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医学发展范文
时间：2023-12-06 18:03:1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精神医学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人类将步入21世纪，我国精神医学的发展也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1生物精神医学的发展
21世纪初，将完成精神疾病群体遗传学、遗传流行病学研究，精神疾病遗传学研究将从细胞水平向分子水平过渡。从分子生物学探索精神疾病的病因将得到全面的发展，重点在Alzheimer病、精神分裂症及情感性精神障碍候选基因的研究。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和人类基因组-环境基因组计划的完成，精神科各种疾病和致病基因将被陆续克隆，在此基础上，21世纪的后期将可能开展对精神疾病有效的基因治疗，从而完成精神医学发展史上一个质的飞跃。
20世纪60年代开始提出的各种神经生化假说(主要指经典神经递质假说和神经肽假说等)，将在新世纪陆续得到验证；随着神经生物学对各种与精神疾病有关的功能蛋白(包括受体、代谢酶等)性质的了解，各种精神疾病的发生机制也将得到阐明。在20世纪80年代后，CT、MRI、SPECT等现代先进检测仪器开始用于精神医学，使神经影像学在精神医学领域有了初步的发展。21世纪我国各大城市将逐步装备PET仪在临床科研中应用，精神医学的脑功能影像学将出现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对活体脑部受体的研究将彻底取代20世纪在精神病患者尸体脑组织上的研究，这对克服许多实验不稳定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0世纪90年代热衷于寻找直接服务于精神疾病临床诊断的某些精神生理学标志，虽然探索的结果往往自相矛盾、莫衷一是，但这方面的工作在新世纪会得到加强，除了在脑电生理、眼球运动等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推广之外，新的、更多的精神生理学标志将被应用于临床辅助诊断。
免疫学、神经内分泌学等多种学科与精神医学的结合发展也势所难免，精神医学将出现相当多个互相联系但又独立性极强的分支学科，是21世纪精神医学发展的体现。
2联络精神医学的发展
在步入21世纪后，心理卫生知识将得到普及，内外科医师对心理障碍的识别率将大幅提高，市级综合性医院将建立精神科联络-会诊机构，并且有专门的心理工作者和精神科医师参加临床各科的防治工作。
3社区精神医学的发展
康复精神医学在新世纪中也将得到充分的发展，以功能训练、全面康复、重返社会和提高生活质量为宗旨，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康复模式，造就一批从事精神康复的专业工作者，以及社区服务工作者，广泛地推行各种技能训练、社区病例管理及某些职业康复方案等，以促进精神病人的心理社会性康复。这使精神卫生服务社会化变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4精神卫生机构领导和医护工作者应作的努力
21世纪精神卫生机构领导和医护工作者应作的努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队伍的建设精神医学的发展主要靠科研、临床、社区服务三支人才队伍的建设。新世纪精神医学分支学科的大发展主要靠科研队伍，我们需要通过自我建设、同国际先进国家合作交流，尽量同国际接轨，进行大量的跟踪性科研，缩短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以便在新世纪中进行更多的创新性研究，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其次，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强大的临床队伍是必不可少的，使疾病病因学理论、药理学理论付诸实践，更好地为患者服务。社区服务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是21世纪精神医学发展的特色，这支队伍使精神医学走向广阔的社会，使精神医学充满生命力，也是精神医学在21世纪发展的标志。新晨
(2)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21世纪人人关心精神卫生、人人了解精神卫生的普通知识、人人接受精神卫生教育，对在社区开展疾病的一级预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精神卫生工作者的工作得到社会普遍支持的主要途径。
(3)提高临床服务质量随着临床诊断从症状描述性的表层向分子水平深层的转化，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在不断提高，我们对临床分类与诊断标准的要求也不断提高。21世纪生物学的高度发展可能使目前的精神疾病分类标准发生根本性的变迁，比如，“精神分裂症”可能依据某些生物学指标而分成多个不同的较为合理且有说服力的新疾病类别，而“神经症”属下的8种疾病类别也可能依据某些生物学指标而重新组合分类；另外，新的诊断标准中必定会增加许多可靠的生物性指标，并且会出现许多疾病“早期诊断”的标准。
篇2
关键词 精神文明 企业发展
当前，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随着经济体制和企业改革的深入，对企业精神文明建设既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契机。如何使精神文明建设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更好地为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因此，要坚持以文明单位创建为载体，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中，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在加强思想教育中提升职工素质，在深化创建中促进文化融合，在创新管理中激发内生动力，在发展企业中增强员工幸福指数，使企业始终保持勃勃生机和活力。
一、做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要完善体系、夯实基础
（一）加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要推进人员、机构、组织“三个到位”
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基层，要从企业自身做起，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发挥榜样示范和带头作用。从健全领导体制入手，构建企业共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格局，成立以企业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文明单位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专门的日常工作机构，对企业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进行统一的部署和协调管理。通过上层抓规划设计、中层抓实施推动、一线抓落地延伸，建立健全职责明确、各司其职的“三位一体”创建管理体系。
（二）加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要突出思想、制度、业务“三个加强”
要明确以科学发展引领文明创建的指导思想，确立“依靠职工同创共建，文明成果全员共享”的工作方针，加大对文明创建工作的广泛宣传动员，形成“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员工素质、树立企业形象、打造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共识；要制定文明单位创建规划，积极派员参加系统业务培训，并与系统优秀单位开展横向交流，学习、借鉴经验，从而有效提升文明创建工作水平和质量。
（三）加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要实现职责、措施、考核“三个落实”
要将文明单位创建纳入到日常的考核范畴，通过界定三级创建职责，明确责任目标，强化压力传导。要根据自身实际和客观需要，在强化企业管理过程中卓有成效地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企业要在加强专业管理中，加强职工的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积极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通过开展做文明职工创文明班组，开办以文明单位为主要内容的“三创”活动，增强职工遵章守纪、爱岗敬业、创新开拓精神和主人翁意识；适时开展多种形式的理论培训、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劳动竞赛活动，不断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使精神文明建设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而推动企业管理及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做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要强化引导，提高认识
（一）理论学习注重“提质”
学习是党员干部掌握知识、开展工作的重要方法，更是增强党性、坚定信仰的重要途径。企业要结合自身的特征，立足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际不断加强理论学习。要将理论学习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紧密结合，把加强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和一种精神追求，把理论学习作为提高政治素养和政治水平的重要途径。系统地学习学习党的十精神及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听取系列重要讲话，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并着力在正确把握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在深刻理解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上下功夫，在全面掌握科学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上下功夫，在将理论成果转化成工作的指南针、催化剂上下功夫，进一步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
（二）教育引导注重“凝心”
要坚持围绕改革发展不同时期、生产经营不同阶段，结合员工心中所思、脑中所想，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特别是当前，要加强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要充分认识中国梦是精神旗帜，把思想统一到中国梦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基本内涵、本质属性、实现路径上来。要充分认识中国梦是动力之源，用中国梦这个伟大目标和宽广舞台凝聚力量；要把中国梦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引导人们坚定理想信念、构筑精神支柱，提振精气神、积聚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要尝试通过集中编发宣传提纲、组织巡回宣讲报告、设立宣传专栏等方式和利用企业内部报纸、网站、视频等载体，多渠道地向广大员工进行宣传引导，形成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思想共识和强大合力，进而不断开创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
（三）思想教育注重“聚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也是我国任何一个工作单位保持思想先进，切实提升干部职工从业水平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十报告中提出，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问题。因此，搞好精神文明创建就是要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在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把思想教育与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学以致用、用以促学，以知促行、以行促知，使坚定的信念追求落实到对党忠诚、干净干事、敢于担当的实际行动上。要坚持推进思想教育的经常化、制度化，不断增强思想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把固牢思想根基、疏通思想泉源的工作始终抓紧抓实。
三、做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要构建和谐，促进发展
（一）将精神文明创建与和谐社会构建紧密结合
“社会和谐”已经成为全党的一项重要共识。企业作为和谐社会的一分子，必须把建立和谐社会视为己任，积极构建具有行业特色的和谐企业。在深入探讨构建和谐社会中，国有企业必须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切入点，全力打造崭新的企业文化，进而以此为着力点构建和谐企业。在指导思想上，要努力改变把精神文明建设看作软任务的错误观念和模糊认识，切实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工作部署上，要努力改变把精神文明建设视为不管用、无所谓的思想认识，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实实在在的工程，从而达到同步推进、相得益彰。在工作实践中，要努力改变把精神文明建设当做只是宣传部门的任务的狭隘观念，使之成为各部门的共同任务，做到同心协力、齐抓共管。在工作方式上，要努力改变过去破字当头的传统习惯，切实采取以立为本的建设性方法来推进，力求在治本上出水平、见成果。
（二）将精神文明创建与和企业发展紧密结合
精神文明建设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员工素质的高低、精神面貌状况，直接影响和决定企业的前途和命运。要坚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创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精神文明创建，把员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企业的决策部署上。在具体工作中，既要注重员工的道德素质提高，又要重视劳动技能的提高，这样双管齐下，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企业发展。要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手段，以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为契机打造文明诚信的企业品牌，优化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总之，要在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通过抓牢文明素质工程、抓深文明单位建设、抓细企业文化建设，使企业形成积极向上、争先创优的良好工作氛围。
