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在当代该如何传承范文

时间:2023-12-06 17: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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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在当代该如何传承

篇1

【关键词】昆曲;情感;刻画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4-0030-02

当下,优秀的原创昆曲作品并不多,当代昆曲《春江花月夜》是张军继《牡丹亭》实景园林昆曲之后又一部成功的作品。南京首届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为我们上演了一幅上至天堂,下接地气的唯美画卷――“红颜不在,江月永存”。该剧的出现,使“非遗”终于从墙上走下人间。本文是笔者站在一个昆曲新观众的角度,来谈这幅画卷背后的情。

一、昆曲《春江花月夜》的情感定位

昆曲《春江花月夜》的情感,主要定位在充分展示古代人与人之间对美好情感的认知上,这是一种笔墨难以描绘、完全脱离生物学之外的情感。不仅是在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它还延伸到了对鬼戏(另一个时空)的刻画。当然,与其说是另一个时空,不如将它看做是未来的生活空间。在该剧的情感定位上,罗周、张军以及他的创作团队都做了很多努力。《春江花月夜》剧本是由“80后”编剧罗周在短短的13天时间内创作完成的,是一部原创的昆曲剧本。罗周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剧本――“以唐为时代背景,选择了一个适合胖子的时代。”不得不说,罗周对剧本的描述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当下时代情感的重视。张军所在的是一个民营团队,他们这个民营团队竟然能把这么多“大牌”作者拉到一起,同时还涉及到两岸的制作团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张军也相信,只有一个好的创作团队的共同努力,才能让剧中人物真真切切地走进观众的生活。

起初,张军为这出戏设定了三个主要定位:首先是传统的昆曲精神不能被丢弃;其次是剧本的设置必须符合昆曲的曲牌体;最后是该剧必须与当下人们的思想情感相结合,让昆曲接受现代审美考验。最终,张军的这三个定位在《春江花月夜》的演出中完美体现出来。之所以说《春江花月夜》将“非遗”从墙上移下来,是因为剧中好多地方都有昆曲与某些特色民俗的融合。这些情感表达方式的选择,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审美情感需求,同时也能让观众感到,他们与昆曲的距离被拉近了,达到了更为引人入胜的效果。

二、昆曲《春江花月夜》――世间最可怕的情不是“过错”而是“错过”

当代昆曲《春江花月夜》是以有“孤篇压全唐”之誉的张若虚名诗《春江花月夜》为灵感创作的,讲述张若虚c辛夷、曹娥与张若虚之间“我喜欢你,但是与你无关”的故事。全剧的情感是从张若虚对辛夷的一片痴情开始的。扬州元宵灯会,明月桥边,才子张若虚对佳人辛夷一见倾心,两日的桥上相遇使他非常渴望能够见到辛夷第三面――男主角初生爱慕之情;小鬼误将张若虚看做张若虎,以为张若虚阳寿已尽,将其带回地府进行审判――小鬼的失误造成张若虚命运的不幸;阎王及众判官、小鬼纷纷亮相,热闹非凡,对误抓之事三番许诺张若虚,但是他油盐不进,只想还阳“看她第三眼”――任何物质上的财富都抵不过张若虚的一片痴心;曹娥对张若虚的经历深表同情,对他的痴心甚是感动,于是倾囊相助,在这其中或许有着引而未发的情感――我喜欢你,却与你无关的单恋情愫;阎王无计可施,只得放张若虚还阳,还阳并不是重生,张若虚在曹娥的带领下,见到已为人妇的辛夷,明明近在咫尺,却阴阳相隔――爱到痴心,却不能说我爱你;曹娥放弃自己成仙的机会,只为寻淮南王的重生之药,让张若虚有生之年能与辛夷再度相遇――明艳、热忱的曹娥,放弃只是为了让所爱之人更幸福;为了一段从未开始的感情,张若虚在地府飘荡许久,无论如何都不肯喝下那碗孟婆汤――执拗近乎偏执的爱恋;辛夷“何处一阵冷风”的演绎,张若虚闻辛夷对自己的感情就似“阮步兵哭兵家女”之情――张若虚无限的伤感与无奈;回到阳世,张若虚发现自己爱之不得,辛夷青春不在,唐朝由盛及衰,曾经一切的热忱变得满目疮痍――迷惘与无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万分陌生,只有随张若虚去地府一游的凤凰琴仍是旧时的模样――爱情坚如磐石的见证;“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心仪之少女早已白发苍苍,唯有春江花月永远留存;曹娥念“阎王殿错拘探花郎,辛夷女月夜祭春江。张伯高乘醉写狂草,张若虚孤篇压全唐。”①――站在剧外人的角度,升华全剧的情感,回归到张若虚的诗。

