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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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 艺术教育 应用

一、少数民族文化是培养艺术人才的有效资源

少数民族文化，是当前文化学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在实际中，其不但是对文化学者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艺术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是所有院校所重视的教学资源和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是指在艺术院校的艺术人才培养过程中，少数民族艺术文化是其构建少数民族艺术认知系统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风俗民情、语言行为，才能成为自有的知识，才可以深刻体会少数民族艺术，并时刻保持创作的热情，才可以自觉的对其加以传承行为。

教学资源，主要是指讲过学者的整理、耙梳，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能够进行典型代表的总结，将具有一定规律性的东西引入课堂，使其成为现代教育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学校培养艺术人才的重要知识内容。

二、特色教材是少数民族文化变为人才培养资源的主要途径

在当前的社会中，少数民族文化是很多社会活动的主要资源。比如，宗教研究、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的研究、法学研究、社会文明研究、经济研究、生态研究等等。而作为艺术院校，特别是地方的艺术院校在教育资源研究方面的应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将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艺术教育资源的有效转化。

（一）进行积极的跟踪，即确保采风的经常化

在艺术院校中采风是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优良传统，不论是从生活艺术创作源泉方面，还是从民间学习的意义上来说，采风都是必要和需要的。但是问题在于，采风不是在社会生活基层中进行生活素材的简单感受以及吸收，而是经过整理以后进行一定的艺术创作；同时更应该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进行人们的愿望、情感、表达方式的切实体验。这些内容是文艺创作在生活中进行灵感汲取的最重要内容。

（二）认真进行培植，确保研究的项目化

艺术院校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除了对各种对接渠道项目进行研究以外，针对自己学校实际情况，如办学设想、专业设置、学科布局等，设计出整体推进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的研究项目，作出发展和建设的理性分析、科学导引，这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是十分重要。把学校的研究项目和学生的个人爱好以及零星行为进行有效结合，将其引领到项目中去、引领到相关项目群体中去，还具有另外的意义，即通过项目研究进行精神的凝聚、队伍的锻炼、力量的整合、品牌的打造。

（三）积极加以支持，实现成果的课程化

成果课程化的研究，在本质上属于对教学过程和教学研究中的办学行为加以焊接，是十分有效和有力的，其对于办学综合实力的提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成果的课程化，需要有教材编写来进行有力的支撑。怎样才能把少数民族的艺术资源编写到现代教育行为中，使其成为教学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对教学团体和教师进行考验的关键所在。在教学的实践中，应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提高的教师能力和水平，使其从一知半解的“知道者”成为真正的专家。

三、出版社应在艺术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自觉意识和积极作为

对于文化强省和文化大省的建设而言，艺术人才的创造能力和智力贡献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是民族文化培养的创新者和传承者，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就地取材和因人施教。所以应将内蒙古民族的文化特色以及艺术优势内容融入艺术教育普遍性规律中去，从而构建高等院校新世纪艺术专业系列教材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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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资源 人才培养 艺术教材 

 

一、少数民族文化是艺术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 

少数民族文化，是今天的显学——文化学密切关注的内容。实际上，它不仅是文化学者展开学术研究的丰富矿藏，也应该是地方艺术院校培养艺术人才最值得重视的文化背景和教学资源。因为，中国内地大多数地方艺术院校地处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许多珍贵艺术文化的形态较为完整地存留下来，构成了当地艺术院校办学的区域文化背景或者说是办学的区域文化基础。如果有正确的文化态度，就会将这种背景或者基础，当做自己办学的资源优势加以很好地利用；如果价值判断不准确，常常会将这种背景或基础当做妨碍前进的包袱或是自惭形秽的发展低起点。尽管随着多元文化价值的强调，这样的意识和心态已经越来越少，但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基础来发展少数民族艺术教育，培养人才，创新艺术，却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积极探索并深入研究的问题。 

文化背景，主要指少数民族艺术文化在学校培养的艺术人才的成长过程当中，成为他们对少数民族艺术认知系统所建立的重要基础。只有对少数民族风俗民情、历史社会、语言行为等有所了解，成为自有知识，才能对少数民族艺术有深切的体会和真挚的情感，才能产生自觉的传承行为与创作热情。但是，如果面对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只是将其存在当做一种背景知识来介绍，让学生掌握，那就太大材小用、重鼎轻置了。实际上，应该在民族文化传承的高度上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内容，中国众多的民族大家庭，“少数”民族文化展现了文化构成的“多数”部分。 

教学资源，主要指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经过学校专家学者的耙梳、整理，总结出典型代表、规律性的东西，进入学校课堂，成为现代规模化教育的教学资源，成为学校艺术人才培养的知识系统中的重要部分。 

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延绵不绝、自立自新、发扬光大，就是要在人才培养的链条上得到充分体现。 

 

二、特色教材：少数民族艺术变为艺术人才培养资源的重要途径 

少数民族文化，在今天的社会里，成为许多社会活动的重要资源。譬如，文化研究、宗教研究、法学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经济研究、社会文明研究、生态研究等等。而作为艺术院校，尤其是地方艺术院校的教育资源研究，如何将少数民族文化转化为艺术教育资源，近些年越来越多地被人涉足，但是，常常是一时一地一得的议论或心得。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系统思考的问题。 

意识到少数民族艺术文化是艺术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是一回事，将这种资源变为切实有效的教学资源则是另外一回事。有理念，有思想，还要有行动、有措施。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行动”“什么措施”。 

云南大学出版社与云南艺术学院合作，通过特色艺术教材出版、重点学科丛书出版和艺术精品课程教材出版项目，探索了一些路径，积累了一些经验。 

1.跟踪：采风经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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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多元文化．意识；多元文化教育

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是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全国高校民族预科教育基地，2006年起开始承担“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硕士研究生基础培训”的任务。三年多共有来自30多个少数民族的一千余名研究生走进了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的大门。通过一年时间的民族理论、文学欣赏、英语等基础课程培训，学生进入20余所京津地区重点高校接受正式研究生教育。

一、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及意义

少数民族研究生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未来民族地区建设的骨干人才。将担负着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振兴民族经济，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文明的历史重任。

少数民族硕士研究生培训班的多元文化背景为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实施创新教学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和资源。在多民族学生聚集的课堂里，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教育学生抱着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域文化，学会汲取不同文化的精髓，塑造开放的民族心态；使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加深对世界多元文化、多元意识的理解，同时学会利用英语这一媒介对外宣传本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这是非常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为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开展多元文化教育，我们设计了以下问卷调查。

(一)研究问题

1．少数民族研究生如何看待本族文化、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

2．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学生群体在跨文化意识方面的差异。

3．少数民族研究生对文化模块英语选修课的需求分析。

(二)研究对象

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2008级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硕士研究生培训班学生。

参加问卷的学生人数为337人，共收到有效答卷324份，其中263名学生分别来自26个少数民族，另外有来自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61人。

(三)问卷调查内容与结果分析

1．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如何看待本族文化、汉文化和西方文化。

针对少数民族硕士研究生培训班多民族文化背景的特点，我们设计了以下五个问题。

(1)你是否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宣传本民族文化?

(2)你是否仍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如过本民族节日等)?

(3)你是否了解并接纳汉族的文化、传统节日和生活习惯(如过春节等)?

(4)你是否了解并愿意包容西方文化和传统节日(如过圣诞节等)?

