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环境治理的建议范文
时间:2023-12-07 18: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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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环境监测 环境治理 关系 作用
中图分类号:X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01-0263-01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然而环境破坏、环境污染则日益严重,并逐渐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我们目前需要开展的最为紧要的工作就是进行环境治理。而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环境监测是一个必要的环节,其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结合自身的经验,先是对两者的关系开展了阐述,在此基础上细致明确了环境监测对环境治理的作用,希望能够加深人们的认识,更好地进行环境保护。
1.环境监测与环境治理的关系分析
为了更好地明确环境检测对环境治理的作用,就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环境监测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对环境进行科学管理,加强环境执法监督的效力,就需要充分发挥环境监测的作用,其是环保部门的一项基本的工作职能,通过环境监测我们能够对污染物进行分类,了解污染物的分布情况,预测污染的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预警方案,这样就能更好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可以说,环境监测是环境治理的基础,气需要利用环境监测的技术优势,掌握环境质量的变化以及主要的环境技术数据参数,进而提出有效的措施来进行环境治理。环境治理往往需要相关的数据作为支撑,而环境监测就负责对数据的测定、解释、获取、运用,并对环境执法监督进行技术仲裁,还可以实现服务升级,更好地为环境治理服务,诸如帮助相关机构进行环境规划、排污费用测算、环境工程指导等。环境监测部门是整个环境治理部门的重要的环节,是执法技术监督部门,为了保障环境治理工作走上轨道,就需要充分利用环境监测工作取得的成果。
2.环境监测对环境治理的作用
分析了环境监测和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环境监测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为此,就可以更加明确的分析环境监测对环境治理的作用,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1 辅助环境监督管理工作
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的排污企业的存在,为了更好地降低污染浓度,保障环保设备的正常运转,对污染物处理效果的鉴定,就需要借助环境监测机构的作用,在现场的监督检查中,其需要对污染源或是排放口的污染物排放进行取样,并进行相应的检测,做出详细的检测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建立监督管理部门对排污单位进行治理的重要的依据。根据检测报告的实际内容,就能判定是否需要对单位进行停业改进或是限期更换等措施,这样就能更好地提高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的效率,保障环境监督管理的科学性。
2.2 检查污染申报内容真伪
企业排放污染物需要具有排污许可证,为了能够获得这个许可证,需要提交相应的排污申报,将自身的实际排放总量、标准、排放方案、环保设备参数等进行技术检查,通过审查就能及时发现申报中存在的问题,并纠正其排放方案,对相应的设备配置进行指导,而执行机构就可以根据技术检查结果对排污单位进行具体的指导工作,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保障监督的效力。
2.3 支撑环境评价的效果
环境评价是进行环境治理的重要的标准,环评体现出来的问题需要组织相关的人力、物力等来进行解决,无论是在环评的初期、建设期,还是运行期、后期,都需要环境监测来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撑,可以说环境监测是进行测定环境影响的重要的基础。
2.4 提供纠纷仲裁的技术依据
污染事故时有发生,而要对这些事故进行调查,明确污染来源,进行冲裁处理的时候,就需要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处理,明确污染的责任主体,尽快对人们的生活状况。
2.5 给予征收排污费用指导
环境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排污收费,这样不但是为了加强环境治理的效果,另一个方面也是为了对排污范围排放污染物的类型、浓度等相关数据进行收集。一般来说,这些污染数据的得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物料衡算进行获取,另一种方法就是进行环境监测。
3.总结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然而环境破坏、环境污染则日益严重,并逐渐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我们目前需要开展的最为紧要的工作就是进行环境治理。然而要进行治理就需要对环境进行检测,发挥检测机构的作用。环境检测是环保部门的一项基本的工作职能,通过环境监测我们能够对污染物进行分类,了解污染物的分布情况,预测污染的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预警方案,这样就能更好地解决存在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环境监测和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境监测对环境治理的重要作用,旨在更好地促进环境治理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郜宗智,郑梅.强化环境监测在环境管理中的技术监督作用[J].中国科技信息,2009(10).
[2] 徐广华,陈静.加强环境监测管理的几点思考[J].中国环境监测,2009(05).
[3] 徐标,丁君.当前如何做好环境监测工作的几点思考[J].内蒙古环境科学,2009(06).
作者简介
王刚(1984.5―― ),汉族,山东济南天桥区,本科,助工;
篇2
中医康复是运用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护理论,利用传统康复护理的方法,配合康复医疗手段,使形体和精神能尽量地恢复到原来的健康状态。而健康教育路径是为满足患者对健康教育的需求,依据标准健康计划为某一类患者制定在住院期间进行健康教育的路线或表格[1],能指导护士有预见性、主动性开展工作,并使病人明确自己的护理目标,自觉参与疾病护理过程,以最经济的方式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2008年12月-2011年7月我科120例支气管哮喘患者应用中医哮喘康复健康教育路径,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从2008年12月至2011年7月甘肃环县中医院呼吸内科住院治疗的支气管哮喘患者120例,入选患者的诊断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哮喘学组制定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的诊断标准[2]。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60例,对照组男40例,女20例,平均年龄69岁;实验组男33例,女27例,平均年龄67岁,两组均有5年以上支气管哮喘病史,城镇(乡)居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两组年龄、性别、病情严重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2组均以中医整体护理为基础。
1.2.1 对照组 采用遵医嘱常规进行治疗护理,责任护士在患者入院后按医嘱完成每日的治疗护理工作,并进行入院宣教,住院期间对患者进行随机口头宣教,出院健康指导,由护士长做最后评价。
1.2.2 实验组 应用健康教育路径实施中医特色护理疗法的个性化健康教育,包括:成立中医哮喘康复健康教育路径小组,由专科责任护士进行全程指导并与辅助护士协作,应用治未病理论,以健康教育路径表为基础,以健康教育单为标准,完成检查、治疗、护理和健康教育,并及时记录,护士长进行随机检查评价。制订中医康复健康教育路径表:参照美国Marion andMeriolean[3]的护理结果分类框架,应用中医哮喘康复护理疗法,以入院时间先后顺序制订中医康复健康教育路径表。见表1
表1 中医哮喘康复健康教育路径表
时间 中医哮喘健康教育内容
入院1h
入院2h
入院当天
入院2-4d
入院3-5d
入院6-9d
出院当天 1.介绍病区环境,安排病室,责任组长自我介绍
2.评估患者哮喘症状和气喘程度、肺功能、活动耐力、用药依从性,患者的心理状态、自我照顾能力、生活环境、有无接触变应源等
1.患者入院时多呈哮喘发作期,可使用解痉平喘,改善肺通气等功能的药物治疗
2.治疗前向病人讲解背肌针、平喘雾化吸入法的临床疗效及治疗手段和作用,以消除患者紧张情绪,使其背部肌肉放松,利于操作,以期达到理想疗效
1.介绍检查、治疗、化验的目的和注意事项,并由辅助护士陪护到相关科室检查
2.向病人讲解哮喘的诱因、怎样控制发作及治疗、药物吸入目的、技巧及注意事项等
1.教会病人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哮喘的触发因素和发作的先期症状学会有效环境控制,戒烟,避免被动吸烟和预防呼吸道感染
2.指导患者自我检测病情,学会哮喘发作时紧急自我处理方法,学会利用峰速仪来监测自我的PEFR值,做好哮喘日记
1.饮食调护:饮食宜清谈、营养易消化、少量多餐,忌油腻、海鲜发物、口味过重及辛辣刺激性饮食,避免饮酒、吸烟等不良嗜好,以免诱发哮喘
2.治未病教育:嘱患者避风寒、慎起居避免感染。发挥中医护理的特色
3.根据中医哮喘分型的辩证结果分别采用穴位针刺疗法以化痰定喘和中药汤剂温服
发放中医哮喘健康教育处方包括:哮喘基本常识健康教育处方、中西医药物使用健康教育处方、治未病健康教育处方、七情健康教育处方、饮食调护健康教育处方、调正气健康教育处方
强化以上健康教育内容,指导病人做呼吸操,讲解院外继续使用吸入疗法的目的、意义,交代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复诊计划等,协助办理出院手续。
1.3 评价指标 出院前一天由护士长、责任组长负责患者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情况和护理工作满意度的调查。(1)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表测试2组患者健康教育知识掌握程度,得分≥80分为达标,否则为不达标。(2)采用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表对2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得分≥90分为满意,否则为不满意。
1.4 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 SPSS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2组比较采用X2检验, P
2 结果
2.1 健康教育达标率 实验组健康教育达标、疾病认知以及相关技能掌握等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2组患者健康教育达标调查结果 例(%)
组别 例数 健康教育达标 疾病认知 相关技能掌握
试验组 60 58 ( 96.67) 55(91.67) 56(93.33)
对照组 60 42 (70.00) 40(66.67) 43(71.67)
X2 值 15.36 11.37 9.75
P值 <0.05 <0.05 <0.05
2.2 患者满意度 试验组57例,达标率95.0%;对照组满意度
47例,达标率78.3%。试验组达标率明显高于对照组,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3 2组患者满意度调查结果
组别 例数 满意 不满意
例数 % 例数 %
试验组 60 57 95.0 3 5.0
对照组 60 47 78.3 13 21.7
注:2组比较,X2=6.49,P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属中医哮病范畴,是一种发作性的痰鸣气喘疾患,以呼吸气促困难,甚则喘息不能平卧为特征,虽然近年来出现许多研制治疗哮喘的新药物和新的治疗手段,但是哮喘病的发生在世界范围内并未因此而降低,其病死率在逐年攀升,所以哮喘不仅给病人带来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而且由于易反复发作、甚至随着发作次数的增加病情的严重程度增加,使患者失去治疗疾病的信心,哮喘给社会、家庭及个人带来严重的负担,极大地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哮喘的治疗具有方法特殊、专业性强,需要长期坚持的特点,但是据调查,相当部分患者未能够坚持长期治疗,这与患者及家属对本病的认知不足、自我护理保健意识较差有关。而传统常用的健康教育方法是随机口头宣教和书面条文式或发放健康教育处方,以上做法往往不考虑患者的需求,只把它当成一项任务去被动完成。在改变患者及家属知识结构、态度及行为上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常常流于形式[4]。通过实施中医哮喘康复健康教育路径,充分发挥了中医护理特色,有计划、预见性有针对性实施,运用中医异病同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中医理论,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并结合中医治未病的理念为哮喘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实验组病人在入院当天使用中医哮喘康复健康教育路径表进行相应的康复护理和穴位治疗等特色中医康复护理疗法,从而降低哮喘的复发率、提高患者的遵医行为和生存质量,更提高了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和自我护理的能力,使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增加。
参考文献
[1] 杨桂涛.临床护理路径[J].国外医学护理分册,1998,17(1):1-3.1.