（三）将精神文明创建与和企业文化建设紧密结合
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文化的性质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文化建设的状况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积极发挥文化作用，不断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这既是更好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目标，遵从精神文明建设自身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挥巨大作用和实现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必然趋势。一是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针对性。以企业文化建设为主，多方面地培养职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培养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和配合协作等良好作风，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文明氛围。二是企业文化有助于增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广泛性。要发挥企业文化的优势，大大丰富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式，吸引更多的职工积极参与到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中。三是企业文化有助于增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效性。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文化相融，可以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更好地促进物质文明建设。
四、做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要主动引领，增强动力
（一）搞好精神文明创建，注重党员党性锤炼
党的十报告指出，“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因此，要把党性教育贯穿于企业日常管理的全过程，把党史、党性、党纪作为必修课，通过原著导读、交流研讨、考察调研、实践体验、警示教育、党员民主生活会等形式，着力抓好员工的忠诚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作风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不断提高员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能力。要大兴学习之风，紧紧围绕提高员工队伍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引导领导干部学在前面、学得深入；要引导员工通过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努力掌握和运用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开阔视野，创新思路，破解难题，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
（二）搞好精神文明创建要注重作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建设，建设的是思想、精神，建设的是道德、风尚。抓精神文明建设，一般号召容易，具体落实难，必须坚持虚功实做，弘扬务实作风，如果作风建设不到位，就容易使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流于形式。因此，要对确定的目标和认准的事情扭住不放，保持一抓到底的劲头，抓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要狠抓作风建设，反对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旧思想，敢于冲破旧模式旧习惯的束缚，说实话、鼓实劲、办实事、求实效，在抓重点工作、节点目标的深化、拓展、延伸上下功夫，在加强督促检查上下功夫，扎扎实实地做好推进工作。不断强化落实检查，对于各项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不见成效不撒手。进一步凸显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领导主动参与，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形成全员主动思改革、谋改革、参与改革的浓厚氛围。
（三）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要注重创新
党的十强调，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形势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用创新理念引领工作，努力做到思想上创新、机制上创新、方法上创新，以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努力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锻造队伍、科学管理等方面下功夫，强化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落实意识，以此来推动精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要不断创新观念，要破除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按部就班的思想意识，自觉服务于企业，服务于员工，服务于客户，不断创新精神文明创建的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
篇3
深圳市政府提出“十二五”公共机构单位面积能耗下降20%。要完成这一节能目标，必须对全市1500万平方米既有建筑进行改造，需投入约15亿元。如何摆脱依赖财政资金实施节能改造成为面临的首要问题。他们没有等、靠、要，而是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确立了“依靠市场、完善政策、建立标准、规划路径” 的“四位一体”工作思路，采取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解决问题。
（一）依靠市场手段，推动公共机构节能
依靠市场手段解决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难题，首选合同能源管理；实施合同能源管理，就必须依靠节能服务企业。率先启动市民中心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试点，取得成功后在多家媒体宣传，并召开企业座谈会，听取对公共机构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出台了《深圳市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实施方案》，明确把合同能源管理作为公共机构开展节能改造的主要方法，提出了合同能源管理的招投标流程以及资金支付的具体办法，并分批向社会公布了公共机构拟改造的相关项目，激发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搭建了企业―银行信贷平台，修改了合同中不允许抵押的规定，允许企业用合同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促使多家银行和节能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同时，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关文件，对设备供应、节能量审核、工程监理、审计等单位的选择，给予了规定，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
（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供节能政策保障
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壮大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驱动。深圳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推进合同能源管理摆在重要位置，王荣书记、许勤市长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方面要“敢想敢干，先行先试”。陈彪副市长作为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合同能源管理相关政策。市发改、财政、采购等部门挑选专业骨干组成研究小组，一起研究制定促进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实施的具体办法和规定，先后出台了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实施方案、公共机构“十二五”节能三年行动方案、合同能源管理采购招标模板、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资金支付流程、公共机构“十二五”节能工作绩效考核评估办法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政策为公共机构推进合同能源管理提供了政策保障。
（三）建立标准体系，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以国家颁布的节能行业技术标准为基础，结合推行综合节能改造模式的实际和南方夏热冬暖的气候特点，提出了针对政府机关和医院、学校等不同类型既有建筑的改造需求标准；以项目基准能耗量为基础，根据项目大小不同，对参与投标企业的注册资金、融资能力、技术力量、案例个数等提出了不同的商务标准，形成阶梯档次，便于企业根据自身实力选择参与相应项目；针对办公、教学及其他建筑等照明的不同要求，编制了单项LED照明系统改造的一系列技术标准。参考国家和省市的节能技术标准，专门在招标模板中增加了技术创新的加分条件，鼓励企业加大创新力度，研发独有的核心技术，鼓励企业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四）科学规划路径，保证项目有序推进
根据公共机构“十二五”节能目标要求，以能耗统计数据分析结果为基本依据，确立了“分批实施、分类指导”的工作原则，全市一盘棋，合理规划布局。把能耗排名前50名的能耗大户或能耗超过同类建筑平均水平的用能单位作为改造重点，区分项目大小、能耗高低和难易程度，按照先大后小、先易后难的顺序，分批推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将公共机构既有建筑分为机关、医院、学校三大类，抓好分类指导，每类先抓一至两个点，摸索路子，积累经验，再在相应系统内推广。为提高推广效率，解决同一系统内项目节能效益“贫富”不均的问题，采取“系统打包”的形式，难易搭配，统一招标，有效避免了好的项目企业抢着做、效益差的没人做的局面。
二、实现合同能源管理招标模式“四个突破”
（一）突破项目申报难的障碍
长期以来，公共机构的能耗支出实行实报实销的财政制度。开展节能改造不仅工程技术复杂，而且具有一定的风险，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又不属于政府采购招标的范围，导致用能单位节能改造的热情始终不高，甚至还有抵触情绪。如何让用能单位自觉申报项目，成为公共机构开展合同能源管理的首要问题。深圳市从转变观念入手，首先，转变“不能采购招标”的观念。把合同能源管理作为工程、服务、货物之外的第四种模式纳入到政府招标采购中，并简化审批手续，开辟绿色通道，方便用能单位申报项目。其次，转变“申报难”、“立项难”、“审批难”的观念。积极向用能单位宣传合同能源管理知识，讲解新招标模式中立项招标、合同签订、监理检测等细节，让用能单位熟悉每个流程。最后，转变“干不干都一样”的观念，把节能改造任务作为市政府重大事项分指标到户，提出强制性改造要求，并实行问责制。通过转变观念激发了各单位的积极性，仅在第一期项目征集中，市直机关就申报了86个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二）突破传统工程立项审批程序
市发改委简政放权，将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审批权转移到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审核全市申报的项目，发改部门仅负责项目备案确认。财政部门也简化了采购计划下达程序，由过去的对口管理用能单位资金的处室分头下达采购计划，归口为一个处室集中批量下达。优化审批流程后，大大缩短了项目审批时间，提升了行政效率，使多个项目、多批次集中招标成为可能。
（三）突破固有的招评标模式
坚持公开招标的原则，把过去由企业主导的价格谈判变为通过市场竞争产生价格，增加了透明度，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项目招标的具体实施上，着重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主推综合性节能改造。采用对用能单位进行整体改造的方法招标，不仅便于准确测定能耗基准，测算节能效益，也有利于不同技术优势节能企业之间的联合互补，推动节能产业由单一向综合发展。二是采用最优方案的形式招标。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兼具工程与服务的特点，且各个节能公司技术千差万别，难以确定标底，明确由各节能公司自行制作“节能改造方案”，并以“方案”的形式进行招投标。这样既无需财政额外支付能源审计费用和编制标底预算费用，又能够通过市场竞争发挥企业优势，最终由节能专家评选出最优节能改造方案，确保节能效益最大化。三是建立合同能源管理采购招标模板。编制《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采购模板》，采取综合评分法，设定了年综合节能率、节能效益分享年限、资金效率、节能效益分享比例四个核心指标来评价节能效果。四是实行“系统打包”项目招标。全市共有1700多家公共机构，项目多、能耗跨度大，若全部以“一事一招”的形式招标，会给政府采购部门造成极大压力，进度缓慢。为了提高项目招标效率，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发改、财政部门和采购中心采取以系统为单位整合项目，将同一系统的全部项目打包进行公开招标。
