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范文

时间:2023-12-06 18: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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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篇1

关键词:语言 文化 跨文化 大学英语教育

一、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1.概说

语言是人类思维和交流的工具。语言与文化是统一的,二者相互依存。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人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掌握人类社会的文化知识。人们在学习一种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就是在学习这一民族的文化。在语言学习中,文化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语言的使用要受该语言所属民族文化制约。

所谓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是属于文化这个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二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所有文化现象都可以在语言中得到反映。文化是一个社会学的根据,从广义上讲,它一般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或者说文化是人类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的总称,人类的所有精神和物质活动都属于文化。不同民族由于地理、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因而文化带有民族性。一种语言就是在该民族长期物质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物质生活基础上的精神产品。

2.语言中的文化

语言不但是人类思维和交流的工具,它同样是打开异国世界的一把钥匙。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的总称,人类的所有精神和物质活动都属于文化。不同民族由于地理、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因而文化带有民族性。一种语言就是在该民族长期物质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物质生活基础上的精神产品。我们通过语言来了解目的语使用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因此,当我们接触任何一种新的语言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其绚烂多姿而又广博深远的文化。Timothy Light在《现代外语教学法:理论与实践》中以背景知识的功能为出发点,提出了“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的概念。所谓知识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对某词某句的理解和使用不产生直接影响的文化背景知识,它可包括历史、地理、经济、哲学等等。所谓交际文化是某一文化领域内人们普遍的文化适应能力,是指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时,由于缺乏有关某词某句的文化背景知识而发生误解,它包括词语文化以及它广泛的内容,小到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大到抽象的行为规范、伦理标准、信仰价值观等。因此,我们在使用语言时所受到的文化上的制约和影响远比我们认为的要大。

3.文化中的语言

那么什么是语言呢?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学习语言不是一个孤立的学习过程,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生活在一定语言使用区域中的人们在一定的语境下相互交际而使用的,一种特定的语言总是和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或国家以及其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的。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它可以容纳文化的各个方面。语言一方面反映文化,另一方面它的形式同时受文化的制约,特别是受思维方式的影响,这时语言的民族性显得格外突出,使不同民族的语言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如果单从一种语言和其对应的文化来看,二者是重叠的,所以,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只有从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对比中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4.跨文化

由于不同的民族所处的生态、物质、社会及宗教等环境不同,因而各自的语言环境产生了不同的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上人情等语境因素。不同文化背景造成人们说话方式或习惯不同。语言与文化密切联系。

跨文化交际能力指的是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所需要的能力或素质。其英语名称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它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

跨文化交际是一个综合的、多向度(multi-dimensional)的概念,它包括知识向度、思维向度和行为向度等。文化是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总称。在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目的语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制度、一般风俗、礼仪、禁忌等,并主动参与跨文化交际情景过程,要对复杂多变的因素作出独立的判断和灵活的应付,交际者要具有感知和应对现实和流动事务的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不仅包括知识和思维的能力,还表现为一种行为能力,一种与人交往的能力。毕竟交际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作为一名英语教师.在教学中,不但要教给学生语法,更重要的是要注重文化差异的教学。

二、大学英语教育的功能和意义

1.概说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质,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因此,大学英语课程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基础知识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

2.功能和意义

大学英语教育包括英语作为语言的工具功能及整体素质培养功能。大学英语教育的工具功能是因为它具有现实的使用价值而一度成为语言教学的重点和热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英语只是一个工具”。大学英语教育通过它的另一项功能即整体素质培养功能从而促进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行为的发展,使他们具有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大学英语教育能使学生多侧面、多角度地观察和思考世界,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世界。语言的培养功能涉及到不同的文化背景。英语的学习和实践是以该语言所表达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思想和意识活动为依据的。而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了解和学习英语国家的文学、民俗学方面的知识,欣赏英语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还可以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

三、 语言教育与文化教育

1.概说

语言是人类思想和交流的工具,语言和文化是同一的,二者相互依存。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人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掌握人类社会的文化知识,人们在学习一种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就是在学习这一民族的文化。在语言学习中,文化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语言的使用要受该语言所属民族文化制约。因此,我们的语言教育既有工具性,更有人文性。外语教育不但是语言教育,还包括文化教育,这些认识已逐渐成为我国外语界的共识。然而在很长时间里文化教育基本上都被单一地或片面地理解成目的语文化的导入。人们在讨论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导入时,大多数讨论主要是针对外族文化导入的重要性和意义,而忽略了本族语文化。广大的外语教育工作者需要充分重视的是在对目的语文化导入时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之间的异同。

2.中西文化差异和大学英语教学

中国是封闭式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种在宽松融洽无压力的自然氛围中生长起来的民族塑造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观,即没有人与自然的明显对立,习惯于从总体方面认识事物,并从本质上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并用这种观点去解释一切事物和现象。而英美民族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山呼海啸、动荡不安的海洋环境中,这使得英美民族重视空间拓展与武力征服,他们的民族性格中深含着强烈的战胜欲和征服欲,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分离的,人处在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他们的文化发展是在生产力和各种科学技术的发展下推动的。由这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所衍生出的在中西方文化、信仰和观念等等上面的不同,使得两个民族在行为习惯和思维发展以及心理、性格上也出现了极大的不同,形成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文化。中国文化属于人文文化,而西方文化属于科学文化。两种文化属性产生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汉民族以直觉感性为主的思维模式和西方民族分析性逻辑思维模式;西方的心灵是分析的、个性化的、客观的、普遍化的、概念化的、体系的等等,而汉民族文化却恰恰相反,可以概括为:综合的、整体化的、主观的、独特的、直观的、非体系的等等。

在具体的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考虑到中西在思维和文化上的这种差异,使学生了解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又构建了不同的认知方式,形成不同的交际风格与语言行为模式,从而启发学生建立全景式的文化认知,明白彼此交际规范、词法、句法方面的不同。鼓励学生正确认识和使用外语学习过程中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和言语结构知识,一方面强调这种外语语言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应该通过母语加强专业知识以及跨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加信息量,以此来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

3.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意义

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是既有专业素养又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综合性人才。然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更要懂得遵守语言的使用规则。因为没有这种使用规则,语法规则将毫无用处。在与外国人的接触当中,讲本国语的人一般能容忍语音或句法错误,相反,对于讲话规则的违反常常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因为本族人不大会认识到社会语言学的相对性。因此,在实际交际过程中,文化错误常常要比语法错误更严重,如果没有文化方面的知识,如果不了解文化方面的可接受性和不可接受性,那么交际很可能会发生障碍甚至失败。

4.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应用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我们需要积极转变一般教学的思维模式,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学生灵活使用语言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对象,按照不同的需要以及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用恰当的语言形式准确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在世界走向中国,中国也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既要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精华,又要向全世界介绍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展示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到的职责和义务。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必须提倡以跨文化交际为目的的目的语和本族语文化的兼容并举,以培养和加强外语学习者的语言文化敏感性。

而作为目的语与本族语的中介者和解释者的外语教师在外语教育工作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他们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教学工作――解释一些词法、句法和篇章结构,在他们面前所要完成的是更加艰巨的一项任务――文化教育。而文化所涉及到的范围如此之广,不但包括了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还包括历史、地理、哲学、心理和思维方式,甚至还包括某些科学范畴概念。因此,外语教育是一门多学科的综合性教育。

