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政治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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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理论有三大主流，即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其中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其发展历程丰富多彩，并为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和权力划分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将从现实主义的思想起源对现实主义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发展

1现实主义的思想起源西方的国家

随着历史的沿袭和传统的变更，为国际政治理论下的现实主义思想的发展培育了肥沃的文化土囊。不管是古希腊时期的修昔底德、中世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还是近代的霍布斯，都曾对现实主义发表过独到而精彩的言论，其中涉及权利、利益、冲突、战争以及和平等，他们都和现实主义息息相关，现代的现实主义者吸取了历史长流中智慧者们的思想言论，并在国际政治理论基础上对现实主义进行相应的研究。

1.1修昔底德提出权力政治理论

作为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出生于古希腊时期，并被尊称为现实主义之父，甚至有人授之于国际政治学科之父的名号。修昔底德的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流芳百世，这部巨作描写了古希腊时期两个强国之间的战争，并通过战争揭示了引起战争的根源。修昔底德分析巨作中的两国关系提及，其一，国家的本性来源于人性的恐惧，由于恐惧对方国家实力强于本国而引发了战争；其二，国家需要权利欲望的填充，例如，新生国希望获得更强大的权利，成立已久的大国想要保持权利用不被侵犯，以此导致战争的上演。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巨作中，作为西方强国的霸主雅典与小国米洛斯人发生了一场有趣的辩论，这场辩论的主题最终以胜利即代表正义，强权取代公理的思想获胜。这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贯穿了整个历史朝代的国家政治理论——权利和利益的追逐，奠定了国际政治理论下现实主义中权利和利益理论的思想基础。

1.2马基雅维利提出道德观

西方国家中世纪晚期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家是马基雅维利。在此时期，人文意识开始萌发，神权意识逐渐减弱，既然君权神授的思想理论已经被打破，那么如何维护和加强君王的实力成为了人们所思考的问题。马基雅维利根据《君主论》对此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他认为保护国家是君主的道德职责所在，君主应不惜一切代价的维护国家的权利。马基雅维利把政治道德比作君主，需要像狮子一样的具有震慑力和领导力，又需像狐狸一样灵活多变。马基雅维利的道德观里，君主的利益即国家的利益，二者是等同的。他认为君主的道德应以国家或自身利益为标准，为发掘国家利益，君主可以背弃人类道德基准，例如，如果君主曾许诺的誓言不能和国家利益相一致时，君主可背弃其誓言。

1.3霍布斯提出自然状态学说

霍布斯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也是西方政治学创始人之一，他的重要功绩是他提出的自然状态学说。在此学说中他认为人的本质都是自私自利的，人们一生都在不断的追求权利，并且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权利的追求使得人们彼此嫉妒、相互猜疑，人们之间都存在着这种敌对状态，即“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也是自然状态。但是如果不能有效的调节好这种战争状态，人类必将走向灭亡，于是霍布斯构思出了一套理论：人们相互之间割舍一部分自己的权利，达成协议，并成立一个利维坦式的权利中心来维护人类权利的平衡以及人类相互之间的人身安全和世界和平。虽然基于国际格局观霍布斯认为全世界统一的使命难以实现，但是他认为等级秩序能解决一切无政府状态的战争，而君主拥有最高权利。

2现实主义的发展研究

2.1摩根索建构了现实主义的理论

汉斯•摩根斯是权力政治理论的提出者，即现实主义。他提出的现实主义理论观点被视为西方国际交往中的精华。摩根斯认为国际政治的根本即是权利的斗争，实现国家的利益需要获取强大的权利。摩根斯创作《国家间政治》一书，其中提出六大原则，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分析了国际社会和行为体关系的基本准则。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以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为基础，他认为人生而自私，总是希望获得无上的权利以控制他人，国家如同人类，要维护国家的利益，需要不断的扩充国家的权利，遵循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否则将难以保护国家的安全。与此同时，摩尔根对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论战作了相应的对比和总结，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意义。

2.2沃尔兹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

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新现实主义成为了国际政治理论倍受欢迎的思想之一，其科学的修补了传统现实主义思想的不足之处并创新出新思维，其代表人物为肯尼思•沃尔兹。肯尼思•沃尔兹的代表作为《国际政治理论》，在此理论著作中承袭了权力政治说的部分观点，修改了部分的理论假设，但其理论仍然以权利为中心思想。其修改分四部分：一、沃尔兹认为人性是捉摸不透的，不能依据古典现实主义的性本恶思想来分析政治理论，于是创造了从体系层面来分析国际政治权利的格局观；二、权利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国家为维护国家安全而使用的手段。与古典的现实主义不同的就是，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利益需要不断的追求权利和扩充权利，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权利的运用只是为了应对国家可能遭受的威胁和安全问题。三、将国家划分为体系结构的构造，即每个国家的权利追求等行为受到结构层面的大国的实力大小的影响。

2.3现实主义产生了新的气象

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现实主义出现了新的思想理论，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由米尔斯海默等国际政治学者共同提出，理论中融合了古代现实主义权利的斗争历史和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观点。其思想理论认为，对于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理论，更好地生存是国家的根本目标，而只有不断的扩充国家权利，增强国家各方面的实力，才能让国家感到安全国民感到幸福。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则认为国家需要不断的加强实力和扩充权利是为了缩小与他国竞争权利的损伤，减少他国对本国的威胁，保护本国的安全。

3总结

现实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他开启了国际政治的大门。其理论基础以及政治观点对当今国际社会影响仍然非常深远。虽然现今世界各国处于和平无硝烟的时代，但是他对于世界各大国间关系的建立以及世界各国间引发的局部战争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实主义与新兴的新自由主义、构建主义等思想体系中分析和维护各国权利平衡上发挥着同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超.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嬗变[J].法制与社会,2016(02):145-146.

[2]焦兵.新现实主义及其评价[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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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监督机构，人权事务委员会，个人来文

承认个人人权包括在国际法的内容中，承认国际审判或监督机构可以受理个人关于人权受到侵犯的申诉，是长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和政治领域演化的结果。1977年成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是这种演化中的里程碑。人权事务委员会是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称《公约》）设立的条约监督机构，自成立以来，在促进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对个人来文的受理。但由于《公约》没有授予人权事务委员会进行管辖的强制权力，没有对其做出的裁决赋予有法律拘束力的性质，使得人权事务委员会在个人来文机制中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

一、个人来文机制的概况

《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了个人来文制度，个人来文制度是缔约国政治妥协的产物。但只有缔约国加入《议定书》时，委员会才有权受理声称该缔约国侵犯《公约》所保护的个人权利的来文。议定书条款在规定该制度时采取了审慎的态度，采取“来文”的措辞而不是“申诉”，对委员会就来出的决定只是“意见”而不是“判决”，表明了委员会不是司法机构，也不具有准司法性质的职权。根据议定书第1条，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查缔约国管辖下的个人声称为该缔约国侵害公约所载任何权利的受害者的来文。如果向委员会提交来文的个人不能自认自己是或适当代表依《公约》所享受的权利遭到侵犯时，该来文不予受理，如第816/1998号来文（Tadman诉加拿大）正是基于这项理由而被宣布为不予受理的。在有些情况下，声称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并不了解向委员会申诉的程序和格式，这就需要律师的帮助。这点委员会是允许的，但律师必须证明他们得到真正受害者请其作为代表的授权或有具体情况证明阻止律师得到此种授权，或鉴于律师过去与据称受害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正当地假定受害者实际上授权律师向委员会提交来文。当然，人不一定是律师，如果声称受害的人不能亲自提交来文，委员会可以受理由另一个人代为呈交的来文，但必须证明他或她是上述受害者的。凡与声称其权利受到侵害者无明显联系的第三方不得送交来文。委员会收到个人来文后，6个月内被控违反公约的缔约国应书面向委员会提出解释或声明，说明原委。《公约》第3条规定，如果被认为是滥用此项呈文权、或不符合公约的规定者，委员会将不予受理。为了防止有人滥用来文机制，《议定书》规定来文应具名。根据《公约》第5条，委员会不得审查任何个人来文，除非已断定：同一事件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或该个人对可以运用的没有不合理拖延的国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遗。委员会应举行非公开会议审查个人来文，他们的来信和委员会关于个人案件的其他文件均予以保密。审查过程中，委员会参照该个人及关系缔约国所提出的一切书面资料并把提出申诉的个人和被指称侵害这些个人权利的国家置于平等的地位，每一方都有机会对方的论据提出意见。委员会尚不具备独立的实情调查职能，但委员会有义务审议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材料。委员会认为：对个人的人权受到侵害的申诉只作笼统的驳斥是不够的。在审查各方提交资料的基础上，委员会仅就案件的是非曲直发表意见。到目

前为止，委员会在审查个人来文时，没有寻求以被控违反公约的缔约国的口头辩论形式来补充书面材料，更没有证人证言。议定书对个人来文的程序及委员会如何处理可受理的个人来文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受理个人来文后，委员会必须决定公约缔约国是否侵犯了公约项下的权利并向关系缔约国及该个人提出其意见。对于委员会应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提出其意见及这些意见的地位如何：建议性的还是有拘束力的，议定书没有相关规定，更没有受害个人如何获得补偿的规定。尽管如此，议定书确立的个人来文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对缔约国的监督力度。从个人来文机制的建立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公约缔约国畏惧并排斥此机构的建立，所以《公约》本身条款没有建立个人来文机制的规定，而是规定在晚于其后多年的议定书。因为议定书是任择性质的，所以缔约国有权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议定书，只有当来文指控的国家是《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缔约国时，人权委员会才可以接受和审议这类来文。目前，很多人口大国，如中国，美国等不是议定书的缔约国。毫不奇怪，只要参加议定书是完全自愿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

二、委员会对个人来文的裁决及目的

（一）、委员会对个人来文的裁决

个人来文程序首先要求呈送到委员会的来文所涉及的问题已经经过国内司法或行政程序的处理。因此议定书规定该来文者必须用尽可以运用的没有不合理的拖延国内补救办法。但委员会处理个人来文决不是国内司法或其他救济程序的延续，它是独立的程序。尽管委员会在它的处理意见中可能会要求关系国对qq行为给受害人合理的补偿，但它不会再把案件发回关系国，也不会把它的意见直接送给关系国的国家机关，它只把处理的意见直接交给关系国。《公约》及其议定书没有在缔约国与人权事务委员会之间建立组织上的关系，同样其他人权条约建立的监督机构与缔约国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隶属关系。这些独立的监督程序与传统的审判或法院组织机构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首先从委员会的委员选择标准来看，《公约》第28条规定，委员应具有崇高道义地位和在人权方面有公认的专长，仅仅是建议缔约国考虑使若干具有法律经验的人参加委员会的有用性，但事实上委员会基本是由从事律师、法官或检察官的人员组成的。在每年三次的为期三周的会议日程外，委员们一般会继续从事他们初始的工作。尽管他们被要求是以个人身份而非政府代表的身份从事工作，但从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委员会成员还同时在其政府部门中担任职务。所以委员们或多或少还是会受到本国的一些影响，在具体的工作中可能维护其本国的利益。