（四）突破财政支付瓶颈
财政支付难是节能企业对公共机构节能改造望而却步的最大障碍。首先，固化预算，由财政部门按项目业主单位改造前原有的预算标准或能耗定额全额拨付给项目业主单位，用于支付实际发生的水电费、节能效益和节能奖励资金，解决“无钱可付”的问题。其次，明确支付流程，由项目业主单位负责向财政部门申报节能效益，并向节能服务企业支付资金。这种支付方法不但有效地化解了财政预算和节能效益分配之间的矛盾，而且大大激发了各单位实行节能改造的积极性。
篇4
[关键词]三导向；精神医学专业；职业情感；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C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9-0202-01
随着时代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医学教育方面，尤其是在精神医学教育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也在不断地深入，再加上精神医学专业属于实践性要求比较高的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具有服务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优点，对精神医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不仅要对基础理论知识具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和熟练掌握，而且需要拥有更强的实践业务能力。而以精神医学生的“职业情感、职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对精神医学生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三导向”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一）以医学生职业情感为导向
以职业情感为导向指的是要以医学生在职业上的认知、情感和发展等方面的教育为基础，在加强基础理论知识教学的同时，加大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使精神医学生的理论与实践得到有效的结合，并且还能够与日常生活、职业道德等进行有机结合。从具体上来说，可以对精神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入手，加强法律法规意识的培养，加强精神医学生在职业素养、职业道德、职业情感和对职业的规划等方面的能力，使医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间得到有机融合，促使精神医学生的个性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以医学生职业能力为导向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是为了能够使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得到有效的融合，使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进行有效结合，在具有较高素质专业的教师队伍教育培养下，对基础医学、科学方法、自然科学、实践技能等方面进行教育培养，使精神医学生能够将基础理论知识与实践进行有效的整合，激励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相关的科研活动，使精神医学生的职业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三）以医学生社会适应为导向
以社会适应为导向指的是精神医学生要满足当前社会对精神医生的需求，需要具备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生命具有充分的尊重态度。因此，需要对精神医学生的体育、心理学、生命和安全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丰富，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种与心理健康有关系的活动、讲座和辅导等，使精神医学生具备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养。
二、应用“三导向”培养模式的方法
（一）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
对精神医学专业教育来说，其在教育过程中主要分为基础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等两种教学内容，而这两种教学内容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具有密切联系。精神医学专业最主要的教学目的就是要让精神医学生能够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充分地运用到实践中，使精神医学生除了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之外，还能够在实践中得以运用。但是在目前的教学理念中，大部分仍然是保留着为了教学而进行教学的传统理念，在教学过程中仍然以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为主，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理论无法与实践得到合理有效的结合。因此，需要学校与教师在进行精神医学专业教育培养的时候，要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要对精神医学专业在现今社会上的市场所需具有充分的认识，不断创新和改善相关的教学体制与内容，以此来使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得到有效结合。
（二）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
对于精神医学专业来说，在教学过程中过于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教授，虽然在教学内容上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但是也使得学生在学业上的负担在渐渐地加重，过于重视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精神医学生在今后工作上业务能力的发展，无法尽快地适应社会。因此，需要学校与教师要重视学生在精神医学专业学习上所具有的个性化特点，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引导学生对相关的典型精神疾病案例进行讨论、分析，对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及时解决，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充分地发挥其积极性，使学生的独立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培养。
（三）提高沟通能力的重视
对医疗行业来说，沟通交往能力是相关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素质，再加上医疗行业是属于服务性的行业，尤其是对于精神医学专业来说，对从业人员的沟通交往能力的要求就更高。因此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务必要提高对学生沟通能力培养的关注，要将相关的心理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具体和全面的讲解，让相关的从业人员对病患者的心理、生理等都具有全面的了解，从而为今后精神医学生与患者、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步伐也在不断地加快，对精神医学方面的重视也在逐渐地提高，而在精神医学教育上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高。通过在精神医学教育上应用以医学生的“职业情感、职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所培养出来的精神医学生在工作态度、知识水平、职业情感、执业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能够适应当前社会对医疗精神医学人才所提出的高要求。
参考文献
[1] 刘吉成，张晓杰，云长海，罗庆东，白丽.以医学生未来发展为目标的三导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与实践[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4（04）.
[2] 周馨竹，赵阿勐.精神医学专业学生专业实践技能提升策略研究[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3（11）.
篇5
作者对本院1998年1月至2006年12月精神病医学鉴定资料中116例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司法鉴定资料分析进行回顾性分析。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116例鉴定精神病人中男103例，女13例；年龄17～81岁，平均(33.71±12.46)岁，21～40岁的青壮年96例；婚姻状态：未婚85例，已婚19例，离婚11例，再婚1例。文化程度：文盲35例，小学46例，初中25例，高中10例。职业分布：无业74例，农民16例，渔民7例，工人4例，干部1例，其他14例。
1.2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表作回顾性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案件类型、鉴定目的、结论、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诊断等项目，鉴定诊断依据1998年年按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方案第2版(CCMD2-R)，2001年起按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方案第3版(CCMD-3)，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五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及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院在实际操作中把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按照“完全”、“部分”或“限制”、“无”3个等级进行判定。
2结果
精神疾病与案件类型的关系见表1；表1精神疾病诊断与案件类型的关系（略）
各类精神病法定能力评定情况见表2；表2各类精神病法定能力评定情况（略）
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情况见表3。表3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情况（略）
说明：MR：精神发育迟滞；分裂：分裂症；躁狂：躁狂症；人格：人格障碍；癫痫：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冲动：冲动控制障碍；酒精：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脑器：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短暂：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妄想：妄想阵发；滋事：包括寻衅滋事、扰乱、打人；破坏：损坏公共、家庭财物
重大刑事案指危及他人生命的案件：伤害、杀人、猥、放火、投毒
3讨论
国内研究中精神病人刑事案件鉴定中以精神分裂症为主，占49%～80%［1～3］，精神发育迟滞其次。本研究中精神疾病分类以精神发育迟滞45例居首，占38.8%，高于李良杰的10.4%［4］，和宋建成的18.6%［3］。精神分裂症31例,占27.6%,低于张钺［5］的80%,朱国钦［6］的78.48%，李良杰的44.7%［4］,与陈维梅的61.4%［7］。说明本地区精神病人刑事案件中以精神发育迟滞为最多。
凶杀案件在司法精神医学上占有重要地位,本组资料凶杀案例占同期全部鉴定案例的4.8%,明显低于朱国钛的40.19%［6］张钺的30.4%［5］李良杰的26.8%和沈慕慈的21.9%［1，4］其中精神分裂症杀人5例，占50%，抑郁症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各2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碍1例，说明精神分裂症是凶杀案的主要病种，与朱国钦、陈维梅等学者的研究基本相符［6，7］。精神
分裂症可以幻觉妄想支配下作案，对社会治安、人身安全危害极大，因此，加强对精神分裂症的防治工作是防范精神病人作案的重要措施。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均在意识障碍下行凶杀人,或因人格障碍激惹性行凶,作案手段残暴,后果严重，同样是防范的重点。
精神发育迟滞病人作案中以盗窃和为主，分别占62.5%、22.5%，本研究中未见有凶杀案，由于精神发育迟滞病人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差,易在冲动情况下或在易受他人指使下犯罪。
本资料精神病人作案以21～40岁的青壮年占绝大多数，未婚者多；文化程度以受教育程度低的占多数，其中文盲35例、小学46例；职业分布为无业人员74例、农民16例。说明这类人群的精神病人是今后防治工作的重点。
精神病人发生刑事案件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影响力大，引起舟山市政府的重视，2005年舟山市开展“暖人心、促发展”工程（简称“暖促工程”），由政府出钱对重症精神病人进行集中收治，刑事案件发生率，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1998～2004年精神病刑事案件年均发生14.3例，重大案件年均发生5.9例，“暖促工程”后年平均发生刑事案件8例，重大刑事案件年均发生1例，说明在政府重视精神病人管理后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成效显著。
因此，政府重视精神病人管理，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及时治疗各种精神疾病，尤其是对有攻击、伤人言行的精神病人加强治疗和管理，及时积极采取防范措施，是防止精神病人刑事案发生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沈慕兹,金伟,蔡建华,等.司法精神医学鉴定654例分析.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88,21(3):168.
2邓武.67例凶杀案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分析.实用临床医学杂志，2003,4(2)：57.
3宋建成,吉中孚.精神病司法鉴定1389例分析.神经与精神卫生杂志，2004,4(3):179～181.
