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非遗的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承非遗的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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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桥书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47-02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安徽省宿州市桥区书法是安徽地方文化的代表，已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桥区书法，安徽省高度重视，在努力发展区域经济的同时，也出台一些保护和发展桥书法的政策，以期推动桥书法的发展，深化人们对桥书法内涵的认知，加强对桥书法民族遗产传承与保护，并在当代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其价值。下面以桥书法为视角，就安徽省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详细阐述，望其能为中国书法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参考。

一、桥书法的历史沿革

桥书法起源于晋唐时期，北宋书法大家蔡襄（1012-1067，字君谟）就出生于桥区。在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他们被誉为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蔡襄书法“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书法家戴振军认为，蔡襄书法作品章法错落，各具姿态。此外，清朝时期，李心锐、杨梦九等人在《修宿州志》、《兰草题诗》等作品创作过程中均秉承着桥书法的创作特色，由此推动了桥书法的继承与发展。书法家梅雪峰在书法作品创作过程中将“以诗为魂、以书为骨”作为自身作品创作目标，同时通过遒劲笔力、神采飞扬的书法功夫彰显了自身惨淡的人生经历，且通过注入自身思想感情，与欣赏者产生共鸣。除此之外，《红楼印谱》即王少石的作品亦是桥书法的代表[1]。应当说，桥书法的兴起发端于宋代法大家蔡襄，而后代的推崇与追随才是桥书法得以传承与发展的关键。

二、安徽省桥书法发展历程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安徽省桥书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关键节点：第一个关键节点，红叶书画社于1983年在上海举办了桥书法展览活动，在活动举办过程中吸引了多家媒体的报道。这是桥书法在当代走出安徽的一大步，加深了安徽乃至域外对桥书法的认知。同时，红叶书画社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还致力于培养新人，如后来成为著名书法家的李杰、周军等，其作品继承了桥书法风格，并发扬光大，以端庄而不失灵性的创作形式满足了欣赏者审美需求，并彰显了桥书法的活泼多姿。第二个关键节点，宿州书法协会于1983年8月成立，协会的成立进一步完善了书法网络环境，打造了一个兼具展示、交流、学习、沟通等功能的综合网络平台，借助这个平台举办富有影响力的展览活动，吸引全国各地书法家的关注。同时，借助网络平台，开设了几十家培训班，培育了一大批书法新人，弘扬了桥书法这一传统文化。第三个节点，1987年合肥“安徽画廊”展览活动的举办，成功展示了160件桥书法作品，进一步提高了桥书法的知名度。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6年以来，少儿书法大赛活动也相继推出，参与人数空前，达到了约5万人规模，桥书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安徽省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策略分析

（一）发展与传承桥书法要加强与教育相结合

在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过程，推动桥书法与教育的结合，即桥区在推进书法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以培训班、书法培训中心、书法兴趣小组的形式，吸引安徽省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同时借助书法教育逐步提高书法爱好者的书法水平，提高他们对桥书法创作特色的认知度。安徽省为了推进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逐渐将书法教育融入城乡中小学教育中，在中小学开设了“民间书法”和“手工书法”等课程，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传承发展桥书法。同时，根据中小学生的年龄特点，组织书法兴趣小组，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引导学生了解掌握桥书法。另外，各级文化部门与书法协会定期举办书法展等文化活动，宣传、展示桥书法，这对传承保护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十分重要的[2]。

（二）拓展传播途径

过去，安徽省在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一直走博物馆橱窗展览、文献记录等路子，这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显然过于保守，不利于对桥书法的宣传与保护。因此安徽省文化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保护过程中逐渐开始重视对新媒体、网络等的应用，即将桥书法等以视觉、听觉、触觉的形式展现出来，并通过资源共享的形式扩大对文化遗产的传播，以此来加深人民群众对地方文化的了解。日本奥兹大学在对文化遗产狮子舞进行保护过程中，就采用数字媒体网络交互设计手段进行了全方位的传播，以此来达到文化遗产传承目的。安徽省在桥书法等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亦应效仿国外成功经验，运用网络平台对桥书法等文化遗产展开实证调研活动，并通过视频、图像、专题网站等形式彰显文化遗产特色、价值，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保护的目标[3]。

（三）保护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是遗产的重要传递者，桥书法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应注重结合桥书法多为文字记载的特点，加强对继承人的保护。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秉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民间艺人创作活动予以资金上的扶持，引导传承人基于自身实际开展书法教育、地方间书法交流等活动，以传承与发展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相关政府部门还应大力建设人才培养基地，着重培养劳作型、学术型、应用型传承人才，以促进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另外，在继承人保护过程中亦应着重提高传承人综合素养培养，提高传承质量，从而达到传承人保护目的[4]。

（四）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第一，欣赏桥书法这类文化作品不仅需要一定的书法功底，还需要这方面的审美倾向；第二，现在的网络文化产品五花八门，视觉冲击力很强，很容易把桥书法这类传统文化边缘化。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针对桥书法这类传统文化的特点，采取多种方法，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第一，地方政府部门应秉持“文化自觉”的理念，结合《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细则，深入发掘文化遗产所具备的精神、文化、思想价值，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使人们认识到这些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提高人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第二，在宣传过程中不能打游击战，而应该统筹各种资源，打造综合宣传、推介平台，开展全方位的宣传。比如，开设专门的宣传网站，借助网络巨大的交流功能宣传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开展宣传活动，定期举办桥书法展，等等。通过这些宣传活动，彰显传统文化魅力，深化全民对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理解，使人们认识到，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安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这样，人民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才会增强[5]。

就安徽省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暴漏出的问题来看，根本原因就在于宣传、保护力度不够，人们认识不到它的价值，又何谈重视它。因此，必须从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入手，加强对传承人保护，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面，最终使桥书法等非物质文化走出安徽，走向全国。

参考文献：

〔1〕吴从瑞.论皖北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机制[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18（06）：111-113.

〔2〕牛芳，卢玉，陈小蓉.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徽州民俗体育的传承――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例[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12（03）：58-61，72.

〔3〕许敏娟.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进文化强省建设问题研究[J].理论建设，2013，14（03）：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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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确定并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在认真统计分析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在少数非遗名录申报及审定中取得的重要成就，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提出了未来构建和完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体系和传承人队伍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自2014年11月11日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下简称“非遗名录”)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以下简称“非遗扩展名录”)颁布后，我国已有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和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以下简称“非遗传承人”)。①目前，申报确定并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成为保护非遗的重要方式之一，仔细统计和分析其中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基本情况，并不断完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体系和传承人队伍，对于建设中华民族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一、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及传承人基本数据统计

我国陆续颁布的四批非遗名录共计1372项，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共计1986人，其中有大量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非遗传承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十大分类中少数民族非遗数量相差较大在文化部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十大类的少数民族非遗数量相差较大。其中，民间文学66项，民间音乐72项，民间舞蹈②90项，传统戏剧13项，曲艺17项，杂技与竞技18项，民间美术31项，传统手工技艺61项，传统医药13项，民俗96项。从不同类别的非遗名录内部看，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比重为:民间文学42.58%，民间音乐42.35%，民间舞蹈68.70%，传统戏剧8.02%，曲艺13.39%，杂技与竞技21.95%，民间美术25.41%，传统手工技艺25.31%，传统医药56.52%，民俗60.38%。(具体各类民族名录占整体民族类名录比重见表1)

(二)各个少数民族非遗数量相差悬殊文化部颁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虽然我国55个少数民族除门巴族外都有国家级非遗名录，但各个少数民族所占的项目数量相差悬殊。四批次的国家级非遗名录中，藏族68项，蒙古族45项，彝族30项，苗族27项，维吾尔族24项，土家族19项，哈萨克族14项，壮族13项，瑶族13项，朝鲜族13项，侗族12项，布依族和黎族都为11项，傣族10项，其他少数民族的名录数量都为10项以下。名录数量为1项的少数民族为基诺族、保安族、仫佬族、乌孜别克族、独龙族、普米族、东乡族、塔塔尔族和高山族。针对部分非遗名录为多个民族“共享”的实际情况，单独设置“综合”类，以彰显这些名录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我国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综合类名录较多，为33项。③

(三)各个省份非遗数量参差不齐文化部颁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各个省份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数量参差不齐，多集中于我国的西南、西北、东北以及东南边疆地区。四批次的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中，云南79项，新疆69项，贵州63项，内蒙古53项，青海42项，41项，四川39项，湖南25项，广西、吉林都为24项，甘肃15项，黑龙江12项，辽宁和海南都为10项，湖北、宁夏、重庆、福建、河北、广东、浙江、天津和北京等省市的名录数量都为10项以下，其他省市都暂时没有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

(四)非遗传承人分布不均四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计1986人，其中少数民族传承人为506人，占我国非遗传承人总数的25．48%。然而非遗传承人在十大类别、民族、性别和省份等层面的分布都不均衡。其一，在具体的类别中，民间文学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为61人，占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总数的12．06%;民间音乐90人，占17.79%;民间舞蹈91人，占17.98%;传统戏剧48人，占9.49%;曲艺22人，占4.35%;杂技与竞技10人，占1.98%;民间美术40人，占7.91%;传统手工技艺85人，占16.80%;传统医药28人，占5.53%;民俗31人，占6.13%。(具体各类中少数民族传承人比重见表2)其二，从传承人的性别来看，不同类别的非遗名录中的传承人都呈现“男多女少”的情况。民间文学的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为10人，男性为51人;民间音乐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24人，男性66人;民间舞蹈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1人，男性80人;传统戏剧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9人，男性39人;曲艺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9人，男性13人;杂技与竞技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2人，男性8人;民间美术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6人，男性24人;传统手工技艺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9人，男性66人;传统医药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人，男性27人;民俗女性少数民族传承人13人，男性18人。(具体各类别中女性传承人比重见表3)民族文化41其三，民族方面，怒族、门巴族、普米族、塔塔尔族、高山族、珞巴族、基诺族和独龙族等8个少数民族没有对应的非遗传承人。其中，藏族传承人为122人，蒙古族50人，维吾尔族35人，苗族33人，土家族29人，回族26人，满族24人，彝族22人，侗族21人，傣族12人，其他少数民族传承人均在10人以下。其四，各个省份非遗传承人数量多少不一。其中，为68人，云南63人，新疆60人，贵州60人，青海46人，内蒙古35人，湖南28人，四川20人，其他省份的少数民族传承人均在20人以下，部分省份甚至没有国家级非遗少数民族传承人。一些以社会团体组织申报的少数民族传承人数量为1人，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等。④

