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范文
时间：2023-12-06 18: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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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标记理论与词语的意义
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都会在词汇系统中得到反映。词语的意义包括了语言概念意义（即语言意义）和文化内涵意义（即文化意义）。词汇的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对应和不对应关系，会在母语和目的语之间产生标记度的差异。
如果母语和目的语之间，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对应相同，那么标记度的差异小，习得就会变得相当容易；如果出现了对应上的偏差，目的语的标记小于母语，相对容易习得，如果目标语的标记多于母语的则会相对较难习得。
二、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关系
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对应关系，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学生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意义。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对应情况为以下几种：
1、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不对应
这类主要是“国俗词语”或者“文化词语”。例如汉语中有相当一部分词语，没有办法用英文对应翻译过来，就算直译，其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是截然不同的。“江湖、游侠、走红、走后门”等词语就属于这一类型。
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不对应的时候，两种语言中的标记度，无法直接判断出来。要看目的语在自身的语境中的使用频率，频率高，标记性弱。
2、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对应
这类词一般出现在语汇中的基本词汇中。
例如：自然界事物名词：“太阳、月亮、星球、空气”——“sun，moon，star，air”；科学名词：“计算机、电视机、科学”——“computer，television，science”
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对应的词，它们在母语和目的语中的标记难度是一样的，它们的习得难度最小。
3、语言意义不对应，文化意义对应
有的词语，中英翻译完全不同，但是其文化内涵却是一样的，这样的词语，我们说它的语言意义不对应，文化意义对应。
例如：“菜鸟”——“greenhand”；“幸运草”——“fourleaf”
这类型的词语，要从语言意义上看其标记度。如果语言意义非常简单，并且常用，那么其标记性弱，反之则强。
4、语言意义对应，文化意义目标语小母语大
有的词语，语言意义上对应，但是从文化意义角度看，对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来说，英文的词语的含义大于汉语词语的含义。
例如：“old”——“旧”、“老”、“大（年龄）”等；“ambition”——“野心、雄心”，
这样的词语，母语的义项更复杂，母语的标记度更强一些，所以习得起来并不算难。
5、语言意义对应，文化意义目的语大母语小
例如：“去”对应英文中的
——“went”：他去了中国。（HewenttoChina.）
——“go”：我们去看电影吧。（Letsgotoseeamovie.）
——“sent”：我给他去过几封信。（Isenthimseveralletters.）
——“away”：他把那本书拿去了。（Hetookawaythatbook.）
6、语言意义对应，文化含义目的语有母语无
这一类的词语，从直译来看，语言意义完全对应，文化含义则目的语有而母语没有。这类词语在使用翻译教学法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问题。
例如：单位。在中文中，除了有每一个单位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个人的工作机构的意思。而英文中则语言意义相对应的“unit”并不具有这样的文化意义。
这类词语，目的语中的使用情况复杂，除了语言意义的标记，还有文化意义的标记，而母语则只有语言意义的标记。目的语的标记明显高于母语，这样的成分习得的难度相对来说要高一些，至于高多少，取决于标记的差异度。
7、语言意义相对应，感情意义不同
两种语言的语言意义相同的情况下，可能出现感彩和褒贬意义完全相反的情况。
例如：在汉语中，龙是褒义词，是中华图腾，民族的象征。但在英语国家，龙是凶残、残暴的代名词。翻译“亚洲四小龙”应该是“fourtigers”，而不能翻译成“fourdragons”。“海狸”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略显陌生的动物，没有什么文化意义和感彩。而对于英美人来说，“beaver”这种有独有技艺和富于创造性的动物却常用来比喻工作十分勤奋和认真的人。
8、语言意义貌合神离，文化含义差别悬殊
例如：“motel”和“汽车旅馆”。在中文中，可能有人理解为汽车做的旅馆，这样的理解，就和原义大相径庭了。“你好”和“hello”，如果将“你好”翻译成“yougood”，就完全理解错了这个词的文化含义。
三、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语教学的影响
词汇是语言的组织材料，也体现了不同文化的特点。在日常会话中，如果指看重词语的语言意义，而忽视词语的文化意义，就可能出现交流不畅，产生交际冲突，对跨文化交际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随着外国学习者语言学习的不断深入，语言应该与文化并重，在学习词汇时，除了掌握词汇的语言意义，还应该掌握词汇相应的常用的文化意义，防止产生交际误解，避免交际冲突。（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袁嘉，《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本体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8月第1版
篇2
文章来源自文秘站
对于语言教学来说,这些研究极其重要,因为他们认为语言学习者不应只是学习文化环境(即“语言和文化”),还应该注意到二者的相互作用(即“文化中的语言”和“语言中的文化”)。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向:一是由宏观或理论语言学转向社会中的语言研究;二是本族语者的语言能力概念扩展到交际能力的概念,这是从研究抽象的语言形式转向具体的语言运用的结果;三是将社会语言学从社会学中分离出来。在社会语境中研究语言始于语言会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变化,且语言社团中存在着言语变体的假设。
对语言教师来说,在课堂上营造一种理想的“标准”环境会使教学操作起来简单一些,但是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却发现与课堂上所学到的不尽一致,因此他们对真实社会语境中的变化就不够敏感。换个角度说,社会语境中的语言更贴近真实生活,但其中的变化却会使语言教学更为复杂和困难。社会语言学的第二个发展趋向是社会背景下个体交际行为的研究,被称为“交际人类学(ethnographycommunication)”(Sherzer,1977)。交际行为不再被看作是语言信息的交流,而是社会中有意义的情节,交际双方都是在社会规则下运用语言。这里的“交际双方”并非单指说话人与听话人,还包括作者与读者、施事者与受事者等,因此这里提及的“信息”也包括文字等无声信息。
在19世纪,语言是学习文学的工具,因此语言教学侧重的是语言形式,尤其是书写形式;即使是在19世纪末,语言的口头形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语言的教学方法。语言学和心理学也只是在脱离于社会和文化语境的情况下为语言教学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技术方法的科学支撑。学习语言也是为了了解一个国家与它的人民,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学习。直到二战时期,语言教学理论家才开始意识到人类学与社会学能够为文化和社会的教学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他们深受Sapir和Whorf思想的影响,认为语言和文化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依赖于语境的语言教学所面临的问题是缺乏系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并且缺乏不同语言社团的材料,解决了这个问题,语言教学就会得到前进。
在社会语境中的语言教学已经不再局限于固定的语言形式,语言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为二语教学提供了更为灵活和理性的标准,学习者也逐渐意识到随着说话双方的关系、情形、话题、及交际形式(书面或口头)而变化的语言变体。不同的社会意义具有不同的语言学表现,有时表现为语音的差异,有时则是语法上的差异,如在选词问题上,这都需要学习者具有一定的能力水平。自交际能力作为语言教学的一个目标以来,理论家们就开始研究语用,如言语行为理论、话语分析等。
篇3
【关键词】语言；文化；第二语言教学；第二文化教学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7-262-01
随着对外汉语事业的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汉语教学者发现，在教学中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化是提高授课效率的关键。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针对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争论已不断涌现，这些争论提高了人们对文化问题的重视，同时也使语言教学中文化意识得到了提高。通过不断地探索与讨论，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学术界逐步取得了共识，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十分密切、天然形成。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与第二语言教学和第二文化教学的关系像连环套一样，不可分离。因此正确理解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正确处理第二语言教学与第二文化教学之间关系的关键与前提。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谓孪生兄弟，密不可分，两者贯穿了人类发展的始终，同兴衰，共存活。
1.语言与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一种文化兴盛时，其语言也被广泛的传播出去，相反，如果当一种文化或文明消亡的时候，其语言也随着衰落直至消失。
2.语言是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是记录文化的符号系统。文化的传播离不开语言，文化之所以可以长久的保存下来，这与语言的载体作用是分不开的。人类通过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通过有效符号的记录，使得民族文化得以保存，也使文化得到了跨时空的传播。
