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医学的起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动物医学的起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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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流传输系统　传输方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是山东大学直属医院,也是国家卫生部直管医院。它坐落于泉城济南风景秀丽的趵突泉畔,是集医疗,教学、科研和预防保健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医院始建于1890年,先后称华美医院、共合医院,齐鲁医院、山东省立第二医院、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000年10月医院正式更名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现开放床位1800张,年门诊量197.4万人次,年出院病人57.160人次,年手术量30,387台次。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门诊保健综合楼工程是齐鲁医院118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项目,也是齐鲁医院能否继承过去一个百年深厚积淀,再创第二个百年辉煌的关键。该工程的完成将使医院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其技术、设备,人才优势可得到充分发挥,也必将为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大支持。该工程自立项以来,得到了省委,省政府和各有关领导部门的关心关怀和极大支持,2006、2007、2008、2009、2010年都被列为山东省和济南市两级重点建设工程。

兴建中的医院门诊保健综合楼总建筑面积13.5万平方米,地上13层,地下2层。包括:门诊医技教学楼、干部保健病房楼、门诊医技暨干部保健病房楼地下层建设项目、外科病房楼土程。开放床位约1350张。

根据医院建设规模、医疗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对现代化物流传输这一特殊装备,在选装、选购、与厂商合作等方面经历了一个慎重的论证过程。

一　以科学发展观正医院物流传输系统

随着我国医院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医院物流传输现代化如何实现与国际接轨并提升服务基础条件,是当前医疗卫生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据了解,国内众多医院已安装物流传输系统,其中多数为气动管道传输系统,但有些使用情况不尽人意,有的系统已搁置,采用轨道式传输系统的医院极少,缺乏代表性,装备导航车运载系统全国仅一家,不具备示范性。为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二期工程装备物流传输系统,难免出现争议,这无疑是关系医院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一方面。如不装备物流传输系统,或许给医院建设与未来发展带来“遗憾”,以至于建成后又要进行改造重装的“麻烦”;另一方面,如果装备不适用于医院的物流传输,不仅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投入,又给医院留下人为的“后遗症”。为慎重起见,我们通过拜访专家请教,参加有关会议 深入用户,实地调研,邀请厂家讲解,搜集专业资,解剖成功与失败案例等各种形式,从而获得第一手资料,形成对医院装备物流传输的基本共识。　 　(一)使用物流传输系统的必要性

物流传输越来越成为医院现代化建设的标志性设施之一,它是医院总体规划建设中必然涉及的一个重要课题。以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出发,从立足战略角度设想。答案不言而喻。医院物流传输系统具有诸多作用与好处,例如:提升服务基础建设,解放劳动力,提高物流时效。减少建筑内部交通压力,加快救护速度等。

(二)物流传输市场的现状

医院装备和使用物流传输市场情况表明,不同的物流传输方式有着不同的特点与用途,就气动管道传输系统产品理论和原理来说,各品牌大同小异,然而,究其产品品质、机械性能、材质工艺,功能特点、交换方式和售后服务成本及供货商综合实力等差异很大。

(三)从医院实际出发,确定可行的选购方案

分析目前成功或失败的用户案例,从医院实际出发,确定可行的解决方案,比如 物流传输设计运什么物品,对其传输重量、容量,流量与时速要求?采用哪种物流传输方式?选择哪个品牌?使用何种配置?等等。在破解质疑达成共识基础上,反复进行物流传输解决方案的具体化工作。

二　医院物流传输系统之比较

目前国内外医院物流传输系统,主要有气动管道传输方式、轨道式传输方式、导航车运载方式等三种,各种方式具有不同的定位和特性。

(一)气动管道物流传输系统

这是国内外医院普遍采用的解决方案。目前国内凡新建或改扩建的医院大多作为医院工程的一项重要装备列入计划。就山东省而言,总医院、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济阳县人民医院等已先后采用该系统,还有许多医院也已列入建设规划议程。气动管道传输,整机系统由控制部分、转接交换部分、工作站单元部分等设备构成,通过管道连接而成套贯通。其有利因素是 实用性强,可快速传递化验标本、药品、血液、输液瓶,病例。文案等物品,速度快,可达到3～6m/s或更快的速度,适用面广,可将护士站、检验科,病理、急诊、药房、血库,手术室等职能科室通过系统组成一条快速通道,扩展性好,各裙楼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可根据需要进行不断扩展延续。投资较少,价格因配置、管路、转换等设备与材料及总包(代建)配合费等情况而异;维护成本较低,高端品牌虽然是一次性投入相对多些,而售后费用低廉,大型检验设备可资源共享,减少重复投资,据系统使用良好的用户评估测算,5年左右即可收回投资成本。

气动管道传输系统不足之处是 传送物品的体积小。重量轻,选型不慎将影响稳定性。

(二)轨道式传输系统

该系统采用固定的轨道,主要有双轨或高架单轨两种方式,传输速度较气动管道慢,运载箱可承重30Kg或更多。其特点是:承载量较大,减轻货梯压力,代替人工搬运,多数产品可靠,性良好。问题是:建筑空间占据大,建筑设计必须预留足够的通道间距与使用平台,投资成本很高:速度慢。不宜传递动脉血等时效性强的物品,系统布点难子满足各职能部门的需要,扩展工程量大,售后维护费用较高,安全系数要求严格。

(三)导航式运载车系统

在国外一些高档大型医院或多或少在使用。国内目前只有北京地坛医院配备,主要用于运送病人饮食等。导航式运车,有无线导航系统、有轨导航系统、提示识别导航系统等。其共同特点是 智能化程度高。运载重量可达400Kg甚至更大重量。传输速率每小时约20000m,节省人力物力等。相应难题是:投资成本高,运行、维护费用很大,安装环境要求配套。系统扩展工程相应复杂。

三　医院物流传输系统供货商综合实力的考察

医院物流传输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这无疑对制造商、供货商(商)的综合实力提出了应有的要求,如何选择优秀的合作伙伴尤为重要。主要在于。

(一)制造厂家历史

全球著名品牌屈指可数,有被兼并、收购、转行乃至破产等情况,应选择研发时间长、市场份额大、经营状况好、中型以上规模的知名企业,谨慎对待“半路出家”的制造厂家。

(二)专业性

据悉,国外就物流传输产品尚无国家标准。执行的是企业标准。目前国内也未出台国家标准和指定职能管理部门,各类品牌之间不能兼容通用。可见,制造厂家的专业,至关紧要。慎重区别委托加工型 协作合成型或“万能生产”型厂家的产品。

(三)授权(供货)商模式

多年来,国外物流传输制造厂家在中国有几种商业模式:一种是制造厂家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同时授权一家唯一的总(供货)商。被授予总(供货)商的公司,作为主营产品相应具备良好的专业化设计、安、调试、售后技术力量和经济实力及企业文化素质。制造厂家与总(供货)商有利于市场管理协调对客户实行售前、售中、售后全程服务。

此外的模式是,制造厂家在中国同样设有办事机构,但不授权总(供货商),实行个单(供货)商授权。这种个单授权(供货)商。往往不可能把它作为主营产品,制造厂家之所以采用这种多元化(供货)商模式,旨在有利于通过众多的合作伙伴多拿定单抢市场。而售后服务很难保障到位。

(四)综合素质

基于物流传输的专业性和售后时限性,要特别注意(供货)商自身合同业绩、专业力量、履约能力等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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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物法医学作用

1.实现对野生动物的有效保护在生态环境方面，人类的乱捕、滥猎和自然栖息地的破坏，导致全球的野生动物资源急剧下降，某些珍稀物种处于濒危或灭绝的境地。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已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各国已逐步立法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仅有相关立法还是远远不够的，以动物法医学为理论基础的野生动物司法鉴定是相关立法得以实现其功能的重要技术支撑，换言之，动物法医学在实现野生动物的有效保护方面能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2.有效解决与动物相关的各类纠纷目前按照动物学者一般的提法对动物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野生动物、经济动物、宠物动物、实验动物、其他动物（包括马戏表演用动物，影视、广告拍摄用动物，体育竞技动物，特殊工作动物）等5大类。宠物又称为伴侣动物，目前豢养宠物成为一个社会普遍现象，很多宠物价值不菲，因宠物买卖、医疗等行为而导致的纠纷屡见不鲜。因经济动物及其制品所引起的纠纷也常见报端：农贸市场销售死因不明的猪肉或者注水猪肉、以质次猪肉冒充价高的牛肉、以鸭肉冒充牛羊肉等行为。在金额和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可能仅为民事纠纷或需工商管理管理部门进行相应处理的行为；金额大、数量多时常常还要涉及刑事责任。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上述这些都是人们需要并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或责任的划分是离不开动物法医学的理论和技术的。3.促进立法、有效执法动物学者认为，动物也有感觉和情感，虐待动物就会给动物造成痛苦，具有优势的人类应该善待处于劣势的动物。动物福利立法最早起源于英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制定了动物福利方面的法律，在我国动物福利的理念也已逐步为人们所理解，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中国的《反虐待动物法》即将出台，在该部法律（意见稿）中规定了反虐待（杀）动物的各种措施，虐待动物的行为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在法制社会为了真正遏制虐待(杀)动物的行为，立法仅是一个方面，一部法律的完善和有效执行绝对离不开相应科学理论及技术的支持，针对《反虐待动物法》，就必须对虐待（杀）动物的行为进行科学的鉴定，这是立法和执法的基础。由此可见，动物法医学在促进相关立法和执法的两个方面均会发挥出其重要的作用。动物法医学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但不限于）以上几个情况，与动物相关的各种法律关系都有可能牵涉动物法医学的理论和技术。

（二）动物法医学的研究范围

1.动物种属识别对一个动物的了解，确定其所属的种属是很重要的，在涉及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更是如此。野生动物贩卖走私除了少部分完整的动物外，大部分走私品是野生动物的制品，包括皮毛、骨骼、爪子、角和牙齿等的加工品，有时甚至是加工后的一瓶粉末，此时确定走私品的物种就成了关键，所属物种常常决定了案件的性质以及刑事责任的大小。在动物司法鉴定实务中，动物种属的鉴定占据了绝大部分。由此可见，种属的识别是动物法医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2.动物个体识别在解决某些法律问题时，仅仅查明其所属种属还是不够的，有时还要具体明确不同的组织块是否属于一个动物或者几个同种动物。以走私熊掌为例，假如在一起案件中查获3只熊掌，该3只熊掌是属于1只熊？2只熊？还是3只熊？不同的结果对于案值的确定将大相径庭，对于涉案人员的处罚程度也会有着很大的区别。通过这个事例，使我们认识到动物的个体识别在动物法医学中也是相当重要的，个体识别也是其研究的内容之一。3.动物死亡原因从动物法医学萌芽至今，动物（除少数经济动物外）的相关死因尚未引起动物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动物死亡原因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死亡的机制相对复杂，以及牵涉的学科较多、甚至跨领域等原因，其成了动物法医学研究的瓶颈，随着法制建设的深入和完善，新的法律关系的形成，动物死亡原因的研究定会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动物死亡原因亦是动物法医学的研究内容之一。4.动物损伤程度、伤残等级评定“动物损伤程度、伤残等级”是笔者借鉴人类法医学的相关知识而设定的，关于“动物损伤程度、伤残等级”在国内外相关文献中均未见有报道，但其重要性确是不容忽视的。比如，伴随着《反虐待动物法》即将出台，以及反虐待动物的措施细则的颁布，如何认定某一种行为系虐待动物的行为，以及该行为导致后果的严重程度如何界定，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再比如，在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案件中，猎捕者导致野生动物的损伤如何认定，这可能关系到对涉案者处罚的轻重。笔者预测，不久的将来，“动物损伤程度、伤残等级”将是动物法医学的另一个研究重点。