[2] 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哮喘学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3,26:132-138.
[3] Marion J.Nursing outcomes classification.St Louis Mosby,2000:3-39.
篇3
【关键词】 制度 评估 研究 我国
一、保证金制度研究与出台情况
《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国发〔2005〕28号)明确规定“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应尽快制订矿山生态环境恢复的经济政策,积极推进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等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财建〔2006〕215号)明确要求要求各省(区、市)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落实企业治理责任。《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明确规定采矿权人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上述一系列文件、规章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目前保证金制度已成为推动企业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义务的重要抓手。
事实上,自2002年开始,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相关研究人员就已经开展了保证金制度的系列问题研究。《矿山环境管理需要保证金制度》提出了建立保证金制度的必要性,依据及原则等(孙贵尚,2003年);《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投资机制研究》分析建立了什么样的投资机制解决历史遗留的矿山环境问题,针对新建矿山在未来环境恢复治理的投资问题,建议建立保证金制度,并对保证金的收取标准、收取方式、如何返还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白雪华,2003);《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研究》提出了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的框架,深入探讨了建立保证金制度的依据和原则,针对保证金制度建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内部研究报告,2005);《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体系构成研究》提出要研究制定我国保证金制度标准和管理办法(孙贵尚,2009)等等,这些研究为该项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运行成效
国土资源部大力推进全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建设。全国31个省(区、市)相继出台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办法,开展了利用保证金督促与约束矿山企业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各项工作。各地在保证金制度实施过程中,有效采取保证金缴存与采矿权审批、年检挂钩,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方案挂钩等方法,使得保证金缴存工作总体上顺利推进。全国应缴保证金矿山数量为88592个(应缴存保金证993亿元),已缴存保证金矿山数量为71726个(已缴存保证金612亿元),已缴存保证金的矿山数量占应缴矿山数量的80%。缴存率达到100%的省份有北京、天津、吉林、山东、贵州5省(市)。
1、各省(区、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保证金缴存管理体制
保证金缴存管理体制呈现出三种模式,即:国土资源部门单独收存管理、国土资源部门与财政部门分工管理和国土资源部门与财政部门共同收存管理三种模式。
(1)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单独收缴管理的体制模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单独核定收存与管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的体制又可细分为以下四种型态:依照采矿权的审批权限分级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收缴管理;由矿山所在地的设区市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收缴管理;由矿区所在区域的县级或其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收缴管理;由地(市)、县两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矿山规模分别收缴管理。
(2)国土资源部门与财政部门分工收缴管理的模式。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与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核定和收缴,如:黑龙江省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核定由矿山所在地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核定,收缴由矿山所在地的财政主管部门负责。
(3)国土资源部门与财政部门共同收缴管理的模式。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与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共同负责收缴管理。该模式的典型是贵州省、广东省、重庆市、河南省、江西省和北京市。
2、各省(区、市)保证金缴存标准形式多样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缴存标准制定不尽相同,大体可分为:缴存基价以采矿许可证登记面积为计算依准、缴存基价以矿种和采矿许可证登记面积为计算依准、缴存基价以矿种矿石产量为计算依准。缴存标准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矿区面积、开采方式、有效年限、矿山规模、采石量、地表坑道口数、基价、采场数、分层采矿法、坑采法、高边坡采矿法、充填法、崩落法、空场法(允许地表塌落、不允许地表塌落)等16种。
以矿种作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基本标准单元的省(区)有:广西、山东、云南、黑龙江、甘肃、辽宁、江西、陕西、河南、北京、贵州。这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能源矿产中的煤、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地热等矿种,金属矿产中的铁、锰、金等,非金属矿中的磷矿、铝土矿、矿泉水等矿种,分别规定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缴存的基本标准。其中广西、山东、云南、黑龙江、甘肃、辽宁、江西7省在核算不同矿种的缴存保证金总额时,与采矿权人的矿区登记面积相挂钩。北京针对煤、铁、非金属矿产不同的生产规模制定了不同等级的缴存标准。此外,广东和重庆的缴存标准比较特殊,广东将矿种分为三类,分别对同属一类的矿种规定统一的缴存标准。
以采矿许可证登记面积作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计缴单元制定缴存标准的省份有福建、湖南、湖北、青海、浙江、四川、安徽、宁夏、内蒙古、江苏,共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10个省份是依据面积大小,按每平方米N元的标准直接提取保证金的。
比较特殊的是,甘肃省的非金属矿保证金的缴存依据是基于矿区登记面积,能源矿产保证金的缴存按照矿种分别缴存。新疆同时考虑面积和矿种因素,根据不同的矿种的面积大小,设定每平方米提取N元保证金的单价标准。
以矿种、矿石量作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计缴依准的有陕西、河南、贵州、北京4省(市),其在核算不同矿种的缴存保证金总额时,与产出矿石量相挂钩。
3、各省(区、市)保证金形成了缴存与返还动用机制
(1)保证金缴存机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缴存账户,且是以现金或者以现金账户划转作为缴存方式,不接受其它资产抵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的缴存机制是以一次性缴存、分期缴存并行或独立形态存在。
其一,一次缴存和分期缴存并行。湖北省、辽宁省、江苏省、江西省、宁夏、山东省、内蒙古、新疆、四川省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明确规定了保证金缴存的方式采用两种方式并行,并且是以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3年(含3年)为时间点,作为划定采取何种缴存方式的依据。即: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在3年(含3年)内的,必须一次性全额缴存保证金(浙江省,是以采矿许可证有效期5年为时间点),采矿许可证有效期3年以上的,采取分期缴存。各省对分期缴存的首次缴存额度比例、缴存次数、余额缴存方式等实施细节稍有差别、各有千秋。如:湖北省规定:“每年度按照一定比例分期缴存,第一次缴存的额度不得少于总额的30%,余额按剩余期限年均数予以缴存。最长年限不得超过采矿许可证有效期。福建省规定的第一次缴存的保证金不得少于总额的20%。”辽宁省规定采矿许可证有效期3―6年的分2次缴存,6―10年的,分3次缴存,10年以上的,5年缴存1次。
其二,采取分期缴存方式。北京规定保证金按照年度进行分期缴存。青海省规定采用分期缴存,首次缴存的保证金额度不得低于总额的50%,余额分年度平均存储,有效期满前一年全部缴清。
(2)保证金返还机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返还机制,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的矿山达到了治理恢复标准,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对其治理恢复的矿山地质环境工程项目组织经验收认定合格后,按照一定的比例逐步返还或者一次性返还。有的省还规定了“保证金”未能返还而转作矿山环境治理恢复资金的程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返还方式和返还比例上略有不同。广西规定分段返还的比例不得超过保证金总额的85%,山东省规定分期返还比例为50%。黑龙江省,辽宁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省(区)规定采矿权人完全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义务的,且经验收合格,保证金本息予以一次性返还。比较有特点的是,广东省将保证金返还方式同采矿权人投入治理资金挂钩,规定投入治理恢复资金超过1000万元的,且分期完成治理恢复并验收合格的,可申请提取总额不超过已投入资金50%的保证金。
(3)保证金的政府动用机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建立了保证金的政府动用机制,动用方式基本贯彻落实44号令所提出的“采矿权人未按照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进行治理或者治理工程验收不合格,且经责令限期治理,但仍不合适的,由负责审批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相关部门以公开招标的形式组织有资质的单位给予治理,治理费用由采矿权人缴存的保证金中支出”要求。江西省规定了“保证金”未能返还而转作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资金的程序。山西省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的动用直接同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具体方案相挂钩。
三、存在问题与建议
目前,全国保证金制度建设工作仍在正在稳步推进。但由于这项工作起步较晚,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一,该制度建设进度和完善程度也存在差异。保证金制度建设实施工作,仍存在着困难与不足之处。
一是法规位阶较低。从国内外情况综合来看,保证金制度的实施,对于建立经济责任机制,监督采矿权人履行治理义务具有显著效果。但目前,该制度尚未在《矿产资源法》等有关法律中予以明确,基本依据主要是政府文件、部门规章和一些地方法规,法律效力较低,给实际操作带来一定困难。二是管理仍需完善。目前,中央层面只对保证金制度建设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具体管理办法由各(区、市)自行制定。各地操作过程中采取的标准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也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一方面是大部分省(区、市)规定的保证金缴存标准过低,企业缴存的保证金不足以满足其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费用,存在“只缴不治”的做法,没有实现保证金制度出台的初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返还率过低。另一方面是部分省(区、市)规定的一次性缴存额或者分期缴存中的首次应缴额过大,资金占用时间过长,对个体中小型矿山和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较长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造成影响较大,不利于企业发展。同时,部分省(区、市)保证金存储按活期计息,或存入财政专户,不计利息,对于存储时间较长的矿山企业造成一定损失。三是部分地区矿山企业保证金缴存率较低。
因此,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法律,将保证金制度法律效力提升;同时建议保证金缴存按照一矿一评的原则进行,保证标准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S].2005.
