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医学的未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精神医学的未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课程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多路径的，经济环境和教育体制越是发达，信息技术课程的内容、方式、价值取向等元素也会越加多元化，原因很明确，那就是信息技术是培养人在信息社会中的适应与创造能力。这种适应与创造，涉及生活、生产、学习等各个方面，不仅仅是合格信息公民的信息技术基本需求，还有信息创造者对信息技术的创新需要。因此，我们探讨未来信息技术课程中的价值观问题，要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多元化。

过去的课程明显区分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虽然没有强调单独教授，但是仍然因为人为割裂而被曲解与诟病，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是从各自角度看待，没有从全局考虑，因此我们此处仍然借用“价值观”这个词汇，去观察、设想未来信息技术课程中需要面对的法律、道德、态度以及技术情感等，以及它们对技术学习与运用的价值观影响。

法律教育能对技术价值观进行公共契约精神的培养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包括信息社会和虚拟世界，法律教育是最基本的教育。尤其是在新技术不断推陈出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对于初学者和技术成熟者一样需要把法律观念和法律方法作为首要的学习内容。

以往的技术领域的法律教育局限性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在内容上一般局限于信息安全、软件版权等纯技术内容；二是在方式上采用法律条文罗列和反面案例分析等就事论事的说教；三是在评价上达到知道程度后无法提高。另外，随着新情况、新法律的出现，在教育上更是容易滞后或误导。

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是没有抓住法律教育的本质——“公共契约”，我们的教育缺乏的不是正面宣传、反面警示，缺乏的是公共契约精神的培养。

如何在技术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公共契约精神？试举一个假戏真做的“庭审辩护”项目学习案例。

第一环节，法律准备：首先安排一次小论文、小调查的写作，涉及科技、文化、生活各方面都可以，强调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表观点，比如，《我的校训观》、《电动车的安全改进》、《手机利弊调查》等；然后根据学生的作品，进行分类，从原创度、真实性等挑选有争议或者抄袭的作品，由另外小组进行简要的法律针对性分析，对著作权、肖像权等进行分析，或对发明权、经销权、税法等进行论证，即无论是支持方或者反对方都要找到部分法律依据。

第二环节，模拟法庭：确定几个经典案例，组成法官与陪审团、原告律师团、被告律师团和大众听证团，进行一定约定后模拟法庭辩护，通过诉讼、辩论、合议及审判等相似流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在网上抄作文”、“发隐私图片”、“造假调查数据”等是有法律责任的，或者能够对“修改公共安全设施、工具（如电动车）”、“使用实名反面案例”等寻找法律依据，并且判断不同的行为可能或已经造成的利益损害程度。这样的过程，可能涉及的法律要素不一定全面，但是要有一定的依据。

第三环节，宣判与公约：因为是模拟法庭，宣判侧重在认识的正确与否，以及公共的意见共识达成，而非对个人的处罚。处罚的决定，可以作为对败诉方及所有人的一种意识校正。更进一步，通过公共讨论，形成班级一定的技术学习与运用的公约，如《上课合法应用手机的班级公约》、《作文网络抄袭公诉基本规定》等，达成公共契约之后大家执行，有公诉团体或者个人监督，定期通告或公诉。

组织这样一次或多次项目活动，用时较长，细节繁杂，并非一两节课可以完成，但是可以有一定的准备周期，学生经历后会对法律的核心精神有所领悟，不仅对遵守法律而且对用法律和制定法律都会有一定的感受，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学生学会利用契约或法律解决问题，形成良好的班级制度、学习环境等。

无论技术怎样发展，无论是应用“贴吧灌水”还是应用“作业神器”，大家不再以盗号、拷贝、匿名谩骂等违法行为作为骄傲，也不对法律过度敬畏，而是真切有法律的意识，运用法律去维护权益，制定法规去管理大众，认可、遵守和尊重公共契约精神是最基本的社会人属性。逐步达成法律教育目标，再有技术变化、技术法律变化都可以应对，因为不是被动学习的法律条文，而是主动去寻找法律依据、完善法律需求。

法律条文会变，公共契约精神不变。

道德养成能对技术价值观进行自律意识的促进

法律与道德不相同却有关联，这一点在以往的课程中往往表述不清，致使混为一谈或者前重后轻。于是，形成只要不违法就行，自我意识强的人并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比如，公共人物在隐私权和肖像权方面是存在薄弱的地方，但是从尊重社会道德的角度思考，一方面不宜过度放大问题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不能通过网络暴力对他人和自我心灵造成一种畸形认识观失去道德自律，在幸灾乐祸中忽视生命。因此，法律意识是一种遵守的公共契约，道德意识则是一种尊重社会规范的自律。法律教育不仅是从反例分析，还要寻求法律依据；道德培养更注重正面引导、养成教育，而非反面经验。

在技术价值教育中，道德教育涉及的内容更多，主要是指技术的合理利用（相反的如PS造假、恶搞、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网络虚假信息或谣言，包括不加论证的科普虚假信息等）。

自律的培养靠说教是事倍功半的，甚至起反作用，这一点在未来的教育中必须要克服。试想，我们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进行思想教育，为何效果不理想？原因很简单，就是空话太多，实践太少。道德意识是言传身教，是日常行为的是非判断，是具体的而非理论的。因此，我们要进行细致的渗透教育。例如，通过动漫、绘画、摄影等技术创作作品，让学生在创作过程中认识、描绘善良、美好和信心，通过技术在向别人表达美的同时提高了自己的审美，加强自我美育，自律养成就会水到渠成。再如，学习邮件不仅是简单的发邮件技术，而是向学校、市政等主体单位提出工作建议，在发挥民主的技术运用中提高自己的责任意识和主人公责任感，养成关爱社会、有责任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的意识，能够运用技术对社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而非是游离或凌驾社会，这是对自律意识的促进教育。

