态度和技能发挥作用，也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影响。
护理人员通过干预手段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体重进行控制，会让患者的外在形象发生改变，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树立起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认识到良好的饮食习惯和适量的运动的重要性，在较长的住院期间形成这两方面的规律，不仅是在院期间的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为他们的生活质量的保证提供了行为支持。
由于认知上的局限性，精神分类症患者极容易被社会上的各种人群歧视和排斥，这些行为都不利于他们的治疗和恢复。也是对他们心理的沉重打击，让他们因为自身的疾病而自卑，更有甚者会让他们心理产生病变，产生自虐行为或者是报复他人的行为。住院期间的护理干预可以让护士利用科学的心理疏导方式，解决他们的各种心理问题。提升自身的生存能力和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改善也对精神分裂者病情的治疗和恢复作用明显。
精神病人始终是要回归社会参与社会活动的，所以在住院期间的护理干预可以考虑考虑在医院进行简单的社会活动环境的模拟，提前锻炼培养他们的接受适应能力，充实他们在医院治疗期间的生活，提高在院期间生活质量。社会适应力提高和对社会的认识，参与性的增加也都会提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参与性，为他们今后生活质量的提高奠定基础。
小结：
护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影响无论是在住院期间还是出院之后都是巨大的。因为住院期间医院里充沛的医资力量，护理干预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作用更明显一些。所以，要在病人住院期间充分发挥护理干预的影响力，从而对今后病人的生活水平的保证提供系统的学习机会，通过住院阶段的护理干预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改变身体素质，提高他们融入社会后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季加翠；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体重的影响与护理对策[A]；全国精神科护理学术交流暨专题讲座会议论文汇编[C]；2010年
[2] 王英，邓泽英；护理干预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体重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B]； 当代护士（中旬刊）；2014年01期
[3] 李凤玲，高诚，李秀玲；护理干预对康复期精神病患者心理问题及生存质量的效果研究[J]；护理管理杂志；200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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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治理的模式
现阶段我国对于环境问题所运用的治理模式有许多种，政府部门、市场以及非营利组织等都已投入到环境治理中，但在具体实施治理的过程中，由于模式不同，各治理主体的目标与利益也不同，由此导致了决策的不同。
1.政府强制模式在政府强制模式下，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担当了唯一治理主体的角色[1]。环保部从水污染、噪声、大气污染、固体废物以及工业污染等方面都制定了具体的政策、规划。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的贡献值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几乎承担了从政策制定、质量监督、环境产品的提供到实施治理的全部活动[2]。而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性、持久性以及综合性极强的工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要承担各组织的协调、紧急事件的处理和引导公众参与治理等艰巨任务。
2.市场调控模式环境治理不单纯是政府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义务，这一义务涵盖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环境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单纯依靠政府进行治理，不仅在资金上难以得到足额保障，而且容易导致环境治理中设备的落后、质量监管不及时等现象。而采取市场调控模式，通过市场化手段，可以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弥补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资金缺口[3]。
3.企业自觉模式企业自觉模式的运行完全依赖于企业的自觉性，并不具有任何法律的约束力。企业通过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致力于成为对全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并以此取得消费者与全社会的赞誉和认同，从而保证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3]。4.公众参与模式公民作为健康环境的享有者，同时也担负着环境治理的责任。随着当前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公民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识也逐步提升。现阶段公民对环境治理的参与，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的宣传、教育，使其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
（二）环境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执法力度不足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环保部门以及各地方政府部门都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就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出台了许多政策，推进了与环境相关的立法、规范和保护工作，加快了环境保护的步伐，但是环境治理中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仍然不够。由于各地方政府部门间缺乏沟通合作，各自维护自身的利益，导致产生了一些重复治理现象，延缓了环境治理的进度，也降低了环境治理的效率。
2“.失灵”现象产生由于环境保护不具有排他性，导致无人愿意出资进行环境治理，因此环境治理这一公共物品就无法通过市场体系中的供需交易来提供，从而出现了“市场失灵”[4]。政府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但是由于政府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局限性，不能满足少部分人对环境的特殊需求，即出现“政府失灵”。非营利组织的出现弥补了前两种模式的不足，能够查缺补漏地进行资金投入，以及满足人们对环境的新需求，但是由于非营利组织无法单靠自身的力量进行治理活动，从而产生了“志愿失灵”。
3.公众参与不足目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升高，但是参与形式依然停留在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方面，缺少决策参与，也缺少对环境治理问题的了解，容易忽视相应的责任。公众也是环境污染的源头，他们只有在关系到自身利益时才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督、举报。公众主要是通过社会团体的形式进行参与，而这种形式的非营利组织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极为有限。
4.缺乏有效监督由于环境治理以环保部门为主，各地方政府在治理中为了自身利益而互相推卸责任，容易造成环境执法的混乱，或者为了追求各地区与部门间的利益而形成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使环境治理的具体政策不能有效实施，监督也变得形同虚设。
二、合作网络模式的提出
目前，国内外关于环境治理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成果。“合作型环境治理”的研究者蒂姆•佛西指出“，合作型环境治理是融合工业、公民群体或者地方政府的探讨、协约以及一系列的正式以及非正式的管理的治理类型。也可以被广泛认为是在公共与私人部门之间建立的伙伴关系。”[5]我国学者米指出，“合作管理是一种多组织的安排、协议、协商、共同行动等，它主要用来解决单个机构、单个部门、单个地方政府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合作管理暗含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又表明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活动。”[6]我国学者任洁提出，环境合作治理“应当是指面向后工业社会的一种合作形式，是在环境领域中建立的一种超越环境工具理性和体现高级的环境价值理性的合作形态。”[7]综上所述，目前有大量文献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环境治理进行了研究。现有文献着重探讨了合作型环境治理的主体构成，但对环境治理的主体间如何相互合作形成网络治理模式的研究较少。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将多中心治理理论应用到环境治理当中，即强调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等治理主体来构成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彼此之间相互约束，相互合作，从而形成一种合作网络模式。
三、合作网络模式的运行
在合作网络模式下，按照不同治理主体的分类以及它们相互间的交叉合作结果，显示出几种治理运行方式。不同的治理主体之间兼顾着效率与公平原则，在政府的主导下相互合作。
1.政策机制首先，在制定政策、方针、措施时，要考虑到不同治理主体的利益，并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导向，使各治理主体的利益得到保护和实现。其次，基于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使任何治理主体都不能拥有足够的资源，使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都必须彼此依赖、相互合作。
2.市场机制当前引入市场机制，政府可以对每家企业免费发放排放额度和排放权，允许拥有剩余排放额度的企业出售排放权指标，以此促进企业减少排放量。目前也有将环保费改为税收的趋势，由于环保费用过低以及地方政府出于人情赠送环保费等，使环保费这一措施不能有效治理环境问题，而通过税收政策，则可以使环境治理力度得到提升。
3.信任机制合作网络治理强调多中心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赢，而合作讲求信任。要建立合作信任机制，一是要选拔高质量的参与主体，确保各参与主体有着高效的能力和良好的信誉，这样才能增强相互间的信任度。二是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充分保障各参与主体的利益，使他们能够放心开展合作治理。
