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自然遗产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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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然遗产的意义

篇1

关键词: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

中图分类号:S75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11―0285―03

1引言

随着《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签署,中国的自然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得到了深入开展。截止2013年6月,中国已有45处世界遗产,包括10处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九寨沟风景名胜区、黄龙风景名胜区、三江并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三清山国家公园、中国南方喀斯特、江西鹰潭龙虎山、澄江化石地以及新疆天山;4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泰山风景名胜区、黄山风景名胜区、峨眉山-乐山大佛和武夷山风景名胜区。这些遗产地的自然资源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利用,促进了当地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因此,近年来在经济利益的强大驱动下,各地掀起了一阵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热潮。然而,我国目前对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差强人意,往往只注重旅游产业的开发,而忽略了自然资源保护工作的重要性,造成许多自然遗产地的经济开始呈现出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2013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三大景区――湖南张家界、江西庐山和黑龙江五大连池给予“黄牌警告”,督促其对遗产保护和科普工作等方面进行整改,建议加强对自然遗产地的科学研究,三地面临着从世界地质公园中除名的危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还面临着巨大压力与挑战[1]。本文以张家界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地对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效和不足,探讨加强对自然遗产地的保护战略。本文的研究成果,对国家今后的自然遗产开发和保护工作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张家界自然遗产保护现状及问题分析

张家界位于中国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武陵山脉中段,是我国的重点旅游城市。该市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因其秀美的自然风光享誉全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录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04年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游览面积300km2。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包括张家界森林公园、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和杨家界四大景区,景色秀美,风光独特。

2.1自然遗产完整性遭到破坏

完整性是衡量遗产价值的标尺,也是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中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对于类似张家界这种具有绝佳自然现象的区域,其完整性意味着未经触动的原始条件,需要对自然遗产地划定一定的保护范围。为了避免自然遗产环境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应该对景点的边界地区留有足够的空间距离。近年来,张家界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核心的旅游业蓬勃发展,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武陵源景区周边的住宿、饮食、索道、观光电梯等旅游设施泛滥,整个景区由于周边的过度开发陷入了一个犹如“孤岛”的困境。自然遗产地边界城市化的发展倾向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景区周边优美的自然环境受到极大的污染,生物多样性和资源原生性亦受到极大的破坏[2]。张家界作为世界自然遗产,拥有不可再生的宝贵自然资源,应当使与自然遗产密切相关的周边环境高度保持完整性,亟需对此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

2.2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近几年,旅游扩大化的现象对张家界自然遗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2.2.1水体污染

金鞭溪和索溪河组成了张家界各大风景区的主要水系,为了较好满足游人的亲水性,景区内很多游道、服务区等旅游设施都依水而建。金鞭溪位于水系上游,是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中的一条“黄金游道”,在紫草潭有一较大的服务区,旅游的超负荷运作导致该溪段水质遭到了严重污染,一些生活污水只经过简单的处理就直接排入了金鞭溪,部分地段甚至有大量藻类滋生。索溪河流经张家界武陵源城区,该河段两岸近几年由于多工程项目实施,施工方随意倾倒渣土石块,暴雨时期溪水一度出现赤黄色,沿线河道满目疮痍。索溪河城区地段一些居民将生活垃圾直接倒入了索溪,生活污水中含有的洗涤剂、化肥、农药等使得水体有机磷指数严重超标,部分河段污染物的排放几乎要超过水体的自净能力。

2.2.2空气污染

根据有关部门的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张家界的空气质量近几年来呈逐步恶化的状态,尤以旅游接待集中的地区污染更为严重。在景区大气污染的变化值中,7时、13时和19时的大气污染值偏高,这3个时段都是游客用餐的高峰期[3]。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空气中的SO2、NO2也在呈上升的趋势,景区成四面环山的地形格局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长时间滞留在空气中的SO2、NO2若未能得到有效处理,一旦遇雨形成酸雨便会对森林植被产生危害。

2.2.3景观破坏

张家界自然遗产受到景观破坏主要是由于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商贩、游客的监管不到位。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为了节省开发经费和缩短工期甚至有开山炸石的情况,对景区野生动植物的数量和结构发生了不良影响。如天子山登山电梯的修建,对山体植被造成极大破坏,突兀、巨大的钢架结构在秀丽的自然景观中显得十分不协调,极大降低了美景度。由于宣传和监管力度不够,许多景区内的林木都有被游客随意刻划的情况,这些刻痕使得树木生长受阻,并影响了园内景致和游客兴致。另外,许多游人随意喂食自然遗产地的野生动物如猕猴,不仅在现场遗留了许多生活垃圾污染环境,还造成一些猕猴食物中毒或是生活习性改变等状况。

2.3保护性破坏

在自我反省以及外界舆论压力下,张家界近几年也开始重视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但在这当中出现了一些保护性破坏的问题。如在申报各名录项目时,政府或开发商急功近利而造成景区真实性缺失,往往出现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为了使当地自然遗产更具特色,景区采取了一些展现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方式,如在景区内设置一些吊脚楼、水车等特色建筑小品,或举办一些民俗特色庆典仪式以提升新鲜感刺激消费,但在追求更大利益的同时,出现了民间文化被商业化、庸俗化的情况,自然遗产质朴的美感以及真实性反而大打折扣。

3自然遗产保护对策及建议采取的措施

3.1法律措施

国务院1985年颁布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是张家界管理级风景名胜区的主要指导性法规,另外,张家界有关部门于2001年通过了《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但是,张家界的旅游业已发展10多年,其间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些相关条例迟迟未作出新的调整,管理部门应当结合自身的特殊情况制定出能够适应当地自然遗产保护的地方规章制度。在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对这些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严格执行技术标准,规范遗产保护工作。

3.2规划措施

为了保护张家界自然遗产资源,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当科学制定张家界自然遗产保护规划。首先,要调整好城市的生产布局和功能布局,如调整好中心城区的新旧城分区,降低新开发区对自然遗产的影响和破坏。其次,要妥善处理好风景区内常驻居民向风景区迁移的工作,降低自然遗产地的人口密度。最后,相关管理部门还应合理控制风景区内及周边的宾馆、商铺、服务区以及现代化建筑设施的数量,尽可能多的保持风景区的原始自然风貌。

另外,政府应当制定好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总规划,并体现总体规划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包括对接张家界旅游市场的道路、交通以及供水供电设施的规划,对张家界自然遗产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划,对张家界现有景区完善开发和对新景区适度开发的建设规划,以及张家界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等。

3.3管理与监控措施

张家界是世界自然遗产,对其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应当始终以“保护第一、开发第二”为原则。为了建立起高效的自然遗产管理体系,必须加对其管理模式的研究,增加以自然遗产保护为导向的管理机制,优化整合职责交叉的管理领域。如统一管理机构,建立风景区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对从业人员定期进行专业知识培训。

地方政府应协调好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强化旅游保护,以保护促开发。在进行开发项目对自然遗产影响的评估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自然遗产保护留下一定的空间和条件。另外,风景名胜区的遗产保护工作,既要对环境污染进行防治,还要建立一些自然保护区来保护动植物的生物多样性和物种资源。

由于张家界自然遗产常常受到较大的人流活动影响,建议增设生态检测站,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监测评估,建立自然遗产地生物资源数据库,为环境监督部门提供管理依据。在充分利用遗产地管理信息系统的同时,深入研究外界干扰因素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对张家界自然遗产的生态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做出科学评价,有针对、有阶段地开展遗产保护和修复。

3.4科学技术措施

自然遗产的保护需要发展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体系,提升科技人才和决策咨询服务。如为了增加水体的蓄水量,满足山腰山顶旅游设施供水需求,或是改进溪流景观效果,就必须研究治理和优化水系的技术措施;若要保持武陵源独具特色的山形和山势,缓解岩石风化和水土流失,就必须采取土石保护措施;若要保持风景区森林植物景观的原始性,促进其达到自我维护的生态平衡状态,就要科学筛选植物种类,有效改善植物的生长环境,遵循造林绿化技术措施;为了防治自然遗产地的环境污染,就必须研究垃圾处理技术,通过专业人员将垃圾进行分类后送至垃圾场,或对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等。以专业理论和技术指导自然遗产保护工作,能有效提高其科学性和可行性。

3.5科普宣传措施

目前,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导游偏重从神话传说的角度对游客进行讲解,虽具有一定趣味性,但科普性不够,很少进行生态学和地质学的知识教育,这主要归因于导游自身对科技知识的缺乏。为了促进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增强游客环保意识,必须充实从业人员的科技知识,通过导游向游客讲解张家界自然地貌的形成原因及特点,普及生态旅游知识,进而杜绝一些破坏自然遗产生态景观的行为。

另一方面,提升游人道德素质也是防止自然资源污染和破坏的关键。运用出版宣传画册、旅游书籍、光碟,建立遗产博物馆,开发自然遗产电子解说系统等措施,增强遗产保护意识,加大环保的宣传力度,促使游客承担起维护自然遗产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进一步促进张家界自然遗产的建设和保护。

2014年11月绿色科技第11期4结语

世界自然遗产是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景观,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自然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并不是矛盾的对立关系,做好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为其开发建设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而开发又有助于自然遗产被人们的重视,更好受到保护。张家界自然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既有特殊性,又具有一定普遍性。本文着眼张家界自然遗产的未来发展,概述了自然遗产对张家界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保护对策及建议,以改进张家界的自然遗产保护工作,有助于实现张家界的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创建国际生态旅游城市。

参考文献:

[1] 周年兴.世界自然遗产地面临的威胁及中国的保护对策[J].自然资源学报,2008,23(1):25~32.

篇2

关键词:世界自然遗产;价值认知;武陵源

一、研究进展和意义

国外对世界遗产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集中在20世纪末期。研究主要涉及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Ashworth&Larkham,1994)、遗产管理与旅游可持续发展(Anne Drost,1996)、旅游活动对遗产地的影响(Ihab Mohamed Shaalan,2005;GreR,1996;GordonW,2000;CevatT,2001)等。

国内学者对于自然遗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自然遗产的价值(张成渝,谢凝高,2002;郑易生,2001)、保护和开发原则(徐嵩龄,2003;张晓、张昕竹,2001;张朝枝、宝继刚,2004)等方面。虽然国内关于世界自然遗产的研究文献不少,但专门针对自然遗产的价值认知差异研究,还未见相关报道。随着遗产的开发利用,一系列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因此,从更深的层面挖掘不同群体对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的价值认知差异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问卷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的价值重要性认知部分;二是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的权属和保护责任问题,他们都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5分代表非常同意,4分代表同意,3分代表不确定,2分代表不同意,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三是基本的人口特征调查。

(二)研究方法

本文在获得基础数据的基础上,通过Excel、SPSS15.0等统计工具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统计数据和图表的形式加以体现,以此得出研究的结论。

(三)数据获取

本文以张家界武陵源政府、当地居民和旅游者为调查对象,用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方法获得基础数据。共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22份,有效率92%。

三、统计分析及结果

(一)世界自然遗产的价值重要性认知差异

比较三个群体对武陵源各种价值的重要性的均值(见表1),可以看出:旅游者、当地居民和政府都把环境价值放在首位,即认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环境价值最重要;当地居民和政府都认为经济价值很重要,但旅游者认为经济价值最不重要。

(二)世界自然遗产的权属认知差异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旅游者、居民和政府三个群体之间的认知差异。一般认为,均值在1-2.4之间表示不赞同,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

旅游者、当地居民和政府对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权属问题的认知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个群体之间的认知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2)。

1、在“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应该归当地居民所有”的问题上,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当地政府之间存在差异,当地居民的得分均值最低,为2.81,表示他们对此问题持中立态度;旅游者的得分均值最高,为3.46,赞成率为50%。

2、在“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应该归中国人民所有”的问题上,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当地政府之间不存在差异,他们的得分均值分别为4.26、3.97、4.14,以此显示他们对此问题的态度都为赞同。

3、在“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应该归全世界人民所有”的问题上,当地政府和居民、当地政府和旅游者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当地政府的得分均值最高,为4.01,对此问题的态度为赞同;旅游者的得分均值最低为3.25,对此问题的态度为中立。

(三)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责任认知差异(见表3)

第一,在“保护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是世界旅游企业的主要责任”问题上,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之间存在显著的认知差异,均值分别显示3.85和3.59,他们对此问题都持赞同态度。

第二,在“保护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是当地政府的主要责任”问题上,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当地政府和旅游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认知差异,政府、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的均值分别为4.58、4.31和4.15,他们对此问题都持赞同态度。

第三,在“保护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责任”问题上,旅游者和当地政府之间存在显著的认知差异,均值分别显示4.03和4.34,他们对此问题都持赞同态度。

第四,在“保护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是旅游者的主要责任”、“是当地居民的主要责任”、“是当地旅游企业的主要责任”、“是中国旅游企业的主要责任”、“是世界政府组织的主要责任”问题上,旅游者、当地居民和政府的得分均值都在3.78以上,持赞同的态度,他们之间的认知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对旅游者、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的价值认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对于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的价值认知,不论是从旅游者、当地居民还是当地政府的角度,他们都认为环境价值是最重要的。

第二,在旅游者看来,经济价值是最不重要的,而且对于世界自然遗产的精神价值还存在争议;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则认为经济价值是重要的。

第三,旅游者和当地居民认为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应该归中国人民所有,当地政府则认为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应该归全世界人民所有。

第四,旅游者认为“保护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是当地旅游企业的主要责任”,其次是当地政府和中国旅游企业的主要责任。而当地居民和政府的观点比较一致,他们认为“保护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是当地政府的主要责任”,其次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责任。

(二)启示

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的发展过程还是延续了“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但这个惨痛的教训至少让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意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武陵源的空气环境、水环境等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环境是开展旅游的前提,旅游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依附环境而发展的。自然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不能等同于一般旅游资源加以利用,它具有普遍的杰出价值,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只有自然遗产的环境价值、审美价值和旅游价值得到保护和发展,当地政府和居民认为最重要的经济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并得以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Ashworth G J P Larkham.Building a new Europe:tourism,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New Europe[M].Routledge, London,1994.

