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研究范文

时间:2023-12-06 17:53:3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传承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非遗传承研究

篇1

关键词:非遗传承;旅游文创产品;开发互推;策略

在我国政府部门助推下,我国文化与地区旅游的可用资源有效整合已是文化领域、旅游事业今后长足进步的必然趋向。在此之前,文化、旅游二者资源开发的匹配程度差异明显,社会各界对我国非遗保护、传承与地区旅游开发这两项话题聚焦重视程度同样稍显欠缺。但在新形势下,我国市场经济近年来的稳定增收,使社会大众将注意目光落在区域旅游方面。加之我国非遗传承力度不足,亟需大众高度关注。因此,将非遗传承与旅游文创产品二者紧密融合,不仅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大幅提升,还能够让我国认识到非遗文化以商业产品这一流动载体大规模传播主体保护、传承的现实重要性,使双方收获到较为优质的社会、经济效益。

一、非遗与文创产品关联性的体现

(一)文化性质。我国非遗文化简化来讲就是将传统工艺、经验、精神、意志通过世代相传的流传方式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形式。趋向成熟的现代化文创产品应持有基本且浓厚的深刻文化内涵作为进步、优化导向,是可充分体现出鲜明民族、地区特征的独有文化符号。所以,“文化”也是前沿性文创产品的核心精髓。对此,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对于“文化性质”的理解具有一定相似性。(二)特征互补。非遗文化的显著性特点为“非物质”,主要强调属性中的非物质性,并注重突出物质本体具备的内涵品质而非外在表现形态,对民族先辈代代传承下的文化遗产高度尊重其“原始面貌”。然而,将非遗文化引入产品领域运作中,难免需要依托实物载体将其“具化”呈现。而文创产品归根结底就是流通商品,拥有实际物质特性。在产业运作、发展中,非遗文化可搭载文创产品实现高效宣扬、传播。同样,文创产品则可通过融入非遗文化,收获到艺术、内涵、美观、文化、精神等多种非物质性质的优良特点[1]。

二、非遗渗透文创产品开发的实践途径

(一)分类——直接及间接的应用。根据个体感知事物时运用的多感官,即嗅觉、听觉、视觉、触觉、味觉作为判定标准,文创产品富有的文化性创艺元素多半需通过直观视觉被受众悉数感知,其产品审美同样也是视觉美观鉴赏的动态过程。对此,视觉感、观赏性强的非遗文化项目更契合被具化为文创产品。当然,还应按照非遗文化具体现况,对其采取恰当性转变,让其通过创新再创造实现可利用、可开发价值的获取。以民间传统知识为例,创意设计师可以漫画的表现形式完成文创产品的设计创造,将传统知识的其他感知方式汇聚于主观视觉,加强非遗文化的可用、实用程度。(二)定位——内部及外部的调研。非遗属性的文创产品应兼收并蓄地将非遗文化主旨思想、地区旅游主题项目、文创产品观赏内涵及实用功能等元素侧重“一体化”整合。另外,文创产品需流通于市场,所以还应具有实物商品的性质特点。依托产品设计常规性步骤、流程,非遗文创产品的开发定位还应周全考量现实性社会需要及当地实况。根据“市场外部调研——本土内部调研——文创产品定位”这一系统性、程序化的步骤流程,高质量完成文创产品的市场定位工作。其中外部调研内容可参考以下几方面,如市场主流浪潮、同类产品、对标消费人群等;而内部调研则需全面考虑政府是否支持、本土大众支持基数、可用企业资源等[2]。(三)开发——三元主体及一契二融。在推进非遗文创产品开发工作中,项目实施主体应由政府部门、非遗传承人、产品设计师三方构成。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管理,需将组织统筹、核心管理、方向把控、政策保证等责任逐一落实;非遗传承人应“扮演”顾问角色,精准控制非遗文化在文创产品设计、开发中的文化内涵平衡点,规避其过度异化这一不良现象发生;产品设计师则应充当“智力主体”,多角度展示自身专业性现代设计主张、能力素养。非遗文创产品的设计应紧紧依靠各项实况,在设计工作中需根据“非遗契合旅游、非遗融入旅游、旅游融合非遗”这种系统方式兼顾思量具体作业方法。其中,“非遗契合旅游”核心意义为当地旅游区域项目主题与本土非遗文化应在地域性、文化性、整体发展规划等方面持有互相的高度契合,继而确保非遗文化可没有阻碍、自然、通畅地结合于文创产品。如英国打造的莎士比亚小镇,其推出的“莎士产品”就充分体现出了莎士比亚文化遗产完美契合当地旅游事业,使得文创产品可顺畅地匹配于当地非遗文化;“非遗融入旅游”的关键所在是当地旅游事业当下发展状态需较为成熟,将非遗文化视为“附加属性”向地区旅游业、文创产品逐渐渗透。如我国安徽黄山旅游区主推的松树文化,在该情况下,部分“徽州”文创产品应明确自身“点缀”意义的根本定位。“旅游融合非遗”则恰好“相反”,其基础含义为当地非遗文化具有较高品牌性、影响力,“风头”甚至“盛过”本土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应优先考虑实行资源整合工作,搭配非遗文化科学、合规地开发作业。深挖地区非遗文化蕴含的深刻内涵,将其作为文创产品开发的基本遵循原则。此外,按照当地经济现况,可思量本土非遗旅游主题项目的多方位策划。构造出地区专属的“非遗生态圈”,通过非遗文化“权威性”高效带动当地旅游事业发展。(四)推广——单渠道及多渠道。在非遗文创产品的推广运营方面,需灵活使用各类恰当性资源。谨慎选择合作企业参与方,将非遗文创产品专线运营公司及时成立。构建出线上、线下两种形式的产品营销渠道、平台,有效拓展产品营销途径。而产品营销平台可依托规模的实际大小划定为“联合营销平台、实体专卖店、联合销售商铺、自动售卖机、线上销售程序”等,为当地创造出结合实况可多选的售卖平台组合条件、思路;销售渠道的选择可同样可按照规模大小多元选用中间环节,即“生产加工方——产品商——产品批发商——产品零售商——产品消费终端群体”,全方位保障非遗旅游文创产品的流通通畅性,满足消费群体、文创产品经济利益、非遗传承等各现实性需求[3]。

综上所述,非遗资源作为当地的地域性关键文化资源之一,将其深度融合文创产品的系统化开发,实质意义就是通过生产、销售活动保护非遗文化,面向社会进行大规模的活态传承。另外,非遗性质的文创产品也是将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与新时代流行主流元素有效衔接的特殊纽带、桥梁,更是当地的品牌性文化名片。将非遗文创产品高质推广,可增长地区的文化个性,实现非遗文化与文创产品的联动、协同、创新发展。对此,工作人员应将深挖地区非遗文化鲜明特点作为非遗文创产品开发工作的基础落脚点,设计出“别具一格”、非遗传承观念强烈、流通性高的文创产品。在保证其市场销售量的同时,向大众传播非遗保护、传承思想,助推我国文创产品、非遗文化领域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彭黎.非遗传承与旅游文创产品开发互推策略研究[J].绿色包装,2020(08):69-73.

[2]刘文良,邵煜涵.“非遗+”文化创意产品创新开发策略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4(05):67-75.

篇2

【关键词】“互联网+”;徽州民歌;创新;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J6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073-02

一、问题的提出

去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是首次将这一创新理念从国家的层面予以提出,虽然晚于该概念的诞生,但足以看出国家、中央政府对互联网在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的重视程度。什么是“互联网+”行动计划?李总理在报告中强调“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1]“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并实施,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一年多来,以“互联网+”为政策导向的改革和创新在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摆正位置、改变传统观念、创新生产模式,积极顺应时展的需要。例如:传媒产业推出的数字出版;广电产业推出的手机电视;图书馆行业推出的网上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都是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和优势进行的成功的产业转型实践,对文化产业的消费者来说,这一转型更有助于消费。除了科技含量增加之外,人性化的理念在转型中尤为凸显。因而,“互联网+”行动计划又是引导创新实践的指导思想……以用户为中心,社会为舞台的面向知识社会、以人为本的下一代创新模式,即创新2.0模式正逐步显现其生命力和潜在价值。[2]联系到文化管理领域内的非遗保护和传承,作为文化产业改造提升的一个子方面,在“互联网+”和创新2.0模式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下,主导者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如何改革传统保护的思路,如何创新传承方式,将互联网、大数据、多媒体等当代领先科技手段交互运用于非遗保护和传承,是当下创新非遗传承方式的议题。

二、口头非遗传承理念的创新

近日,中国文化报发表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教授的文章《非遗保护3.0层级和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文中,方教授阐释了非遗保护的三个层级,即:第一,做先行的记录和调查研究,摸清家底,确立非遗的保护名录,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非遗保护的1.0 层级;第二,当我们确立了非遗的保护名录以后,需要确立非遗传承人,并为他们传承非遗文化和技艺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经费,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非遗保护的2.0 层级;第三,科学家、艺术家们挖掘非遗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或艺术上的创新,发展出具有原创性的科学或艺术的成果,贡献给全世界,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3]依据方教授对非遗保护层级的界定,就徽州民歌来说,第一层级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已经开展了工作。当时以屯溪区文化馆刘凡馆长、歙县文化馆汪继长馆长为主要负责人的徽州民歌抢救小分队,对徽州地区进行大量的田野工作,搜集并整理了徽州地域的民歌200余首,并记录成册,以文本形式加以保存。在这一基础上,2008年,徽州民歌成果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老一辈音乐工作者的努力换回的卓越成果为徽州民歌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外界知道徽州是有民歌存在的,徽州民歌是汉族民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层级是继徽州民歌申遗之后,依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规定,对徽州健在的民歌艺人加以认定、命名与保护。作为徽州民歌载体的传承人,对于他们的保护是徽州民歌保护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徽州民歌传承不可或缺的工作之一。所以,经过申报,最后确定了操明花、凌志远为第一批徽州民歌省级传承人。从任命以后,这两位传承人一直在为徽州民歌的传承出自己的一份力。对于第三层级的工作,当前,徽州民歌的传承仍然以各位传承人的传承为主,但也有突破这一常规模式的做法。比如,F为黄山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刘凡老师,亲历了徽州民歌的抢救,对徽州民歌的艺术魅力体会很深。近年来,他多以徽州民歌的音乐元素为创作的元思想,写出了《老街盛世》、《碎月滩的月亮》等歌曲,并改编了屯溪民歌《螃蟹歌》成为新的地方性小调《小石桥》。这些作品并非全部是新的创作思想、新的创作手法。徽州民歌的音乐元素与音乐风格是这些作品主要的音乐特征。刘凡老师的这种传承理念是直接的、朴实的,体现着他本人对徽州民歌的热爱,这份感情需要后人来延续。刘凡老师的这种传承手段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创新1.0模式的主要体现,即传统的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活动……[4]在当下互联网时代,基于创新2.0的模式指引下,我们不仅需要像刘凡老师那样的淳朴的传承理念来做好徽州民歌的传承工作,还需要结合时展的特点,利用互联网技术综合各个领域的优势,以及大数据、多媒体等新兴的媒介物,来传承徽州民歌。这一理念的建构是创新2.0模式精神的贯彻。去年,黄山市文化委员会改编的新版徽州民歌《四绣红绣鞋》,是用通俗音乐风格的旋律、数字化控制下的LED灯光效应、现代的舞台服装和效果多维包装下的现代风格的表演类节目,这种传统节目融合现代因素进行再创作和新包装的做法,可谓创新2.0模式在徽州民歌传承中的首次尝试。该节目获得全省“群文杯”比赛一等奖,深受观众的喜爱。所以说,在“互联网+”时代,改变传统的传承理念,迎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使之能为传承服务,是做好徽州民歌传承创新的首要方面,也是传统音乐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口头非遗传承方式的创新

