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概论范文
时间:2023-12-06 18:01:0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档案学概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增强对中等专业学校档案工作的引导与指导,让全校整体形成档案意识,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到档案管理的重要性。档案管理是学校整体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校的每个部门,每个工作人员,甚至每个学生都会与之发生联系,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学校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是学校领导了解学校的历史、认识学校的现在的最重要的工具,档案是教职工适应学校的最有效途径,档案是招聘单位了解一个学生的基本资料。要达到这些目的,学校应该从领导重视开始,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让各个部门、各个工作人员都有明确的档案意识,做好档案管理的第一步。
二、完善档案管理基础设施的建立,加强硬件配置
近年来,中等专业院校的重要性越发显著,其综合办学条件有所改善,硬件设施也越来越健全,但是由于档案管理意识不强,导致档案管理的基础设施一直没有较大的改进,档案管理的基础设施越来越无法与学校综合建设形成很好的配合。档案管理硬件设施的不完善造成了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增加了档案管理的难度,导致档案的在收集和传递的过程中严重失真,甚至对教学工作也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我们在进行学校综合基础设施的改进过程中,也应该把加强档案管理的基础设施建立提上日程,为档案管理营造良好的环境,让档案管理人员的才能以及专业素养得到更好的发挥。当然要适应现代技术的日新月异,新时期的中等专业院校在进行档案管理时,还应该建立合理的档案自动化管理系统,充分将科技运用于档案管理当中,通过选择合理的技术路线来推动自动化。档案的信息自动化系统建设,是提高档案管理的物质基础和减小档案失真可能性的重要手段,更是与现代化的专业档案管理人员的教育接轨的重要途径。当然档案信息自动化系统建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必然会遇到诸多的矛盾与问题,我们应当将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思想运用于学校的档案管理中,着眼于提高系统的整体水平,有重点的抓好数据库建设,慎重选定适合本学校的技术路线,实事求是一步步改进管理体制。
三、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
随着当代科技的日新月异,许多学校已经开出了档案管理学、图书馆管理学等学科来培养专业的高素质的档案管理人员。随即档案管理也对其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首先,档案人员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驾驭文字的能力,档案大部分是文字类型的信息,要做好档案管理的工作,档案管理人员要能用文字与各部门交流,才能收集到全面正确的档案信息;要能理解自己所搜集的档案,才能够完成对档案管理在档案收集之后的后续工作,例如整理、分类、编目等等。其次,要热爱学习,对档案管理工作充满热情,无论在何种行业,从事什么工作,光是有完成任务的心都是不够的,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要热爱你的工作才能够好的完成一项工作,这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尤为重要,否则很容易因为整天枯燥地面对档案而产生应付的心理,加之现代科技发展迅猛,不断学习才能适应工作甚至事半功倍,否则容易被工作所淘汰。最后,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要有一定的科研能力,档案的管理并不仅仅是将档案整理好而已,还需要从大量的档案研究整理中发现并撰写出有用的报告,将档案充分运用与学习和教育中。
四、加强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
篇2
关键词:档案记忆;社会记忆;真实性;客观性
Abstract: This paper surpassing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 of single document i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textology , analyses all the anomalies of records’ 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 and thinks about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cords and historical facts or social facts deeply in the position of society and integrity with the social memory theory. And then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hold the 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 of archives memory in the environment where records are generated with the method of “field research on literature”.
Key words:Archives memory;Social memory; Authenticity;Objectivity
“要走出一条发现之旅,你并不需要新的风景,你只需要新的眼光。”——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
真实性与虚假性相对应,客观性与主观性相对应,两者各有所指,但又相互关联。一般而言,真实的记录也是客观的记录,没有客观则不会有真实,反之亦然。所以,档案学研究中,大多提档案的“真实性”,把档案的客观记录性作为一个前提条件。但从本文来看,我们需要有区别地注意这两个概念的分合。
对档案的真实性、客观性问题研究,是档案界一直关注的学术话题。然而,当我们从社会记忆的理论出发,将档案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形态来看待时,我们对档案的真实性、客观性会有不同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是要否定、瓦解档案的真实性、客观性,而是要超越传统考据学意义上对档案真实性、客观性的理解和解释。
1 档案学对档案真实性、客观性的认识
作为人类活动的“原始的历史记录”,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此,两者有一致性,可合称为“客观真实性”)是档案价值的根基和灵魂,也附托了档案界的情感,档案学者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探讨档案的客观真实性。在吴宝康先生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中,就提出“从档案形成的过程及其结果来看,它是从当时当事直接使用的文件转化而来的,并非嗣后为使用而另行编制的,因此,它客观地记录了以往的历史情况,是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同时,《概论》也辩证地指出:“具体来说,就每份特定的文件或某部分案卷而言,档案所记载的信息内容有的是真实的,也有的是不真实的或不完全真实的。但即使是档案内容有虚假成分以至完全违背事实,它还是反映了档案形成者的认识水平、本来的意图或欺骗活动。就此而言,档案仍不失为其形成者活动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1]
在近年的档案学研究中,对档案客观真实性的探讨有所深化,但并未突破《概论》的表述。说其深化,是学者将档案的真实性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即档案形成过程的真实性和档案内容的真实性,或者说,文本的真实性与记录内容的真实性。说其并未突破,因为就讨论的关注点看,仍停留于如何看待内容虚假或失实档案价值的讨论上,而这在《概论》中已有论断。
与报纸、杂志、书籍、文章等相比,档案在真实性、客观性上具有明显的特色优势,因此,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历史学研究中,历来受到高度的重视和赞许,视其为原始、真实、可靠、最重要的直接史料:“至少是最可靠的资料”(马克思语);“没有掺过水的史料”(沈兼士语);“应该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郑天庭语)……如此的表达,足以表明,社会对档案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认定,也是档案界引以为豪的精神资源。
在档案学研究中,对档案价值和意义的发掘,往往都以档案的原始性、真实性、客观性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和立论根基。我们经常采用这样的逻辑表述:因为档案是社会活动的原始的、真实的记录,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活动的原貌,所以,档案具有什么什么样的价值,能够干什么干什么。档案界也始终将档案工作视为“维护国家历史真实原貌的重要事业”,为了达到存真求实,我们还发明了一套考订档案文献真伪的方法——档案鉴辨学(或称“档案文献的辨伪”)。
综观档案学对档案真实性、客观性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①一般而言,档案具有文本真实与内容真实的统一性;②档案中也存在内容虚假或失实的成分;③内容虚假或失实的档案也具有某些借鉴参考价值;④档案的真实性、客观性高于其他资料,也得到社会的承认;⑤维护历史面貌、存真求实是档案工作追求的目标。
2 档案记录真实性、客观性的种种“异象”
篇3
关键词:“去档案化”;中国档案学;学科发展
学科是以其研究对象和范围分类的,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吴宝康在建设档案学科初期指出:“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对象与任务。任何科学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对象与任务,那么,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不可能的。”[1]中国档案学也不例外。胡鸿杰教授认为:“我们所研究的学科是中国档案学,这个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不论研究者有怎样的研究视角,都不可能离开‘中国’与‘档案学’这两个最基本的立足点。”[2]然而,进入后保管模式以来,中国档案学研究出现“冷热不均”。电子政务、电子文件管理、档案信息化等进入“井喷期”,而档案保护技术、科技档案管理、档案事业管理等档案学传统理论则成为“研究冰点”,导致中国档案学的“档案”元素不断褪色。
所谓“去档案化”,是指档案学科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引进西学理论和移植、嫁接其他学科科研成果而使中国档案学科渐渐失去档案“元素”的一种趋势。“去档案化”源于我们对中国档案学缺乏“界定”,是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外来”理论博弈的产物。其出现又一次暴露我国档案学“家底”薄,原创理论少,难以扭转目前学界出现“档案泛化”危机。同时,也说明部分档案学者做科研时存在浮躁心理,过于追求“功利”,对整个档案学科的发展缺乏责任感。
1. “去档案化”的表现
1.1 档案学本科课程设置分析。档案学本科教育是中国档案学教育的主体,直接反映档案学科的发展状况。作为档案学专业教育,理应以档案学的课程为主。然而,据笔者对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五所高校档案学本科专业课程中含有“档案”二字的课程进行统计分析(如表一)发现,档案学专业课程中含“档案”的,分别占25%、25%、30%、61.5%、11.1%。其中,南京大学只有科技档案概论、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管理学三门,却有四门属于信息类、计算机类学科,即信息分析、Internet实用技术、信息传播技术、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虽然,只凭对部分高校课程的调查和对含“档案”二字课程的统计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不争的事实是,大学本科课程出现“去档案化”倾向。