2、Anne Drost.Developing sustainable tourism for world heritage site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6(2).

3、Ihab Mohamed Shaalan.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Red Sea of Egypt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5(2).

4、Gre R.Sustainable Tourismand Cultural Heritage:A Review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Its Potential to Promote Sustainability[J]. World Heritage Office,1996(3).

5、Gordon.Heritage Tourism:A question of defini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1(4).

6、Cevat Tosun.Tourism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Singapor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S0160 7383),2001(3).

7、张成渝,谢凝高.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J].人文地理,2002(1).

8、郑易生.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利益[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9、徐嵩龄.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管理体制改革[J].管理世界,2003(6).

10、张晓,张昕竹.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4).

篇3

1我国的自然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我国拥有辽阔的地域,是遗产大国,自然遗产资源比较丰富,但在当前旅游发展的冲击之下,自然遗产的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我国的相关的保护和制度存在许多问题,如表1所示。对问题有清晰的理解,加强基础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自然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1)遗产保护体系混乱,各自为政。许多政府部门对自然遗产有行政管辖权力,可随时将这种保护权力变为合法经营的权力。直接或间接从事各种各样与盈利相关的活动,却破坏了本来属于公共福利的自然遗产资源。多个部门管理引起混乱,并最终导致自然遗产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多重管理导致对利益相互纷争,承担责任却是相互推诿。[2]当开发自然遗产有可观的收入时,自然出现利益纷争,每个部门一哄而上地参与,但在开发和保护的具体事务方面彼此推脱,没有人敢于主动承担责任解决实际问题,有效保护成为一纸空文。(2)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直到现在,我们国家还拿不出一部完整的国家法律来保护自然遗产,使得我国的自然遗产保护无法可依,而各地的自然遗产保护又各自为政。对那些为了追求利益损害自然遗产的行为,执法者无法凭借特定的法律规定,依法追究责任。在此种情况下,我们的许多自然遗产遭到了难以弥补的破坏。(3)思想认识错误。许多人只重视获得短期利益和追求良好的政绩而忽视了自然遗产的命运,把保护自然遗产与经济利益完全对立起来,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盲目开发利用的功利心态不及时纠正,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遗产丧失其完整性和真实性。我们时刻注意的是,思想认识的危害其实有时远远超过实际行动。(4)自然遗产保护资金缺乏。没有充裕的资金投入而想保护自然遗产绝对是一句空话。这些资金应该包括在每年的国家预算中,并且定期支付给我们的各级政府机构。但就目前来说,政府财政拨款非常稀少,仅依靠少量的政府财政援助,即使用于贴补遗产景区开放的成本也不能够维持,更不用说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门票的收入和其他旅游收入通常被用作了当地保护部门的保护费用。因此就出现了遗产保护部门很富裕,而自然遗产保护资金非常缺乏的现象[3]。毕竟国际上的援助和社会其他捐助者援助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其中的一些已被在包装在上市的自然遗产地,获得的利润成为企业经营收益的一部分。

2主要发达国家对自然遗产保护的经验

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和其他发达自然国家遗产保护体系已成熟。他们曾经一度陷于发展与保护的纠结之中,存在资金短缺问题。能有今天的成就是他们多年辛勤努力得来的,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四个国家作为成功的代表,他们的成功经验在很多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如表2所示,发达国家在自然遗产保护方面有统一的保护体系,完善法律体系和富足的自然遗产保护基金。上述国家的国家公园保护机构基本上都是非营利性质的政府部门,专门从事自然遗产的日常保护和保护,财政拨款是日常运作的资金来源,实行特许经营制度,经营者和保护者的角色进行分离,以避免只注重经济效率而轻资源保护的缺陷。我提出选择一两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作为试点的建议,由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直接保护,并进行特许经营试点和采用其他国家的最先进的保护制度,获得实际经验后向其他遗产地推广使用[4]。提高遗产资源作为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政府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经营是一种良好的补充,而特许经营的遗产是一种方向。以上四个国家对保护自然遗产的立法是相当重视的,平均每隔几年就会对修订原有法律,增强其有效性和适用性。它起到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美国自然遗产保护是基于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之上的,基本上做到了每个国家公园有自己独立的立法,美国国家公园的建立和各项政策的实施是以联邦法律为基础的[5]。与四个法律体系相比,我国的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似乎是不完美的。目前只有少数几部与自然遗产有轻微联系的法律规定,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或法规是专门为自然遗产保护服务的。因此,应该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遗产保护法》,以该法为基础,建立、完善、协调、丰富有关自然遗产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遗产旅游开发必须符合国际标准,走法制化、规范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总而言之,要实现对自然遗产长期有效的保护,必须要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我国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遗产保护的比较,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自然遗产保护体制很好地结合了该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作为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在融入国际体系后,结合当前我们自己的特点,构建合理的组织保护体系。以遗产保护法为核心,选择合适的遗产保护模式和运作模式[6]。以提高和建立有效的中国自然遗产保护体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自然遗产的“公共福利概念”,它不会因国情不同,体制不同而变得不适用,也不会因为资源基本条件差异而难以参考。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然遗产保护体系

3.1制定并使用我们国家的自然遗产资源保护法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仅对自然景区和文化遗产地做了必要的保护,也为保护它们做了大量工作。但如1985年颁布的《风景名胜区保护暂行规定》到现今为止已27年,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已明显落后于目前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现状,在现实实践操作时缺乏法律效力。不能很好地警示和惩罚蓄意破坏者。由于这些文化遗产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许多人又无法抵制这样的诱惑,便大肆进行破坏性的开发,打起了“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的幌子[7]。对于这些行为,当前我们不能很好的去界定合理适度的范围,政府也不能很好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故此,意识敏锐的专家和学者们纷纷谏言:希望抓紧草拟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法》。当然,还要根据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建设发展需要,借鉴、吸收西方发达国家遗产保护的立法经验,完善相应的法律条款和实施细则,使得这一法律法规更加审慎、严谨和富有可操作性。尽管含有不少具有很大文化价值的物质或非物质遗产未被列入遗产名录,但也要使其得到最大范围的保护,纳入必要的法律保护范围之内,作为我国长期的文化、法律战略实施。因此,保护重要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需要政府出台必要、有效的法律,来合理规划、利用和保护这些遗产资源。不断提高法律规范的系统性和合理性,将文化、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上升到制度化。促进自然遗产资源保护的过程,使珍贵的遗产资源科学地可持续利用和开发,为后人的福祉多做贡献[8]。另外,宣传、研究和有效执行现有的政策和法规,依法合理运用行政执法权,用法律的武器对遗产资源的破坏行为,进行严厉处置并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

3.2优化和改革我国的自然遗产保护体系我国目前的保护体系中,没有为自然遗产设立相应的专门保护机构,依旧采用国家风景名胜区保护或是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模式,仅在获得认可的保护区增设了自然遗产品牌的头衔,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保护,职责区域的划分又带来非常突出的问题。所以要改善和发展不相适应的文化和遗产保护体系,优化组织保护机制,完善部门保护体系,从整体提高行政效率和执行力的有效性。(1)构建一个科学严谨的保护制度。自然遗产保护在发达国家,保护体系构建相对完善。遗产资源的保护系统是由上下协作,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专门机构、遗产直接管辖单位、第三方支持性机构构成。他们机构设置相对合理,职责清晰,对遗产资源的保护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在过去,我国的资源保护部门之间,同时拥有开发和利用的权限,在保护过程中一直都存在着相互扯皮、推卸责任和监管不力的状况,不仅影响工作效率,也增加了行政支出成本。有鉴于此,建立国家统一保护的“国家遗产资源战略保护系统”是当务之急。改革现存的保护系统,组建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保护司,负责统一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保护。不同级别的保护保护单位只有建立一个行政区划部门,便于统一领导。通过非营利组织保护,能够使遗产资源不会因为保护标准的不同而产生无谓的利益分配冲突。第三方支持机构的成员,可以由科研单位、专业协会、资助机构和志愿者团体组成。目前,因为政府对这些机构的理解和关注程度不够,使他们的发展举步艰难。人们对遗产内涵的重要性和认知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事实上,根据西方的社会保护经验,第三方支持机构可以把遗产保护保护得很好,能把重要的资金和人才放在最需要的位置上。因此,努力发展和扩大此类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寻求更多的遗产保护资金。通过广泛宣传调动民间、私人的热情参与志愿活动,扩大志愿者队伍,从而扩展和增加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资金和捐赠[9]。科研单位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容忽视。有了这些智库的帮助,可以避免工作中可能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弥补缺乏专业知识的行政部门的保护缺陷。可以说,第三方性机构是遗产保护系统强大的支持与后盾。总体而言,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代表国家权威的行政部门,通过建立专业保护机构,统一保护、利用和保护的遗产资源,科学研究和使用行政手段协调处理由遗产资源引发的问题;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法》为基准,严格依照本法规定,对遗产资源逐步实现有效的保护和保护。(2)完善的保护模式和经营运行模式。站在对人类文明的保护的角度,选择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保护的模式是值得肯定的做法。它体现出了对遗产的精髓和遗产价值正确的理解。在这样的前提下,建立科学合理的传统保护模式应该具备五个标准。一个是标准化,即要与国际标准相接轨,在实践问题中与自身的特点相结合。二是针对性和适用性,对于不同级别、类型的遗产要有相对独立的保护模式系统[10]。三是完整的保护模式系统,应包括法律、保护体制、运营体制、政策规划和方针布局等各方面共同形成支持的系统。四是体系和模式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和连续的修改过程。直到和谐统一,有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无论选择哪一种保护模式,都必须将保护和经营相分离,实现两条腿走路。从根本上避免因经济利益驱使而产生遗产资源价值破坏的问题。即使是在开发旅游产业,在明晰产权后,也必须建立基于遗产保护和监督委员会的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监督机制。根据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遗产,采用不同的保护模式。低层次的遗产保护和运营可由基层政府负责,或向其他机构承包、委托给保护资质的第三部门;更高层次的自然遗产的保护和运营只允许专门机构负责,以免不必要的损失。[11]还可以跨部门或是跨行业合并保护。不属于传统类别保护可以划入“特许经营”的经营范围内,但在遗产和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所有这些运营行为都必须将其置于最重要的位置。(3)制订和完善保护和操作体系。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制订,需要相应的专家委员会的参与和监督。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由遗产保护委员会统一指挥和保护,为决策、监督的有效实施,政府对遗产保护增加必要的资金投入,保证一定规模的财政拨款用于遗产保护。同时对已准入市场运营的自然遗产资源采用许可证经营的方式,并对非市场化运作的自然遗产保护、保护、宣传和研究提供一切支持。此外,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润分配要有规定,确保各方收益。鼓励其他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积极地参与捐款,制定优惠政策,帮助筹集更多保护基金。当面对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社会稳定问题,要充分发挥各部门的协调机制。