委员会只接受书面形式的个人来文及关系国向委员会提出解释或声明的书面资料，尽管从议定书第5条（1）中并不能得出禁止口头程序的结论。根据议定书第5条（3）的规定，所有审查个人来文的会议都是不公开的。审查个人来文时的程序过程，被委员会视为机密，尽管委员会在随后的“意见”中会对此详细叙述。委员会秘书处首先做出“意见”的初稿，然后交给会前工作组，工作组在修改后把它交给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讨论。委员会18个成员应全都出席会议以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有的成员确实不能到会的话应写出书面的赞成或反对意见。议定书没有规定委员会“意见”对缔约国的法律效力和救济措施。所有对委员会及其职能的条款规定都与国内法院对法官和司法程序的要求形成鲜明对比，如委员会审查案件的不公开性。尽管委员会与法院有根本不同的特征，但很明显，个人来文程序也是做出裁决的一种形式。从本质上说，它是独立专家裁决个人对缔约国侵犯条约规定的个人权利的控诉的过程，委员会专家依据个人来文中列明的事实和国家提出解释或声明中的事实或本委员会发现的事实，运用公约对有关权利的规定做出有利于一方的裁决。委员向关系缔约国提出裁决“意见”并提出对其侵犯公约权利所造成的伤害进行适当补偿的建议。但对具体人权问题缺乏后续行动。近二十年来，委员会为了使个人来文机制更接近典型的裁决体系而不断地对公约及议定书进行解释，如委员会认为，议定书没有规定委员会对个人来文处理决定对缔约国有拘束力并不意味着缔约国可以自由选择遵守或不遵守委员会的决定。缔约国有义务提供委员会决定中建议缔约国采取的补救措施，这一义务来源于公约和议定书的规定。是否能通过对议定书的修改的方式来规定委员会的决定对缔约国有拘束力以弥补议定书的不足，至少在目前还不能确定，因为这要取决于缔约国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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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价值链；制鞋产业；国际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 F4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3-0087-05

[作者简介] 刘 霞，温州大学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工商管理。(浙江 温州 325035)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使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以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成为企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有关国际竞争力研究成为当前企业、学者及政府机构关注的热点。尤其基于低劳动成本比较优势的我国传统制鞋产业在新经济环境下面临着更大挑战，如何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整个制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改变我国制鞋大国而非强国的市场地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及价值链理论概述

1.国际竞争力概念的界定。对于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界定，不同学者和机构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而各持不同观点。根据现有文献归纳，主要从国际贸易(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生产要素(Mintz，1993对要素的吸引力)、效率(Porter，1990生产率)、能力(Cohen and Zyman，1989盈利能力)、国家或企业层次的角度进行定义。莫夫卓基(Donald G. Mcfetridge，1995)从研究的层次把国际竞争力分为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目前，对国家竞争力的认识比较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国家竞争力不具有现实重要性，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保罗・克鲁格曼，2000)。1985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关于竞争力的报告》中提出国际竞争力是“企业主目前和未来在各自的环境中以比它们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更有吸引力的价格和质量来进行设计生产并销售货物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机会。”1994年该论坛在《国际竞争力报告》又将国际竞争力定义为“一国一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在这里，关于国际竞争力是从企业或产业的角度来定义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金昌教授对产业竞争力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产业竞争力是产业内企业整体的竞争力，从比较角度看，它是产业内企业能力的差异、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条件的差异和产业发展环境的差异的反映，从产业自身来看，它是产业组织结构、市场竞争结构、整体素质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研究员从综合能力的角度对产业竞争力定义：“在国际间自由贸易条件下，一国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的更高生产力，向国际市场提供符合消费者或购买者需求的更多产品，并持续地获得盈利能力”。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产业相对于竞争对手，向国际市场提品的过程中不断创造价值增值的能力。

2.波特的价值链理论。1985年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从价值链的角度提出了企业利润的来源――创造价值的“战略环节”。波特认为大部分企业都是由设计、生产、销售、交货等一系列创造价值的活动组成，每一项活动都会产生成本，也会带来价值，但并不是每项活动都能使价值增值，能创造价值增值的环节为企业的战略环节，它提供了企业的利润，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环节。波特将企业的价值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活动两大类。基本活动包括生产前准备活动、生产经营活动、配送活动、营销和售后服务等物质创造活动。基本活动贯穿于产品或服务的整个形成和运动过程。为基本活动提供支持的即是支持活动，包括行政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管理和采购等活动。见图1所示。

根据价值链理论分析，不同行业价值链构成不同，为企业创造价值增值的“战略环节”也各有差异。即使行业相同，也因为价值链支持活动及发挥效率的不同而体现出企业盈利能力的差距。企业盈利水平还取决于企业与其上、下游企业构成的整条价值链上创造价值增值的能力。波特认为，一个产业的竞争优势，同样要求与其相关连的产业链条上的各个产业都需具有竞争优势。即判断产业的竞争优势可用整个产业链的竞争情况来评价。产业链即指组成某个产业的上下游产业的集合。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根据价值链理论将一个产业假设为一个产业链，即由上游、中间和下游产业组成一个产业链，纳入到价值链系统中对我国制鞋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并从价值链的角度提出提升我国制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二、我国制鞋产业链的构成

制鞋行业是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和资金要求不高，企业进入门槛低，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属于完全竞争市场。目前，全国有制鞋企业2万多家，制革企业2400多家，制鞋机械属于排头兵的企业有300多家，外销企业数千家，形成了上、中、下游较为完整的价值链体系。另外，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使我国成为世界制鞋“加工基地”，最具规模、最集中的广州、温州、泉州和成都四大制鞋基地已形成。根据目前我国制鞋产业链的现状，生产加工环节在整个产业链上占了较大比重。而在价值链上游如设计环节主要以模仿为主，自主开发能力较差。在制鞋机械方面，我国逐渐从依赖进口逐渐向自主设计和研发过渡；在优质原材料方面，主要依靠进口。在价值链下游如营销环节，我国缺乏自营的营销网络，主要通过国内的外贸公司、国外的华人网络或依赖国外经销商和商销售产品，仍然处于国际化经营的初级阶段。根据波特价值链理论、结合产业链及微笑曲线，就可形成我国制鞋业的整个产业链图，如图2所示。

我国制鞋产业链包括产业链及价值构成、基本支持要素两部分。其中产业链包括上游产业(原材料、鞋机、鞋楦、设计等)、中间产业(主要指制鞋加工业)、下游产业(营销网络)，而且根据每个环节创造的价值以微笑曲线叠加在产业链上(见图2所示)，可以看出制鞋加工环节占据了产业链上的大部分，且处于创造价值较低的谷底。任何产业都是特定环境要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其发展离不开支持要素的支撑。根据制鞋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产业的基本支持要素包括市场需求的拉动、人力资源保证、资金保障、技术支撑以及政府政策支持和中介组织的协调、监督等。

三、我国制鞋产业链国际竞争力分析

根据构建的我国制鞋产业链，可通过进出口数据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来评价我国制鞋产业国际竞争力情况，以便寻求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1.贸易竞争力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又称专业化系数(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简称TSC)。基本公式为：(出口-进口)/(出口+进口)，其商值为-1～1之间，如果进出口平衡时，其值为0；如果其值为正时，即出口专业化，表明该类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水平较高，较有竞争力；其值为负值时，即是进口专业化。具体判断如下：若TSC≥0.8，则表明该产品具有强的竞争力或大的比较优势；

若0.5≤TSC< 0.8，则表明该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或较大的比较优势；

若0≤TSC< 0.5，则表明该产品具有较低的竞争力或较小的比较优势；

若-0.5≤TSC< 0，则表明该产品具有较小的比较劣势；

若-0.8≤TSC

若TSC

2.制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通过鞋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评价

根据2000年-2005年我国鞋类产品对世界进出口额可得出鞋类产品国际竞争力指数(见表1所示)以及我国鞋类产品国际竞争力指数变化图(见图3所示)。另外，根据统计，我国皮面皮鞋进口呈现明显增长，2005年1-6月我国皮面皮鞋进口总量为243万双，总值达6300多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83%和73%，增幅分别比上年提高53个百分点和23个百分点。

根据2000年-2005年我国鞋类产品国际竞争力指数及其变动情况分析：我国鞋类产品国际竞争力指数接近1，表明我国鞋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的竞争力或大的比较优势，但鞋产品国际竞争力指数每年以3.4%速度在逐步降低，反映了我国在进口方面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而且主要体现在高档鞋产品的进口上，说明我国在高档鞋类产品上竞争力较弱，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3.上游环节――制革及制鞋机械国际竞争力分析

(1)制革行业的竞争力

制革行业是制鞋业的上游产业，其供给的数量、价格以及质量直接影响着制鞋业的产品价格及质量。我国制革企业有2400多家，但90%以上是年产仅10万张标准皮以下的传统型作坊式小厂，年产值超过500万元的制革企业不满300家。全球皮革总需求量约为1.0亿平方米，相当于3亿张牛皮(标准皮)的产量，我国皮革产量折合标准皮近7000万张，约占全球皮革产量的23.33%。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皮革生产大国，但并不是皮革强国。中国皮革工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产品质量、企业规模、环保设施等综合基础较落后，尤其在优质皮革的供给上较缺乏。同时，由于近年来皮鞋、皮革制品的生产连年增长，对原料的需求旺盛，使我国生皮、半成品革和成品革进口呈持续增长态势。2003年生皮、半成品革及成品革出口金额11.4亿美元，进口金额37.7亿美元，同比增长16%；2004年进口37.5亿美元，出口14.12亿美元；2005年进口48.2亿美元，出口15.83亿美元。2003年-2005年我国生皮、半成品及成品革的产品国际竞争力指数图见图4所示。

根据图4可以看出，2003年～2005年我国制革产品出口量呈增长趋势，但仍以进口为主，而且产品国际竞争力指数(TC)都为负值，TC

(2)我国制鞋机械的竞争力

制鞋机械是制鞋业的相关配套产业，它是我国制鞋业发展的技术和质量保证，也是技术水平、生产转化效率和利润增长方式的重要体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制鞋机械主要依靠从意大利或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大量进口。近几年来，随着国外先进设备和直接投资的增加，技术适应性改进和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我国制鞋机械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鞋业加工基地，制鞋机械业也得以快速成长。现在我国鞋机企业已完成了创业初期的资金和技术积累，每年销售额呈20%的速度增长。然而，应看到，虽然我国鞋机的进口增长幅度在降低，国内的鞋机制造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仍然处于发达国家70、80年代的水平，凝聚着智能化和高新技术的制鞋设备依然依赖进口。