全剧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始终处于青年阶段的张若虚,与少女时期、时期以及老年时期的辛夷三次相逢,从素不相识的爱慕到红颜已成白发的无奈,当代昆曲《春江花月夜》似乎讲了一种“世间最可怕的不是过错而是错过”的“爱情”。或许这称不上爱情,更多的是对时光流逝的无奈,是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春江花月夜》表达了一种古典式的情感,是一种在当下快节奏生活和大多数功利性、物质性追求中消失的情感,这是我们都无法忽视的复杂情绪。

三、昆曲《春江花月夜》――以景造情,给历史一个未来

昆曲《春江花月夜》演出时台上还原了两座写实的古桥(明月桥与奈何桥),一颗干枯了的桃树,一个从人间通往阎王殿的白色管道组成的“界线”,还有昆曲传统的布置“一桌”。除了舞台上固定的装置外,在主场阎王殿和仙界也是有实景展现的。这些场景的制作,都打破了昆曲“一桌二椅”②的传统布景。这些实景的布置在不影响歌舞表演的前提下,也为昆曲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昆曲《春江花月夜》通过以景造情的诗歌表现手法,给观众营造了一个深沉悲凉的背景和氛围。剧中还加入了个别地区的方言,在表达情感上别有一番风味。不少生动幽默的话剧元素也是首次出现在传统戏曲中,打破常规却不失分寸的幽默成分将剧中人的情感表现得更加深厚。在读图时代的今天,观众对于传统昆曲的认识急需更新,《春江花月夜》主创人员正是充分地考虑了现代青年观众的欣赏口味,用作品对新一代观众对话。该剧也引领着一批不看戏、不懂戏的人走进昆曲的世界,让大家充分看到了传统戏曲的美好动人之处。

四、结语

生离死别的坚持到头来却是物是人非一场空,执拗的爱恋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自己。当代昆曲《春江花月夜》构造了一个凄美的故事,往往是最纯粹的感情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春江花月夜》中的情也让不少人为之感动。作为昆曲的“新观众”,我们总是能从其中找到符合自己感情依托的角色。每个人的感情观不同,经历也各不相同,但是总有一种情是无关时代、无谓生死的,是我们可以共同接受的。古老的昆曲已经流传了千百年,未来应该如何发展?类似于《春江花月夜》的当代昆曲的出现,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相信我们这一批新观众定会对《春江花月夜》有新的定义,也相信昆曲从业者们定会对当代昆曲的情感传递有更好的诠释,更希望现代昆曲在创造情感的同时能够给历史一个未来!

注释:

①摘自罗周剧本《春江花月夜》。

②上海戏剧热点.今月曾经照古人――观昆曲春江花月夜[J].2015,(8):8.