林汝昌先生在《外语界》1996年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里提出,文化的导入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讲授目的语的语言结构知识,消除外语学习中影响理解和使用的文化障碍,重点是导入有关词汇的文化因素和有关课文内容的文化背景知识;二是较系统地导入相关的文化知识,根据每篇课文或每册书的内容,归纳出能涵盖课文或全书内容的文化框架;三是导入更广泛的文化内容,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与哲学传统,即综合与概括一种文化的社会模式及其价值系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在此过程中,教师除了分析外语教学中的语言现象、分析其文化语境之外,还应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形成逐步完善的文化认知模式,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外语的理解,提高外语的运用能力。

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认识到,外语,尤其是英语,已经成为一座走向世界的桥梁,同时也是让世界认识中华民族的桥梁。我们通过它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近我们。它同样也是一把钥匙,一串神奇的字码,我们通过它发现自我和那些我们未曾到达过的神秘世界。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3]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大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4]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篇2

        我们学习应用外语,目的是为了交际,并且是跨文化的交际,故此必然涉及不同的习俗文化、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 和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等。我们所指的文化,并不单纯是狭义上所指的文学、音乐、美术等,而更广义上所指的: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俗、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所以在跨文化的交往中,没有这些的深入认识,只局限地以自己母语文化中所形成的各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习俗观和世界观去和外国人进行交往,必然会形成不同文化观念在某个话题或论点方面的冲突和不快。

        在初中阶段的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学工作者更多地强调了“听”“说”“读”“写”四大技能的培养及素质教育在教材的安排和教学时间的分配上,忽略了英语文化的进一步的学习、了解和渗透。同时,作为素质教育,我们在语言教学中,应尽量多地全方位体现该语言范畴的文化现象、文化特征。虽然对事物的理解受到年龄、职业、信仰、思维等影响,但对于初中学生来说,他们应该可以理解在欧美国家最常用的成语、谚语、格言和典故。这些内容在教材中安排得并不多,尽管有“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但我认为仍不足够,英语文化中,常用的谚语还很多,而适合初中学生年龄认知的谚语也很多,如:“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least said, sooner mended”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典故,在第一套人教版教材中,初中英语第五册曾有过的故事,简单涉及了所罗门这位智慧之王的故事,但这类的典故并不多见。根据年龄与接受力的因素,我认为可以适当增加多几个常见于西方文化中的典故文章作为了解和阅读材料的,如the garden of eden, noah’s ark, the tower of babel, achilles’ ,heel等。另外,在英语中,颜色的运用,特别在语言中作比喻和联想的运用是较为广泛的。我们在教材中见得也不多,如the green house, the white house, in black and 

        而受年龄和思维深度、心理因素的制约,委婉语、禁忌语和英语文体等在初中教材中极少出现是较正常的。在跨文化交往中,怎样才是有礼貌、怎样用适应的谦辞和敬辞同样很重要。虽然在教材中有出现,但仍要补充。尤其能结合现实中,中国人汉文化与欧美人英语文化在交往中出现的各种失误与冲突的材料,在教科书中应有充足的安排,这样的例子才有说服力和警示性。

      在文化交际中,我们接触得最多的还是人,我们要更全面地了解外国人,必须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生观、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等有深入的了解和熟悉。必须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和人民有大概的了解,在各种人物传记中,新旧版两套人教版教材所选的内容都非常好。人们都总想从下面的、有积极意义和成功的奋斗经历的人物身上吸取其人生精华,因而在所有教材中出现的人物形象,给人难以磨灭的印象。如: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内森黑尔,(其名言为“我唯一抱憾的是:我有,且仅仅只有一次生命贡献给我的祖国”),反映普通人一面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的动人故事;反映有骨气的歌唱家;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爱迪生;著名杰出的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现代护理制度创始人佛洛?萨南丁格尔;在丛村中因飞机失事而幸存,并顽强求生的德国女孩的故事等等。所有这些反映了历史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在教材中应适当补充现代著名的体育运动员、艺术家、政治家或社会以至为全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的轶事。所有这些材料,给在成长时期的中学生的心灵教育起着极大的积极的作用。人们可以分析其文化背景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中吸收其精华。另外,体现欧美人独立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乐观主义和与他人良好的合作精神、创新探索精神的人物传记与体裁,应考虑到教材的更新和补充中去。

        语言中,包含着文化领域中的民族性格部分。如欧美人所崇尚的幽默感。这类题材文章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并不多见。作为更深入地了解和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应参照(第二册)等有关教材中的文章选取适当的扩充到初中的教材中。

篇3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 文化艺术组织 政府 合作关系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提高,随之衍生出对艺术的需求。我国政府大力推进文化职能转变与文化体制改革创新,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成为重要的文化职能补充。目前,我国形成以三大部分为主体的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分别是以美术馆、艺术馆和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事业单位;以中国美术家协会以及各类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团体;以民营艺术馆为代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①

一、我国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的重要性

在全球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作为一项必要社会组织起到了引导合理社会价值观、培养公民审美情操、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非营利艺术文化组织的重要性体现在:(一)能够充分吸纳社会资源,通过募捐等形式募集社会资金及慈善物品,在动员志愿者参加组织开展的社会文化艺术活动中,以非营利性、公益性的特征充分弥补政府与市场缺失带来的不足,从而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二)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作为公众意识的表达载体,充分体现公众文化诉求,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到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中,拓宽公众对文化艺术的了解,提升公众审美情趣,比如艺术馆、博物馆开展的展览活动和讲座,直观的向公众展示文化艺术的实体与思想,公众通过“看”“听”甚至“摸”等多种形式来感受文化艺术,进一步推动文化艺术观念的传播。②(三)传播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导向,引导公众承担社会责任,坚守道德底线。文化事业单位可以通过出版物、公众讲座等形式进行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历史文物,形象化的展示、讲解传播爱国主义情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人生观与价值观,与政府相互配合保障公共文化政策的推进实施。(四)社会团体的成立保障了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权益,用团体的形式构成规范的文化体系。因此,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的健全发展以及与政府构建良性合作关系是实现我国文化艺术事业蓬勃发展的必要前提。

二、我国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与政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背景下,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掌握公共权力,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权力影响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是政府实现其文化职能转变的载体,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对政府政策的有效回应可以对政府形成强大的支持力,反之会产生限制作用。二者间良性互动的关系是提升社会文化传播能力、实现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但目前,我国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政府的强制力决定了政府在政治力量对比和资源分配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③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的建立要得到法律与政策支持,以获得成立和运行的合法性。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位不够明确,导致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缺乏独立性,④文化艺术传播的主题与内容受限。在二者的合作关系中,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处于被支配地位,忽略了公共文化艺术的公众性、多元性、创新性的特征,没有做到以公众需求为根本出发点。

(二)在我国,政府资金支持是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运行的主要资金来源,相关募捐和基金政策不太健全,导致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在运行活动与决策上缺乏自主性。我国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本身缺乏健全的管理体系,倾向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员工呈现老龄化态势,缺乏创新性,人、财、物管理制度不够科学,资金短缺,社会公信力、影响力不高,难以实现与政府的有效合作。