道德源于自律，自律促进来自主动的实现社会价值中的感受。

态度生成能对技术价值观进行科学认同感的校准态度不仅是学习、求知的态度，而且是对具体技术的态度，态度决定高度正说明态度是方向盘，必须时刻校准。现在的信息技术课程由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原因，已经造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态度，在学生心理上缺乏科学认同感，在学校与社会眼中缺乏课程认同感，原因就是技术的价值显现中严重缺乏科学元素，于是缺乏科学方向，直至缺乏科学精神。

首先是内容要变革，信息技术也是一种科学技术，里面有科学的原理和技术的创造，不能再只局限于应用，要找回“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无论编程、动漫创作，还是实验软件、系统软件，都要面向科学。编程方面，从低年级起要在创作中体验、培养如何驱动机器解决问题，而非仅在主题上深化以致与应用软件使用不加区分；动漫创作方面，要在中年级提高交互与自动化技术价值体现，以提高技术对动漫的价值；在实验方面要在各年龄发现问题，系统软件要探索机器运行实质等，不能仅仅把系统软件作为用户界面。如，用系统检测软件可以更清楚地观察、研究、调整计算机内部的硬件、软件运行环境，这是超越使用手册式学习的信息技术科学角度的学习。

其次是教学方式要变革，态度来源于用事实说话，让学生认同课程、认同教师、认同科学技术的方式正是让他们自己去证明、去感受、去创造。认同感的基本需求是“真实”，这是最大的科学原则。我们教师也不要瞎吹，学了电脑多好，用了什么软件会成绩提高多快，这些非理性的商业夸张会在毁掉产品本身的同时毁坏学生的科学认同感。技术就是工具，科学就是规律，不能神化，而是要辩证应用与开发。例如，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网络学习方式，而不是统一要求看微课、用在线课程。学生在非强制下有需求了，会主动认同微课、寻找在线课程。

良好的态度来自于民主式的科学认同感，因此形成最重要的科学精神。

技术与德育整合教育的线索与方法基准权衡以上从内容和方式的角度分类对国家的法律规章、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个人的认识态度进行了思考，当然涉及技术的德育内容还有很多，以上仅是举例。目前，国家课程越来越提倡学科的整合教育，那将有更多有关哲学教育、美学教育、劳动教育等元素与技术教育相结合。面对可能繁杂的德育任务，我们需要厘清属于技术教育领域的德育线索与方法，并且要有基本的准则权衡，在内容、方向和时间上有所权重。

技术中德育教育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以“科学精神”的认同感培养为根本。不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我们是要运用科学技术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造价值，而非反科学；科学技术一定会不断发展，不存在万能的科学技术。拥有科学的精神与意识，真正实践“实事求是”，一切“公共契约”、“自律”和“态度”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我们需要科学地面对世界、创造未来。

技术中德育教育的核心方式仍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脱离课本的束缚，破除网络的瓶颈，把技术运用到生活中去，不论是物联网、创客还是微课，都仅仅是知识的载体与技术运用的方式，需要借鉴这些载体与方式去实践。甚至是平凡技术的应用，比如利用信息采集技术，完整记录、拍摄一种植物或动物的生长，运用信息搜索、交流技术探索动植物生长中的问题与规律，形成很有成就感的认知收获，那么不用说教的一种德育的生成，就更自然、更有力量地成功了。

篇2

考上大学后你想要学习什么专业？未来你想要从事什么职业？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站在过来人的角度，如果你想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如果你对中医有深厚的兴趣，如果你有一颗坚定果敢的心，如果你想悬壶济世，那么来吧，投入祖国医学的怀抱，这将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中医的基础是建立在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的，也许突然间提到古代哲学思想，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东西。举个例子，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成就，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但是这并不代表五种物质，而是五种属性。五行于中医则体现了具备这五种属性的人体五大系统的相互关系。金木水火土这五个符号分别代表肺肝肾心脾所统领的五大系统。中医不是研究微观的病毒细菌如何作用于人体的理论，而是研究人体整体与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中药、按摩、针灸，甚至心理疗法去调节各个系统之间的平衡，以此保持身体健康。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带给我的不仅是一种思想，更多的是一种领悟和对生活事物的态度。如果你学习中医，也许带给你的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深层的精神领悟。

的确，中医很需要悟性，因为你要会联想，你要会创新，毕竟中医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而来的，有些偏方是我们现代人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它要在特定的情况，或者某些条件下才成立。神医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其中一副药剂是曼陀罗的果实，要知道他的儿子就是由于误服曼陀罗的果实而丧命，如果当时神医只把曼陀罗的果实当作毒物弃之，那么中国关于麻醉剂的记载不知又要晚多少年了。

但是顿悟是建立在沉淀的基础上的。中医的基础课程中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就是中医基础理论，其中包括中医学的辩证学、藏象学、病因病机学、诊法学等。正如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医采用的是黑箱理论，把我们人体当作是一个整体，认为五脏六腑之间都有着相应的联系。中医基础理论就是将一些中医基础的概念和方法教于我们。

理论之后就是专业课程的学习了。说到专业课，中药学和方剂学自然不能少，中药就像化学的一个个元素，能组成不同的物质，方剂就像化学式，把一堆物质加在一起，一步步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反应后产生效果，就是我们所说的药效。中药学学的就是不同药物的归经、作用、禁忌、常用用量等；而方剂学学的是君臣佐使和配伍，这是一门细活，要知道不同药物的配伍疗效可是会大相径庭的，即便是相同药物但剂量的多寡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除了几门基础课我们还要上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还有中医妇科、儿科、外科……除了诊断和内科是必修课程以外，另几门就全凭自己喜好啦。学习之余给同学和自己开个方子，还能强身健体呢。而在动手的课程中，最吸引人的要数针灸和推拿啦！上这两门课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因为推拿是两个同学之间互推，手法不熟练的时候，推不到地方，力道又不对，就会听到此起彼伏的声，但是慢慢熟了之后，那岂是一个舒服。你想，当你看书学习了一天，回到宿舍，同寝室的“熟练工”能帮你推上几把，那叫一个惬意。