4李良杰.48例凶杀案司法精神病鉴定分析.上海精神医学杂志，1998,10(4):218.
5张钺,李桂荣.197例凶杀案例司法精神鉴定.上海精神医学杂志,1992,4(1):35.
篇6
【中图分类号】13922．16；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9297(20__)01—0071—06
- l --l．
刖 舌
保护弱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依法管理国家的精神卫
生事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纵观历史，人们发现，除
公共卫生外，再没有一个医学领域吸引了立法者如此多的关
注① ——早在1800年英国便颁布了《精神错乱者法》，其后欧
美、日本等国家也相继进行精神卫生方面的立法；其中英国和日
本的立法还经过多次修订；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则相继于20
世纪90年代初修订和颁布了“精神卫生法”。
此外国际社会对精神障碍者的权利保护、精神卫生立法等
问题的特别关注也不断增强，并通过了一系列的国际性特别宣
言。世界精神病学会、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等国际机构还通过
了《夏威夷宣言》(1983)、《保障精神患者权利的声明》(1989)、
《精神患者的人权宣言》(1989)等文件。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精神卫生处又提出了《精神卫生保健法一 十项基本原
则》，作为各国政府制订和修改精神卫生法的参考。②
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起草工作始于1985年，至今已历时十
余年，修改了20余次，并于20__年被列为卫生部立法项目，20__
年12月形成了目前最新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20__年精神卫生立法被列为法监司重点立法项目，目前各方面
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当中。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工作的步伐已经大大加
快了，而且距离最终出台也应为期不远。同时有学者也意识到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亟须一部既适合
中国国情又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的精神卫生法。那么怎样才能
达到这种要求，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在这部法律正式颁
布实施之前。从总体上说，不仅要对国际发展趋势和通行做法
进行深入理解和研究，更要兼顾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需要的、
已经久久期盼的，最好是一部“行之有效”的，而非“束之高阁”的
《精神卫生法》。
为此，本文中笔者将根据掌握的相关医学和法学知识，结合
在司法精神病学实务操作中的经验和体会，从考察人类对精神
障碍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以及现代精神医学的现状等基本问题
出发，结合我国的相关实际情况，对精神卫生立法工作中以及
· 71 ·
· 学位论文·
《草案》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法学问题— — 自愿就医原则、医疗
看护制度以及法律责任中的一些相关问题，予以分析探讨，希望
能引起人们对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工作的真正关注，同时能对此
领域问题的学术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共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前言；第二部分，概论；第三部分，诊断和治疗；第四部
分，医疗看护制度；第五部分，精神障碍者的相关权利保障；第六
部分，关于法律责任制度中的若干问题。
第一章 概论
“精神障碍”是个古老而充满争议的话题。虽然其起因不
明，但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其进行控制的种种尝试和努力。尽管
“当前现实还难令人满意，最常见的几种精神病的病因仍十分不
明确”，⑧ 但人类目前主要还是通过精神医学对精神障碍进行控
制的。
第一节描述性概念
有学者指出，“精神障碍”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概念，它现在仍
在发展变化之中。参加这一实践的人并不限于医生和生物学
家，还有为数更多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
者、法律工作者和人类学家等。为了便于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
共同探讨这一问题，为了避免陷入一种“从一开始就纠缠于谁也
说不服谁的”的争论，人们采用了“描述性概念”的方式，即它本
身不涉及任何理论性假设，而只限于对事实和现象的辨认和界
定。④ 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却能够使大家对所要探讨
的对象有一个相对共同的认识。
以下所要讨论的，也就是关于这样一大类现象，即在不同的
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群中，有些人的某些行为，与其周围
的大多数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大干世界，芸芸众生，人们
的行为当然不可能一模一样，如果从根本上就否认差异的存在，
将很难获得一种共同探讨的基础。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行为差异，通常并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
注意。但笔者这里将要讨论的这种差异，之所以不能为人们所
忽视．不一定因为其已经达到了违反风俗、道德、行政或者法律
等等社会规则那样严重的地步，有时它违反的只是一种被称为
“残余规则”(residual rules)的东西。违反残余规则的行为使人们
感到古怪，但除了这种感受以外似乎说不出更多的道理，⑤ 比
如：有些人反穿衣服是因为他(她)认为这是其“表里如一”的一
种表达方式；或者喜欢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不认识的人，请他大吃
一顿；又或者睡眠很差终日觉得生不如死⋯ ⋯
① 引自，[英j威廉·f·拜纳姆著：《l9世纪医学科学史》，曹珍芬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页243 。
② 参见，刘协和：“精神卫生立法倾注对精神患者的关爱”，www．ejr．org．en／whd／14．htm。
③ 引自，沈渔 5主编：《精神病学》(第3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9月第3版第14次印刷，页ll。
④ 参见，许又新：《精神病理学—— 精神症状的分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页4-6。
⑤ 参见，许又新：《精神病理学—— 精神症状的分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页7。
· 72 ·
纵观历史，尽管具体所指并不完全相同，但人类对这一大类
现象曾赋予过许多不同的称谓：先知、中魔、附体、圣病、癫、狂、
痴、疯子、精神病、精神障碍、心理障碍等等，而相应的处理手段
也很不同。目前人类对此类现象已经基本达成一致，至少认为
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差异”现象，是由于人类的精神活动功能异
常造成的。甚至发现有些“精神障碍者”在其“头脑清醒”时，也
会认为其“精神活动功能异常”时的种种行为“有问题”。
这无疑会增强这种解释的可信度。
由此现代精神病理学也创造出～ 个重要的词汇来对类似现
象加以概括— — 自知力(关于“自知力”的探讨，详见本章第三
节)。
本文中笔者将这类现象称为“差异”现象或者“精神障碍”现
象，而将表现出这类现象的人称为“行为人”或者“精神障碍者”。
第二节跛足的医学
有学者称生物医学是“跛足的医学”。① 而如果将诊断和治
疗(或日对精神障碍的“控制”措施)这两大支柱相比较的话，笔
者认为从整体上说现代精神医学也是跛足的。
一
、现代精神医学诊断的尴尬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应在器官、细胞或生
物分子上找到可测量的形态学或化学的变化，都可以确定出生
物的或理化的特定原因，都应找到特异的治疗手段。② 按此理推
断，在产生人类精神活动的器官—— 大脑，也应当能够找到上述
变化，确定其特定原因，并找到特异的治疗手段。这在精神医学
领域中也不是没有：比如感染、缺氧、创伤对于智能障碍；嗜酒对
于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等等，可与医学中的其他亚学科相比，上述
情况所占比例实在太小了，除了少数几种能够被证明的中枢神
经系统器质之外，对于大多数精神障碍者，从脑电图到各
种影像学检查，从各种生化检查到病理切片，人们并未发现什么
系统的、有实际操作意义的证据。因此迄今为止人类精神活动
的具体生理、病理机制在生物医学上始终是个谜，生物医学病因
学在精神医学领域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它未能为人类，尤
其是人类在以法律调整相应社会关系时，做出人们习惯性期待
的贡献。
然而这恰恰更激发了人类对自身的精神活动机制进行不懈
探索的兴趣，包括医学在内的多角度的、尤其是在社会学参与下
的共同研究，导致社会精神病学在二战后确立了其目前在精神
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但尽管社会精神医学开始从更加广阔的视
角来研究精神障碍现象，可还是未能彻底解开人们心底的那个
谜团：精神活动和精神障碍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所以在现代医学中，迄今为止只有对精神障碍的诊断是以
症状学为主要根据的，而且精神症状只能通过精神活动异常的
人的外显行为，如言谈、书写、表情、动作行为等表达或表现出
来。③ 对于精神障碍的诊断，尤其是像“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
神障碍”等等这样经典的精神障碍的诊断，“症状学标准”这种带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1期)
有明显主观评价色彩的标准仍占主导地位；而“社会功能明显受
损、现实检验能力受损”等“严重程度标准”，则更有赖于评价者
的主观认识。
因此，对于一个人是否存在精神障碍的评价，不是根据人类
精神活动状况本身，而是根据其“外显行为”，由其周围人来做出
的。所以与其说某人的精神状态正常与否，不如说某人的“外显
行为”正常与否—— 是否会被周围人定义为“差异”行为。
这种诊断方式需要一个前提条件— — “精神活动”与“外显
行为”之间在客观上存在一种绝对精密的对应关系，或者人们目
前已经有能力把握这种客观存在的精密对应关系。可事与愿
违，人类目前还没有能力完全把握这种精密对应关系，所以在实
践操作中常常遭到极大挑战，比如人们可能会问“医生预见严重
精神障碍者可能出现危害行为的准确性到底有多大”、“发病期
的精神病人能否有如同正常人那样的辨认和控制力”等等。④
与此同时，更为尴尬的是，对于这些“差异”行为，很难形成
一种绝对普适的、客观的、甚至是量化的评价标准。按照信息学
理论，对同一对象的同一信息的内容理解，不同的主体基于不同
的背景条件会产生歧义性，⑤ 由此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关于“对
与错”的争论，以至于“病与非病”有时变得很有争议，难怪在反
精神病观点看来，“发疯是为了构筑精神帝国，控制社会对离经
叛道的异端分子或替罪羊政治迫害的象征”。⑥ 现代精神医学的
这种诊断状况无疑会面临种种责难，尤其是对于立法者：法律还
应不应当相信现代精神医学?精神医学诊断应当在多大范围内
和程度上发挥作用?