(三)公众全民参与程度有限,制约了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的发展,使得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内部资金利用不充分、文化设施资源浪费。主要存在着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城乡差距大的问题,还没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政府作为文化艺术事业导向的主体,与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的互动性不高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供需脱节的情况。此外,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自身也存在能力不足的现状,内部管理体制不健全,文化活动开展缺乏长期性、计划性,无法对政府的支持予以有效地回应。

三、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与政府构建良性合作关系的对策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既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又要能够匹配经济发展的步伐。政府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时,与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不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二者应构建和谐的合作关系来实现角色的转变。

(一)基于公众需求的统一文化推广

政府与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应加强沟通与交流,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拥有便利的条件了解公众的文化艺术需求,作为公众意志的载体,应积极向政府反映公众文化艺术推广的切入点,不单单以政府指令为根本,应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政策的制定,有利于实现政府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如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与地方政府社区合作,开展社区书法艺术品展览、社区老年人书法大赛等,丰富群众日常生活,在符合社会主流文化艺术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推广满足公众需求的文化。

(二)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法规与管理机制

政府深化法制改革进程,简化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审批程序,高效合理的对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进行管理。政府在明确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的合法地位前提下,要认清政府与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之间可能出现的公共资源竞争。⑤合理调配资源,在对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进行拨款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英国《慈善法》为借鉴,规范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融资环境,保障资助人权利与义务,对文物与艺术品捐赠进行科学管理,进一步营造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独立自主的决策与运行环境。同时,明确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管理体制,以科学透明化的管理来提升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的活力和竞争力,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在合理的前提下尽量少的受到政府干预,形成自身良性发展。⑥

(三)加大公众参与力度,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

政府始终扮演着对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的监督者角色,但人民群众是政府与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公众对文化艺术的需求与接受程度是政策推进的根本。加大公众参与,形成惠及全国上下的格局,形成第三方对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的监督态势,提高政府与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合作效率,杜绝资源浪费。

构建政府与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的良性合作关系,是促进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稳步前进的首要出发点。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作为文化事业的“第三部门”,应充分发挥其功能补充作用,积极构建和谐共赢的合作关系模式,为进一步推发动我国公民文化艺术水平打下良好基础。

(注:本文为哈尔滨师范大学青年学术骨干资助计划项目,项目编号:KJB201106;黑龙江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LBH-Z12079;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Ggzdxk-13004)

注释:

①黄小娇.美国非营利艺术组织的募捐及其实践――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例[D].中央美术学院,2014.

②王名.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功能及其分类 [J].学术月刊,2006(9):8-11.

③田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一个社会学理性选择视角的分析[J].学术研究,2005(1):90-96.

④郭小聪,文明超.合作中的竞争: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新型关系[J].公共管理学报,2004 (1): 57-63.

⑤马力.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模式构建[J].学术交流,2007(4):86-90.

⑥周正兵.英国非营利艺术机构管理经验及其启示――以经常性资助机构为例[J].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2 (45):62-69.

篇4

关键词: 语言 文化 对外汉语教学

一、引言

国外对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产生了很多较为重要的理论,如沃尔夫假说和前苏联的语言国情学,这些对我国关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鉴于篇幅有限,本文只梳理我国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成果。

我国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从词语的涵义方面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国内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的滥觞。继而兴起了多种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也产生了几个流派,如“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派”,“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派”和“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流派”(束定芳,1996),以及多个学科分支,如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方言语言学等。这些研究证明,文化和语言的关系错综复杂,对其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不仅不互相冲突,而且从不同的方面完善了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一)语言与文化的定义

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明确何为语言,何为文化。“从语言的结构特征来看,语言是个符号系统。它是一个由音位、语素、词和词组、句子和篇章等构成的层级系统。从语言的功能特征来看,语言是个工具,是个思维的工具、交流的工具”(束定芳,1996)。关于语言的定义争议不大,但关于文化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国内外有两百多种定义。季羡林先生(1995)曾指出文化的定义“最好还是不下”,同时他认为:“文化就是非常广义的,就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做文化。”

(二)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上文已提到,我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研究成果已颇丰,进入新世纪也出现了一些较为新颖的理论。顾嘉祖(1998)曾说:“任何对语言三要素的研究与使用语言的人分离开来,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研究语言三要素,我们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语言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对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包含关系

这是一种较被认同的观点,也是较为折中的观点。王魁京(1993)、束定芳(1996)和杜道明(2008)都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说文化是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大系统的话,那么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杜道明,2008),“二者的概念有大小之分,有包容与被包容之分。”(杜道明,2008)“作为人类传递信息的工具――语言,它是人类文化总体的组成部分,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媒介。”(王魁京,1993)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反映与工具关系

还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语言是文化的反映,这是语言与文化的反映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束定芳,1996),这是语言与文化的工具关系。但随着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大家逐渐注意到这种表述并不准确。刘君涛(2000)指出:“我们不能把语言简单地看成是反映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不可能仅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杜道明(2008)则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够全面,他主张“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这一说法。传统的反映和工具的关系倾向于认为文化重于语言,而刘君涛(2000)和杜道明(2008)则认识到语言也会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语言也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决定关系

戴昭铭(1996)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值得采纳。他在《文化语言学导论》中指出:“语言和文化谁产生谁,谁决定谁和谁影响谁,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值得、不必要也不可能求得一言以蔽之的解答。”这就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还有学者是从具体的方面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如王魁京(1993)是从语言的各个平面研究了其与文化的关系,如语音、词汇和语法与文化的关系,这对对外汉语教学是有指导作用的。戴昭铭(1996)则从文化的各个层面和语言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从思维、哲学、政治、宗教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重要性

有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了要在外语教学中重视文化教学,认为“学习语言,一方面要学习规范的语言,另一方面要学习正确地运用语言”(王钟华,1991)。进入新世纪,研究者更是从国家的战略高度讨论了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指出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是随着我国国力增强而带来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蓬勃发展及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深入拓展,在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张德鑫,2001)。由此可见,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讨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已成为一种趋势。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

上文已经提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该树立不同的文化观,换言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与我们文化本体研究中的文化是不同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更多地是从交际的角度、实用的角度来研究的。对此,周思源(1992)在《论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观念》中较早地作了论述。他认为:“我们建立的文化观念归根结底要服务于教学,以是否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为取舍标准。”如果我们把语言中包含的任何文化知识都毫无遗漏、不加取舍地传授给学生,那么“我们就会陷入处处都是文化,语言教学受到冲击的困境”。对此,张占一(1990)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所谓知识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不直接影响准确传递信息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所谓交际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即引起偏差和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但是这种分类的问题是内涵不够清晰,其中的“不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很多时候是因人而异的,会出现一种文化知识既属于“知识文化”,又属于“交际文化”。周思源(1992)提出学生的五种需求,也就是要从学生的需求来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知识进行取舍和分类,内容比较宽泛,没有提出具体的分类标准。但其后的葛中华(1994)进行了“语言文化”与“超语言文化”的划分,“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进行考察和研究”。此种分类完善了“交际文化”与“知识文化”的分类,也就是说这样的划分更为细致,“避免了‘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在外延上前者包容后者、在内涵上也含混不清的情形”(葛中华,1994)。同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也可以据此来进行文化大纲、文化教材的编写。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讨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我们要分阶段来研究。在不同的教学阶段,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不同的。