我国2004年原料及机械出口33.9亿美元，同比增长26%；原料及机械进口71亿美元，同比增长22%。2005年1-6月，我国皮革工业原料及设备出口总值达10.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比上年同期增幅高出12个百分点，特别是皮革及制鞋机械出口额为800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7%。从进口情况来看，我国皮革工业原料及设备进口总值为2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比上年同期增幅低6个百分点。2003年～2004年我国皮革工业原料及设备进口情况见图5所示，2004年～2005年上半年我国皮革工业原料及设备进出口情况见图6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皮革工业设备及原辅材料制造水平在不断提高，我国原料及设备出口增长强劲，进口增幅减缓，但进口依然大于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因此，我国制鞋机械业总体还处于弱势的竞争地位。上游产业国际竞争乏力和处于弱势地位，影响和制约了中间产业――制鞋加工业的升级和结构优化，因此，要加大上游产业技术自主创新力度，促进传统加工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化。

4.下游环节――营销环节国际竞争力分析

目前，我国多数制鞋企业通过代工或借助国外商出口，在营销方式上采取“撇脂战略”即较少的广告投入缓慢地扩大市场，营销网络建设投入少、国际营销水平低，经验缺乏，营销网络缺失，使该环节处于被控制地位，我国鞋类产品难以进入国际主流市场。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实力较强的制鞋企业开始向国外投资建厂或者设置专卖店以构建自己的营销网络，但主要的营销环节依然在国外经销商手中。转变营销观念，改变传统营销方式，实施品牌战略，构建我国自营销售网络是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四、提升我国制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一)改善产业链结构，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我国制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源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然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及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使支撑我国竞争力的动力逐渐减弱。

根据制鞋行业价值链分析，鞋类产品属大众消费品，销售量大、顾客群广、交易次数频繁，价值链下游的营销环节将占价值增加的重要部分，而生产环节提供很少的价值增值。目前，我国多数制鞋企业在营销方式上采取“撇脂战略”，营销网络建设投入少，国际营销水平低，营销环节处于被支配地位。同时，要满足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提高产品附加值，上游的设计研发环节是企业产品形成差异化优势和垄断优势的关键环节，也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不竭的动力源泉。由此，要提高我国制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改变产业链的构成结构，将跨国营销网络和研发设计作为跨国发展的战略环节，并以此促进生产加工环节的升级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形成整个产业链的互动、促进、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有效提高整个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才是实施“走出去”战略成功的关键。

(二)提升产业链的支持要素禀赋，发挥其综合协调作用，将价格竞争转变为非价格竞争

1.加强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开发

人力资源凝聚着企业发展所必需的信息、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发挥着其他生产要素不可替代的作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已成为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1)企业家资源的培育

现代经济的市场竞争其成败不仅仅在于资本、技术等单个生产要素的优劣，更主要取决于企业集聚、配置和利用生产要素资源的组织能力和成效上，即取决于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管理要素。企业家已成为继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之后又一大生产要素――管理要素的核心，它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某些领域甚至成为主导力量。企业家应具有战略思维、全球化眼光、较好的素质和驾驭市场的能力。我国制鞋业以民营企业为主，规模普遍不大，企业基本由创业者自己亲自管理和经营，在我国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经过多年发展，诞生了许多企业家，他们勇于开拓、敢于创新，创立并带动企业发展壮大，成为我国制鞋业的领导者，如温州奥康鞋业总裁王振涛，康奈总裁郑秀康等，为区域经济和我国制鞋行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有许多民营企业主素质不高，在经营中注重眼前短期利益而缺乏长远规划，社会责任感缺失，不讲经营规则，扰乱经营秩序，影响了企业信誉和行业有序竞争，制约了企业和行业发展。所以，政府要加强企业家队伍的建设，营造企业家成长的良好环境，建立引导企业主向企业家转变的机制，促进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

(2)加强跨国经营人才和设计人才的吸收和培养

跨国经验缺乏和较低的国际化管理水平是我国制鞋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瓶颈，也是制约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软肋。为适应制鞋业的国际化发展，必须大力引进和培养有跨国经验的管理人才和设计人才。为此，企业需采取多元化方式做好人才的吸收和培养规划，如从正规大专院校招收大学生，做好人才储备和后续培养；对既有国外留学背景又有企业管理经验的高层次人才，可通过人力资源入股加盟企业，这样既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智力资本，又充分调动和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如温州2006年9月诞生了浙江省首批以人力资本出资入股的公司，包括浙江科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温州欧龙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一帆化工有限公司。入股人员为留学归国人员和科研、管理骨干，分别以200万、35万人民币等不同资本价值入股企业。事实证明，人力资本已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

对制鞋企业缺乏的高级鞋类设计人才，还可采用国外聘请的方式，如中国奥康鞋业聘请了意大利设计师为其开发高端产品，温州哈杉鞋业与威尔逊公司和意大利著名鞋类设计学校ARS在温州合作创办哈杉――威尔逊鞋类研发中心，聘请首席设计师――威尔逊老板的女儿罗莎娜，并以威尔逊公司和ARS学校的设计师为骨干，形成了强大的设计队伍，为提高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虽然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企业及整个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依然离不开全体员工素质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随着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不断提高，企业需要不断加强员工的技术和技能培训，通过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塑造，培养健康、积极的学习氛围，通过企业内在实力的整体提升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提高整个制鞋产业链的技术创新能力

根据前面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我国鞋类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这种基于低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国际竞争力将随着他国更低劳动成本的出现而消失。同时，处于上游产业链的我国皮革、鞋机、设计(有向产业化发展趋向)等产业在技术与创新方面与意大利等发达制鞋强国相比差距依然很大，这使我国制鞋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提升缺乏动力支撑。根据2000年～20005年鞋类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变化可知，我国鞋类产品乃至国际市场，高端市场将有较大的成长空间，而蕴含着高新技术要素的优质皮革、智能化鞋机以及创新设计(设计工艺、设计手段、设计理念等)是高端产品必备的技术基础和物质保障。因此，只有提高整个制鞋产业链的技术创新能力，发挥其互动和协同作用，才能提升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另外，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是我国制鞋业解决频遭国际贸易壁垒并积极应对的有效手段和必然选择。

3.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强化服务意识，发挥引导、规范和服务职能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是各种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政府政策及职能的发挥间接或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环境。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市场主体及市场规则还没有建立，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还达不到资源的高效配置，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政府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和成长环境，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另外，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企业的跨国发展成为必然，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和提高也需要政府对国内市场竞争环境的规范，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如对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制订，制定有利于产业和区域发展的政策，为企业的跨国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咨询指导等。

4.发挥制鞋行业中介组织的引导、协调和监督作用

为积极贯彻打造产业强势品牌和加大技术投入，走高端市场策略，避免低价恶性竞争，维护和规范良好的出口经营秩序，需加强和完善制鞋行业商会和协会的建设，发挥其引导、协调、保护和监督的中介作用，为我国制鞋业综合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支持和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

(1)协会与政府部门共同引导、相互支持，为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国际化建设。

(2)培育国内外市场。举办大型国际鞋业展、国际鞋类、皮革技术和材料展，向国外国际鞋展申请展位，支持和组织有实力的企业统一参展，以宣传和展示我国鞋类产品，提高我国制鞋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国际品牌的树立奠定基础。

(3)及时收集和市场信息、掌握国际标准及各主要出口市场国家标准及其变化趋势，提出预测和防范建议，为我国鞋类企业及早防范贸易风险提供信息服务。

(4)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加强行业自律，防止低价竞销和不道德的市场行为，促进市场有序、健康和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金昌.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和方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裴长洪.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3]魏杰.中国经济的盛世忠言[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4]金碚.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篇4

关键词：法制建设；行政伦理；体制；行政伦理规范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政府部门、行政人员以及行政构件等方面的道德伦理建设对我国的建设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对我国行政伦理规范和完善是必须首要着手解决的大问题。然而，行败和行政伦理缺失规范以及行政执行失衡等现象还普遍存在于我国大部分行政人员身上，从而延伸出很多社会问题。从现实角度来说，由于我国对行政伦理及法制建设的投入和力度不够，才导致出这一系列的问题。而伦理道德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程度的先进与否，也是制度在国家能够无误运行的阳光和土壤。所以，关于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研究，是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有很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行政伦理的规范

伦理一词原意是源自古希腊语的ethika，原意是指动物经常进出的地方或久居的地点。后来又代指人的习俗和习惯，或者由风俗习惯养成的品行性格。因此，“伦理”主要是指人的行为的具体规范和原则。行政伦理又称行政道德，它是以“责、权、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行政伦理是行政管理领域中的角色伦理，是针对行政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社会化角色的伦理原则和规范。行政伦理法制化则是把行政主体必须遵守的基本的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使行政伦理同法律一般，在对行政人员的监督和执行上有等同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二、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力度

加强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力度是我国现阶段行政规范的必然选择。对于在社会交际中的基本的道德准则，是从古至今在一切社会文明中都被赋予了强制性。然而这些道德准则的约束力，是通过将其转变成法律法规来实现的。因此，在我国行政伦理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伦理规范也必须上升为法律制度才能有效规范行政秩序，才能对行政行为起到有效的监管和督促，进而对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三、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而行政伦理规范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步，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还不足于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所平衡。所以在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进程上还存在着很多缺陷与不足。

1.与行政伦理的相关的系列尚未上升为法律效力。就目前而言，我国宪法仅在宏观角度上规定了我国行政机关、行政人员和人民的关系，而没有更详细的规范行政伦理在行政主体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所起的监管和约束作用。如若我国宪法在对行政主体腐败或行政行为规范上有明确性的规定，那么对于我国行政伦理立法、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和执法程序有了根本的法律保障。也对我国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起到了积极效应。所以，当前我国明文规定的法律在对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相关方面还有所缺失，而这一缺失所带来的行政诟病是对我国社会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2.对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观建设。伦理价值观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的重要标准。那么对于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观建设，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引导。首先是廉政，行政人员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应当时刻保持清廉守法。不假公济私，不，不贪图私利，从内心对法律保持尊重和敬畏。这也是行政人员的最根本的底线。其次是勤政，是行政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精神，时刻保持对工作的热忱，对事业的热爱，有高度的责任感。最后是良政，这是对行政人员高层次觉悟的要求，是对行政人员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追求，是塑造模范行政人员的无上限标准。

3.将行政人员的纪律、义务与行政伦理规范混合在一起。在现实的行政行为中，行政人员的纪律，应担负的责任与义务以及行政伦理规范没有统一而明确地规定，这使得在行政活动过程中这些方面既不全面，也不明确，极易引起行政主体对行政伦理规范的忽略，从而导致行政行为的偏向和行政效率的降低，如果不有所改观将会影响行政人员和行政主体间的间隙，让人民权益得不到合理的维护和保障，将会加大行政执行难度。

