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意义与价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传承意义与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吕家河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中图分类号：J607；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7）03-0036-04

吕家河民歌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是我国民歌王国中一朵不可多得的山野奇葩，也是中国汉族民歌中弥足珍贵的半坡遗址。它直接反映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与社会风俗，是劳动人民交流情感、传播知识、娱乐消遣的工具[1]，也是认识武当山地区民风民俗的宝贵资料，具有人文研究价值。鉴于当前吕家河民歌传承发展状况和民歌挖掘整理以及理论研究工作的实际，本文希望通过对吕家河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现状的分析，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吕家河民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传承、保护与利用的新途径。

一、吕家河民歌的传承、保护的现状

1.民歌传承人与梯队发展情况

吕家河民歌被发现以来，当地政府组织专业人员先后对老歌手的唱腔、唱词、古词、声韵进行录音、录像，建立了电子档案；争取了政府支持，对生活困难的老歌手，政府尽量给予优先安排农村低保，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目前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人，省级非遗传承人2人，市级非遗传承人1人。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从官山镇中学选拔了12名毕业生到十堰市艺术学校进行培训，学成归来后，以12名学生为骨干组建了吕家河民歌艺术表演团，成为官山镇吕家河民歌的传唱者和守护神。

2.民歌挖掘与整理研究情况

通过邀请北京大学等多所国内知名高校在吕家河村设立教学科研实习基地，与前来实习采风的师生开展“高校师生到田园，农民歌手进校园”的互动交流，帮助挖掘整理经典民歌，先后出版了《吕家河民歌集》、《吕家河民歌研究》、《武当后花园南神道探秘》、《武当南神道民间叙事诗集》、《吕家河民歌村民俗与研究》、《民歌与安魂》、《武当官山文明》、《武当后花园――官山》等书籍和《吕家河民歌・风光》VCD光碟、《武当南神道民间传说》系列丛书。为吕家河民歌的传承与保护奠定了基础。

二、吕家河民歌传承、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非遗传承人年龄老化，传承无序、方式单一

吕家河有非遗传承人4人，其年龄均在70岁以上，年纪较大，身体状况欠佳，记忆力逐渐衰退，传承活动受限。老一辈中没有女性传承人，新一辈中男歌手多于女歌手，四位传承人都只有三、四个徒弟，弟子尚未全部传承传承人的民歌，并达到一定高度。传承人均为文盲，不识字，在长期口传心授中，由于观察理解能力有限，仅仅靠头脑去记忆，比较困难，容易张冠李戴，发生遗漏等。据了解，愿意学习传承吕家河民歌的大都是本地人，有的是家庭内部传承，有的是拜师学习，新一代传承人文化水平也不高，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培训，传承人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

2.非遗传承投入有限，民歌传承缺乏经济保障

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了民歌传承后继乏力。对民歌传承人经济补贴有限，传承人为了生计仍然还要从事其他劳动，以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这严重影响了新一代传承人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信心。地方经济发展滞后，产业支窝现夭蛔悖导致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为生活生计外出务工，其工资收入远高于民歌所在的地方政府支付给非遗传承人的工资收入，青壮年劳动力无心于民歌传承与保护的工作，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撑民歌传承与保护这项工程持续的经济支出，民歌传承缺乏经济保障。

3.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歌传承缺乏相应的环境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娱乐方式。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与运用，交流的工具变得更加现代化，交流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一些生活生计问题，并实现物质交换和情感交流，吕家河民歌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受到冲击和破坏，政府、民间组建的歌会渐趋没落乃至消失，吕家河民歌也逐渐丧失了生存的环境。另一方面，电影、电视、网络的普及与运用，彻底颠覆和改变了人们娱乐方式，人们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各取所需快捷便利下载各类娱乐节目观看、欣赏，这些娱乐节目彻底取代了人们对民歌文化的需求与传唱，民歌传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

4.民歌传承意识薄弱，自觉传唱意识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持续工程。吕家河民歌传承与保护需要一代代非遗传承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更需要一届届政府执政者持续不断的扶持；需要“运动式”的宣传与投入，更需要持续性的推介与关注。对吕家河民歌的调查中发现，经常传唱接受过采访的村民、有过学唱民歌经历的中学毕业生对吕家河民歌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了解的，除此以外，其他的村民对吕家河民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无所知的，更不必说了解吕家河民歌传承与保护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了，民歌传承意识薄弱，自觉传唱的意识不足，致使民歌传唱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5.可持续发展意识淡薄，民歌传承缺乏整体规划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感召下，上级政府设计了对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考核指标：包括GDP、年人均收入与增长比例、各产业增速与增长比例、招商引资项目数、引资总量与增长比例等等，这些考核指标难免以偏概全，这种考核指标设计的导向，必然形成地方党委、政府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重基础设施硬件建设、轻人文社会环境软件建设的现象，即便是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背景下，地方主政者仍然摆脱不了重经济建设、轻人文环境建设的急功近利行为倾向，其结果导致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定位变化无常，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朝令夕改，民歌传承保护与利用缺乏整体规划与布局。

6.民歌表演形式单一，缺乏吸引力和时代性

传统农耕时代，人们在从事农事时身着各式农事服饰，头顶、肩扛、身背各种种子、种苗或农具，在田间地头个唱、对唱、齐唱，其歌唱内容既有体验农耕生活的辛酸劳累，也有体验采摘、收获、加工与品尝的收获喜悦，又有体验爱情、友情与亲情的喜怒哀乐，其内容涉及面广，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吕家河民歌表演在村里的民歌堂内进行，场地所限，设施简陋，表演辅助乐器少，服饰简单，作为旅游消费品对游客来说缺乏吸引力，商业化表演程度低。部分民歌的内容与现代社会的生活脱轨，缺乏时代性。吕家河民歌内容涉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社会生活等，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民俗逐渐消失，娱乐方式渐趋多样化，吕家河民歌逐渐淡出了村民的生活。

三、吕家河民歌传承、保护与利用的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特点是传承，发展规律是进化[1]，靠传承而进化，在传承中进化。保持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可持续发展，就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2]。遵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必须正确处理好吕家河民歌传承、保护与利用关系，确保在传承中得到更好保护，在保护中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保护与利用中更好地发展与传承，使吕家河民歌得以继承发扬光大，形成良性循环的局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坚持投入与合作并举，实现非遗传承、保护与利用目标

（1）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加大政府财政投资力度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程中，政府必须履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职责，积极争取上级政府支持，有计划地持续进行财政投资，加大对各级非遗传承人保护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各级非遗传承人经济待遇，增强新一代传承人对非遗传承、保护的信心，确保各级非遗传承人、接班人能够全心致力于非遗传承、保护与利用工作，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发展目标。

（2）坚持政府与民间合作，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在目前乡镇经济实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民间可以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开展伙伴式的合作，特许权可以是出让土地经营权、项目经营权等，通过签署合同以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实现政府与投资各方的互利共赢，这是解决上级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资金投入不足、乡镇财政又难以支撑非遗传承与保护工程持续投入，实现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发展目标行之有效的途径。

2.坚持发展经济与保护利用并举，实现非遗传承、保护与利用良性循环

（1）坚持政府与民间合作，借助社会资本，大力发展乡镇旅游

官山镇地域辽阔，山青水秀，南接房县、神农架，北邻六里坪经济开发区，东眺武当金顶，西望伏龙山，十房高速公路横贯全境，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前山学武观庙，后山听歌休闲，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得益彰[3]，这种旅游产品的差异互补性非常适合发展乡镇旅游，即：建设官山镇综合性生态农业观光园区。农业观光园区既要相对集中，又要功能区分明确、相对独立，实现科技示范、科普教育、生态观光、体验和参与、综合服务五大功能。将民歌文化与乡镇旅游对接，根据各功能园区功能，结合吕家河民歌唱腔、唱词和声韵特点，演绎编写出符合各功能园区的新吕家河民歌，传承与发展吕家河民歌，在传承与保护的基础上赋予吕家河民歌新的生命、新的含义，这既是对吕家河民歌的传承与保护，也是对吕家河民歌的发展与利用，唯其如此，才能达到发展经济与非遗传承、保护、利用并e，促进非遗传承、保护与利用良性循环之目的。