张占一(1990)、王钟华(1991)和王学松(1993)等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在语言教学中要分阶段处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基本上认为在初级阶段要以语言教学为主,文化教学为辅,同时文化教学内容为“知识文化”或称为“物质文化”,如“春节、贵姓”等当中包含的礼俗文化,“四合院、紫禁城”等当中包含的建筑文化,“菜系、旗袍”中包含的饮食服饰文化,以及“京剧、唐诗”中包含的文化艺术文化都可以在初级阶段介绍给留学生。在中高级阶段要加大文化的输入,而且输入的是“交际文化”或称为“精神文化”,如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化可以在这个阶段介绍给学生,但要注意“适量”,在这个阶段也不能放松语言教学。吴仁甫和徐子亮(1996)从定量、定性的角度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包含基础汉语教学、交际文化教学和知识文化教学,这三种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位置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基础汉语教学作为语言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它是首要的。”“交际文化教学和知识文化教学也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心应偏向于交际文化教学。”就三者的关系,作者给出了形象而贴切的比喻:“三者的关系犹如一座宝塔,基础汉语是塔基和塔座,交际文化是塔内由下而上的楼梯,而知识文化则是塔尖。”并且进一步提出基础汉语教学是“无中生有”,指在初级阶段要把语言技能方面最基本的语音、词汇语法知识教授给学生;交际文化教学是“雪中送炭”,是指把交际中常用的文化内容讲解给学生。如汉语中有时不直接拒绝某人,而是采用较为含蓄的“拒绝”的代名词:“以后再说吧。”“我们再考虑考虑。”等等,留学生了解了这种交际文化既可以听懂别人“拒绝”的意思,又可以用这些词语委婉地拒绝别人。知识文化教学是“锦上添花”,指把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文化介绍给留学生,使他们对中国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本文认为,此项研究将语言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分析得很透彻,但这里沿用了“交际文化”、“知识文化”的分类,在概念的外延上还是有所不清。

这方面最新也是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是李枫(2010)的《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处理的阶段性划分》一文,文章中论述了文化因素分阶段处理的必要性、依据、原则和策略,比较完整。但通过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也发现,不管是以前的成果还是现在的成果,在论述方面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大的方面提出一些原则,研究得还不够细致和深入,这可能也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内容驳杂有关。因此,我们应继续加大分阶段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力度,将研究引入更深、更细的方向,完善对外汉语教学。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将我国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如包含关系、反映和工具的关系、决定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应该从多角度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不应将两者的关系绝对化和单一化。进而梳理了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以及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这些研究都比较宏观,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要将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细化和量化,为教学提供有利的参考。

参考文献:

[1]陈建民.关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思考[J].汉语学习,1992,(1).

[2]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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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葛中华.文化考察的新视角:语言文化与超语言文化[J].汉语学习,1994,(3).

[5]顾嘉祖.语言与文化――永恒的跨学科研究课题[J].外语研究,1998,(4).

[6]季羡林.西方不亮,东方亮――季羡林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演讲[J]. 中国文化研究,1995(冬之卷).

[7]李枫.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处理的阶段性划分[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4).

[8]刘君涛.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重新认识[J]. 外语研究,2000,(1).

[9]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10]束定芳.语言・文化・外语教学[J].山东外语教学,1988,(2).

[11]束定芳.语言与文化关系以及外语基础阶段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J]. 外语界,1996,(1).

[12]王魁京.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与第二语言的教学[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6).

[13]王钟华.建立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教学体系――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关系问题的思考[J]. 世界汉语教学,1991,(1).

[14]王学松.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层次[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6).

[15]吴仁甫,徐子亮.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位”与“量”[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16]张德鑫.润物细无声――论对外汉语教学与汉学[J]. 语言文字应用,2001,(1).

篇5

关键词 少数民族 语言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H2;G122 文献标识码:A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当前现存的语言种类为近7000种,但是全世界96%的人口只使用这7000种语言的4%,并且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平均每60天左右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再加上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按照现有趋势,不到3个世纪的时间,世界上很可能只有数十种语言存在。语言不仅是沟通和交流的载体,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缩影,重视语言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0概述

对于语言我们十分熟悉,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语言。但是我们很难准确地对语言下一个确定的定义。我们认为,语言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语言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人们能够借助语言来了解相互的意图,能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从而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其二,语言是人类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成果的载体,它能够将人类的文明进程记录下来,供人们反思和探索,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三,语言又是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的创造,是一种特有的事物。动物也会发声,也会用声音来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但是这种声音较为机械,不能称之为语言。

1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和教育与文化传承之间存在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紧密联系。一方面,语言的存在和语言教育促进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对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是少数民族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的重要载体和基础,它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是民族文化记载、储存和传承的物质条件。各民族人民通过对语言的提炼、记录和整理,使民族文化不致会消亡。

(2)民族文化传承也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发展有促进作用。较好的民族文化保护氛围本身就会让民族语言受益,并且其也能够极大提升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效能;通过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不断调查、开发和搜集、整理,也能够充实少数民族语言的内容,将民族语言以一种更为直观的、动态的方式得以发展。

2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促进文化及其传承途径探析

(1)应当在立法上对加强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强制性规定。因为当前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发展相关影响因素太多,如果不运用国家强制力去约束,仅凭其自主发展,很难起到很好的效果。及时地制定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工作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有利于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2)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培养优秀的双语人才。尽管汉语是我国的通用语言,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群众来说,其生活交往活动中更多地还是使用本族语言。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双语教育,培养能够熟练运用当地语言和汉语的更多人才,实现双语平衡发展、共同促进的局面。汉民兼修已经成为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基本要求。

(3)营造较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建立良好的文化氛围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第一,少数民族政府应当加强其领导和统筹,用政策上的保障来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得到传承,扭转以经济为纲的错误发展观念,重视少数民族教育;第二,加强家庭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和影响,家庭的作用远比学校更大,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应当由家长将民族精神、民族观念传承给下一代;第三,开展各种乡村文化社区活动。应当采取更为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来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

(4)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调查、研究、整理、总结,采取各种现代化的手段来对少数民族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记录,创造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除此之外,还应当形成高效率、高质量的语言文化传承机制,将拯救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文化当成当地政府重要的历史任务去做,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民族精神和理念发扬光大。

3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传承现状岌岌可危,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背景下对整个国家和五十六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消极影响。再加上近些年来西方主流价值观念和文化对我国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击,在当前研究如何保持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迫在眉睫的历史、现实意义。当然,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断开发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趋向一体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探索其中的规律,尊重客观现实,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 金星华.民族文化理论与实践――首届全国民族文化论坛论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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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语言;文化;大学生;价值观;社会语言学;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92-02

网络语言不仅盛行于网络,还以其生动的形式、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流行于现代文化生活,特别是那些反映社会重大事件和社会心理的网络流行语,不仅被网民高度关注且广泛传播,而且也被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所运用。网络语言的传播不仅是一种媒介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对网民的价值观和行为都会产生一些影响。网络语言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呈现出的最新最潮的表达方式,会吸引受众。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种娱乐化的倾向会影响受众价值观的选择。大学生接受新事物、新观点、新知识的能力都很强,因而网络语言对他们价值观的影响会更显著。