(5)你是否同意“不同文化无优劣之分”的说法?学生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选项(“是”或“否”)。收集完数据后，用SPSS13．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数据分析：

(1)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培训班学员大多数表现出较高的宣传民族文化(变量1—85．8见表1和包容异域文化的意愿(变量5—86．79／5见表1)而且汉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在这两项中没有明显差异(见表2)，但少数民族男生组和女生组之间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见表3)。

(2)在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变量2)、接纳汉文化(变量3)方面，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数(68．4)仍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同时相当大比例的少数民族学生(87．8)了解并接纳汉族文化和传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则大多数(93．4)仍保持汉族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说明作为我国主流文化的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已很好地在民族地区融合、并存。

(3)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包容意识(变量4)方面，汉族学组(70．5)与少数民族学生组(46．8)之间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异(见表2)，而少数民族女生组比少数民族男生组在此项中更是高出30．5个百分点(见表3)，差异极其显著。数据说明在对西方文化传统的了解和包容程度上，汉族学生明显高于少数民族学生，少数民族女生组明显高于少数民族男生组。

(4)少数民族文科学生和理科学生在多元文化意识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见表4)。

2．少数民族研究生对文化模块英语选修课的需求调查与分析。

问卷还设计了少数民族研究生培训班学生对文化模块英语选修课的需求调查。

问卷列出我们已经或计划开设的四门文化模块英语选修课程；问卷采用封闭式分级量表结构。在收集完所有数据后，使用SPSSforWindows13．0版进行数据分析。

请根据自身情况，标出你对开设下列文化模块英语选修课的赞同程度。

1一不赞同2一无所谓3一赞同4=非常赞同(请选1～4分值并打钩)

英美文化(1234)中国文化(1234)(注：以上课程均使用英语教材)

英语影视文化(1234)涉外礼仪(1234)

数据分析：

(1)学生对英美文化、影视文化及涉外礼仪三门课程表现出较高的兴趣和热情，三门课程的平均分值都超过了3分(见表5)。反观用英语讲授的“中国文化”课程，学生的认同度明显低于其他三门课程(M一2．5093)。这表明：英语课堂里的文化学习普遍被看成是对英语国家文化的输入和学习，而英语可以作为输出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媒介，这一点却常常被忽视。

(2)汉族学生组四门课程的平均分都高于少数民族学生组，但方差分析表明两组没有明显差异(见表6)。

(3)全部四门课程中，少数民族女生组的平均分都高于少数民族男生组，其中“英美文化”和“影视文化”两门课程两组差异显著(见表7)，女生对文化模块课程的热情普遍高于男生。

(4)全部四门课程中，文科组平均分都高于理工科组，“中国文化”和“影视文化”两门课程，两组差异显著(见表8)，表明文科学生对文化模块选修课程的热情普遍高于理工科学生。

三、多民族文化背景下

英语课堂的多元文化教育方法初探探究如何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应成为外语教学中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一方面，教师应引导学生本着开放、宽容态度对待异域文化；另一方面，要教育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树立利用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言对外宣传中华文化，传播民族文化的意识。英语课堂上应本着介绍、学习西方文化与宣传中华民族文化并重的原则，在英语教学中适当加入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内容，为中西文化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们在少数民族研究生班英语教学中组织了下列活动，以实践多元文化教育，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活动也得到各民族学生的热烈响应和积极配合。

(一)民族文化英语演讲法

每次上课利用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由学生轮流做民族文化内容的英语演讲，并制作成PPT向同学们展示。内容主要涉及演讲者本民族、本地区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等。

通过此类活动，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对我国各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理解和尊重。逐渐学会以欣赏的眼光、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在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和认同与对异域文化的包容和欣赏上取得一种平衡。

对演讲者而言，演讲内容的准备和制作过程本身就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一次再学习和再认识过程，也是树立传承和宣传民族优秀文化的意识和责任感的过程，学生制作出很多介绍各民族文化的优秀英语课件。

从英语学习的层面来说，学生接触到大量的、用来描述民族文化的英语词汇和表达方法，提高了实用英语语言表达能力，有效避免了在对外交流介绍民族文化时的“失语”现象。

(二)文化比较学习法

在英语教学中，遇到关于英语国家文化方面的内容时，我们常常引导学生将西方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进行对比，请各民族的学生介绍本民族文化，如传统节日、礼仪文化、餐饮文化、服饰文化、姓名文化等等。

通过教学实践我们体会到，文化比较法是多元文化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手段。通过对比的方法关注民族地区文化、汉文化和英美文化之间的差异，有助于学生树立跨文化意识。

(三)案例分析法

为形象说明不同文化的特点和差异，我们经常列举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事例让学生讨论，如：中国留学生、游客、商人等在英语国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如送礼、约会、谈判、用餐等等，结果发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情。学生围绕这些事例用英语进行讨论，分析中国文化和英语文化中的异同。此类教学设计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异国文化，在将来的涉外交往中避免因文化误解引起交际障碍，而且可以调动学生对文化内容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的英语交流和表达能力。

此外，我们还经常利用各种传媒工具，如电影、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向学生提供文化信息，将文化内容介绍给学生。

我院每年还定期举办不同少数民族文化节活动，旨在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促进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

四、结语

多元文化教育是国际化时代的一个基本的教育理念，是以尊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为前提的，目标是培养人们树立汲取不同文化精华的意识，塑造开放的民族心态，形成一种了解、尊重多元文化的理念，促进异域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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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误读 少数民族 传统文化 术语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各族人民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包括语言、节庆、婚俗、饮食、手工艺、建筑以及信仰等方面的内容。“术语”是专业领域中用来表示特定理论体系中普遍概念的专用词汇单位，具有凝合性和整体性，无论是单成分术语或多成分术语，表达的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其特点是准确、严谨、简洁，文化误读，是指读者主观上由于缺乏对词源、文化背景的了解而造成对原意的误解。本文选取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容易被误解的一些术语加以解析，以期加强中外人民和少数民族同胞沟通交流和理解。

一、云南少数民族节庆文化中容易误读的术语解析

“苦扎扎节” ――亦称“苦扎扎”或“库扎扎”，在哈尼语里是“预祝五谷丰登、人畜康泰”的意思，少数民族语言用汉字音译过来，与汉字本身蕴含的意义大不一样，这是哈尼族犹如汉族过春节一样隆重的传统节日，不是字面上理解的“苦”节，玉溪元江的哈尼族从五月的第一个申猴日起，节日历时3～5天，红河哈尼族每年农历六月欢庆该传统节日。

“赶摆”――又称“做摆”，傣语“赶摆”的原意是盛大节日或集会活动的意思，是傣族丰富多彩的节日统称，少数民族的“赶摆”和其他地方的赶集、赶场、赶街不同，傣族人“赶摆”涵义比集市贸易要宽泛很多，不仅是祭祀、集市、商贸的庙会，一些地区还是未婚青年男女寻找意中人的场合。傣族其他重大节日也叫做“摆”，如摆爽南（泼水节）、摆斋等，参加这些活动，都叫作“赶摆”。规模比较大的“摆”一般在五谷丰收的深秋时节进行。

早期的“赶摆”还是一种宗教活动，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云南德昂族、阿昌族 “做摆”之意是祈求村寨和家中人平安生活、消祛灾难，由村寨头人、家族长共同推选出“做摆””的承头人，拜佛祭祀，由佛爷念经，以求富裕安乐。

云南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汉语通过音译或意译的方式表达出来，形成汉字书写的文化术语，在交流和使用中望字生义，致使理解上出现偏误。

