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范文
时间：2023-12-07 18: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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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历史民族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人文地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综上，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既包括理论体系的探讨，也包括具体问题的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现象，同时也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故不能将其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学科是不合理的
黄盛璋、李并成、刘锡涛、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 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但看完几位先生的论文后，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 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 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 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 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当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2. 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 是中国学术传统；3. 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8]但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得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丰富，但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献分析法：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获取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历代正史地方志对民族地区记载较为简略，但各时期的总志、地方志、笔记、游记等记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地理信息，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民族调查法(或称之为实地考察)：是进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历史民族地理虽说是谈历史上的东西, 但历史是延续的。其次，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这要求从事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民族地区，对民族居住地(包括历史时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现在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国初期，许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这些民族调查材料也是从事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
各类图表法：地理学家巴朗斯基曾说过:“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并且应该说它永远是更经济, 更容易了解的语言。地图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许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须用很多篇幅来叙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东西”。可见, 充分利用图表, 是民族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学方法：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资料，进行直接现场挖掘的情况较少。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研究民族历史地理学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还应采用经济论证法、电子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技术手段。这些都会使我国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这些都借鉴了历史地理学甚至是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历史民族地理学自身并无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历史民族地理应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学者多按其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 即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还有把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比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希贤主编的《滇池历史地理》, 则属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根据李令福观点，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11]所谓区域历史地理学是指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12]由上可知，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内容属于历史区域地理的范畴。
四、小结
总之，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没有区别, 因而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下转第26页）（上接第10页）学没有必要,故以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基础，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实说明,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把历史民族地理单纯的归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会不尽全面，综合各方面因素，将其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声波.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200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当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1)；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 1)；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强.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
[7]朱圣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3).
[8]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9]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10]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兼谈新疆民族历史地理.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篇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篇3
关键词：独立学院； 服务地方；启示
服务社会是高校的三大职能之一。独立学院作为我国高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也必然成为独立学院的一项重要的任务。独立学院是新生事物，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学习、借鉴和研究。目前，对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理论研究很少、经验总结的也不多。因此，对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提高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必将成为提升综合竞争能力，拓展独立学院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也是独立学院肩负的神圣使命和推动自身发展的良好机遇。
一、独立学院服务社会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是在原来民办专科院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时间较短，在服务社会方面还只是刚刚起步，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和突出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独立学院自身存在的问题。
1. 社会服务意识淡薄。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独立学院的董事会或独立学院的投资方，在投资教育之前都是企业家。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他们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认识不是很深刻。特别是在发展的初期，由于投资较大，急于收回成本乃至盈利，对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关注不够。
2. 组织协调不力。
独立学院成立的时间短，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在所难免。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独立学院没有服务社会相应的管理机构，没有专人负责；有些独立学院在服务地方上有口号无行动；有些独立学院虽有自己的专门机构，但组织散乱，单兵作战多，集体攻关少。
3. 专业设置不科学。