4.利益机制构成环境治理的各主体都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各主体的利益也各不相同。为了满足不同主体的不同利益，可以制定一种均衡的利益分配方案，在合作中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或优惠政策等合理利益分配方案，以保证合作网络模式的运行。此外，为了实现真正的多元治理，政府可在政策上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组织给予扶持，在合作中实现共赢。
四、合作网络模式的保障措施
1.加大合作治理立法的力度由于合作网络治理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行为准则还不标准，导致其行使多元治理的行为受到合法性制约。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在合作网络治理中，应给予其他参与主体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的权力，使行为遵照一定的规范和准则，从而保障各参与主体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2.调整政府的职能定位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既然是由多中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并共享权力，那么也应共同承担公共责任。作为合作网络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在内），应对各自的职责进行明确界定，做到权责一致。要完善相应的公共责任制度，加强各行为主体承担公共责任的能力，使各行为主体能够明确自身的职责，在增加公共权力的同时，相应地提升公共责任的承担能力。
3.加强合作意识的培养首先，要加大合作治理的宣传力度，使政府能够明确自身的领导地位，从而正确地引导其他非政府部门加强合作，形成有效的合作治理。其次，由于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组织建设尚未完善，对治理公共事务的认识还不充分，因此在完善公共责任制度的同时，还应做好各行为主体的道德、思想工作，加强伦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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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政府需要将公众参与引入环境治理全过程。在提高公众参与广泛性的同时，政府也面临着如何优化和改进参与要素，进而提高环境政策的可接受性和环境治理的有效性问题。文章构建了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并选取典型案例分析当前环境治理有效性的实现程度及限制因素，提出应从提高公众的参与积极性、提高参与主体的参与能力、强化参与反馈和参与回应、构建参与问责机制和奖惩机制以及健全参与保障等方面来提升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质量和效果。
关键词：
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有效决策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主体功能区差异化绩效评估：检验、比较分析和政策调整”，项目编号：71203245；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北京市PM2.5治理的政府规制政策工具比较分析和选择”，项目编号：12JGA033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凸显出来，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复杂性特点，涉及广泛的个体利益、群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加上环境问题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这就决定了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现有环境问题的。政府需要将公众参与引入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当中，在提高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同时，使其充分地表达自身的环境利益诉求，加强环境社会监督，提高环境政策的可接受性和环境治理的有效性。对于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国内外学者已有诸多研究。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主要是将公众参与理念引入到以往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管理当中。例如，美国学者乔纳森提出公众参与是一种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和降低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1］，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原田尚彦认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可以创造出符合公民福利最大化的环境政策［2］。在全球绝大部分范围内已经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给予认可的基础上，随后学者们主要关注具体环境资源项目、不同国家的差异以及公众参与主体构成等角度对世界各国开展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进行评价［3］。例如，托马斯•维勒（Thomas•Webler）和赛斯•图勒（Seth•Tuler）对森林资源管理中公众参与行为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一套评判是否实现有效参与的标准［4］（P566-595）。Lu⁃caDelFuriaa和JaneWallace-Jonesb对意大利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给予公众更广泛的参与机会，这是提高参与有效性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5］（P457-479）。新近的研究主要是对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进行反思，有学者提出将公众参与引进环境治理领域不仅会增加管理成本和时间，而且公众参与的结果未必能够提高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否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模式，而应该努力优化和改进公众参与过程，使其发挥更大功效。例如，安德鲁•J.格林利用统计学研究表明，环境治理效果与公众参与程度呈现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关系［6］（P435-488）。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我国对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研究相对滞后，且大多遵循着国外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理论研究轨迹，结合我国国情的原创性研究很少见。例如，学者叶文虎对不同类别的公众参与方式作了详细的效用分析［7］；杨贤智关注公众在环境治理决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监督作用［8］；马晓明利用博弈论构建的环境谈判模型分析了环境治理谈判中可能涉及的各方利益情况，提出应进一步加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范围和力度［9］；徐晓明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构建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效用函数，认为政府部门应当着力于拓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渠道，降低公众参与成本，以提升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效用［10］（P127-128）；问泽霞选取了上海某钢铁厂螺纹钢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作为案例分析对象，指出公众在参与环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①，认为公众很难真正客观地参与企业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当然也就很难指望其能有效完成法律赋予的义务和责任［11］（P62-66）。从现有文献来看，已有研究聚焦于环境治理领域引入公众参与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而就公众参与对于环境治理的实际效用以及参与的有效性、治理的有效性，已有研究虽有涉入，但缺乏有效参与实现路径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分析框架。事实上，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公众参与在诸多领域的深入应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并付诸了诸多努力，环境治理领域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也在不断强化。然而，我国的环境治理问题依旧严峻，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在参与范围、参与渠道、参与程序保障、参与回应性、问责机制和配套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治理的有效性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公众了解和参与环境治理的意识和能力随着互联网、移动智能设备、自媒体的日益普及已得到大幅提升的前提下，在环境治理问题备受关注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进而提高环境治理的有效性，是政府和社会各界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为应对和解答这一问题，本文将从有效参与的角度切入，在借鉴约翰•托马斯公众参与有效决策模型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对比剖析环境治理的多重典型案例，寻求和探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有效性不足的促成因素，提出提高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进而提高环境治理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一、基于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的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构建