[2]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保总局: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S].2006.
[3] 国土资源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S].2009.
[4] 孙贵尚:矿山环境管理需要保证金制度[J].西北地质,2003(36).
篇4
一、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现状
景德镇市是依托高岭土资源发展起来的陶瓷工业城市,主要开采高岭土、陶岭土、石灰岩、砖瓦粘土和少量砂金以及煤矿,开采方式绝大部分为露天开采。矿山开采后,相继出现了土地及植被破坏、尾砂及(废)矸石堆放不当造成水土流失和崩滑流隐患、地下采空造成的地面变形或塌陷、矿山排水引起的水均衡破坏、水土污染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矿区周边及下游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秩序。由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历史欠账过多,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堪忧。尤其是矿山停采以后,矿山疏于管理,地质环境有日益恶化的趋势。
作为老矿业城市和资源枯竭性城市,景德镇矿山企业在我国具有代表性,在计划经济时期矿山企业以生产为主要任务,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被忽视,而矿产资源开发的收益和税收都上缴到国家。随着大量老矿山和开采点关闭停产,日积月累造成的严重环境代价在当代凸显;现存矿山企业也难以独立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需要国家投资支持。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10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通知》,该市被列为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重点治理工程区。2004—2008年期间,景德镇市共有5个矿山7批次申请到中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扶助资金,总计金额2600万元(见表1)。
2010—2012年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投入经费由中央财政申请治理工程资金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以中央财政治理资金为主,具体如图1所示。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主要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与景德镇市部分矿山企业和相关管理部门座谈,发现该市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其治理的投融资环节中存在部分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面临的突出问题,景德镇具有典型代表性。
1、投融资机制不健全,历史遗留治理任务重
景德镇市作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其高岭土资源已开采数百年,即使从上世纪80年代算起,部分矿山开采至今也已近尾声,遗留下的是老矿山的地质环境治理问题。目前,在国家政策层面针对新建、在建矿山实行“谁开发,谁负责;谁污染,谁治理”政策,治理与审批挂钩,治理投入有保证金保障。但是,对于景德镇历史上大量矿山开发资源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问题来说,仅仅依靠政府税收来推动,远远不能满足这项耗时长、投资大的事业的资金需要,亟需建立健全针对市场引导的矿山地质环境投融资机制。
2、投资主体单一,多渠道主体投资参与度不高
1988年《土地复垦规定》出台前已经闭坑的矿山由于责任主体已经缺失,当时又无相应的治理资金账户,本部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责任人为政府;《土地复垦规定》出台后,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主要是污染者。基于以上原因,我国现行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模式主要有三种:政府投资-管理模式;污染企业投资-管理模式;污染企业与政府共同投资-污染企业管理模式。
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投资资金和小部分地方配套资金,是典型的政府投资管理模式,即政府财政资金是投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资金和管理主体。这种情况与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资金来源情况一致。根据2012年国土资源公报数据(见图2),我国投入矿山环境治理资金106.1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46.80亿元,地方财政投入35.43亿元。恢复治理矿山6112个,累计3.2万个;恢复治理面积10.18万公顷,累计62.52万公顷。
3、投融资渠道陈旧,资本市场筹资功能未显现
资源开发导致的地质环境治理的投入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性引导资金,更重要的是吸纳社会资金,用于恢复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地质环境问题。传统意义上的投融资渠道主要有银行、基金、国债等。银行贷款是矿山企业环境治理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从事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项目有根据经济效益和还款能力给予择优扶持的规定。但对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中的中小型企业而言,由于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景德镇矿山企业主要是开采价值较低的高岭土的(问题最好能通过类似方式跟景德镇挂上钩)中小企业,其获得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较难。
三、对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模式的建议
虽然近年来针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投资支出比例加大,但对大量历史存留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问题和部分新产生的问题来说,国家财政投资的数量不能满足治理需要。为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机制,加快建设矿产开发领域的生态文明,提出如下投融资建议。
1、加大财政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激励政策
(1)设立专项财政基金。对于资源开发过程中,需要资金支持并且资金用于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有资质企业,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对于进行过资源开发,但是尚未治理(含历史遗留问题)对居民生活影响严重的地质环境问题,财政基金应该予以支持;对于未改制,并且承担较大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缺乏保护和治理资金的,财政专项基金需支持。
(2)加大地方和中央政府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活化筹集财政性投入的方式,如财政信用方式,投资重点放在公益性较强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地质环境综合治理以及基础学科研究上。
(3)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数额。结合本地财政实际状况,各级政府每年从预算内支出部分资金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此外,在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的各项预算外资金中,统筹部分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4)增强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刚性约束力,加大企业不投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压力。
2、拓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投融资渠道,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投融资模式并行
(1)设立资源开发企业参与地质环境治理的专项资金账户。资源开发企业应该是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主体,参与资源开发的企业必须在银行建立单独的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专项账户,预留企业从事资源开发不低于10%的利润用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
(2)发行矿山地质治理的专项国债、专项债券。利用国家信用和资源配置优势发行用于矿上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国债,使其成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长期、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对于治理后收益率较高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国家政策适度倾斜,鼓励金融机构发行专项债券筹资。
(3)加强银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信贷融资力度。建立和完善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多元化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适当增加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针对商业银行实行货币政策倾斜性,放宽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企业获取贷款的条件;政策性银行全力支持有利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投资项目和信贷融资,用低于社会的贷款利率提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企业的积极性,存贷利差可由中央财政专项补贴。
(4)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ABS融资渠道。在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中合理利用资产证券化融资(简称ABS融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结束后会有一定的收益,可以以此为担保发行在国内市场通行的债券来筹集治理项目的资金。用可预见的收益来吸引投资,这种方式风险低、投资者积极性高,同时可以为如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宽泛、安全的投资路径,进而拓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融资渠道。
(5)引进国际资本参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外资注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融资路径虽然执行起来较为曲折,也更为困难,但是争取诸如世行、亚行贷款和国际地质环境治理的合作项目是利用国际资金、优惠贷款和技术援助的有效途径,应从改善具备吸引外资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管理、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增强项目承担企业还贷能力出发,积极争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国外投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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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研究路径
中图分类号 X321 [KG*2]文献标识码 A [KG*2]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1-0165-06 [WTHZ]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28
日益严峻的农村环境污染局势使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研究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当前有关治理政策的研究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政府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和实施者。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建立了以自主治理制度为主和强调社会资本的第二性选择模型,这为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开辟了新的路径。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实践。农村自主治理组织具有信息的直接性和充分性以及自发秩序的有效性等方面的优势,系统开展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的系统性研究将是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也是农村环境治理形势的迫切需要。
1 农村环境治理研究进展
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村环境污染也日益严峻。过量的农药、化肥和地膜的使用,使得土壤受到严重污染,也直接威胁到人体健康;此外,我国每年畜禽粪便产生量约为25亿吨,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2.4倍[1]。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中的新重点和难点。2008年中国投入5亿多人民币用于农村环境的综合整治,600多个环境问题突出的村庄得到治理。然而,全国有4 万多个乡镇中绝大多数没有环保基础设施;在60多万个行政村中,绝大部分污染治理还处于空白状态。以政府为主体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相对于广大的农村来说实在有限,实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变和创新是当前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问题。
我国当前对于农村环境治理的研究以面源污染研究最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农业环境总体状况的宏观研究。包括对于农业面源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2]、农业环境状况与用地系统的研究[3]等。但是政策的提出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政府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和实施者。第二,对农村环境与农民个体行为关系的微观研究。如,农民的施肥行为与面源污染效应模型等方面的研究[4]。研究目的是掌握农民的行为特征和经济行为规律,为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提供依据,因此也是政府为主体的环境治理模式的研究。而对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具体组织模式,尤其是对农民这一农村环境的直接相关主体的自主组织形式研究很少。
完全信息假设是我国农村环境管理体制和模式建立的基本前提,即政府环保部门能够全部、及时地掌握本辖区内环境污染的数据资料及其它信息。而事实上农村环境污染具有污染源小而多,污染面广而散的特点,环保部门没有足够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收集农村环境污染的全部信息。相反,广大农民既是农村污染的受害者,也是面源污染的制造者,他们对于本地哪里有污染,污染的严重程度和具体情况最清楚;同时我国农村具有多年形成的“自发秩序”,也许这些内在规则并不如正式规则那样清晰和明确,但对于解决所在区域公共环境保护中的冲突却非常有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建立了以自主治理制度为主和强调社会资本的第二性选择模型[5],这为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开辟了新的路径。研究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及典型模式,包括自主治理模式运行的关键因素、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以及政府、社区和农民之间的博弈关系等问题,将是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