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一般都紧随市场，本身无可厚非。但存在“一窝蜂”的现象，专业结构不合理，培养规格单一，低水平重复比较普遍，不能按照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
4. 科研实力总体较差。
独立学院的师资队伍不合理：教师非老即少，中年教师甚少，老教师基本都是原高校的退休教师，知识结构相对老化，科研积极性也不高；年轻教师大多是刚刚毕业的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缺乏科研能力，更缺乏与社会进行沟通的能力；中年教师有一定科研能力，但数量较少，难以形成梯队建设。这导致独立学院的教师科研实力总体较差。
(二)社会方面的问题。
独立学院在社会服务方面相当滞后，除了独立学院自身的原因外，社会各方面的因素也严重影响独立学院社会服务的发挥。
1. 宏观政策方面的原因。
独立学院要想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就要求在学科专业设置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权。教育部在公立院校，特别是在重点院校给予了较大的专业设置的自主权。而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一般要求与母体学校相一致，否则，学生毕业时的学位授予就成问题。这导致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往往在母体学校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重复，妨碍独立学院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灵活地办学和进行社会服务。
2. 地方政府方面的问题。
地方政府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地方政府对独立学院的认识不清，把独立学院的发展与兴起当作地方的民办企业看待，对独立学院办学条件、科研水平、专业设置等问题要么无权管理，要么怠于过问。二是地方政府利用独立学院智力支持的能力不足。地方政府对于如何利用独立学院的人才、技术、信息和思想来提升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一重要问题考虑不多。三是地方政府缺乏充当“红娘”的意识。地方政府往往怠于“插手”独立学院的发展，缺乏充当独立学院与地方企业沟通与结合的“红娘”的意识。
3. 企业方面的问题。
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最直接的对象就是地方的企业。由于地方企业与独立学院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地方企业对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大多持怀疑态度。在有需求时，往往舍近求远，寻找重点院校、公立院校提供服务。
二、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实践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始建于2000年9月，属广州大学的二级学院。2004年4月，由广州大学申请，经教育部批准为独
立学院。学院校园占地540亩，建筑面积20万多平方米；目前设有8系3部， 21个本科专业。
（一）举办者高度重视。
松田学院董事长马云珍先生历来重视学院服务增城经济社会发展。马云珍是增城民营企业家、民办教育家，2004年，被中国教育家协会评为“全国优秀民办教育家”，在办学之初提出了“立足珠三角，服务广东省、放眼全中国”的办学指导思想。在松田学院被批准为独立学院之后聘
请了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原宁波大学校长张钧澄担任学院执行院长，之后聘请的历任院长都十分重视科研与社会联动工作的发展。
（二）学院领导大力扶持。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的历任院领导均具有多年的高等教育管理经验，深谙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对独立学院的发展具有清醒的认识。在服务地方的问题上，精心组织，大力扶持，为学院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不遗余力。
1.成立科研联动发展处，全面负责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松田学院在2006年专门成立科研联动发展处，作为学院的处级单位，负责学院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全面工作，下辖独立学院研究所，专门立项研究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是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2.制定一系列支持教师和学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一是资金支持，凡获得立项各级各类课题，均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二是教师进行科研联动工作均折抵一定工作量；三是积极支持校级、院级科研立项；四是积极打造科研团队。
3.大量培养和引进高层次、高学历人才，不断提高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学院为进修的教师提供资金支持，报销学费，设立专项资金引进高端人才。
4.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专业结构调整，培养适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门人才。如学院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和产业情况，成立了广东省独立学院中唯一的社会体育系、电子信息工程系、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结合增城打造广州物流基地的现实，开设物流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等。
（三）加强师资建设。
在学院一系列政策的鼓励下，教师队伍建设渐趋合理、科研积极性高涨、科研能力不断提高、科研工作团队基本形成，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意识显著增强。
（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取得成效。
1.培养合格人才是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根本。松田学院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凝成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办学理念，“扬长避短，力创特色；远近结合，立足长远；加强内涵，质量立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学院与区域经济社会联动发展”的发展思路。把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学院工作的中心，努力实现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构建和谐松田。每年学院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高达95%，高质量完成了人才培养的任务。
2.主动出击，在“学院与区域经济社会联动发展”方面成效显著。2007年增城市委、市政府正式批复了学院上报的《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关于服务增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学院向增城市政府推荐专家学者参政议政，与增城市法院、检察院、教育局、体育局、邮政局等多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学院还主动与企业联系，建立实习基地，送服务上门。
3.成立科研院所，加强科研研究，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学院先后成立了岭南营销管理研究所、独立学院研究所、松田艺术研究所、汽车与摩托车市场营销研究所和珠江经济研究所，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研究。
4.全院共同参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形式多种多样。各系部根据专业特色，设立了特色社会服务项目，增强了师生的服务意识。如法政系师生为社会提供司法援助、法律咨询服务；管理系师生为增城市邮政局提供策划、宣传服务；艺术系师生为豪进摩托车进行衍生产品进行设计服务；外语系师生为“广交会”提供志愿服务等一系列活动。
三、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启示
（一）举办者的办学指导思想是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关键。
独立学院一般都适用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独立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往往取决于董事会，甚至是董事长个人。松田学院董事长马云珍先生实施专家治校的思想直接推动了松田学院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
（二）苦练“内功”是提升独立学院服务地方能力和水平的基点。
服务地方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教师、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松田学院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教师队伍，努力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切实提高办学水平才获得社会认可的。
（三）主动出击是目前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唯一出路。
独立学院相对“年轻”，服务地方的能力有限，“等靠要”是没有出路的，要有一股闯的劲头。松田学院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主动联系政府、企业，以点带面、由弱到强，靠的就是一股闯劲儿。
四、关于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实现形式的思考
尽管独立学院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地方院校、重点大学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明显。因此，研究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实现形式，借鉴著名大学和国外的高校服
务社会的形式就相当必要。
（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实现形式上，独立学院还存在形式单一，内涵有限等方面的问题。而一些著名大学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经验、模式都值得独立学院学习和借鉴。如有的学校加强了图书馆、物业、后勤、实验室等一系列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功能的开发，这些都是独立学院可以做，应该做，也能做好的方面，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大力挖掘这些方面的服务功能。
（二）广修栈道，打通“关节”。
