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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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素质 经济发展 主成分分析法 实证分析SPSS软件

一、引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就业人口素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立足于对就业人口素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得出其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因此，政府在加快经济建设过程的同时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社会进入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提升人口素质的良性循环中。

二、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向。

第一，对人口素质定量分析的研究。屈云龙和许燕(2010)在借鉴“人口素质指数”（PQLI）三大指标的基础上，将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三大方面，并在每个方面中给出了具体的统计指标。然后用主成因分析法计算和分析了江苏省的人口素质，结果发现各省辖市人口素质发展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肖周燕(2007)将人口素质分为身体素质水平、文化素质水平、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和道德素质水平四个方面，并确定了各个方面的具体指标。在此基础上，用AHP（层次分析法）评价人口素质水平。张强和钱建明(1993)选用标准化总死亡率、婴儿死亡率、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及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四个指标，用多维标度法评价了我国10个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钱金平(2001)选取了平均寿命、维尔威克指数、智商、非残疾比重，6岁及以上人员大学、中学、非文盲比重等7个指标及其权值分配方案，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方法，综合定量评价了人口素质。张强，张霜红，钱建明和张菊英(2003)选取了出生时预期寿命、人均工农业产值、婴儿死亡率、生育率、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等5个指标，利用灰关联聚类法对我国14个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进行了聚类分析和评价，并探讨了此方法的特点和效果。

第二，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沈百福和杜晓利从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各级教育的人口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考查了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张邦辉,谭伟和邓淼从人力资本角度，运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了中国各地区不同年份的劳动力受教育状况，并用聚类和线性回归法分析了近20多年来中国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宋光辉[通过关注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要文献,发现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重视阶段，70年代的争论和置疑阶段，80年代的理性回归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重拾信心阶段。程前昌依据1994年~2006年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的统计资料，选取人均GDP和接受过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作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文化素质的衡量指标，对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进行相关分析。黄春燕运用SPSS软件对人口素质指数EDI和GDP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求得GDP增长的预测模型。

三、我国人口素质的实证分析

1.人口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在本文中，笔者把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素质三个方面，在每个方面中，选取了具体的统计指标，最终构建了我国人口素质的综合评价体系，如图1所示。

(1)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最基本方面，它严重影响着其他各方面素质的提高。在对人口身体素质的衡量中，笔者选取了婴儿死亡率（‰）（x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x2）、劳动年龄人口比例（%）（x3）、传染病发病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1/10万）（x4）、患病死亡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病死率）（%）（x5）这五个指标构建了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这5个指标的数据都来自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文化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笔者选取了大学毛入学率（%）（x6）、未上过小学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x7）、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x8）和人均受教育年限（x9）这四个具体指标来综合评价人口文化素质。其中，x6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x7和x8的具体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x9的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而得。

(3)劳动技能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劳动技能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生产效率的高低，严重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本文选取了每千人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单位：万人年）（x10）、每万人专利批准申请量（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x11）和从业中大中专及以上人口比例（%）（x12）来综合评价我国的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其中，x10和x11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x12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我国人口素质水平的主成分分析。本文选取的一些数据不是比率数据，首先利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2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386.465，自由度为66，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1所示。在此，根据以下两个标准提取公共因子：第一，特征值大于1；第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由表1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10.705，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9.212%，大于80%的标准。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表2为因子载荷矩阵，它能够说明提取的公共因子在各变量上的载荷。从表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载荷绝对值大多数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从各个方面综合衡量了我国的人口素质，代表了我国的人口素质状况，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

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本文中，选取人均GDP（y1）、货币供给量（y2）、中国历年人均收入水平（美元）（y3）、财政收入（万元）（y4）、进出口差额（亿美元）（y5）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y6）来综合衡量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y1、y2、y4、y5和y6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y3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年鉴》。

2.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

首先用SPSS17.0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5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260.088，自由度为15，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为标准提取公共因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5.784，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6.407%。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从表5的因子载荷矩阵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在六个变量上的载荷值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综合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

注：Zscore(人均GDP)表示人均GDP的标准化值，其余类似。

同样，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五、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分析

现在分析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对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中，我们都分别提取了一个主成分，且这个主成分综合评价了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这里用“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来代表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人口素质水平综合因子得分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得分的走势图，发现二者都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运用SPSS17.0对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两者的Pearson系数为0.956，双侧显著性水平为0.000，在时通过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知，二者具有高度相关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做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的散点图，如图3所示。从图上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要对它们作线性回归分析。为了简便起见，用ECOD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用PQL表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设二者的回归方程为

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二者的回归方程式为

Std. （0.0888） （0.0853）

在此回归方程中，， ，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此回归模型是可信的。

通过分析以上回归模型可以得知，我国人口素质水平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人口素质综合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增加0.9557个单位。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人口素质又由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以及劳动技能素质构成，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为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提供以下几条政策建议。

1.身体素质方面。身体素质的提高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国家医疗水平，二是加强国民体育锻炼。因此政府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在医疗方面积极鼓励新药研发，改革医院现存的各种弊制，让人民群众都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在国民体育锻炼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居民区体育设施的投资建设，深入促进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并以提升国民整体身体素质为最终目的。

2.文化素质方面。文化素质的提高依赖于教育的继续深入扩展，因此，政府应该继续坚持中国教育的扩展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重视教育分配问题，一是合理调整三级教育投入比，二是缩小城乡、地区、群体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距，重点在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政策的偏向。

3.劳动技能素质方面。劳动技能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受高程度教育者的产出提高。因此，政府应该用政策鼓励科研活动，在科研环境方面，支持学者潜心钻研学术，调整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着重培养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在科研体制方面，引入以支持人为主的科研支持方式，为科研者特别是青年科研者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同时逐步完善《专利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

参考文献：

[1]屈云龙,许燕.主成分分析法在人口素质评价中的应用——以江苏省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56-61

[2]肖周燕.AHP法在人口素质评价中的应用研究[J].西北人口,2007(1):7-10

[3]张强,钱建明.用多维标度法评价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素质[J].中国卫生统计,1993(6):1-4

[4]钱金平.人口素质灰色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1(3):66-69

[5]张强,张霜红,钱建明,张菊英.用灰关联聚类法评价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素质[J].现代预防医学,2003(5)

[6]沈百福,杜晓利.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2(1):57-62

[7]张邦辉,谭伟,邓淼.从人力资本角度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区域收入差异的影响[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7,30(3):126-129

[8]宋光辉.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简要述评[J].人口与经济,2005(6):61-65

[9]程前昌.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互动关系[J].资源环境与发展,2009(1):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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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阿托伐他汀；C反应蛋白；血清脂联素

DOI：10.14163/ki.11-5547/r.2016.27.133

ACS属于心血管疾病， 以多发性胸痛、胸闷为主要临床表现， 可导致其出现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重大疾病， 严重时甚至可猝死， 对患者生命造成了严重威胁。当前， 临床上对于ACS主要根据患者具体症状予以常规综合性治疗， 但效果不佳。据相关药理学研究发现， 他汀类药物的调血脂功效明显， 在治疗本病中有一定作用。本研究为进一步明确ACS患者采用阿托伐他汀治疗的效果与药理作用， 将78例ACS患者随机分组， 分别应用单纯常规综合治疗、常规综合治疗联合阿托伐他汀， 观察两组血脂达标率和C反应蛋白水平变化情况，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1月～2016年4月本院收治的78例ACS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 各39例。治疗组中男19例， 女20例；年龄47～77岁， 平均年龄（64.0±5.1）岁；疾病类型：不稳定型心绞痛12例， 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14例， 非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13例。对照组中男20例， 女19例；年龄48～77岁， 平均年龄（64.1±4.9）岁；疾病类型：不稳定型心绞痛13例， 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12例， 非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14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与疾病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治疗方法 对照组口服硝酸酯类、低分子肝素、β受体阻滞剂、氯吡格雷以及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等药物进行常规抗凝、抗血小板等综合性治疗。治疗组则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增加阿托伐他汀， 即口服阿托伐他汀钙片（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J20120050）， 20 mg/次， 1次/d， 均在22：00服用， 两组患者均坚持治疗3个月。