3.语言与文化相互依附，文化依赖于语言，文化又推动着语言的发展。文化的记录与传承依靠着语言这一重要工具，与此同时，随着国际间交流的频繁，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传入中国，表现明显的如词汇：“豆腐”、“沙发”、“坦克”等词语扩充进入了汉语语言词汇中，丰富了汉语的词库，同时也使汉语的表达更准确无误。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结晶，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既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它制约着语言形式，它不断将自己的精髓注入到语言之中，成为语言的文化内涵，成为语言表现的基本内容。”
二、第二语言教学与第二文化教学的关系
第二语言教学主要在于向第二语言学习者传授语音、语法、词汇、修辞和汉字等语言知识以及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语言技能。第二文化教学主要是指“学习者不仅要知道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观察世界，还要了解他们如何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习惯、行为，以及目的语的社会文化”。但是要求建立起第二语言教学和第二文化教学相结合的教学体系，却并不是要求教师在实践中平均分配，对于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而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浩瀚如海，并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掌握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必须有“文化教学寓于语言教学”中这样的意识。“文化教学’只是‘语言教学’中的一个内容而已，‘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是”‘语言教学’为主，‘文化教学’为次；‘语言教学’是目的，而‘文化教学’却知识手段而已。”为了贯彻这个理念，我认为必须遵循以下几个理念：
（一）共时性原则
共时性主要指在进行汉语教学过程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必须是同步进行的，二者必须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要依据学习者不同的学习阶段、学习特点以及其母语背景进行授课学习。因此，在第二语言教学和第二文化教学的实践中，一定要循序渐进，不可盲目教授，让学生产生畏难情绪。
（二）互补性原则
互补性顾名思义就是要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让第二语言学习者更好的理解、掌握好目的语。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语言教学的语言如苍白的白纸，毫无兴趣可言，而如果是只有文化教学的语言则缺乏实用性，显得空洞无力。因而，在学习中不仅要让学习者掌握课本中的语法、词汇等语言知识，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加上文化知识的讲解，使课堂生动活泼，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让文化教学反作用于语言教学，提升学习者的学习目的语的深度与广度，保证语言教学的质量。
（三）导入性原则
导入性即是在强调语言教学的主体地位，教师在进行讲授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文化导入的意识。“对于教师而言，它是一个‘语言文化基础教学+跨文化意识培养一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教学过程。”在语言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化教学，可以更有效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第二语言教学与第二文化教学的有机结合。
篇4
关键词：语言象征性；族群关系；语言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语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也是区别与不同族群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各个族群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族群的象征。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语言，这种语言最初不能肯定确认不同民族的标志，也并不必然是族群成员进行认同的标志。我们国家本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各个族群用本民族语言记录下本民族的辉煌历史和其他文化结晶。语言记录下的更是本族群的一个具有特色的象征，也通常是人们区别其他民族的最大因素。因此，各族群能否平等地使用本族语言，从某种角度它是政治问题。所以在研究族群关系现状、分析族群关系的演变、探讨多族群社会的整合状况时从语言学角度语言的双重性分析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分析一个国家中各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并结合这种语言使用情况产生的社会条件，我们能够较清楚地认识该国的族群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一、语言的双重性之一，文化象征，它通过记录和书写着族群的社会，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生活。
我们知道出现语言和词汇都是同它处环境中衍生出来的，语言都是在客观需要中产生，从对一个社会里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文字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在科技和生产方面的水准，社会组织，甚至是各类知识的积累内容。比如渔民，牧民，农民，山地游猎民族，沙地民族他们生活的方式不同，有自己的生活自然环境，而语言和文字的表达对于本地的描述上更有优势。各个族群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描写着社会各个角度，反应当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同时留下了大量用文字书写的文献，我们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比较不同时代的文献作品中的词汇的归纳分析来研究那时代的社会生活。而后代的研究者从他们文字的表现中研究那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但不同时期对同一事物的表达和记载都不同，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反应出不同时代的社会制度，文化生活和道德理论观念，从语言这个角度来加以分析，可以有表及里，通过对词汇这些象征符号的研究来剖析不同时代人们的内心生活。分析和研究各族群的不同时代词汇及演变，无疑会有助于了解族群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内容，特色和发展进程。
二、语言关系反应的族群关系融洽的程度
多族群融合是我们国家存在的现象，而且民族和谐是我过国基本制度，族群之间相互融合最基本是从语言沟通开始。科尔沁草原上居住的蒙古族很多词语上都借用了汉语词语。比如，“手机”蒙古语直接翻译为“嘎拉乌塔苏”。在汉族和蒙古族的交流不断发展很多蒙古族开始学习汉语，会说两种语言。而且在当地的现代化发展情况下汉族文化进一步的侵蚀着蒙族文化，当地蒙族居民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转用汉语，很多当地蒙族人眼里能流利的使用汉语是很有“本事”的。在牧场或者村落蒙古语使用很普遍，可是在市县蒙古族都已经使用汉语。这些一个族群个体使用两种语言的双语制，族群之间的语言转用，语言的借用都反应了蒙古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不同语言之间的某种“融合”。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有时还会产生语言融合的类型，这种类型会产生一种新的混合语言，其中包含有两种语言的成分，而且两种语言在其中所占的分量同等重要。语言本是在特定生活环境下出现的，很多族群没有自己语言文字，但在不同地区的汉语说法都不同，就是汉族方言，族群本地区的语言的融合出现了方言。从以上我们看出族际交流活动在历史上所留下的烙印中看出语言文化象征着族群关系的融洽程度。
三、族群关系的分化与统一对语言的文化象征意义的相互作用
在历史上一个族群的发展和变化，常常影响着语言的分化，有多数人中转用别的语言，而两个族群走向统一时语言也会出现统一和发展。我们不只从语言文化的变化中看到族群关系的分化和统一，同样也从族群的分化统一中看出语言文化的变化，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
语言有双重性，实用性和象征性，族群语言的消亡可能带来族群的消亡，自古以来这样的例子我国发生过很多，例如满族，人们常说满族汉化了，满语消亡了。这一说法很多满族不易接受，但这却是满族的发展趋势和客观现实。而从语言的实用性角度我们可以说满族的语言已经消失或者消亡。可是从语言的文化象征意义角度，这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语言用他象征意义记录了满族文化，这些记录的文化不会消失，一个民族的固有语言消失，不一定民族的消亡。语言的象征性会一定程度上保护着族群的灵魂。
由于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各族群语言和少数民族文字的不断发展，族群关系不断发生改变，我们只有努力发挥语言对族群关系的影响，发挥积极作用对个创建和谐族群关系。
参考文献：
[1] 马戎. 民族社会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张海超.人类学视野下的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J]思想战线2012年 01期
[3] 马戎.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
[4] 马凤莲.关于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关系问题[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三期
篇5
一、何为语文本体
简单地说，语文本体即语文本身构成的基质和元素。语文本体论是关于语文自身的学问，它要阐释和描述语文的生成构成与存在形态。“本体”是一个较复杂的概念，曾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和认识。在这里，我们无意于形而上的概念性思辨，只是着眼于具体探讨语文的本体问题，但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许多本体论专家早就明确地指出，本体问题或存在问题是和语言紧密交织同构于一体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个众所熟知的名言，说的就是“本体即语言”的道理。“语言是存在世界的现身情态，存在世界是在语言中现身和留住的”，“世界是人类语言的命名”，“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没有语言，存在世界的现身形态就难以得到呈现和说明。对此，笔者在《语文教学本体论》一书中做过具体的分析和探讨，在这里不需要再赘述。如果离开语言，何谈本体？因此，“本体即语言”“语言即本体”，是本体论语言学早就有明确定论的问题。
