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遗文化的传承方法范文
时间:2023-12-06 17: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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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制度 传承人
湖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条件,孕育产生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法律的途径和方式对对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使得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并提高工作效率,对非物质文化发扬光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我国政府、学术界长期努力的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议题,对其开展专门的研究,也是一项具有前沿意义的理论课题。
一、传承与文化的概念及其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这些形式包括民族艺术表演、手工艺制作技艺、传统的民俗活动等等。按照不同的内容类别,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口头表演类、传统艺术表演、社会实践类、节庆仪式类、手工艺技能类别。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感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管起步较晚,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清晰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保护中的意义。与其他文化保护相区别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传承。一定意义上,文化与传承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在互联网的检索系统中,文化传承的概念多达几百万条。可见,传承是文化延续的最基本特征。当然,传承也不仅仅是文化的概念,也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重要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其独特的方式。口头传承、技艺学习、跟班学艺等方式都是非遗文化传递的最重要的途径。当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认识,并不只是在民间的口头上的口口相传,更应该从国家非遗文化保护的视角,加深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遗文化的认识。当然,我们也需要将传承人和口头传承、工艺技能代代相传、跟师学艺作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才能够更好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传承在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核心作用
我们知道,联合国科教组织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即“口头和非物质”(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从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口头传承有及其密切的关系。尽管非遗文化的传承是有着多种途径,但是一定意义上,传承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至关重要的内容。
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尽管文化是可以不断创新的,但是文化的遗产如果不被保护好就会消失。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如果不保存好,在消失后都不可能再生。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其保护工作的关键在于人。但是,两者保护的方式还是存在着显著差异的。主要是保护的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尽一致的。物质文化的保护主要是一种组织管理工作,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涉及到内容的衔接和传递。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却完全由传承人来决定。也就是说,如果传承人消失的话,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随之消失了。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传承人在保护遗产重点作用。这也要求我们对传承人进行法律上的保护。当然,传承人之所以成为“传承人”,也有着独特的形成过程。传承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相应的民间文化穿有着深厚感情的“人”,只有具有深厚的感情,才可能以极大的求知欲望,精湛的掌握这种遗产中的工艺、技能、技术。同样,传承人在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夯实传承人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机制
非遗文化的保护意义十分重大,是有利于子孙后代的战略性文化工作。因此湖南省应该秉承“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保护好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承人的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是政府要积极作为,发挥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广泛参与协调非遗文化保护的事宜。要按照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进行细致深入的规划。湖南省各级地方政府应该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政府行使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监督与引导,担负起非遗文化保护的职责。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非遗文化保护责任的机制及相应的追究机制。政府文化部门应该密切配合政府,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加强管理,要加强对非遗文化的调查研究,及时将非遗文化相关事项向政府进行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非遗文化保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商讨应对之策。
二是要积极构建非遗文化保护的法律机制。法律是非遗文化保护的最基本的依据。法律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最具权威性。因此,湖南省非遗文化保护工作首先需要积极构建并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当然,制定完善非遗文化的法律法规,除了法律和文化相关专业人士和工作人员关于非物质文化的扎实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外,还需要其能够深入到非物质文化所在地深入调查,不断总结非遗文化保护的经验,广泛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集合各方力量草拟相关法规,并不断进行修改优化,使方案机制切实可行。
三是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非遗文化传承机制。要对列入非物质文化名录的遗产,湖南省政府要进行及时命名,同时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进行资助、表彰、或者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特别要引导鼓励遗产的传承人要进行相应的传习活动。要通过一定的形势,引导传承人对非遗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甚至学校教育,不断拓展非遗文化的传承。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诸如《民族、民间艺术家命名办法》、《民间艺术之乡命名办法》等规章制度,使民间艺术申报非遗文化的工作及时有效的开展。
四是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相关各方要工作做好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当前,湖南省非遗文化保护各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同时,政府对非遗文化保护投入的人力、无力、财力、资源也十分有限。因此,各级政府应该要从给地非遗文化保护的实际出发,加强对非遗文化资源整合与共享。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及文化部门、群体艺术部门、图书馆、科研部门和地方高校等单位,为非遗文化保护加强联系,发挥特此,共同为非遗文化的保护奉献力量。在这个工作中,特别要加强文化行政部门与其他相关们的信息交换,即要更加重视非遗文化保护部门与其他相关研究机构的交流和信息传递工作,要畅通各个部门的信息沟通渠道,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保护的共享机制。
五是要加大非遗文化保护的经费投入。非遗文化保护工作是一项公益事业的工作。非遗文化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其自身很难产生经济效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非遗文化保护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际上也有着难得的机遇。因此,湖南省政府要加大对非遗文化的资金投入,且要扎扎实实落实好经费。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诸如《民族、民间艺术资源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每年安排专项对非遗文化保护工作进行财政滚动投入。各级地方政府,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资金对所属非遗文化进行保护。同时,政府还要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并形成良好的投入机制。
六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考核机制。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要责任到人,就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种考核机制。这些机制既包括奖励现金、鞭策后进的奖励机制,也要包括保护不当、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处罚机制,这样才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扎扎实实并取得实效。比如,在考核过程中,要重点考核各级政府部门是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同等列入的十三五规划的重要议事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是否有计划、有目标、总结,是否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否每年的召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考核会议。要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核机制,促进各级政府和部门在非遗文化保护工作发挥主导作用,并形成全社会支持保护非遗产文化的良好氛围。
四、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保护
鉴于传承人在非遗文化保护中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我们认为,湖南省对非遗文化的保护还大有可为。综合考虑到湖南省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从传承人的社会保障角度而言,湖南省政府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首先,要确定传承人法律上的社会地位,提高传承人的认可度。传承人作为保护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对象,赋予他们相应的社会地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湖南省应该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高度,来看待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及其为国家文化保护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要对传承人给予相应的经济社会保障。
篇2