二、动物法医学体系的分科

（一）动物法医病理学

该学科是研究动物涉及法律有关的伤、病、死的变化及发展规律，运用动物学、兽医学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解决动物暴力死亡和非暴力死亡现象、死亡原因、死亡方式、死亡时间，以及致伤物推断为相关纠纷的解决或案件的审理提供科学证据的一门科学。

（二）动物形态学

《动物形态学》是研究动物体内外的形态结构以及它们在个体发育和系统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动物形态学是动物学的一个分支，该学科又可细分为几个小学科：动物解剖学、动物比较解剖学、动物细胞学和组织学、古动物学和胚胎学等。我国近期的发展战略是重点开展动物形态学的研究，特别是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动物和经济动物。综观动物形态学发展，形态与功能多样性、应用形态学、发育形态学、生态形态学和神经生物学中的形态学成为较为前沿的课题。

（三）动物分子生物学

《动物分子生物学》是研究动物大分子的结构与性质，DNA的复制、转录与翻译，基因表达的调控，动物的基因组以及相关技术运用的一门科学。该学科包括基因克隆及功能研究技术、DNA序列测定技术、多聚酶链式反应（PCR）技术、蛋白质组与蛋白质组学技术、生物芯片技术、转基因克隆技术，以及分子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及信息资源等。该学科在目前及以后的动物法医学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动物损伤学

因目前尚无关于动物损伤程度和伤残等级的评定研究，《动物损伤学》也是笔者根据以后的发展需要而设定的，笔者认为，《动物损伤学》是应用兽医学等基础学科的理论和技能，研究并解决与法律有关的各种暴力性损伤（包括虐待、机械性暴力、投毒等）对动物生理机能的影响的一门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动物活体。亦如前述，《动物损伤学》将是今后动物法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并且该学科和《动物福利学》是相互交叉的，二者在很多方面还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三、展望及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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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与医学密切相关，培养和提高学生对有机化学课程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该课程对医学的重要性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前提。教学实践证明，结合医学专业学生特点，恰当地联系临床和生活实际，能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真正认识到有机化学对于医学的重要性，从而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比如在讲解旋光异构时，我们结合手性化合物的理化性质差异，进一步向学生介绍目前市售的绝大多数药物具有手性，而手性分子的一对对映体可能的药理活性、代谢过程及毒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沙利多胺(thalidomide，反应停)。沙利多胺在20世纪50年代在德国以消旋体形式上市，用于治疗和缓解孕妇妊娠期呕吐。后来发现(S)-thalidomide异构体具有镇静作用，但(R)-thalidomide异构体不仅没有镇静作用，反而对人体胚胎有强烈致畸作用(图1)。虽然20世纪60年代初该药撤出市场，但是已经有大量畸形婴儿出生。通过这一“20世纪最大的药物导致先天畸形的灾难性事件”，使学生认识到有机药物分子与体内大分子之间严格手性匹配与分子识别的重要性。我们还进一步引导学生了解近年来人们发现该药物对于麻风病结节性红斑［4］、HIV相关性消瘦、口腔溃疡、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等治疗有效，并在抑制恶性肿瘤方面展现出较好的疗效［5］，美国FDA在1998年批准将其用于麻风病结节性红斑的治疗。该药物起死回生的例子可使学生认识到人们对有机化合物的认识是一个螺旋式发展的过程。

磺胺类药物(sulfonamides，SAs)是一类用于预防和治疗细菌感染性疾病的化学治疗药物，即具有对氨基苯磺酰胺结构的一类药物的总称。在磺胺问世之前，西医对于炎症，尤其是流行性脑膜炎、肺炎、败血症等，都因无特效药而感到非常棘手。作为“含氮化合物”章节的知识扩充，我们向学生介绍磺胺类药物的发展历史:该类药物起源于1932年德国药物学家GerhardDomagk发现的一种化工染料———百浪多息(prontosil)，它的发现和在临床中的成功应用，使现代医学进入化学医疗的新时代。后来由于百浪多息易产生强烈耐药性和存在肾毒性，磺胺家族又发展出磺胺甲噁唑(SMZ)与甲氧苄胺嘧啶(磺胺增效剂，二氢叶酸还原酶抑制剂)，二者配合使用即为复方新诺明。我们还进一步向学生介绍磺胺类药物的抑菌机制是通过对氨基苯磺酰胺(磺胺)干扰细菌的叶酸代谢，进而抑制其生长繁殖;在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之前，磺胺是最好的抗菌药物。油脂在生物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是生命的能量来源之一。对于医学专业的学生，这部分知识是不可缺乏的。油脂的熔点高低取决于其所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量。我们在进行教学时，首先通过学生在生活中可体验的知识进行讲述。植物获得的油脂多为液态，称为“油”;而从动物所获得的在常温下呈固态或半固态，称为“脂肪”。然后讲述虽然二者在结构上都是三酰甘油，但“油”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较多的油脂，由于不饱和脂肪酸中的碳-碳双键大多数是顺式构型，导致羧酸脂肪链之间不能紧密接触，分子之间作用力减小，因而熔点降低。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油脂氢化引入“植物奶油”(marga-rine)问题。由于人们担心动物油脂中的饱和脂肪酸可能会对心脏带来威胁，而植物油在高温下不稳定、无法长时间储存，因此，利用催化氢化反应，如镍(Ni)催化，使不饱和脂肪酸分子中的双键与氢原子结合成为不饱和程度较低的脂肪酸，其结果是油脂的熔点升高(硬度加大)，这就是植物奶油，亦称人造黄油［6］。富含反式脂肪酸的植物奶油虽然可以使食物的味道、口感更好，但对人体健康非常不利，会加快动脉硬化，增加人类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如此融知识、生活、医学常识等一体的油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学得津津有味，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通过上述的典型实例讲解，许多学生认识到有机化学同临床医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该课程对医学的重要性，从而对课程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将社会热点问题引入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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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萨满 心理分析

萨满是指精通沟通鬼神的“昏迷”技术的人。 而昏迷技术包括复活、招魂、特异功能和与动物沟通的通灵术。《国语·楚语》云“上古民神杂糅，家为巫史”[4]，在中国文化中，萨满指巫医。萨满是古代社会中作为现实世界和超自然世界之间的沟通者，神是人们生活幸福的赐予者，生老病死都有神的保佑。萨满一词来源于通古斯语，意思为“激奋者”。列维·斯特劳斯把印第安库纳人的土著医生分为三种，即nele，inatuledi和absogedi。其中nele是指具备天生才能的萨满，能一眼发现致病的根源。而inatuledi和absogedi是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并经考核的土著医生。萨满为族人向神祈服，通过一些活动来驱除病害，主要包括消除灾祸的活动，祈求丰收的活动以及为病人祭神驱鬼的活动，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萨满在为病妇生产使起的作用，探讨萨满教疗法与医学的关系。

1 医学起源于原始宗教

萨满文化形成于原始氏族社会，以万物生命为基础，各种祭祀是他们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萨满教是一种多神教，在中国北方各民族中存在过。萨满文化通过祭礼来表现特殊的意义，反映出原始民族的禁忌、思维、心理。此外，萨满文化没有特定的经典、创始人、规范的祭礼，由萨满继承，他是神灵的差使，拥有神奇的力量，能消除灾祸、为病人治病。原始民族的生活与大自然密不可分，食物和衣服都取自动物，从而对自然的神力崇拜。动物是原始民族的祖先象征，通过对它的崇拜，来保佑氏族的兴旺。而人类自身的疾病、死亡、梦等生理现象是医学和宗教共同的思考对象，由此产生的原始观念既是医学，也是宗教诞生的基础[1]。

2 巫歌的象征作用

萨满运用天生的神力，向病妇唱起了巫歌，歌词本意就是使难产变为顺产。病妇生产的过程是生理的，但萨满通过语言，把病妇的痛苦形象的表现出来，将其身体痛苦的感受能为意识接受。巫歌中的各种词语表示了不同的生殖器官，嫫巫代表子宫，胎儿形成的地方。嫫巫要夺走病妇的灵魂时意味着难产，这时萨满要做的是把灵魂找回来，在这一过程中，萨满要克服许多困难，战胜各种野兽，最后打败嫫巫，使病妇的灵魂回归，接着分娩开始了。许多困难包括了病妇产前的疼痛，这些疼痛由子宫收缩引起的，野兽象征了各种疼痛，被萨满通过语言人格化了。在整个过程中，萨满向病妇提供一种语言使没有表达出来的，或用其他方式无法表达的各种心理状态，都可以借助这种语言表达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使原来停留在情绪层次上的状况转为思维层次上的状况，身体的痛苦能被意识接受，因此病妇可以顺利生产。

3 古代人的思维模式

现代人的心理也是进化的产物，它的起源有古代的特征，所以说印第安人不管他的意识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在心理的更深层都是一个古代人。古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但我们与他们有不同的假设，因此原始人既不比我们更具有逻辑性，也不比我们更缺乏逻辑性。现代人认为每件事都有自然的原因，这是我们的假设；但古代人认为事情的发生是有意图的，把一些意外归结为专横力量的影响，他们的推断是有经验为基础的，在我们看来是迷信的东西，但在遇到一系列不祥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对的。

古代人无视经验教训，断然否认最显然的因果关系；古代人有与我们不同的道德标准；古代人有更加敏锐的感觉器官，但原始人的心理功能与我们是相同的。因为原始人的精神状态未经分化，不能进行自我批判，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容易发生心理投射。每个人的心理活动通过外在的人格特征来表现。而古代人把这种心理活动投射到超自然力量的影响。因为现代人的心理也是进化的产物，它的起源有古代的特征，所以说印第安人不管他的意识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在心理的更深层都是一个古代人。萨满正是连接超自然力量与印第安人的媒介，通过作用于印第安人的意识活动，使病妇接受生理上的痛苦。

