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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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便对他的学术观点进行了解释，他称其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者，更不会是民族主义者，吉尔平明确的表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其所发表的学术观点全部都是以国家发展为中心的，包括《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对国际经济的阐释。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既有经济学、政治学的观点，又包括历史学、国家关系、国际经济等理论，可谓集大成者，不仅是后世，就连同行对吉尔平此书的评价也是极高的，誉其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主要观点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既强调国际社会的无序性，也承认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无序意味着不存在高一级的政治权威，各个国家均可以在被迫使的情况下走向合作，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发生了危险便可以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但这种无序性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的特点便会因此确立，相反当各个国家在同一利益的驱使下走向合作的时候，各种国家机构便会创建起来。

二是既??调国家利益始终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承认精神道义和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现实主义一直视国家利益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将国家利益视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活动的主要依据和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并不否认道德和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其只是反对以道德追求来约束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发展。

三是既强调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也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国家的安全问题都应当是摆在第一位的，且军事安全和政治独立也理应摆在国家目标和利益序列的首位。

二、吉尔平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解读

吉尔平是在2001年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解读的，那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的多种力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吉尔平结合各种变化，运用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核心观点主要包括三点：

首先，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对于国内事务来说，还是针对国际事务而言，民族国家都是最为主要的行为体，而关于影响民族国家地位的力量，吉尔平也在此书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对于二者的关系，吉尔平的立场一直较为坚定，其虽然承认跨国公司的重要性，但却并不认为跨国公司具有脱离民族国家成为独立行为体的能力，这主要是因为跨国公司与本国经济的联系过于密切，其稍有差异便会使得各国的制度结构、经济政策、社会关注重点发生偏移；（2）经济区域主义与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虽然经济区域主义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但“经济区域主义特别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加强标志着一场脱离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运动以及后国家时期国际秩序开始”的这一说法，吉尔平却并不同意，其并不支持以经济区域主义代替国际体系，经济区域主义只能是扩大本国追求的一种有效手段。

其次，全球经济具有高度一体化和明显脆弱化的特点。吉尔平认为，自从冷战发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便越来越严重，其不仅带动了国家经济事务的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国际政治事务的发展，这股全球化的力量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系相连，许多国家都相继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经济也越来越明朗，国际竞争一日强过一日，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不完全竞争也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世界经济的参与者日益增多，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更是大幅度提升，但这种力量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威胁，使得全球经济明显脆弱化，主要原因有四点：（1）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随之结束，政治纽带被削弱，国家经济越发脆弱；（2）不稳定因素重新出现，比如贸易保护、经济区域、反贸易自由化等；（3）缺少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管理规则；（4）全球经济趋向高度一体化，资金流动扩大，衍生品增多，金融危机反复出现。

最后，全球经济管理必须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吉尔平在此书中对新自由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跨政府主义进行了评价，吉尔平认为虽然此三种主义对全球经济管理皆有所帮助，但这三种主义却并不适应国家管理需求。吉尔平觉得当一个国家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其想要获取一定的支配地位是绝不可能的，这既不符合国家发展，也不符合人们希望。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一个国家想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仅要重视自身利益，更要重视世界利益，只有如此，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更加稳定，更加人道。因此，在吉尔平看来，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方能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秩序。

三、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评价

吉尔平在本书中对“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分析虽然较为全面和严谨，但仍然存在着些许问题，具体总结为如下三点：

其一，作者的理论与观点。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作者将最新的经济理论与传统的定性分析法相结合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评价，以“国家中心”现实主义为视角对新经济理论进行了肯定，并表示霸权稳定、国际机制、新古典理论等均可以继续使用，这不仅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务实态度，而且还体现了作者严谨治学的作风。

其二，作者既忽视了全球性问题，又忽视了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在作者的观点中，“国家中心”、“霸权稳定”、“自由秩序”的位置同等重要，其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但书中却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只字未提，吉尔平始终认为以国家为中心才是建立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础。其实，吉尔平的想法并没有错，经济强国对于经济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国际经济组织已经形成了一股重大的力量，如若忽视，将会与美国传统产生一定的矛盾。作者在书中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增加，而对社会福利的增加却很少提及，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衡、贫穷、环境恶化等问题虽然有所提及，但作者却并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反全球化”的热潮并未散去，作者未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只是将这一切都归过于国家政策的不健全。

篇2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重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治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治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治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假如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重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DpZsP5*6}sPvc:2J66wenki@vcf6FFB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国际与国内来自免费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2.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4

罗戈斯基(RONALDROGOWSKI)借助斯托尔普珀-萨缪尔森模型,把国内政治抽象出来,提出了国际贸易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罗戈斯基认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国际化降低了消费者对进口商品支付的价格,提高了出口商品生产者的价格,降低了进口竞争商品生产者的价格。前两个群体因国际化而受益,最后一个群体因国际化而受害。因此,这些群体必然结成联盟,支持或抵制国家进一步扩大国际化的政策。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假如多于其他国家,它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得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因此,他们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把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罗戈斯基提出了一个非常简约的分析模型,令人信服地探讨了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关系。这一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提出了理论依据。3.双层博弈理论15罗伯特普特曼是一位比较政治学者,他认为,单从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或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来理解国家政策选择,都是不够的。他以国际谈判的情况来说明,在一个国家对外进行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的博弈,因此谈判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普特曼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靠并且是的,中心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普特曼把国际协议的达成过程分为谈判过程和批准过程,后者是国际协议进入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

总的来说,普特曼的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4.有关行为体作用的理论

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包括对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中介渠道——行为体的分析。国内行为体(agent),又被学者们称为沟通行为体(linkagea2gent),是国际力量得以在国内进行传递的作用主体。按照罗斯瑙(Ja

mesRosenau)的定义16,沟通行为体是指那些为特定政治目标而沟通国际与国内的政治环境的群体,使得商品、服务、政策、价值规范等能在国际和国内之间流动。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群体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政府内部涉及治理跨国关系的部门、具有影响力的国内政治联盟等。

有关行为体的理论,到目前为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模式和框架,而是散见在不同学者的不同研究著作中。如安德鲁考太尔(AndrewP.Cortell)和詹姆斯戴维斯(JamesW.DavisJr.)利用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利益和国内政治结构来分析美国如何抵制日本半导体产业进入国内17。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逐渐侵蚀美国国内市场。尽管与GATT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精神相违反,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协会(SIA)还是成功地发起了301法案调查,最终于1986年签署了美日半导体贸易协议,达成了SIA预期的经济目标。考太尔和戴维斯认为,国内行为体有可能反对国际规则,其中的关键是既定的国内政治结构和法律程序。而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Friden)研究18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弗里登认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合作,恰恰能解释民族国家与国际经济的对抗与合作。

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研究路径的理论建立在三个假设上:(1)国际经济环境(市场和机制)不仅是一国生存、发展的国际背景,而且能影响国家的政策选择;(2)国际经济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环节。无论是罗戈斯基的贸易联盟、普特曼的获胜集合或者是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的国内行为体,都充当了国际与国内之间的中介环节;(3)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方式和程度因国内结构、行为体力量分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并没有出现系统理论。和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相比,这一研究路径的理论无论从流派分类或是理论严密程度,都不如前者。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这些理论彼此交叉,引用的成分太多,既没有出现有严密逻辑、论证过程的完整理论,也没有出现一个集大成者,各个理论之间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共同点,变得难以区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学者基于经济学的背景,运用数理分析的模型,使得理论解释过于艰涩而不轻易推广。