（一）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及其简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政府失效”和“市场失效”的双重存在以及政府治理创新的需要，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公众参与浪潮兴起。面对迅猛发展的公众参与运动，约翰•托马斯教授提出，对于公众参与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阐述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上，而应当对公众参与进行理性、客观和全面的分析，尝试解决公众参与的实践问题。为此，约翰•托马斯教授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设计了公众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为公共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平衡社会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思考框架。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的核心变量有两个，一个是政策质量，另一个是政策的公众可接受性。一些公共政策问题更多地需要满足决策质量要求，也就是说，需要维持决策的专业化标准、立法命令、预算限制等要求。而其他一些公共政策问题则对公众可接受性有较大需求，即更看重公众对政策的可接受性或遵守程度。于是，对政策质量期望越高的公共问题，对公众参与的需求程度就越小；对政策接受性期望越高的公共问题，对吸纳公众参与的需求程度和分享决策权力的需求程度就越大。如果两种需求都很重要，那么就会存在要求增强公众参与和要求限制公众参与等不同观点的争议和平衡。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引入中国后，虽然部分国内学者对于托马斯公众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提出了诸多批评，但多数问题集中在模型适用条件不足、模型结构要素不完备两方面［12］（P104-105）。另有学者针对有效决策模型进行了本土化发展［13］［14］（P102-105）。笔者认为，总体来看，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是具有重要理论开创意义的基础模型，其所立足的美国公众参与实践与我国现阶段公众参与的研究和实践并无实质性差异，只是在具体形式和发展阶段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该模型具备在差异性环境下作为基础改造模型的资质。基于此，笔者选取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作为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设计的基础模型。
（二）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构建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曾提出“管理即决策”的观点，认为管理的全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多元主体共同协作下的管理，本质上也是多元主体共同决策的治理过程。因此，本文所研究的环境治理过程，是指在多元主体（广泛的公众参与）基础上的环境决策全过程，包含决策制定、决策执行、决策评估以及决策反馈等四个环节。从这个角度来讲，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并不能完整地回答社会公众具体如何参与环境治理以及如何有效地参与等问题。因此，笔者以约翰•托马斯的有效决策模型为基础，针对现有模型的问题和不足，参考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具体国情，引入决策制定、执行、评估、反馈的环境治理全过程以及参与主体、参与形式、参与程度、参与评估、参与反馈和参与保障等六大参与维度，对模型进行重构，形成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上述模型中，参与主体是那些受到法律支持，能够以制度形式参与环境治理的个体或群体，主要包括公民、个人、专家、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单位、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学会、消费者等。参与形式主要包括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讨论会和公开征求意见等传统形式，以及伴随着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而产生的电视辩论、网络论坛、手机短信、电子邮件、互动平台等方式；参与程度可以通过参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予以界定，其中，参与广度可以通过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参与渠道的广泛性加以反映，参与深度指公众参与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程度；参与评估是评估公众参与对公共决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产生的影响，即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采取并实施了公众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公众参与的整个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环境治理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参与反馈是指政府部门对是否采纳公众提出的政策建议作出必要解释和回应，并及时反馈公众参与的评估结果；参与保障具体指能够保证社会公众切实有效地参与环境治理的各项制度和机制，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等。模型中六个参与维度与公共决策全过程相契合，进而提升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有效性。它们的契合之处体现在；第一，决策制定一般包括决策信息获取、利益主体博弈以及决策权力机关的最终决策三个步骤。在信息获取阶段，各类参与主体作为信息提供者、通过一定的参与形式（需求表达渠道），政府作为信息接受者和采纳者参与到决策制定中；在利益博弈阶段，各类参与主体凭借自己的表达、协商、对抗等手段对决策权力机构产生影响，甚至是施加压力，进而达到实现自己利益的目标，经过前两个环节，决策权力机关作出最终决策。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由公共部门根据决策质量或是决策可接受性的决策目标而决定。第二，各参与主体作为与决策事项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利益相关者，是决策实施和决策执行的对象，决策执行顺利与否取决于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态度，而且他们在决策制定中的参与状况又决定了对决策执行的态度和执行力度。第三，决策评估和决策反馈对应于模型中的参与评估和参与反馈，是参与质量和决策质量的提升机制。第四，参与保障作为参与环境，也是决策制定全过程的环境，它们甚至共享某些制度性保障，如信息制度披露制度、听证会制度等。
二、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的案例解析
为剖析我国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有效性及环境治理有效性的现实状况，笔者选取四个相关案例，根据本文构建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第一，从参与主体看，政府部门在四个案例中都居于主导地位，甚至是独立决策的地位；专家学者的参与更多是为政府部门服务，其客观性、科学性和中立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而社会公众的参与极为有限，而且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也直接影响其参与效果的实现。这表明，参与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参与素质、参与能力都和参与要求以及环境治理问题解决的要求不相匹配，急需提高。第二，从参与形式看，参与形式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形式包括集体上访、游行、集会、开展“反建”签名活动、利用网络媒体的力量开展线上与线下双管齐下的方式等。然而，在部分矛盾尖锐的领域也出现了造谣、威胁、恐吓等非理性参与行为。这表明，在确保参与形式的可及性与可用性的同时，还要关注参与形式的选择性使用和可控性把握。第三，从参与程度看，在决策制定阶段，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很低，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无法有效表达自身合法的利益诉求，在决策制定中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表明，上述案例中的公众参与，只是形式参与，远未达到实质参与的层面。因此，参与的有效性和治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这也是各方虽然努力，环境治理问题却依然严峻的根源之一。第四，从参与保障看，为公众的有效参与提供的各项政策、制度、程序、支持等保障没有得到实质落实，比如信息公开不足、科学知识普及不够、环境影响评价缺乏有效监督、传统上访渠道无法得到有效答复等。这表明，公众参与的制度机制、监督机制、技术条件支撑等仍处于缺失状态，甚至难以保证一次参与活动的完成，更无从保证有效参与和有效治理的实现，也就难以期待公众参与下的环境治理问题得以解决。第五，从参与评估和参与反馈看，四个案例中均未涉及评估和反馈环节，这不仅是对评估和反馈的忽视，更是对参与效果的无视，是对有效参与和有效治理的漠视。这不仅不利于环境治理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及时发现各个决策环节和参与维度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无法形成参与质量和治理质量的提升机制。综上，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六个维度均存在各种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参与有效性和治理有效性的实现程度较低，环境治理问题难以在公众参与下得到解决或者缓解。
三、提高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的具体措施