其实，本体和语言紧密交织同构的问题，是本体论语言学长期争论和探讨而得出的一个结论。“自柏拉图起，关于在语言中指陈非存在物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西方哲学；从中世纪起，关于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就十分激烈，一直到当代也没有解决。安瑟伦关于上帝的本体论证明是从语言中使用某种谓词而推出实在的典型，直到康德才证明这种推论是荒谬的，而康德的关于‘存在’不是谓词的主张在当代语言哲学家那里有热烈争论。当代语言哲学家认为，利用现代语言分析手段，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本体问题，对古已有之的问题给出崭新的、确切的答案。”语言学界的这种认识分歧与争论，可引发我们对语言与本体的多方面的思考和深层的醒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语言和本体原本就紧密交织而同构于一体，谈“本体”就不能不谈“语言”。本体和语言的这种交织同构关系，启示我们对语文本体的阐释，更应该从本体论语言学的视点出发，来透视语文本体构成的真义，这就是谈语文本体不可能不谈语言和文字。只有立足于语言和语言得以符号化的文字，才能真正触摸到语文本体，切实把握语文本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言及其文字作为本体和存在世界现身情态的符号，具有其他事物所没有的特质，即它是情感的符号、思维的符号、生命的符号。比如，它作为一种文化的构成物，不同于房子构成的砖头和土木；它作为一种工具，也不同于斧头镰刀之类的纯工具。这就是说，语言及其文字作为特定的符号代码，特别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其本身就具有形象性、情感性、意义性和审美性等特质，但是房子构成的砖头和土木，并不具有这种符号性，它们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物，之所以称为“砖头”和“土木”，也只不过是人类语言对它们的命名。“砖头土木”可视之为各种“房子”的材料，而“语言文字”却不可视之为各类“作品”的材料。因此，“语言文字”和“砖头土木”并非是一个逻辑起点上的概念，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能走过去语言学关于本体争论的老路，否则，就难以弄清楚语文本体。在这里，我们即从这种本体论认识出发，来重点探讨语文本体构成的两个基本问题。
二、语言文字构成语文本体
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界对语文是什么，即语文本体的构成问题，存有多种不同的阐释和认识。概括来说，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第一，语文是“语言文章”，认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合而言之，称为语文”。这种阐释强调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主张语文课既要对学生进行口头语言的训练，即听和说能力的培养；也要对学生进行书面语言的训练，即读和写能力的培养。也就是说，这种对语文本体的阐释，寓含着语文教学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语文能力训练，提高语言文章素养的思想。第二，语文是“语言文字”，认为语文课即语言文字课，语文教学应当扎扎实实地进行语言文字训练。这种阐释强调语文教学如果不抓语言文字这个根本，忽视字词语句的教学，尤其讲文学作品，总喜欢大讲人物，大讲形象，大讲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那么，这样的课就不是语文课，而是文学课了。因此，他们曾提出一个口号，叫作“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要求语文课把着眼点放在字词语句的教学上。第三，语文是“语言文学”，认为文学是语文固有的因素，语文课应当重视文学性的教学，加强文学教育。这种阐释强调，如果文学作品的教学把文本拆解为单纯的语言文字，忽视文学性教学，那么就会抹杀文学作品的生命和艺术魅力，其语言文字也失去光彩，造成语文教学的失误。第四，语文是“语言文化”，认为语文是文化的构成，语文是文化的符码，语言和文化血肉同构，融注于一体。这种阐释强调，如果否定语文是语言文化，也就否定了语文课，忽略或脱离语言文化的语文课，就不可能是有“语文味”的真语文课。
关于语文是什么和对语文本体的阐释，之所以存有这样的认识分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语文是多因素构成的复合体，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阐释。特别是汉语文内涵的多义性，汉语文内容的丰富性，汉语文功能的多重性，容易造成人们不同的认识。第二，对语文本体的阐释也受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语文有不同的阐释，如初期50年代注重“语言文字”，因为当时强调识字读书学文化，后来又注重“语言文学”，语文课也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文化思潮的涌入，语文又被视为“语言文化”。第三，从对语文本体的阐释及其认识分歧的形成来看，与人们研究问题的思路和视角不同有关。如搞语言文学的，往往强调语文是“语言文学”；搞语言文化的，往往强调语文是“语言文化”。这也是造成对语文本体的不同阐释和认识分歧的原因之一。
我们通过以上所述可见，对语文本体的这些不同阐释和认识分歧，主要表现为两个不同的阐释角度。
第一，从语文的形式上来阐释语文本体，认为语文是“语言文章”或“语言文学”，然而，这二者实际上都是以语言文字为基质和构成要素的。因为文章是语言文字构成的语言形式，语言文字是文章构成的基质要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构成品，语言文字也是文学文本构成的基质元素。这就是说，文章也好，文学也罢，其实都是语言文字构成的语言形式。如果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文章的构成，也没有文学文本的存在。为此，有的专家认为语文本体即语言文字及其作品。把作品看作语文本体，或许也是一种新说法，但加以分析可见，这会给语文本体带来误解。语文教材中有各类不同的作品，如果把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各类作品都视为语文本体，显然就会造成本体的泛化、模糊化。因此，把作品视为语文本体是不妥的。
第二，从语文的内质上来阐释语文本体，认为语文是“语言文化”。众所熟知，人类的生存文化，分为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室文化等，语文也就是一种与之并称的语言文化。我们说，语文就是文化，并不是泛指各类文化，而是指语言文化。语言文化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而存在的，语言文字是语言文化的符号和代码，没有语言文字，也就没有语言文化，这就是说，语言文化构成和存在的本体也是语言文字。由此说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肯定性的结论：无论是“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还是“语言文化”，显然都离不开语言文字，都是语言文字的本体构成品，是语言文字构成的不同形式、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文章构成的基质元素是语言文字，文学构成的基质元素是语言文字，文化构成的基质元素也是语言文字。据此，语言文字构成语文本体，这是不可置疑的。我们还要强调指出的是，为了切实廓清语言文字构成语文本体的基本认识，确立“语言文字”构成的语文本体观，并非排斥“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等语文构成要素，而是指三者构成的基质元素都是语言文字，即语言文字构成的语文本体融合同构着文章、文学、文化的基质和元素，语言文字是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构成的基质元素和存在的基本方式。
毋庸置疑，语言文字构成的语文本体，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它包容着文章的、文学的、文化的、语体的、文言的等多重性内涵，并非一个单一性的载体，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语言文字是构成语文本体的基质和主要元素，语文的本体世界是语言文字构成的世界。或许语文也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其内涵是不断发展、不断生成的，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时期，对它会有不同的阐释和解读，但语文本体的世界里无论在什么特定的历史和时代中，都是语言文字的生成物，都是以语言文字为基质和元素构成的。我们在以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来阐释语文的时候，都应该尊重语言文字构成的语文本体这个客观事实，不可以离开语言文字构成的语文本体，对语文进行某种特定角度的“当代性阐释”。
三、汉语言文字构成的特性
在确立语言文字构成语文本体的基础上，我们要建构切实体现汉语文特点的语文教育观，还必须把握汉语言文字构成的特性。
汉语言文字的构成具有丰富的内在意蕴和鲜明的文化特质，它具有形象性、情感性、表意性、审美性、象征性等特征。对此，我们可从汉语言文字本体的构成切入来进行分析和认识。汉语言文字有其特殊的构造方式和结构特征，它独特的形体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汉语言文字形体结构具有直观性、象征性等特点，其形体构成与人的思想、情感、生活和行为往往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充溢着丰盈的文化意蕴。如“字”的形体结构本身就蕴含着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延续的故事，即在一家房子里，一个女子生养了一个孩子。实际上汉语言文字形体结构的每一个笔画、每一个线条，往往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汉字的构成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完形，它有外形和骨架、有思想和神韵、有情感和精神。汉语言文字的这种特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汉语言文字是表意性文字，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特定的意义世界；汉语言文字是表情性文字，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特定的情感世界；汉语言文字是象形性文字，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特定的形象世界；汉语言文字是审美性文字，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审美世界。
篇6
关键词 口译 跨文化意识 口译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Training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nterpreters
TANG Hao， LI Chang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Xiangnan University， Chenzhou， Hu'nan 423000）
Abstract Interpretation is not only an impromptu oral conversion between bilingual， but also a verb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process， analyze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affect interpret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mportance of positive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training to interpreting learning.