参考文献:

篇2

当然,要使上述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解答,还需要相关的文物艺术品研究专家、拍卖界人士、行家、经纪人、收藏家等更多专业人士的研究、实践和探求。

章津才:著录仅仅是鉴定的辅助依据

如今,收藏者推崇著录。去年11月23日中国嘉德上拍的董其昌行书叶向高撰《龙神感应记》手卷(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拍至4480万元,此卷2008年11月在中国嘉德现身,850万至1000万元的估价未能拍出。去年再拍,估价调整为680万至880万元,却以高价成交。中国嘉德去年春拍的宋人《瑞应图》手卷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中定为明代作品,若按明代的标准定价,也就几百万元,事实上这件作品应该是南宋的,因此拍到了5824万元。

民间存世的《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系清官流出。部分可能是皇帝赏赐,大部分是溥仪带出官的。“”前,很多人只把《石渠宝笈》看成皇家收藏目录,或者是一个收藏家的收藏而已。我记忆里,包括我师傅那辈人,对《石渠宝笈》著录作品不会作特别处理,在定价上也不会有所反映。当时定价还是首先看重作品的历史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再从经济价值上考量。藏家收藏的首先是这件作品,而不是它的著录,现在有点儿本末倒置。宋人《瑞应图》即便是未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也要定为一级品的。

《石渠宝笈》没有著录的国宝多的是!不能因为“穿了一件皇帝的外衣”就过分看重,如果是一件赝品,照样价值不高。以前不重视《石渠宝笈》著录,可能是因为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把皇权、传统文化当成糟粕,甚至有贬低的现象。现在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理性的看法,对皇家文化认识有了改变。公立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是按照文物定级标准分一、二、三级,定级不会以《石渠宝笈》著录为标准。清代书画研究者没有把《石渠宝笈》当回事,现代学者也没有认为《石渠宝笈》著录怎么样。其实,它就是部清代皇家书画收藏的目录。近年,我们对拍卖公司上拍珍贵书画作品的鉴定,也采用文物定级标准,主要看作品本身。就书画鉴定而言,历朝历代的公私著录仅仅是一个帮手,一种鉴定的辅助依据,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作品,如作品的时代风格、个人风格等等方面。

《石渠宝笈》体现了清室书画收藏的面貌,也收录很多赝品。如所录的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图》手卷,就是典型的假画案。《石渠宝笈》收入的同时代画家作品也有不对的,一方面可能是具体经手者眼力确实不够,也不排除造假现象,这类作品即便是被著录了,价格也高不到那儿去。

谢稚柳、启功等当代著名书画鉴赏家组成的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编著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也存在有争议的作品,收录的作品有些普通,从文物定级标准看,尚评不上级,且入选作品限于他们能见到的,相当部分在文物商店、收藏家手里的精品未收入。严格地说,24册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官方书画收藏著录,在全国范围进行了最权威的公、私藏画鉴定,收录作品20117件,制作35700幅图版。但是所选作品质量也参差不齐。我们不能说入了《图目》,作品品级就提高了。相比之下,在封建制度下编撰的《石渠宝笈》,肯定没有今天政府组织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更彻底。因此,我们更不能把它捧到天上去了。

但是,《石渠宝笈》也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记账单”,乾隆帝编撰此书保护了相当数量的珍贵文物。他不下令收藏、著录,许多散存民间的书画珍品可能早已毁了。虽然他对有些书画的挖、补、错题是破坏文物的行为,但是,他在保护方面的确是有功的。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刚到北京文物商店工作,经手过两件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作品:清初王《观梅图》手卷和明代沈周《青园图》手卷,均卖给旅顺博物馆。《观梅图》卷好像定价1500元,定价未将著录于《石渠宝笈》的因素考虑进去。沈周《青园图》手卷是罕见精品,若定级肯定是一级文物。去年秋拍北京翰海上拍的7件宋代马远、马逵等人作品,也未著录于《石渠宝笈》,因珍稀仍被定为一级文物。

在拍卖这种交易方式出现前,收藏界鲜有人谈论《石渠宝笈》。《石渠宝笈》声名大震是拍卖兴起之后的事!最近几年其著录过的作品行情高涨,这是市场化的结果。收藏家关注、看重这类作品,就有需要,有市场,价格的高低是由市场说了算的。

有些收藏者因崇尚皇权而追逐此类作品。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态:“皇帝玩过的东西,我也来玩玩!”尊重文化是好事。书画收藏者、投资者重视《石渠宝笈》著录是合理的社会现象。欧洲国家的收藏者也推崇皇室收藏、宫廷文物艺术品。从这一点上来看,中西都是相似的!

