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非遗的新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承非遗的新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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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机构；非遗保护；边缘化；重要参与力量

一、新《档案法》实施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机遇

2004年的《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未提及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中没有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地位，也无非遗档案必须向各级档案机构移交的相关条款。新《档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条提出“鼓励档案机构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新《档案法》是鼓励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1.参与非遗保护有法可依。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档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励”，肯定了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虽然“鼓励”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对档案机构能够积极借助档案馆藏资源参与到非遗保护意义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新时代档案机构尤其是档案馆利用馆藏和现有的平台来实现宣传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的档案式保护让非遗的文献资源保存得更久，且档案机构利用参与非遗保护，来重塑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二、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一）调查概述

1.调研方式。为明确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采取直接访问省市级档案机构网站的形式，具体调研中是采取对省级档案网站和百度以“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的文献进行统计。2.调研内容。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形式。赵跃博士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收集、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业务指导共7种。结合档案机构实际工作，在结合赵跃博士的分类基础上，稍做调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5种，将收集更改为接收（含捐赠），增加移交、修志2种形式，共计9种参与形式（见表1）。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参与数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综合档案馆3337个。调查中发现仅有107家不同级别档案机构参与到非遗保护，占比3.2%，比例低；参与的107家机构中，按照档案机构的级别划分，有13家省级（直辖市）档案机构，36家地市级档案机构，58家县区级档案机构。可见，档案机构整体参与的数量较少，参与比例低（见图1）。2.参与形式呈现被动性。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9种形式中，征集、编史修志、建数据库、采集建档被归入主动参与形式，而接收、展览传播、业务指导、申报支持、移交则归入被动参与形式。调查发现，对107家档案机构涉及的9种形式统计后共得到总参与数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档29家、展览传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数据库5家；主动和被动形式分别占比为40.69%和59.31%。对接收非遗保护中心移交的非遗档案的档案机构仅有3家统计，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县的档案机构。调查发现，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还以接收、展览传播等浅层次的被动参与形式为主，而编史修志、建数据库的主动参与形式占比不高。3.参与类型单一。为掌握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形式的丰富度，对档案机构参与类型进行统计。统计发现，有81家档案机构仅有1种参与形式，占比高达75.7%；而参与形式在3种、4种和5种的档案机构分别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张家港市）、2家（武汉市和扬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见，档案机构参与类型单一、不丰富。

三、我国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现状原因分析

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存在数量不多、参与形式单一等问题，这与学界期望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身份未得到“官方确认”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机构是文化部门。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国家层面就非遗保护已出台《非遗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办法》等9部政策法规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列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的主体机构；文化部牵头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9个成员单位，也没有国家档案局身影。官方确认的非遗保护主体机构中并没有提及档案机构。《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具有接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定期移交档案的职能。但早在全国部署非遗普查工作时，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遗实物资料所有权归国家，由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保护机构保管。”《非遗法》中也未有非遗档案必须移交到档案机构保管的相关条款。新修订《档案法》特别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文献信息同时是档案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中心等主体机构产生的非遗档案不一定得向档案馆进行移交。文化界和档案界相关法规政策均未将档案机构列入非遗保护的主体机构，这意味着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只能充当“社会参与”力量，参与非遗保护的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这也是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数量少的原因。

（二）档案机构工作机制不适应非遗保护

档案机构改革后，档案馆属于文化事业机构。一直以来，档案机构保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移交的档案，是一种基于传统档案形式的服务官方机构的工作机制；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开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两类型机构存在本质区别。具体到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遗项目是植根于民间，属于非官方机构的工作，档案的官方机构身份与非遗植根民间存在天然的不适应。档案具有保密性，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25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会开放；而非遗传承在保障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传播和传承、振兴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遗、使用非遗，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档案的保密性与非遗的社会参与性存在矛盾。

（三）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主动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档案机构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馆职能的理解十分狭隘，认为只需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不愿主动介入，也不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更不愿“越位”参与非遗保护。目前，仅有江苏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档案机构主动与文化部门联系洽谈非遗档案移交事宜并付诸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不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势必会造成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

（四）保存类措施相较保护类措施处于“弱势地位”

《意见》明确非遗建档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由此可见，非遗建档仅被窄化理解为“收集、整理”，和档案界界定的建档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相比，唯独少了“保存”。可能从语义上理解，非遗的建档“保存”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但是无论是《公约》《“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都将非遗保护措施分为保存类措施和保护类措施，其中认定、记录、建档保存类措施针对所有非遗项目，而特别优秀的且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容易造成保护优于保存的印象。而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多为认定、记录、建档的保存类工作，保存类措施的“弱势地位”可能导致档案部门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