二、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特征

通过对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的统计后发现，名录中存在着较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对我国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造成了众多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仔细研究并了解这些特殊性与复杂性，对于顺利解决保护和传承非遗名录中的诸多难题有着多重的现实意义。

(一)单一型项目与复合型项目共存名录中有较多的单一型项目，也有较多的复合型项目;国家级名录多为复合型项目，省级、市级、县级名录则多为单一型项目。如藏医药(拉萨北派藏医水银洗炼法和藏药仁青常觉配伍技艺、甘孜州南派藏医药)入选我国第一批非遗名录，在第一批扩展名录中增加了藏医外治法、藏医尿诊法、藏医药浴疗法、甘南藏医药、藏药炮制技艺、藏药七十味珍珠丸配伍技艺、藏药珊瑚七十味丸配伍技艺、藏药阿如拉炮制技艺、七十味珍珠丸赛太炮制技艺，第二批扩展名录中又增加藏医骨伤疗法，第三批扩展名录中又增加山南藏医药浴法、藏医放血疗法。如此之多的藏医药疗法和藏医药制作技艺专门以一项复合型项目代之，显得尤为不合理。［1］毫无疑问，藏医药是复合型项目的典型代表。然而，该项目中各处名录之间的差别较大，属于藏族医学与药学中的单独的技艺、疗法或者诊法，不能以一项统概之。另外有较多非遗名录为单一型项目，如各个少数民族的婚礼的名录中，就体现出较大的单一性，不同的民族的婚礼分别形成了一个非遗名录。如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中的土族婚礼(X－56)、撒拉族婚礼(X－57)，第二批非遗名录中的朝鲜族传统婚礼(X－99)、塔吉克族婚俗(X－100)，就属于单一型的项目。

(二)多个民族共享的非遗名录的存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也存在较多的名录为多个少数民族共同享有的特殊状况。此种情况的出现有三种:一是同一种非遗为多个少数民族传承和延续，但其具体表现形态大同小异。如花儿(Ⅱ－20)在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有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等8个地区的不同形态，陆续又增加了新疆花儿、张家川花儿等扩展名录，涉及了较多民族。据资料显示，花儿是广泛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四省区的回、汉、土、东乡、保安、撒拉、藏、裕固8个民族的山歌品种，［2］(P．81)直至现在仍为多个民族传唱和流传，但他们之间的形态大同小异。二是同一种非遗为多个少数民族传承延续，其表演形式虽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其具体表现形态大相径庭。如第一批非遗名录中的傩戏(IV－89)中有武安傩戏、池州傩戏等汉族傩戏，也有侗族傩戏等少数民族傩戏，第一批扩展名录中又增添了仡佬族傩戏、恩施傩戏等少数民族傩戏。虽然他们都是傩戏的表演形式，但却姿态万千，民俗功能也不尽相同。三是与部分复合型项目一样，人为地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非遗集中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复合型项目。如第三批非遗名录民俗类中的婚俗(X－139)一项，内含朝鲜族回婚礼、达斡尔族传统婚俗、彝族传统婚俗、裕固族传统婚俗、回族传统婚俗、哈萨克族传统婚俗、锡伯族传统婚俗，在与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一同颁布的扩展名录中，婚俗中又加入了赫哲族婚俗、畲族婚俗、瑶族婚俗，包含了较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婚俗，属于较为复杂的综合项目，与复合型项目相似。由于以上三种情况的非遗名录其民族归属过于复杂，在具体的国家级非遗名录统计中，根据其为多个民族“共享”的现实，统一将其归为“综合类”。

(三)非遗在流布和传承中出现的传承人身份变更非遗在区域间、代际间口耳相传时，出现了代表性传承人与非遗名录的民族归属不相统一的状况，这是民族交流与融合的结果，更是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了灿烂丰富的中华文明的例证。其中有汉族传承人继承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现象，也有少数民族传承人继承汉族非遗名录的情况，更有一个少数民族非遗名录被另一个少数民族代表性传承人传承的现象。在非遗传承人民族归属的统计中，我们更注重的是传承人的民族成分，而不是依赖其非遗名录的民族属性来决定其民族归属，因此就出现了传承人与非遗名录民族属性不相同的现象。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非遗传承人序号为202)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传统医药类“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式”(IX－1)的代表性传承人，虽然是传统的汉族非遗，但吴咸中却为满族人。第一批非遗名录中传统医药类非遗藏医药(IX－9)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但第三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桑杰(非遗传承人序号为03－1459)却为蒙古族。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传统技艺类非遗加牙藏族织毯技艺(VIII－22)为青海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的藏族同胞制作藏毯的传统手工技艺，但第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永良(非遗传承人序号为141)却为汉族人。

三、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重要成就

虽然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体现出了较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但我国非遗名录的保护方式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的五级名录体系为保持我国优秀的非遗的有效延续和传承，我国自2006年起申请的30项世界级非遗名录中，有10项是少数民族非遗。除此之外，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根据非遗保护的现实需要，也颁布了省级、市级和县级非遗名录，由此形成我国体系较为完备的五级非遗名录体系。目前，较多省份的非遗名录大多也颁布了四批，另外一些省份颁布了三批，较少的省份颁布了五批非遗名录，如广东省。在一些地市，出现了六批及以上的非遗名录，如葫芦岛市颁布了六批非遗名录，温州市前后共颁布了八批非遗名录。各级地方政府在非遗名录的基础之上，积极评选出了非遗传承人，为非遗的全方位保护与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日趋增多的非遗名录数量同汉族非遗名录一样，少数民族非遗名录数量也在稳步增加;同时由于其特色鲜明，形态多样，成为我国非遗名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颁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计1372项，其中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为477项，占总数的34．77%。⑤同样在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1986名传承人中有少数民族传承人506人，占总数的25．48%。这些非遗名录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与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状况基本吻合我国少数民族非遗名录虽然多集中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但这些地区基本都为我国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与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特征基本类似，这些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在我国的这些省份分布较多。在我国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西南、西北、东北等省、直辖市、自治区，每个省份都有较多的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并有较多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

(四)十大分类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我国在2006年颁布的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将我国的非遗分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大类，为多年来困扰学术界的非遗分类问题提供了科学权威的分类标准。十大分类的确定为我国非遗的保护提供了有章可循的标准，更为采用现代化的数字化技术对非遗进行搜集、存储、保护、展示等提供了前期基础。

四、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评审中存在的不足

在一些名录的评定中，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的名录的审定还存在有待完善的空间，亟待政府和学术界进行更深层次的创新研究。

(一)文化空间等非遗项目的缺失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十大一级分类中，文化空间类非遗项目暂时处于缺失的状态。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遗的定义之中就指出，非遗包含“文化场所”等类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也批准了哥伦比亚的帕兰克－德－圣巴西里奥文化空间为世界非遗项目，同一批次获批的还有马里的亚饶－戴高文化空间。这些文化空间内包含着独特的社会、医药与宗教习俗，以及音乐和口头传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设立文化空间类非遗项目，为维护这些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保持非遗的本真性提供了便利。因此，文化空间是相对重要的非遗项目，我国各个省份的非遗名录中也批准了部分文化空间为省级非遗名录，为各省非遗的整体性保护提供了范例，如贵州省的首批非遗名录中的六枝梭嘎箐苗文化空间。

(二)国家级、省级等一级分类中名录体系不统一由于部分省份根据本省的特殊省情，在省级的非遗名录评定中，一级分类与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十大一级分类不尽相同。如贵州省于2005年颁布的首批非遗名录的一级分类为13个，分别为民间信仰类、民间音乐类、岁时节令类、文化空间类、人生礼俗类、传统体育竞技类、民间手工技艺类、民间舞蹈类、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民间知识类、戏曲类、民向杂技类、曲艺类，与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分类差别较大，而贵州省第二批非遗名录的一级分类则与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一级分类完全吻合。黑龙江省于2007年颁布的首批非遗名录的一级分类也为13个，分别为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岁时节令、人生礼俗，以及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同样与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十大分类不尽相同。国家级非遗名录和省级非遗名录的分类不统一，将会对非遗的有效申报和管理带来较大不便。

(三)部分少数民族类非遗数量较少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虽然55个少数民族除门巴族外都有自己的专属非遗名录，但部分少数民族的非遗名录只有1项，不利于这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有效传承，更不利于当地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应当在后续的非遗名录评审中适当增加基诺族、保安族、仫佬族、乌孜别克族、独龙族、门巴族、普米族、东乡族、塔塔尔族和高山族的非遗名录数量，以全方位地维护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四)名录归属过于单一国家级非遗名录龙舞(Ⅲ－4)包含音乐、舞蹈、美术元素、扎制技艺、唱词等多个层面，其主体表现形式是舞蹈，就归至民间舞蹈类。然而，一些非遗名录虽然只归属为一类，但同时又与其他类别息息相关，单纯地将其归属为一类的做法未免有欠妥当，故而抹杀了个别非遗项目的多样性和展示的丰富性，因此归属问题又成为困扰非遗名录评审者的难题。

(五)传承人队伍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队伍，但却存在着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为506人，占总数的25．48%，低于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占整体名录的比重34．77%。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传承人中，也存在着在十大类别(见表2)、性别(见表3)和年龄等层面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尤其是目前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队伍年龄偏大的问题，导致一些传承人相继离世，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与保护。