表一 本科课程设置统计表
1.2 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分析。研究生(含硕士和博士)教育是中国档案学教育中真正意义“精英教育”。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直接反映档案学学生继续接受深造的基本素质要求,然而,通过笔者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cn)2011年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可报考的24所院校(如表二)和5所博士研究生院校的初试科目进行统计(如表三)发现,有13所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为一门档案学类、一门非档案学类,即约占57%,而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三所学校则完全不考档案学课程,“去档案化”明显;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总体来说,比较重视对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考查,但从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发展趋势来看,也出现“去档案化”。
1.3 档案学博士毕业论文主题分析。档案学博士是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主力军,其毕业论文主题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档案学研究发展的方向。随着档案学理论宽度、深度的变化,考虑到档案学基础理论方向相对难以出成果、所受资助也少,越来越多的博士研究生选择易出成果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作为研究方向,更甚者,直接在毕业论文上抛弃“档案”。根据《2005年~2009年中国档案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分布统计量》,电子文件与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方向的分别占29.03%和24.19%,而档案保护技术(4.83%)、历史文献与档案编撰(12.9%)、档案学研究(3.22%)加起来也只占20.95%,博士论文题目不见“档案”二字趋势明显。[3]
1.4 学术研究关键词分析。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档案学研究热点在不断发生转移。研究热点变化是适应时代需要,然而,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档案信息化、电子文件等方面,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缓慢。据笔者对2006年~2010年《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论文的主题分析(如表四和图所示),“十一五”期间,我国档案学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15%)、电子文件(11%)、档案法规与标准(9%)、档案管理(10%)、档案史志与文献编纂(11%)上,而对档案学科、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理论、档案事业管理进行研究得较少,加起来也只占16%。从纵向比较来看,五年来,对电子文件、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档案法规与标准的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并逐渐占据主流;对档案保护与技术、档案史志与文献编纂的研究比较平稳;对档案学理论、档案教育的研究热度明显下降,并逐渐被边缘化。
2“去档案化”出现的原因分析
篇4
关键词:档案记忆;社会记忆;档案学思想
自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来,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Terry Cook,1947~2014)先生就与中国档案学的研究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他所提出的“后保管模式”、国家范例向社会范例的转变、“四个档案范式”、档案记忆建构,以及他进行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档案学思考,都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引入,并由此引发了新的学术探讨和学术导向。作为一位具有后现代意识的档案学家,在近20年的时间里,库克先生的学术影响力应是国外学者在我国影响程度最高的一位,其学术思想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和挖掘。这里,仅就库克先生的档案记忆建构理论和思想作一提炼、解读和分析,以纪念这位思想前卫、富有社会洞察力的前辈学者。
1 开启档案记忆研究之门的重要学者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库克作了题为《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主报告(简称特里・库克的“十三大报告”),报告一开头,他就援引1596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中国政府提出建造“记忆宫殿”这一历史典故,指出今天“全世界的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并提出了记忆宫殿建造的一系列问题:
“回顾自身发展史,我们的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呢?档案人员自觉和不自觉地采用什么样的设想、理论、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呢?为什么采用它们?它们多年来有何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我们为什么样的统治政权结构服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影响我们‘智力配方’的是什么社会力量……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政治功能以便更好地确定未来方向。”[1]
在库克看来,记忆的结果并非无可争议。他引用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美国历史学家杰尔达・拉勒等学者的观点说: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即使在档案材料中也是如此;从中世纪到本世纪,妇女都被排除在社会记忆工具和机构之外,其中也包括档案馆;而非洲档案人员也在怀疑欧洲文字文明衍生的古典档案概念是否适宜于保存以口述形式记录的非洲文明。他认为“在希腊神话里,记忆是众神之母,通过她,我们才能进入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成熟期’”。因此,他以记忆为牵引,阐述了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通过回顾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史,引发我们思考、探索档案工作者如何“更好地确定未来的方向”,从而更好地构筑人类记忆的“殿堂”。
在档案学研究中,对档案记忆属性和功能的阐发虽非久远,但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已经出现。国外较早作出档案记忆论述的,要追溯到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二任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布莱邦,他认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我国将档案作为记忆来看待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对档案起源的论述。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史教研室编的《中国档案史讲义(初稿)》中指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实践,要求彼此交往,当时只能依靠语言来表述和交流思想与经验。但是语言不能远传,也难记忆。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为适应复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人们就开始了‘结绳’、‘刻契’的记事方法。结绳和刻契是帮助人们记忆、处理事务的一种方法”。进入80年代后,中国人民大学陈智为教授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将“延伸记忆”作为档案的文化表现之一,他继承并发展了档案起源论中关于结绳、刻契为人类记忆辅助系统的思想,指出从档案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其每个发展阶段都是以增强人类的记忆功能为核心的;国家档案工作体制的出现,使档案记忆系统成为社会专职的机构,人们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控制档案记忆功能为人类服务。[2]但这些论述只是对档案功能的一种观念表达,并未进入学理性层面。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20篇主、辅报告中,涉及“档案记忆”的有9篇之多,[3]但真正进入进行论述并提出思考的只有库克的报告。纵观近20年来的档案记忆研究资料,仅就笔者所见,也以库克的“十三大报告”及其后的相关报告为较早。如2000年在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主题为“超越屏幕:捕捉共同的和社会的记忆”)上作的《超越屏幕:文件连续体和档案文化遗产》报告;2001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举办的“档案与社会记忆”系列研讨会上作的《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报告等。因此,我们虽不敢说库克先生是档案记忆研究的开山鼻祖,但作为开启档案记忆研究之门重要学者的身份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研究引发了档案学界对档案记忆问题研究的持续关注和深化。
2 特里・库克档案记忆思想的要点与表达
根据现有文献,我们对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内涵大致可以提炼如下:
2.1 “档案就是我们的记忆”。在档案是不是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学者还存在疑虑,或认为档案只是社会记忆的载体,不是社会记忆本身;或认为档案具有社会记忆属性,但不能成为社会记忆;或认为社会记忆是活的,而档案文献是死的,等等。而在库克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从一开始他就将档案视为社会记忆。在“十三大报告”中,他用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让・皮埃尔・瓦洛的话说,“档案里包含了国家和人民‘集体记忆的关键’”;在《档案馆、档案、权利:现代记忆的建构》一文中,他强调“记忆就像历史一样根植在档案之中,没有档案,记忆就会摇摇欲坠、对成就的认知就会消退、对过去的骄傲就会消散。档案挽救了这些损失,档案包含了已经消失的证据,这在现代社会尤为贴切……档案仍是理解历史的基础,对我们的经历、认知、叙述予以证实。档案就是我们的记忆。”[4]
对档案记忆,库克赋予了它崇高的价值和意义,把它和民众的根源感、归属感联系起来,认为“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地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 [5]为此,档案人员“掌握了个人和社会幸福的关键,这种幸福来自于过去的持续经验以及根源、归属和性质的认识”。[6]库克的这些论述已得到档案界广泛的认同和引用,并已产生现实性影响。