1. 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患者的血脂达标率， 即参考《中国血脂异常防治建议》[2]， 拟定血脂达标标准如下：总胆固醇水平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血脂达标率比较 治疗组患者的血脂达标率为94.9%， 对照组患者的血脂达标率为74.4%， 两组患者血脂达标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C反应蛋白水平比较 治疗前， 两组患者C反应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治疗组患者的C反应蛋白水平为（3.2±0.7）mg/L优于对照组的（5.3±1.2）mg/L，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ACS是一种以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性病变的完全性或不完全性血栓病变， 主要是因斑块表面破裂或受损所致[3]， 好发于绝经后女性、高血脂症患者、糖尿病患者和老年人群等。目前， ACS临床治疗以内科保守治疗为主， 常见用药包括低分子肝素、β受体阻滞剂等抗凝、调血压药物， 但效果一般， 且疗程较长， 严重影响患者用药依从性。近年来， 有相关临床报道称[4]， 他汀类药物在高血脂症治疗中效果确切， 调血脂功效突出， 推测其在ACS治疗中可发挥一定作用。

阿托伐他汀是一种羟甲基戊二酸甲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选择性抑制剂， 可通过抑制胆固醇、HMG-CoA还原酶在人体肝脏内的生物合成， 从而降低脂蛋白、血浆胆固醇水平， 同时还可增加人体肝细胞表面的低密度脂蛋白受体数量， 从而增加其低密度脂蛋白摄取、分解代谢。同时， 阿托伐他汀还可抑制机体血小板聚集和活性， 从而维持患者体内粥样硬化性板块稳定， 最终改善其血管内皮功能， 发挥高效的抗炎症作用。C反应蛋白作为机体内非特异性炎症敏感性指标， 对于患者细胞内粘附因子分泌有刺激性作用， 可促使单核细胞聚集， 诱发内皮细胞中致炎症因子的表达， 是心血管患者死亡的独立高危因素， 是ACS诊断、治疗中的重要指标。

综上所述， ACS患者在常规综合治疗基础上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的临床效果显著， 抗炎作用积极， 并可有效调节其血脂水平， 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 董丽君， 洪子惠. 负荷量加高维持量的阿托伐他汀在ACS患者介入治疗后的临床应用效果.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 2016， 8（4）：474.

[2] 赵国军， 唐业华， 张燕虹， 等. 阿托伐他汀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炎症反应影响的Meta分析. 医药导报， 2016， 35（1）：83-89.

[3] 胡晓娟. 阿托伐他汀钙预治疗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PCI术中的应用价值.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 2016， 16（6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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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劳动厅《关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若干政策的指导意见》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省劳动厅关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若干政策的指导意见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发〔1998〕10号和晋发〔1998〕40号文件精神，妥善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现就我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中的政策性问题，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企业必须按照国家和省的政策规定，妥善处理好与下岗职工的劳动关系，在认真做好定员定额、优化劳动组合、公开竞争上岗的基础上实施下岗分流，依法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不宜采取缩短法定工作时间、职工轮流上岗、全员发放最低工资等办法，取代下岗分流和减员增效工作，更不准以职工不参加集资、入股或不缴纳风险抵押金为由，变更或解除劳动合同。

二、下列人员不列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统计，也不安排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

（一）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后参加工作、劳动合同期满的；

（二）取得营业执照从事个体经营、开办私营或合伙企业半年以上的；

（三）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一年以上的；

（四）病休、工伤人员医疗期未满的；

（五）企业内部提前退养的；

（六）协议保留劳动关系期限未满（含停薪留职）的；

（七）不愿意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不领取基本生活费，且本人自愿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三、下岗职工在中心期间的劳动关系和保险福利，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协议期内本人要求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企业可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二）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在原企业办理内部退养手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符合退休条件的，按国家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三）对无正当理由两次拒绝再就业服务中心提供就业岗位或拒绝参加再就业培训的，中心可与其终止协议，原企业同时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四）对参加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组织的临时性劳务活动，中心应按国家规定发放劳动防护用品，做好工业卫生工作，有关费用从劳务收入中列支。下岗职工取得报酬的，可相应减发或停发其基本生活费，社会保险费仍由中心代缴。

（五）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所需的医疗费，参加医疗保险社会统筹的，由社会保险机构按规定支付；未参加统筹的，由中心支付；不足部分比照企业在职职工标准由原企业适当补助。

（六）冬季取暖补贴、独生子女补贴，以及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特殊劳动保护，按国家规定标准执行，所需费用由原企业负担。

（七）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基数统一以全省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企业和个人缴费统一由中心代缴。其中，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缴费基数的25％，医疗保险为8％，失业保险为3％。

四、下岗职工变更、终止和解除劳动关系后，养老保险关系和退休待遇按以下政策执行：

（一）终止、解除劳动关系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过去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与以后续缴社会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过去个人帐户基金储存额与续缴的养老保险费累计计算。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按照全社会的统一办法，依据本人的缴费年限和缴费金额计发基本养老保险金。

（二）职工到新的用人单位就业后，应及时办理养老保险转移手续。在同一县、市范围内的，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续；跨县、市的，同时办理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帐户基金转移手续，基金转移额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管理暂行办法》（劳办发〔1997〕116号）规定办理。

（三）职工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自谋职业的，应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养老保险手册、档案卡、台帐变更手续。自谋职业期间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由本人在上年省社会平均工资的60％－300％之间自主选择，缴费比例为20％。

（四）终止、解除劳动关系后不再就业的下岗职工，可以比照自谋职业人员按月或分期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也可以将本人距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的费用一次缴清。达到法定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含过去的视同缴费年限）15年及其以上的，按月发放基本养老金；不足15年的，一次性结算基本养老金。

五、企业可对下列人员依法变更、终止和解除劳动关系：

（一）本单位组织分流到其他用人单位（含本单位自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的职工，应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由新的用人单位与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原企业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和生活费补助。

（二）被其他用人单位招聘并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以及领取营业执照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的职工，原企业应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三）停薪留职职工在停薪留职期间，原企业与其协商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停薪留职期满企业不能安排上岗的，应当进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本人不愿回企业或不愿进中心的，企业应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今后，不得再办理停薪留职手续。

（四）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放长假的职工，已经实现再就业的，企业应当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没有实现再就业的，可以进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

（五）对挂名不上班的职工，企业有岗位的，可采取登报等方式限期招回安置，未按规定时限返回或不按要求上岗的，可依法解除劳动关系；企业无岗位的，可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不愿进中心的，可依法解除劳动关系。

六、下岗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的一次性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按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七、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与下岗职工签订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应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协议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对劳动合同期限超过三年的，协议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不足三年的，协议期限要与劳动合同期限一致；国有企业使用的原城镇集体职工下岗后，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对待，符合条件的可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企业拖欠下岗职工的工资、医疗费、集资款、社会保险费等，由原企业支付。支付有困难的，应在协议中明确偿还时限，但不得故意拖延。拖欠工资的计算办法是：职工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按本人基本工资计算，基本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八、加强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工作。

（一）再就业服务中心要建立下岗职工基本情况的登记台帐，按月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报送统计报表；要有场地，有管理人员，有统一的牌匾；要在银行开设帐户，对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进行专户管理；要制定实施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方案，充分发挥基本生活保障、促进再就业和转业转岗训练等各项职能。协议期内为每位下岗职工至少提供一次免费职业培训、两次就业机会，确保当年进入中心的下岗职工培训面达到70％以上，再就业率达到50％以上。