网络语言与社会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社会性和文化性都是网络语言的重要属性,网络语言的文化含量和文化价值,要比一般词汇丰富得多。通过对网络语言的研究,可以从侧面揭示社会、文化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某些变化和发展。

国内学术界对网络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大多是单一的从语言学、语用学及语义学视角展开的。如:戚晓杰从语音的视角探讨语言的谐音表义现象(2001);李蔚然从语用学的视域考察网络语言(2005);张静、罗世瑛从语义学角度考察网络语言的词义变异(2003)。以往跨学科研究较少,文章从社会语言学和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和探讨网络语言及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一、理论基础

网络语言,就是产生于网络,流行于网络的语言。于根元(2003)认为,网络语言是“网上通用的语言,相对于日常的交际语言,是一种新的媒体语言,是一种新的语体”。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看,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也是一种语言变体。苏芳芳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充斥着谐音、别字和外来语的社会方言。网络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区语言,其使用者大多为年轻人,特别是受教育的学生。开放的社会为信息、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网络语言也逐渐渗入社会,网络流行语逐步演变成社会流行语。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认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2002)语言的产生标志着文化的出现。网络语言也不例外,它是网络文化的载体,也是网络文化的外部表现方式之一。网络语言能够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网络文化。

二、研究设计

为深入、细致地了解网络语言及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以下三种调研方法展开研究。

一是文献阅读法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来了解网络语言和文化的研究现状,强化对社会语言学和传播学理论的掌握。二是问卷调查法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网络语言和文化的影响问卷调查”。采用实地调查的方式,分别在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大学和焦作师专随机发放问卷246份,收回有效问卷240份。通过测评调查者对网络语言的知晓度、支持度以及他们对网络语言和文化影响力的评估来掌握被调查者受网络语言和文化影响的真实情况。三是深度访谈法从调查的问卷中抽取特征鲜明的样本,进行个案访谈。

(一)研究假设

假设一:网络语言和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具有明显的影响。假设二:网络语言和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程度与主流媒体的参与和传播高度相关,媒体参与机会越多,网络语言沉淀为社会流行语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影响力也会变大。假设三:大学生个体心理存在差异,但网络语言和文化对其价值观没有显著影响。

(二)研究变量

自变量:网络语言及文化、传播要素(包括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因变量:网络语言及文化的传播效果(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力)。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网络语言与文化的传播内容、类型与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关联

以网络语言的表现手法、感彩以及内涵深刻性为依据,把大学生熟悉的网络语言分为三个类别:轻松搞笑类、针砭时弊类以及时尚流行类。同时,参考利克特量表5级制,展开对三种不同类型的网络语言的知晓度进行调查:十分熟悉为5分,比较熟悉为4分,一般为3分,不太熟悉为2分,很不熟悉为1分。

经调查发现,大学生对轻松搞笑类网络语言的知晓度最高,均值为3.6418;其次为针砭时弊类,均值为2.4961;而时尚流行类的熟悉度最低,均值为2.0013。可见,大学生更关注轻松搞笑和针砭时弊类的网络语言。他们认为轻松搞笑的网络语言是“网民语言的狂欢”,而针砭时弊类和时尚流行类的网络语言是“民意的真实表达”,是网民对社会情绪的宣泄。这与大学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渴求话语权的心理特征相适应,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效应。

网络语言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破坏了社会用语的规范性;第二,由于语境的不同,它会产生交流上的障碍;第三,网络语言会导致“知沟”,形成信息社会的知识阶层化。面对这些负面效应,本研究接着调查了大学生的态度。其中,有24.1%的大学生认为应对网络语言采取支持的态度,有20.4%的认为应对其采用宽容的态度,而26.4%的人认为应对其规范化。还有一部分对网络语言的态度比较模糊,他们多选择“说不清”(19.6%)。只有9.4%的大学生希望能够禁止使用网络语言,继而阻止其在社会上传播。这一结果表明,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形式,它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还有待人们进一步观察和探讨。笔者在访谈中也遇到了这类现象。

个案A:网络语言似乎无厘头,实际是对现实的另类解读。我们都挺喜欢这种快速而又个性的宣泄方式,可以生动、直观地表达内心的感悟。

个案B:网络语言的创造者、传播者以及受众者主要是青年人,特别是在校大学生,模仿力和求知欲都很旺盛,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特强,但分辨是非的能力却不强。网络语言作为一种行话,会存在一些不规范甚至粗俗的语言,严重影响了汉语的纯洁度和规范性。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的培养分析理论认为: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事实传达给受众者一些真理。顾晓鸣认为“网络语言及其书写方式会影响年轻人的日常生活。”网络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别于人们的传统语言习惯,让原本平淡无奇的语言瞬间充满了人情味,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具有新奇、简洁、讽喻、戏谑等特点,这些特点与大学生求新创异、颠覆传统的心理需求是完全契合的。被调查者普遍认为网络语言会对价值观产生影响,但其影响力是有限的,并且与网络语言的内容、类型相关。一般认为:针砭时弊和时尚流行类网络语言会触及他们灵魂深处,直接影响或作用于自己的行为表现和价值观。而轻松搞笑类网络语言,大多时候他们用来消遣,更多时候是一笑而过。

(二)网络语言和文化传播媒介的参与与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关联

媒介是信息的搬运工,在语言传播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一切传播媒介都会改造我们的生活,它们在私人生活、政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很深,以至于我们的一切都受其影响,为其而改变。”(2000)网络语言正是借媒介之力得以传播。它们不仅会在新媒介如互联网、手机上流行,也会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大众媒介上出现,甚至会出现在户外广告牌上。通过对三所学校的调查得知,大学生了解网络语言和流行话题的媒介主要是互联网(48.05%)、手机(32.52%)、电视(9.4%)、杂志(3.88%)、广播(3.61%)以及报纸(2.55%)。以下访谈也可证明。

个案C:我的生活基本上都是靠网络经营的,只要动一动鼠标,一切尽收眼底。传统媒体应退出历史舞台了。对于网络流行语,毫无疑问,我是通过网络了解的,有时还自己创造网络新词呢。自从“汪星人”“喵星人”出现后,我们寝室就流传“嘎星人”和“咩星人”了。

个案D:现在的网络语言,你想不知道都难。像“正能量”“逆袭”这些词语连电视新闻都在用。当大家在一起交流时,如果有人在用传统的语言,肯定要被嘲笑out啦。

网络语言不仅在网上传播,传统媒介怕被社会孤立也逐渐在行文中使用典型的网络语言,进而慢慢地渗入到日常用语中。因而,网络流行语已覆盖了整个传统的媒介,也丰富了媒体的内容,增强了媒介传播的消化能力。有些网络流行语会慢慢地进驻到普通话系统,最后沉淀为社会流行语。