2.2 “将社会记忆的定义局限于有权者形成并留存的文件记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档案在社会记忆之中,既是社会记忆的独立形态,又是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因此,单纯从库克这句话的表述上看,并不能体现出其中所潜含的档案记忆思想,因为,社会记忆本身就不能局限于有权者或官方的文件记录。不过,结合库克的原文,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不能仅限于有权者或官方的文件记录,而应有更为广泛的档案文件记录。
库克在论述加拿大档案宏观鉴定法的形成与发展时指出,最初的档案原则的经典论著都是由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撰写的,主要关注的也是政府、公共或集体文件,研究这类文件向档案馆如何有序移交,研究如何保护它们的原顺序和最初的分类;私人和个人档案则被赶入了图书馆和图书管理人员的地盘。由此,“传统的档案观必与档案馆和档案工作业已形成的顽固偏见相呼应,那就是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这种做法让官方叙述占有特权,却忽视了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记录,忽视了他们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国家的影响”。但在近几十年来,对档案机构存在原因的看法发生了一次集体转移,即“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档案话语向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转移。“宏观鉴定注重管理的职能而不是每个政府机关的结构或工作活动,它像重视国家的作用那样重视公民和团体的相互作用,它包罗所有载体,寻求多种叙述和有争议的热点论述,它有意识地将边缘者、‘另类’、失败者与成功者一视同仁,设法给它们一席之地。”[7]库克的这一思想突破传统的官方记忆的阈限,将民众(民间、私人)记忆思考纳入档案“记忆宫殿”的建造范围,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学者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实证主义的档案观进行诘问、反思和修正;也体现出后现论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8]
2.3 “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一文中,库克从后现代的视角,考察了档案和档案工作者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影响和作用,批判性指出,固有的观念认为,档案工作者记录过去而非未来、处理历史事件而非现实或未来事件,他们不构建历史和记忆,只是从事保护工作而非记忆工作,这种抹去符号的做法使档案成为“幽灵”,在知识形成的构成中并进而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隐形状态;但事实上,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活动中并非是自然、客观、中立的。他针对加拿大历史学家乔伊・帕尔的论点,分析指出,“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在于另外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潜在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是“构建社会长久记忆的主建筑师”。[9] “档案工作者作为档案的保管者对那些建构记忆和形成认同的档案通过积极的管理、鉴定、挑选、描述、保护、使用等行为施加影响”,[10] “档案工作者在其各项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掺进自己的价值,因此,有必要非常审慎地检讨自己在档案生成和记忆形成的过程中所做的选择”,要使“幽灵必须变成血肉之躯”。他引用一位南非档案工作者的话说,档案工作者从事的工作纯粹是在建构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生活将传递给后代”,决定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息。为此,他提出并倡导档案工作者在档案记忆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惟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些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价值”。[11]
2.4 “让我们的‘记忆宫殿’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电子文件的大量生成,如何确保“电子记忆”这一人类新型记忆形态得到有效保护,成为国际档案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现实挑战。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库克在总结档案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电子文件的出现及其管理,梳理分析了档案领域存在的12个关键性问题,并提出“这些问题从整体上要求我们在1996年采纳一种新的概念范例作为我们未来档案理论的基础”。这一新的概念范例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后保管模式”,其核心为:“从由此产生的文件或产品转向文件背后的创造活动或创作意图”;“将传统理论对实体保管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变成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12]国内学者对后保管模式多从电子文件管理角度加以解读,认为其中包含着新来源观、宏观鉴定法和知识服务,但其意涵和范围不止于此。库克将后保管模式作为解决电子文件管理的思维变革,更将其作为构建新的全球信息秩序的指导思想,在报告结尾处,他说“让我们的‘记忆宫殿’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以记忆开篇,以记忆作结,库克在构思和谋划新世纪档案“记忆宫殿”建造的设计理念与实现路径。
3 特里・库克档案记忆思想对我国档案学的影响
是中国成就了库克的“国际地位”,还是库克的档案学思想本身就具有“国际地位”?近年来,库克的档案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学术现象,还需要放到国际档案学的发展全局中去衡量和评价。但不管怎样,库克档案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讨论,一方面,说明我国档案学的开放姿态,另一方面,也说明库克思想中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要旨。这种精神要旨笔者认为,就在于库克以后现代主义者的眼光观察我们的档案世界,将档案、档案工作放到整体社会环境中,思考并探讨社会变革对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以及作为一位档案学者的专业应对。他强烈呼吁“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把自我满足的封闭的档案界转变成为与当代社会同步、对社会有益、并具有活力的档案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数字时代变成毫无用处的化石”。[13]
在库克的档案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社会变革及其专业影响的深刻认识。在提出后保管模式时,他指出:“在档案论述中出现的这种‘后保管’不仅反映了档案论述的自身发展,而且反映了上个世纪以来文件形成和文件保管现实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起因于国家概念的演变以及国家与其公民的相互作用的变化,公民对国家档案机构和全民集体记忆性质期望的变化,组织结构的根本变化和随之出现的‘后韦伯组织理论与实践’,现代文件的巨大数量和丰富载体,计算机和通讯新技术,政府和公民对信息的新利用以及在利用上的新限制,社会学理论和哲学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广泛变化。因此,在档案思想中即将出现的‘后保管’模式,不仅仅是因为电子文件带来了困难。”[14]
正是由于在社会变革中思考和把握档案现象,所以库克的档案观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实体走向建构,档案工作者的作用由中立走向中介。“库克认为,后现代社会,档案学的变化核心是:档案不再被视为静态的实体,而是一种动态的、虚拟的概念;档案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被动产物,而是个人或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积极体现;档案不再产生于稳定的、垂直的行政体系中,而是产生于现代网络中那种动态的平衡的体制。”[15]库克由此也深刻体会到各种社会因素在档案学、档案记忆留存中产生的作用。“以前普遍被认为是客观、公正、无私的东西,人们开始认识到其主观成分”;“任何科学对于其内容、方法和人员的选择,所接受的标准,失败的原因无不反映了现实的需要和利益,无不体现了更深层次社会的、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性别的、情感模式和权力的斗争”。[16]在论述档案记忆的构建时,库克特别谈到权力对档案记忆的影响。“嵌入在档案馆和档案中的权力关系尤为重要”,“档案馆有权优化或是边缘化,它们既可以是特权的工具也可以是反抗的工具,它们既反映权力关系,又包含权力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有些人能够创建和保护档案,而另一些人则不能”,[17]如此等等。看到各种社会因素对档案学、档案记忆的影响,不仅为档案学融入更多的学术元素,增强其时代生命力;也使我们对档案记忆的分析更好地与社会融合,在社会中把握档案记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自库克的档案记忆观引入以来,档案记忆研究已成为档案学理论的新增点。学者们围绕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档案与社会记忆的传承、建构和控制,档案与国家、民族认同,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与国家记忆建构,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坐标和研究纲领等问题,发表了一批学术成果。截止到2013年12月,在CNKI数据库中,题目直接标明“档案记忆”的论文计29篇;在题目标明“社会记忆”的论文中,档案学成果约占30%。在国内学术交流、科研项目立项、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中,档案记忆也备受瞩目。2000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上海大学图情档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等都曾举办过以档案记忆为主题的学术论坛、学术讲座;至2014年,已有4项相关课题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果说1997年,库克引导中国档案学研究“走进记忆之门”,那么现在可以说档案记忆研究已“登堂入室”,在社会记忆研究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并已成为档案学的一种新范式。
不仅如此,由我国档案部门发起实施的“城市记忆工程”实践项目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2002年以来,在青岛市档案局馆的示范带动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沈阳、太原、长沙、福州等一些大中城市档案部门相继规划实施城市记忆工程,从自发走向自觉,已成为“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并正在向“国家记忆工程”、“城乡记忆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数字记忆工程”拓展,为档案工作的实践创新提供了探索方向,更为档案记忆研究提供了实践载体和理论场域。或许如库克所言,“这些以‘记忆’概念为中心的档案关注点”,“反映出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档案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后现代革命对于档案行业的社会使命的意义”。[18]