（2）坚持既有景点与规划景点统筹协调，逐步凸现民歌文化价值

对于文化遗产，既要保护，更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利用，开发利用是为了更有效的保护，这样才能逐步凸现民歌文化价值。地方党委、政府要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准确定位民歌村乃至官山镇经济发展方向与目标，统筹规划，制定吕家河村民歌传承、保护与利用的长远目标，坚持既有景点与规划景点的统筹协调，把武当南神道、大明峰等项目开发建设与吕家河民歌村旅游景区建设结合起来，实现民歌村民歌与武当山旅游产业的对接，以及官山镇旅游项目、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的错位发展，让游客体验到“走武当大峡谷，游武当南神道，观武当后花园，听吕家河民歌，事田间地头活”的休闲度假情趣[3]，让民歌村民歌成为游客必不可少的消费品，凸显官山乡镇旅游在武当山旅游经济圈的互补优势，使吕家河民歌适应“大武当”旅游发展的需求，成为鄂西北生态文化旅游圈的闪亮明珠。

3.坚持民歌普及与队伍建设并举，促进民歌、民歌文化发扬光大

（1）持续开展民歌“四进”活动，不断扩大与强化民歌传承群众基础

扎实开展以民歌进家庭、进校园、进机关、进观光园区为主的“四进”活动，形成人人学唱民歌，个个能唱民歌的良好氛围，使吕家河民歌得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4]。利用节假日、旅游重要节点举办民歌大赛、青年民歌手大赛、民歌演唱会等，不断发掘新人，鼓励年轻一代学民歌、唱民歌，把现存的曲调都唱熟唱会，把学唱民歌、会唱民歌与文明家庭、劳动模范、青年能手评选结合起来，强化民歌传承保护人文社会环境，扩大民歌传承群众基础，为各观光园区乃至“大武当”区域内景点景区源源不断培养输送民歌歌手。

（2）持续开展传承人队伍建设，培养民歌传承保护接班人

为确保吕家河民歌传承保护后继有人，每年要有计划选拔一批对民歌演唱有兴趣、传承有潜力、保护有信心、学成回得来、工作留得住的中学生赴省、市音乐学院进行民歌、乐理和导游知识培训，签订培训与就业协议，提高学生在读、在训期间的费用补助标准，让就读、参训人员安心学习、潜心学习，学成归来后要有计划实行结对拜师，师从各级非遗传承人，把非遗传承人演唱表演的技艺传承与门下弟子民歌演唱表演与整理挖掘的工作结合起来，实施年度绩效考核，确保快速培养新一代传承人、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把各级非遗传承人的演唱风格传承下来，使之成为吕家河民歌的传承者、保护者、守护神。

4.坚持媒体推介与营销包装互补，逐步扩大民歌村、民歌的社会影响

（1）实施全方位媒体推介，强化民歌村民歌的影响

吕家河民歌被发现以来，市、县两级政府先后组织多家国内有影响的新闻单位进行采访报道，多个国外媒体对吕家河民歌进行宣传、推介，但这些宣传推介缺乏力度和深度，且推介形式单一。信息技术时代，媒体推介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灵活多样快捷之特点，既要加强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周刊（杂志）宣传，更要重视新型媒体如互联网、手机、户外路牌和灯箱广告等宣传；既要加强重点节日、节点的“狂轰式”的宣传，更要重视持续性的全方位多踊的推介；既要面上应景之类报道，更要重视点上的深度报道，这样才能产生持续的效果。

（2）实施营销包装策略，强化民歌村民歌对游客的影响

营销包装是产品营销的一种策略，讲好民歌村与民歌的“故事”，向社会推介民歌村民歌，需要对民歌村民歌进行适度的包装。必须准确定位民歌村民歌功能，按民歌以及民歌所衍生的产品服务功能进行科学分类，在定期持续实施媒体推介的基础上，不断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延伸民歌村民歌产品及其服务，适时向社会宣传推介，让消费者走进民歌村，购买民歌文化系列产品，体验传统农耕时代的农事，学唱吕家河民歌，在学唱与体验中逐步扩大民歌村民歌在鄂西北生态旅游圈乃至秦巴地区的知名度，使吕家河民歌逐步走向全国。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由于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吕家河民歌的传承、保护的环境随之也发生巨大变化。吕家河民歌虽然得到了国家、湖北省人民政府及其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将吕家河民歌列为国家级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有限、地方经济发展滞后，仅靠地方政府经济投入难以支撑民歌传承与保护，民歌的文化普及、宣传等工作难以落实到民间，致使吕家河民歌的传承、保护与利用工作只停留在肤浅的认识层面上，本文通过对吕家河民歌的传承、保护与利用的剖析，探讨出民歌传承、传统文化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主旨在于：寄望于各级政府、民间组织遵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正确认识、处理吕家河民歌传承、保护与利用关系，使吕家河民歌得以继承、发扬光大，形成良性循环的局面。

[参考文献]

[1]陈良梅.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信阳民歌的传承与保护[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

篇2

关键字：非物质遗产；博物馆；建设意义

中图分类号：[G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1-0140-01

引言

近年来关于加强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关于非物质遗传的保护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配套，导致非物质遗产流失，通过建设非遗博物馆提高非遗保护度，减少非物质遗产的流失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途径

（一）收藏非遗的物质载体。非遗博物馆可以通过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载体的方式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可以通过收藏具有艺术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如道具、非物质文化的录音、录像以及文字资料等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无形和有形的财产[1]。

（二）研究非遗的手工技艺。非遗博物馆有着高素质、专业能力强的人才队伍以及充足的资金和强大的消息渠道能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如借助高新技术研究非物质文化，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传播，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传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享受，加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意识[2]。

（三）有效展示非遗的研究成果。非遗博物馆相对于其他的保护措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具有与众不同的作用，如通过博物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传的研究成果，对人们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非遗博物馆可以借助公益与非公益方式提高展览的科学性、知识性、观赏性，从而发挥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发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传的双重作用[3]。

（四）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关键在于传承人的保护，因此通过建立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具有重要作用[4]。如博物馆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集中起来，要求传承人进行相应的文化表演和制作，同时给予传承人相应的回报，如以工资的形式发展奖金等，同时对于学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年轻人给予免费的培训，对那些已经学成的年轻人给予相应的奖励，鼓励其继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传。

二、非遗博物馆建设的意义

（一）非遗博物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非常广阔，主要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以及节庆仪式等。其中口头传统指的是以文化作为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指的是戏曲、民族音乐、舞蹈和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好的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在文化多样性的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传就是保护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以及文化形式，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尊重，同时有利于文化丰富性的保护。通过非遗博物馆的建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保护，如我国少数民族的婚丧嫁娶以及衣食住行方面的风俗习惯等，同时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只有保护好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才能提高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才能发挥文化遗产的持续作用，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目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部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和破碎化现象严重，这种不良的现象将会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因此建立非遗博物馆可以形成博物馆的品牌效应，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工程的建立，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建立雕版印刷博物馆，通过雕版印刷精品的收藏在场馆内进行雕版印刷作品的展示、同时在馆内展示雕版印刷产品的研制以及制作方法，实现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这种方法有利益于发挥博物馆文化遗产宣传、推介的作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传的知名度，促进产业链的形成，加强行业内部的交流，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目的。

（三）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古老且鲜活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是我国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其更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思想、民族个性的表现，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传有利于增加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通过建立非遗博物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点。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精神思想和民族行为规范，因此建立非遗博物馆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应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同时更能解决人类与自然和谐生存，共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非遗博物馆可以展示非遗产品等从而向人们进行思想观念的重构、价值认知意识的重塑，从而规范人们的认知行为，促进社会新风尚的形成和优秀社会制度的实施，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

三、结语

建立非遗博物馆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非遗博物馆的建立中应该注意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化，保证非物质文化的多样性，同时非遗博物馆应该在站在客观真实的立场，如实的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貌，充分发挥博物馆的诠释功能，让大众接受真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传保护教育，突出非遗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之间活态性以及流变性的不同点，促进非遗博物馆建立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沪文.上海大力发展行业博物馆[J].中国文物报，2011，12（03）：123.

[2]黄菊.大力发展具有都市特色的上海旅游业[J].香港文汇报，2010，14（03）：45.