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主要障碍是中间环节受阻。这要求独立学院要多渠道地联系社会。学院可充分利用中介组织，通过中介组织把学院服务的能力介绍给社会，弥补教师与社会打交道能力不足的缺陷。如可把学生动员起来，特别是一些企业家子女，让这些学生充当学院与企业之间的“红娘”，必将大大缩小学院与企业的距离，节约学院开展服务的成本。
（三）广结善缘，请佛诵经。
在服务社会方面，独立学院的起步较晚，经验有限。广结善缘，就是要求独立学院要与政府、企事业单位保持良好的关系，积极寻求支持。请佛诵经，就是要聘请政府、企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学院的建设与发展中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增进政府、企业对学院的了解、认同，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院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四）中间开花，服务“零距离”。
中间开花，就是在企业集中区域建立服务公司，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获得资讯服务，实现服务“零距离”。
总之，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尚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只要增强意识、苦练内功、坚定方向，独立学院服务社会的功能一定可以厚积薄发、大有作为。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课题（课题编号：10y84）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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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年会是继1981年在桂林举办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后16年，在广西的考古学、民族学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瓯、骆越故地广西。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越南等国家的92名专家、学者与会，除了会前收到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成67万余字的论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辑)，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会议期间还有十多位境内外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调查研究新发现。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缅怀百越先民，重温东南历史，大兴学术争鸣。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总体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讨，还有百越民族与其他系统民族文化关系、百越与当代华南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等专题，将百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2 多方面、多层面的探讨。本次会议除了民族与文化性质、族群源流、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与区域文化关系等基础性时空关系研究外，还有百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层面的探讨。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吴越城址、建筑聚落、崖洞墓葬、航海舟筏、铜鼓、大石铲、竹器与玉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专题论述。在精神文化层面，百越的海洋精神、万物有灵与巫鬼神灵等、图腾崇拜、南方汉语方言与语言、婚姻习俗、拔牙习俗、食人埋骨习俗等内容，都有学者涉及。在社会与经济层面，骆越的建国、南越的土邦小国、商代闽中的文明因素等国家文明问题，百越同秦汉王朝、荆楚文化的战争与融合问题，以及农业生产与经济生活等问题，也都有争论或讨论。
篇5
一是国家教育部加快了课程改革的进度。教育部自1997年开始了全国范围的课程改革，答集了全国的几百名专家学者，在20__年3月率先提出了九年义务教育的课程改革方案和各学科的课程标准，接着又出版了一系列的教材，并且选择全国50个地区（县）进行了课程改革的试点。最近又加快了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的制订。从教育部课改的一系列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看，在课程观、教育目标观、课程内容观、教材观、教学观、学生学习观、德育观、评价观等方面，有一系列非常重大的突破，在理念上有非常多的创新，给上海的二期课改有非常多的启示和借鉴之处。
二是进入21世纪初以来，各国从提高综合国力的高度，加大了课程改革的力度。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差不多是每隔十年更新一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比如20__年日本实施的新课程，精选教学内容，留给学生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其指导思想突出四个方面：①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和提高国际意识；②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和学习的能力；③为学生掌握本质的基本内容和个性发展创造宜人的教育环境；④鼓励每所学校办出特色和标新立异。
美国《20__年教育战略》在课程方面提出：“美国学生在四、八、十二年级毕业时有能力在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学科内容方面能应付挑战。”布什总统一上台就提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英国在1988年颁布了《教育改革法》，1999年英国新一轮国家课程标准强调了“四项发展目标”和“六项基本技能”。“四项发展目标”包括：精神文明的发展、道德方面的发展、社会方面的发展、文化方面的发展。“六项基本技能”是：交往、数的处理、信息技术。共同操作、改进学习、解决问题。
从上述列举的几个国家课程改革目标和内容可看出，他们所思考的一些问题，也正是我们所关注和碰到的问题。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上海城市功能的发展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黄菊书记在20__年9月25日在对上海市教育调研时指出，上海已经进人后工业化和信息化间隔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从教育发展思考，它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也就是教育必须超越工业时代。而现行教育恰恰更多地适应工业时代，比如：在体制上仍然是划一化、标准化、同步化，我们所培养的学生基本是“一个模子里塑造出来”，按照教育家吕型伟的话，仿佛“天安门仪仗队式的人物”，他们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比较扎实，但缺乏个性和创新精神。从课程和教学的基本格局分析，现行课堂教学基本上是教师主导型，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三中心论”依然一统天下；课堂里是同向思维统治着一切，即教师先讲概念、定律、法则和原理，学生课后操练概念、定律、法则和原理，考试也考的这一些。这种训练方式的好处是学生少走弯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扎实，它的不足是学生缺乏好奇心和求知欲，被动地学习，很少逆向思维，很少问题意识；从学生接受学习的方式而言，如果我们把学生学习分成接受式学习、体验式学习和研究性学习，那末，接受式学习依然一统天下。从现行培养目标来看，比较少的关注学生素质的提高，也就是比较少的考虑怎样从“一个学校的人”培养成为“一个社会的人”，更多地关心学生的成绩、分数、升学率，怎样使学生考上高一级学校。在这种“考试指挥一切”“考试统帅一切”的思想影响下，学生的成长受到扭曲，成绩和分数成为学生甚至家长、老师的“命根子”，而学生的品行、道德、操守、信念、自信心、积极的情感体验、社会责任感等等，都摆在了次要的位置。从培养目标看，注重共性，忽视个性，注重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忽视一部分升学无望的学生，等等。可见，现行的教育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需要进行体制创新、制度创新。
2、那末，二期课改与一期课改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有哪些相似之处，又有哪些不同点？
应该看到：①从一期课改到二期保改，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课程改革必须与教育观念的更新结合起来，课程改革必须与教材改革、课堂教学改革结合起来。因此，课程改革要均衡各方面因素，不能走极端。②课程改革是一个有继承有发展的工程，它既是一个渐进过程，又必须酝酿重大突破与创新。③课程改革是教育观念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改革教育技术的过程，因此，它不仅要体现理念上的改革，更要有具体内容和实际操作的改革。
二期课改与一期课改在做法上有所不同：一期课改是整体启动，一批完成，试点学校滚动推出，在声势上比较大，行政推动起了较大作用；而二期课改是“成熟一门，推出‘三叮’，强调改革的互动，比如强调课程改革与教师队伍建设的互动；基地学校的课改与课改办之间的互动；教材编写小组与课程标准之间的互动；教材推出之后，基地学校的反馈与专家小组的调研互动。二期课改可能更强调学校的实践、反思，强调理念先行，并不断转化为教师的实际操作过程。
二期课改在一期课改的基础上，在许多方面有重大突破：
（1）从培养目标上看，一期课改提出了“提高素质，发展个性”，这在全国是比较早提出的；二期课改提出了“ 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正是从这一思考出发，二期课改提出教育要适合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提供学生五种学习经历，突出“六大能力的培养”，酝酿着重大突破。
（2）从课程理论上看，一期课改提出从社会——学科——学生的三角型“素质核心”论；二期课改发展到三棱锥的“学生发展”论，提出了以学生发展为本，它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更强调课程要适应每一位学生的发展。
（2）二期课改：由素质核心到以学生发展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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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学力观念的理解，也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一期课改提出了“基础学力”；二期课改提出了“总学力系统”，即构成了基础学力、发展性学力和创造性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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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课程结构上，一期课改提出了“三大板块”，即必修课、选修课和活动课。二期课改在此基础上提出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和研究型课程，其目的是加强综合性、选择性、拓展性和开放性。