此外,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在分析了国内行为体受到国际力量影响作出政策选择后,没能进一步探讨国内政策选择的变动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早期的由内而外研究路径,或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由外而内研究路径,其研究视角始终是单项的。其中仅有的双向视角是普特曼的双层博弈理论,但是这一理论局限于国际谈判领域,无法对国内政治进程作出合理的解释。

尽管近年来国内有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IPE研究经历了从国家政治经济学、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学到国际-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18,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国内-国际这一环节的研究依旧相当薄弱,几乎没有出现专门的论著分析国内政策发生转变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部分学者的注重力依旧集中在探讨国内政治结构对国际经济力量的“过滤”作用,以及国内行为体结盟与政策偏好的形成。

三、结语:呼唤内外结合的IPE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跟随着国际关系现实发展的步伐,从现实主义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逐渐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偏向于自由制度主义的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建立在“国际经济体系存在着稳固的结构”、“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唯一决定者”、“国家是统一利益主体”这三个假设之下。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则一一打破了前者的假设。首先,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国际经济体系出现巨大变动。其次,随着全球化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国际化削弱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治理能力,并在国内引起政治辩论,改变对外经济政策。第三,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同学者打破了国家这个“黑匣子”,通过对国内行为体的分析,分析国内政策选择得以改变的制度和社会因素。

理论总是因现实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假如说早期IPE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反映了民族国家和国际市场的紧张关系的话,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则体现了民族国家与国际市场互动增强的现实。随着21世纪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国际市场的力量不断与民族国家国内力量产生互动与互相作用。面对这一现实,学者们有必要对国际与国内双向互动的IPE理论进行探索,建立国际-国内-国际的双向互动理论模型。

双向互动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1)双向互动的途径和变量,在由外而内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作出一定的探索,那么在“第二次逆向”从国内到国际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相同的变量,还是两套不同变量;(2)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经济力量的关系,也就是说,面对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国际政治的体系结构有必要重新作出界定;(3)面对着不同政治结构的国家,是否有可能探索一套普遍适用的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的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偏重于由内而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和依附论都作为经典理论被介绍进入中国。而20世纪90年代起发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介绍得还相对比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研究环境,学者们更倾向于接受以国家为研究范式的早期IPE理论;另一方面也在于,尽管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存在一个合法化的过程,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外来力量及其作用”一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这也就使得由外而内的IPE理论进入中国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而事实上,随着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实。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国内规范体系在加入WTO谈判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入WTO将推动中国内外政策和制度与国际机制发生一定程度的趋同。此外,作为国内行为体的政治经济精英的观念变化

,直接起到了对中国改革和加入WTO决策的关键影响19。如何用IPE理论解释中国的实际情况,成为国内学者不可忽视的课题。

因此,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的现状,中国的IPE学者有必要加入到理论构建的行列中,探索同时具有“本土特色”和全球普遍适用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注释：

1相关观点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2相关观点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3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樊勇明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归纳上,采用了基本接近的思想方法。

4前者用自由主义(经济合作促进发展)、民族主义(经济合作带来竞争)、的分类,后者用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的分类,来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因此,本文沿用这两种基本思路,以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论作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理论。相关观点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参见CharlesP.Kindleberger:PowerandMoney: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PoliticsofInternationalEconomics,NewYork:BasicBooks,1970。

6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罗伯特吉尔平(1989),第394页。

8罗伯特吉尔平(1989),第395页。

9PeterKatzenst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omesticStructures:ForeignEconomicPoliciesofAdvancedIndustrialStat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0,1976,pp:1-45.

10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2003),第255页。

12PeterGourevitch,“TheSecondImageReversed:TheInternationalSourcesofDomestic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2,No.4,Autumn1978,P.881-912.

13PeterGourevitch,(1978),P.881-912.

14RonaldRogowski:CommerceandCoalitions:HowTradeEffectsDomestic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Press,1989.

15RobertD.Putnam,“DiplomacyandDomesticPolitics:TheLogicofTwo-LevelGam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3,Summer1988,pp:427-460.

16JamesRosenau,“TowardtheStudyofNationa2InternationalLinkage”,inJamesRosenau,ed.,LinkagePolitics,NewYork:TheFreePress,1969,P45.

17AndrewP.Cortell,JamesW.DavisJr.,“HowDo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Matter?TheDomesticImpactofInternationalRulesandNorm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0,No.4,Dec.,1996,pp:451-478.

18JeffreyFriden,“SectoralConflictandU.S.ForeignEconomicPolicy,191421940”,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p:60-90.

篇3

【关键词】俄罗斯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家风险

【作者简介】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Senko Mikhail,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法】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4-0049-60

自北欧小国冰岛面临“全国性破产风险”开始，在华尔街金融危机迅速发酵的过程中，“国家破产”一词频频闪现于报端和电视。在“国家破产名册”上，除首当其冲的冰岛外，巴基斯坦和韩国等国陆续招致相同的“破产”可能。而通过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所的评级警告来看，身处“国家风险”的国家还远不止这些，俄罗斯也未能幸免。国家风险是指在对外投资、贷款和贸易活动中，外国资产在东道国所面临的危险程度，是源于因国别政治或经济形势变化而导致的外国暴露价值(Foreign expose)的变化。 2008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俄格冲突、国际油价下跌等多种因素影响，俄罗斯金融市场强烈震荡，卢布迅速贬值、通货膨胀加剧、股市下跌、资本流出和投资减少，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偿债能力。 笔者将综合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具体分析俄罗斯的国家风险。

一、国家风险分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指标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的概念最初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国际银行的跨境业务。当时，在某一国家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给另一个国家或本国的境外企业时，可能出现的海外信贷风险就称为国家风险，或称风险（Sovereign risk）。1978年，加拿大银行学家纳吉（P.Nagy）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泛使用的国家风险定义：所谓国家风险是指“跨边界贷款中导致损失的风险，这种损失是由某个特定国家发生的事件所引起，而与企业或个人无关”。 此后，以邓肯?麦德姆（Duncan H. Meldrum）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国家风险的研究领域远远超出了国际债务问题，国家风险内涵得到扩展。在国际市场上，只要发生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方面的国际资本流动时，都面临着因相关国家“不愿”或“不能”履行合同而产生违约的风险，这种国家风险可能会导致外国资产价值的损失。

与国家有关的外币债务违约的案例在19世纪和20世纪40年代以前发生很频繁，外币债务违约率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间下降，当时跨国债务发行非常少。20世纪70—80年代的对政府融资的主要工具——银行贷款的违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高峰。例如，1981年3月，波兰政府宣布无力偿付到期外债的本息，标志着债务危机的到来。1982年8月，墨西哥决定停止偿还一切外债，接着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和玻利维亚等许多国家纷纷效仿，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债务危机。中止偿债或正式重新安排偿债期限所涉及的资金数额几乎达到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外债总额的三分之二，到1982年底就有34个国家无法履行偿债义务。