（二）各级、各类职业介绍机构要全部开设“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窗口”，开展代存职工档案、定期提供职业信息和再就业交流洽谈等专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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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对自然法的从属性丝毫不能掩盖其在实在法上的重要性。首先，价值是人所周知的实在法的直接指导因素。尽管价值最终必须符合自然法，但对于多数的社会主体而言，他们只需要或者只愿意关注价值，而往往不考虑实在法背后社会规律的作用。正如葛洪义先生指出的，法律需要符合客观法则和规律，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法律也需要符合现实的人的感情、情绪、偏好和热情。[3]49而在笔者看来，后一种需要往往是更为直接的。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你可以不谈（很多时候也不需要谈）社会规律是怎样的，但你绝不能不了解广大社会主体倾向于使法律怎么样。如今，很多人言必称“核心价值”，原因就在于其代表了实在法的基本理念和倾向，代表了社会大众的共同心愿，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之所以使用“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这样的限定语句，主要是基于价值的主观性，其范围不是普遍的———不同社会可能享有不同价值，其程度也不是绝对的———价值的合理性依赖于社会主体及其所处客观环境的，是相对的，并且可能存在错误）是无可辩驳的。其次，独立的价值建构对于实在法的独立地位至关重要。有无独立的价值，乃是实在法是否具有独立地位的标志。图普曾经以国际法为例论证说，价值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价值帮助塑造制度，制度影响国际主体的自我认同，而自我认同反过来又修改着价值；价值是法的进路中所固有的，是必须为国际法律人士所坚持的。[7]103，10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价值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没有独立的价值就不会有独立的法律制度。古代中国没有独立的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律法的价值就是“礼”的价值；而今天，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具备法所应有的，不同于道德、政策等其它范畴的独立的基本价值（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具有相同的基本价值的前提之下，各法律部门还具有不同的具体价值）。这种独立的法的基本价值，正是由自然法的基论当代国际法基本价值之构建本原则转化而来。

二、国际法的价值

比如说，以摩根索为首的权力政治学派[8]，坚持以权力界定利益，实际上是把权力作为国际法的价值，国际法因而被其视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再如，以麦克杜格尔为代表的政策定向学派[9]，则干脆把国家对外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对外政策）的价值作为国际法的价值，这样一来国际法就成为对外政策的附庸了。反观主张国际法是独立的“法”的学者，不论他是自然法学者还是实在法学者，都倡导一些国际法的独立价值。康德将“和平”作为国际法的基本价值。[10]10菲德罗斯以和平、善意、善邻、容恕、人类共同幸福为国际法的主要价值，并断言，实在国际法完全不可能同它的价值基础分离，如果毁弃了这个基础，就毁弃了国际往来，也就毁弃了国际法本身。[11]780亨金相信，国际法试图促进以下价值：国家独立、国家平等、国家自治、国家的不可干涉性、国家所认同的国家利益。亨金的立场其实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受到权力政治学说的影响，认为法律就是政治，国际法是国际政治的规范表述，甚至主张抛弃观念；另一方面，他拒绝像摩根索那样误读、贬低法律的作用，他认为法律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重视国际法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也许我们可以称亨金为温和的现实主义法学家，他明确赞成法律依附于政治，同时又承认法律的独立作用。[12]5-6麦克唐纳认为，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包括《联合国》、强行法以及具有宪法性质的国际规范。[13]119-135在博德曼看来，国际法的基本价值是与和平，一般价值是公平、人道和民主，背景价值是必要性、合作与合理性。[14]113-125根据古祖雪的观点，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包括和平、人权与正义（这些范畴在作者看来不仅仅是价值，而是菲德罗斯所提出过的一个更广阔的范畴———“理念”）。[15]48高岚君主张，国际法的价值体系由和平秩序、人本秩序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三部分构成。[16]52，85，118实际上，国际法是有、也应当有其独立的价值的，其中的基本价值就是：正义、公平、平等、善意与和谐。[17]1-4这就是国际法作为“法”，而不是单纯的“工具”的标志所在。有了这五项价值，国际法本身就成为独立的、值得国际社会主体追求与维护的国际社会存在，就可以与国际政治或国际经济区分开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抹煞上述这些范畴之间的联系，国际法、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均与国际社会关系有关，原本就应该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只不过，我们在单独讨论某一范畴的时候，当然首先要将它与其它范畴区分开来。正如斯查奇特所说的，认识到法的目的性与工具性以及法服务于政治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要把法视为纯粹为政治与目的所“控制”的范畴。[18]4一般来说，国际政治的基本价值是权力，国际经济的基本价值是发展，而笔者提出的五项基本价值是法所独有的。具备了这些基本价值，国际法也就毫无疑问地成为真正的、独立的、非工具主义的“法”，而那种纯粹的、极端的法律工具主义（legalinstrumentalism）观点也就不再站得住脚了。

三、国际法的价值的构建进路

首先，国际法的价值应当正确地反映自然国际法。自然国际法是理性对国际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在国际法需要符合自然国际法，相应地，实在国际法的价值需要符合自然国际法，尤其是其中的基本原则。符合自然国际法的国际法价值，就是正确的价值，将促进实在国际法的发展；而违反自然国际法的国际法价值，就是错误的价值，将阻碍实在国际法的发展，并最终为历史所抛弃。近代西方列强所推崇的以强权、不平等为基本价值的国际法在上世纪中叶完全崩溃，就是上述论断之明证。这也说明，社会主体可以有多种信念与倾向的选择，但唯有以合乎规律的认识作为自己的信念与倾向，才是正确的价值选择。当然，出于此前对自然法的体系的不了解，很多学者只是零散地提出了一些国际法的价值，这些价值或反映了某些自然国际法基本原则，或反映了一般法律原则，抑或只是不正确的表述。就前面的例子来说，康德提出的“和平”价值，实际上是一般法律原则的反映。菲德罗斯所提出的价值，实际上是基本原则与一般法律原则的反映。亨金所提出的国际法价值，实际上就是将他所反对的、斥为“神话”的“国家”原则拆开来，分为几大因素，再将各因素单列为一系列的价值（很显然，亨金已经看到了原则对于国际法的局限性。但是，由于没有采用自然国际法与实在国际法的两分法，他也就不可能指出原则在自然国际法体系中有限的一般法律原则地位与其在实在国际法体系之中不可动摇的基础地位的区别，他在构建实在国际法的价值之时也就不得不在实质上重拾他主张抛弃的原则。由此可见，基于权力政治理论而抛弃作为实在国际法基础的原则、把国际法完全归于国际政治的主张，事实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麦克唐纳所列出“国际法基本价值”，其实就是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法渊源，这主要是由于他认为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就是体现了国家意志的国际法基本规范。博德曼所提出的价值，有的是自然法基本原则的反映，有的是一般法律原则的反映，还有的则根本不属于主观倾向的范畴。古祖雪所阐述的价值，都是自然法基本原则或一般原则的反映。而高岚君所提出的价值体系，虽然其构成成分与自然法原则有关联，但这些“价值”本身均非主观倾向，因为无论是“秩序”还是“利益”，虽然与主观信念或倾向存在密切联系，但其本身仍然属于客观存在的范畴（当然，这与作者对价值的界定有关。作者认为，国际法的价值是指国际法的追求目标，是国际法的合理性与道德性的体现，也是国际社会制定和评价国际法所依据的标准，并且认为《联合国》是国际法价值的最主要渊源。这至少表明，作者并不强调价值的主观性）。以上表述都是值得借鉴的，但是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正义、公平、平等、善意、和谐是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它们是自然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体现。在基本价值之下，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一般价值（如亨金列举的有关的价值）以及部门法价值（如海洋法上的公海自由价值）。这些价值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并对国际法起着指导、评价和转化的作用。而这一切，都必须以这些价值符合自然法为基本前提。相比之下，那种“强权即公理”、“殖民主义”、“文明国家”、“海洋霸权”之类的违反自然法的价值，不仅给国际法及其价值体系造成损失、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幸，而且最终被历史抛弃了。由于价值是不同层级与类型的自然法的体现，因此，价值之间的冲突需要依据其所反映的自然法原则的层级与优先顺序来解决。不同层级的价值之间发生冲突之时，基本价值优于一般价值，一般价值优于部门法价值；同级价值之间的冲突，则根据其所反映的自然法原则的层级和地位来确定其优先顺序。比如，作为基本价值的正义价值与作为一般价值的价值发生冲突，那么前者应当优先；再如，正义价值与公平价值发生冲突，那么依据正义原则与公平原则在自然法体系中的地位，正义价值应当优先。当然，价值建构不是一个僵化的过程。自然国际法是具有进步性的，是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因而实在国际法的价值也要适应自然国际法的发展，不断作出符合国际社会发展规律的调整。比如，在中世纪并不存在有关的价值，但伴随着各国摆脱神权的控制而相继独立，一个平等国家组成的社会开始形成，社会规律面临着新的作用条件，由此，在平等原则的作用之下，产生了原则，相应地，被建构为国际法的价值。再如，伴随着16世纪的航海大发现，大片的海域展现在人类面前，社会规律面临着新的作用条件，由此，在自然法原则的作用之下，产生了“公海自由”的原则，相应地，“公海自由”被建构为国际法的价值并被纳入国际法价值体系中。又如，国际法发展初期，人们主要认识与关注的是正义原则的内容，而正义原则并不禁止使用武力，因此在当时，以战争手段对抗非正义是合理的，“正义战争”是被普遍接受的价值。但是，随着战争的残酷性、危害性与日俱增，人类社会已经很难再承受大战的打击，社会规律的作用条件发生改变，而公平原则与和谐原则的内容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因此目前国际争端的解决，主要依据公平原则、和谐原则以及它们所派生的“禁止使用武力”等原则，正义原则仅在特殊的时候才会介入。相应地，“正义战争”的价值也就为“禁止使用武力”的价值所替代。以上的例子充分表明，对价值的构建，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发展的过程，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其对同样发展变化着的自然法基本原则的符合。可见，国际社会对国际法的信念与倾向应当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国际法的价值需要正确地反映自然国际法。价值有基本的、一般的、部门的，基本价值的任务，就是正确地反映自然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价值之间的冲突，需要依据其所反映的自然法原则的层级与地位来解决。价值建构不是一个僵化的，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其次，自然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需要被构建为实在国际法的基本价值。