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对档案记忆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功能与价值,以及在社会变革中思考档案学发展等都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虽然他的档案记忆思想还未能形成丰富的体系,留下一些遗憾,但或许正是这种缺憾,能留给后来者更大的创新空间。哲人其萎,我辈奋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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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档案检索;学科名称;分析
一门学科的名称是对该学科的高度概括和准确定位,从名称便可知该学科的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同时,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该学科的发展历史。档案检索作为档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当前关于该学科的名称尚未统一,档案检索学科的名称几经变化,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名称:档案检索、档案文献检索、档案信息检索、档案信息组织与检索和档案目录学等。
一、学科名称不规范带来的问题
学科的发展需要共同的学术团队和共同的学术空间,档案检索名称的不规范也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同时也不利于学科体系的形成。具体来说,名称不规范易形成以下几方面的负面影响:
(一)专指性不强,学科界限模糊
如前所述,目前档案检索学科名称有档案检索、档案文献检索、档案信息检索、档案信息组织与检索和档案目录学等。从研究对象上看,档案检索涉及的对象有档案、文献、信息,从研究方法来看,涉及检索、组织和目录学。那么,到底档案检索的研究对象是档案?文献?还是信息?对其研究是侧重于检索还是信息组织呢?这造成档案检索学科的专指性不强,学科界限模糊。
(二)不易形成共同的学术空间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共同认识的学术团队,创造共同的学术空间,便于学术之间的交流与再创作。而当前档案检索学科名称不统一、不规范,易形成根据各自的名称形成各自的研究团队的局面,我研究我的档案检索,你研究你的信息组织,二者虽有交集,却也有不同之处,这样不利于创造共同的学术空间,阻碍了档案检索学科的长足发展。
(三)不易形成学科体系
一个学科体系的形成,需要有共同的学术团队,需要学术团队方向一致,朝着共同的目标发展。当前存在多种档案检索学科名称,使得学术团队不一致,研究方向虽大同小异,但仍存在不可忽略的差异。研究方向和目标不一致,就不利于形成学科体系,这也是档案检索学科发展不成熟的表现之一。
二、学科名称多样性原因探析
档案检索学科从形成至今,名称经历了档案检索、档案文献检索、档案信息检索、档案信息组织与检索和档案目录学等。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档案检索横断学科自带的交叉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管理理论的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主要表现是从原来的六个环节: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利用扩展为收集、整理、鉴定、保管、检索、提供利用、编研和统计八个环节。自此,档案学研究从档案实体管理转移到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检索也作为档案管理的一个独立的环节得到界内人士的公认。此后,随着《档案著录规则》、《中国档案分类法》、《中国档案主题词法》的制定和出版,使得档案检索学科作为横断学科从档案管理学母体中分离出来。
档案检索作为横断学科,其内容必然涉及档案和检索两大方面。与档案相似的还有文献和信息,关于档案检索的研究也曾是文献学和信息科学面临的问题。所以,命名时会出现档案文献检索和档案信息检索等。检索与信息组织有一定的相通之处,目录学内容也与检索有共同之处,所以在学科命名时出现了档案信息组织与检索、档案目录学等。此外,因为档案检索是横断学科,所以在命名时为了保证其全面性,把与档案相关的文献、信息都囊括进来,把与检索相似的信息组织和目录学也包含在内,那么,如果出现档案文献信息组织与检索也是不足为奇的。
(二)文献、档案、信息的相似性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文献、档案、信息具有相似性。且从定义上来看。国际上通用的“文献”定义,一般是据《文献情报术语国际标准(草案)》(ISO/DIS5127)所载,“在存贮、检索、利用或传递记录信息的过程中,可作为一个单元处理的,在载体内、载体上或依附载体而存贮有信息或数据的载体。”(1)关于信息的定义,目前尚无定论,具有代表性的有信息奠基人香农(Shannon)认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认为“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互相交换的内容和名称”。(2)关于档案的定义,也一直有所争议,直到198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才对档案的定义有了一个比较一致的认识基础。该法称: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纪录。”(3)
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得知文献、档案和信息具有密切的联系。其研究内容具有相似性,都是一种社会资源,都要面临开发、利用和交流问题。对这些社会资源的开发利用又必然涉及检索问题,三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此外,关于文献、信息、档案的定义尚存在争议,这也反映出三者的外延界限不甚明晰,又由于三者研究内容的相似性,故而档案检索学科在命名时出现了以文献、档案、信息命名,甚至是这三者中的某两种的组合,如:档案文献检索、档案信息检索。
(三)档案检索学科借鉴相关学科
档案检索学科的发展大抵始于20世纪30~40年代,那时档案学者开始对档案检索的重要内容编目进行研究。民国时期的档案管理旧著大多对档案检索的编目进行探讨,而且多受欧美图书馆的影响。信息检索的历史可追溯至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和文摘索引工作,从19世纪下半叶首先开始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索引和检索成已为图书馆独立的工具和用户服务项目。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信息处理技术、通讯技术、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的推动下,信息检索在教育、军事和商业等各领域高速发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时间上看,信息检索或者图书馆的检索要比档案检索早,且发展比档案检索成熟得多。档案检索从产生起就受到图书馆的影响。加之,信息检索比档案检索发展迅猛,技术成熟,所以档案检索受到信息检索影响大,也多有借鉴信息检索。在继承与发扬的基础上,档案检索或多或少地存在信息检索或文献检索的影子,这种影子的表现之一就体现在档案检索的命名上。
情报与图书与档案之间,实际是“流”与“源”的关系,正是由于三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相关性,使得这3门学科对文献实体管理研究内容具有相融性,虽然档案学是独立的学科,但是档案学有必要参照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构建自己的学科。作为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档案检索,自然也有必要参照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构建自身的发展,这种借鉴表现在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发扬。正是由于这种继承和发展,使得档案检索学科在命名上仍有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影子。
(四)学科名称多样化是学科发展不成熟的表现
如前所述,档案检索学科形成大抵始于20世纪30~40年代,至今不过八十年的发展历程,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档案检索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档案检索至20世纪80年代才从档案管理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至今也才30多年的时间。其发展还相对稚嫩,所以需要借鉴发展较好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伴随着这种发展自身同时参照其他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档案检索学科或多或少地保留了相关学科的部分方法和理论,而这种保留还体现在命名上,除了档案自身外,还加入了文献和信息。
三、关于规范档案检索学科名称的几点思考
学科名称是一门学科的高度概括和浓缩,窥探学科名称便可知该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如《档案学概论》主要研究档案自身以及档案工作的发展及其规律,《档案管理学》主要研究档案的管理的过程和方法。档案检索作为档案学的分支学科,也应规范学科名称,提高自身的专指性,促进自身的长远发展。在此,笔者斗胆提出关于规范档案检索学科名称的几点看法。
(一)突出自身特色,加强档案检索自身的发展
文献、档案、信息三者有交集,存在相似性,故而三者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有相融性,档案检索自身的发展本可参照图书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但是,档案检索学科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侧重点不能仅仅置于三者的交集上,也应从自身出发,在参照相关学科的已有成果时,要突出自身特色,加强自身的发展。
(二)借鉴相关学科,明晰本学科的出发点
档案检索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档案检索学科不可避免地,同时也应该向图书馆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借鉴理论和方法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但是,在这种继承的过程中,要始终牢记档案检索自身的最初出发点,明晰自身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延伸“出去的路”的同时,要找得到“回来的路”。不能盲目借鉴时,忘了“回来的路”,成了其他学科的附庸品。
(三)权威部门规定,使档案检索学科有法可依
正如档案的定义一般,关于档案的定义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在1998年再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明确规定了“档案”的定义。虽然,关于“档案”的定义尚存争议,但是,明文规定后,使得档案学的发展有法可依,指明了大体的方向,规定了大致的范围。档案检索学科也一样,关于规范其名称,还需要相关部门根据现有研究,审时度势,科学预测今后的发展,并做出明文规定,使得档案检索学科在今后的发展中有大体的共同认知,而不致在发展档案检索学科这条“大路”上,出现多且远的“岔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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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晶.刍议档案检索[J].城建档案,2013,08:45-46.
[5]冯慧玲.档案文献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1.
注释:
(1)倪波,张志强主编.文献学导论.贵州科技出版社,2000.12.