中医为了跟上时代的进步，也在与西医结合。所以我们不仅要上中医的基础课程，也要上西医的，如解剖、生理、病理、药理、诊断学基础、西医内科、西医外科、神经病学、影像学等。还有一些任选课，比如中医美容学、中药炮制学、古医籍选读等。

记得当年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医古文的《大医精诚》，第一是精，即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第二是诚，即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老师常同我们讲：“有些病人的条件不是很好，我们要是能用最少的药方，最便宜的药把病人治好，病人会很感激的，就我看来这就是一种成功。”所以如果你想来学习中医请一定有一颗坚定果敢的心。无论遇到什么，都要秉持住自己的信念。

篇3

上下求索

唐江陵出生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火热的天气赋于了他火热的激情，说话做事都风风火火。唐江陵从小就对母亲祖传的妇科病治疗绝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唐江陵高中毕业时，不但学了妇科疑难症的诊治和止血、无名肿毒等外科治疗术，还学了收吓、收魂、堕胎等巫术，其中妇科病的治疗最神奇，治法最独特，疗效最显著。

一个偶然的机会，给唐江陵带来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机。他认识了有“黔南神医”之称的苗医杨坤平，他将祖传的正统苗医绝学倾囊相授。唐江陵将苗医绝学和母亲的医术融会贯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临床用药上首次有了得心应手之感。

他回到家乡悬壶济世，两年时间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收获了信心，赢得了名声。他觉得自己在医学理论上还没有完全通透，于是求知欲望更加炽烈。他系统地学习了中医理论，同时在临床上继续深入，多方面收集国内同行信息。并掌握了人体信息诊病技术，通过电子仪器测定耳穴上的生物电位变化，以此判断人体内部的生理变化。唐江陵到新疆，一边悬壶谋生，一边寻师学习，先后向多位隐世大德学习了维吾尔民间医药和先天自然功、意拳气功、导引功等中医气功，掌握了天山派伤科疗法；通过修持，他对母亲的医术和巫术有了新的认识――法术的外表掩盖着心理暗示、心灵疏导和人体感应等诸多精神诊疗方法。通过不断的学习，临床和修持，唐江陵深切体会到，人的健康取决于两个方面的阴阳平衡――体内物质的阴阳平衡，生理与精神之间的阴阳平衡。治疗疾病的关键就是老祖宗讲了几千年的太极阴阳。于是，“太极医学”的概念在脑中萌生。

唐江陵在邵阳，长沙两地设立研究机构，开始了具有针对性的理论探索和临床研究。唐江陵不断寻访民间高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接触面从医学延伸到武学、佛学，道学、儒学，易经。他不断汲取精华，刻苦钻研人体生命内证实验方法，为日后形成完整的医学内证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还广泛涉猎量子力学、宇宙学、纳米技术。电磁学、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西医诊断，检测等领域，将中医药知识和现代科研成果有机交融，最终形成了一套有别于中西医的比较完整独立的医学体系――太极医学。太极医学认为宇宙、人体均为“太极”，太极者，阴阳也，从宏观上说，阴为信息能量，阳为物质空间，对应到人身上就是元身和肉身，而舌相是五脏六腑阴阳变化的指针，因此观舌相就可处方。

花红果硕

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刘国安对太极医学做出了“三个圆满”的高度评价――内容圆满、方法圆满，效果圆满。唐江陵创建太极医学研究院，广泛传播太极医学文化，大力推广“太极三妙疗法”，治愈了多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其中包括腰颈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脊椎退行性病变，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乙肝、不孕不育、肿瘤、癌症(术后康复)，胃炎、肾炎、尿毒症、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及乳腺炎、乳腺增生

阴道炎、宫颈糜烂、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等各种妇科病，受到医界同行的好评和不少领导的关注。

进一步集众家之长，成一家之专。他想，科学家提出宇宙是多维的，人体是小宇宙，也应该是多维的，医学不仅可以跨越空间，医治不同地域、不同人种的疾病，还可以跨越时间，治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疾病。唐江陵走访了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著名中医专家黄建平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湘雅医学院著名博士生导师易新元教授，河北省石家庄市著名中医师、空间医学创始人郭志辰博士，四川合江县五代相传的中草药热灸疗法传人符天升医师，获得了一些新感悟。

太极医学升级为时空医学，真正成为一个新兴的完整的医学体系和大健康之法。太极是人体空间模型，没有强调时间概念，空间+时间，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模型。时空医学带给广大患者巨大的希望，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的诞生将是中华医学的新生。

宣战慢性病

唐江陵推出了“一妙慢性病休养”，正式向慢性病宣战。坚持以传统草药为主、西药为辅，除了中草药，其他民族的传统草药均是验方的重要组成，一些民间特色疗法也焕发更为强大的魅力，如火疗，熏蒸等。之所以提倡休养而非治疗，是因为时空医学注重增强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极力杜绝治疗的副作用。休是休息，休整，通过推拿、按摩。热疗等方法，使病人肢体的不适状态得到调理：养是滋养，调养，用中草药调理平衡细胞间能量、滋补人体五脏六腑的不足。俗话说，药食同源，说的就是中草药。

篇4

在当前我国精神病患者的医疗环境中，精神病患者难以回归社会，究其原因，不仅有患者自身的原因，也有其家庭、邻里、医院的原因，而且还涉及非医疗方面的因素。

(一)精神病患者自身的障碍由于精神疾病的困扰

精神病患者往往都会出现无法自我控制的异常行为，如幻听、幻觉、妄想等，从而诱发失控行为。这些失控行为轻者有损社会风尚或扰乱正常的家庭生活秩序、邻里关系，重者杀害他人。这些行为往往给精神病患者家庭带来极大的困扰，迫使家人不得已将其送往精神病医院医治。因此，精神病患自身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无法消除，成为阻碍其回家的第一道障碍。