就我所知,一些收藏家尽管藏有像苏黄米蔡、邢张米董、文刘陈铁等大书法家的作品,艺术水准远远高于皇帝御笔书法。但他们还是青睐皇帝书法,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这是皇帝写的字呀!我收藏一张欣赏欣赏不好吗?”御笔书法也有优秀的地方,皇帝书画作品用的材料都是最好的,如纸、墨、装潢材料等等,这是一般书画家难以相比的。

需要注意的是,拍场出现的《石渠宝笈》著录作品也有一些是假的,即便著录的是真迹,普通画家的作品价值、价格也不会太高。具体到某件作品,只能说《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价格肯定会比没有著录的高!

(本刊记者 阮富春 整理)

易苏昊:中国人的财富决定中国艺术品的价格

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北宋以降统治者更为重视艺术收藏,然而,宋末元初和明末的战乱不仅生灵涂炭,艺术品也屡罹惨祸,如明代宫廷画家230多人,而我们今天能看到作品者不超过40人。清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石渠宝笈》记录了宫廷收藏,与编纂《四库全书》一样,保护了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功莫大焉――辅助《石渠宝笈》的有清宫陈设档,目前,我们正在帮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

看着古代书画卖不过近现代书画,作为艺术品经营者,我们深感羞耻!

中贸圣佳是最早向市场推介《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的拍卖公司。我建议收藏家关注《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动员 重要收藏家和企业购买《石渠宝笈》著录作品――曾帮助保利集团购藏了14件,遗憾的是,因其内部原因陆续售出。这是在市场做概念推广,即《石渠宝笈》著录作品是珍贵的皇家收藏,以求借此加深人们对古代书画的认知,进而提升古代书画价格。《石渠宝笈》,尤其是《石渠宝笈初编》代表了清中期中国书画鉴定的最高水平。

古代书画正慢慢确立起应有的市场价位。中国古代书画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作品相比,价格差距甚远。东西方绘画艺术走的是两条道路,中国古代书画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环境信息,如明代吴彬被迫出家为僧,其画作是以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来表述他对世界的看法;山人被追杀17年,这种人生际遇使其书画艺术表现形式与别人不同。

中国艺术品价格是中国人的财富决定的。改革开放后,艺术品市场经历了三个阶段:1994年至1995年是第一阶段,2003年至2005年初是第二阶段,现在的第三阶段是一个质的飞跃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对财富和艺术品有了初步认知。在第三阶段,很多人意识到艺术品是非常难得、非常稳定的一种财富,一些收藏家视艺术品与房地产、股票为同等财富,而艺术品投资的财富回报增速也远远超过房产和股票。如齐白石《可惜无声・花鸟工虫》12开册页在香港苏富比2000年秋拍成交价301.4万港币,底下又2000万元易手,在北京保利2009年秋拍则是9520万元,三次交易价格表明人们对财富的再认识及人的观念变化。艺术品是文化的最璀璨的结晶,套用鲁迅“文化是民族的脊梁”的话,可以说“艺术品是文化的神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财富最具有打动人心灵的震撼力,因为艺术能给人以享受,并使人对社会、对生活、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

收藏家最关心藏品真伪。辨别则要看鉴定家、鉴赏家的研究成果,即著录。目前的学术研究,我们不能说完全跨越了时代,超越了先人。现在的鉴定技术和资料比过去先进和准确得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鉴定会有更科学的手段介入。

著录对作品的价格是决定性因素。《石渠宝笈》和当代《石渠宝笈》――《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是对收藏拍卖影响最大的两本著录。可喜的现象是,优秀的拍卖公司已将拍卖学术化和展览博物馆化了。