方李莉教授对非遗保护第三层级阐述时突出了“科学性”这一关键词。这不仅是对口头非遗传承理念的定位,更是对口头非遗传承方式创新的指引。联系到当前“互联网+”这一推动产业改革创新的大趋势之下,首要的是认清楚“互联网+”的本质。“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5]也就是说,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将信息转换成二进制的数字模式进入计算机的系统,再依靠互联网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使用便利的优势加以共享。这一过程是多学科知识的运用,是多种类技术、多要素参与互动的实施过程。传统产业数字化的进程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实践过程中运用创新的融合体。技术进步和应用创新两个方向可以被看作既分立又统一、共同演进的一对双螺旋结构, 或者说是并行齐驱的双轮――技术进步为应用创新创造了新的技术, 而应用创新往往很快就会触到技术的极限, 进而鞭策技术的进一步演进。[6]就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双螺旋结构推动了文化产业传统发展模式的解构,并顺应形势重构以互联网为发展平台的新型发展模式。具体到口头非遗的传承方式来看,针对目前口头非遗前期保护的成果,比如书面文本、口头文本、传承人的活态形式等,都可以进行数字化的保存,并在线予以进一步的组合和传播。就拿徽州民歌来说,前人的研究成果目前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徽州民歌100首》(2005)、《古歙音韵》(2011)、《龙池湾民歌集》(自编本)、《歙县新安小学徽州民歌乡土教材》(自编本)等书面文本,还有《徽州民歌集》(操明花演唱)、《黄山之歌》(黄山市文化委编)等口头文本,这些文本资料是徽州民歌传承的主要依据,也是传承徽州民歌的传统传承方式之一。这些文字资料在传承过程中的不足是受保存的时间、环境以及使用的次数的影响很大,不能长期完好地保存。另外,这些文本资料不能同时给予多人使用,也不利于徽州民歌的传播。在徽州民歌申遗之前,音乐界和当地老百姓对徽州民歌知之甚少,也有人对徽州地区是否有民歌存在疑虑,这里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民歌的大海洋中,徽州民歌因其影响力太小,而往往会被忽视。如今,在“互联网+”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基于WEB2.0的技术平台,对徽州民歌已有的文本资料开展的数字化保护,将信息以二进制形式录入电脑,并结合互联网整合大数据的优势,与徽州文化、徽州地域的历史、地理信息相融合,构建徽州民歌的文化数据库。且在技术可能达到的前提下,基于这一数据库建设,搭建人机互动的交互式、触摸型平台,并以制作终端的样式广泛运用于徽州的文博馆、交通服务窗口、旅游、餐饮等场所,来拓展徽州民歌在地域内外的传播纬度。以数字化、在线化的技术运用来对口头非遗进行传承,是当前“互联网+”时代对传统博物馆式保护和传承人口授式传承模式的打破,同时又是在此基础之上的大幅度技术提升。建设徽州民歌数字化平台与用户终端,既可以提高传统传承方式的科技含量,又可以达到传承人口传所不能及的效果,是现阶段创新传承方式的主要方向和重要举措。

四、结语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促进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作为文化产业发展重要一环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获得比原先更为有效的方式、方法成为可能。徽州民歌数字化、在线化传承模式的构建,是“互联网+”行动计划在传统音乐保护领域内的尝试,从理念上和方式上同样具有前沿性和科学性。可以肯定地说,以徽州民歌为代表的传统音乐传承和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已经到来。

参考文献:

[1]黄楚新,.“互联网+”意味着什么――对“互联网+ ”的深层认识[J].新闻与写作,2015,(5):005.

[2][6]宋刚,张楠.创新2.0:知识社会环境下的创新民主化[J].中国软科学,2009,(10):61,62.

[3]方李莉.非遗保护的3.0层级与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N].中国文化报,2016-6-28(003).

[4]宋刚,唐蔷,陈锐,纪阳.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科技创新[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8,(2):31.

[5]宁家骏.“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背景、内涵及主要内容[J].电子政务,2015,(6):33.

作者简介:

篇3

关键词:电商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品格和民族气质,体现各族人民群众的审美追求、生存智慧,乃至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问题,政府和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各省也相继制定了各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实施有计划的资助。但政府补贴终归有限,可谓杯水车薪。依靠补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利用经济杠杆来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积极性的最佳方式,恐怕还是要变“政府输血”为“自我造血”。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网络紧紧联系在一起,网络购物已成为日常购物的重要组成部门,那么在网络化时代,能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电子商务平台结合起来,给非遗传承人与消费者一个的沟通平台;帮助不懂市场、不懂营销的非遗传承人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优势,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有效传承,并为消费者提供非遗“正品”,让更多的人感受非遗魅力,推动非遗产品的转型和审美价值的提升,已成为非遗发展的新命题。

一、电商时代非遗产品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非遗产品淘宝网店铺。淘宝网是亚洲最大的网上交易平台,每天超过8亿的在线商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字搜索到23家相关淘宝店铺。这些店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打着非遗旗号的店铺。这类店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宣传口号,宣称卖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具有代表性的淘宝店铺为“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 国漆旗舰店”。这些店铺的主要优势:(1)价格合适,能被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2)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名号的店铺偏少,同类竞争商家不多。同时主要劣势:(1)东西难辨真伪,品质无法保障,难以被消费者认可;(2)店铺宣传力度不够知名度不高导致消费浏览者偏少。

同时,淘宝网上还有一些传承人自己开设的店铺,主要代表性店铺有“内联升”(俗称老北京布鞋、 “盛锡福帽子”、“国家非遗浦江麦秆画”。这些店铺的主要优势:(1)是非遗传承人自设的网店其销售的商品百年传承,专注一物,贵在精致可信赖度高;(2)是非遗传承人自设的网店,制成商品的材料都是自己进购,再制成成品。然后直接放于网上销售,没有过多的中间环节,也不存在实体店的店面费,商品价格相对实惠。主要劣势:(1)是绝大多数非遗传承人自设的网店只有成品照片,没其制作过程的照片,不能够的向消费者展示其商品的手工价值所在。内联升和盛锡福帽子虽有制作过程图,但过于死板,对非遗的展示不够,故事性不强;(2)非遗传承人自设的网店店内品种单一,让有送礼意愿的消费者不能多选择的挑选想要的作品,而且具有地域局限性,不为广大人民所熟知。

(二)非遗产品相关网站。网上有很多非遗产品网站,代表性的网站为“中国民间工艺品网”、“中国民间手工艺品网”、“ 中国工艺品网”这些网站汇集民族特色产品,其优势:该类网站收集的商品种类多样,款式新颖,提供给消费者多方面的选择,同时能较好宣传民间文化。其劣势:该类网站承担展示和宣传产品的责任,并不出售商品,消费者点击图片时会链接到企业网页,如阿里巴巴、淘宝等店铺。因此,其品质和信息安全均无法保证。

二、电商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途径探析

(一)准确定位,打造非遗产品营销网站。文化遗产是大家的,最终也必须依靠大家来传承下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非物质文化传统渐渐被人们所遗忘。因此,要创办一个非遗产品营销网站,通过这个网站让公众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并喜爱传统文化手工艺品,了解国家文化遗产之博大精深。守住文化之根、民族之魂!打造非遗产品营销网站,首先要明确网站是为了销售非遗传承人的产品。把网站打造成为聚集非遗传承人作品的平台,平台对非遗进行集中宣传,产生集群效应,让消费者更多的非遗作品,避免了非遗传承人势单力薄,缺乏宣传的困境。此外,为了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投放的产品出了介绍作品外,还介绍了传承人的传奇一生,因此,每一个产品有一段故事,也有产品制作的生动过程图,并会及时在讨论区上传制作的现场图,使消费者更加深刻的认识非遗。

目前,网络上销售的产品都是1件起出售,这使得这类纯手工的产品价格较高。而我们打造的网站上每件产品会在图片左上角设置最小订单量,采用团购模式售卖非遗产品,产品的价格将比市场价格便宜,从而增强与实体店铺的竞争力。同时,网站可设立预购项目模块,展示传承人的新品,设置若干各展位,展示时间为一个月,根据下定金的客户人数来测试产品的市场投放效果。当下定金的人数达到最小起订量,订单满额就会放入生产。新作在网站上的第一时间和推广,带给顾客第一时间上的视觉享受和精神享受,并且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以消费者的眼光去判定一件作品是否值得投入生产线,既能解决作品不受喜爱滞销导致的库存过大的问题又能解决生产浪费的现象。

