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全的效力规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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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内容提要:仲裁与司法是我国互为补充的两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途径。仲裁对司法起辅助作用；司法对仲裁起支持和监督作用。然而，由于立法的缺陷，仲裁与司法的这种相互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为协调仲裁与司法监督的关系，应对《仲裁法》作以下修改:明确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有效性具有优先决定的权利；取消对生效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双重制度设置；将撤销仲裁裁决审查范围限于仲裁的程序问题；赋予仲裁庭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权力。

本文所指仲裁，仅指民商事仲裁，不包括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发生之后，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将协议所约定的争议提交约定的仲裁机构进行审理，并由其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与诉讼不同，仲裁是非经司法诉讼途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争议解决方式，是一种准司法活动。由于仲裁具有自愿、秘密、快捷、经济等特点和优势，因此，在仲裁被法律确定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途径时，就受到了人们的充分肯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被人们称为“诉讼爆炸”的社会里，在“传统的司法体制面对日益增长的诉讼负荷开始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由此引发了所谓的司法危机”[1]的情况下，仲裁成为民事诉讼的重要补充，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对民事诉讼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但是，从本质上讲，仲裁毕竟是一种民间的自治机构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对争议进行的处理，因此，它不可能像民事诉讼那样，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确保程序的顺利进行和保证将来的裁决得以实现。所以，要充分地发挥仲裁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补充和辅助作用，司法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由于仲裁完全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实行一裁终局，为了切实保障仲裁裁决的公正性，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必要对仲裁实行司法监督。由此可见，司法与仲裁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支持与监督的关系。

一

为了确保仲裁功能的实现，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系列程序和制度，以实现对仲裁的支持和对仲裁活动的监督。我国司法对仲裁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对仲裁中的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和对生效仲裁裁决的执行等三个方面。[2]第一，关于证据保全方面，我国《仲裁法》第46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申请证据保全。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证据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第二，我国《仲裁法》第28条对财产保全作出了如下规定:“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8条也对涉外仲裁的财产保全作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第三，我国《仲裁法》第62条是关于对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和第259条进一步规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关于司法对仲裁的监督，根据我国现行的《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它包括开庭前的监督（即事前监督）和对仲裁裁决后的监督（即事后监督）两个方面。开庭前的监督，即对仲裁协议的效力的审查与确认。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仲裁裁决后的监督，即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复审。在我国，仲裁裁决后的监督又可具体分为三种制度，即申请撤销仲裁裁决、通知重新仲裁和申请不予执行裁决制度。关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制度，我国《仲裁法》第58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第71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裁定撤销。”通知重新仲裁，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仲裁庭对已经作出裁决的案件重新进行仲裁。根据我国《仲裁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撤销程序。”至于申请不予执行裁决制度，我国《仲裁法》第63条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第72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裁定不予执行。”

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和第260条进一步对国内和涉外申请不予执行裁决制度分别作出了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枉法裁决行为的。”第260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二

上述法律规定，构成了我国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和司法监督的基本模式，它对于促进仲裁事业的发展，发挥仲裁在解决民事争议过程中的辅助作用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从上述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立法上存在司法对仲裁支持的规定过于概括、欠缺可操作性及司法对仲裁的监督过于宽泛和严厉的缺陷，这不仅影响了司法与仲裁的正常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束缚了仲裁工作的开展，妨碍了仲裁在维护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首先，由于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都对司法审查进行了多重制度设计，使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且，由于审查内容过于宽泛，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限制了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权利，直接影响了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我国《仲裁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与确认的规定，立法目的不明，损害了仲裁的优越性。[3]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仲裁法》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使审判权过早地介入了仲裁领域，从而增加了决定仲裁管辖的难度，也使得当事人有可能恶意拖延或破坏仲裁程序的进行，造成仲裁的快捷、高效的优势不能得以体现。而且，它也没有从根本上体现审判最终决定原则。因为1998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另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作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由上可见，只要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并作出决定，那么其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裁决就是终局裁决，就不再受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干预或监督。因此，这一司法监督制度的设置，实际上是为当事人恶意拖延仲裁程序、影响仲裁效率提供了籍口，它并不能有效地行使审判权对仲裁裁决公正与合法的监督。

第二，监督制度设置重叠，使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稳定的状态，损害了仲裁的快捷性和高效性。[4]根据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可以基于一定的法律事由，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是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制度分别设置的，当事人就可以依据这些规定，阻却生效仲裁裁决的实现，从而影响仲裁的效率。因为，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当事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的，他还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相反，当事人也可以事先申请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如未获支持，再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迫使人民法院中止对生效仲裁裁决的执行。这样，就可能使已经生效的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稳定的状态，影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加之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往往是由不同法院或同一法院的不同审判庭受理的，这样就很可能出现裁判冲突的现象。同时，由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只能阻却仲裁裁决的执行效力，而不能否定仲裁裁决本身的法律效力，所以，如果双方当事人要求重新仲裁或向人民法院，那么，这还会出现同时存在、相互冲突却又都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的混乱局面。

第三，司法审查的内容过于宽泛，造成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实际损害。仲裁实质上是解决争议的一种合同制度。当事人同意将他们之间的争议交给仲裁机构和仲裁员解决，作为一项合同安排，仲裁应当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支配。从这一原则出发，只要仲裁程序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当事人一般就应当接受仲裁员在法律或事实方面的错误裁决。所以，从世界各国仲裁立法的发展来看，司法监督作用的着眼点，已经从在裁决实体内容上进行监督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公正性，转向从仲裁程序上保证仲裁的公平进行。但是，我国《仲裁法》及《民事诉讼法》在规定法院可以就诸如是否有仲裁协议、裁决的事项是否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有无权力仲裁、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以及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是否有索贿受贿、、枉法裁决行为等仲裁程序进行审查外，同时还规定可以对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否伪造、对方当事人有无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及是否违反公共利益等实体问题进行监督。如此宽泛的监督内容，严重限制了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由，因而也造成了当事人权利的实际损害。

第四，关于重新仲裁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操作性，从而影响了实际效果的发挥。[5]根据我国《仲裁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的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撤销程序。”由于上述规定过于原则，它既没有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也没有明确仲裁庭重新作出仲裁裁决后，人民法院是否可以直接进行司法审查？[6]因此，在实践中很难操作，这就直接影响了该项制度实际效果的发挥。还有，重新仲裁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为，在申请撤销仲裁案件中，申请人往往已经丧失了对仲裁庭最基本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法院不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就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就很容易引发申请人与仲裁庭（甚至是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对立情绪，带来不好的社会效果。

其次，由于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仲裁的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等规定过于原则，这不仅造成了制度体系不配套、内容不协调的问题，而且程序的过于概括又使该项制度增大了实施成本，甚至丧失其可操作性。[7]以仲裁中的财产保全为例，我国《仲裁法》虽然对仲裁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权作出了规定，同时，也要求“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但是，《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当事人既可以申请诉讼中的财产保全，也可以申请诉讼前的的财产保全。那么，仲裁当事人是否也可以提起仲裁前的财产保全呢？而事实上，在仲裁中是不能像民事诉讼中那样提起仲裁前的财产保全的，因为这一规定被普遍认为是“申请人在仲裁机构决定受理仲裁申请之后，对仲裁案件作出裁决之前”方可提出。[8]因此，《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不协调的。此外，根据《仲裁法》第28条第2款和《民事诉讼法》第258条的规定，仲裁庭对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是不具有决定权的，如果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话，仲裁机构只能向人民法院“提交”，由被申请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对是否准许财产保全作出决定。[9]那么，如果受理仲裁案件的仲载机构与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不在同一个地域内，仲裁机构对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如何提交？如果以直接送达的方式“提交”，那么，这些仲裁成本应当由谁负担？如果以邮寄送达的方式“提交”，那么，这能否实现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目的？[10]这样规定，不仅在程序上缺乏可操作性，而且还会大大增加仲裁的成本，这与仲裁的快捷和经济特质完全是相悖的。

三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完全有必要对现行的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制度和司法对仲裁支持的有关规定进行必要的完善，以充分实现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和监督作用。首先，《仲裁法》应当明确规定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具有优先决定的权利，以确保仲裁庭自裁管辖权的实现。从目前各国的立法情况看，解决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的争议，主要有以下途径。

第一，由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最终判断。这也就是所谓Kompetenz-Kompetenz（管辖权—管辖权）原则，即仲裁庭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有管辖权，中国学者有人称之为“自裁管辖权说”。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管辖权作出决定的权利，这不仅更符合仲裁的独立性和自愿性特点，而且也有利于避免法院过早地干预仲裁过程，及时确定仲裁管辖权，消除影响仲裁效率的因素和环节，真正实现迅速、及时、高效的仲裁原则，有效地防止一方当事人利用人民法院具有裁定仲裁庭是否具有仲裁管辖权的权力，恶意拖延和破坏仲裁程序的进行，这也是现代国际立法的一种趋势。譬如，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14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有权对其本身的管辖权作出决定，包括对有关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有效性的异议作出决定。为此，构成合同一部分的仲裁条款应被看作是独立于合同其他条款之外的协议。仲裁庭作出关于合同无效的决定依法律不应引起仲裁条款无效的结果。这一规定推动该原则成为主要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及其所在国接受，使其成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一个重要发展。我国台湾地区1998年“仲裁法”也有类似的规定。该法第22条和第3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庭管辖权之异议，由仲裁庭决定之。但当事人已就仲裁协议标的之争议为陈述者，不得异议”，“当事人下列主张，仲裁庭认其无理由时，仍得进行仲裁程序，并为仲裁判断:一、仲裁协议不成立??”。

第二，由仲裁机构认定，即由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自身管辖权作出最终判断。这是少数国家采用的认定方法，中国在《仲裁法》施行前的做法比较典型。在《仲裁法》施行前，由于《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诉讼，因此，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IETAC）1994年以前的《仲裁规则》规定，由仲裁机构决定仲裁协议的效力，但裁决作出后在执行程序中，该决定的效力由法院决定。但是，在《仲裁法》施行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IETAC）的《仲裁规则》发生了变化，该规则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法院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决定，另一方请求法院裁定，由法院作出裁定。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赋予了法院和仲裁机构共同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的权利。而且，这种格局在1998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及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予以了保留。

第三，由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最终决定。我国《仲裁法》第20条的规定基本应当属于这种情况。该规定虽然同时赋予了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审查的权利，但同时规定了法院优于仲裁委员会的最终决定权。这种规定虽然体现了司法的决定权和最终审查权，有利于防止仲裁委员会的决定有失公正，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法院这种对仲裁过程实施的监督，显然是不利于仲裁程序顺利进行的。

上述三种不同的制度设置可以说是各有利弊。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完全决定权，能够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并确保仲裁能够高效、有序地进行；赋予司法的决定权和最终审查权，有利于防止仲裁决定有失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赋予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决定权，有利于仲裁机构对仲裁活动的管理，防止仲裁员的擅权。但是，直接赋予司法对仲裁协议的决定权和最终审查权，有司法过度干预仲裁之嫌，不利于仲裁功能的有效发挥；规定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决定权，不仅容易使仲裁员对仲裁机构的过分依赖，影响仲裁庭和仲裁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让当事人产生对仲裁裁决公正性的不必要怀疑，而且，一旦仲裁机构错误地作出管辖权决定，还将会置仲裁庭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甚至造成对仲裁机构声誉的损害；而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不加限制的、完全的决定权，从目前我国现有的仲裁员管理状况看，确实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因此，笔者认为，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有关规定值得借鉴。根据该解释的第13条规定:“依照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没有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而后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决定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或者申请撤销仲裁机构的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项规定实际上已经就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先行裁定的权力作出了明确的限制，确保了仲裁机构在仲裁过程中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权。但仍嫌不足的是，该项规定仍然将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权赋予了仲裁机构，而且，也没有确认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具有优先决定权利。因此，笔者建议修改《仲裁法》第20条之规定，取消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先行裁定的权力，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权。当事人对仲裁庭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仲裁裁决后，依据《仲裁法》第58条之规定以仲裁违反程序为理由申请撤销。