模型构建和案例分析表明，基于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和分析价值，它在环境治理领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环境治理案例解析结果显示，我国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和环境治理均存在有效性不足的问题，成因探究提示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以实现有效参与和有效治理，进而缓解或解决我国环境治理难题。一是要提高公众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积极性，只有自觉自愿的态度才能促成追求结果和有效性的参与活动。二是要提高参与主体的参与能力，参与一项活动需要公众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表达能力、组织能力、谈判能力等，对于环境治理领域而言，参与者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因此，与参与活动不匹配的参与主体必定也不能带来有效参与。三是要强化参与反馈和参与回应，参与反馈和参与回应的缺失会使参与成为一种“作秀”，不仅会因利益表达得不到决策体现而挫伤参与者的积极性，还不能形成提高参与质量的良性循环上升机制。四是要构建参与的问责机制和奖惩机制，对于参与活动中的任何一个维度，只要存在问题，特别是妨碍有效参与和有效治理实现的问题，都要追究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并辅以相应的惩罚措施。当然，这需要首先确定参与标准和问责原则。五是要健全参与保障，制度保障、程序保障、技术条件保障等的缺失已成为公众参与领域的常态，在公众参与井喷式发展的今天，为提高参与效果和环境治理效果，必须完善各种保障条件，尤其是涉及到环境治理领域的参与制度建设。当然，笔者所构建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缺乏量化研究基础上的修正，因此也存在一定的应用局限性，需要在今后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进一步加以延伸和拓展。此外，本研究选取的四个案例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但以此为基础展开对环境治理领域效果的问题剖析，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完善和修正这一不足，也是未来研究努力的方向。
作者：王红梅 刘红岩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现代农业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2］原田尚彦：《环境法》，于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王凤：《公众参与环保行为机理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7］叶文虎、栾胜基：《环境质量评价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8］杨贤智：《环境管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9］马晓明：《三方博弈与环境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徐晓明：《环境领域中公众参与行为的经济分析》，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1期.
［11］问泽霞：《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市政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有效性分析》，载《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2］陈胜勇，钟冬生，吴兴智：《让公民来当家：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制度创新的浙江经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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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体系重构环境NGO企业公众参与
环境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人类生活质量的好坏。工业革命以来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紧随而来的却是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对环境问题开展及时有效的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思考和讨论的主题。于是，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环境治理体系对于环境问题解决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了相互。
一、我国传统的环境治理体系及其弊端
（一）我国传统的环境治理体系
多年来，我国在环境问题的治理方面一直奉行着政府绝对主导的环境治理结构，政府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大包大揽”，而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组织（NGO）、公众等在环境治理问题上的地位微乎其微。
（二）我国传统环境治理体系的弊端
近些年，单纯的依靠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模式已经不足以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传统的以政府为绝对主导的环境治理结构的弊端日益显现。
首先，虽然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政府也并非万能的。政府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决策信息不全面、不充分、不对称，利益集团利益诉求，决策判断失误，体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在环境问题治理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
其次，在我国政府之外的，企业、非政府性质的环保组织（环境NGO）、公众等参与环境治理的程度不高。这些主体作为环境问题的利害关系者，有权利更有义务参与到环境治理活动中去，作为非政府力量的代表，他们有着政府在治理环境问题中所不具有的优势地位，对于我国更好的治理环境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在我国环境治理中不能一味地依靠政府的作用，而应该极力的去探索和构造新型的环境治理的体系。
二、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重构
（一）政府依旧在环境治理中承担主要职责
即使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可能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风险，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政府对环境治理的主要作用，政府依旧应当承担主要的治理责任。但是，政府的在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主要作用绝不同于传统的政府绝对主导的地位,政府应当改变以往“权威性”的环境治理角色，应当只是环境治理的“领头羊”，其他主体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作为市场机制的企业，应当自觉参与环境治理，担负起其应负的义务
企业天生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参与环境的治理无形中会增加企业的运作成本，这便导致了企业在实际的环境治理中起到的作用不大，但是企业作为环境问题的最主要制造者，其理所当然的应当承担起环境保护的义务。除了依靠国家通过强行性的法规规定的如“谁污染谁治理”等规则强制企业承担环境治理责任之外，作为市场机制的企业也应当认识到其社会责任，主动地采取措施为环境治理和保护提供支持。
（三）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环境NGO）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补充
非政府组织（NGO），是指一个不属于政府，不由国家建立的，通常独立于政府的有组织的群体。近些年，随着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成立的环境NGO的不断发展壮大，其作为社会力量的代表，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环境NGO作为一个非政府的组织与个体的“利己心”不同，可以实现“扩大化的自我利益”，并使人们认识到个人的自我利益可以通过他人利益的实现而最大化，最终实现“利他”。其次，环境NGO与政府权力的强制性相比更具有亲和性和可操作性，可以有效的搭建个人和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协调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促进政府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避免“软政权”现象，从而实现环境治理效益的最大化。
从目前我国环境NGO参与环境治理的现状来看，效果不尽理想。不仅在数量上不能满足我国环境治理迫切性的需求，而且在其规模和实力上也相对薄弱，在其参与环境治理中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因此，我国应积极鼓励环境NGO广泛参与到环境治理的体系中，对环境NGO进行支持和引导，作为环境治理的有效补充。
（四）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体系中应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于环境的公共利益属性，所以环境问题治理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职责或义务。公众作为环境问题的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其有权利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去。同时，每个人在生活中难免的或多或少的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因此公众也有义务参与到环境治理之中去。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众对环境立法、执法、司法、监督等多个环节的参与，主要包括听证、举报等方式；其次，公众对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开展的自救措施。
我国虽然规定了一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方式，例如：来信、来访、举报、听证等，但是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现状并不理想。原因包括：首先，我国民众参与环境治理多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的方式和手段的规定。拿环境听证制度来说，存在很多“听而不证”、“听而不取”、“假听证”等现象，同时公众参与听证的范围狭小。其次，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意识不强。
三、结语
总之，新形势下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治理形势，我们应当一改以往政府绝对主导的黄精治理体系，构建一个“政府为主、企业自觉；非政府组织补充，公众广泛参与”的自上而下的立体的新型环境治理体系。从而更好的解决环境问题，为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王树义.环境法系列专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419.