关键词: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弈;保护;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144-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全球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我国以“两大工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各级政府和机构纷纷投入到保护行列中来。当前,国内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研究非常多,但将博弈论运用到其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牟维、李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博弈探索》一文中以一个新的视角——将个人效用数字化,主张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利用博弈理论将个人意识与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结合在一起,解决其保护问题;王巨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中对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的多方参与进行博弈;林鸿熙在《基于进化博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运用进化博弈论,研究管理者与使用者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的策略趋势,继而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等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文献中,诸多文章承认传承人和政府的重要地位,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性决定传承人在其参与中的主导地位,其物质性和保护的实体性快,定了政府在保护中的领导地位。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所保护的遗产是非实体存在,是具有活态性和无形性的文化传统,是共同体、群体的一种生活方式;其载体则是社会化的个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旅游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者这三方都对应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以湖南湘西地区为例,探讨基于博弈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问题。
二、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运作模式的博弈分析
在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的博弈过程中主要包括三类参与主体:政府监管机构、继承者和旅游企业。图1描述了三类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链,其中X1、X2分别为政府监督机构和社会职能部门所获得的非遗保护的信息,0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这其中存在政府和市场机会损失的问题,导致政府和旅游企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都只是一种断面信息,并且落后于真实进度,但是两个部分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
(一)旅游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传承人保护的博弈分析
旅游企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与传承人之间存在博弈行为,这些旅游企业的合理开发与过度开发策略对非遗传承人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当旅游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时,为了使投入的成本尽早收回会对传承人采用一系列经济诱惑,使之渐渐漠视对非遗的保护。
设A为开发湘西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企业,B为该非遗继承人,在非遗旅游开发中,A有两种选择:合理开发与过度开发,即保护与不保护;B也有两种选择:保护与不保护。现做如下假设:(1)如果A和B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保护开发时,所得的收益分别是R1、R2;(2)如果都不保护时,所得到的收益分别为L1、L2。进行保护时,由于生存发展环境的改善使其利用空间缩小,束缚条件增多,这样往往会使投资会大于短期内所得收益,所以R1
我们首先来看A的决策情况,假定B选择传承保护,那么A选择合理开发时的收益为R1,过度开发的收益为L2,由于L1>R1,所以A的最优策略为过度开发;很明显,当B选择不保护时,A的最优策略仍然是过度开发。同理,无论A的选择哪种决策情况,B的最优决策都是不保护(L2>R2),因此,(过度开发,不保护)就构成了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L1,L2)就成为相应的均衡收益,即形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
(二)传承人保护传承与相关政府干预管理的博弈分析
政府作为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性组织,其保护遗产流失都是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来完成,特别是外部低效益的非遗文化,市场失灵的几率很大,这种市场失灵就给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提供了机会和理由。所以,相关政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之间存在一个博弈。这种博弈属于一种监督博弈模型。这个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和传承人。政府的纯战略选择是管理与不管理,传承人的纯战略选择是传承保护与不传承保护。
图3概括了对应不同的纯战略组合的支付矩阵。这里,a为政府应得收益,b为支付政府收益后传承人所得收益,c为管理成本,f为传承人不合理保护而应缴的罚款。
假设c
(三)政府监督与旅游企业保护开发的博弈分析
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旅游经营市场中的监督活动是政府管理部门与旅游企业之间利益相关的博弈。企业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在政府不监督的情况下,一般将在非遗文化保护问题上采取非合作博弈,即双方之间并不趋于共商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博弈当中,假设政府有两种选择:管理式监督和转让式监督;旅游企业也有两种选择:违规利用与保护性开发。假设政府选择管理式监督的投资收益为G,选择转让式监督的收益为z,在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下,由于政府不可能估测到何种模式的经营能够确保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的保护与开发,再加上政府对旅游企业在获得开发权之后是否会对非遗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的信息也同样缺乏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就又可假设旅游企业违规开发所能带来的外部成本为W(即包括自然破坏所产生的成本损失和人文因素导致的成本损失)。实践中,如果在政府实行转让式监督之后企业合理保护开发,政府所得收益便为Z,否则为Z~W。为应对政府的行为选择,旅游企业一般也会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方式来处理自身对利益的安排:一是违规利用进而获得较高收益D,二是合理保护开发而获得合理经营收入H。由于博弈过程中,所有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均是理性的,因而实践中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便是转让式监督的所得一定大于管理式监督的所得(即Z>G),既然如此,我们假设Z>G,同理分析D>H,该博弈模型如下图4。
实践中,如果政府选择管理式的监督解决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则博弈结束,政府能获得收入G,而此时假设旅游企业无法进入该开发领域,所获收益为0。不过当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模式时,旅游企业开发商便会获得自己的选择机会:合理保护开发与违规利用;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合理保护开发则双方都能获得一定的收益,皆大欢喜;如果违规利用,则政府的损失为W,显然,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之后的收益大小取决于W。也就是说,如果Z-W>G,那么政府会选择转让式监督,则在此种状态下,因为D>H,旅游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违规利用。如果Z-W
三、基于博弈论的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对策
上述三方之间的相互博弈取得的最优策略,能够帮助我们预见到各种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些结论对我们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非遗保护与社会各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各界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承担一定的责任,如何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使得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规避保护中的风险,实现保护开发的切实条件,下面根据博弈分析,对传承人、政府、旅游企业的行为提出几点建议:
(一)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合理有效的管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被称作人类记忆的背影,这些经历了上千年沧桑记忆的宝贵文化,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宽容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合理的保护和开发是很关键的。因此,在进行湘西非遗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增强旅游企业、游客以及传承人的非遗资源保护意识,进行其有效的开发和保护。
1 政府应制定适当的参与措施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参与,对于一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有效的传承,必须加强对当地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同时也需要通过政府来组织开展多途径的保护开发教育,使当地居民能够参与到湘西文化的建设中。例如,开展以宣传湘西非遗保护为主题的文化活动,让当地人更多的了解自身的文化,提高居民素质,增强文化信心。
2 必须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地合理的承载力和容量
旅游业对湘西非遗资源的开发会导致旅游者的大量来访,这不可避免地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我们从旅游企业与传承人的博弈可以发现,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会主动保护可贵的非遗资源的,这种情况势必会导致旅游开发过度或者旅游活动量之大超过了目的地的承载能力,使之环境受到严重损害。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可以建立适当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对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传承人、文化建档、维护和跟踪等内容以制度的形式规范起来,为排除规范中的非遗资源受到侵害和防止可能之侵害。首先,必须对传承人和旅游企业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以最大承载力和容量为尺度进行等级划分,过度越级的将缴纳成倍的税收,以此提高传承人和旅游企业的保护意识,对非遗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其次,必须对损害额和侵犯行为所得利益进行预算,根据不同损害情况,借助法律手段对其进行利益所得中的30%-200%进行赔偿,损害严重者将承担法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内也能避免承载力过度和容量过大的情况。
3 有计划地进行标准的培训和保护知识的宣传
湘西相关政府需要建立系统的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人员的培训体系,以及文化利用标准的培训。定期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环境变化态势,再邀请知名专家进行保护方法的指导,组织学习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新动向及成功的经验与方法,以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此提高正确保护利用的能力。另外可以通过网络授课的方式,对专业保护的知识进行宣传和普及。
(二)提高传承人传承保护的积极性,增加其自豪感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衰亡的高峰期,同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这些掌握着传统技艺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绵不绝的核心与纽带,而现在许多领域,传承人的确立本身已成为瓶颈,所以社会各界更应该高度重视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
1 借助政府的力量给传承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帮助
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帮助,能够激起传承人的传承热情,使他们能够积极地把自己的技艺传下去,增加其传承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营造积极热烈的文化氛围。同时这种社会的肯定对年轻一代也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创造新的节目,适应年轻人的口味,既保持传统的演出方式又有新的内容,方便年青一代接受,增加社会关注度,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开发。
2 适当将部分传承文化纳入课堂教育
传承非遗文化对各中小学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学生通常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保护意识和好奇心,而且对于课堂老师言传身教的知识非常重视也非常信任。我们可以将学校设为传承的重要阵地,政府可以鼓励学校开设民间文化课程,致力于非遗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宣传和推广。根据不同的发展状况,选择恰当的时期一步步将非遗文化引人到课堂教育中,利用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以及快速的学习能力,使之激起对传承的热情,并从中选择重点培养对象,从而加速了文化的推广,也达到了传承的目的。