篇3

关键词:江苏剪纸;非遗民间剪纸;传承;问题;策略

一、前言

民间剪纸是我们生活当中接触最多的文化遗产，它是一种在特定生活环境下的民间艺术，和区域内的风俗习惯、传承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江苏的非遗民间剪纸艺术从传承情况来看可以分为四个阶层:第一阶层在2009年，扬州剪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阶层徐州剪纸、南京剪纸等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列;第三阶层是对准许进入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保护行列;第四是常州周氏剪纸、湖塘剪纸等多家剪纸世家，被纳入江苏区级保护名单。

二、江苏非遗民间剪纸艺术的传承保护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民间剪纸艺术作为我国传统艺术之一，它并不是独立的存在，是结合我国从古至今的民俗文化。民间剪纸的内容是由传承的民俗风气、历史的重要变革等决定，通过艺术学家、文化学家等对江苏剪纸艺术做出有效的研究。从地区剪纸的艺术特色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对传承现状和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为江苏剪纸艺术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对加强人们的江苏民间剪纸知识有重要的作用。

(二)现实意义

江苏非遗民间剪纸艺术是一种文化价值的体现，事物的功能是决定事物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江苏民间剪纸艺术的实地调查发现，江苏当地的剪纸艺术具有非常独特的人文价值，在经历江苏当地民俗文化的熏陶下产生，是当地先辈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但能够提升人们的审美观念，是江苏人民不惧艰险精神的体现，具有很高的民族价值。德国有位著名的哲学家曾经说过，“我们利用价值来思考世界”“价值是生命的体现，没有价值生活便没有意义”。通过对剪纸艺术的研究，加强相关部门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提升文化传承的保护力度，充分体现剪纸艺术的文化价值。

三、江苏剪纸艺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宣传力度不够、公众认知度不足

现如今江苏剪纸艺术已经被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但是由于江苏的剪纸艺术风格较为简朴，不如江苏的玉雕、陶瓷等艺术被人们所广泛接受，导致很多江苏人对于剪纸艺术知道甚少，甚至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江苏剪纸艺术的存在，只有一些去过江苏非物质遗产博物馆的人才对江苏剪纸有所了解。可以看出，江苏当地人对于江苏剪纸艺术的认知程度严重不足，虽然不能直接反映出国内所有人对于江苏剪纸艺术的认知，但从某种角度来说，江苏剪纸的认知程度偏低。

(二)传承力量不足，缺乏有力支持

江苏剪纸作为我国历史的文化遗产，它见证了江苏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和兴衰，但从我国江苏剪纸传承情况来看，和其他民间艺术一样，正在面临后继无人的地步。从我国剪纸博物馆当中对江苏剪纸传承情况来看，江苏剪纸作为我国非物质遗产已经延续很多代，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很多剪纸大师，继承了剪纸的传统文化。现阶段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的审美观发生很大的转变，受到社会商业氛围的影响，很少有人能够以淳朴的心态来面对剪纸艺术，没有强烈的民族传统文化观念，这也是为什么江苏剪纸传承困难的重要因素。

(三)种类单调，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江苏作为我国著名的文化古城，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不但拥有江苏剪纸，还有着丰富历史的玉雕和漆器，这些文化产品因为具有独特的风格，被绝大多数年轻人所接受，和江苏剪纸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区别，在以上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政府对于玉雕的发展和实施，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其产品种类覆盖到很多行业当中，并且已经逐渐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链。而江苏剪纸艺术，除了在一些旅游景区拥有一小部分的剪纸旅游文化产品以外，将江苏剪纸元素创新设计于文创产品中还是较少，尤其将其运用于服装设计中更是少之又少，旅游者最多就是出于新鲜感和留作纪念，买几幅江苏剪纸回去。由于江苏剪纸艺术传播的单一性，导致剪纸技艺没法融入年轻人的生活，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仅仅通过旅游品售卖的方式没法将江苏剪纸的文化特色展示出来，这同样是阻碍江苏剪纸传播的重要因素。

四、江苏非遗民间剪纸艺术的传承保护策略

(一)政府加大投入，建立人才传承机制

江苏剪纸艺术不能再作为维持生活的手艺，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它的生长土壤一直在减少，大部分产品都能通过机器进行大批量生产，而剪纸艺术则无法实现。因此为了保证剪纸手艺人的生活，政府需要加大对民间艺术的投入，从而保障剪纸艺术的传承，避免出现因为生活问题导致剪纸艺术人才流失的现象，这里的人才不单是指剪纸手艺人，还包括剪纸设计者和剪纸研究者。1．整理剪纸技艺在古代，剪纸艺术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很少通过纸笔进行传承。当前一些手艺人的年龄都偏高，很多传统手艺都面临着失传，这就需要政府成立专项资金，对传统手艺传承进行收集和研究，从而达到传统手艺能够持续的传承下去，并且对传统的手艺资金做到定期的保养，加强保护力度。2．做好人才储备工作政府在加强剪纸艺术的传承过程中，要深入了解老传承人的生活，成立专项资金，专门用来回收老传承人的剪纸作品，从而达到鼓励的效果。政府并且要加强培养剪纸艺术的继承人，在学校选取一些应届毕业生，作为剪纸艺术的接班人，并鼓励老传承人大量收徒，这样才能够将传承工作有效的进行下去，避免一些年轻人因为受到外部原因的阻碍，放弃剪纸艺术的传承。3．保护好知识产品，加强理论交流鼓励剪纸艺术人进行创新，对于老艺术人创作的精品国家给予回收，并给予一定的资金，将剪纸艺术作为大众学习的途径。加强对剪纸艺术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剪纸产品当中标准相关的标识，并且可以定期举办中国剪纸艺术交流大会，邀请一些剪纸手艺人对剪纸技术进行探讨和交流，为剪纸艺术提供重要的交流平台。

(二)加大宣传力度，形成产业链

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和博物馆要加强江苏剪纸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江苏的剪纸艺术，通过网络平台、电视媒体等方式，增加传播的途径，并且定期举办江苏剪纸艺术节，对江苏的剪纸艺术进行展示，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剪纸艺术。在产业链方面，政府部门应该为剪纸作品提供优质的服务，不但包括剪纸作品的生产、销售等方面，还要对拥有剪纸元素的设计品有一定的了解，通过借鉴其他地方的宣传营销方式，创立适合江苏的剪纸艺术传播，比如在卖剪纸的同时，可以将剪纸和人们的日常用品相结合，以独特的方式对江苏剪纸做出别样的宣传，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三)产学研结合，走进大众生活

江苏剪纸艺术想要得到完全的传承，其核心作用还在人民群众。只有提高人们对于剪纸艺术的认知，才能做好传承方面的工作，政府应该利用学校、企业、科研单位的联系，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人才培养优势，将三方面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政府作为领导者的角度，来为江苏剪纸艺术的传承提供重要的帮助，加强江苏剪纸艺术的创新能力，倡导对其民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再将剪纸文化元素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创新地设计出符合现代年轻人审美的国潮风文创产品，加快剪纸文化艺术的传承。

(四)建立有效运行服务机制，深入开展各项剪纸传承实践活动

1．行政计划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主要是将计划和行政两种手段有效的结合。江苏将省级以上的非遗剪纸的传承保护都已经融入当地政府非遗保护计划当中。据有关文化遗产保护文件有明确规范，在2025年，我国非遗传承基地不得少于100个，在扬州的剪纸文化遗产保护当中，对十年内的保护目标以及分期目标任务有明确规定，建立了健全的扬州剪纸保护机制，最终实现了数字化管理融入资源共享工程当中，成立专业的文化遗产保护队伍和志愿者队员，加强宣传扬州剪纸文化，促进扬州剪纸的传承。2．指导服务式运行机制江苏省以及其他省份已经逐渐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这个机构不但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还是一家良好的服务机构，主要是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近年来，对扬州剪纸保护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和旅游景点等部门合作，展开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直播平台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要能够将江苏剪纸艺术融入直播当中，让直播平台作为传播江苏剪纸艺术的重要途径。让一些比较偏远地区的人们也对江苏剪纸艺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将江苏剪纸艺术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五、江苏非遗民间剪纸艺术的传承保护研究总结

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江苏剪纸和一些其他的民间艺术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发展，导致部分民间艺术状态下滑，甚至出现非物质遗产消失的现象。特别是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年轻人更喜欢独特的艺术，并且艺术之间出现互相抄袭的现象，给具有独特特征的剪纸带来严重的影响，部分剪纸正在逐步处于同化的状态，失去了剪纸原本的意义，因此对于剪纸非遗文化的保护已经势在必行。优质的民间艺术不但能够提升人们的审美观念，而且能够加强不惧艰险精神的体现，具有非常高的民族价值。

参考文献:

［1］牛乐，王京鑫．乡村文化变迁中原生态剪纸艺术的活态传承:以甘肃定西“锸颗子”剪纸为例［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1):8－12．

［2］方琳宇．浅谈剪纸艺术在艺术设计中的传承与创新:以福建剪纸为例［J］．福建商学院学报，2020(5):70－75．

［3］张莉．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阈下民间剪纸艺术的活态传承研究:以山西剪纸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0(22):40－41．