4 萨满文化与集体无意识

祭礼是萨满文化情结的表象，投射出满族的信仰、禁忌、思维和审美意识，其核心内容是萨满通过与神灵的对话，相互感应来缓解心理紧张。瑞士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是指在心灵底层普遍共同的本能和经验遗存。遗存包括生物学上的遗传和文化沉积。婴儿的最早记忆是个体无意识的表现，而集体无意识是指在祖先记忆的残留，带有普遍性。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始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激活，是从祖先经验和文化继承而来的。萨满文化就是以原始意象为表达，经过世代积淀并构成了集体无意识的内容。

心理分析学家并不承认神话的存在，各种心理事件是可以通过确认而证实的。但任何情境致人精神创伤的力量不可能来自其内在特征，它是处于某些事件在适当的心理、历史和社会语境下诱绪结晶的能力，这种情绪结晶是在先前即存在的结构模式中形成的[2]。对于病人来说，这些结构构成了无意识。萨满教理论和心理分析理论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无意识在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中存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形成语言。心理分析疗法就是通过分析人的内心活动奏效，如何运用这一方法治愈患者，有待进一步研究。

5 巫术治疗法和心理分析疗法的异同

萨满的巫歌疗法虽然不接触病人的身体，也不用药物，却达到治疗的功效，这点与心理分析疗法有相同之处。心理分析疗法让病人躺着，自己陈述病情或想法，心理治疗师同样不与病人有直接碰触。

病人相信神话的存在，相信自己的健康与神的保佑是密切联系的，她的意识当中有神话人物的存在，但病痛在身体中似乎是外来的，不与自己是个整体。巫术治疗法把病人意识外的痛苦转化为意识中的神的作用，使其接受，把痛苦释放出来。

巫术治疗法和心理分析疗法的目的都是使无意识的冲突和阻力进入意识当中[2]。无意识是精神过程中的一部分，病人的生理冲突不是靠自己获得知识解决的，而是通过萨满对其生理冲突具体化，自然地发泄出来，萨满在治疗过程中充当了心理分析专家的作用，心理分析家通过双重机制作用出现在病人的冲突中[2]。萨满对病人说着语言，是咒语中的主人公，率领着超自然的力量，渗透到病人的生理机制中，使病人认同机体失调的状态，顺利生产。

萨满教治疗方法和心理分析疗法在各种关系上是颠倒的，两种方法是为了诱导经验，依靠患者体验神话而奏效。有的神话是患者从过去经验中构建的，但有时患者获得的是与个人状态不符的神话。怎样进行合适的发泄活动，萨满依靠说话来达到目的，而心理分析家依靠倾听。

6 萨满教与医学

萨满教与医学的关系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是密切的，满族利用萨满来治病驱邪。《柳边纪略》载：“满人有病必跳神，亦有无病而跳神者。富贵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岁终则无有弗跳者。”萨满教之所以能在满族民间长期保持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归结为萨满的医治疾病的社会职能[3]。在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医疗条件又极端落后的时代，疾病瘟疫构成了对生存的极大威胁。萨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战胜疾病的勇气和强烈愿望。体内积极因素的调动，往往使一些患者得以痊愈。

随着满族社会的进步，对疾病认识开始提高，从努尔哈赤起发展出医事活动，医学逐渐与萨满教分离[3]。虽然两者分离，但我们关注的是它们的疗效， 萨满通过仪式来维护人的健康，充当现代意义中的医生的作用。医学发展至今，并不仅仅治疗患者生理的疾病，还要对心理疾病患者进行治疗。萨满是原始民族中的心理治疗师，而现代心理分析家也要对来访者的问题重视。

参 考 文 献

[1]邱鸿钟．医学与人类文化[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1:49.

[2]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3]王平鲁.萨满教与满族早期医学的发展[J].满族研究，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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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科学；哲学；中医；西医

一、起源相同

医学伴随着人类的生存而起源，经历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中西医学的起源大致相同：1、救护、求食的本能行为；2、生活经验创造了医学 古人类通过劳动制造出利器，从而产生了砭石、骨针等医疗器具，并逐渐掌握了运用工具治疗疾病的经验；3、医、巫的合与分 医巫合流曾是中西医学共同经历过的一段历史，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医疗知识才有了比较系统的总结，进而医巫斗争，逐渐打破束缚，确立医的独立地位，并走上继续发展的道路，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4、轴心时代中西医学的巅峰之作 “公元前800至200年间的这种精神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并且是独立地发生在中国、印度和西方。”（雅斯贝尔斯说）这一阶段是东西方哲学、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已从简单的临床经验积累，升华到系统的理论总结，堪为中医奠基之作。在西方，《希波克拉底全集》“是自然科学几乎没有萌芽时代，在医术上具有先进性的最宝贵的代表文献。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学虽然在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的知识上有缺陷，虽然只是很少而粗略地研究过动物，但是它主要是建立在临床实验和哲学推理的基础上，终能使医学提高到难以超过的高度……他的确解决了在医学历史上具有决定性倾向的开端。”（卡斯蒂格略尼说）比较《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全集》，二者的理论建构有诸多相似之处：废巫存医、整体观念、调节平衡、哲学思辨、临床实践。《内经》强调天人合一，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从外测内，可以不依赖解剖形态学而照样诊治疾病；《希波克拉底全集》虽然还没有系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基础知识，但却强调具体的解剖结构，为西医学的实证开了先河。这些差异也为中西医学的日后分向而行埋下了伏笔。

二、目的相同

中世纪伟大的医学家阿维森纳给医学定义如下：“医学是科学，我们从中学到：1、人体的种种状态，①在健康时，②在不健康时；2、通过什么方式，①健康易于丧失，②丧失健康时使之恢复健康。换言之，医学就是如何维护健康的技艺和健康丧失后使之恢复健康的技艺。”我们来看：健康、不健康、恢复健康、维护健康，这些措辞避免了把医学简单等同于治病。还可以看出，医学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绝对不是没有生命的躯体，也不是各种“零件”堆砌成的机器模型。这和中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人体内部的协调与平衡是一致的。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目的都是一致的：恢复健康，维护健康，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三、指导方法不同

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化到文明状态，其首要的变化，就是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形成了各个民族不同内涵的哲学方法。哲学方法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具有绝对的指导作用。任何文明、文化以及各个具体学科，甚至经验、事物的概念及定义，均离不开哲学方法的指导。哲学方法从诞生起就分为西方哲学方法和东方哲学方法。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是仰韶文化时期，伏羲氏的无字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奠基作，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从此在它的指导下大规模地被创立。哲学方法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易经》有非常恰当的表述，“百姓日用而不自知”。自以来，“西学中用”，国学研究完全以西方哲学方法为指导方法。“科学”是近百年来最时髦的词汇。今天的“科学”准确地讲是“西方科学”，它已成为人们判断一切事物是非的标准，而且也成为“西方科学”卫道士打人的棍子：凡事被戴上科学的帽子，就身价百倍；扣上不科学或传统的帽子，就成为谬误和落后。后果是中国文化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正因如此，今人对国学也早陌生，对中医学更是不解。在西方科学的强势下，中医被戴上了：“经验的”、“传统的”、“过时的”、“不科学的”、“前科学的”帽子，并且正在全面地、有计划地被西医学改造，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西医学统治着中医学。长期的西化给中国人带来了民族自卑感，中医学已到了近乎灭顶的境地。“科学无国界”实在是扼杀中国科学的凶手。

中国哲学方法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强大的生命力。从宏观上把握事物是中国哲学方法的核心。中国科学当以中国哲学方法为指导，进行中国科学现代大发展。中国科学“胜物而不伤物”，它反映事物宏观的和微观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内涵和规律，并试图描述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和存在状态，以此来说明事物，创立科学。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的中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包括虚静、直觉、象数的思维方式。虚静是一种内向思维方法，虚静思维跨越了认识事物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关系，让心智进入“无思”“无念”的虚静状态，调动潜意识储备的信息和能量进行认知思维的过程；直觉思维是一种不受固定逻辑规则约束而直接领悟事物本质的思维方法，是在虚静状态下契入真理，获得灵感，达到“顿悟”，是创造性思维不可缺少的因素；象数思维是通过意象性的概念、符号、数量等象数模型，通过象征、类比、类推的方式来把握认识对象，阐释有关天地人三才，宇宙万物存在方式、表现形式、运动变化度量和规律的思维方式。[1]人是大自然演化的产物，是宇宙全息的缩影，生命的奥秘就是宇宙的奥秘。通过认识自我，从而进一步认识自然、认识宇宙。对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西方人的实验室设在屋子里，而东方中国人的实验室是设在人体内的。人体本身就是最佳的天然实验室，其精密程度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蕴含着及其深邃的智慧。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其辨证论治的思维基础，超越了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的界限。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中医治愈了无数的疑难杂症，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使到了今天，在健康领域，她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中医以其卓越的疗效深受广大群众的信赖。

西方工业革命给西方科学技术带来极大地发展，医学手段日新月异。但技术的双刃剑也会让人们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先进复杂的治疗仪器，使病人和医生的沟通越来越生硬，病人不再是一个生命，而是一个号码、一个标本。西医长于化验，却有许多疾病查不出病因；西医长于手术，往往是“一病方愈，一病又生”，诚如西方谚语所说：泼洗澡水，连婴儿也一起倒掉了！中医虽然能治好病，但不能用西方科学来解释，就是“伪科学”；西医虽然把人治死了，但能用西方科学解释，就是“科学”。这不是很荒谬吗？没有疗效，背离了医学救死扶伤，济世活人的初衷，还叫什么医学？在自然界中尚未被人们破解的奥秘太多了，人体内同样也有许多未被人们认识的奥秘。人类的进化就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同时逐步完善的。西方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在很多问题面前已经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中国科学正大放异彩被世人瞩目！

近年来，中医迅速走向衰落，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搞中西医结合。两种哲学指导下的两种不同医学，为什么要追求统一？虽然中西文化有些现象类似或相同，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探索世界的方法。只要中西文化的差异存在，两种研究方法就不可能融合，医学亦然。中医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即“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根本和灵魂所在。不在中医的原则指导下治病，去搞中西医结合，丢掉了中医的学术精髓，中医只能变得名存实亡。我们可以借用西医的仪器来帮助进一步诊治，但是决不能抛弃中医的理论和思维，舍本求末，自取灭亡。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科学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但是决不能放弃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邯郸学步，让后人耻笑。