（5）在学科设置上，整体设置了十二年一贯的体系，以内容间的相互联系和学习过程的共同特征为依据，建立了学习领域，即：语言文学领域（包括语文、外语）；数学领域（数学）；自然科学领域（包括小学自然、中学科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地理等学科）；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小学品德与社会、地理、历史、思想政治、中学社会等）；技术领域（包括信息科技、劳动技术等）；艺术领域（音乐、唱游、美术、艺术等）；体育与健身领域（体育与健身）；综合实践领域（包括社会实践、社区服务等实践活动）。
（6）在教材体系上，以往教材注重完整和系统地反映过去，而现在更注重重新整合教材，使教材更多地面向未来，面向学生发展。从教材的形式上，也由过去教材加辅助软件，到形成包含书本、音像制品。光盘等一体化的教材。
（7）在教学评价上，一期课改比较多的是从认知、情感、操作三个领域，发展到二期课改更多地从素质、个性、人格的全面评价。比如：改变过去单一的结果评价体系，转变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统一，互评与自评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推进了包括招生考试在内的各种考试制度、考试内容与形式的改革；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设计有利于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中小学评价机制。
3、二期课改在许多课程理念上有突破与创新之处
（1）课程观：课程不是“制度”，更是经验，要从“专制”走向民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家走向教师。教师教学不再是忠实传递课程、实施课程计划，在课程。教材、教学之间要相互转化、促进和融通。
（2）目标观：以往在培养目标的设计上更多地考虑“知识与技能”，而现在认识到应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
（3）内容观：书本知识不是课程内容的全部，课程内容要加强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精选学生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4）教材观：改变把教材当作“王法”，教材仅仅是给教学提供有弹性、可选择的资料和范例。教材不只是教本，更是学本。教材应让学生在获得知识技能的同时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5）教学观：教学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更多要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为学生学会学习、终身学习打基础。要提倡科学探究的教学和体验性教学，引导学生深人社。会和科学领域进行观察和体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6）学习观：学习不是被动地接受，不是死记硬背和机械训练。学生不仅是学习的接受者，还是知识的建构者。要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提倡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提倡交流与合作学习。
（7）德育观：德育不是思想政治课的“专利”，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不是说教。所有学科都肩负着青少年道德的培养。所有教师都应当成为德育工作者。德育要润物细无声，增强德育的时代感，与时俱进改进德育方式。
（8）评价观：评价不是挑剔缺点，不只是甄别与选拔，评价更多地是激励学生成功，鼓舞信心，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
4、如果说从1997年到20__年上海的二期课改尚处于单项性试验阶段，那末从20__年秋季起，进人了整体性试验阶段。上海二期课改有哪些重大影响，它可能是长远地影响着上海的课程改革和教师队伍建设，深刻地影响着教育质量和实施素质教育的进展。主要是：
（1）提出了“为学生提供五种学习经历”。
相当长时期来，我们在学生的培养目标上，一直认为学生到学校来就是为了学知识，学了知识让他们考上高一级学校，然后找一个好工作。学校校长、教师以及社会各界几乎都是这样看待问题。至于学生到了社会上之后，他们的实际能力强不强，各方面素质好不好，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和对家庭的长远发展所起的作用大不大，对于这样比较长远的问题，大家又比较少考虑。因此，在学生的培养目标上，校长。教师和社会各界更多地关心学生的“知识与能力”，学生在训练方式上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知识被赋予“神圣”的特征，而这种知识内容，又有相当多的是脱离社会。脱离生活、脱离高新科技，学生所接受的这种“外在的”、“与人毫无关系的知识”本质上是面向过去的。教育最后变成了追求成绩、分数、升学率。学生在“成绩和分数”面前，只能拼命地适应。这样，教育的本质就变成了学生要适应教育，学生要适应课程。
提出为学生提供“五种学习经历”（品德形成和人格发展的经历；潜能开发和认知发展的经历；体育与健身的经历；艺术修养和发展的经历；社会实践的经历），就是要把原先的思路倒过来。让教育适应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让课程适应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学习经历是学习目标、过程。内容和环境的综合体，是学生形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关键。学习经历中当然包括知识内容，但更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参与、亲身体验，让学生从学校、社会和各种学习渠道，不断地使自己的学习经验形成、积累和建构新的知识。由此可见，学习经历也关注“知识与技能”，但更关注知识探究的“过程与方法”，更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学习经历也关注“成绩、分数、升学率”，但更关注怎样把一个“学校的人”培养成“社会的人”。
（2）提出了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拓展学生的学习时空。
长期来教师以灌输式教学为主，学生单一的接受式学习为主。应该说，我国在这一教学模式中积累了深厚的传承文化，为国际教育界公认。
问题是，怎样让学生学得更主动，怎样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好奇心与求知欲，怎样让学生更多地体验从而获得经验，进而获得一种学习经历，怎样通过课程培养学生的个性……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学生的学习方式得到改变。二期课改提出：改变学生单一的接受式学习方式，倡导接受与体验、研究、发现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改变单一的个体学习方式，倡导独立自主与合作交流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提倡学生自主选择课程，使学生学会选择。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学习时空，又提出社会的科技馆、博物馆和各种青少年教育基地都应该进人课程，研究型学习也进人课程，课内课外结合，让学生可以综合而富有弹性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相信当这一领域完全拓展之际，学生就有了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与空间，他们的学习更主动，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再成为一句空话。
（3）提出了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
21世纪信息技术将会深刻地影响人的生活，包括人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起来，使信息技术作为资料的来源、交流的平台和认知的工具，将使课堂教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更加拓展，视野更加开阔，用更简捷的方式了解和认识高新技术。可以预言，当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取得突破之际，实施素质教育才得以真正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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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年代学对于历史学来说，虽然是一门辅助学科，但其重要性并不因此而稍减。这是因为，历史是在时空的延续中发展的。任何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发生，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都离不开具体的时空关系，亦即历史时期与地理环境的制约。历史学要反映客观的历史过程，必须掌握确切的时（年代）空（地理）要素。因此，同是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历史年代学与历史地理学，也历来为中外史家所重视。我们的前人曾有“左图右史”[2]的形象说法。德国史学界则有过更为生动的比喻：“历史有两只眼睛，一只是年代学，一只是地理学。”[3]眼睛之于人体的重要，几乎人人皆知：“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用眼睛比喻这两门学科，确是再精当不过的了。
3.历史年代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历法与纪年体系。现在已经知道，我国至迟在殷商、西周时代，已采用太阳纪年、以月亮盈亏变化纪月的阴阳合历，并至迟于西周中后期已进入推步制历的阶段[4]。迄今所知的确实的纪年体系，可上溯到西周后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而干支（六十甲子）纪日体系，也可毫不间断地上溯到春秋时期。干支纪日的起源很早，现存的有关干支纪日的最早实物，是考古发掘所见的殷商用于占卜记事的甲骨。这已是与现存体系毫无差异的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的高度完善的周期性连续纪日体系。以十天干纪日甚至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对于“尧之时，十日并出”的神话，有一种解释是：当时用于纪日的十天干形体紊乱了[5]。甲骨文的记事中，除日、月外，较少有年的记载，但这并不表示殷商时代纪年体系尚不完备，而是因为占卜记事的对象发展变化历时较短，只用日、月两个纪时单位已足以应付。从司马迁《史记》所反映的夏、商王朝世系和后来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等记载来看，纪年体系不仅在殷商之时已肯定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追溯到夏王朝之初。战国时期的孟子曾提出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著名论断。他对此阐述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6]这一段论述的最大特点，便是年代感极强，且言之凿凿，不像是信口开河的主观臆断。我们据此可以推断为，孟子当时尚得见若干足以说明问题的纪年资料，并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年代学知识。