[2]白瑞清.环境治理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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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于及时报送2013年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任务报表的通知》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为加快推进我镇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切实解决矿山生态环境综合问题，现根据我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指导原则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逐步建立我镇非煤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目标任务
加大宣传力度，落实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主体为矿山企业主，提高其做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自觉性。同时完善相关的各种治理工程措施及植被恢复工作，将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组织机构
镇政府成立“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成员：矿管所全体干部
下设办公室主任：
负责活动期间的综合协调、指导、督查工作。
工作内容
（一）时间：从2013年3月——2013年12月。
（二）主要内容：
1、深刻认识当前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现状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社会的重视和投入，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也是一样，可是一些矿山开采者只顾自己开矿得利，把生态环境保持和治理的投入推向社会和政府，相当一部分矿点生态环境治理保持工程投入很少，甚至没有投入。
2、制定我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任务分解表
按照《关于及时报送2013年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任务报表的通知》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我镇将下达的具体任务数分解到各矿山，要求各矿山认真抓好落实，做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确保按期完成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任务。并于每月20日交生态环境治理进度表至镇矿管办。
3、加大矿山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
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的投入机制。政府的投入主要用于规划、监督和重点工程治理，企业则要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方针，加大对治理的投入。要求企业按文件的部署和要求进行治理，对矿山企业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矿山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我镇将及时报新罗区矿管办进行查处。以确保矿山土地复垦及生态恢复、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等工作落在实处。
4、加大行政监管和执法力度
领导小组要明确职责，督促指导非煤矿山企业开展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按照企业的分解任务，加强监管和检查，防止矿山地质坏境破坏。
活动要求
1、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切实增强工作的实效性，成立“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各非煤矿山企业主要担负第一责任人认真组织好“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力戒走过场，务求取得实效，强化对治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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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内外关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生态环境及其治理的研究
城乡结合部是中国城镇化进程有的社会现象，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类似我国城乡结合部的现象。在国外，埃塞俄比亚学者Nigussie以巴赫达尔市的城乡结合部附近的一个小规模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城市扩张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并对其影响进行了评估。印度学者Veena以晨奈为例，通过人类－环境耦合系统建模方法（CHES）考察并得出城市化和水的脆弱性之间的关系。Franziska等提出用标准化的方法来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尺度，重点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生态系统供给与需求之间如何权衡，并对实现可持续的资源供给和需求如何平衡进行了阐述。国内学者专门针对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较有限。魏东辉等从哈尔滨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入手，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规划、管理、法律等方面多角度地提出了生态环境改造对策。沈清基从城乡生态效益指标体系、总体状态及类型评价、关联性分析、协调性分析等方面阐述城乡生态效益的分析内容与分析框架，提出了基于生态效益的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规划框架。姜英通过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建立的技术路线的论述，探讨了地理信息系统在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纵观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关于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多为针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或生态环境破坏相当严重等地区的研究，而对中小城市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研究比较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解决方案中专门针对政府提出的对策建议比较多，目前还没有提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思路和方案。针对这些不足，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是本课题的研究价值所在。
1．2研究方法
（1）样本城市及样本人群。本文选取湖南省湘潭市作为样本城市。“湘潭市总人口约289万人，总面积约5015km2，下辖湘潭县、岳塘区、雨湖区、湘乡市和韶山市五个县市区。湘潭市是湖南省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城市化率达61％左右”，工业是湘潭经济的主导产业，企业是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主体。湘潭矿产资源丰富，有铁、锰、铝、铅等金属矿产，因此矿业开发和生产加工比较发达。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很大，所以环境治理离不开企业的积极配合。走访了几家曾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企业，目前已逐步建立起矿区生态建设示范基地，矿山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基于政府是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力量，对湘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保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同时对生活在九华经济区域内的居民及周边的村民、部分流动人口进行了问卷调查。
（2）研究步骤。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个案访谈、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法等。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政策主体、政策执行者、决策制定者、受众进行多角度考察分析，了解不同主体对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感知和认知。
2研究发现
2．1公众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与受教育程度及媒体的影响呈正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大部分人对生态环境的概念有一定的了解，绝大部分人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受教育程度、素质的高低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呈正相关。生态环境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更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媒体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湘潭市九华经济区的生态环境良好与该区重视利用媒体对生态环保进行积极的引导有一定的关系。
2．2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政策体系尚未形成且缺乏执行力，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保机制有待完善
中国自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至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总数已达2000多条。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政策在不断完善，但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体系。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难以界定生态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生态环境破坏难以量化，对奖惩如何做到公正合理等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环境治理的有效执行。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保机制不够完善除了法律机制不完善，还体现在治理生态环境的资金不足，技术水平落后等方面。总之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离不开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2．3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协作，但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分工协作尚未形成有效方案