虽然同样对实在国际法起着指导、评价、转化的作用，但是自然国际法原则与实在国际法价值的作用层面是不同的。自然国际法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起作用，因而其影响力最深远，但是其效果也最间接；实在国际法的价值在最接近实在国际法本身的层面上起作用，因而影响力虽不及自然国际法深远，但其效果却最为直接。从这一点上来说，自然国际法对实在国际法的指导、评价、转化作用，要充分见到成效，就需要实在国际法价值的支持。实在法的价值，尤其是其中的基本价值，一般不会同时成为实在法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与实在法本身，还是保持了一定距离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价值对实在法所具有的直接的、甚至是立竿见影的影响。既然实在法是社会主体意志的产物，那么，社会主体主观上的信念与倾向，即实在法的价值，就将直接影响社会主体意志的表达与执行，进而直接影响实在法的内容与实效。虽然我们讲，实在法必须符合自然法，实在法的价值也必须符合自然法，但是社会规律发挥作用毕竟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复杂过程，完全依赖于自然法，纯粹靠规律说话，必定会大大增加实在法把握其正确发展方向的难度。相反，只要符合自然法的价值被建构了起来，那么就意味着社会主体在意识上已经预设了一种正确的信念与倾向，社会主体仅凭这一信念与倾向，就可以立即对有关实在法的情势作出判断，也可以确定一个较为长远的实在法发展方略，而不必在每一次有关实在法发展的抉择时刻都要去审视一遍自然法、梳理一回社会规律，这就加快了实在法的发展速度与效率。说得直白一点，实在法毕竟是人的规则，只要你抓住了人的内心信念与倾向，就是把握了实在法的走向；实际上对多数的人来说，社会发展规律仅仅是遥远的、与之毫不相关的范畴而已。事实上，价值相对于自然法这个范畴，也更容易为人接受。如今，自然法仍然属于颇受争议的范畴；而相比之下，很多学者，无论其属于实在学派还是自然法学派，都不否认价值的存在。毫无疑问，本文所发现并论证的五项自然法基本原则，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是不会接受的。但如果仅仅说这五项是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可能赞同的人会更多一些。推而广之，当出现实在国际法违反自然国际法的情况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可以不经过繁琐的发现与论证自然国际法的程序，甚至根本不需要提“自然国际法”这回事儿，而直接根据已经正确建构起来的国际法价值，就可以作出适当评价。例如，对于一国非法地干涉他国事务的情况，尽管可以诉诸自然国际法，论证该国的行为违反了客观的国际社会规律，但显然，如果平等已经成为实在国际法的基本价值，那么国际社会马上就可以根据其主观倾向作出判断———该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又如，当美国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KyotoProtocol）的时候，国际社会并没有诉诸自然国际法基本的“和谐”原则来论证其行为违法，而是直接根据已经深入人心的“保护环境”的价值作出谴责。可见，虽然价值并不能替代自然法的根本作用，但是价值的确有其独特之处。如果我们把自然法的基本原则建构为实在法基本价值，那么在实践中，就可以方便快捷地指导与评价实在法，促进其正确发展。这也就是说，在国际法发展的实践中，有的时候可以暂时撇开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不谈，而只谈主观信念与倾向。只要主观信念与倾向正确，那么实在国际法也就符合了自然国际法。我们不一定要让社会主体认同本文所提出的自然法基本体系，而只需要让社会主体认同根据这个体系所提出的一些倾向性主张。根据建构主义的说法，认同构成利益与行为。[19]73-81因此，只要价值建构成功，实在国际法就会朝向理性发展，遵守这样的实在国际法就将符合各国的利益，并成为各国的普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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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待外资的态度大体经历了两次转变，即从开放到限制再到自由化。

二战后的最初十年，发展中国家几乎无限制地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投向本国自然资源及关键性产业的开发,以发展民族经济。从上世纪6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转而采取了限制性、甚至歧视性的外资政策，他们既意识到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可能带来的利益，同时又认为国家对外资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发展，发达国家掀起了投资自由化浪潮，促使发展中国家推行了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逐渐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自由化倾向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近年来许多国家均修订了其外资法,扩大了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自由化的程度。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跨国公司异常活跃，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各国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增强综合国力，都无不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资的进入，并按着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外资进入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外资政策。②

二、国际投资对国际法原则的深化

（一）国家原则

国家原则既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在国际投资领域内，国家原则具体体现三个方面：

1．自然资源所有权。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原则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确立的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它规定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如《关于自然资源永久的决议》、《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特别是《各国经济权利义务》等。

2．经济战略决策权。国家有权确立其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这是国际法上的自决权③的表现。在国际投资领域，国家可以决定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引入外资的具体行业，并计划引入资金的规模。

3．经济行为管理权。国家不仅在宏观上设计一种制度模式，还在微观上具体进行管理。每个国家有权按照其法律和规定并依照其国家目标和优先次序，对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和行使权力，任何国家不得被迫对国外投资给予优惠待遇。

（二）公平互利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是国际经济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在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一原则是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历来主张的平等互利原则的发展。现代的国际社会，其经济秩序应当从原来的“平等互利”向“公平互利”转化，它应当普通适用于国际投资各种法律关系。④

三、国际投资的国际法规制

国际法上对国际投资行为的规制生具体现为双边投资协定、在世界银行集团和WTO框架下的多边投资法律规则体系和联合国及世界银行所作出的关于国际投济的指导性文件。

1．双边协定。由两个国家对投资问题进行系统的谈判，并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条约的方式确定下来，是解决国家间投资管制法律规则不一致的良好途径。

2．区域性投资规范。制定区域性国际投资规范的努力早在二战结束即已开始。20世纪8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空前发展，区域国际投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都制定了一些具有一定影响的区域投资法律文件。⑤

3．全球性规范。投资的增长和投资争议的增加使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都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普通性的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国际法制度。资本输出国、代表资本输出国利益的国际民间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为此作出了制定国际投资法典，建立多国间投资保证制度，成立解决国际投资争议和国际公约及机构等建议；发展中国家也为此通过七十七国集团提出了《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的方案。