3.3正确处理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遗产保护和开发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关系,即保护是目的,发展是手段。开发服务于保护,保护利于发展。要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必须正确、有效地处理在它们之间的关系。(1)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遗产保护和发展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冲突,两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今最主要和基本的任务是对遗产地保护。如把遗产资源当成摇钱树,不仅破坏遗产资源,而且会限制本地区的经济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全面进步。但是,对自然保护区的片面绝对保护,可能降低当地公民参与遗产保护的积极性,甚则产生抵触情绪,最终事与愿为。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对资源的保护总是放在重要的首位。任何开发都以保护遗产资源为要务。开发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统一规划、依法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保护”的总体原则;不能为了经济效益、知名度而以遗产资源的损害为代价。在遗产开发利用过程中,我们要时刻保持保护第一的思想:一方面通过合理开发遗产资源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并将部分转化为自然遗产保护区的维护基金;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和探索有效保护遗产的经验和方法,完善保护政策,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趋势,引导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形成统一的合作框架来支持保护遗产。总之,通过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创造可观的增值性的附加值。(2)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自然遗产多层次性和价值多样性,涉及诸多利益集团(图1)。如何在保护中处理和满足相关利益方的需要,解决我国自然遗产的保护、保护和发展之间矛盾的关键,在于平衡相关利益群体。我国现有的资源保护利益相关者,主要有国家、政府部门、风景区、其他利益相关者(社区、公众、社会团体)。有效平衡利益主体各方的利益问题,主要取决于智库和遗产开发项目的主要保护者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决策,在实施过程中使用法律、行政、资金、教育等方式、条件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主要矛盾。通过共同寻求合作的平衡点,合理安排和分配利益,从而达到互惠互利的多赢目标,否则众多的矛盾将难以解决。(3)与遗产旅游的关系。自然遗产资源开发矛盾主要体现在旅游开发的问题上。当前如何妥善处理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关系,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是专家、学者的研究重点。不能把地区经济价值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要注重科学发展内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要认真对待自然遗产的特有文化内涵与价值,珍惜和保护好珍贵的遗产资源。坚持科学发展理念,在立足于遗产保护的基础上,从长远发展考虑,造福子孙,为后人创造更高和保护更好的社会文化基石。在开发和保护的理论基础和经验上我们还十分匮乏,所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吸收失败教训是十分之有必要的[12]。一方面,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减少错误的弯路;另一方面,创建一个自然遗产和旅游共生双赢的保护模式。相关工作经验:以生态保护为依托,区域化分级保护、严厉整治过载的开发,科学定位文化价值。禁止在重点区域建立各类型服务实施,禁止用各种名目在自然遗产景观区周围的开发,切实保护遗产地。由此看来,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的发展,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实践中是可以实现一致性的。遗产资源保护得好,可促进旅游对遗产景点经济的持久收益;反之,旅游良性的发展,亦能够促进遗产保护和文化内涵的建设。

3.4培养自然遗产保护的专门人才人才培训与合理利用是自然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延续的关键。我国现有超过40多万处文化遗产和古迹,需要专业的保护人员去开发和维护[13]。而专业员工不足70000人,人员严重短缺。同时,现在的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专业水平严重落后于发展要求。尤其在高技能专业骨干领域最为突出,不足以担负起自然遗产保护的重任。所以亟需培养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士。遗产保护的相关机构也应对人才培养有一定的计划,类型、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都要统筹规划。大学在培养这种专业人才的设置上,仅在课程加入遗产保护的课程很难满足要求,也无法培养出未来需要的遗产保护专业人才[4];可以开设自然遗产保护学专业,培养专业人才;通过系统、详细、全面、跨学科培养专业人才,为今后的遗产资源保护的发展贮备更多人才[15]。这些人才应该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遗产保护知识,也应具备相关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研究的能力,掌握生态系统、企业保护、旅游保护等相关知识,是复合型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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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会后了“人类环境宣言”,由此拉开了世界环境保护的序幕。同年在巴黎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17届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旨在各成员国将本领域内具有世界保护意义的地点纳入“世界遗产名录”,通过国际合作,对其进行保护,并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由此宣告全球性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启动。至2004年底,共有177个国家成为签约国,列入名录的遗产地788个,其中文化遗产地611个。自然遗产地154个,混合型23个。其中有20处遗产是地质遗迹为核心保护内容而列入的,在自然文化遗产中的近百处都分布有重要地质遗迹。

世界遗产公约的宗旨是依据现代科学方法,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有效制度,共同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要求各缔约方对自然、文化遗产的辩明、保护、养育作出承诺并保证其世代传承。世界自然遗产的定义是:①从美学和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地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②从科学或保护的角度看,具有突出或普遍价值的地质或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定濒危动植物种群生态区;③从科学、保护或美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定的自然地带,上述定义中,地学意义的位置十分突出。同时又进一步明确了四条辩识标准:①构成代表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②构成代表进行中的重要地质过程、生物演化过程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③独特称有或奇妙的自然现象、地貌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景观地带;④尚存的珍稀或濒危动植物种群的栖息地。这是条辩识标准更明确世界自然遗产中地学遗迹的重要性。

但是,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文化遗产占了77%。自然遗产仅占19%,这对于广泛分布的、大量的、急需保护的地质遗迹实在是挂一漏万。为了弥补这一不足,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地科联(IUGS)、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华盛顿成立了“全球地质及古生物遗址名录”计划,目的是选择适当的地质遗址作为纳入世界遗产的候选名录。1996年改名为“地质景点计划”。

1991年Unesco和IUCN在法国迪尼召开地学遗产保护讨论会,来自三十多国家的150余位专家与会,一致同意发表迪尼宣言(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mory of the Earth 13, June, 1991, Digne, France),强调地学遗产“正如树木以年轮记忆其生长和生命,地球遗迹记录了其过去,这种记录既存在于地表,也存在于地下,既存在于岩石中,也存在地表景观中,都需要我们的解读”,研究地球表面环境变化的成果向我们展示了地球各圈层的自律系统,决定了环境的演变,无数次的Greenhonse与icehouse的更迭,特别是近期这种更迭的加速,发人深省。要准确预测未来,必需深刻认识过去。对地学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是必经之途。

199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促使各地具有特殊地质现象的景点形成全球性网络”计划,即从各国(地区)推荐的地质遗产地中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特殊性的地区纳入地质公园,其目的是使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永续发展。1999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6次常务委员会议中提出了建立地质公园计划(UNESCO Geoparks),目标是在全球建立500个世界地质公园,其中每年拟建20个;并确定中国为建立世界地质公园计划试点国之一。

中国是推进地质遗产保护最好的国家,特别是以政府的名义,推进国家地质公园的建立,以此达成有效保护地质遗产和地质生态环境,推动地球科学普及和地球科学研究,扩大当地居民的就业,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地质遗迹的保护工作始于七十年代末期,当时,地质遗迹的保护与研究多是作为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区中的一项保护内容。国土资源部(原地质矿产部)负责对其实施监督管理。1984年前该项工作只是作为其它类型自然保护区的部分保护内容;1984年后,原地质矿产部着手有计划地开展调研工作、组织制定规划及规章,使该项工作纳入正轨,先后于1987年、1995年颁布了《关于建立地质自然保护区的规定》及《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中国1985年缔约加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自1985年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中上元古界地层剖面”(天津蓟县)后,地质遗迹保护区的建立得到较快的发展。国土资源部成立以来又组织起草了有关地质遗迹管理办法,并召开相关会议,促进该项工作的进展。为配合世界地质公园的建立,国土资源部于2000年8月成立了国家地质遗迹保护(地质公园)领导小组,及国家地质遗迹(地质公园)评审委员会,制定了有关申报、评选办法。

五年期间,我国已建立了85个国家地质公园,其中有12家世界地质公园,60余家省市级地质公园;已经初步形成了的地质遗迹保护体系和网络。

2004年6月,国土资源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组织,在北京成功召开了第一届世界地质公园大会,有43个国家近500人参加了大会。地质遗产的保护、地质公园的建设与地学旅游业的发展已引起世界地学界普遍关注。

地质公园按管理层次分为四个等级:

县市级地质公园、省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按地学学科分类,可分为八类:

地层学地史学与岩相古地理学遗迹,如河北蓟县、河南嵩山等;古生物学与古人类学遗迹,如云南禄丰、新疆奇台、浙江新昌等;火山学与火山岩石学,如黑龙江五大连池和云南腾冲等; 构造地质学与大地构造学遗迹,如福建晋江深沪湾和河南宝天曼等;地貌学遗迹,可分出以下几种类型:

(一) 丹霞地貌(重力塌崩地貌伴有化学风化),如广东韶关;

(二) 雅丹地貌(干旱风成),如甘肃敦煌;

(三) 岩溶地貌(溶洞峰林峰丛石林峡谷天坑),如贵州织金洞、云南石林等;

(四) 云台地貌 (重力崩塌峡谷长崖峰丛),如河南云台山等;

(五) 张家界地貌 (砂岩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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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对策

Abstract:The paper describes the brief development condition of world heritages and the global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heritage protection. Through analyzing relevant conditions of China world heritage declaration,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world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re pointed out an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world heritage;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K87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10-04(7)

作者简介:童明康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一、世界遗产发展简况

1.《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简称《公约》)的诞生

1959年,因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危及阿布―辛贝勒神庙安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抢救性的国际保护运动。这为《世界遗产公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制定《世界遗产公约》的背景:文化和自然遗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类和自然破坏威胁;任何文化、自然遗产的损失都会对全世界遗产总体造成损害;各国保护水平不同,一些国家缺乏必要的保护条件;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对全世界人民而言都很重要;需要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定人类对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保护的共同行为。

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界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约》提出了建立世界遗产委员会和世界遗产基金,二者自1976年开始运行。截止2009年4月16日,《公约》已有186个缔约国。《公约》决定将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简称《名录》),作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加以集体保护。《名录》的建立旨在正确地确认、保护、管理、展示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并将其代代相传。截止2009年4月,《世界遗产名录》共有145个国家的878处遗产,其中文化遗产679处,自然遗产174处,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25处。

《公约》通过其实施细则――《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具体操作。《操作指南》为世界遗产工作设定了相应程序,是世界遗产领域开展相关工作的基本依据,是最为重要的文件。

2.《公约》内容与《世界遗产名录》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可分为古迹、建筑群、古遗址、城镇、文化景观等类型。

古迹: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壁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观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

1992年,产生了新的遗产种类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文化景观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共同结晶。文化景观主要包括三类:

(1)人类设计并创造、具有明确规划的景观。

(2)有机发展出来的景观。最初形成于社会、文化、行政或宗教要求,并与其自然环境相适应而发展成当前的形式。

(3)结合类文化景观。具备通过某些物质遗产所展现的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影响。

自然遗产:自然遗产可分为地质或自然地理结构、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种群(含有濒危物种)栖息地,自然美景等类型。

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之间,兼具两种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特性的遗产,被称作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

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等地方。

城镇:历史或现代的城镇、历史街区、村落。

3.世界遗产品类及其多样性

世界遗产是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具有全球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三大类。

4.世界遗产评估标准

世界遗产均须具有全球范围内的突出普遍价值,《公约》的《操作指南》分别设定了评估世界遗产的十条标准。其中,前六条标准适用于文化遗产的评估,后四条标准适用于自然遗产的评估。根据2008年1月修订的版本,分述如下:

标准I: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

标准II: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标准III: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标准IV: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标准V: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

标准VI: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

标准VII: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

标准VIII: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

标准IX: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

标准X: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相关机构

世界遗产委员会共有21个成员国。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由《公约》缔约国大会选出21个缔约国,作为委员会成员国,任期6年(新的规则任期一般为4年),每2年改选其中的1/3,即7个国家。2007年10月,第16届缔约国大会,我国以高票重新当选委员会成员国。

世界遗产委员会咨询机构:

1.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于1965年,负责对提出申报的所有文化遗产、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进行评估,并对其保护状况进行监测、报告。

2.ICCROM――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成立于1956年,通过培训与研究,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

3.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成立于1948年,负责对提出申报的所有自然遗产、混合遗产等进行评估,并对其保护状况进行监测。

4.UNESCO――世界遗产中心。世界遗产中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设立,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秘书处,充分利用ICOMOS、IUCN、ICCROM提供的服务,编制、签收、翻译和发放委员会的文件并负责委员会决议的实施。