2 自主治理理论与农村环境自主治理
2.1 自主治理理论
在对于环境治理机制的相关研究中,有些学者主张私有化:将“市场”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是有条件的,并且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很难建立明晰的产权。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存在着公地悲剧,具有强制性权利的政府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但是 ,政府本身也不会总是高效的,而且政府的效率比起企业效率的影响更要广泛。淮河污染的反弹和2007年爆发的太湖“蓝藻危机”事件,与其说是市场失灵,不如说是政府失灵。埃莉诺•奥斯特罗姆[5]曾经以近海渔场、灌溉系统、地下水盆地以及森林资源为背景,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保证上述公共资源持续发展和利用中的自主治理制度,指出了这些自主治理制度运行的内在规律,并且开发出了制度分析的基本框架。在一定的条件下,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是一种低交易成本和高效率的制度选择。
李颖明等: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路径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1期自主治理制度是人类的长期经验而形成的规则,由于为足够多的人所采用,从而成为传统并被长期保持下去,并通行于由个体而组成的共同体。在一定条件下,自主治理制度是节约交易成本和富有效率的。在涉及多个个体同时参与和面向小规模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可以通过彼此信任、尊重以及有效地沟通、交流而实现不同形式的自主治理。农村的自主治理组织拥有大量的环境属性的时空信息,加之个体通过长期地相互作用而建立了低成本的沟通网络,个体间可以不依赖外部的强制性制度而自主地实现环境的有效治理,由此农村环境的自主治理制度将成为环境内在治理制度的典型形态之一。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自主治理相关“参与”概念已经被提出。20 世纪80 年代,社区已经成为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的机构,成为将发展、公平、民主参与等相结合的场所[6]。当前与自主治理密切相关的是“公众参与”理论,严格地说,公众参与和自主治理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公众参与”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对权力的分享过程,是地方机构和人民参加到上级政府的发展管理过程中来, 而“自主治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对权力的移交过程,是将发展管理的权力由上级政府移交至地方机构和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主治理”是较高层次的“公众参与”。
2.2 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研究
环境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模式是国外自主治理制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实际上,任何一个区域的环境治理系统都是多种治理模式的有机组成,是政府主导、市场配置以及自主治理的有机构成系统。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从自主治理组织主体的参与程度进行治理模式研究。Arnstein的梯度参与模型分析了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到积极行动者的参与程度不断提升的持续过程[7]。根据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和能力的不同,不同的参与水平适用于不同的情境[8,9];另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根据信息流传播的特征对治理模式进行的研究[10],根据这个观点,信息从组织发送到被动接受者的方式是沟通模式(communication),组织从参与者收集信息称为“咨询”模式(consultation),参与者与组织执行者之间双向的信息沟通是参与模式(participation)。
我国的环境治理制度的安排经历了以政府强制型为主的单一管理模式、逐步引入产权和市场制度的市场管理模式,以及当前多种制度安排共存并相互补充的多维管理模式,自主治理制度不断完善,成为衡量环境治理活动是否优化与深化的标志。自主治理制度在生态治理中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 自主治理制度无须借助外部强制力。第二, 自主治理制度使个体间合作博弈,实现“合作解”的一种制度安排。第三, 自主治理制度是建立在个体的相互信任、道德和利他行为等社会资本基础之上的,具有较低的运行成本[11]。
我国关于自主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包括“自愿性环境治理模式”“分权型环境治理模式”、“非集中化环境治理模式”、“社区为基础的环境管理”等。姜爱林等对城市环境治理模式和体系的研究指出,自愿性环境治理制度包括:单边承诺、私下协议、谈判性协议以及开放性的自愿性协议等形式[12]。我国当前自主治理的内涵是很宽泛的,包括了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之外的所有环境治理相关主体。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在涉及多个个体同时参与和面向小规模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通过彼此尊重、信任和有效沟通实现的自主治理及由此而产生的自主治理组织是自主治理制度的典型形态[13]。四川省茂县永和乡道财村,林业管理人员引入“社区林业”的概念,与当地村民充分协商,利用村规民约,使村民自觉禁止在天然林内采集薪材和收集落叶,不仅减少国家对天然林进行保护的成本, 还提高了保护效果,促进社区的发展,成为我国在自主治理方面的典型案例[14]。
2.3 农村环境的自主治理
农村环境问题以及相关主体和社会背景的特征决定了自主治理是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有效模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CBNRM) 作为实现农村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的方式和分析路径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实践。许多主要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等都将其列为主要的资源管理策略之一;在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CBNRM 已经成为他们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的中心议题[15]。以社区为基础的资源环境治理制度的优势表现为:社区管理的有效性、社区居民对于当地环境的直接影响、缓解当地贫困、管理质量的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成本的降低、管理政策的适应性等10个方面[16]。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总体制度沿革也呈现非集中化治理的总趋势,包括资源权属的改革、国家与政府机构的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自下而上的参与式的规划方法与过程逐步进入政府的计划与规划、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与社会结构的多元化[6]。
与总体改革趋势相对应,一些村民自治组织也相继成立。比如,在我国一些山区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就组织村民订立村规民约对森林资源限以定期砍伐;一些地方按照林木生长状况规定封山制度;一些渔业村为了保证捕捞的公平,规定每户居民的打捞地域并实施周期性的轮换,对捕捞时间和鱼网网格的大小也有明确规定。这都说明村民自主治理组织作为农村环境的管理者,针对村内部资源滥用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地提出解决方案,提出保证自然资源风险最小化利用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管理自然资源。
从研究角度上,我国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哲学、法学、环境伦理等领域,而公共管理以及政策分析领域的研究较少。如,有关学者从法学的角度分析认为,法律应该能够引导农民民主参与环境管理,保障农民能有组织地、自觉保护农村环境[17]。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从现有治理机制的对比研究中,分析农村自主治理模式选择的必然性和基本条件。有研究认为,目前我国政府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从中央到地方是一个倒 “金字塔” 结构。我国的县乡基层环保部门的人员数量少,专业知识水平低[18]。基层环境监管执法能力的薄弱现状造成政府在执行环境管理职能时的信息不完全,农村自主治理模式恰恰避免了这一制度缺陷。自主治理模式的有效实施的基本假设包括:当地居民长期生活在社区、最了解当地的资源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同时他们也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自然资源[19]。
3 中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与治理模式研究路径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基本假设研究;中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典型模式研究;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构建的政策建议。
3.1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基本假设研究
理论层次的研究是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构建的前提。在理论层面上,以自主治理理论及制度有效实施的基本假设为基础,研究农村环境治理中相关主体的博弈结构和博弈均衡特点,确定中国农村建立环境自主治理模式所需要的条件修正和政策供给。
3.1.1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的前提条件分析
任何有效制度都是特定情境下的。同样,自主治理制度也不是绝对“积极”的,必须要在一定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即要具备自主治理模式的基本假设。奥斯特罗姆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8条设计原则,以此作为长期有效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制度的基本构件。即,(1)清晰界定的边界。(2)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3)集体选择的安排。(4)监督。(5)分级制裁。(6)冲突解决机制。(7)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8)分权制企业。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村庄已经形成或初具规模,具有一定数量的共同生活人群。第二,同一行政村区域。第三,村民在感情上和心理上有认同感和归属感[20]。以自主治理制度的设计原则和基本构建为框架,分析有效的中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建立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假设。当现实条件逼近模型中的假设条件时,实际的行为和结果将与预测的行为和结果非常接近。
3.1.2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博弈关系研究
农村环境治理主体的博弈分析是农村环境治理制度研究的基础。奥斯特罗姆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公地悲剧”、“囚犯的难题”、“集体行动的逻辑”等公共事务治理理论所隐含的博弈结构,并从博弈论的角度探索了在理论上可能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对于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要从经济学的层面,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探讨相关主体的博弈关系。当环境污染的受害者由个体变为组织时,博弈均衡策略将由“不索赔,不治理污染”转变为“治理污染,不治理污染就索赔”,即博弈的一般结果是污染者治理其污染,而受害者可以用“不治理污染就索赔”策略保障其权益。这显然是一个更为理想的结果[21]。
农村环境治理系统中,环境的污染者不仅仅是区域系统外的污染者,更多的是区域内的村民,污染的实施者和污染的受害者体现在一个主体身上。环境自主治理的关键是如何协调众多的受害者的行动,尤其是当受害者无法确认或受害者无法沟通时,集体行动的困境将使受害者面对的是不利的“个体索赔―治污”博弈而不是有利的“集体索赔―治污”博弈。此外,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中,集体执行索赔是博弈中的关键要素,集体索赔的概率决定了博弈的最终结果。此外,索赔效果的达成离不开法制环境的保障,需要通过各个限制条件的具体分析,丰富博弈模型,确定博弈过程中政府和村民、社区之间的关系。
3.2 中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典型模式研究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研究结果要具有可实施性,要从自主治理的理论分析转向农村自主治理结构及运行模式的研究。需要对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典型模式进行具体分析。
3.2.1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结构研究
自主治理结构是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实施框架,将为实践提供直接的建议。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关键要素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环境管理方面:社区愿意采用此制度、社区对环境有管理权、社区有有效的方法和技术来确保环境质量、社区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并且能够有效地进行环境管理、政府可以经常为社区行政区提供监管信息、政府机构一直为社区提供支持。(2)经济方面:从自主治理制度中获得的收益可以改变社区行为,可以改善社会服务、自主治理制度的实施要增强社会整合度、环境自主治理制度要满足社区成员的期望收益。(3)治理组织方面:要有规范和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的村民集会制度、做决策时要依靠村民、财务透明等[15]。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系统包括三个不同层次:操作层、组织层和制度层[22]。其中,操作层的自主治理主要体现在环境治理任务的具体执行中,包括对于组织成员的生产生活进行环境监督、环保教育以及进行重点区域的生态恢复等。组织层的自主治理主要体现在组织内自主治理组织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包括制定组织环境保护的政策和环境保护规划,确定环境保护标准和规则等,这里的相关者除了村民和社区外,还要接受政府的政策供给和监测评估。制度层的自主治理代表组织的利益,关注并参与区域或国家的相关法规制定,此时的相关者不仅包括社区组织还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和政府组织,如表1。
表1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层次
Tab.1 Rural environment self-governance levels
操作层Action level组织层Organizational level制度层Policy level主要相关者村民、社区组织村民、社区组织、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利益相关者、政府组织自主治理内容和方式对成员进行环境监督、环境教育、开展生态恢复等制定组织规划、标准和规则等参与、影响区域或国家环境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
3.2.2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典型模式研究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典型模式的研究要以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作为支撑。借鉴当前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BNRM)的分析框架,调研主要从农户收入和环境的可持续性2个方面来进行,这也是当前比较成熟具体的研究方法[23]。分析的主要指标包括:农户拥有的财富情况、环境水平、当地的收入、获得资源的途径、对环境和资源的控制情况、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村民影响社区事务的能力、社区冲突、社区对环境管理的认识等。