(2)信息:百度百科.http:///view/1527.htm/2014.1.8
篇6
我国档案高等教育应对电子政务的机遇和挑战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一段时期以来,高校档案学系或改名为档案与电子政务学系,或新设独立的电子政务专业,或在原有的档案学专业基础上,增设与电子政务相关的课程。根据笔者网上调研和统计,我国高校一般在公共管理学院(如湘潭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如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电子政务或政务信息管理类本科专业,有的高校如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设立了电子政务研究所(或电子政务研究中心),还有的高校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系改名为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增设了与电子政务有关的课程。此外,在全国25个档案学硕士点中,至少有7个硕士点招收电子政务信息管理方向的研究生,它们分别是: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和湘潭大学。那么,国外高校的档案高等教育是否也有类似的变化呢?根据笔者对欧美高校档案学高等教育现状的调研,尚无在图书情报档案学教育的基础上新设电子政务专业或明显增设电子政务相关课程的个案。至少在当前,档案学专业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向电子政务和政务信息管理方向的延伸属中国档案高等教育所特有,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中国自1999年开始的政府上网工程以及在电子政务的推进过程中对政务信息资源的整合和组织存在迫切的人才需求,而在此之前,我国高校没有对口的专业培养该领域的专门人才,因此,在政务信息管理领域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
其二,在政府部门,现行文件和档案是政务信息的主要承载,档案工作者的职业素质和工作效率直接影响到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因此,从文件与档案管理角度开展对政务信息管理的研究并培养该领域的专门人才成为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一个新领域,体现了我国档案高等教育的时代特色和社会需求。
我们在充分肯定我国档案高等教育的社会敏感性和改革精神的同时,必须冷静地思考档案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课程体系设置问题,不可盲目砍掉档案学专业课程而轻易增设政务信息管理类课程。在进行专业调整和课程体系改革之前,我们须明确档案人员在电子政务中的职责和任务,在此基础上定位档案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调整课程体系。
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人员的职责和要求
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人员承担更重的责任,面临更严格的业务要求,这对我们档案学专业教育的定位及课程体系改革提出了挑战。
一、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人员的职责
在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中,机关档案人员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已经归档的文件,不参与文件的制发和流转过程,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随着办公自动化的普及、电子政务由最初的政府上网到政府网上办公的推进,文档一体化成为提高电子政务文档管理效率的必要途径。文档一体化是电子文件全程管理和前端控制的基础平台,要求档案人员从后台走向前端,即在文件产生之初就介入其中,在电子政务文档管理系统的设计阶段就提出档案化的设计思想和设计要求,其目的是保证电子文件在产生、流传过程中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从而保证归档管理的电子文件是可信的,日后可作为法律凭证和依据。这种做法可能会加重文件流转的负担,影响文件管理的效率,但是,却有利于保证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为电子提供稳固可靠的信息保障。据此,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人员应承担如下主要职责:
1、档案人员不仅要承担归档电子文件的鉴定、接收和管理工作,还必须介入文件管理。
2、档案人员需要加强与政府职能部门、电子文件管理系统设计者、文档管理软件开发人员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对于系统设计开发和运行等各个阶段的文件管理提出详细的要求和建议,积极对电子文件的管理实施前端控制和全程管理。
3、档案人员应加强与文书人员和业务人员之间的交流,监督和指导文件的生成、流转。
4、档案部门应明确提出电子文件的归档标准和要求,保证归档电子文件的质量。
5、档案人员应借助电子政务平台,进行档案信息的、查询、提供利用等社会化服务工作。
二、电子政务环境对档案人员的要求
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人员必须胜任政府电子文件的归档和管理工作,保证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要做到这一点,档案人员应达到如下要求:
1、了解电子政务的基本原理和电子政务流程。
2、熟悉电子政务环境中电子文件的生成和流转规律。
3、严格遵行电子政务环境中的电子文件归档要求和管理规范。
4、能够熟练应用现代技术,具有信息化办公能力和文档处理能力。
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的采集、组织、、存取、传播以及载体形式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如何高效、安全地对政府信息资源进行组织、管理和开发利用,档案工作者负有艰巨的使命。在电子政务环境中,档案工作者必须对电子政务基本原理、电子政务系统框架等有所了解,除了掌握档案管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必须具备管理学知识、电子政务基础知识和现代信息技术技能,以及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
电子政务专业人员与电子政务环境下的档案工作者有明确的分工,他们的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各不相同,对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的要求也不相同,但都需要对彼此的工作内容有所了解。档案人员主要肩负电子政务文档管理的职责和任务,他们必须具备电子政务的基础知识,掌握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为电子政务提供高效、安全的信息资源保障。电子政务专业人才则主要负责电子政务系统设计、系统管理、技术开发等核心工作,他们必须熟悉电子文件管理的基本要求和规范,具备对电子文档的处置能力。
电子政务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及高校档案学专业的定位
到目前为止,我国培养电子政务专业人才的模式有如下几种:第一,在公共管理学院或信息管理学院下新设独立的电
子政务本科专业。电子政务专业人才在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只有设置独立的电子政务专业,进行专门的电子政务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专业人才。从教师的知识结构,以及“电子”和“政务”二要素来看,电子政务专业依托于公共管理学院或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各有其优势,但由于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制约,学院联合培养的模式还不多见。第二,通过对档案学系进行改名、增设电子政务方向课程、调整档案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等一系列措施对已有的档案学专业进行改造,向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方向拓展。第三,在档案学、图书情报学等硕士点、博士点设置“电子政务”或“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招生)方向,培养电子政务、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高级人才。
第一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无可争议,而第二种模式须慎重考虑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学专业的定位问题,以及档案管理与政务信息管理在档案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中的权重问题。一方面,档案学专业向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拓展具有先天的优势,因为文件和档案是构成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基础,档案学专业教育必然要考虑电子政务对档案专业人才在知识结构、能力素养等方面的要求,以及档案人员应承担的职责和任务。档案学系无论是否改名,在人才培养中都必须考虑电子政务环境。在档案学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中,要将文件档案管理理论与电子政务相关理论相结合,将文件档案管理的方法和技术与电子政务方法和技术结合,将文件档案管理流程与电子政务流程结合,培养能够胜任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需要的档案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应坚持档案学专业特色,从文件与档案管理角度考虑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管理策略和解决方案,切不可放弃原有的档案学教学基础而盲目增加电子政务方向的课程。理由是:由于师资力量、教学资源以及专业的限制,在档案学专业基础上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复合知识结构和高信息素质的电子政务专业人才,只有通过设置独立的电子政务专业,配备相应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才能全面培养电子政务专业人才。如果仅在档案学专业基础上大量、盲目增加有关电子政务的课程,将不仅使档案学专业丧失传统的优势和特色,也无法满足电子政务人才培养的需要,结果是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因此,对档案学专业的改革需把握好一个“度”和“切入点”的问题,这个“度”是指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上以档案学专业为主干和支撑,“切入点”是指档案学专业调整应从电子政务文件与档案管理为切入点,结合电子政务特点,培养适应电子政务文档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需要的档案学专业人才。
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可定位为:培养具有系统的档案学基础知识和政务信息管理的基本知识,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和修养,掌握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技能,能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种信息机构从事文件与档案管理、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务的复合型、实用型专门人才。
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围绕档案学专业的本科培养目标,档案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应进行适当的改革,其宗旨是“厚基础、宽口径”,在保持档案学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向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方向拓展。本文试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的本科课程体系为例,分析和说明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近几年来,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的课程体系经过不断调整,逐步形成了以档案学专业课程为根基的独立而开放的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由学校通识教育课、学院通开课、档案学专业类课程(含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三大模块构成(见下表)。这三大模块的课程体系层次分明地体现了对本专业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及基本素质的教学要求。