二、全球战略与发展趋势

1.世界遗产发展新形势

为了增强《世界遗产名录》的可信度,确保有效保存世界遗产,促进缔约国开展有效的能力建设,通过交流提高对世界遗产的认识,从1994年开始,世界遗产委员会开始推动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研究。2005年2月,《操作指南》明确提出构建具有代表性、平衡性、可信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

近年来,促进世界遗产的平衡性发展,越来越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世界遗产委员会大力提倡、鼓励遗产品类的丰富多样化。平衡性包括地区平衡、国家遗产增长数量的平衡、遗产种类的平衡。在世界文化遗产中,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线性文化遗产、跨国项目等成为国际世界遗产领域提倡并重点支持的项目。目前,国际上正在进行申报准备和申报成功的此类项目有:丝绸之路――中国和中亚段跨国申报;中国的大运河――正在积极开展保护与申遗工作,推进规划编制;加拿大的里多运河――2007年6月28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印加之路――涉及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家。

2007年,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1届会议上,加拿大的里多运河(Rideau CanaI)因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第1、4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运河本身及坐落在金斯敦的2座城堡、2座塔和坐落在西德岛的1座塔。

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同样关注的其他新型文化遗产类型,包括工业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密切的地域文化遗产、20世纪遗产等。

在苏州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形成《凯恩斯―苏州决议》,缔约国每年只能申报两项遗产,其中一项必须是自然遗产,拓展项目占用名额。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1届会议对《凯恩斯―苏州决议》进行评估,会议决定执行现行申报规则,并进行4年实验,由缔约国自行决定每年两项申报遗产的属性。

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的申报,体现出向下列方向倾斜的政策:① 无世界遗产的国家;② 少于三项世界遗产的国家;③ 自然遗产;④ 混合遗产;⑤ 跨国项目;⑥ 非洲、太平洋、加勒比海地区项目;⑦ 10年内无遗产列入《名录》国家;⑧ 10年内未提出申报国家。

2.威胁世界遗产的因素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根据《公约》,威胁世界遗产的因素主要包括下列方面:① 衰退;② 大规模公共或私人工程的威胁;③ 城市化或旅游业迅速发展造成的消失危险;④ 土地利用的变更或易主造成的破坏;⑤ 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变化;⑥ 缺乏管理与保护;⑦ 武装冲突的威胁;⑧ 自然灾害等。

《公约》规定,必要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应制定《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将《世界遗产名录》中受到严重威胁,需要采取重大措施加以保护并根据《公约》要求给予援助的遗产列入《濒危名录》。

近年来,国际遗产保护界关注对世界遗产周围环境的保护,尤其关注由于世界遗产面临着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冲击,建设项目对世界遗产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和破坏,如中国三江并流拟建水电站遭国际社会质疑;丽江古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项目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建铁桥对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影响。

通过世界遗产全球战略和发展趋势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文化遗产申报极为严格、苛刻,其突出普遍价值的认定必须准确,让人信服,要有详尽的比较分析。

中国是遗产大国,排名稳居世界第三,已连续几年每年都有两项遗产被列入《名录》,国际比较关注,要求更高。列入《名录》的遗产保护压力更大,国际对遗产环境的关注度持续增高,保护难度增加。可信性、保护、能力建设、交流、社区是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五大重点。

三、中国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与管理

1.我国世界遗产发展历程

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我国首次有故宫、长城等6处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2年,我国加入了《全球生物多样性公约》。目前,我国有37处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数量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位居世界第三位。其中文化遗产26处,自然遗产7处,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处。

2.中国世界遗产取得的成绩

(1)世界遗产保护法制建筑初见成效。形成了以《宪法》、《文物保护法》等国内法律、法规、地方性专项法规、规章和《公约》等国际公约为主体框架的世界遗产保护法律体系。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与此同时,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也不断加大。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管理条例或办法。

2003年,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200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九部委《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6年12月,《长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2006年11月,文化部出台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年12月8日,国家文物局出台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

(2)不断完善国家、地方各级保护管理机构。2002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世界遗产处,负责全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管理工作,并协助建设部开展对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的业务管理工作。省级文物部门也加强了对辖区内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遗产所在地人民政府建立专门管理机构,负责世界遗产的日常保护、管理、展示、监测等工作。

(3)坚持规划先行,科学统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4)建立世界文化遗产检测管理体系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业咨询制度。实施专家咨询制度,严格实行遗产地文物本体保护工程方案报审和缓冲区(建设控制地带)新建项目报批制度,对未履行法定程序擅自施工的项目责令整改;设计重大保护工程项目和重大建设项目及时通报世界遗产中心,并加强监测和巡视等业务管理。

(5)加强监测管理。世界文化遗产地则因地制宜开展日常监测工作,采取实时或定期监测手段,对文物本体、大气质量、旅游、安全、环境和自然灾害等进行监测,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监测报告和相关研究论著。

(6)多方筹集资金,不断加大保护修缮力度。2003年5月,文化部颁布实施了《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年7月,国家文物局颁布实施了《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和《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对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和施工单位资质管理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各地按照上述管理办法的要求,进一步对古建修缮规范作出了明确规定。

(7)世界遗产保护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世界遗产保护最活跃和最有力的推动因素之一。目前,我国世界遗产工作的科技化程度不高,世界遗产保护、监测、管理的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比较落后。充分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利用现代化高新技术,提高遗产保护的科技含量,是世界遗产保护的当务之急。

(8)不断提高世界文化遗产的展示宣传能力,在保护中积极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9)世界遗产及周边环境不断改善。多数遗产地政府在保护世界遗产本体的同时,对遗产周边环境进行了大力整治,清除了一批乱搭建的摊点,卫生环境明显好转,脏乱差的状况基本改变。如:高句丽遗迹和沈阳故宫周边环境整治工作的成功。

(10)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日益增加。2006年7月,殷墟申遗成功,参观人数陡增10倍。2007年6月,开平碉楼及村落申遗成功,当地游客人数增加了五六倍。2008年6月,福建土楼申遗成功,当地游客人数陡增了近30倍。

3.世界遗产保护原则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对世界遗产保护原则做出了明确要求。我国遗产保护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开展我国遗产保护管理工作。

(1)保护为主原则。无论从《公约》的名称或是宗旨来看,保护遗产无疑是贯穿整个《公约》的精髓和根本所在,也是根据《公约》而发展起来的世界遗产事业的基石。保护是一切利用和传承的基础。

(2)集体保护原则。《公约》的宗旨在于建立集体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有效制度并通过集体性援助实现全社会共同参与遗产保护。为此,《公约》还设立了有关的国际援助制度以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基金。

(3)真实性原则。真实性原则主要是针对文化遗产而言,包括对遗产的设计、材料工艺或布局以及文化景观的特征及构成的真实性保护。缔约国应为此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建立完善的保护管理机制,制定遗产的保存、管理和开放展示的管理办法。

我国在保护世界遗产真实性方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保护历史原状的问题。历史建筑的维修是否要恢复“金碧辉煌”?这个问题关系到文物保护修缮的理念,关键在于如何尊重和保存文物建筑所承载的一切历史信息,尽可能少干预。二是对于已大部分损坏的文物建筑,原则上不得复建的问题。

(4)完整性原则。完整性原则要求制定完善的保护管理计划,采取充分、有力的保护措施。不仅要保护好遗产本体,而且要充分重视保持遗产及其周边环境(包括设立的缓冲区)的和谐统一,保护遗产及其周边环境之间、遗产与其各组成部分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

四、挑战与对策

1.问题与压力

(1)法规尚不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完善。国家层面还没有世界遗产保护管理专项法律或行政法规,我国早年申报成功的遗产地也绝大部分没有省级人大制定的专门规章,遗产地保护管理工作仍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的规范和指导。

(2)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遗产所在地人民政府在认识上存在偏差,过度关注世界遗产带来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而忽略了作为世界遗产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其保护管理则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屡屡在世界遗产保护范围内安排采矿、土地开发、毁林种植等影响甚至破坏世界遗产的项目,环境整治也变相成为房地产开发,改变了遗产地周边区域的原有功能和历史风貌,损害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3)管理体制不顺。遗产地管理机构级别过低,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世界遗产事业发展。此外,无论是人员素质、工作水平还是保护管理权限,均难以适应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要求。

(4)存在安全隐患。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着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自然灾害和风化侵蚀、环境污染等使世界遗产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另一方面,人为的建设破坏、管理不善以及盗窃、肆意破坏等所造成的后果甚至比前者更为严重。

(5)旅游压力。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促进的。世界遗产保护能有力地推动旅游发展,旅游发展也使世界遗产的价值得以充分发挥,其经济收益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一些地方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矛盾,部分地方的这种矛盾甚至还很尖锐。

(6)世界遗产文物本体保护维修任务艰巨,经费严重缺乏。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多、规模大,且年代久远,文物本体大都进入脆弱易损、险情频发期,急需保护维修。目前,除了需要进一步加强维修队伍建设以及对一些保护关键技术进行科技攻关外,资金严重缺乏已成为制约世界遗产保护的关键因素之一。现行的经费投入体制有待完善。

(7)申遗压力。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中国是唯一的文化遗产连续六年都有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今年来,我国世界遗产数量的稳步增加已引来国际同行,尤其是一些传统意义上遗产大国的关注,世界遗产中心及相关咨询机构从价值申明、保护管理状况、文本编制规范等方面对我国申报项目提出愈发严格的要求。

2.对策研究

(1)关注国际遗产领域最新动态,了解国际保护理念的最新发展,知己知彼,将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纳入国际轨道。

2007年、2008年,国家文物局先后两次与国际遗产领域三大国际组织――UNESCO、ICCROM、ICOMOS合作,在北京联合召开国际研讨会,即:“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和“东亚木结构彩画保护国际研讨会”。会议形成并通过了《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与修缮》和《关于东亚彩画保护的北京备忘录》。这些文件已经是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国际权威机构与组织共同制定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文件,对今后东亚地区木结构历史建筑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借鉴国际方式,缓解旅游压力。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旅游组织等联合召开了会议,通过了《可持续旅游发展》和《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计划》,强调在制订旅游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要维护遗产地的地方特色、文化和生态环境。ICOMOS也形成了《国际文化旅游》。这些国际和文件都为我们开展遗产地旅游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加强世界遗产保护教育和宣传。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的保护应当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我国长期重视对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人有关世界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保护好世界遗产。

(4)加强世界遗产保护与学术研究。世界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究领域相当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今后在世界遗产保护多学科综合研究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今后的10年或20年中,世界遗产的科学研究将会形成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遗产学。

世界遗产理论研究内容包括:① 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代表了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精华。② 基于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原则和措施。③ 世界文化遗产本身及其所依托的地域文化的研究。④ 遗产研究逐渐从实证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5)针对国际申遗压力,研究国际世界遗产领域全球战略的优先倾斜项目,如文化线路、跨国申报等,全力以赴做好丝绸之路,大运河的申遗工作。

(6)加强监测巡视和专家咨询。世界遗产监测是指按照国际公认的文物保护准则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周密的专业检查、审议和评估,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详尽的报告。包括:定期监测和反应性检测。

定期监测:《操作指南》规定,缔约国每六年应按规定格式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一份本国世界遗产保护状况(包括世界遗产保护的主客观条件,一些重大举措的性质、内容及后果的详细记录与说明)的报告。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分区域审查这些报告。

反应性监测:反应性监测是指有关国际组织、就某些特定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进行考察、评估,并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报告,再由委员会根据有关国际公约的条款作出相应的反应。反应性监测的结果有可能促成改善某一世界遗产地保护状况和开展国际合作,但也有可能导致遗产委员会将遗产地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将某一遗产地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

(7)实施五“C”战略。2002年《布达佩斯宣言》提出全球战略目标,即四“C”战略,后经由200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1届会议完善,最终形成五“C”战略,即世界遗产的可靠性(Credibility)、保护(Conservation)、能力建设(Capacity)、交流沟通(Communication)、社区参与(Community)。

(8)加强《预备名单》管理。《预备名单》实行开放式动态管理,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将自动从《预备名单》上除名,其他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保存状况完好的文化遗产,可由遗产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列入《预备名单》,国家文物局将根据国际世界遗产申报新趋势、新要求,综合衡量各申请点价值和保护管理情况,适时按程序决定其是否列入。对于保存管理状况不佳的《预备名录》项目,实施反应性监测,并考虑根据监测及整改情况,参照《操作指南》,启动警告甚至除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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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护设施 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TU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7-160-02