Key words interpretation；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interpreting teaching
0 引言
梅德明教授曾把口译定义为“一种通过口头表达形式，将所听到（或读到）的信息准确而又快速地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进而达到传递与交流信息的目的的交际行为，是人类在跨文化、跨民族交往活动中所依赖的一种基本的语言交际工具”。从表象上看，口译是一个语言转化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口译不仅是一种即席的跨语言交际行为，还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与文化相依相存。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交际可以分为同一文化内部的成员之间的交际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的交际，而文化的交际很大部分是通过语言进行的（顾嘉祖，2002）。
1 跨文化意识与口译的关系
跨文化意识是指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定的思维，对异域文化的敏感度和不同语言的理解性。尤金・奈达曾说过：学习掌握一门外语， 大约需要5年时间的努力；透彻理解一种文化，则需要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规律和社会习俗，要顺利完成跨文化交际，必须拥有良好跨文化意识、合理把握翻译尺度且不受文化差异的影响。
口译者之所以不同于翻译机器，也在于他对两种语言所涉及的两类文化的了解与掌握，不仅仅停留于字表意思之中， 且能领悟到说话人言语中的“语用意义”，这种能力是通过对各种跨文化现象研究逐步培养起来的，具备这种跨文化意识是对口译者的基本要求，十分重要（仲伟合，1997：25）。
2 口译交际中的跨文化差异
口译在交际中跨越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注定要“对话”语言障碍和文化冲突。口译所接收到的源语信息既有语言的，也有非语言的，如专业知识、历史背景、文化、肢体语言等。把源语的思想和文化精髓在最大程度上解码到目标语，是口译成败的关键所在。影响口译交际的文化因素：
2.1 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差异
不同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培育着不同的文化渊源，必然在语言、生活、社交等方面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基督教对西方国家有着200多年的精神世界影响，在其语言和文化中注定有所反映，他们在使用语言文字中也有所体现。如：
God knows where he went！ 天晓得他哪儿去了！
而汉语在宗教上也深受佛教和传统道教的影响，在语言的使用中，也常用这类词汇来做比喻。如：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So long as I remain a bonze， I go to toll the bell.
文化的差异在社交礼仪中更是有不小的反差，这也给口译工作者带来了挑战。中国人迎接远到的外宾时，经常说：“一路辛苦了！” 如果译成You must be very tired！或者Are you tired after the journey？ 会造成外宾的不悦，因为对方会认为自己看上去非常“疲惫不堪”。而翻译成I hope you had a nice journey！ 就非常适合西方的习惯。在得到赞美时，西方人会说Thank you！ 而中国人则要谦虚一番：“哪里哪里。”这是由于民族文化在语言上的表现，不谙中国文化的人会因此产生误会，认为中国人不诚恳、虚伪。翻译时不了解这些差异，有时会引起误会，甚至外交争端。
2.2 语境差异和语用规则差异
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各自迥异的思维模式，对译员在把握说话逻辑和意义理解方面造成了一些障碍。英语是“低语境”low context，信息通过语言本身就可以阐释；汉语是“高语境”high context，不借助相应语境，难以解释言者意图。译员在做英汉口译时，需要更加委婉地传递对方过于直接生硬的表达。而汉英时，则要把握言者逻辑，直接传达信息。
比如在称谓问题上汉英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在大会发言、记者招待会等大型场合上的致辞，西方人往往将最重要的客人放在第一位，并说明其身份，如：
Mr. Chairman，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而汉语的开场白往往习惯先称呼领导，而且不会对具体的个人进行特别的提点，如：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在西方人听来，这样的表达称谓模糊不清，让人不知所云。因此，称谓语的表达要尽量贴近目标语的称谓习惯。另外，中文指令往往严肃认真，缺乏回旋余地；而英语则比较委婉，译员在翻译时尤其要注意。如：请尽快答复我方。
若译成 “Please give us your reply as soon as possible”则非常生硬。
而译成“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your response as soon as possible”就委婉得多。
2.3 审美取向和价值标准差异
汉、英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在语言中会用大量的以颜色、动物和数字的词汇来修辞，使得语言生动。西方人喜欢数字七，上帝创造万物用了七天时间，圣母玛利亚有七大喜和七大悲，光谱上有七种颜色，音乐上有七声音阶。而中国人喜欢八，认为八与“发”谐音，象征发达。选电话号码要有八，选日子车牌也要选八。这也蕴含着人们的一种民族文化的内涵。
这些不同的审美观念也给口译工作者提出了挑战，对那些可能引起误会的表达予以重视，规避因文化差异产生的冲突和误会。
3 跨文化交际策略的培养
对于学习外语的学生来说，若不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意识，在进行口译实践时可能根本无法交流。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和跨文化意识。
3.1 文化兼容策略
学习“文化互补”策略，不强调某种的语言文化为主体文化。模糊文化差异，隐去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种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这样虽然目标语与源语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可以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话题和睦共处，容易得到妥协和协调。“就事论事”远比“含沙射影”效果好得多。
3.2 文化规避策略
当目标语与源语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应特别注意在双方文化的主要冲突之处进行规避，尤其是在审美取向和价值标准方面，特别在涉及宗教领域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彼此的信仰， 避免在 “敏感地带”造成文化的冲突。
3.3 文化渗透策略
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基于语言文化巨大差异，试图在短时间内说服和理解有一定的困难。利用源语的文化优势，在口译活动前进行观察和文化渗透的预备，使源语文化逐渐深入人心，使目标语听众逐渐适应源语文化并成为该文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
4 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1）帮助学生了解和清除文化差异的根本障碍，充分挖掘课文中隐藏的文化信息，深入了解中西日常生活模式，识别日常文化存在的差别，包括赞美、道歉、问候，以及肢体语言、委婉语、禁忌语等。
（2）注意地区文化的差异，让学生深入了解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行为和交际礼仪，设置相关的文化问题，并展开讨论，进行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等，鼓励学生接触外籍人士的生活圈，进行广泛交流，让学生体会和感受语言交际的差异。
（3）在教学中通过网络进一步介绍异地文化差异，针对网络和计算机在大学学习的普遍性情况，通过指导和干预学生的学习方向，引导学生系统地认知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使跨文化意识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
5 结语
口译不仅仅是指一种言语行为，更是一种涉及多层面的跨文化的交际行为（钟述孔）。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传递员，不但要精通源语和目标语，还要深入了解两种文化，洞察其内涵，注重培养跨文化意识，提高文化敏感度，掌握填补不同文化间理解上的空缺的原则和方法。作为外语教师，应该在教学中尽量全面地介绍和引导学生学习目的语文化，防止学生的文化定型，帮助学生摒弃文化歧视。广博的文化信息基础是完成跨文化交际的根本保证。只有按照符合文化性的原则，才能更好地驾御语言，应对跨文化实际交流中的诸多障碍，才能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本文是湘南学院2012年度湘南学院科研课题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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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境 翻译 思考 理论
文本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译者将自己置于同样的环境，在语境中理解原文，揣摸作者的思想，才能排除可能产生的歧义，尽可能再现原文的丰彩，翻译出最好的文章，翻译中的语境研究是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多种学科，下面探讨一下语言学视野下的语境与翻译之间的对等关系。
一、语境及功能