(三)加强政府监督力度,增强政企合作
根据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如果运用管理式监督的模式来经营湘西非遗资源,一般就更需通过传承人的力量来促使对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但此行为在现实实践中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所以,在实行转让式监督的背景下,由于只有确保旅游企业合理的保护开发,政府才有可能会获得持续的收入,同时也不至于破坏到非遗资源。因此,为了引导旅游企业进行合理经营,也就必须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约束其具体的行为选择:
1 明晰权责,设立奖励制度
政府应明确规定旅游企业经营的责任和权限,并设立相关名誉与实物奖励制度,提高旅游企业的积极性,切实保证湘西非遗资源达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局面。
2 规范惩罚制度
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惩罚性措施,主要包括拘留和罚款,需要制定统一的严格使用标准,坚决避免粗放型惩罚。对违规的人或单位所造成的损害进行定量检测,以量化的形式标准化,再根据标准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惩罚,特别是对违规利用的旅游企业应加以重罚,以治理不规范的旅游市场,提高市场效率。
3 成立综合执法部门
综合执法部门可以帮助明晰权责,提高执法效率,当出现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时,无论是责任的承担者,还是监督者都将失去效力,切实维护湘西非遗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安全环境。
(四)旅游企业搭建“真实”文化舞台,促进非遗保护性开发
从旅游企业与传承人以及政府之间相互的博弈分析中,可以看出,旅游企业为了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通常都是过度的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避免这种过度开发所导致的非遗产品消亡的严重后果,旅游企业应该审视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所能带来的长期隐性效益,重新认识该效益在企业的发展和建设中的巨大促进作用,为了获得更多更长期的经济利润,旅游企业势必要使湘西非遗产品的利用可持续的进行下去,必须克服短期高额利润的诱惑,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充分合理的开发好这项潜力十足的产品。
1 打造真实的文化旅游路线,娱乐性与教育性相统一
旅游企业需要创新文化旅游观念,以“分区发展、以点带面”的发展理念,打造文化主题路线。让游客通过亲自参与,以娱乐的形式短暂的学习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技艺,提高其了解的欲望,为游客对其文化有更多更全面的认识提供机会,唤醒游客对传统民俗民风的兴趣。
篇3
1.基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建设,科技职业学院(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引进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蓝印花布印染和通派盆景技艺入校,建设了蓝印花布技艺传承基地和通派盆景园,将极其富有地域特色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朴实地呈现给青年学生。,职业大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和狼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建立了红木雕刻传承基地:朱宇雕刻艺术馆。该基地占地3亩,分为教学、展示、操作三个区域,为艺术设计学院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场所。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原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建校100周年之际正式开放文博馆,该馆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展厅面积达3800平方米,资料、藏品、图片等约4000件,有四个独具特色的分馆,其中沈寿刺绣传习馆和色织土布技艺馆有力地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保护,发挥了积极的宣传展示作用,为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校园文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2.基于学生活动层面的文化建设,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五月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系列活动,学院艺术系专业的学生参与了整个活动的策划和设计工作,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提高了组织协调能力,专业技能和动手能力。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使学生接受了文化、艺术的熏陶,还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了校园文化品位,科技职业学院成立了“非遗寻访”暑期社会实践团,一行30余人,来到非遗园参观展馆:木版画、仿真绣、红木雕刻、板鹞风筝、扎染等馆,并在扎染坊的老师指导下,体验了扎染技术,自制扎染手帕。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还组织了“江海流韵宣讲团”,利用新媒体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益性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收效。此外,各个学校还积极组建学生社团、协会,开展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活动。例如科技职业学院园林园艺协会的两名学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通派盆景的蟠扎技艺传承人袁华指导下参加“省大学生创新、创意、创业大赛”,勇夺第一名。
3.基于专业课程层面的文化建设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举办“民间工艺进校园活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仿真绣、板鹞风筝、如皋丝毯等民间工艺引进校园,通过与企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合作,成立工作室,组建了一支包括中国工艺美术师和设计师在内的科研团队,将研发工作和专业课程教学相融合,以创新的民间工艺品设计为载体,以工作室为平台和相对应的专业对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融入课堂,融入教学。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蓝印花布技艺传承基地涵盖了蓝印花布制作的每一道工序,设计专业的学生得到了吴元新先生心口相传,学习并整理研究蓝印花布的技艺和图案设计,掌握了蓝印花布生产的整套工艺,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图案造型,并且通过建设数字化平台手段加以传承和保护。
4.基于科研立项层面的文化建设近年来,各高职院校的教师结合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开展研究,参加省市的各项“非遗”研讨会,加盟或成立有关学会,积极立项或发表文章。如:2013年,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成功申报了省“十二五”规划课题;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申报的社科基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仿真绣的研究与发展”现已结题,在非遗的传承和实践方面取得较大突破。在学院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也纷纷结合自己在非遗保护和传承活动中的所学所想,参与“大学生创新计划”多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实施途径
1.营造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教育氛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校园的教育氛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生在这种氛围下往往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各高职院校应积极营造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环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教育氛围多层次、多角度、多类型,并逐步大众化、规模化和多样化,以此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如在校园内设置橱窗宣传“非遗”文化,张贴“非遗”保护标语,校园内放置“非遗”标志物等;利用校园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展示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文化,让学生们接受“非遗”文化的熏陶,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
2.将“非遗”保护和传承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平台。高职院校的社团种类繁多,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团较少。我们应该积极创建并支持此类社团。另外,高校可开展特色的校园活动。如组织师生学习、表演非遗作品;或者举办与“非遗”文化相关的知识竞赛,鼓励师生以“非遗”为素材进行创作,举办“非遗”作品展览,邀请传承人进校园表演、讲座。另外,搭建校外实习实践平台,进行校外实践活动也是非常必要的。如开展一些“非遗”项目调查、研究、保护、宣传等工作,进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体验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接触中国传统文化。这类学生社团活动和学生实践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理解,还可以让学生深切感受到民族民间文化的弥足珍贵,更加喜爱民间艺术,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以激发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喜爱之情,从而升华为对祖国、民族的热爱与自豪,同时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对大学生进行人文底蕴、人文品格和人文情怀的培育与熏陶,打造异彩纷呈的校园文化。
3.将“非遗”保护和传承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相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其内涵丰富,并不缺乏教育的功能。而高职院校现有的课程较少涉及到“非遗”文化,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笔者认为,一方面,应该在课程项目立项阶段筛选出适合相关专业发展的非遗项目进行市场调研,综合传承人的意见,确定课程门类,制定课程目标及课时分配。高职院校应根据自己学生的具体情况,充分利用自身校企合作的平台,使该课程发挥出其优势。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要与高职院校现有专业相融合,将非遗文化与专业技能结合起来。例如,科技职业学院将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与学生的艺术设计专业课程融合在一起,设计出图案更为精美的蓝印花布。这样不仅推广了蓝印花布的印染技艺,还使与之相关的专业学生成为保护此非遗项目的新丁。甚至将其开发成新的旅游纪念品。
4.构建“非遗”保护和传承三位一体的合作新模式“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没有固定的方法,却有着相同的原则。在其保护和传承的工作过程中,高职院校可以构建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就是指高职院校、地方政府与“非遗”传承人依托非遗实习实训基地这一平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行之有效的科学的保护与传承。高职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一方都无法代替的,它应承担起唤醒社会保护意识、抢救文化遗产的重任,通过学术研究、课程建设、校园文化培育等多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与传承;然而这个过程必须有政府部门的整合与协调,建立包括政策、资金、法律等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传承人的创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的精神因子,是民族文化生命的密码,其中所具有的特定思维、精湛技艺、文化意识是珍贵而无法复制的。整合三股力量的优势资源,调动所有积极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构建高职院校、地方政府与“非遗”传承人三位一体的合作新模式。