其次，《仲裁法》应当取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的双重制度设置，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已经生效的仲裁裁决，只能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如前所述，我国现存的对生效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双重制度设置，不仅容易使当事人恶意拖延仲裁裁决的执行有所籍口，而且还很容易造成生效仲裁裁决与人民法院判决的冲突，[11]所以，我们必须对该项制度进行科学的取舍。那么，我们为什么保留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制度，而取消申请不予执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制度呢？这主要是因为，撤销生效仲裁裁决不仅在申请主体上可以吸收不予执行生效仲裁裁决的申请主体，而且，撤销生效仲裁裁决所适用的审判程序要比不予执行生效仲裁裁决所适用的执行程序更为严谨和规范。不予执行一般只能由败诉的一方提起，因此，该项制度主要保护的是败诉一方，对当事人的保护并不彻底。假如胜诉的一方对仲裁的裁决也不满意，他就无法通过不予执行程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对于败诉方来说，如果该项仲裁裁决不需要强制执行，那么，他也无法自己认为不公正的仲裁裁决。而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既可以由败诉的一方提出，也可以由胜诉的一方提起，因此，只有撤销仲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实际上解决了当事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申请不予执行的不当行为；那么，如果当事人在先申请不予执行被驳回后，能否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呢？该解释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

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才是彻底提供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方式。

再者，《仲裁法》应当明确撤销生效仲裁裁决的审查范围，并将审查范围局限于仲裁的程序问题。目前，我国人民法院在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中的司法审查既包括程序问题，也包括实体问题（即实行程序监督和实体监督并存），范围过宽，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仲裁立法和实践的普遍趋势相冲突。为此，笔者同意有的学者提出的观点，即将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限定在程序司法审查的范围，具体包括:（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仲裁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机构越权仲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4）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不属于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陈述意见的；（5）仲裁员未能处断当事人提交的一切争端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等等。

最后，《仲裁法》应当赋予仲裁庭进行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权力，增强仲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公信力。在我国，尽管对仲裁和仲裁权的性质还存在较大的争议，[12]但是，在对仲裁庭是否应当具有采取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措施的权力问题上却是少有的统一。而否定仲裁庭决定权的理由多是认为“仲裁委员会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它是一个民间性组织，不具有国家赋予的可以采以强制措施的权力”。[13]其实这是因为混淆了仲裁权和仲裁机构的性质而造成的误解。[14]认为仲裁机构“属民间性，就得出仲裁权也只具有民间性，这是错误的；而由于对仲裁权的错误界定，导致运作仲裁权的主体无财产保全权力，更是错上加错！”[15]通过考察国外的仲裁立法，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无论是采取职权主义仲裁立法模式的国家，还是采取当事人主义仲裁立法模式的国家，都殊途同归地赋予仲裁庭以财产保全的权力，这也成了“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基本精神和趋向”。[16]

注释:[1]焦太升:《浅谈经济合同仲裁和农村承包合同纠纷仲裁司法监督》，访问日期为2003年8月25日。

[2]江伟、李浩:《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载《法学评论》1994年第4期。

[3]王牧:《国内仲裁司法监督的反思与重构》，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8日第12版。

[4]王牧:《国内仲裁司法监督的反思与重构》，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8日第12版。

[5]张艳丽:《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监督程序的修改与完善》，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6]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对重新裁决问题进行了细化，对裁定重新仲裁的法定情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并对重新作出的仲裁裁决申请撤销权及其期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它仍然没有对重新裁决的具体期限以及是否需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等问题作出规定。

[7]王弘斐:《中国仲裁财产保全制度的瑕疵及其立法完善》，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

[8]杨荣新:《仲裁法理论与适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9]1997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一般案件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裁定。”《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10]因为，“提交”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法院已经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该法院是否会采取保全措施，如果遭遇“地方保护主义”怎么办?当事人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被申请人可能已闻风而动将财产转移了，那法院就是裁定了财产保全又有什么意义呢?![11]根据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实际上解决了当事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申请不予执行的不当行为;那么，如果当事人在先申请不予执行被驳回后，能否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呢?该解释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

[12]学界主要有契约理论、司法权理论和混合理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契约理论强调的是当事人协议对仲裁和仲裁权的影响;司法权理论强调司法权在仲裁制度运行中的作用;而混合理论则强调的是仲裁和仲裁权的契约性与司法权性的结合。

[13]杨荣新:《仲裁法理论与适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姜宪明、李乾贵:《中国仲裁法学》，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14]王弘斐:《中国仲裁财产保全制度的瑕疵及其立法完善》，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

篇2

1、违法采取对妨碍诉讼的强制措施的，包括4中行为：

（1）对没有事实妨碍诉讼行为的人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实施妨碍诉讼的人采取司法拘留、罚款措施的；

（2）超过法律规定期限实施司法拘留的；

（3）对同一妨碍诉讼行为重复采取罚款、司法拘留措施的；

（4）超过法律规定金额实施罚款的。

2、违法采取保全措施的，包括5种行为：

（1）依法不应当采取保全措施而采取保全措施或者依法不应当解除保全措施而解除保全措施的；

（2）保全案外人财产的（但案外人对案件当事人负有到期债务的情形除外）；

（3）明显超过申请保全数额或者保全范围的；

（4）对查封、扣押的财物不履行监管职责，严重不负责任，造成毁损、灭失的（但依法交由有关单位、个人负责保管的情形除外）；

（5）变卖财产未由合同评估机构估价，或者应当拍卖而未依法拍卖，强行将财物变卖给他人的。

3、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也就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民事制裁决定、调解书、支付令、仲裁裁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以及行政处罚、处理决定等执行错误的，包括6种行为：

（1）执行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民事制裁决定等法律文书的；

（2）违反法律规定先予执行的；

（3）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且无法执行回转的；

（4）明显超过申请数额、范围执行且无法执行回转的；

（5）执行过程中，对查封、扣押的财产不履行监管职责，严重不负责任，造成毁损、灭失的；

（6）执行过程中，变卖财物未由合法评估机构估价，或者应当拍卖而未依法拍卖，强行将财物变卖给他人的。

篇3

关键词：债的保全制度；代位权；构成要件；法律适用

与物权相比，债权具有相对性。其权利主体即债权人具有特定性，其义务主体即债务人也是特定的，权利主体权利的实现，必须有特定的义务主体的帮助。债权的这种相对性，决定了债只发生于特定的当事人之间。但债的效力并非只及于债的关系之内，债除具有内部效力之外，在特殊情况下，为保障债权人的权利，法律亦当确认债权可以产生对第三人的效力，即债权也具有对外效力。债的这种对外效力集中表现在债权的保全上。

债的保全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因债务人财产的不当减少而致使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受到不当损害，确保债务得以清偿，责任得以承担。考察我国《合同法》制定以前的我国民商法，不能不说我国的民商立法在债的保全方面存在重大的立法漏洞。

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规定了债的保全制度即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和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称《合同法解释》）更对债权人的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做出了详尽的解释，确立了我国的债的保全制度。该制度的确立是对债的相对性规则的突破，是债的对外效力的体现，也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规则和制度。债的保全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使其与债的担保制度及违约责任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保护债权人债权的稳固的三角架。

债的保全，其方法有二：债权人的代位权和债权人的撤销权。本文试就债权人的代位权谈谈自己的理解。

一、代位权的概念和特点

代位权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正式确立于法国。《法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债权人得行使债务人的一切权利及诉讼，但权利和诉讼权专属于债务人的，不在此限。”《西班牙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一条、《意大利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日本民法典》第四百二十三条及我国台湾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二条也有代位权的规定。所谓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债务人应当行使却不行使其对第三人（次债务人）享有的权利而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又称为代位诉权或间接诉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债权人的代位权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代位权是债权人代替债务人向债务人的债务人主张权利。即债权人的债权的效力不仅及于债务人，而且及于与债务人发生债的关系的第三人（次债务人）。

第二、债权人代位行使的范围应以保全债权的必要为标准，且代位权必须通过诉讼程序行使，债权人通过行使代位权所获得的利益，只有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才能满足其债权。

上述保全债权的必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债权人的债权具有不能实现的危险，才能行使代位权；另一方面意味着若债权人行使债务人的一项权利已足以保全自己的债权，则不应就债务人的其他权利行使代位权。

第三、债权人在行使代位权的过程中应以自己的名义而不能以债务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权，并且不能随意处分债务人的权利，否则应对由此给债务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二、代位权的性质

（一）、代位权属于实体法上的权利，它具有为强制执行准备的性质。

代位权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非当事人的约定，它是债权人享有的实体权利，它规定的是债权人在债权债务关系中享有的权利。它是由法律规定而产生并依附于债权的一种从权利，它随着债权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债权的转移而转移，随着债权的消灭而消灭。

债权人是否必须通过诉讼形式行使代位权，国外立法采用了两种形式。即直接行使的方式和通过诉讼的形式。[1]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代位权必须通过诉讼程序行使，不允许在诉讼外行使；债权人通过行使代位权所获得的利益，只有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才能满足其债权。

从另一个角度看，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弥补了强制执行及一般担保的不足，对债权不能获偿起了预防和补救作用。承担民事责任基础的财产被不当处分，民事责任将无法执行。即或国家依强制力作为保证，如果对不当处分的财产不予采取保全措施，民事责任的强制执行也无从实现。代位权制度补救了这一问题，当出现规定情况的时候，可以依照法律，对其不当处分的财产进行保全，以保证债务的履行和债权的实现。代位权的作用在于保全作为承担民事责任基础的财产，以为将来的执行作好准备。

（二）、代位权是债权的一种效力，并非从属于债权的特别权利。

债权人的代位权是债权的法律效力的体现。尽管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法律赋予了债权人直接向次债务人追索债务人债权的权利，它体现的仍然是债权的法律效力。

依据传统民法理论和部分国家的立法例，代位权行使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债务人怠于行使的债权。在行使代位权过程中，债权人代替债务人行使权利所获得的一切利益均应归属于债务人，债权人不得请求次债务人直接向自己履行义务。行使代位权后果归属债务人，而且因行使代位权而增加的债务人的财产，只是作为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一般担保。换言之，因行使代位权而增加的财产只能作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各个债权人不管行使代位权，都应依据债权平等的原则，有权就债务人的财产平等受偿。因此，无论是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以后还是次债务人自愿向债权人给付，在多个债权人中，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均不能优先受偿。

但依据《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显然，此规定表明了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所获利益可直接归属于债权人而非债务人。笔者理解，法律设立代位权制度的目的是就是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作为保证债的履行的一种特殊制度，它扩张了债权人行使债权的范围，使债权人能够在法定条件下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从而更有效的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这种制度突破了债的相对性的限制，体现了债的对外效力，有利于保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建立良好的商业道德。况且如果将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获得的利益归属于债务人，只能是增加诉讼程序上的繁杂和不便。因为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所获利益归于债务人后，债权人还必须再向债务人行使请求权以实现自己的债权。这就人为地使诉讼程序变得愈加复杂，徒增当事人的诉累和诉讼成本，既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不利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将行使代位权所获利益直接归属于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减少中间环节，便于及时清结债权债务。