4.夏、商王朝都应有自己的编年史或某种类似的记载。这从《竹书纪年》中已可略见其端倪。但编年史的真正成熟。有赖于历法与纪年体系的完善。因为编年史必须以历史年代为经，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史事。看来很奇怪的是，中国编年史的最初繁盛，是伴随着西周中央王朝的衰微而出现的。孟子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平王东迁后，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但各诸侯国的实力已经有所发展，并得以便宜行事，这才有“晋之《乘》，楚之《桃杌》，鲁之《春秋》”等等当时著名的编年史问世。孟子对这几部著作的评价是“其文则史”，应是指它们仍沿用了中央王朝史书的体例笔法[7]。从其中唯一流传至今、相传经孔子删削修订的《春秋》的体例来看，仍不外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四季），以时系年”。可见，严格地按年代、按历法时间顺序将历史事实记于册籍，正是“史”的本质属性。编年史的发达，无疑促进了历史年代学的孕育和产生。据《吕氏春秋·察传》的记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晋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这段记载常被引作校勘学方面的美谈。但若子夏不熟悉编年史体例，没有丰富的年代知识，便很难迅速作出“三豕”为“己亥”之误的准确判断，因而这段记叙同样可以看作年代学方面的一个很好例证。到西汉之时，司马迁著《史记》，因“并时异世，年差不明”而作“十表”，更属历史年代学上的鸿篇巨制。其中的《十二诸侯年表》，能够有条不紊地从共和元年逐年编次，显然得益于众多有关的编年史资料。
5.严格地按历史年代，亦即历法时间的顺序记事，说明我们的前人对时间的一维性（即一去不返的性质），乃至历史本身作为在时间中发展的过程所同样具有的一维性，都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左传》的作者曾借人物的对话，阐明了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应注意“始、衷、终皆举之”的思想，并深以“三不知”为诟病[8]；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尸佼，则对“宇宙”，亦即当时人们所认识到的四维时空，作出“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精辟定义；《周易·系辞传上》对物质运动与时空的辩证关系，甚至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哲学见解。从而表明：至迟战国时期，人们的这种自觉认识，已达到了很高的层次。历史事件的始与终，即其自身发展所固有的方向，与历法时间所指示的方向，应是一致的。这是历法时间能够成为衡量历史的客观“标尺”的原因所在。历史记叙中历法时间的紊乱、错误抑或缺失，都有可能使得所谓的历史变成非常荒谬的事情，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任何历史的记叙，只要一经形成，也必然会保有它所由产生的那个年代的若干信息。人们之所以花大力气对历史记叙的有关年代加以考索，并且，之所以能够透过许多表面上杂乱无章、扑朔迷离的史料，搔扒抉剔，得出若干有意义的成果——换句话说，历史年代学之所以必要，并且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据全在于此。
6.中国历史的悠久、历法与纪年体系的复杂多变，使得对历史年代问题的考察变成非常困难的事情。它既需要渊博的知识，又需要清醒的头脑，还要加上十分娴熟的计算技巧。从历法来看，由于岁差、观测误差及推步等方面的原因，更由于历代统治者改正朔的需要，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直到清末，先后行用的历法竟多达100余种。虽然这些历法大同小异（除的天历为纯阳历外，其余均属“居阳治阴”的阴阳合历，且自汉太初历起绝大部分行用夏正，即以寅月为岁首），但气朔推步上的些微差异（尤其当同时并存的几个割据政权行用不同的历法时），仍足以使得治史者在考证时大伤脑筋。再从纪年体系来看，除星岁纪年与东汉以后广为流行的干支纪年外，更为常见的是帝王纪年。而帝王纪年又有年号纪年和仅按帝王在位年序的无年号纪年之分。年号纪年的情况亦每每不同。少的如明清，基本上是一个皇帝使用一个年号；多的如唐武则天，在位21年竟使用过18个年号。不难想见，我们的前人为考辨历史年代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由此可见，以史学家陈垣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学者的贡献是空前卓著的。他们于本世纪前半叶，主要是二三十年代，集中精力对殷商以来历法与历史纪年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订，并成功地引进西历、西元纪年体系，从而开辟了一条中西结合、以西历及西元纪年为经贯通中国历史年代的新途径。他们在此基础上编制的《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等各种年表、历表，给治史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迄今仍是人们考索历史年代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书。
7.应该承认，现今被称作公历、公元的西历（格历、儒历）及西元（基督纪年），本身并非完美无缺。首先，所谓公历只是一种纯阳历，不能反映月相的变化；岁首及12个月日数的安排，也没有多少科学的道理；而且在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改历前，其精度还大大低于中国的传统历法。其次，公元（Anno Domini，意为“基督纪元”），并非自基督降生起即行使用的纪年体系，而是在耶稣死后500多年向前逆推得到的；其实际推广使用的时间，更是公元8世纪以后的事情。尤为糟糕的是，推算得出的所谓基督元年根本是错误的，因为它比耶稣的实际生年至少迟了4年。而且公元作为通用的纪年体系，其起点也嫌太迟了一些。事实上，人类文明史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公元前（Before Christ，意即“基督之前”），以至于按公元纪年时不得不以逆序表示。如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B.C.551），当他周岁时应是公元前550年（B.C.550），而不能记作公元前552年（B.C.552）。然而。公历与公元纪年纵有上述种种缺点，但它们的优点恰恰是中历及其纪年体系所不具备的。公历的优点是规则、易记，相比中历需根据太阳、月亮的实际运行推算气朔简单、方便得多。公元是一个仅有唯一出发点的纪年体系，因而可以用于连续而不重复的纪年。正是公历、公元的上述优点，使得它们成为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通行的历法和纪年体系，并成为我们用以记叙和量度中国历史年代的标准尺度。人们竟然选择了一个充满各种缺点的纪年体系，这大概很令一些追求圆满完善者失望。事物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正如英国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所说：选择基督纪元只不过是一种大家公认的习惯，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更接近“真理”[9]。 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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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而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大约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应该说明的是，西学本身也是发展的，且西方在近代以前似也不那么注重分科，今日尚遗存的早期学问如“经学”(ClassicalStudies)，便颇类20世纪前期中国所谓“国学”，实为一种以文字为基础的综合性学问，而今已衰落的欧洲“汉学”也正有西洋经学的特色。（注：季羡林先生在讨论什么叫“文史”时说，“它同我们常讲的‘国学’，外国学者所称的‘汉学’或‘中国学’几乎是同义词”（季羡林：《文史天地广阔无边——刊词》，1998年1月21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便是于此深有心得的见解。）直到今日，这类西方“旧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区域研究”这类新学也还半独立于“常规”的学术分类之外，通常的专业或学科排名之中便不包括此类学科。
梁启超在1902年说：“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2]这已暗示出中西学术分科衔接的困境。特别是在西学分类被尊崇为唯一“正确”或“正当”的体系后，只能是中学适应西学，也就只能是所谓在传统之外改变(changebeyondthetradition)，这更增添了中学分类的困难。且怎样处理既存学术与新确立的学术分类体系的关系，直接牵涉到什么学科才具有正当性的敏感问题，不仅偏于守旧者无法回避，趋新一方尤其关注。
相关的思考在20世纪的中国是持续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即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到20、21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又对“汉学”的学术认同或学科定位产生了争议。两次关于国学与汉学的跨世纪争论直接与西方学科分类在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逐步确立以及中国学界的调整与因应相关——不少学人在因应时发现，由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歧异，有些既存的研究对象或治学取向似不那么容易转换并融入新的分科体系之中。本文简单回顾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希望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论争的学科背景。
一、图书分类与教学分科
中国先秦时代学在官守，学问趋于致用。既为用而学，自重专门，故有“学了无用，不如不学”的主张，所谓商人不必知书、士人不必习武（此大体言之），就是这个意思。也可以说，在实用层面，“古代之学，均分科而治”。春秋是个过渡时代，孔子的学生已是六艺皆学，然尚各有所专，故有孔门四科之说。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3]且逐渐形成重广博而尊通识的学风，“博学”长期成为以学术名世（即读书不仅为做官）的士人长期追求的境界，更产生出“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观念。
此后两千年，中国学问的主流是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虽然也不时有主张分治者，但皆未得到普遍认可）。钱穆曾说：“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4]在这样一种世风学风之下，读书人对各种学问多兼而治之，但以经学（及其在各时代的变体）为主，（注：这里为讨论方便，仍以后人习用的“经学”这一称谓。其实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言，“经学”作为一种学科的确立也较晚；秦汉所设博士，便不尽以内容分类，而是注重“家法”。）离此而专治他“学”的，历来少见，惟宋代或稍例外，曾出现治史学者与治理学者争胜的情形，即所谓“评世变者指经术为迂，谈性命者诋史学为陋”也。（注：张文见《玉海》卷49，转引自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198-199页。关于宋代史家的独立学科意识，参见蔡著118、192页。按宋代的经学史学之争与当时政争有密切关联，故史学的独立意识部分也受政治影响。说详蒙文通《经史抉原·中国史学史》（《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317-318页。）