四、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档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专业优势，筑牢非遗档案式保护

1.保持“前端”业务指导优势。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应主动与文化部门加强联系，协助完成非遗保护规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导非遗中心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确保对非遗档案规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业务的指导，利用业务优势积极参与非遗保护。2.利用档案技术延长非遗档案保存时间。档案修复技术是档案保护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能提高档案耐久性。在开展非遗保护过程中，会重点关注传承人的实物档案、纸质档案以及声像档案，而在保护过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纸质档案，利用先进的档案修复技术进行杀虫、除菌、脱酸等服务，延长非遗档案的保存时间；还可以主动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遗的传承人提供免费的档案修复、加固、装裱等修复服务，以解决非遗家庭式保护条件局限造成非遗档案保管不规范的问题。3.通过编史修志来开展非遗保护。档案机构利用编史修志的优势，联合地方志主管部门、文化旅游部门，编写全面反映地区非遗项目规模及非遗保护工作的志书，如《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用档案机构独有的编史修志方式，记录非遗保护的脉络的形式来开展非遗保护。4.档案记忆工程延续非遗传承脉络。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乡村记忆档案信息资源库，有效提升档案部门的公众文化形象。档案机构在开展乡村传统村落档案建设工作时，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的抢救性保护结合起来，在抢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过程中，尤其重点收集含有非遗项目的资料，创编成文字、视频资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艺、习俗等分类整理成专项档案数据库。通过乡村传统村落档案的建档工作，将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资源库，在保障传统村落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的同时，保障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延续，保护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

（二）借助特殊档案建档契机，丰富非遗保护的多元化形式

1.将家庭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档案机构抓住为非遗传承人建立家庭档案和非遗传承人个人档案契机，全面、客观、真实记录非遗传承人表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的艺术内涵，并借助文字、声像、实物及口述等载体形式实施非遗保护。例如张家港市已经为48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档案，并完成档案的数字化。2.口述档案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口述档案将历史“原音再现”，可以很好记录那些濒临失传的老记忆、老手艺。档案机构合理筹划、多方联系，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建档工作，逐一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对象实地走访，并进行口述档案视频采集、现场录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将资料存档于档案馆永久保存。3.方言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地方方言承载着乡愁、乡情，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话和南京白局。档案机构在开展方言建档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优秀非遗项目，比如传统方言戏曲、方言童谣、方言故事、方言说唱等，通过方言建档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乡愁，并传承优秀非遗文化。如陕西省档案局的《传承非遗文明，纪录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档的形式开展非遗保护。4.精准扶贫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2018年的《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就对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开发利用做出明确规定。“非遗+扶贫”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很多精准扶贫档案，档案部门要注意收集非遗扶贫过程中这部分特色形态的档案，将其归入“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两类中，真实、完整、准确、全面地记录和保存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对非遗的保护。

（三）遵循非遗保护趋势，加强非遗文化传播

1.关注非遗传播工程，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传播。档案机构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关注文化传播工作的新动态，加强非遗文化知识的传播。首先，利用档案馆建成的档案网站开展非遗知识传播，可以在档案展览下设立非遗文化传播专栏，开展非遗文化的图片、视频形式的传播。其次，利用档案机构已经建成的官微官博进行非遗文化的传播，通过撰写推送非遗小知识等相关推文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制作非遗短视频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文化的传播，促进社会共享。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活态传承的文化服务、文化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继续把握新机遇。第四，拍摄专题片进行非遗传播。档案机构可以拍摄以“传承地方优秀文化”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展非遗保护。如浙江省档案馆面向全省档案馆启动电视系列节目“跟着档案去旅行”，传承以浙江历史为依托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传统古城古镇古村文化，运河、钱塘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曲艺、传统手工艺、饮食等非遗文化，乡贤文化、浙商文化等乡土文化，诗书画文化等。2.重视文化传承服务，开展档案非遗知识服务。非遗传承是非遗保护永恒的话题，尤其是教育、培训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档案机构除了提供非遗档案借阅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部门合作，通过引入传统编研的成品、VR等先进技术的视频形式来构建非遗教育资源库，为教育和培训的传承提供知识服务。3.寻求多方互动合作，集中优势资源保护非遗。档案机构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并积极与文化部门、文化产业等主体机构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广社会化合作模式来打造档案特色的非遗文化产品。利用新媒体形式加强非遗档案资源宣传，如采取举办展览、编辑书籍、录制声像作品等形式进行传播，助推非遗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非遗。档案机构应把握非遗保护的前沿趋势，提升参与非遗保护的主动性，发挥专业优势，“有为才有位”，做历史的守护者、记忆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

参考文献：

[1]倪永宁，徐拥军.档案机构如何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北京档案，2011（08）：37-38.