(三)大学生受众的个体心理差异与价值观影响的关联

传播过程中存在两个主体:传播者和受传者。受传者是传播行为的接受者,是信息流通的目标。离开了受众,传播活动就失去了方向和目的。(胡申生,2002)当今网民的心理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化。此外,大学生充满了获取信息心理、好奇心理、求知心理、娱乐消遣心理以及参与心理。网络作为现代社会最强势的媒体,它的网站、论坛在栏目设置、栏目命名上都充分满足了网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心理。运用新事物来引起受众的注意、满足受众好奇心是网络语言的主要特征。虽然大学生个体心理因素有差异,但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现实,整体上都在追求自由、崇尚个性、似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因此网络语言和文化对他们价值观的影响在个体上几乎无差别。

四、结论

研究得到的结论为:网络语言与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并不显著,而其影响力的大小与内容、类别相关,证实假设一并不成立;网络语言与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程度与主流媒体的参与传播程度相关,证实假设二成立;大学生个体心理上存在差异,但是网络语言与文化对其影响并没有程度之别,证实假设三成立。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指出,“在任何时候,同表面现象相反,语言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特征之一”。(1983)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方言,在网络空间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逐步向现实世界渗透,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性和价值观念。正如德弗勒在分析媒介对个人的影响时说过:“任何新生事物都会引起恐惧。”(1989)但通过本研究发现,网络语言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它的影响范围、程度是有限的。没有必要对其高举禁令,而应持宽容的态度,让它像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在优胜劣汰的环境中生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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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1983.

[3][美]德弗勒,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M].颜建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胡申生.传播社会学导论[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篇7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着《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着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

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

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着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

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着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

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

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篇8

语文教育人性教育人的发展一、语文教育的初认识

迄今为止,人与世界存在四种对象关系:第一种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种关系,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三种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而第四种关系,是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世界的这四处关系都是借助语言符号来实现的。语言符号是人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认识自我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谈论人的本质时,海德格尔就认为“世界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立人之本。

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决定了语文课程在所有国家都是中小学阶段必修的基础课程。初步认识语文,首先要了解语文课程的性质,它是语文课程赖以存在的价值意义所在。认识语文课程的性质,在中国要追溯到清朝末期。1904年,由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拟就,经清政府颁发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确立和现代语文教育的开始。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语文课程的宗旨是:“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并使习通行之官话,期于全国语言统一,民志因之团结。”语文课程旨在学习语言、交际运用、道德教化和精神培育。

从早期的规定来看,语文课程除了语言文字的基本功能外,均包含育人的功能。最开始称之为“国语”或“国文”,旨在培养合格国民,国文教育蕴含了对人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文性。后来反“国文”改称“语文”,一方面,更加注重语言文字的工具性特征;另一方面,却在无形中淡化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语文教育从国民教育偏向语言文字教育,这是从人的教育转向知识的传承。这种认识的偏差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论争才算告一段落。现在,语文课程具有人文性特征,已经基本取得共识。《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这段话正式明确了在我国作为母语的语文课程的性质和地位。

二、语文教育的再认识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语言和文字的诞生为人类文明的演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语言和文字为人类文明的传播提供了媒介。语言的出现,消除了人类交流上的空间问题,而文字的发明则突破了人类交流活动的时间限制。人使用语言和文字成为社会文明的标志,因此,语文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让人学会运用语言和书写文字,这也成为语文教育最基础的作用。人只有使用语言和文字,才能将自己的周边生活和心灵活动让他获知、感悟,进而达到身体言语和精神情绪上的“共鸣”。人在庞大的语言系统中,述说自己同自然、社会以及个人的关系,同他们进行交流,传达自己的认识和思想,语言是人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不学语言(特别是母语)就不能成为人”。

三、语文教育的当代现实意义

篇9

关键词:翻译教学 文化 语言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2-0021-02

翻译,是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不仅涉及源语言和目的语文本的转换,更因历史演变、地域特征、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制约,深深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一直是语言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关心的话题,如何处理两者关系也成为外语教学界关心的话题。

传统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强调语言之间的对比,着重通过两种语言文本对比传授翻译技巧。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迅速、跨国经济活动交流频繁,使得原先侧重语言本体的翻译标准无法满足各文化间的交流需求。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佛尔(Andrew Lefevere)提出了“文化转向”的概念,改变了“翻译只是依附于语言学或文学研究”的状况。

与此同时,国内翻译家也谈到语言和文化紧密相连的关系。“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王佐良)。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但是反观目前高职英语教学中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指导思想,却依旧强调“实用为主,够用为度”,认为高职语言教学应已实用技能为主。这种思路过多单纯追求语言成绩的提高,忽视课堂文化教学导入,影响了追求实用的语言教学,特别是翻译课教学的课堂成效。

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一名合格的译者不仅应该精通源语言和目的语,熟悉两种文化的价值观、理念等,更应具备主动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例如莎士比亚著名的十四行诗中一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成熟的译者应能准确、迅速将源语言中summer译成汉语读者所处环境理解的“春季”。这就是跨文化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当然,主动缩小文化差异已是译者高级阶段的能力,对初学者或高职英语学习者来说,如何识别文化差异,正确认识文化对译文的影响并能克服文化差异对理解造成的影响,是翻译课堂教学首要考虑的因素。

1 因文化缺失造成学生错译的主要分类

1.1仅从认识的单词理解字面含义,不能主动寻找隐含的文化内涵

如:(1) A lot of American companies operate in the red.

(2) She is a green hand in this field.

很多学生看到“red”、“green”,只能将其对应翻译为认知中已有的“红色”、“绿色”――“很多美国公司在红色中运作”,“她在这个方面是个绿手”等诸如此类的句子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殊不知,“in the red”有赤字的意思,而“green hand”则指生手。英语中有关颜色的谚语,大部分都有其隐含的文化含义,即便是一种颜色,其隐含的文化含义可能超过三种以上。培养学生逐步意识到汉语、英语不同的颜色文化背景,并在相对稳定的文化背景下积累一定量的文化知识,对翻译的效果不无裨益。同样,汉语中带有颜色的成语、俗语也不能生搬硬套为英语中相对的单词:有些需要转换为其它颜色,有些则需要彻底摒弃换为它法阐释,才能符合两种文化。

1.2对历史典故、、文学名著、社会现状等知之甚少,无法理解英语中出现的单词,造成翻译的空白或错译

如:(1) I am not Pygmalion, I was Frankenstein.

(2) Generation Y has morphed overnight into a

member of Generation Grunt.