二、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婚俗文化容易被误读的术语解析

少数民族婚俗文化来源于本民族的伦理道德和特定时期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各民族的伦理文化有所差异，对其他异质伦理文化蕴含的传统理解流于表面，也会导致误读、误解。

“公房”“姑娘房”――“串公房”“串姑娘”是汉语的说法，因为语言的差异被外界误解为少数民族恋爱“性开放”的表现。“公房”本是少数民族青年自由恋爱、社交娱乐的场所，景颇族在村寨旁盖有“公房”，专供未婚男女唱歌、跳舞。“公房”是少数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淳朴的婚恋方式，有着伦理道德的制约，比如已婚者、有恋人者不得“串公房”，未成年人也禁止进入“公房”。从少数民族流传的“公房歌”可看出他们的质朴和深情：“人受大自然的启示才学会生儿育女，要生儿育女得先结为夫妻，为此要先学会串姑娘”。该习俗曾经在哈尼族、壮族、独龙族等18个少数民族中盛行，1949年以后，严格意义上的“串公房”慢慢消失了，“串姑娘”还以不同形式存续，是青年男女相识交往的一个平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方式的多样化，这一习俗也在发展演变。

“走婚”――摩梭人称为“阿夏婚”，普米语称为“阿注婚”，指男不娶、女不嫁，男访女家，夜合晨分，怀孕生子由母亲和母亲的兄弟，也就是由孩子的舅舅抚养。在玉溪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有祭“舅父山”的习俗，是母系氏族留下的历史印迹。“走婚”这一习俗一度被外界误解，事实上，“走婚”的男女需要负起相应的责任，孩子由女方扶养，但男方要扶养姐妹家的孩子，另外，传统的摩梭人“走婚”还是基于感情基础之上的，遇到中意的伴侣，也会形成长期稳定的走婚关系。随着现代文明的相互影响，永宁一些摩梭人已经过着由传统的走婚形式变为“专偶”走婚形式。

“传槟榔”：彝族婚配“过礼”的程序，主要是送礼金和部分礼物，决定婚期。在云南和彝族聚居在一起的汉族老人也使用这个术语，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一些反映传统文化词汇慢慢消失，急需收集、整理、保护。

三、云南少数饮食文化中容易被误读的术语解析

“撒撇”―“撒”系傣语，汉语意为“凉拌”，直译过来的汉字表述让人对指称食物的概念产生模糊性理解。芒市有“无撒不成席之说”，德宏傣族做法由蘸水和附菜组成，蘸水分柠檬撒撇（酸撒）、牛撒撇（苦撒）等，柠檬撒撇味酸，有清凉解暑功效；牛撒撇味苦，有清热功效，再加上傣族特制细米线、黄瓜、刺五加、水乡菜、苦笋、马蹄菜等，制成各类凉拌美食，傣族是喜酸的民族，加上气候原因，喜食酸辣、微苦的凉拌菜。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云南各少数民族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有的名称从字面上理解跟实物会有所偏差，比如回族的“油香”是一种油饼，布依族把“五色饭”也称为“乌饭”。透过食物名称的表述，可看到各少数民族的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风土人情等。

总之，一个民族各个历史时期在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等领域的认识成果都要通过特定的概念来体现。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术语各具特色，为了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容易引起误解的传统文化术语，需要进一步整理、释义，并加以传播。

参考文献：

[1]戴庆夏.社会语言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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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赶秋节；数字化技术；虚拟现实

中图分类号：TP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6）25-0210-04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some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ies as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has adapted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proje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digital technology protection methods and the advantages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ethn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aking Catch the autumn festival in Xiangxi Autonomous Prefecture for example to recommend feasible and digital solutions by the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Catch the autumn festival；digital technology；virtual reality

1 引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就开始有了利用数字技术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的意识，并在90年代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1世纪以来，各国对“非遗”的重视度越来越高，纷纷采用法律、政策、教育、技术等形式来保护和传承“非遗”，但由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受到其依存条件和当代人民对其的保护意识程度的限制，这些传统的保护方式显得差强人意，若要长久的保护和传承“非遗”，充分利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显得十分迫切。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是一项与电子计算机相伴相生的科学技术，它是指借助一定的设备将各种信息，包括：图、文、声、像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的技术，数字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民用安防及电子数字计算机、数控技术、通讯设备、数字仪表、电子产品、军队装备等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数字技术不仅能很好地将传统方式保存的“非遗”数据记录下来，还能利用它所包含的虚拟现实技术还原与拯救许多濒危的“非遗”，同时还能使“非遗”渗透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百花齐放的中国文化。

2 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大国，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遗”中占着很重要的部分，它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具有本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明和智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我国列入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38个，位居第一，其中属于少数民族的“非遗”有三分之一左右，包括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新疆《玛纳斯》、朝鲜族"农乐舞"、蒙古族呼麦、蒙古族长调、贵州侗族大歌等。

虽然国家对“非遗”保护工作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是随着人们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变化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的民俗民风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弃，人们的保护意识也逐渐淡薄，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1]。我们时常可以从网络、各类媒体上了解到各种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正在面临诸多问题。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延续的决定性因素――传承人，正在不断锐减，很多掌握传统技艺的传承人年事已高，年轻人又因经济效益低下又不愿继承，因此面临着传承断代、后继乏人的问题；“非遗”政策走样的问题也时有发生，随着国家对“非遗”的重视程度提高，地方政府却借着“非遗”的评审，拼业绩，导致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申遗”成功后，利用“非遗”的补助政策等优势条件来快速发展当地的经济，却忽略了对“非遗”必须依存的环境和物质条件的保护，导致非遗的根基被侵蚀、破坏；管理“非遗”保护的专业人员匮乏，队伍不够稳定，素质有待提高[2]，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个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因为从事语言文字翻译的人才非常匮乏，就直接给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带来了影响和制约，比如2010年中国台湾最后一个会说巴则海语的人――97岁的原住民潘金玉去世，这一语言就随之消亡了。因而，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等数字化技术来解决“非遗”保护和传承中遇到的问题显得十分迫切。

3 非遗的数字化保护

3.1 非遗的现有保护方法及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根本的特性在于遗产的“无形化”和“活态化”[3]。所有遗产均通过口、手、肢体、行为和技能来表达，因此不具备实物特性；由于它的完成过程和传承系统完全依赖于人，这就决定它人在艺在、人亡艺绝的“活态”化性质。目前而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通过以下方法：第一，保护非遗传承人，如：家传式，师徒式。第二，旅游与开发的方式，如：建立民俗村。第三，学校教育方式[5]，如：通过将非遗融入到课堂教学与实践中。第四，博物馆、图书馆保存方式，如：各地的民族文化博物馆都存有大量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

虽然这些方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仍存在些不足。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通过口耳相传来表达，保护非遗传承人的方式也会因为人类生老病死和偶然的事故使得非遗极有可能在瞬间消亡；旅游与开发的方式可以为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非遗在这种环境中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从而失去了其原真性；学校教育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非遗的影响力，让更多人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有时学校的环境和师资力量有限，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博物馆、图书馆保存的方式通常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对“非遗”进行保存、整理、分类与记录，但这种方式主要以书籍、音频等形式保存，容易出现老化、失真的现象，且安全性低。

3.2 非遗的数字化保护技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遗存，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是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珍贵材料。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数字化的保护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现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被运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目前主流的非遗数字化保护技术如下：