（三）代位权是债权人的固有的权利，而非权。

代位权是法律赋予债权人的一种法定权利，是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而设立的债的履行制度。代位权是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的债权的实体权利，它不同于以他人名义行使权利、且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他人的权，也不同于其他程序性权利，如代位申请执行权。[1]因此，行使这种权利所得利益应归属于权利的行使者。债权人只有请求次债务人直接向自己履行债务，才能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行使代位权的主体是债权人，行使权利的内容是债务人的债权，义务主体是次债务人。由于行使债权的主体是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受偿的主体也只能是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

三、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合同法解释》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对代位权的行使要件作了规定。现分述如下：

（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必须合法、确定。

由于债权人的代位权是基于债权人债权的保全权能而产生的一项从权利，所以债权的合法、有效存在是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债权被撤销或非法债权人均不存在代位权。这里的“合法”是显而易见的合法，是人民法院受理时的判断，而不是经过严格的审判程序之后的最终定性。[1]

这里规定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其含义还应当包括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也必须是合法的。否则，即使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存在，因债务人对他人没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债权人的代位权也就没有行使的对象。

同时，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还必须是没有行使处分权的。如次债务人已将所欠之债清偿，则不存在行使代位权问题。债务人处分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如侵犯了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但不能再行使代位权。

（二）债务人须迟延履行到期债务且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

《合同法解释》第十三条此要件作了详尽的规定：“合同法第73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

1、债务人须迟延履行债务且怠于行使到期债权。

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债权必须到期，债权人才能向次债务人行使代位权。同时，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债权也必须到期，债权人才能向次债务人行使代位权。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是指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和债权人接受债务人履行的时间。债务的清偿一般都有明确的约定。《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债的主体要按照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和接受履行。对次债务人来说，如果其债务不到履行期限而被第三人行使代位权，容易导致因次债务人没有足够的责任财产来履行债务而制造新的不公平，损害了债务人期限利益。如果那样，将制造人为的混乱，有碍法律建立正常社会秩序的目的。在一般情况下，未到期的债权即使其直接债权人也不能主张权利，债权人更无权要求次债务人偿还债务。

考察履行期限是否届满，应当依照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对履行期限的约定来确定；若未对履行期限做出约定或约定不明，则应当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来确定，即以债务人向次债务人提出履行要求中所确定的履行期限为届满的期限，自此时开始视为债务人的债权已到履行期限，债权人可以行使代位权。

2、“怠于行使”表现为既不履行又不以诉讼方式或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

怠于行使权利，是说应行使并能行使而不行使，且“不行使权利”表现为债务人能够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权利，但一直未向其主张权利。它主观上表现为故意或放纵。少数债务人是故意让自己的债权灭失，抱着一种宁肯让与第三人也不让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心态，而部分债务人则是抱着懒洋洋无所谓的态度，还有一部分债务人是碍于与次债务人的业务或其他关系，而不愿或没能采取诉讼或仲裁行为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这就势必导致债权人无法从债务人那里实现债权，直接影响债权人的利益。在这里，是否“怠于行使”是从客观上予以判断，债务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在所不问，债权人是否曾经以其他方式催告债务人行使其权利与否，亦不过问。《合同法解释》的这种规定，为判断是否构成怠于行使确立了一种客观而明确的标准，有利于从根本上防止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以种种借口否认怠于行使的事实，从而保证债权人权利的实现。

3、到期债权应具有金钱给付内容

从民法传统理论和各国民法实践角度，一般认为代位权的客体并非仅限于合同上的债权，还包括债务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和诉权，如基于无因管理或不当得利而生之偿还或返还请求权、物权及物上请求权对重大误解等民事行为的变更权或解撤销权、合同解除权、违约或侵害财产损害请求权，但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从《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来看，我国合同法基本采用了以上观点及做法。但《合同法》解释第十三条显然对此作了限制解释，将可以代位权的客体限定为“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这种规定，不仅将以劳务为标的债权或者不作为债权排除在代位权的客体之外，而且将那些非以金钱给付为标的债权也排除在外。这种规定，有利于减少诉讼的繁琐与麻烦，增加了代位权诉讼的可操作性，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三）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行为须对债权人的到期债权造成损害。

代位权是债权人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为保全债权而行使的一种权利。但如果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并不妨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即对债权没有造成损害，债权人就没有行使代位权保全债权的必要。根据《合同法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是指“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因此，只有在债务人自身无能力清偿债务且又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使其作为债的一般担保的财产减少，债权人之债权面临不能实现的危险即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才能行使代位权。

（四）代位权的客体非专属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从理论上讲，代位权的行使，有因法律特别规定或因代位权性质或债权性质而受限制而不得行使的情形。包括：第一，对债务人的期待权不能行使代位权。史尚宽先生认为：“得为债权人代位权之物体者，为债务人现有之权利。”[1]依照我国合同法之规定，可行使代位权的债权，必须是债务人现有的债权。债务人的期待权或取得权利的权能如对要约的承诺，均不能代位行使。第二，对债务人的专属权不能代位行使。债务人基于亲属关系、身份关系的债权，如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债务人以人格、精神利益为基础的权利，如因生命、健康、名誉、自由等受侵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以上权利不能代位行使。第三，对法律禁止扣押的权利不得代位行使。如劳动报酬、养老金、退休金、救济金、抚恤金等的请求权。第四，禁止让与之权利不得代位行使。不得让与的权利大致有三：依权利性质不得让与，以公益理由不得让与，以当事人特别约定不得让与。对前二者债权人不能代位行使，后者则不妨碍行使代位权。

如前所述，代位权之客体乃债务人现有之财产权即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对于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债权人并无代位权。对此，《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合同法解释》第十一条第四项作了规定，《合同法解释》第十二条又作了进一步明确。即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这些权利，往往是与债务人的人格权、身份权相关的债权，这些权利与债务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不可分离，故对这些债权不能由债权人代位行使。

四、代位权的效力

债权人代位权的效力，及于债权人、债务人、次债务人。

（一）对于债权人的效力

代位权的行使对债权人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债权人以诉讼方式行使代位权，次债务人应向谁清偿债务，即债权人可否直接受领代位权诉讼所取得的财产。有学者认为应当归属于债务人，因为按照债的相对性，次债务人只对债务人负有履行义务，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不能要求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只能要求次债务人向债务人履行义务。也有学者认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所获财产归属于债权人而非债务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采用了第二种观点，即在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

代位权是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的债权的实体权利，行使这种权利所得利益应归属于权利的行使者。债权人只有请求次债务人直接向自己履行债务，才能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行使代位权的主体是债权人，行使权利的内容是债务人的债权，义务主体是次债务人。由于行使债权的主体是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受偿的主体也只能是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同时，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范围的限制也决定了可以将所得利益归属债权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既不能超出债权人的债权数额，也不能超出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数额。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权利范围做如此限制能够保证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做到了既保障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又不损害次债务人的利益。

行使代位权对债权人的效力还体现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承担，从实现的债权中优先支付。

（二）对于债务人的效力

债权人提起代位诉讼后，对债务人产生法律效力。

首先，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在人民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以前，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权利只是受限制，但并未丧失。当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如债权人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债务人有权要求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且可以对债权人的债权提出异议，经审查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债权人的。

其次，在债权人开始提起代位权诉讼后，⑴债务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将受到限制：只能对超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请求数额的债权部分债务人；受理债务人的人民法院在代位权诉讼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应当依法中止诉讼。⑵债务人不得为妨害债权人代位行使的权利处分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即不得为抛弃、免除、让与或其他足以使代位权行使无意义的行为。⑶不管债务人是否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对代位权诉讼做出的裁决均对债务人有影响。

再次，当代位权成立，债权人胜诉后，债务人与债权人、次债务人的相应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将全部或部分消灭。如果债权人的债权未能全部受偿，债权人还可就剩余部分向债务人行使请求权；如次债务人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后尚有余额，债务人还可就余额部分向次债务人主张。

（三）对于次债务人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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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统计不难看出,车辆扣押查封、查封房屋产权、冻结银行存款三种方式已经成为保全措施的主要方式。但以上保全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申请车辆扣押查封方式

    在司法实践中,申请车辆查封的案件多为交通肇事案件,申请的也多为诉前保全。众所周知交通事故对事故双方都造成极大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事故后的理赔问题也成了重中之重。随着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法规的贯彻实施,公安机关只能因收集证据的需要扣留车辆,且扣留时间一般不能超过25日,经设区的市公安机关批准,也只能延长10日,达35日。事故发生愈来愈多的事故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后为避免日常的权益遭到损失,多数受害人按照公安机关的告知书,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主要保全被申请人的车辆,迫使对方及时积极地来解决事故产生的理陪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类保全措施的实施却存在一些问题,具体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申请人主体的问题

    保全措施的申请人一般来说应为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基本上为受害人本人,但往往存在着受害人因事故尚在治疗中,不可能亲自办理申请手续,因此一般来办理申请手续的人多为受害人的亲属,这里存在的一个授权委托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受害者因特殊原因不能亲自申请诉前保全的情况下法院可直接授予其家属合法的权。在道路交通事故诉前保全案件中,赋予受害者家属以权而直接申请保全财产变的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在处理该事物中确有家属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符合受害人本人的利益,在紧急情况下(如处于昏迷状态或尚在抢救状态、仍在治疗中)得到及时的维护。

    (二)诉前保全财产提供担保问题

    由于肇事车辆多为营运车辆,一旦长期扣押会导致被申请人无法正常运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提出诉前保全的当事人必须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规定,在采取诉讼财产保全或诉前财产保全是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提供担保的数额应相当于请求保全的数额。而在交通事故中首先受伤者以外地人居多,大多数在本地打工,无足够的资产提供担保;其次如提供其原房屋担保,一方面产权证不能及时提供,另一方面也难核实其提供物的价值。为保护弱势群体、平衡利益,笔者认为可参照婚姻法司法解释的上述条款规定,当事人申请诉前保全时只需对其申请可能给对方造成的财产损失范围内提供担保即可,通常情况下,无需要对整个被保全的财产全额担保。

    (三)法律文书送达比较困难

    主要原因在于交警部门提供的当事人地址是按身份证和行驶证来确定,而实际情况却发生很大变化,身份证上和行驶证上的地址一般都是最原始的,而现在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地方已发生变化,而变化后在公安户籍资料和车管所未及时变更登记,若法院还是按原址进行送达法律文书,往往因找不到人而送不出去。而且在许多交通事故中,肇事人与实际车主并不相同,双方存在的关系有多种多样,诸如雇员关系、或买卖车辆关系、借用车辆关系、租赁关系、挂靠关系等。这就需要相关配套部门如车管部门的严格把关,改进工作,加强管理,提高正确率。为解决送达方面的难题,建议公安部门能建立起一个人口流动方面的跟踪网络体系,方便各部门之间的工作需要,对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将起到积极作用。加强有关行业间沟通及改进相关工作,将对改善当事人难找局面起到一定作用。

    二、申请查封房屋产权方式

    在诉讼保全的执行过程中,往往有一些当事人以被保全的财产已设定抵押、财产不是其所有等为由对抗诉讼保全裁定的执行。在审判实践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