4．世纪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WTO是以多边国际贸易协议为主要内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组织保障，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后盾的全球性、综合性的国际贸易管理体制，可以成为是多边贸易体制或者是多边协定体制。WTO条约体系主要以调整全球贸易为主要目的，但是鉴于贸易与投资之间密切的联系，故WTO体系实际上又是一个与投资有关的多边协议群。

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主要有三个:即《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MS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⑥这几个协议成为关于投资的国际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有关国际投资争议的处理

正确处理国际投资争议，是调整国际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措施。有国内法制度，也有国际法制度。在处理投资争议的途径和方法上，有政治手段，也有法律手段，关于解决投资争议的途径，向来有两种手段，即政治的手段与法律的手段，国内解决与国际解决。

（一）投资争议的政治解决

1．斡旋与调停。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投资争议，最常见的是斡旋和调停。在理论上两者虽有区别，但在各国实践及国际惯例上，并不严守其区别，两者的作用已逐渐融合起来。⑦

2．通过外交保护解决争议。通过投资者本国政府行使外交保护权，或同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或提起国际诉讼，以求解决投资争议。

(二)投资争议的司法解决

司法解决是指通过法院，运用司法程序予以救济。基于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国内救济原则，关于投资争议在当事人间没有协议采用仲裁解决时，可向当地法院提讼。但国内司法救济不限于此，投资者也可向本国法院或第三国法院申诉。

(三)投资争议的仲裁解决

用仲裁方法解决国际争议，由来已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合理的法律手段。运用仲裁程序解决国际投资争议及其他商事争议，经长期实践，已逐步制度化、国际化。无论是临时仲裁的安排或常设仲裁的制度化，作为一种处理商事及投资争议的法律手段，是使双方得到公平而满意的解决的。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

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也进入了WTO的关注范围。实践中关于投资的争端也会在WTO体系的争端解决机制中解决。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保证着法体系的正常运转，是保障多边贸易体制可靠性和可预见性的核心因素。

WTO争端解决规则具体包括《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及其附件、《关于实施与审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的决定》、《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某些争端解决程序的决定》、《关于按照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定或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五部分处理争端的宣言》，以及WTO各项规定及其配套或附属协定中的有关争端解决的条款。⑧

五、跨国公司对国家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各个领域里向国家的经济发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由于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庞大的管理组织体制，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跨国公司在很多行业都占据了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但需要跨国公司的技术，还需要跨国公司的资金。由于跨国公司对技术转移严格而有效的控制，往往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经济依附性发展，削弱了国家的经济。

为了编织一个全球战略网，进一步获得和保障既得利益，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会使得自身的权力越过经济领域，把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尽量影响政府的相关政策。“跨国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尽量利用接受国给予的经济上和技术上的优待，结果却发展到想方设法来控制其资源、需求和有关知识的地步，这就损害了接受国的。跨国公司还企图以它们的私营企业的权限来取代各国的国家权力对于建设未来社会经济体系而进行的民主管理。”⑨比如1953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帮助伊朗摩萨德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在危地马拉阿目兹政府中担当了重要角色，1973年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中施加了影响，⑩还有最近发生的韩宝事件在韩国掀起的政治经济危机等。这些都表明了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内外最高绝对权力的制约性影响。

虽然跨国公司对国家具有侵蚀作用，也不能片面地夸大其作用。要知道，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虽然非国家行为体或者泛国家行为体异军突起，但是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跨国公司还远远没有得到与之相提并论的资格。国家原则的核心特征，即对内的最高性和对内的独立自主性并未改变。

六、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国际投资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是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对国际法体系来说，国际投资有其巨大的积极影响，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只要通过正确的法律法规对其加以引导，则国际投资必将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有利的影响。

注释：

①⑤吕岩峰．国际投资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第147页．

②钟阳胜．跨世纪国际投资与外资政策新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1)．

③自决权，也称民族自决权，是集体人权的重要表现方式,在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倡导之下,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术语,有发展中国家载20世纪中期以后广泛实践并获得国际社会认同．．

④韦经建，何志鹏．论国际经济法的公平原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3）．

⑥周浩荣．WTO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财经界．2008(2)．

⑦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

⑧汤树梅．国际投资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

⑨舒绍福．跨国公司与国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6)．

⑩迟德强．浅析跨国公司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江汉论坛．2007(8)．

参考文献

[1]都亳．论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当代法学．2001(6)．

[2]余劲松．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李玉．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11)．

[4]徐箐．加入WTO与我国外资法的完善．法学．2001(1)．

[5]刘笋．论WTO协定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民商研究．2000(1)．

[6]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苗圃．略论跨国公司对国家的影响．法制与社会．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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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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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法院（以下简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联合国》第十四章、《国际法院规约》和《国际法院规则》是国际法院的主要法律文件。其中《联合国》第十四章对国际法院的性质、当事国、咨询意见等做了原则性规定。而《国际法院规约》则是对《联合国》第十四章的具体化，《国际法院规则》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具体实施细则。

国际法院的组织国际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来自不同的国家，但不代表任何国家，更不受其本国政府制约。法官由安理会和大会同时但分别独立进行选举，候选人只有同时在这两个机关获得绝对多数票以后才能当选。法官任期九年，可以连选连任。国际法院设正副院长各一名，由国际法院法官自行选举产生，任期3年，可以连选连任。国际法院下设书记处，设书记官长，副书记官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书记官长在国际法院院长指导下工作。书记处处理国际法院的一切日常行政事务工作以及国际法院随时委托其执行的其他职务。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分为对人管辖权和对物管辖权。对人管辖权是指谁可以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方。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只有国家才能成为诉讼当事国，具体有三种情况：1，联合国会员国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然当事国。2，非联合国会员国可以根据《联合国》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成为《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3，既非联合国会员国亦非规约当事国，可以根据安理会的决定成为诉讼当事国。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以当事国的自愿接受为前提。国际法院的对物管辖权，是指什么事项可以成为国际法院管辖的对象。国际法院的对物管辖权非常广泛，包括了当事国各方提交的一切案件及联合国、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规定的一切事件。它甚至超越了国际公法的范围，延伸到了国际私法的领域。

国际法院适用的法律国际法院适用的是国际法，《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对国际法的内涵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即：1，国际条约或公约；2，国际习惯法；3，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4，作为确定法律原则补充资料的司法判例和权威国际公法学家的学说；5，公允及善良原则。

国际法院的程序国际法院的程序依下列步骤进行：1，。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提交请求书，二是以提交特别协定。2，书面程序和口头程序。书面程序进行四轮辩论。口头程序进行两轮辩论。3，评议及宣判。此外，国际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还常常有下列特别程序：1，临时保全措施。2，第三方参加。3，反诉。

二、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问题

国际法院虽然有“世界法院”的美誉，但它并不是超越于国家之上的司法机构，因此并不像国内法院那样具有强制管辖权。由于管辖权是国际法院审理案件的基础，而目前世界各国在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问题并未呈现积极的姿态，所以，国际法院多年来曾经多次呼吁世界各国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国际法院允许当事国通过多种方式灵活地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种方式：1，通过发表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所谓任意强制管辖权是指当事国可以决定是否发表声明决定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但一经声明接受，法院便有强制管辖权。目前世界上已经有60多个国家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2，当事国双方向国际法院提交特别协定，从而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3，通过多边国际公约中关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条款，从而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4，当事国以默示同意的方式允许国际法院行使管辖权。这些方法在扩大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如下：