通过对湘潭市环保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数十位官员进行访谈，借助内容分析法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通过整理了解到政府部门对生态环境建设越来越重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政策逐步出台。但生态环境治理面大范围广，不仅需要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协同与配合，还需要政府与各非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生态环境治理是当务之急，可持续治理与维护是保障。但现阶段如何克服部门分割等执行障碍，政府官员感到困惑，并期望学术界给予理论支持。
2．4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考核制度
国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有很多，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收效甚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有力的监督，监管不到位，此外，考核指标少而泛，缺乏灵活性、科学性，不能根据具体问题具体考量。甚至有的考核流于表面形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总之，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应该由谁来监管，应该对哪些主体进行考核，如何让考核的结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产生积极作用等问题都值得思考与探索。
3政策建议
3．1加强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宣传教育，丰富宣传教育形式和手段十分重要，尤其应当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要培养和提高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生态环境教育必不可少。生态环境教育能使人们了解生态环境的基础知识，从而获得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技能，并养成正确认识、理解、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对于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其先污染后治理不如防患于未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培养民众生态环保意识。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可以丰富宣传教育的手段和形式，对不同人群分别采取其利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无处不在，接触网络的人群不断扩大，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治理城乡结合部的环境问题可以利用网络媒体覆盖面广、便于接受、影响力大等特点积极宣传教育，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完善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
完善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需要完善政策、法律、财力、技术等方面的保障。党和政府应当加强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度保障，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结合城乡结合部的特殊情况制定适宜的政策，并给予相应的法律保障。充实的财力保障必不可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涉及面广、意义深远的活动，仅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公众的积极主动性，扩大筹资范围、拓宽筹资渠道，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科学的指导和先进的技术是治理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有力法宝。探讨生态破坏的原因、分析破坏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应用。总之，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持久战，需集思广益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不断完善保障机制。
3．3重视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监督与考核
在多元主体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应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即政府、居民、村民、企业等众多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相互监督机制。对于非政府主体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政府有权对其惩戒并追究法律责任；对于政府损害其他主体利益的决策，其相关主体有权提出控告。同时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可以相互监督，任何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活动都应被制止，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重视生态环境考核制度，制定合理的考核指标，实行捆绑制，将生态环境考核与经济考核一并纳入考核体系。考核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考核的对象应多元化，根据不同主体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总之，不论是监督还是考核都离不开多元主体共同配合协作。
3．4注重对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园区进行治理，建立生态工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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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公众参与
自从我国开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的发展，同时城镇化的战略也不断的推进。但是，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较为粗放，导致消耗了巨大的能源，甚至是牺牲了一定的环境为。所以目前，部分城市的生态环境状况较为严重。近些年，国家修订了《环境保护法》，其创新之处在于改变了环境治理的模式，改变了环保部门的单一治理，鼓励政府、企业以及公众等主体共同治理，突出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公众参与能够促进城市环境治理的科学性，体现他们的良好监督作用，有利于化解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利益冲突。
一、公众参与理论基础
我国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较为复杂中，有时政府这只治理环境“看得见的手”可能会失去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够为公众参与其中而提供一定的机会，公众参与属于第三种力量的介入，公众参与能够有效的降低社会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本，同时也有利于降低由于政府控制政府失灵所导致的环境资源浪费。
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国际上就提出了环境权的口号，关于环境权的理论，其诞生的条件就是公众对于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不信任，所以这个口号的目的之一就是以公民权来进一步保障环境权，限制政府权。根据这一理论，公众把环境的治理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由于是受到公众的委托才能去行使环境管理治理权的，所以就不能去滥用，而公众属于权利的主体，所以他们当然也有权去进行监督。随着人类对环境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环境权属于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二、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现状
我国目前公众参与到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其中参与的最通常的方式就是公众向城市环保部门写信、以及举报。就目前情况来看，公众反映一般都是城市的大气污染以及噪声污染等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公众参与在不断的完善，但由于存在一定的因素制约，仍存在一些问题以及不足。
（一）缺乏参与的长期性以及稳定性
我国的环境生态治理的政策一般是政府来管制，公众参与的形式比较限制，这种依赖型的参与较为有效，无法保证公众的参与的长期性以及稳定性，并且参与的效果受到城市环境行政部门的制约，并不取决于公众的持续程度。另外，公众由于过分依靠政府的行政导向，如果没有触发自己的利益，一般不能把其立场充分表达。所以，公众参与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督功能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
（二）对环境污染情况的末端参与
公众的检举的发生的条件一般是已经发生，也就是生态环境已被破坏，污染现象发生严重时，公众由于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所以向有关部门举报和控告一些环境问题。但是城市的生态环境具有不可恢复的特点，一旦发生破坏，恢复现状较困难。所以公众属于末端参与，不能及时的制止环境危害的发生，无法实现公众参与的根本目的。
三、公众参与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需注意的原则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技能提高环境保护的效能，也是顺应环境治理职能力量的转变潮流。公众在参与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必须要注意一定的原则：
（一）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要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
公众在参与治理城市生态环境时，必须要注意科学化的开展，必须要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实际上就是要坚持环境与经济发展同时并行的理论指导方针，通过这一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基本角度以及方法。所以公众在开展科学的治理城市生态环境时，需要牢牢的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原则；另外还需要深刻的意识到环境治理的意义所在，要时刻的把治理生态环境工作作为提高中国城市综合实力的关键组成内容，总的来说要坚持结合理论以及实际，因时制宜的灵活的将科学治理、防治结合思想的基本原则融合于具体的治理工作。
（二）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要坚持用科学的方法落实
对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具体工作，需要进行量化考核。国家党和政府已经提出了当前不断改进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基本任务，具体是：要不断深化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技术研究；强化生态环境方面的宣传活动；组织进行全面的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记录编写等任务。对于这些治理城市生态环境方面的任务要注意进行分解，同负责人签订责任协议，并入日常工作目标的管理考核范围，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以此落实好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任务。