四、加速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效方法

如今，世界各国在执行行政管理工作时，行政伦理法制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而在信息全球化，资源全球化的今天，行政伦理法制化已成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规范的统一走向。那么借鉴国外先进的一些经验，再结合我国国情，在完善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进程中，有以下几个方法值得考虑和借鉴：

1.强化行政伦理立法。规范我国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伦理缺失情况，加强行政伦理道德观念的建设，使行政主体或行政客体在心理或行为上对行政伦理规范有高要求和高标准。从而推进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普遍认可度。然而，仅有社会认可对行政伦理道德的监督和约束所用起不到根本的保障作用，在没有以法律形式存在的规范准则都是容易被人违背和践踏的。所用，除了我国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典等以外的现有行政伦理规范以外，应当制定有针对性、强制性和约束性的关于行政伦理的法律法典以及具体实施细则，其中要涵盖对行政人员的权利及义务，具体行为规范和行为合法性。

2.建立监督行政伦理规范执行的专门机构。对行政主体的道德层次的提升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重要条件，必须对行政主体的人才吸纳和考核标准进行革新和监管。政府应当建立较完善的针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的监督体系并且不断进行优化完善。那么在拥有相关行政伦理法典的同时，也应当建立与之匹配的行政伦理监管体系，这样才能使法律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而目前我国缺失行政伦理监管部门，这样阻碍了行政活动的顺轨进行，缺乏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达不到事后监督和制约的效果。因此，设立专门的行政人员伦理道德检查机构是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选择。

3.满足行政人员的个体保障需求。行政人员不仅是人民的公仆，同时也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当然就需要一定的利益的满足，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对于行政人员应当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建立一种适当的公平竞争机制，并把行政伦理作为行政人员任职、升降、奖惩的重要审核标准之一，从而促进其“权、责、利”的统一。我们还可以学习和借鉴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方法，从待遇和福利方面提高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

作者:白英平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乔晓雯．对我国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建设的思考[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

[2]郭扬．浅析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实现路径[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2)．

[3]周奋进.转型期的行政伦理.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

[4]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包正华．略论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克服途径[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

[6]傅小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

[7]普永贵．行政伦理道德制度化：公务员角色和责任实现的必然[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

[8]吴清军，王琳．防范行政伦理失范的制度途径分析[J].莱阳农学院学报.2006，(04)．

[9]张薇．行政道德建设中的制度伦理向度[J]．中国行政管理，2003(4)：41—43．

[10]孙玉姣．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推进构建和谐社会[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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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地非农化/土地配置效率/政府失灵/土地市场创新

土地利用结构和利用效率问题是土地管理的基本命题。现实中，我国农地过度非农化与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低下已经成为我国土地管理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重大。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土地资源管理的难点在于协调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农地资源保护的关系，重点在于如何确定合理的土地资源保护规模和相应的空间布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高效配置土地资源，尤其是建设用地资源，以逐步转变长期存在的依赖大量低成本土地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从根本上认识我国土地管理存在的问题、科学确定土地管理目标、实现土地管理机制的转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对我国土地管理主要问题的认识

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随着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配置问题日渐突出。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土地配置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一）我国土地管理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

现实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土地管理问题，其焦点在于两个方面：农地，尤其是耕地资源大量损失。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农地非农化呈不断加速趋势。据统计，1986～2002年间，全国每年约有16.84万公顷的耕地转变为非农利用。预计2000～2005年，全国耕地年均减少幅度在0.20％～0.25％左右。非农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低下。尽管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已经严重不足，但建设用地配置效率却未能反映出我国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我国现有建设用地2500多万公顷，国有建设用地面积700公顷，农村非农建设用地1800公顷，数量巨大。一方面，现有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1998～2002年全国660个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31％，年均增长5％，而同期人口年均增长1.3％，说明土地利用效率严重递减；非农业人口人均建成区面积由1981年的80M[2]增加到1998年107M[2]和2002年121M[2]，而世界平均水平为83M[2]，汉城为55M[2]、东京为66M[2]，开罗为31M[2].另一方面，建设用地利用结构不合理，表现为粗放经营。2002年城市用地中居住、工业用地分别占32％和21％，而国外城市用地中工业用地仅占10％左右。农村1800万公顷的建设用地利用更为普遍存在着空心村现象。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利用卫星资料对北京等31个特大城市占地规模的分析，1995年我国31个特大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已达2.29，远高于同期美国（1.58）、印度（1.62）与南美（1.25）的水平（Douglas I.，1994）。说明我国建设用地过度扩张，土地低效利用的现象非常严重。

农地快速非农化建设用地粗放扩张不仅带来了土地资源浪费，还导致了一系列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1）巨额土地资源开发成本在经济决策中被低估，不仅导致产业进入门槛过低，出现过度重复建设，产业结构低水平雷同，而且低地价或无地价形成了低质量的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没能扣除应有的土地资源成本而呈现虚假繁荣。有关研究表明，我国钢、煤和淡水的利用量占世界总利用的比例分别是1/4、1/3和1/2，而我国的GDP 只占世界GDP 总量的3.3％。（2）由于土地资源自然供给有限性特点，大量土地低强度开发增加了未来土地资源经济供给的难度，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有的经济发达区域几乎无地可供。（3）农地大量损失导致边际土地大量开发，尤其是“占一补一”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鼓励更多的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和土地复垦，土地生态质量有下降趋势。（4）农地资源大量损失，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周边高质量农田的快速消失，加上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粮食生产受到影响，食物安全受损。（5）快速的农地非农化过程，实质上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由于土地产权不清、土地征用城市利益导向严重，农民权益受到大规模、深程度的侵害，导致失地农民生计问题。过去10年，就有约2000多万农民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牛若峰，2003）。而失地农民越来越成为一个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土地权益之争和大量“流民”的不断涌现，社会安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

（二）我国土地管理问题的成因分析

对我国土地管理主要问题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问题表象的描述，应有一个深刻而科学的认识和较为彻底的反省。就基本成因而言，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加以分析和把握：一是制度层面上的原因，二是管理层面上的原因。

在制度层面上，土地产权不清或残缺和征用制度的僵化是中国农地过度性损失的主要成因：（1）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农地所有权主体缺位，集体经济组织的虚置和农户土地承包权的残缺及其债权性质，使得农地保护缺乏所有权益合法维护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各利益集团为争相“捕获”农地用途转变带来的价值（利益）乃至原属农民的农地价值，模糊的农地产权关系在一开始就决定了农地的快速非农化倾向不可避免。同时，我国城镇土地在法律上由国家所有，并由国务院行使所有权力，但经济上（或事实上）则由地方政府分级占有或实质所有，土地自然成为地方政府获取经济增长与官员政绩的工具。（2）土地由集体所有到国家所有过程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土地征用制度，一般情况下农地非农化过程也是借助土地征用制度的运行来完成的。然而，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实质是延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资源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的配置机制。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过去简单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私人利益的凸现、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集团的形成而变得十分复杂，突出表现为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公众利益与政府利益、政府利益与官员利益之间的分化明显，公众利益与公益事业的区别也日趋明显。而先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一方面将几乎所有的农地非农转用都纳入征用范围，而不管专用的目的是个人利益、公众利益还是公益事业；另一方面土地征用基本排斥了市场在农地产权转移中的作用和公众参入，“涨价”全部“归公”，乃至农民无法获得本应获得的农地价格。农地非农化政府经济成本低下，政府“征地效率”高，农地非农化加速。

在政府管理层面，政府角色定位与利益关系处置上的偏误导致严重的农地过度性损失：由于长期缺乏科学的政绩观指引，各级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因而不计代价地以土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导致建设用地规模普遍过大；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土地资源配置中政府直接干预过多，土地行政配置（以划拨用地为典型）比例高居不下，政府定价普遍存在，土地市场严重扭曲，土地配置中的政府失灵尤为严重；据调查，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征用、土地出让和市场交易三者的价格比大约为1∶10∶50；招标价格和拍卖价格分别是协议出让价格3～5倍和4～10倍（曲福田、冯淑怡、俞红，2001）。现行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使政府获取绝大比例的征地收益，同时地方政府获得的份额又明显大于中央政府。2003年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中央财政收入只占总收入的2％。因此地方政府成为加速农地非农化的主要力量；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土地配置方式与城镇用地规模控制上的非合作博弈，土地管理在完善土地市场配置机制或纠正土地市场失灵上发生严重偏误，现有土地调控措施严重失效。

二、两个重要的理论命题

要在以上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讨论解决的途径，两个理论命题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第一个命题：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可以认为我国农地快速损失和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一是普遍存在的土地配置过程中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农地利用的非市场价值未能反映在土地利用决策框架之中而导致农地非农配置效率降低；二是我国土地资源配置还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即表现为政府土地制度供给不足，严重扭曲土地价格和市场运行机制，从而由于市场机制不能在土地配置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导致的农地和建设用地配置效率损失。就中国现实土地配置效率损失来看，两种失灵同时存在。但从以上问题成因分析来看，毫无疑问，政府失灵起着主导作用。中国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的成因，政府失灵明显严重于市场失灵是第一个重要的命题。

相应地，第二个命题是在理论上必须区分经济发展过程中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农地损失：代价（成本）性损失和过度性损失。农地代价性损失是指在市场功能完整的条件下，区域经济增长中必须的农地非农化数量，也就是说，这是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合理的代价，这个“合理代价”的标准是土地资源配置达到一个相对自由竞争的市场均衡；同时，土地利用的外部性也被内化。而农地过度性损失则是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引起的本可以避免的农地资源消耗。相应地，我们可以将过度性损失分为两类：过度性损失I 和过度性损失II.过度性损失I 是指由于市场失灵，即没能将农地利用中的生态环境、食物安全等非市场价值纳入成本效益决策而使农地价值低估造成的过多的农地占用或损失；过度性损失II是指由于政府失灵，即扭曲土地价格，排斥市场机制对农地和建设用地的配置而导致对土地资源过度需求而引起的过度农地损失。

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任何生产要素配置的主导信号。土地价格不仅是土地在不同部门（个人）之间配置的信号，也是调节土地供给和需求关系的重要工具。因此土地价格直接影响着土地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转移。图1为土地价格与农地非农化关系图。其中AC为农地需求曲线，MSC 为农地非农化的边际社会成本，MPC 为农地非农化的边际私人（企业）成本，P[，2]、P[，3]分别为考虑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时的均衡价格。