我们不能将《石渠宝笈》的缺憾无限地放大。以书为师,越读书越知道天高地厚,越知道浅薄和无知。

(本刊记者 朱威 整理)

刘凯:收藏者要自己掌握决策权

2009秋拍古代书画火爆的成因复杂。市场正好赶上一个制高点,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古代书画是稀缺资源,且经过历史检验,很多经典作品的艺术价值、文物价值日益得到藏家认同。

著录对古代书画价格的影响难以量化。今日之公家收藏是国有博物馆的收藏,作为一种政府行为,诸多专家参与其中,挑选藏品时较客观,遇到的问题至多是购买程序,决策等问题。封建时代的公家收藏实际上是皇室收藏,较著名的著录有《宣和画谱》《宣和书谱》《石渠宝笈》等。私人著录指的是历代大收藏家的收藏著录。有时候公私收藏著录很难分清谁的影响更大,因为常常有交集,一件作品可能先被私人大收藏家庋藏,后被公家收藏。公私收藏著录都是人做的事情,因而必然带有主观色彩,会掺杂收藏者的喜好,如皇帝的好恶,或皇帝“顾问团队”的欣赏趣味,赝品也会混杂其间。

《石渠宝笈》是宫廷书画著录集大成的典籍。乾隆皇帝文化修养高,其顾问多是知名鉴赏家,所甄选的作品多具很高的艺术价值,收录的作品至少是承认其价值,姑且不管这个承认在今天看来是否正确,但最起码代表着乾隆帝或其顾问班子的认可――当然也有某些大臣“以假换真”“掉包”等传言,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石渠宝笈》具有绝对的积极意义,若没有乾隆皇帝倾国之力保存这些珍贵的书画作品,许多珍品将灰飞烟灭。

收藏讲究传承有绪,著录清晰、确认无误的作品会受到藏家追捧,这是毫无疑问的。今天,《石渠宝笈》在判断一件古代书画作品价值时仍具参考作用。但是,时代是在不断进步的,我们不能以当代审美标准苛求古人。目前,确有藏家专门收藏《石渠宝笈》著录作品,有的规模很大,也存在一定的误区。皇帝收藏就有极大附加值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乾隆皇帝收藏的艺术品附加值多大,各人看法不同。以前我国研究书画鉴定的一些老先生,将皇帝收藏所钤印的印章讽刺为“豆腐块”,认为有“毁坏文物”之嫌。现在的藏家认为这些印章挺美观。可见,审美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收藏者要有自己的独立想法,不能完全依靠《石渠宝笈》和完全信任乾隆皇帝及其顾问团队的眼光,这等于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了,将自己的收藏决策权交给别人。近年,我发现很多人在收《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并非见到就收,且同时购买其他优秀作品,包括艺术价值与文物价值颇高的非著名作品。

有些人将《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作品比作股票中的小盘绩优股。现在,如果每个藏家都想买《石渠宝笈》著录作品,那真是供不应求。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些作品将来可能会一直上涨。谁掌握这种稀缺资源最多,谁就能影响市场,可能就产生超额利润。

(本刊记者 马怡运 整理)

赵锐:著录作品购藏省心、放心

有著录的古代书画作品递藏、传承有绪,影响最大者非《石渠宝笈》莫属。此外,经过有名收藏家庋藏、著录过的作品,都较重要。《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与未经著录的作品,份量、价格相差很多。在当前情况下,著录作品都以出人意料的高价成交,未来行情无法估计了!曾经被《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作品能在市场上流通的量不大,其数量和价值比是很高的。尤伦斯收藏且著录于《秘殿珠林续编》的明代画家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手卷,拍前我估计8000万元差不多了,结果竟以1.6912亿元成交。