5.将“非遗”保护和传承与教师队伍相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与教师队伍相结合,无论从保护传承角度还是师资队伍建设来看都是获益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开设专修课程,举办讲座,对高职师资队伍是个有效的补充。高职院教师,尤其是部分学历较高并积极参与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教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是一股强有力的支持力量,弥补了部分“非遗”传承人学历较低的局面。两者的结合,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一是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高职院校兼职教师,定期开展文化讲座、选修课程等;二是让参与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高职教师拜传承人为师,这样可代替不能参与到高职院校教学的传承人。这样的拜师,不是单纯的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授,也是对非遗传承工作的有益补充。三是可以组建“高校教师+传承人”的教学团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传承人聘为传习课程专业师资。通过民间艺人与高校教师共同参与、同台授课的方式,组建了“高校教师+传承人”的教学团队,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6.积极拓宽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宣传交流渠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服务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同时,高校在资源整理方面也要注意方式的创新。除运用传统的方式外,还要利用好当前的数字、网络平台。例如,可以成立学校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凭借图书馆资源,建立一个完备的数字化资源库,把资料和研究成果等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影像化方式记录下来,妥善保存并合理加以利用,从而拓宽宣传渠道。当然,高职院校更应加强校与校之间的非物质文化教育交流。
三、总结
篇4
关键词:申遗 经验 启示
无锡惠山祠堂群位于惠山、锡山之麓,大运河西侧,依山傍水,负阴抱阳,京杭大运河经黄埠墩直达惠山浜,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于2012年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一、无锡惠山祠堂群的价值特征
(一)惠山祠堂原真性和完整性突出。祠堂群遗产保护范围40公顷、核心保护区15公顷,拥有3处国保单位(12个点)、7处省保单位、 6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118祠堂建筑的惠山祠堂群落形成始于唐,兴盛于明清,延续至民国,时间跨度长达1200余年。从祠堂的设立者看,惠山祠堂可分“官祠”和“私祠”(即钦定官设、民间立祠)两大类,官祠60处,私祠58处;从功能和用途方面看,可分为庙祠、宗祠、先贤祠、忠贤祠、专祠等11种祠堂类型。惠山祠堂涉及80多个姓氏、180个历史名人,其中9人贵为宰相(楚相春申君黄歇;唐相李绅、陆贽、张柬之;宋相司马光、王旦、范仲淹、李纲;清代李鸿章),另有92人为高级官员,还有众多文化学术名人如宋理学先驱、爱莲说作者周敦颐,关学创始人张载,宋学集大成者朱熹等。惠山祠堂数量之众多、历史之悠久、类型之多样、风格之独特、内涵之丰富、保存之完整,均堪称“中国之最”。惠山祠堂群的整体格局和山水架构具备遗产保护完整性和原真性的要求。
(二)惠山祠堂群主题价值鲜明突出。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含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众多世遗评审专家实地考察后认为无锡惠山祠堂群主题价值鲜明突出,其典型特征揭示出以忠孝为主的东方价值传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核心――以祖先崇拜为信仰而形成的宗族观念及其社会组织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国同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传承至今提供了特殊的见证,符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III)(即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无锡惠山祠堂群与中国传承千年的谱牒文化、祭祖传统相关联,展现出血缘社会中宗族、家族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方式,反映了祖先崇拜观念下东方人的信仰和精神寄托,符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VI)(即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二、无锡惠山祠堂群申遗的困难问题
惠山祠堂群虽然主题价值鲜明,具备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但它是第三届《预备名单》的新增项目,相比于其他的项目,还存在基础工作薄弱、主题提升不够、知名度不高等制约因素。一是管理主体尚未明确。惠山祠堂群关系文化、规划、农林等多个部门,涉及北塘区、园管中心等多个方面。按照申遗工作要求,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遗产管理机构。但目前惠山祠堂群的资源还没有整合,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以致申遗职责不清,工作合力不够。二是基本文本还没编制。按照申遗要求,国家文物局将依据各地上报的遗产项目保护规划等12种申遗文本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联合国上报。《惠山文化景观保护条列》、《惠山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纲要》、《惠山文化景观保护规划》等规划和文本要求高、工程量大、所需时间长,目前还没有启动此项工作。三是申遗工作的认识有待统一。由于惠山祠堂群核心保护区修复建设投入大、负债重、后续投入乏力,目前,开发旅游、缓解债务压力与修复保护、确保申遗需要的矛盾突出。由此,各方面对什么时候申遗、怎样申遗议论较多,看法不一。四是经费保障机制尚未建立。在完成核心区修复保护中,投入巨额资金,负债沉重,已无力启动功能配套区、风貌协调区建设;另外,在申遗工作中,估计还需要上千万元工作经费,亟待明确保障办法。此外,向社会各界和市民群众宣传还不够,群众知晓度不高,尚未形成全社会支持申遗工作的浓厚氛围。
三、福建土楼、开平碉楼等申遗成功经验的启示
近来,笔者采取多种形式学习考察了广东开平碉楼、福建土楼、浙江杭州西湖成功申遗的经验,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可以为我们的惠山祠堂群申遗工作提供诸多的启示。
(一)领导重视,亲自挂帅。主要领导重视与否,决定了申遗工作的力度与成效。广东碉楼与村落申遗之时,时任省领导张德江等亲自审阅碉楼申遗有关汇报材料并作出明确批示,江门市和开平市主要领导亲自担任组长,主抓申遗工作。福建土楼申遗期间,文化部时任部长、福建省时任书记和省长等领导先后在永定、南靖土楼考察调研,深入申报县现场指导申遗工作。杭州西湖申遗几经挫折后,时任市委书记亲自担任申遗领导小组组长,调研申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痛下决心拆除西湖边上所有不符合申遗要求的建筑,恢复了西湖的本来面貌,经过艰苦努力,终获成功。
(二)明确主体,健全机构。各地在申遗中,都明确了申遗主体,并建立了专门机构。如福建省在“福建土楼”申遗中,为防止永定县与南靖县各自为政,省长办公会议专门作出决定,成立省级申遗领导小组,整合永定及南靖两县土楼资源,以“福建土楼”的名义捆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做好日常工作,永定与南靖县都成立了申遗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抽调专职工作人员开展工作。申遗冲刺阶段,又抽调几十名业务骨干充实申遗办,强化工作机构。杭州西湖申遗时,专门拿出60个编制和1亿元资金,组建申遗办公室。广东福州市在“三坊七巷”申遗中,专门成立了三坊七巷管委会,并给出26个参照公务员管理性质的人员编制,保证工作有人做,事情有人办。
(三)规划先行,科学申遗。各地申遗工作十分注重规划的引领作用。专门聘请国内外一流专家和团队编制遗产项目保护规划。如开平市在碉楼申遗初期,专门聘请了香港大学龙炳颐等一批知名专家为顾问,并带领华南理工大学的一大批学生深入开平调研,编制保护规划和申遗文本,明确申遗路径,引领申遗工作,在申遗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多元筹资,确保投入。建立投入保障机制,是许多地方成功申遗的重要经验。如福建土楼申遗时,永定县全年的财政收入仅几亿元人民币。县四套领导班子统一思想,决心“砸锅卖铁”也要确保申遗经费。短短几年,县财政先后投入2.6亿元,向上争取资金1500万元,向社会筹集资金500万元,并采取边修复边利用的办法,赢得1000万元资金,保证了申遗经费。广东开平碉楼申遗时,除了财政支出外,还动员部分海外侨胞捐款捐资捐房,从而为碉楼成功申遗提供了经费保证。
(五)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申遗规则要求:评估申遗项目时,要测评当地群众的知晓度和游客的满意度。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广东开平市专门组织编印了《开平碉楼与村落》乡土教材,对全市16万中小学生、幼儿园小朋友进行课堂教育。同时编印了《开平碉楼与村落》宣传手册,发至全市干部群众学习了解。申遗办会同组织部、财政局,举办几十期培训班,对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村镇居民进行“申遗”宣传教育和培训,并对参加申遗培训情况进行考勤,纳入年终考核,参加申遗培训班的村民给予每天50元的误工补助,有力提升了群众的知晓度和支持率。
四、无锡惠山祠堂群申遗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对惠山申遗的认识。世界文化遗产是当今世界品牌金字塔尖上的顶级桂冠,具有无与伦比的国际影响和无可估量的品牌价值。惠山申遗对于充分彰显无锡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提升无锡的世界知名度和美誉度;拓展与撬动无锡的旅游产业,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建设“四个无锡”,造福百姓、惠及子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申遗工作的重大意义,站在历史和大局的高度,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关于申遗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上来。同时,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进一步提升申遗工作的知晓率,达成政府与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对申遗工作的共识,激发社会各界和市民群众支持与参与申遗工作的热情,形成申遗工作的浓厚氛围。
(二)加强领导,建立遗产地保护管理机构。调整健全申遗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惠山祠堂群管理委员会,明确惠山祠堂群遗产地常设管理机构,由一名市级领导担任主任,具体负责申遗的日常工作。并从市文化、规划、建设、财政、农委、园管等相关部门和北塘区抽调足够力量(或者学习杭州西湖申遗经验,专门拿出60个编制,招募骨干力量),长期集中办公,并明确任务,倒排时间,加快推进申遗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科学谋划,组织编制各类申遗规划文本。要采取定向议标采购方式,聘请一流专家和团队,开展对惠山祠堂群核心区祠堂建筑测绘等基础数据工作,研究提升主题价值和对比分析,编制中英文申报文本及申报影象片,并组织相关课题研究,及早拿出一流的全套申遗文本,确保提前进入申报行列。聘请业内顶级专家主持编制《无锡惠山祠堂群保护规划》、《无锡惠山祠堂群建筑测绘文本》、《无锡惠山祠堂建筑价值评估》。挖掘惠山祠堂历史内涵,提炼普世价值,准确阐释遗产对全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编制中英文申报文本及申报影像片。
(四)健全法制,完善旅游设施及配套功能。组织制定并颁布《无锡惠山景区保护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制定《惠山景区业态展示策划》、《惠山景区旅游规划》等规划。对照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的标准和要求,优化业态布局,完善旅游功能。大力整治环境景观,完善旅游管理设施,维护遗产地的生态完整性。
(五)夯实基础,完善各类资料文献及数据。建立“四有档案”,整理归纳祠堂群建筑、历史沿革、价值评估、保护现状、修缮记录等档案;设置保护标识系统,树立文物保护标志。整理完善惠山祠堂群及景区相关文献、资料、记录,整理编撰惠山祠堂宗谱目录建立祠堂宗谱资料库;加强核心保护区十大重点祠堂文化的静态展现和动态传承,提升展示水平;监测申报遗产保护情况的基本数据,跟踪并比对遗产状态变化,包括自然条件及面临的威胁和采取的保护措施。
(六)加大投入,完善申遗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政府要加大对申遗工作及惠山祠堂群文化景观修复整治保护建设的投入力度。惠山祠堂群文化景观申遗工作管委会可采取向上争取支持、银行贷款、土地置换、引进项目等形式,多方筹集资金,保证后续工程尽快起动,确保申遗工作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季发《加拿大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8。
2、、杨爱英著《浅谈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5年第9期。
3、吴效勤、陈安生、万国庆《皖南古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法――以西递、宏村为例》,《江淮论坛》2001年第4期。
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创作;影像媒体;传播
1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在湖北,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国家级名录160项,省级名录312项(466个项目保护单位),有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7人,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50人,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3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9个。2014年12月4日由湖北省申报的“三国传说”、“伯牙子期传说”、“武汉杂技”、“越调”、“楚剧”、“岳家拳”、“赵李桥砖茶制作技艺”等21个项目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富有地域特色和艺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都可以作为影视创作主题。然而目前关于这些非遗的影像资料非常有限,不利于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发展。许多非遗类别都可用影视创作的形式将技艺历史、技艺过程,从宏观到细节、从整体到部分如实的记录下来,作为影像资料进行文化知识的普及。
2 非遗课题引入教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像一个大海,每个人回到故乡,走到乡村生活中去,你都会发现许多令人感动的非物质文化。在当今转型期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像退潮的大海,每时每刻都在迅速的消失着,老一辈艺人默默地故去,文化与技艺也悄悄地消失了。那么,用影视拍摄的方式真实的还原与重现技艺,或是将一些仅剩文字记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运用影像的方式还原、再现变得尤为重要。