(二)畅通渠道,加强宣传力度。根据2014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整体即时通信用户规模在移动端的推动下提升至5.32亿,较2012年底增长6440万,使用率高达86.2%。尤其突出的是,近年来,微信聊天工具越来越受欢迎。利用好这个平台将是推广网站非常重要的一步。微信二维码主要通过以下几个精准渠道宣传:(1)与网站签约传承人协定,在他们产品附赠的说明书或收藏手册上印有网站的网址和二维码。(2)与旅游文化局沟通,在全省范围内的景区门票上印上网站信息及二维码.与游客量大的景区合作,在景区入口检票时为游客们免费提供擦汗用的手帕,印上景区的路线和相应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品,并在手帕的角落上印上网站的信息。使中外游客欣赏历史文化古迹的同时也能看到非物质传统文化遗产让人惊艳的工艺品。(3)在客流量多的餐厅餐桌菜单上印网站的二维码,这样就能利用微信扫二维码关注,关注的同时系统将推送网站平台,在微信聊天室的下端,可以分为上架新作/在线艺术/传承人的故事三个点击都可进入网站相应的网页的平台,并利用服务号定期推送上架新作。

同时,可以建立官方微博,利用微博这个平台网站推广、活动策划、作品推广等系列营销活动。在网站上传播非遗传承人的故事和作品,网站上畅销作品,转发一些客户评价、心得为网站做宣传,一些高质量的原创文章。转发浙江非遗V(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官方微博)更新的微博,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传。不定期推出为期3~7天的优惠活动,增加粉丝的浏览量和关注量。从而达到每个粉丝都是最好的客户和宣传平台做推广。

当然,政府必须承担宣传推广的责任。目前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扶持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真实性和整体性的保护原则。我国22个省区市在文化厅局单独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室),国家设立了非遗保护工作专项资金。因此,网站可以携手政府一起举办各项宣传活动,如“文化遗产日”活动,借此机会为网站做介绍推广。借助政府的力量,在老百姓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形成良好的口碑。

(三)结合市场,进行网络营销。首先应把礼品市场作为网络营销的突破口。常言道:来而不往非礼也。送礼和回礼是增进感情,协商事宜的好方法。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礼品消费总额高达7800亿元,而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礼品市场将会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稳定高速增长。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为纯手工制作,历史沉淀厚重,民族性强,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这类产品适合的送礼对象有:送外国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具有浓郁的中国风,赠送外国友人、合作伙伴,绝对是首选礼品之一。送恩师: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群,特别是研究生,他们为了表达对导师的感谢,总会增导师礼物,非遗产品就是很好的馈赠礼品。其次就是开发旅游纪念品的网络营销。每个游客来游玩景点都希望带上当地特有的产品,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十分符合这些游客的需求,如浦江麦秆贴,王星记扇子等。但由于许多人旅游喜欢自由自在,不乐意被繁杂的身外物所束缚,许多人旅游完都选择在网上购买纪念品送亲朋好友。在速图网的市场调研中,发现有1/3的人选择了网购春节礼物,这说明网购礼物将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再者,收藏市场应引起重视。《2005年北京市文物拍卖工作总结》显示,2005年,仅北京市各个文物拍卖公司的拍卖成交额,即达到91.6亿元人民币。中国本就是文化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市场。网站与非遗传承人合作,销售的每件商品都有其特定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对于收藏爱好者购买网战的产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信赖度高,风险较小。最后,需重视手工市场的网络营销。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统计

2012年底浙江在校小学生有346.73万人,在校中学生有

236.88万人,对于孩子的成长,学校和父母关心的不单单只是学习,对于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大脑思维能力越来越看重。当下,中小学设有手工劳动课,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同时提高大脑的思维能力。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余姚的剪纸,舟山普陀渔民画等非遗作品的制作过程均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大脑思维能力。而学生家长多数热衷于网购,这都为非遗产品的网络营销畅通了渠道。

总之,电商时代既要一方面集中展示各种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非遗魅力;另一方面为非遗作品的生产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拓宽销售渠道,解决发展难题。

参考文献:

篇4

1遗传算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的改进

1.1搜索空间方面的改进搜索空间是遗传算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中由定义域D决定的一个或多个范围。搜索空间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求解的效率。曾毅[6]提出了一种将种群中的个体按照适应值从大到小排列,根据前N位个体变量的对应二进制编码最高位与最优解对应的二进制编码的最高位是否相同的情况,对搜索空间进行缩小和移动的方法。该方法使得每个变量对应的二进制编码长度无需过长,便可求出高精度的解。成媛媛等提出了根据历代最优解将搜索区间不断划分成较小的区间,不断在各个小的搜索区间递归地调用动态自适应遗传算法,直到达到精度要求或小区间宽度为零停止的方法。这一方法较好地克服了传统方法的局限性,能够在较大的初始区间上以概率为1搜索到区间内的全部解,并能较好地实现并行计算,大幅提高了一般遗传算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的收敛速度和稳定性。排新颖等提出了一种梯度的变异步长,即在迭代开始时使用大的步长来进行全局寻优,在后期基本确定真正解的区间时,采用较小的步长进行局部细化搜索。从上述文献来看,在搜索空间方面的改进,主要以动态缩小搜索空间等为主。缩小了搜索空间,意味这提高了求解的速度。因此,这些改进将是对基本遗传算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的一种有效补充。

1.2编码方面的改进综上所述,在基本遗传算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的过程中,采用了二进制编码。其在程序上易于实现,但实践发现,该编码也带来了编码和解码误差等问题。因此,曾毅,彭灵翔[10]均提出了在求解过程的编码环节使用实数编码来替代二进制编码,从而省略了复杂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实数编码虽使得设计和分析难度增加,但通用性较好,可方便地表示范围较大的数,便于在较大的空间进行搜索,同时也改善了遗传算法的计算复杂性,提高了运算效率。传统二进制编码存在Hamming悬崖问题。对于二进制编码方法表示的个体,变异操作有时虽只是一个基因座的差异,而对应的参数值却相差较大。但若使用格雷码来对个体进行编码,则编码串之间的一位差异,对应的参数值也只有微小的差别。这就相当于增强了遗传算法的局部搜索能力,便于对连续函数进行局部空间搜索。因此AngelFernandoKuri-Morales采用格雷码,取得了较好的使用效果。

1.3传算子方面的改进在使用遗传算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时,一般会使用到选择、交叉和变异3个算子。选择算子一般通过赌轮法,交叉和变异操作一般采用根据经验所得的固定概率。罗亚中等在算子设计时以联赛竞争算子为选择算子,该算子可直接通过比较个体的目标函数值完成操作,因此该文的遗传算法适应度函数直接选择为优化目标函数。文中采用了最优保存策略,即当前群体中最优个体不参与交叉运算和变异运算,而是用其来替代本代群体中经过交叉、变异操作后所产生的最差个体。胡小兵等通过设计特定的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函数,实现了交叉概率Pc和变异概率Pm的动态改变,从而增加求解过程中算法的进化能力和收敛速度。田巧玉等采用了启发式交叉的方式,使用参数“Ratio”指定子辈离较好适应度的父辈有多远。如:父辈是parent1和parent2,而parent1有较好的适应度,则启发式交叉生成的子辈如下child=parent2+Ratio*(parent1-parent2)(4)该文中还采用了Gaussian变异算子。此变异算子在进行变异操作时,将一正态分布、具有均值的随机数加入到父向量的每一项,替换原有的基因值。该Gaussian变异算子由两个参数“Scale”和“Shrink”决定。

针对采用非线性排序,排序的结果通常易陷入局部解。徐红提出了设置参数r,将适应值差别因素以r的比例加入到选择中,能改善搜索性能。参数r的设计及由此得到的交叉概率p''''如下交叉前排序的作用使相邻个体的适应度差别最小,特性相对集中。即采用先排序后交叉可能带来两种效果:(1)加快收敛速度。(2)形成未成熟收敛。希望出现的是前一种情况,因而在搜索初期采用交叉前排序的操作以期提高搜索效率。彭灵翔等在变异算子上使用了最佳个体保留算子和灭绝与移民算子。采用最佳个体保留算子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可将有最好适应度的染色体群作为种子传到下一代。灭绝与移民算子在当池中的染色体几乎相同时,或最佳个体的适应度在一定代数内的增幅小于门槛值时起作用。灭绝与移民过程一般分为两部分,开始将最佳染色体之外的染色群全部灭绝。然后移民产生Np-1个新的染色体。移民过程是:从第2个到Np/2个染色体用产生初始种群的方法产生父辈染色体。其余染色体用最佳适应度的染色体通过变异产生。综上所述,对于算子的改进,主要采用动态变化来替代固定概率的方式。无论哪种改进,均以加快收敛速度和防止早熟为主要目的。从各文献提供的实验数据来看,均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混合遗传算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

混合遗传算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主要是通过遗传算法与其他算法相结合等手段来求解的。

与经典迭代方法的混合遗传算法中的杂交算子和变异算子能在全变量空间内搜索方程组的解,经典迭代方法能在收敛点附近局部细致地搜索解。若能将两者混合,有可能发挥好两类算法各自的优势而取得更好的求解效果。目前文献中主要提出了两类混合策略。(1)将经典迭代方法作为算法的一个遗传算子。赵明旺采用牛顿迭代算法与遗传算法结合的混合算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其混合策略是:对子代群体中每个个体以概率Pn进行牛顿算子迭代搜索,产生的新迭代值取代父代加入子代群体。该文认为确定牛顿算子概率Pn的大小需考虑的因素为:1)所求解的非线性方程组牛顿法迭代过程的收敛性。若其迭代过程收敛较快,则相应的Pn可取较小值。否则,则取较大值。2)预定的繁殖代数。若预定的繁殖代数较大,则相应的Pn可取小一些。否则,取大一些。