传统的风险反映了一系列包括战争、革命、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外部经济危机因素。今天，财政纪律松弛、债务管理压力、生产的无效率、负债和脆弱的银行系统使许多国家面临经济政策方面的挑战。这些风险混合到一起，尽管在一段时间是可控的，但可能逐步恶化——过去的十年间发生在众多新兴市场的与风险有关的事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一般认为，国家风险由政策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构成。借贷者通常希望自己的本币借贷的信用声誉是最高的。如果它们有印发本币的权力，那么违约的问题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由此，风险就转化为一个国家会通过印发大量的货币来偿还债务，即通过通货膨胀腐蚀掉债务。当一个用外币借款，由于借款者没有印发外币的权力，则产生违约的风险。此类违约的风险在计量上是困难的，因为即便是用最复杂的计量方法都会很难给出确定性，因为缺少相应的例子和数据。因此，对风险的判断更多依赖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而非计量方法，依靠对风险评估的一系列指标来对政策、对可贸易部门的状况以及对政治风险的评价来判断违约的可能性。

篇4

纵观中国房价国情，高房价的问题已经日趋在几乎每个人心中留下了根深蒂固地观念。针对于此现状，不少猜疑接踵而至，但是，不管原因如何，归根结底，政府应该为此买单。诸如，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的腐败不作为；从房产商层面来说，无疑是房产商老总的巧取豪夺；从国际层面来看，国外人士利用在中国发行外汇、股票等一系列衍生产品，借机寻找盈利机会；看似除了政府监管这一层面之外，还有别的其他原因，仔细分析，政府层面的责任不得不说是最主要的，同时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我们的政府在房地产价格的涨幅问题上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或许，我们每位国人都应该熟知，政府利用一些宏观调控的手段，比如说，严格控制有关部门针对于房产商需要的土地这一固定资本，也可以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有效地使银行的贷款利率降低，使得房产商的投资成本下降，从而起到房价有所缓和的状态。当然，以上的分析，只是一些\显的知识概述。本文主要是要从政治经济学这一角度，来对房价持续走高的问题进行剖析。

中国房价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作为既是商品，又是生活必需品的住房，当前过高的房价问题，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日益加大的。这种现象，带有严重不健康的经济运行态势，而且还会使得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拉大，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国家社会发展不安定、不和谐。那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中国房价的一直上涨问题，究竟有什么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呢，本文将针对此展开相关的论述。

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学，它主要是站在阶级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脉络。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理论分为三大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与高价房产紧密联系的，利润率、地租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理论都在政治经济学当中有所体现。

房地产企业既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那么不得不考虑的就是企业的成本，其中包括有成本价格理论、地租理论、以及利润率理论。通过分析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房价问题。从成本理论来看，在房地产构建中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折旧以及土地成本这些均作为不变资本，成为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然，除了不变资本，还有流动资本，包括沙土、钢筋等。因为当前煤、电、油等能源价格的提升，相继带来的连锁反应，使得原材料价格、运输成本的增加进而带来的建筑材料价格的提升。属于固定资产范畴的建筑设备折旧，在房地产价格中所占的比重不高甚至是下降。这个趋势，同样适用于前面所讲到的建筑材料这一成本所表现出来的趋势，随着中国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建筑材料成本依然是下滑趋势，印证了马克思曾说的：“随着劳动力水平的上升，带来的是与之相关的生产部门产品的价值降低，进而，生产费用减少。”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折旧都不是中国房价上涨的原因。

此外，成本学说还体现在可变资本中。房地产的价值是由建筑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期间，众所周知，我们国家为人口大国，所以不缺乏的就是我国的劳动力。现阶段，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农村地区，还留有大量的农民（作为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看似没有直接在房产生产资料上做贡献的，其实这部分人也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建筑工人的劳动、设计人员的劳动，根据当前现实情况的分析，两者所占的比例在房地产价格中只降不升，在总体房价价格比重中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所以由此可以得出，可变资本中的建筑劳动和设计人员的生产劳动也不是构成我国房价上涨的本质原因。

对于地租理论，土地成本费用要和建筑物机器折旧费连在一起进行计算考量的。而非是计算入无形资产，这样会破坏产权人在土地试用到期之日的重新购置。在中国，国家的土地所有者是国家。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定义为：房产商以一定的资金形式向土地的所有者一一国家，交付一定的租金，来获取土地的使用权。并且土地使用权在房地产生产中被一次性使用完，所以也是一种固定资本的表现形式。然而，土地所在的城市、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用途等方方面面的条件决定了土地的地价款。换句话来理解，即为在不考虑房屋本身构造的前提下，土地价格的高低与所处位置的是否发达程度以及距离市中心的远近程度呈正相关的。由此，我们可以考虑到政治经济学中提到的级差地租这一概念，涉及与此的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这一概念的涵义就说到了它是针对于绝对地租而言的一种相对概念。其中，中优等地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和劣等地农产品的社会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了超额利润。

从利润率角度来看，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利润率是资本主义企业，或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投资项目的相对收益。这一概念正是体现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利润率公式。利润率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利润水平的相对指标。研究分析利润率这一概念，对于明确企业的收支状况以及企业间的横向比较都具有不可多得的作用。回到房地产问题而言，作为一项特殊的商品，房产，开发商在投资房产时候，要求企业有更高的利润率。显然，利润率成为房产商衡量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本身房产商有着房价的价格权，当风险来袭，那么，自然而然房产商对于利润率的要求程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一般来说，房产商销售土地到下次再次进行土地购买生产都需要四至五年的周期。对此，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的是，任何企业只要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都是具备一定风险的，但是房产商往往每次都能顺利度过难关。其实，这正是周期的秘密。蕴含了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也是房产商进行投资的一系列周期与房产商实际运营操作之间的关系。

中国房价引发的相关问题

列宁说：“奴隶就是劳动工人把劳动果实交给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本身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充分说明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意义，那么，经济无论对于国家而言，还是对于我们居民个人而言，都是必不可获缺的物质保障。此外，经济给国家、个人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如何协调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各个民族演进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国家政治保护制度和官僚集团进一步瓜分人民财产利益的再分配政策，国家的这种强盗行为若换成私人，则称为“偷盗”，是违法乱纪的行为，要受法律处置的；人民被政府所管辖，我国政府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高房价还需要政府这个强有力的主体及时进行调控、管辖，否则不仅对国家经济发展还是人民带去的只能是愈演愈烈的灾难。

篇5

分配问题自古有之，并且，由于将既定社会产品进行分配总是要涉及不同人之间利益的消长，因此，它从来都是伴生于政治的。在物质产品并不丰裕的年代，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商业社会兴起后，又出现了社会产品“多而不均”的现象。就西欧国家而言，这一趋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已经超越了人们的心理承受力的极限，于是一些名家著作提出了激进主张。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比之英美经济学对“交换正义”的强调，欧陆的经济学更为重视“分配正义”。这也体现在政策领域：在“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权时期，德国就通过立法最早建立了全民社会保障体系。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贫富分化也随之而来：大陆的基尼系数已经连续多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很显然，两极分化不但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还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腐败与特权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腐败和特权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各种各样的垄断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政策的控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中国的政治权力不仅难以受到约束，而且还直接掌握经济权力，在缺少某种力量制衡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这样的“市场”难免要沦为少数人的游戏场。