总体言之，古人治学既然不提倡“分科”，也就很难产生将学术“分类”的社会要求。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学术分类日见注重，主要受到重视分科的近代西学的影响。今日赛先生意义上的“科学”，早年多译作“格致（学）”，那时人们说“科学”多指“分科之学”及“分科治学”之意。这样的“科学”当然也具有新意而属于新学，却与后来和赛先生划等号的“科学”有相当距离。[5]自近代西方分科概念传入并逐渐确立正统地位后，中国人对自身学术分科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曾出现治学趋于专门的倾向，傅斯年注意到：“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注：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6册，22页。有意思的是，傅斯年的同学顾颉刚在1923年却认为，“中国的社会和学术界看各种行业、各种学问、甚而至于各种书籍，差不多都是孤立的，可以不相谋，所以不能互相辅助以求进步”（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1卷2号，1923年4月，315页）。两人的看法适相对立，中国学问既不“专门”而又“孤立”，且都造成不“发达”或不“进步”，两方面或皆可举出一些例子，到底还是有点矛盾。其实他们可能都是以西学为坐标在进行对照，“专门”要像西学那样分科，相通也要像西学那样有“系统”。）这就是说，桐城派兴起之前清代经学和史学已出现专门的趋势了。但学术应该分科以成“科学”的概念，大致还是近代西潮东渐以后的事了。
西潮的冲击支持了中国学界内在的专门倾向，晚清时便有像薛福成这样的读书人主张建立专精的学问。[6]章太炎在20世纪初年更特别看重当时分科意识的增强，他说，“近来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学人乃逐渐树立为自己求知识的心，“晓得学问的真际，不专为致用”。[7]而前引傅斯年对桐城派的批评，已是后来分科意识进一步强化之后的观念，其实桐城派在强调“缺一不可”的同时，先已承认有义理、词章、考据三类学问的存在，到底还是某种分科意识的表现。
晚近学人先有了来自西方的学术分类观念，然后回向中国传统寻找分类体系，结果很容易就重新“发现”了所谓四部分类，“四部之学”成为中外不少学者的口头禅（过去也常见用“乙部”代“史学”的，但多为非学术的随意表述；偶有稍正式者，也未必真这么想）。（注：比如旅美学者汪荣祖就说：“中国的旧学问，大致可分经、史、子、集四门”。参见其《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40页。）其实中国学问本不提倡分而治之的取向，说四部分类是古人的学术分类本身就有些违背古人的学术观念，何况经、史、子、集这一图书文献的四部分类流行也不过一千多年而已。只是由于论及古代学术流派的载籍不多，一些学者或因长期从记载书籍源流的文献梳理学术流派，无意中形成了书籍与学术流派等同的习惯见解。[8]
到近代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传入，惯从四部论学的学者便产生四部分类就是学术分类的观念。实际上，古今图书分类虽然都与学术分类密切相关，但两者间毕竟有不小的区别。近百年间一些学者将图书分类看作学术分类，或者就是只看见两者的相关而忽视了两者间的明显区别。今日的图书分类基本以学科为依据，但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常常并非以学术为准绳，或以书之多少为类、或以书之形式大小为类、或以书之体裁为类。如四部之一的集部，就是典型的按体裁分类。[9]故主张“学贵专门”的章学诚认为文集这一体裁的出现就是由于“师失其传”而使“学无专门”。（注：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叙例》，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71-773页。乾嘉时颇受冷遇的章学诚在近代得到不少学者的青睐，或也因“学贵专门”这一主张与西方将学术分而治之的观念看来有相通之处。）
在中国文化体系之中，更易为昔人接受的学术分类，或者不如从古人论学而不是藏书的言说中去寻找。比如乾嘉时人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或词字稍异而意思相类者）这样的区分，就比四部分类更接近昔人学术分类的观念，故为“汉学”派之戴震和桐城文派之姚鼐不约而同地言及（虽然他们的本意是三者可分也不可分），并一直为许多学人所重复，（注：按当时焦循尤其关注“考据”是否可算作一“学”，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收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7-308页。熊十力提出，孔门本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之说，惟“考据不别立科，盖诸科学者，无一不治六艺，即无一不有考据工夫故耳。后世别有考据之科，于是言考据者，乃有不达义理及昧于经济、短于辞章之弊”（熊十力：《答邓子琴》，《十力语要》卷二，中华书局，1996年，213-214页）。按熊氏此说通达，则“考据”即后之所谓“方法学”也。）后又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上偏于应用的“经世”一类（注：这一补充尽管更多是出于时代的需要，但从儒学言也是非常重要的。盖义理、辞章、考据三学并不能衔接先秦孔门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语（那时主要体现在今人所谓外交上），甚少顾及“澄清天下”这一传统重任，反倒接近于今日的“学术”概念。可知这一分法深受清代汉学风气影响，还真有些学术独立的意味。前引傅斯年所说的清代经学及史学的专门趋势，或即以新学术观念反看历史。由此视角看，他所攻击的桐城派姚鼐虽文宗唐宋家，明显偏于宋学，亦可谓汉学家也。这一背离传统的治学取向由后期桐城派来补充，加上“经世”一门后学问更接近早期儒家本义，也算是桐城派一段佳话。的确，当年士人所学若皆在义理、辞章、考据方面，为官时自难以之退虏送穷；“经世”之学的重新回归本受西潮冲击的影响，那时也确实更多涉及洋务或夷务，早期的具体设学更落实在“方言”之上，都提示着孔门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语实不能少，则通常认为最理解经之本义的乾嘉汉学确有背离传统之处，宜其为宋学家所攻击。进而言之，西学取向既然与中国古代传统相近，晚清那些说西学源于中学者似也更容易理解些了。），成为一些士人的思想资源（注：熊十力后来说：“中国旧学家向有四科之目，曰义理、考据、经济、辞章。此四者，盖依学人治学之态度不同与因对象不同，而异其方法之故。故别以四科，非谓类别学术可以此四者为典要也”（熊十力：《答邓子琴》，《十力语要》，211页）。他不同意以此四科来类别学术是基于治学不分科的传统，但却注意到这已是“旧学家”的常规认知。）。
中国学界在学术分科上对西学冲击的早期回应恐怕更多体现在清末办理各类新学中的学科分类，各类新学章程及课程表才是了解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一个重要参考系。从戊戌维新前开始的整顿书院（其重要内容便是“定课程”）到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政府和书院、学堂关于中国学术的分科先后有经学、史学、掌故学（略近于今日的现代史或当代史）、舆地（地理）学、诸子学、理学、时务、治法学（政治学）、词章学、文学、格致诸学、算学等。（注：后两者也曾并称格算学，实际是愈来愈以固有名词指谓西学，也可以不计入中学。这其间比较接近西部的表述大概是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在强调学堂并非专讲西学时，特别指出中学向有之“经学、史学、理学及词章之学，并不偏废”。见《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第1年第4期（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影印本，91页（栏页）。但“理学”与“子学”显然不能等同，因为它们同时并列在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等章程之中，而词章之学和“集学”也有相当的距离。）
这一过程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是1898年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设经济常科，正式把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并于科举考试的正科之中，应能提示当时人对学术分科的一种看法；二是《奏定学堂章程》仿照日本模式主张办理分科大学，共分经、文、政法、医、格致、农、工、商八科，每科之下设学门（此前在实际教学中一向得到提倡的史学未能专立一科，而是成为文科之下的一个学门）。除设经科大学作为“中学为体”的象征外，这已基本是摹仿，没有多少传统的影响。进入民国后“经学”不立，格致学改称理学，大致即是后来办大学的模式。（注：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450-477页。应该指出，刘教授是主张“四部之学”为学术分类的。）
与此同时，晚清民间或半民间的书院等也在尝试怎样对学术分科。经补充而成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四种分类便被一些士人采用，康有为自述其在长兴学舍教学内容，所设“学目”正是义理、经世、考据、辞章四种。[10]梁启超后来的回忆则为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学科”，次序和名目略有更易。其中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而文字之学则有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5页。这里的部分细目恐为梁的事后创造，或至少有修改，盖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所述基本不涉西学，尤其“泰西哲学”恐非19世纪90年代初期国人之用语，遑论以之为教学科目也；然其大科目的划分与康有为略同，可知该学舍当年确如此分科。）具体细目暂不论，康、梁共同的这一大科目的划分提示了民间一些学者确实如此思考学术分科。
二、区分“学理”和“致用”的尝试
实际上，在试图衔接西学时怎样使用中学术语表述新概念也曾困扰着近代学人。朱维铮先生曾将古代中国关于“学”与“术”的区别概括为“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后来或因“术”渐同于君王南面之术而曾引起乾嘉学者试图区分“学”与“政”的努力。[11]他所指出的“术”与“政”的渊源的确重要，这一关联曾引起晚清士人的注意，而“政”在当时也真一度继承了“术重实用”的特点。梁启超在其1896年著的《西学书目表序例》里便将西学分为“学”、“政”、“教”三大类，“教”暂不计，今日属于“理科”的各学科多归入“学”，而“政”则不仅有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还包括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科目。[12]
这里的船政、矿政等，更多是指今日所说的“科技”之“技”，大体传承了“术”的早期含义。然而，“政”的这种跨越今日所谓文科和工科的包容性显然与后来逐渐为中国人接受的西学分类不甚相合，故此后“工科”的那一部分渐被“艺学”取代，在张之洞的《劝学篇》里，“西学”便有“西政”和“西艺”的明确区分，后来“西政”逐渐落实在西方制度之上，但仍不时包括今日涉及“管理”一类的学科，与再后确立的“政治学”一科尚有较大区别；进入20世纪，邓实在光绪二十八年（约1902年）办《政艺通报》时，与“艺学”并立的“政学”才基本接近今日所谓政治学，即时人口中的“政论”或“政法”。