影视创作作品相比文字、图片、录音更直观、更形象也更真实,对于一些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影视作品都可在保护中发挥重要功用。我们在影视创作课程教学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命题,通过对不同影视创作手段的归纳和探讨;对影视语言和影像媒体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总结出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创作的规律,从而达到对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
3 非遗课题小组调研
通过多渠道获取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资料,对重点非遗项目给予重点关注。在班级以小组的形式进行组织学生对重点非遗项目进行考察、学习,以图片及影像的资料形式完成资料调研部分。例如名为“武汉传统文化保护小组”对武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并开展了讨论会议,对每位小组成员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根据每个人的特长与优点进行了具体的调研工作安排。首先,小组设计了题为《武汉市传统文化保护调查》的问卷。问卷调查之后的统计分析发现:
3.1 整体性
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都处于不太了解的状态;所了解的非物质文化以民间表演艺术类、传统手工技艺类、方言类为主;对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前景持一般意见。
3.2 差异性
市民认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各不相同,人们的意识不够、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等为主要趋势,但仍有一部分人持观看态度,认为武汉的非遗有非常大的保护力度,然而保护措施较为缺乏。
4 合理选择影视创作类型
针对拟定的湖北省非遗选题,选择重点的非遗项目进行课堂讲解,指导学生利用多种途径对非遗项目进行学习和认识,拟定影视作品类别及主题。影视作品的制作技术和类型的选择是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影视创作的主题内容决定了影片的制作技术,主要有:实拍技术、定格技术、动画技术;其中,宣传片、纪录片、商业电影等几种类型可以更好地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命题。在课程中,对不同影片类型的制作技巧进行了分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命题的剧本写作、分镜头绘制、镜头拍摄技巧以及中后期制作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武汉传统文化保护小组”经过对搜集选题的筛选、讨论,小组最终希望运用动画技术,将黄鹤楼传说进行动画作品创作,制作一部公益类宣传短片。拟定了“黄鹤楼传说”这一命题,希望通过影视创作,将黄鹤楼传说的故事进行视觉表达,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传播。小组通过对黄鹤楼的实地考察,拍摄了大量实际场景资料,结合网络资料,作为短片的角色设计、场景设计的设计基础。
5 影视创作艺术表现
创作一部好的影视作品,不仅要有超凡脱俗的创新思维,而且还需要有较强的艺术表达能力。在影视作品中,艺术表现力是通过视听语言传达到观众心里的,是用画面和声音传达信息的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作为电影反映生活的艺术方法之一,形象地说所有的影视作品都是由视听语言所书写而成的文章,抽象的说影片是由画面、声音、时间、空间构成的。
影视作品的不同类型有着不同的视听语言表达形式,“武汉传统文化保护”小组所选定的动画宣传片制作,应该在各个故事节点上有重点、有针对、有秩序地进行画面设计,在先期录音的基础上设计每个镜头画面,录音解说词在叙事上干净利落,语言通畅明白,词句短小简洁,语言力求口语化、形象化。
在镜头与镜头的衔接上应多使用画面转场来增强影片的流畅性,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色彩鲜明的画面、生动感人的生活场景才能起到表情达意效果,作品中应注意典型的细节的处理,细节能以少胜多、以小见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而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凸现动画作品寓教于乐的独特的风格。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三道茶;旅游背景;发展;保护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3.013
0 前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元素,是区别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主要因素之一。200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样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领域的开发利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如果开发不当,旅游发展也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关系,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既促进旅游的发展,又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大众旅游时代务必要解决的问题。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其中白族三道茶历史悠久,是白族传统民俗文化的体现。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的早期就受到广泛关注,并且知名度较高。但与此同时,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发展遭遇瓶颈。文章通过研究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在旅游领域的开发利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同时,旅游化生存也被视为保护和传承非遗的一种良好选择。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旅游业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1.1.1 丰富旅游地旅游资源,让旅游资源更具吸引力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丰富了旅游地资源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中所包含的事物可能就是我们生活经历的。将非遗开发成旅游项目,有利于增强游客的参与感,也会充分挖掘其美感、艺术感,提升了资源的内涵,也极大地提升了资源的吸引力。
1.1.2 形成品牌效应,促进旅游发展
被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相当于获得了一张身份证明,一张私有名片,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认定。对其进行挖掘,对其中的文化元素进行创新、融合、整合,容易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品牌。
1.1.3 增加旅游收入,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随着旅游的发展,浅层次的观光、购物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到了旅游地已不再简单追求买点旅游产品证明“自己到过”这样的简单需要,而是渴望更高层次、更有价值的产品。文化价值具有增值性,文化的融入将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将不同地域文化融入旅游商品中,将凸显旅游商品的独特性,促进旅游收入。
1.1.4 增强游客的情感体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一定的客观事物作为表现形式展现出来,是对过去生活情景的再现。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文化,在旅游过程中,随着环境、氛围、讲解等外部因素的不同,旅游者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
1.2 旅游业的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保护作用
1.2.1 激发核心利益相关者的保护意识
随着旅游的发展,旅游地居民、当地政府等各核心利益相关者都会不同程度地获得利益回报。为了获得更多长期利益,各相关部门、相关人员会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来,无形中加强了大家的保护意识,利于人力、物力、财力的聚集,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量的形成。同时,旅游发展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
1.2.2 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丰富其内涵
配合旅游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不仅仅是博物馆里、资料里、传承人手里所掌握的文化记忆,它会更加融入人们的生活,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为了适应旅游发展的需求,人们将会不断挖掘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丰富其内涵。
1.2.3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结构更为合理,机构分工更加明确
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足够重视,会促使部门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关注,从而进行科学思考、规划,并组织人员进行调研,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明确部门分工,并将分工不断细化。
1.3 旅游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相互促进。旅游的发展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旅游发展。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制约。不合理、不恰当的旅游发展,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适应旅游的发展,也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原样,甚至逐渐消失,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危机。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唯一的,一旦被破坏,将很难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也有不好的部分,不仅违背了所追求的主流文化,也会阻碍旅游发展,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因此,应正确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适当开发,规避风险,寻找中间点,以旅游促进保护,以保护带动旅游发展。
2 白族三道茶的介绍
2.1 白族三道茶的历史渊源
三道茶由烤茶开展而来的,白族人称其为“绍道兆”。起先白族仅仅用来作为学艺、肄业、经商、婚嫁时老一辈对后辈的一种祝愿,后逐步演化成了款待贵宾的一种方法。
三道茶的形成源远流长,许多古籍都曾提到过。《蛮书》卷七中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而饮之”这样的记载。到了唐代,随着佛教禅宗在大理的发展,喝茶之风盛行。明清时期,大理白族民间的茶道文化也随之进一步发展。三道茶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民族烙印。在这条文化的长廊中独具魅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三道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内在。2013年,云南省政府下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中,大理州白族三道茶在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云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2 白族三道茶的茶礼茶俗
三道就是头道苦,二道甜、三道是回味。第一道叫苦茶,名雷响茶,又叫“百抖茶”。在烘热的茶罐里放入茶叶,在炭火上边烘边烤,直到茶叶发泡变黄,散发浓香,就散入微量沸水,茶罐中顿时发出隆隆响声。这时将少许茶倒入茶盅,再加入沸水,至半盅左右,即可敬献给客人品尝。第二道,甜茶。将本地特产漾濞核桃仁削成薄片,把烤过的乳扇切成细丝,再加红糖,冲上滚烫的茶水调制而成。第三道茶,回味茶。加上取自当地的蜂蜜、花椒、生姜片、桂皮末等佐料,冲上茶水调制而成。
在白族人民心中,白族三道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白族小孩出生后满一个月,家里要请“满月客”,主人家要用甜茶招待前来道喜的宾客,以表主人的答谢之意。大理民间的白族男女订婚时要下聘礼,俗称“四色水礼”,在大理的任何区域,茶叶始终是聘礼之一。在建房方面,茶也至关重要,寓意建房的人家,能够像茶树一样枝繁叶茂、兴旺发达。白族人家办丧事期间会设置专门的茶房,制作“回灵茶”,给送葬回来的人饮用。每到白族传统的节日以及进行本主供奉有关的活动时,茶是必不可少的供品。三道茶涉及到白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白族民俗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3 白族三道茶的哲学意义和文化内涵
白族人民将生活感悟融入了三道茶中,形成了“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人生感悟,赋予了三道茶较深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意义。第一道,清苦之茶,寓意清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生在世,要学会吃苦,学会忍耐,才能体味出生活的滋味。第二道,甜茶,寓意苦尽甘来。经过生活的磨练,学会放下,学会珍惜。第三道,回味茶,代表人生的淡境,人的一生有苦有甜。看尽人生百态,历经人世沧桑,宠辱不惊。对生活的思考,因人而异,正所谓,人生百味,尽在茶中。