    (一)虚假抵押协议设定的房屋抵押,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抵押协议关系是以其担保的主债权债务关系为基础的,但审判实践中却有一部分当事人,由于债务较多,为了逃避债务,事先与第三人串通签订虚假的抵押协议,以防被诉后财产被依法查封或扣押。这种抵押关系,行为人之间根本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即使有少量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是作为档箭牌。这种民事行为,不仅侵犯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认定为无效协议。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抵押协议与担保债权债务关系均系真实的,只是因为债权人到期没有履行付款协议,如抵押贷款中的贷款方没有履行付款义务,这样的债权债务没有实际发生,因此,为其设定的抵押协议,对双方就不产生应有的法律效力,亦视为无效。

    (二)将自己所有的财产以他人名义登记的,或事实上已实际占有并取得财物所有权的,只是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有些当事人为躲避债务,防止自己的财产被人民法院扣押,将自己的财产以他人名义登记,如某公司负债累累,仍购买一辆桑塔纳轿车,以该公司驾驶员的名义报牌,而该购车的发票却入财务帐,该车的所有权应属该公司所有。有些当事人惧怕财产被查封,向他人购置的财产,迟迟不过户,仍以原户主名义使用该财产,如蔡某有多笔到期债务要偿还,其向李某购买一套房屋,并长期居住,但仍以原户主李某的名义使用该房屋,而不办理过户过续。对这些车子、房屋,人民法院是可以依法查封、扣押的。

    三、申请冻结银行存款方式

    查询、冻结存款是人民法院进行财产保全时首选且运用最多的一种措施,具有较为明显的保全功效。萝北法院在实务中发现,人民法院在实施该保全措施中经常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直接影响了该保全功能的发挥,往往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主要表现在:

    (一)规定的冻结期限过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及其他资金的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期限的二分之一。”实践中,由于冻结期限只有六个月,续冻期限只有三个月,每次冻结期限届满完成前,审判人员都要亲自至协助银行处办理续冻结手续,而一个案子并非一审六个月加二审三个月的理想期限就能审结,因评估、鉴定、管辖权异议及上诉等问题导致案件审理期限延长的客观现实存在,一个案件要续冻数次的情况经常出现。

    (二)关于执行人员的证件规定过于苛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9月4日联合发出的法发〔2000〕21号《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查询、冻结存款,执行人员应当出示本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在实践中,银行经办人员均要核实两名执法人员的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但法院系统对办此两证控制严格,持有两证的人员有限,导致两证齐全的人员因事无法前往,而其他法院工作人员却因证件不全无法成行,客观上制约了查询、冻结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出现法院在查询过程中存款被转移的现象。查询本身即是保全措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其目的是查找被申请人的存款线索,进而通过冻结方式进行控制,以确保胜诉的可执行性。如果当事人在查询过程仍可办理取款业务,则使得保全措施失去意义。在实践中,基于不太积极的心态,银行人员填写回执速度一般较慢,之后,法院还要根据查询回执填写协助冻结通知书,银行接到冻结裁定书和协助冻结通知书后,还要请示、接受授权、实际操作,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在此过程中,被申请人完全可能取款。

    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取消期限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9条规定:“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裁定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时止。”该院认为,既然裁定的效力期限到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时止,作为落实裁定的具体措施的效力亦相应地与之同步。建议修改司法解释,冻结通知书不需明确具体期限,只要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未执行,该措施即在有效执行期间内,在实务操作中,即未经法院送达解冻文书,已被冻结的账户仍处于冻结状态,银行不得自行解冻。这样规定和操作,一方面保持了查询、冻结裁定和措施的效力期间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也可解决上述因多次续冻而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应在修改后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法院在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后,必须办理解冻手续,以避免冻结无期化的不良现象。

    (二)改进续冻方式。对于协助银行在外地的,除第一次冻结要求办案法院工作人员到银行办理手续外,可规定采取邮寄方式或传真方式,向协助银行所在地法院寄交和传真委托函及有关续冻的通知书,续冻即算完成,银行应于收件后及时办理续冻手续,或者规定采取委托送达执行方式,由办案法院向协助银行所在地法院寄交委托函及有关续冻的书面材料,委托其协助办理帐户续冻事宜。只有这样可节省时间、人力和经费,降低诉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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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徐敬惠，总经理。

对方当事人：大连船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秉奎，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太保）与对方当事人大连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还担保纠纷一案，大连海事法院于1997年9月9日作出（1997）大海法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大连太保不服上述裁定，以公司在申请扣押船舶后30日内未向法院提起诉讼，大连太保提供的担保函应当发还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撤销大连海事法院认定其为“苏春”轮碰撞责任赔偿的保证人的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查明：

1994年2月8日，对方当事人公司与圣文森特籍的“苏春”轮船东发生船舶碰撞纠纷后，向大连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苏春”轮。同日，大连海事法院裁定将“苏春”轮在大连港予以扣押，同时责令“苏春”轮船东提供担保，“苏春”轮船东即向公司提供了再审申请人大连太保出具的6万美元担保函。公司据此向法院申请解除对“苏春”轮的扣押。次日，大连海事法院了解除扣押船舶命令。

1994年7月7日，对方当事人公司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请求“苏春”轮船东赔偿船舶碰撞损失的诉讼。大连海事法院于9月13日通知大连太保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9月20日，“苏春”轮船东向大连海事法院递交申请，以“公司未能在30日内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定期限”为由，请求法院发还其提供的担保函。10月6日，大连海事法院作出（1994）大海法事保字第4——3号裁定，裁定发还“苏春”轮船东提供的担保函，同时通知大连太保退出诉讼。1996年10月28日，公司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扣押船舶规定中没有发还担保的规定，大连海事法院第4——3号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出再审申请。大连海事法院再审后认为，大连太保作为“苏春”轮碰撞赔偿的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第4——3号裁定发还大连太保的担保，是适用法律错误。据此，再审裁定撤销第4——3号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涉外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诉讼前扣押船舶，是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采取的诉前财产保全措施。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7月6日的《关于海事法院诉讼前扣押船舶的规定》（以下简称1994年扣船规定）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被申请人按海事法院裁定提供担保后，经海事法院认可，或者申请人因正当理由申请解除扣船命令的，海事法院应当及时解除扣船命令。”由此可以看出，扣押船舶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担保关系，是在国家强制力干预下形成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对方当事人公司是在1994年2月8日申请扣船，当即得到大连海事法院的准许，但是该公司直至同年7月7日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期限。依照法律的规定，应当解除此案的财产保全。

大连海事法院按照1994年扣船规定第四条第（四）项的解除扣船命令，并非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解除财产保全。由于有在案的担保函代替了被扣押的船舶，船舶才被释放。此时，以扣船形式实施的财产保全虽然解除了，但是以担保形式实施的财产保全并未解除。扣船申请人要想保持以担保形式实施的财产保全的效力，就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以担保形式实施的财产保全也应当依法解除，担保函应当发达担保人。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1998年11月16日裁定：

篇6

关键词：异议登记；处分效力；公信力

作为物权法基本原则之一，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使善意取得成为可能，也确立了善意第三人的优先性原则。即使登记的权利人非真正权利人，由于第三人之“善意”法律保护其基于公示外观的判断。基于此，真正权利人若想破除此种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到一把可以攻破“善意之盾”的矛，不让“善意”成为可能。不动产异议登记制度的立法目的便在于此。更正登记程序复杂，其要求也很高，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该程序，但是申请更正的权利人与异议名义人之间的争议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上确立一种照顾真正权利人利益的临时性保护措施。①

异议登记制度作为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有关该制度的相关立法却并不完善。继2007年《物权法》颁布，2008年接连出台的《土地登记办法》以及《房屋登记办法》初步确立了我国异议登记制度，但有关异议登记的法律规定的恰当性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将近10年过去，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不动产的价值也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引发的争议更需恰当解决。本文以我国异议登记制度的立法目的为背景，试从异议登记期间处分的法律效力入手，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及对完善立法的建议。

一、异议登记期间处分效力的相关立法及学说之争

（一）现有立法的相关规定

“异议登记击破登记簿公信力但不能登记簿的推定力”②目前已成为共识，而异议登记是否可以限制处分却争议不断。笔者考察我国的相关立法，《物权法》未明确规定，而在《土地登记办法》以及《房屋登记办法》立法者有了明确的态度：《房屋登记办法》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暂缓办理，《土地登记办法》规定不得办理土地权利的变更登记。

笔者又收集了几个城市的法规发现，我国几乎所有的关于不动产异议登记的地方性法规、规章都认为，登记机构应当暂缓办理甚至是不予受理登记权利人进行的房屋过户登记以限制其处分。我们不难看出立法采取的观点是，在异议登记之后登记权利人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登记机构应当拒绝办理过户登记，异议登记期间应当暂缓办理，否则会增加登记机关的工作量同时还会造成交易秩序的混乱。③

（二） 学说之争

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学界目前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异议登记并不会对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的处分权产生限制。异议登记后登记权利人仍可以处分其财产。异议登记只是打破登记簿公信力，避免他人的善意取得而已。④第二种观点认为，异议登记后登记权利人虽未被剥夺或限制其权利，可以处分争议不动产，但是登记机构应当暂缓办理过户登记，由此造成不能及时过户，由登记权利人承担违约责任。⑤第三种观点认为，异议登记的直接法律效力就是对登记权利人的处分权进行了限制，使其在一定时间内不得处分争议不动产，以维护真正权利人的利益。⑥

第一种观点主张异议登记不能限制处分，被学界称为“允许处分制度”或“否定说”，第二和第三种观点的表述不同，但是对交易产生的实际影响是相同的，即限制了登记权利人的处分，学界称之为“限制处分制度”或“肯定说”。

二、 我国异议登记期间处分效力学说评析

笔者支持“否定说”，即异议登记不应限制登记权利人处分权，登记机构也不应拒绝为其进行过户登记，理由如下：

第一，异议登记不表征权利，一旦申请即限制实际上是对登记权利人权利的侵犯。限制处分的做法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因为申请了异议登记并不代表申请人一定为真正权利人，换言之，申请人为真正权利人的概率为50%。登记具有公信力，登记簿上所示之人有权对名下不动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而限制处分、不办理过户登记等于是100%认为该不动产不属于登记权利人，登记之人却不能处分，这从某种程度上否认了登记的公信力，也剥夺了登记权利人的交易自由。限制处分的做法不管从逻辑上还是利益的分配上都是不合适的。

第二，异议登记期间允许处分可以实现异议登记制度设立目的。从立法目的角度来看，异议登记制度之本质在于给予真正权利人临时性救济，防止第三人因善意取得而完成交易取得财产。那么，只有限制处分才可以达到此目的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权利人在申请了异议登记之后，该不动产已然成为争议不动产，第三人在与登记权利人交易时有义务进行房屋权属情况调查，此时的第三人是属于“明知”不构成善意取得。在这一过程中，第三人的做法表明其自愿承担该争议不动产所带来的交易风险。可见，异议登记期间允许处分可以实现异议登记制度设立目的。

第三，从异议登记对现实交易的实际影响看，允许处分更有益于维持市场的稳定。从对现实交易的实际影响看这个问题，我们要考察两种学说哪一种更有益于市场的稳定。异议登记的存在已经对第三人有“震慑”的作用，明确的告诉第三人即将交易的不动产是存在风险的。那么，第三人知晓异议登记的存在后依然选择交易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对争议房屋的权属已有清楚的认识，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该不动产属登记权利人所有；二是第三人自愿冒这个风险，属市场投机或其他原因。第一种情形下，若我们允许变更登记，第三人对房屋的产权归属是有把握的，现实生活中撤销该登记情况会很少。即使有，需要进行的也只是恢复交易前的状态，增加的是行政制度方面的成本。⑦限制处分反而会阻碍交易的进行，双方丧失了交易机会。现实生活中更容易出现的情况是因市价波动而使双方遭受损失。当房价上涨时，登记权利人会以更高价卖给其他人而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第三人只能请求承担违约责任的赔偿。当房价下跌时第三人可能会购买更低价房子而损害登记权利人的利益。综上，允许处分制度下增加了制度成本，但三方利益均未受损害；而限制处分却阻碍了交易，会给交易双方带来更大的损失，不利于市场的稳定。