语境是指语言交际过程中涉及的各种不同环境，包含上下文、整个语篇所在的情景以及语篇的文化背景，人类的话语行为，都是在某种确定的语境进行的。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语境进行分类，有人认为语境就是认知环境，包括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也有人把语境分为主观语境和客观语境；真实语境和虚拟语境；显现语境和隐性语境；言辞内语境和言辞外语境等等。对语境的分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对于语境最为基本的功能看法一致，语境具有制约功能和解释功能。制约功能是指语境对语言理解和生成所起的限制作用，译者需要选择与语境相符合的言语行为和话语方式，例如，与陌生人对话，要求正式和礼貌。语境的解释功能表现在解释情景意义和消除歧义，离开语境看一个词就不能准确理解该词的真正含义，理解语句不能脱离语境，语境的解释功能触及到了语言交际的各个层面，如，语音、词汇、语法、语义、修辞、逻辑等层面。王德春先生说：“语言表达的多种方式手段的形成要依赖语言环境，而衡量使用语言的效果对语体、修辞方式、风格和文风等领域的确定都要以分析语言的环境为基础 。” 翻译是一项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活动，是用乙语言来表达一个用甲语言表达的信息，也是在一定的语境中的话语构建行为，这个话语构建是在原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受到多个层面的语境因素的共同作用，翻译是将原文的意义根据语境在译语中显现的过程，语境在翻译中有着关键性的地位。奈达关于翻译的本质做了解释：“翻译是交际，他取决于读者从译文所获得的信息。”翻译过程要涉及译者、原文作者、读者的交际过程，从等效的角度看，译者要把原文作者和读者联系起来，使原文作者与读者的和译者与译文读者达到相同交际效果。
二、翻译语境理论
语境（context）一词由英国语言学家提出，提出了情景语境 的概念。美国学者第一个使用“翻译语境”的概念，认为翻译语境就是翻译过程中聚合起来的文化互动，学者们对语境的内容进行了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Leech对影响人际交往的语境因素考察研究，总结出语境因素包括说话者和听话者，上下文，话语目的，言语行为，作为言语行为结果的话语五项内容。我国的学者也以不同的方式对影 响翻译的语境因素和知识做了分析。文本根植于一定的语境之中，与语境不可分割，没有语境，就没有文本，文本翻译与语境一样，没有语境就没有翻译。翻译是发生在一定的语境中的动态行为，语言之间的转换并非机械的语码切换，而是依附于具体的语言环境，由具体的语境赋予其意义。译者只有置身于特定的语境，对原文的理解建立在对语境的深刻领悟，结合语境分析作者的语意和情感，澄清语义上的模糊，真实传递原文的思想和情感。语意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动态变化的，语境的不同导致语意的不 同。语篇中词汇的含义取决于上下文，在具体的语境中确定词义。翻译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要准确传递原文的内容，就要深刻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根据译文读者的需求适当处理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
三、语境与翻译的关系
1.语境与词义。语境具有解释文义的功能，文本的意义和话语的语境息息相关，不单单取决于话语本身。在翻译中必须依据语境来理解原文，在具体 的文本中建立恰当的翻译语境，词作为最小的语义单位，是表达文本意义的基础，对词义的正确理解是翻译的基础，词义不是抽象的存在于词典中，无法脱离语境而单独存在，词义是在语境中发生的。语境与词义不可分割。英语词汇往往是一词多义，对单词和单个句子理解，常常存在多种可能的解释。一个单词用在句子之中，就成为特定语篇的组成部分，特定的语境和语篇会赋予它特定的意义。我们在英汉翻译时，需要从上下文关系和具体的语言语境中，去理解原文的词义 ，确定该词的内涵，不能机械搬用词典中的释义。翻译中，词义受到上下文邻词的很大影响，随语境而动态变化，例如：（1）Tom bustles me out of the hot house. （2）How does Lily know that you always like hot food？ （3）How does Tom add in your hot new music mix？ （4）For most people who have trouble harnessing A hot temper，reacting like this is not what they want.上面四个的句子都都有“hot”一词，“hot”的基本词义是“热”，但因为它修饰的名词不同，其语义也随之变化。“hot”在四个句子中可依次翻译成“闷热”“辣味”“火爆”“急躁”，翻译时要灵活机动，不能拘泥于基本词义，在相应情形下翻译成汉语中的适当词汇。又如，英语部分词汇本身没有确定褒义和贬义色彩，属中性词，译者要依据上下文语境，推敲褒贬，翻译成汉语中褒贬意义的词，例如： （5）We understood her intention.（6）The Prime Minister declared his intention in The speech.（7）With misgiving in one’s heart have evil intention.以上三个句子都有“intention”这个词，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可依次翻译成“心意”“意图”“心怀鬼胎”，赋予词语褒义、中性、贬义不同的感彩。
2.语境与语篇。语境与整个语篇密切相关，与整个语篇相联系的语境就是情景语境。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交际渠道、心理情感等。在言语交流中，一些话语的含义仅仅通过上下文无法确定，还需要了解话语发生的时间、空间、参与者、交际方式等因素，单词及文本的语义由整个语篇所处的情景确定，翻译者应该从语篇层面出发。如果将一个语篇中的单词，放置到另外一个语篇中，它的意义就会改变。特定语篇语境让词语有特定的意义，与它在其他语篇中的意义不同。译者应当把原文和原文所依赖的情景语境联系起来，从语篇层面理解原文的意义，通过分析情景语境，准确传递原文情景。
3.语境与文化。文化指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包含物质和精神，精神文化包括宗教、信仰、习俗等。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带有文化背景的烙印，文化与语言密不可分，所以翻译涉及到语言和文化。翻译障碍，往往是因为文化差异，翻译不单纯既是语言的翻译，也是文化的交流。语言群体的文化本身就构成语境，文化语境是使用某一语言群体的全部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状况、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
由于人类语言所表达的意象大致相似，所以各种文化信息可以相互转换。但各民族所处自然环境、历史过程、制度信仰等的差异，各民族 的文化又有特有的表达系统，共性决定了翻译的可能性，个性决定了文化语境的重要性。特定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背景赋予文本特定的意义，不熟悉原语文化背景，就不能准确理解文本，翻译就会出现失误，翻译时，必须考虑译语文化的差异，动态地顺应文化语境的变化，将原文译为译文文化的对应物，对译文语言进行重组，实现对文化语境的顺应。
总之，近年来，语言学的研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语言动态多维性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语言体系的研究逐步向应用性转变，语境已成为包括社会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热点。本文从语境与翻译的关系角度论述了语境在翻译表达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语境是理解与表达的依据，翻译过程牢记“No context，no text.”原则，宏观把握文章整体，微观分析字句，在语境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原文，在语言学视野下，正确把握语境与翻译之间的对等关系。
参考文献：
[1]孙维烯.论语境与语用推理[D].西南师范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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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语言学的研究发展来说,可以分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郭 涛,周利娟,尹立鑫 2002)。以琼斯(WilliamJones) 、葆朴 (FranzBoop)和洪堡特(W. von.Humboldt)等为代表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 19 世纪取得辉煌成果。1916 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问世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在索绪尔理论思想的巨大影响下,结构主义出现了三大语言学派: 研究音位系统和音位特征的布拉格学派、进行语符学研究的哥本哈根学派及美国的描写主义语言学学派。结构主义发展后期又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以研究功能为主的伦敦学派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虽然在世界的语言学史上学派众多,但是它们的研究思路无外乎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作为 20 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和伦敦学派分别代表了这两种研究思路。本文对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与伦敦学派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探讨两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思想,对比其异同,使我们对这两个学派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2.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概述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是上世纪 30 年代初至 50年代末在西方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的语言学流派。它是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学者在调查美洲印第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该学派主张追求全面而精密地描写语言音素的分布情形,特别注重描写和分析的技术程序,力图以此来揭示语言因素间的关系(李荣,2008)。该学派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鲍阿斯和萨丕尔、布龙菲尔德、海里斯和霍凯特。