当然导致中医发展停滞的因素不止这一个。中药剂型是一个问题。当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很少有人去慢条斯理的精心熬药，连茶也是包装成袋泡的。笔者觉得这是国人对国学的一种丢失，不值得去迎合，而应该大力倡导国学。工作再忙，生活也要讲究安静祥和，更何况是生病的人，急于求成，欲速不达。中医人才培养也是一个问题。中医现在的教学模式，既没有突出特色，也没有抓住重点，还要学习许多西医的知识。“所学不专，华而不实”。中医生身心修养上要澄神守中，涵养品性，精诚从医。

四、展望中医

2009年国家颁发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讲：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服务中的作用……促进中医药继承和创新。笔者强烈呼吁：中医不能被西医冲溃阵地，更不能妄自菲薄，自轻自贱。我们不应捧着金碗去讨饭而不自知。以西方现代科学为参照体，中国科学一无是处；以西方新型科学为参照体，中国科学优点多多。相信当中国哲学方法被拔萃出来，中国科学将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医的发展也将腾飞！

篇6

[关键词]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研究进展；应用

章编号：1004-7484（2014）-03-1787-01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起源于1977年，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主要利用了化学发光测定技术和免疫反应，化学发光测定技术有着非常高的灵敏性同时免疫反应有着非常高的特异性，通过两者的结合使得化学发光免疫技术成为现今最新的免疫分析技术。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较其他免疫分析技术而言拥有着高灵敏度、价格低以及操作简便等多种优点，正因为这些优点使得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被广泛的运用。

1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的基本原理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化学发光以及免疫，免疫分析技术就是对分析的抗原进行标记，而化学发光分析技术就是对所产生的微观反应进行检测，以此来达到分析的目的。免疫分析就是利用抗原与抗体之间的特异性结合所产生的明显现象来检测所检测物质，而采用标记免疫分析就是通过对抗原进行放射性的标记，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检测微观物质所发生的化学反应[1]。化学发光技术则是化学反应中的一种现象，化学反应必然伴随着能量的迁移，而具备能量的分子为了达到稳定的状态就要释放多余的能量，能量则是通过光形式释放出来，对所发出的光和能量迁移进行分析便可以知道内部所发生的化学变化。

2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的应用

由于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不仅拥有较好的灵敏度以及较高的自动化程度，而且其还有较高的精密程度，所以得到了较多的应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在兽医学、临床医学以及食品分析中都得到了相当多的应用，下面将进行详细介绍。

2.1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在兽医学中的应用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在兽医学中的应用还处于早期阶段，因此没有得到较多的应用。主要原因则是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在兽医学的应用中会跨越化学、兽医以及生物学科方面的知识，而这样加大了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的应用难度，因此没有在兽医学中得到较多的应用。但是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仍然是兽医学中一项疾病快速检测的方法，即通过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可以精准快速的判定动物所发生疾病的原因，而且通过这项技术的运用还可以监测动物体内的疾病发生概率[2]。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在我国没有较多的应用到兽医学中，而且技术也没有国外先进，这进一步制约了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在我国的应用。国外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在兽医学中的应用较多，比如国外利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来进行动物肠道病毒检测试验、猪肉中沙门菌抗体检测以及评价胰岛素浓度对奶牛繁殖性能的影响，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2.2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在临床医学中有较多的应用，比在兽医学中的应用要更加广泛，而且在临床医学的应用中非常重要。美国通过对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进行改进，使得其具备更好的灵敏性以及精准性，现今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在临床医学中主要用来检测甲状腺系统、性腺系统、血液系统以及心血管系统中激素浓度。后来有科学家利用金刚烷衍生物在碱性磷酸酶的条件下可产生长时间辉光的特性将其运用到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中，即通过碱性磷酸酶来作为标记物，完善后的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科用来检测心脏病、传染病、糖尿病以及过敏症状，另外还可以用于血液系统和胰岛素的检测中。现今将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运用的最好的就是Roche公司，其所创造的ECL分析系统可以检测到及其细微的反应信号，并且特异性反应极为强烈，操作过程也非常快捷。

2.3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在食品分析上中的应用 现今食品安全已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检测食品中含有的违规成分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通过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的运用可以快速精确的测定食品中违规成分的含量，使得食品检测部门可以更好的测定食品中含有成分的含量。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可以用于鸡肉样品中CAP的检测以及牛奶中黄曲霉毒素的检测，国外科学家还利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来测定牛奶、牛肉以及鸡蛋中肉毒梭菌毒素A的含量，由于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有着较高的灵敏度，所以所测定的结果非常准确，而且极大的节省了测试所需要的时间[3]。Yang M等科学家将增强型化学发光免疫检测技术以及电荷耦合器件结合起来创造了检测食品中葡萄球菌肠毒素B的技术，其灵敏度非常高、方法实用而且检测成本非常低。

3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的新研究进展

3.1 新的标记物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运用的重点就是检测内部微观化学反应的情况，而为了达到更好的检测效果就需要发光物质发光时间更加持久发光更加明亮，而这可以通过标记新的标记物来得以实现。各国科学家都致力于研究标记物的发光时间以及发光强度，标记物发光需要特定酶的催化，这需要科学家通过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够证明哪一种标记物在哪一种酶的催化下才能够达到长时间的发光以及高强度的发光，另外对于标记物发光过程还需要较高的稳定性。目前科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得到luminol-H2O2在HRP2A的催化下可以发出高强度而且长时间的光，而且发光的稳定性非常好。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能够快速、灵敏、精准的测定非常细微的物质含量，对于医学检测以及食品安全检测都有着较多的应用，通过不断的研究会使得该技术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参考文献

[1] 魏光伟，余永鹏，魏文康.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及其应用研究进展[J].动物医学进展，2010-03-20.

[2] 农天雷.常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及其特点[J].现代医药卫生，2011-07-30.

篇7

摘 要 华佗五禽戏是东汉神医华佗在前人导引术基础上，根据虎鹿熊猿鸟五类动物的生活习性和神态，结合中医学阴阳、五行、气血、经络等原理创编的一套养生功法。经常练习五禽戏能强身健体，提高人体免疫力，具有治病防病的作用。

关键词 五禽戏 动作 健身作用

华佗五禽戏是由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华佗根据中医原理、以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动物的动作和神态编创的一套导引术。华佗五禽戏是以模仿动物动作和神态为主要内容的组合动功。“五”是一个约数，并非限于五种功式；“禽”指禽兽，古代泛指动物；“戏”在古代是指歌舞杂技之类的活动，在此指特殊的运动方式。本法之起源可上溯至先秦，如《庄子》中有“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等载述，可见当时已有多种模仿动物形神的导引图文，更属“五禽戏”原始功法之类。具体将“五禽戏”整理总结并作为一套功法推广者，是汉末三国时期的著名医家华佗，只是有关“华穹五禽戏”的原始文字早已佚失，惟存一此致零星的史籍记载。

“五禽之戏”的动作遍及全身，是一套能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骨骼都得到放松舒展的医疗保健体操，实用性非常强。所以华佗敢直言，平常健康状况下做之能使“身体轻便”；身体不舒服、生病的时候做之则“亦以除疾”。其指导思想是“动摇则谷气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这一精辟见解是有其相当的科学内涵的。后世隋唐时期着名医学家孙思邈“凡病皆由血气壅滞，不得宣通”的着名论述，可以说是这一精辟见解的总结与发扬，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华佗五禽戏有句顺口溜：虎练骨、鹿练筋、熊练脾胃、猿练心、鸟练皮毛、气贯全身。

虎练骨：虎戏主肾，虎戏动作的主要特点是活动腰部及四肢，其劲道主要是要不带动四肢运动，在调息上主要是意守命门穴。骨骼起支撑人体的作用，为人身之支架。骨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全依赖于骨髓的营养。骨髓由肾精所化生，《阴阳应象大论》指出肾生骨髓、髓藏于骨腔之中，以充养骨骼，所谓肾充则髓实。此外，牙齿和骨的营养来源相同，同样也是肾脏的精气所化生，故有“齿为骨之馀”之说。一般练习虎戏时要求意守命门穴，有强力壮骨益髓和发动肾间真气的作用，能益气补肾，壮腰健骨。虎戏动作主要刺激肾经和膀胱经，改善肾脏功能。

鹿练筋：鹿戏主肝，鹿戏的动作舒展、以伸筋拔骨的动作为主，其劲道主要是四肢带动躯体运动。其动作主要是刺激肝经、胆经等。中医认为肝主筋、主疏泄、藏血，全身的筋膜都依赖于肝血的滋养，肝血充盛，筋膜才能强韧健壮。鹿戏能疏肝理气，舒筋活络，一般练习鹿戏时意守章门、会阴等，引气接通任督二脉，可有长寿之效。

熊戏练脾胃：熊戏主脾，动作沉稳，其动作特点是以肩胯带动躯体和四肢运动，主要刺激的是脾经和胃经等。中医认为：脾主肌肉，全身的肌肉，都要依靠脾胃所化生的水谷精气来充氧，脾气健运，肌肉才能丰满、发达、健壮。一般练习熊戏时，要求意守中脘，意随形动，行随意动，达到形意一体，起到四肢筋、健、肌肉的发达，增长气力，灵活关节，起强身壮体的作用，能调理脾胃，充实四肢。

猿练心：猿戏主心，动作灵巧，动作特点是抓、跳、盼、望等，主要是上肢体带动躯体运动，静动结合，动中求静，反应猿的习性。一般在练习猿戏时要求意守鸠尾穴，外练肢体的灵活，内抑情志的动荡，可通关达窍、醒脑、健脑、灵活耳目，练猿戏，能达到思想静宁、气贯全身、体轻力壮，三元气充盈丰满之效，能养心补脑，升窍益智。

鸟练皮毛：鸟戏主肺，其动作轻捷，用不同的方式飞翔来舒展筋骨，动作特点主要是以上肢运动来带动全身运动，其劲道是以肩带臂、臂驱手，主要刺激的是肺经和大肠经等。一般练习鸟戏时，意守“气海”，具有调达气脉，增强肺活量，疏通经略、灵活关节、疏导真气、直通三关，直达顶门，使神意上下运行而得安静，神静则气足，气足而生精，精溢而化气，达到三元合一、体健身轻、延年益寿。

五禽戏结合人体的体表部位、骨骼、关节等部位特征，把形体动作融于套路上，练习要求全身放松，使血脉的主循环和微循环不受影响，使细胞能够得到充足的氧气，即使有发力动作也是爆发力、闪电式的弹劲，是全身肌肉和关节得到舒展，提高心肺功能，改善心肌供氧量，增强心肌收缩力，促进人体组织器官的正常发育。