第四，异议登记期间限制处分可能架空诉讼保全制度。在限制处分制度之下，异议登记和诉讼保全都具有限制处分的效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0条和第101条的规定，无论是诉前保全还是诉讼保全，申请的条件非常严格，反观异议登记的申请条件非常宽松，申请人无需征得登记权利人的同意，单方即可申请异议登记。当事人当然愿意选择成本较低的异议登记来达到限制处分目的，但作为行政程序的异议登记申请不应与作为司法程序的财产保全制度有相同效力，限制处分极易架空财产保全制度。

三、我国异议登记处分相关立法的完善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异议登记制度之设立目的角度还是从促进交易维护交易安全角度以及与诉讼程序的对接上，都应当允许权利人处分该不动产。异议登记使得第三人知悉该不动产权属存在的瑕疵，提前向第三人发出了“风险预警”，第三人获得了“提前性保护”。此时，第三人在与登记权利人进行交易时有机会也有能力进行风险评估，其行为属于意思自治，在明知交易风险存在的情况下选择继续进行交易，责任自负的冒险行为也无需再寻求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之上，在没有损害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前提下，更正登记簿错误，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得到回复，第三人的利益和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均得到兼顾。⑧

综上，应尽快在《物权法》中确立不动产异议登记期间允许处分的制度，而地方性法规、规章采取的是限制处分，实有检讨之必要。

四、结语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有名的法谚道出了私有财产的重要性，作为私有财产中价值较高的不动产的归属自然是《物权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2015年3月，《不动产登记条例》已开始施行，中国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即将建立，完善立法工作犹为迫切。相信未来立法必将对异议登记期间处分效力予以明确，以定纷止争。笔者相信我国异议登记制度会不断的完善和发展，理论界和实务界需要共同努力。（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崔建远.物权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修订版，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江平主编.物权法教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

[4] 范利平.我国不动产等级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5] 程啸.不动产登记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6] 彭国元.独立的博弈：论异议登记在物权法中的重新定位――兼评物权法与房屋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学术论坛，2011，（1）

[7] 刘璐.异议登记制度相关问题研究――从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交错的视角.政治与法律，2009，（4）

[8] 彭姣.异议登记效力和注销问题的再思考――以异议登记效力期间为视角.社会科学家，2015，（2）

[9] 尹飞、李倩.异议登记的本质与效力――房屋登记办法研讨之七.房屋登记办法论坛.2008，（10）

[10] 谢乃煌.物权法理论视野中的异议登记――兼评物权法第19条.求索，2007，（5）

[11] 刘保玉.异议登记与财产保全关系的处理模式及其选择.法商研究，2007，（5）

注解：

① 程啸：《论异议登记的法律效力与构成要件》，载于《法学家》2011年第5期

② 彭姣：《异议登记效力和注销问题的再思考――以异议登记效力期间为视角》，载于《社会科学家》2015年2月第2期

③ 尹飞、李倩：《异议登记的本质与效力――房屋登记办法研讨之七》，载于《房屋登记办法》论坛2008.10期

④ 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⑤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修订版，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页

⑥ 江平主编：《物权法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篇7

金融案件需交纳的主要诉讼费用

依据《办法》规定，金融案件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主要包括：案件受理费和申请费。案件受理费主要包括第一审案件受理费和第二审案件受理费。申请费交纳主要包括：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申请保全措施、申请支付令、申请公示催告、申请破产等。

表1

《办法》取消了其他诉讼和执行实际支出等多项费用，在收费项目减少的同时，减半收费项目却增多，除原先的当事人申请撤诉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外，新增了以调解方式结案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同时，《办法》对案件受理费、申请费的交纳标准进行了大范围调整，中小标的额案件诉讼费降低，较大标的额案件诉讼费增加。如财产案件受理费，新老交纳标准详见表1、表2。

《办法》对金融案件诉讼产生的影响

积极影响

一是调低中小标的案件受理费交纳标准。《办法》对小额财产案件受理费交纳标准作出较大调整，规定“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交纳50元”，最低标的额由原来的1000元扩大到10000元，扩大了九倍。计算表明，当诉讼案件标的额为130.25万元时，按新旧标准计算出的案件受理费相同，均为16522.5元，为新旧标准分界点。即当诉讼案件标的额低于130.25万元时，新标准案件受理费水平低于旧标准，反之则高。这有利于降低金融案件诉讼成本，尤其是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清欠历史遗留的小额不良贷款。据对2005～2006年济宁市辖区诉讼情况统计，金融涉诉案件标的金额万元以下的占半数以上，《办法》实施后案件受理费可下降30%左右。

二是保全措施交纳的申请费设定最高限。《办法》规定申请保全措施，需要根据保全的财产数额按照以下标准交纳申请费：财产数额不超过1000元或者不涉及财产数额的，每件交纳30元；超过1000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超过1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但是，当事人申请保全措施交纳的费用最多不超过5000元。如原来申请对1000万元金融债权进行诉讼保全，要交纳申请费50520元，《办法》实施后仅需交纳申请费5000元，少交45520元。

三是调整诉讼费用交纳、管理方式。一方面，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全额上缴财政，纳入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取消了法院对诉讼费用的管理权，改由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对诉讼费用进行管理和监督，避免法院乱收费。另一方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申请费改为先执行后交费；破产申请费改为清算后交纳；上述费用无需金融机构再垫支，减轻了诉讼负担；最后，扩大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的范围，取消其他诉讼和执行实际支出等多项费用，进一步降低了金融维权成本。

表2

消极影响

一是提高申请支付令收费标准。原来申请支付令是按件收费，每件收取100元的申请费。《办法》提高了申请支付令的收费标准，规定“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1/3交纳”，按照诉讼请求的金额分段累计交纳。以一件10万元的债务案件为例，申请支付令原来只需交纳100元的申请费，《办法》实施后则需要交纳767元的申请费，比原来多了六倍多。提高申请支付令的收费标准将无疑增加金融机构的诉讼负担，有悖于债权人便捷讨债的立法本意，影响金融机构依法维权的积极性。

二是增加大额贷款案件受理费。当诉讼案件标的额低于130.25万元时，新标准案件受理费水平将高于旧标准，尤其是大额贷款案件受理费用明显增加。以2000万元的债务案件为例，旧标准需要交纳案件受理费110010元，《办法》施行后需要交纳案件受理费141800元，多交纳31790元，增长28.89％。再加之目前司法环境欠佳，执结率及债权受偿率较低等，将会降低金融机构依法维权的积极性。

三是取消案件受理费缓交方式。《办法》取消了案件受理费缓交的交纳方式，规定“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预交”，要求“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次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因此，金融机构若提讼，必须预先垫支一定金额的案件受理费；但目前基层金融机构费用管理较为严格，一般不允许列支此项费用，即使列支，也需要逐级报送上级行审批。这使金融机构对选择诉讼途径解决贷款违约问题持慎重态度，意愿降低。

金融机构应采取的对策

金融机构要强化《办法》学习，促进维权诉讼有效开展

金融机构要切实重视对《办法》的培训学习，尤其是组织法律事务、资产保全等部门认真学习、研究《办法》，重点分析掌握《办法》对金融案件有利和不利的规定，扬长避短，促进维权诉讼的有效开展。针对《办法》取消了案件受理费缓交这一规定，金融机构上级行要有针对性地制定新的诉讼成本列支管理规定，应允许基层机构在本级费用先行垫支案件受理费。

金融机构要充分运用《办法》规定，降低诉讼成本

如《办法》规定，采用调解结案的案件减半收取受理费，金融机构可以在诉讼中，尽量与被告方协商，尽可能采取由法院调解方式结案。再如金融机构可以将小标的额合并为大标的额向法院，按现在的收费标准，一个1000万元标的额的案子，受理费为8.18万元，但如分成10个100万元标的额的案子，每个案子的受理费为1.38万元，10个案子应收受理费为13.8万元，可以节约资金5.62万元。

尽量消除《办法》对金融案件诉讼产生的不利影响

篇8

关键字： 不动产 预告登记 债权请求权

一、预告登记的概念和制度起源（一） 预告登记的概念预告登记，即为保全一项以将来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为目的的请求权的不动产登记。它将债权请求权予以登记，使其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使妨害其不动产物权登记请求权所为的处分无效，以保障将来本登记的实现。预告登记是与本登记相对应的一项登记制度。本登记是已经完成的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是现实物权的登记，实质是终局登记，当事人所期待的物权变动效果得以实现。预告登记是相对于本登记而言，它所登记的不是现实的不动产物权，它是在确定的财产权登记条件还不具备时，为了保全将来财产权变动能够顺利进行而就与此相关的请求权进行的登记。

（二） 预告登记的制度起源预告登记制度发端于后期普鲁士法，即1872年5月5日的所有权取得法以及土地登记法。该法在区分债权法和物权法的基础上，规定了两种类型的预告登记。第一种是为保全已经成立的物权的预告登记，即登记薄存在误载的情况下，其记载的内容与真实权利不符时，对于真实权利人有丧失权利的危险所采取的保护手段。它在于打破登记薄的公信原则，以排除第三人的善意取得。第二种是为保全物权变动的债权请求权的预告登记。就普鲁士法而言，在一般情况下，物权因记入登记薄而成立，或取得对于第三人的效力。但进行本登记需要义务人的承诺，如果登记义务人不为承诺时，权利人必须对义务人提出请求为承诺意思表示的诉讼。但诉讼旷日费时，如果登记义务人在此期间对于第三人为权利处分，即使登记权利人此后获得胜诉判决，也没有实际意义。债权请求权保全的预告登记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设置的保护手段。1德国民法承继了普鲁士法的预告登记制度，在民法典的第二草案中，用异议登记制度替代了以前的保全物权的预告登记制度，同时承认了保全债权请求权的预告登记制度。本文所论述的即保全债权请求权的预告登记制度。预告登记，在中国民法著作中翻译为暂先登记、预登记、预先登记等。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称其为预告登记制度，日本法中的假登记制度中的保全债权请求权的假登记与德国、台湾所指的预告登记为同一制度。

二、预告登记的制度价值和性质

（一） 预告登记的制度价值

在一项不动产交易中，例如，对房屋的买卖，买卖契约的签订到契约履行房屋登记，这项交易最后完成。其中，债权契约的做成和不动产的登记之间常因各种原因而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在这期间如出卖人将房屋再卖于第三人并做了登记，则买受人无法获得房屋，而只能依债权法救济。虽然在债权行为成立后，不动产物权人有未来移转所有权或他物权的义务，但债权具有平等性和相对性，债权人仅享有请求债务人为移转登记的权利，他不能阻止债务人违背自己承担的义务而对他的不动产所有权作其他的处分。债权人的请求权也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不动产物权人违约，将不动产物权移转给第三人并登记的这种情况下， 在同一不动产上既有物权，又有债权，依物权优先原则，第三人将取得该不动产的物权。此种情形，请求权人可以追究不动产权利人的违约责任，对其债权予以救济，这种法律状态是民法所认可的。民法是市场经济的直接体现，肯认和尊重竞争；市民尊奉私法自治理念去参与生活，把理性判断作为交往的心理前提，他必须自己承受自己料事失误的风险，自己责任。鉴于此，债权人取得不动产物权的目的将落空，无法获得自己预期想要的房屋。物权法只保护现实的所有权人。债权法的救济对于要取得交易的实物的债权人来说，乃无奈之选择。债权人如何在这种情形下仍能实现交易目的呢？特别是对于住房权这种生存权即基本人权来说，需要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寻找一个法律空间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交易的安全。预告登记制度正是针对这种问题的解决手段。通过对将来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债权请求权的登记， 依物权的公示公信准则，使该债权经过公示程序后有了公信的排它效力，足以抗拒后序的物权变动，而使该请求权的效力得以保全。这样稳定了不动产交易秩序；同时平衡不动产变动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二） 预告登记的性质