2.1 鲍阿斯和萨丕尔的理论及思想
鲍阿斯既是语言学家又是人类学家。他在《美洲印第安语手册》(1911 年)中所写的序言可以说是美国人类学家从事语言调查和研究的初步理论总结。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从人类学出发来研究语言,把语言研究同人类心理、社会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强调语言的分析研究,而不是比较,他处理美洲印第安语言数据的方法是分析性的,不采用跟英语或拉丁语言比较的方法;二是在尊重美洲本地人民的言语的基础上,对语言结构做客观的共时系统的描写,推动了语言共时描写的研究,指明了描写语言学的目的和道路,确立了描写语言结构的原则: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他自己的结构,不能也不该用其他的语言结构或者传统语法的框框去套这种语言,为了描写不同结构的语言而应当创立新的概念和方法;三是强调对语言事实要做客观的描写,论述了描写语言学的框架,认为这种描写包含三个部分:语言的语音、语言表达的语义范畴、表达语义的语法组合过程。
萨丕尔的主要理论是比较语言学、美洲印第安语言描写和欧洲语义研究融合的结果。萨丕尔的代表作有《语言论》及身后出版的论文集《萨丕尔论语言、文化和个性 文集》。在萨丕尔之前,美国语言学是以人类学为主,自萨丕尔始,美国语言学进入了以描写语言学为主的历史时期。萨丕尔的语言模式理论主要观点有,一是在每一种文秘站:语言的表面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背后,有一个无意识的心理模式,表面的语音实质和语言手段可以发生变化,但是总的来说,内在的模式长期不变,而正是这种内在的模式决定语言的类型和演变方向。二是发展了音位理论,根据语音的分布模式分析语音,是形态音位概念最早提出者之一,他把在词形变化表中能互相替代的音位都归为一类。三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他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探索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提出了结构压力论,说语言变化(音位变化、形态变化)是由于受到语言本身固有的有关模式的影响。四是重视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思维的联系,认为语言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提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这一设想,经他的弟子沃尔夫(B.L.Whorf)发展,形成语言相关性的学说,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假说成为人类文化语言学的基础。自他之后形成的美国人类学、人类语言学、人种语言学都十分重视语言和文化、风俗和信仰的关系方面的研究。
2.2 布龙菲尔德的理论及思想
布龙菲尔德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集大成者。他从研究日耳曼语系和印欧语系入手,继而研究普通语言学。他的主要学术观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为语言学是心理学带有实证特征的行为主义理论分支,从行为主义和机械论的观点观察语言现象,把语言看成为一系列刺激和反应,主张通过形式特征来描写语言结构,提出了着名的语言“刺激-反应”论,并提出了传递公式。二是制定了描写语言结构的总框架,认为语言是一个共时系统,在共时分析中应该排除历时的因素。并对这个系统按照三个层面进行了描写:语音层、语义层和语法层。三是首先使用“替换法”研究音位学,在音位、语法、词汇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他把语音的特征分为区别特征和非区别特征两种,认为把音位定义为“有区别的声音特征的最小单位”,用替换分析法来确定音位;语素是由音位或音位的组合构成的,而全部语素就构成了一种语言的词汇;提出从词汇转向语法的“配列(arrangement)”以及词汇分析的向心结构(-endocentricconstruction)和离心结构(exocentric construction )概念,认为语言形式的配列方式有四种:词序、变调、变音、形式的选择;句法分析方面,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句子的方法,即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s,简称 IC 分析法),认为“句子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序列,它是由若干直接成分的层级构成的,而每一个较低层级的成分是较高层级成分的一部分”.
2.3 海里斯和霍凯特的理论思想
海里斯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把分布分析法推到了极致并认为它是描写语言学的唯一方法。分布分析法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方法。美国描写主义的语言学家们以互补分布为原则,把处于互补分布中的不同的语言现象进行合并,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单位,即把它们看成是同一单位的不同的变体(如语音方面,即为一组音位及它包含的各个音位变体)。此外,海里斯使用“转换”一词来概括句子之间存在的诸如主动一被动、陈述一提问、肯定一否定等关系。正是在他的启发下,他的学生乔姆斯基才得以建立轰动世界的转换生成语法。
霍凯特 (Hockett,C.F ) 的主要理论是提出了“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把最直观明显的层次称作“表层语法”,把它以下的层次称作“深层语法”.因为他认为有些语法现象或结构关系可以从表面的语素排列中直接看出来,而另外一些要跨过表面的语素排列,甚至需要深入到非语言环境中去才能看到。
3. 伦敦学派概述
伦敦语言学派是欧洲语言学一个重要学派, 主要代表人物除 Firth 之外还有 Malinowski
,Halliday.伦敦学派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语言, 注重语言的意义, 工具性质和语言使用的情境。在伦敦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功能语法也认为意义和功能是人类语言和交际功能的基础。因此, 伦敦学派的语言理论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被广泛用于社会语言学, 文体学, 文学批评和语言教学等研究领域。
3.1 Malinowski 的理论及思想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以研究土着文化着称,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他对语言理论最重要的贡献首先强调语言的意义和功能。他曾通过实地考察来研究当地民族的原始文化,在考察中他发现了语言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因此他非常他认为必须建立一种语义学理论才能使语言研究进行下去,语义学理论是解释语言现象的基础。(刘润清 1997:279) 二是强调语境研究的重要性。他使用“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探讨语义,认为话语的意义并不来自于构成话语的词的意义,而是来自于话语所发生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刘润清 封宗信 2004:300)在探讨语义时他提出了“情景语境”,话语应放在全部的生活方式情景中去理解,话语的意义实质上就是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的人的活动。三是对语境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语境大约有三种情况,语言与当时的身体活动、叙述情景、自由的无目的的社会交谈。他后来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论的一些思想,认为任何人都逐渐受到了社会经历的改造,认为一切词的意义都来自亲身经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人们不可能经历语言所表达的一切意义,也没有必要,有一些语言是可以间接学会的。
3.2 Firth 的理论及思想
Firth 是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语言理论在英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有:一是强调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试图把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结合起来。他提出了韵律分析法(prosodic phonology)。二是在索绪尔的影响下,认为语言包括系统和结构两个要素,在语言的搭配层、语法层和语音层都存在结构和系统。三是提出了韵律音位学,区分了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呈现聚合关系的单位是系统性单位,呈现组合关系的是结构性单位,如果想要分析一个语流中各个层次上的功能,只进行语音描写或是音位描写都是不够的,应该把韵律成分也描写出来;提出了“多系统”概念来反对“单系统”概念。传统音位学把不同情况造成的音位变体归为一个单位,互补分布,而 Firth 认为应该把由于不同情况引起的发音特征抽象出来,根据各种语言的音位特点来建立多个“准音位单位系统”,使得许多音位的描写更加简单明了。四是非常重视意义的研究,认为意义是情景语境中的复杂关系的总和,除了包括词汇语法意义外,还要把情景意义考虑进去,认为情景意义涉及一个人的全部经历和文化历史,融合了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俞洪亮 朱叶秋 2003)。把语境分为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创造性提出了“典型语言环境”的概念。
3.3 Halliday 的理论及思想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最有影响最引人瞩目的语言学理论之一。韩礼德是最早从事系统理论的研究者之一,着述最多,观点最为全面,被公认为系统功能语法的创始人,无可争议地成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有:一是功能的思想。认为语言的性质决定人们对语言的要求,即语言所必须完成的功能,包括“经验”(experiential) 功能或者“概念”功能、“人际”(interpersonal)功能“、语篇”(textual)功能。二是系统的思想。