在调研方式上,通过资料收集掌握当地经济发展以及环境总体水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宏观环境;通过访谈了解村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参与方式、社区事务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等;通过问卷获得村民收入水平、收入来源以及影响因素、村民环境保护意识,如表2。调研地点选择上要注意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关键要素的代表性,如在村民组织的主体、环境污染特点和经济发展状况等要素的代表性。
通过调研对我国当前的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典型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分析典型自主治理模式的治理层次、相关主体、治理结构和关键要素等;评价当前的模式在提高经济效率、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环境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作用。
表2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典型模式调研
Tab.2 Typical model survey of rural environmental
selfgovernance
调研方式Method调 研 指 标Index资料收集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状况、宏观环境政策个人访谈村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参与方式、产生的影响问卷调研收入水平、收入来源、环保意识
3.3 完善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的政策建议
政策建议聚焦于三个层次:第一,如何改进优化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宏观政策供给。核心问题是政府、社区、村民、NGO等相关主体如何实现有效衔接与互补,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自主治理并不等于政府不作为,作为公共管理部门,政府应该履行诸角色包括:保护“公共资源”、协调冲突、解决当地不平等、协助社区解决问题、支持当地能力建设等。另外,环保理念以及科学的环保知识普及(如化肥农药的科学使用)是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
第二,自主治理组织自身的结构优化和运行高效性问题。即通过农村环境情景分析、自主治理活动的层次定位、自主治理的流程设计等,构建高效的农村环境治理组织结构。包括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对违规者的监测和管理、对自然资源变化的监测等具体内容。
第三,土地流转制度下的环境自主治理问题。为了推动农业生产形成规模经济,扩大农民经营的土地,根据中国新出台的法律允许农民的土地可以流转,这对于异地污染的控制带来影响。另一方面,当土地租赁者并非当地居民,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相关主体、以及他们的博弈关系将发生很大变化,调整农村环境治理制度,确保这些农场的经营者不污染环境将是农村发展必然面临的问题。
4 总 结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以及治理模式的探索研究将是环境治理的崭新方向和视角。对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及其模式的探索有两个主要的层次:首先要从基本理论出发研究农村自主治理制度的前提条件。每种经济制度的制定以及效应的最大化都有特定的假设条件,对中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的实施的背景条件和总体局势给予判断和分析。第二,面向制度制定与实施层面,对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典型模式的研究。借鉴已有的研究框架,选择关键的指标进行实地调研,具体分析我国农村典型的自主治理模式的关键要素、自主治理系统的构成及其特点,确定我国农业环境自主治理路径的基础和方向,并提出政策建议。对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和运行模式的探索将使环境治理系统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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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ath ofSelfGovernance Model of Rural Environment
LI Yingming1 SONG Jianxin2 HUANG Baorong1 WANG Haiyan1
(1.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ng 100190, China;2.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篇6
一、环境审计用于政府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
(一)公共受托责任论 生态环境属于公共物品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人类总觉得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偿受益,于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无节制的开发资源,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理性经济人”只愿意享受环保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却不愿为治理环境付出任何形式的代价,导致“公地悲剧”的出现。针对环境治理领域的市场失灵,人们通常会委托政府环保部门和有关NGO组织来居民的环境权益,这样就产生政府承担更多的受托责任来解决环保问题。环境绩效审计就是政府手中实施环境治理的有效控制手段。从委托受托责任角度看,政府作为受托人,用于环境治理的资金属于公共财政,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不断得到重视和提高,受托人希望委托人公开解释、说明资金的使用方式。环境绩效审计是对政府环境公共支出是否经济有效进行审计监督,利用透明的审计公告制度,接受包括全体纳税人在内的社会公众的监督,达到努力提高环境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以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提供高质量的生态环境。
(二)公共财政理论 由于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建设运营具有“负外部性”,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政府成为环境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者。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列入政府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社会公共需要的层次,主要是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公共商品与服务。因此,财政成为公共财政,政府支出用于社会“公共”方面成为“公共财政”下政府支出的基本方向。环境绩效审计是对政府用于环境公共支出的资金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评价,并进一步审查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从世界各国的政府审计实践来看,政府审计是接受公众委托对国家管理者承担的公共受托经济责任进行的经济监督行为。公共受托责任的要求及其发展决定政府审计职责的目标层次递进,传统的仅以保证公共资产真实、合法为内容的公共责任已不能满足公众的需要,政府审计的目标也从单一的真实合法性审计,发展到真实合法性审计与经济性审计、效率性审计和效果性审计相结合的多目标审计,并逐步发展成为以绩效审计为主的现代审计模式。
二、宁波市针对环境治理难题的环境绩效审计
(一)消纳建筑渣土成为城市成长中的难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跟国内其他许多城市一样,宁波市中心城区产生的建筑渣土持续增加,这些建筑渣土(淤泥)如何处置成为新的环境难题。虽然通过制砖、基础回填、废弃山塘倾倒、绿化利用,海涂围垦填埋等方式处置了部分建筑垃圾,但仍有大量的建筑渣土无法消纳。按照宁波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筑垃圾“谁产生,谁承担处置责任”的原则,建设单位首先应该负责对垃圾的处置。但事实上,现在很多建设单位都将渣土处理交给了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又以承包的方式将垃圾交给运输单位,谁也不过问渣土的去向,任由运输单位处置,于是一些人就把江河与海洋当成了垃圾厂,使原本通畅的航道变得危险,海洋安全受到威胁。一方面宁波市每年在航道清淤方面的投入达到两千多万。另一方面是每天都有大量的建筑垃圾非法被倾倒在海洋里。所以,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一城市环境管理难题。
(二)采用环境审计解决环境难题 宁波市采用的措施有:(1)加大宣传,积极作为。取得全社会对环境审计的认同和支持,一要靠宣传,二要靠作为。因此宁波审计机关一方面通过各种媒体或在审计过程中广泛地宣传环境审计,特别是取得社会公众的舆论支持,为大力推进环境绩效审计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积极拓展环境审计领域,深化环境审计内容,用显著的审计成果、令人信服的审计技术方法来证明环境审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科学选项,追踪热点。审计机关在选择审计项目时,一般会锁定热点问题或重点资金及时跟进,这是审计时效性和监督关口前移的要求。宁波市审计局配合宁波市政府环境治理要求,在2010年开展了建筑渣土治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现了宁波市建筑渣土、河道淤泥的主要处置方法是向海洋倾倒的不正确做法。宁波市审计机关没有简单采取批评的办法,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妥善处置城市建筑渣土, 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 以达到经济、生态、社会的多重效益,积极开展调查, 会同经委、城管部门,走访科研院所,探索消纳渣土、变废为宝的途径。他们协调各区,寻找新型材料生产企业,开辟新的消纳场所。提出了以下合理化方案:首先,在源头控制建筑渣土, 就地吸收利用。建筑施工企业既是产生建筑淤泥的源头, 也是建筑渣土处置的责任者,因此,加强对建筑企业源头管理,采取必要措施制约或规范建筑企业的行为,鼓励和引导施工企业采用静压桩或其他打桩方式,以避免工程淤泥的产生。科学设置渣土消纳场地,严格按指定路线行驶,按指定渣土场倾倒。规范弃土场管理,所有渣土消纳场、弃土场必须依法取得消纳渣土许可,确保无污染、无安全隐患运行,入场道路硬化,并设置冲洗设施,严禁带泥上路,严禁乱倒渣土。参照污水处理厂模式成立集中处理废弃土点, 根据中心城区渣土产生量合理布局设点,分区域接收并集中处理建筑渣土, 并运用科学检测手段对渣土材料进行组份、颗粒分布、塑性指数等系统分析, 根据渣土的不同组分和品质进行分类处置,用于填埋、绿化、制建材等, 最大限度提高渣土利用效率,同时也能解决一些中小型企业缺少渣土堆放场地、处理能力弱的不足。按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加强渣土资源化利用产业链建设,在渣土临时堆场附近建设渣土集中处理企业,并就近规划陶粒、烧结砖等建材产品开发项目。 其次, 实施运输建筑渣土的网络监管。经营建筑垃圾业务的渣土运输单位、车辆、建筑工地出土、渣土回填点(卸点)实现申报、受理、审批、发证、监管等步骤的统一管理。利用覆盖全宁波的GPS系统, 结合渣土营运证管理,收费结算管理实现建筑垃圾的全过程监管,减少建筑渣土垃圾偷倒乱倒现象的发生,防止非法建筑垃圾业务车辆进入,保证合法市场的正常运行。再次,建立消纳场所,资源化利用渣土。拓展资源化利用建筑渣土产品种类,解决脱水、均化等渣土利用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加大对资源化利用建筑渣土项目和技术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重点支持开发利用建筑渣土生产的烧结保温隔热砌块、烧结清水墙装饰砌块、烧结陶板、清水墙装饰砖、铺地砖、广场砖、水利护坡砖和砌块、陶粒和陶粒砌块等建材新品, 对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渣土年利用量在50万吨以上的大型企业, 由项目属地政府落实优先供给土地, 市区二级给予设备投资20%的政府资金补助,墙材产品仍可在发展新墙材专项补助资金中列支,非墙材产品由财政部门落实专项扶持资金列支渠道。以长效机制解决产业升级和渣土处置的好办法和出路。 企业利用好了淤泥,而且能把用淤泥生产出的产品销售出去, 让企业有利润才能有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3)明确目标,提高效果。加强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监督力度, 对领导干部的评价不简单地以速度论英雄,而是将经济发展的结果与形成当前结果付出的环境代价与生态代价进行对比分析, 以判断发展是否具有持续性。 将环境保护责任纳入经济责任审计之中,开展环境绩效审计, 是受托责任不断加强和委托人需求提高的必然产物。宁波市审计机关深入一线搞调研,在市墙改办、发改委、城管、环保局等部门的配合下,收集了大量的建筑渣土材料, 联合浙江大学的专家搞技术攻关,对于建筑渣土的处理提出了切合可行的建议,建筑渣土的环境绩效审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审计结果上报后已引起宁波市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审计工作对改善宁波市的建筑渣土的治理状况取得了很大的作用。
三、运用环境审计解决宁波市环境治理问题的特点
(一)从战略前瞻性上认识环境审计工作,改革考核机制 环境绩效审计是公共支出效益审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审计重点应当集中在对重大决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效果上。为了发挥环境绩效审计的效果和审计专业化的特长,宁波市审计局在建筑渣土处置过程中,积极厘清环保部门、城管部门等与审计部门之间的职责,建立部门联合会审制度、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公众参与制度、有关环保的重大决策监督与责任追究制度、环境审计结果通报制度等,定期向公众通报审计结果。这次建筑渣土处理结果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在于发挥了各部门的力量和广泛吸收社会公众的参与,审计团队以审计机关人员为主,另外邀请了具有丰富建筑渣土处置经验的墙改办公室的人员,积极深入到一线调研,掌握渣土处理企业的实际情况,向政府提交简报,积极争取政府对渣土处理企业的扶持政策,鼓励渣土处理良性发展。同时改革渣土处置当地政府管理者的考核机制,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纳入考核范围,并且实行任期后责任追溯追究制,以避免任期内的短期行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二)转变环境治理中政府审计的角色 目前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主体是政府审计部门。在审计过程中,审计部门要从“警察”的角色转换到“法官”。 “警察”意味着审计部门和被审计单位之间是完全的对立状态,而“法官” 则在对立的同时还需要通过相关合法措施对被审计单位进行良性引领。宁波市在开展建筑渣土环境治理审计中,实现了审计部门与被审计对象的通力合作。审计部门积极发挥自身代表宁波市政府的角色,积极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体恤被审计部门解决问题的实际困难,告知其单位领导政府审计问责不是目的,最终是确保建筑渣土的正确处理。在确保审计主体本身的执法力度和有效度的基础上,达到审计过程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更好的履行属于政府的责任。
(三)审计过程和结果公开透明,营造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 环境绩效审计监督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审计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各级政府的重视支持,离不开有关职能部门协调帮助,离不开审计对象的理解配合。因此,作为审计部门,一方面要主动向宁波市政府请示汇报工作,争取地方党委、政府重视、支持审计工作,帮助解决审计工作中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另一方面要积极与航运、城管、环保、水利等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努力争取方方面面的理解、支持、配合。环境治理涉及到社会公众的利益,所以本次审计纪律、审计目标、审计程序、部分审计过程和审计事实等信息都向社会公众公开,提升了审计执法的公信力,变内部监督为社会监督。开发适合对外公布的审计结果载体,在全社会形成理解审计工作、支持审计工作、重视审计工作、自觉接受审计监督的局面。