3 白族三道茶与旅游发展
3.1 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
白族三道茶的旅游开发历史并不长,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1994年8月,白族三道茶在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表演,受到各国专家赞扬而一炮打响。2001年4月5日,大理苍山感通旅游有限公司茶艺表演队在中国云南首届春茶交易会上进行三道茶表演,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2003年11月11日,在中国武夷山首届茶艺节上,大理白族三道茶夺魁折桂,捧回金杯。2010年11月6日,充满异域风情的“七彩云南,神秘大理”民俗风情展在美国纽约进行展出,其间进行了白族三道茶的歌舞表演,引起巨大反响。当前,白族三道茶在大理旅游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体验白族三道茶,是了解白族生活,体验白族风俗的必然选择。
白族三道茶与旅游的结合,不仅丰富了大理的旅游产品,满足了游客需求的多样性。同时也是大理重要的旅游创收产品,促进了大理经济的发展。而且,其中所蕴含的文化魅力,提升了大理旅游的文化品位。大理白族三道茶的原料多采用下关沱茶。下关沱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与白族三道茶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区优势。文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形式,其中融入的情感、文化也就会有所差异。对于游客来说,白族三道茶中包含着白族诸多的民俗,是白族文化的剪影,是很具特色的旅游体验。对于大理来说,三道茶文化的旅游开发对提升白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
3.2 白族三道茶的发展现状
最初,白族三道茶在居民生活中不常出现,只有遇到重大的事,例如,婚嫁、丧葬等,才会一起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最常喝的是第一道苦茶。白族人民认为第二道甜茶可以驱寒、驱邪,第三道回味茶可以调理肠胃,益于身体健康,一般生病的时候喝,因此,平时生活中不会三道茶连在一起喝,是根据时间、节庆来喝白族三道茶的。进行旅游开发后,为了让游客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更好体验白族文化,三道茶才被设置为连在一起喝。同时,将白族歌舞融入其中,对其进行艺术加工,融入生活哲理。
在大理旅游发展中,白族三道茶一直以来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大理旅游线路中的一个单项产品。旅游发展前期对白族三道茶的开发很成功,但随着旅游的发展,白族三道茶的发展遭遇瓶颈,不仅停止不前,还有衰退的趋势。为了解白族三道茶,笔者对大理白族三道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网络搜索的结果显示,在大理市范围内,大大小小的茶馆有170多家。仅大理古城,就有32家左右,由此可见,茶在大理旅游、大理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虽然喝茶的地方很多,但能喝到白族三道茶的地方并不多,一般人们熟知的是张家花园、洱海游轮、喜洲大院,除了上述三个比较有名气的地方,桃源码头、周城的茶马人家、周城朝株的白族三道茶示范点也可以喝到白族三道茶。
4 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白族三道茶历史悠久,在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白族三道茶已经作为旅游产品进行开发。随着发展,其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
4.1 政府部门问题
4.1.1 对三道茶的关注度不够,宣传不到位
翻看近一年的大理日报,进入大理旅游局官网,查阅近三年的旅游咨询,基本找不到有关白族三道茶的任何报道。只有涉及特色饮食的时候会提到白族三道茶,但也只是简单的介绍。中国知网上所搜到的与白族三道茶有关的期刊,多是前几年的,近期的基本没有,这说明对三月街的关注较少。对三道茶的宣传也不到位。2013年三道茶就已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很多大理的当地居民都不清楚,这说明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
4.1.2 制度失效,与经营者之间存在脱节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其中,当地政府属于重要的一环。大理政府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部门,但很多无法实现其应有的绩效。例如,在政府和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下,云南省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于2012年12月30日正式建成开馆,目前设有5个主题馆。白族三道茶2013年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截至2015年11月,在博物馆里并没有三道茶的陈列。在州图书馆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室,但基本不开门,想获得关于三道茶的资料很困难。周城设立了文化馆,对外公布的项目里虽含有三道茶内容,但实际上基本看不到。政府部门和经营者之间存在脱节,政府出台的非遗保护的政策规章制度,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施。
4.1.3 对传承人的保护不到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基本上是靠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因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力量。大理目前对白族三道茶的传承人保护尚不完善。例如大理周城,虽然能在三道茶的示范点欣赏品味到三道茶,但其属于消费项目,且没有明确的传承人,在很多资料的查阅中,也基本了解不到关于白族三道茶传承人的情况。大理当前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有一定奖励,但并没有涉及三道茶传承人。
4.2 经营管理问题
4.2.1 运作方式存在问题
现在的白族三道茶基本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所能看到的白族三道茶都伴以歌舞表演,大多都是在《霸王鞭》、《小心肝》、《弦子弹到你门前》、《白族打歌》、白族婚俗《掐新娘》这些具有白族特色的歌舞表演结束后,直接端出三道茶来让游客喝。三道茶本身所具有的特色已走样。在整个过程中只作简单的介绍,很多游客看了,不懂背后的含义。
4.2.2 三道茶的制作质量退步
现在喝的三道茶都是直接端出的,看不到具体的制作过程。表演场次之间间隔较短,用具是否经过高温消毒,让游客的心里存在疑虑,且对水温、配料的加工处理太过马虎。例如有的地方用的茶叶是包装好的袋装茶,必然会影响三道茶的口感。目前各景区的从业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文化层次较低,对大理白族三道茶的理解停留在较低层次,难以将较深层次的内涵传递给旅游者,而且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利益,这样的状况不利于三道茶的发展,不利于白族文化的传递、交流。
4.3 社区居民问题
旅游发展,受影响最大的是当地居民。但现在白族三道茶的发展有完全与社区居民脱节的趋势,只有到专门的地点才能体验白族三道茶,这不利于三道茶的发展。通过访谈发现,很多本地人只停留在知道“三道茶”这回事,更深的内容就不了解了。一部分从事茶艺类工作的居民或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从事旅游工作的居民还或多或少了解一些。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白族三道茶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社区参与环节存在缺陷,社区居民对白族三道茶保护和发展观念意识淡薄,对三道茶的认识参差不齐。
5 旅游发展背景下白族三道茶保护与发展的对策
白族三道茶在大理传统民俗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白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实现白族三道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1 加强保护管理
5.1.1 积极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截止2014年底,中央财政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共计35.14亿元。国家层面如此重视,当地政府也应发挥其主导作用。不能只管申报,申报成功后就放任不管。三道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益性,应对其进行规范。其产业营运经费不能直接通过市场交换获得,不能像现在这样完全交给景区景点管理,应该通过政府财政再分配获得,所得收入将用于三道茶的发展。
5.1.2 规范制度体系,严格执行
从2003年至今,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已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框架体系。大理相关部门应该进行整理学习,在国家大方针的前提下,制定出适合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框架体系,并严格执行,规范大理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详细制定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适合三道茶的规章制度、保护体系,依据这些体系建立由上至下的保护制度,保证三道茶的保护有法可依。
5.2 重视人才的保护和培养
首先是对白族三道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甄别和保护工作。要尽快寻找和甄别白族三道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并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对年轻的传承人应进一步培养。同时有效提高三道茶工作人员、表演人员业务能力和专业技术,提升文化素养。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上岗,从严要求,提升三道茶的文化品位。
5.3 做好宣传保护工作
针对游客,宣传工作、相关书籍、期刊、门户网站都应该融入更多关于三道茶的信息,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苦、二甜、三回味”的浅层次介绍。除旅游化生存外,生活化生存也是非遗保护的重要途径。民俗文化在当地居民心目中扎根,容易提升居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荣誉感,有利于非遗文化的更好传承,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年轻居民当中要做好宣传工作,改变年轻民众对白族三道茶的模糊认识,提升他们对三道茶深层次文化内涵的认识与把握。
5.4 重视民间力量
游客到旅游目的地,接触最多的是当地居民,居民与游客之间的交流影响大于经营者和政府。应该积极发动社区居民,了解、学习本民族的文化,提升居民的意识,让他们正确认识旅游带来的各方面的改变,正确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当地居民,对民族的事物,本就有较深的认识和认同感,通过对其进行系统培训,能促进居民与游客之间的互动,居民所能传达给游客的,也将更为全面,利于游客对三道茶、对白族民俗的了解,增强游客的体验性,促进旅游的发展,同时也将促使当地居民对本民族的事物更为珍视。
5.5 利用数字化技术
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三道茶进行采集、整理、处理、存储,把信息汇聚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中,实现资源共享。并对数据库中的资源进行加工处理,丰富其形式,让其形象生动,例如,视频、动画等,更好地吸引各界人士都能通过非遗数据库较为全面、直观地了解到三道茶,使三道茶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同时,相关部门要建立平台,丰富网络信息,对居民进行定点宣传培训,更好地保证基层人们的参与。
5.6 在传承的基础上积极创新
应该使三道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长远活下来,使之适应当代生活的需要,成为新民俗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才是三道茶的生存之道。
三道茶在开发早期,充分考虑烤、调、烹三大特点,采用南昭洞经音乐,把白族人民拜天、拜地、拜本主以及崇尚大自然的历史情结贯穿其中,文化内涵深厚。这样的创意对民俗的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旅游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现有的三道茶产品应在此基础上积极创新。比如,可开展以三道茶为主体的体验性旅游活动。如将三道茶与茶马古道、马帮相结合,举行马帮巡演、骑马、赛马大会、走茶马古道的体验性旅游活动。举办品茶评茶会、学习茶艺等互动项目。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理拥有众多茶园。可以让游客参观茶园生态风光,领略采茶乐趣。可结合下关沱茶,专门开放一两个制茶部门,让游客体验制茶过程、感受茶乡风土人情等,让游客对三道茶“一苦、二甜、三回味”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6 结束语
随着各国文化意识的觉醒,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其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领域的发展中,取得不小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不少问题。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这既是大理旅游发展的良好机遇也是挑战。深度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使用价值,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良好方式。但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既要注意对其进行保护,也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不能墨守成规,最终只能使非遗走进博物馆,慢慢被大部分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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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孔子;兴于诗;立于礼;君子人格;行为准则;文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I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3-0175-08