1 基本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广西贺州市。本项目为自然遗产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资源条件、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该国家森林公园自然遗产资源丰富,且相当具有特色。同时,建设单位的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能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2 建设规模与建设内容

本项目拟建内容包括生态参观步行道、看护管理用房、风貌恢复及消防设施、安防监控设施、森林林木景观丰富美化、地质灾害防治。

(1)园区内生态参观步行道

本项目建设的是景区景点的生态参观步道,分别从马古槽至暗冲瀑布步道2.1 km、情人林至锦绣村步道2.2 km、情人林至仙姑瀑布步道2.5 km、锦绣村竹园环形步道2.1 km、环方家茶园步道1.6km、银河落九天停车场至暗冲瀑布步道0.8 km以及配套的园桥建设。

(2)园区看护管理用房

本项目新建看护用房2处,总面积70m2;拆除并重建观瀑亭1座,总面积30m2;重新装修观瀑亭2座,总面积70m2。

(3)园区环境风貌恢复及消防设施

本项目拆除、搬迁重建公厕1座,修缮公厕8座,新建公厕1座,增设消防高位水池4座并配置给排水及污水处理设备,增设部分高压、低压电缆以及电信电缆。

(4)安防监控设施

本项目增设安防监控设施3套,并增设安防围栏1.5km。

(5)森林林木景观丰富、美化

本项目对园区公路边沟及路肩绿化美化,含受灾风景林林木恢复,总长7.1km。

(6)地质灾害防治

本项目对园区内5处存在安全隐患的地质灾害点进行防治。

3 工程技术方案

项目建设提出的工程技术方案如下:

3.1 园区内生态参观步行道

游览步道分台阶式和平铺式两种,坡度大于25 度时,修设台阶式步道,台高一般15cm,阶平25cm;小于25度时,采用平铺式。路面材料依环境或地段分别采用青石板、木(竹)栈道、片石、条石或仿竹木生物图形砼。生态参观步道布局在各游览景点内,宽度为1.2m,路面青石板铺筑,纵坡陡峭的路段砌成台阶式,危险地段设置仿木护栏或石柱护栏,确保游人安全。

3.2 园区看护管理用房

为了向游人提供歇息、遮荫避雨的场所,拟在仙姑景区至登山口路段新建看护用房2处,总面积70m2,采用木结构或和仿木结构建造,建筑风貌要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协调,融入自然遗产地的大环境中。

观景设施建筑风貌轻巧古朴,材质选用木结构和仿木结构,体量小巧轻盈,与周边的自然环境、景观相协调,并起到点景之功效。仙姑瀑布望瀑亭的建设地点及风格与周边环境不适宜,拟拆除后重新选址建设,总面积30m2。瓦窑冲景区观瀑亭和知青亭外观已破损陈旧,需进行修缮,总面积70m2。

3.3 园区环境风貌恢复及消防设施

(1)公共卫生

为保障自然遗产地的环境卫生水平,本项目需要拆除并搬迁重建公厕1座,修缮公厕8座,新建公厕1座。

(2)给排水设施

消防用水按每个消防栓用水量36m3/h,每个消防栓间距120m,火灾延续时间2小时计,不计入总用水量,但给水系统的供水能力要满足消防用水的需要。经测算,公园最大日用水量为699.1m3,其中生活及厕所用水611.1m3,绿化及道路喷洒用水88.0m3。

本项目增设消防高位水池4座并配置净水设备,相应配置输水管:银河落九天景区到大草坪情人林景区配置DN200的PVC输水管1.05km;方家茶园及锦绣村猕猴场配置DN100的PPR给水管2.26km;服务功能区及公园总部配置DN50的PPR给水管3.07km。

为保护景区的水环境,本项目在姑婆寨、仙姑瀑布停车场、马古槽停车场各设地埋式无动力污水处理装置(20m3/日)一台。同时,完善景区的排污管网系统,分别将九铺香观光酒厂至大草坪、暗冲至九铺香观光酒厂、登山口至大草坪通过DN300的混凝土污水管联系起来,总长3.26km。

(3)供电及通讯设施

公园景区的用电总负荷为781.8kW,其中姑婆江景区470.8kW,温泉景区200.5kW,仙姑溪景区81kW,瓦窑冲景区29.5kW。拟在公园总部新建一座800kVA的变电所(型号SL9-800kVA/10kV/0.4kV)。从大草坪至仙姑瀑布埋设3.5万kVA埋地电缆(三相),2.4km;白银凹至公园总部架设3.5万kVA架空电线(三相),0.85km;白银凹至路花电厂架设3.5万kVA架空电线(三相),7.05km;在大草坪、情人林、总部、锦绣村、方家茶园等多处均需铺设3?6mm埋地低压电缆,共计4.57km。

为完善景区内的通讯网络,大草坪、总部、仙姑瀑布需布设埋地电话电缆9.5km。

3.4 安防监控设施

本项目建设的是增设安防监控设施3套,并增设安防围栏。安防监控设施布设与景区内主要景点及交通要道处,尽可能覆盖更多的方位。安全围栏共长1.5km,护栏高1.1m,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其表面做仿木处理。

3.5 森林林木景观丰富、美化

公路两侧可视范围选用乡土树种进行植物造景,植物选择及配植考虑审美和防护两大功能,乔、灌、草结合,突出季相和层次的变化,构筑一个多元空间的绿色视野,形成公园绿色生态景观廊道。

本项目建设对景区内的道路两侧进行绿化种植,并结合各路段的景观主题配植各种观赏植物,达到美化景点、烘托氛围的作用。

此外,结合景观需求适当配置红枫、乌桕、山杜英、大叶榄仁等秋色叶树种,以及粉单竹、佛肚竹、吊丝竹等竹类植物,对沿公路2008年冰冻灾害后栲类林等风景林进行恢复。

3.6 地质灾害防治

景区内山体多出存在山体、岩体、土方塌方的隐患,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拟对易产生地质灾害的地点进行加固处理,共需要加固不稳定山体5处,山体加固挡土墙为浆砌石墙。

4 环境保护和节能

本项目的建设对环境影响较小,建设单位应按环保主管部门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意见,在项目实施中认真落实环保措施,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5 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对加大自然遗产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是实现森林公园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用地、供水、供电等建设条件基本具备,项目选址基本适宜。《报告》提出的建设目标、建设规模和内容符合贺州市总体规划的要求,是基本合理的。

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建议各有关单位对本项目的前期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促使项目建设能早日实施,建成发挥效益。

参考文献:

[1] 马秀玲.公路设计对交通安全的重要性[J].企业导报,2010(09).

[2] 赵崇军.关注我区未来小城镇建设规划[J].中国城市经济,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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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个区域,只有当年度入选世界遗产的数量趋于稳定时,对其分布特征的研究才具有比较长期的意义。为此,需将非洲各国历年入选的世界遗产加以统计。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曾经将全球分为非洲、阿拉伯国家、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欧洲和北美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5个部分,分别对其世界遗产数量进行过统计①,但由于“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属于非洲,以这种口径统计的非洲世界遗产不够全面。鉴于此,本文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将属于非洲国家的世界遗产析出,并按各项遗产的入选年份加以整理,得到自1978年以来非洲入选世界遗产数量的变化(图1)。图1显示,非洲入选世界遗产的数量除1978-1984年为一短期增长高峰期外,其他年度每年新增不超过5项。1985-2012年的28年间年均入选不足3项,1993、1995、1998和2010年甚至为0。非洲国家数量较多(有59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申报世界遗产的平均实力有限,因此非洲世界遗产的增量未来将处于低值稳定状态。

二、非洲世界遗产分布特征

按类型、所在国家和地区对析出的非洲世界遗产整理②得到,截止2012年,非洲共有世界遗产126项;其中文化遗产83项,自然遗产38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5项,遍及39个国家(表1)。为便于分析非洲世界遗产的分布特征,根据《世界遗产名录》中单项遗产的标定位置,将非洲全部世界遗产在非洲底图上集中标示(图2)。

1总体分布特征

总体来看,非洲世界遗产在大陆沿海和海岛地区、中等河流流域与非洲东部的分布相对集中。

(1)在沿海地带呈间断性集中分布,海岛地区密度较高

非洲世界遗产平均密度为4.15项/106km2(根据陆地面积计算③,以下提到密度时省略单位)。塞内加尔—冈比亚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空间密度最高,达38.10;贝宁、多哥、加纳、科特迪瓦4国成片区域次之,为8.93。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和南非4国分别形成孤立密集区,密度依次为50、19.61、7和6.56。海岛4国塞舌尔、毛里求斯、佛得角和马达加斯加地区平均密度为13.33。沿海地带世界遗产中,以作为殖民据点和贸易站的岛屿和要塞、城堡、竞技场、契约移民实验地、基督教遗址、伊斯兰教圣地、欧洲殖民者留下的旧城历史中心、阿拉伯人聚居区,以及古希腊、古罗马和伊斯兰文化相叠加的古城最多,说明来自西南亚、欧洲和南亚的势力对非洲世界文化遗产起源的影响巨大。除地理环境变迁中形成的鲸鱼谷、陨石坑以及大西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岩石礁、雨林及湿地类自然遗产外,宫殿、墓地、岩画,古人类文化、考古和古国遗址,以及适应半游牧生活和干燥环境的传统居住空间都是沿海地区古老文明的缩影。

(2)中等河流流经国家连片成高密度区

沿河流流域相对集中是世界各地遗产分布的共同特征(袁少雄等,2012)。计算非洲主要河流连续经过国家的遗产数和陆地面积发现,其中中等河流流域遗产密度高(表2),而尼罗河、尼日尔河、赞比西河和刚果河四大河流连片区密度均低于全洲平均值。这些中等河流均为外流河,其入海口也往往是沿海遗产分布稠密的地区,其入海口分布地点的空间差异则是非洲世界遗产在沿海地带不连续分布的重要原因。四大河流域由于沿途国家众多,那些地处内陆、面积大而遗产少的国家,导致整个流域的遗产密度被拉低。

(3)在东非大裂谷及东非和埃塞俄比亚高原分布密集

位于东非大裂谷沿线的马拉维、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5国,除坦桑尼亚地处沿海,拥有贸易港口遗址和城镇类文化遗产外,更重要的是这里拥有非洲数量最多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自然遗产。同时,这里作为非洲古人类和文明发祥地之一,考古遗址、古城镇,以及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当地信仰有关的文化遗产众多。该区遗产平均密度为9.03,远高于全洲均值。

2文化和自然遗产分布的空间差异

非洲世界遗产中的绝大多数为单一属性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密集区多为人类文明发祥地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先进的地区。与全洲世界文化遗产的平均密度(2.74)相比,埃及、利比亚、突尼斯3国连片成一高密度区(6.14),西非西南部贝宁、多哥、加纳和科特迪瓦4国连片区也较密集(5.95),尤以塞内加尔—冈比亚地区密度为高(28.57);摩洛哥(19.61)则为大陆沿海孤立性的高密度点,海岛国家佛得角和毛里求斯因国土面积狭小,文化遗产平均密度高达500。中等河流中,仅沃尔特河流域布基纳法索、贝宁、加纳、多哥和科特迪瓦5国连片为高密度区(5.94)。东非大裂谷及以东地区的马拉维、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5国连片区也是文化遗产集中地,密度为5.35。由于数量上远少于文化遗产,非洲自然遗产(全洲平均密度为1.25)密集区的分布与文化遗产呈现特点不尽一致。尽管也在沿海地带呈断续集中,但大部分自然遗产集中区的范围远小于文化遗产集中区。突尼斯(6.25)、科特迪瓦(7.76)、南非(2.46)、塞内加尔(10)、几内亚(1.92),以及岛国塞舌尔和马达加斯加地区(6.95)都属于较孤立的密集区。大裂谷及东非高原的马拉维、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4国仍为自然遗产连片集中区(2.12),但范围较文化遗产高密度区缩小。由沙漠、草原、疏林、雨林、湿地等景观构成的喀麦隆与内地国家中非和民主刚果相连,为一特殊的纯自然遗产密集区,3国平均密度为2.23,其中完全在内地的中非和民主刚果连片区为2.14。尼日尔则是由单一内陆国家构成的孤立高自然密度区(1.57)。极端的自然环境与封闭导致的人口稀少、社会经济滞后,使这里原始的自然面貌得以保持。