［4］欧阳超英，赵晶．新时代下剪纸艺术中的匠心精神:以非遗传承人冯石萍的剪纸艺术为例［J］．大众文艺，2019(13):103－104．

［5］王沈策，刘瑶，员林．基于地方高校设计教育的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策略分析［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11(4):55－59．

［6］周广超．滨州剪纸艺术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滨州学院学报，2019，35(1):56－60．

［7］贾娜娜．民间工艺美术的传承发展研究:以民间剪纸艺术为例［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20，28(2):59－63．

［8］张志如．传统民间剪纸艺术的现代传承:兼论非遗传承与艺术教育的融合［J］．公关世界，2020(21):20－23．

［9］闫慧芳．口述史语境下的传承人释义与保护:基于山西省“武氏剪纸撕纸艺术”的考察［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6):544－551．

篇4

关键词：非遗传承；保护；制度建设

一、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的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掌握并承续某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非遗保护在我国起步较晚，由于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和制度的不完善，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一）非遗传承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很严峻。我国目前最主要的非遗的传承方式是自发推广，主要依靠传承人个人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中传承宣扬非遗。由于非遗行业的产品大多是精神和文化方面，而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不高决定了文化精神类产品在我国当前居民消费中仅占据极小比例，这使得非遗从业者举步维艰，由此可以看出纯市场机制的传承不利于非遗保护。

（二）非遗传承人呈普遍断层趋势，传承人断层现象是各类非遗面临的共同问题。非遗传承人后继乏人既有非遗自身难以传承性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社会外部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的曲艺、传统戏剧、音乐类目的非遗在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下，早已被青年人所遗弃，甚至部分老年传承人也逐渐将其遗忘民间工艺类的非遗也因不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无法形成广阔市场而少有学徒；科技的进步也使得传统医药类非遗为西医及更为精密的医疗设备蚕食得几乎无生存空间。

二、现行非遗传承人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相结合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国家性非遗传承人的相关立法主要见于2008年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2011年的《非遗法》；地区性非遗传承人制度主要是各省市相关部门文件，上述文件主要涉及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认定、扶持、义务等问题。

(一)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有缺陷

我国非遗传承人采取层级认定方式，非遗传承人也分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省市等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行规定在非遗传承人认定方面存在两个缺陷：

（1）没有明确具体非遗的传承人数量。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认定的传承人越多则对非遗传承推广的力度越大，一项非遗被认定并获得支持的传承人数目将直接影响该非遗的最终生存。非遗的主要掌握者是民间艺人，他们是否能一代代薪火相传，直接关系到某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存亡，也只有认定支持更多的传承人，才能通过群体力量延续非遗的生命。”对特定项目的非遗，认人并予以支持十分必要。

（2）“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不科学。非遗法规定传承人应：“掌握并承续某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等三个积极条件；45号令第4条还增加“不应当是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这一消极要件。需要明确的是，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应是传承人的义务而非认定传承人的条件；而从事非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在完全掌握了一项非遗后完全能够较好地将之加以传承，也应当将其纳入传承人范围予以支持。

三、完善非遗传承人制度之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

合理确定非遗传承认认定数量。鉴于传承人的数量同非遗项目的生死存亡存在极大地联系，我们有必要规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通过非遗传承人的稀缺性来提高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精湛技艺和社会地位。瑚认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是非遗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基础性的工作，当前制度上未明确认定数量。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结合具体非遗的稀缺性、本地财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给予更多非遗掌握者以“传承人”身份并加以物质支持。

（二）建立并完善非遗传承人员的保障制度和激励措施

政府应当对特定弱势的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扶持给予特殊考虑，他们无足够的社会保障，只有彻底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才能确保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传承工作上。相关法律法规应该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精神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依法获得报酬的权利，该权利的取得可借鉴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利益分享原则，依据此原则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中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利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过程中利益分享原则表现为：依据公平合理的理念在开发者和传承人之间分配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惠益。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势在必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工作必须走规范化、制度化道路。

参考文献：

[1]苏晓红胡晓东 《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与培养机制的多元构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4期.

[2]周安平 龙冠中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探究 》，《知识产权》2010年5期.

[3]汤凌燕;柳建闽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法律思考——以福建省为主要分析对象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6期.

[4]王光荣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造就模式试探 》2009年4期.

[5]旷凌龄 《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法律保护》，《法制与社会》，2009年 13期.

篇5

关键词：文化传承 创新 文化遗产保护

一、文化传承与创新，大学是基地，教育要当先

文化是人类发展进化过程中逐步掌握的能改善人类生活的知识、能力、习惯的总称。文化传承就是指这两种财富在上下两代人之间的传递和承接过程。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考量标的，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人类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主要是靠教育来实现和完成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学校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因为文化在学校中具有最高质量的延续性。其中，大学通过传承、交流、倡导文化，推动新思想、新文化，满足人类的求知欲和精神需求，引导社会文明的价值选择。大学的核心职能是育人，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就体现在大学传播、研究和创新文化的过程中。文化传承创新，就是通过人才培养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大学的文化传承使命随着育人功能作用的同时而实现。

狭义的文化是烙印着民族特性的民族文化，是人类精神追求的产物。民族文化传承是民族文化要素的传承，包括语言、行为、器物和心理的传承等。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民族意识的深层积累表现为心理传承，形成民族认同感的代际延续。教育能够实现民族文化要素传承，特别是心理传承。在家庭和社区的教育中，孩子通过对民族语言的学习和行为模仿，以及被强迫接受传统的思想和行为，并继承器物的识别与使用而促进民族文化的心理传承。

某种程度上，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产物。教育向学生传达民族文化的概念，使年轻一代获得关于少数民族的人文、历史知识，提高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的意识。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神话、歌谣中保存了有关天地万物和人类起源的传说，一些故事、诗歌记录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精神文化。少数民族的歌舞、绘画、服饰、雕塑、建筑等艺术也渗透着历史和人文观念，年轻人通过传承民族文化，可使他们获得朴素的哲学观念，并得到美的享受和人文熏陶。

“文化的积淀是文化累积和传播的结果。教育对文化的经久保存和传播，直接导致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凝聚和积淀，形成了一种文化的基本内核。”教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期间，教育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也经历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发展过程。从而民族文化的逐渐凝聚和积淀，形成了民族文化传统。因此，教育通过对文化的传递与承接促进了文化传统的形成和民族文化的积淀；在此过程中，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遗产的保护，生命是本质，原则要全面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表现形式，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具有知识性、技艺性和技能性的文化事项。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因其可见可感，而相对容易，并较早受到人类的关注，流传至今的各种物质文化遗传无疑都是世世代代的人们精心保护的结果。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更多的是人类习惯性的无意识作为，在新的物质冲击下很容易被人们所淡忘。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当代，往往以利益为导向，忽视了文化遗产对于我们的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性，这是极不可取的。

（一）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动鲜活的，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创生并传承它的那个民族长期凝聚成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体现为共同信仰和核心价值观。正是这个灵魂，使它有吐故纳新之功，从而有生命力。非物质文化作为民间文化，它的存在必须依靠社群民众的实际参与。除此之外，还指它的变化。一切现存的非物质文化事项，都需要在与自然、现实的互动中，不断生发、变异和创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其《保护公约》中明确指出：所谓“保护”，就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表现出真正的远见卓识和对人类文化建设高度的负责精神。这才是当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的固本求生之道。

（二）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

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标――保持其“生命力”，有四项原则需要注意：

其一，生命原则。作为人类特殊的精神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要切实维持和增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必须首先探寻它的形成与发展谱系和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找到其中由特定民族精神凝铸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在源头和根本上准确认识保护的基础。如果舍弃对核心价值观的发掘与保护，也就等于从根上解构了它的生命，文化也就不再具有是活性，做的只是徒具形式抢救和保护。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利益平衡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研究概述

自04年中国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之后，学界对非遗保护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公私权保护之争至今仍未定论。黄玉烨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提出：非遗的保护应当“以公法为主，兼顾私法”，并分析了私权保护的意义和必要性。孙昊亮则撰文从非遗的文化本位、公共物品属性和政府公权保护必要性三个方面论证了非遗的公权性本质，同时提出了“非遗的二维性”，即 “在具有公权性本质的同时，其表达形式在特定情形下属于私权的保护范围”。在此，孙昊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达形式进行了区分，肯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权属性，同时认为对非遗表达形式应当予以私权保护。除此之外，韩小兵、李顺德、齐爱民等学者均对非遗的私权保护展开了讨论，对非遗的私权保护模式概括有三：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特别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以及结合前两种的综合权利保护模式。在私权保护下，权利主体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得以重视，但也会造成利益冲突。为使私权利与公共利益相平衡，许多学者提出对私权加以限制，但目前有关研究对利益平衡的讨论集中于非遗权利主体同公共利益的平衡，少有对权利主体间利益平衡的讨论，本文试在非遗私权保护的前提下探讨私权与公共利益以及权利主体间的平衡问题。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对象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并从民俗学的角度对非遗进行分类，分为传统口头文学、美术、戏剧、传统医药、民俗等。从定义可以看出，法律并没有直接对非遗本身进行界定，而是采取由表及里的方式，从非遗的物质或非物质外在表达形式界定非遗的内涵。然而，这样的规定容易造成非遗与非遗表达形式的混淆，且分类为民俗学的分类，不利于确定非遗私权保护的对象。