在完善审计公告制度的同时,还对环境治理相关负责人“责”作出明确的界定。如果环境治理举措不合格追查原因,针对客观上的原因如制度不健全、法律不完善应提出改进建议。如果是主观上的原因如执行不力、管理疏忽应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鉴于政府审计只有建议权没有处罚权这一实际情况可能对相关责任人威慑力不足的现象,提出了采取审计、纪检、司法、公安等政府各部门联合建立联席办事处的建议,执行监督和协调项目运行的问责和处罚情况。不但提高办事效率,也会使政府审计部门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协作下充分行使职权。宁波市审计局在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的建筑渣土,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将绩效审计切入到城市环境治理中,联合各个行政部门,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有效地解决了城市环境治理问题的作法值得借鉴。
[本文系“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G10―A33)环境绩效审计与区域环境治理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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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发达国家城市环境治理的经验主要有: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保证治理措施的有效实施;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强化环境行政管理;注意推动自愿性行动来保护环境,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运用经济手段,制定激励奖惩措施,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率;合理划分环境治理权限,建立权威性的管理机构;大力发展环境教育,通过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形成民族心理;加大科技投入,注重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
城市环境治理是指各级管理者依据国家和当地的环境政策、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和教育等各种手段,调控人类生产生活行为,协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限制人类损害城市环境活动的有关行为的总称。城市环境治理具有综合性、区域性、群众性与动态性等特征,其本质是影响人的行为,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60年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但通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治理后,如今城市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性改善。发达国家积累了不少城市环境治理的经验,这些经验及其教训留给人们诸多启示,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
一、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保证治理措施的有效实施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和个人的目标都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由于环境是公共物品且环境污染具有外部性,因此企业和个人总是想方设法地逃避环境责任,避免环境成本的内部化。所以通过设计完备周密、可操作性强、适时进行调整的环境法律制度,规范人们和企业的行为,降低生产和消费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就成为保护环境最重要的手段。美国自1970年,环境立法开始大规模展开。经过30年的发展,到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环境法律体系,仅在污染控制方面,就先后制定了《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固体废物处置法》、《安全饮用水法》、《联邦农药法》、《有毒物质控制法》、《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海洋倾倒法》和《噪声控制法》等等。除联邦一级法律外,各州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有的比联邦法律还要严格。
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不仅系统完备,呈不断强化、细化趋势而且能够有效地实施。荷兰的环境立法涉及了污染控制和自然资源保护的各个方面。从1960年开始,荷兰陆续制定了大量的环境法律法规。针对各种环境污染和环境问题的法律,如地表水污染控制法、地下水法、海域污染控制法、空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治理法、危险物质法、化学废料法、杀虫剂法、噪声治理法、废弃物污染防治法、核能法等,构成了荷兰环境法比较完整的体系。
发达国家环境治理历程表明,政府对于环境保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主要利用法律、法规、制度和标准等强制性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发达国家各种环境保护措施都是依据相关法律政策来发起和推进的。中国在20多年的环境保护进程中,建立了一套法律政策体系,对防止环境恶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在领域完备性、可操作性和执行强度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在环境立法方面,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强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建设,走依法管理的道路。
二、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强化环境行政管理
美国的环境管理体系较为健全。联邦政府中除设有环境保护局外,在总统办公厅之下还设立了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委员人选须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该委员会是总统的一个环境咨询机构,协助总统编制国家环境质量报告,收集、分析和解释有关环境条件和趋势的情报,向总统提出有关改善环境的政策建议,帮助总统起草有关对外环境政策的报告。同时该委员会还是一个行政机关间的协调机构,帮助总统协调解决行政机关间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意见分歧。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在美国环境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协助总统对外处理环境外交事务,对内协调行政机关间的意见分歧和提出环境政策建议,是总统的高级环境助手和参谋。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随着环保工作在国家事务中越来越重要,建议在国务院下设一个环境委员会或环境领导小组,协助总理处理对内对外的环境事务。
法国的环境管理体系也颇具特色。法国环境保护部的行政部门分为以下几个机构:行政管理和发展总局、水利局、预测污染和公害局、自然和风景局、经济和国际事务研究局,专业化的环境考察团、最高防务官、前景预测办公室、部级办公厅和新闻局。法国全国划分为6个流域区,每个区设立一个水流域管理局。水流域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和改善法国水流域的水环境。具体做法是:一方面依法征收各种排污费;另一方面通过补贴、贷款等形式,鼓励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及其工艺设备的合理选择。1995年,法国6个水域管理局征得税款达72亿法郎,总经费达82亿法郎,除去其中5%~9%用于支付机构运行、测量网络管理及有关研究费用外,其余的全部用于治理水污染和改善水资源。
环境保护工作是政府各部门的共同责任。大家都管,而不是环保部门一家来管,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设有环保机构,都负有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相比之下,中国的环境管理体系还不够完善,除国家环保局外,其他政府部门环境管理机构还相当薄弱,与其所承担的环境保护任务不相适应,亟待加强和完善。
三、注意推动自愿性行动来保护环境,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1.注意推动自愿性行动来保护环境。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环境标志、ISO14000认证以及各种环境计划等为形式的自愿性环境保护行动,成为发达国家环境管理中的一种新兴的趋势。这种行动对企业而言,有利于树立企业环境保护形象,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对消费者而言,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环境意识,促进绿色、环保产品的购买和消费;对于政府而言,有利于弥补强制性管制手段的不足,降低环境治理的成本等。总之,倡导企业和公众通过自觉行动来保护环境,是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经验。
2.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在发达国家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社会公众始终是一支重要力量,发挥着关键作用。社会公众推动环境保护运动发展,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环境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实际上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也改变了传统的只有政府和企业的“二元”污染控制结构,形成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三元”污染控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公众在环境保护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处于既监督企业又监督政府的位置,而且也能通过市场消费行为直接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公众能有效参与环境保护,发达国家一方面是政府公开有关环境信息和政策信息,企业公开有关污染物排放信息,保证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另一个方面是在制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计划和相关政策时,通过听证会、说明会等形式,接受公众质询,征求意见和建议,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在中国,虽然近年来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有所加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存在参与渠道少、参与程度较浅等问题。因此,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重视公众在解决环境问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化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主要应从以下方面人手:一是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要加强立法,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法律制度支持。使公众能通过正当有效渠道,了解环境问题的状况,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意见、建议以至提出环境诉讼,从而促使环境问题的解决。二是公开环境信息,保护公众环境知情权,公众只有了解环境问题现状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必须实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让公众了解真实情况,这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前提。三是加强环保教育,提高全民环境意识。要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宣传环境保护的政策、方针和环境知识,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素质,形成全社会都关心和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社会风气和机制。
四、运用经济手段,制定激励奖惩措施,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率
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和环境制度标准,是发达国家治理环境的根本手段。但是强制性的手段,具有成本高、相对僵化、不利于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等缺点。因此,发达国家也越来越重视通过排污交易、征收生态税、财政补贴等经济激励性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以降低治理成本和激励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达到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和灵活性的目的。
欧盟及其所属成员国的环境保护在世界上起步较早。其中环境税收、排污收费和押金返还这三种有关环境的经济手段比较典型:1.环境税收。环境税是对有害环境的产品征收的费用,目的在于通过提高有害原料的成本,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使用对环境更为安全的产品。环境税除了具有筹资功能外,对改善环境资源有着显着的刺激作用。2.排污收费。排污收费是对向空气、水或土壤排放的污染物,或噪声征收的费用。这种收费设计通过使污染者偿付至少一部分对环境造成危害的代价,来削减污染物数量并改善环境质量。3.押金返还。押金是对可能造成污染的产品的销售征收的附加费。当符合某些条件时,如把用过的或废弃的物品送到集中地,从而避免了污染,这笔费用就可退还。押金退款制有助于防止有毒物质从电池的处理、塑料的焚化或农药容器的残余物中释放到环境里,值得推广和提倡。中国较多运用行政命令手段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经济激励手段相对不足,目前以排污收费为主的经济手段标准太低,效果有限。所以,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注重利用经济激励方法来实施环境治理政策措施,当前除了进一步完善已有的排污收费(税)政策外,要引进和推广排污权交易、押金退款等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经济手段,来强化环境治理的成效。
五、合理划分环境治理权限,建立权威性的管理机构
1.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权限。在环境治理中,为解决跨地区或跨国环境问题以及保持全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和标准的相对一致性,需要中央一级政府具有统一管理和协调的职能和权力。同时,许多环境问题同各地自然、经济和技术状况密切相关,具有地域性特征,这需要地方自主、灵活地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因此,在环境治理中,应该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限及各自发挥作用的空间,才能协调二者的行动,形成共同治理环境的合力。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中重视根据环境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和层次,来划分各级政府权限,实现中央统一管理和地方自主的有效结合。如在美国环境治理体制下,联邦机构制定污染控制基本政策和环境标准,各州负责实施,这种集中、强制的管理模式有利于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各地之间的分工合作,有利于对跨界污染问题进行统一整合治理。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冲突,使得许多环境管理政策和目标不能顺利执行和实施,这是造成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原因,如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不惜以资源破坏和环境退化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不同地方政府对于跨界污染问题相互推诿,地方政府为财政收益放弃对污染严重企业的环境管理等等。因此,我国在环境治理中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权限和职能,形成中央统管和地方政府自主管理的有机结合,避免地方为了局部的、短期的经济效益,而牺牲整体的、长期的环境效益。