改革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大行其道，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备受推崇。殊不知，“帕累托最优”是用序数效用论来定义的，它禁止了效用的人际间比较，也禁止任何带有再分配性质的政策，因而导致了对分配正义的漠视。根据帕累托原则，如果至少有一人的处境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处境不变，那么，也可将这种改变视为是社会福利的改进。按照这一逻辑，在大多数人的境遇不变时，特权阶层的福利改进也将是合理的！显然，任何一个有常识、有良知的人都无法同意这种观点。因此，要想把“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就不能不反对腐败和特权。

在中国，分配问题的日趋严重除了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误导外，还与我们对所有制的不当认识有关。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然而，由于受“苏联模式”的长期影响，“把所有制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归属”从而漠视交换和分配的认识仍旧根深蒂固，似乎一旦“国有”了，也就必然是“全民所有”了。这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明显误读和严重背离。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流通和分配，任何围绕所有制的论证都只能是空谈！

分配问题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理念也渐成共识。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制度，历经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到2007年，这一方案终于出台。国有企业既属全民所有，国有资本收益当然应由全民共享。不过，最初几年，国有资本收益的上缴比例过低，不能很好体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性质。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至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可喜的进步。当然，对这一预算还要有周详的计划、畅通的社会监督机制和及时的反馈机制，以维护和促进分配正义。

对会计人来说，问题在于，当分配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国内的热门话题时，我们能做什么？显然，有人要质疑会计是否真正具备分配职能。这样的质疑是不难反驳的。现代会计天生具有利润核算功能，因而不可能不与财富分配相联系。那种认为会计只是既定制度框架下的被动接受者的看法，无非是僵化的学科分工的产物。开放的现代学术当然不排斥学科分工，但坚决反对用学科的狭隘视角来看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会计人在享有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与义务之外，还因其职业特点，承担着设计与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重任。这就需要每一个会计人尽职尽责，通过不断完善会计信息的披露机制等途径，维护好社会公众对国有企业利润及其分配状况、对国家预算制定与执行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显然，沿着这一思路所开展的会计研究，就必须放宽视野，回归会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深究会计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

篇6

1.人力资本理论不能作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是西方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这一理论引进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更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对这一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摒弃其中非科学的成分，对于建立体育经济学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西奥多舒尔茨等西方经济学家解释，人力资本是“以较大的工艺、知识等形态体现于一个人身上而不是体现于一台机器之上的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主要是用于教育、卫生保健、体育等支出的费用形成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是为提高人的能力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本，是对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过去投资的现行价值。人力资本不仅表现于劳动力的数量，而且表现于劳动力的质量，包括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知识积累量、劳动熟练程度、身体素质等。舒尔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只有20%是由于物质资本投资的结果，其余80%是由于教育与科学技术的作用，即来自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他以此为根据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很大作用：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是由什么构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他认为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卫生保健等投资能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所以这些投资应视为生产性投资。他高度评价人力资本的作用，主张重视人力投资，并提出了一套人力资本收益的计算方法。西方的体育经济学正是以这种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的。

人力资本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矛盾发展的产物。人力资本理论竭力鼓吹人力资本的作用，主张由政府和劳动者增加人力投资，负担大大增长了的劳动力培养费用。西方经济学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出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需要，但也作一些切合实际的研究；因此，其内容中也有一些科学成分可供我们借鉴和参考。例如，关于重视人力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观点；关于教育、卫生保健等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关于强调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关于教育政策是一国经济发展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关于重视人力投资经济效益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发展我国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目标是有参考价值的。

人力资本理论尽管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部分，许多内容与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严重冲突，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例如，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都可以产生一定的收入，都是利润的源泉，抹煞劳动创造价值，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事实，把工资说成是为劳动者付出的“教育成本’带来的合理后果，是其‘教育成本”的收益。经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并不是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其中并不包括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工资被说成是“教育成本”的收益，而不再视为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既然工人创造的价值都作为‘教育成本的收益”而被工人获得，那么资本家哪里还有剥削呢？可见，人力资本理论是一种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

由此可见，在建立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时，应当借鉴和吸取人力资本理论中科学的、有用的成分，这是因为我国的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也是由人力资本理论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2.准确界定体育产业内涵是制定体育产业政策的重要前提

关于体育产业的定义及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和体育部门中对此理解很不一致。学者们对体育产业概念的讨论不但不妨碍发展体育产业的新举措的出台，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体育产业的认识，有利于体育产业的发展。

欧美学者认为，“体育产业是以满足消费者和其他行业对体育需求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等部门的总和，其领域涵盖一切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体育部门的相关领导和部分学者将我国的体育产业分成三大类别：第一为体育主体产业，指发挥体育自身的经济功能和价值的体育经营活动内容，如体育竞赛表演、训练、健身娱乐、咨询、培训等方面的经营；第二是为体育活动提供服务的体育相关产业，如体育器械、体育服装等体育用品的生产经营等；第三类是体育部门开展的旨在补助体育事业发展的其他各类产业经营活动。按照对体育产业的这一界定去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容易产生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体育相关产业”和体育部门办的“第三产业”究竟包括哪些？边界十分模糊，有人说除了运动服装、运动器材夕卜，还包括运动营养食品、体育书籍报刊、体育场馆建设、体育广告等。至于体育系统为创收而兴办的第三产业更是种类繁多。可见，如此定义的“体育产业’是一个跨多种经济部门、多种产业的大杂烩，内容十分庞杂。面对这样一个“大杂烩”，怎么能制定出一个有效的“体育产业政策”呢？第二，运动服装属于服装业，体育器材属于文化用品工业，运动食品饮料属食品工业，体育报刊、书籍属新闻出版业，体育场馆建设属建筑业。作为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部门，有职责和权利为这些部门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吗？第三，制定产业政策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产业政策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根据产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整产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产业分布结构，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推动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作为主管体育工作的行政部门，显然无力承担也不应该承担制定跨部门，跨行业的“体育产业”政策。

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上述对体育产业包涵内容的界定，违背了经济学关于产业的原理和产业分类的原则，把体育产业界定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横跨多种产业的超级产业。这种“大而全”的产业结构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主体产业发展不够大，没有形成支柱性优势。体育产业的支柱产业应该定位于竞赛表演业、健身娱乐业和无形资产开发经营业，这三大支柱性本体产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目前规模有限，其市场运作也不够规范。另外体育产业的缺陷还表现在有缺位的本体产业市场，如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虽然目前也存在一些交换交易，但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并未形成，少有的一些市场行为，如运动员转会也不够十分规范。由于对体育产业的概念和构成范围在国内学术界存在明显的分歧，徐本力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将上述三类产业简单地组合在一起，统称为“体育产业’的观点，支持率仅为47.4%，而反对率却为526%；将发挥体育自身功能，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性、非实物性形态的体育本体产业才是真正的体育产业的观点获得543%的支持率；专家们普遍认为，作为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必须是体育部门经营管理或由体育事业牵动的产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体育产业的定义如下：体育产业是以体育运动自身生产和提供财富的产业；是以生产、提供和运动直接相关的财富和服务为工作内容的产业”。体育产业是一个以健身娱乐市场、竞赛表演市场、体育无形资产市场和体育人才市场、体育咨询市场为本体的市场。重点应该是加快引导健身娱乐市场的扩张，把健身娱乐、竞赛表演两类市场作为龙头，体育部门根据体育市场发展的现状，当务之急是要加快高层次的立法，建立健全体育市场管理的相关法规。首先建立体育市场服务标准是体育市场依法管理的前提；同时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经营秩序；在此基础上健全相关的配套法规，形成体育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使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发展真正有法可依。