进一步地,赵明旺在文献中将上述思想推广运用至求解相容非线性方程组问题,即求解方程数与变量数可能不一致的情况。罗亚中等,屈颖爽均提出了将拟牛顿法与遗传算法相结合的混合算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文献依据自适应混合算子概率Pn对群体利用拟牛顿法进行局部搜索,此文设计了两类混合算子:拟牛顿迭代混合算子和Powell混合算子,并进行了分析比较。拟牛顿混合算子的构造方法是:以被选中个体的染色体为初始点进行拟牛顿迭代操作,若算法收敛则以收敛点作为个体新的染色体,若不收敛则不改变个体的染色体。Powell混合算子的构造方法是:以个体的染色体为初始点进行Powell寻优计算,以优化结果作为个体新的染色体。而文献的中心思想是只对每一代的最优个体利用拟牛顿法进行精细局部搜索。其文中认为自适应混合算子概率Pn应该随着进化的增加而变大,最后趋近于一个常数P0,因此提出了如下公式其中,T为遗传算法中设置的最大代数;t为当前进化代数;常数P0∈(0,1]反映了局部强搜索算子对每个个体的最大可能作用程度。P0大则混合算子对遗传算法搜索空间的局部开采愈充分,但相应的计算成本愈大,此文选择P0=0.10。屈颖爽将知名的拟牛顿法—BFGS方法与遗传算法进行混合,其混合策略与赵明旺的一致,即对子代群体中每个个体以概率Pn进行拟牛顿算子迭代搜索产生的新迭代值取代父代加入子代群体。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利用有限Markov理论建立了基于基本遗传算法与BFGS算法的混合算法的全局收敛性定理,即证明了保留当前最好解的混合算法收敛到全局最优解。王鹏进一步改进了屈颖爽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拟牛顿迭代步骤中,首先计算每个体的适应值,从中选择性能好的个体按一定的概率进行拟牛顿迭代。(2)对个体的拟牛顿迭代仅进行一次,在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节省了计算量。排新颖等考虑将梯度法与遗传算法混合,其主要思想是用梯度对最优个体进行局部寻优。选择的下降方向是待优化函数负梯度方向,设置一个步长L,在当前点进行局部寻优:若寻优后的函数值小于原来函数值的λ(λ<1)倍,则寻优成功,更新当前个体,否则L=Lμ,直到L小于一个设定的值。

曹春红等将几何约束问题转化为非线性方程组的形式,并用牛顿迭代算法与遗传算法结合的混合算法求解,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混合策略与赵明旺一致。周丽等提出了一种混合小生境遗传算法与拟牛顿算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的新方法,其混合策略与罗亚中等一致。对于由小生境遗传算法产生的一代种群,除最优个体外以一定的概率Pn选择其中的个体采用拟牛顿法进行局部寻优,如果寻优后的个体适应度值高于寻优前的适应度值,以优化的结果替换寻优前的个体,否则说明此个体不收敛,不进行替换操作。

3采用经典迭代方法进行求解

C.L.Karr等提出了一种求解非线性方程组的混合算法,此法中遗传算法主要为牛顿迭代算法提供好的初值。此文以求取Gauss-Legendre求积公式节点与系数形成的非线性方程组为典型例子,说明了牛顿迭代算法对求解此类方程组时对迭代初始值高度敏感,而混合算法的求解效果相当不错。田巧玉等在实现遗传算法与拟牛顿法相结合的思路是:在应用遗传算法进行优化设计的基础上,采用拟牛顿法进行二次优化,将获得的结果作为最优的设计结果,即首先运行遗传算法,找到最优点附近的一个点,将它作为拟牛顿法的初始点,以找到目标函数的最小值。此文给出了遗传算法迭代终止条件有两个:一是进化到指定的最大代数;另一个是适应度限,即当前代的最佳适应度值小于或等于规定的值时就停止。吴国辉等考虑到遗传算法全局群体搜索能力及该算法在起始搜索阶段速度非常快的特点,提出先用遗传算法进行n步迭代,直至其收敛结果满足预期要求,进入拟牛顿法的收敛域之内,然后将遗传算法迭代结果作为拟牛顿法迭代初始值继续迭代至精确解。此文对遗传算法迭代的控制办法是当前群体平均适应度小于等于预先设定的精度值。

3.1与其他智能算法的混合遗传算法是模仿自然选择和遗传机制的一种智能优化算法,研究者已将其与其他智能算法如模拟退火算法等进行混合,或者融入如量子计算原理、生物免疫思想等以构造出更具优势的新的智能算法。

3.2遗传退火算法模拟退火算法是由Metropolis等基于热力学的退火机制提出来的一种对退火过程进行模拟的算法。遗传算法具有较强的全局搜索能力但容易陷入早熟,而模拟退火算法具较强的局部把握能力,但全局搜索能力不足。因此对两者取长补短的遗传退火算法应运而生,并成功用于全局优化问题的求解。付振岳等将遗传退火算法进一步加以改进并应用到含有超越函数的非线性方程组的求解。

3.3量子遗传算法

量子遗传算法由Narayanan等人最早提出的,并经Han等人发展的一种基于量子计算原理的概率优化方法,其用量子位编码来表示染色体,用量子门作用和量子门更新来完成进化搜索,具有种群规模小、全局寻优能力强的特点,已成功用于求解TSP与0-1背包等问题,获得了比传统遗传算法更好的效果。杜娟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量子遗传算法的非线性方程组求解方法。为克服量子遗传算法的求解精度低和加强局部搜索能力,采用拟牛顿法作为一个强局部搜索算子,把量子遗传算法的寻优结果作为拟牛顿法的初值,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徐红提出了一种改进量子遗传算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的新方法,结果表明此法具有较高的收敛可靠性及较高的精度,对于非线性方程组求解问题具有良好的适应性,特别是一些很难求解的方程组,利用此方法求解更有意义。

3.3免疫遗传算法免疫遗传算法是近年来基于生物免疫机制提出的一种新的智能计算算法,其将生物免疫系统的学习、记忆和多样性的特点引入遗传算法。由于兼顾了搜索速度、全局搜索能力和局部搜索能力,免疫遗传算法正成为优化设计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王景芳等提出了一种烃类蒸汽转化反应器物料衡算的非线性方程组的免疫遗传算法求解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算法由于在遗传算法的基础上引入了高斯变异和基于抗体浓度的更新策略调节机制,能有效地保持抗体的多样性,从而避免了遗传算法中存在的早熟收敛问题。

4并行遗传算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

遗传算法具有并行性,其按并行方式搜索一个种群数目的点,而不是单点。其的并行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内在并行性,本身适应大规模并行。最简单的并行方式是让若干台甚至是数千台计算机各自进行独立种群的演化计算,运行过程中甚至不进行任何通信,等到运算结束时才通信比较,选取最佳个体。这种并行处理方式对并行系统结构并无任何限制和要求,即遗传算法适合在目前所有的并行机或分布式系统上进行并行处理,尤其适用现在PC机多线程多进程的并行计算。二是遗传算法的内含并行性。由于遗传算法采用种群的方式组织搜索,因而可同时搜索解空间的多个区域,并相互交流信息。使用这种搜索方式,虽然每次只执行与种群规模n成比例的计算,但实质上已进行了大约O(n3)次有效搜索,这就使遗传算法能以较少的计算获得较大的收益。目前并行遗传算法的实现方案分3类:主从式模式(Master-SlaveModel)、粗粒度模型(Coarse-GrainedModel)和细粒度模型(Fine-GrainedModel)。并行遗传算法正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已有人将并行遗传算法用在非线性方程组求解上。刘灿文等提出一种自适应并行遗传算法:采用粗粒度模型,将初始种群分为3个子种群,并让这3个子群体按照特点互补的演化规律在并行机的3个进程上分别进化,定期移植或交换部分优秀个体。其中进程0为主进程,主要任务之一是保存自身进化而得的优秀个体并吸收另外两个进程进化而得的优秀个体,使不遭受破坏,目的在于保持优秀个体的多样性。对交叉和变异概率针对不同进程、不同阶段设置不同的值,来提高进化效率,如进程0中的子群体在进化中具有较低的交叉率和变异率,使得优秀个体不易被破坏,而对进程1和进程2用较高的交叉率和变异率,尤其在进化后期,用以探测新的超平面上的优秀个体,不断为进程0提供新的超平面上的优秀个体,防止进程0“早熟”并加快其收敛到全局最优的速度。付振岳等[35]针对一些复杂的含有三角函数或是对数的非线性方程组用遗传算法进行求解,由于该类问题涉及的求解空间大,遗传算法需要更大的初始化种群,为提高算法的性能,引入了并发机制和最大堆来提高硬件利用率和降低某些关键步骤的时间复杂度。根据CPU的利用率和计算等待时间的比率以及CPU的个数,设置合适的线程数,采用细粒度模型,将种群根据线程数分割成相应的组群,每个线程对组群先后进行堆初始化交叉堆初始化变异堆初始化淘汰等操作,设置一个全局变量记录全体线程在执行遗传退火算法中产生的最优个体,每个线程在完成一轮遗传退火行为后,将本组群的最优值与全局最优值进行比较,若本组群最优值优于全局最优值,则用本组群最优值替换全局最优值,反之,则用全局最优值替换本组群最优值。该算法有效地提高了遗传退火算法的性能,加快了求解的速度。

5结束语

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州皮影戏;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2-0146-02

皮影艺术,又称皮影戏、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用驴皮做成的人物剪影,在光源的照射下隔亮布进行演戏,它是集绘画、文学、舞蹈、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术。中国皮影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皮影戏在明朝传入辽南地区,复州皮影文化由此开始形成,经过历史的发展,几经传承和演变,最终形成了扎根本土、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复州皮影戏文化。复州皮影戏被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警钟在敲响

众所周知,一个时代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民经济总体上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文化的发展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放慢了脚步,这不仅表现在文化产业的缓慢发展,更体现在很多文化遗产濒临绝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复州皮影戏的传承与发展也遇到重重困难,可以说是“危在旦夕”,因而“非遗”保护“迫在眉睫”。

1.“非遗”保护“迫在眉睫”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与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以非物质文化的形式世代传承的一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民族个性、生活习性、审美态度的一种“原生态”的再现。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应该得以珍视、保护和传承。他们是各类文化形态发展的基础,任何文化形式的创新都应该根植于牢固的根基。但是在当今时代下,伴随着大众传播全球性,很多民族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单一化”和“标准化”愈发取代了民族文化的“生态化”。而这种文化的冲击也会形成产业链式的作用,影响民族的经济形态等多种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展现民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是人民归属感的一种体现,也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但是当今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却让人们忽略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

2.复州皮影“危在旦夕”

“皮影是人类电影、电视之祖。”这是中国民俗学会理事、著名专家乌丙安教授对复州皮影戏给出的中肯的评价。皮影戏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传统戏剧体系,集“生、旦、净、末、丑”于一身,兼容“说、念、唱、打”的唱腔形式,兼收并蓄,情感丰富,极富表现力,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复州皮影戏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发展的艺术结晶,体现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复州皮影戏起源于明末清初,是由当时来自于中原的戍边将士、经商和移民的群众带入辽南复州。在清朝嘉庆年间,山东的皮影艺人闯关东来到了辽南,复州皮影戏开始广泛流行。直到1949年,复州皮影戏才开始重新回到历史舞台,复州皮影戏才在人民群众的努力下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的复州皮影戏皮影班43个,知名皮影艺人20余人。时期,复州皮影戏又再次步入停滞阶段。21世纪,经济发展是社会的主要话题,伴随着科技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娱乐休闲方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复州皮影戏在这场变革大浪中却没能顺应潮流,逐渐没落,复州皮影“危在旦夕”。