首先，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从全社会角度来分析土地价格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土地价格与农地总价值之间的差异。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对农地的价值认识仅仅停留在狭义的经济价值（农产品价值）基础上，忽视了农地所拥有的生态、景观功能，食物安全与世代公平等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由于这些价值及其产生的效益在目前的市场体系下是“外部性”效益，一般的土地使用者常常对此忽略。但是，国家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承受的农地非农化边际成本应为MSC ，即边际社会成本，农地非农化数量应为Q[，3]，相对应的土地价格应为P[，3]，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化AEO.此时的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最高，它是在包含了农地非农化的内部成本和外部性在内的价格机制作用下形成的非农化量，这就是农地的代价性损失。

其次，从个人层次，即一般土地利用者看，土地的正常价格就是竞争性市场条件下形成的价格，即图1中的P[，2].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地非农化量为Q[，2].此时仅从用地者而言，达到了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了私人利益最大化；但与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相比，由于价格P[，2]没有反映出耕地的生态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没有达到最高，非农化过度量为Q[，2]-Q[，3]，造成了社会总福利损失EE'F'.这一过度量是由于市场失灵，即传统市场体系不能反映耕地的非市场价值所引起的，称之为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I.如果土地市场价格受某种因素的影响而低于价格P[，2]，则农地非农化量将大于Q[，2].如图1中，假定土地价格为P[，1]，则农地非农化量为Q[，1]，此时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最低，社会总福利将损失EFG ，即使对土地使用者总体而言，直接损失也达E'G'G.与社会最优相比，过度非农化量为Q[，1]-Q[，2]，这一过度量是由于政府失灵，即土地价格过低，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下形成的，它显著降低了农地非农化配置的效率，我们称之为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II.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农地代价性损失不可避免。但由于土地产权制度缺陷，土地市场发育滞后、受人为干预因素较多以及政府管理失灵，土地价格常常偏离正常市场价格，导致经济增长中农地过度性损失尤为严重。近10年来，土地市场整顿、各类工业园区整治以及建设用地审批冻结等挽救性措施的频繁使用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农地过度性损失II总量非常庞大（注：2003年全国开发区清理整顿的结果是，全国5658个开发区中，撤并整合开发区数量就达2046个（其中尚未包含5省（市）的撤并数），撤并率高达36％（《中国国土资源报》，2003年12月1日）。）。到目前为止，全国建设用地实行招拍挂的面积占出让土地面积的26％，另有约3/4的土地出让仍然采用行政划拨或协议出让等扭曲土地价格的做法。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农地过度性损失II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及如何使之降低到过度性损失I 范围内；而对于农地过度性损失I 而言，它涉及传统经济学体系的改造和科学技术，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将另文讨论。

区分不同形态的农地过度性损失的意义在于，由于他们产生的成因不同，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也有本质差别，从而在消除或减少过度性损失的途径和政策重点也有明显的不同。就世界范围来讲，土地利用市场失灵普遍存在，农地过度性损失I 有一定的内生性，即是由于市场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所造成的。解决这一内生性的问题，取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分析工具的发展。在发达国家，通过政府干预（社会成本定价和税收等工具）逐渐消除由于市场失灵而导致的这一类型的资源低效配置。相对于农地过度性损失I 而言，过度性损失II则主要是外生性的，即由于人为（政府）不适当的干预而产生的。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农地过度损失II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建设和政府自身改革来加以消除或减轻。由此可以认为，首先解决政府失灵而造成的第二种农地过度性损失则是土地资源低效配置，加强土地管理的最为主要的途径。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农地代价性损失不可避免。在理论与实践上，区分经济增长过程中必要的农地代价性损失与因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扭曲导致的农地过度性损失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土地管理的重要使命在于通过产权制度创新与管理体制改革，在准确把握经济增长中农地代价性损失规律的基础上，尽量减少或消除农地过度性损失。对于中国而言，当前土地管理机制建设的重点在于解决政府失灵。

三、我国土地管理机制转变的主要思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科学确立土地管理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以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对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保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土地管理的重点在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减少或消除农地过度性损失，特别是过度性损失II为主要目标，建立起“产权明晰、管制有效、市场配置、调控有序”的土地管理机制，切实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其主要思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与土地资源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但如果继续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片面追求经济总量最大化，资源与环境问题必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摆脱资源环境困境，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向。必须摒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理念，树立“绿色GDP ”的新概念，统筹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的关系；通过增加单位土地面积投资和降低单位GDP 土地资源消耗，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推进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2.在科学确定耕地资源保有量和空间布局基础上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并成为协调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矛盾的出发点

粮食需求与供给分析表明，粮食安全问题并不是我国耕地资源保护的全部内容。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与粮食贸易大大扩展了耕地资源保护的空间，同时，全国不同地区建设用地使用效益的差异也决定了部分地区应更多地发展非农经济，因此耕地保护数量应该有一定的弹性与适应性，避免因过度保护耕地而造成其他用地供给不足，影响经济社会正常发展。问题在于，就全国来讲，农地过度非农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便是立足全国统一市场与全球化经济，耕地资源的保护仍然是土地管理的第一“要物”。从粮食安全、生态建设、社会稳定、国家法律要求等方面出发，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学确定各地区的长期耕地保有量，将其纳入基本农田范畴进行最严格的管制和保护，实现耕地总量适度保护前提下的经济发展，是我国科学发展观在土地管理机制转变的出发点。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是一项比较成熟有效的耕地保护制度。但从目前的执行情况来看，一方面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划劣不划优”等问题，同时还普遍存在基本农田保护区与经济建设区在区位选择上的严重冲突。因此，在科学确定耕地保有量基础上，重新科学务实地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在数量与空间上实现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统筹。

3.推进土地市场创新，使市场成为土地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并作为转变土地管理机制的基本点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市场配置国有土地资源的机制已基本形成，土地交易制度和土地交易规则也已基本完备。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的比例逐年提高（注：2004年，全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面积占全部有偿出让土地比例达到29.1％；江苏省达到30％，土地公开交易合同土地出让金占土地出让金总额的70％。）。但由于工业用地比重大，且以协议出让为主，致使土地协议出让方式的比重仍然偏高。且协议出让方式排斥市场作用，政府干预过强，在地方政府追求地区经济总量最大化的动机下，容易导致土地资源过度供给、价格过低，引起土地过度需求和低效利用。应构建以市场配置建设用地为主的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尽量消除土地资源配置中的政府失灵，全面提高建设用地的配置效率，缓解经济发展对耕地资源的压力。

4.改革土地制度，为土地管理机制创新提供基础

土地制度改革是解决当前土地资源利用不当与保护不力的重要手段。土地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土地产权制度、征用制度、储备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用实质是土地产权及其收益的重新配置，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产权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延续性是土地资源高效利用与保护的根本动力。当前土地征用范围过宽、补偿过低、失地农民安置不当已经成为较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严重影响未来公益性用地的供给，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大大降低。以稳定土地市场为目标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行为异化，经营性用地储备比例过高，片面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基础设施等用地供给不足；同时，土地储备规模不适，制度运作风险与资金负担过大。只对当期地方政府负责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刺激了低地价、零地价等恶性竞争行为，导致建设用地供给失控，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因此，必须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明晰土地产权边界，规范政府土地行为，保障一般经济主体与未来政府的合法土地权益，为土地资源高效利用与合理保护奠定结实的制度基础。

5.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保护还有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我国土地市场的发展现状决定了要求政府必须执行产权界定，完善市场交易规则，建立土地收益分配体制，培育市场竞争主体，完善土地市场体系等职能，促进土地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由于市场无法对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林地和草地等资源所发挥的生态和环境功能进行全面评价，无法自动内部化土地利用中的外部成本，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共政策体系，以消除外部性、弥补市场缺陷。由于分割的地方土地市场难以控制土地出让中的恶性竞争行为，需要由省政府统一实施适用于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用地门槛制度，为建立区域统一土地市场奠定基础。同时，改变当前工业用地过于分散、土地浪费与污染严重的局面也需要政府通过规划优化工业用地布局，加强用地与治污管理。完善政府土地宏观调控机制，是实现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必要辅助，也是土地保护得以实现的基本要求。

四、关于我国土地管理机制转变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思路，为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保护的双重目标，我国土地管理应采取以下政策。

1.建立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切实保护耕地资源

未来一段时间内，耕地保护政策体系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审时度势地调整现有耕地保护思路，建立科学的耕地保护机制是实现快速经济发展阶段耕地资源保护的重要举措。

（1）科学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尽快安排、落实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工作，改变目前土地利用规划普遍失效、土地宏观调控依据不足的不良局面，为土地管理提供权威、科学的调控依据。在获取客观、准确的土地资源数据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市场经济规律，科学预测土地需求，制定规划控制指标，强化土地利用空间管理，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向“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设计）”模式的转变，建立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弹性与刚性相结合的土地规划。规划编制思路从以行政控制为主向激励、引导、控制相结合转变，对于生态保护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等进行刚性控制，对于一般性用地，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保留适度的弹性发展空间。

（2）科学调整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借助于土地利用规划修编之际，对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适当调整，将与经济建设严重冲突的区域重新界定为建设预留区，将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区域划定为保护区，同时根据不同地区耕地资源禀赋与建设占用需求情况，将我国基本农田保护重心转移到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地区。建立基本农田质量跟踪监督制度，将基本农田保护从一次性划分转变为长期性保护，完善基本农田质量与环境污染的监测体系，定期公布监测结果。将基本农田保护区与农业支持政策相衔接，通过直接补贴或间接资助建立农民参与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激励机制，激发农民耕地保护积极性，提高基本农田保护效果。

（3）创造性实施耕地“占一补一”和“总量动态平衡”政策。重新审视耕地“占一补一”和“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在区域近期与远期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与“总量平衡”的现实能力以及不同地区建设用地需求与耕地补充潜力的差异基础上，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短期内以争取实现省域内的耕地“占补平衡”为目标，长期内通过与省外资源丰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开发保护收益共享。

（4）保障农民土地产权，增强农民耕地保护意识。在现有农村土地法律制度框架内，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创新有利于提高农民收益的土地产权安排，调动农民耕地保护积极性；坚决全面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严格审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工作，保护农民土地产权。

2.建立健全土地市场机制，高效配置土地资源

数量庞大的建设用地能否用好，是耕地保护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能否同时实现的重要基础。我国2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经验表明，市场及价格是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的最重要的工具。进一步建立健全土地市场，全面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是缓解我国土地资源稀缺的重要举措。

（1）改革工业用地供给方式，集中有序地供给建设用地。积极探索工业用地市场化进程的途径，改变当前工业用地“需求定供给”式的以协议出让为主的供地机制和模式，按照“规划控制—计划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操作思路，建立工业用地统一进入园区与“供给引导需求”机制下的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为主的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模式，真正实现由市场来确定土地使用者、确定土地价格，将土地资源配置到效率高的企业和部门中去，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2）大力发展二三级土地市场，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建立完善二三级土地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建立统一的土地价格体系，促进土地资源流动，提升土地市场整体竞争性与土地配置效率。完善地籍管理与土地登记工作，为土地市场交易提供清晰的产权界定与产权保护服务。