3.体育无形资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薄弱环节

体育无形资产是指不具备实物形态但能为体育部门和体育组织使用，具有使用价值并带来经济效益的资产和资源。体育无形资产是体育产业经营和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及合理地开发体育无形资产，用好和管理好无形资产，关键是制定科学的政策，这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和经营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比赛、活动和体育组织冠名权的开发；2）体育比赛、组织的标志、专利以及使用权的开发；3）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转让；4）体育组织和运动员名誉肖像权的投资经营和广告活动。

3.1 体育无形资产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无形资产具备提供体育服务和体育劳务的必需条件，体育无形资产的供求关系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体育无形资产的作用在于可以促进体育服务的实现，产生经济效益。体育无形资产价值可以用货币计量，这是因为进入市场的体育无形资产属于可交易的商品，而商品的价值就是通过货币数量来表现的。体育无形资产的形成具有不确定性，供给的有限性，占有和使用上的时效性，因此体育无形资产是一种稀缺的体育经济资源。

3.2 体育无形资产的种类

体育无形资产是相对于有形资产而言的，是指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或者经济资源。体育无形资产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为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冠名权、体育品牌、体育倶乐部名称和体育团队标志等；第二类为技术秘密，指体育经营活动中使用的、未公开的且未申请专利的知识和技巧。它包括各种体育技术资料、图纸、数据、体育训练规范、方法和作业流程、体育营养配方、体育食品制作方法等；第三类为经营秘密，指体育部门或企业所掌握，不为公众所知晓的信息和资料，能为拥有者在同行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带来的收益能超过本行业一般收益水平；第四类为特许经营权，一种是由政府或国际体育组织授于特许经营权，另一种是由企业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包括体育项目经营权、体育场地使用权、体育运动空间和区域管辖权及使用权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运动技战术和管理、训练方法和手段是重要且易被忽视的体育无形资产。体育运动技术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体育无形资产，这种特殊的体育资源的获得要有大量的经济性或非经济性投入。因此运动员的转会的实质就是运动技术这种稀缺的体育经济资源的交易，是运动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移，而不应该被认为是体育人力资本的经营。在我国，优秀运动员都是由国家出资培养而成的，因此在无形资产的产权问题上与国外运动员不同，既有运动员个人的成分，又有国家的成分。因此在运动员无形资产的经营过程中，既要合理合法地保护国有和集体的权益，又要合理合法地保护个人权益。

4.结束语

篇7

一、会计学和金融学进行比较分析的前提

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思考即比较。借助比对的方式，研究分析事物特征，掌握异同之处。根据以往的研究，了解其环境背景与起源，同时借助移植的方式可以更快地推动学科进步、创新。把会计学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进行比较分析，能够弄清楚这门学科和另外一些学科存在的差异。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对象、研究形式、基础理论、方法体系等方面的比对，发现它们的共同点与差异，把其他学科的优势移植到会计学之中，推动会计学的发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跳出会计看会计”、“跳出会计研究会计”。所以说，把会计学同金融学进行分析和比较，正是要将两者进行比对研究，尤其是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基础理论等环节的对比分析，寻求会计学同金融学间的共性与不同之处，把金融学的优势植入到会计学当中，目的是为了推动会计学更快的发展。

二、会计学同金融学比较分析的必要性

之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出：“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等，恰恰是因为对比分析了被比较对象间的不同之处，从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诸多社会科学的实践表明了对比分析对于学科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举个例子，规范会计学派和实证会计学派的出现，起源于经济学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同时这些研究手段来源于哲学中的方法论。把存在差异性的学科进行对比分析，弄清楚二者的特点、联系及不同。然后，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寻求结合点，追溯起源，挖掘出问题的本质所在，进而为有关学科的发展和创新提供借鉴。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会计学的理论基础应该为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但与此同时，不少新会计问题的出现都是因此产生的，像产权会计学问题、委托会计原则、衍生会计工具、外币折算会计问题、通胀率问题等。会计学同金融学两个学科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所以说，把会计学同金融学进行对比分析，寻求二者的不同，把金融学的优势和长处植入到会计学当中，对于会计的创新与变革有着重大意义。

三、会计学和金融学进行对比分析的目的

(一)健全会计学的理论机制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进步，会计学这门社会科学也在不断地创新、变革。同样作为和社会经济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金融学对会计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把这两者进行全面深入的对比和分析，寻求经济学的演变历程、理论机制，对于健全会计理论体制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二)拓宽会计学理论研究的视角要想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会计学的发展就不能只束缚于其本身的内容，这就好比“闭门造车”一样，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这时，就应当跳出会计的视角，把它和金融学进行比较分析，同时把会计学的优势植入相关学科理论中，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拓宽会计学理论研究的角度。

(三)推动会计学知识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把会计学和金融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包括两者间理论基础、研究手段、研究对象等内容的对比，根本目的是为了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寻求具有创新性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从而推动整个会计学的进步。

四、会计学与金融学的特点对比分析

会计学和金融学均是社会学科，因此两者间具有一定的可比性。现阶段，会计学的演进朝着边缘化的方向转变，加上已取得的成绩数不胜数。因此，两者间更加深入的研究对比是推动会计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会计学的学科特征所谓会计学，即能够准确体现会计客体本质、规律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将学科本身作为其研究对象，分社会功能、根本特性、认知方式及演变规律等角度分析并研究问题。会计令人们在不断认知的过程中关注着自身发展。除了社会学科的共同特征外，会计学还具有其本身的特点：首先，会计学具有体系化的特点。历经许久的发展过程，会计学已渐渐成为一个由多个分支构成的成熟体系。它并不是分析这些分支的细致情况，而是将一切分支串联成一个总体进行特点、功能、发展形势等方面的研究。

其次，会计学具有理论化的特征。在相关理论及实践应用中，会计学的整体概念占据了主置。因其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成熟的体系，可以将这个体系作为各分支发展的指导。再次，指导性也是会计学拥有的自身特点之一。会计学是一个分析会计工作规律与发展演进形势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指导来自于会计实践又不同于会计实践。对于各分支的理论可以用于引导具体会计工作，同时，会计学作为一个整体又指引着各分支的发展道路。