根据非遗传承使用的地域性为标准，分为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习的非遗，如春节、端午等习俗节庆；具有鲜明族群特色在一定范围内传习的非遗，如哈尼栽秧歌、彝族烟盒舞等具有民族特色在特定范围内传承的。在此，第一种非遗已完全流入公共领域，属于公共资源，不应当予以私权保护，而第二种具有鲜明的地域和主体特色，对一定范围内的族群集体可以确认其对非遗的私有产权。此外还需注意非遗与非遗表达形式的区别，非遗是基于世代传承而来的精神文化财富，而非遗的表达形式是一种非物质可感官技艺或者物质呈现，其中融入了表达形式持有者的智慧创新，对于创新部分应当予以私权保护。另外，对于特定群体或个人持有的尚未公开的非遗也可以予以私权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的利益内容

非遗私权保护的利益内容包括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精神利益包括表明来源及保护非遗不被不正当使用和贬损性使用两个方面。1982年，WIPO-UNESCO关于民间艺术保护的《示范条款》中明确规定了“来源的承认”和尊重“文化完整”。而2002年的《南太平洋示范法》中亦将署名权和不受贬损使用的权利纳入其内。非遗的产生和传承与特定地域族群密不可分，其中包含有特定族群的文化习俗、和精神权利，不得擅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修改，不得歪曲、篡改原生作品，不得违背原生作品独特的表现形式或艺术风格，不得作不适当使用。对于非遗的经济利益，根据洛克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属于他的。也就是说，劳动使得劳动成果属于自己。非遗具有活态性特征，其发展和传承并非一成不变，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对其持有的非遗表达形式付出了劳动，理应享有其劳动成果带来的利益价值。另根据获取和惠益分享原则，利益创造者和相关的贡献者共享利益。当代许多艺术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杨丽萍的大型舞台剧《云南映像》，其通过采风记录下云南很多民族的原生舞蹈，从中抽象出她认为能够表现当地民族文化的元素或特质部分，然后经过编排，使之成为一个服务于基本主题的舞蹈作品。然而对于为杨丽萍提供原生舞蹈素材的非遗表达形式持有者，虽然艺术价值得到彰显，但经济价值却没有任何体现。故根据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以及获取和惠益分享原则，当他人对传承主体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使用产生经济利益时，传承主体有权分享经济利益。

三、权利主体间的利益平衡

（一）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我国于2008年确认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管理办法，对掌握并承续某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并积极传承者，经文化行政部门审核即可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经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可以获得国家的政策资金支持，同时也因代表性传承人这一“金字招牌”带来经济利益。

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的利益问题主要表现为基于祖先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存在利益落差：在精神利益方面，代表性传承人因获得国家认可，享有盛名，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尊重；在经济利益方面，由于影响力的不同，代表性传承人的非遗产品或服务所获得的经济收益远远高于其他传承人。如贵州水族马尾刺绣省级传承人韦桃花、宋水仙，苗族芦笙制作国家级传承人莫厌学，苗族蜡染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等，他们均在成为传承人后大幅扩张了自己的事业。王雇佣了当地二十多名苗族妇女制作蜡染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往往做起了老板，与其他传承人形成了雇佣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考量，代表性传承人因其超群技艺和影响力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是公平合理的。但从法学角度来看，非遗是在传统族群社区中产生并传承发展的，属于族群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伴随着族群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更新变化。在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由于最明显的经济利益落差，可能会导致代表性传承人在族群内部被敌视、鼓励，产生矛盾冲突，而其他传承人则会因利益不平等而抛弃甚至破坏非遗。

在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利益平衡的问题上，首先应当肯定代表性传承人在非遗传承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其之所以能被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与其精湛的技艺和公认的影响力密不可分，其在传统技艺的研习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成本，故代表性传承人比其他传承人获得更多的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是合乎情理的，若单纯将代表性传承人获取的经济利益分享于其他传承人，反而减弱代表性传承人对传统技艺的传承热情。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代表性传承人在获得认可和利益的同时还肩负着传承非遗的义务，如前文所述，许多传承人在得到认定之后即开始扩展事业，很少从事非遗产品的制作，其文化代表身份被弱化，传承义务亦被经济利益掩盖。所以，二者的利益平衡应固守保护非遗立场，肯定代表性传承人在开发非遗中获取高于其他普通传承人的利益的同时，明确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义务亦大于其他普通传承人，换言之即付出与回报对等。

（二）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主要体现于非遗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中。伴随着非遗保护区的旅游开发，当地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日益突显。保护区内的村民陷入恶性竞争，“游客争夺战”时常发生。在非遗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当地村民的民俗习惯、节庆礼仪以及歌舞表演常常被搬到舞台之上，让游客欣赏，而这些收益的分配办法也成为传承人之间利益平衡的难题。

有学者提出，保护区村民可基于对自然资源的习惯权利实现对周边资源的自治管理，以村民自治的方式自主进行利益分配，如中国第一个保护传统资源的民间组织――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庄村传统资源共管会，村民之间按照“集体统一利用，个人按劳取酬”的原则分配本村传统资源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另贵州朗德苗寨对于社区最主要的旅游项目――苗族歌舞表演，由所有村民参与接待，按贡献大小计工分进行分配，多劳多得。

四、外来投资者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在非遗的开发利用中，常以“公司+农户”的方式实现非遗的商业开发，其中即涉及外来投资者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西双版纳傣族园的开发中，傣家竹楼是傣族园区内的核心产品，由于其建筑成本高，使用功能不及现代建筑，农户从园区旅游收益中获益极少，农户渐渐以小洋楼取代传统建筑；还有一些村民则以帮助游客逃票获取经济利益。在非遗的开发利用中，外来投资者实现了非遗的有序开发，增加商业机会，而权利人则能够保证非遗的传统文化底蕴，二者本应实现双赢，但由于利益分配不均，造成了二者的利益冲突矛盾。

高黎贡山新庄村在传统资源的开发中，由共管会作为社区唯一代表与非社区成员签订《传统资源利益分享合同》，以合同方式约定外来投资者与集体的利益分享办法，同时对内鼓励对传统资源的继承和发扬，并制止本村村民破坏传统资源、损害集体的行为。采取村民自治加合同协商的方式，由村民自治组织同外来投资者进行协商谈判，约定符合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分配方式不失为解决二者利益平衡问题最直接的办法。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村民自治组织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为保证签订合同的公平合理，公权力应当适当介入，为村民组织提供法律帮助和意见支持。

五、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非遗的私权保护在于赋予传承主体对非遗的支配权，通过这种排他性的权利保护其精神及经济利益，从而刺激和鼓励传承主体对非遗的传承与创新。但私权保护会造成权利的垄断，使他人在利用非遗时需支付一定的费用或承担其他法定义务，由此增加了非遗的使用成本。有学者对非遗的私权保护提出质疑，认为保护非遗的目的在于“保持文化多样性，从而进一步激发人类的创造力”，而 “非遗的传承问题肇始于这些遗产缺乏市场经济价值，以致罕有人愿意传承”，在面对非遗传承的客观窘境时，若还对使用非遗者多加刁难，则非遗的传承发展将更加举步维艰。

在非遗的私权保护中，一方面要发挥私权保护对权利人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要防止因权利垄断造成负面影响，即做到私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目前各国立法及国际条约中存在三种保护模式，分别为事先许可的积极控制权模式、事后禁止的消极控制权模式以及平衡模式。在积极模式中，权利人对非遗信息获取、使用和利益分享享有事先许可的绝对控制权；消极模式则不限制他人非遗的使用，只对不当使用和非法使用持有反对权；而平衡模式是在积极模式与消极模式的基础上对权利人与使用人的利益进行平衡，在精神利益上采取积极保护，强调表明来源和不得不当使用，而在经济利益上则采用消极保护，仅在事后对营利使用获取利益分享。积极模式侧重于对权利人的保护，消极模式偏向于促进非遗的开发利用，平衡模式则平衡了权利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利益，注意到了精神利益对权利人的重要性应当予以高强度保护，且对权利人精神保护的同时不会过分增大使用人的利用成本，易于满足权利人的精神利益要求，而对经济利益的消极保护则可满足保护文化多样性发展，减少非遗的开发利用成本，仅对营利行为进行利益分享，满足了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需求，是平衡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效方式。

所以，在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中，应当以保护文化多样性为根本目的，平衡权利人与使用人的双方需求，在精神利益方面采取积极保护，对非遗的使用应当表明来源，不得不当使用和贬损使用，在经济利益方面则采取消极保护，仅在事后对营利性开发利用进行利益分享。

参考文献

[1] 黄玉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J].北京：中国法学，2008（10）.