练习五禽戏其运动规律和动作特点体现了形、神、意、气的统一，练习者符合人体的健身要求；功法符合中医理论基础及五禽戏的秉性特点，配合中医脏腑、经络学说，既有整体的健身养生作用，又有每一戏的特定功效。实践证明，常练此戏，可促进新陈代谢、平衡阴阳、调和气血、疏通经略、强身健骨、增强免疫能力、全面改善整个身体素质，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更可升华到灵性开启的层次，使心情舒畅、心态怡然。

参考文献：

篇8

【摘要】

目的揭示“肺与大肠相表里”及针刺对其调节的作用机制。方法运用离体肌条反应技术研究针刺后哮喘大鼠肺与大肠在体外的反应关系。结果正常大鼠肺匀浆对其离体大肠肌条的收缩作用强于心匀浆的作用，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关键词】 肺与大肠相表里； 哮喘； 针刺； 离体

脏腑相关是中医学整体观念的核心理论之一，长期指导着中医学的临床实践。而当前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对某一脏或腑的生理、病理的单一研究，导致了脏腑间的割裂，使得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有不相符合的方面。因此有必要对脏―腑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以促进中医理论的深入发展［1］。针灸的调节效应具有整体性(多器官性)的特点，为脏器相关研究及其调节提供了恰当的研究手段；同时，从脏器相关出发，为在更深入、更广义的层面上研究针灸的调节作用提供了更高的理论与技术起点［2］。本文在我们以往哮喘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选择肺与大肠相关为切入点，以建立的体外研究系统为技术手段，即通过离体实验在体外研究肺与大肠之间的生理关系、病理影响以及针刺对其联系的调节作用，以期用生命科学的语言阐明中医肺与大肠表里相关的科学内涵，推动中医理论在针灸临床中的科学应用，同时也为中医脏腑相关的物质基础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1 仪器与材料

1.1 仪器 SMUP-B型生物信号处理系统（上海嘉龙教学仪器厂）；Kent呼吸流量测定系统(Kent Scientific Corporation)、肌张力传感器（C5P型，上海嘉龙教学仪器厂）；血压换能器（PT14M1型，上海嘉龙教学仪器厂）；功能学科实验软件1.11版（复旦大学医学院生理教研室）；离体肌条固定装置（自制）；电动玻璃匀浆机（DY89-Ⅱ型，宁波新芝科器研究所）；麦氏浴槽（复旦大学医学院生理教研室提供）。

1.2 动物及分组 清洁级雄性SD大鼠18只(中科院上海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体重（130±30）g，分为正常对照组、 哮喘模型组、哮喘模型针刺组，每组6只。

2 方法

2.1 大鼠哮喘模型的复制及针刺治疗

2.1.1

大鼠哮喘模型制备依据文献［3］，给大鼠一次性腹腔注射含卵蛋白0.50 g和Al(OH)3 凝胶0.50 g的生理盐水1.5 ml，两周后颈外静脉内注射含卵蛋白(0.25 g/kg)的生理盐水溶液(1 ml/kg)激发哮喘发作。正常对照组大鼠的腹腔注射和颈外静脉注射均用如上体积的生理盐水。

2.1.2

哮喘大鼠针刺治疗方法根据针刺治疗哮喘的有效方法“三穴五针一火罐”法［4］，针刺取穴为大椎、风门（双）、肺俞（双），穴位定位参见《实验针灸学》［5］。大鼠自造模之日起，隔天针刺1次，每次留针20 min，每隔5 min行针1次(以200次/min捻转速度捻针20次为行针1次)，共治疗7次。

2.2

大鼠肺、大肠离体肌条的制作

2.2.1 大鼠离体气管螺旋条制备［6］各组大鼠自甲状软骨下至气管分叉处剪下全部气管，放入盛有克-亨氏（Krebs-Henseleit）液［6］的平皿中，剥离气管周围结缔组织，气管内以小玻璃棒作支撑，用小镊子提起一端，按螺旋形（每2～3个软骨为一个螺旋）将气管剪成宽约3 mm的条状。

2.2.2

离体大肠肌条制备［6］各组实验大鼠处死后，迅速取出所需的大肠（距盲肠下端2 cm处剪取结肠条2.5 cm）。去除附着的系膜和脂肪，放入盛有克-亨氏（Krebs-Henseleit）液的平皿中，洗净内容物，制成条段，供实验用。

2.3 大鼠离体肌条张力检测［6］将制备的大鼠离体肌条标本放入盛有克-亨氏液的麦氏浴槽内，下端以较短的无弹性连线固定于自制的大鼠立体定位系统的非弹性弯钩上，上端以较长的无弹性连线连至张力换能器上。浴槽内温度恒定在37℃，持续供给纯氧，初始负荷调节在500 mg，标本平衡30 min后，按照匀浆与肌条的对应关系（肺匀浆对大肠肌条，大肠匀浆对气管肌条）开始给药或匀浆。张力换能器与SMUP-B型生物信号处理系统相连，经A/D转换，输入计算机，由实时信号处理软件进行记录、计算和分析。

2.4 匀浆制作方法各组大鼠处死后，迅速分离肺（包含气管）、心脏、小肠（全部回肠）、大肠（全部结肠），用生理盐水洗净血液和内容物，剔除脂肪组织，用滤纸揩净多余水分，称重，与生理盐水按1∶4重量比，用DY89-II型电动玻璃匀浆机在冰水混合物中仔细研磨，制成匀浆。以3 500 r/min离心20 min，保留上清液，-20℃冻存备用。

2.5 统计分析方法使用SPSS11.0统计软件，两组比较用t检验；多组比较，方差齐时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方差不齐时用秩和检验（Kruskal-Wallis H）。

3 结果

3.1 正常大鼠肺、大肠匀浆与离体肌条的相互作用正常大鼠肺匀浆对正常大鼠离体大肠肌条的收缩作用和生理盐水、牛血清白蛋白、心匀浆的作用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 但大肠匀浆对离体气管肌条的作用呈现舒张趋势（见图2）。表明在生理状态下，肺匀浆对离体大肠肌条有明显的收缩作用，提示肺和大肠有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

与其他组比较，*P

图1 正常大鼠肺与正常大鼠离体大肠肌条的相互作用结果（略）

图2 正常大鼠大肠匀浆与正常大鼠离体气管肌条的相互作用结果（略）

3.2 哮喘大鼠肺、大肠匀浆与哮喘大鼠离体肌条的相互作用肺匀浆对离体大肠肌条的收缩作用和生理盐水、牛血清白蛋白、心匀浆的作用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但大肠匀浆对离体气管肌条的作用与正常组的舒张趋势不同，呈现收缩趋势（见图4）。

转贴于

与生理盐水、牛血清白蛋白、心匀浆组比较，*P

图3 哮喘和哮喘针刺组大鼠肺、心匀浆与哮喘大鼠离体大肠肌条的作用结果（略）

图4 哮喘针刺组大鼠大肠匀浆与哮喘大鼠离体气管肌条的作用结果（略）

3.3 哮喘大鼠针刺后肺、大肠匀浆与离体肌条的相互作用针刺组肺匀浆对离体大肠肌条的收缩作用和生理盐水、牛血清白蛋白、心匀浆的作用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图5；针刺组大肠匀浆对离体气管肌条的作用和生理盐水、牛血清白蛋白、小肠匀浆的作用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图6。

图5 哮喘针刺组大鼠肺匀浆与离体哮喘针刺组大鼠大肠肌条作用结果（略）

图6 哮喘针刺组大鼠大肠匀浆与哮喘针刺组大鼠离体气管肌条作用结果（略）

3.4 哮喘大鼠针刺组肺、大肠匀浆和哮喘大鼠肺、大肠匀浆对哮喘大鼠离体肌条的作用针刺组肺匀浆对哮喘组离体大肠肌条的收缩作用较哮喘组肺匀浆的作用减弱，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图4。

4 讨论

我们通过文献研究表明，肺与大肠在生理、病理中的密切联系具有生物医学依据［7，8］。动物进化研究表明气管、支气管起源于原肠的一个皱壁，人类胚胎学也证明消化管、消化腺、呼吸道和肺上皮组织均来源于原始消化管的内胚层，这种发生、发育学的共同起源，为肺与大肠功能上的内在联系奠定了客观物质基础［9，10］。肺表面活性物质在肺和肠道的共同存在和相似作用为肺与大肠的生理联系提供了又一佐证，且研究证明，肠道表面活性物质较肺表面活性物质有更古老的起源，与二者的进化关系相一致［11，12］。肠道和支气管相关淋巴组织(gut-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bronchus-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是构成人体以SIgA为主要抗体的公共黏膜免疫系统的主要器官，当抗原刺激其中之一时，可同时在另一淋巴组织产生相同的特异性SIgA免疫反应，为肺与大肠相关提供了免疫学证据［13］。诸多研究表明，大肠或肺的损伤，均可造成另一相关脏器的病理伤害［14，15］。

针灸治疗哮喘，不仅具有良好的近期疗效，也有一定的远期效果［4］，是目前我国防治哮喘的常用方法之一［16］。动物实验表明，该针刺方法不仅可降低普通大鼠哮喘模型的气道阻力［17］，同样可降低肾上腺切除大鼠哮喘模型的气道阻力，同时发现哮喘大鼠针刺后血清也具有类似的抗哮喘作用 ［18］。因此，研究针刺后器官、组织中活性成分的改变将可能对针灸效应及作用规律的解释起到积极意义。

本文在上述临床与动物实验的基础上，对肺与大肠离体关系及针刺对其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研究。我们采用离体实验研究方法，将经过造模和针刺处理后的器官匀浆组分加入到离体器官肌条反应体系中，观察肌条张力的舒缩变化情况，以期从体外肺肠的直接相互作用来寻找肺与大肠的可能联系和作用特点。结果表明，在生理状态下，肺内可能有促进离体大肠肌条收缩的活性成分，这种收缩作用较心匀浆更强，这预示着肺和大肠有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和中医学“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存在一致性。哮喘模型针刺组肺匀浆对离体大肠肌条的收缩作用较哮喘组肺匀浆的作用明显降低，表明针刺对哮喘有效，对肺肠相关也发挥了调节作用。

我们在离体实验方法建立时，气管肌条、大肠肌条均对乙酰胆碱呈现剂量依赖的收缩作用，表明本实验体系的建立是成功的。气管肌条对乙酰胆碱的反应性弱于大肠肌条，气管肌条产生收缩反应的所需乙酰胆碱浓度明显高于大肠肌条的反应浓度，显示大肠肌条对乙酰胆碱反应的敏感性高于气管肌条。本研究中，正常组大肠匀浆对离体气管肌条均表现为舒张趋势，针刺后这种趋势减弱；哮喘模型组大肠匀浆对离体气管肌条表现为收缩趋势，针刺后趋势变化不显。总体上上述作用趋势均未表现出统计学意义，其原因可能在于实验匀浆中活性成分的浓度达不到气管肌条的反应阈值；其次可能在于气管肌条剪切后，气管的完整结构被破坏，加之离体气管肌条缺乏像离体大肠肌条那样的自律性神经活动，使舒缩变化不显著。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 王洪所，许有玲. 面向21世纪：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和未来［M］. 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1999：269.