(二)金融学的学科特征对于“金融学”这一定义，是比较复杂的，相关术语对于此学科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例如，韦伯斯特字典当中提出了“筹集、提供资本”的定义词条。作为社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将市场的运作、资金的定价作为核心。金融学的方法论是借助相似的替代物来达成金融契约及工具定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均作出了自己的考虑：首先，在国内来讲，金融学主要包括国际金融和货币银行学两方面内容。究其原因，一是上世纪后期的一些政策使得对外贸易加强，进而令大量的国际收支及贸易中心确立；二是受当前环境的影响，政府主导的金融业间接融资成为了金融实践的核心。

五、结束语

篇8

一、绪论

美国著名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don） 1924年在其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概念，从此CSR概念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在2013年4月6日到8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指出“每天一个公司发一个社会责任报告，我真的不相信它能起好的作用。我这方面花了钱，那方面花了钱，这个东西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以看出张维迎教授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从开始到现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和看法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统一。

2011年，作为第三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交所上市公司有240家，深交所则有135家上市公司第三次社会责任报告。然而这与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政策制度不无关系，所以报告的质量并不太高，不能充分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大多数企业不愿意花太多的经历放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上面，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不能给公司带来价值增值。有鉴于此，如果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总结的话，科学的理论基础会使得更多的企业家信服，从而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和总结。

二、相关文献简述

（一）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

二者正相关。Bruce等（2003）对企业的慈善行为与企业的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发现如果企业以现金形式进行捐赠，则企业获得的现金资源会更多，也就是可以这么说，企业可用现金资源与企业现金捐赠成正相关关系。沈洪涛（2005）选取了沪深股市非金融行业A股作为样本，样本时间段为1997-2003，控制相关变量之后发现，社会责任的履行和企业采取绩效正相关。

二者负相关。Ingram（1983）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反而会降低企业的价值。李正（2006）以我国沪市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打分，以托宾Q代表企业的价值，通过控制企业性质后的研究发现，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会降低企业的价值。

二者不相关。Hackston and Milne（1996）通过研究表明企业价值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不存在相关性。陈玉清、马丽丽（2005）通过对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进行抽样分析，同时设置了社会责任贡献指标，结果发现二者是不相关的。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品牌

Pomering and Dolnicar（2009）通过他们的研究证明，企业必须努力使消费者能够了解本企业的CSR信息，因为这样会使消费者对该企业产生更好的品牌评价。Valor（2008）的研究表明，在现在的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对CSR信息的关注是“不经济”的，在消费者形成自己的品牌评价中，往往会忽视企业的CSR信息。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成本

Bhattacharya Daouk （ 2002） 第一次利用国际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信息披露的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信息越透明的国家其权益资本成本越低。Larocque （ 2008） 在控制分析师预测的偏差后， 实证研究发现定期的信息披露与事前预期收益负相关。

三、相关理论基础

（一） 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本文采用ISO26000标准对社会责任的定义，即社会责任是指组织透过开放的以道德为依据的行动，承担起因为自身决策和行为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这些行为有：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社会福利；把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考虑进来；遵守法律法规，逐渐与国际行为规范趋同。

（二） 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关于利益相关者，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弗里曼（Freeman）曾经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能够影响到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其影响的个体或者群体是一个组织里面的利益相关者。具体包括股东、债权人、客户、供应商、社区、管理者等等。可以看得出，弗里曼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广义上的，这极大地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

企业公民理论。对于企业公民，Crane and Matten在2005年进行了广泛的定义，从三个不同的视角进行确定。第一，有限公司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公民可以简单的称为企业慈善事业。第二，等效的观点：从这一方面来讲，企业公民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代名词。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2期2013年第39期-----转载须注名来源第三，延伸的观点：从这一角度，企业公民描述了企业在管理个人公民权利上所发挥的作用。

金字塔理论。卡罗尔是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他提出的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建设性和被大家所接受的。他于1991年发表在《商业视野》上的文章《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组织利益相关者的道德管理》一文中提出了这一模型。他认为，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者四个相互作用的方面描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特征。

四、综合评述

从刚开始的西方管理世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到现在的国内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不断的完善和补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具有它自身的鲜明的特色。现总结如下：

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为主。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本质上是规范性的理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作为一个新领域，在概念上尚缺乏共识，在实证研究中得到的结论也是各有不同，一套坚实和富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急需提出。所以， 许多学者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规范性的理论研究上。在实证研究没有办法实现提出大家都一致接受的假设检验， 也难以依据资本市场数据直接进行验证。

研究内容的多方面性。内容上，这一研究是多学科融合的产物。虽然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展开讨论，并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到理论支撑，但它融合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思想，不是一个学科可以研究的透彻的。

研究指标的不统一性。虽然现已经存在着如GRI、国际劳工组织等不同机构对CSR报告指标的不同规范和指导，这些指标的理论基础都大同小异，然而缺乏统一的各方面都认可的指标，就使得一份CSR报告的质量有不同的评价，从而会得出关于CSR作用的不同结论。一套完整的各方都信服的指标有待提出。

篇9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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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论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人主义；理论分歧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17-06

经济学方法论是每一个理论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学研究乃至建立经济学体系的“工具箱”。回顾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经济学研究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研究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和研究人的经济社会行为。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看，前者属于经济学个人主义范畴，后者采用整体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一、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立场

现代经济学发展了几百年，经济学内部之间的争论或者来自经济学领域之外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撇开经济学家之间对某些具体分歧不谈，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看，经济学流派或者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可以近似地归结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争。

1.经济学是研究市场机制条件下资源最优配置的科学

萨缪尔森认为，所有经济社会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在一切可能被生产的物品和劳务中，生产什么种类和多少数量？在生产这些物品时如何使用经济资源？为谁生产物品？即如何在不同的个人和阶级之间分配消费品。同时，他还指出：“基本问题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经济生活中的这一根本事实：在有限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生活水平是有限的，经济物品是稀缺的，不能自由取用的。由于不能满足所有的需要和欲望，社会必须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追随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学家，大都同意萨缪尔森的定义，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既定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经济学定义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揭示了一定范围内经济现象的经济规律，也能有效地解释部分经济现实。经过几代经济学家的努力，新古典经济学已发展成比较精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教科书上的微观经济学），但同时也带有明显的工程科学色彩，与经济社会之间的鸿沟在逐渐拉大。

2.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经济社会行为的科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指出《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并多次强调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罗雪尔认为，国民经济学只研究进入交换的财，即只研究经济财。经济财分为三类：（1）物；（2）劳役；（3）关系。现代经济学家艾克纳提出“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为的特殊方面。即由稀少的影响强加的形式方面。因此，由此可以推论出，人类任何一种行为都落在经济学的概念范围之内。”当代经济学家托达罗在谈到经济学研究对象时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系统。该系统把人类和社会的活动组织起来，以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要和非物质需要。

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无疑是极为深刻和全面的，但在论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与这些经济学家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即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且马克思更加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阶级性。

把经济学定义为具有工程科学倾向的学科，或者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的经济社会行为的科学，构成了不同经济学家认识社会经济现象的两大基本视角，前者借鉴牛顿力学中“原子主义”自然哲学观，后者从经济社会层面的人的社会性角度人手。从表面而言，经济学确实更多地表现为经济思想的差异，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着手研究，现有经济学理论体系近似地可以分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不失为一种简略可行的划分。