五、继续完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体系的思考

随着现代化的文化转型过程加快，少数民族非遗赖以生长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在迅速变化，［3］为更加完好地传承和保护我国的少数民族非遗，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我们必须将不断完善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及其相关评审制度，争取名录保护方式发挥最大作用。

(一)增设文化空间类一级分类名录在非遗名录十大分类的基础之上，针对一些少数民族非遗较为集中、亟需整体性保护的非遗可以增加文化空间类名录，以更好地为非遗的保护培育良好的文化土壤。尤其是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都需要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因此设置一些文化空间类名录可以实现整体性地传承和保护部分非遗的目的。

(二)重构科学权威的多层次的非遗分类体系在2006年我国颁布首批非遗名录之后，在之后的2009年、2011年、2014年先后颁布了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各级地方政府也相继颁布了较多的省级、市级、县级非遗名录。面对越来越多的非遗名录，利用十大分类的方法对之进行统计显得越来越捉襟见肘，因此可以设置二级分类甚至是三级分类，针对少数民族非遗的特点构筑完善的非遗名录分类体系，从而为今后非遗的搜集、申报、评审、审批以至后期的数字化管理和保护等工作提供科学分类依据。［4］

(三)加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力度加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力度，对保护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扩大一些少数民族的专有非遗名录数量，以提高少数民族非遗在各级各类非遗中的比例。鉴于少数民族非遗在数量上严重不足的现实，为维护各个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可以对一些人口较少、名录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的非遗进行深度挖掘和整理，并在申报和审批程序中给予更多特殊照顾，以保护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

(四)对较为特殊的非遗给予同属两类非遗的特殊优待针对一些非遗归属不清的问题，可以汲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定人类非遗名录中的经验，对较为特殊的非遗进行同属两类非遗的特殊优待。鉴于联合国允许同时具备两项特征的非遗存在，我国也可以对较为特殊的非遗进行同属两类非遗的特殊优待。在世界级非遗中，就出现了单项非遗属于多个非遗类别的情况，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口头与非遗代表作名录中，第一批的“扎巴拉人的口头遗产与文化活动”就同属于“口头传统”和“传统知识技艺”两类;第二批的“中非阿卡•俾格米人口头传统”就同属于“传统音乐”与“口头传统”两类。

(五)构建结构数量可观、结构合理的非遗传承人队伍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是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目前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数量不足、结构不甚合理的情况下，一是要加大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申报力度，在今后的非遗传承人审定中更加侧重少数民族;二是传承人的评选逐步由经验丰富、技艺娴熟的老艺人逐步向年轻人倾斜，保证少数民族传承人队伍的年龄结构相对合理;三是对一些已经评定为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却没有传承人的非遗项目，一定要加快其申报进度，尽早解决“人亡艺绝”等威胁;四是在同等条件下，逐步向女性非遗传承人倾斜，逐步扩大女性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队伍。

参考文献:

［1］王伟杰．中国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3(11)．

［2］周和平．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上)［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3］王琼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义重大———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N］．青海日报，2008－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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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学生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和智慧的结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是捍卫国家文化和维护国民文化身份的基本依据。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发展我国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作为一国的高等人才，是社会文化传承的优秀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应该在保护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界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展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各社区、各群体为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为应对他们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也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由此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二是表演艺术；三是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手工艺。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分析及保护原则

2.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要做到正确认识并科学保护非遗，前提是必须了解其特征，一般认为有下述五大特征。

2.1.1无形性。

非遗是依赖于人的思维的存在，是无形的、抽象的文化思维，并会随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如风俗、仪式、表演技艺等，所以究其本质，它是无形的。因此，一方面它无形可感，而不像物质文化遗产那样是有形可感的物质，另一方面它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而不像物质文化遗产那样具有稳定性。可见，非遗在传承上的特点必然是通过人的活动进行，而不能是通过物。

2.1.2多元性。

《公约》里关于非遗概念的界定和其所包含的五方面内容等，都表明非遗具有多元性，形式丰富灵活，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同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乃至在不同的传承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形态都是各不相同的，这是非遗的魅力所在。

2.1.3活态性。

非遗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种活的文化。它们的文化内涵不是通过物，而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并传达给受众。这种“活态”充分表现在非遗的口头传说和表述中，也体现在风俗礼仪、表演艺术和传统工艺技能等遗产中。

2.1.4传承性。

非遗具有被人类群体或个体一代代享用、继承或发展的性质，它的传承也是无形的、抽象的，是一种人类对精神文化的传承，传承的载体与对象是分离的，通过人与人的精神交流来传承，如观念传递、口述、身体示范等形式。非遗是活态的人类文明遗产，是人类不断创新和叠加的历史文化记忆。所以，对这类遗产就不能只用博物馆法静态记录和保存，而应该用切合遗产发展和更新规律的动态方法与时俱进地传承和发展。

2.1.5社会性。

非遗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是人类的认知力、创造力和群体认同力的集中体现。非遗产生和传承直接表现在人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性具有过程性特点，是人类实践过程的展现。

2.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原则

非遗是人类的特殊遗产，其保护要根据对其特征的认知，遵循一定的原则。

2.2.1原真性原则。

我们要保护的是原生的、真实的、本来的历史风貌，不能扭曲或遗漏，要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因为在实际操作中，非遗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外力造成的损毁或缺乏科学的保护技术，而是人们思想的偏差，如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或者政绩而使用一些错误的做法，导致造假或过度开发，就像现下泛滥的“伪民俗”等。坚持本真性原则可以帮助人们树立对非遗价值的正确认识，继而有效地防止“伪民俗”、“伪遗产”等占用宝贵的保护资源。

2.2.2活态保护原则。

不能把非遗从它所处的环境中单独分离出来保护，比如改变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或是使传承人离开他所处的原生环境，我们要让其在原生环境下继续生存发展，要为非遗特别是传承人营造一个更宽松也更适合其成长的生态环境。

2.2.3以人为本原则。

非遗因其“无形”，所以对它的保护，首先是对其传承者的保护；同时也离不开创造和传承这一遗产的群体对它的保护。《公约》明确指出，要“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这种保护是全社会的、经常性的，必须通过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认识到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另外，还要加强科研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努力完善相关理论，提高保护技能。

3.大学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3.1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现状及局限

高校是进行高等教育的主要阵地，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创新的重要平台。高校本应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头羊的作用，研究非遗文化，提高保护技能，培养从事非遗保护的人才。但是到目前为止，高校尚未认识到这个责任的重大意义，因此未对大学生的非遗教育给予应有的重视。

从高校专业设置来看，与非遗保护相关的专业没有纳入现行的本专科教育体系。从课程设置来看，高校很少开设非遗教育类课程，即使少数开设此类课程的高校，一般也是作为选修课，由于没有科学的教学目标和方法，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从师资队伍来看，由于非遗保护没有作为一个学科固定下来，高校没有相关专业开设和高级人才的培养，因此专业从事非遗教学和研究的师资严重不足；即使有教师愿意研究，也因它是属于冷门、偏门，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故而对引起并提高教师的研究积极性是极为不利的。从课堂外教育来看，如果没有系统的专业和课程教育，那么利用学生活动的方式让更多大学生认识并了解非遗及其保护的知识将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渠道，但事实上很少有高校组织与非遗保护有关的学生活动，就算有此类活动，也缺乏一个长效机制把活动固定下来，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3.2大学生参与非遗保护的意义

3.2.1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文化自觉。

大学生应该是全面发展和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的群体，其别不能缺乏人文素质的培养，而非遗教育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非遗内涵丰富，包含广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包含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含着我们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等，对于大学生人格修养的形成、审美能力的培养、文化品位的提高和人文素质的增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2.2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提高爱国热情。

非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高校应充分利用非遗方面的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鼓励大学生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提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2.3培育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实践能力。

非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并传承下来的，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非遗文化本身也体现着一种创造力。学习非遗知识能帮助大学生扩大知识面，开阔视野，提高能力，从而做到厚积薄发。创新源于知识的继承和积累，故而非遗知识的学习对于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是有帮助的。

3.3大学生参与非遗保护的方法

3.3.1组建相关学生社团。

学生社团是目前情况下学生参与非遗保护的重要形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高校应积极创办相关社团，并给予其师资、财力等方面的支持，组织培养大批学生参与到保护非遗的大军中。这样既有利于非遗的保护，又能带给学生高质量的课余生活。比如常州某学院成立忆江南文化社，其主要活动之一就是研究常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社团组织学生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接触，亲身到现场体验非遗的魅力，并在大学生中进行非遗知识宣传。

3.3.2在校园内进行宣传。

高校校园是一个很好的宣传阵地，可以在校园内加强宣传，让更多大学生了解非遗知识，更热爱本民族传统文化，形成文化自觉，积极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成为保护非遗的生力军。校园宣传的常规方式是使用海报、校园网、校报校刊等，还可以邀请专家举办相关讲座，或者举办专题展览，展览时甚至可以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校园进行现场展示，还有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可以到高校开课进行技艺传授。比如常州某职业技术学院就举办过此类展览，展示非遗的相关知识内容和学生的调研成果，图文并茂，在现场还准备了传统技艺类的非遗项目的体验，宣传效果显著。学院还举办了常州非遗保护的专题讲座，邀请了虎头鞋传承人来校传授学生传统的虎头鞋制作技艺，宣传效果显著。

同一地区的高校之间也可以加强校际交流，成立校际的非遗保护工作的专门组织，比如学生非遗社团联合会等，组织学生定期交流，共享研究成果，举办沙龙、辩论会或比赛，在交流中进一步增强对非遗的认识。比如常州市的非遗博物馆设立在常州大学图书馆内，供市民免费参观，常州各大高校相关社团就可以此为活动基地，积极开展校际交流与合作。也可以联合各校的力量，在常州市高校内举办非遗知识巡展，或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相关宣传工作。