[2]陆国强．为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N]．人民日报，2020-06-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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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D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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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新形势

中图分类号：T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6-0282-01

0 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承载着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卓越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多种多样，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极大的精神支持。新形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发展给我们的整体文化水平带来极大地影响，由此带来的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我们的经济金额，推动着整体水平的提高。但是新形势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工作的推进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了一些弊端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

1 明确非遗保护对象

众所周知，世界各种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着都是人们自身，显而易见，人事最重要最基础的文化载体，比如各种民谣、戏剧等都是通过民间艺人的语言、动作的一系列结合构造出来的，人作为文化载体必须受到一定的保护。民间艺人的不断减少会给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我们必须明确保护对象。

人是社会物质文化的生产者、创造者，担负着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的使命，各级政府部门要时刻关注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一定程度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让这些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感受到在新形式下社会中的认可和相应的存在感。另外，政府部门应该投入一定的自己支持，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班，组建大众学习传承非遗的场所，并且选拨优秀的非遗保护对象作为大家的老师，领头人，让他们收徒、传艺，带领大家温故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但是，现如今非遗文化的保护和继承备受关注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一些伪非遗的现象出现。有一些所谓的传承人并不是民间大众，而是一些当地的开发商和地方领导。，他们并没有掌握足够的民间技艺，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如果不被及时制止，就会对以后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影响，违反了新形势下非遗保护与继承的真实性和意义所在。

世界各国因为忽视非遗保护对象“人”这一载体的重要性而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流失的现象比比皆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启示，不断地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一对象的存在。为此，我们应该制定明确的非遗保护对象标准，进一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2 开发利用非遗资源

非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渠道是否合理问题也应该值得我们认真关注，新形势下人们大强度地开发和利用造成了一些反面问题，阻碍了我们进一步保护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

万事万物的开采和利用都要遵循其本质规律，不能违背事物的本质特征，采取各种积极措施，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工作。有些工作人员为了搜集遗产直接将一些旧村落硬性拆除，然后建造所谓的遗址新村等，这些行为破坏了它的变化规律，加速了古文化遗址的消失速度，一味的追求开发非遗资源的形式，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可明确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会给我们带来的有利影响，政府也不断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和鼓励比如，建立旅游景区，文化遗址保护区等等供人们参观游览，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构项目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发展民族旅游文化，促进经济发展。

新形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我们在开发利用非遗资源的同时要充分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遵循其自然发展规律，合理开发利用，充分挖掘其价值所在。

3 建立非遗保护机制

现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这个话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专注，一项项目的实施必须建立起相应的机制，以此来监督和鞭策，同时也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建立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制定相应的原则，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根据地建立基础设施，方便外来人员参观。政府也应该投入一定数额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培养专门的知识技能型管理人才，利用当今时代下的先进的技术制作传统文化的产品，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附着现代的技术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得以延伸，从而适应现代人的需求，在运用现代技术进行创新和发展的同时要注意避免出现违背最初原则和目标的问题。而对于为什么要用法律来约束也要引起我们的关注。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这一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文件，用法律做准绳，约束人们依法保护、利用、继承。相关法律的建立不仅让人们意识到了保护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而且也提高了人们学习非物质文化热情，积极地参与到保护与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来。

建立非遗保护机制这一有效措施是我们新形势下保护与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经之路，在工作进程的推展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更好的为弘扬传统文化，继承非遗任务服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众多文化形式，包含着话剧，曲艺，民间杂剧，声乐，剪花、服饰等等，涵盖了人类的各种风俗习惯，民间艺术等各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着全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力量，特别是少数民族以及农村乡土风情的集合，是中国多民族文化特色的有力体现。新形势下非遗保护与继承不仅是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同样也是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同时也要大力宣传群众积极传承，保护继承这项工作迫在眉睫，我们必须遵循这些相应的措施，加大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让群众充分意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份工作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大家共同努力，促进新形势下的非遗保护与继承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芳.浅谈新形势下的非遗保护与传承[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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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遗产地;金坛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的特定区域。自2007年设立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来，至今我国已建立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和1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虽然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以江苏省金坛圩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进行研究，总结文化生态保护区高质量发展的经验，以期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金坛圩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发展实践