关于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的问题虽然世界上已经有60多个国家接受了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但多数国家在接受强制管辖权时附有各种各样的保留。如有的国家规定只将某些特定案件提交国际法院管辖；有的国家规定只将与某些特定国家之间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管辖。这些保留削弱了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目前问题最大的一种保留是不将“内政问题”提交给国际法院的保留。这种保留是美国和法国首先提出的，由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什么是“内政问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对于什么是“内政问题”只能由美国法国等保留提出国自己说了算，这极大地削弱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另一个问题是最新出现的也是很值得研究的，即“保留的歧视性”问题。以巴基斯坦诉印度非法用武力案为例，在该案中，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接受国，但印度在接受联合国国际法院管辖权时，附有一项保留即“它只将与英联邦成员国发生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印度据此认为由于巴基斯坦不是英联邦成员国，故国际法院没有管辖权，而巴基斯坦反驳说这项保留是带有歧视性的，应视为无效。国际法院认为“保留本身往往是具有歧视性的”，故不能采纳巴基斯坦的意见。对于保留的歧视性问题还要进一步作研究。转关于国际法院的“先决反对”（preliminaryobjection）的问题先决反对是指国际法院虽然对案件有管辖权，但是由于案件的标的已经不存在或由于裁决将涉及第三方的利益，将会使裁决变得执行不能（inadmissible），从而撤销案件的行为。以刚果诉比利时案为例，在该案中刚果向世界各国发出通缉令，通缉本国的外交部长，比利时拒绝刚果在比利时通缉令，刚果为此诉至国际法院。比利时认为被通缉者在案件后已不再担任刚果的外交部长一职，这样该案就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利益，从而转化为一般的刑事案件，简单说，该案的标的物已经不存了。国际法院倾向于比利时的观点。再以东帝汶案为例。东帝汶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70年代被印度尼西亚兼并。后来，东帝汶与澳大利亚签订了一个划分大陆架的协定，而葡萄牙认为该协议是无效的，理由是未得到宗主国葡萄牙的同意。为此葡萄牙将澳大利亚诉至国际法院。澳大利亚认为该案的先决问题是诉讼主体是否合法，而认定诉讼主体是否合法的关键是东帝汶被印度尼西亚占领是否合法，如果该占领是合法的，则本案的当事国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如果该占领是非法的，则本案的当事国是葡萄牙和澳大利亚。由于本案涉及第三国-印度尼西亚的利益，将导致案件裁决成果执行不能，故澳大利亚请求国际法院驳回此案。国际法院认为澳大利亚的理由成立，裁决驳回该案。先决反对虽然会使国际法院失去对一些案件的管辖权，但也有利于国际法院司法的效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值得认真研究。

中国以前一直没有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也没有将任何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并且对于多边国际公约中关于选择国际法院作为争端解决机构的条款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但是，在中国最近加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中国同意了该条约中关于选择国际法院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机构。

如何在国际法院进行诉讼从总体上说，国际法院审理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国际法为准绳。但对于当事国来说，掌握诉讼方法还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首先，当事国向国际法院提讼时，应当阐明两点。（1）当事国应该详细地说明诉讼事由。（2）应该尽一切可能说明国际法院管辖权的依据。前者也是当事国希望通过国际法院诉讼达到的目的，所以诉讼请求绝对不能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后者是当事国将案件提交给国际法院审理的依据，也很重要。

其次，当事国在国际法院诉讼进行中，应该讲清楚两点。（1）把事实讲清楚。（2）把法律依据讲清楚。只有在事实和法律都清楚的前提下，国际法院的法官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

再次，当事国在国际法院诉讼过程中，还要具备诉讼人。国际法院的诉讼人与国内法院的诉讼人不同。前者是代表国家进行诉讼，后者是代表个人或法人进行诉讼。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指派本国的外交部长担任诉讼人的，英联邦国家则指派本国的司法部长担任诉讼人。

第四，当事国在国际法院进行诉讼时，要配备一个强大的律师团。因为律师团精通法律和诉讼程序，能够在国际法院的诉讼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以刚果诉比利时案为例，刚果在临时措施诉讼中指派的律师只懂刑法而不懂国际法，结果一败涂地。所幸的是，刚果及时纠正了这一做法，派出了精通国际法的强大的律师团，从而在第二阶段的诉讼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一点是很值得学习的。实际上，国际上一些著名国际法学者如劳特派特、小劳特派特、布朗利都曾担任过国际法院诉讼当事国的律师。

三、国际法院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问题

国际法院成立至今以来，为保证其公正性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国际法院规约》第九条规定，国际法院法官为品格高尚并在各国具有最高司法职位的任命资格或公认为国际法之法学家选举之；如《国际法院规约》第九条规定，法官全体确能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主要法系。根据该条，国际法院15名法官在构成上考虑了各大洲的平衡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再如，国际法院还引入了“专案法官”（又称“特别法官”）制度。即在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如一方当事国有本国国籍的法官，他方当事国也有权选派一人作为法官参与该案的审判；如双方当事国都没有本国国籍的法官，则双方都可以选派法官一人参与该案的审判。“专案法官”制度的引入就是为了顾及当事国籍法官的平衡性从而保证国际法院判案的公正性。又如，《国际法院规约》还规定，如果国际法院院长是争端当事国国民时，则该院长的职能由副院长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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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责任；国际实践；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04-01

一、国际责任的概述

所谓国际责任，即国际法上的责任，是指国际法主体的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法未加禁止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任何法律制度都应包含关于违背其规定义务的责任制度，没有责任制度的“法”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国际责任是现代国际法上的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有关国际责任的实践，可以说早在近代国际法的形式之前就已出现。但国际责任的理论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则是相当迟缓，特别是国际责任的法律制度的发展更是百年一步。

二、20世纪前国际责任的历史演进

国际责任理论与制度经历着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它随着国际法的形成而产生，也是随着国际法的发展而缓慢发展的。

（一）国际责任的萌芽

国际法在17世纪以前多于宗教、正义、道德等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的国际责任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不具有真正法律意义的国际责任。

早在古希腊、古罗马城邦时期，国家交往中关于战争、使节、条约方面的规则是比较发达的并形成了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这可以说就是国际责任的原始实践。到12、13世纪，战争、使节、条约方面的习惯与规范的规范性已越来越强。国家因违背这些规范而承担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为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国际责任制度的形成积累了许多经验。

但是，在古代及中世纪不存在有国际责任的国际法规则，只存在有一些零星的关于这方面的国家实践，这为国际责任的形成积累了一定的资料，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国际责任制度的形成。

（二）国际责任理论及习惯规则的产生

17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发生了“三十年战争”。1648年为结束这场战争而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所缔结的两个条约——《蒙斯特条约》和《奥斯纳布吕克条约》，成为近代国际法体系的基础，也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随着国家的出现，具有真正国际法意义的国际责任的理论、习惯规则及实践也开始出现。同时，在有关国际法的基本理论中也开始涉及国际责任的理论问题。只是国际法责任和国内法责任的区别还不是很明显。

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国家间交往，到19世纪末，出现了一大批的双边和多边条约，这些条约中许多内容涉及到关于条约法、外交保护等方面的国家责任的问题。但是，这些条约所规定的主要是一些关于国家责任的“初级规则”。在强权政治的近代社会，“国际责任”常常被强国作为欺凌和侵略弱国的借口。他们指责别国使其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侵害，应追究责任，从而进行侵略或干涉。

可见，在20世纪前，关于国际责任的理论可以说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关于国际责任的法律制度则进展不大。不过，具有真正国际法意义的国际责任在一些条约和实践中毕竟还是产生了。

三、20世纪以来国际责任理论与制度的新发展

（一）理论的发展

20世纪，国际组织法、国际争端法、空间法等国际法的其他部门法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国际责任制度的飞速发展。在国际责任方面，不仅理论上在不断地创新，而且制度上也在逐步完善。

同近代国际法学者相比，此时的国际法学者开始加强对国际责任的研究。国际责任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已开始涉及对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研究，对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的研究，对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的研究等。

可以说，自20世纪以来，国际责任的理论得到了系统、全面的发展，为国际责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二）国际责任的实践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国际法的基本规则来解决国际争端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国家因其国际法不法行为应承担国际责任也得到了国际实践与国际司法裁决的承认。