3.3.3面向社会进行宣传。

大学生要尽己所能，走出校园，面向全社会大力宣传非遗知识，可以依靠自身的科技文化优势，用现代的方式保护和发展。可以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把非遗保护和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比如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生可以建设专门的网站进行宣传；经济类专业和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可以把某些非遗项目开发成商品进行市场化推广，利用市场的力量让非遗项目发扬光大；传媒类专业的学生可以把非遗项目摄制记录下来，也可以举办相关的微电影比赛等，帮助非遗资料的发掘和保存；食品类专业的学生可以帮助某些非遗传统技艺类产品进行改进和推广；文学类专业的学生可以撰写相关文学作品，等等。

3.3.4与学生实践相联系。

高校可以建议学生选择非遗保护类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或由学校出面牵头组织一批学生进行这个项目的实践。学生可以对学校所在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考察，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当地文化。也可以回自己家乡进行实践，了解家乡的非遗项目及保护现状，深入发掘各地区尚未被发现的非遗资源，最后撰写暑期社会实践调研报告或论文等。一旦形成长效机制，大学生的参与就可以成为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非遗普查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减轻政府负担，更好地普及非遗知识。

高校还可以把非遗知识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传统文化等现有课程，使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有机地结合，学生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更系统更深入地了解非遗。

综上所述，在充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基础上，大学生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积极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去，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最适当的传承，保护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文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2]康保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刘魁立，张旭.非物质文化遗产精要[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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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梅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档案是指国家机构、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以及个人在保护、传承和弘扬非遗过程中和“申遗”工作中产生的，运用不同载体对非遗本身及其传承进行系统、全面、真实的记录，形成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查考、利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1]以及非遗活动中的各种实物、道具等。

1梅山非遗概述

2015年4月2日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乡土》栏目———寻找新化梅山文化，对梅山武术、傩戏、饮食这三项梅山非遗传承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详细的拍摄和报道，反映了梅山地区的风土人情。

1.1梅山体育

梅山体育主要有武术、嬉戏娱乐、竞技能力、配合节庆习俗为主的四大民族传统体育项群。以梅山武术为主要代表，分为板凳拳、烟袋拳、梅山耙、梅山铁尺等，梅山武术功法独特、套路多、无虚架、无花招、短小精悍、技击性强；手法刚猛、攻守自如、灵活多变，有它独特的器械，如：铁耙、铁尺、及日常生活用具条雨伞、长凳、方桌、长烟筒等。2009年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2梅山音乐

梅山音乐以梅山山歌和傩戏为主，梅山山歌是梅山音乐的一大奇葩，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乡土气息浓郁，形成了一种质朴自然、粗犷豪放的音乐个性。梅山傩戏是大梅山地区汉族民间举行驱邪、求子、祈福等傩事活动时搬演的娱神和自娱戏剧。在梅山地区已流传数千年，主要由本土土著巫傩师以师传、家传两种方式传承至今。梅山山歌和梅山傩戏均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3梅山美术

梅山美术以梅山剪纸和雕刻为主。“梅山剪纸”最早出现在当地人的祭祀活动中，随着时间的推延，在生活娱乐、婚丧嫁娶、生育、装饰等场合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梅山雕刻主要有三类，第一类为祭祀民俗题材，如梅山手诀等；第二类为神话传说题材；第三类是现实生活题材。梅山剪纸列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1.4梅山习俗

梅山习俗以梅山婚嫁和丧葬最有特色，梅山瑶人男女约会，对歌传情，婚嫁礼仪仍沿习古制，如抬花轿、盖红盖头、拜堂，婚礼中最有趣的插曲有闹媒人、闹洞房和“打爬灰老子”等。

1.5梅山饮食

娄底民间流传一首顺口溜，“吃在新化，玩在冷江，路过涟源，住在娄底”。千百年来新化的饮食文化独具地方特色，自成体系。大凡到过新化的人都会被新化美食所吸引，新化县县城有一条向东街，在这长达2000多米的街道有杯子糕、蒿子粑等等，传承了上百年的小吃。新化的鸭子粑（也叫雷打鸭）、娃娃鱼等也是很传统的特色美食。县城咸生馆的面条，城门下的杯子糕，毕家巷的糯米粑俗称新化食品“三绝”。

2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梅山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发展与概况

研究中心前身为1999年原娄底师专成立校级“湘中文化研究所”；2003年更名为“梅山文化研究所”挂靠中文系；2011年4月，成立“梅山文化研究中心”挂靠科研处；2014年7月更名为“湘中区域发展研究中心”，是学院的二级机构，主要由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各相关院系以及娄底市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和管理专家组成的跨学科、开放型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咨询服务中心，下设“梅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座落于梅山文化核心区域，是全国高等院校唯一一个梅山文化研究机构，研究中心以记录梅山文化、抢救梅山文化、研究梅山文化、传播梅山文化为目的，其目标是创建中国梅山学，构建学科基本框架，并通过努力确定本中心在梅山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同时，加大对梅山文化的传播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梅山文化，喜爱梅山文化；以梅山文化为载体，强化学校与地方的联系，加强学校在地方的影响。

3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的特征与现状

研究中心下设有资料室、数据库管理中心，资料室也就是研究中心的档案库房，研究中心档案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如：鲜明的地方特色、载体形式多样、内容生动丰富，但管理较零乱分散、档案破损较严重、安全隐患多。3.1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特征3.1.1鲜明的地方特色。梅山是指现今湖南省中部以新化、安化两县为中心的一块广袤的多山林地区，古为梅山地。自汉代就有梅山之名，即今天所说上梅山（新化），下梅山（安化）和上梅（新化）、中梅（安化）、下梅（益阳近安化一带）的“三梅”。梅山文化是梅山地区一种古老的渔猎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记载了梅山地区的风土人情、独特历史、、民间文化。有特色文化便有特色档案，研究中心保存着大量的梅山非遗档案，通过这些档案可以寻找到梅山文化的根，同时，也成了梅山文化独特性的有力证明，成了后人研究、传承和延续梅山文化的有力证据，也是撰写地方志、文化志重要材料来源。3.1.2载体多样性。非遗是一种活性、动态文化，它相对于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就更具复杂性和载体的多样性。随传统的纸质档案外，声像档案和多媒体档案占有了主要部分，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的主要载体有纸质材料、录音带、多媒体、DVD、实物、照片等。特别是数字化多媒体档案和实物能使人们对非遗文化面貌和神韵的理解更直观、更生动。3.1.3内容生动、丰富。非遗是地方文化在不断创新、传承、发展过程不断积淀的成果，包括口技、曲艺、民俗、传统手艺等民间精华文化，涵养的地域广、年代久远，其内容之丰富是不言而喻的。非遗档案就体现了民间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面貌，如果具体到某一项非遗档案，则是最全面、最细致多方位的描述和记录。包括非遗的历史渊源、分布地域、内容、表达方式、传承人、保护状态以及后人的研究成果等一系列材料，所以有人称非遗档案是“人类无形文化记忆的宝库”。[2]研究中心实物档案内容更丰富、生动，如：乐器（锁呐、牛角等）、雕刻（佛像、摆件、还保存有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师，青年雕雕家龙选君的作品“梅山十二手诀”等）、剪纸、服饰、道具等。

3.2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现状

3.2.1保管零乱、分散。研究中心虽然保存大量梅山非遗档案，且内容非常丰富、生动，但因学校没有把非遗档案列入档案收集范围，档案馆也没有参与非遗档案的管理，所以梅山非遗档案的保管十分零乱、分散，大量一手档案材料仍流落在研究中心的老师手中，因长期保管不力使得部分珍贵的档案材料都下落不明。加之部分老师的档案意识淡薄，使得档案损失、分散更严重，造成了一种谁获得谁保管，谁研究谁掌握的局面。3.2.2档案破损严重、安全隐患多。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因没有按档案要求去整理，加之研究人员利用频繁，零乱的档案材料不仅给研究者带来了许多不便，而且档案材料破损严重，许多档案材料都出现缺页、破损的现象。录音磁带和DVD也没按档案要求备份放入防磁柜异地保管，使得部分磁带出现声音模糊甚至失声的现象。另外，资料室出进的人员比较多，窗门长期敞开，而且缺少必要的仪器设备，如：去湿机、除虫药等，出进人员缺少安全意识，这使得档案的防潮、防尘、防火、防虫等最基本的安全都难保障，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4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策略

非遗档案保护是利用档案管理的管理原理和方法，将收集的非遗材料以各种载体通过特定的管理方式保存，以供开发利用、宣传、研究。[3]研究中心梅山非遗在传承、保护和研究过程中，其档案能否得到合理、妥善的保管，是关系到非遗工作的成效和研究中心目标的实现。对梅山非遗档案的保护其根本目的是对梅山非遗生命力的延续，因此，研究中心档案工作人员必须担起这个责任，不仅要承担起非遗档案保护的责任，而且还实现梅山非遗档案从“固态保护”向“活态传承”转换的责任，维持梅山非遗档案的生命力。

4.1及时为梅山非遗建档并不断补充完善

梅山非遗内容丰富，但其产生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稳定的流程，来源广泛，归档极其复杂，但梅山非遗时刻都在消失，如果不及时建档，将会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及时建档是对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的基础，而建档的前提是收集，建档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对梅山非遗档案的收集可采用“散网”式收集与“抢救”式收集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建档按不同载体分有纸质档案、实物档案、特殊载体档案、口述档案等四种建档方式。按内容分有两种，第一种是梅山非遗项目的建档，第二种是对传承人建档，这两个方面同样重要。梅山非遗项目的建档这里就不做重点介绍，在此重点讨论梅山非遗传承人建档的内容。传承档案主要记载梅山非遗项目的传承信息、现状等，是梅山非遗专项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以梅山剪纸传承为例，研究中心保存的资料中活态传承人以安化仙溪人向亮晶为代表，她既是梅山剪纸非遗最重要的活性载体，杰出传承人，又是湖南省剪纸艺术家，平面设计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湖南省剪纸研究会理事，现为“深南雁”品牌学生电子用品浙江省商务总。她的“梅山剪纸”是以梅山文化为底蕴的，在益阳安化地区流行的民间剪纸艺术的总称，作品从不同程度反映了梅山文化所影响的、艺术符号及生活方式，充满浓郁梅山地域特色与独特的剪纸艺术风格，为她及时建档对研究中心来说尤为重要。其建档案内容主要有：传承人向亮晶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学历、职务等；作品信息：包括作品名称、内容提要、与作品相关的人文知识、自然背景等；社会影响：包括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剪纸艺术展的效果（2012年130多件作品在长沙展出）等；传承计划：包括在未来十年甚至更远时间，以何种方式能保证“梅山剪纸”能有效活态传承等。传承人是直接参与非遗传承的，像向亮晶一样的传承人她不仅是直接传承者，还是梅山非遗的研究者与弘扬者，她以后对梅山非遗传承、弘扬的研究成果、发展动向研究中心仍要继续跟踪记录与补充。