《石渠宝笈》不完全是账本。我们现在知道,宫廷收藏的很多好的书画并未收录,民间也藏有大量精品。对此要辨证地看:乾隆皇帝不是书画鉴赏家,而只是爱好者而已;《石渠宝笈》收录作品也不是按朝代顺序来客观编撰的,而是有倾向性的,如清代“四王”、宫廷画家等同时代画家的作品收录的比例很高。

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属初级阶段。艺术教育薄弱,民众艺术鉴赏力偏低。很多藏家借助专家来购藏艺术品,在他们看来,《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至少是皇家旧藏,购藏时较省心、放心!又因是皇室收藏著录,这使《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具有市场卖点。但也不能盲目地认为,只要是《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价值就高。看作品本身的价值,这才是最重要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也是重 要书画著录,是从业者认可的古代书画著录标准。这套书当年由谢稚柳、徐邦达、刘九庵、启功、杨仁恺、傅熹年当代古代书画鉴定大家审定,他们的结论较科学、可靠。

古代书画年拍卖行情确实上来了,但与当代艺术相比,价格还有上升空间。如明代大家董其昌的册页精品,最高成交价4000多万元,而很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最高价都达到7000万元以上了。

(本刊记者 阮富春 整理)

董国强:《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僧多粥少”

《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近年大受市场欢迎,匡时成立以来也成交过十多件,如文征明的《行草书诗卷》手卷、文嘉的《草阁延宾图》、王敬铭的《仿赵孟烦云峤长春图》手卷、乾隆的《御临董其昌仿颜帖》立轴、邹一桂的《菊》立轴等等。

2009年秋拍,匡时上拍T2件著录作品,一件是元代赵盂\之子赵雍的《秋林独骑》镜心,估价200万至300万元,拍出7504万元。赵雍作品私人收藏少,《秋林独骑》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是清官旧藏《烟云集绘》册中散失的一件,与夏琏《冒雨寻庄》(今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赵孟\《疏轩高卧》及王振鹏《映日楼台》(今藏北京故宫)同册,乾隆帝并有五律对题,属元代传世绘画名品中的遗珍;另一件是清代陆远1696年作《岁朝喜庆图》立轴,估价1200万至1500万元,以3248万元成交。这件作品1997年北京翰海秋拍时拍出37.4万元。此画进入清宫收藏后,颇受乾隆帝喜爱,曾在画上方题诗:“比户欣时泰,登场幸岁丰。围炉聚老辈,燃爆闹孩童。盘里奴为木,樽中友是红。古梅与瘦鹤,同喜讶春风。”

从拍卖角度看,公私著录对拍品价格影响相当大。具体到作品,根据著录情况不同,对价格的影响也不同,越是新近出的著录,影响越小,如今年刚出版的画集,我们都不会引用。如果是为了卖画而出的画集,就更没用了。考察历代书画著录的价值,首先要看是谁的著录!迄今为止,历代著录以《石渠宝笈》影响最大,其著录作品与无著录作品价差多倍,甚至十几倍。《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是目前公认的最权威、在真伪鉴定方面最少争议的著录,所收画作都是谢稚柳、刘九庵、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傅熹年看着作品鉴定的,出版附上图片,而此前的著录仅有文字。

私人著录与著录人关系密切――要看收藏家是谁、眼光如何?著录者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可信度。有的收藏家藏品较杂,好坏都有,有的藏家则很严谨,如清代大收藏家安歧《墨缘汇观》、高士奇《江村书画目》、吴升《大观录》、陈焯《湘管斋寓赏编》等著录的作品,应该是较重要的。另外,著录年代越早越重要,明代中期以前的著录都很重要,如《宣和画谱》著录的作品,只要确定是所著录的原作,一定是确定无疑的。

任何一种著录都可能收录伪作,《石渠宝笈》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完全是过去错误思想的余孽!不承认《石渠宝笈》的价值,首先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尊重!就我们现在所知,很多被专家评定为国宝的宋元时期书画作品,大部分著录于《石渠宝笈》,而且都收藏在皇宫里,鲜有例外的。

私人收藏者所收藏的《石渠宝笈》著录作品,拍卖价格只会越来越贵。原因在于:首先,私人收藏的这类作品数量稀少,十余年来拍场仅见一二百件;其次是这些作品都已经进入了当今知名的收藏家手中,轻易不会流向市场,即便是转手,价格也会是原价格的几倍几十倍;还有一点是,现在的大藏家,基本上都盯着这一类传承有绪的作品,见一件收一件,可以说是“僧多粥少”,它的价格怎会便宜?