（3）规范土地中介服务市场，理顺土地价格机制。整顿土地中介服务市场，严格审查中介机构资质，规范管理中介服务行为，改变当前由于管理不足，不动产中介组织运作不规范、企业信誉低下等问题，理顺土地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

3.创新机制，促进土地资源跨区域开发利用

建设用地需求预测与耕地补充潜力分析表明，未来我国建设用地需求仍然集中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土地开发复垦整理补充耕地的潜力主要在中西部地区。同时，东部地区新增单位建设用地创造的经济效益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土地资源高效配置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要求东、中、西部地区依据其土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联合开发、互通有无，实现区域整体土地效益的最大化。科学的发展观与政绩观的树立也为区域土地资源协作开发创造了新的机遇。

（1）建立区域性合作组织，协调地区利益。随着“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具有内在相似性的区域内行政单元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愿望不断增强。建议由省政府牵头组建区域合作组织，听取不同地区利益要求，建立区域交流平台，提出区域阶段性土地开发合作重点与合作形式。

（2）科学编制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开发区域土地资源。通过区域合作组织对区域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进行统筹协调，在利益相关地区比较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编制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根据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区域土地开发模式及重点开发区域，以及区域竞争性土地资源开发的空间与时间安排，统筹区域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实现区域内土地开发与项目布局中的规模经济，实现土地资源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或开发成本最小化。

（3）依托公共财政，建立区域土地合作开发机制。通过公共财政支出，建设一批区域重点项目，如区域性高等级运输网、区域性土地保护与整治项目等，改变区域土地分散开发的格局，培育具有较好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增长极，促进不同地区经济活动（如开发区）的空间集中。改革平均分配的公共财政机制，结合区域资源综合开发规划布局重大工程项目，按照不同地区的贡献率，通过公共财政支出对因整体开发而暂时受到利益损失的地区进行补贴。也可以建立区域土地基金制度，集中部分土地出让收益，对在一定时期内因配合区域整体开发而延迟土地开发或进行土地保护的地区进行专项补偿，实现土地收益的公平分配。

（4）建立区域土地利益共享机制。区域土地整体开发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现实可行的区域土地利益共享机制。对土地分散开发现状进行评价，寻找可行的跨区土地合作开发模式，计量、比较不同地区在土地合作开发模式中的收益—成本与单独开发中的收益—成本分布，考量不同地区对合作收益的贡献率，通过一定的资金流转或补贴方式，对贡献份额较大或利益受到损害的地区进行适当的支付。

4.强化政府宏观调控，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但仅靠市场机制并不能完全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土地利用中的外部性、土地市场发育不完善都要求政府对土地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控，实现土地资源的社会最优利用。

（1）科学制定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建设用地供给计划都是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重要手段。在对建设用地的需求预测基础上，结合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特点以及土地市场供求关系，科学制订建设用地供应计划，采取总量控制、弹性管理的方式，在确定各项建设用地指标值上下幅度范围基础上，以价格手段进行微观调节，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2）加强产业用地供应管理。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制定相应行业的土地供应政策，通过土地供给总量与比例调控产业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根据国民经济区域布局需要、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及其相应产业政策重点，制定具有鲜明区域特点的产业土地供应政策，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3）实现工业用地集中布局与统一管理。根据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与区位条件，结合现有各类开发区布局情况，选择若干适宜性较好的地段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园区，实现新增工业集中布局，发挥产业集聚的规模效益。同时，从进入到开发对入园企业进行统一管理，严格落实产业用地门槛制度，防止土地浪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4）强化土地利用评价，建立区域性产业用地门槛制度。建立全面综合的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及土地利用现状，科学评价土地利用现状。根据评价结果在不同地区之间重新配置土地利用刚性指标，奖优惩劣，鼓励土地集约利用。

根据国际与国内先进发展经验，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与区域分工安排，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特点，依据产业政策、区域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设立土地投资集约度等标准，建立区域性产业用地门槛制度，防止建设用地盲目扩张。

5.改革土地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管理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经历了多次巨大变革，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目前的土地制度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当前，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土地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管理机制。

（1）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应按照“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求，改革和完善土地产权制度：一是在坚持公有制的基本前提下，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和所有权实现方式，将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具体落到实处。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应在农地承包权物权化基础上，探索农户农地使用权制度成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可能性；对于城市国有土地，正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权关系问题的存在，探索建立中央和地方在土地管理和权益分配上的委托—关系或土地权益分级占有和管理的可能性。二是按照“权利平等”的原则，公平对待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有条件地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流转。

（2）创新征地制度。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把征地范围严格界定在公益性用地之内，控制征地规模；适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除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还应对被征地农民就业转移、生活条件改变等造成的间接成本进行补偿；同时要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征地中的社会矛盾。在此基础上，探索征地市场化补偿机制建设的可能性。

（3）反思与改进土地储备制度，由第二财政到公共利益的土地储备。改革土地储备制度，根据城市土地供给与需求状况，科学确定城市土地储备量，量出为入，有效降低城市土地储备的成本和运作风险，促进城市土地储备运行效率的提高；增加公益性用地的收购储备，保证政府公益性土地的供给能力；加强立法，明确土地征购储备的职能、规范、运作方式，完善监察管理体制。

（4）建立土地基金制度，取代现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建立土地基金制度，规范土地收益的收缴、管理与使用；控制当期政府土地收益使用规模，在当前政府与未来政府之间合理分配土地收益使用权。

（5）建立合理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金融资本对农地实物社会保障功能的替代，弥补征地补偿内容与标准不能一步到位的缺陷，保障社会稳定。重点在于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和法律援助机制。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着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集体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扣除，或由负责征地的单位统一向保险公司投保。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其提供与城镇居民相同的最低生活保障。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构及法律援助机制，对征地行为的正当性、征地补偿标准的合理性、征地过程的合法性等进行考察监督，维护农民权益，抑制私人“机会主义”行为，保证征地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障公益性用地的供给。

「参考文献

[1]曲福田、冯淑怡、俞红：《土地价格及其分配关系与农地非农化经济机制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12期。

篇6

【关键词】 贫困发生机制 理论解读 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不同的学者对于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且他们在同一视角下对于贫困发生机制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已有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通过不同的机制和渠道导致不同的贫困状况结果。然而，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实际的贫困状况是以上三类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从已有贫困研究的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城乡贫困表现出显著的贫困动态演化特征，且城乡之间的贫困动态演化状况也各不相同。本文基于上述三类因素，将中国城乡贫困发生机制已有研究成果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着重从多维和动态的视角构造了贫困发生的联合作用机制。

一、在该联合作用机制中，经济增长的涓流效应和扩散效应

在该联合作用过程中，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涓流机制和扩散机制来影响贫困状况。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得到扩展，经济活力也逐步提升，同时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收入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使部分贫困者可以实现就业，改善自身收入地位，而且还促进政府相应的扶贫政策绩效的提高，从而为贫困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和技术能通过乘数机制而得到扩散，并且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公共服务会逐渐得到普及，从而有利于改善贫困者的非收入状况。

然而，结合相关理论研究结果和现实经济状况，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上述两类机制并不会自动地发挥作用，其最终减贫效果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特别是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具体来说，当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的情况下，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越有利于穷人，那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就越明显。而对于贫困群体自身而言，单个的贫困者无力改变现存的经济增长状况和收入分配体制，或者说他们是经济增长结果和收入分配制度的被动接受者。

从中国实际情况看，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报告表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帮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对于中国取得的扶贫成就至关重要。1981—2005年期间，实际人均GDP实现了年均8.3%的增长速度，贫困人头指数年均下降7.1%。因而，人均GDP每增长10%，贫困率就降低9%。同时，该报告还指出，尽管经济增长对扶贫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扶贫效应已经开始下降。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使贫困率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然而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贫困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已经下降到1左右。

二、在该联合作用机制中，人力资本主要影响经济成果的分享

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重视人力资本反贫困效应的发挥。他们强调贫困者可以通过一些行为和方式来改善其参与收入分配能力，从而能有效地分享到经济增长成果，并最终摆脱贫困。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以教育、技能、健康等形式存在的人力资本，不仅对个人生活是重要的，而且能够使个人更有效地参与经济与政治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人力资本的缺乏，或具体来说即教育机会的缺乏以及不能享受到有效的医疗保障，不仅是贫困的表现也是贫困产生的实质原因。因此，通过必要的人力资本的培养，贫困人群就可以重新获得被剥夺了的“基本可行能力”，从而为他们的长久脱贫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我国反贫困政策选择中，对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大学毕业就业困难学生的技能培训、创业支持、职业指导、求职介绍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

但是，尽管现有的研究已充分表明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状况的改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贫困者也认识到人力资本对其贫困状况的缓解意义重大。然而在现实经济中贫困者的人力资本存量一般较低，其人力资本的投资倾向也较小，同时当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时，贫困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难以通过市场体系的供给机制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

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个人的受教育状况以及营养和健康等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其收入状况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对个人的贫困状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产生重要的影响。姚毅等（2010）借助“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数据库从统计描述和计量分析两个方面考察了教育水平对于城市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其结果表明：从统计分析来看，户主为初中以下学历的城市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为47.06%，而户主为初中以下学历的城市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仅为22.11%；从计量分析结果来看，户主的教育程度能显著改善城市家庭的贫困状况，其边际效应为负的0.15。张车伟（2003）的研究在控制了营养和健康变量内生性的前提下，估计了不同的营养和健康指标在中国贫困农村的弹性和回报。其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指标都会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其中，营养摄入和疾病的影响最为显著。平均来看，卡里路的摄入量每增加1%，种植业的收入会相应增加0.57%；而家庭劳动力因病无法工作的时间每增加一个月，种植业收入将减少2300元。

三、在该联合作用机制中，社会资本主要影响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

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面向于未来预期收益的投资，从最初的人力资本投资到其最终的价值实现经历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人力资本的匹配以及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三个阶段，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最终实现程度（即人力资本的支付）取决于上述三个渠道的畅通，这不仅取决于现有的市场正式规则和制度，还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具体来说，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三个阶段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最终影响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

首先，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对于该问题的最早也是最经典的研究是科尔曼的《人力资本构建中的社会资本》一文，他指出在教育信贷市场不完全或缺失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关系网络是人们筹措子女学费、获得教育信息和机会的重要渠道，故而社会资本对家庭人力资本的积累有显著的影响。处于同一社会关系网络的个体之间存在着互相模仿和互相竞争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网络成员之间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小和类型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