二、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研究经济学面临的二重性

1.个体性与社会整体性的统一

经济学个人主义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个人。它要求把一切经济现象还原到个体的层面，从个人的行动和目的、意图、动机等方面对经济现象加以说明和理解。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方法论准则。斯密认为劳动分工、货币发明、经济机制等都是在个人追求自由利益的过程中自发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通过对“经济人”的分析奠定了古典经济学个人利己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从本质上讲也可以概括为个人主义，其理论中的“个人”就是其关于“经济人”的假定，它不仅构成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也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提供了基石。经过贝克尔、卢卡斯等人的努力，进一步增强了“经济人”假定的解释能力，但其方法论的内核并没有根本改变，仍是从个人的经济行为出发理解整体的市场行为。与经济学的个人主义相对立，整体主义认为应该通过经济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经济学。它们认为，对经济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制度、习俗、社会运动，等等。德国历史学派指出“经济人”抽象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旧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仑也认为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和社会规模去理解人的经济行为。

我们认为，经济学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各有其合理因素和局限性。个人主义特别是其绝对的还原论的失误正日益被人们所指正；整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许多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指出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并正确地强调只有研究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才能对经济现象作出科学的说明。但是，整体主义并没有提供一套完善和规范的研究有机整体的操作方法。因为从分析单位的角度来看，整体与个体绝对不能相互割裂，二者的范围、程度和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处于相互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经济现象都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经济学方法论中，萨缪尔森等人的“新古典综合”和20世纪70年代由卢卡斯等人掀起的“理性预期革命”，都是试图把新古典经济学个量分析与凯恩斯的总量分析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

2.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具有相似性，因而，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性质方面也具有共通性、一致性。正像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曾全面概括的那样：（1）应该并且可以在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和规范分析之间划出界限；（2）在一定意义上，把财富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分开来研究是可能的；等等。因此，他相信，作为一门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而不是一门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科学，经济学的预测一定是正确的（由于假设的正确性），当预测不正确时，对事实的探究总会揭示出一些起干扰作用的特别因素。这些因素应承担理论与事实之间差异的原因。总之，从经济学的客观性出发，实证经济学认为，它能导致经济理论的结论及其推论仿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似乎是绝对的价值中立的，从而保证了经济理论的实用性和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

在经济学研究中突出实证科学的同时，无论如何不应忽视规范经济学的存在。实证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包括研究者立场、哲学理念、检验方法和适用范围，从这些方面看，彻底的实证也是不可能的。当我们指出中国近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而对这种高速增长提出质疑，并进而得出新发展观，这就加入了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把经济学的问题想象成完全可以预见和不带有任何偏见，显然是不可能的。实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在特殊的意义上才是事实陈述，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只能是意义陈述。哈耶克认为，

“经济研究从来不是对社会现象为什么是这样而怀有的纯智力上的好奇心的产品，而是对迫切需要重建一个产生严重不满的社会所进行思考的结果。”

经济学具有实证和规范的双重属性。经济活动作为人的生存活动，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经济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又与自然规律有很大不同，带有很大的或然性特征。经济学要面对具有如此双重属性的经济活动作出正确的理论概括，就不能不既具有实证性，又具有规范性。

3.价值中立性与非中立性的统一

个人主义方法论从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和经验证实原则出发。提出了“纯粹的”、“科学的”经济学应该是价值无涉的科学的观点。他们一方面拒斥价值评价、价值判断，一方面尝试把实证主义的方法纳入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知识的可证实性。在他们看来，只要把经验证实原则引入经济学，就可以证明经济学的命题是不包含价值意义的纯科学命题。经济学的判断是科学判断而非价值判断，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描述是纯科学描述。这种说法，虽有为资本主义辩护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总结，为改善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学确实具有一定的价值中立性。

整体主义方法论者批驳说经济学并非“纯科学”。它不可能具有完全的“价值中立性”。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就曾经指出：要对世界历史的各种事实和现在的世界状况作出清楚的分析，看来无论如何需要从人的角度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并指出每个人以及整个人类多方面的、全面的发展方向。从人的角度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是佩鲁等经济学家鼓吹的“科学的”经济学的根本之点。研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人，就要研究现实经济过程中的“人”，就要研究经济现实；而价值与现实是不可分的，价值是事实的价值，事实是包含有研究者价值观念的事实。这说明经济学不能回避价值评价和价值分析，那种以经验证实原则、价值中立原则来排斥价值原则是不可取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片面强调经济学的价值中立性或非中立性的观点，都割裂了经济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性，都对经济学的性质作了片面的理解。“经济学价值中立论”从市场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学中不包含价值性，实质上忽视了经济制度分析的存在，而且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也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经济学价值非中立论”强调了经济学中价值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但是也不能夸大这种因素的作用。对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成分采取抵制、排斥的态度，也是带有一定的偏见。可见，只有正确地把握经济学的价值中立性与非中立性的辩证关系，才有可能真正理解经济学所具有的价值中立性与非中立性相统一的性质。

三、经济学方法论纷争背后的理论反思与回应

从总体上看，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争论是围绕以下具体问题来展开的。

1.经济事实与自然事实

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它们对于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个人主义者强调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基本相似性，忽略其间的根本差异性，主张像对待自然现象那样来对待社会现象。他们尽管对经济现象的结论有所不同，但在强调经济现象的客观性和因果性方面则是共同的。萨缪尔森曾经指出：“各种看起来似乎不同的学科领域――生产经济学、消费者行为、国际贸易、财政、经济循环、收益分析――都具有明显的形式上的相似性。”从总体上看。尽管像马歇尔这样的经济学科学主义者也承认人类行为比自然现象更复杂。因而探索社会科学规律比探索自然科学规律更困难，但他们否认这种差别是本质性的、根本的。他们认为，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却都是客观的、因果性的、有规律的，因而是可以观察、试验和概括的。

经济学整体主义者则突出强调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在他们看来，经济现象首先是一个社会现象，像人的思维、情感、意志、行为等不仅有自然物质世界的各种特性，而且具有许多它们所不具有的更加高级和复杂的特性，例如主观性、非确定性、个别性和非量化性，等等。因此，经济现象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还是人的自觉的活动过程。主观性是经济事实的内在组成部分，人的动机、愿望、信念、希望等作为人的内在要素支配着人的行为，并通过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对象化、现实化、社会化，成为经济事实的内容。经济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对象，就不能不面对社会现象中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并对其加以说明。对经济现象中主观因素的把握只有用现象学的方法通过精神的沟通而达到，这就是说，要达到对于人的主观方面的把握，就决不可能仅仅通过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的观察和实证分析，而必须有自己的特殊方法。马克斯・韦伯说：“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关心的是心理的和精神的现象，而关于这些现象的移情理解无疑是与一般精确自然科学的方案能够或力图解决的问题明显不同的。”总之，经济现象从外在形态看带有某些自然科学的特征，但又具有许多不同于和超越于自然现象的性质和特点，这是突破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2.因果解释与非因果解释