2.建立权威性的管理机构,进行行政直接干预。建立权威性的管理机构,进行行政直接干预是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经验。大多数国家环境管理体制都有一个从分散到集中、从松散到强化、从低级到高级,强化总体协调的过程,从而使环境监管体制逐步得到加强。日本在1960年就成立了“公害对策特别委员会”,但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它表现得软弱无力。为强化环境管理,日本政府于1970年取消了“公害对策特别委员会”,成立了由总理大臣直接领导的日本环境厅,对环境问题进行行政的直接干预,从而在投资量不多的情况下,使日本环境状况大为改善。美国于1970年12月成立了环境保护局,直属联邦政府。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英国、加拿大也相继成立了相当于我国部一级的环境保护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发达国家中建立部一级环境管理机构的占85%。
六、大力发展环境教育,通过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形成民族心理
环境教育措施或手段是落实城市环境治理内容的思想保障。所谓环境教育就是使学习者认识和理解人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防止环境污染,将系统的环境科学知识予以大众化,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环境教育内容涉及到自然、社会、技术、管理、政法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各学科领域都与环境科学兼跨、包容,具有较强的综合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指出“教育是环境发展过程的核心”,提出了“发展环境教育”的口号。环境教育由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学科教育的重要主题。
美国环境教育立法始于1970年,该年10月美国通过了《环境教育法》。《环境教育法》将环境教育定义为:围绕着人们的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过程。其中包括人口、污染、资源分配和枯竭、自然保护、运输、技术、城市及乡村的开发计划、人类与环境具有怎样的关系等。环境教育涉及学习生态的概念以了解人类行为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获得分析环境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案的知识和能力。1990年美国重新制定了《环境教育法》,这部法律重申了国家对公众进行环境教育的责任和任务;确认了国家对教育和培养有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有环境保护责任感和正确的环境决策能力的高素质公民的迫切需求;对提高美国公众环境道德水准、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主要作用。
中国应该制定专门的环境教育法规,用具有国家强制性的法律手段来确保环境教育的开展。环境教育法规的内容,应当具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应包含以下内容:设立专门的行政管理、监督机构,保障并监督环境教育法规的实施;设立环境教育基金,吸收政府拨款和社会各界捐助,用以资助重点环境教育项目和环境教育科研活动;设置环境教育奖项,认可做出突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的努力,调动全民投身环境教育的积极性;将环境教育设定为学校的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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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国内对于环境投资治理效率的方面研究主要有:陶敏(2012)在系统地归纳了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以环境治理投资总额作为投入指标,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在水、气、固体等方面控制绩效作为产出,建立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DEA方法的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再以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为母因素,以各评价指标为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得到我国各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及其关键影响因素,证实控制关键因素--环境治理投资总额,能够有效地提高环境治理投资效率。陈雯(2012)以2005--2010年华东地区六省一市工业环境治理的相关指标为样本,利用DEA方法中的BCC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该地区及其省市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的变化,发现华东地区工业环境投资仍存在25.3%的投入资源浪费,工业环境投资的总体效率并非相对有效,投入和产出存在不同程度的冗余或不足,投入产出在整体协调上没有达到最优,而且华东地区各省市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日益改善,而效率的提高是依靠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共同推动的。胡艳,吴振鹏(2013)以中国28个省市(地区)2010年环保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选取相应的投入产出指标,建立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从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废水、废气等方面多维度对不同省市(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分析评价,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相对较低,从规模效率的角度来看,多数地区仍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需要进一步加大环境治理投资的力度。
二、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投资影响分析
1972年,Ehrlich等学者首次提出建立"IPAT"方程来反映人口对环境压力的影响,该方程用人口规模、社会财富和对环境损坏的技术水平来描述环境影响。20世纪90年代,Dietz等将"IPAT"模型转变为一种随机模型,即STIRPAT模型,通过对技术项的分解,实现了对各种类型驱动因子对环境压力影响的分析。因此,借鉴上述思想,本文将技术因素定位于环境污染投资,将人口因素和社会财富因素作为控制因素加入模型,以探寻环境污染投资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一)变量的选取及数据处理
本文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探寻环境污染投资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由于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原始指标较多,这就需要一个能综合反映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指标。鉴于因子分析能够将众多原始指标综合为少数几个指标,并能以因子得分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综合指标来看待。故本文首先选用城市污水排放总量、生活污水排放量、生活垃圾清运量、生活烟尘排放总量、生活SO2排放总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粉尘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SO2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量这11个指标建立因子分析模型并求出因子综合得分(HJDF)作为因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TZ)作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代表,选用人均GDP(RJGDP)作为反映人口因素和财富因素的控制变量,最后,鉴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故本文特地将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CYJG)也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数据选取2003-2011年这9年间的除西藏地区外的30省市的相关数据,对人均GDP数据以2003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另外两个变量不做调整。
(二)面板数据建模
相对来说,截面样本之间的差异比较大,为此,选择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对环境污染物排放情况的影响做变系数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
首先,模型估计的R-squared为0.773926,S.E. of regression为0.252837,F-statistic为25.3541,从总体上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在人均GDP和第二产业比重一定的情况下,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得分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其次,通过表1的结果看,在10%的显著水平下,大部分参数的t统计量都是显著的,因而能够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1 面板数据建模估计结果
(三)结果分析
首先,作为控制变量的人均GDP系数为正,说明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不好的影响,反映了可持续发展还没有很好的实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系数为正,并且数值较大说明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工业,其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比较严重。
其次,由数据结果可以看出,30个省市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系数中,有20个省市的系数为负,说明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投入可以改善环境质量。其中,以青海、宁夏、甘肃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系数为负,说明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将环境因素考虑其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北京、上海、浙江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系数为负,说明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第三产业,人民生活环境质量改善;山东和广东两个地区的系数为正,两者都是经济和人口大省,经济结构调整进行得比较缓慢,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不那么理想,需要进一步加快环境管理体制创新;以河南、贵州为代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系数为正,数值相对较大,说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另外,为追求高经济增长率引进一些高污染、重耗能的行业,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最后,从总体来看,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我国各省市控制环境污染物排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从而各地区要继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力求取得更好效果,创造更佳生活环境。
三、结论及建议
"十二五"期间,中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环境的保护和节能降耗的工作,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在保障经济水平的前提下做好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体重大的战略意义。通过本文对全国30省市环境污染物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可以为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提供以下几点启示和建议:
一是有效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长,合理控制人口结构与分布是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关键举措。人口的快速增长往往会引起各种需求的快速膨胀,会对经济和能源带来更多的需求与压力,从而所需消耗的能源及因消耗而产生的废弃物也会随之增长。尤其对于山东和广东等地,人口在短期内不可能下降,要做到的是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长,另外要积极合理调整人口的分布,科学控制人口的转移和城市化水平。
二是加快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由于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仍然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既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以满足实体经济在材料、能源等方面的需求,也需要发展科技型产业以跟上世界前进步伐。所以,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该着力升级老工业设施,降低污染排放,同时大力发展信息服务、金融保险、科研服务、通信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尽快形成多元化的支柱产业和具有新型能源和工业节能型产业体系,实现节能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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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目前,从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的总体情况看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总量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运行效率持续低下。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环境治理投资资金受到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如何在有限的资金约束下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更好地实现污染治理,是目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而这需要科学地测度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二、文献综述