二、特殊的文化符号

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代表性的复州皮影戏,作为特殊的文化符号,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对符号背后的不断挖掘,才能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和理解。

1.“非遗”的文化符号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特殊形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符号意义。从政治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长期积淀,能够激起人们心中的认同感和历史感。这对于一个国家内在文化的弘扬和政治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从文化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和特殊性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总结从而演变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由其别具一格的特点展现于世,同时多种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构成了繁花锦簇的文化世界。从经济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展现一个地区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情怀,与地区旅游业结合,能够产生产业附加值的效果,能够激起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心理认同。

2.复州皮影的文化价值

复州皮影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内涵。其融合多种艺术门类并采用手工制作和手工操作为主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着其他艺术无法逾越的特质。同时,影人和真人的有机结合,唱腔和表演的完美统一也是在其他的艺术表演中不常见到的形式。复州皮影戏历经十几代的传承和发展,博采众长,集结了多种艺术门类,不断充实内容,更新艺术表现形式,让皮影艺术得以不断发展。皮影艺术借助民间方言,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文化,“一口述说千古事,双手挥舞千万兵”。复州皮影戏剧本的编纂和唱腔的演绎都需要十足的基本功,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

复州皮影戏的表演形式一般都依托于民俗文化进行开展。皮影戏歌颂传统美德,摒弃丑恶行径,用幽默诙谐、易于接受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生活的点滴。其经济价值也体现在对历史的挖掘和保护,将科学的保护和经济复苏紧密结合,创造文化价值又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传承路上的困难

历史的发展需要传承,但作为文化的特殊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同复州皮影戏在时代的大背景下,都面临着传承路上的重重阻碍。

1.“非遗”:想说爱你不容易。(1)受外来文化、时尚文化的冲击。普遍来看,世界各国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当今时代下,时尚文化、外来文化都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盲目的追逐所谓的时尚文化,崇拜外来文化。加之广大的人民群众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认同,外来文化和时尚文化就很容易先入为主影响非物质文化的发展;(2)经费投入不够,专业性人才短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应该由政府主导来进行相关工作的开展。同时,其保护工作对专业性程度要求比较高,应该“专人专责”进行开展。但如今政府的主要任务都在经济方面,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专业性人才的培养。

2.复州皮影戏传承遇阻。(1)皮影文化后继无人,几近衰落。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乡生活差距逐渐缩小,乡村居民逐渐向城区居民生活看齐,生活习惯和文化欣赏方式也和城区居民越发的相仿。越来越多出生于乡村的年轻人也不再喜欢皮影这种艺术形式,相反会表现出厌烦和排斥的心理。地区的方言和独特的唱腔本应成为皮影文化立足的根本,却成为了发展的阻力。众多艺人年事已高,无法从事该种行业,又存在一部分艺人为提高生活水平不再从事皮影演出。年轻人越发觉得这种艺术与时代脱节,更想追求高报酬的工作职位,从而放弃学习皮影艺术,导致了皮影文化后继无人,几近衰落;(2)政府重视程度有待提高。政府和相关部门虽已对复州皮影戏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和弘扬,但是并未取得较为明显的改进。在政府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皮影艺术强硬的走进了社区,走进了校园,但是这种形式却没有起到最初的积极效果,反而对皮影艺术的发展产生更大阻力。政府筹资建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却更多的流于形式,只为应付接待和相关的检查,背离了为艺人提供场所发展的初衷。

四、发展:传承的出路

只有分析传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角度的思考,才能破解难题,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复州皮影戏进行有效发展。

1.建立“非遗”保护机制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就是建立“非遗”保护机制。这种机制应该由政府出面起到主导的作用,利用相关政策,充分运用政府的行政手段。从资源分配到人员编制聘用,都需要一系列的调研和分析,形成长期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同时要落实好相关配套机制,对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的部分进行充足考虑,进行机制的补充协调,保证保护机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复州皮影戏的发展之策

复州皮影戏的发展要立足于当下时代背景,探索时展趋势,充分与时代相结合,力求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更好地继承,为此,笔者提出两点策略。

(1)与高校共享资源,建立实践与教学基地。加强复州皮影戏在高校中的教育作用,立足大连高校,资源共享,广泛建立社会实践基地,动员高校学生在暑期、寒假积极到复州城进行调研,并面向他们宣传皮影文化知识。对兴趣较高的学生可以与高校联系聘请老专家开设公共选修课,不仅起到了教育学生的意义,也可以挖掘自愿传承这门艺术的学生;(2)以CIS系统拓宽知名度。挖掘复州皮影戏和复州城历史文化元素,结合当今城区架构和建筑的特点,打造独特的CIS系统。在旅游景区和整个复州城形成以皮影元素为核心的视觉识别系统。这种系统的组建,可以让皮影文化散布在复州城的每一处角落,让抽象的文化“形象化”,打造出具有复州城形象的“城区文化”,发展旅游业,拓宽城区知名度;(3)增强与新媒体的融合。复州皮影戏的发展也要和当今时代新媒体相融合,充分立足当下微博、微信的活力。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和微博账号,实现互联网资源和皮影戏文化的无缝对接。利用现代技术“H5”页面等形式,在重要时间节点和大事件进行事件营销,增强与受众的互动性,从而进行复州皮影文化的全面推广。

参考文献:

[1] 曹新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J].法商研究,2009(2).

篇6

关键词:衡阳;传承;衡阳花鼓戏;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166-02

当今世界,是以城市为主导的世界。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其规模日益扩大,占据的空间达到前所未有之高度。而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进步的诉求和动力会有所不同。在现代化的起飞阶段,人们首先拼是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在工业化的中高级阶段,人们拼的是管理与制度建设;而到了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拼的是文化和创意。进入21世纪,文化软实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并最终决定城市竞争的成败。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有助于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有助于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有助于扩大城市影响力。因此,城市历史文脉的传承、个性与特色的塑造,正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成为我们国家当前的重要发展战略。

戏曲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尤为重要,衡阳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千百年来积累了大量的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衡阳花鼓戏音乐文化是衡阳传统文化中一朵耀眼炫目的奇葩,是千百年来衡阳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当前衡阳的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优秀的传统戏曲文化遗产来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一、衡阳花鼓戏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现状

(一)衡阳花鼓戏的历史背景

花鼓戏是湖南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戏, 它的曲调优美动听, 形式生动活泼, 语言通俗易懂, 表演艺术朴实、明快, 并能很好地反映现实生活, 20世纪前期在湖南广为传播, 也深受湖南人民的喜爱。

衡阳因地处南岳衡山的南面而得名,它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湘江中游,地势从南向东北倾斜,除部分山地海拔1000米以上外,多丘陵地形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传统的衡阳地方小戏,创作体现了山间劳作和生活的民间歌舞形态,如:“采茶戏”“灯会”等。衡阳花鼓戏的历史起源最早追溯到南宋时代,史籍上记载有“州民为百戏之舞”,它的形成与江南地区的民间小戏——“灯会”“采茶”“傩舞”密切相关。衡阳花鼓戏的雏形是一种叫“车马灯”的民间歌舞,由一丑一旦表演,后来又增添了“二小戏”、“三小戏”、“多角戏”,据说“三小戏”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十分流行。衡阳花鼓戏的最终形成年代现在已经找不到确切记载,据推断应该是清朝后期,大约是在清同治年间。衡阳花鼓戏是湖南省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旧称“衡州花鼓戏”,是一种流行于湖南省湘南地区的民间小戏剧种。1954年,湖南省文化局将其命名衡阳花鼓戏。1983 年,在撰修《中国戏剧志·湖南卷》时经过专家的论证协商,将流行在湘南各地的花鼓戏统称为衡州花鼓戏,从而成为湖南花鼓戏的一个重要流派。

(二)衡阳花鼓戏的发展现状

衡阳花鼓戏整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是“口传身授”和“半灯半戏”。早期的衡阳花鼓戏的传统剧目多无固定脚本,小戏的小调唱词是固定的,旋律全凭演员即兴创作,而大戏只有故事梗概。因此同样的戏,演员不同,表演形式不一。这就是“口传身授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衡阳花鼓戏引进了衡阳湘剧的南北路,即小生、小旦、小丑唱花鼓调,老生、花脸唱南北路,直到建国初期。这就是衡阳花鼓戏的“半灯半戏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使得传媒工具多样化。从20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初期各种电讯工具的广泛使用,到今电子网络通讯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民间传统艺术衡阳花鼓戏的演出市场受到了很大冲击。特别是近些年来, 外来文化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在城市生活环境的多样化创建过程中,使花鼓戏的观众又少了许多。与此同时, 另一种形式的艺术如明星演唱会等,在很多都市快速滋生,一发不可收拾。而花鼓戏剧院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盛况。以前,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 花鼓戏都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城市发展带动了农村的发展, 城市对花鼓戏的冷落, 逐渐地向农村扩张, 农村的花鼓戏盛况也大不如前。再加上由于欣赏花鼓戏的城市和农村观众年龄日趋老化, 观众也比以往少,花鼓戏的市场发展前景令人担忧。

二、衡阳花鼓戏对提升衡阳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价值体现

(一)文化艺术价值

衡阳花鼓戏的高台教化作用来自于民间的题材,它体现了民间的质朴,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塑造爱憎分明的人物形象,在群众的是非与价值取向上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这是一种精神的导向,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以城市精神为核心的价值创造力。

衡阳花鼓戏的发展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表现手法和新曲目的拓展提高上,相对稳定的音乐性能和特有的风格特色,使各种不同类型的衡阳花鼓戏会因为新的曲种的增加而更加丰富充实,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以城市创意为核心的文化创新力。

衡阳花鼓戏的剧团也有三大块,分别是国家剧团、民间剧团和业余剧团。它不仅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城市的文化建设发展,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以聚集民意为核心的城市凝聚力。

衡阳花鼓戏的推广工作也有多个方向, 比如成立花鼓戏协会、花鼓戏艺术讲座、创设花鼓戏学习班、组织各类花鼓戏交流和演出,还可以创办自己的刊物、对群众普及花鼓戏知识,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以城市品牌、形象等构成的城市影响力。