3地区尺度分布特征

按照现行地理教科书较为通行的划分标准,可将非洲分为5部分加以统计,文化、自然、双重遗产在北部非洲分别为35、2、1项,共38项;西部非洲分别为19、8、1项,共28项;中部非洲分别为0、9、1项,共10项;东部非洲分别为15、11、1项,共27项;南部非洲分别为14、8、1项,共23项。除中部非洲无文化遗产外,各地区文化遗产所占比例均大于50%,其中北部非洲最高,达92.11%;相反,北部非洲自然遗产所占比例最低,仅为5.26%,而中部非洲最高,达90%(图3)。与全洲平均密度(4.15)相比,东部、北部和西部非洲均为世界遗产稠密分布区,尤其东部非洲密度高达7.27;而南部和中部非洲低于均值,其中中部非洲密度仅为1.87。与全洲世界文化遗产的平均密度(2.74)相比,东部、北部和西部非洲同样为文化遗产稠密区,其中北部和东部非洲均在4.00以上;南部和中部非洲仍为文化遗产稀疏区,中部非洲最低为0。与全洲世界自然遗产的平均密度(1.25)相比,除北部非洲极度稀疏之外,其他地区自然遗产均较稠密,其中东部非洲密度最高,达全洲均值的2倍以上(图4)。中部非洲环境封闭、人口稀少、社会落后,使其自然遗产密度较大、占总数比例较高;文化遗产比例和密度最高的北部非洲则受当地古人类文明和区域外部势力的共同影响,人口数量多、经济发展较好;2类因素均有体现的东部非洲则在各地区中总遗产密度最高。

4国家尺度分布特征

非洲59个国家和地区中,世界遗产数量7~9项的有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南非、阿尔及利亚、埃及、坦桑尼亚;4~6项的有塞内加尔、肯尼亚、利比亚、民主刚果、马里、津巴布韦。南苏丹、西撒哈拉、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利比里亚、赤道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吉布提、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斯威士兰、莱索托和科摩罗等国尚无世界遗产。这些国家要么极小,要么极穷,要么长期局势动荡,有的甚至尚未成为《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

(1)各国不同种类世界遗产比例悬殊

非洲39个拥有世界遗产的国家中,除加蓬均为双重遗产外,利比亚、摩洛哥、苏丹、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冈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多哥、博茨瓦纳、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14国均为文化遗产,尼日尔、几内亚、喀麦隆、中非、民主刚果、塞舌尔、赞比亚、乍得和刚果9国均为自然遗产。拥有2种以上世界遗产的15国各类遗产的比例依然悬殊。其中,文化遗产比例均大于75%的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其自然遗产的比例低于全洲均值(30.16%),阿尔及利亚和马里甚至为0;而文化遗产比例低于全洲均值(65.87%)的毛里塔尼亚、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拉维,与文化遗产比例最低的乌干达和马达加斯加(33.33%),其自然遗产的比例均大于40%,乌干达和马达加斯加最高,达66.67%(图5)④。各国各类遗产比例相差悬殊,遗产数量较多(4~9项)的国家中,阿尔及利亚和马里除拥有1项双重遗产外,埃塞俄比亚、埃及和突尼斯除拥有1项自然遗产外,其余全属文化遗产;以热带雨林与草原、陆地水体、山岳和岩石礁为主要特征的自然遗产比例大的国家(如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塞内加尔等国),也因存在古老人类文明与外来文化的强势侵入而没有成为纯自然遗产国。此外,面积狭小的国家不仅世界遗产数量少,而且种类单调。

(2)各国遗产密度差异大

非洲拥有世界遗产的39个国家中,有20国的遗产密度大于全洲平均值(4.15),其中埃及、贝宁、加纳、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和南非均未超过10;科特迪瓦、摩洛哥、多哥、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和津巴布韦介于10~20之间;塞内加尔、突尼斯、冈比亚、佛得角、毛里求斯和塞舌尔6国分别高达30、50、150、250、1000和4347.81。低于全洲均值的19个国家中,布基纳法索、马里、加蓬不到4;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尼日利亚、喀麦隆、民主刚果和中非介于2~3之间;苏丹、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几内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介于1~2之间;刚果、乍得和赞比亚小于1(表3)。如表3所示,文化遗产密度低于全洲均值(2.74)的19国中,除刚果、乍得、尼日尔、几内亚、喀麦隆、中非、民主刚果、塞舌尔、赞比亚和加蓬10国为0外,苏丹、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均不及1.5;高于全洲均值的20国中仅科特迪瓦、利比亚、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南非少数国家未及5,埃及、贝宁、加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拉维和津巴布韦介于5~10之间,摩洛哥、塞内加尔近20,突尼斯、冈比亚、佛得角和毛里求斯分别高达43.75、150、250、1000。自然遗产密度低于全洲均值(1.25)的国家中,除阿尔及利亚、马里、利比亚、摩洛哥、苏丹、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冈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多哥、博茨瓦纳、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加蓬17国为0外,刚果、乍得、毛里塔尼亚、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均小于1;高于全洲均值的16国中尼日尔、几内亚、喀麦隆、中非、民主刚果、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南非和津巴布韦9国小于5,突尼斯、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肯尼亚、乌干达和马拉维介于5~10之间,塞舌尔为极高值4347.81。以每百万km2面积衡量,国土狭小的国家只要拥有世界遗产其密度便会极高;而面积较大的国家中文化遗产密度高者与总遗产具有一致性,但自然遗产并非如此。这是由于一般而言,大国的文化遗产数量均远多于自然遗产,遗产总密度高主要是由文化遗产贡献。

三、结论

总体上,非洲世界遗产分布的形成原因包括自然环境、历史发展和地缘位置3个方面(尹国蔚,2011b)。由于非洲各国已入选的世界遗产均不超过10项,本文未分析单个国家内部世界遗产的分布情况,而从全洲、地区和国家3个层次,以文化和自然遗产为主,揭示非洲世界遗产的分布特征。

(1)从全洲看,大陆沿海和海岛地区、中等河流流域与非洲东部局部地区世界遗产分布相对集中。就地区而言,东部、北部和西部非洲比较稠密,其中东部非洲密度最高。国家尺度上,科特迪瓦、摩洛哥、多哥、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和津巴布韦等国(世界遗产密度大于10),以及塞内加尔、突尼斯、冈比亚、佛得角、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国(世界遗产密度不低于30)绝大多数在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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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突出的普遍价值;游客感知;专家评价;公众评价

中图分类号 IC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0-0161-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0.021

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突出的普遍价值OUV(OutstandingUniversal Value),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评选世界遗产时的主要依据,旨在永久性保护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至高重要性的、进入世界遗产名录WHL的人类财产。按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OUV是指“文化和/或自然价值是如此罕见,超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OUV的评估标准有十项,分别是创造价值i、交流价值ii、见证价值iii、典范价值iv、利用价值v、关联价值vi、景观美学价值vii、地球科学价值viii、生态学价值ix、生物多样性价值x。如果遗产符合一项或多项标准,委员会将会认为该财产具有OUV。操作指南同时指出,“只有具有完整性和/或原真性的特征,且有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确保遗产得到保护,遗产才能被视为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2004年和2008年,ICOMOS相继了Gap Report和OUV Report。Gap Report从类型框架、时空框架和主题框架,对OUV进行了详尽的阐述:①类型框架:考古遗产、岩画遗址、古人类遗址、历史建筑物及建筑群、城市及乡村聚落/历史城镇与村落、乡土建筑、宗教遗产、农业、工业以及科技遗产、军事遗产、文化景观、公园及庭园、文化线路、墓葬文物和遗址、象征遗产和纪念物、现代遗产等14类;②时空框架:将整个人类文明的时空进程分为人类早期进化、近东和远东、欧洲、亚洲、太平洋和澳大拉西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南极和北极地区、现代世界等9个大类;③主题框架:文化交流、创造性表达、精神文明体现、自然资源利用、人类的移动、科技发展等6个大类。OUVReport认为,主题框架有助于专家评估和确定遗产点到底符合哪一项或多项评估标准;时空框架有助于确定遗产点在某特定时空是否“独一无二”;类型框架有助于将遗产点归于某一类型。

不难发现,遗产OUV主要由专家基于Gap Report和OUV Report进行科学评价和比较分析得出,试图挣脱国家界限、民族身份、意识形态束缚,界定其独一无二的特性,进而将其视为全人类无可估价且无法替代的财产。但在实际评选中仍然备受质疑,比如OUV的评价话语权、十项评估标准的进入门槛、评估专家的价值中立、OUV的跨文化、跨地区理解差异问题等。诚如《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所揭示的,“在不同文化之间,甚至在同一文化内,有P文化遗产价值及其相关信息源可信性的评价标准,也可能会不一致。因而,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原真性置于固定的评价标准进行评判是不可能的。相反,为了尊重文化多样性,遗产的特性必须在其所隶属的文化环境中加以思考和评判(1994:第11条)”。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在对遗产OUV的认定中是极为困难的。

其次,世界遗产公约其目的不是旨在保护所有具有重大意义或价值的遗产,而只是保护那些从“国际观点看”、最具有突出价值的遗产;并要求当事国,基于OUV的标准和惯例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事实上,遗产的价值往往深植于当事国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背景,具有世界性、国家性、区域性、地方性的分尺度属性,仅仅从“国际观点看”进行OUV的界定,必然导致评选中(既包括当事国提名阶段的价值丢失,也包括UNESCO最终核定阶段的价值丢失)、管理中存在的价值丢失问题。评估专家也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并存在跨文化、跨地区的理解差异问题。例如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符合ii、iii、vi标准,2011)的东方“诗情画意”在欧陆遗产专家的感受中绝对不存在。即使是对自然遗产OUV评估,同样存在价值丢失问题,比如我国部分世界自然遗产的山水文化核。这种价值丢失问题,必将进一步影响到遗产地的综合性保护和信息源的丢失,比如对和OUV不相关的部分保护力度不足、阐释力度不足等。

再次,诚如OUV Report指出的那样,关于OUV的理解、阐释和传播,仍然存在巨大的困难。多数的研究已经指出,OUV存在跨文化上的传播和理解差异问题(相较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的OUV跨文化传播困难最大,比如外国游客对黄山的认知主要为“山水黄山”,而非“山水文化黄山”),即全球语境与地方语境的冲突。事实上,需要着重强调是,即使是在当事国,OUV的传播和阐释仍然存在问题。遗产地的管理者更为重视“世界遗产”的品牌价值,有诺不依甚至忘记其“为什么会成为世界遗产”。我国的多数遗产地并没有有效的将遗产OUV传递给公众,例如峨眉山(符合iv、vi、x标准,1996)的普贤船、化石游道、仙圭石等体现其OUV价值的点,在固化的游览线路中并未体现。

通过上述阐释,以中国进入WHL的三清山和九寨沟以及进入预备名录的江南水乡为实证案例,试图了解OUV的专家评价及其公众评价的差异问题,同时试图验证作者在常年规划和调研过程中的既有认识,即OUV评价会导致遗产地存在价值丢失的问题。

1研究设计

1.1案例选择

主要遵循实用性原则。2013-2014年期间,项目组分别受UNESCO、江苏省旅游局的委托,编制《Visitor Management Planning for Mount Sanqingshan National Park》和《江苏省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九寨沟则是源于其是项目组的常年跟踪调研案例。这其中,三清山和九寨沟作为自然型遗产的代表案例,江南水乡作为文化型遗产的代表案例。2000年在联合国遗产中心专家的提议下,江苏的周庄、同里、角直,浙江的乌镇、南浔、西塘,开始正式以“江南水乡”的名义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于2008年正式进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录。文章选择周庄、同里作为江南水乡的代表。需要说明的是,同里的退思园目前已经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符合i、ii、iii、iv、v标准,2000)的增补系列遗产点,进入WHL(见表1)。

1.2OUV的Liket量表设计

OUV的指标量化主要基于UNESCO对遗产地的OUV综合评价。OUV综合评价由总体评价和基于具体评估标准的支撑评价组成,是一个对遗产地价值的描述性总结,显然其是无分值、无权重,这也是上文提到OUV评估标准的进入门槛争议问题。之所以将OUV转换为可感知、可评价、可测量的Liket量表选项,源于:①诚如OUV Report指出的,OUV主要通过人的欣赏和评价得出,无论是从类型框架、时空框架,亦或是主题框架来看,每个遗产地都在若干细分类型和维度上具有多个独立性的属性。研究者能够基于OUVC合评价,将其转换为可测量的Liket量表选项。②文章的一个创新观点认为遗产的价值具有世界性、国家性、区域性、地方性的分尺度属性。因此,OUV的测量除了参考UNESCO“从国际观点看”对遗产地的OUV综合评价,文章同样借鉴OUV的思维,增补遗产地的那些从“国内观点看”的“OUV”(见表2)。