其次，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的匹配。个人就业状况的改变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个人工资收入水平的改善也并不完全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实现。如格兰诺维特等的研究发现60%～90%工作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主要是社会关系）找到的；同时还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人工资收入状况密切相关。由此看来，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人工作的搜寻以及个人的工资状况改善至关重要。

再次，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价值实现（即人力资本的使用）。从经典的工资决定模型——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可以看出，模型在两大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主要从厂商的角度分析了工资决定和就业。然而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作为内部人的雇员具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能影响厂商的工资决策，从而获得生产的联合剩余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充分就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原因在于内部人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社会网络关系，而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网络关系的存在使得内部人能有效地传递信息，并通过社会网络关系所衍生的网络信任和网络互惠有效地解决“囚徒困境”而节省交易成本。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的三个阶段均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个人的基本可行能力，并最终影响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时个人在收入分配体系中所处的地位。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资本匮乏是导致城乡居民（家庭）贫困发生的重要因素，而通过改善贫困者社会资本状况能有效降低其陷入贫困的可能。如边燕杰（2004）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网顶、网差、网络水平和网络规模等变量是影响个人和家庭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还会影响其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估。同时，王朝明等（2009）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总量对于中国城市贫困家庭人均贫困距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网络规模、网络差异、互惠、参与和共享等不同纬度的社会资本也能显著改善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状况。

四、结论及建议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第一，单一时点上的贫困状况的产生是经济增长因素、人力资本因素以及社会资本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各因素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交互效应；第二，贫困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动态问题，即微观层面的贫困状况随着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作用，而处于不断地变化过程之中，单一时点上的贫困状况仅是贫困动态演化中间过程的外在表现，而非其最终结果。

由上述结论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崛起”计划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置和反贫困的“区域开发战略”、“整村推进计划”等反贫困的经济增长策略并不能自动地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其实际绩效的发挥取决于贫困家庭相应资源禀赋的积累，取决于贫困家庭脱贫能力的构建。而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性资源，对于贫困状况的缓解至关重要。同时，社会资本对于贫困状况也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因而，中国未来反贫困政策调整应通过相应政策提高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能力，并使得我国贫困问题最终得到有效的缓解。

（注：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社会资本视角下政府反贫困政策绩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编号：70873097），本文为该基金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朝明、姚毅：中国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1990—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3）.

[2] 世界银行：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R].2009（4）.

[3]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

[4] 姚毅、王朝明：中国城市贫困发生机制的解读——基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J].财贸经济，2010（10）.

[5] 张车伟：营养、健康与效率——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3（1）.

[6] 李建民：人力资本通论[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7] 格兰诺维特著，张文宏译：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篇7

【关键词】委托 公司治理有效性 投资者保护

2010年9月28日国美临时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使国美股权控制权之争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大股东黄光裕的五项议案中仅有撤销配发、发行、买卖股份一般授权获得通过。国美之争的来龙去脉和戏剧变化，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损害股东利益――这场现代企业制度下，管理层和大股东争夺控制权的大战中，反映出的公司治理问题值得探讨分析。

一、基本理论依据

（一）委托理论

公司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体。委托理论认为，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靠各种不同的契约加以协调的。这种两权分离会出现信息不对称，交易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人，另一方则为委托人。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由于人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目标函数不一致，加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而委托人难以观察并监督之，而出现的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实，也就是委托问题。

（二）公司治理有效性角度

狭义的公司治理主要是指内部治理，强调公司内部股东、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之间的相互制衡。其本质是理顺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关系，保证企业在有效监督下高效运作，最大限度地保证企业的发展、股东的利益。核心在于对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激励的问题。

广义的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整套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股东、债权人、职工、潜在的投资者等)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

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则是通过公司治理更好的实现企业经营的目标：价值最大化。

二、国美控制权之争分析

（一）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与股东的冲突

黄光裕作为国美的创始人，拥有30%以上的股份，是公司的大股东；并购永乐后，陈晓从行政总裁到董事局主席，作为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与股东对企业管理的目标函数不同，就有可能偏离股东的要求，谋求私利进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实现。在黄光裕身陷囹圄、国美面临资金压力、陈晓引进贝恩投资之后，推出大规模股权激励方案，不仅稳定了核心管理层，还巧妙地将公司整体利益与黄光裕整体旧部捆绑在一起。

（二）股权多元化导致权力制衡

职业经理人和企业所有者之间的矛盾，首先反映出来的是在股权多元化过程中，不同股东之间因为对企业发展、对各自利益保护或者争夺所导致的种种对管理权和控制权的争夺。国美之争中，在股权层面上只有黄光裕方面的少量增持和贝恩资本方面的债转股两项重要行动。黄光裕和陈晓双方争夺的主要是第三方国美股东在临时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支持，这是一种“股份权争夺”，本质上是争夺第三方股东的信任。

这场纷争体现出一种制衡大股东的力量。一方面，管理层敢于对大股东说“不”，体现了管理层对大股东的制衡，另一方面，大股东对公司控制权志在必得的争夺，也是对管理层最有力的监督。从权力相互制衡这一角度而言，国美电器这场控制权之争是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市场监督的力量

中小股东通过“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方式，基于自身对风险收益的分析，对公司的经营治理预期做出反映。最后一次股东大会投票的投票结果，取决于散户股东的投票以及其他大股东的投票，经过紧张激烈的投票，最后黄陈双方股权比例定格为2:1，（32.47%：16%），可见，最终决定胜负的仍是众多投资者，在这里，市场机制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对管理层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反映。

（四）法律法规的保障与约束

黄光裕尽管因自身在服刑不能直接出任董事，但其作为国美公司大股东的权利并没有被法律剥夺，源自其所持股份的股东权利受到法律保护，自然具有通过股东大会选举和罢免董事的权力，和由此带来的对公司的股东控制权。但黄光裕与国美董事局进行谈判，要求陈晓等人辞职，就是滥用股东权力。陈晓一方必然会做出相应的抵抗与防备，依法维护自身的权利。

三、总结

总的看来，国美股权之争的结果是比较好的，公司治理虽存在一定问题但也算基本有效，同时，黄氏家族的控制也未失效。当然，有效的公司治理，既要有良好的制度安排，对人进行约束（如对经营决策、财务控制、内部监督的规范，竞争及恶意收购的压力）和激励（物质和非物质的），也要综合考虑历史、文化以及企业家的性格等各方面因素。在“社会有效保护股东权利、股东有效控制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会有效选聘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有效领导企业组织的发展”这样一个完整的公司治理链条之下，才能使得企业更加良好的运作，带领公司取得优秀的业绩，回报投资人。

参考文献

[1]张琳.国美控制权之争.光彩.2010,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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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提高钳工中级理论考证通过率

文/张富建

摘?要：钳工中级证理论无纸化考核模式下，题型的改变和题量加大及题库量的不断增加，导致很多学生理论考试不及格。本文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有助于提高钳工中级证理论考试及格率。

关键词 ：无纸化?钳工?考证?通过率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益普及，职业资格考试已相继采用无纸化考试。所谓无纸化考试通常是指通过计算机来进行考试。以广州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为例，由于无纸化考试具有能确保考试客观、公正及准时，节约成本、保密性高，方便考生应考等传统考试方式不可替代的优势，钳工、数控加工等大部分职业技能理论鉴定已经采用了无纸化考核。计算机操作员（办公软件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员（CAD）等资格证也逐步采用ATA e-Testing平台进行无纸化考核。

一、现状分析

1.考核现状

钳工主要是用手工工具进行手工操作基本技能训练为主的一个工种，应用在机械加工方法不方便或难以解决的场合。钳工中级证书是机电（机械）、模具等专业学生毕业必备的专业技能证书。该证书的技能鉴定考试分为理论知识考试与实训操作考试两部分，学生必须在这两个模块的考试中都合格才能取得证书。目前钳工中级采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钳工理论与实操》，对考证的指导性强，针对性强，加上职业学校学生动手能力强，实训操作考试及格率较高。

在最新的广州市技能鉴定钳工中级证理论试题中，知识点包括：安全文明知识、职业道德知识、车钳相关知识、传动知识、金属知识、公差知识、量具知识、制图知识、液压知识、装配知识等，还有企业生产管理、电工、压缩机、泵、内燃机及其他相关知识等方面的内容，甚至对8S管理、ISO标准、企业诚实守信、企业文化方针、法律法规等方面也提出了考核要求，最后两部分内容超过20%的比例。理论考试采用无纸化考核后，题型以选择题和判断题为主，取消了填空题、问答题、计算题等主观题，从题型来看，降低了难度，但是由于每份试卷题量的增加，题库量也相应增加。考试的知识面广了，虽然对知识的掌握深度有所降低，但是考证知识点可谓面面俱到，特别是刚刚采用无纸化考试或考试题库内容更新之后，理论考试合格率普遍偏低。

2.学生现状

这些年来，职业学校生源质量不断下滑，学生文化基础知识普遍不强。随着先进的机械设备的不断涌现，现代化机械加工技术冲击着钳工的手工操作，靠手工作业花费时间又多，钳工的前途也受到质疑。上学期对本校机电（机械维修方向）专业的学生调查统计发现，20%的学生知道考钳工中级证实际情况后，不愿意学钳工，希望转电工或自动化（PLC）方向。钳工理论考核难道加大，钳工实操考试又消耗体力，又脏又累，也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更考验学生的吃苦耐劳以及敬业精神。

无纸化考试逐步取代传统的纸质考试是大势所趋。只要各方共同努力，一定能找到更好方法来提高钳工中级考证的通过率。笔者多次指导学生参加钳工中级考证，在教学及教学管理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借此文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二、对策研究

1.学生方面：入好门

刚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其钳工理论知识、钳工操作技能几近空白。学生刚接触钳工技术课程，如何上好第一次课显得很重要。他们也很想了解这门课是讲什么的，学了有什么用。

首先，我们要告诉学生，钳工是机械制造中最古老的金属加工技术。今天，生产技术逐步由各种手工工具发展到机械化制造和装配。各种机床的发展和普及，虽然逐步使大部分钳工作业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但是在机械制造过程中，钳工仍是广泛应用的基本技术。其原因是：画线、刮削、研磨和机械装配等钳工作业，至今尚无适当的机械化设备可以全部代替；某些最精密的样板、模具、量具和配合表面（如导轨面和轴瓦等），仍需要依靠工人的手艺作精密加工；在单件小批生产，修配工作或缺乏设备条件的情况下，采用钳工制造某些零件仍是一种经济实用的方法。

其次，钳工是工业生产中一门独立的不可缺少的工种。钳工工具简单，操作灵活，可以完成用机械加工不方便或难以完成的工作，在自动化生产的今天，钳工地位依然重要。

再次，把学好这门技术对今后就业的前景告诉学生：钳工好就业，收入堪比白领。一旦学生们对就业前途有了认识，对一门技术产生了兴趣，他们就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学习起来更有动力，就会事半功倍。