金坛区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地处长江中下游流域，属水网地带，境内河流纵横，圩乡村落人口占全境总幅员的80%以上。当地村民通过筑圩成村、以村兴圩的千年农耕实践，形成金坛古老而特有的圩村文化。以圩文化为特色，金坛于2015年9月通过江苏省文化厅批复成立江苏省金坛圩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经过近6年的发展，实验区已通过遗存保护等方式，使金坛刻纸等国家级代表作名录项目得到提升性有效保护、朱庄马灯等濒危项目得到抢救性保护和完整恢复。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与传承

金坛区共普查项目140多个，经过发掘和申报，目前已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94项，基本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结合区域文化生态分布情况，划定天荒湖流域、长荡湖流域、丹金溧漕河流域三个非遗密集区为保护实验基地。在天荒湖流域，以直溪巨龙、董永传说为主，通过民俗表演、遗存保护等方式，让龙文化、孝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在长荡湖流域，以柚山放灯节、诸葛八阵图村、金坛面塑为主，通过民俗节日展演、艺术节非遗展示等方式，让渔文化、水文化、儒家文化得到更好展现。丹金溧漕河流域在以金坛刻纸、金坛抬阁为主的基础上，恢复了朱庄马灯，通过非遗展演、文化展览等方式，让其文化影响不断扩大。实验区自设立以来，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对各级非遗名录项目加以保护。以金坛刻纸为例，实验区以构建各级传承人的传承机制为重点，采取学校传授、师徒传授等传承方式，形成群体适度、结构科学、梯次合理的金坛刻纸传承体系，并建立传承、保护、生产、管理金坛刻纸的志愿者队伍。同时，陆续建成儒林镇长荡湖水城非遗博物馆、东方盐湖城刻纸展示馆等非遗馆，建立以段玉裁实验小学刻纸培训基地等实体基地为代表的非遗传承体验中心，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在保护、保存、传承、展示和宣传非遗等方面的作用。实验区还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金坛区文化艺术节等大型节庆和文化主题活动，推出金坛非遗重点特色项目集中展演，不仅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参与，也引起了省内外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让实验区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得到较好的宣传。

(二)机制和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金坛区政府及主要负责部门编制了《金坛圩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出台了《金坛圩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责任单位暂行管理办法》等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和文件，各项政策紧密配合，执行状况良好，有力保障了实验区有关工作的顺利开展。合理规划实验区建设周期，各阶段目标内容具体、系统可行，不同阶段重点突出。加快完善实验区组织管理制度建设，成立实验区工作领导小组，设置专门工作机构。设立非遗专项资金，同时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促进非遗保护工作有效开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方面，实验区遵循“尊老扶幼”的原则，尊重和保护年事已高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鼓励老一代传承人通过带徒弟、辅导培训等方式培育新一代传承人。出台并实施《金坛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激励条例》，做好各级非遗代表性继承人的认定和命名工作，从场地、资金等方面资助传习教学、交流分享等活动;采取生活补贴、助学奖学、表彰奖励等措施，保证“老人”权益，促进“新人”成长。完善知识产权立法，维护文化遗产原创者、传承者的合法权益。

(三)自然环境、人文遗存的整体性保护和有序开发

深入分析实验区文化资源与文化生态的整体特征，始终厚植整体性保护的工作思路。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密切相关的文物古迹、自然生态进行整体性保护。结合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等，开展有利于圩村文化遗产存续的区域整体性生态建设、生态培育、植被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实验区将非遗项目与三星村人类遗址、华罗庚纪念馆等重点景区和特色景区相结合，以旅游景区为文化生态物质空间载体，以旅游活动为传播介质，扩大圩村文化遗产的受众群体，提高其知名度，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保护和展示金坛人文历史文化。实验区选择金坛刻纸等能在生产中创造经济效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产品的生产经营相结合，进行生产性保护利用，开展保护性生产经营。发展创意产业，整合金坛民间文学资源，形成一批文化创意企业，打造演艺作品和艺术品创作中心。