[2] 洛克著，叶启芳，翟菊农译.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篇7

民族现象的符号学解析

黔北乡土民居装饰的山地民俗文化脉络

侗族拦路仪礼歌的当代变迁

雷山苗族鼓藏节田野调查报告

侗族传统山地林业研究四题

侗族地区传统“林粮间作”模式探微

香禾糯遗传资源传承保护的社会性别分析

山地土鸡品种的社区参与式保护与开发探索

贵州山地猪种多样性传承的文化驱动机

清代滇东北矿区周边的物种与生态变迁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风俗志》的民族民俗学价值

清水江文书语言研究价值及俗字成因考析

兄弟的隐喻:中国西南山地民族同源共祖神话探讨

侗族俗文学:山地民族的文化呈现与生命叙事

晚清云贵高原矿业发展的近代化尝试——东川铜业个案研究

西南联大师生在环滇池地区的土地开发

清代贵州“苗疆”义学发展的历史特点

走上国际山地民族学研究基础建设的新台阶

东南亚高地两种苗文系统的起源、发展和影响

迈向中国山地民族研究的新天地

侗族传统“拦路”对歌习俗形成的文化背景分析

节日狂欢与艺术表达——河北省武安市姚家峧村“大进驾”仪式的田野考察

传统民间信仰的现代复兴——以鲁中商山地区炉神姑信仰为个案

乡民艺术组织与村落生活的互构——以鲁西山村三德范的扮玩为田野个案

喀斯特山区民族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利用方式——以黔南罗甸县木引乡为田野个案

贵州文斗苗族人的山场林木经营技艺——一份来自当地林农的“自研究”报告

水族民族植物学的初步考察

贵州天柱侗族“稻鱼共生系统”调查报告

杨汉先在中国苗学史上的地位——附杨汉先先生年谱初编及著作目录

北部侗族民歌随论

汉字载体文献与非汉民族身份建构——以瑶族《过山榜》为例

木商与明清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地区教育史

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手工业及家庭副业发展演变考析

世界苗学研究中的苗族宗教民族志范本

法语苗学文献史料收集整理研究刍论

在中国高地上重构“形气神”三元一体的超级生态关联

关于山区发展的社会人类学思想

“饮酒歌唱”与“礼失求野”——西南山地民族饮食习俗的文化意义

中国山地民族的混农林复合文明及其生态价值

湘黔桂边区三省坡侗族文化走廊夹缝中的“花苗”语言与文化

蒙古草原上的山地文化——内蒙古图什业图奎屯罕山祭祀的民族志报告

麻山苗族三大支系植物观念及利用方式比较研究

贵州少数民族山区特种经济动物资源保护利用研究刍论

从山地民族符号到中国关键符号——中国关键符号体系建构的人类学辨析

透视贵州高原的“寨子文明”——土著观点与他者视角的双重观照

山地民族民事纠纷非正式解决机制研究——以湘黔桂边区侗族为例

清初开发与经营山地民族地区的典范——故临安府三长官司地的个案研究

篇8

2005年，国务院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确定了“国家+省+市+县”的四级保护体系。

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此后国家每年都会不同程度地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其主要发展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2017年，国家更是强调“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非遗作为最具文化价值的文化品类，这12年来，其传承与保护情况到底如何？还有怎样的想象空间？《经济》记者带着这些问题，来到全国红色文化资源大省――陕西一探究竟。

40-50岁的传承人挑大梁

记者来到陕西省文化厅，看到凤翔泥塑、安塞剪纸、耀州窑陶瓷、澄城刺绣等12个独具陕西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被展示在装修风格一致、具有汉唐风韵的门面房中。“这12个门面房无偿提供给各地市文化局，用于展示陕西优秀传统文化。”陕西省非遗处处长刘卫东说。

截至目前，陕西省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6人、省级398人、市级1281人、县级3977人。

记者分别走访了延安市、铜川市、宝鸡市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0余人。

延安市文化局副局长孙文芳告诉《经济》记者，目前延安市共有1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但只有8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中陕北民歌传承人贺玉堂、安塞腰鼓传承人曹怀荣、安塞剪纸传承人高金爱已去世，剩余5位传承人的平均年龄超过73岁，而且安塞剪纸传承人李秀芳已瘫痪在床，失去了传承能力。”谈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现状，孙文芳眉头紧锁，十分揪心。“好在前两年以采访他们的下一辈或者周边人等用数字化方式做了一些抢救性传承，保留下来一点，要不然可怎么办啊？”

非z传承是活态传承，其最大特点是人在艺在，人亡艺绝。

在陕北民歌的传承上，孙文芳他们选出了新的传承人――王玉成。《经济》记者采访王玉成时了解到，2006年，他因为偶然的机会在公开场合唱了几嗓子，人们都说他有天赋，加上他自己从小也喜欢唱民歌，所以自此开始了唱民歌的生涯。

经过短短一年的时间，王玉成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团，不仅一个人承包了团里所有的支出，还想办法给艺术团的成员发工资。“为的就是让艺术团的人能够坚持下去，把陕北民歌唱遍大江南北。”王玉成说。

2014年，王玉成的艺术团成为“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基地”。也的确，王玉成为了陕北民歌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很多事情，如定期带艺术团的成员下乡采风，办民歌比赛，每年招收10-20个学生，积极参加文博会等。

收效还挺显著，王玉成解释说，陕北民歌关键在于原生态，而陕北人民大多天生都有一副好嗓子。“口传身教的方式还比较管用。”

安塞剪纸的传承人数量稍微多一点，其中以李福爱、余泽玲、余琴等人为主要代表。《经济》记者分别采访了这三位传承人，了解到他们除了会剪纸外，还会画农民画，题材以表现陕北的风土人情为主。

余琴的一组农民画让记者印象深刻，她以黄土地上人们即将消失的生活场景、劳动场景为题材进行创作，可谓“非遗中的非遗”。她告诉记者，剪纸是陕北妇女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以前一位寡妇用剪纸的形式表达对自己丈夫的思念，“把他一生的情况都用剪纸表现出来了。”

余琴她们剪纸已剪了30余年。30年前剪纸是为了给家里增添点节日的气氛，做装饰用，现在剪纸“有时候是为了追忆黄土人民的生活，有时候是作为一种闲暇时的消遣。”

但不可否认的是，剪纸传承的主力是她们。

存在同样情况的还有耀州窑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孟树峰。《经济》记者了解到，他已退休，目前以到各地活动讲学为主。记者到铜川市耀县见到的传承人是沿用传统工艺的其他人。“耀州窑陶瓷研究所主要做研究工作，并不涉及技艺的实战。”耀州窑陶瓷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单超告诉记者。

在陕西省其他市也是如此――真正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很少在一线，新一代传承人的年龄大概是40-50岁，他们这个群体成了非遗传承的主力。

多方式扩大非遗影响力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不仅看到了非遗的现状，也了解了非遗传承和保护领导层面的一些想法。

陕西省文化厅方面，刘卫东表示，他们不仅重视组织机构建设，为非遗保护提供组织保障，还努力探索保护工作的新方法、新方式，采取积极举措推进项目科学保护，而且从基础教育入手，普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等。比如，积极开展非遗“四进课”，在全省部分中小学试点开展了传统体育进体育课、传统技艺进手工课、传统美术进美术课、传统音乐进音乐课的试点探索。

在扩大非遗影响力方面，政府层面鼓励与旅游结合。

把文化与旅游结合得最为紧密且目前已初见成效的当属延安市。每年从4月份开始，延安市就迎来了旅游旺季。“目前已经打出品牌的是延安市安塞县，它是腰鼓之乡、民歌之乡、剪纸之乡、绘画之乡、曲艺之乡。”孙文芳介绍说。