第一模块为学校通识教育课程,是面向全校的通开课程,旨在培养现代大学生所必备的基本知识、素养和能力。
第二模块为学院通开课程,是按“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设置,反映学科知识基础和能力要求的通开课程,其目的是打破专业藩篱,加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内的知识融合和贯通,满足厚基础、宽口径人才培养的需要。学院通开课的设置有助于学生掌握必要的信息技术,增强其对信息的处理和开发利用能力。
第三模块为档案学专业类课程,体现了档案学专业的学科知识构成及对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以及档案学专业教育向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拓展的趋势。根据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该模块又可划分为档案学核心基础课程、信息技术应用类课程、政务信息管理类课程、综合素质类课程。其中,政务信息管理模块包括政务信息管理、电子政务概论、行政管理学、国家公务员制度、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这些课程所占学分为15个学分,与档案学专业学位要求的140个学分之比甚微,充分体现了以档案学专业课程为主,政务信息管理课程为辅的特点。此外,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所需要的信息技术类课程在学院通开课模块和档案学专业类课程模块中得到体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改革,始终坚持“厚基础、宽口径”的指导思想以及通专结合的思路,形成了以档案学核心基础课程为主,政务信息管理相关课程为辅的独立而开放的课程体系。其独立性体现在保持档案学专业特色,而开放性则体现在档案管理与信息管理、政务信息管理等领域的交叉与融合,以及与信息技术的密切联系。
结论
针对目前档案学系改名或增设电子政务课程的现状,我们首先应明确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学专业的定位,是另设电子政务专业,还是在档案学专业基础上建设电子政务专业,或者只是增加一些与电子政务有关的课程,这关系到今后档案学专业的兴衰。如果处理得当,档案学专业将借电子政务而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否则可能使档案学专业丧失独立的学科地位。笔者所担忧的是,如果档案学系盲目改名或盲目增加与电子政务有关的课程,不仅易使档案学丧失独立的学科地位,而且因学科基础限制,也不可能培养出能够真正胜任电子政务管理需要的专业人才。因此,笔者认为,档案学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应坚持专业特色,同时,拓展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提升人才培养的层次和水平,满足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需求。电子政务环境下的档案工作者应是掌握档案学基本理论和电子政务的相关理论及知识,既熟悉电子政务流程和运行机制,又掌握基本的信息技术,能胜任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化办公、电子文件管理、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电子政务环境下,我们应立足档案学专业的自身特点,同时,结合电子对文件和档案管理的要求来调整课程体系,补充教学内容,基本出发点依然是文件和档案管理。
参考文献:
1、王协舟,《电子政务本科专业建设研究――专业可行性分析与教学计划构想》,《档案学研究》,2006,(1)
2、杨雯等,《电子政务与档案管理关系初探》,《档案学研究》,2006,(5)
篇7
关键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本科教育
一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开展信息资源管理本科教育的必要性。
(1)是信息资源管理在信息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材料、能源和信息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基础资源,在信息社会,核心资源就是信息。现代社会材料、能源高速耗损,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而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希望。正确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对于加快我国信息化进程,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是推进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我国各级政府推行政务公开、电子政务,企业推行ERP、电子商务等都离不开信息资源管理人才的支持。在军事上,自海湾战争以来,各国都意识到雄兵百万、机械化作战等已经是上一代军事模式了,现代战争将是信息化战争,谁能够掌控信息资源将直接影响到战争的成败。开展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
(3)是我国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教育部曾经下文指出,高校对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重视不够,应该进一步加强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的结合,在其结合点上形成新的学科专业方向。而信息资源管理正是这样一门软科学,它跨越了文、理、工、管多个学科门类,涉及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系统工程等多个学科。开展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符合我国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4)是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发展和整台的必然选择。1998年,当时的国家教委重新划分专业目录,将图书、档案合并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不少高校也紧跟着把这两个专业并入管理院系,但随之也带来一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图书和档案都属于信息资源,而开展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则将这两种信息资源与管理建立起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促进图书和档案专业更好地融入管理学大门类。随着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建设的实施,可以创建新的上位学科来支持和引导图书和档案专业的发展,拓宽专业口径,化解双方过去的无序争斗局面,使它们团结在新的旗帜下共同前进。在信息资源管理本科阶段完全可以包含原来两个专业的基本内容,而更专业的部分可以留到研究生阶段去区分和学习。另外,原情报学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员也可以在信息资源管理专业中一展身手。
(5)是改善相关传统院系的招生和就业状况的合理举措。近些年来,图书和档案专业的毕业分配虽然很好,但生源质量和人数却持续下滑,也即出口好但入口差,长此下去,势必导致学科的衰败。对于出口好,也应看到主要是因为冷门专业的毕业生相对较少,而这种现象未必能够持久。通过开展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不仅仅是换了一件新潮的外衣,更预示着过去的冷门专业将焕发新的活力,屹立于信息时代的潮头,而这也将极大的改善相关传统院系的招生和就业状况。
二
现阶段,我们已经具备了开展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的一些有利条件。
(1)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和发展为我们开展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获取了有益的经验。尤其是各位专家学者在理论上的建树以及各经典的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等的实践,都值得我们借鉴。
(2)我国的信息化工作已经进入信息资源管理阶段。如果说在信息资源建设阶段我们更多需要的是信息工程技术人员,那么现在则更加需要信息资源管理人才。然而,图书和档案专业的毕业生数量有限,而且主要进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专业机构,使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相关人才需求得不到满足,这就为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毕业生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前景。
(3)教育部的原则意见为开展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提供了政策支持。教育部2001年10月发文《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对开展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形成有力的支持,尤其是第七和第八条:“7.积极开办应用文科专业。进一步加强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的结合,在其结合点上形成新的学科专业方向。8.鼓励高等学校加大使用信息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提升、改造传统学科专业的力度,实现传统学科专业新的发展。”
(4)高校的院系整合和专业改革为开展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本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原国家教委前两次修订本科专业目录分别是1993年和1998年,其中1998年的修订直接导致了很多高校中的图书和档案专业并入公共管理学院。而近些年的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是非常快的,再次修订本科专业目录已是迫在眉睫,信息资源管理的最终正名已是难以阻挡的趋势。
三
下面我们来谈谈开展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的基本构想。
1.合理设置相关院系及专业
不同高校应该根据自身特点整合院系及专业以利于开展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原来就有独立的档案学院,图书、档案专业隶属于档案学院,将档案学院改为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非常合理。浙江大学实际上裁撤了图书和档案专业,整合为信息资源管理专业,这种改革对于传统的理工类高等院校较为合适。对于综合类大学,图书和档案专业大多已经归入公共管理学院。以西北大学为例,图书和档案专业于2000年归入公共管理学院图档系。人大和浙大的经验值得借鉴,但与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完全符合。西北大学是一个传统的综合性高校,但直接建立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显然牵强,立即裁撤图书和档案专业也太唐突,这两个专业的毕业分配至今仍是公共管理学院内最好的。我们认为,分阶段地循序渐进是最佳选择。
现阶段可以不改变现状,将图档系更名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系(这一点我们已经实现),下设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三个专业(应视各校的实际情况而定)。鉴于国内目前还没有不裁撤图档而独立设立信息资源管理专业的先例,必要时可以暂将其命名为政务信息管理。但需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政务信息不能简单的归于政府信息,二是信息管理已经发展到了信息资源管理阶段。图档可以合并招生,分开培养,但信息资源管理应该独立招生,最好文理生兼收。待条件成熟时再整合原有专业。这个条件在外部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以及教育部学科设置的再次修订,在内部是我们师资和教改的推进。
以后可以考虑将图书和档案专业完全并入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拓宽其本科专业口径,而在研究生阶段再细
分图书馆方向、档案方向以及政务信息方向等。系内还可开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编辑出版学以及文秘等专业,但文秘专业的职业化倾向过重,科研氛围不足,必要时可以撤除,转为在电子政务方面考虑专业发展。对于那些没有图书和档案专业背景的高校,建议直接申报创建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河北师范大学就是在无图档专业的情况下在商学院设立的信息资源管理专业。
2.准确把握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