不过，如果不预设某种分类体系自然正确的观念，试图用“政”来涵盖《奏定学堂章程》中相对偏于实用的政法科和农、工科，实有所见，盖若可以区分人与自然的话，当年和今日所谓“理科”，皆关于自然的学问；而农、矿、工、商、兵、船等实用之“政”，则皆人类运用有关自然的知识于社会，在这一意义上，它们的确可说是“社会科学”，与法政一类今日所谓“社会科学”在学理上是相通的。而且，这些重应用的学科在整体思路上确较接近，而与偏重学理的文、理科颇不相同。（注：或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1917年入主北京大学时即主张“大学”应发展着重基础理论的文、理科，其余偏重应用者均应析出与各专科大学合并。当然，梁启超已指出，“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综合大学包括应用学科也是较常见的通例。但主张区分学与术，他认为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则为“术”；而学理和教学是有区别的，“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趋不同”。近代中国人本已“重术而轻学”，再加上“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北京大学此前兼设文、理、法、工、商各科的结果是本应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而造成全校风气的转变（《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高平叔编：《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3卷，149-150页）。这一从实际观察中得出的理念的确值得思考，今日大陆各综合大学都明显可见学风和教育思路上“术”压倒“学”的倾向，部分即因这两大学科类别的基本思路原有较大差异，一遇急功近利的世风吹拂，其冲突对立的一面便得到凸显，而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根据上面的思路，正式提出以“学、术分校”的主张，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最主要的理由即“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全集》，第3卷，130-131页）。且蔡氏的见解也并非独创，近年连续排名美国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便无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的设置，相当接近的观念。）
梁启超的书籍分类对稍后的学科分类有直接的影响，在1901年撰《学堂教科论》，参照日人井上甫水的方式，分为有形理学、无形理学和道学三大类，与梁启超所分的“学”、“政”、“教”三大类颇相近。其中“有形理学”大致即今日的理科，而“无形理学”最主要的部分是“群学”（一级学科），下设“政事学”（二级学科），即不仅包括“政学”和“法学”，也包括“计学”（由财政学、农政学、工政学、商政学组成）和“兵学”，也大致接近梁启超的“政学”一类。（注：：《学堂教科论》，《全集》，第1卷，142-149页。这一学科观念大概即是1917年为北大提出“大学改制”的思想基础，蔡氏明言：“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差别”（《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全集》，第3卷，150页）。专门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让生徒“学成任事”，而“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故他提出的入大学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一语，是特别针对“学成任事”而言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词》，《全集》，第3卷，5页）。）不过，并未提到梁启超，他自认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人的观念。
康、梁再加上严复和即是清末讨论学术分类最有影响者，浙江学者宋恕在1902年末为瑞安演说会拟章程，便主要依据此四人的著译，并参考他所了解的日本学术分科情形而斟酌定出以哲学和社会学（即康、严、梁、蔡等所称“群学”）为总科、以乐学、礼学、时史学、方史学、原语学等30种为别科的分类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宋恕对中国固有学术的处理，他不同意日本大学将汉代以前的经、子纳入哲学，以为“汉前经、子中虽有可入哲学之篇章句，而宜入科学［按指分科之学］者殆居十之六七”。他对经学的处理方式是：“十三经”中的《易》、《诗》入总科之社会学，《书》、《春秋》经传入别科之时史学，《孝经》入别科之伦理学，《语》、《孟》入别科之伦理、政治、教育诸学，“三礼”入别科之礼学，《尔雅》入别科之原语学（按《说文》也入此学）。（注：宋恕：《代拟瑞安演说会章程》（1902年12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上册，350-355页。宋恕的分类颇有特色，且有些思考现在仍为学者关注而迄今未能获得充分的共识。如他认为传统的舆地学乃史之半体，不可单独命名，故名为“方史学”，而通常意义的史学则名为时史学；后者也仅是史学的一部分，“全体”的史学还要从哲学角度去理解。今日历史地理学者还一直在争论其学究竟是否属于史学，许多史家也往往忘掉时间概念是史学的关键要素，总思从历史哲学角度去诠释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这都说明宋恕已触及学术分类的深层问题，他所主张的将经学分而纳入各新式学门的主张到民国后也一直是学者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尽管有传教士和江南制造局等译书的影响，晚清西学更多仍是通过日本影响中国。康有为曾形象地论证了借鉴日本以学西方的取径，他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585页。标点略有更易。）。康氏在其《日本书目志》论及具体门类时，一则曰泰西如何、“日本法之”；再则曰泰西如何、“日人效之”；则就被仿效者本身而言，或者也可说是“日本学”。王kǎi＠③运在光绪二十九年（约1903年）就认为时人所习“名为西学，实倭学也”。葛兆光先生以为“这话应当反过来说，当时看上去虽然满眼都是倭学，其实都只是转手从日本贩来的西学”。二人或各见其一个侧面，不过当时的情形确如葛先生所说，大致已是“西潮却自东瀛来”[13]。
据（日本式）西学分类来规范中国学术的尝试在20世纪初年相当流行，1905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总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所谓“依类”即仍依西学分类，分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今称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注：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原刊《国粹学报》第1年（约1905年）第1期，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503-528页。）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六经皆史”思路下，专门的“史学”反而不存在。但若去掉各学之后的“史”字，也就是刘氏认知中分科的传统学术了。除术数学外，他的分类全按西学分类，大多数学科今日仍存在（有些名词略有改易），中国学术自此进入基本按西学分类的时代。
三、国学可否例外或“独立”
不过，中学毕竟是一个长期相对独立发展的系统，其总体上向不提倡分科之举，真要分而治之，在不少地方与西学并不能充分吻合。梁启超在试图区分“政”与“学”时就说：“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14]这可以说是所谓“见道之言”，盖学术分类主要还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根本言，学术分科本不是非有不可。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分类已很难在自然界的形成和发展中找出对应的划分依据，与人类相关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更不易在古今人类活动中得到支持，因为昔人及今人都很少在行为时先想到这是我的“心理”、那是我的“社会行为”或“政治举动”等等，则所谓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分类实未必有充分的学理依据，更未必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注：在近年的西方，作为“现代性”成分的“学科”(academicdisciplines)之正当性，已受到一些学者（特别是倾向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学科的划分也是带有“偏见”或倾向性的“现代”产物，其出发点又不同，其说似亦不无所见。与这种“反学科”的观念有相当区别而针对近代学术专科化趋势的某些弊端和弱点的，是一种在西方与中国都很早就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跨学科研究”这一说法隐含着接受或至少不挑战既存“学科”的正当性，但未必就是在学理上确认“学术”应该分科而治。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所写的《新史学》中已提出跨学科研究的取向，或许即是无意中受到不将学术分而治之的传统倾向影响。）
其实民初人取为标准的近代西学本身也是个变量，“学科”的分聚与兴衰往往随外在的社会需求和学理内部的发展而演化。（注：例如西方一些大学（特别是层次较高的大学）多设有专门的“区域研究”系或科（专业），这一“学科”便因二战及战后的实际需要而兴起，今日已渐略呈衰落之相；又如今日西方盛行的“文化批评”大致尚属于似学科非学科的阶段，但一些学校已设此专业，更重要的是“文化批评”理论对一些既存学科造成了冲击，导致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讨论其本身学科存在的正当性。）然而“西方”权威在近代中国的树立使本来可以再思或讨论的“学科”划分实际成为众皆认可而不必讨论的内容，当某一学科研究的对象与“学科”本身出现冲突时，只有极少数学人如傅斯年有非常婉转的“反抗”，他认为中国古代无西方意义的哲学而只有“方术”或“思想”；（注：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起家的后来也基本接受傅的看法，说详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更多不论新旧的20世纪中国学人并不挑战新确立的分科体系，而是反求诸己，或否定研究对象的正当性，或希望在因应的进程中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面对新进入的西学，出现一种长期的努力，即以一个包容广阔的名目来囊括传统的中学，类似的名称包括中国文学、国文，以及后来的国学、国故学等。康有为在奏请废八股改策论取士时即主张要求士子“内讲中国文学”而“外求各国科学”，这里与“各国科学”相对应的“中国文学”包括经义、国闻、掌故、名物等，[15]则其“文”更接近今日广义的“文化”之意，且暗含不分科的寓意，即各国之学主分，中国之学虽分而考试，其根本还是一种以“文”汇通之学。后来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所学“以国文为主”，其“国文”仍是广义的，包括各类传统学问。[16]那时张君劢进入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上课是“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其英文“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外国历史……等”，而国文则“由先生指导看三《通考》，弄点掌故，作论文等”，分别是中学与西学的代名词。[17]
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到20世纪初年中学已被认为“无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因“无用”而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已经战败”的中学之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的观念在清季已出现，到民初更越来越得到强调。[18]