安塞腰鼓是陕北特有的地域文化现象，表现了陕北人的精神风貌和陕北古老的历史，并能较全面地展现陕北文化的状态――第一，陕北的山、水等自然景观呈现出的文化；第二，陕北人在生存和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第三，陕北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呈现的文化；第四，反映陕北人气质、性格、行为处事、风俗习惯等精神层面的文化。

陕北民歌以抒感见长，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通俗易懂，易于流传。这便是古人所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写照。“信天游”就是民歌手们随心所欲唱出来的。

孙文芳说：“这些都是延安市丰富的文化资源，未来会加大力度进行推广和宣传。”

此外，为扩大当地非遗影响力，陕西省还积极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做出了有影响力的影片。

比如，孙文芳策划制作发行的目前国内唯一用剪纸动画艺术形式反映新农村建设的30集剪纸动画《延河湾》，以及《东方红》、《赶牲灵》、《兰花花》、《想起我的男人背地里哭》四部微电影。孙文芳说：“将古老的陕北剪纸、民歌与现代高科技动漫及时尚微电影相结合，可以探索民间剪纸和民歌的产业化发展和国际化传播之路。”

其中《延河湾》荣获了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工程奖和全国“金喜鹊”原创动漫优秀作品奖；四部陕北民歌系列微电影先后荣获第三届亚洲国际微电影节优秀影片奖、第三届中国微电影大赛最佳影片奖、金鸡百花电影节・国际微电影展优秀影片奖等30多项大奖。

记者观看了微电影《兰花花》，其讲述了陕北高原上最美的女子兰花花本与杨五娃青梅竹马，彼此相爱，却被赌博的父亲输给了周家，五娃为了救花花不幸被抓，花花为了五娃跳下了山崖的故事。

“根据这个故事创作的民歌《兰花花》，是陕北民歌中的经典之作，被称作陕北高原上的《梁祝》。许多年过去了，那动人的故事和凄婉的旋律，依然在黄土高原上传唱。”孙文芳表示。

有此想法的还有铜川市的政府官员，铜川市文物旅游局局长惠善利曾公开表示“要按照5A级景区的标准建设耀瓷文化景区”。

单超表示：“耀州窑文化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目前与耀州窑相关的只有耀州窑陶瓷这一款非遗产品。”

铜川市耀县是以煤矿为主的县城，目前迫切需要进行消费转型升级。单超认为，还需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保护。“耀州窑的代表不仅是青瓷，还有唐代的唐三彩等，这些工艺都是很先进的。”此外，还需与耀州窑博物馆、陈炉园区、黄堡园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一同挖掘文化资源，打造文化旅游生态。

非遗传承人观念有所进步

令人可喜的变化是，在政府的推动下，非遗传承人已经意识到政府给的扶持资金远远解决不了他们的根本问题，依此状态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生活，走入寻常百姓家将成为空谈。

记者明显感觉到非遗传承人力图改变现状的迫切感。

在采访中，记者问及剪纸传承人是否愿意把剪纸商业化，余泽玲说：“我也很矛盾，商业化吧，担心失去了传统的东西；不商业化吧，看此情况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余泽玲用剪纸这门技艺供孩子读书，并保证了家里大大小小的开支。“现在我做两手准备，一部分是做传统的剪纸，另一部分是走商业化路线。”余泽玲说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陕北说书传承人曹伯炎在这方面找到了平衡。

曹伯炎很早就意识到民间传下来的段子固然经典，“但没有市场，没人愿意听。”曹伯炎瘪着嘴，摊开手，表示很无奈。

但陕北说书还是要继承和发展的。于是曹伯炎在传统的段子中融入了现代的元素，比如，使用传统段子的旋律，加上现代化的词儿。同时，曹伯炎多次对《经济》记者强调：“像《刮大风》这种传统的段子是必须要学会的，这是核心竞争力。”

多年来，在传承方面他也一直这样要求学生。在曹伯炎家族的推动下，陕北说书已从地摊文化转向在人们心目中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台面文化。这与他们“用心说书”是分不开的。

记者走访“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文化品牌产业――凤翔泥塑、耀州陶瓷”时发现，他们的特点是都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走的路线也偏向中低端。胡新民表示：“我也希望一年制作几件顶尖的、无可挑剔的作品，但各种事情缠身，没办法潜下心来创作。”

耀州窑陶瓷中的唐宋陶业，从拉坯到花纹的创作全是纯手工，一个四件套的功能性陶瓷卖只180元。而真正价位比较高的，基本是因为创作者或者花纹制作者较有名气，人们主要以收藏、增值为目的购买。

总体来说，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传承人，其思想观念都能与时俱进。像陕北民歌传承人王玉成等，基本都把非遗传承作为一项事业来做，用各种方式把非遗的种子撒得更多、更远，而不是以前那种“只传自家人”的传统观念。

非遗产业化发展是未来方向

尽管如此，非遗活态传承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知名文化学者袁茂林告诉《经济》记者，他下了这样一盘棋：以文化产业园区为载体，以文化广场的形式进一步挖掘和展现延安的历史文化，并找到与当下的契合点；以非遗传承研发基地为落脚点，汇聚非遗传承人、特色非遗产品，形成集观光、体验、学习为一体的乐园；以非遗博物馆、民俗馆为依托，以“三黄两胜”（黄河、黄土、黄土风情；文化胜地、革命胜地）为特点体现寻根文化。

袁茂林解释说，1942年5月23日，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个特殊的日子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鉴于此，袁茂林把“5・23”这个文化符号根植于文化创意园区的名字中，让人们重温75年前同志的《讲话》精神――牢记“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等教导，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以延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在厚重的黄土地上用文化补‘钙’，用文化产业的大手笔来撬动文化和经济的共同繁荣。”这是袁茂林最终的目标――形成文化、旅游、金融良性循环的产业链。

但这些目前都还只是构想，具体落地实施还需资金推动。

孙文芳也向记者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是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这些年她做了很多尝试，想了很多办法。

孙文芳想以“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项目为龙头，科学规划，统筹实施，加强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比如，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启动实施“延安民间艺术产权交易中心”、“民间艺术品O2O交易平台”和“民间艺术专业村”建设项目。同时，在枣园路和桥儿沟建设“延安非遗街区”，开发“民间艺术一条街”和“特色美食一条街”，集中展演民歌、说书等民间音乐，展示剪纸、农民画、布堆画、刺绣等手工艺制品，提供凉粉、煎饼、羊肉等名优小吃，让外来游客集中感受、体验陕北文化的底蕴。“一方面带动民间艺人增收致富，另一方面也带动延安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孙文芳说。

她希望能尽快启动“延安非遗博物馆”和“非遗数据库”建设工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并实施“非遗陕北”民间手工艺大赛、非遗美食大赛和王向荣师生陕北民歌演唱会等项目

篇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部门开发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第四章第三十五条规定了相关公共文化机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职责。档案部门作为“记录历史，文脉传承”的公共文化机构，应以《非遗法》的颁布为契机，积极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留存历史，弘扬文化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的社会关注度和重视度。实践中，很多档案部门都实际参与了非遗保护工作，但其工作领域及重点普遍仅限于非遗档案的建档和保存，工作较为隐性。而“传承和传播”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工作更加显性，在获得重视的倾向性方面有明显优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的文化资源。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现存的非遗项目近90万项之巨。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我国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在强势、主流文化的冲击下，现面临着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较突出的问题体现在：一是法律法规尚未健全。我国非遗还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关管理规范、保护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尚未健全。二是非遗传承意识淡薄。“申报热情，传承冷漠”的两极分化局面较为突显，多项申遗项目在申报成功后呈现出传承人断层，“绝活”无人问津的局面。三是申遗档案很难得到妥善保护。由于思想意识不足或保管条件有限，大量典籍、实物等珍贵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有些甚至已流失或损毁。因此，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重视和加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需要破解的课题。

二、加强非遗档案开发利用对档案部门及非遗的传承传播的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为保护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记录和收集整理而形成的对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历史记录。①档案部门作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公共文化机构，结合其自身特点，突显出非遗保护方面的种种优势。如：档案部门拥有完整的档案管理设备和档案保护设施，可避免资源浪费；档案部门有完善的档案管理与保护制度，可为非遗档案的管理提供保障；档案馆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有效促进非遗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等。基于以上优势，很多档案部门都实际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例如：南京云锦、金线金箔、金陵刻经、秦淮灯会是南京人耳熟能详的国家级“非遗”，江苏省档案馆已经为这四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建立档案。又如：2011年9月，云南省通海县档案馆接收洞经古乐和“高台”艺术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进馆。由此可见，档案部门在非遗档案的建档和保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档案部门也应认识到非遗档案开发利用对档案部门及非遗的传承传播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打破传统，转变工作模式，利用馆藏和现有条件，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