3.2.1 非遗的数字化保存技术

非遗的数字化保存与存档技术其本质就是数字保护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与储存。以前，虽然有利用传统的摄影录像等技术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这些方式保存的资料已出现了失真情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精度图形图像设备相继产生，更精确真实的数字化保存与存档技术也随之诞生。其主要的数据保存技术如：三维扫描技术、数码摄影技术、利用录音笔录音技术等，通过这些数字化的保存技术所形成的数字档案精度高，且易保存、复制，可以节省大量的存储空间。

3.2.2 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是通过多种数字化技术的融合，模拟、仿真、复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方法。人们在虚拟现实的“非遗”环境中，犹如身临其境，可以全方位的感受非遗的方方面面，此外，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交互性，用户可以通过做一些简单的操作，便可以从虚拟现实环境中获得相应的反馈。这种方式充分展示出了虚拟现实技术在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强大优势。

3.3 虚拟现实技术及其优势

虚拟现实是指仿真技术与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技术、多媒体技术、传感技术、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的集合；它利用3D的动态效果模拟现实生活某部分场景使用户身临其境，用户能通过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力觉、运动等感知周围环境及其变化，就像身处现实环境一样，同时可以自主做出不同的动作，而且能够得到实时响应，感受“非遗”的魅力。其特点是：人戴上设备之后就能处在 “非遗”环境中，能感受其中所有的事物，并能够与其进行互动，体验其带来的美妙，与现实生活难辨真假。

虚拟现实技术保护“非遗”具有原真性，它能够在虚拟现实中环境中添加许多因自然灾害和社会变迁而消失的“非遗”赖以生存的环境因素，记录和还原出“非遗”的原真面貌，使依赖原生态的“非遗”得以重现，让大众可以切身体会“非遗”的魅力，对非遗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虚拟现实技术保护非遗的可传播性强，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将非遗数字化，可以高速、便捷的在网络上传播，也可以方便、迅速地进行检索、调用，这种方式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用户只需穿戴基本的虚拟现实设备，便可以在数字博物馆中搜索想要了解的知识，就可以进行体验，并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现共享。

虚拟现实技术保护非遗的成本低，虽然这种方式在前期开发、收集资料与建模投入的成本较高，但其后期的维护成本较低，与传统的保护方式相比，其总成本要远低于传统方式[5]]。

4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苗族赶秋节系统的实现

4.1 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目标：创建一个现实世界（赶秋节）向计算机空间投影的虚拟世界（数字赶秋节），并模拟真实世界人在该场景的活动，以及实现实时赶秋节资料交互查询。

设计思路：搭建赶秋节虚拟世界，然后将虚拟世界移植入虚拟交互平台软件中对场景进行驱动，并设置交互。

4.2 系统组成

赶秋节做交互系统一方面要表现赶秋节场景及活动的可视化信息，另一方面要满足实时交互的需求，因此从系统的组成上主要有两部分，即计算机空间世界中的虚拟赶秋节场景和该虚拟空间的驱动控制平台。系统组成如图所示。

4.3 系统实施流程

赶秋节虚拟现实系统的搭建主要有两部分工作，即视景生成和场景驱动。

4.3.1 视景生成

赶秋节数据库的搭建

考虑到赶秋节承载环境的复杂性及高度还原的困难性，必须先深入湘西地区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当地居民口述，查找当地资料、县志，亲身体会现有的赶秋节习俗等，取得各项原始数字资源，它包括拷贝记录和模拟创造两种，主要是文字、图像、音视频、三维对象。然后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整合分类，并进行数字化，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其一，把赶秋节的文献、图片、影像等实物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数字化转化、存储。其二，把赶秋节实践的场所、道具等，进行数字化文字、图像、音像记录，进行分类整理和存储。其三，用数字化技术将赶秋节活动的动态过程，进行动态、立体、高清晰地记录，分类整理和数字化存储。

最后利用分类存储的数字化后的数字资源搭建赶秋节非遗数据库。

虚拟环境建模

赶秋节的元素很多，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场景活动是建模的重点。为了在虚拟场景中展示逼真的赶秋节，利用采集到的数据信息、图形绘制技术、立体声合成和立体显示技术、人机交互技术、系统集成技术等建模，实时生成三维图像，构建虚拟环境。

4.3.2 漫游交互平台实现

赶秋节虚拟交互平台与虚拟场景的交互“实时”的。通过对虚拟场景中的虚拟角色的控制，可以对场景进行自由的漫游，还可以通过鼠标点击场景中的场景、活动、人物的点击来实时查看赶秋节的信息。漫游系统的交互设置按功能来划分主要有以下几个模块：

①界面交互。包括漫游系统启动画面选项卡设计，浏览地图功能，漫游路径选择，功能切换等与交互界面相关功能。

②角色运动。包括人物运动动画在场景中的驱动，对象运动在场景中的驱动，对象动作的键盘、鼠标等的控制。

③信息查询。基于鼠标位置在虚拟场景中获取有关赶秋节的各类信息。

4.3.3 虚拟交互系统的

利用互联网技术，基于网页的浏览器。该系统拥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它很好地展现了赶秋节，突破了传统展示、宣传的单向性。在此系统中用户可以全面了解到赶秋节的各种信息，最大限度的实现资源共享，不仅有声有色，网站还能实现和用户的交互，戴上设备，用户就可以亲身体验赶秋节。其次，该系统突破了传统赶秋节现场活动展示、展览的时空、物质条件的限制，为赶秋节的跨时空、跨族群的宣传、传播创造了条件。最后，它可以很好地满足各类需求，如赶秋节数据的存储和管理。因此它提供了灵活的视角，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极大的方便在线虚拟旅游事业的发展。此外，由于网络的便捷性和广泛传播性，赶秋节系统使得赶秋节信息不只是典藏和研究，更具展示功能和有教育意义。

5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5.1 保护对象的选取

在我国在法律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进行规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能区别其文化的利益性、具备人权因素、具备其非物质性。利益性是指从我国历史、文化、艺术等多角度深层次的进行观察，能够发现其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价值标准，并能够在这一独特文化标准的基础下产生一定的利益，其表现形式可以是经济发展价值，也可以是民族精神文化的传承；人权因素是指符合对于当代人权的保护要求和有效的促进民族或者社会团体乃至于个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要求；非物质性是指以非物质形态存在。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是符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特色文化。

5.2 关键技术的使用

虚拟现实技术是多种技术的综合，目前已经在医疗、游戏等多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但要想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原“非遗”的原生态环境和物质载体，展现其原生态特点，仍然离不开虚拟现实的主流技术的支持。

（1）动态环境建模技术

虚拟环境的建立是虚拟现实技术的核心内容，这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动态环境建模技术，其主要就是通过获取所处实际环境的三维数据，利用三维数字设备和软件，建立“非遗”的虚拟环境模型。目前该技术在矿业与铁道行业中都有应用，通过模拟的方式简化了一些实际中所遇到的问题。

（2）实时三维成像技术

实时三维成像技术就是在建立了精准的模型后，在足够的时间下生出不同光照情况下的各个物体的精准图像，并且由于是“实时”，因此图像的更新需要达到一定的频率才可以满足“实时”这个要求。在这种技术的支持下，“非遗”环境的动态变化就可以清晰展现出来。

（3）广角立体显示技术

在虚拟现实环境中，双目的立体视觉起了很大作用，人看周围的事物时，由于两只眼睛的位置不同，得到的图像略有不同，这些图像在脑子里融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关于周围事物的整体景象，用户的两只眼睛看到的不同图像是分别产生的，显示在不同显示器上。在虚拟现实的“非遗”环境中，用户要想体会到环境的立体感，这一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4）传感技术