(本刊记者 阮富春 整理)

胡西林:著录作品也需要甄别

乾隆是一位非常雅好吟咏和书画古玩的皇帝,这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帝王中都是出了名的。他对宫内的收藏倾心关注,曾命词臣对宫内各殿所藏书画古玩进行清点并作审定,分门别类编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鉴》《西清砚谱》等书,专门著录宫内所藏。其中《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作品,《秘殿珠林》著录书画中释道书画,《西清古鉴》《西清砚谱》等则专门著录各殿所藏古代铜器和砚台之类,这些著录反映了当年清宫收藏的规模和档次,保存了大量历史信息,毫无疑问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清代以后宫廷收藏的重要历史文献,具有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其中《石渠宝笈》又分初编、二编、三编,前二编编于乾隆朝,三编编于嘉庆朝。不可否认,这些著录中无论是书画还是古铜器,并非全部是真迹,更非全部是精品,伪作伪器、未能确凿考定者为数不少。形成这种情况有许多原因,既与皇帝个人的喜好有关,也与作品的来源有关,更与编纂、鉴定者的眼光关系密切。因此,在参照、借鉴《石渠宝笈》的同时,对于《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同样需要甄别和判断。

其实不仅仅是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作品需要甄别和判断,著录于其他文献中的书画作品也需要甄别和判断。我举一个例子,2007年西泠春拍有一件明末清初四位名家杨文骢、王时敏、张学曾、恽向的《四贤山水合卷》,在清康熙年间已为康熙朝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大收藏家、大学者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收藏,卷上钤有多方徐乾学的收藏印,每一方印都是徐乾学亲自所钤;道光年间此卷归藏大收藏家顾文彬,并著录于他那部著名的《过云楼书画记》中。但是两位大收藏家都走眼了,因为此卷的第一部分即杨文骢所绘《水图》早在康熙年间已经被人调包,可是因为两位藏家名气太大,且作品又被《过云楼书画记》著录过,两、三百年间竟然一直没有人质疑,一直到1949年经吴芳生收藏、吴湖帆鉴定后才得以匡正。所以,即使是重要藏家收藏,著名文献著录的作品,也不可以盲目从信,同样需要甄别和判断。

再者,《石渠宝笈》当年对书画作品的著录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标准也有很大的局限,并非被著录的就是好作品,没有被著录的就不是好作品。比如高士奇当年经明珠推荐人值内廷供奉,直接在康熙身边做事,他为康熙收集书画艺术品,经常将精品、真品自己私藏,而将赝品呈奉康熙,结果这些赝品当乾隆皇帝命张照、梁诗正编纂《石渠宝笈》时被著录进了《石渠宝笈》中,他私藏的真品中的一部分却被著录到了他那部《江销夏录》中。再比如同时代画家的作品,可以进入宫廷、著录于《石渠宝笈》的都是乾隆皇帝悦目、代表正统观念的作品,金农和郑板桥就没有一件作品被著录于《石渠宝笈》中,他们叛逆的个性、过于张扬的文人气质在当时是被正统价值观所排斥的,怎么会让乾隆人目呢?如果《石渠宝笈》到了道光之后还在继续编纂,那么金农、郑板桥等扬州八怪的作品很可能就会被收入著录,因为这时他们的艺术价值已经被广泛接受,而且他们的作品也成了历史文物,但是在乾隆朝则绝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