三清山遗产OUV的Liket量表为“4+1”。除了从其OUV综合评价中提炼出“奇峰怪石”、“峡谷幽云”、“植被生态”、“高空栈道”等世界语境测量选项以外,额外增加了“道教名山”1个增补的“OUV”国内语境量表选项。

九寨沟的Liket量表为“4+1”。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在UNESCO的OUV价值评估基础上,将其价值提炼为“九寨六绝”(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蓝冰)。考虑到藏族村寨的独特民族文化性,最终的Liket量表包括了“生态环境”、“雪峰彩林”、“野生动物”、“翠海叠瀑”等OUV世界语境测量选项,同样包括了“藏族村寨”1个增补的“OUV”国内语境量表选项。

江南水乡遗产OUV的Liket量表为“0+5”。通过研究其向UNESCO递交的提名文件,文章将江南水乡遗产OUV提炼为“水乡泽国”、“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传统生活”、“小桥、流水、人家”等5个测量选项。事实上,“水乡泽国”、“人杰地灵”等可在角直、同里等古镇的牌坊匾额中看到,而在和地方旅游管理者的碰撞交流中,他们高度认同按照上述5个测量选项进行导游词的梳理。

数据收集主要通过游客问卷调查,抽样方法为现场便利抽样。三清山调研时间为2013年8月8日-16日,发放游客问卷600份,获得有效问卷564份,有效率为0.94。九寨沟为2009年5月5-10日,发放游客问卷600份,获得有效问卷520份,有效率为0.87。江南水乡为2013年4月29日-5月1日,发放游客问卷1 051份,获得有效问卷1 029份,有效率为0.98。之所以将周庄、同里叠加一起分析,源于其遗产特征高度一致;存在一个整体的地域单元概念,空间上毗邻;游客属性高度相似。

1.3信度、效度分析

计算Cronbach’s α系数和校正的项总体相关系数CITC。α系数一般会随着量表选项的增加而增加。三个案例地的量表选项均为5项,可能会制约其信度水平。三清山、九寨沟、江南水乡的Cri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2、0.69、0.80,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能够通过信度分析。一般量表所有选项的CITC都需要大于0.5,则其信度水平会较高;如果小于0.5,则建议删除该量表选项。实证发现,对于CITC需要谨慎对待,详见下文论述。

由于量表选项较少,文章只进行了内容效度分析。所设计的量表选项能够通过内容效度检验,源于:①3个案例地的量表选项主要从UNESCO对遗产地的OUV综合评价或当事国的申遗声明中对应提炼和转换出来的;②量表选项是由项目组和甲方单位多次综合讨论和逻辑判断得出,可以认为3个量表的所有选项具有代表性,与测量的主题密切相关。

2OUV及其游客感知

2.1三清山

三清山是中国道教名山,按八卦布局的三清宫古建筑群,被誉为“中国古代道教建筑的露天博物馆”。十亿年的地质演化形成了奇峰耸天、幽谷千仞的山岳绝景奇观。“独特花岗岩石柱与山峰,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自然审美语境,变换成“东方女神、巨蟒出山、万笏朝天、老道拜月、玉女开怀”等道教审美语境。三清山具有突出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山水文化核。UNESCO将其OUV评估界定为:三清山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展示了独特花岗岩石柱与山峰,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与多种植被、远近变化的景观及震撼人心的气候奇观相结合,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美学效果,呈现了引人入胜的自然美。

三清山成为世界遗产地,是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重新认识和发现的过程。一是强化遗产地的环境综合整治,采取“分级保护”、“封、关、拆、整、建”、“山上游、山下住”、“净菜上山、洗涤下山、垃圾下山”、“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植树造林”、“数字三清”等行动。二是科学论断和比较与黄山的价值差异,如地质构造、地貌景观等层面,以突出其“突出性”和“普遍性”,这在申遗之前是没有的。实证结果表明(见表3):

OUV的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之间具有共性特征,表现为“奇峰怪石”(4.40)、“峡谷幽云”(4.30)、“植被生态”(4.35)、“高空栈道”(4.46)等量表选项的均值得分上。虽然“高空栈道”不是OUV的直接内容,但确为游客进入景区欣赏震撼性的景观创造了必要条件,成为OUV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之间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征。游客赞同三清山的“道教名山”(3.58>3.5)价值内涵。

正文前文所述,OUV在挣脱国家界限、特别是要求当事国按照OUV的标准、惯例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会导致遗产地存在价值丢失的问题。实地调研发现,相较于与OUV密切相关的自然价值,三清山在道教相关的文物、建筑和遗址上的保护力度相对不足,特别是八卦布局的三清宫古建筑群,游客可以任意触摸、踩踏。为了成功申报世界遗产,三清山的文化价值在其当事国提名阶段就存在价值丢失问题,仅以自然遗产进行申报;而在UNESCO最终核定阶段,同样存在价值丢失问题(表1)。

2.2九寨沟

UNESCO将其OUV评估界定为:九寨沟是一个具有突出自然美的保护区,拥有壮观锯齿状的高山针叶林,同蓝色、绿色和紫色的水池、湖泊、瀑布、喀斯特洞穴一起,呈现出清澈水晶般的仙境奇观。一系列狭长的圆锥状喀斯特地貌,是高山喀斯特水文研究的“自然博物馆”。九寨沟在四川省北部,占地72 000 hm2,保留了一系列重要的森林生态系统,成为许多濒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如大熊猫、羚牛。曲折狭长的九寨沟山谷海拔高度4 752 m,同样拥有保存完好、具有突出美学价值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借鉴UNESCO的OUV价值评估,将其综合提炼为“九寨六绝”(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蓝冰)。藏族村寨虽然在其OUV评估中是缺失的,但“九寨”藏族文化历来是其营销推广的重点。独特的民族文化,使得九寨沟基于自然的旅游和基于文化的旅游并重。实证结果表明(见表4):

同三清山案例一样,九寨沟OUV的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之间,同样具有共性特征和差异特征。共性特征主要包括“生B环境”(4.01)、“雪峰彩林”(4.31)、“野生动物”(3.85)、“翠海叠瀑”(4.34)等评价上。虽然游客见不到野生大熊猫和羚羊,但通过“熊猫海、熊猫海瀑布、箭竹海、金羚海”等地名唤醒,以及地陪导游解说,游客仍然赞同“野生动物”的量表选项,虽然均值相对较低(3.85>3.5)。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的差异特征,主要表现在“藏族村寨”(3.59)的量表选项上,游客赞同九寨沟“藏族村寨”的价值内涵,虽然其在九寨沟OUV评估中是缺失的。

结合三清山、九寨沟案例,不难发现,它们从“国际观点看”,主要是在自然属性上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因此为了成功获得世界遗产的品牌,仅以自然遗产的形式向UNESCO申报;但从“国内观点看”,它们在人文属性上同样具有类似OUV的价值属性。相较于三清山,九寨沟的“九寨六绝”遗产价值提炼和形象定位则相对清晰。无论是从“国际观点看”的OUV,亦或是从“国内观点看”的OUV,九寨沟通过遗产保护、景区管理、营销推广上,都能够清晰的传递给社区居民和市场游客。

2.3江南水乡

江南水乡以其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清丽婉约的水乡古镇风貌,古朴的吴依软语民俗风情,而驰名海内外。独特的地域环境,使得江南水乡不仅衍生出依水设镇,临河而居的“小桥、流水、人家”的聚落特性,更因纵横密布的河道联系和丰饶物产,成就了基于水的繁荣地域经济,评述江南水乡OUV如下(见表5):

游客赞同江南水乡的OUV,“水乡泽国”(4.16)、“物产丰富”(3.88)、“人杰地灵”(3.81)、“传统生活”(4.13)、“小桥、流水、人家”(4.07)等5个量表选项的均值都大于3.5。对比分析表3、表4、表5,不难发现,三个量表的所有选项在测量独立性上都比较好。F test方差分析表明,三个量表的重复度量效果良好。江南水乡量表选项的CITC数值均大于0.5,因此其Cronbach’s α系数相对较高。三清山和九寨沟的部分量表选项的CITC数值小于0.5,为提高量表信度水平,理论上应该删除。但正如前文1.3所述,三清山和九寨沟的量表从逻辑判断上能够通过内容效度检验,为了盲目提高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和对量表选项进行净化,是不可取的。

世界遗产的OUV评估,除了要求对照十项评估标准以外,遗产的完整性、原真性以及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是OUV的必要条件。即使符合一项或多项评估标准,仍然不会进入WHL。多数研究指出,我国的江南水乡遭到一系列的“历史性破坏”、“建设性破坏”和“商业性破坏”:全民经商、破墙开店,过度商业化;假期游客高度拥挤;原住民外迁,社会结构变异;房地产高强度开发,古镇日趋贵族化、主题化、公园化等。同里、震泽、千灯等江南水乡,并未有因其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列入中国申遗预备名录,而获得地方政府区别差异化的对待。它们被视为工业重镇,而非一个充满传统性的历史文化名镇。从OUV专家评价的视角出发,其科学的评估范式和严肃性,将导致江南水乡很有可能不会进入WHL。

从公众评价的视角出发,江南水乡的OUV能够被理解和欣赏,但受制于专业知识和水平的限制,公众评价有其局限性。显然公众评价无法替代专家评价,这提醒我们部分在有关财产和遗产的原真性研究,陷入了一种相对不严肃、不认真的尴尬,所谓的“建构的原真性”、“后现代的原真性”,亦或是“存在的原真性”,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视角出发,它们永远不可能替代“客观的原真性”。这同样提醒我们,在遗产保护和管理中,特别是OUV的阐释和传播,如何应对这种“被阐释”、“被建构”的现象,作为直接管理方的遗产地地方政府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比如“假古董、假文物、假房子泛滥一游客认为是真实的一继续假古董、假文物、假房子”的恶性市场循环)。

3结论和讨论

世界遗产OUV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全球视野和本土意境下的阐释差异。如何在国际视野下融入地方性理解,以及如何在评价过程中消除价值流失的弊端,成为了世界遗产评选标准拟定的重要一环。本文以三清山、九寨沟以及江南水乡为例,通过量表实证分析和测度游客对世界遗产OUV的感知,发现了专家评价与公众评价的共性与差异特征,提出了将国际语境与本土语境有机结合的OUV评价新标准。具体结论如下:

OUV能够被公众理解和欣赏,可以成为遗产地保护、管理和阐释的重要理念。但在当事国国内,比如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遗产地的管理者往往更为重视“世界遗产”的品牌价值,有诺不依甚至忘记其“为什么会成为世界遗产”,制约了OUV的传播和阐释。遗产地的管理者,应该加强OUV遗产空间的有效保护,突出OUV解说、阐释及其教育意义,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普及OUV标准及其管理惯例,基于OUV进行景区线路组织和空间规划设计,以OUV为核心模块进行游客满意度统计与调查等(比如现有的游客满意度模型,旅游服务、旅游接待设施的权重往往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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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龙仙岩风景区特色 开发建议

[中图分类号] P66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5)-7-17-2

当人们还没有精神准备时,2014年6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广西桂林、环江两地岩溶区归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第二批)。一向不被人们重视的环江岩溶景观资源顿时与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并蒂,一跃为世界级景观资源,真是受宠若惊。如何开发?如今大趋势是绿叶托红花的模式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瑞良龙仙岩风景区是喀斯特自然遗产地前沿区的一朵鲜花,具于环江县城西北48千米处川山镇瑞良屯旁,有柏油路接1千米的水泥路直达景区。2014年10月笔者亲临现场,感受颇深。

1龙岩风景区特色

1.1洞穴呈螺旋式立体框架结构

龙仙岩洞中有三层洞腔,规模由大变小,景观由少变多,引人入胜,玲琅满目。其中第一层洞厅长98米,最宽30米,高6米,洞底平坦,局部低洼处堆积半透明穴珠,四壁石幕遍布。洞底稀疏分布如龙似凤的石笋,洞顶沿裂隙分布有参差不齐的石旗和较小的钟乳石、白色的鹅管,灯光下显得金碧辉煌,人在其中如入仙境;于大厅一侧沿石梯向上10米进入第二层洞厅,长90米,最宽60米,高3-4米,洞厅钟乳石种类多,密度大,造型奇特;于二层向上10米进入第三层洞厅,洞长30米,宽10米,高3米,二、三层钟乳石呈连续过渡态势,石柱、石笋、石钟乳、石幕应有尽有,仪态万千,观之令人震撼。