在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之后,乔姆斯基区分为“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韩礼德区分为“语言行为潜势”和“实际语言行为”.他把语言系统解释成一种可进行语义选择的网络,当有关系统的每个步骤一一实现后,就可以产生结构。系统理论是在使用中演变的,离开语言使用者的实践它就不会存在。系统存在于所有语言层次,诸如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都有各自的系统表达本层次的语义潜势。
四是语境的思想。认为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必须从外部来确定区别语义系统的标准,要靠语境来确定同一语义类型的语言材料是否真的是同一意义的标志。语言之外的社会语境或情景与语言一样也是语义的一部分,已知语境的特定方面(如讨论的主题、语言使用者、交际方面)确定了可能要表达的语义和为了表达那些意义而可能使用的语言。他提出了“语域”概念,认为语言的情景因素可由语场、语势、语旨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对应于他所提出的纯理功能的三个功能:概念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
4. 两大学派的比较分析
4.1 相同之处
首先,都受到索绪尔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重视形式的研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关注语言的真实结构,重视语言结构的线性特征, 这与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理念相吻合。其描述性性质与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的区分也是相一致的。伦敦学派, 作为一个欧洲语言学学派,其受索绪尔影响的痕迹比其他任何语言学流派都更加明显。从马林诺夫斯基到弗斯到韩礼德, 尽管对语言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他们无一例外都将语言作为一个系统来对待。
马林诺夫斯基非常重视语言环境(thecontext of situation)。受索绪尔语言和言语区分的影响, 弗斯认为语言由系统(System) 与结构(Structure) 两个成分组成。结构是语言成分的组合性排列(the syntagmatic ordering of ele-ments) , 而系统是一组组合性单位(a set of para-digmaticunits)。这与索绪尔关于连锁关系与选择关系的区分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受索绪尔及叶姆斯列夫的影响, 作为伦敦学派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韩礼德提出了系统功能语法( Systemic-FunctionalGrammar) ;另外,伦敦学派所重视的各种关系与索绪尔所指的形式(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基本一致的。
其次,两个学派都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观受到华生(J.B.Waston)和瓦埃士(A.P.Wesis)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他认为“心灵主义学派是想用一种心灵方面的说法来作为语言事实的补充……机械论者的主张是,在阐述这些事实时不要作这种辅助因素的假定”,主张依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公式来解释人类的言语行为。他认为,人类的言语行为跟任何有机体的行为一样,同样可由对在某种环境下呈现的刺激作出的反应的描写解释清楚。
马林诺夫斯基把语言视为“将思想从说话人的大脑传递给听话人的大脑的手段”,他说,语言“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不是什么与思维相对应的东西”.他认为任何人都逐渐受到了社会经历的改造,一切词的意义都来自亲身经历。这些观点的形成都表明他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论的思想。
最后,两个学派都认为语言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萨丕尔是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他的名着《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1921 年)把语言研究同人类心理、社会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萨丕尔的语言模式理论和社会语言文化密切相关。Malinowski,Firth,Halliday 都认为语言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 Firth 和 Halliday 他们强调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语言。
4.2 不同之处
首先,研究背景不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在调查美洲印第安
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为语言”的角度上,对美洲濒临灭绝的印第安语的调查、描写。而英国语言学的兴起则始于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 这大概是因为大英帝国政府需要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英国殖民地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英国的语言学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和实用性的特点。
其次,研究对象不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以美洲印第安语为研究对象,注重全面而精密地描写语言音素的分布情形以及语言因素间的关系,即重视语言结构而非语言意义的研究。而伦敦学派的研究对象是英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拥有众多人口的语言,这些语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使语言在文明条件下成为有效的交际工具。
再次,研究重点不同。描写语言学不注重语义,只进行形式描写。在划分语言单位时,由于只重视形式标准,不考虑意义和功能,所以不能在本质上区别词素和词,而笼统地把它们叫做语素及其排列。伦敦学派非常重视语义,并且把语义放入语境中进行研究。他们还重视语言的功能,将语言的实际运用作为研究重点。
最后,研究方法不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语言本身的描写,注重形式的分析,回避意义问题,在结构分析中主要运用分布和替换的方法,以便从一堆言语素材中切分出独立的单位并加以归类,建立语素音位新的分析单位,强调对句法结构进行层次分析,由此发展出直接成分的分析法,即把句子或词按层次区分出它的组成部分;注重共时的研究,不考虑语言的历史发展,他们在描写英语人称代词体系时,认为 my 和 mine 等于 I's,这是从英语名词物主格的形式类推而来的,而实际上,代词的异根现象是历史上形成的。伦敦学派始终把语言及其社会属性联系在一起,认为,在实际中使用的语言既要遵循语言的内部规则,进行选词组句,也要考虑来自外部因素即社会的影响,采取得体的方式;意义不只限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还应该包括语言环境中的意义,主张把非语言因素引入语言研究,对语境进行分类、分析语境的构成并概括其变量。
篇9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ofAmericanIndian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Sapir-Whorf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Philipson）、萨斯曼（Zdenek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期间，受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纳日碧力戈.关于语言人类学.民族语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④（瑞士）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⑥（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⑦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Philipson.LinguisticImperial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kSalzmann.LanguageCulture＆Society--AnIntroductiontoLinguisticAnthropology［M］.Westview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论学新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勋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14]罗美珍.从语言角度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民族语文［J］，1992年第6期.
[15]周庆生.傣族人命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民族语文［J］，1998年第2期.
[16]纳日碧力戈.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民族语文［J］，2000年第5期.
[17]吴东海.傣语中的水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J］，2005年第1期.
[18]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0]武铁平，潘绍典.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评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民族语文［J］，2000年第2期.
[2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3]李如龙.略论语言人类学的一些课题.人类学研究［J］，1985.