(二)家庭障碍精神病患者家属不仅要对内照顾精神病患者的起居、饮食和服药

还要及时承担精神病患者失控行为所造成的责任，包括对他人财物造成损坏的赔偿、精神损害的赔礼道歉等。送医的过程中，患者不肯配合就医，也会经常出现亲人之间互相排斥的情形。《新闻调查》中李某曾将其患有精神病的儿子9次接回家中，而不得已又一次次地送回医院;其中，有一次李某的儿子因母亲要将自己再次送往精神病院，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家的老屋。当精神病患者离开医院回到家庭小区时，大部分照顾精神疾病患者的负担仍落在家属的身上，大部分家属并没有受到过足够的照顾训练，又必须让自己同时扮演业余的医师、护士、看管者等多重角色，不论其照顾家属的知识水平及能力有多高，实在很难兼顾各领域的工作。再者，主要照顾家属大多老龄化、健康状况偏差，照顾能力下降，尤其是当精神病患者出现不稳定状况或旧病复发时，其家属往往束手无策。对于家属来说，对医疗结果的期待也是对于患者未来生活的期待，家属与患者间有着相当多的情感因素，这也是家属对于患者爱憎交织的原因，如此关系深深影响到家属对于患者的医疗期待，冲突与矛盾也处处可见。家人的不接受和精神病患者强烈渴望回家之间的矛盾，表面上是家人的冷酷无情，而背后却是家人基于对无法预期的精神疾病症状发作的恐惧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更使得精神病患者回归家庭与社会的问题陷入了一种伦理困境。

(三)医疗机构障碍

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的发展会有一个趋势:就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层组织，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伴随精神病患者的日益增多，精神病医院如果不扩大规模，就得通过加强管理来提高效率，这就使得科层化体制的特征更加突出。但是，科层化体制重视的是组织上的“非人性”，当精神病医院重视效率而追求科层化体制的发展时，非人性化的色彩就会越来越浓厚，从而使得精神病医院变成了一台缺少人性关怀的大型看病“机器”，精神病患者也不过是一个“器官的组合体”。以广西藤县某医院为例，该院虽然是全县唯一收治精神病人的医院，精神科病区内约有300名精神病人，但精神科只有医生10人、护士15人、护工13人，医患比例达到1∶30，而医生除了要照看病房病人外，还需在门诊接诊。在精神病患者治疗过程中，在逐渐程序化、规范化的体制下，精神病患者的自由空间不断被压缩，而医师也会缺乏主动与病人沟第6期汪冬泉:生命伦理视角下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研究•13•通的积极性，精神病患者真正的需求和心声也往往得不到医护人员的重视。

(四)社区障碍周围民众的不认同与精神病患者迫切要求

自由之间的冲突，导致公共安全与精神病患者基本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对于精神疾病的医疗社会教育仍没有得到普及，周围民众对精神病患者的印象多集中在精神病患者的异常行为上，对精神病患者也多存在或多或少的排斥。在《新闻调查》中，周围的邻居集体反对李某儿子回到村里，“如果没钱可以一起凑钱给他治疗”，但是不能让其回家。

二、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伦理辩护

基本上，长期收容或禁闭精神疾病患者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保护患者本人不至于伤害自己，保障一般社会大众免于受到失去控制行为能力之精神疾病患者的伤害。但是，精神病患者与正常人一样，应享有基本的医疗人权和生命关爱，如果长期将精神病患者收容在精神病院，而未予积极的治疗，任其生活功能退化，显然是有违医疗人权和医学伦理的，也是对患者缺乏生命关爱的表现。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精神病患者最理想之治疗场所是“患者最熟悉而最少束缚”的环境，这种治疗环境自然是患者惯住的小区。1991年12月，联合国大会基于《世界人权宣言》，强调着重关怀弱势族群尤其是对精神病人的保护及照顾，并通过《保护病人权益及促进精神健康照护原则》，希望不分地域、年龄、种族、宗教、政治背景、社经文化、贫富差距等情况，一视同仁地对其进行保护和照顾。其中原则三“小区生活”规定:“精神疾病患者尽可能使其有权于小区中居住、生活、工作”;原则七“小区及文化角色”规定:“任何患者皆有权于其居住之小区里尽可能地接受治疗与照护。于精神科医院或精神疗养院接受治疗之患者，应有机会在自己或亲友的住家附近接受治疗与照护，并尽快回归其生活的小区”。这些规定不仅在规范性文件方面对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给予了肯定，而且更加凸显了人性化原则，强调了对人的生命本身的关爱、对个人生命权的充分尊重和社会(社区)对精神病患者的伦理责任。20世纪50年代，美国疗养院中的患者数量达到饱和状态。1960年，美国开始掀起“去机构化运动”，其目的在于避免精神病患者“没有必要的住院”，着力改善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治疗环境，促使慢性精神疾病患者从医院照管转向由家庭或小区照顾，进而回归社会。这一运动使得精神病患者能够从与世隔绝的医疗机构中解放出来，回归自己熟悉的小区生活，重新建立人际关系，注重其与家庭及周围民众的沟通和联系。这一运动也帮助精神病患者积极地逐渐融入社会，培养其独立能力，避免其社交能力的退化，其人格尊严、生命尊严也得到尊重，同时还有利于减少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的经济负担。依当时社会背景，“去机构化”得以付诸实践的原因在于:

(1)决策者认为在小区中照顾患者比在医院照顾更符合经济效益原则;

(2)精神医学界相信小区医疗照顾更有益于精神病患者;