1.2传承毛南族同胞的“龙”、“三界公”文化

传说中龙仙岩内曾居住过三位仙人即龙王、龙子和三界公,专门为附近毛南族同胞惩恶助善,确保一方平安,深受当地毛南族同胞尊敬爱戴。每年春节、清明节,附近百姓争先恐后前往龙仙岩进行多种形式的拜祭活动,最多时达万余人次,场面热烈。故龙仙岩深度开发,对传承民族文化正能量,推动公益事业发挥重要作用。

1.3洞外视野开阔

远处峰丛,山形奇特,山体植被好,郁郁葱葱,环境十分优美,特别是北端一个山体似雄狮高昂着头,以示狮威,保护山下万物昌盛、平安。其下一级山包坡缓,杉木旺盛,近看是近数百亩平川,为村舍和农作物耕作区。山泉从南边山脚涌出,汇成小河向北流,水流量较大,常年奔流不歇,是沿河两岸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的重要水源。龙仙岩位于村舍南东近百米山体下半部,有水泥石阶路直达洞口。

1.4景区区位优势好,开发潜力大

本景区有独具魅力的洞穴奇观、深远的文化内涵,优美宜人宽敞的生态环境,在此可画出最美的画卷、写出最动人的诗篇;该风景区位于环江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前缘,随着世界遗产地开发逐步升级,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全面提升。作为遗产地开拓的先行者,定会迎来旅游业的春天,受益匪浅。

1.5四周景区衬托效果好

小范围内,即自然遗产地主景区是国家级木论自然保护区,其内多彩的岩溶景观令人陶醉,有牛角寨瀑布群、长美山水美地、凤腾山古墓群、明伦北宋牌坊、文雅地质公园;大范围内有贵州荔波世界自然遗产地、南丹恩村洞、里湖地下长廊、河池龙江大峡谷等景区,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联线成网,便可扩大了各景区的客源市场,走共同致富之路。

1.6景区已具备一定的开发基础

每年春节、清明节等节假日方圆数十千米,毛南族同胞祭拜祖先三界公,观看洞穴美景已构成习俗,有一定规模的客源市场,洞中的灯光、游道设施初步成型。锦上添花工程已由钦州市海林公司与龙仙岩老板联合开发这片旅游圣地,不久将成为一个集科考、访古探奇、旅游观光、健身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的风景名胜区。

2开发建议

2.1指导思想

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适当超前、人性化服务的开发理念,即景区的开发应循序渐进,由点到面,逐步完善建设风格(设施布局、风格、材质)要与奔小康气氛相呼应。适当超前指景区的软硬建设向国内外高档次景区学习;人性化服务指服务宗旨适应不同性别、不同文化水平、不同信仰、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等人群的需要。

2.2改进龙仙岩的空气环境

于一层、三层洞穴打通二个通气道,避免游客多,洞内缺氧,洞中舒服感差;游道及扶手栏杆改造,游道下面注意防滑,坡度适中,石阶每级不超过18厘米,上面保证2.0米高的游客不要碰头。第三层游道接通气道,避免走回头路,洞内外光源尽量采用LED环保耐用光源,扶手坚持坚实、美观、耐用,材料避免使用易生锈、易腐蚀的材料,室内应增添环境检测仪(负氧离子、温度和湿度等)。

2.3洞外建设

低矮山包、缓坡植被注意树种、花卉的更替,杉木换成桃李、柿、柑桔、大枣等果树,花卉向美化、香化发展;林中搭建小木屋,供游客休闲、度假,山上可养一些优质土鸡,山下小河源头近山脚可开辟3亩的鱼池和一个游泳池供游客垂钓和游泳,小河n化,两岸可有垂柳、水杉、桃等常绿树种、四季花卉及石椅、凉亭,健身器材;现农田、菜地全部改种绿色蔬菜,供游客享用。

2.4三界公烧香(佛堂)建议移至洞南侧

洞内烧香污染环境,这是不允许的,为了树立三界公勤劳、慈善、爱民的高大形象,可建一个仿古庙宇,内设铜(木)质塑像,供毛南族同胞前去祭拜,这也像壮族同胞祭拜布洛陀一样,传承孝、敬古文化的意识,提高人们文明的素质。

2.5借环江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东风,充分做好宣传舆论工作

着重突出独具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资源,优雅怡人的自然环境,养生天堂,人性化服务,科学管理题材,力求产生轰动效应,赢得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2.6人才储备

加强地质、旅游、外语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为中长期景区升格面向世界、可持续发展储备阶梯式高素质的人才。

总之,龙仙洞风景区凭借鲜明的特色、较强的开发潜力、环江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开拓先锋,对其深度开发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对推动广西区党委的扶贫策略、振兴地方经济发挥重要作用,故必须从多方面创造条件,付诸实施,把它开发好、建设好。

参考文献

[1]吴胜明.中国最美的地质公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篇10

《看历史》:四川省“4.20”芦山强烈地震,再次令举国心痛。您在《怅望山河》108页曾写道:汶川之后,下一个强震会出现在哪里?需要十分关注、高度重视的,不是龙门山断裂带的东北方向,也可能不是川陕交界处,而恰恰是余震很少发生的映秀——北川断裂的西南方向……

朱幼棣:雅安7级地震的发生,证实了当初的预测,不幸言中,感到无比悲痛。五年后被锁住的活动构造终于打开了……

《看历史》:根据您的专著和建树,您算得上是当今中国顶尖的历史地理学者,也是中国最好的环保和水利专家之一。能否简单描述下您的学术研究重点?

朱幼棣:我只是相关社会领域问题的一个研究者,就真正的专业技术来说,可能有许多方面还未入门。也许正是因为未入门,或者说没有进入到职业和行业层面,我受到业内观点的影响也比较少,才得以保持了独立的思考和比较宏观的视角来观照这一领域。我作过中学的数学老师,当过矿山的技术员,在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在新华社做了十多年的工业记者和编辑,后来又分管过科技文教卫生和政治新闻的采访,这些都是命运的眷顾。如果不是因为一串偶然的机遇,我对许多领域也茫然无知。我是由环境和生态保护、大江大河的污染治理开始对一些水利工程进行思考的,在这里又与我曾经从事过的工业经济新闻领域相遇。知识边界可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扩展并打通了。思想和真实的阐明,实际上比工程技术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宽广。现在我关注的仍以这些领域为主,比如资源和能源问题等。在历史地理方面,我又开始触及佛教文化及其传播路径,为此我在前年还去了一趟印度。

《看历史》:您的几本书都涉及了历史文化遗迹和遗产的保护,请问您是如何将关注点聚焦在这一领域的?有过怎样的心路历程?

朱幼棣:我关注历史文化遗产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写过一个关于文物破坏和走私的报告文学《五千年流失的迷径》,并在此期间阅读了考古专业和大遗址保护相关的书籍。我在担任新华社国内教科文采编室主任时,联系的部门就包括文化和文物,也参加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元上都遗址的调查等。2004年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时,国务院领导在关于文物古迹的破坏的报告上有过多次批示。此后,我参加了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保护的调查,并参与起草国务院有关文件。就我个人而言,关心的领域比较多,文化遗产保护是其中之一,但二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中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是中国有史以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但应当看到,重经济轻文化、重开发轻历史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使我们在房地产开发、旧城改造中,出现了无序和混乱状态。当今,对历史名城、文化街区、古镇、古村落等这类文化遗产造成的严重破坏,也是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实在令人痛心。

《看历史》:您曾经采访过许多本应被保护的历史遗迹,却由于各种原因被毁坏。在您过往的采访中,哪一个是让您最感到痛心疾首的?

朱幼棣:这种情况很多,比如古潼关城和陕州古城,在三门峡水库建设中,因规划和设计不当,它们不是被水淹没,而是无端地被拆除,但还有不少遗迹。潼关老县城在80年代还存有几条古街道,我2003年再次去看时,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有些该保护的并没有被保存下来。河北怀来的鸡鸣驿毁坏严重,离北京很近,成了濒危的世界文化遗产。

还有一些城市在建设中,不但拆除原有的文化街区,而且大拆大建,搞假古董,搞仿古街、旅游风景区。这其实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文化价值。

《看历史》:在城镇现代化建设中,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古代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普遍存在。什么是文化与自然遗产?它有怎样的核心价值?保护的意义何在?

朱幼棣:自然遗产是指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文化遗产则是人文方面的,这些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再生性。在我国也有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比如泰山、峨嵋山、武当山。自然遗产主要是保护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不允许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在泰山修建多条索道、在黄山北海大量建商店、宾馆,都影响了自然遗产的保护。文化遗产则有物质和非物质的双重属性,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是我们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基因谱序”——它回答和决定我们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有共性也有独特性,而文化遗产则属于独特性的部分。

《看历史》:其他国家在保护古代文化遗迹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方法?

朱幼棣: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保护古代文化遗迹有多种方式。多数做法是原地保护,适度开发利用。因为文化遗产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不仅是古建筑、古街区,还与居住生活在这里的人群所保有的风俗文化联系在一起。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比如水电煤气等设置,要在不影响古建筑外观的情况下实现,不能将危房作为借口,成片大拆大建。如果成了危房,政府是有责任的。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城市,对居住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几百年前的老街区、老城堡中的居民,有相应的补助政策,比如在老城中开商店可以免税。这是许多古城保持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当然,有些大遗址主要以保护为主,如果条件不成熟,最好不要轻易去开发挖掘。

《看历史》:您认为什么样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下大力气保护?现在有没有建立一些这方面的标准?

朱幼棣:新与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也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对城市和村镇而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特色历史文化的建筑或街区,如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江南水乡、西南少数民族的村寨,甚至梯田,都应该有保护的价值。因此,无论民居、公共建筑,还是寺庙驿站、会馆园林,只要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都应当保护。是连片保护还是单独保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总之要使其具有完整性。现在这些保护管理,分属几个政府部门,文物属文物部门,文化街区属文化部门,风景名胜和公园属住建部,还有寺庙等宗教场所属国家宗教局管理,很多情况下职能交叉,许多应管的事又没有管好。与房地产开发和商业相比,历史文化显得相当脆弱和无奈。于是,中国从南到北,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景象。中国几千年城市文化或文明的传承与演变,在当代几乎被彻底打断了。在世界七大古文明中,目前只有中国文明仍然延续不断。因此我特别不希望因为现代化和城镇化,付出中国文明被“全盘西化”的代价。

《看历史》:您认为,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您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朱幼棣:我想首先在于人们要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并且意识到延续五千年的文明是今人的义务与责任。如果我们今天未能在理性认识上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流失和湮没——就像历史上几个古文明消亡一样,将会是我们这一代人与这个民族最大的失败。

活在当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的历史往往有一种疏隔感。一个人能说出爷爷的名字,但有几个人能说得出自己曾祖父的名字?——三代也不过是五六十年的光景。一些“戏说”之类不是历史,只是娱乐。我们需要与发生过的历史、与日渐被湮没的传统文化重建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

其次,需要纠正一些似乎成了真理和革命口号的老生常谈。比如说“破旧立新”,其实立新不必全要破旧,破字当头,立未必在其中。至于说保护和利用,现在世界上有多种方法和路径值得我们去学习与参考。

此外,我们还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现在社会上的收藏热持久不退,民间各类博物馆亦如雨后春笋。但收藏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来说,只是一些“小件”,如果有价值的园林老屋被拆毁了,只抢救出若干家具用品,作用终究有限。

《看历史》:有人评价您好古敏思,谦谦君子,颇有名士风范。您理解名士风范是什么?

朱幼棣:我想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传统,有一种家国情怀,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那样,所谓“进亦忧、退亦忧”。我想自己可能是忧思型的,希望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往往思考和研究一些和自己的工作和职业不相干的大事。至于“名士风范”则说不上。我惊异于古代的大师和大家,比如郭守敬,集天文学家、数学家、大地测量工程师、仪器仪表工程师、水利专家/内河航运与港务设计师、城市规划师于一身,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还有多方面的超越。郭守敬为京航大运河、元大都水系的规划与整治作出过巨大贡献,在西北主持了宁夏灌区的水利修复重建。像郭守敬这样的人还有不少。这种人才“造就”的奇迹,今天的大学是培养不出来的。

《看历史》:听说,您目前正在撰写《书法风雨》?能否简单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