衡阳花鼓戏不仅是湖南省同时也是中国的传统民间艺术奇葩,不同时期的作品分别反映着衡阳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 是衡阳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写照。而且衡阳花鼓戏在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大潮中承担起的重要责任,对衡阳花鼓戏进行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会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衡阳的过去,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以城市和历史遗存构成的城市识别力。

(二)经济价值

与大多数地区一样,队伍参差不齐、创作激情不高、文化艺术活动少,成为发展衡阳市群众文化艺术的阻碍。从衡阳花鼓戏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上出发,衡阳花鼓戏的经济价值显得格外突出。储备文化艺术养分,就能增强平衡发展文化艺术和繁荣商业的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软实力的发展。城市必须平衡发展文化艺术和商业的能力,尤其是重视文化和艺术的独立价值,才能形成对发展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动力。如果把衡阳花鼓戏产业化,城市发展能够容纳衡阳花鼓戏的多样性、接受各种有个性的花鼓戏人员,就能保持衡阳花鼓戏本身的独立性,就会增加文化艺术创造价值所带来的城市魅力和影响力,而这一切就不是单单仅靠经济发达和很高的GDP所能替代的了。当然,要把衡阳花鼓戏产业化发展成果转化为对衡阳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支撑,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助力条件,比如大力投资衡阳花鼓戏产业化进程,成立花鼓戏协会、花鼓戏艺术讲座、创设花鼓戏学习班、组织各类花鼓戏交流和演出,还可以创办自己的刊物、对群众普及花鼓戏知识等等。这种转化应当是城市中的各个阶层人士、各领域的企业及各个部门的政府共同的使,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经济价值。

三、衡阳花鼓戏在传承发展中的保护对策

(一)加强衡阳花鼓戏的理论研究和保护工作

衡阳花鼓戏不仅是湖南省同时也是中国的传统民间艺术奇葩,不同时期的作品分别反映着衡阳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 是衡阳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写照。而且衡阳花鼓戏在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大潮中承担起的重要责任,对衡阳花鼓戏进行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会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衡阳的过去。所以加强对衡阳花鼓戏的理论研究,保留中老年艺术家的剧目,恢复和保存其他优秀的传统剧目,筹建“衡阳花鼓戏档案”和“衡阳花鼓戏保护中心”, 采取良好的保护措施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对它采取了好的保护措施,才能使它得以传承, 一代代流传下去,让这一深受人民喜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独放魅力。

(二)加强衡阳花鼓戏自身剧目和曲目的创新

虽然我们需要对衡阳花鼓戏进行研究和保护, 但并不意味着一味保守地去保护。如果对新文化进行排斥甚至是抵制, 那么只能使衡阳花鼓戏的传统剧目离我们越来越远。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事物要发展就需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去适应我们社会发展的需要”。衡阳花鼓戏剧目和曲目上的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音乐结构上的创新,第二是演唱方法上的创新。衡阳花鼓戏的创作者和编曲者应该根据当代不同的生活环境来决定衡阳花鼓戏的音乐结构。比如剧目上的创新:可以把表现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鲜明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地方特色和深刻揭示人类共有心灵结合起来;把追求高品位的艺术美和满足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结合起来;把作家的主体创作与群众策划结合起来。曲目上的创新:把伴奏乐器多样化组合,把表现的主题旋律从过去的悲彩转型为喜剧色彩。

(三)加大资金投入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实际资金是不能使衡阳花鼓戏继续发展的。对衡阳花鼓戏采取的行动,不仅应该从精神方面给予支持,更应该在物质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应该把衡阳花鼓戏的扶持事业视为重点建设项目。帮助他们解决部分活动经费问题, 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给剧团提供一定的周转资金,同时还可以设立花鼓戏保护协会与发展资金委员会,这样在推广工作方面,才能显出成效。

衡阳花鼓戏作为湖南省的重要地方戏曲之一,不仅深刻的体现着衡阳地区乃至三湘大地的曲艺文化的精髓,同时也深刻的反映了生活在蒸湘大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曲艺文化的需求和热爱,同时,衡阳花鼓戏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的财富。保护和发掘衡阳花鼓戏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而且应该是在接纳和吸收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成果的同时,努力探究出衡阳花鼓戏新的价值所在。这不仅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戏曲史、中国音乐史以及挖掘湖南民间文化艺术等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都将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基金: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YBB034)《新形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策略——湖南地方高校对花鼓戏的传承模式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舞蹈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3-0153-01

民间舞蹈是民间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蕴含着劳动人民的精神,反映了民间生活实质,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起,给民间舞蹈文化传承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但当前我国民间舞蹈文化传承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基于此,本文简要研究了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民间舞蹈文化传承。

一、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现代价值

首先,民间舞蹈文化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体现了我国的民族精神。例如蒙古族人民生活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这就形成了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人民性格爽朗,胸怀宽大,这种民族精神和文化在其民族舞蹈中体现了林淋漓尽致,蒙古舞舞姿大气、奔放,体现了蒙古族人民对于雄鹰和骏马的崇拜,体现了对大自然和大草原的独特情怀;第二,民间舞蹈的传承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民间舞蹈是在无数年历史中的一种文化沉淀,其体现了民间人民生活的本质,这对于民族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一些民间舞蹈对于审美特性和宗教习俗的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机遇和挑战

(一)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机遇。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提升了人民对于民族舞蹈的保护意识,提升了人们对于民族舞蹈文化传承的重视程度,这对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其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许多民间舞蹈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这就将我国的民间舞蹈推向了社会大众,推向了世界,地方政府也加强了重视,积极打造地方民族舞蹈文化品牌,以此为吸引力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将民族舞蹈进一步的展现给了世界各族人民,这对于我国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挑战。首先,全世界都在积极倡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些政府虽然加强了对民间舞蹈文化传传承的重视,但并没有意识到民族文化舞蹈的现实价值,大多都是重申报而轻管理,许多民间舞蹈“申遗”成功后得不到有效的跟进管理,这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第二,有些旅游开发单位大肆宣传文化旅游;第三,当前我国还未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发展规划中,这就使得民间舞蹈文化的相关保护制度建立不完善,制约了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

(三)机遇与挑战下的思考。在非物质遗产保护语境下,我国民间舞蹈的传承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民间舞蹈的文化的传承形势仍旧不容乐观,虽然非物质遗产保护给民间舞蹈传承带来了新的动力,但也需要我们规范的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非物质遗产保护对于民间舞蹈传承的积极促进作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对策

(一)健全保护制度。首先,应当加强对民间舞蹈的普查,我国幅员辽阔,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着许多民族,经过多年的发展和传承,民族舞蹈博大精深,因此应当加强对民间舞蹈的普查,尤其对一些传承出现断层、濒临绝迹的民间舞蹈要进行细致的调查,不仅要考察民间舞蹈的本体,还要注重其文化内涵,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描述民间舞蹈的形态和特征,以此来提升对民间舞蹈的原生态认识,为民间舞蹈的传承打下基础;第二,应当规范民间舞蹈保护制度,积极建立保护人员队伍,民间舞蹈的传承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工程,需要有专业素养和文化素质的人员来参与传承,需要建立完善的保护制度来保障传承的有效性,例如可以建立民间舞蹈传承人的保护制度,加强对民间舞蹈传承人的保护,避免民间舞蹈文化散落、消失在民间。

(二)与旅游业相结合,提升对民间舞蹈文化的保护意识。以桂林旅游为例,其将《印象刘三姐》融入旅游中,不仅带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加深了人们对《印象刘三姐》这一民间舞蹈的了解,促进了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

(三)加强对民间舞蹈艺人的保护。应当加强对民间舞蹈艺人的保护,积极为其开设民间舞蹈培训课程,对一些特色鲜明的民族舞蹈据点建立文化生态园,以此来保证民家舞蹈文化能够有效的传承下去。

四、结论

综上所述,民间舞蹈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其体现了民族精神,反映了人民生活本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我国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当抓住机遇,采取有效对策来解决当前民间舞蹈文化传承中出现的问题,实现民间舞蹈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篇8

关键词:传承人 传承人认定 保护措施 传承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具有较稳定精神和技艺形态的文化与传统。在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必须要具备历史性、传统性、艺术性、学术性、地域性以及正面临着灭绝危机等条件的文化与传统高。这些文化与传统大多以口传身教的方式长时间效力于它的创造承载主体,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其中文化传承人,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技术传承的载体与保护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保护保护文化传承人即是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也是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

一、中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措施比较

(一)中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方式比较

我国国务院在2011年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标准:要熟练地掌握并拥有关于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和能力,且这种技术和能力在其指定的领域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利用这种技术和能力可以积极地开展传承活动。

在韩国颁布的《文化t保护法实施令》中规定了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即持有者必须能够原原本本得领会或保存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和技能,并且可以原原本本地进行艺术表演或工艺制作,持有的团体即无法个人完成或持有者由于技术等方面原因,是由多人组成的团队时指定为文化财持有团体;名誉持有者要通过专家调查和文化财委员会审议,其中因高龄或病患而无法进行正常传授活动的持有者也被认定为名誉持有者。

在认定范围上,我国只表明了可以继承的个人,却忽略了团体的继承性。在传承的技能上,我国的认定标准比较模糊,韩国在这其中标明了要原原本本的领会或保存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和技能,这种严格的标准是我们没有标注到的。但是这其中两国都存在着数量上不明确的缺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的主要方式是依靠传承人的与被传承人之间的言传身教,并通过该传承人的传授和教育保证这种方式是有效的传承方式。在这方面中韩两国都有了清晰的认知,并且对此都付诸了很多实践,把认定传承人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输出方向。这些传承人的认定方式都可以概括为是用个人可代表该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造诣的一流水平技艺,得到公众以及政府、专家的肯定的方式来认定的。

(二)中韩现有的传承人保护措施比较

1.法律方面

(1)中韩传承人保护措施法律颁布时间的比较

自我国2004年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就逐步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但是由于韩国日本等国家与中国相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的相对较早,所以相关政策法律的颁布也比我国早了一些。韩国早在1962年时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后几经修改从2000年7月开始正式实施。在2015年3月,又制定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振兴法》。而我国在2008年5月文化部门才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随后从2007年至今根据该法,我国文化部门逐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并且陆续公布了四批各个方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其中一些省市区,也都先后制定了相关的传承人保护办法,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在2011年2月我国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韩国相比,我国相关的法律条文颁布的较晚,这使得后期我国在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记录工作时损失了很多机会和资源。