就国家的实践来看，在1924~1930年国际联盟努力编纂国家责任的主题时，有关国家就表明了其对国际责任的观点，不过当时的国际责任仅限于对外国人人身及其财产的损害。在1930年编纂国际法的海牙大会上，国家机构的国际责任被引入了会议的讨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纂《关于国家责任条文草案》及《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时，各国政府在对这个草案的评论中都明示或暗示：违背国际义务或造成损害的行为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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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私法地位作用法律选择平位协调

传统国际私法普遍被认为是强调法律关系与其“本座”之间的固定联结，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随着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民事关系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将从内部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对抗与残杀转入到真正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各种协商、协调与合作的机制，谋求全人类共同、全面、持续的发展。传统国际私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需要，其种种弊端也愈益受到不少学者的批判与非难。当今的国际私法在，保持传统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必然导致国际私法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化与演进。

21世纪国际私法在整个国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

国际私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而各国法律规定又不尽相同的历史事实相联系的。早在十三世纪，随着地中海沿岸城市国家的相继兴起，国际间经济贸易往来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从而使人们不得不面临选择法律以解决相互交往中发生的争议问题。于是，在对罗马法进行疏释的过程中，第一次诞生了国际私法的学说-法则区别说。继之而起的欧美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等等众多因素为国际私法的发展，创新，完善创造了条件。历史事实表明，国际间的不断交往和各国民商法的歧异是国际私法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由此看来，国际私法的产生和存在是有其历史价值的，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法律部门。

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与国际大市场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法律环境。这种国际法律环境，一部分由国际公法所构成-它保障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确立和运作；一部分由国际经济法所构成-它保障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确立和运作；一部分毫无疑问，当由国际私法所构成-它保障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确立和运作。国际私法的存在正是国际社会在新时期人类整体意识得到发展的必然产物。

而在当代国际私法的演进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私法的出现，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国际私法一统天下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国际私法；同时，经济的联系，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达以及政治的协调使得人类的联系更密切，国际民商事交往更加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国际私法日益趋同，国际私法的统一运动风起云涌。而且，国际私法学说百家争鸣，不断推动着国际私法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改革和创新。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技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际私法的发展势态越来越强，全球性规范冲突进一步加剧，而实体统一法又远为达到可以在所有问题上协调各国于冲突的程度同时新的问题又将不断出现，更何况还有一些国家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而此时，国际私法作为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器和剂，在国际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正在加强，并且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尽管国际社会仍然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和对立，但是，国际社会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更加密切，相互依赖和需要大大加强，共同关心的问题越来越多，和平于发展一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国际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对立已不在是主要方面，而国际社会的统一性，整体性则起决定性作用。国际社会的这种发展趋势表明，全球化趋势是人类社会谋求共同发展何共同利益的一种必然结果。所以，在下一个世纪，各国经济的互补性和依赖性日益增强，国际民商事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也正日益增强。由此看来，当代国际私法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在推动和促进国际民商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成为国际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21世纪国际私法在整个国际法律体系的作用将有所演变

众所周知，国际私法是随着解决各国之间法律冲突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其作用在于消除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国际民商法律的冲突。按照传统的国际私法选择法律的方法总是选择其中一个国家的法律来处理，它是法律适用法，即一国法院受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涉及到数国法律的效力时，由其确定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法律。在当今世界，国际私法的任务不仅在于保障内国在涉外民商事关系中法律适用的权利，而且在促进国家对外友好交往和开展平等互利的经贸合作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强，便法律在保护国内与国际社会秩序方面有了新的特点。也就是说国际私法的作用将从主要着眼于解决个案法律的选择适用转入到构筑适合国际大市场运作的民商法新秩序，从而在人类全球或整体意识不断加强的要求下赋予自己的重大使命。突出表现在国际社会中法律之间的平位协调。所谓平位协调，乃指：各者对国际民商法律冲突的解决，立足各国法律平等，通过消除不同法律的抵触或减少、避免法律冲突来实现国际社会民商法律的协调。

观“法则区别说”以后的国际私法，始终未摆脱单纯着眼于从相互抵触的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中选择其一且往往优先选择国内法加以适用的传统，毫无疑问，向优位倾斜的法律选择作为解决民商法律冲突的基本方法有着显然的局限性。首先，向优位倾斜的法律选择不仅肯定了国际民商法抵触的现实合理性，且以非善意（或称对抗）的态度对待外国法，制约了者间民商法律的合作。其次，者坚持优位，极易导致冲突规范向国内倾斜并造成冲突规范的冲突，使国际民商法律冲突复杂化。再次，立足优位的法律选择，往往把者的利益目标置于最显要的地位，并不惜动用识别、反致或转致、公共秩序保留等手段扩大内国法的适用，而使当事人的利益目标受到冷落（尤其是相关者及其属民的利益目标受到忽视），这势必挫伤当事人参与国际民商因素交流的积极性，从而妨碍国际民商资源的流动与优化配置。[2]

时至21世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密不可分，国际民商事关系得到了空前蓬勃的发展，现代国际民商事关系已从早期的人的身份关系、物权关系和混合关系发展至物权、合同、侵权、婚姻、家庭继承、票据、信托、破产、保险及知识产权等领域。而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发展必然要求各国通过各种形式的协调以创造一个有利于新的国际民商事秩序的法律秩序。再说国际与国内经济因素的交流效益的实现以交流规则为中介，即依赖于各国民商法规则和调整民商法律冲突的国际私法。这样，如果国际私法不发展，不完善其应有的功能与作用而仅限于法律选择以显示其功用，那么它将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所以，当国际社会民商事交流日益繁盛，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大大加强时，者的国际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时，国际私法也就由立足优位向追求平位协调发展。[3]

现代国际私法应该以追求建构国际民商新秩序为终极目标，国际私法的功能应实现由解决法律冲突到构筑国际民商新秩序的彻底转换，趋同化时国际私法所蕴涵的一个本质特征。而这种趋同化的不断加强，统一实体法将成为国际私法的主要规范并成为国际民商法律秩序的主要方面。统一实体法是由各者共同协商一致的结果，其采纳和接受意味着各者在该领域民商法律差异性的减少或消除，也意味着各者在该领域优位思想的放弃。因而，统一实体法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推动国际私法由优位向强调平位协调的方向发展。[4]

国际私法统一化的理论及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51年确立了它作为常设国际组织的地位以及“私法统一协会”等全球性的国际私法统一化组织推动了国际私法在解决民商法冲突中强调平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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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打着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幌子,悍然发动了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野蛮空袭,对一个主权国家持续进行了79天的狂轰滥炸。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出动了1000多架战机,进行了12000次轰炸,投下了10000多吨炸弹,发射了3000多枚导弹,大肆杀害南联盟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造成了南联盟1200多人丧生,5000多人重伤,数百万难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在这一场浩劫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炸毁了南联盟20多家医院,250多所学校,50多座桥梁,12条铁路线,5条公路干线,五个民用机场,甚至还袭击国际列车和公共汽车,同时还轰炸了南联盟的化工厂、化肥厂和炼油厂、发电厂,造成了大量的有毒化学物质泄漏,导致南联盟的环境和生态灾难,严重的危害了南联盟人民和邻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由于北约的侵略暴行,致使南联盟的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造成50多万人失业,200多万人丧失生活来源,直接损失达数千亿美元。同年5月8月清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甚至使用导弹袭击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我驻外人员3人死亡,2人失踪,20多人受伤,致使我驻南使馆馆舍遭到严重毁坏。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在世纪之交发动了一场对南斯拉夫联盟的战争浩劫,其侵略行径严重地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国际人权法,构成了严重的国际罪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公然挑战当代国际法,应当承担侵略战争的罪责。

    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侵犯了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主权原则,又称互相尊重主权和原则,它是当代国际法上最重要的一项基本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任何其它国际法规章、制度所不可抵触的强行法。国家主权原则作为近代和当代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则,早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国家主权原则最基本的含义是指各国应当互相尊重国家固有的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互相尊重国家的主权,不损害它国领土的完整性。⑵1945年6月26日,就在美国的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第2条规定了各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其中第1项原则就是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这也是对各会员国所规定的义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根据第4条第1款的规定,联合国的会员国必须接受所规定的义务。