孔子既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以“文、行、忠、信”为教,其“文教”所对应的是“文学”,基本内容是“先王之遗文”,具体而言是《诗》《书》《礼》《乐》等。〔1〕他要求学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告诫其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明确表达了他的文学教育思想,得到弟子们的积极响应,也引起后代学者的重视。不过,后人的解说却多有分歧。对于集中表达孔子文学教育思想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由于其内涵十分丰富,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笔者已撰《“兴于诗”: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一文,主要就“兴于诗”的内涵进行了探讨,这里再就“立于礼”申说其义,不妥之处,恳望批评。
(一)
孔子的文学教育思想及其教学实践主要反映在“七十子”及其后学所编撰的《论语》中。孔子明确要求弟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对于这一要求,弟子们大都能正确理解与接受。即使开始有所疑惑,通过相互影响后,也能得到正确认识。《论语・季氏篇》所载一事颇能说明问题: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2〕
孔子弟子陈亢(子禽)询问孔子之子孔鲤(字伯鱼),是想了解孔子对自己儿子的教育是否与对弟子们的教育有所不同。然而,他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惊人的一致,尤其是在学诗与学礼的要求上。孔子在对弟子的要求中多出“成于乐”一项,既是因为对弟子期许更高,也是因为“成于乐”较为特殊的缘故,反映着其因材施教的一贯特点,不存在不一致的问题。关于此点,笔者将另撰文论述,这里不予展开。这充分说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文学教育的核心思想,也是其教学实践的基本路径。
《论语》中提到“诗”的地方有9处共14字,除1处1字是记载孔子弟子曾参的有关活动外,其余均反映着孔子的文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活动。其中有对学《诗》的要求以及对《诗》文本的评论。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教学实践活动只有两处,即孔子与子讨论《诗・卫风・淇澳》和与子夏讨论《逸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而《论语》中提到“礼”的地方则多不胜数。据杨伯峻统计,《论语》共使用“礼”字75次,包括礼意、礼仪、礼制、礼法等。〔3〕与“诗”相较,毫无疑问,“礼”在孔子文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活动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礼”的内涵也远比“诗”的内涵丰富和复杂,不然,孔子不会花这样大量的精力与弟子反复谈“礼”。而就“立于礼”而言,在《论语》中还有相似的表述,除上引过庭训中“不学礼,无以立”外,尚有《尧曰篇》所载“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显然,理解“立于礼”的内涵,是正确认识孔子文学教育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于“立于礼”,前人已经有过许多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内涵。大体说来,他们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认为“立于礼”是为学的一个阶段,即所谓“学之序”或“教之序”。梁皇侃(488-545)疏此章云:“此章明人学须次第也。云‘兴于诗’者,兴,起也,言人学先从诗起,后乃次诸典也。所以然者,诗有夫妇之法,人伦之本,近之事父,远之事君,故也。又江熙曰:览古人之志,可起发其志也。云‘立于礼’者,学诗已明,次又学礼也。所以然者,人无礼则死,有礼则生,故学礼以自立身也。云‘成于乐’者,学礼若毕,次宜学乐也。所以然者,‘礼之用,和为贵’,行礼必须学乐,以和成己性也。”〔4〕尹l(1061―1132)认为:“三者学之序也。‘诗’发乎情性,言近而易知,可以兴起其志者也。‘礼’著乎法度,防民之伪,而教之中,可以立其身者也。‘乐’,乐之也。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可以成其德矣。” 〔5〕张颍1133―1180)也认为:“此学之序也。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学之所先也;礼者,所据之实地,学礼而后有所立也,此致知力行,学者所当兼用其力者也;至于乐,则和顺积中而不可以已焉,学之所由成也,此非力之可及,惟久且熟而自至焉耳。”〔6〕而“学”与“教”为一事之两面,因此,“学之序”也是“教之序”,故林之奇(1112―1176)说:“自‘兴于诗’至‘成于乐’,此教之序也。”〔7〕在上述学者看来,无论是“学之序”还是“教之序”,“立于礼”都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次序在学“诗”之后。
其二,认为“立于礼”是修身的一个阶段,即所谓“立身成德”之一步。宋邢m(932―1010)疏此章云:“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8〕程颐(1033―1107)认为:“古之学者必先学《诗》《书》,则诵读,其善恶是非劝戒,有以起发其意,故曰兴。人无礼无以为规矩,则身无所处,故曰立。此礼之文也。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矣,不和乐则无所自得,故曰成。此乐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无故不去琴瑟,自成童入学,四十而出仕,所以教养之者备矣。义理以养其心,礼以养其血气,故才高者圣贤,下者亦为吉士,由养之至也。”〔9〕朱熹(1130―1200)则说:“按《内则》十岁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则此三者(指诗、礼、乐――引者),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也。”〔10〕朱熹据《礼记・内则》所记学习次序并非先学诗,再学礼,最后学乐,因而断定“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说并非“学之序”或“教之序”,而应该是“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这样理解,就与个体人生修养联系起来,“立于礼”也就成为了“立身成德”一个步骤,或者说是一个阶段。
其三,认为“立于礼”是为政的一个阶段,一定次序。魏王弼(226―249)认为,此章“言有为政之次序也。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所以陈诗采谣,以知民志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也。矫俗检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声乐,以和神也。若不采民诗,则无以观风;风乖俗异,则礼无所立;礼若不设,则乐无所乐;乐非礼则功无所济,故三体相扶而用,有先后也。”〔11〕在王氏看来,“立于礼”是政教活动中因俗立制的一个阶段。
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二十八《内则》,《十三经注疏》本,1471页。“书记”,阮元校勘作“书计”,“记”字误。其四,认为“立于礼”既是治身也是治国的一个阶段,一定次序。宋范祖禹(1041―1098)认为:“《诗》,所以序人伦,故学者必兴于诗。礼,所以定民志,故无礼不立。乐,所以和人心,故非乐不成。有序而后可兴,有定而后可立,有和而后可成。治身以此,治天下国家亦以此,此其先后之次也。”〔12〕这一意见是综合了以上二说的另一种理解。
以上四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讨论“立于礼”,只有放在孔子所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准确理解其内涵,这是古代学者的共识。这种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有,在讨论此章时,不少学者将孔子的其他有关论述联系起来,使得讨论更为深入。例如,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u矩。”(《论语・为政》)又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宋陈祥道(1042―1093)将其与此二章联系起来解析说:“志学至立,为学日益,而穷理者也。不惑至耳顺,为道日损,而尽性者也。然心不u矩,损之又损,而至于命者也。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则十五‘志于学’,‘兴于诗’而‘可与共学’者也;‘三十而立’,‘立于礼’而‘可与立’者也;‘成于乐’而‘可与权’者也,惟‘七十从心’然后能之耳。然‘耳顺’则用耳而已,非所谓视听不用耳目;‘从心’则有心而已,非所谓废心而用形。孔子之言不及是者,姑以与人同也。孔子尝曰:‘吾六十有九,未闻大道。’则‘七十从心’者,闻大道故也。”〔13〕这种解析的基本思路仍然以为此章所记为“立身成德之法”。再如,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元史伯璇(1299―1354)与此章结合起来解析说:“若合‘兴诗、立礼、成乐’言之,则‘志道、据德、依仁’三者皆只于‘游艺’一脚上见,非‘兴诗、立礼、成乐’但言末与外,而不及本与内也。盖非‘兴’无‘志’,非‘立’无‘据’,非‘成’无‘依’。‘兴’虽在‘诗’,而所兴者则是‘志道’;‘立’虽在‘礼’,而所立者则是‘据德’;‘成’虽在‘乐’,而所成者则是‘依仁’。既‘成于乐’,则诗、礼之见于日用者亦皆精诣纯熟,不但如‘兴’与‘立’时之味而已。此则‘游于艺’之实也,非‘依仁’者何以至此?然则此为修治彼之器具,彼为顿放此之处所,其意可互见矣。”〔14〕这种解析意在探讨此章的具体内涵。这些认识,值得我们细心体会。
(二)
古人Α靶擞谑”章的理解各不相同,对“立于礼”的内涵也各有解说,哪种理解和解说比较符合孔子的真实意思呢?我们不妨做些分析。
先看看“学之序”与“教之序”之说。不少学者都认为,《论语》此章与孔子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有关,落实到具体语境,是记载孔子对弟子提出的教育要求,这一教育要求与其对儿子的教育要求一致,所述为“学之序”,也是“教之序”。这样理解是否符合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呢?这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回答。
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是继承周代教育而来。周代教育是否有先学“诗”再学“礼”最后学“乐”的次序呢?答案是否定的。周代教育有一整套制度性安排,其教学内容也相对稳定。按照后人的追述,周代规定学子“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计),衣不帛襦F,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①按照周人的制度安排,学子八岁始知基本礼仪,开始接受教育。九岁教其数日(朔望和六甲)。十岁正式拜师,学书计,“朝夕学幼仪”,也仍然以礼仪为主。十三岁学“乐”,包括诵《诗》舞《勺》,《勺》是文舞。十五岁(成童)舞《象》,学射御,《象》是武舞。二十岁加冠,才开始学习成人礼仪。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诗”、“礼”、“乐”常常相辅相成,相须为用,三者的教学并无先后次序。这样的制度安排以及教学实际,载在典籍,后世学者不会不知。他们主张此章所述是“教之序”和“学之序”,自然不会是从周代学校制度和教学实际来理解的,而应该另有所指。
那么,“学之序”和“教之序”是否专指孔子对弟子的教育呢?这样理解应该说有一定道理。因为在孔子之前,周代学校进行的教育主要是“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谓“旧六艺”,而孔子所办教育,传授的是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新六艺”。“新六艺”当然并非都是孔子创制,而大多是孔子选择并阐释的“先王之遗文”〔15〕,其中《诗》《书》《礼》《乐》最为基本,所以《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16〕,《论语》中也多载《诗》《书》《礼》《乐》的教育。这里的《诗》《书》《礼》《乐》与传统的“诗”“书”“礼”“乐”有联系也有区别,它不再是一般的类型划分,而是可以理解为孔门专业教材。具体而言,《诗》即“诗三百”,传统说法是孔子删定的;《书》是上古遗留的先王政教文书,是孔子选择的;《礼》为各种祭祀典礼仪节和个人行为规范;《乐》为音乐舞蹈。今人所见《诗经》、《书经》(《尚书》)、《礼经》(《仪礼》等),是其存留。《乐经》多以为不传,笔者以为《礼记・乐记》中保留有一部分(此问题复杂,拟另文讨论)。既然有这些文本存在,教学不会没有次序。先教以《诗》(《书》)前人以为举“诗”可以兼“书”,如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首《自序》云:“盖昔孔子‘雅言诗、书、执礼’,而不及‘乐’。他日又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不及‘书’。明乎举‘诗’足以兼‘书’,犹之举‘礼’足以兼‘乐’也。其言‘诗’、‘书’恒在‘礼’、‘乐’之先者,以‘礼’、‘乐’取诸‘诗’、‘书’中而足也。”,继而教《礼》,最后教《乐》,也是有可能的。况且《诗》以“二南”为始,也适合先学。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看,孔门弟子的确是从学《诗》入手来了解礼乐文化的。虽然《乐》的学习可以贯彻始终,但却难以一步到位,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17〕,证明“乐”需要长期沉潜其中,才能有所成就。因此,《乐》作为孔门教育的最后安排也是有可能的。
然而,说《诗》《书》《礼》《乐》的教学在孔门有先后次序,其实只是一种揣测,并无直接可以证明的材料。况且,《诗》《书》《礼》《乐》即使都有文本,也不能说在学习中不能相互配合,而在实际应用中,它们都是可以配合也是需要配合的。因此,孔子正“乐”,究竟是正“行礼的乐曲”,还是正《诗》中“雅颂的篇章”,或者两者都有,其实谁也无法确定。因为“乐”中有“诗”、“诗”中有“乐”几乎是一种常识。而且,这样理解“兴于诗”章,对于“诗”、“礼”、“乐”的理解过于偏狭,对于“兴”、“立”、“成”的内涵也仍然未能完全揭示,因此不能算是理想的解析。