最后，要告诉学生考证的重要性。拿到证书才有机会得到企业的青睐，想毕业也必须考取证书，让学生有压力感。

2.教师层面：不变应万变

首先，任课教师自身要加深对所教课程内容的理解，要加深对辅导资料和专业理论的研究，充分做到“吃透”教材。也要分析钳工中级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梳理考证大纲、考证知识点，使教学内容与考证知识点内容一致。开课前在教研组组织下进行集体备课，共同确定授课计划。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一些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在刚开始接触一门新课的时候，还是比较认真的，他们希望能有所收获。所以笔者在学生刚入门的时候尽量放慢讲课速度，对于有难度的问题至少要讲两遍，特别是对于那些基础比较差的学生，更是非常耐心地手把手教授，让他们在这门技术课上找回自信。

再次，采用多种方式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现场、互动、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增加课堂的知识容量，例如在讲述装配知识的时候，借助PRO/E软件建立三维模型，形象地模拟装配过程，装配的爆炸视图可以直观地演示装配中各个零件的位置关系，帮助学生更清楚理解装配的工作原理，提高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也帮助老师提高教学效果。

最后，针对理论考试的知识面，任课教师要联合相关学科教师，结合钳工工种相关知识，编撰出各种考试知识点的复习资料；平时也注意收集历次考题，梳理考题内容，进行分类，并编辑成册供学生参考复习。考证前，根据考证大纲进行分模块辅导，分模块安排考前强化训练，有条件的可开设第二课堂进行有针对性的补课；组织学生模拟考试，最好把最近几期的考试题做一遍，让学生提前进入考试状态，提前适应考试模式，也可以应付重复出现的题目，每一次模拟考后总结改进，根据考生掌握情况进行查漏补缺，对个别基础差的学生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

3.班主任层面：密切配合

首先，班主任要在不同场合对学生强调考取证书的重要性，不断督促他们认真学习，营造浓烈学习的氛围，提高学生自觉学习能力及学习效率。

其次，要保证学生的考证通过率。班主任要协助抓好学生的出勤率，对于一些无心向学经常旷课的学生，要借助于班主任的力量让他们重返课堂。任课教师和班主任共同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及时转变过来。

再次，良好的心理素质能使学生自觉地把考证压力转化成动力。针对职业院校学生动手能力相对较强，理论知识理解能力相对较弱的特点，班主任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在心理上对学生进行辅导，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和心理素质，使他们保持良好的心态应对理论考试。

最后，做好考证动员、协助做好学生参加考前强化训练的组织工作等。

4.学校层面：协调统筹

首先，教学管理部门要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技能鉴定点及最新颁布的“国家鉴定题库”来制订实施性教学计划，设计出体现理论与实操一体化的钳工中级证书考试辅导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

其次，考试知识面涉及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如机械基础、机械制图、设备管理等涉及的考试知识点，相关任课教师也要在教学过程中详细讲授。

再次，在学习管理制度上给予配合，例如考证合格率与课酬、评先挂钩；同时加强日常教学管理，优先选择同时具有丰富生产实践经验和有一定专业理论综合知识及责任心强的教师任教等。

最后，在教学过程中，推行“学校即企业，课室即车间，教师即师傅，学生即员工”的“校企合一”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校企合作，让学生在学习期间就有机会了解到企业对钳工工作的要求，也使学生开阔眼界，明确自己奋斗的方向，让学生自觉地下意识努力学习。

5.主管部门层面：政策支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与教育厅（局）、职业鉴定指导中心等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在部分中等职业学校实施“双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情况，将学校专业教学标准（教学计划、内容）与国家职业标准相适应，并适应就业岗位的需要。近三年来本专业学生的就业率保持在90%以上，四门核心专业课程成绩均达到合格以上分数方能视为理论成绩合格，并以此作为“双证书”模式的报考必要条件（具体见：《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广州市中等职业学校双证书制度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穗人社发〔2013〕52号）等等。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和技能鉴定工作规程进一步推进实施“双证书”制度，实现学生“免考”理论。

6.其他方面：注意事项

首先，无纸化考核与传统的考试方式在答题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方面有一定的差别，这就要求考生考前要学会熟练操作无纸化考核系统，要认真了解对同一场考试不同考生的试题顺序随机排序，掌握判断题、单选题、多选题等的作答要求等。

其次，要养成读题、答题认真细致的习惯，提前适应无纸化计算机操作考试环境。

再次，要带齐身份证、准考证等按时赴考。登录进入考试系统后，要先看清楚界面显示信息是否与本人信息一致。在考试过程当中，要把控好时间，掌握做题技巧，先易后难作答。答题完毕要认真检查等，也要有“会的全都对，蒙的全都对”的良好心态。题目都是客观题（选择题或判断题），切忌留空白。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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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新晨

【参考文献】

[1]李太勇：《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北京]《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杨沐：《产业政策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

[4]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壁垒.进入.效应》.[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5]Bain.J.，1956：BarrierstoNeuCompetitio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

[6]Behrman.J.N.，1972：TheRoleofInternationalCompaniesinLatin.America：AutosandPetro-Chemicals.Lexington.MA：LexingtonBooks.

[7]Caves.R.E.，1974：IndustrialOrganization.inJ.H.Dunning，ed.，EconomicAnalysisand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NewYork.Praeger.

[8]Demsets.H.，1982：BarrierstoEntry.AmericanEconomicReview.72：47-57.

[9]Dunning.J.H.，1993：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hatheGlobalEconomy.Workingham：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

[10]Lall.S.，1979：MultinationalsandStructureinonOpenDevelopingEconomy：TheCaseofMalaysia.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r，115.

[11]Stigler.G.J.，1968：TheOrganizationofIndustry.Homewood；Ⅲ：RichardD.Ir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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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传播学 微信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重大课题（项目编号：15SAQ001）及山东大学（威海）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重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1-0253-02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已成为大学生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并对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据《2014年新媒体蓝皮书》数据显示，目前，微信用户已达6亿，其中使用率最高的为24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比33.7%。在微信平台上，已开通的公众账号超过 200万个，其中经认证的公众账号超过5万个，而政务微信公众账号总数超过3000个。高校官方微信平台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如何利用微信这种新媒体切实有效的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传播，因此，在教育的过程中吸收运用传播学的理论，遵循传播的基本规律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十分必要的[1]。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approach）理论认为受众是主动的，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有选择的，其目的是为了得到需求的满足[2]。微信公众平台主要传播特点是传播符号的多元化和受众参与的主动化两个方面。这说明“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微信用户的需求及行为习惯是合适的。同时，我们针对大学生对官方微信平台微信内容的阅读行为进行了分析，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实证性研究，根据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用户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会对媒介产生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感知娱乐性，进而影响用户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

一、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下高校大学生对官方微信的使用需求分析

研究大学生群体对微信公众平台这种自媒体的需求和使用偏好对于高校官方微信运营者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李晶晶、李浩、何渔阳曾经调查研究大学生对微信这一新媒体工具的“使用与满足”情况，但是至今还缺乏对高校官方微信平台进行专门的“使用与满足”情况调查。

本次调研采用分层抽样方式，于2014年11月向山东大学（威海）不同年级和专业学生随机发放问卷687份，回收687份，有效回收率为100%。调查显示：男生占43.70%，女生占56.30%;低年级占75.66%，高年级占24.34%;学生干部占52.49%，非学生干部占47.51%;文科类占66.08%，理工类占33.92%。

调查发现， 69.00%的学生希望在学校的官方微信上看到重要通知、活动预告;53.86%的学生希望看到校园新闻;53.57%和47.16%的学生分别希望官微能提供学习服务和生活服务;其次是就业信息、志愿服务信息、学校科研创业政策、学生意见反馈和时事热点解读;只有4.37%的学生希望通过学校官微看到党的最新理论政策。

二、基于技术接受模型下大学生对官方微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接受度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大学生对官方微信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接受度，本研究调取该校官方微信平台2014年10月-2015年1月份4个月的运营数据，对不同的微信内容进行分类，截取数据包括阅读量、转发量、点赞量。这三个月用户数在4500人左右，可以认为该时间段用户群体是固定的。

（一）研究假设

我们将微信用户的阅读行为套用技术接受模型并建立微信用户阅读行为模型，在此模型里感知有用性和感知娱乐性与微信内容及微信标题有关，而感知易用性与微信格式有关。这三个因素会促使用户产生是否阅读的行为，而转发行为又会对阅读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见图1）。

图1 用户阅读行为模型

我们对4个月内运营平台发送的69条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微信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并对理论模型进行论证，根据之前的微信用户使用习惯调查基础，做出以下假设：

H1：微信的格式显著正影响阅读量;

H2：微信的标题显著正影响阅读量;

H3：微信的内容显著正影响阅读量;

H4：微信的内容显著正影响转发量;

H5：微信的内容显著正影响点赞量;

H6：点赞率与用户满意度呈正相关。

（二）实证分析

采用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逐一验证假设是否成立。由结果可知，微信的格式对阅读量没有显著影响，由此推断感知易用性这一变量对阅读量没有显著影响，微信的标题对阅读量有显著影响，微信的内容对阅读量有极显著影响，对转发量和点赞量也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感知有用性和感知娱乐性是影响点击阅读的主要因素。经过修正之后的用户阅读行为模型见图2。

通过对点赞率和用户满意度两个变量的Spearman相关分析得出，两个变量有显著地正相关关系（Spearman correlation：0.371**，P值：0.005）。

图2 修正之后的用户阅读行为模型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大学生对学校官方微信的使用动机主要是获取校园新闻、通知及服务信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不是关注官方微信的主要动机。

2.实证研究证明微信的内容、标题会显著影响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阅读量、转发量、点赞量，活泼有吸引力的标题，具有原创性的图文消息更受学生的欢迎。

3.在不受权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下，点赞率可以作为衡量学生对微信内容满意度的一个量化标准。

（二）建议

高校官方微信平台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我们的研究结论对于高校微信运营者更好地运用传播学理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具有参考价值。

1.转变管理者教育观念。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关注度较低，甚至有“逆反”心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不断加强自我媒介素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时代元素。方可牢牢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加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2.了解学生需求，维护学生权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实践表明，解决实际需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同时也符合“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本观点。因此，要想使学生更乐意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就必须首先解决学生的实际需求，微信运营者要采取思想教育与服务学生相结合的方式才能提高学生对微信平台的认可度，从而使学生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思想政治教育。

3.用学生乐于接受的语言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本研究表明，原本枯燥说教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改用学生乐于接受的网络语言进行传播，效果会有显著改观，而结合学生时下关注的社会热点和兴趣，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机融入则会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徐峰. 使用与满足”理论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3）：112-115.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4-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