    由此可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以侵略战争的手段对南联盟的领土进行狂轰乱炸,严重地违背了《联全国》的目的、宗旨和原则,也严重地违背了对各会员国所规定的义务,严重地破坏了国家主权原则。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破坏了互不侵犯原则。互不侵犯原则,是由国家主权原则派生出来的又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它是指各国在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侵略;不得以违反国际法的任何方式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不得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⑶《联合国》明确指出,其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所遭受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战祸。为达到这一目的,《联合国》规定,各会员国“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不得使用武力。”

    《联合国》的宗旨第1项规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对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的原则,调整和解决足以破坏和平的国际争端或情势。”《联合国》的原则第3项也明确规定,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不得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的及其政治独立。

    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当今国际法上只有三种情况允许例外地使用武力:其一,国家行使自卫的权利;其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采取军事行动;其三,殖民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运动而使用武力。⑷可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严重违背《联合国》规定的义务,故意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南联盟公然非法使用武力和侵略战争的手段,严重地破坏了互不侵犯原则。

    再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破坏了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内政,是指国家在不违背其所自愿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前提下,独立自主的处理对内对外事务。内政,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即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内政,从地域上讲,是指在国家领土范围内的事项,具体是指国家在宪法中规定的事项,以及与国家行使主权相联系的对内和对外活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本要求就是国家之间互不干涉内政。⑸所以,互不干涉内政,是从国家主权原则派生出来的又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国家之间在相互关系中,不应为实现本国的目的,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或文化等途径,采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干涉他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⑹《联合国》第2条第7项规定: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强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1981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或干预别国内政的宣言》再次强调:“各国有义务避免利用和歪曲人权问题,以此作为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或在其它国家集团内部彼此猜疑和混乱的手段”。可见,对别国破坏国际人权法罪行的干涉和惩罚,并不意味着可以干涉国的内政。任何一种干涉或惩罚行为本身必须符合国际法,必须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因为,现代国际法明文规定禁止侵略和侵略战争,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所以,互不干涉内政,乃是《联合国》和当代国际法规定的一项义务。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假借“人道主义干涉”的藉口,公然武装干涉南联盟的内政,甚至不惜用残忍的战争手段大肆屠杀南联盟的平民,其行为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互不干涉内政原则,而且,其侵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破坏国际人权法的罪行。

    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构成了国际犯罪根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实施的犯罪的行为特征看,显已触犯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侵略罪(又称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以及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

    1974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该决议第一条规定: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该决议还规定了构成侵略的七种行为方式。其中,“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轰炸另一国家的领土;或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领土使用任何武器”,也是侵略的行为之一。决议还规定,不得以任何性质的理由,不论是政治性、经济性、军事性或其他性质的理由,为侵略行为作辩护。

    虽然,侵略的定义是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形式通过的,对国际社会尚无普遍的法律拘束力;虽然,对于侵略行为的断定权属于联合国安理会,但是,大多数国家和学者普遍认为,侵略犯罪以非法使用武力为主要手段,入侵或攻击他国领土,侵犯他国主权、或政治独立,严重破坏了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严重地危害了世界和平与安全,甚至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基本利益,是最严重的国际犯罪之一。侵略战争是破坏国际和平的罪行,并产生相应的国际责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南联盟的轰炸,毫无疑问是一种侵略犯罪行为。

    对侵略行为和侵略战争的惩罚,在国际法上有过成功的司法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盟军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和日本实施了军事占领,对战争罪犯进行了庄严的国际审判。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行的审判,不仅形成和发展了战争罪行的国际法规范,还形成了国际刑事诉讼的制度和规则。

    1945年8月8日,英国、美国、法国、苏联四国政府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规定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战争罪犯进行审判。该协定的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规定了具体的战争犯罪及其构成。1946年12月1日,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一致确认《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所包括的国际法原则。

    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总部特别通告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对日本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并制定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规定了具体的战争犯罪及其构成。

    以上2个国际军事法庭规定了三种涉嫌侵略战争的犯罪行为和构成要件:

    反和平罪(又称侵略罪),是指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具体是指计划、准备、发动或从事一种侵略战争或一种违反国际条约、约定或保证之战争,或参加为完成上述任何一种战争之共同计划或阴谋。

    战争罪,是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滥杀平民和毁灭非军事设施和建筑。具体是指,为奴役或为其他目的而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产、毁灭城镇或乡村或非基于军事上必要之破坏,但不以此为限。

    反人道罪,是指在战前或战时谋杀无辜的平民。具体是指对平民施行谋杀、歼灭、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或有关于本法庭裁判权内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地之国内法则在所不问。

    凡参与犯上述任何一种犯罪之共同计划或阴谋之决定或执行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与共犯者,对于执行此种计划之任何人所实施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⑺显而易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覆辙,悍然发动了对南联盟的侵略战争,其行为完全符合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行为特征。

    1998年6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成功地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约将以上最严重的战争犯罪均列为由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核心罪行”。⑻此外,1973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公约规定,外交使馆及其使馆人员,应受国际保护。根据公约的规定,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是指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公用馆舍、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进行暴力攻击,因而可能危及其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公约还规定,每一缔约国应按照这类罪行的严重性处以适当的惩罚。⑼显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悍然使用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击了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致使我驻外人员伤亡,我驻南使馆馆舍遭受严重毁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的行为已经完全构成了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

    虽然,当代国际法对国家的刑事责任尚有争议,但是,国家对其国际犯罪行为承担国家责任乃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根据国际刑法的规定和国际法实践,具体实施组织、策划、指挥和执行侵略战争行为的个人,应当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并处以刑罚。

    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应当承担国家责任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所谓国家责任,是指一国因其违背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或者,国家实施了国际罪行所应当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

    构成国家责任的行为,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即指不作为)。这种行为不一定直接以国家的名义作出,符合草案规定的其它机关或代表国家的个人的行为,均可以归因于国家而成为“国家行为”。二是国际罪行,当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以致整个国际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罪行。其中包括:严重违背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止侵略的义务。

    毫无疑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南斯拉夫联盟发动的侵略战争行为是严重的国际罪行,其国际罪行完全可以归因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由美国及其北约成员国对其国际罪行所造成的严重损害结果承担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国家责任一经确定,便在当事国间产生一定的法律关系,即加害国依法应当承担与其行为相适应的国际义务,受害国则因此而享有相应的权利。⑾应当指出,国际不当行为一旦又构成了国际犯罪,在对加害国追究国家责任的同时,还应当对该国际犯罪追究国际刑事责任。

    50多年前,德国、日本等轴心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侵略者并没有好下场,侵略者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和日本实行了军事占领和管制。作为承担国家责任的一种形式,德国和日本的国家主权也受到了限制。同时,国际社会对战争罪犯进行了庄严的审判。德国的战争罪犯,有12人被判处绞刑,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4人被判处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有2人在审判中死亡。日本的战争罪犯,除2人在审判期间死亡外,有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分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⑿50多年后的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覆辙,公然破坏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践踏国家主权原则和《联合国》,悍然发动对南联盟的侵略战争,疯狂地挑战国际法,其行为触犯了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以及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同时,也严重地践踏了国际人权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应当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正义审判。

    ⑴《人民日报》1999年5月16日新华社北京电。

    ⑵、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44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版。

    ⑶、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45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版。

    ⑷王虎华:《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国际罪行罪责难逃》,《解放日报》1999年5月14日第3版,专家论坛。

    ⑸富学哲着:《从国际法看人权》第186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⑹、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47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版。

    ⑺王虎华、丁成跃编:《国际公约与惯例。国际公法卷》第506-523页,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国际刑法学卷》第775-778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4月版,作者:王虎华、朱华荣。

    ⑻《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adopted in Rome Conference on July 17,1998.⑼王虎华、丁成跃编:《国际公约与惯例。国际公法卷》第第400页,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国际刑法学卷》第783-784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