预告登记具有使妨害其将来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的请求权所为处分无效的效力，其法律性质，究为一种物权或仅为一种债权保全的手段，甚有争论。预告登记介于债权与物权之间，兼有二者的性质。1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公示，为保全不动产物权之请求权的目的而设，具有若干物权效力的制度。预告登记尽管已经表现出个别物权效力，但各国立法中都没有将其列为特定的物权之一，主要是将其视为实现请求权的担保手段。笔者以为从该制度的价值来考察，将其视为实现请求权的担保手段更合法理。

三、预告登记法例之比较分析

在目前我国民事立法中，不动产预告登记制度仍是一种比较陌生的制度，物权法草案第一次对该制度予以了规定。任何移植和借鉴而得的制度都须本土化，须于本土法律融合。鉴于此，笔者对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三种典型法例予以考察比较，以明晰预告登记之具体制度。

（一） 预告登记的发生

台湾地区与德国法在预告登记的具体要件诸方面的规定大致相同，而日本法相对特殊。依台湾地区和德国的法律的规定，预告登记的发生有以下三个前提：

第一、存在可担保的请求权 台湾“土地法”第79条之第1项予以规定；《德国民法典》第883条、875条、876条、877条、880条、885条予以了规定。1

1、赋予一项土地权利的请求权，无论基于合同产生的还是法定的请求权都可以担保。对于将来的请求权或者附条件的请求权也可以作预告登记。例如，甲将房屋借给乙居住，甲、乙约定借用期间届满时，甲将房屋出卖给乙，乙可以就将来的房屋所有权移转请求权为预告登记。2、取消一项土地权利或者土地上的负担权利的请求权。3、变更土地权利内容的请求权或变更土地权利顺位的请求权，如地上权存续期间的变动、抵押权次序的变动。

第二、登记名义人的同意 台湾土地登记规则第125条规定预告登记的申请应提出登记名义人同意书。申请人须为债权人，第三人利益契约的受益人亦属之，受益人有权申请预告登记。登记名义人的同意是单方法律行为，非属契约，具有处分性质，须为登记名义人始得为之。德国《土地登记簿法》第29条规定形式的单方许可，该许可是一种单方的意思表示，它必须由与预告登记有利害关系的权利人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875条第1款第2句、第876条第2句，向受让人或者土地登记机关做出表示。2与台湾法不同之处在于，在权利人的许可非出于自愿的情形，为担保请求权，债权人可以以权利人为债务人申请进行诉讼保全，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38条的规定进行预告登记，或者权利人被判令进行一项权利变更的先与执行，也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95条进行保全。

第三、 办理登记 预告登记是限制登记名义人处分其土地权利所为的登记。台湾“土地登记规则”第124条、第125条规定，登记机关于登记完毕时，应通知申请人及登记名义人。《德国民法典》第883条、第885条规定了登记注册。登记完毕，则发生预告登记之效力。

日本法的预告登记是专指“由于登记原因的无效或撤销而提起涂销登记或恢复之诉的场合，基于受诉法院的嘱托所进行的登记”。3预告登记以涂销既存登记或回复原来的登记为目的；其保全的乃物权请求权。该预告登记与德国、台湾法非同一制度，在日法中与德、台相对应的是假登记，并且假登记也不完全同于德、台的预告登记。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的第2条、7条、32条、33条、105条作了规定。与采纳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德国民法上的预告登记不同，日本民法在物权变动上采意思主义，不动产物权变动仅因当事人意思表示而生效，在实体法上已发生效力，而登记手续上的要件未具备时，为使已变动的物权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得为假登记。这是第一种，可以说它保全的是一种对抗效力而非物权发生变动的效力。第二种是在契约虽已订立，但物权发生变动附有条件，为保全日后条件成熟所发生的债权请求权，使其得以顺利实现，得为假登记。4第二种才是与德、台大致相同的制度。其不同之处在于其假登记的申请。假登记的申请由登记权利人和登记义务人共同为之，但尚有例外：第一，有义务人的承诺时，假登记权利人可向登记机关附具承诺书而申请假登记；第二，尽管没有义务人的承诺，但假登记权利人向地方法院陈明假登记的原因，可以由地方法院假登记的假处分命令，嘱托登记机关登记之。此处的假登记假处分与民事诉讼法上的假处分，在法律上异其性质，不适用不得准用或依据民事诉讼法上关于假处分的规定。为保全请求权申请假登记假处分的，申请人仅释明其在实体法上有请求权即已足，无须说明请求权的行使有侵害之虞。1（民诉中的假处分，指在诉讼过程中，关于诉讼物现状的变更，当事人认为存在着将来不能实现其权利或难以实现其权利的危险，而对诉讼物进行的一种处分。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在将来胜诉时无法执行标的物，而对其作出的一种限制处分行为。）德国民法也有此规定。

（二） 预告登记的效力

预告登记制度的核心问题在于其效力。其效力的确定，在德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法中的规定大致相同，但仍有区别。

第一 、具有保全的效力，兼采处分相对无效的原则： 只要债权存在，预告登记从登记之时开始产生效力。预告登记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将可能妨害或者损害履行所担保的请求权的处分视为违反预告登记的处分而使其无效，这是一种相对无效，指相对于预告登记权利人无效，对于所有其他人是有效的。因此，预告登记不采禁止处分或禁止登记主义，故登记义务人将不动产再行让与第三人，或为第三人设定其他物权并申请办理登记时，登记机关应予受理，不得拒绝。若债权契约无效或债权人的请求权因契约解除或受保护的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违反预告登记的处分等等原因，对于第三人来说，义务人的处分产生绝对效力而不生妨碍债权人请求权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处分只在请求权担保的范围之内无效。只要处分不妨害请求权的履行，就是有效的。德国、台湾地区都有此规定。日本法也有类似规定：假登记并不具有独立的效力，其日后是否产生效力尚赖本登记的作成。“既如此，纵有假登记，作为登记义务人的本登记名义人并不失去处分不动产的权利”。“经由假登记的顺位保全后，与假登记保全的顺位相抵触的本登记，在抵触的范围内即成为无效。”2值得研究的是，预告登记对因公权力的行使而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是否具有排他力，各国法规定不一。依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强制执行或假扣押的方式或有破产管理人所进行的处分如可能损害或妨害请求权时为无效。日本在司法实务上有相关的判例，在所有权移转的预告登记和本登记之间，为强制执行的行为，妨碍预告登记请求权的，亦为无效。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与此相反，预告登记因征收、法院判决或强制执行而为新登记，无排除之效力。对此，有学者认为这“减损了整个预告登记制度的功能，立法政策上是否妥当，容有研究余地。”3依民法之私权神圣和个人本位的精神，德国、日本法之规定更为可取。

第二、 顺位和完善效力

1、顺位效力 依德国法之规定，预告登记的效力不仅在于其能保全债权请求权这种实体权利，其效力还体现为它能保全这种请求权的顺位，即因预告登记而使得该请求权具有排斥后序登记权利的效力。经由预告登记，被保全的权利之顺位被确定在预告登记之时。例如，甲出卖土地与乙，此时乙对甲的所有权移转的请求权尚未成就，但其害怕甲复将土地让与第三人 ，而被第三人抢先登记，使自己的请求权无法实现，于是作成预告登记。待日后所有权移转请求权的条件成就而为本登记时，本登记的效力溯及于预告登记作成之时。这样，预告登记便防止了第三人的介入，保全了本登记的顺位，使所有权移转请求权得以顺利的实现。1台湾地区虽无明文规定，依预告登记制度价值可推知应有此效力。日本法的假登记亦具有顺位保全效力，对其分为物权保全的假登记与请求权保全的假登记分别考察。基于二者作成的本登记的溯及力的时点是不同的。前者起顺位依假登记的时日为准，本登记的效力即物权变动的对抗力溯及于假登记发生时。而后者，经本登记时，纵使视同于假登记时所为，可是在假登记时，如义务履行期尚未到来，基于假登记作成的本登记，其效力并不溯及于假登记之际而是义务履行期。2因此在义务履行期届至前所为的中间处分，仍能发生效力。

2 、完善效力 预告登记已经表现出将来权利的效力，比如在破产或强制拍卖中预告登记已经被当成将来完整的权利看待。3具有破产保护效力，即在相对人陷入破产时且请求权的履行条件并未成熟，期限尚未到来，则具有排斥他人而保障请求权发生指定的效果。这一效力，同样适用于相对人死亡，其财产纳入继承程序的情形，即继承人不得以继承为由要求涂销预告登记。

（三） 本登记的推进

预告登记义务人于预告登记后，预告登记权利人如何将其预告登记推进为本登记，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 预告登记而受保全的请求权，如没有义务人的中间处分，预告登记权利人如需为本登记时，预告登记权利人许经义务人的协助完成。如义务人不肯协助，预告登记权利人得经有诉讼令其协助，而后基于判决为之。4德国、台湾的规定是相同的。

第二、 在有义务人中间处分的场合，该处分于侵害预告登记权利人之请求权的范围内，对于预告登记权利人之关系，成为无效。然而预告登记权利人应如何主张该处分无效，而求得请求权的实现呢？在德国法中，在登记手续上，第三人名义下的所有权移转至债权人，须经第三人的同意，且第三人对预告登记权利人负有同意的义务。因此，在必要的时候，预告登记权利人得通过诉讼请求第三人同意，将权利登记为所有人。此所有权移转之诉与同意之诉，可一诉并合解决或分别诉讼。在台湾地区法律中无明文规定，自不得为同样解释。原则上，权利人应先办理本登记，然后才能对第三人请求涂销登记。且所有权移转之诉与对其第三人请求的涂销之诉，应解为得统一诉讼合并请求。德国、台湾地区都规定了预告登记并不影响所有权移转请求权的限制和效力，预告登记原则上与该请求权同其命运。假使请求权附有抗辩权，在请求同意之诉或涂销之诉中，第三人得加以援用。5日本不动产登记法规定了两种手段，即假登记权利人首先以第三人为相对方请求涂销本登记，是原所有人复为登记上的所有名义人或第三人承继本登记的义务，直接作为现在的所有权人协助乙办理本登记。这两种手段皆可。此后的判例中有新的见解：假登记权利人首先以登记义务人为本登记，或对第三人为本登记的涂销请求，二者择其一，或同时进行。这比台湾的规定多了一种选择。这种见解承认假登记权利人的选择请求权，虽有利于权利人，亦存在着弊端。如，假登记权利人对第三人的本登记请求涂销或更正，而权利人的假登记不改为本登记，可能损害义务人和第三人利益。