［2］ 陈汉平. 现代中医药应用与研究大系-针灸分册［M］.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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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 免疫学 课堂教学 学习兴趣

免疫学一直是医学和生物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免疫学的基本理论、试验方法和实践应用已全面渗透生命科学的各个方面。其教学内容深奥抽象、概念纷繁、机理复杂，涉及多种学科，如动物学、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等的基础知识，学生尤其是生物专业学生学习起来难度极大，极易引起思维疲劳，不求甚解，失去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兴趣。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提出：“学习的最好刺激就是对相应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1］激发学生的免疫学课堂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一直是免疫学教师面临的艰巨任务。结合三年多的教学实践和尝试，我谈几点个人体会。

1.学科发展史始终贯穿其中

任何一门学科知识，最重要的都是学生充分了解其知识精髓的过去、现在，进而应用于实践与未来发展，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从根本上保证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如，讲授“免疫”的起源含义时，从疾病的发病特点和古代宗教神学的朴素观点来讲述。同时，免疫学的形成与发展凝聚了许多免疫学家，尤其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免疫学家的智慧和汗水。在教学中，结合知识点，向学生介绍前辈们的研究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能使学生在学到知识的同时领略到科学家的思路，得到启迪。譬如，讲授抗体的结构这部分非常枯燥的内容时，可以从Behring借助东方“以毒攻毒”的医学思想发现抗体的过程，Edelman和Porter对抗体结构不断探索的过程来讲述，避免填鸭式的纯讲述或演示。

2.紧密结合临床现象与应用实践

免疫学是临床医学和生物学的基础学科，许多临床现象学生耳熟能详，但并没有清楚地理解其实质：为什么患过麻疹的人永远不会再患麻疹？为什么要建立骨髓捐赠库？艾滋病何以如此肆虐？等等。在教学中将这些临床现象与理论知识结合，从现象到本质，将学生的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认识，才能使教学内容有声有色、有血有肉，从而提高学习兴趣。免疫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基础学科，对当前人类重大健康问题的解决起着关键作用：免疫细胞疗法有可能成为继手术、放疗、化疗之后的第四种肿瘤治疗方法；各种疫苗的研制为人类控制许多烈性传染病开辟了新的前景，等等。把这些事实和进展渗透在教学中，能让学生认识到免疫学的实用性，在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地位。

3.采用适宜的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教学手段

3.1把握学科和专业特点，重点和难点突出。

从书本内容到课堂内容，应该对教材内容进行严格细致的剖析，对知识结构重新优化组合，尤其是要结合生物专业其他课程的特点，使之形成一个能为学生接受的知识框架。比如对于很多临床免疫学的内容，如免疫病理、免疫调节等内容，适当简化。对于生物专业学生在其他课程中要学习的知识，如免疫分子的基因表达、细胞凋亡等内容，则可以自学。而对于与生命科学密切相关的，如免疫分子、免疫细胞、免疫学检测等要详细讲述。这样才能有的放矢，重难点突出，区别于一般医学院的免疫学教学。

3.2启发式教学。

学习是一项复杂而抽象的思维活动，人的思维活动不会凭空产生，必须借助于某种因素的刺激，启发式教学能使学生借助教师的刺激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求［2］。如讲概念“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时，运用启发式分析法，从器官移植时是否发生排斥反应，引出“组织相容性”的概念，从组织相容性的免疫本质，引导出“移植抗原”，即“组织相容性抗原”，从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重点论述“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从“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这些蛋白质分子是怎么产生的，引出概念“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这样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孤立概念到完整体系，能使学生感到层次清楚，逻辑性强，容易理解记忆。

3.3采用生动恰当的比喻，直观形象的描述。

运用直观的道具、图标和形象生动的比喻，可使枯燥内容形象化，抽象内容具体化，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教学中，把免疫系统比喻成国家的军队和警察系统，病原菌比喻成入侵的敌人，免疫细胞或免疫分子比喻成士兵或警察，抗体和补体分别比喻成捕快和行刑手，等等，这样有助于学生的形象理解。再如讲抗体结构时，可将抗体比喻成一个站立的人，上臂以下是恒定区，铰链区相当于肩关节，前臂是可变区，可变区结合抗原时就像人的手抓住一个东西，人有两只手，那么一个抗体就可以结合两个抗原，两条腿组成Fc段，鞋子类似于Fc受体。这样的比喻很具体，学生听后很容易理解记忆。

3.4适当结合中医知识讲述。

免疫学是现代医学的基础课，而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中医学有很多与现代医学的免疫学不谋而合的地方［3］。譬如，中医学里有“肾为营血之母”的思想，这可以从现代免疫学得到证据，人体血液中绝大多数红细胞的生成需要红细胞生成素这种细胞因子的刺激作用，而该细胞因子主要是由肾脏合成的，肾脏的功能就决定了血液的质量。这些知识的对比联系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兴趣，而且能启迪学生思维，从多角度认识和研究一门学科。

3.5做好多媒体教学。

与传统教学手段相比，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声像俱全，形象直观，多方面刺激学生的感官，使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活泼，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讲授单克隆抗体的制备时，通过动画演示，学生能直观、形象地观察到单克隆抗体制备的技术流程。同时，还可以下载一些最新的短视频来提高学生的课外探讨兴趣，如有关美国花巨资研制免疫佐剂的报道，Steinman有关树突状细胞的发现而获诺贝尔奖的报道。这样既能加大教学信息量大，又能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

3.6课堂讨论

让学生参与课堂活动是提高学生兴趣的有效手段之一。免疫学的很多问题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提前布置一些热点讨论题，比如MHC分子在亲缘鉴定的原理与应用，现代疫苗的研制进程，等等。可让学生在业余准备，在课堂上花一定时间讨论。讨论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分组式讨论法，每组选一个人作中心发言，并结合自己的多媒体课件来展示，然后其他组学生提问，最后老师简短点评。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是每个教师的首要任务，只有结合学科特点，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方式，才能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随着免疫学的迅速发展，以及教学手段的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要适时改进，才能达到最佳的课堂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黄盈盈.兴趣：教育的第一原则［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10，（3）：59-61.

篇10

关键词：中医;西医;主流经济学;制度主义;从本质到现象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3-0032-008

一、经济学与医学的共性和差异

根基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或者通过演绎逻辑来构造优美的数理模型，或者通过归纳逻辑来打造优美的计量模型。前者是借助艺术化的数理模型来对现实社会经济现象提供合理化的理论解释，后者则是借助艺术化的计量模型为这种解释提供数据支持。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成为一门对现实解释和为现实辩护的学科，它热衷于揭示类似物理学的那类定律，而不是给予个体的行为选择以及社会经济的政策决策以可靠的理论指导。

从根本上说，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解释层次上，而是应该承担起预测经济走势和指导社会实践的功能。为此，一些学者往往将经济学与医学进行对比。例如，学者塞耶斯就指出：“把看做纯粹理论性和沉思性的主张是错误的。它不是物理学模式的纯粹解释和预测的科学。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实践的目的是其内在要求。在这方面，同医学的对比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医学也是一种实践性的科学，并且同一样，具有实践的目的，即增进健康。”（1）同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瓦里安也强调，把经济学与物理学进行对比是一个错误，更好的对比应该是工程学，同样，把经济学和生物学相比较也是一个错误，更好的比较应该是医学。究其原因，在瓦里安看来，工程学和医学的价值都在于其实际用途，而与方法论没有密切关系，因而经济学与方法论也没有太大关系。（2）显然，这一观点承袭了凯恩斯的说辞：如果经济学家能让世人把他们看作平凡而又胜任其职的人，就像牙医的地位一样，该有多好啊！问题是，以医学作为参考和仿效对象，果真有利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目的吗？同时，医学也存在不同的学说体系和理论基础，如中医和西医的机理就很不一样。那么，经济学又该仿效和借鉴何种医学呢？

事实上，简单地把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等同于工程学或医学的应用研究将会遇到根本性的问题。究其原因，物理学和生物学为工程学和医学提供了这些有关运行机理的理论基础，而离开了这种基础，现代工程学或医学就无法揭示出病变的因果机理，其应用就会呈现出强烈的工具主义特性;结果，在实践中往往就会为社会带来困惑，或者直接导致了工具主义的谬误。什么学科能够为经济学提供这样的理论基础呢？如果不能揭示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经济学的应用不同样会陷入这种困境吗？尤其是医学的应用研究还可以建立在大量的具有重复性和验证性的实验基础之上，经济学的政策却往往难以依靠实验来观察效果，或者说，经济政策试验往往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正因如此，在应用经济学或经济政策推行之前，我们必须对所涉及对象的运行机制有清楚的事先认知，而这正是理论经济学所要探究的东西。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凯恩斯把经济学当作医学，凯恩斯经济学就缺乏符合逻辑一致性要求的微观基础，其经济学体系主要停留在艺术性的操作层面上。因此，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动之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事实上，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作为一门工程性学科的状况仅仅延续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后，大多数经济学家又重新返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重新探究所谓的自然规律。不过，尽管重返规律探究是对操作性经济学的否定之否定式发展，但是，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社会规律并以此着手改造制度时却陷入了另一误区：它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以及由此派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将社会现状视为一种合理存在，并使用大量复杂的数理模型来加以解释和证明，以数学化的工具打造成一个自洽性的理论体系，从而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同时，正是随着数理模型内含的缺陷逐渐暴露，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又转向了所谓的实证分析，并以此来进行社会经济现象预测。问题是，纯粹的实证分析根本无法揭示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基于实证的预测本身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从而必然会面临工具主义的困境。既然如此，经济学理论又该如何研究呢？社会制度如何进行优化呢？