需要明确，笔者绝不认为目前这种通过“外显行为”来判断
“精神活动”的诊断方式全无道理。而是要说明这种诊断方式往
往难以满足人们的“高标准严要求”。现代医学模式虽然在整体
上也完成了从生物一医学模式到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
转变，但这种转变更集中于对待病人的态度、治疗和护理等环节
上，如果仅谈及诊断问题，不会对笔者的上述分析产生影响。
二、以现代精神医学的治疗为主的控制措施
人类尽管可以弄不明白“精神障碍”为什么会出现，但总得
在其出现以后甚至出现之前就决定如何处理。对于人类历史上
所出现的种种处理手段，笔者将其概括为控制。而目前人类所
选择的控制方式则主要是由现代精神医学来承担的。
(一)隔离
历史上人类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控制“外显行为”或者“异
常精神活动”的出现与否而展开，并且看到了一些明确的效果，
但在根除问题上则一直未取得过成功。
对于各种控制方式的选择，曾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摸索”阶
段：驱魔、鞭笞、放逐、禁闭和隔离的分别使用或者并用。但人们
可能会发现：驱魔并不总是那么“奏效”；鞭笞除了在肉体上留下
了一些痕迹以外，并没有得到人们最想要的结果；放逐毕竟不是
长久之计，虽然那些“罐装”在能够四处活动的肉体当中的“异常
精神活动”暂时离去了，但“异常精神活动”还是不能被彻底消
① 参见，许又新：《精神病理学—— 精神症状的分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页4。
② 参见，李心天主编：《医学心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页5。
③ 引自，沈渔 5主编：《精神病学》(第3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9月第3版第14次印刷，页24。
④ 参见，林准主编：《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和医疗监护措施》，人民法院出版社，19 96年版，页39～42。
⑤ 参见，熊先树、邬馄：《信息与社会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07。
引自，美罗 ．波特：《剑矫医学史》，张大庆等译，吉林人民 版社，20__年版，页448。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1期)
灭，相反那些“还没有等到规定的时刻，船员和水手们就提前把
这些令人厌恶的受难者赶下船”【参见，余风高：《声中的思
索》，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页9l。】的做法，常常可能造成
这些“罐装的异常精神活动”到处流窜。而相比之下，隔离这种
方式恐怕是人们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式了，因此“疯人塔”、
“疯人院”、“疯人棚”的形式有理由更易被人们保存下来，并“发
扬光大”。
(二)心灵隔离
如果说“醉汉之舟”或者“愚人船”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作品
里的一些意象，那么这正是人类对于精神病人态度的一种表达。
隔离是有形的，但在人们心灵中的“醉汉之舟”却是无形的，是一
直都存在的。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不能无视自己与精神病人之
间的那些“差异”。尽管这种“差异”并不清晰，尽管“差异”并不
一定都会出现危害，但谁也不能保证“危害”不会发生，更没人能
对其出现与否做到绝对控制。
而隔离这种方式有个优点，有利于消灭那些可能会造成危
害的东西，即使不消灭，也不会令人们遭受危害。所以没有理由
要求人们只有在看到具体的危害行为后，才对“差异”采取有形
的“隔离”措施，更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有形的隔离措施出现以后，
才在内心产生对“差异”的排斥感。因此“心灵隔离”早在采取有
形的隔离措施之前就发动了。“对于精神障碍要进行控制”这种
念头，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已经发生了，不管我们此刻是否在有意
识地这样去做。
人们对精神障碍者要么干脆“敬而远之”，要么非常“小心”
地同他们“交往”，又或者其他。一个较好的例证就是：“20世纪
70年代以来，随着‘社区治疗’政策的出台，欧洲国家和美国许多
精神病患者纷纷被迫离开长期居住的医院⋯ ⋯ 这些人通常变成
无家可归的流浪汉”。①
(三)人类对现代精神医学治疗措施的依赖
隔离并非专门为了对付疯癫才设计出来的，“⋯⋯麻风病消
失了，麻风病人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这些结构
却保留下来⋯ ⋯ ”。② 同时隔离并不排斥野蛮行为的同时发生。
到了“大禁闭”时期，此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包括精神病人自由
在内的一切权利都将被剥夺，甚至是生命，而引发这一切后果的
原因可能仅仅是被确定为精神病人。终于，勇敢的皮内尔站出
来了，而自皮内尔、埃斯基洛以后，人们则一直致力于使精神病
· 73 ·
人获得人道的待遇，同时历数着种种曾经的“罪恶”，“总医院”现
象固常成为迫害行为的典型代表或者进行讨论的主要背景资
料。 而以“氯丙嗪”为代表的抗精神病药物的发现和应用，使人
类依靠现代精神医学对“精神障碍”进行控制的手段迈出了伟大
的一步，同时使后来的“家庭医疗看护”和“精神障碍者回归社
会”变得比以前更容易实现。那种集中的、机构性的，纯监禁、隔
离式的“医疗”措施，似乎真正成为人类对其同类进行迫害的历
史。不过从“控制”角度看来，这两种方式没有本质区别。因为，
对于药物是如何发挥作用的，⑤ 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但可以肯定
的是，药物并没有根除“异常的精神活动功能”，而仅仅是抑制了
它的出现，这意味着人类利用药物将其“隔离”在大脑中；同时利
用药物为主的这种“控制”方式，并不是100％ 可靠的。这种“治
标不治本”的方式不能确保对异常的精神活动进行完全有效地
控制。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单就“控制”手段的效果而言，尽管
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现代精神医学毕竟“还算成功”，并且
“还算体面”地为全人类肩负起这一重任。所谓“还算成功”，主
要是在横向上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的，“还算体面”则是纵观人
类历史，并比较了曾经的种种控制手段后得出的结论。从此意
义上讲，即使再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只要它不能为人类解决“如
何切实对精神障碍现象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人类就不能摆脱
对现代精神医学的依赖，更不会对这种理论给予彻底的认同，这
其中当然包括法律的认同。
因此不存在“法律应不应当相信现代精神医学”这样的疑
问。由于诊断与治疗早已发展成为现代精神医学学科体系的两
大密不可分、相互交融的支柱，所以人们不可能做到“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只利用现代精神医学对精神障碍现象进行控制，而
不接受其诊断的“缺陷”。法律要做的是在充分相信现代精神医
学的基础上，做出尽量合理的制度设计。
第三节精神卫生及其相关概念
一
、精神卫生的界定
(一)精神障碍的范围
随着人类对精神活动异常现象进行解释的主要角度从生物
精神医学转变到社会精神医学，对这种现象的称谓也经历了从
“精神错乱”到“精神疾病”再到“精神障碍”的转变。病因学的现
① 引自，[美]罗伊·波特：《剑桥医学史》，张大庆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__年版，页49l。
② 引自，[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页4 e
③ 参见，余风高：《声中的思索》，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页92～96。
④ 至于中国的情况，限于篇幅和本文所讨论的主题，笔者不再展开，但需要提及一点：可能是源于宗教的原因，传统中医(与现代中医模式相区
别的)的行医模式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始终没有形成西方的那种对病人采取集中管理的制度和机构——“住院治疗”和“医院”，而在具体
行医形式上有些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门诊治疗”。在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当中．无法找到哪怕是从任何其他机构演化而来的“医院”或类似机
构。换句话说，在我国历史上缺乏西方历史上的那种对精神病人集中进行迫害的“结构”。
同时我国传统对待“疯癫”的态度却是在中医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这又明显不同于西方，也绝不是近现代才开始在中国医学领域中占
主导地位的西医学，在短期内就能彻底予以改变的。举个例子，根据在以往的学习、实习和工作中的经历，笔者注意到：重症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
并不少见，但被宣布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并不多。当然，其根本原因非常复杂，但直接原因就在于：没有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申请，家属也不
会。
然而现代社会对于精神障 碍现象进行处理的方式可都是建立在“西医学”基础上的，从医疗到法律都是如此。这将给法律的本土化研究提供
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
不过与西方相同的是：“心灵隔离”现象的出现在我国传统上一样无法幸免。
⑤ 应当承认，药物确实在发挥着作用，尤其是控制诸如幻觉或者妄想等等典型的病理性精神活动。而对于这种现象，仅仅用有关“驯服”的理论(或
类似理论)来解释其作用机理恐怕是不合适的。
· 74 ·
状以及主观性强、边界模糊的界定方式不可能使精神障碍的概
念趋于精确化，因此随着上述称谓的变化过程，精神障碍的范围
实际发生了扩大化。
目前的“精神障碍”② 一词，与“精神疾病”③ 在精神医学上
的范围基本相同，但前者更倾向于是一种心理社会概念，更容易
为不同学科、专业的人们所接受。一般认为其范围囊括了从经
典的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神经症，到那些容易引起争
议的如人格障碍、性心理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等等所有的异常精
神活动。
(二)精神卫生的概念
如不涉及对“影响人的精神活动健康因素”的范围进行界
定，精神卫生的概念很容易理解。“卫生”指为维护人的健康所