众多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国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主要使用均匀污染法和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 1 ]。均匀污染法在确定环境保护投资最优规模时的重点和基础是找到环境保护投资的边际治理成本和环境污染的边际损害成本,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找到这两种成本相等,限制了均衡污染法在现实中的应用。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是对经济―环境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活动状态进行明确分析,结合社会有限选择和扩大了的消耗可能性,确定综合平衡调整中环境保护投资的最优规模。艾里斯―尼斯模型建立在质量守恒定理应用基础上,其将经济系统物资应用引起的环境问题划分为一个重要类别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研究[ 2 ]。维克托对艾里斯―尼斯的理论研究作了许多改进,为了计算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划,建立了加拿大经济的经验模型。在国内,研究重点集中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治理投资进行定性分析并主要使用DEA模型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如冯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的存在,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不足的成因[ 3 ]。杨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环境治理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 4 ]。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两类:产业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和区域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多使用CCR、BCC以及超效率等DEA模型进行运行效率、相对效率、静态与动态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如袁华萍通过构建DEA-CCR模型对中国2005―201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DEA视窗分析[ 5 ]。兰明慧使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及DEA―CCR模型,分别对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及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6 ]。陈雯采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来研究华东地区各省市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静态和动态效率[ 7 ]。戴红昆利用DEA-C2R模型、BC2模型以及C2R超效率模型对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 8 ]。王兵、罗佑军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2001―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影响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9 ]。王俊霞、王荣采用DEA-TOBIL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10 ]。刘冰熙等借助修正后的三阶段Bootstrapped DEA方法,对我国29个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去除外生变量和随机变量的影响后,我国各地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呈现波浪形发展规律,但出现日趋恶化的趋势[ 11 ]。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学者采用多种DEA模型来分析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但研究思路大都将所有省(市)基于统一的前沿面进行效率测度,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基础、区位特点等个性因素,即忽略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区域异质性特点,构建基于共同前沿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并对2012―2014年间我国31个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共同前沿模型
在传统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DEA测度中,并未考虑各区域的地域限制、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因素,认为不同区域是同质的,从而将各区域作为相同的决策单元,应用统一前沿面进行效率测算。但是,众所周知,各省(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严重依赖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天要素,从而导致效率测度结果不真实。
由此,借鉴Battes,O'Donnell对共同前沿模型的界定,将N个待评价区域划分为K(K≥1)个不同类型的组,X=(x1,x2,…,xm)为投入要素,Y=(y1,y2,…,ys)为产出要素,则第K个组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示为Pk(x)={y:(x,y)∈Tk}。Tk为第K组决策单元构成的生产可能集,而Pk(x)形成的前沿面可以称之为区域前沿面,所有Pk(x)共同构成的前沿面称为共同前沿面。
令Xi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i种资源投入(i=1,2,…,m;j=1,2,…,n),Yr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r种产出(r=1,2,…,s),则在假定规模效率不变的前提下,决策单元DMU0在共同前沿面下的效率可由下式计算获得: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当前完成环保验收项目投资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处理量、城市污水处理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作为产出指标,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所取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4)》等整理获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31个省(市)根据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并分别在区域前沿面下和共同前沿面下测算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测度结果统计描述如表2、表3所示。
根据对表2的分析可得,2012―2014年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0,年度效率值变化趋于稳定,极差仅为0.04。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除2012年低于全国均值外,其余年份都高于全国均值,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0.68上升至0.74。在东部11个省(市)中,北京、河北、广东三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处于有效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效率值大部分在0.5到0.9之间,只有山东、天津两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一直低于0.5。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虽然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但是都高于全国均值,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是三大地带中最优的。其中,湖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7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大于0.7。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普遍较高,且省(市)之间差异较小。与东、中部地区省(市)相比,西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低,且一直低于全国均值,仅为0.61。其中,青海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广西、云南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始终大于0.9,其他省(市)的效率值低于0.5,占西部总数的40%。由此可见,提升西部地区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对于全国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直观作用。
据对表3的分析可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80,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且年度效率值变化趋势平稳,但各省(市)之间差距较大。北京、河北、辽宁、广东四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效率值始终为1,上海和福建的效率值也达到0.9以上,除天津外,其余省(市)的效率值都在0.5以上。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达到0.96,最小值也有0.91。其中山西、吉林等5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也都大于0.8。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普遍很高且各省(市)之间差距不大。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6。其中,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5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贵州、陕西、宁夏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高,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在0.5以下。可见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但各省(市)之间差距很大。
综上,在共同前沿面和区域前沿面下,我国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差异显著。总体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表现差异巨大。以河南省为例,在共同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只有0.77,效率水平较高,但在区域前沿面下河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均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而东部地区个别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在两个前沿面下的表现差异也很巨大,例如辽宁省、福建省、山东省。这说明我国三大地带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都不高,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我国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虽然逐年增多但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环保支出方面存在明显过度投资现象,合理有效配置环保支出的能力不足;我国政府与其他各方面的配合力度不够;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专项资金效率评价监管长效机制的构建不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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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环境第三方治理的意见》,部署改革创新治污模式,吸引和扩大社会资本投入,促进环境服务业发展,健全第三方治理市场。文件的出台,为环境污染治理指明了方向。
2016年3月,以区政府投入1700万购买治理服务为标志,广东佛山南海区“第三方”治污模式正式形成。政府将通过购买社会团体服务的方式,让污水废气处理、固废处理、环境工程等专业领域的环境服务队成员进入村级工业园进行摸底调研,提出量体裁衣的治理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整治提升。
“第三方”治污的缘起
2015年2月,南海区委十二届六次会议提出了“努力打造品质南海,全面提升南海长远竞争力和市民幸福感”的任务目标。“品质南海”由经济高质、城市高品、服务高效、社会优治、环境优美、民生优享“六位一体”的任务目标构成。然而,南海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制造业具有高污染的特点,污染物排放的70%源于制造业。南海需要加大环境污染整治力度。但是,人少点多一直是基层环保监督管理员面临的普遍难题。以桂城街道为例,约有3100家企业,却仅有20多名环保监督员;夏冬社区有两三百家污染企业,只有5名监督员,两人一组也要三、四个月才能巡完一圈。
巡检中发现,部分企业污染治理不专业、治理设施运行成本高,大量企业没有治污能力。被抓现行的企业多由于排污量超过治污设施承载力,导致废水溢漏,污染河涌。企业也有环保意识,但存在排污技术不过关的问题,造成非主观的排污行为。政府治污陷入反复、频繁执法、强势打击的恶性循环中。随着企业主环保意识的提升,是否应该加快引入“第三方”对环境污染开展专业治理?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文一波说:“第三方治理是将专业化环境治理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引入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可以使污染治理相对集中、减少环境治理设施的重复投资、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水平。”此后,南海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探索并形成了“第三方”治污的南海模式。
在系统工程中推进
南海将环境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纳入2016年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区委书记梁维东亲自带队调研南海的环境治理工作。“第三方”治污不仅作为一种实践,更作为一种理念,被全面嵌套在南海环境治理的系统工程之中。
部门联动保障政策落实。2016年1月,环保和公安两部门在区环保局设立联合执法办公室,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案件调查、联合执法、共同培训等工作机制,实现数据互通和日常信息互通,以更好地打击污染犯罪行为。将公安的强制力职权纳入到环保执法体系中,执法阻力减少了,一旦遇到污染企业及企业主涉刑事违法时,联合执法可以及时控制嫌疑人,确保环保涉刑案件有效跟进,甚至可以提前介入环境涉刑案,直接立案侦查,开辟了环保执法新局面。区环保局法制科副科长王东海分析说:“在打击环境污染联合执法办公室成立后,建立了环保涉刑案件移送机制,移送标准及证据要求都规范了,环保执法效率明显提高。”“环保警察”成立一年来,办理的环境污染涉刑案、刑拘的环境污染犯罪嫌疑人快赶上过去十年的总和。
“五大体系”打开环保局面。为了打造“品质南海”,区环保局探索出“五大体系”,破解环境治理难题。这五个体系分别为尽职尽责的环保队伍保障体系、网格完善的基层环境管理体系、齐抓共管的环保监督管理体系、超市模式的环境治理服务体系和智慧环保的污染源阳光体系。与“五大体系”直接相关的环保队伍、环境服务超市的线下服务队、污染源巡查员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合同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得以实现,大大提高了基层治污的积极性和成效。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分局副局长邓浩对此深有感触,“以前是划定一块区域,设定一个目标,一群人共同监管巡查。如今建立了网格完善的基层环境管理体系后,专人专责点到点地监管,工作与绩效挂钩,工作人员的监管积极性和成效都明显提升了。”
环保服务超市搭建对接平台。“全国共有9个环境集聚区,而落户南海的集聚区是唯一被命名为‘环境服务’的一个,其原因之一正是南海的环境服务市场需求大。”对于供需两旺的环境服务业,受限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对接问题,双方都是干着急。为了避免政府主导对接行为中容易产生的腐败行为,2014年,南海环保局在全国首创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服务平台――环境服务超市,解决环境服务“去哪找”和“哪个好”两个关键问题。环境服务超市通过整合集聚区现有服务企业、服务技术、服务要素,实现线上网站展示交流、线下服务队洽谈交易相结合,为排污企业和治污企业提供“一站式”对接。“环保超市”成为“第三方”治污企业自我展示、提供服务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