(2)中韩传承人享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比较

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和持有团体,可以指定民俗资料中重要的材料为“重要民俗资产”。对于重要的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由国家来提供必要的经费。但是持有者们要定期公开自己所拥有的技艺和技能,同时还要义务性的传授自己所持有的技艺及技能。在2015年3月,又制定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振兴法》,其中有些条例规定要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传承团体实施传授教育,并且表明向传承人和传承团体颁发进修证书。这些法律和条例都使得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各方面有了硬性的规定。我国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中也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认定、权利义务和资助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其中在认定方面就明确表明了要积极地开展传习活动,培养后继人才。作为文化传承人还要制定传承计划,定期向上级提交项目传承情况报告等。在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又进一步做了完善。如其中第四章第三十条中“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支持开展传承传播”等其他措施。随着这些法律条文的颁布,可以看出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逐渐的在完整我国的法律体系来保护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但是根据法律条文可以看出由于在很多方面只表明了义务却没有将权力赋予个人,这就导致了早期的法律缺乏完整性。

(3)中韩传承人保护荣誉称号取消方面的比较

对于“传承人”这个荣誉称号的取消方面,我国在法律上规定的是没有履行义务的或丧失传承能力的将其文化传承人的称号取消。而韩国规定作为文化传承人受到严重处分或罚款的和因身体或者精神上有疾病的取消其文化传承人的称号。相比较来讲韩国的称号取消较为人性化,由于文化的传承大多是以口传身教方式来进行的,所以对于没有履行义务的传承人来说,取消其文化传承人称号对其本人来讲是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对于国家来说或者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讲,就损失了一个信息和技术的来源。

2.社会方面

(1)中韩政府在鼓励开展传习活动的比较

我国自2007年起,于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在人民大会堂都会举行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大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颁发“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同时各地政府还积极地支持和保障传承人的传习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为代表性传承人提供传习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韩国从1973年开始,政府每年都在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在地方上设立能传授该文化遗产技术和技能的传授教育馆,让文化传承人有场所可以进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授和教育等活动。2001年8月,韩国政府又成立了“韩国文化产振兴院”。2013年还在全罗北道的全州市建立了“国立无形遗产院”,这些院的设立都使得文化传承人各尽其用。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像韩国一样积极地去为传承人提供专门的场所,只是义务性的让他们去传承。

(2)中韩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力度的比较

由于韩国政府对韩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中都是按照国际上的规范要求和原则进行的,特别注重对无形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关注,所以韩国政府经常做一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活动,比如光州的泡菜文化节;在各种大型活动或者祭祀中的假面舞和盘索里演唱等。由于韩国本身娱乐业较为发达,在各种活动举行时都会让媒体参加,以此来增加文化传承人的曝光率,这样的宣传力度不仅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曝光度,出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为了让文化传承人有更多的出处。而在我国的日常生活中,见到最多的文化传承宣传就是电视上的纪录片,很少在大街小巷见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或信息,在宣传力度方面我国明显的处于弱方。

(3)中韩政府针对文化传承人统一管理方面的比较

韩国政府可以指定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和持有团体,可以将重要的文化遗产根据其价值划分为不同等级,还可以由文化遗产厅下设的文化遗产委员会负责批准与解除指定无形文化的持有者或持有团体。在2013年时我国因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的正式成立,才开始通过各种形式的调查来了解传承人的具体情况,采取各种各样具有补救性的方法把传承人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各方面技术和技能通过数字化记录储存起来。

3.经济方面

(1)中韩两国对各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经济补助比较

我国的中央财政部门给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设置了保护资金,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所需的费用归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纳入本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内。韩国对于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国家提供必要的经费,其中包括自造或购买设备费、传授所建筑材料使用费、教材印刷费等。由于我国本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建设力度不够,所以在对于项目补助上就有所欠缺。

(2)中韩两国对项目文化传承人经济补助的比较

我国自2008年起,中央财政就开始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传习活动给予经济上的补助。在2015年6月,文化部颁布了《文化部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通知》,其中也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保障作了说明。我国每年会向每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提供传习经费补助,各个地方对各个地方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提供相应的补助经费。并且在2011年时,我国对传承人的经济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0.8万元上升至1万元。在经济补助方面韩国在《文化财保护法》中明确指出国家可以为传承人每月提供生活补给。以“韩山夏布织造”为例,其传承人每月可以从国家领取到130万韩元相当于8千人民币的传承资助金。同时还会提供免费医疗和其他特殊待遇。不仅如此,还对接受传统教育者即有可能成为文化鞒腥说娜烁予奖金鼓励。这是我国没有做到的,我们只是一味地去补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却没有把经济补助与其应尽的义务相互挂钩。

二、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措施中存在的不足

(一)传承人认定方面的空缺

根据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在传承人的认定范围上较小,韩国认定拥有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或者由于技术或技能属于几个人组成的团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而我国只认定了个人。另外韩国在认定标准方面要求“原原本本”,即能原本的还原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这就使得我国应该严格要求传承人的传承标准。同时对于认定取消方面,即终身制问题中,我国认定较为死板,并没有以人为本考虑情况。

(二)法律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

在我国的法律中要求传承人要根据行政部门的要求提供完整的技艺和技能的操作过程和要领,制定传承目标和计划,积极参加传承活动,定期向上级提交报告等。而在享受的权利这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只写了有经济上的补助类的内容,其他的权利却没有表明。

(三)政府的扮演的角色不健全

在与韩国政府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我国政府在文化继承中起到的角色是一个管理者而不是一个推动者,政府应该参与其中,将文化传承人的全面性保护和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而不是统一的做出政策来管理。并且政府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缺乏主动性,单方面要求了传承人各种书面上的计划和形式化上的义务,却没有由政府出面举办各种社会活动来强制传承人履行他们的义务,没有很好的推动传承人的传承和激发传承人的积极性。由于我国的管理体制,是根据国家省市县四级管理,所以政府作为一个信息传达者,信息传达方面也有缺失。

(四)宣传力度不足

根据韩国的宣传力度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去主动建立各种学堂类的场所来供文化传承人传承自己拥有的技能和技术,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以哪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举行大型活动。我国拥有很多媒体平台,却没有很好的去推动这些平台宣传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仅是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社会地位和知名度方面的一个缺陷,也是对文化传承的一种损失。主动积极的去宣传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人感兴趣,也是培养文化传承人的一个好手段。

三、完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措施的建议

(一)扩大传承人认定范围

借鉴韩国的经验,我国不仅应该在传承人数量上扩大范围,也应该在传承人认定标准上扩大范围。由于我国传承人还面临着一个老龄化的趋势,我们还应将具备有继承能力的,与上一代之间有直接师承关系的人或团体认定为传承人。并且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数量可以为多个,代表性的传承人也可以为多个。在认定标准上,我国是以掌握并承续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拥有公信力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的人为传承人,这样的标准过于简单,我们应该以能精准掌握并可以基本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社会公信力和创造力的人作为文化传承人。在取消认定上,我国应结合韩国的标准,将疾病与精神状况考虑进去,不能单单以不能传承就取消其传承人称号。

(二)完善法律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

韩国不仅有生活补助,还有医疗补助和活动经费等其他特殊待遇,同时这些经济补助政策不仅仅适用于文化传承人,还给学者以鼓励性的奖励。我国就应该完善经济补助体制,与韩国相结合。在应尽义务里,应加强传承人实际传承活动中的义务,并将应尽的义务与经济补助相结合。

(三)政府积极参与保护活动

与韩国相比,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型活动过于欠缺,这使得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慢慢减少,政府作为管理者和推动者,应主动地携起传承人的手,一起发扬和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结合韩国建立各种体验式的学堂,让有兴趣的人们积极的参与其中。可以从小学的教科书或者课程抓起,让人们从小就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传承人,形成刻板印象。也可以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当地的状况创造出各种衍生物,与人们的生活相结合等。这些都是通过政府积极地组办活动,让传承人有机会传承和创新,也让更多人来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给了传承人一个展示处,不仅提高了传承人的地位和威望,也是为下一代传承人奠定了一个大舞台。

(四)增强曝光率和频繁度

增加曝光率就是增加宣传力度,可以在各个地方旅游景点加入体验,认真的做好各个等级的信息交流。对于频繁度,我们应该结合韩国活动经验,举办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节日活动,呼吁人民群众来参加。这种宣传措施不仅是为了提高了传承人的知名度,同时也为传承人尽义务提供一平台。

四、结语

从这次研究中可以看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是很难的,需要全面性的考虑传承人的切身利益,不仅仅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还要根据不同的传承人来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章第三十条,2011.

[2]李荣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现状[J].美与时代,2016(04).

[3]崔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的法律保护[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14(03).

[4]潘洪.中韩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及保护制度之比较[J].滁州学院学报,2014(06).

[5]孙谦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研究综述[J].黑龙江史志,2016(13).

[6]李晓宏.浅析中韩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中传承人认定问题[J].人文地高,2015(才智).