4.2加强梅山非遗档案保障制度，建立长效机制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要加强对梅山非遗档案保障制度建设，健全非遗档案规章制度，规范研究中心岗位责任，规范梅山非遗档案归档范围、保管期限、分类、分级范围、查借阅流程等，提升梅山非遗档案的科学化管理水平，使梅山非遗档案管理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具体来说，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要贯彻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法》，同时，要结合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的实际情况，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不能让档案部门在梅山非遗档案保护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必须明确档案部门对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的主体责任，规范保护流程，细化保护措施。学校档案部门要加强对梅山非遗档案的立法保障，在档案馆内部要设立专门的梅山非遗档案保护机构，负责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相关工作，学校档案部门还要将梅山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纳入到档案馆的工作规划中，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4.3对梅山非遗档案科学分类、合理分级、备份保护

非遗档案分类是对非遗档案保护的基础，分级、备份是保障非遗档案安全的必然选择。因此，科学分类和合理的分级、备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4.3.1科学分类。研究中心非遗档案载体多样、内容丰富，根据所存档案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实物档案和口述档案；第二类是文本影像档案；第三类是代表性的传承人档案；第四类是“申遗”档案。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是对非遗档案保护的基础，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是为了使档案归档和保护有序化、科学化，使不同类型的档案进行不同的保护和管理，例如：梅山傩戏以音像为载体记录其传承过程；梅山民俗主要以纸质为载体来记录。总之，分类就是为了梅山非遗档案得到更好的保护和管理。4.3.2合理的分级、备份。分级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和保护梅山非遗档案。普通档案保管期限有10年、30年、永久之分，而非遗档案保管期限大都是永久保存的。一般档案按档案价值及其延伸价值把永久保存的档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同样非遗档案也可根据非遗档案本身的文化价值和传承价值，参照我国文物法中的“多级保护”制度，科学划分梅山非遗档案级别，对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大致也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另外，对一些特殊民间传统工艺涉及到一些技术保密性内容的档案，可密级保护，如梅山独特的美食、工艺配方等，对这些档案的保管要处理好密级的关系，以维护好知识产权。同时，在对梅山非遗档案进行分类管理过程中，一些特别珍贵、濒临消失、一旦失去便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不可估量损失的非遗档案。如：研究中心保存的梅山武术传承人档案以及梅山傩戏、道具等，除进行一级保护外，不管是纸质档案还是实物、声像档案都要进行备份异地保存，甚至要对原件进行封闭式管理，提供利用时只能用复制件。这样才能确保梅山非遗档案不因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或保管不善等原因造成对梅山非遗档案毁灭性的打击，以达到“此失彼存”的效果，对保存梅山非遗档案的完整性极其有利。

4.4建立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和专门网站

4.4.1建立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建立梅山非遗数据库是把数据存储上的强大优势也应运用到非遗档案的保护中来，研究中心虽下设数据库管理中心，但仅把研究者现成的数据收集而已，没有专业的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管理系统，也没有把梅山非遗档案数字化，为了让梅山非遗档案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建立一个系统的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管理系统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将梅山非遗档案数字化是梅山非遗强大生命力的内在体现，也可通过各种数字技术对梅山非遗档案进行修复、保护、分类、整合、加工，同时借助网络进行传播。建立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不仅对原始档案实体进行了有力保护，同时还发挥了非遗档案在传播、研究、教育、传承等方面的作用，体现了非遗档案的价值。[4]4.4.2建立梅山非遗档案专门网站。新时代档案网站是每个档案部门必备的条件，档案增值服务、档案宣传、档案资源展示是档案网站的重要功能。研究中心档案工作人员要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专门的梅山非遗档案网站，借助网络力量向全社会铺开一张收集整理梅山非遗档案的网，研究者注册后通过接口向网站上传研究成果，不断更新网站内容，梅山非遗档案工作人员只须认真甄别、核实，把握内容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同时，梅山非遗档案工作人员利用网站把研究中心成果展示给社会，以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和梅山非遗的影响力。

4.5借助新媒体让全民参与梅山非遗档案的保护

在新媒体时代，新的传承人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如：微信、微博、微视频、QQ等对非遗档案进行宣传，使每个公民都成为非遗档案的保护者和研究者。北京故宫博物院早已开发了手机APP《韩熙载夜宴图》，将非遗南音融入其中，使每个手机APP用户都成了非遗南音的保护者，并且可以通过南音真人演绎，体会非遗魅力。[5]研究中心也可通过新媒体技术利用校园数字平台向全校师生、甚至整个社会分享、、传播梅山非遗信息，让更多的参与保护和研究梅山非遗文化，让新媒体形成新的传播梅山非遗空间和保护梅山非遗档案的新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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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弱势文化；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6-0012-02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文化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人创造文化, 使世界有了人的意义。文化也创造人, 使人得以按人的意义去生存和发展。正是文化, 使人有了作为人的存在根基。人类的文化，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是人类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文明的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产物，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反映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是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的重要源泉。人类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现代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和强烈冲击，改变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世代相承的传统生活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传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濒临消亡的危险。

1 北仑区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现实依据

北仑区建区时间虽不长，但历史源远流长，我们的先民们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在北仑这片土地上生存、劳作、繁衍，创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绚烂文化。春秋战国、汉晋时期，移民迁入，人烟渐多。东汉时，灵峰已有佛国道场之称。唐宋以后，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古阿育王寺（塔院）、瑞岩禅寺都有对外交往的记载。北宋庆历年间，王安石率众筑海塘、凿穿山碶，兴修水利，惠及黎民，自此，“宋塘明碶”遍及沿海各地。明清时期，抗击外敌入侵，留有烽火台、营垒、炮台等海防遗址。海港北仑，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孕育了北仑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我区西现共有80多个非遗项目，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传统技艺、民间习俗等。这里流传着王安石、戚继光抗倭、乐涵先生、葛仙翁等美丽生动的传说；这里也有穿山造趺、梅山舞狮、沃家狮象窜、梅山舞龙等绚烂多姿的民间舞蹈；还有唱新闻、蛟川走书等极具乡土气息、风格独具民间曲艺；更有民间剪纸、漆绘、漆塑等别具匠心的民间美术和工艺……。这些林林总总，异彩纷呈的宝贵文化遗产，无一不是生存于这方土地的千千万万的北仑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凝聚着祖祖辈辈北仑人的聪明才智和情感追求

但是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一种弱势文化，亟待保护和挖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北仑大规模的开发开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条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

2 北仑区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的成绩

近几年来，在“文化强区”的战略思想指引下，北仑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区、乡镇（街道）两级政府和文化部门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指导方针，对优秀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系统发掘、整理和保护，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相关的精神与经济权益的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2.1 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担当主角。非遗是属于世界的, 但非遗首先是属于国家的、地方的, 地方性是非遗的内在属性, 这决定了地方政府理应是非遗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北仑区地方政府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近几年的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区政府不仅是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者，更是非遗保护的倡导者和实施者。依托于区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相关文化部门的积极配合，我区掀起了非遗普查、保护、研究的。

2005年，我区开展了民族民间艺术普查，对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系统发掘、整理，2007年，又在全区范围内深入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并于2009年8月，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甬上风物——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北仑卷）》共九本，全书约240万字。在普查的基础上，区政府先后于2006年、2008年和2010年公布了三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鼓阁、造趺、乐涵先生传说、纱船等36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项目被列为政府重点保护对象。北仑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分两批命名了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和代表性传承人。目前，唱新闻、造趺、水浒名拳、蛟川走书等4个非遗项目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3项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2 创新保护方法，促进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多样，同样对其的保护和传承更是一项持续的、长期工作，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质，使我们在具体工作中缺乏大量可借鉴的理论和方法，如何更好地保护我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走上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为此，我区在促进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积极尝试，创新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让更多的群众在欣赏文化、感受艺术的同时，喜爱和接受传统文化艺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期群众文化活动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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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结合自身优势，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工作，拓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新领域。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立足桐乡历史文化，构建高校图书馆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联动机制，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馆藏、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课程、开展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平台。

中图分类号：G25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1-0054-03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创新的重要平台。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行动，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使命。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地方非遗的研究、保护工作，拓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新领域，推动地方非遗的保护进程。

1桐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桐乡市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文化底蕴深厚，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运河文化、古镇文化等交相辉映，石门罗家角遗址距今已有7，000多年，新地里良渚文化遗址有目前已知的全国良渚文化时期最大部族墓葬群。桐乡文化名人辈出，吕留良、茅盾、丰子恺、金仲华、钱君、徐肖冰等文化名人在这里诞生，拥有“文化之邦”“漫画之乡”“摄影之乡”“书法之乡”“篆刻之乡”等美誉。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桐乡市政府近年来提出“围绕人文名城建设，服务文化繁荣，共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指导方针，非常重视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2012年，根据《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桐乡市政府成立了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负责全市非遗保护工作的业务指导、科研编纂和管理等工作。截至2016年6月，桐乡市拥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蓝印花布印染技艺、高杆船技、含山轧蚕花）、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8项、嘉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3项。桐乡市通过搭建实体场馆、非遗传承基地等形式，多角度、多形式开展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目前全市建有1个非遗馆、7个非遗传承教基地、2个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3个民族传统节日保护基地、2个非遗保护生态试点区，以及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地――乌镇非遗经典景区，内有各级活态非遗项目达三十多项，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非遗文化氛围。