正因为“国学”更多不过是取代“中学”的包容广阔的名目，其在西方学科分类为基准的学术体系中如何定位就成为困扰许多学人的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整理国故运动一度风行之时，“国学”即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亦即“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问题，困扰着当时许多学人。各类新旧学者就“国学”或“国故学”的含义与类别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大部分学者都承认“国学”存在的正当性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而基本未见有人质疑西式学术分类本身。这样，尽管新派学人中也有可以接受“国学”这一名目的（如梁实秋■■不少趋新学者却开始大声疾呼地否定“国学”存在的正当性。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则主张“国学”与“国故学”是两回事，只有取消“国学”才能安顿“国故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更有人连“国故学”一起否定。（注：本段及以下数段的讨论，参阅罗志田《学术与国家：北伐前后“国学”的学科定位与认同危机》，收入《国史浮海开新路——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457-506页。）
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些被认为“守旧”的学者持论并不“保守”，如柳诒徵于1923年在通常被视为“保守”的东南大学和南京高师两校的“国学研究会”组织的演讲上提出“非汉学非宋学”的口号，他主张“论学必先正名”，明言“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汉学不过“文字学耳、历史学耳”，而宋学则可“分为伦理学、心理学”。很明显，他心目中“就其学术性质”而定的“正确名词”皆以当时学校中通行的西式学术分类为依据。（注：柳诒徵（讲演，赵万里、王汉记）：《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4-90页。本文承徐雁平君代为复制，谨此致谢。）
反之，最为趋新的在大约同时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不仅在综述清代“古学”时数次使用“经学”一词，在论及将来意义的“整治国故”时，也无意中说出“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这样的话，立刻被更年轻的吴文祺批判。吴氏等不少人以为，国故学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总名”，整理国故是将传统中国学术转换成现代西式学术进程中一个必须的环节，国故经“整理”而分别归入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19]
可以看出，吴文祺等人所提倡的其实就是刘师培那一代人早已在做之事，不过清季人直接入手进行，不那么注重取向的提倡，或使后人感觉此类事还没有开始做？也许这些后辈本具那一时代较流行的“前无古人”之风，根本不怎么看已经“落伍”的清季人著述？（注：按吴文祺在前引文中说，“从来没有人替国故学下过定义，我且来替它下一个定义”；然其所述多半都是在发挥或系统化毛子水、、曹聚仁先已提出的观念，很能提示当时少年新进那种目中无人、横扫一切的气慨。）有趣的是，吴文祺本人那时就在质疑学术传统的中断，他对十余年前曾著有《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在民初学术史和文学史中的失语现象甚感不平，对当时趋新文学青年或不知有王氏此书、或竟不屑一顾甚感“奇怪”。（注：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中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1927年6月，1-13页（文页）。进一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新红学”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中华文史论丛》，待刊。）但吴氏自己在提倡将国故“整理”而纳入西式学术分科时，同样也忽视了清季人的努力；学术传统中断的质疑者本身也在实践着其所批判的行为模式，这一极具诡论意味的现象揭示出当年“前无古人”的世风是多么强有力。
无论如何，整理中国的“国故”使之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的取向从清季到民初持续得到提倡表明这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主张。这样，王国维以前提出的学问没有中西之别终于实现，中国学术也就成为天下之公器而走入“世界”学术之林。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必要条件的西学分科，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这又违背时人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问题的实质当然在于“学科”的正当性是否必须与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学术分科“接轨”，这一未能解决的问题终成为后人的学术遗产。
钱穆在北伐前后编撰的《国学概论》之《弁言》中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20]他的预言看来并不准确，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就曾出现所谓“国学热”，今日大陆以“国学”为名的学术刊物尚不止一种（多为集刊，如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四川大学的《新国学》等），尽管这些“国学”的内涵或者已与前大不同，但“国学一名”仍旧存在，其生命力甚至可能恰在其定义的模糊性之上。
中国学者关于什么学科才具有正当性的思考是持续的，到20、21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又对“汉学”的学术认同或学科定位产生了争议，有人明确否定“汉学”的正当性，更多的人则力图界定“汉学”有其特定的专门范围，甚至出现了可以被称作“汉学学”即以“汉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注：类似问题几乎成为近年关于“汉学”的学术研讨会之必议内容，也是一些以“汉学”命名的刊物的持续论题。除此之外，《中华读书报》对此也颇有兴趣，刊发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参见刘凌《名不符实的学科命名》，2001年10月24日《中华读书报》23版；顾钧《为“汉学”正名》，2001年12月5日《中华读书报》23版；刘凌《“汉学学科”再质疑》，2002年1月16日《中华读书报》22版；顾农《让“汉学”存在》，2002年1月30日《中华读书报》8版。关于“汉学”学科，参见严绍＠④《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范畴与研究者的素质》，2000年7月19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李学勤《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均2001年9月19日《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版。）尽管争议的对象主要是指外国的“中国研究”，仔细考察近年的争论，仍可看出今人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昔人的观念和思路。两次论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参与的学人似乎都在讨论学术，其实往往是从思想角度看待“国学”与“汉学”（前一次比后一次更明显）。这一（更多是无意识的）历史记忆“复苏”究竟提示着传统的中断还是延续？是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只能另文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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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谭嗣同.报贝元徵(1895)[A].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M].中华书局，1981.217；章太炎.留学的目的和方法[A]，常识与教育[A]，论诸子的大概[A].陈平原选编.章太炎的白话文[M].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54,72-79,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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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3)；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A].汪晖自选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21-225；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J].近代史研究，2000,(3).
[6]参见王fàn＠①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A].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C].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74.
[7]章太炎.留学的目的和方法[A].章太炎的白话文[M].54.
[8][9]参见黄晏妤.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J].四川大学学报，2000,(2)；四部分类与近代中国学术分科[J].社会科学研究，2000,(2).
[10]康有为.长兴学记[A].姜义华，吴根liáng＠②编校.康有为全集：1[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55-556.
[11]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4.
[12]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123.
[13]参见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J].台大历史学报，待刊；葛兆光.西潮却自东瀛来[A].葛兆光自选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4]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123-124.
[15]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用策论摺[A].中国史学会主编.：第2册[Z].神州国光社，1953.211.
[16]参见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J].近代史研究，2001,(2).
[17]张君劢.我的学生时代[J].再生，第239期（1941年11月15日）.7.
[18]说详罗志田.学术与国家：20世纪前期关于国粹、国故与国学的思想论争[J].二十一世纪，2001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