如果说“兴于诗”章所述并不能完全落实为“学之序”和“教之序”,那会不会是王弼所说的“为政之次序”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王氏所谓“为政”当然不能做狭隘理解,因为周代政教合一,这种“为政”其实包括礼乐文化在内的社会实践活动,即时人常说的“礼乐教化”,王氏也正是这样解读的。然而,即使这样宽泛地理解“为政”,也不能说“诗”、“礼”、“乐”的教化是有先后次序的。宋陈D(1068―1128)说:“古之教人,‘兴于诗’者必使之‘立于礼’,‘立于礼’者必使之‘成于乐’,故周之辟b亦不过辟之以礼,b之以乐,使之乐且有仪。而瞽宗虽主以乐教,礼在其中矣。”陈D《乐书》 卷八 《礼记训义・学记》,转引自卫《礼记集说》卷五十《文王世子第八》,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8册,15页。郑樵(1103―1162)也认为:“古之达礼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谓吉凶军宾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礼。古之达乐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所谓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乐。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18〕按照他们的说法,“礼”与“乐”并无先后之分,也不能进行先后之分,因为它们“相须以为用”。而春秋中叶以前的“诗”在使用时都是在一定的典礼场合配合音乐演唱的,“诗”与“乐”二者也密不可分。这只要看看《仪礼》所载《乡饮酒礼》就不难明白。在乡饮酒礼进入旅酬阶段,乐正和乐工就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歌,主人献工……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主人献之于西阶上……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19〕从中可见诗歌是配合音乐演唱的,而音乐所演奏的也是为诗歌所配的曲子。像这样诗乐配合以完成礼仪的情况,是周代社会活动的常例。笔者曾指出:“在孔子之前,或者说在《诗》文本产生的时代,‘诗’与‘乐’是配合着并且完成着‘礼’所规定的仪式环节,言‘诗’不可不涉及‘乐’和‘礼’。在孔子的时代,虽然‘诗’与‘乐’有所分离,‘赋诗言志’已经可以不依赖于‘乐’,但它仍然执行着某种‘礼仪’功能。”〔20〕同样道理,在《礼》文本产生的时代,“礼”与“诗”“乐”也是不能分离的,它们共同承担着礼乐文化所赋予的规范社会、和乐群体的社会责任。王氏所谓陈诗采谣、立制达礼、感乐和神的“为政之次序”说,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政教实施方案,或者说是一种政教理想路径,其实并不符合周代的礼乐活动的实际,也没有这样的政教实践做支撑,故后人也多不采用其说。
比较起来,认为此章为“记人立身成德之法”更符合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而所谓“立身成德”,当然不是从教学的次序来看,而是从教学的效果来看,其落脚点是对人才的培养。孔子教育弟子,虽是从文学教育入手的,但并不以学习文学知识为第一位。他最重视的是对弟子人格的培养,尽管他的弟子多为平民子弟,但他希望他们都成为君子。《论语》开篇即载孔子语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篇》)不仅强调学习是快乐的事,而且强调学习的目标是培养君子人格。孔子又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篇》)不仅说明了君子人格的特征,而且认为只有君子才算好学,明确将好学与君子联系在一起。他告诫子夏:“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篇》)这当然是对自己教育对象提出的明确要求,希望其成为君子。而要想成为君子,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学习加强自我修养,因此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篇》)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是以培养弟子的君子人格为目标的。因此,将“兴于诗”章理解为“立身成德之法”,显然更符合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这样一来,“诗”、“礼”、“乐”就不能机械地对应为孔门教材,“兴”、“立”、“成”的内涵也就不是简单地排列次序了。而朱熹以此章为“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虽与“立身成德之法”说相近,但强调“大学”教育,难免与教学次序说产生瓜葛,容易造成误解。如果将“大学终身所得”修正为“君子人格养成”,也许更符合孔子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因为君子人格养成应该从小学即开始,并非自大学才开始,“诗”、“礼”、“乐”在小学的教育也与“兴”、“立”、“成”有关,不应人为割裂。
(三)
明白了“兴于诗”章乃“记人立身成德之法”,或者说明白了此章是指“君子人格养成”的为学路径,那么,对于“立于礼”的内涵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在传统文化典籍中,“诗”、“礼”、“乐”其实都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指“数术”,一指“义理”,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笔者在探讨“兴于诗”时曾指出:孔子所云“兴于诗”,就是要求弟子通过学“诗”兴起其养成君子人格之“志”。这里的“诗”,既可以从“义理”的层面理解为“志”,与孔子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要弟子“志于道”之“志”相当;也可以从“数术”层面理解为《诗》,因椤妒》的确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基本教材。不过,作为“数术”层面的“诗”,不仅包括《诗》文本,也包括用于歌咏的声乐、器乐和指导诗、乐的礼仪。从“义理”的层面理解“诗”,当然包括《诗》义,但又不能仅局限于《诗》义,而应该主要是包括《诗》义在内的“新六艺”所体现的君子之“志”。因此,“兴于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兴于《诗》”,而应该理解为通过学“诗”兴起学者的君子之“志”,这种“志”既包含了意志,也包含了情感,可以是“见贤思齐”的好善之德,也可以是“见不善而知自省”的恶恶之心。这是学者“立身成德”的第一步,是基础,也是起始。只是由于“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诗”就成为了“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的重要媒介,这种媒介不只是《诗》文本,还有其他儒家文本,而《诗》则是这众多媒介的代表性媒介而已。孔子要弟子“兴于诗”,是为弟子的君子人格培养提出了一条具体的实施路径,这一路径既是教育的,又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因此可以说,“兴于诗”既是孔子培养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提倡文治教化的文学观念,同时又是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21〕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同样可以说,孔子所云“立于礼”也包括“数术”和“义理”两个层面的内涵。
就“数术”而言,“礼”指礼容、礼仪、礼节、礼器等一切形式上的东西,甚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与“礼”相关。《论语》中记载孔子论礼有些便是“数术”之礼,如《八佾篇》载:“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这里所说的“礼”就是“数术”之礼。再如,“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这里所说的“礼”,也仍然是“数术”之礼。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虽然已经礼崩乐坏,但礼乐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礼乐文化的传承者自居,因而对“数术”之礼十分重视,孔子在对弟子的教育中也一直强调“数术”之礼的重要,例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篇》)再如,“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汝)安乎?’曰:‘安。’‘女(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篇》)在孔子看来,君子要知礼行礼,这是立身的要求,做人的规矩,这应该是孔子所云“立于礼”的应有之义。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篇》)便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还用自己行动,为弟子们做出表率。据《论语・乡党篇》载:“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耳。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阎阎如也。君在,qe如也,与与如也。君招使摈,色勃如也,足j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檐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j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qe如也。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所有这些,是可以作为“数术”之礼的注脚的。
如果仅仅将“立于礼”之“礼”理解为礼容、礼仪、礼节、礼器等“数术”之礼,显然不是孔子所云“立于礼”的全部内涵,甚至不是其主要内涵,孔子最为重视的其实不是礼的形式,而是礼的“义理”,或者说“礼”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论语・八佾篇》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又载:“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里都没有强调礼的外在形式,而是强调礼的内在精神,特别强调人格培养比礼仪学习和践行更重要。如果没有领会礼乐文化精神,没有注意培养君子人格,那些“数术”之礼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至多只是一些摆设和样子,对君子人格的养成没有价值。孔子所谓“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正如荀子所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22〕只有认识礼之本,才能正确修饰礼容,合理运用礼器,自觉实行礼仪,有效维护礼节。因此,孔子提醒弟子们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23〕他对子张、子贡、子游说:“慎听之,女(汝)三人者。吾语女(汝):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苟知此矣,虽在畎亩之中,事之,圣人已。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a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还中矩,和鸾中采,齐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24〕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礼乐要靠真正具有君子人格的人去践行,也只有自觉践行礼乐的人才能成为君子。孔子弟子多能够理解孔子的这种思想并身体力行,如有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篇》)颜渊曾感叹:“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篇》)在孔子及其弟子眼里,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其实都离不开礼,离开了礼就失去了存在的基A,自然无所谓“立”。荀子深得此意,他说:“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B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25〕又云:“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26〕便很好地阐释了孔子所说的“礼”的文化内涵,指出“礼”的依据在“人心”,而不是外在的形式。这样看来,“立于礼”的核心内涵应该是明白“礼”的“义理”,树立“礼”的文化精神。或者换一种说法,君子人格的养成教育应该建立在明白“礼”的“义理”,树立“礼”的文化精神的基础之上。诚如明章世纯(1575―1644)所言:“人无自立之力,则托于众所服者以载其身。恃物不侵,而为固以强加人,人必逆之。以礼加人,人无拒者,人不拒则我得行也,我得行则我不夺也,不夺之谓立。”〔27〕孔子对孔鲤所云“不学礼,无以立”,应该有这样的意思,对弟子的教育当然也有这样的要求。
其实,这样理解“立于礼”,是符合孔子对“礼”的基本认知的。孔子对政治的认识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对社会的理解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对成人的标准是:“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篇》)对君子的要求是:“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篇》)在这些认知中,“礼”都是核心内容。在孔子看来,如果没有礼,就不可能成为君子,也不能算是成人;如果没有礼,社会就不会有秩序,国家就没有国格。因此,说孔子所云“立于礼”与个人立身成德有关,自然是符合孔子的思想的。不过,说“立于礼”与社会政教有关,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因为“推己及人”,即从个人推向他人、推向社会,本来是孔子学说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篇》),这都是孔子的谆谆教诲。《论语・颜渊篇》也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由个人的“克己复礼”可以导向“天下归仁”,这便是后人常讲的“内圣外王”之道。因此,宋人范祖禹称“兴于诗”章为序人伦、定民志、和人心,“有序而后可兴,有定而后可立,有和而后可成。治身以此,治天下国家亦以此”,也不为无稽之谈。当然,这样理解,毕竟有所推演,并非“兴于诗”章原本要表达的意思。孔子“兴于诗”是针对弟子提出的教学要求,反映的是孔子文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应该首先从这一语境去理解,才能合理揭示其真实内涵。如果说“兴于诗”强调的是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那么“立于礼”则主要指示了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这一行为准则既包括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包括个体内心对礼的精神实质的理解和遵从。至于这种行为准则正确与否,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不在本论题讨论范围,故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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