虚拟现实中需要使用各种传感设备，并且虚拟现实对传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传感技术是虚拟现实中的一项关键内容。虚拟现实中的传感设备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用于人机交互而穿戴于操作者身上的立体头盔显示器、数据手套、数据衣等传感设备；另一是用于正确感知而设置在虚拟现实环境中的各种视觉、听觉、触觉、力觉等传感装置。借助传感设备，用户不仅可以从视觉上感受“非遗”，还可以从听觉、嗅觉等多方面可体会“非遗”带来的民族魅力。

（5）人机交互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其最大的特性就是交互性，这一点需要依靠人机交互技术来实现。该技术主要通过计算机的输入、输出设备，以有效地方式实现人与计算机的对话。在虚拟现实的“非遗”环境中，利用这一技术可以实现用户与虚拟环境的互动。

5.3经费投入与经费保障

经费保障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国家政策支持、时代需求、自身所带来经济效应。

国家政策支持层面：每年国家都会下拨巨款用于“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比如根据网易财经报道：为了抢救、保护昆曲，从2005年开始，国家每年投入专项保护经费1000万元，截至2009年，已实际投入5000万元。自2006年起到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5.14亿元用于非遗保护，其中30.4亿元对地方开展137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1986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保护工作予以支持。

时代需求层面：虚拟现实技术现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众多行业都已开始纷纷试水虚拟现实技术，2016年Oculus Rift、 HTC Vive以及PlayStation VR等三款主要的虚拟现实设备都将上市，日本一大学打算利用这些虚拟现实设备模拟海啸发生场景以帮助民众更好的应对海啸。娱乐电商行业也开始尝试，如：娱乐影视公司IMAX计划设立第一批提供虚拟现实（VR）内容的实体场地，阿里巴巴启动Buy+计划将建立VR购物商城，eBay与零售商Myer合作推出了首家虚拟现实购物应用等。虚拟现实技术逐渐的大众化，其成本也会随着其应用范围扩大而相对的逐渐缩小。

“非遗”自身层面：虽然赶秋节数据库的搭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是以虚拟现实技术来保护民俗文化无疑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旅游点，可以结合网络和虚拟技术推出网上赶秋节体验游，这可以给网站带来更多流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可能带动当地的旅游发展，从而形成赶秋节网站的良性经济发展。同时，赶秋节利用虚拟技术的实现，为更多的“非遗”提供了技术模板，相应的也节省了大量的财力。

6 结束语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其在“非遗”保护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都在积极探索利用其进行“非遗”的保护，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如“非遗”数据库建设的统一标准还待规范、“非遗”数字化开展工程量巨大、真正意义上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来保护“非遗”还只停留在理论方面等。针对上述问题，应从技术、人才培养、研究思路等多方面、多层次对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非遗”进行保护策略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 魏玉江. 浅谈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金田， 2014（10）.

[2] 覃志鹏. 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8（11）：53-56

[3] 高力群， 杨波. 虚拟现实技术在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J]. 大舞台， 2015（3）.

篇6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在漫长的融合、迁徙、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受到重视与保护。由于古代各少数民族没有用来记录历史的民族文字，所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以口头与模仿方式传承，也就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化中包含有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3年10月，“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法定用语，并被公约定义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而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

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1.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重视申办却轻视保护。

自从2001年5月昆曲进入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逐渐壮大，在申报方面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但对起保护力度仍然较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问题仍然严重。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式单一，仅仅依靠行政规定这一种手段，但这种方式效力低下，而且各地对于相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不同的规定，保护方式的不同成了区域规章制度的摩擦甚至是冲突。

2.经费投入不够。

资金不足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言是最大的困难。一方面，由于没有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项经费，在工作过程中，深入村寨，聘请老艺人，摄影、摄像等所需费用无法保证，影响了申遗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由于经费的制约，影响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工。

3.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

一方面，部分人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存在误区，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文化过于粗俗，并非中华文化的主流，仅仅是支流，缺乏值得保护的优秀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重视，不支持。

另一方面，部分地区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过度开发，导致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破坏严重。但当地政府却对这一现象置之不理，不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

1.加强立法工作，利用法律手段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法律保护，最早国际上是在1989年l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或译为民间文化）建议案》，而日本、法国、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拥有十分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在在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快和深入，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一个现实课题，应当引起民族工作者和法学界的关注。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加快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进程，积极完善政策体系是当前立法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

2.增加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十分重要的。各级政府必须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用于保护工作。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巨大工程，必须要有全社会共同参与，必须要以政府为主导，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保护工作当中。

在投入资金的使用中，必须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规律，将资金应用于以下项目。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与调查，详细的记录、整理。第二，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抢救与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并且 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举办各种展览活动，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覆盖面。最后，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实物进行收集与收购。

3.完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措施，积极推进公众参与。

时代的进步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量流失，许多依靠口头传承与传授的传统文化迅速遗失。但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开创了新的方式。

在新时期的教育中应当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宣传与介绍，这样不仅能使在校学生对我国的少数民簇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充分的理解，更能增强他们承担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责任感。

4.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成为旅游开发的亮点。一些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深受人们喜爱，尤其是音乐，舞蹈，服饰以及歌剧等。通过对这些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开发与利用，不仅能够 扩大独特而丰富多彩少数民族文化，增强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更能增加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收入，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但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合理的规划与设计，避免过度开发所带来的破坏。否则就会给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毁灭性的灾难。

5.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不仅仅是一国的，更是世界的。我国应当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的采访，以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把原来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记录并保存下来，将动态的、个人的、私有的文化记录转变为静态的、公共的、集体的社会记忆。

四、结语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关乎人类文化多样性以及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值得我们去探索、研究。本文针对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提出一些粗陋的构想，希望通过这些手段来解决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遏制文化资源流失、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同时这又是一个十分庞杂的问题，希望全体国民能够共同努力，保护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汪立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05，06：62-67.

[2]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源问题[J].民族研究，2007，03：11-1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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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叶芳芳，朱远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广西民族研究，2013，03：197-203.

篇7

关键字：利益相关者 少数民族 可持续发展

一、理论研究背景

（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　世纪60年代起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管理理论，其早期思想可追溯到20世纪30　年代。到20世纪60　年代，　斯坦福研究所将"利益相关者"这一术语定义为"利益相关者是那些失去其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的个人或团体"。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　而不仅仅是某个主体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相关领域的应用研究初期，企业一直是绝对的研究主体，直到20　世90年代初期以后，才开始从企业扩展到政府、社区、城市、社会团体以及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等。

（二）国内外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

这一理论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引入旅游研究领域。Purnomoc（2005）研究了国家公园和森林管理的利益相关者问题；Dianne　Dredge（1999）、Buanes（2004）分别对区域发展问题以及滨海地区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

国外学者对旅游利益相关者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及分类；　旅游规划、管理与营销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　旅游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　社区旅游及其协作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

国内方面，　保继刚等（2002）在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讨论了旅游地的游客、政府、商业部门、本地居民、景点开发商等利益相关者，　对他们的利益表现、决策过程与行为、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　并结合系统动力学分析寻找和认识主要利益群体在桂林市旅游业中的促进和限制作用，　剖析了桂林市旅游业发展的内部结构和深层制约机制。张伟等（2002）将利益主体理论应用到四川省乐山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过程中，　并对不同利益主体的旅游意识和利益表达进行了分析。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的运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国外研究者主要集中于利益相关者的协作方面的研究，包括协作的原因分析、协作的组织形式、协作程序和途径、协作过程管理以及协作的效果评估。国内的研究还处于理论的引入阶段，内容还比较粗浅，主要集中在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讨上，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分析上主要集中在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突出说明利益相关者参与规划和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对具体的根源和对策探讨的还不够系统和深入。