因果解释就是用事件一原因的关系来说明经济社会现象，困果律是自然规律中的最基本规律之一。相应地，在自然科学中，对于特殊事实的任何解释都必须找出那些事实的原因。经济学也是找出经济现象中的规律，但经济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同自然科学并不完全一致的特点。经济现象区别于自然现象的最重要之点就在于社会现象中有人的动机、愿望等主观因素的参与，经济事件是作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产生和存在的。人的经济活动的动机与活动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成为经济学中的因果解释的关键问题。也正是在这里，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分歧的焦点之一在于，在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中，到底是人们的动机、愿望优先还是外在的结果优先。马歇尔说：“经济规律，即经济倾向的叙述，就是与某种行为有关的社会规律，而与这种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使用货币价格来衡量。”马歇尔先是承认在经济学研究中首先要研究人的动机和欲望等主观因素，认为生产财货的根本目的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但他并没有坚持到底，正如他（同上）所说：“经济学家并不能衡量人心中任何情感本身。即不能直接地来衡量，而只能间接地通过它的结果来衡量。”他又指出：“他从结果来估计激发活动的动力”。因而，他认为是活动的结果决定了主观因素本身，即人们的愿望和动机服从于事物的因果关系。显然，马歇尔的前后论证存在着逻辑不一致性。

而对于整体主义者来说，对于动机的了解和理解是把握经济学中因果性的必要前提。马克斯・韦伯认为：“对具体行动途径做正确的因果解释，只有在这种明显的行动和这些动机被正确地理解，且同时它们的关系成为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情况下，才能达到。”韦伯又指出“它们有一个具体形式所认为的意向：唯有它才使有关过程成为一个统一体，唯有它才使这些过程成为可以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大功绩是把经济学的基点建立在效用、人的主观愿望基础之上。它的缺陷也在于没有继续从主观愿望出发。深刻论证人的意识存在系统与外在物质系统的具体联系，从而科学地揭示出经济社会现象演化、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

3.单一方法论与多元主义方法论

目前，个人主义方法论受到了不少挑战。有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单一方法论表现为：在研究内容上，排挤了伦理学的内容而越来越狭隘化；在前提假设上。抽象为原子经济人而撇开了对真实人性的探讨：在意识形态上，崇尚单一的个人主义而窒息了思想自由；在工具运用上，大量机械地走数理化道路而离现实越来越远；在知识结构上，强调统一的专业训练而忽视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知识多样性。正因为如此，经济学的思想越来越枯萎，研究的真正领域越来越封闭，经济学的进展越来越依靠其他学科的学者，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单一方法论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正当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加速西方主流化之时，2000年7月，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学生兴起了一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场运动的矛头直指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他们指出经济学要面向经验的和具体的经济现实，采用科学的而不是科学主义的态度，坚持经济学方法的多元论。

经济学整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并不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而是相容的、互补的，它们各自有助于说明经济现象的不同方面，因而可以同时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应用，并帮助人们达到对经济行为的全面完整的理解。具体而言，实现经济学的新综合，必须摒弃传统理性主义封闭的局部性思维，广泛借鉴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知识，以研究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人”为出发点，结合社会、文化、制度、心理等因素理解人的社会性，从而为经济学的重建奠定基础。坚持经济学多元主义方法论，其实质是一种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中的宽容精神和开放态度。我们并不否认新古典经济学在构建统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上的贡献，也不否认它对经济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又有其明显的适用范围和相应的局限，如制度、技术假定不变，以单一的价格联系取代其他联系，等等。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每一重大突破与创新。无一不是与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假设的修正有关。可以公正地说，主流经济学总体上仍若无其事地照常运行，仿佛什么错误也没有发生。它的行事程序没有出现显著变化，单一理论的实践仍占统治地位，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异端经济学家仍然在任命、晋升和科研方面被排除在外。事实上，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单一理论主义的变本加厉。毫不夸张地说，主流经济学对危机的总体反应是把头埋进沙子中。在这种意义上，方法论多元主义实际上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方法论空间。

4.经济学家对人性看法的分歧

个人主义相信“人是自私的”人性观。个人主义分析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从每一个个体出发的，每一个个体在经济社会中表现出丰富多彩的人性。而与经济分析直接相关的是人性的“自私”、“贪欲”，以及社会满足这些要求的条件的稀缺。休谟指出在人的自然性情中，“自私”是最重大的一种，指的是人们总要追求三种福利：一是我们内心的满意；二是我们身体外表的优点；三是对我们凭勤劳和幸运而获得的所有物的享用。他指出这当然不是说人没有利他的感情（例如人的亲情和爱情），而是说利己总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家或者说主流经济学家，也许他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和经济学结论相距甚远，但从方法论层面看。他们几乎都是从“人是自私的”经济哲学观出发，建立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整体主义经济学家更强调人的社会性层面。重视制度、习俗和文化传统分析的经济学家，都是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点，批判个人主义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以马克思为例，他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研究经济问题开始接触到的是一个个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一般认为个体就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其实不然，马克思认为每一个个体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像“普照的光”，决定了经济社会中个体的行为。如果仅从个体出发，要么抓住了经济现象而忽视了问题的本质，忽略了决定个体行为的最重要因素；要么从简单现象出发，明明是研究资本家的经济行为，却避而不谈，或泛化为一般人的行为，马克思批判他们是为资本家辩护，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马克思经济学的立场与制度主义经济学当然差别很大，但在批判个体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方面是比较相近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将马克思经济学划入整体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范畴。

如果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已经产生的理论成果来看，坚持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都有进一步发展乃至突破的必要。不同学科的理论家们关于人性的认识，分歧很大，有的往往选取或放大人性中的某一点，而忽略人性中的其余部分。但关于人性的看法至少有两点达成共识：人性既包括又超越动物性（感性）；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过程性、形象性、生成性和主动性的统一。以这两点认识为基础，坚持个人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人是自私的，这种自私的本性与动物的本能性几乎可以划等号，未能在经济学中展现超越自私的内容，以至于个体主义经济学可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但是利他、互助、非自私的经济行为却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之外，要么说是特例，要么说可以用人性是自私的予以解释。我们认为这些解释难以服众：超越动物性的人性恰恰是普遍的，而且自私与利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人性，不能用一个解释另一个。至于整体主义方法论，似乎重视了人性的社会性层面，但这种社会性（制度、文化、习俗）被认为是既定的、外生的、刚性的，缺乏过程性、形象性、生成性和主动性，以至于这种社会性的人性是一成不变的，人在它们面前似乎无能为力，或者被动接受，或者激烈炸碎。现在来看，我们更强调制度的亲和力、人们选择的主动性、人性的生成性和可改造性。

5.如何处理从个体到集体的路径问题

经济学家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如何处理从个体到集体的路径问题，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但终点是一致的，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的群体行为，因而就产生了“从个体到集体的路径问题”。个人主义经济学家从市场中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单个市场出发，分别建立消费函数、生产函数，他们要得出市场上的消费函数、生产函数，就假设生产者、消费者是市场“原子”，彼此相同、互不干扰，没有模仿和文化认同，简单地将单个市场主体行为相加得出市场群体行为。个人主义经济学家的做法遵循了“从个体到集体的路径”，但是这种简单“市场加总”的办法，其逻辑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那种假设市场中每个生产者、消费者是完全相同的做法，要么与现实严重不符，被整体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是“黑板经济学”；要么理论逻辑存在致命“硬伤”，难以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