(3)人权倡导者希望精神病患者获得应有的权利及自由。此外，我国台湾地区《精神卫生法》第6条规定:小区复建，系指为协助病人逐步适应社会生活，于小区中提供病人有关工作能力、工作态度、社交技巧、日常生活处理能力等之复健治疗。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小区复建与前述美国兴起的“去机构化运动”都是将精神病患者适应社会生活作为目标，其治疗的核心是精神病患者，而不是精神疾病本身。这背后所蕴含着“相信大多数严重精神病患者都具有成长与改变的潜力”这一信念，也蕴含着尊重人格与生命尊严、强调社会伦理责任与社会关系重建等价值诉求，从而赋予精神病患者以再燃“生命之火”的“希望”。“希望”是精神病患者能够回归社会的最基本要素。而且，在小区治疗的过程中，精神病患者的角色不再是“病人”而是“常人”，社会(社区)应尽可能地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在小区建立起正常的角色意识及人际关系和伦理关系，从而弥补由于精神疾病所导致的相关功能的缺陷，获得来自其本身和社会的自我认同与生命尊重，在提高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的同时，尽快融入正常人的生活中去。针对“真的有精神病吗”这一问题，当代精神医学的知识发展与强烈建构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二者对是否真的有精神病、什么是精神病，彼此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角度大相径庭”。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问题涵盖了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虽然精神疾病尚无法得到完全治愈，但是精神病人也应该得到作为一个“人”所应得到的基本的人权保障，包括人格尊重、生命尊严及正常的社会帮助与伦理关怀。正如康德所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人利用作为工具，而是被作为目的对待，这即是其尊严之所在，因此人置其自身于世上所有其他非人类之生物上，并超越所有之物。”今天，人们不能单纯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来阻碍精神病患者权利的实现，必须对有无自伤和暴力倾向的病人区别对待，这既是对人格尊严和生命关爱的强力凸显，也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

三、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对策分析

在机构化体制下，精神病患者被迫在精神病院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从而导致其社会功能下降、工作能力降低、人际关系变差、体力减退等，在人身自由受到很大程度限制的同时，也往往造成其动作缓慢、自我封闭、对生活失去希望等不良后果，即便他们能够再次“回归”社会，也往往难以适应社会，逐渐变成“边缘人”。让精神病患者真正踏上“回家”的道路，使“回家”的路程不再漫长，需要患者自身、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努力与配合。

(一)患者的自我觉醒

尽管在医院和家庭等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但是这些外部原因相较于患者本身而言并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精神病患者自身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精神病患者如要重新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摆脱以前机构化的影响，首先就需要借助药物控制的作用将病情加以稳定。之后，要抓住机会，主动适应生活环境，对于解决问题要有积极性，同时在心理方面也要重新加以自我肯定，这样才有可能真正“适应环境”。

(二)家属的支持“回家”

对许多长期住院的精神病患者而言，虽然有时可望而不可及，但这可能是支撑其坚持下去的唯一希望。原生家庭的功能，除了它能满足患者的经济支持外，那种延续过往亲情的经验在这些患者心中更是难以割舍的情感，尤其是当患者的病情逐渐趋于稳定，其回家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在前文提到的42名精神病患者集体出逃的事件发生后，许多家属都表示要将其再次送回医院。可见，精神病患者要真正摆脱医疗机构的束缚，真正踏上“回家”的道路，回归社会，得到家庭的支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并且这一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邻里的包容许多小区民众对待精神病患者态度冷漠

主要是担心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妨碍其生活的安宁或危及其生命安全，他们心中对待患者的那把尺子，往往比家属更为严苛。因此，精神病患者得到家人的接受后，并不意味着能够在自己生活的周边环境中自由活动。邻居对精神病患者的容忍往往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除非损及其利益，对其造成人身、财产方面的损害或威胁时，才会对精神病患者家属施压，导致精神病患者不得不再次被送回医院。《新闻调查》中李某的儿子屡次从医院接回又屡次被送回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四)医护方面的投入一方面

应当重视对精神病患者治疗的财政投入。相关主管单位应当为精神病患者的就医提供一个有利于恢复的环境，在医疗设施、医护人员的配备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精神病医院自身也要加强精神病医学伦理教育，加大对精神病患者的人文关怀，让医护人员意识到对待精神病患者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人”。在管理方面也要进一步人性化，尽量将医院科层化管理体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五)社区治疗的“去机构化”

就目前我国的基层精神病医院的医疗环境来看，已经超负荷运作，迫切需要从家庭和医院之间再找出一个适当的场所来接受精神病患者。并且，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合，精神病人居家治疗也很难有理想的效果，仅仅依靠家属的力量显然不能满足照顾精神病患者的需要。治疗小区化是精神病治疗方式的发展趋势，但在实践上需要相关单位的大力援助、社会公众的接纳以及充足的经费，由家庭、医院、小区中的任何一个系统转换到另一个系统，都要做到彼此间的互通，及时掌握精神病患者的动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去机构化运动”之后暴露出以下问题:病人回家后，导致家属的压力增加并缺少适当且足够的小区服务;再住院率逐渐上升;缺乏资源管理系统转介病人到合适住所，且数量不足;缺乏小区照护。对多数慢性精神病患者而言，“去机构化运动”代表了他们被转介到小区里生活，住在单人房的旅馆、供膳的宿舍或公寓，通常在没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及必要的日常生活支持及服务的状况下生活，亦有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等问题，还有层出不穷的精神病患社会事件。这些都暴露了精神病患者在小区生活适应上的困难与障碍。为了开展“去机构化运动”，切实构建社区治疗，就必须使精神病患者能够在康复后有益于社会。在这个方面，可参考我国台湾地区广泛设置工厂、农场等不同类型的庇护性工作场所的做法，对精神病患者予以职业能力训练，使其能掌握一项技能并有益于社会。同时，为了使精神病患者康复后能够顺利回归社会并被周围民众所接受，还必须设置社交技巧训练中心，使其重新学习回归社会所需要的社交礼仪、社交技巧和与人沟通的能力。另外，在精神病患者恢复健康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到由于生活的压力及公众的排斥而导致其心理上难以调适时，需通过心理辅导来增强其抗压能力。对于因家庭或邻居的排斥而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也应在小区内增设“康复之家”，使其有安心的归宿，而不至于流落街头。此外，还需要建立起医院与小区之间的联系，使精神病患者了解当地医疗资源的相关信息，为其从医疗机构出来后回归小区做充分的准备。在精神病患者离开医院后，医院也需要监控其一段时间，以确保其真正具备适应小区生活的能力。

(六)污名化的消除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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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治疗就是运用宗教、艺术、哲学等解决心理、情绪疾病，西方很早就认识到它们对心理治疗的功能，自舍勒始，西方文化治疗开启了两个方向，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医生和以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哲学家，以“治疗者”身份切入，分别把文化治疗界定为个体治疗和社会治疗，其基本意向性都指向对各种精神、文化病症的诊断与治疗。文化治疗的方法有很多，但基本上属于“加法治疗”和“减法治疗”两种思维形式。

中图分类号： B8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1003906

Key words： western society；cultural therapy；research direction；thinking mode

Abstract： The cultural therapy solves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illnesses with religion，art，philosophy and so on.The western scholars realized the functions early in psychotherapy.Since Shayler，cultural therapy in the west has developed along two research directions.As “therapists”，the psychological doctors represented by Freud and philosophers represented by Heidegger and Habermas，defined it as individual and social therapy，referring to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all kinds of mental and cultural illnesses.There are many kinds of cultural therapies，but basically they belong to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treatment.