二、“三维协同”的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高质量发展实践经验江苏省金坛圩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从整体环境的营造、主体责任的划分和发展思路的规划三个维度，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有助于其更好地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建设目标。

(一)环境维度:持续深入营造整体环境

突出区域文化特色。结合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综合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资源以及文物保护单位等其他文化资源与文化生态情况，针对文化生态资源的区域特色，突出非遗重点项目，促进“文化+生态”的全面发展。创建非遗传承环境。实验区对各级非遗名录项目进行因地制宜、分层分类的保护、保存。如:重点保护具有重大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并能集中反映当地原生态圩村文化的项目;扶持性保护已采取措施抢救、状态较为稳定的项目;抢救性保护仅存续于个别家庭、个人或面临濒危状态的项目。针对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不同的传习方式，建立不同的传习、传承情景和系统，形成传习体系，规范传习路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营造节日民俗环境氛围。利用技术手段记录或进行情景复原，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与传统节庆相结合，以端午、春节等传统节庆为节点，开展各类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以国庆等重大节庆为契机，组织各类文化展示活动。与主题活动相结合，推进实验区文化形态互动，丰富民俗节日表现载体，让民众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和内容来满足内心需求，激发民众参与活动的热情和文化活力，增进民众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他们的文化自觉。

(二)角色维度:扎实落实主体责任划分

坚持政府主导地位。政府及主要负责部门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项目保护、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传播传承等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将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对实验区进行合理规划，及时出台配套政策和办法，健全实验区组织管理制度，为实验区提供资金等必要支持，保障非遗保护工作有效展开。突出传承人关键角色。为确保非遗项目有效传承，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应以代表性传承人为重点保护对象，提升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出台相关保护激励措施，做好各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对于相关技艺传承、教育教学等活动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制定合理有效的奖励办法，对有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给予奖励，增强传承人的责任感，实现非遗传承的良性循环。

(三)条件维度:积极完善发展思路规划

加强文化生态环境修复。正确处理城乡一体化拆建与保存古村落的关系，让当地的文化遗迹、遗存、遗址及古风貌得到可持续保护与传承。注重重点区域的历史风貌和传统文化生态保护，不得随意改变和破坏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人居环境。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类项、文化遗产与自然人文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实现多种文化表现形式的综合性保护。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改革发展，加快创建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环境和机制。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发展，提升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及旅游接待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水平，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旅发展中的作用，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层次内涵和价值，实现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及双向驱动，让游客在感受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魅力的同时，带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发展，以旅游的市场化运作反哺文化事业及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挖掘非遗产业附加值。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挖掘其附加值，发挥其品牌效应，促进文化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对传统手工技艺进行生产性保护，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脉络的有机延续，让部分劳动力凭借传统手工技艺获得生计，改善生活，形成良好的自身造血功能。

三、结语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突出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鲜明特色，在环境维度上突出区域文化特色、创建非遗传承环境、营造节日民俗氛围，在角色维度上坚持政府主导地位、突出传承人关键角色，在条件维度上加强文化生态环境修复、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挖掘非遗产业附加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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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201-01

兴化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人文荟萃，文化积淀深厚，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我市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关于开展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的有关精神，全面开展“非遗”普查工作，共发掘1000多个“非遗”保护项目，其中有94项列入我市“非遗”保护名录，有22项列入泰州市“非遗”保护名录，有8项列入江苏省“非遗”保护名录，有2项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2009年我市在修缮一新的省级文保单位成家大司马府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笔者经过调查，有些“非遗”项目能否有效的传承下去仍然存在不容乐观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些“非遗”项目无市场环境，难以生存，更谈不上有谁来传承了，这是“非遗”项目保护一个突出的问题。一些传统的生活生产用品，有的早就退了历史的舞台，有的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比如过去人们下雨天常用的蓑衣和钉鞋，几十年前还能到处可见，但随着新的防雨用品的问世和流行，这些物品就被时代淘汰了，其编织技艺和制作技艺也就越来越被人们遗忘了，目前这两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虽然还在，但已经没有传承下去的可能了。还有弹棉花、兴化锣鼓书等，目前还有一些市场，也将面临继续生存下去可能的，所以传承很难。