进行的一切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活动，可将其概括为“优生优育、
防疫与保健、医疗与康复”，@ 精神卫生当然是指针对“人的精神
活动健康”这方面的卫生问题。然而一旦涉及对“影响人的精神
活动健康因素”的范围进行界定，则会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对此
必须借助“精神障碍”来加以理解，～ 般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表
述方式。
按照wh0对健康延伸的定义，广义的精神卫生概念，指为
维护人类精神活动“处于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或
完全安宁”所进行的一切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活动。而“影响人的
精神活动健康”的因素应当包括“精神障碍”，此外还包括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睡眠障碍、情绪以及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等等其他因
素，因此“精神障碍范围”的大小，不会在总体上对广义的精神卫
生概念造成很大影响；而狭义的精神卫生概念通常指为避免人
的精神活动处于“精神障碍(或精神疾病)”状态所进行的相关活
动，⑤ 如此精神障碍的范围大小对于精神卫生的概念就显得非
常重要，尤其是在法律上应如何对其进行界定。
对于“精神卫生”的界定应采用广义概念，因为这符合社会
发展的趋势，也是目前人类对精神活动的认知水平所决定的。
广义概念的范围较大，可以避免人们仅从“精神障碍”甚至“精神
病”的角度去看待并解决“人的精神活动健康”问题，因此对于精
神卫生医疗、心理咨询、精神障碍的预防以及精神卫生康复等与
人类精神活动健康有关的行为，都是精神卫生法要予以规制的
对象。
但在广义的精神卫生概念范围内，也要对“精神障碍的范
围”问题进行界定。对此，目前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态度并
不一致。具体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酒精等精神活性物质
所引起的精神障碍”以及“精神发育迟滞”等问题上；⑨ 同时定义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l卷(第l期)
方式也不同，有些采取的是列举式的定义方式(如日本)，而有些
则是概括式的(如我国台湾地区等)。列举式的定义方式不利于
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因为在实践操作中对于精神障碍的认识和
分类还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精神障碍”的
界定应采用概括式的定义方式，鉴于《草案》也持此态度，笔者不
再赘述。
二、自知力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对自身进行认
识和判断对一个人，尤其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
的。当然，这个“自知”的含义远较此处要讨论的“自知力”更为
丰富。自知力本身是精神病理学中的一个特有概念，通常指病
人对自己精神状态认识的判断能力，⑦ 它是确定人的精神状态
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是精神病与一切非精神病的区别所在，
病人对病的认知和态度是构成精神病的～ 个组成部分。
《草案》第61条第7项以及20__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
市精神卫生条例》(以下简称《上海条例》)第47条当中都对自知
力的含义做了规定，且表述一致：“对自己不正常的状态及病态
行为的认识、理解和做出恰当表述的能力”。但二者不同的是，
《草案》除在第6l条对“自知力”做过界定后，此概念在文中再未
出现过；而《上海条例》则主要借助此概念并将其作为设立医疗
看护的标准(如第17条：精神疾病患者完全或者部分丧失自知
力的，有获得医疗看护的权利⋯ ⋯)和人院、出院标准以及行使
知情权和决定权的前提，由此“自知力”在《上海条例》当中就具
有了相当重要的法律含义，而非仅仅是个精神病理学专业词汇。
但根据david提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对精神病性经验的正确分
辨和描述，和对治疗的顺从”的观点，完整的自知力还应包括是
否服从治疗的问题。采用哪种学术意见并不重要，之所以提出
这个问题，是因为《草案》第2o条在规定设立医疗看护人的医学
建议标准时，出现了“不能配合治疗”的表述。《草案》的意见是
自知力不涉及对“是否配合治疗”的讨论，但“不能配合治疗”是
设立医疗看护人的一个条件。笔者认为，“不能配合治疗”能否
作为判断医疗看护人设立的条件，立法者应充分予以考虑。因
为“能否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及行为做出正确的认识、理解和恰当
表述”与“能否配合治疗”是两回事。比如有些精神病人既相信
幻听有客观的来源，却又主动要求医生给他们药吃以控制讨厌
的说话声，似乎病人吃药可以控制别人不说话或者少说话，这本
身就暴露了病人的思维出了问题。此时病人主动求医问药的行
为，难说是不配合治疗的表现，但照此而做出不设立医疗看护人
的医学建议，是有危险的。再者，“不配合治疗”并不100％ 的意
① 比如我国刑法上对“精神病”的理解就是如此。参见，林准主编：《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和医疗监护措施》，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页6
— 8。
② 如《草案》第61条规定：⋯⋯精神障碍，是指在各种生物、心理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感知、情感、思维、意志和行为等精神
活动出现的不同程度的障碍。
③ 参见《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第47条：⋯⋯精神疾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心理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感知、情感、思维、意志
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的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
④ 参见，朱新力王国平主编：《卫生法学》，人民出版社，20__年版，页1。
⑤ 如：狭义的精神卫生，是指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广泛的防治，积极地采取对策，改善他们处境和待遇，促进其康复，减少复发率⋯⋯ ；参见，吴崇其
达庆东：《卫生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290。
⑥ 比如：酒精等精神活性物质所引起的·‘精神障碍’’(d pendence on alcoh。1 or dnl )在英国精神卫生法中不属于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 )，但在日本
精神保健福利法中则属精神障碍范畴。另参见，胡泽卿：‘‘国际精神卫生立法概况”，《中华精神科杂志》，20__年11月第33卷第4期，页248
⑦ 引自，沈渔 主编：《精神病学》(第三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9月第3版第14次印刷，贝36。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1卷(第1期)
味着“需要治疗”或者“治疗能奏效”，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将“不能
配合治疗”作为设立医疗看护的标准，否则很可能使后述的“自
愿就医原则”归于无效。
所以笔者认为立法要么就“更加谨慎地”像《上海条例》那样
对“自知力”赋以法定概念，然后在其他条款中直接使用；要么就
在立法中干脆不要使用“自知力”这一专业词汇，更不要将“不能
配合治疗”作为设立医疗看护人的一个条件。相比之下，笔者倾
向于后者。
第四节结论
必须明确，关于“精神障碍”的上述状况是人类目前有限的
认知水平造成的，法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这
就要求立法者应当正视并深刻理解这种状况，从而实事求是地
进行相对合理的制度设计。
“无法可依”的状态是与现代社会不相符的。因为前文已做
过分析，对“差异”现象采取有形的隔离措施并不以出现“危害行
为”为限；心灵隔离的形成又不以存在有形的隔离措施为必要条
件。但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隔离，处于被隔离地位的人都
将面临十分严峻甚至是残酷的生存处境。“无法可依”的状态不
可能对各种形式的隔离进行有效控制，而只能任其随意发动，从
而使公民的各种合法权利很容易遭受侵害，所以必须加紧精神
卫生领域的立法工作。
结合《上海条例》和《草案》，笔者以为，在我国精神卫生立法
工作中，应对以下几方面问题予以特别关注：
一
、将“自愿就医原则”确立为精神卫生法的基础性原则
现代社会主要通过现代精神医学对精神障碍实现有效控
制，法律的制定无疑会强化现代社会对这种方式的依赖性。这
种“强化”的最终效果是：大部分非法行为可能被禁止了，但同时
也可能使一些合法权利遭到制度性的剥夺，甚至将一部分恶意
行为合法化。
恶意行为合法化不是现代精神医学的产物，更非精神卫生
领域所独有，但现代精神医学诊断的弱点，即主观因素多、客观
因素少、诊断范围模糊、精神医学诊断极易出现争议① 的特点，
更容易被“恶意行为”所利用，而且不利于被评价者寻求救济。
再加上“心灵隔离”的出现又可能使人们对于恶意行为缺乏足够
的警惕性和同情心，这会使被评价者寻求救济变得更为困难。
现代精神医学的发展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使上述困境出
现根本性改观，但为了尽量减少“恶意行为合法化”的出现，国际
社会普遍接受了“自愿就医原则”。笔者认为，“自愿就医原则”
的确立具有以下两层含义：
一方面，将“自愿就医原则”确立为一项基础性原则，使“非
自愿就医行为”成为对这一原则的例外，由此非自愿就医行为的
发生必须具有法律所明确规定的条件，这实际上是严格了“精神
医学诊断”的启动条件，也最大限度地排除了“自知力”概念所带
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尽量减少“恶意行为合法化”的发生。
另一方面，一切就医行为，包括非自愿就医行为，必须严格
· 75 ·
依照法律规定，尤其是依法律的程序性规定进行，这是规范“精
神医学诊断和治疗”的实施过程，如“医学建议”应当如何产生、
能否直接发挥作用，提出“医学意见”的人员资格和产生办法等
等，从而提高了“恶意行为合法化”的成本，也有助于各种救济措
施的实现。
对于“自愿就医原则”的相关具体内容，本文将在第二章诊
断和治疗及第三章医疗看护制度中进行探讨。
二、“精神障碍者权利保护”与“社会利益保护”间的平衡
为了实现对精神障碍者的权利保护，法律往往会针对一些
“心灵隔离”的外显行为做出禁止性规定。但要注意到“在现代