（四）预告登记的转让

预告登记在于保全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债权，根据其担保债权的目的和对债权存在和行使的依赖性，预告登记相当于一项从属性的权利。预告登记具有从属性，与被保全的债权请求权同其命运。依债权让与的规则，债权让与时，该债权的担保及其他从属之权利，随同移转于受让人。预告登记不能独立转让，其与债权既具有从属性，应随同债权让与而为移转。德国、台湾法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定所体现的法理是一致的。

（五）预告登记的消灭

预告登记发生后，实务中会因各种原因使其不能向本登记推进，预告登记最终消灭。例如，请求权人采取消极态度，届时不积极行使自己的请求权的情形，对于请求权人可能无害但预告登记义务人却处于不利境地。请求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时义务人因预告登记也无法与第三人发生物权关系，这样将造成义务人财产上的损失。基于民法公平原则，应当赋予义务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涂销预告登记的权利。1依台湾土地登记规则，保全的债权请求权，因撤销、契约解除、混同、清偿或其他事由消灭时，登记名义人得申请预告登记之涂销，但须经原申请人之同意，始得为之。此外，债权人亦得抛弃预告登记，而申请涂销之。2德国民法还规定了预告登记债权人的公示催告制度。其民法典第887条规定：“请求权被预告登记保全的权利人下落不明时，如此情形符合第1170条对解除抵押权所规定的条件时，可以用公示催告的方式解除预告登记的权利人的权利。预告登记，自除权判决宣告时失效。”

四 预告登记制度与我国物权立法之借鉴

（一） 我国建立不动产预告登记的必要性

我国有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制度，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都规定了该制度。3在我国，商品房预售合同虽要备案，但仅仅是备案，更多具有的是行政管理色彩，法律没有规定这种备案具有什么效力，只是在行政手续上予以了一定的保障。随着我国土地二级市场的建立及房地产交易市场的发展，不动产交易纠纷也随之增多。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违约而不能达到合同目的的种种情况会发生。为保障不动产物权交易的迅捷和安全，预告登记制度创设符合客观需要。

预告登记制度的创设也是法律体系得以完善的需要。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需经登记才能取得所有权。因此，在买受人支付价金或定金后也无法排斥在登记前出卖人将产权移转登记于他人的情形，买受人因此坐受损失，交易目的最终落空。对一个依诚实信用从事交易的当事人无法从制度上加以完善的保护，说明法律的设计有失公平正义，现有法律存有漏洞。权衡利益与价值，预告登记制度有必要在我国创设，它是完备我国民事立法的重要一环。

（二） 预告登记在我国的设立-对我国物权法草案中的预告登记制度的建议

比较德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制度，前二者的规定基本相同。基于我国未来民事立法就基本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采纳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而该模式与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同属形式主义变动模式，登记属于物权变动法律效果发生的要件，未来物权法的预告登记制度，在基本框架和内容上可以仿照德国法系，尤其是《德国民法典》的预告登记制度而设立。1梁慧星先生负责的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对预告登记制度作出了规定。草案第35条、第36条、第37条、第38条做了规定，但草案规定过于简单。参照《德国民法典》，我国未来物权法除保留《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预告登记的规定外，可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第一、 在预告登记的发生方面，其担保的债权请求权和申请、办理登记的规定，可借鉴德国法予以详细的规定。在德国法中，对土地与房屋不分别制定法律，房屋被视为土地的一部分。我国的土地属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不能买卖，现实中主要是房地产交易。实际生活中，尽管土地所有权不能交易，但土地使用权存在交易。因此在请求权的范围的规定上，特别是在立法中，有必要将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列入被保全的对象。第二 、 在预告登记的效力方面，草案规定得也过于简单。顺位效力应当规定，处分相对无效原则应予以细化。明确预告登记具有保全物权顺位的效力：本登记的顺位以预告登记的时间为准。本登记的顺位推进到预告登记之时，才能保证本登记优先顺位，实现预告登记的目的。第三、 草案对预告登记向本登记的推进和预告登记的转让未做规定，这一点应予补充。可依德国法，可分两种情形处理，即有义务人的中间处分和无义务人的中间处分。不过，需要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建立配套的诉讼请求制度。第四 、草案对预告登记的涂销只规定了一种情形：“预告登记所保全的请求权的权利人届时不行使其权利的，其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涂销该预告登记。”这不够全面，可以借鉴台湾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通过以上的补充规定，预告登记制度得以完善，也是对物权立法的完善，使预告登记制度真正发挥其价值和功能。

参考书目：

1 王轶 《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2 肖厚国 《物权变动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 王泽鉴 《民法物权（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

4 德国 曼弗雷德·沃而夫《物权法》吴越 李大雪译 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5 梁慧星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1年出版。

6 许明月等著 《财产权登记法律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7 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上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8 孙宪忠 《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9 王利明 《试论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载于《民商法学》2002年第1期。

10 郑冲 贾红梅 《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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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撤销权；逃避债务；处分财产；返还财产

债的关系成立后，债务人的财产即成为担保债权人债权得以实现的“责任财产”，此责任财产的增减变化关乎债权人债权能否充分实现。为了防止因债务人的不当行为导致责任财产减少，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我国《合同法》特设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予以救济。该法第74条第1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该规定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但由于现行法律不明确撤销权的法律后果，不仅使得撤销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操作，而且限制了债权人行使权利的积极性，阻碍了撤销权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本文就此进行探讨，并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一、 已交付财产返还的依据

债权人撤销权作为债的保全措施之一，“是法律为防止债务人财产的不当减少给债权人权利带来损害而设置的一般担保制度” 。在具备《合同法》第74条第1款规定的条件下，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一旦被依法撤销，应使已处分行为取得的财产予以返还，以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确保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否则撤销权的目的并没有真正达到。那么债权人能否依据撤销权直接向受益人请求财产返还？《合同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论及。由于各学说在撤销权的性质问题上见解不同，因而在财产返还问题上亦见解各异。请求权说认为撤销权就是向因债务人的行为受有利益的第三人请求所得利益的权利；形成权说认为撤销权是依债权人的意思表示而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溯及的消灭；折衷说认为债权人的撤销权不仅以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行为为内容，而且含有请求恢复原状即取回债务人所处分的财产的作用。其中，在理论界以折衷说为通说。综观各学说的主要分歧在于：请求说、折衷说都认为该返还财产的权利为撤销权的本体；而形成权说则认为撤销权的行使仅仅是发生请求返还财产权的前提。

笔者认为，虽然请求说、折衷说能够满足建立撤销权制度的目的，实现保全一般债权的作用，但根据现行《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将撤销权界定为形成权更符合我国立法的规定。在民法学理论中，形成权是指权利人得以自己的意思表示使民事法律关系效力发生变动的权利,其作用是通过权利人单方的行为使法律关系的效力发生变化,包括使法律关系效力发生、变更以及终止。我国合同法第74条规定,当债务人实施了“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以及“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逃债的,债权人就有权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处分行为,使其自始无效。虽然该条规定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由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但不能因此认为撤销权就有请求权的性质。该条规定中所称的“请求”并非指实体法中的请求权，而是将撤销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形成权，即“形成诉权”。当出现上述债务人处分行为的情形后，债权人请求撤销与否,完全取决于债权人之意思表示,从这意义上说,债权人的撤销权符合形成权之基理。我国撤销权的形成权性质，使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力仅限撤销债务行为，其不能成为行为被撤销而向受益人请求返还财产的依据。

那么，因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而返还财产在民法理论上的依据是什么呢？在承认物权行为与其原因债权均独立发生效力的罗马法，将因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而返还财产归于因给付原因不法之诉权。而在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国家（如法国），则不承认关于无原因给付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这些国家立法认为，无原因给付，当然无效，可基于所有权，请求标的物返还。由于我国立法未采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且传统理论亦不承认之,故多数学者认为，返还财产属于物权性质的物上请求权。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受益人所获利益（财产）由于丧失合法依据，因而债务人即对该利益（财产）享有物上请求权。返还财产，使财产关系恢复到债务处分财产行为前的状态，这是所有权回归的过程，是所有权回归效力的体现。将“返还财产”的性质理解为物上请求权，较之不当得利请求权，可以对所有权人提供更好的保护。其一，当依撤销行为而接受债务人财产的受益人，其财产不足清偿数个并存的债权时，依撤销行为而交付财产的债务人，可依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人而获得财产的返还；其二，在受益人善意取得利益的利益已不存在，按照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原理，返还财产要求使当事人的财产关系恢复到债务处分财产行为以前的状态，其范围仍以交付的财产数额为标准，从而使所有权人（债务人）的利益得到完全恢复。若该财产为原物，并产生孳息时，也应一并返还。

二、 已交付财产返还的主体

债务人危害债权的处分行为,无论是单方行为还是双方行为,一旦被法院撤销,则该行为自始无效。当已发生给付的, 对于善意的有偿受领,依民法的善意取得制度，受益人对取得的财产不予返还,权利人只能要求债务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清偿自己的债权；对于无偿的或恶意的有偿受领,已接受该财产的受益人则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成为返还财产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综观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关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规定，返还财产的义务主体一般以“受益人”进行表述，而我国合同法第74条则以“受让人”进行表述。一般认为，狭义上的受益人仅指因债务人的行为而直接取得利益的人，广义上的受益人包括转得人，即直接或间接自受益人取得利益的人。而受让人则指直接自债务人取得利益的人，从其文义上来看，受让人的范围还较狭义上的受益人为窄，仅限于经由双方法律行为而取得利益的人，不包括因债务人的单独行为（如债务人的放弃到期债务行为）而取得利益的人，这样使得我国返还财产的义务主体范围大为缩小。这是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设立的本旨相违背的，而且也将使得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发生内部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补充了合同法上述规定的不足，有技巧的将受让人与受益人并列规定，因而在解释上不应局限于受让人的文义，而应将受让人理解为大陆法意义上的受益人。

现代社会，财产流转的规模不断扩大，流转的速度不断加快，同一项财产往往在数人之间被相继转让，形成数个有联系的财产让与合同。对于法释［1999］19号第24条规定中的受益人应作狭义上的受益人理解还是广义上的受益人理解，则争议较大。笔者认为应将此处的受益人理解为狭义上的受益人，不包括转得人。即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使债务人或债务人与受益人之间的行为撤销后，无权主张受益人与转得人以及转得人之间的行为无效，受益人已将所取得的财产转让给他人时,债权人也不能向转得人请求返还此财产。这是因为：（1）从《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来看，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撤销的是债务人的行为，如果债务人实施的是双方法律行为，撤销的也只能是债务人与直接受让人的行为，而不能追及到转得人；（2）撤销权制度对债的相对性原则只是突破而绝非否定,这要求其只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并符合特定条件时适用，而不能因撤销权而改变受益人与转得人以及转得人间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的地位，随意地变更和扩张权利性质和效力；（3）如果对于允许撤销受益人与转得人之间乃至以后发生一切正常的交易行为，势必会影响交易安全，影响经济社会的交易秩序，违背《合同法》的基本立法精神。那撤销权制度如何对转得人发生效力呢?如果转得人为恶意，则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的无效的效力可以对抗之，即使得恶意转得人所获财产失其所据而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