2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目前，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途径主要有文献收集与整理、非遗特色馆藏、主题活动推广、传承人进校园、展览、知识竞赛、非遗特色数据库网站的建设等，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青海大学图书馆充分利用地方名俗节庆日，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校园内举办讲座和民间艺术表演，开展非遗项目的互动体验，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海南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海南历史文化博物馆，用于保存和展示与海南非遗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名俗实物等[1]；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建立了粤西非遗资料库，对粤西地区的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手工艺等16个大类、100多个小类的非遗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2]；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成立了非遗研究中心，为非遗文化的传播、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3]；吉首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湘西非遗名录文献，开展了湘西文化研究[4]。

纵观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不论从选题、资料收集、人才培养、文化宣传、非遗特色馆藏等方面都趋于完善，但也面临着许多共性的问题。比如：高校图书馆在收集地方非遗资料时会面临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因为非遗文化来源于生活，分散在民间。大部分高校图书馆会利用“文化遗产日”“地方民俗节庆日”举办非遗展览，邀请非遗传承人来校举办讲座和民间艺术表演，类似的宣传模式比较雷同，效果流于形式。

3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措施

浙江传媒学院于2011年成立桐乡校区，桐乡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学校的研究者开启了新领域。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有责任在学校与地方政府之间搭建地方文化研究平台。

3.1非遗特色馆藏建设

非遗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是非遗保护与传承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图书馆从业人员在资料的采编、组织、数字化服务的提供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专业背景，高校更是拥有相关的非遗研究专业人才，在资料的挖掘、整理、保存、数字化方面具有优势，有利于搭建一个非遗特色文献资源体系。围绕各级地方非遗名录，收集名录的基本信息、传承人信息、传承人口述历史、传承人纪录片、抢救性挖掘资料、保护与传承情况等的文字、图片、音视频资料，是非遗资料收集的基本方法。高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情报检索方面有一技之长，但在地方文献的获取方面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单靠一家或几家高校图书馆无法完成非遗的普查和资料收集工作。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在实践中探索高校图书馆与地方非遗保护部门间的资源共享合作机制，将图书馆、地方博物馆、地方非遗保护中心等地方文化机构统一纳入非遗资源采集网络系统，拓宽了信息获取渠道。桐乡校区图书馆还成立了专门的非遗项目团队，委派专人负责对接地方文化机构，带领师生团队走出图书馆，深入街道、镇、村，开展走访非遗传承人、调研地方民俗、挖掘非遗文化历史等活动。经过多年的资源积累，目前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已经设立了非遗特色馆藏实体馆，对桐乡地区的民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曲艺、民间美术、民间文学、传统戏剧等12个大类、100多个小类的非遗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资料包括书籍、图片、音视频、实物等，同时对原有非遗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基于Web的地方非遗特色数字资源库，实现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将传统的静态展示延伸到互联网平台，建立互动性、开放性的图、文、声、像并举的非遗数字博物馆，并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现资源共享。

3.2非遗宣传教育

非遗文化环境的营造是在高校中开展非遗文化宣传的首要工作。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开展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通过举办非遗展览、“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辩论赛、知识竞赛、征文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在高校图书馆内营造文化氛围，提高读者对非遗的认知、关注和保护意识，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促进非遗文化在高校的传播与传承。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利用区域办学优势，与桐乡市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建立长达五年的合作交流，目前已成为桐乡市设在大学层次的“非遗教育基地”，在“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中相继开展了“桐乡故事”系列展览，桐乡竹刻、书刻、核刻、麦秆画、剪纸、蛋画、灶头画、花鼓戏、乌镇姑嫂饼、定胜糕、蓝印花布印染等一大批优秀的非遗项目走进大学校园，让传统艺术邂逅现代大学文化，碰撞出激情与火花。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通过举办大学生非遗辩论赛、“美丽桐乡，美丽非遗”征文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大学生自主参与非遗文化学习，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地方传统文化氛围。

3.3非遗人才培养

随着近年来的文化热、文化遗产热，各高校中与文化遗产、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越来越多，目前，全国有50多所高校开设了文化遗产专业，高校对非遗人才的培养走向专业化，但还不够成熟，非遗教育呈现出“散而乱”的局面。重庆文理学院牟延林等人认为，非遗教育应以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性、传习性和拓展性非遗课程相结合的观点[3]；河南师范大学丁永祥主张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应将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课内教育应将专业教育与普遍教育相结合[5]；兰州文理学院徐凤提出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素质教育的目的是唤起大学生的文化保护意识，专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非遗保护单位的从业人员和非遗传承人[6]。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面向师生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课堂，按照学生的专业特点开设非遗技艺传承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到学校开展面对面传承教学，有效促进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是当前非遗人才培养的重要补充。比如：图书馆与桐乡市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桐乡市丰同裕蓝印布艺有限公司合作，面向该校服装设计专业开设“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课程；与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合作，面向设计艺术学院学生开设竹编、麦秆画、竹刻、剔墨纱灯等创作型课程，该院学生具有良好的美术功底，能较好、较快地掌握这些传统技艺；将“巡展式”的短时间非遗体验活动拓展为一门相对系统的非遗课程，能让学生全面掌握非遗项目的制作工艺过程。同时，图书馆在引导学生创作过程中结合专业素养，融入自身对非遗项目的理解和认识，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提升现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领悟，进而对非遗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课堂目前已开展了6个学期，每学期开设2门课程，累计接受培训学生超过500人。

3.4非遗社会实践

大学生只有走出校门，深入民间，对非遗传承人的生存状况、传承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对非遗传承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深入基地对非遗文化进行亲自体验，才能让他们真正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神奇魅力，认识到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社会实践获得的图片、音视频、文字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可以作为图书馆文献资源收集整理的重要补充。为提高社会实践的针对性，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联合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按照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的整体工作部署，设置暑期社会实践非遗专项项目，组织大学生实践小分队对不同的非遗文化进行实地调研。这种高校与地方联动的社会实践模式，可以有效利用地方各级文化部门的资源，有利于学生深度挖掘地方资源，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效果。

3.5非遗学术研究

高等院校应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为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指导及咨询服务。浙江传媒学院拥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基地内有多位文化研究专员，基地每年承接省内大型非遗保护项目，同时面向学校设立10个研究项目，在校内营造了浓厚的非遗学术研究氛围。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目前已经建立了桐乡地方特藏库和非遗特色资源库，同时拥有一支地方文化研究队伍，为相关项目的研究提供资料和实践保证。

4结语

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立足地方文化，同地方公共文化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积极参与地方非遗保护实践活动，建设非遗特色馆藏，开展宣传教育，搭建人才培养、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平台，实现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及传承。

参考文献：

[1]王贤芬.整合海南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海南记忆网：以海南大学图书馆为例[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0（5）：45-48.

[2]林晓华.粤西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型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5（12）：29-32.

[3]牟延林，谭宏，王天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当代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新路径：以重庆文理学院为例[J].民族艺术研究，2011（1）：90-95.

[4]朱长菊.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高校图书馆的作用：以湘西自治州为例[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9（5）：67-70.

[5]丁永祥.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论略[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2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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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档案；信息化建设

一、依法保护、科学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和档案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法所称的“保存”，是指保存对象（所有的非遗）尽可能客观地、全面地记录下来，以便完整地奉献给后人，供人们了解、研究、防止损坏、丢失、灭绝。所有非遗是“时代相传”的一种活态文化所以必须通过文字、照片、录音、录像、复制、数字多媒体技术等手段将声音、形象、技艺等全面的整理到档案库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传承、延续非遗。否则一旦停止了传承，也就使之中断或消亡，即“人亡艺绝、人走歌息”。

科学管理非遗档案工作，是保护和抢救非遗、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各级党政部门及社会各界为之做出了巨大努力，使非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保护，形成了大量的非遗资料，为进一步加强非遗档案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相关档案部门也主动参与各类传统民间活动的档案收集整理工作。但非遗档案管理处于起步阶段，仍面临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首先是建立的非遗档案不完整、不系统；有些非遗没有建档，相关的文件、音像资料的存放，存在着管理不严和流失现象。由于空档或者建档不完整、不系统，极大地影响了非遗的永久保护。其次是对非遗保护和档案管理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民众保护意识淡薄，不重视非遗档案的管理，一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资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些濒临灭绝的非遗档案亟待补救。把档案的收集整理作为一个重要项目来抓，贯穿于“保护工程”始终。实行专库存放、专室展览、专人管理，逐步建立并形成统一标准、统一规格的非遗档案管理框架；对各门类的传承历史、具体内容、艺术流派、艺术团体、技艺演变、代表作品、经济价值、发展趋势等非遗进行研究整理，分期编写出版专集；对所有档案资料尽可能多地编辑制作成音像作品和电子文档，创建非遗档案互联网数据库信息化，加强保护和管理，积极主动为社会各界查阅利用非遗档案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服务。

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与档案信息化原则

在非遗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实践中，适当对部分非遗档案优先信息化，运用可行性、通用性较强的技术，兼顾效益和安全，推动非遗档案信息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信息化建设涉及计算机技术、信息存贮技术、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安全技术、视音频捕捉技术等许多高新技术，每一项技术的运用和实践将会直接影响档案信息服务的效果、未来的持续开发以及与其他信息系统的共享和兼容。信息化建设的技术手段必须谨慎选择，充分比较，认真分析，不要一味地追求技术的最新和最先进，应在多做调研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和运用较为适合的，具有可推广性、开放性、适用性的信息技术。非遗档案信息化建设还应坚持效益性原则和安全性原则。效益性原则是指最大限度提高非遗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效益，力争以少的支出谋求大的更好的、更便利的效果管理原则，以期降低成本，提高信息化建设的经济使用效益。档案信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为社会提供免费查阅、更好的了解非遗。