篇10
关键词 SWH 主语突出 话题突出 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12.068
Abstract From the typological point of view， English is inflected language is subject-prominent， while Chinese genera isolated language， is a prominent theme type. After analyzing the type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sentence， invoke Sapir - Whorf hypothesis theory - that language determines thought vulnerable that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aused by thinking in two languages， thus further It confirm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Key words SWH； subject outstanding； topics highlighted； culture differences
0 引言
语言与思维问题一直是哲学界、语言学、人类学界孜孜不倦探讨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思维决定语言，还是语言决定了思维语言是议论的焦点。在探讨语言和思维的理论中，最著名的要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WH）。它认为语言决定了思维。正如沃尔夫指出“思维神秘莫测，而迄今为止我们对此所具有的最大理解是通过研究语言获得的。”本文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WH）为理论依据，通过分析英汉句型在类型学上的差异，来剖析英汉文化间的差异。
1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十九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oldt）在其《论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的发展的影响》中，把语言学的研究从语法、语义、语音的角度转向了语言与民族精神力量的形成的相互关系。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达。他独特的研究视角，使其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语言的文化内涵等重大理论上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早期，以美国人类家鲍厄斯（Boas）和萨丕尔（Sapir）为首的学者也持有此观点。之后萨丕尔和他的学生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将此观点发展成了负有盛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该假说认为：嵌于不同文化和认知范畴中的语言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说不同语言的人会因其所使用的语言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通常被认为有两个版本。（1）强势版：语言决定论。语言决定思维和语言认知局限，并且语言决定认知范畴。（2）弱势版：语言相对论。语言范畴和和使用影响思维和某些非语言行为。强势版的SWH有过于绝对的一方面，也因此在60年代受到了抨击。到80年代SWH语言相对论的学者在语言影响认知范畴的实验中，找到了弱势版假说的充分证据。语言相对论的影响在空间认知和语言的社会使用方面尤为突显，甚至在颜色认知感上也很突出。该假说发展至今，大多数的语言学家对语言相对论都持有一个较为平衡的观点，认为语言确实影响某些认知过程。另外，很多学者对语言和思维的相对关系已经开始从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领域中去探究。语言学家D. Bolinger和 D. A. Sears认为：“语言不仅为形成思想所必需，而且本身也是思维的一部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如此密切，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审视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型结构上的差异，以“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的思维”的理论为依据，从中西文化视角出发，探究两个民族的思维差异及其原因。
1.1 英汉句型差异
根据传统语法规则，一门语言可以通过“主―谓“模式来进行语法分析。而Hockett （1958）提出了另一概念，他认为在“主―谓”结构中，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可以分别代表“主题”和“述题”，即可以用“主―述结构”来分析语言。
1.2 类型学差异
1976年李纳和汤森从类型学的角度对“主―谓”结构和“主――述”结构的两种语言进行了区分。认为句型是“主―谓”结构的语言是主题突出语言，而句型是“主―述”结构的语言是主语突出的语言。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英语属屈折语而汉语属孤立语。大量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英语是主语突出类型的语言而汉语则是主题突出类型的语言。
1.2.1 主语突出
英语是属于屈折语，是主语突出的语言。英语中充当主语的通常是名词、代词或是名词短语，它们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在句子中一般位于主要动词前，并与它关系最密切；（2）决定主谓一致；（3）指句子其它部分所陈述的事。英语的五个基本句型模式遵循的都是“SOV”的基本模式。句子从语法上来看都是完整的，并且句子的谓语动词在时态、语态、数量上都要有严密的屈折变化，句子结构要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如表1。
1.2.2 话题突出
汉语是话题突出的语言。话题指的是“会话语篇中的一块，可以被视为某一类的事物的一个单位，因为它们有着同一个‘话题’。” 而从直觉上来说“主题”指的是一段关于某一话题的语篇。话题结构遵循“主题――评述”的模式。Hockett对一个句子的主题和述题做出了区分，他说“在一个句子中，说话者先点出主题，然后再围绕该主题说下去……”在英语或是印欧语系中，主题通常就是主语，述题是谓语动词。如：The woman smiled. 但是在这个句子中：That new book/ I haven’t read yet. 句子的主语和主题就不一致，句子的主语是I，而划线部分才是句子的主题。汉语句子的主语和主题是常常是不同的。如：
（1）句中有主题和主语：这部电影（主题）我（主语）只喜欢男主角。
（2）主语和主题一致：他（既是主题也是主语）洗了个澡。
（3）只有主题：车（主题）已经修好了。
（4）没有主题：吃饭了。
话题突出的语言，强调的是话题，往往一个话题能够统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从而形成一个话题链结构。在汉语语篇中当几个句子或是小句在语义上同属一个话题时，形成一个话题链时，这些句子或是小句的主语就会省略（在语法上被称之为零回指）来同指该显性主题，直到下一个新的主题出现。因而，汉语中有时会很难断定这究竟是一个句子，还是一个小句。句子成分不完整（缺少主语或是谓语），亦或是一个句子中出现多个动词，都是十分常见的。
如：老栓正在专心走路，？1①忽然吃了一惊，？1远远看见一条丁字街，？2 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1 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1蹩进檐下，？1靠门立住了。（鲁迅：《药》）在这些缺少主语的句子中，汉语背景的人理解起来是合乎情理的，自然的。但是，如果将以上段落逐字地翻译成英语语篇，就会造成缺乏主语的严重语法错误。
2 英汉思维差异及其在文化的表现
“语言决定论”或“语言相对论”说明一方面语言决定了或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和认知模式，另一方面也说明语言间的结构差异越大，反映对世界的认识差异也就越大。笔者认为语言、文化和思维之间有相关性，不管是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和反映，或还是语言又反过来影响了思维，语言和思维在某种程度上能很好地解释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
2.1 英语思维及其文化表现
正如上述分析，屈折语言的英语是主语突出类型的。英语要求保持句子中成分间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强调的是严密、细致。SWH的让我们看到由于其语言特性，英语民族的思维细腻，强调严谨、逻辑性。因此，在西方这样的思维表现在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在绘画上，画家们追求的是尽力描绘出事物的真实存在，毫发毕现，丝丝缕缕，一树一叶密密层层，不尽其烦，甚至一层薄纱都画得惟妙惟肖，如同照片一样真实复原。另外，西方从医学到工业，分科详尽。严谨的语法表现出西方人对世界的求实的态度。西方人强调人的一生应只专注于该领域的某一点进行钻研，不断深挖。
2.2 汉语思维及其文化表现
独立语言汉语属于话题突出，讲求整体把握。在沃尔夫看来，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语法强制性，即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母语的语言结构（主要是语法结构）对这个世界的构成进行观察。 任何人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思维时，都在无意识地运用背景知识。因此汉语民族思维追求的是意境和朦胧美。以艺术为例，同样是绘画，中国画追求神似和意境，颜色以水墨为主，浓淡晕染，线条简洁，舒意展怀，旨在表现“神、韵”。而在文学、诗歌中，具体事物常被用作指代或隐喻，作者、诗人极力渲染出画面感，让读者在脑海中形成一幅具体的画面，从画中领悟到作者要传达的“意”―― “浪漫”“伤怀”或是“凄凉”……因此，在中国文化看来，但凡在艺术作品中，把事物写得或画得太真实、太实在是缺乏高度的，是一种“俗”的表现，因为它抹杀人读者或观者想象的空间，作品失去了“灵性”，也就永远无法达到一个高深的境界。
3 结论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之语言决定思维虽然过于绝对，但“弱势假说”就语言对思维的影响而言是有理据的。人类认知现实世界的经验逐渐凝固为语言，继而形成概念化，而概念化后的语言又势必对各人的思维、认知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不同民族的文化。因此，作为语言、思维、文化最著名的假说，SWH像一把钥匙一样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门，让我们通过分析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型层面上的差异，引领我们进入到另一个空间，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
注释
① “？”指的是主语省略（零回指）。
参考文献
[1] Bolinger， D. & Sears， D. 1981. Aspects of Language[M]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
[2] Tsao， F. A. 1979. Functional Study of Topics in Chinese： The First Step towards Discourse Analysis[D]. Ithaca，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