我们认为,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各系统的信息资源管理基础理论知识,熟悉各类信息资源管理过程及相关技术,以及政务和经济信息管理行为、程序,能熟练地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处理、检索、传播以及综合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专业的核心课程“信息资源管理”还应肩负起提高全校所有专业学生的信息资源管理素养的重任,其重要性不亚于外语和计算机。
3.科学构建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的课程体系
根据课程的内容、性质及功能,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的课程体系应由通修课程、学科核心课程、学科方向课程和选修课程四大门类构成。其中通修课程没有明显的专业区别,目的是完成基本素质教育,在此不做讨论。经过仔细斟酌,我们拟首先设置本专业的主要课程(包括核心课程和方向课程)为:高等数学、管理学原理、信息资源管理、信息分析与预测、信息法学、信息传播技术、信息描述、信息检索、信息处理、经济信息管理、电子政务、图书馆学基础、档案学概论、数据库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网络。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可以设置如下:行政管理学、企业管理学、运营管理、项目管理、知识管理、西方经济学、财政与金融、基础会计学、应用统计学、信息经济学、信息计量学、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认知与决策、新闻学基础、情报学概论、人力资源管理概论、公文写作、运筹学、逻辑学、电子文件管理、多媒体技术等。
4.勇于创新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的培养机制和教学方法
既然专业是信息资源管理,那么对于教学信息资源也应该用现代化方法进行管理。我们已经初步建成教学资源系统、教学交互系统以及教学评测系统,并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信息资源管理中来,改变传统的灌输教学方式,促进学生知识和素质全面发展。另外,学校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出版社,当地政府的信息中心,当地优秀企业等,均应发展为教学和实习基地。我们还特别鼓励本科生在实习和调研以后撰写相关论文,不少学生在《电子政务》、《陕西档案》等期刊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真正落到了实处。
5.努力实现与相关传统专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概念较新、口径更宽:图书和档案专业更加偏向图书和档案专业应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对信息系统工程、项目开发、项目管理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文秘专业在组织、文书、心理、社交、礼仪等方面的要求更多;编辑出版专业则更加专注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业务与管理工作。我们力求在保持各专业特色的基础上,促进专业交流,协调专业发展。
篇8
【关键词】档案;属性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11-0168-01
一、原始记录性
吴宝康教授主编的《档案学概论》明确指出,“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或说原始的历史记录。这是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在与其他事物相比较而存在的过程中所显示的独有的特性,就是原始记录性”。
应该说,这一认识是正确的。然而查启森同志却对这一传统认识提出了质疑:其一,如果原始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那么“原始记录就是原件,具体地说就是原稿。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档案就是原稿,一切非原稿以外的记录,因为不是原始记录,就不能算是档案了。而事实上在为数众多的档案中,不一定都是原稿,还包括根据原稿而形成的打印件”。其二,“原始记录,当包括文物和图书手稿,即文物和图书手稿,它们也具有原始记录性”,因而“原始记录性是三者的共性,而不是档案所特有的本质属性”。
笔者认为,上述质疑是值得探讨的。其一,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原始记录性。对形成文件的机关来说,文件的原稿的确是原始记录,但文件的打印件也是原始记录。原稿是印制打印件的依据,打印件是机关处理事务的依据,两者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因此,打印件也属于原始记录则是无疑的。其二,不可否认,图书手稿是档案,有的文物也是档案,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虽然图书手稿也是印刷图书的依据,但图书产生的主要原因和直接目的是为了供众多的人去阅读。而档案则不然,“档案是人们处理事务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副产品,它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附带的产物,或者说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纯粹人为的结果”。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那么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属性岂不完全相同?的确,由于“文件与档案记录的内容相同”、“文件与档案的物质形态相同”,因而“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属性相同。原始性和记录性的有机统一。是文件和档案的共同本质属性。”所以,文件与档案从本质上来说则属于同一事物。但是,有人据此认为,既然文件与档案本质属性相同,那么“文件与档案属于同一概念”。其实,这是对文件与档案关系所作的错误理解。文件与档案之所以属于同一事物,是由于两者的载体与内容完全相同,这就决定了两者的本质属性相同。
二、客观记录的归档保存性
查启森同志对原始记录性提出质疑,并进而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客观记录的归档保存性”,“构成档案的根本条件,是归档保存。归档保存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关键。没有这一程序,也就没有档案。”这一认识似乎是正确的,因为档案保管机构保存下来的档案一般是经过归档这一程序的。但问题在于,归档并不是档案保管机构获此档案的唯一途径。文书部门和业务部门的归档,相对于档案保管机构来说就是档案的接收。档案保管机构除了正常的接收之外,还有向社会征集和搜集档案这一补充手段。
三、信息性
随着信息这一概念被社会所接受,档案是一种信息的认识也被档案界所认同,于是刘建平同志便认为“档案的本质是信息”。 当然,从信息角度看,档案所记录的内容无疑是信息。但是,图书、情报所记录的内容也是信息。可见,信息性是档案、图书、情报的共同属性,因而信息性只能是档案的一般属性。因为“档案学界一般都认为,档案是其原始内容和原始载体的统一体;档案信息仅指档案内容而不包含载体,也不强调内容的原始性,……根据信息论的描述,信息不是物质,只是信息的存贮、传递必须借助于物质载体,而且这种载体纯粹是为了信息的存贮、传递服务,没有其他特定的要求。比如‘原始性’的要求”。张辑哲同志也指出,“由于信息这一概念外延极大,因此仅仅认为档案具有信息性或说档案本质上(主要指其内容)是信息是远远不够的。对档案信息的认识仅仅停止于这一水平是极为肤浅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应该说,档案虽然是一种信息,但档案这一种信息除了具有信息的一般属性如何扩充性、可压缩性、可替代性、可传输性、可扩散性、可分享性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一种未经加工处理的原生性静态信息。因为信息可分为社会信息和自然信息,从记录方式来看,社会信息又有记录性信息和非记录性信息之分,而记录性社会信息还有原生信息和派生信息之别,档案、文件则原生的社会信息,而图书、情报则属于派生的社会信息。因此,泛泛地称档案的本质是信息是不确切的。
四、非现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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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谢伦伯格;文件双重价值理论;文档鉴定模式
文档鉴定模式,作为鉴别与判定文档价值的程式化、规范化的方式与方法,对于确保机关组织文档鉴定工作的顺利开展,维系文档价值的长远留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文档鉴定工作往往存在着执行不到位、不合理等现实问题,并由此导致档案馆馆藏内容的结构性失衡,继而无法满足社会利用者多元化的利用需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从文档鉴定理论与文档鉴定工作两方面入手,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文档鉴定模式,并通过采取相关制度举措,为科学合理地落实机关组织的文档鉴定工作提供务实有效的思路、方法与实践路径。
一、文件双重价值理论的简要阐述及对我国文档鉴定工作的启示
作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仍然沿用的管理依据与准则,“文件双重价值理论”在国际档案学界与档案实践领域引发了深刻的变革,并成为在我国档案学界备受推崇的文档价值理论。“文件双重价值理论”是由美国著名档案学家谢伦伯格在1956年出版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系统提出的。在书中,谢伦伯格阐述了公共文件所具有的两种不同价值――“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第一价值”是指文件对于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具体包含行政管理价值、法律价值、财物价值与科研价值;“第二价值”是指文件对其他机关和个人利用的“从属价值”(亦称“档案价值”),具体包含证据价值与情报价值。其中,文件形成机关的行政官员主要负责鉴定第一价值;而第二价值的鉴定主要由档案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完成。此外,谢伦伯格还指出:“应着眼于文件的整体性,从机关地位、职能、活动三个层次分析,弄清文件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
实际上,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理论”使用的是“广义文件”概念,包括文件从其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的完整生命周期。我国则参照这一理论,提出了档案的双重价值理论。实际上,相较于“文件价值理论”,我国是基于“档案”概念及其视角来研究文档价值理论的。由此可见,二者的理论形态存在显著差异:在谢伦伯格看来,“文件”(广义文件)是不同部门处理的整体对象,应对现行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作统一的处理;而在我国,则将现行文件与档案视为不同事物,并由此将现行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予以截然分割,并相应导致文档鉴定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相较于“文件双重价值理论”所采纳的文件整体性视角,基于档案价值理论的文档鉴定工作,无法从现行文件与档案的整体角度,实现对“广义文件”的“第一价值”以及“第二价值”的整体掌控,继而无法保证文档价值的全面留存。
二、我国文档鉴定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
在我国,文档鉴定工作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文书部门或业务部门在文件立卷归档时所进行的鉴定;第二层次是机关档案室在档案保存期满移交档案馆之前所进行的鉴定;第三层次是档案馆进行的鉴定,一般属于定期审查性质。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文档鉴定的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在其形成机关内部没有被严格执行,进而导致大量没有价值的、重复的档案被移交进馆,迫使档案馆不得不进行重新筛选与鉴定,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实际上,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我国的文档鉴定工作缺乏统一的监管与控制,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模式与制度,最终导致文档鉴定工作流于形式,没有得到机关组织的充分重视。