社会，权利相互性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法律现象”，有时“我们必须
回答的真正问题实际上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如果处理不当，“在社会普遍有保护‘弱者’的心态下，弱者未必
就弱，强者也未必就强”。② 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违背立法者
要保护精神障碍者权利的初衷。因为社会利益的损失，反而会
加深“心灵隔离”的程度。
然而“精神障碍者的权利保护”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问
题，笔者在本文中仅就上述观点，对精神障碍者的就业、求学，以
及与精神卫生有关的一些法律责任问题，在本文第四章“精神障
碍者的相关权利保障”及第五章“关于法律责任制度中的若干问
题”中予以粗浅探讨。
三、弱化“心灵隔离”
法律不可能禁止“心灵隔离”的出现，而只可能尽量使其弱
化。因为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规则，法律只能对人们的行为做
出规制，但无法约束人们的内心活动；而另一方面，法律当然可
以对“心灵隔离”所释放出来的、包括“歧视”在内的种种行为作
禁止性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绝非全部。
因为人们完全可以对那些有限的、针对具体行为的禁止性规定
采取法律规避行为。
因此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中，均有关于鼓励弱化“心灵隔
离”出现的相关规定，《草案》也不例外。对于精神障碍相关知识
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是必须加强的，尤其是关于现代精神医学所
拥有的对于各种精神障碍的了解和控制能力。同时也不应仅仅
围绕精神卫生知识本身展开，更应当对“精神障碍者的权利以及
相应的法律能力状况”、“精神障碍的医学评价和法律评价，以及
医学或法律评价所产生的程序规定”等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工
作给予高度重视，为增强公民的人权保护意识，使司法救济机制
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做好基础性工作。
此外，对于种种协助精神病人康复、回归社会的组织和机
构，政府应鼓励依法设立。如《草案》中所提到的社区精神卫生
康复机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以及心理咨询机构。其中“社会办
机构”对于弥补国家资金的不足当然意义重大，但应注意加强管
理，尤其是对于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而对于提供“非自愿医
学评价和住院治疗”服务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笔者认为应严格
控制在“由政府依法设立的、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指定的精神
卫生医疗机构”范围内。对此将在下文相关内容中予以论述。
① 这种例子很多，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江苏南通的一例“硫酸毁容伤害案件”，先后出自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南京脑外医院、司法部上海司法鉴定
中心的3份鉴定结论均相互冲突，即使在后来由最高人民法院所组织的、由全国最权威专家所组成的鉴定队伍内部(在笔者看来，这已经是目前
我国境内的、能实际组合成功的、精神医学专业水平最强的司法鉴定队伍了)，还是存在不同观点的。对此，仅仅是“学术争议”或者“对于司法鉴
定标准的掌握存在不同’’都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详情参见：20__年6月18日中央电视台一套《今日说法》节目。
② 引自，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81、182、199。
· 76 ·
四、建立相对完善、切实可行的审查机制及司法救济途径
目前精神障碍者 的权利易遭受侵害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现
代精神医学的现实状况也必须接受。因此法律除了加强程序性
规定、强化行政管理制度和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之外，没有更好
的解决办法。救济途径往往是通过审查机制来的实现，包括医
疗体系内部的复核机制以及医疗体系外部的司法审查机制，其
方式大致可分为“实质性审查”和“形式性审查”。
医疗体系内部的复核通常由系统内精神医学专业人员进
行，审查方式包括“实质性”和“形式性”审查。而就司法审查而
言，笔者认为法律很难以“实质性”审查作为解决问题的终极方
· 国外参阅资料·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1期)
式，更不可能在这些“专业意见”发挥影响作用前就从法律角度
对其进行实质性审查，否则很可能被卷入一种无休无止的学术
争议当中。因此笔者认为司法审查应侧重于“形式性”审查，即
由法官对启动医学评价(尤其是非自愿医学评价)的条件是否合
法、医学评价是否依照法定程序做出、提出“医学建议”的主体是
否具有法定资格等问题进行审查。
对于建立相对完善、切实可行的审查机制及司法救济途径
篇7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
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9]。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篇8
【关键词】 心理治疗；精神科；临床工作
1 广袤的心灵世界
人的心灵是世界上最广阔的空间，当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思想可以无边无际。心理上的幸福感不单单是指拥有丰厚的物质生活。人类在对外部的世界进行探索时也不断的对自身的内心世界进行探寻，而且从未间断，其中表现最明显的两个方面就是心理治疗学及近代心理学。
国内外的医疗人员都在谈论：“19世纪是认识传染病的世纪，20世纪是认识慢性病的世纪，21世纪是认识精神病的世纪”时，我们准备好了吗？
目前，医学模式主要为“生物-心理-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虽然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但是在精神科的治疗中淡化了心理和社会两个因素对疾病的影响。精神药理学的飞速发展，让大多数精神科医生对药物的使用轻车熟路[1]。但是对于一些运用药物治疗临床效果并不理想的患者，如严重精神性厌食症。人格障碍、边缘障碍、强迫症、分离及躯体化障碍等等病症均需要结合心理治疗，才能够有效的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但是现很多医生还不能灵活应用心理学。相对专业的精神科治疗医生的数量很少，这会明显影响患者的治疗。
2 现代精神医学发展与心理治疗的发展息息相关
生物精神病学的快速发展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氯丙嗪为代表的抗精神病药物的出现有一定的相关性，大大提高了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重症精神障碍的治疗效果，同时也促进了精神病理学的高速发展[2]。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我国人文科学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心理学及心理治疗都被认为是唯心主义思想，被强烈的否定和批判。临床心理治疗和心理学没有进入到医学生的必学课程中，这就导致了我国几代医学工作者中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近二十年来，我国大力发展临床心理治疗及心理学，大部分医学院校将心理学及心理治疗学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但是不得不说，心理治疗还没有在医疗行业中自理门户，在对其进行培训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不足和缺陷。
3 心理治疗以及心理治疗性检查的特点
所说的心理治疗，是指心理治疗师和来访者建立良好关系之后，由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对来访人员进行帮助。主要目的是调动和激发来访者改善的潜能和动机，以此来缓解或u来访者的心理障碍和存在的问题，促进其人格的发展和成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才能够成为心理治疗师[3]。在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时，两者之间时平等的关系，治疗并不是给予患者什么，而是继发和调动了患者自身的潜能，但前提条件是患者自身有强烈的治疗动机，这样治疗才能继续下去。
4 心理动力学诊断
心理学诊断需要对人进行立体及全面的评估，否则将停留在事物的表明，不能对患者的内心感受真正理解。精神科医生在日常的临床实践中，对心理动力学重视程度不够，因而对患者的治疗和理解不深刻。
在对患者的心理动力学进行理解和评估时，需要有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护士等多个人员共同参与，当几个人的意见达成共识后，这样才能达到整体的治疗效果[4]。当然在这些人员中，精神科医生是团队的核心人员。虽然患者的心理治疗不需要全部由精神科医生亲自完成，但是如果其可以详细了解患者的治疗环境以及具体的细节，将会对患者的治疗产生很大的帮助。
5 心理治疗的核心要素
5.1 心理治疗师的培训 很容易看出，在对心理治疗师进行培训时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否则操作者很难驾驭和理解整个治疗过程，尤其是长时间的深层次心理治疗[5]。一般对心理治疗师进行培训时分为四个部分：①理论部分；②实习部分；③在监督指导下进行实践；④自我体验部分。
5.2 心理治疗的适应症 对于每个来访的人员，心理治疗师都应有全面的判断，做出诊断后制定适合的治疗方法。实际上，不是每个来访人员都需要进行心理治疗。
5.3 心理治疗的设置 心理治疗就如同外科治疗时需要进行严格消毒一样，心理治疗需要设置相应的客观约束和保障。心理治疗主要包括心理治疗室的建立、心理治疗的预约、心理治疗的次数和相应协议的制定以及心理治疗所需费用等等。
5.4 心理治疗的基本理论和技术 心理治疗不只是进行谈话，需要严密的技术内容和理论基础。现今的精神科临床工作还有一定的不足，相信随着我国相关精神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必然会建立起全面的心理治疗体系，这一天不会很久。
参考文献
[1] 陈一心，詹明心，赵中.从文化视角看心理治疗在儿童精神病诊疗中的作用[J].上海精神医学，2010（S1）：56-57.