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

旅游是综合性很强的行业，几乎涉及社会发展中的各个方面，其中涉及的利益主体包罗万象。少数民族地区和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有其共性，涉及的利益主体很多都是相同的。可是，我们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的特性，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当地政府的自治性、旅游生态的不可再生性。

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些特点，笔者认为在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中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当地政府（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等）、原住民、旅游经销商、旅游交通、媒体、文化旅游者等等。国内学者夏赞才在2003年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旅行社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　将旅行社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层、战略层、层三个基本层次，　探讨三个层次的相关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据这一理论，笔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利益主体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战略层和延伸层。其中，政府（中央和地方）、原住民、文化旅游者为核心层；旅游市场营销者和旅游规划者属于战略层；旅游交通和文化保护部门属于衍生层。在本文中，笔者重点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中的核心利益层。

（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是民族自治政府，从自治区到自治州，再到自治县和自治乡，多个层次的自治政府。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发扎需要一个总体利益和目标的代言人，来控制、引导、协调、规范其它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和行为，能够担当此任的只有，尤其是中央政府。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是一个内在地具有政治性的事物，在这里，价值观的协调与冲突，权力的制衡，利益的分配，参与和决策机制的建立，目标的设定和标准的确定等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政府拥有有力的工具来影响社区旅游的发展：立法，协调政策、项目与基础设施，提供激励、规划和促销等。

（二）原住民（社区参与）

少数民族地区的原住民在当地的旅游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第一，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也感受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居民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第二，居民是当地传统文化和习俗的主要保护者；第三，居民为游客提供家庭旅馆、餐馆、商店、手工艺品、节庆活动等旅游设施和旅游产品，是开发商未签约的"合作伙伴"；第四，居民在社区扮演的角色往往能反映出个人对社区的关注程度和在旅游决策中的控制力等问题，当居民较多地参与社区各种活动时，他们往往对社区变迁和发展持肯定态度，相反，随着当地旅游决策中当地人控制力的下降，对旅游的支持也会下降。

（三）文化旅游者

热衷于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在于体验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些旅游者的进入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为当地社区带来活力；第二，为居民带来了外来文化；第三，旅游者在当地旅游能带来收入和经济利益，能提高当地经济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三、目前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在旅游业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导致了民族文化的庸俗化、民族文化认同感失落以及价值观的退化和遗失，　造成旅游地价值降低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开发与保护的不协调，不能实现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这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是有其根源的。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来分析，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利益主体利益的不平衡产生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中的核心利益主体中，中央政府的核心利益是地方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地方政府的核心利益是追求政绩，追求GDP的增长；当地居民的核心利益追求是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旅游者的核心利益是高满意度的游客体验。梳理清楚这些利益主体的核心利益，想方设法平衡这些利益，从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不是那么困难了。

我们假设一个少数民族地的文化旅游发展是一个的球。根据牛顿力学，我们不难知道，球要运动离不开力。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利益相关者追求的核心利益就是旅游发展的推动力。对物体的运动产生影响的力分为两种，动力和阻力。我们分别用F1和F2来表示。如图2：

当F1　F2，即动力　阻力时，物体向前运动，B发生作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良好；当F1　F2，即动力　阻力时，物体向后运动，A发生作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倒退；

当F1=F2，即动力=阻力时，物体原地静止，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停滞不前，维持原状。

这里的F1和F2指的是利益相关者的合力，不单单指一个利益主体对旅游发展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用f来表示每个利益主体对物体运动即文化旅游发展产生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上图中的黑色箭头为f，表示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原住民和文化旅游者对该地文化旅游产生的作用力。

具体分析：

第一，利益相关者对旅游开发的价值取向一致性可以增加合作的可能性。当政府、原住民和文化旅游者的利益一致时，这个时候的动力F1　F2。政府需要发展旅游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和GDP的增加。政府采取各种优惠措施来招商引资，这样就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当地居民提供岗位，拓宽收入渠道，引起当地居民的支持。文化旅游者的进入为旅游地带来货币，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游客得到最高的旅游体验，满意度提高。从而达到政府--居民之间、居民--旅游者、旅游者--企业、居民--旅游企业两两的共赢。这样的情形是一种最完美的模式，是学者和实践者的追求模式。

第二，当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不一致则意味着冲突，这个时候F1　F2，阻力大于动力，文化旅游发展受到阻碍。这个时候的典型的情形是政府想发展旅游，在规划用地方面与原住民产生冲突，社区参与度不高；原住民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破坏政府保护的文化旅游资源，同时摆摊设点，拉客现象频生，间接降低旅游者的游客体验。这种模式的产生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引起的，从根源上讲是决策过程中采取的决策方法和程序的失误。

四、平衡利益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由于这些利益相关者来自不同行业和部门，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和利益要求，他们与旅游目的地的关系密切程度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具有的影响力也不同，如在众多的旅游发展利益相关者中，旅游经营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旅游者寻求旅游需求满足最大化；政府主管部门探求管理效益最大化；而居民寻求高收入和好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有的对旅游地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有的则较弱。同时他们与旅游地的关系程度及影响力也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旅游目的地在发展旅游业的时候，不能只考虑某一组织或群体的利益而忽视或轻视其它相关者的利益，也不能用静态的眼光来对待利益相关者，必须用动态的眼光来协调和关注每一个利益相关者，让他们能够公平的分享旅游业所带来的利益以及公平的分担旅游负面影响。

（一）政府合理引导和调控

为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在旅游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大的矛盾。一方面，旅游要发展，要对当地经济做出贡献，要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就需要扩大接待能力，吸引更多的游客；另一方面，游客的增多会对当地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一个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被消除，就要依赖政府做出及时的反应，政府须迅速制定各种政策。政府应改变以往不合理的产权安排，　从旅游文化资源保护的内部因素出发，　在开发中将少数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公平合理地安排政府、少数民族和开发商的产权关系。

（二）鼓励原住居民参与

少数民族是民族文化资源的载体，　解决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问题首先应贯穿于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全过程，　从问题的根本点入手，　进行合理的产权安排，　让少数民族在资源开发中得到最大的利益，　成为自己资源的真正主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励他们合理开发和保护自己的资源，才能做到民族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景区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诸如环境管理工作上采取适当对策以尽量避免消极因素的出现。

（三）满足旅游者的体验需要

不同的旅游者因年龄、性别、爱好、国籍的不同，也表现出更明显的体验偏好，其所追求的利益也就表现为旅游者在进入旅游目的地后通过旅游体验和认知所获得的各种知识、愉悦和满足感的总和。如果景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旅游者便无法达到"购买"其产品的目的。

五、结语

总之，为了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协调好原住居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旅游者之间的关系，管理好旅游景区，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尤其要把原住居民这一相对弱势群体作为主要的利益群体之一来对待。同时，还要根据旅游活动的复杂性、区域生活的丰富性以及地区间的差异性来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从而保证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健康、全面、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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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正欢，郑向敏.国外旅游研究领域利益相关者的研究综述.　旅游学刊，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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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态伦理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乌丙安，李文刚，俞智生，金天一.满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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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少数民族甚至正在面临即将失语的困境。众所周知，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反向来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可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积淀着该民族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现代社会中，无数少数民族同胞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逐渐遗忘了本民族的语言，这是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一个很大的遗憾。文字的传承对于文化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的形式，都可能存在着对少数民族文化理解方面的误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或图片记录的载体可能会慢慢老化，甚至可能会存在遗失、损坏等问题。因此，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影像记录成为少数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渠道