第1期刘桂荣： 诊治精神疾病 追寻生命意义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5卷现代社会，人们亟亟于物质利益的追逐，心灵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但一些精神、心理情绪病症无法通过药物治疗得以解决。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现代心理治疗理论和实践对于哲学、文化的日益借重，人们开始日益关注文化治疗理论的研究。本文对西方文化治疗理论的三个维度、两个路向以及两种思维进行论述。

一、 西方文化治疗的三个维度

所谓文化治疗，是指运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非药物、非物理治疗方式对心灵问题甚至精神疾病进行宣泄、缓和、平复、净化、抚慰，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能够调解和疗愈人们心灵的烦恼和思想的纠结。西方文化治疗主要体现为宗教治疗、文艺治疗和哲学治疗三个维度。

宗教（信仰）是寻找心灵的皈依与拯救，为人们提供希望、精神依恋的对象，并在压力情境下提供调节心灵健康的策略。“宗教治疗的目的不在于‘治疗’而在于‘人生’。宗教治疗不仅是治疗病症，而且更是拯救灵魂，她给病人带来的不仅是健康而且更是人生价值的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痛苦也会变成一种快乐，在这种人生目的引导之下，人不会因为世俗的痛苦而产生心理病症。”[1]也就是说，宗教所倡导的宽恕能够化解人们的痛苦、愤怒，使人的心灵回复到清明、宁静的状态，引领人更深入地了解自我，达到自我超越的精神境界。W.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标志着宗教社会心理学的创建，他的学生S.霍尔对宗教与教育的关系做了广泛的研究。W.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开始调查的积极作用；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强调通过宗教象征探索信仰者的深层宗教心理，承认宗教的治疗作用。M.阿盖尔的《宗教社会心理学》等对宗教行为、宗教态度以及宗教心理根源都进行过广泛的实证性研究，P.蒂利希《信仰的动力》着重于个体宗教意识的研究，他们对宗教治疗心理的积极与消极作用都有客观性认识，重视宗教文化背景对人精神、心理的作用与影响。

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阅读鉴赏活动能够宣泄、释放抑郁的情绪，疗治精神疾患。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强调悲剧是通过“恐惧”和“怜悯”来达到“净化”的目的。他在论述悲剧感受时使用“净化”这个概念，最早将其引入到文艺的治疗功能中，且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认识到悲剧艺术对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治疗作用。贝尔奈斯却从生理医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贝氏看来，悲剧通过刺激观众怜悯和恐惧的情感，以期实现审美形态得以缓和，心理激情得到治疗、释放。美罗伊・莫雷尔在《悲剧愉悦与宣泄疗法》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悲剧这种文学模式同精神病医师用于临床的治疗手段有相通之处”[2]109。这些思想开启了人们对文学艺术治疗功能的关注，启示人们利用戏剧艺术和（宗教）音乐对于弱小苦闷心灵的特殊“药物效用”治功能，让心灵处于困苦的个体得以治疗。阿恩海姆的《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春山茂雄的《脑内革命》、波兰特的《文学与疾病》、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等著作奠定了文化治疗理论基础，开拓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在宗教和文艺治疗研究之外，在西方哲学自古至今的发展中存在着一种“治疗型哲学”，以“治疗者”身份切入社会，其基本意向性指向对各种生存之病的诊断与治疗。治疗成为哲学的功能之一，哲人们提出各种哲学治疗方法以期解决、救治不同“病症”。[3]

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就突出哲学治疗功能。他说：“医学治好身体的毛病，哲学解除灵魂的烦恼。”[4]52柏拉图甚至认为哲学对于人类健康方面的价值比医学更为重要，因为，“一切善恶，无论是身体中的还是在整个人身上的，均源于灵魂而流向各处，就好像从头流向眼睛。因此要想头和身体健康，你们必须从治疗灵魂开始，灵魂是首要的，最根本的。”[5]139 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灵魂不和谐”型疾病不是医生而是“灵魂医治者――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在希腊晚期哲学那里，“对虚幻人为观念之物的追逐和躲避”，被各个学派哲人们诊断为对生命危害非常深的痼疾。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都将哲学视为追求幸福生活的艺术，亦或灵魂疗法。伊壁鸠鲁曾说过：“哲学家的话语如果不能治疗人类的痛苦就是空洞的。正如医术如果不能解除身体疾病就是没用的一样，因此，除非哲学能解除心灵的痛苦，否则也是没有用的。”[6]13

在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康德之后，哲学慢慢演变为纯粹的思辨之学，在思辨的王国中自说自话，失去了原本对人的生命和灵魂的关注的热情。不过有一部分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仍在急切地关注着哲学的治疗功能。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痼疾》一书问世，是现代文化治疗理论诞生的标志。在那个基督教差不多没落的年代，克尔凯郭尔仍然坚守着最后的阵地，企图用基督教的救赎来拯救因嫉妒、恐惧、孤独、绝望等心灵痼疾而失落的人心和世情。