一般来说，无论是身体有机体还是社会有机体，值得人们关注的主要不是常规形态而是其变异形态。同时，变异形态往往由潜伏的特定因素所激发，并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化过程。显然，内在结构的改变往往很难通过数理模型的逻辑演绎或现代统计技术的相关性分析得以发现或预测，这两种方法都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取向，往往都只是停留在表象而难以深入本质。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是对身体病症还是对社会问题来说，运用主流的分析方法要作出有效且精确的预测往往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医学和经济学的主要作用又体现在何处呢？答案是：体现在对问题的发现上。问题是，没有走势的预测又如何能够发现问题呢？一般地，促生变异的那些特定因素，无论是产生还是滋长，都显示出了对有机体（身体有机体或社会有机体）反常态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对医学（生物学）还是对经济学来说，一个主要的研究任务就是探究身体有机体或社会有机体的理想状态以及对应的反常因素。这意味着，关注公共领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根本目标就在于：（1）探索社会有机体的理想状态，揭示现实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2）挖掘和发现现实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剖析引发这些问题的因素。（3）通过这些因素的分析来预测问题的演变趋势：不断加重还是自发消失。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种预测，只不过这种预测不是基于抽象模型的随机游走，也不是基于计量模型的功能联系，而是建立在对危机不断累积及爆发的内在机理之揭示的基础上，从而具有更为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而且，一旦揭示了现实社会经济的内在问题及其作用机理，那么就可以在问题爆发之前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避免问题的累积以及危机的集中爆发。这就是社会制度的研究思维，它需要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需要探究社会经济现象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3）

当然，人类社会的“理”与自然世界的“理”是不同的：自然世界的“理”是与人无关的，也是长期恒定不变的;相反，人类社会的“理”本身则是由人类行为所塑造，而人类行为又由某种目的所激发。根本上，人类社会的行为意向性和社会进程之间是共同演化的。不幸的是，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而崇尚市场的有效性，同时又基于达尔文社会观而忽视现实问题;一旦社会经济问题爆发，现代主流经济学则转向凯恩斯的工具主义政策这一“道”，以致社会经济问题就一直会周而复始地出现，而难以实现社会制度的不断优化。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有这种研究取向，根本上在于它根植于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认知路径存在由“理”及“道”的过程：古希腊探讨的是自然科学的“理”，中世纪基督教则把“理”上升为“上帝之旨意”、“绝对之精神”;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却转而进入“道”的思维路径，基于经验来探索人生，基于表象的“道”之争又引发了功利主义的盛行。与此不同，儒家社会的认知路径存在由“道”及“理”的演变：原儒思想首先注重“道”，诸子百家通过借鉴和吸收其他学派的“道”以充实自身学说体系，唐宋之后儒学则转向吸收佛道对“理”的探索，从而转向“内省”并开启心性儒学，但社会政治的大统一限制了“理”的多元化竞争和发展。正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注重“道”的功能性分析思维不仅体现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而且也渗透在西方医学中。相反，注重“道”的因果性分析思维不仅体现在传统儒家学说中，而且也渗透在中华医学中。因此，本文尝试对中、西医的机理进行比较分析，并由此审视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研究的主流思维。

二、中、西医探究“病理”的思维差异

及其对经济学的启示

一般地，经济学所考察的对象是具有复杂性的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现象之间往往是互补共生的，从而无法简单地抽象为几个数学关系。经济学要取得工程科学或者医学那样的成效，首先必须揭示社会经济现象之间内在的作用机理。譬如，就医学而言，只有揭示出了病理，才能有根有据地进行治疗;否则，只能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最终是治标不治本。同时，医学的病理也就是内在的作用机理，它不是体现为数字间的相关关系，从而不能简单地基于统计规律或计量关系而得以发现。医学是如何发现“病理”的呢？这对经济学的研究又有何启示呢？

很大程度上，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共通性：医学研究身体系统，解决身体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经济学研究社会系统，解决社会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也即，两者的研究对象都属于整体性的系统，系统内部的各因素之间都是共生互动的：我们如果将一部分从其他部分中隔离开来，就无法确定相互间的因果关系。正因如此，医学和经济学也应具有大致相似的研究思维，都应该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就医学而言，首先，要确立身体运行的理想状态，这包括身体有机体的自我维护和免疫、平和和调适以及延年益寿等，而不能过分注重特定部位非对称性发展，如肌肉的硕大、腰围的纤细，等等。其次，要剖析身体病变的征兆，这包括肢体上出现的各种反应以及心情上出现的各种反应，如血液变化、形态变化、颜色变化、心情变化以及行为变化，等等。再次，要探索身体病变的发生原因，器官的老化还是病变？老化的原因如何？病变是病毒还是细菌引起？何种病毒和细菌？等等。最后，是根据病变的原因以及需要恢复的理想状态来开出治理措施，包括药物、饮食以及心理，等等。

显然，传统中医大致遵循上述思维：（1）它关注人体的运行机理，将各个脏器之间视为是互相联系的系统，并强调应将人当成一个整体来治疗;（2）它在分析病症时从源头着手，试图弄清楚前因后果，从而注重病“理”的挖掘。西医却持有很不相同的思维：（1）它将人体各器官视为可分离的，每个器官担负着某种特定的功能，从而采取就事论事的“已病”治疗方式;（2）它注重病症的表现，并通过对一些要素变化的观察来构建功能性关系，从而注重治“道”的发现。很大程度上，由于学科的分立，现代（西）医学对病理的研究往往是基于实验观察以及相应数据的统计和计量分析，其对病症的治疗也是根据对某些数据指标变化而开出针对性的药方。问题是，尽管计量实证可以发现一些“统计相关”关系，却无法揭示相关的作用机理及其因果联系。事实上，学界基本已经形成这种共识：没有医学家可以从统计方法中确定是否是因果联系。例如，我们可以发现寒冷和感冒之间存在统计相关，但寒冷却不是感冒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仅仅局限于实验室试验以及随后的实证分析，是无法发现“病理”的。究其原因，“理”体现了事物的实在结构和作用机理，而这些东西往往都无法凭经验而直接感知，而是要充分运用人的知性思维。为此，劳森就提出用超验实在主义来代替经验实在主义：世界不仅是由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组成的，而且是由（不可减小的）结构和机制、力量和趋势等组成的，后者虽然也许无法观察到，但却构成了我们经验中的实在事件的基础，统治着或创造出现实中的事件。譬如，世界不仅是由“表面现象”所组成的，如皮肤病、幼犬长大以及英国相对较低的生产率增长等，而且是由这些现象背后并控制着它们的结构和运作机制构成，如分别由病毒、基因方式以及英国工业关系体系等构成。显然，仅仅停留在对实际事件的认知或者由此而来的以感觉经验或以印象的现实表达的人类知识是不够的，相反，认知事物和现象必须探悉它形成的深层原因――基本结构、内在机理、相互力量和发展趋势。究其原因，左右事件的动因虽然必然地通过事件或在事件内“起作用”，但它却很难直接被看到。

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中医体现了一种“理”之学，西医则是一种“道”之学。一般地，“理”之学关注原因，揭示的是内在的因果关联;“道”之学则关注目的，揭示的是表现间的功能联系。因此，“理”之学是本质主义的，“道”之学则是工具主义的;“理”之学是关注长期的，“道”之学则是关注即期的。同时，中医和西医之间的思维差异也体现在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以及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之间。其中，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以及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与中医相通：它们都将社会有机体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分析社会有机体的演化，关注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挖掘社会的病理，并从机理和制度上来寻找解决的措施。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新制度主义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则与西医相通：它们都倾向于将所要研究的变量与其他因素割裂开来，并从外部关注可变量之间的功能性关系，都热衷于统计研究或计量分析，从而也就无法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正是由于割裂了复杂有机体内部的诸因素，西医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无法注意到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及其对未来产生的可能影响，以致理论对实践应用的指导意义也大大降低，或者犯了工具主义的错误，或者无法预见到衍生出的负作用。

三、中医被边缘化的原因解析及其

对经济学发展的启示

从认识思维的角度，中医和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乃至马克思经济学往往显得更为合理，因为它们所探究“理”是根本性的，是从长远角度对身体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的维护和调适。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中医在医学界还是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乃至马克思经济学在经济学界，都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甚至遭到现代学子的刻意排斥。那么，求“道”和究“理”在当今社会为何会遭受如此不同的命运呢？究其原因，“理”是内在的、深奥的，往往是可感之而难言之;相反，“道”是外在的、显性的，易于归纳之和条理之。因此，在功利化和短视化的当今社会，往往只有那些大思想者才会以毕生之力来苦索人体和天体的内在“理”，绝大多数世俗者则重“道”之学而轻“理”之学;于是，中医和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乃至马克思经济学等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对中医在国内被边缘化的原因作一剖析，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合于对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乃至马克思经济学所处地位的解释。

第一，就治疗特性而言。中医是预防性的，主要适用于病变还没有爆发之前;预防措施主要是对人体机能的长期维护，这与个人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工作环境等密切相关。显然，这种预防措施往往有赖于特定的条件，而有些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满足;即使诸如生活习惯等要求，也有赖于人的意志力，而这些都很难得到坚持。相反，西医是治疗性，主要适用于病变已经凸显之后;治疗措施主要采取工具主义的药疗或者机械式的切割，这对防止疾病的蔓延往往有即期的效果。显然，在一个高节奏和不确定的社会中生活，人们往往难以做到未雨绸缪，也就会忽略潜伏问题的积累，而更倾向于在疾病暴露出来后寻找快速的解决办法，从而更愿意找西医看病。

第二，就治疗效率而言。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任何疾病都被认为是整体系统出了问题;因此，中医的治疗注重于对病“引”作彻底的根除，所谓“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但是，这种“治本”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相反，西医倾向于将人体各部分独立分析，任何疾病都被归咎于其中某个器官的机能出了问题;因此，西医的治疗注重针对特定器官的强制修复，而这种“就事论事”的治疗，往往效果比较迅捷而显著。尤其是，一旦病症出现后，如果不做快速的治疗，往往就会影响其他器官和机能。正因如此，当病症出现之后，人们往往倾向于寻求更快速的西医疗法。

第三，就知识特性而言。中医的治疗有赖于整体性的病理判断，“望闻问切”的知识不仅来自书本，更重要是个人经验的长期积累。因此，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医，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学习成本和探索成本。相反，西医的治疗有赖于局部性的病理特征描述，而这种知识又是借助专门的仪器分析，依靠其他相关者的提供，这对医师的个人知识要求相对较低。

第四，就知识积累而言。中医知识主要源自个人经验的长期积累而非系统的试验，这包括对大量案例的收集、各类植物的药性辨识，等等，因而中医的知识积累相对比较缓慢。西医知识主要源自高度集中、高频率的专门（动物）实验，这些都由高度分工的专门人员完成，因而西医的知识积累往往异常迅速。事实上，绝大多数西医知识都不超过两百年，而且还在时时更新。正因如此，在追求知识爆炸以及求新、求异质的创新时代，绝大多数学人更倾向于依赖迅猛发展的西医而抛弃依旧步履蹒跚的中医。