活态传承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以文字、音像、视频的方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方方面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原生态”的保护。只有活态传承才能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的。在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多种多样，“博物馆”式的记录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及传承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文化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生存与生活中形成的产物，即便是口与口的传播中都有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影像的记录因为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可能。通过影像资料，人们可以更加真实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化，避免前人的思维定式。这种“原生态”的记录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拓宽了思路，民族文化的传播显得更加全面而客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数民族人口涌向都市，留在本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稀缺，而外来者对少民族文化的理解又存在着文化上的隔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活态”传承对于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十分重要。就好比一个人学习一门语言，仅靠书本上的知识学习起来会很吃力，但如果他身临其境，主动来听、说这门语言，那么很快他就可以成功。其实，文化的传播也是如此，人们一般更容易接受的是活灵活现的事物，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死知识”。例如纪录片《云朵上的民族》，就用影像的形式展现了羌族神秘的祭祀文化。片中真实记录了羌族的“夬儒节”，在纪录片的镜头下，无论是祭山会还是羊皮鼓、羌戏、特技表演等，都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真实状态展现出来。特别是在展现羌族舞蹈和羌族戏剧的过程中，运动镜头的使用为少数民族艺术的传神再现增添了魅力。“动与静的关系是纪录片镜头语言艺术中重要的标志，运动镜头可以使纪录片更好、更直接地向客观事实所靠近。”④于是，在拍摄祭祀山神的场面时，纪录片镜头的运动模式对羌戏、萨朗舞、羊皮鼓舞、特技表演等进行了富有生气的展示。有时候利用摄像机的运动镜头来完成对环境的介绍或对动作和节奏的展示；有时候又运用摇臂和升降镜头来全面呈现羌族舞蹈的整体氛围。可以说，在原汁原味地展现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方面，纪录片确实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三、对少数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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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少数民族文化；文化传播空间；传播类型；传播价值观

众所周知，传媒是文化的传播通道，但传媒对文化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有学者认为，传媒会导致文化适应，即文化为实现传播效果会适应传媒的媒介属性改变自身的存在方式。媒介技术论者尤其赞同这一观点，哈罗德•伊尼斯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①强调文化研究实用性的学者，则从媒介与其生存文化环境之间的关联出发，认为传媒本身即是某个历史时期文化的象征物，不仅充当着传播介质的角色，还参与时代文化的建构，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新媒体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在文化领域，新媒体打造了统一的文化传播体系，将不同文化纳入其中。或许我们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在今天备受关注，文化传播行为趋于活跃，文化个性日益鲜明，正是因为在新媒体作用下跨文化传播成为常态，正是因为新的传播技术消解了主流文化的单方话语权。今天，少数民族文化通过新媒体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上文所说的文化适应正在现实中不断发生。本文对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状态的探讨描述正是基于此。首先对新媒体作用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进行论述，进而对文化传播价值观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一、从地域空间到意义空间：新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的影响

受地理环境、人文渊源、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其生活的地域关系紧密。对少数民族群众而言，地域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文化生成和表达所需要的固定场所，地域所包含的地理要素和人文因素，塑造出各民族卓异的文化气质，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根本原因。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交汇点，地域还承载着文化身份认同、建立关系和历史叙述的功能。文化学者依格瑟将地域视为文化持续性传播的必要条件：“地域的接近一直是人类群体开展和维持交流联系的前提条件，固定的居住地点对发展更频繁和更有意义的交流是必需的。”②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活动也受到地域的影响，其文化传播空间与聚居的地域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地域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这种天然联系正在逐渐被割裂。一方面，社会发展促发了人员的大规模流动，使其与原有的地域产生了距离，刺激了远距离传播，以地域为中心的传播减少甚至中断；另一方面，信息社会将各种文化纳入到一个传播体系中，提升了文化影响力的现实需求，使少数民族文化也因需要进行大范围、远距离的传播而变得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直接导致地域在文化传播中的中心地位逐渐旁落。新媒体的信息扩散能力，使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丧失了传统的地域特征。甚至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的传播过程，也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逐渐“非地域”化的过程。新媒体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使其与培育它的地理区域不再具有对应关系。新媒体之“新”，首先在于其先进的传媒技术，新媒体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通道，同时也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在客观上具备远距离即时传播的技术条件，原有以地域为中心，通过自然交往影响周边地区的传统传播方式转向大规模信息传递。由此，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与地域空间不再存有对等关系。新媒体这位时代的推手，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从某个特定的地方拓展到全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规模增大，速度加快，受众数量增加且参与度提高，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文化场；文化传播空间的扩展通过与异质性文化的交流反作用于文化本身，促进文化自身关照，加快文化融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走向全球化。而文化传播空间的拓展即是文化传播突破传播障碍、促进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必由之路。新媒体对地域中心地位的冲击并没有停留在拓展少数民族文化的现实传播空间，更为本质的表现则是新媒体营造出完全不具备地域特征的网络空间。其一，网络空间是虚拟、超地域的；其二，网络空间呈网状分布，信息以其中一个节点为核心向周边传播，任一节点皆是传播中心，网络传播是无中心式的传播；其三，这一网络空间不强调参与者原有文化身份，相反，网络的同一性以及隐匿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种身份，而传者与受者之间随时可以互换角色。今天，人们越来越多的社会交往通过这个空间进行，受上述网络特征影响，地域在文化传播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弱化，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不再受到时空局限；在网络空间内，所有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重新建构，所有的文化客观上须重新定义自己，相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获得了平等表达的机会。总而言之，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使其不再与地域空间相对应，具体表现为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交往的地球村。另外，新媒体营造的虚拟网络空间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时空意义。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从具现实物理时空意义的地域，转变由为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共同建构的意义空间。通过新媒体网络，受传者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传播障碍随时获取文化信息，其传播效果甚至远超传播者愿景。如苗族文化网站“三苗网”，创办初衷仅是将内部通讯刊物发至网上，因特网却促使其成长为一个苗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如同其所宣称的那样：网站的首要宗旨是“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展示与传播”。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三苗网成为世界各地苗族群众文化聚会交流、其他文化背景人群接触苗族文化的重要平台。之后，全国相继成立了一批苗族文化主题网站，共同构成苗族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群。这一传播群逐步取代地域成为分居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家园，使其相隔万里也可在网络空间中实现村落式的面对面交往。在这一群体的共同作用下，苗族文化传播的空间扩大，文化影响力也得到较大提升。随着手机媒体兴起，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型媒介产品有望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要指出的是，新媒体的这种去地域化的传播，除扩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外，也导致地域的文化承载功能随地域丧失，人在虚拟空间中容易迷失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故而经常发出“我是谁”这样的疑问。少数民族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传播过程中，不乏传播者缺乏归属感而迷失的现实例子。因此，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传播，充分了解、适应新媒体媒介特性，坚持自身文化核心变得尤为重要。