此外,在第一层次的鉴定过程中,承担鉴定工作的业务人员或文书人员通常从本部门的实际需要出发,着眼于文件的第一价值进行鉴定,而相对忽视文件的第二价值;而承担第二层次鉴定工作的机关档案室人员,通常隶属于特定的组织机构,他们的档案鉴定工作,往往受到机关组织领导、业务部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由此对于档案价值(第二价值)鉴定很难做到全面与客观。实际上,我国现行的文档鉴定体系没有把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的鉴定责任分解开,交给不同的部门去承担,而是在第一鉴定层次,赋予同一部门鉴定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的两种责任,即同时给予了决定文件命运的权力,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再者,由于文档种类的多样性,机关组织内部档案人员通常缺乏相应的宏观视野、专业知识与文化素养,对某些专业活动形成的文档资源的价值,不能做出全面、客观的鉴别与认定,导致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被随意处置或销毁,从而造成社会档案文化财富的流失。
三、基于文件双重价值理论,构建我国的文档鉴定模式
(一)以“文件双重价值理论”为指导,打造符合我国国情的文档鉴定模式。基于我国文档价值理论、文档工作实践存在的具体问题,按照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理论”的有关要求,着眼于完整的文档价值鉴定工作流程,维系与协调不同文档鉴定阶段之间的关系,从整体性和阶段性两个层面打造符合我国国情的文档鉴定模式。具体而言,应基于“广义文件视角”,制定清晰、明确的文档鉴定工作职责分工,打造以实现文件第一价值、第二价值的全面、合理甄别、留存为最终目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整体控制与前端控制为根本保证,以文档一体化工作体制为基础的机关组织办公室(业务部门或文书部门)、档案室、档案馆多方协同配合、相互制约的文档鉴定模式。
(二)构建文档鉴定工作的职责分工。为了实现文档鉴定模式的顺利实施,应以完整统一的文档鉴定视角,构建不同阶段的文档鉴定活动的职责分工。具体来讲,机关组织业务部门或文书部门主要负责鉴定文档的第一价值,机关组织档案室、公共档案馆负责鉴定文档的第二价值,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监管不同文档鉴定主体的鉴定行为,确保文档“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鉴定活动的合法进行。此外,公共档案馆应负责会同各领域专家学者、机关组织、档案人员、社会领用者等,共同研讨、预判与鉴定不同形成机关的文档价值,从而站在宏观、整体的社会视角,鉴别与判定文档的现实价值与长远价值,并通过听取社会各方面的声音、意见,及时调整文档鉴定工作的思路与方向,及时、全面地满足从文档形成者到社会利用者各方面的文档利用需求。
(三)建立“文档一体化”的工作体制。“文件双重价值理论”作为西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强调文件的整体性,主张将文件与档案、文件工作与档案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参考西方国家的文档工作体制,总体来看,应将我国机关组织的文件工作与档案工作统一起来,从业务体制上建立紧密的联系,形成文件处理部门、档案室、档案馆协同配合的文档一体化工作体制。实际上,基于“文件双重价值理论”的“广义文件”视角,结合我国文档鉴定工作的实际情况,建立“文档一体化”的工作体制,可以确保文档鉴定模式能基于统一的文档工作体制得以实施,在协调不同部门的文档鉴定活动的同时,确保文档鉴定工作整体有序地开展。
(四)实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文档鉴定工作的整体控制与前端控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文档鉴定实施整体控制与前端控制,对于保证文档鉴定模式的有效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作为档案管理的专门机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能从专业角度,以文档鉴定管理的整体视角,指导机关组织人员开展文档鉴定工作,更有利于提升文档鉴定工作的连贯性、一致性与规范化程度,提高文档鉴定效率,减少、甚至避免无保存价值的档案移交进馆,又能对有重要价值的档案实施重点监控,确保顺利移交进馆。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文档鉴定实施整体控制与前端控制,可以有效地监控文档留存与销毁的全过程,确保具有第二价值的文档被全面移交进馆,从根本上维系档案为全社会服务的功能属性。事实上,及早介入文档鉴定工作,可以有效防止机关组织单纯从自身利用需要出发,忽视文档的从属价值鉴定,造成文档价值流失的情况。此外,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文档鉴定工作,主要基于社会利用者的实际利用需求,对档案价值进行全面、科学、合理的鉴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文档鉴定工作总的掌舵人,更能从为国家与社会留存历史文化财富的角度,全面维系与留存文档价值,从而为满足社会利用者对于档案的多元化利用需求提供根本保障。
四、结束语
我国机关组织的文档鉴定工作由于缺乏完整的基础理论指引,加之工作制度不完善,造成了文档鉴定工作实践领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实际上,通过构建、推行科学有效的文档鉴定模式,可以极大地改善甚至扭转文档鉴定工作的不利局面,实现文档价值的全面发掘、整体把控与科学维护。此外,我们还应通过多方面的制度改革与模式创新,逐步实现我国机关组织文档鉴定的科学化与系统化,从而为社会利用者全面、有效地获取档案资源提供管理基础与制度保障,继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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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信息处理;电子档案;计算机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 (2011) 11-0000-01
Computer Applications Analysis in Teaching File Management
Zhu Yuanping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chang330029,China)
Abstract:As one university teaching file archives,the whole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managemen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as the rise and popularity of the network,will bring the full file of information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extensive use of computer technology,a large number of vocational schools teaching files quickly carrier disk,tape,CD-ROM replaced by a growing number of teaching files to digital form,so that the teaching fil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as put on the agenda.
Keywords:Teaching;Information processing;Electronic files;Computer
高校教学档案管理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基础性工作,是学校管理水平的具体体现。从档案的产生、收集到提供利用,传统教学档案管理所涉及的人与部门点多面广,工作量大,任务繁重。为提高教学档案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做好教学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应用计算机进行教学档案管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对其存在的问题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高校教学档案的基本特点
教学档案是学校档案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教学水平的客观记录和开展教学研究的依据条件。它具有如下特点:
(一)教学档案所需原始性材料多并且杂。高等院校的教学档案来源于教学活动或与之相关的材料,教学档案要反映教学工作面貌和真实记录教学管理活动,必须要依靠大量的原始性资料。没有数量充足、完整准确的原始资料就不能反映教学工作的真实面貌,因此教学档案资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是教学档案工作的主要特点。
(二)教学档案的信息来源多。教学档案信息来自上级各主管部门对教学工作、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指令、规定、条例等.同时也包括来自教学管理部门和学生工作部门甚至教研室、实验室、实训基地的有关教学工作等方面的材料。
(三)教学档案整理的周期性比较强。因此,教学档案应按学期、学年或学制来构建,形成周期性的档案,对以学期、学年、届次来组织教学的教学管理工作更具有参考和指导价值。
(四)教学档案学科专业性强。高等院校的各系的专业性比较强,各院系按照专业不同教学活动,既有遵循人才培养成长共性规律的一面,更要遵循不同学科专业属性的特殊规律。因此,不同学科专业院系的教学工作是不尽相同的,教学档案的整理同进时具有很强的学科专业特性。
(五)教学档案资料的形式多种多样。高等院校教学活动的多样性,既有课堂教学,也有相应的课外教学,同时还有校内实习、实验,以及校外的实习等活动。记录活动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既有纸面的形式,又有图片的、音像、光盘等多种形式。只有档案原始资料的多样性,才能真实确切地反映多样性教学活动的面貌,才更具有档案的作用和价值。
二、利用计算机加强教学档案管理的措施
(一)建立健全教学档案管理制度。加强教学档案的管理必须依赖一系列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学校要根据档案专业主管机关的规定,结合学校特点和教育科研管理发展状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
(二)加强教学档案管理队伍建设。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在组织资源中,人是最关键、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要搞好教学档案管理工作,也必须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精良的管理队伍,特别是利用计算机进行教学档案管理的人员。学校首先要从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注重选拔那些富有使命感、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具有管理能力和一定计算机基础的人从事教学档案管理工作。其次,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有关教学档案管理人员参与计算机的知识讲座和辅导培训,以提高有关人员的专业理论和技术水平。再次,由于档案管理是一项默默无闻、服务性很强的工作,一方面学校领导要关心、理解教学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在评优、职务晋升等方面给予倾斜,以保证人员的稳定;另一方面,教学档案管理人员也应树立明确的服务思想,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
(三)注重提高教学档案的利用价值。教学档案要为教学提供智力支持。运用计算机对教学档案进行科学管理,要注意定期征集归档、建档,并要不断完善、健全和刷新教学档案,科学地更新检索工具,合理开发利用现有教学档案,不断挖掘档案信息资源,扩大利用服务范围,提高教学档案的利用效益。这就要求教学档案人员熟悉学校各专业设置和学科特点,掌握相当的文字档案管理经验,并储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尤其是电脑技能。
(四)建立基于计算机网络的教学档案服务系统。利用计算机创建教学档案,可快速传递信息资源,并能实现管理者与使用者、使用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互动。教师可以利用教学档案服务网来交流教学信息,了解各专业学科的最新动态,通晓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的变动,获知最新教学成果;同时也可交流教学经验,反馈教学意见及建议,探讨教学改革,整合教学方案,还可征集大家对教学档案管理工作的意见。这样,就能充分利用教学档案,为学校教学活动提供第一手的、丰富的、新的资料,让教学档案服务网实现有机传动,让教学档案活起来。
教学档案管理工作是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教学档案管理工作是强化教学管理的需要,是深化教学改革的需要,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可以想见,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作为工具或基本工作环境自动或半自动地代替人来从事档案管理工作是时展的需要.它对于提高教学档案的保存和利用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随着高校科技教育网的兴起和普及,必将带动档案的全面信息化。
参考文献:
[1]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黄恩梅.实现档案管理计算机化加速医院档案信息化建设[J].城建档案,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