非遗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安全性主要包括档案原件的安全性、信息化档案内容与档案原件相吻合以及非遗档案信息内容的安全。数字化档案信息与传统档案信息相比，具有明确的不稳定性，信息的易逝性、易变性和可操作性极大地威胁档案信息的安全性，此外，病毒、黑客和载体、物理形态的安全都成为困扰非遗档案信息化建设安全性的难题。因此，在非遗档案信息化建设中，要加强技术研究，积极采用新技术来保障非遗档案的信息安全，同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根据不同密级来确定利用者的访问，利用权限，控制访问的许可范围。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与档案信息化方法

在非遗档案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的一点是，非遗档案不同于传统档案。传统档案有着一定的保密性，而绝大多数的非遗档案，其信息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展示、共享、传播和传承珍贵的非遗资源。非遗档案的信息化建设，应立足于全面扎实的非遗档案普查以及深入细致的非遗档案征集、建设、管理，重点搞好面向公众的非遗档案网站建设以及基于长期保存的非遗档案数据库建设，以保证信息化建设工作高效、有序地开展。面向公众需求的非遗档案网站建设，网站建设是非遗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非遗档案的社会利用需求越来越旺盛，利用者来源也越来越广泛，既有遗产爱好者，也有科研学者，甚至是普通民众，都渴望近距离地了解非遗，感受非遗的魅力。同时，利用者的个人素质和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他们已不满足接收静态的文字信息，而是希望欣赏到视频、音频等大量多媒体资源。目前，数字形式的非遗档案产品或服务较少，一些非遗档案还处于“隐蔽”状态，很少为人所知。非遗档案网站的建立，拉近了非遗档案与利用者的距离，丰富了非遗档案利用的形式，提升了利用效果，成为展现非遗魅力的最好形式。

建设非遗档案网站，应力争使其成为非遗档案的展示平台、相关信息的窗口，具体实施时，应尽量多设置一些栏目，如名录、代表作、传承人、论坛、新闻动态、人物文化风情、法律法规窗口等，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信息需求；还可依靠电子邮件、聊天室等搭建其信息交流的平台，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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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非遗保护的规模、数量居世界首位，以3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号称“非遗第一大国”。非遗保护传承已经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2002年我国高等院校首届非遗教育教学研讨会在京举办，本次会议探讨了非遗文化与大学教育教学的关系。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对“非遗传承”作了特别诠释———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换句话说，“正规教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的传承方式之一。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公益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由此将推广普及到其他高校，校校传、师生传、生生传、代代传。高等院校逐渐成为非遗传承的全新阵地。笔者以“非遗”和“教育”为关键词进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检索，显示的论文数量有1066篇。以“非遗”和“高职教育”为关键词进行同样的数据库检索，相关论文仅仅303篇，其中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对非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利用上，把非遗文化资源作为教学教育资源的研究寥寥无几。在学术领域，徐建锋（2014）开展了“地方非遗资源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课题研究，徐红日（2014）在《非遗高等教育传承过渡性研究》一文中，对非遗融入教育教学进行了前瞻性思考；乔海燕（2015）开展的“高职院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路径研究”、杨燕妙（2015）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的传承研究”等，对非遗在高职院校传承的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李欢（2014）、马丽华（2015）则分析了高职教育的地方性与非遗的传承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南开大学（2017）成为国内第一所将系统的“非遗”文化资源纳入通识课程体系的综合类高校，他们以非遗文化资源作为教学内容载体，是对非遗文化资源进行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很好尝试，培养了在校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探索了一条发挥非遗教育功能的新路子。

二、高职教育的文化传承

中华民族，穿越五千年文明历史，汇聚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离不开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高职教育乃高等教育框架下的职业方向引领教育，既蕴含高等教育的文化理念、文化气度、文化素养，更是凸显“做中学、学中做、教中传”的典型职业场景；高职教育中的文化建设曾经是短板，实操技能是强项。其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依然在不断前进探索之中。2016年至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三度连续提到“文化传承、工匠精神”，因此，我们高职院校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提升政治思想高度，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及专业设置。新形势下，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引领下，“文化传承、工匠精神”构成了高职教育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这是时代对高职教育提出的要求。[4]首先，培养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的教师队伍。对高职教育的文化内涵建设加大投入，“走出去，引进来”。高职院校采取激励措施，政策倾斜，职称优先，鼓励学校教师外出充电参加传统文化培训；高薪招聘“文化工匠”“大师”进校园；提升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整体文化素养。其次，强化对高职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与教育。高职院校的专业课程和文化素养课程同等重要，不能厚此薄彼。课程设置时，传统文化课程贯穿大学的整个阶段，从大一新生持续到毕业前夕。课程设置由易到难，由浅入深，文化熏陶循序渐进，文化素养逐步提升。除了课程设置外，第二课堂多举办一些校园文化主题活动，如讲座、主题文化辩论赛、演讲比赛等。文化审美陶冶情操，学生会以更加愉悦的心情学好专业技能，使得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三、非遗文化资源向高职教育资源转化

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同时，还肩负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传承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责无旁贷。过去，民间师徒制是非遗传承的主要方式，其不足之处在于不利于大众化推广,有的非遗传承人面临断层。优秀的非遗文化需要薪火相传、大众推广、社会知晓。高职教育的非遗文化传承一定是积极有效的补充方式。具有文化底蕴和科研优势的高职院校环境适合培养非遗传承人的实操能力和文化素养。首先，重构课程体系，优化整合具有本土非遗相关的课程资源。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高职院校的一项基本职能。高职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架构时，有义务有责任将本土非遗文化资源科学整合进来，进而打造学校的特色品牌。解读非遗文化资源必须结合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民俗学、旅游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知识和高职院校各专业实训实习实践，科学有效地将非遗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职教育资源。例如，将非遗文化融入大学生人文素养、动漫设计、旅游管理、经济等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重构课程体系，深度推进专业建设；由此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专业能力。其次，搭建校企合作共享平台保护传承非遗文化。校企合作，互通有无、资源共享，打造高职生态校园，促进了高职院校科研能力的提升和相关专业建设。学校创建非遗文化共享研培基地，学校企业行业资源互补、强强联合，共同承担保护传承优秀非遗文化的责任。一方面，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现代的高科技手段来发掘和保护，也需要我们以更高更理性的眼光来理解中国传统的灿烂文化，更需要我们用新的视角来诠释和传承；另一方面，现代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科技也需要从古老的思想源头找到创新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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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少数民族曲艺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大瑰宝，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其保护和传承对于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2006～2015年间，我国对少数民族曲艺的保护做出了一些努力，建立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出版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举办了多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活动。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如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类曲艺项目偏少且集中于部分少数民族、传承人面临年龄老化后继无人且男女比例差别大、演艺团体匮乏、观众群体少等。在今后少数民族曲艺的发展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曲艺项目的挖掘、申报与管理，出台措施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合理利用生产性保护及数字化保护，促进少数民族曲艺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

少数民族曲艺;非遗名录;传承人

曲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别之一。曲艺是中华民族民间说唱艺术的总称，是一种以“说唱”为表现形式来叙述故事的表演艺术形式。我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55个少数民族同样也创造了属于其民族的独特曲艺艺术形式。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曲艺艺术宝库具有重要意义。

一、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少数民族曲艺承载了少数民族的独特艺术魅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曲艺艺术素材，而且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艺术文化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因此，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艺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曲艺具有独特的艺术文化价值

曲艺，又称“说唱”艺术，是我国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曲艺主要依靠“说唱”这种形式来叙述故事，简练而生动，为人们喜闻乐见。少数民族曲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民族性，最鲜明的艺术特征也在于它的民族性。少数民族曲艺主要流布于少数民族地区并且采用民族语言(方言)或多种语言(方言)来“说唱”故事，这也是与汉族曲艺艺术最主要的区别。有些少数民族曲艺曲目在语言上体现了鲜明的交融性，即在说唱表演中融汇了汉语及民族语或方言。比如以满族为主创造的“子弟书”便有采用满语、汉语交叉表演的历史。现今，在汉蒙杂居地区仍有“乌力格尔”蒙古族艺人可以同时夹杂汉语进行表演。在塑造说唱故事的主人公上，对于同样一个英雄人物在不同民族都打上了各个民族的鲜明文化烙印，体现了各民族曲艺文化的相互贯通与交流。比如武松这一人物形象是汉族曲种中的鲜明形象，然而这一人物形象不仅在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说唱故事中有所反映，而且在蒙古族的“乌力格尔”说唱故事中也有体现。

(二)少数民族曲艺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少数民族曲艺的另一重要文化价值在于它的历史研究价值。曲艺主要依靠艺人的口头说唱来传承，少数民族曲艺同样也是依靠口头说唱这种形式来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的这种传承方式使其保留了较多的曲艺艺术的原始形态，也为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可资观照的范本，因此少数民族曲艺也被称作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比如被称为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即通过藏族(“岭仲”)、蒙古族(“陶力”)及柯尔克孜族(“柯尔克孜达斯坦”)这三个少数民族曲艺艺人的不同说唱形式传承下来，成为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形式。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通过少数民族曲艺艺人的加工创造得以长久地保留下来，填补了没有文献记载时期的历史空白，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曲艺史及少数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历史参照范本。

二、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名录保护与传承人传承现状

(一)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名录保护现状

2006～2015年间，国务院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课题组认定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主要依据:一是以少数民族名称命名的曲艺项目，如达斡尔族乌钦、傣族章哈等;二是曲艺项目中未提及民族而所属民族明确的曲艺项目，如乌力格尔、好来宝等;三是为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共有的综合性曲艺项目，如新疆曲子，为汉、回、锡伯等民族所共有，也视为少数民族曲艺项目。根据本课题的认定方法，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共计21项，其中正式名录中17项，扩展名录中1项。

1．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从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2．各少数民族非遗项目数量分配相对均匀

在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在各主要少数民族中分布相对均匀。

3．非遗项目分布省份集中在民族地区

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所在省份多为民族地区。

(二)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传承现状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者，而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则是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习者和承载者。2006～2015年间，目前共有24位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