第五，就终极关怀而言。中医的治疗具有明显的具体性和特殊性，讲究因时、因地、因人的个体差异，甚至还将看病和天地自然联系在一起，所谓的“天人合一”整体模式;因此，中医治病不单单集中在“病”上，而是按“时、地、人”把大环境以至个体的整体进行治疗与预防，强调天人相应，心身合一，融自然、社会、心理的预防治病思想和方法于一体。相反，西医的理论和治疗具有明显的一般性，很少有因时、因地、因人的个体差异，更不会将看病和天地自然联系在一起;因此，西医治病主要关注“病因”而不是病人，不会按“时、地、人” 把大环境以至个体的整体进行治疗与预防。正因如此，在强调科学的普遍性的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更倾向于视西医为科学，而贬中医为玄学。

第六，就发展状态而言。中医根基于中国传统哲学而从整体视角出发，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理解人生的一种思维原则;因此，中医往往是根据在生存过程中所接触的植物、动物以及矿物对人体的影响，抽象成药性理论进行疾病的防治活动。相反，现代西医是高度学术分工的产物，借助于功能主义而形成了一整套学术体系，并以其他动物为对象的大量试验为基础。因此，西医体现了西方工具理性的力量，尽管药品对人类可能潜在的负面效应往往难以被发现。显然，由于要搞清楚整体性病理比估料的功能联系要困难得多，因而中医迄今还存在不严密的逻辑缺陷。正因如此，在将科学界定为“能够进行实验并且理论为实验所证实的”学科的现代学术界，是西医而非中医获得了“科学”桂冠的称号。

显然，中医和西医之间所存在的上述六大特征也明显地体现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之间：在社会制度的弊端没有暴露之前，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很少关注社会制度的优化和完善;在社会经济危机出现之后，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希望凭借工具性手段快速地解决具体的“标”问题;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希望通过掌握基本的解题技能和分析工具而快速成为经济学者，而很少愿意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夯实自身全面审视问题的能力;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希望有自己的创新空间，都希望借助于与他人的合作而发表尽可能多的论文，都希望自己的政策主张简洁和确定，都将“能否试验”作为科学的重要特性。因此，注重治“标”且高度分工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成了显学，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力图通过掌握一些工具而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以致思想的探求日渐式微了。

同时，中医强调“仁心仁术”的伦理追求：医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主要的是“仁术”。也即，医生对病人要有爱心，必须关怀病人的悲苦和不幸。显然，这与主张经济学与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相契合的非主流经济学诸流派相一致。相反，西医则将科学与道德分裂开来，强调医疗本身是一个技术问题。显然，这与日益数理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相一致，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一直主张将那些不科学、伦理学的命题消除掉，而将经济学建设成为一门非价值取向的、中立的“纯科学”。当然，毕竟现代医学的疗效可以在老鼠等动物身上进行大量的可控实验，而经济学的可实验性则要差很多，其应用试验更是具有严重的局限性。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往往都无法满足自然科学所强调的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这两大要求，以致一些经济学人索性以数理命题来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科学的否定，一些主流经济学者就对来自其他领域的批判充耳不闻，而刻意地将经济学打造成一门逻辑自洽的艺术，并为现代经济学在应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辩护。

可见，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在学科特性上还是所处地位上都类似于西医：集中于隔离的片断，关注现象间的功能性联系，热衷于治标的工具之发明和创新。相反，包括老制度主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在学科特性上还是所受遭遇上则类似于中医：集中有机的整体，关注现象背后的因果性联系，热衷于治本的机制之改造和设计。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有助于在短期内解决社会中出现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如有效需求不足等，这也是它为现代社会中那些短视的各级政府所青睐的重要原因。但是，它却无法根除滋生问题的病因，这是现代社会中的那些问题如收入差距、贫困以及经济危机等往往会周而复始的原因。与此相反，马克思经济学等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但这种解决却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因为这有赖于对整个社会体制作根本性的调理和改造;而且，这些对制度和机制的根本性调理是否有效还在于它开出的药方，这种药方又与对社会机制运作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的认知有关，如果认知上发生了问题，那么很可能将社会整体上引向另一种更大的困境中，这也是各级政府采用务实的局部主义而忽视这种具有理想倾向的整体主义之改革道路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经济学要真正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积极效用，从而使得社会问题得以治本，就首先必须提高其对社会本质的认知程度，而这又需要建立在多元化的理论竞争和交流的基础上。

四、中、西医的文化基础及其

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

经济学尤其是社会制度研究根本上在于揭示社会事物的实在结构和内在本质，剖析社会事物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只有发现原因和揭示出机理，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预防社会问题的生成，并从根本上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热衷于基于数据相关性来获取表象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并努力将所关注的问题与那些貌似无关的其他因素割裂开来;相应地，它主要关注问题的解决效果，从而寻求操作性的治标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关心的仅仅是解决工具之“道”，是在社会问题显露后寻求治标政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政策经济学;相反，制度经济学本质上要揭示事物内在的运行机理，是在社会问题暴露之前发掘治本机制，它着眼于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优化或完善。为此，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制度研究与医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制度经济学与医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有机体，目的都在于维持有机体的健康、稳定运行，从而也都对出现的“病症”进行探究和治疗;但另一方面，制度研究中对“理”的要求更体现为与中医的对应，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则更类似于西医，它根本上是制度不及的。（4）

从根本上说，中、西医的基本思维具有这样的差异：中医关注“理”，注重病因的分析，这是老制度主义的分析思维;西医关注“道”，注重病症的“解决”，这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及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维。当然，中、西医之间之所以形成这种差异，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偏向于“道”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与文化传统和认知思维有关。一方面，西方社会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从而热衷于从功能性关系来分析病理现象，从局部性角度来寻找解决病症的工具性措施，这就是西医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儒家社会根植于经验主义思维，从而倾向于从因果性关系来分析病理现象，从整体性角度来寻找解决病症的治本性措施，这就是中医的典型特征。关于中、西方社会的文化和认知起源以及发展过程所呈现出的变化，这里作进一步的简要说明。

一般地，西方社会的认知起源于对自然世界的探索，是对自然界相对稳定不变的相互作用的探究，从而形成了自然主义和先验主义思维。正是基于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和征服，西方社会开发出了强盛的工具理性。而且，工具理性与先验主义相结合后形成了建构理性主义，这种思维长期支配了西方社会的社会认知和学术取向。同时，在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支配下，西方学术界开始为社会实在进行辩护，从而逐渐形成了功能主义分析范式。而且，功能主义所宣扬的实用主义取向又促使了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正如莱斯指出的：“控制自然同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社会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5）正因如此，尽管西方社会产生了许多思想流派，但占主流的一直是理性主义思维，社会制度的设计也是功能主义的，也就是哈耶克所谓的建构理性。（6）

相反，儒家社会的认知起源于对生活世界的剖析，是对社会性不断提升的人类行为的考察，从而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征。正是基于对社会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和人精神需求的满足，中国社会酝酿出了日益强盛的价值理性。而且，这种价值理性与经验主义相结合就形成了演化理性主义，这种思维长期支配了中国社会的社会认知和学术取向。同时，正是基于这种演化的价值理性，尽管实用主义一直在中国比较盛行，却始终没有上升到抽象的功能主义地步，也没有被系统理论化。在中国社会，一切都遵循社会习俗惯例自发地前行，以致一开始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会，却一直没有发生质的飞跃。正因如此，传统儒家社会的思维根本上是演进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产生也是主要来源于习俗，这与哈耶克有关演化理性的主张类似。

当然，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思维对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1）建构理性最终使得西方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征服和被征服、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之中，造成了西方社会长期的动荡和争斗，乃至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下。但是，它最终却使得西方世界从黑暗的中世纪中解脱出来，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革命，而且建立了新型的现代制度。（2）演化理性使得中国古代社会不断前行，从而很早就已出现了一个相当发达而丰裕的社会。但是，它也使得每个朝代在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往往又会出现僵化和停滞，从而导致了没有实质性发展的朝代更替、轮回，以致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完全不同的社会状态。显然，这种事态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中、西医的发展轨迹之中：西医在工具主义的指导下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很有可能带来严重的负效应;中医则在本体主义的影响下逐步深化对病理的认知，但同时也可能陷入路径锁定，以致缺乏快速解决病症的能力。

同时，中、西医的思维差异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那些承袭古典主义思维的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及马克思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和那些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流派之间，究其原因，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自我强化效应，前者更深重地受到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事实上，早期经济学本身是与伦理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等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关注整个社会结构问题，并借鉴生物学和医学的新发生而将社会当作有机体来研究;但是，自边际革命起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认识论乃至一般性的哲学就出现自然主义转向，这种转向带来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并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接受。自然主义认识论认为，知识论应该使用研究自然的任何其他方面相同的科学工具，从而又产生了“方法论的一元化”。社会科学能够且应该使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科学方法，究其原因，只有一个自然界，它包括了人类和非人物体，从而也就只有一种研究它的合适方法。显然，正是深受这种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物理科学的研究路线来探究经济现象，试图在人类世界中发现像自然世界那样不变的规律;同时，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又与逻辑实证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日益工具化，把基于实证分析的相关性当成了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固有联系。

显然，无论是医学的发展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应该将两种认知思维结合起来，既要探究事物之“理”，也要关注解决问题之“道”。相应地，在进行制度研究时，也应该将注重“究理”的那些承袭古典主义思维的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及马克思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流派与注重“治道”的那些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流派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要真正挖掘出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作用机理，从而发现经济规律，对现实制度作切实的研究并加以优化和改造，就必须从哈耶克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老制度主义等非主流经济学流派中汲取营养。

不幸的是，由于目前流行的科学概念源于西方社会尤其是自然科学，以致人们往往习惯以自然科学的特征来审视和评估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学人就以中医具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人文性为由而将之贬为玄学和非科学，同样也以经济学不能在严格或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进行验证为由否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显然，这把科学概念大大窄化了，抹杀了社会科学对提高人类认知的作用。如布坎南就指出：“在我看来，科学哲学家之间的讨论本身，似乎一直都是使用自然科学作为模式的，未能理解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7）同时，这种科学概念混淆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性差异，将自然科学的特征强加在社会科学身上，就严重误导了社会科学的实质发展，这在现代主流经济学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塞利格曼写道：“由于渴望尽可能地显得‘科学’，经济学家已经回避了基本的复杂性原理。把经济学转变成为一门自足的学科后，经济学家已经不再记得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他们或许根本不想知道，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当然经济学家还必须是优秀的数学学生。”（8）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本文比较中、西医的特性所试图说明的：中、西医的研究思维和所处地位表明，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倾向。

注释：

（1）塞耶斯：《分析与道德》，载韦尔和尼尔森编：《分析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2）瓦里安：《经济理论有什么用》，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3）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13期。

（4）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制度转向及其制度不及――兼论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思维及其范式缺陷》，《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5）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6）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热衷于数理建模――兼析唯理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渗透》，《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载《新华文摘》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