那么，受益人应向谁返回财产呢？是撤销权的债权人还是债务人？各国立法规定不同,德国法规定此类债权人得优先受偿,而日本民法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视为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法国民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对此未予规定,我国《合同法》也未作规定。学术界对此类回复的财产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债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即直接将回复的责任财产交给债权人占有,直接实现其的债权；一种是所有债权人以利益均沾原则平等受偿，即直接应将回复的财产加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中,作为全体债权人的―般担保,使各债权人对于回复的责任财产有平等受偿的权利。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撤销权的实质和目的是债权的保全,而非债权的实现。根据债权制度的一般原理,债务人应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亦称为责任财产）作为清偿债务的担保，当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害及债权时，法律允许债权人突破债的相对性的束缚，通过行使撤销权使债务人责任财产回复到原有状态，达到保全债权的目的, 并使债权人平等的受偿，而不是保护行使的撤销权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同时，责任财产的回复对债务人而言是一种物权的回归,债务人对这部分财产享有所有权, 对于这部分回复的责任财产应向债务人返还,作为所有债权人的一般担保,以体现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当然，为鼓励债权人能积极行使撤销权,应该在法律的设置上禁止各

种“免费搭车”现象的发生。

三、已交付财产返还的实现

法释［1999］19号第25条中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但“自始无效”的后果是什么？司法解释并没有解释清楚。如果受益人主动返还已交付财产,则撤销权的目的得以实现。如果受益人不主动返还财产时，那么债权人可否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与《合同法》第58、59条关于意思表示瑕疵被撤销行为的处理规定来实现财产的返还呢？笔者认为，必须注意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取决于债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它与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行为人意思表示瑕疵的撤销权有着根本的区别。表现在： (1)两者的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为债权人,撤销的是他人的行为,后者的主体为实施行为的人,撤销的是自己的为；(2)行使权利的形式不尽相同,前者只能采取诉讼的形式向法院申请,后者可以向法院申请,也可向仲裁机构申请；(3)是否涉及第三人不同,前者的行使涉及第三人,属于债的效力的扩张,后者只适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以上几个法条规定来看，返还财产的权利主体应该是被撤销行为当事人双方或对返还的财产享有所有权的第三人，而非债权人。债权人撤销权人既非被撤销行为的当事人，也不是所返还财产的所有权人，在因行为被撤销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中并不享有任何基础权利，因而也就不能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或《合同法》第58、59条关于被撤销行为方面的规定实现财产的返还。

我国撤销权的形成权性质，使人民法院仅审理符合撤销权成立的条件，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即结案。如果受益人不主动返还财产时，再由债务人向受益人提出因交易行为被撤销而返还财产的诉讼，似乎不切实际。而在债务人怠于行使上述诉讼权利时，债权人必须再提起代位之诉，这样的诉讼机制太过于烦琐，甚为不便，也不利于真正达到保全债权的目的。那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如何实现受益人返还财产呢？本文认为形成权说的第三种观点（责任说）在理论上较为周全，笔者赞同。此种观点认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并不再需要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即得将其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申请法院迳行对其强制执行。此种观点实际上是以强制执行代替代位之诉，从而避免了形成权说在理论与实务上的种种问题。虽然我国现行立法并未采日本法“以责任法的无效为效果”（责任说的立论基础），但我国可以通过对强制执行方面的法律做进一步的完善，而达到与责任说相似的效果。我国1992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0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民事诉讼法“第九章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与“第22章执行措施”中，已设有保全与收取债务人财产权利的概括规定（第94条与第221条）。 在此基础上予以完善，使其应用于债权人撤销权的执行，较诸于民事实体法中另起炉灶，从头修订，将更为迅捷简易，同时可免叠床架屋之弊。

实践中,一个债务人可能同时存在多个债权人,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范围可能大于每个债权人的债权额,因此就每个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来说,财产返还的范围是自己的债权额还是全体债权人的所有债权额，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我国《合同法》第74条和《解释》第25条的规定比较模糊甚至有冲突,在理解及实务中存在疑义。比较而言，本文认为《解释》更具有合理性。如果法院在审查时只保护个别提讼的债权人的利益，则使债权人撤销权中“债务人责任财产的清偿应面向全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亦无优先权”这一根本特性变得毫无意义，不符合立法本意。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债权人只能对自己债权有无保全必要做出判断并决定是否行使，且难以确知所有一般债权的总额及债权有无设立担保的情形，所以应该允许债权人自由的提出撤销权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对其能够主张的部分予以审理和撤销。在一个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后,并不影响其他债权人的撤销权的行使,而且人民法院可根据不同情况决定案件合并审理或者适用判决的既判力，并不会导致对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因此，建议《合同法》第74条2款应修改成赋予债权人自由的提出撤销权的范围的权利，并规定债权人自由提出的撤销权的范围应以全体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作者单位：江苏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杨立新.疑难民事纠纷司法对策(第二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48

[2]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6.

篇10

物上代位性是抵押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是指抵押权的权利内容不是抵押物的使用价值，而是其交换价值，因此，抵押物虽然改变其原有形态或性质，但只要还维持交换价值，抵押物的变形物或代表物在实质上就仍是抵押权的客体，抵押权的效力就仍能及于该变形物或代表物上。抵押物的代位物，是指因抵押物发生毁损或价值形态的变化而抵押人获得的代替抵押物价值形态的其他物。关于抵押物的代位物的范围，各国立法并不完全相同。

德国、瑞士民法将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归结为抵押权人所享有的法定债权质。原则上，抵押权之物上代位性，主要以抵押所有人得以取得之抵押物的保险金为代位物。德国民法典第1127条第1款规定：“属于抵押权的标的物为土地所有人或自主占有人的利益提交保险时，抵押权扩及于对保险人的债权。”第1128条第1款规定，建筑物提交保险者，在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将发生的损害情况告知抵押权人，并自受领通知之时起经过一个月时间，保险人始得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额，其效力及于抵押权人。《瑞士民法典》第822条规定：“?一?到期的保险金额，经全体不动产担保权人同意，始得交付于被保险的土地所有人。?二?但是，如土地所有人提供相当担保后，以回复担保物为目的，保险金仍可交付于土地所有人。”因抵押权对抵押物具有追及力，对抵押权人的保护至为充分，德、瑞等国民法并不承认抵押权对抵押物的转让价金请求权有物上代位的效力。

日本民法所规定的抵押物的代位物范围十分宽泛。日本民法典第372条规定，第304条?先取特权的物上代位?的规定，准用于抵押权。日本民法典第304条规定：“?一?先取特权，对债务人因其标的物变卖、租赁、灭失或毁损而应受的金钱或其他物，亦可行使。但是先取特权人于支付或交付前，应实行扣押。?二?关于债务人于先取特权标的物上设定物权的对价，亦同。”从第304条的规定看，抵押物的代位物“包括出卖后获得之价金、出租金、因标的物灭失、毁损而使所有人取得的损害赔偿金?请求权?和保险金?请求权?、以及抵押不动产之物理的变形物。”由于这些代位物不掌握在抵押权人之手，所有法律规定其要件是对价值代表物予以扣押，其程序是，在将这些价值代表物给付或者交付于抵押不动产所有人之前，将其扣押。日本民法将抵押物出售所得价款及出租所得租金包括在代位物中的作法，引起颇多争议，亦为大多数国家所不采。

台湾地区民法第881条规定：“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但因灭失得受之赔偿金，应按各抵押权人之次序分配之。”因此，“至该得受之赔偿金，即为抵押物之代位物或代偿物。具体包括：?1?抵押物之毁损、灭失系第三人之侵权行为或其他可归责之原因，对第三人所得请求之损害赔偿。?2?抵押物由所有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于危险事故发生，抵押物灭失时，所有人所得请求支付之保险金。?3?其他法律所规定之补偿，例如抵押物因被征收所得之补偿地价及其他补偿费等。”台湾民法原则上不承认出卖抵押物所得价金为代位物。

我国抵押物的代位物的范围大致与台湾相似。

我国《担保法》第58条规定：“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解释》第80条第1款规定：“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就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优先受偿。”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上的抵押物的代位物包括：?1?经保险的抵押物毁损、灭失后，所获得保险金；?2?因他人侵害而致抵押物毁损或灭失时，所应得的赔偿金；?3?抵押物被征用时，所获得的补偿金。

我国物上代位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抵押物发生毁损或灭失。抵押物毁损、灭失可以因一定的事实原因也可因一定的法律原因而发生。前者指因一定的事实的发生而致标的物全部或部分毁损或灭失，如标的物因自然灾害、战争、第三人偷盗、侵夺或侵害、国家征收等不以权利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而发生实物或价值形态的变化；后者指因权利人转让、租赁等法律行为而使标的物的价值形态发生变化。依日本民法的规定，以上两种情形均可以适用物上代位。而在我国，只承认第1种情形可以适用物上代位。对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所得价金、出租抵押物所得租金不适用物上代位。有学者认为《担保法》第49条第3款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应当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即表明因转让抵押物所得之价金是抵押物的物上代位物。笔者认为对抵押物转让的价款，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抵押权人享有抵押权或物上代位权。从文字表达上看，《担保法》第58条对抵押物灭失所得赔偿表达为“应当作为抵押财产”，《解释》第80条则对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表达为“优先受偿”。这两种表达方法都直接反映了抵押物的物上代位性。而《担保法》第49条第3款却不带有任何可视为物上代位内容的字眼。另外，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看，物上代位仅适用于抵押物绝对灭失，如房屋倒塌，或法律上的灭失，如土地被国家征用，在这两种情况下，设于抵押物之上的抵押权有因物之灭失而消灭的危险，因此，法律赋予抵押权人物上代位权作为救济。而转让抵押物时，抵押物的“使用价值”仍然存在，只要行使抵押权的追及权，就能就抵押物获得优先受偿，抵押物的转让并不影响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因此，将转让抵押物的价款视为物上代位物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也是违反抵押权的追及性原则的。因此，《担保法》第49条第3款关于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应当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的规定，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而赋予抵押人的法定义务。在抵押人履行该义务的情况下，如果转让抵押物的价款已足以清偿所担保的债权，则抵押权消灭；如果并不足以清偿所担保的债权，而且转让抵押物的价款低于抵押物的价值时，抵押权人仍可对抵押物行使抵押权；如果转让抵押物的价款与抵押物的实际价值一致，则从保护抵押物受让人和减少交易纠纷的立场出发，原则上，抵押权人只能接受转让抵押物的价款，抵押权亦同时消灭。至于抵押物的价值，可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给予评估。在评估前，抵押人、抵押物受让人、抵押权人三方应订立书面合同，约定一致遵守评估结果。在抵押人不履行提前清偿或提存的义务的情形下，则抵押权人可径直对抵押物行使抵押权，除非抵押物受让人愿意代替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而使抵押权消灭。

2?必须有代位物存在。若抵押物发生灭失后并无代位物存在，则应认为抵押权因标的物的灭失而消灭，不发生物上代位问题，例如，抵押的房屋因抵押人自己的过错而遭焚毁。故在一般情形下，抵押物绝对的灭失毁损的原因应来自第三者，唯如此，抵押人才能获得作为抵押物代位物的赔偿金。当然，此所谓第三人不限于对抵押物的毁损、灭失负有过失的人，如保险公司。

3?代位物或请求权应为抵押人所有。若抵押物之代位物非为抵押人所有，则抵押权不能在该物上成立物上代位。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保险金的请求权。当抵押人以抵押物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而受益人为第三人时，保险金的请求权为第三人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代位权能否发生应分两种情形区别对待：如果受益人的指定是在抵押之前，则受益人所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不受抵押权影响，此项保险金不能作为抵押物的代位物；如果受益人的指定在抵押之后，则抵押权人享有优先于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此项保险金即为抵押物的代位物。

关于如何对抵押物的代位物行使代位权问题，《担保法》没有规定，《解释》亦仅规定了一方面，即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未届清偿期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采取保全措施。就这仅有的规定也是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