第一句出现的Pygmalion 和 Frankenstein 是什么人?还是什么地方?会是学生在翻译过程中最先提出的问题,也是翻译中无法跨越的障碍。Pygmalion 是希腊神话中的国王,他向上帝虔诚的祷告使得自己获得了心仪已久的爱情。而Frankenstein 是文学作品中的发明怪兽的医科学生,因自己反被怪兽吃掉,而喻为“自作自受”。第二句则需要对美国二战以来的人口增长和社会问题有所了解,才能准确译出Generation Y和Generation Grunt的深层含义。可见,翻译是一门“杂学”,做好翻译就要成为一名“杂家”。

1.3英汉两种文化背景对应的意象有差异,学生对差异的存在不以为然,造成错误的联想表达

比如前文中提到莎士比亚的“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学生会理所应当地译为“把你比作夏天”。但中华大地的夏季酷暑难耐,怎会出现在这首传递温馨感觉、暖人心间的诗中呢?原来,地处海洋气候的英国,夏季阳光明媚,是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因此,成熟的译者才能将“夏季”转换为“春季”来迎合全诗在汉语读者中的意象。同样地,还有英国诗人雪莱的《odd to the west wind》,不同季节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也产生了不一样的意象。

2 将文化氛围引入到以实用性为指导的高职翻译教学中,将包罗万象的文化现象有取舍、有针对性地引入到英语课堂教学中

文化因素对英语学习者、英语翻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将文化氛围引入到以实用性为指导的高职翻译教学,将包罗万象的文化现象有取舍、有针对性的引入到英语课堂教学中,需要英语教师针对不同水平以及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有所变化:

2.1对比文化差异

对比的不仅是词汇本身,而是应该对外语中涉及文化差异的知识点先做解释,通过注释让学生体会到差异的存在,而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其与母语文化进行对比,这种对比可以是与母语文化横向的对比,也可以是纵向对比。对比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在几次不同语言文本下完成。例如,前文提到的中西色彩差异,便可由教师举例阐释后,由学生个人或小组分类完成对比。对比法最直观突出了中英语言与文化的差异,直接为学生提供了较好的翻译样本,但有时因对比范围过大,会造成课时不够或针对性渐弱。

2.2展示文化实景

互联网和多媒体的大规模使用,为外语课堂教学提供了更多便利。无论是精读课,还是翻译课,甚至写作课,教师都可以适时选取和所讲题目相关的话题,给学生展示大量的视觉信息。这些信息不仅限于图片、视频,也可以是班内同学自行收集的实物。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变被动输入为主动输入,也是提高学生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2.3适量阅读文学

胡文仲教授对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曾有过如下阐述:“文学作品能够提高最生动、具体、深入、全面的材料,使读者从中得到对于西方文化的有血有肉的了解。”高职外语教学虽以实用性为主导,但适时、适度、适量的文学摄取,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对语言以及文化的敏感性,把营造课堂氛围变成学生自主从文学中汲取营养。

总之,语言和文化紧密的关系早已被认同,翻译教学中更不能将两者割裂开。高职翻译教学更要把握学生语言学习过程中的瓶颈,让文化导入成为调动学生学习语言的积极因素,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王燕. 文化背景与翻译教学[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1(1).

[2]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李婷. 跨文化翻译基本策略研究[J].鄂州大学学报,2009(6).

篇10

论文摘要:隐喻是一种常见而重要的语言现象。一种语言中隐喻的使用反映了这一语言的使用者咖何看待和解释他们周围的世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文化决定的。本文从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分析讨论了文化因素对中国学习者正确理解以及产出目标语隐喻的影响,强调语言和文化的密不可分以及教授第二文化在二语教学中的意义和必要性,提出可以利用隐喻这个有效的工具唤起语言学习者的丈化意识,提高他们对丈化差异的敏感度。

一、隐喻及其在日常语言交流中的角色

隐喻通常被认为是用一件事物来指代另外一件事物。很多人认为隐喻大多反映了语言使用中诗意或是修辞的特点,是一种脱离常规的语言使用方式,是文学课上讨论的话题。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隐喻,诗歌就不能称其为诗歌。一个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英国诗人Robert Burns写的“MY LOVE IS A RED ROSEo”在这句话中,"my love"(我的爱人)就被比作了“a red rose0(一支红玫瑰),意味着美丽、优雅和芬芳。

然而Lakeoff和Johnson指出“隐喻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不仅仅在语言中,而且在思想和行为上”。他们举了一个例子“ARGUMENT IS WAR",同时还列举了一系列日常表达方式作为佐证。例如:

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

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

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

I demolished his argument.

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im.

You disagree? Okay, shoot!

Gibbs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隐喻当然不仅仅出现在诗歌或是伟大的作品中,而是渗透在日常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他用英语中一些常见的表达男女婚姻关系的说法证明了这一观点,比如:

We’re at a crossroads.

We’ll have to go our separate ways.

Our marriage is on the rocks.

We’re going nowhere.

We can’t turn back now.

同时,Lantolf指出在很多情况下,有些表达方式可能最初看来不象隐喻,但进一步分析则显示出它们的“隐喻意义”。比如,spend/save/waste time(花费/节约/浪费时间)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隐喻,反映了时间就是金钱这样一个概念。

至于隐喻的本质,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同隐喻是一种重要的工具,能够帮助理解在一个特定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语言和思想是如何构建的。Iantolf认为“隐喻式思维和隐喻式表达是日常大脑和语言活动的核心”。Kramsch对隐喻是这样定义的,“隐喻是我们思维系统的特性,是一种使用语言的方式,反映出我们如何观察事物,如何思考,以及如何行动”。更具体来说,Low把隐喻定义为“一种再分类,将X在某种程度上看作Y。X通常被称作topic(本体),Y为vehicle(喻体)”。

二、二语中文化因素对隐喻理解的影响

Cameron提出“隐喻既有助于也限制了理解”。同样Low认为“隐喻有两个重要但又对立的角色。一方面,它使所说的内容更加清楚明确,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正如Lerman所说的‘语篇的掩盖形式’”。

从有助于理解来看,隐喻常被用来解释一些科技方面的术语或概念,使其更加明白易懂。Goatly举的两个例子“THE KIDNEYS ARE THE BODY’S SEWERS0(肾脏是身体的排污管)以及“THE HEART IS A KIND OF NATURAL PUMP0(心脏是一种天然的泵),正是将人类的肾脏和心脏分别比作排污管和泵而形象地解释了它们的功能,这一说法正是建立在人们对比较具体的排污管和泵的概念,以及肾脏和排污管、心脏和泵之间的某种相似上[h7cras>。通过这种途径,正如Low指出,隐喻帮助人们用语言说出那些很难确切描述的事物,从而有助于有效理解。

另一方面,如果隐喻未能采用一种明确或有效的途径,特别是隐喻所基于的思维系统和其它文化有差异时,二语学习者就会发现目标语中的隐喻难以理解。以"ARGUMENT IS WAR"(争论是战争)举例。Lakofl’ & Johnson认为:

我们并不仅仅把争论比作战争,我们事实上可以盔得或输掉争论。我们把争论的对象看作是时手,我们攻击他的立场,同时保卫自己的。我们可能胜利或是失致。我们计划并使用策略。如果发现一个立场站不住脚,我们会立刻放弃,并换一种扦击的方式”。

显然,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争论过程中的这些行为恰好反映了战争的典型概念,尽管这种战争是口头上,而非身体上的。因此Lakofl & Johnson总结说“ARGUMENT IS WAR(争论是战争)这一隐喻是我们这个文化所信奉的。它构建了在争论中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对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这一隐喻并不难理解,因为汉语中有一个类似的表达方式“舌战”。如果语言学习者的自身的文化中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难想象他可能会难以理解为什么争论是战争,而不是一场表演或是舞蹈。

另一个例子则是英语国家的人如何看待生活。人们经常说“LIFE IS A JOURNEY"(人生是一次旅行)。Low用很多日常表达来证明这一说法:

我们‘上路时’一无所有,然后‘路上了’事业,‘拐错了几个宵’,‘来到了十字路口’,当与某个人‘道路重叠时’(只要我们双方都没有携带太多的行李),我们结婚了,然后‘暂时安顿下来,停止奔跑’,最后‘走到了路的尽头’,离开人世。