在尼采之前，西方哲学家总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谈哲学的心灵治疗功用。尼采是现代西方文化治疗理论得以发展的标杆性人物，他认为哲学家需要纠察社会、时代、文明本身的深层痼疾，并且进一步对扭曲至深却不为人察觉的“社会性格”进行诊断。尼采说：“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和哲学都可视为人们在成长和奋斗的人生中用以治疗创伤与帮助前进的凭藉。”[7]3701873年《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提纲的问世，是尼采文化治疗思想的首次公布。《艰难时代的哲学》大纲的第一部分“治疗哲学”概念的提出，是他文化治疗思想趋向成熟的标志。尼采文化治疗理论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尼采认为人生虽然缺乏自在的意义和价值，但人生意义匮乏非不愈之症，他试图探赜“加法治疗”方案治疗人们生活状态，给本来毫无意义的生命增添艺术的光辉来拯救人类的生存困境。但随着对文化治疗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看到负载着繁重文化观念的价值，是现代人产生心理问题的主要根源，因此需要重新对价值之价值进行彻底的清算，肃清长期盘踞在人类脑海中虚幻的价值观念。尼采认为，要想让人的灵魂更健康，须彻底与虚无主义的浪漫病决裂，“减法治疗”才能使人真正地超拔于虚无的泥泞之上，才会有孕育超人的希望。[8]

1912年舍勒的《重新感受和评价：论文化病理学》问世，用以揭示文化的疾患，并把“病理”这一医学和心理学的概念拓展到文化上怼I崂盏奈幕病理学是对尼采文化“减法疗法”的发展，也带来文化治疗的革新，因为他开启了一个大家熟悉却被忽略的问题：是文化需要治疗，还是文化中的个体需要治疗？这也为现代文化治疗开启了两个路向：社会治疗和个人治疗。

二、西方文化治疗的两个路向

弗洛伊德开启文化治疗的新气象，以他为代表的临床医生，把治疗界定为个体治疗。弗洛伊德的精神治疗受到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启发，注意到“宣泄”的精神治疗作用，并运用“谈话疗法”诊治个体精神疾病。弗洛伊德非常看重文化心理，利用独创的精神分析作为工具研究文化心理起源，并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把“文化病理”化整为零，将克尔凯郭尔以降的文化病理问题重新归位为诊所中的心理诊疗问题。

阿德勒对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治疗加以继承和发展。阿德勒认为“人不是被环境所决定的，而是被他自己对环境的评价所决定的”，“个体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我们决不能只治疗单一的病症或者只关注它的表象，我们需要在他整个的生活方式中，用心灵解释经验的方式，利用它所能表达的意义找出它的真正错误所在，这为教育和治疗的未来提供了一种特殊指引。这才是心理学的真正价值所在。”[9]51阿德勒不是将其理论局限于对心理问题的狭隘治疗，而是关注人本身，从而开创了人本主义心理学。

艾利斯的理性情绪疗法和贝克的认知疗法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个体治疗。艾利斯从爱比克泰德的“困扰人们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人们对这些事情的判断”这一观点出发构建了著名的“ABC理论”。这个理论指出，一种行为和情绪结果（C） 是由一个激发性事件（A） 和一个信念系统（B） 联合而产生的。埃利奥特・D・柯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逻辑的治疗（LBT）”，确定了信念、行动和情绪之间的逻辑（而不是因果）关联。这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一种形式，引入哲学理论构建哲学解药，这些解药专门针对不合理的前提，为超验美德提供解毒智慧和正能量，通过改变逻辑前提，克服不合理的惯性思维认知。[10]A.T.贝克的《认知疗法与情绪障碍》《抑郁症的认知治疗》全面阐述了认知疗法的基本理论、治疗路径和技术方法。“认知”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他人、环境和事物的认识与见解等等。认知疗法乃是针对心理分析疗法的缺陷而发展起来的，其重要的理论前提是人们的认知影响人们的情绪和行为，因此治疗人们心理问题时通过认知技术和行为技术来改变当事人的不良认知从而解决情感和行为问题。一个人处于应激状态时，他自己的认知结构决定了他的情绪是焦虑或是愤怒，是抑郁或愉快。由于个人的认知基础不同，对应激的行为和情绪反应也各有不同。认知疗法常采用认知重建、心理疏导、问题解决等技术进行心理辅导和治疗，其中认知结构的重建最为关键。

不合理的认知前提是产生负性情绪、精神疾病的基础，文化治疗就是通过文化观念的改变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和效果。精神疾病是人们因为人为构造的东西（思想、文化、观念）而丧失了自然、自性、自我，为了外在的虚幻而失去了本真，本性受惑，容易受伤，“当我们执著地寻求答案、解决方法和治疗方案时，我们遇到的困惑就影响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这种执迷本身就是一种幻觉。”[11]47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是产生痛苦的关键，治疗痛苦关键在于思想的治疗，而思想治疗的本质就是学会正确的判断，“正是通过求助于语言这个资源，我们获得了一种治疗我们困惑的方法。”[11]61罗・马里诺夫、贝尔特朗・维尔热里、E弗洛姆等也认为“只能通过沉思而不是药物治疗来获得内心真正的平静”[12]6，通过多种角度、方式的观察才会有更深入的理解，以充满活力的语言进行对话和思想交流才是真正的哲学治疗，“只有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抛弃那种偏执的、急功近利的生活方式。存在应该是首位的，彻底认识和表现人类的潜力才是生活的目的。”[13]145