1．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数量及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根据文化部已公示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统计结果显示，少数民族曲艺类传承人在经历了从无到有后，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见表2)同时，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所占当前批次曲艺类非遗传承人的比重也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

2．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老龄化且性别差距较大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大部分年龄偏大。总体来看，在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1920后共计2人，1930后共计7人，1940后共计7人，1950后共计4人，1960后共计4人。且在这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第二批少数民族曲艺非遗传承人中，男性占绝大多数，而在第三批和第四批中，女性占多数，并且呈现上升趋势。

3．少数民族传承人传承的并非都是少数民族非遗项目

一般来说，汉族传承人传承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少数民族传承人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然而，这种情况也并非绝对。在数据统计中显示，有4位少数民族传承人对应的传承项目为相声、北京评书、四川扬琴，而这三个非遗项目为汉族曲艺项目，这样就出现了传承人所属民族与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不对应的特殊情况。

三、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006年至2015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承中不断地繁荣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如四级曲艺类非遗名录体系建立、各类曲艺类学术研究成果丰富、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活动开展、曲艺院校及专业逐渐建立，这些曲艺保护及传承工作都促进了少数民族曲艺的繁荣发展等。少数民族曲艺的保护及传承工作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传承与发展中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和问题亟需解决，而探寻出合理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曲艺文化发展的路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关键点。

1．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少、分布民族不均

目前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选及认定是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据统计，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仅占21项。综合看来，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在十大项目分类中所占的整体比重较小，在当批次曲艺项目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小。而且，每批次的项目数量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扩展项目只有第一批扩展名录中有曲艺项目。在民族的分布上，全国55个少数民族只有蒙古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傣族、哈萨克族、布依族、土家族、苗族、朝鲜族等12个少数民族有国家级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造成问题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一是其他少数民族根本就没有更多的曲艺项目;二是其他少数民族也存在着不少比较有特色的曲艺项目，但当地人缺乏保护及开发意识而未申报;三是当地政府及人们重视项目的申报，而没有重视项目申报的方式方法最终导致申报失败。这三种原因中，第一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较小，另外两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较大。

2．传承人老龄化严重、男女比例差别大

根据项目组统计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表2)结果显示，在这24位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中，1920年、1930年以后出生的老年人占多数，中年人只有7人，青年人则没有。显然，少数民族曲艺非遗项目传承人正面临老龄化严重、后继乏人的困境，严重制约了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的传承和发扬。就传承人性别来看，每一批次中男女性别比差别都比较大。这种结果可能受到了跟某些地区或民族“传男不传女、传女不外嫁”的传统观念的约束。

3．演艺团体匮乏制约曲艺的创新传承

目前，国内曲艺演艺团体并不少，如合肥演艺公司曲艺团、无锡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曲艺团、自贡市歌舞曲艺演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曲艺分公司、济南明湖居演艺有限公司等等，然而专门的少数民族曲艺演艺团体却很少。内蒙古民族曲艺团是少数民族曲艺团的重要代表，主要表演蒙古族特色曲艺项目，为边疆地区、国内其他地区乃至国际上演绎了淳朴的民族风情，然而像这样的团体目前还比较少。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属于表演性非常强的项目，而演艺团(公司)的匮乏严重制约着少数民族曲艺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的创新传承。

4．观众群体少制约曲艺演出市场的扩展

当代社会，娱乐方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观众大多选择去看电视、看电影、看演唱会、玩游戏、K歌等方式来缓解压力，而很少有观众能静下心来去演艺场馆观看曲艺节目演出。就是在民族地区，人们更多的选择是接触现代化的一些娱乐方式而不是去观看少数民族曲艺的表演。快餐式的娱乐方式比起传统曲艺表演对当代人们有着更多的吸引力。再者，少数民族曲艺多数是使用民族语言或方言来演唱，城市中的年轻人更是难以理解，这也影响了少数民族曲艺的演出市场。

四、促进少数民族曲艺繁荣发展的主要路径

1．各地区及民族应加强对非遗项目的申报与管理

如前所述，少数民族曲艺项目数量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曲艺项目在55个少数民族中分布不均。因此，少数民族聚居的各地区、各民族应该对本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的申报引起高度的重视。首先，增强对优秀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意识。其次，积极向县、市、省、国家申报本民族本地区的优秀曲艺项目。在申报名录项目的同时，不管是单个项目申报还是多项目“捆绑”申报，都要注意保存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的文化生态完整性，不能出现为求申报而破坏其完整性的情况。最后，加强对入选非遗名录项目的管理。对于那些已经入围非遗名录的曲艺项目，相关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曲艺项目保护、传承的监督与管理，切实保障曲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2．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并积极培养传习生

以前少数民族曲艺的传承方式大多为家传或师传，学得一技之长作为谋生的手段。而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谋生之路多样，很多得到家传或师传的传习人不愿意继续从事曲艺表演而另寻出路，更不愿意继续往下一代传授。为了能使优秀的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继续发扬光大，相关部门或单位应该做好传承者的思想工作，使之意识到曲艺传承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其一，各级政府部门定期组织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的研修培训。在培训过程中，不仅要讲授少数民族曲艺文化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而且还应传授现代教育思想，打破传承人的男女性别偏见。其二，各相关院校积极与传承人配合，积极培养传习生。目前，已有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曲艺专业，也有一些中小学将曲艺引进了课堂，这样能更好地培养新一代的传习生，使年青一代更好的将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下去。

3．加强对少数民族曲艺的生产性保护

所谓少数民族曲艺生产性保护，即在保持少数民族曲艺非遗的整体性、原生性、传承性的前提下，通过借助生产、销售等手段从而将曲艺文化资源转化为曲艺文化产品的一种保护方式。文化部部长也提倡“深化生产性保护”，认为生产性保护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①①。曲艺本身是一种“说唱”艺术，表演性很强，加之少数民族曲艺带有的民族风情、民族特色，少数民族曲艺走向演艺市场对于少数民族曲艺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少数民族曲艺文化资源在转化为文化产品，走向演艺市场的同时，一定要注重保持少数民族曲艺本身的原真性与整体性，注重传统曲艺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市场效益而使之“变味”。

4．合理数字化保护扩大演艺市场的观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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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提升意义；对策

根据《2015-2020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分析指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亟待新的文化元素形成“新生态”从而抵御外力侵蚀，由此，一个新的文化维度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渐渐走进公众视野；如何发挥其与当代主流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耦合效应的载体价值，进而怎样对当代大学生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共识课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生存现状与价值定位

遗产保护起源于欧洲。始于1790年法国。与国外相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保护尚处于发展期。以西安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组织了近千人次“非遗”传承人走进了20多所高校，开展了40多场活动，受众总计达10万多人次。然而5年来10万学子中没有一人主动提出学艺……另据西安有关业内人士指出，从近几年“非遗”保护工作的整体情况来看，在认识上比以前提高了。但是，重申报轻挖掘的情况愈演愈烈，一些申报者奔着经济利益而来；而对于大学生来讲，某种意义上无法真正靠近，因为“非遗”短时内很难跟他们的生活、学业产生关联……[1]

现状显示，作为传统优秀文化组成部分的活态的、民间的“非遗”在当下学界的讨论盛宴中较少被涉及，这源于研究者多将优秀传统文化聚焦为圣贤语录、经典文献和精英表述，而忽视了“非遗”的载人育人“活化石”价值――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敬业、友善”等信条在“非遗”中均可以触摸甚至感受到直观的价值内涵和文化理念。而对于“非遗”的价值定位，给出了科学诠释：“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2]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思想维度“边缘化”因素分析

1、当前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非主流思潮冲击

时下一度泛滥的“”思潮，对主流价值观百般挑剔、丑化，再借助当下自媒体手段应用，复制以大量碎片化信息误导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表现在文化上则体现出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其中虚无主义的文化主要否认人生和世界意义等；技术主义的文化则是借助于传媒技术，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虚拟化――即人被技术所制造的虚拟世界控制了；而享乐主义的文化则成了消费最直接的产品形态，甚至有的超出一般的享乐主义范畴，一度成为某些腐化、低俗甚至假丑恶意念的培植“温床”……

一个民族对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不能没有敬畏和信仰，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指出的“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3]当前对“非遗”的思想维度认识，体现了事实上的文化基因和归属意识，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非遗”都是唯一性，完全可以印载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应附载于更多的思想底蕴和内涵，特别是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思想有机切合，发挥出特殊的育人、载人效果，形成新的“思想生态”功能。

2、大学生受众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解的思维局限

大学生作为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和主创体，责任艰巨。以西安为例，西安市“非遗”博物馆内，有40000多件“非遗”和民间工艺实物，600多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和民间艺人的艺术档案。目前西安有7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如何能在青年一代手中把这些文化遗产完好地保存下去，真正走进大学生的意识理念中显得尤为迫切。当前“非遗”进入高校的方式虽也呈现出多元化，如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举办“非遗”专题展览等，但由于缺乏创新思维，过多的传统手段使学生直觉的认为“非遗”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艺术形式，对如何传承和感知其思想维度则无从下手。因此我们应该以“动态继承”的理念对“非遗”进行整合，不断挖掘和提炼“非遗”的思想内涵价值，更好的发挥其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意识理念的作用。[4]

3、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主流价值观的当下耦合效应不足

耦合效应（Coupling Induction）也称互动效应或联动效应，心理学解释为群体中两个或以上的个体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从而联合起来产生增力的现象，称之为耦合效应。在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中，相当数量的“非遗”被包装上市，其产业价值和经济价值被摆在主位，“文化灵魂”价值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而文化的灵魂就是凝结在文化之中、决定着文化质的规定和方向的最深层的要素，就是核心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文化取向、文化选择。[5]“非遗”的时代价值究其实质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点对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显得举足轻重。因此如何有效搭建双方的耦合介质，构建完善的思维创新体系，更好发挥“非遗”对大学生的文化传承、育人载体功能显得迫在眉睫；正如强调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