二、从人际传播到组合传播：新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方式的影响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以人际传播方式为主，通过口传身授，以人际交往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与少数民族群体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成为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际传播的范围和规模不大，影响较小，一般不借助现代传播媒介。并且对交流的场景非常重视，强调现场接触，强调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共同经验背景，以减少传播中的信息误读。所以人际传播一直排斥远距离、大规模的传播方式，即使当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也没有改变这一状况。如电话把远距离的人际传播变成了现实，却并没有淡化人际传播的差异，相反，这一现代电子手段用于人际传播时，会因为通话双方所在场景的差异产生噪音，影响双方信息交流。少数民族文化中很多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民族习俗中的某些“禁忌”，从传播学的角度可以将其解读为是对大众传播的一种限制。如很多少数民族同胞在进行祭祀仪式或是葬礼时，出于对祖先和死者的尊重，严格限定参与人数，不准旁观，不准拍照，便是一种对大众传播排斥的典型心理。但新媒体却融合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诸多的交流方式。在笔者看来，新媒体之所以“新”，主要在于新媒体传播不只对应一种传播类型，并直接体现为新媒体拥有众多的媒介产品，且这些传媒产品使用的传播类型不尽相同。如因特网众多的媒介产品中，腾讯QQ作为即时通讯工具，传播类型是人际传播，但其衍生出来的腾讯微博、QQ空间等，却与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更为接近。当新媒体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介质，少数民族文化必然会适应新媒体的这种多类型的传播方式，由单一人际传播转向多种类型的复合传播。多种类型的传播方式首先带来的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新媒体众多的媒介产品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渠道。以贵州惠水县为例，对于当地的布依族文化，当地政府除以网站的动态方式展示外，同时利用短信平台群发文化宣传讯息，甚至当地政府部门的电话都以布依族音乐作为彩铃，社会团体和个人也通过网页、微博客等方式进行布依族文化传播。因特网门户网站、个人网页、短信甚至彩铃都成为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载体。这些传播渠道包揽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等众多传播类型，且结构特点和使用功能各异，从而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彻底摆脱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进而使构建立体传播网络成为可能。其次是表达方式的多媒体化。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的多媒体表达，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运用多媒体手段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转换为多媒体产品，使其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增加文化的表现能力；拓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广度，增加其影响力；同时让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更为便捷。第二是运用多媒体手段记录、保存少数民族文化，或是直接参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生产。以少数民族纸质文献保存为例，扫描存盘之后存储所需的空间和人力将会大大减少，也有利于对原件的保护；许多非物质文化也可以通过现场拍摄视频和录制声音来保存和记录。但是，更深层次的变化则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仅重视传者与受者之间共同经验及现实交流场景，还通过新媒体建构的虚拟场景消解交流场景的差异性，减少传播噪音。梅洛维茨在《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谈到了传统文化交流中对场景的依赖和电子媒介对场景的弱化。他认为传统交流方式产生认同感的关键在于现场接触，而“电子媒介倾向于消除现场与通过媒介的间接信息互动之间的差异。”③梅洛维茨还认为“，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开拓了许多新的社会情境。”④在新媒体营造的虚拟场景中，互动性非常明显，传者与受者随时都在互换角色，且无一例外都具备多个身份。参与者往往快速穿梭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体情境中。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某个网络游戏中充当战斗的指挥官，在聊天工具中是素未谋面的好友，在某个社区扮演“家庭成员”。在这些情境中，现实生活中的共同经验背景被网络分割做了碎片化处理，现场建构的议题作为愿景快速传播，形成类似于梅洛维茨所谓的“更后后台”或“更前前台”的传播行为。由于这个虚拟的场景是匿名的且是自愿加入，因而传播的氛围更轻松更易形成交流时的亲近感，更能消除文化传播中因为远距离传播带来的场景差异，带来文化心理上的亲近感，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面向其他不同类型文化的传播。

三、从精英文化观到大众文化观：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价值观的变迁

人际传播传者与受者的数量有限，信息影响面较窄，反馈即时，是一种典型的小众传播。对借助人际传播的文化而言，其传播价值往往就在于稀缺性和精英性。少数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以人际传播为主，精英文化观念一直是其主要的文化观念。总体来说，精英文化观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一）重视传播中“人”的因素，强调传播主体和客体的特定性

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水族古文字“水书”为例，这种水族古文字的传承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特权，为“水书先生”这一特定的文化精英团体掌握，其传承以人际传播的方式，在水书先生群体内部进行。精英文化观重视特定传播对象的选择，却往往忽略了“人”生存环境因素，即掌握特定文化的群体，生存状况会随着历史社会条件不断发生变化，当他们出现生存危机的时候，特定的文化也会出现传承危机。今日的水书正如同某些学者所言：“水书先生在‘水书习俗’传承过程中至关重要。水书先生通过口传心授及抄录记载水族古文字形成水书文献的形式传承‘水书习俗’，可谓‘水书习俗’传承的桥梁。一旦水书先生这个群体消失‘,水书习俗’在水族民间的传承也将终止。”⑤时至今日，随着水书先生这一特定群体的衰落，水书及水书习俗的传承已处于濒危状态。

（二）对深度传播的认同

所谓深度传播，指的是揭示传播内容的本质、运作规律，以求获得受众对其的深度理解和认同的传播。精英文化观念主张通过长期研习接触到文化内核，或是对文化的某种形式作系统掌握，由此教育等组织传播方式成为必要的传播途径，深度传播是一种研习的行为，传播规模不可能很大。由于强调维持文化的本真、原质和纯粹，精英文化观普遍对工业时代的文化商业气息反感。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手工艺制作方法繁复耗时，但许多传承人仍坚持按照传统工艺制作，对于旅游商店中机器工业的复制品，普遍持否定态度。根据梅特卡夫法则⑥，通过网络传播的媒介产品也具有直接网络外部性，即媒介产品的消费效用随同一产品的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网络是新媒体的基本形态，而且网络传播并非是单向传播，而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网络的任何一个节点之间都可以相互交流，互为传者和受者。随着新媒体受众的不断增加，这种交流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长，加之网络传播的扩散性，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新的传播扩散中心，使得借助新媒体传播的文化产品，其消费价值也随新媒体用户的数量增加而递增。当少数民族文化成为新媒体的传播内容，其价值判断日益受到用户数量制约，原有的仅对少数人进行深度传播以体现文化价值的观点，必须转向大众化的普遍传播。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开始借鉴流行文化的传播形式。注重适应新媒体媒介属性，强调文化传播要适应大众需求，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观正向大众文化传播观转变。以藏族文化传播为例，游戏公司从2010年进行封测的以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为背景的《藏域》开始，后续开发出以小说《藏地密码》为蓝本的斗游产品《藏地传奇》，在网游公司计划开发的游戏名单中甚至包括了著名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2011年，借助日本动漫制作的先进经验，中日首次合拍了动漫电影《藏獒多吉》，在视频网站上取得了相当高的点击率。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普通大众。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即对某种文化而言，掌握的人越多，其影响力就越大；文化是有生命的，其生命的价值表现为可以通过传播行为影响到不同的人群，影响到的人越多，其价值就越高；传播行为是传播内容在时空中的变化，通过传播，内容物还有可能具备一定商业价值。对传播者而言，比起对传播内容的掌握，传播的积极主动性和传播行为本身更加重要。媒体的合理认知和高度参与精神，是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前提。

四、结语

在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传播的障碍正在逐步消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进入了大传播时代。当新媒体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渠道，新媒体媒介属性就会影响到文化本身。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作了尝试性的探讨，未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目前不敢妄下断语，但值得肯定的是，新媒体扩大了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的文化交流，在带来挑战和压力的同时，更多的是使其融入人类文化大家庭，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共同发展。开放、创新、尊重文化个性、主张兼容并包的新媒体，将会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数字化生存带来无限可能。

作者:沈广彩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注释：

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②鲁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9.

③④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