[2] 党亚梅，黄雄，徐贵云，贾艳滨，欧阳惠怡.心理治疗结合药物治疗抑郁症患者的临床观察[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0（05）：826-827.
[3] 孟昕.帕罗西汀联合心理干预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疗效观察[J].实用预防医学，2011（03）：74-75.
篇9
关键词精神科医生身份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10.217
人们对精神科工作者的职责不尽了解,仅就精神科医生的身份、职责作初步的探讨。
治疗者:在临床工作中医生主要担负的是治疗任务,随着医学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医学的分科也愈来愈细,目前,某一专科医生不善于诊治其他科病人的现象比较突出。但是病人并不只得“专科”疾病,而是常常同时患2种以上科别的疾病。这个问题对我们精神科医生来说更为突出,因为我们对其他科的知识和技术相对欠缺。尤其是精神病人缺乏正常的思维,对躯体疾病的主诉不准确,还有无中生有(疑病妄想)的情况。但正在用抗精神病药物的病人感觉迟钝,躯体主诉少,往往容易耽误病情。而癔病又必须排除器质性变化,否则会造成误诊。所以我们在搞好精神疾病治疗的同时,还要提高其他科的业务水平,尤其是熟悉常见病的诊治手段,才能充分发挥“治疗者”的作用。
科研身份:一名好的精神科医生,只做好临床治疗,把精力全放在眼前的几个患者身上,是远远不够的,而应统筹兼顾,既做好临床工作,还要放眼未来,着眼于整个精神领域,能在科研上有重大突破,获益的病人将不止是几十、几百,也不只是现在的病人,还有将来的许许多多病人,不用赘述,您也一定意识到 了科研的重要性。
心理治疗者:精神科医生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就是心理治疗者。心理治疗的最基本的一个环节是接触病人的技术,对于不同的病人,需要用不同的接触方法,谈话要由浅入深,不能性急,应有计划地逐步深入。心理治疗者和病人的关系好坏,是治疗成败的关键。一个仪表整洁、举止规范、谈吐文雅、态度和蔼的医生,会给病人留下很好的印象,这也为心理治疗奠定了基础,也可以称之为言传身教。如果医生态度粗暴、语言粗鲁、装扮放荡不羁,必然和心理治疗者的身份背道而驰,即使你有再高深的心理学理论也难在病人面前奏效。
病人生活的照顾者:精神科医生要深入了解病人的生活特点,在生活上给予相当的照顾。一名好的医生必定是病人的贴心人,对病人最关心的人。否则决称不上好医生。对病人生活照顾得好,可以促进病人康复;反之,可以使疾病恶化。
病人集体生活的组织者:善于帮助护士调解病人之间的关系和及时发现病人的不良情绪,开动脑筋多想办法,用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热情的关怀去感染和鼓舞病人,使他们看到希望,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在这个大家庭里生活得充实幸福而有意义。把病人组织起来,使他们过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集体生活,这对慢性精神病人的社会性退缩及情感淡漠是非常有好处的。必须努力避免和消除“所谓的社会性剥夺和隔离”。正常的集体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精神障碍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治疗作用。
监护人:精神病人一经入院,医务工作者便责无旁贷地成为其监护人,不但监护其自身的安全、不致对别人带来危害,还要监护来自外界对他的不利影响和危害。另外,在法律上私人的信件是受到保护的,不允许别人拆看,但精神病人的信件都需要我们“监护检查”,以免“病态”的文字给社会、家庭造成危害,及外界因缺乏精神科知识而给病人带来不利于疾病治疗和康复的影响等。
篇10
【摘要】 目的 探讨帕罗西汀对恢复期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将60例恢复期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30例，两组在原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研究组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对照组联合安慰剂治疗，疗程8w，采用简明精神病量表，韦氏成人智力量表，韦氏记忆量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进行评定分析。 结果 治疗8w末，研究组认知功能改善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治疗后各量表同期评分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帕罗西汀可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
【关键词】 慢性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障碍；帕罗西汀
The influences of paroxetine 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chronic schizophrenics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paroxetine on cognitive function of chronic schizophrenia in convalescent period. Methods 60 convalescent chronic schizophrenic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each n=30): research group took previous antipsychotics plus paroxetine and control group plus placebo for 8 weeks. Assessments and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with the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the 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WAIS), the Wechsler Memory Scale(WMS) and the Wiscons in Card Sorting Test(WCS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8week treatment, cognitive improvement was significant in the research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different perio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cores of all scales between the 2 groups(P<0.05). Conclusion Paroxetine can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chronic schizophrenics.
【Keywords】 Chronic schizophrenia；cognitive disorder；paroxetine
认知功能障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主要功能缺陷之一［1］，与疾病的发展、疗效和愈后密切相关，可直接影响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帕罗西汀具有抗焦虑，抗抑郁，增加活力的作用，为探讨其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作者进行了临床对照研究，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05年3～11月在我院门诊治疗的60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慢性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抗精神病药物治疗≥8w，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总分≤36分，临床疗效评定为显著进步。(3)排除脑器质性及其它严重躯体疾病，无精神发育异常、无酒精、药物依赖史。将入组病例随机分为两组各30例：研究组男14例，女16例；平均年龄24.4±5.3a，平均病程1.9±0.8a，平均发病次数1.8±0.6次，BPRS总分34.12±14.43分。对照组男15例,女15例；平均年龄23.4±5.1a，平均病程1.9±0.7a，平均发病次数1.9±0.7次，BPRS总分34.32±14.05分。两组以上资料差异均无显著性（P均＞0.05）。
1.2 方法 两组均继续维持原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研究组联用帕罗西汀10～30mg・d-1,对照组联用安慰剂1粒。疗程8w。于治疗前后采用BPRS，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AIS），韦氏记忆量表（WMS），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评定临床疗效，并进行对比分析。资料所有数据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处理，采用t检验。
2 结果
治疗前及治疗8w末，两组BPRS，WAIS，WMS，WCST评定结果比较，见表1。
表1显示，两组治疗前各项评分差异均无显著性。治疗8w末，研究组BPRS、WAIS及WCST的持续错误数，正确反映数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WMS及WCST的总测验次数，随机错误次数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对照组治疗前后BPRS、WMS、WAIS、WCST各项评分差异均无显著性，两组间同期BPRS、WMS、WAIS、WCST评分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表1 两组治疗前后各项指标比较（略）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P＜0.01；两组同期比较P＜0.05
3 讨论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完成接受分析，加工与处理，发送与编译信息过程的能力称之为认知功能，认知活动包括感觉、知觉、思维、注意和记忆等过程，是精神症状出现最多的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发生率较高，Heaton［2］认为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损害在病程早期就已经产生，以后持续存在，较难治疗。临床上已达显著进步的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3］，与患者社会功能活动下降密切相关。
多数研究表明，引起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可能与前额叶的多巴胺功能下降以及5羟色胺（5HT）功能紊乱有关。帕罗西汀是5HT再摄取抑制剂，能抑制5HT的回收，还与5HT受体存在一定的亲和力，具有平衡5HT1A受体和5HT2A受体的功能，因而具有较好的抗抑郁和抗焦虑作用，能增加患者的思维活性，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与精神症状存在相关性，阴性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较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4］，帕罗西汀能增强抗精神病药物对阴性症状的疗效［5］，因而能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
本研究显示，研究组治疗8w末，BPRS、WMS、WAIS、WCST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性差异，认知功能均有显著改善，且未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依从性良好。提示帕罗西汀能提高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
参考文献
［1］ Andersson.C, ChakosM, MailmanR, et al. Emerging roles for novel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J］.psychiatrclin North Am，1988，21：151
［2］ 郭起浩，张明园.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障碍损害［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6，6：45
［3］ 丛伟东，陈明森，纪家武.帕罗西汀对认知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2，12（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