从1980年代起，德国学者G.阿肯巴赫等创立了当代哲学咨询，回归哲学作为灵魂治疗的传统。目前，哲学咨询（又称哲学咨商）从业者及行业协会遍及世界各地，理论构建和实践操作日趋成熟，甚至已成为心理治疗、精神医学的替代性选择，它为人类应对各种情绪障碍、日常生活困境以及精神病患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途径。美国全国哲学咨询协会（NPCA，其前身是美国哲学、咨询、心理治疗协会ASPCP）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意识地将哲学和心理学放在一起研究，通过从业者的践行，找出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和区别，力图创建一种融合哲学和心理学内容的心理学-哲学践行。哲学咨询通过挖掘哲学家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佛陀、黑格尔、康德、尼采以及中国孔老庄等的思想来开展咨询。这种哲学应用活动有人称之为哲学践行（philosophical practice），通过哲学践行，治疗人们因思想而造成的问题。美国哲学从业者协会会章的“使命宣言”声明：“哲学践行被定义成是……一类基于哲学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有益于顾客。这些活动是非医疗的、非医原性的并且并非本质上与精神病学或心理学联合在一起的。这些活动的焦点是有教育意义的、价值论的并且纯粹理性的。”[10] 美国哲学心理咨询协会（APPA）创办人罗・马里诺夫也倡导运用哲学知识及思考方式帮助大众开解日常生活难题，他的《哲学是一剂良药》《人生大问题：用哲学拯救生活》《中庸之道：在极端的世界里找到幸福》等著作以哲学大师的洞见启发个人信仰，提升精神境界。哲学不是阳春白雪，它能切实解决伦理道德的两难、情感困境、中年危机、生命意义的迷惘、面对死亡的困惑与恐惧，甚至职场生涯的低谷、失业、失恋，给予心灵的抚慰与激励。

与专注个体治疗不同，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等密切关注心理与文化、对象与背景、个人与情境、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实践者与实践等相互作用，将哲学与心理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中寻求智慧，对社会和时代的痼疾做出明确诊断。

海德格尔从批判对“存在”的遮蔽和遗忘开始，通过对现代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与疗救，去寻找生命存在的印迹。海德格尔认为：“任何存在论，如果它未首先充分地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14]15而澄清存在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因为只有语言才能将人从僵化的形而上学和霸权的技术束缚中解救出来，使人的存在意义得以回归。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论，是对现代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其根本意图是治疗、化解现代社会文明带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由此而滋生的负性情绪问题。

哈贝马斯针对后现代社会的病态发展，从主体间性出发，提出以“交往与社会进化”为治疗人类和社会的方案。哈贝马斯认为人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人的“此在”状态，是一种存在境遇，是人与人之间共同享有的文化系统。文化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意义重大，它是交往行为者随时可运用的知识储备，是协调个人和社会的重要工具。文化使生活世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还能够让生活世界保持一种反思，能够接受来自各方的拷问和审查。哈贝马斯把拯救的愿景寄托在社会性的系统工程上，他希望割除后现代社会的肿瘤，让社会重新归位到有序的状态，让“某种社会福利、自主化惩罚以及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等要素都将被合而为一”[15]170。哈氏的文化治疗思想有试图将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整合起来的志趣，可见，文化治疗的功用越来越具有综合的趋势。

三、西方文化治疗的两种思维

文化治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思想认识不嗵岣撸分析能力、判断能力逐步加强，从而沿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西方很多学者从理论与实践上创构出多种文化治疗的方法，但其基本都属于“加法治疗”和“减法治疗”两种思维方式[3]，通过交流、思考，培根固本，去蔽去执。

加法治疗面对的是精神匮乏的病症，孤独、空虚，对死亡的恐惧等等。死亡吞噬生存的意义，导致精神空虚，觉得存在没有意义，而通过宗教、艺术，以及增添哲学的终极关怀维度，赋予生存状态更高、更美好的意义，丰富精神生活，增加精神支撑力度，提高快乐指数，抗衡生活中的障碍，战胜痛苦，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就是一种加法治疗。

奥地利精神医学家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是把哲学、文化传统对人的价值及生命意义的导向功能接引到心理治疗中。他的代表作《医师与灵魂》《活出生命的意义》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后者，风靡全球，被翻译成24种语言。意义疗法的核心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人终极生命的关怀。在弗兰克尔看来，人类生命体的存在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三个维度构成，这三者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其中精神是超我的存在，是生命的意志和意义，意义是衡量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维度，是人存在的最高维度。弗洛姆说过：“人不仅要有某种思维系统，而且要有某一献身的目标为他的存在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带来意义。”[16]56弗兰克尔将意义作为心理调适的重要方式就是以追寻生命的意义作为目标，通过“对所有的恶性循环群系和反馈机制进行散焦”，克服存在之挫折所导致的“意源性神经官能症”，让患者直面并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17]116-121

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发掘生命的意义呢？弗兰克尔认为，首先，要有责任意识。责任是意义疗法中的绝对命令。弗兰克尔创设意义疗法的目的在于引导患者认清自己的责任，因为，一个人只有认清楚了自己为什么负责、对什么负责以及对谁负责。只有认清了自己担负的责任，才能实现生命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弗兰克尔认为，人越是投身于某种事业而忘记自己，越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其次，要学会爱。以爱调适人们的精神病患是弗兰克尔意义疗法的一大法宝。弗兰克尔认为爱是一个人通达另一人内心深处的唯一路径，因为只有爱着一个人才能看清楚一个人的本质特性，甚至可以看到他/她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同样，因为爱，你才可能为你的爱人竭尽全力，才能挖掘你全部的潜能，因为爱，你才可能更为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弗兰克尔的爱，不同于或本能的爱，而是抛弃了弗洛伊德的追求快乐和阿德勒的追求优越，是一种正当的、神圣的爱。在弗兰克尔看来，爱不是性的副产品，性只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性只有跟爱结合起来，才能得以提升，否则人将会失去人的意义。最后，要坦然地承受苦难。苦难是大部分人必然经历的人生体验，勇于承受苦难，生命才更有价值。《圣经》里的基督背起了十字架，用自己的生命背起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这种精神和毅力，让人们看到没有什么苦难是不能够承受，没有什么责任是不能够担当的，只要我们有直面苦难的勇气，我们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承受。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就是要让人们认清苦难的意义和价值。弗兰克尔说过，人哪怕在毫无希望的境地，在面对无法改变的厄运时，都能找到生命的意义。而这时找到的生命意义，是支撑人们潜能发挥极致的精神动力，它可能支撑着人将个人的灾难化险为夷，将个人的厄运转化为人类的成就。意义疗法对苦难的坦然接受，并不是因为苦难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承载在苦难之外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