（三）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要坚持用科学的制度
开展治理城市生态环境，需要成立治理城市生态环境方面的领导小组，定期举行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对当前的治理情况进行分析；解决目前一些环保人员力量缺乏以及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关心环保方面的人才的发展，将其作为选拔培养干部的基本规划；坚持以人为本，关心环保部门职工，鼓励他们为治理城市生态环境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四、结束语
公众属于是城市生态环境情况好坏的利益相关者，所以说，公众们能够积极的投入到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能够有效的降低城市环境治理的成本，充分的发挥公众监督的优势，公众属于当前环境管理的关键力量之一。所以如何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进一步促进他们参与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当中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花明，陈润羊.论循环经济中的公众参与[J].江西社会科学，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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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环境问题，人类需要的是系统的视角与多维的合作，其中公众参与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环境治理机制。而建立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目标就是要培育公众的参与主体意识，从而促进公众在环境治理中主体作用的发挥。与西方国家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模式不同，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由是一种由政府积极制定、推行政策，组织教育群众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从经济起飞的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提出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基本国策。1992年中国政府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其后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首次对公众参与做出规划。在获得这个政治保障后［1］，社会实践领域的环境公众参与才逐步发展起来。可以说，中国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政府主导的特殊性。本文提出的问题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在培育公众的参与主体意识方面成效如何？具体而言：（1）在多年的政府引导下，中国公众是否已经具备了环境参与的主体意识？（2）中国环境领域的社会化过程有什么特殊性？（3）这种特殊性又对公众的环境参与主体意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了探讨以上问题，本文将利用跨度十年的两次全国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运用量化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以“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个切入点，是因为“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体现了公众环境参与的主体意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制度的绩效。通过考察这一偏好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可以获得对环境参与主体意识普遍意义上的认知，另一方面也为评价制度绩效及其转变方向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及变量描述
（一）研究假设
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政治系统传播政治文化、公民个体学习政治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诞生于政府主导的模式并历经20多年发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系统传播其理念，公民个体学习并接受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从政治社会化的外部条件来看，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工作单位以及大众媒介是政治社会化的介质［2］（P506－601）。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公众环境参与制度中，宣传教育是实现社会动员的最主要方式。时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的曲格平曾于1988年指出：“我们重视环境宣传工作，这是由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历史短，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对这项事业还缺乏认识；我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又比较落后，使各行各业和广大群众自发地增长环境意识、提高环境道德还有困难”［3］。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环境教育开始进入高校专业教育和广大中小学普及教育领域，并迅速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这就意味着，学校教育是中国公民环境政治社会化最主要的介质。
从政治社会化的生命历程理论考察，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过程是公民习得政治文化、形成特定政治态度和倾向的最关键时期［4］（P16）。这就意味着，集中接受了政府环境教育的公民，尤其是当青少年时期正好处在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环境教育政策的特殊阶段的公民，其环境参与主体意识会明显高于其他年代的公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核心研究假设：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将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为验证这一核心假设，估计出生年代对这一选择偏好的净影响，还要纳入一系列控制变量。从环境意识理论考察，作为一种环境意识，“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会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环境感知和环境污染经历的影响。而从治理理论考察，公众参与基层环境事务的逻辑起点是对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缺陷的弥补，公众对本地政府绩效评价的高低影响着公众是否参与基层环境事务，即是否愿意从管理对象变成治理主体。综合以上两点，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就包括：社会经济基础变量、环境污染感知变量、环境污染经历变量以及政府绩效评价变量。
（二）变量描述
1．因变量：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首先来描述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状况。数据显示，有61．30％的受访者选择地方政府是最主要的环境治理主体。可以看到，我国公众环境意识仍然具有很强的“政府依赖性”特征。认为公众应该承担治理责任的公民比例为17．09％。接下来依次为内资企业、中央政府、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仅有1．70％的公众认为社会团体应该负主要的治理本地环境污染的责任。这一比例说明绝大部分中国公众对ENGOS还很陌生，对其在环境治理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甚了解。本文认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基层环境系统中，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是最主要的三个参与主体，公众对这三方主体的偏好将是本文所要解释的因变量。之所以忽略中央政府和社会团体，主要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从研究的问题和中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来看，中央政府是基层环境治理的制度提供者，而不是具体环境治理的参与主体；二是从统计分析的有效性考虑，选择社会团体的受访者比例太低，将其纳入回归分析模型将导致分析结果偏差。另外，研究合并了两类企业，并且直接删除了因变量上无回答的个案。最终本研究的样本是2 161个明确表示了选择态度的受访者。
2．自变量：出生年代。按照社会化理论，影响社会化变迁的因素一般包括“变化的成年经历，如失业、婚变；重大的特殊事件，如经济大萧条；长期的社会变迁，如社会转型；领导层的变革；社会化介体的瓦解或变迁”［5］（P174）。本研究认为，人们在环境参与意识上的代际差异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化的变迁。因此我们在划分出生年代时，考虑了社会转型、社会结构以及特殊事件的影响，将人群分为四个出生年代：1949年及以前出生（建国前出生）、1950—1965年出生、1966—1979年出生、1980年及以后出生。自变量为分类变量，在纳入模型时转化为虚拟变量。
3．控制变量。（1）社会经济基础变量描述。控制变量中纳入的社会经济基础变量包括了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和行业类型。这四个变量均为分类变量，在纳入模型时分别转化为虚拟变量。（2）环境污染感知变量描述。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公众环境参与的动力机制有三种，污染驱动型、世界观模式和后物质主义模式［6］（P57－59）。假定公众是否选择自身直接参与环境治理是与其实际感受到的污染严重程度相关的，于是本研究选取了公众对对本地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感知作为控制变量之一。这是一个0～10分的连续变量，分数越高代表认为环境问题越严重。数据结果显示，公众打分的平均分为5．77分②，总体来看还是倾向于认为本地的环境问题比较严重③。3．环境污染经历变量描述。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人们在认识和评价事物时存在着“近因效应”，因此本文将公众最近一年是否经历过环境污染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数据结果显示，有32．35％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环境污染事件④。#p#分页标题#e#
4．政府绩效评价变量描述。由于基层环境治理既具有区域分隔性，又具有系统相依性，因此社区层面和县／市层面都被考虑在内。本研究选取公众对本市／县政府工作的评价和对本村／居委会／社区工作的评价两个变量，共同反应公众对本地政府绩效的评价状况。这两组变量的可靠性检验以及因子分析显示，其信度系数α＝0．62，因子负载率是0．707 1，证明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并处于同一个维度。所以对上述两个变量进行加总，建立当前公众对于本地政府绩效评价的综合指标。加总后该变量是一个取值范围为0－20的连续变量，样本均值为14．14⑤。