这个隐喻对中国学习者来说也不会造成任何困难,因为汉语中“人生旅途”恰好就意味着人生是一次旅行,这和说英语的人看待人生的方式一致。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侧重的角度不同,不同的喻体可以用来指代同一个本体,反映出不同的结果。"LIFE IS BUT A DREAM"(人生只是一场梦)是英语中另外一个常见说法。巧合的是,汉语中“人生如梦”正好说明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从同一个角度看待人生,或许都认为人生短暂,不真实,只是一个过程。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文化不同,人类共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正如Cameron所说,“一些表达基本概念的隐喻反映了人类最初的经历,因此它们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这些可能成为其它隐喻的基础”。她举例说在很多文化和语言中,大小和重要性之间是有关联的:大人物往往是老板或是领导。“大”这个词翻译到别的语言中则是表示“重要”的隐喻。Lakofl} & Johnson也指出那些所谓的“方向喻”通常和空间位置有关系,“起源于我们的自身体验“,在很多文化中都是最基本的,比如说“HAPPY IS UP, MORE IS UP"(高兴是向上的,更多是向上的),"SAD IS DOWN" , "LESS IS DOWN"(悲伤是向下的,更少是向下的)等等。

然而,正如Cameron所说,隐喻有造成误解的潜在可能,特别是当学习者试图理解或学习其它语言和文化中的隐喻时。原因很明显,“隐喻的跨文化转移可能仅仅局限于相对数量很少的表示基本概念的隐喻”。大多数情况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经历和知识各不一样,思考、行为和诊释世界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正是由于目标文化中隐喻暗藏的概念和语言学习者由自身文化及个人经历演变而来的图式知识之间的差异,误解甚至交流失败就会发生,因此一种语言中的隐喻对来自其它文化的学习者可能造成问题和困惑。比如很多中国学习者在看完电影《阿甘正传》以后,对其中一句台词甚为不解:"LIFE IS A BOX OF CHOCOLATES"(生活是一盒巧克力),因为他们看不出生活和巧克力之间有任何联系。对大多数中国学习者来说,巧克力仅仅是一种可能使人发胖的甜食,一盒巧克力充其量也就是用作情人节的礼物,这一做法也是来自于西方文化。甚至“巧克力”本身就是个外来词,意味着这种食物并非土产,而是从异域引进。正如Lakofl’和Johnson指出,“不同的隐喻反映出看待同一概念的不同视角,并构建了这一概念的众多方面”。因此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生活可以是一次旅行、一场梦、一出戏,也可以是一盒巧克力、一碗草毒,甚至是一只洋葱。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如果他们自身文化的概念系统不同于目标文化的概念系统,在理解隐喻性语言时必然会造成麻烦或困难。

同样,Nesi认为在一些有关动物的隐喻中,现实生活中的这一动物和人们对它产生的联想之间的联系是随意的,这也会给二语学习者带来问题。她引用了Lakofl’和Johnson的一个例子:"dove"(鸽子)可以是对"holy spirit"(圣灵)的隐喻。他们认为:

鸽子被认为是美丽,友好,温和,最重要的是和平的象征。作为鸟,天空是它们天然的栖息地,而天空又隐喻看天堂—圣灵的天然家园。鸽子在空中优稚地飞行,安静地滑翔,经常能看见它们从空中降临到人们的身边。

Nesi指出从行为和外表来看,"pigeons”和“doves”之间并无任何差别。在有些文化中,人们只用一个名称来指代这两种鸟(比如汉语)。通过鸽子人们联想到和平、优雅和美丽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鸽子是这些品质的代表,而不是因为鸽子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比其它鸟类更具备这些特征”。她同时还引用了Low的一个例子:

那些上了年纪却时年轻性感女子有偏好的男性通常被称为‘老山羊’,但如今使用这一习语的人很少了解或关心任何年纪的真正的山羊的性习惯。

Nesi解释说“一旦两件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被确定,尽管这种相似性可能不复存在,由此产生的隐喻意义依然有效”。因此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如果他们试图从字面意思来理解这种隐喻就会出现问题。但是Lakoff和Johnson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 这种联系不是随意的。它根植于西方丈化中鸽子的概念以及基替教信仰中圣灵的概念。为什么鸽子是圣灵的象征,而不是小鸡,秃鸳或鸵鸟,这都是有原因的。

我更倾向于Kramsch的观点,她认为对本族语使用者来说,他们并不认为这些联系是随意的。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必然"。而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很显然由鸽子所带来的这些联想是随意的、偶然的、某一文化特有的。比如中国的学习者就很难把“山羊”和“一个上了年纪的放荡男子”联系起来,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羊”通常代表着“温顺服从的人”。

三、二语中文化因素对隐喻产出的影响

当需要在二语中产出隐喻时,学习者经常会参照他们的母语,LOW解释说这是“由于第一语言和目标语言中隐喻结构可能部分重叠"。他举例说在英语和汉语中“爆炸”和“火”都可以用来描述“愤怒”,但是“汉语对愤怒的隐喻使用远不及英语广泛”,因为在汉语中人们不说“点燃”某人的愤怒,而在英语中,除此以外动物、风暴和波浪都可以用来指代愤怒。因此中国的学习者倾向于使用爆炸或是火的隐喻,而不会产出其它形式的隐喻,因为那些用法在母语中不存在。根据Danesi一系列基于课堂研究的结果,Lantolf指出二语学习者中存在一种很强的倾向,他们更容易使用那些第一和第二语言中类似的隐喻。Lantolf进一步引用Danesi说:

学生们二语的口头表达能力往往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他们仍然通过母语的棍念系统进行思考,也就是,学生们经常使用目标语的词汇和结构作为他们母语概念的载体。

这样做非常容易犯错。如果一个中国学习者希望表达“一个人不守信用”,汉语中“食言”是个很好的选择,直译成英语就是“to eat one’s words",但问题是“to eat one’s words”在英语中意为“to admit to have said something wmng"(承认说错了话)。另外一个例子是曾有学生写了这样一句话“I have chicken skin all over my body",这句话本族语使用者无法理解,而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是“I have gooseflesh all over my body"。这个学习者使用“chicken skin”是因为他把汉语中的“鸡皮疙瘩”直译成了“chicken skin",而这一概念的英语对应词应为“gooseflesh"。显然这样的错误会造成误解,妨碍了有效的交流。

Cortazzi和Jin的研究也同样证明了在目标语中使用隐喻时,二语学习者自身的概念系统起着主导作用。在他们的研究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一组学习者被要求使用隐喻来摘述一位好老师。他们发现在95个中国学生的隐喻中,绝大多数学生都说‘`A GOOD TEACHER IS A FRIEND"。另外一个常见说法是"A GOOD TEACHER IS A PARENT"。然而,来自日本、黎巴嫩、伊朗和土耳其的学生则很少提及“PARENT" a Cortazzi和Jin解释说PARENT的隐喻也用于一句中国的俗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英语意为“my teacher once,my parent forever"。中国的师生关系“是一种亲密而持久的双方都应负责的关系,其中老师被认为应该行使一个严父的角色”。

四、语言和文化的联系以及使用隐喻教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