篇9

招生:中央、地方两重天 文化课“卡住”传承人

2012年的艺术类高校招生考试中,非遗专业的招生情况各学校不尽相同。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不同非遗项目当前的不同境遇,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院校所享政策和教学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与此同时,也有着共同的问题和烦恼。

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今年首次招收黄梅戏、梨园戏、粤剧、闽剧4个本科专业,这4个专业连同豫剧专业共计划招生38人,考试内容主要有唱、念、做、打综合测试,戏曲人物分析、戏曲常识(笔试),简谱视唱,剧目片断表演、命题生活小品等。目前,该校的专业已涵盖京剧、昆曲、粤剧三个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剧种,同时包括越剧、黄梅戏、歌仔戏、梨园戏、豫剧、晋剧、闽剧7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剧种。从2009年秋季学期起,中国戏曲学院就免收京昆表演、多剧种表演及京剧器乐专业学生学费。今年,为鼓励考生报考非遗剧种专业,多剧种表演(黄梅戏、梨园戏、粤剧、闽剧、豫剧)专业方向也实行免学费政策,免学费专业方向的招生人数达118人,占2012年招生总人数(515人)的22.9。另外,根据该校招生简章,2012年专业免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辽宁、福建、山西、浙江、山东五省中国戏曲学院生源基地推荐的戏曲表演、戏曲器乐优秀中专毕业生,按比例给予专业免试;对国家二级(含二级)以上演员、演奏员报考中国戏曲学院相关专业的,给予专业免试。这些政策,同样照顾到了非遗专业。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专业2012年计划招生20人,其中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专业主要针对黑龙江地区非遗传承人进行培养,考生必须是黑龙江省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本民族考生,需提供项目证明原件、传承人认定书、户籍证明、学校或单位的推荐信等,用以证明传承人身份。两个专业方向同属音乐学专业,考试内容主要包括传承技艺表演(民族器乐、民族舞蹈、民族说唱等民族艺术)、模唱、节奏模仿等,要求少数民族考生必须具有一定的非遗传承技能,要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声乐演唱或回答问题。在优惠政策方面,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对家庭困难的学生,给予学费减半的照顾。

北京城市学院2012年起也将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学校将把老北京传统手工艺老艺人请进学校,采取艺术家和学校联合培养的模式,努力培养出高学历的非遗传承人、手工艺者。入读该专业的学生可同时享受课堂教学和老艺人“师傅带徒弟”的工坊式教学。

就招生情况来看,中国戏曲学院和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成立于1950年的中国戏曲学院是我国戏剧表演、理论人才培养的重要单位,形成了教学、实践、科研、创作“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虽然一些非遗专业是近些年开设或是刚开始招生,但随着更多人关注民族传统艺术,加之中央院校的品牌吸引力,京剧、昆曲、粤剧等专业报名人数不断增加,今年招生人数与去年持平,并没有增加录取名额,因此生源较充裕,竞争更加激烈。

虽然是教育部批准的重点专业,并设有硕士、博士点,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专业招生情况并不理想,曾经有过报名人数少于招生人数的情况。2012年计划招生20人,报名的只有23人,其中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非遗传承人更少,只有7人。面对如此情况,谈到招生问题,该学院副院长郁正民情绪也难以高涨。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居住较为分散,人数较少,一些非遗传承人居住地基础教育条件差,很多人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稍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也都把孩子送到城市里读书,孩子从小学、初中开始就离家求学,对民族传统文化、技艺缺乏正确的认识,并且有些地区文化氛围不够好,文化站、艺术团较少。虽然政府对少数民族有经济、生活等方面的补贴、照顾,但这些无法吸引年轻人去学习和传承民族艺术,加之一些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状况也并不是很好,更使得年轻人觉得学传统技艺不是一条好的求生之路,对传统文化重视不够。这些都影响了学生进入高校学习非遗技能的积极性。更令人无奈和痛惜的是,每年考生中都有“身怀绝技”的非遗传承人,但这些传承人文化课基础较差,根本达不到分数线。如有一位考生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弟子,专业基础优秀,但文化课只考了170多分。学院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展示完“绝技”,然后又回到曾经的生活中。大学依旧是遥远的梦。

考生专业优秀,文化课基础差,已经成为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非遗专业招生的一个主要矛盾。郁正民希望能够出台相关的政策,解决这一矛盾,让更多优秀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傅谨也指出,传统技艺的传承和普通文化教育不能一并去理解。必须文化课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学习传统艺术技能的理念是错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有丰厚的文化传统,通俗地说,唱戏、做手工艺和读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思考:专业开设需谨慎 政策、师资最关键

据统计,我国传统民族艺术中,光是损失的剧种已达130多种,占戏剧品种总量的35%左右,一大批传统文化艺术面临后继无人、流失消亡的危险。非遗保护传承人才缺口大,根据相关部门的研究,在“十二五”期间,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人才的缺口就有10万人之多。艺术类高校开始关注传统艺术教学,开设非遗专业,对非遗传承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专家提示,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丰富性、传承技法的复杂性,相关专业的开设一定要谨慎,否则就只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高校培养非遗传承人,解决核心课程的师资问题很重要。核心专业课必须请高技能传承人教授,才能保证教学质量。”

“没有好的师资、没有科学合理的课程安排,就搞非遗专业教育,只能是‘赶热闹’。师资中一定要有了解非遗相关政策、保护方式方法的专家,也一定要结合学校所在地区非遗项目,请非遗传承人进学校教授专业课。”

傅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都强调了非遗专业开设,师资是重中之重。同时,这也是高校面对的一个难题。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就面临这样的困难。非遗专业的公共课利用院校已有师资进行教学,专业课每周4学时,学习传承技能,专业课的师资都是学校请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来校教学,学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传统技艺。但一些非遗传承人居住

在偏远的村寨,很难定期来校教学,目前的政策,也不允许学院将这些“教师”长期留校教学。不稳定的专业课师资队伍对教学影响很大,没有教师的专业课,学生只能相互学习或自学。另外,一些偏远地区的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思想较为保守,还保留着技艺只传本姓不传外人的传统习俗,不愿开展教学。为动员老艺人打破家族壁垒,更好地传播民族艺术,学院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过程非常艰难,但也逐渐有了一些成效。年轻人不再重视传统技艺,家族式的传承面临严重的危机,学校一方面可以找到愿意学习传统技艺的生源,一方面也为传承人提供了经济来源,解决生计问题,逐渐得到了传承人的认可。郁正民认为,没有政策上的倾斜,这还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困难。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也在想办法自己培养教师,争取让相关专业硕士毕业生留校,继续深造后,让他们再去培养新的传承人。高学历的民族艺术研究者、非遗传承人是稀缺的,民族文化馆等一些对口单位也紧盯着学院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一些学生毕业后就被“抢”了回去。但无论是在学校继续培养学生,还是回到原少数民族地区做非遗传承,或是进入对口单位进行少数民族艺术研究,也都符合了学校的培养目标――培养能回到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培养从事民族文化研究、教育的工作者。

招生需要政策,师资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政策。从种种情况来看,非遗专业的开展的确需要政策的关注。

“一些传统戏剧很幸运,一直备受关注,教学体系发展较完善,传承情况较好,比如京剧。但是有很多剧种、很多其他门类的传统艺术没有这样的机会。中国戏曲学院对非遗专业免学费,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学生的学费是由北京市财政来支付的,单靠学校,很难做到。这样的政策对地方政府、学校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做出了榜样,更多的学校行动起来,就营造出一种高等教育培养传统艺术传承、研究

人才很重要的社会氛围。但是,这些政府的投入和学校的招生政策,都是自发的,这一块还缺乏政策依据,只是靠大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和重视。”傅谨希望国家能够立法定规,支持公共财政投入非遗专业教育,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应招生政策,使非遗教育制度化,让更多传承人进入高校学习。

郁正民建议有关部门出台文件规定小学、初中开设传承项目课程,要求学校展开相关教学,解决基础教育问题,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对落后偏远地区非遗传承人给予高考优惠政策,如降低文化课分数线、减免学费等。他认为,目前的政策,还不足以让有能力、有责任、有想法抢救、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传承人的单位把工作做好。以高等院校来说,政策往往照顾到一些中央院校,但是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来说,非遗绝大多数分散在各地,地方的院校反而更需要政策的支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招生、师资引进、财政投入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类;高职教育;创新;改革;研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述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民间性、民族性、传承性、地域性等特点,已有不少项目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1]。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的整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性的传承下去,需要获得更多人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并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因此,艺术类院校针对本地非遗特意组织了挖掘、创新、传承等活动。将优秀的民俗文化发扬下去,能够促进国家的向前发展,将生活智慧、人文精神集中起来继续流传,其价值难以预估。

二、非遗传承与创新中艺术类高职教育改革的可行性

(一)地域特质相互契合

艺术类高职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让他们更好的就业,成就自己的辉煌人生。学校除了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以外,还要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指引他们更好的突破自我,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理想成效。一般情况下,艺术类高职院校会利用自身优势,强调文化差异以及地域特色,组织个性化的实践活动,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发展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与地域特质相互契合,因此,不断穿插在艺术类高职教育教学体系中、团体活动中,就能被学生接受,使其成为实力最强的传承者。学生们了解了非遗文化,找到了与自己专业基本一致的特色元素,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可以进一步的促进非遗传承与创新。

(二)融合先天教学条件

以前,艺术类高职教育中的课程设计偏专业化,新课程背景下,第二课堂、选修课程的开设,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考察课程是否具有地域特色,然后,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发扬,这是培养学生文化素养,促进他们全面发展的最好途径之一[2]。与专业课程、必修课程相比较,非遗传承与创新中,应该针对教学的内容进行补充,评价的方式进行转变,为学生提供动手操作的机会,要比一味灌输的效果好得多。学生们掌握了非遗技艺,通过实践活动收集非遗素材,在不断的考察中,就能提升审美水平,拥有艺术气质,确保今后的发展更加顺利。启发了学生的自学意识,用非遗文化促进了教学效果的优化,专业教师不妨利用自身优势,给予学生创作灵感,同时安排好教学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可以在文化继承中求得发展,在努力创新中走向成功。

(三)获得地方政府支持

非遗传承属于一种特殊的艺术表达形式,而非遗文化则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流传下来的称为艺术技能的东西。保护区域性非遗,地方政府必须发挥重要作用。艺术类高职院校推广非遗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加入工艺类非遗的教学内容,或者说,建立专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体系,确立创新的目标,促进学生广泛就业。风土人情类的非遗文化,还能带动地区经济的平稳增长,地方政府足够重视它,并且起到关键性作用,那么,艺术类高职教育中非遗传承与创新就会变得更加简单,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继而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计划。

三、非遗传承与创新中艺术类高职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充分发挥创新作用

艺术类高职教育阶段,是传播文化、传授技能的关键时期,教师们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学术造诣,在实践中多与学生进行沟通,可以满足他们更多的学习需求,从而开拓创新空间,体现创新教育的存在价值。

(二)培养大批人物主体

高职学生就是非遗文化绝佳的传承主体。这是因为,高职学生思想非常活泼,基本都是拥有创新意识的杰出青少年,他们对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手工工艺有很浓郁的学习兴趣,所以,只要教师提供机会,学生就敢自主创新[3]。另外,艺术类高职院校学生都接受过好的专业化教育,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们本身具备较强的领悟能力,会持续引导他们创新,并且收到意外惊喜。教师可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场所,让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不受利益约束,他们能将全部精力都投放在非遗文化的保护中。倾向于区域性非遗文化的交流学习,促进了非遗文化研究工作的有序推进,在深入中,学生发挥创新作用,主动承担历史使命,在不久的将来,艺术类高职教育一定可以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