（三）数据来源
本文有两个主要数据来源，一个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08年组织实施的“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的环境问题部分。该调查在全国范围的25个省、市、自治区的73个县级单位进行，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共完成有效样本3 989个。为了满足覆盖流动人口的需要，该调查采用“GIS／GPS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按照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方式抽取概率样本。为比较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分析政府主导的公众环境参与制度的绩效，本文还使用了由国家环保总局和教育部立项，委托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于1998—1999年设计实施的“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的有关数据。该调查在全国共抽出139个县级样本单位，成功完成9 202户访问。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调查设计了针对青少年的问卷。最后合格的成人样本数是9 919，合格的少年样本数是2 682。
（四）分析方法和模型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已有一定的研究，然而基于大样本社会调查的定量研究仍然不多见。本文选取了定量研究方法，不仅克服了规范分析和定性研究在代表性和客观性上的两难处境，还可以通过统计控制，有效地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同时，本文还采用了同期群研究的方法，纵向比较跨度十年的两个全国规模的调查数据，从方法论来看更具有因果分析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三、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的代际差异描述
在构建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采用Stata10．0软件对公众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基础、环境污染感知、环境污染经历和政府绩效评价四类变量的基础上，出生年代对公众的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标准化的回归系数⑦可以用来说明各解释变量对于因变量的相对作用大小。通过对其考察进一步发现：代际差异是影响公众对区域环境治理主体偏好的相对作用最大的因素。换言之，在诸多影响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的因素中，出生年代是影响作用最大的因素。纵向观察选择偏好的代际差异，如表4所示：不同年代出生的公民在选择“政府”还是“公众”时，呈现出逐级递增的显著性差异。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公众选择“本地政府”的发生比远高于选择“公众”的发生比，而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也在逐步增加。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选择“公众”的发生比则是选择“本地政府”的2．505倍，并在P＜0．0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标准化回归系数最高，为0．187。再结合描述分析的结果来看，越是年轻的一代人，就越偏好“公众”这一治理主体；越是年老一代，对于“地方政府”的偏好就越多；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一代人，其偏好具有典型性和显著差异。
四、解释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的代际差异
（一）基于政策背景的宏观解释
1．中国政府的环保社会动员历程回顾。中国政府的环保社会动员始于1972年。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环境保护的“三十二字方针”，强调了环境保护领域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7］（P140）。1973—1979年是政府环保工作的单纯治理阶段。此阶段环境教育以促进环境污染防治为主要目标，面向全社会的环境教育和环保动员未见起色。1979—1992年，中国政府的环保工作进入到环境管理阶段，同时环境教育初步发展。在这个阶段，促进环境管理成为重要的环境教育目标。1993年以来，中国当代环境教育快速发展。在这个阶段，环境教育开始重新定向，以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高等环境教育持续快速发展，基础环境教育不断增强，各中小学都开设了环境教育专题课；宣传部门广泛开展以“中华环保世纪行”为主题的环境宣传教育；“自然之友”为代表的民间环保组织成为环境教育的新生力量；以环境伦理学为代表的环境人文学科开始融入教学内容。
2．不同年代出生公民的环境意识社会化。按照早期经典社会化理论，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主要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即成人之前的这段时间，也就是通常界定的10～15岁。按照生命历程视角的政治社会化理论，这段时期是个人形成对国家和对政府抽象效忠感和公民意识的启蒙阶段［8］（P17）。通过对中国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到，1949年及以前出生的一代人没有接受过任何环保动员和环境教育。而1950年到1965年出生的一代人，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即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阶段只是在政府层面提出了环保目标，但实质的环境教育和公众参与处于零水平状态。1966年到197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其青少年时期大致是在1978—1993年间，这段时期正是环境教育的初步发展阶段，不过其主要对象还是高校学生，并未普及到中小学校。也就是说，这一人群中的环境意识差异较大，这一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会更多地接受到环境教育，而且其所受环境教育多为专业性教育而非参与式的环境意识教育。那么到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这段时期正是公众环境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环保教育开始进入中小学课堂，也开始有ENGOs积极介入，并与政府一起共同推动公众环境教育。将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时期与中国政府环境教育的不同阶段绘制在一个时间坐标轴上，可以直观地展示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时期与环境教育各阶段近似重合的情况。作为环境意识社会化结果的偏好选择的变化与环境教育的发展阶段呈现一致的变化规律。例如，1949年以前出生的人群，其社会化的关键时期———青少年期处在中国尚未开展环境教育的阶段，而其在2008年调查时，在区域环境治理主体选择中偏好“公众”的百分比最低，为12．10％；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其社会化的关键时期———青少年期处在中国环境教育迅速发展的阶段，在2008年调查时其在区域环境治理主体选择中偏好“公众”的百分比最高，为24．22％。这一比较结果说明，青少年时期的环境教育，实际上是公众环境意识社会化的实现途径。中小学校作为社会化介体，在环境意识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公众环境意识社会化的结果之一，是有助于培育公民的环境参与主体意识，即对“公众”作为环境治理主体的偏好。#p#分页标题#e#
（二）基于两年度数据比较的微观解释
1．1980年以后出生人群的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正如前文讨论过的那样，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目标之一即是培育公众的参与主体意识。本文认为，相较于“企业”和“本地政府”，具有“公众”治理主体偏好的人群，其环境参与主体意识也相对较高。而这类人群将成为中国环境公众参与制度模式变迁的推动力量。研究发现，19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正是具有这样特征的人群。有近四分之一的“80后”人群偏好“公众”这一环境治理主体，高于全体人群近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他们具有最强的参与倾向。为考察这个特殊人群的环境意识特征，需要借助政治社会化理论。“个人的行为举止通常都被分析为历史的与同时代的影响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研究政治社会化的意图是探讨历史对成年人政治态度和行为举止的影响。”［9］（P2－3）这就给了一个考察视角，即追溯到这代人的少年时代，即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为此，本研究用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的数据做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解释环境意识社会化的过程及其对制度模式变迁的影响。
2．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少年部分数据描述。1998年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少年（10～15岁）的环保意识水平明显高于成人。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少年的环保意识在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自然观、环保行为等各方面高于成人近10个百分点。（2）少年的环境参与主体意识高于成人近20个百分点。（3）少年环保知识主要来源于学校课堂，学校课堂是少年环保知识最主要的、第一位的来源途径，说明中小学教育对提高少年环保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少年的环境意识社会化与环境参与的主体意识。对比2008年和1998年两项调查的相关数据发现，1998年调查中的少年（当时为10～15岁）恰是2008年调查中的“1980年及以后出生”人群。可以看到，少年时代高水平的环境意识对成年后的环境治理主体偏好具有塑造作用。少年作为接受环境宣传教育最为集中和系统的群体，其环境参与主体意识的高低集中体现了政府主导的环境参与制度的成效。这是因为学校教育作为少年社会化的主要机制之一，对于少年环境意识的养成，以及这种个体层面的环境意识群体化并成为一代人所共有的价值理念具有关键的作用。
两年数据比较为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论据支持，对前文的两个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印证和解释：（1）中小学校作为社会化介体，在公众环境意识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公众环境意识社会化的结果之一，是有助于形成集中的环境参与倾向。同时又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启示：虽然是政府主导了自上而下的环境参与模式，可却通过环境意识的社会化过程，使得这个制度在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那里被内化为一种特定的环境治理主体偏好，而这种偏好正体现了一种积极参与的倾向。于是，在基层民众中产生了自下而上的社区环境参与的动力机制。因此可以说，环境意识借由“80后”这个新生代的社会化过程，逐渐从个体意识汇集成为一种群体意识，进而影响了初始自上而下制度状态向着自下而上方向的转变。而这个转变过程本身，即是制度目标———培育参与主体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从而体现出正向的制度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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