（一）服务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增强责任使命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鼓励公民、企事业单位、文化教育科研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给档案部门保护非遗的职责提供了政策依据。③另外，《档案法》赋予了档案部门在档案理论科学技术研究、档案保护、档案宣传等方面的组织与指导职责。文化需要记忆，历史需要留驻，做好非遗的研究、宣传、传承和弘扬等环节则主要涉及到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档案部门要将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传播，视为弘扬和传承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神圣使命，履行档案部门“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创新的契机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真实反映了地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间传统工艺等显著地方特色。和馆藏的党政机关的文书档案、普通的专门档案相比，非遗档案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其特殊性，有较大的挖掘空间。此外，非遗档案需要更深入的开发利用及全面的管理要求，需要档案部门打破传统观念和工作模式，进行全新的探索和尝试，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开辟创新道路。

（三）通过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传播，进一步提升档案部门的影响力

档案部门不应将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局限于建档和保存。虽然做好建档和保存是非遗传承和传播的前提和基础，但档案部门应在做好“幕后工作”的同时，还应加大自身工作产生的“绩效”，在非遗的传承和传播上发挥优势，突破创新。档案部门要加强非遗的宣传，展示非遗档案开发利用成果，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工作提出合理性建议及具体措施，在弘扬文化、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从而进一步提升档案部门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三、非遗档案开发利用的途径

（一）广泛收集，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

收集工作是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前提条件。要做好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必先广泛收集能够反映有关非遗的历史起源、表现形式、传承情况等各方面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献典籍、影音资料、实物道具等资料。非遗档案的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民间遗存量大。因此，档案部门要更新观念，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非遗档案的收集工作。此外，为了更好的留存历史，为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认知和研究提供全面的支持，档案部门应在全面系统的记录基础上，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为非遗的宣传和传承提供便利条件。

（二）深入编研，编写文献资料

档案部门应立足馆藏，深入挖掘非遗档案独特的文化意蕴，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和考证研究，使其形成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编研成果，充分展现非遗档案的文化魅力。目前，我国非遗资料编研较突出的成果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中国文化遗产大辞典》、《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地图集》等，均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华。

（三）加强宣传，弘扬历史文化

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宣传，提高公众对非遗的认知和保护意识，弘扬优秀民族历史文化。首先，档案部门可借助文化机构的公众影响力，联合举办文化艺术节、博览会等现场展示活动。例如：上海闵行区档案馆在2013年国际档案日之际，与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城市记忆·经典闵行——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特展”。重点展示了马桥手舞狮、江南丝竹、七宝皮影戏等非遗实物展品和档案资料。钩针传承者们还在现场展示了钩针编结技艺等“绝活”，使百姓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④其次，档案部门还可利用社会媒体、网络等众多宣传渠道，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例如：江西省艺术档案馆已经建立并开通了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开开通的第一网——江西省非物质文化保护网，在提高社会公众对非遗的关注程度，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等方面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⑤

总之，现在全国各地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申遗热潮，各部门对申遗工作都给予极大的重视。身兼“记录历史，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档案部门，要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将其作为工作重点。虽然我们还面临着工作机制、管理经验、资金及人力支持等多方面的困难，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可谓任务重、难度高、阻碍多，但只要档案部门开拓进取，全体档案工作者齐心协力，必将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做出更大贡献。

注释：

①张惠萍.档案学视角下的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研究[J].云南档案，2012（09）：34.

②摘编自新浪新闻网（来源《金陵晚报》）.四大非遗走进江苏档案馆.2006-7-12.

③王云庆，万启存.守护精神家园——谈档案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J].档案与建设，2007（02）：15.

④上海档案信息网.http：//

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高职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46-02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各高职院校的竞争形势也愈演愈烈。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已成为高职院校发展的当务之急。云南省作为民族文化大省，其独特、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本省的高职院校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必将为云南地区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活力和支撑力。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符号记忆，也是体现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的“活化石”。然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来说，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学习和研究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有利资源，尝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成为一门特色课程，对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高职院校应当认识到自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独特地位，充分发挥保护与传承文化的桥梁作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高职校园的意义

（一）高职院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意义

高职院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场之一，是职业教育的“地方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土性”的完美结合，云南地区的高职院校可以通过挖掘、整合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结区域内传统民族文化特点，不断丰富和完善特色课程建设。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以云南省傣族慢轮制陶技艺为例，云南有长达四千余年的制陶史，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曼斗寨、勐罕曼峦站寨、勐海曼扎寨及勐龙寨等地均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傣族传统制陶技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传统的傣族陶器已开始走向衰弱。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针对这一现象开设了陶艺设计与制作课程，课程中强调民族性与地方区域文化在教学实践中的融合，针对市场需求进行课程内容设置、调整，以期适应社会需求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作坊式”传授，取而代之的是高职院校的“课堂式”教授。高职院校已成为本土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

（二）非物质文化对高职院校发展的意义

1.文化传承是高职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需要。无论是普通高校还是高职院校，从其出发点来看都是基于知识的传授，它们只是在实际的教学中侧重点有所不同。针对民族文化丰富的云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较好的课程来源，与普通的文化传承相比，它与高职教育的结合更加密切。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浓烈的本土化气息，而且它本身也有很好的实践性把它开发成特色课程，不仅提高了学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更重要的是丰富了高职院校的课程内容，提升了其核心竞争力。

2.非物质文化是丰富云南省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重要手段。校园文化作为学校教育活动的途径和内容是与大学生的道德情操、知识技能、思维方式、心理素质和文化结构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的。我国的高职院校具有本土性的特点。所以，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不仅要反映学校的教育理念，还要反映出地方文化特色。我国的高职院校大都起步较晚，缺乏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作为云南省的高职院校，最大的优势就是民族文化底蕴的深厚，高职院校应该基于这种现实，积极整理本土的优秀文化资源，提炼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文化自觉。

3.非遗传承人成为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师资力量的短缺是高职院校面临的最大困境。在少数民族地区，提高高职师资力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师资队伍的多元化发展，根据地方特色，提高兼职教师的比重，聘请一些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高职院校中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通过这些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的言传身教，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直接的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内在价值，不仅最大程度的培养了优秀的传承人，而且为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师资来源。

三、高职院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

（一）特色课程的开发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课堂，首先应该考虑其是否具有可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其自身所内涵的价值丰富，并不缺乏其教育功能。而现有的课程很少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满足企业和学习者的需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笔者认为，应该在课程开发阶段综合非遗传承人的意见，考虑此专业开发的可行性，然后对社会用人单位进行市场调研，制定课程目标，借鉴国内与此相类似专业的经验，确定课程门类，并确定其课程的具体课时分配。随后，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授课方式。在课程实施环境开发上，要充分利用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优势，与当地的相关企业进行沟通和合作，使课程开发更有实践性。

（二）社团活动的开展

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高职院校的社团形式各式各样，但却少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似社团的出现。开展此类社团能够加深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例如：围绕这些非遗文化进行知识竞赛、文艺演出和学术交流活动、定期的出版一些刊物和报纸、借助暑期、寒假等假期，深入到非遗所在地区去进行实践活动。还可以组织学生走出课堂，从而加深对非物质文化的理解。

（三）理论研究的深入

目前学术界更多倾向于理论上的研究，“非遗”热的兴起无疑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课题来源，同时高校学者的加入，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高职院校应该将理论研究与现实运用相结合，建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同时与周围的社区、学校联合设立研究场所，不但学校的科研工作者要加强其研究，还要让更多的研究机构学者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举办广泛的交流活动

交流活动是高职院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最直接的传承桥梁。各高职院校可每学年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同时，各高职院校还可以相互参观，也为各校提供交流平台，达到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当然高职院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交流不应单单停留在单个地区举行，还应主动与其他地区的高职院校多进行沟通和交流，借鉴其优势，提升自身水平。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快捷性，开办文化论坛等网站，让学生不受时空和地域限制进行交流。

四、总结

总体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云南地区高职院校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能够将两者很好的结合，无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还是云南地区高职院校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这种理念不仅能调动各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办学的积极性，还在习得技艺的同时传承了民族文化。这将是云南高等职业院校发展过程中一次独特并创新的尝试，最终使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得以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规定[R].2000.

[2]黄明东，刘光临.西部高等教育要走特色发展之路[N].光明日报，2004.

[3]傣族慢轮制陶技艺[EB/OL].2011-10-02（6）.

http：//.

[4]雷久相.用优秀的校园文化提升高职核心竞争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

[5]黄艳芳.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李重阳.浅谈地方大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J].科教文汇，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