2、有些“非遗”项目技术难度大，经济效益不高，没有人愿意来传承。过去，能够掌握一定的“非遗”项目技艺的人，如果社会上又比较需要的，就能过上比一般的劳动者稍好一点的日子。但由于时代的变迁，有些“非遗”项目已经今非夕比。比如兴化的徐氏提线木偶，当时，每到一地都是场场暴满，社会和经济效益十分明显，在苏北地区都影响颇大。现在传承人已有八十多岁高年且中风卧床，而制作技艺和表演技艺又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要想传承几乎不可能了。还有兴化的锡器制作工艺，是泰州市“非遗”项目，虽说我市有锡匠会，人数众多，每年都有聚会活动，但大都是老人，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陈连富算是最年轻的，四十多岁，年富力强，也是技艺最好的，但至今也没有一个徒弟跟他，他曾无不担心地说，我可能是兴化最后一个锡匠了。

3、有些“非遗”项目被挖掘出来了，但传承人只是一个招牌，早已不从事这个行业。比如兴化“药膳八珍糕”是传统技艺类的“非遗”项目，是清代末年在兴化研制成功的特色地方食品，曾经销售到海内外，尤其在江苏、浙江、河南、江西、湖南、四川和港、澳、台等倍受欢迎，过去在兴化食品小吃中很在名气，但传承人早不从事这个行业，谈不上传承和发扬光大了。

4、有些“非遗”项目已经失传，所谓传人只是其后人，并没有真正传承下来。比如兴化“通草剪贴中国画”是兴化籍画家魏郑卿创立的一新画种，在当时很有影响，其作品流传于海内外。可惜魏郑卿先生在1966年就去世，现在的传承人是其后人，远达不到其水平，更谈不上传承下去了。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弘扬、传承下去，还有大量的后续工作要做，不仅仅停留在名录上，需要全社会多方面给予扶持，笔者认为当前主要要着手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对已设立的“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要设立资格审核制，确保传承人真正具有代表性和传承性。要加强对传承人的教育和引导，努力提高传承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加快完善非遗保护体系，让非遗保护有坚强政策保障，政府要尽快设立“非遗”传承人补贴制度和传承奖励制度。通过建立传承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鼓励传承项目的保护和发展，是“非遗”的“活态保护”的有效办法。还要对生活困难的没有保障的传承人建立生活保障制度，比如为他们办理养老、医疗等保险，为“非遗”传承人提供社会保障，增强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这样“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才有可能。

3、党委、政府要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力度，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对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民间文学、传统技艺等濒临失传的项目要重点加强保护，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扶持传承人的培养工作。

4、建立民间非遗保护协会、组建民间非遗表演剧团等方式，形成保护、传承非遗的合力，积极探索“非遗”项目保护和发展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新路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非遗”项目传承下去，真正做到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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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代代延续下来的民众集体智慧，适应社会生活是“非遗”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在“非遗”保护中，让“非遗”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开发中保护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看，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再好的文化艺术都要走向消亡，任何保护都无济于事”。

困境：非遗艰难度日

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院院长潘鲁生对“非遗”提出了“生产性方式保护”的概念。“我们不仅应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既存形式，也应该保护它的发展特征和它传承创新的基因，这一切才构成全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的元素总是要变的，变则会有新的生命力、新的生存空间。”

保护“非遗”首先要保护好“非遗”传承人。目前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激励措施，主要是通过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给予荣誉来实现。地方则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给予重点项目传承人每年几千元的扶持资金，用于“非遗”保护和传承活动的开展。2006年以来，山东省各地直接投入到传承人保护的经费超过1000万元。各地通过提供传习场所、资助传承设备等方式，加大了对各级传承人的扶持力度。

然而，更多的“非遗”项目还无法得到保障传承和保护的资金支持。对于资金投入遭遇的瓶颈，一些传统手工技艺类型的“非遗”项目开始进行生产性保护，年画、剪纸、泥塑……纷纷走出单纯的艺术殿堂，尝试在市场中进行规模化生产，提高经济价值。

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杨家埠木版年画，在社会化大生产浪潮的冲击下艰难的维持着生计，再也没有“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数万”、年销售量数千万张的盛景。抢救、挖掘、保护!潍坊市寒亭区制定出杨家埠木版年画的长远规划和保护措施，让杨家埠木版年画这一民间艺术重新焕发了生机。2006年，在济南举行的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上，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以日销售数千张的“业绩”，令来自省内的参展者大为震惊。

“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要走向市场，一些“非遗”在开发中被毁坏，文化就丧失了其原有的意义，失去了其作为生活方式的意义。中国民俗协会理事长刘魁立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究“生产性保护”，是说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在市场中保护，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生产中才能体现其高超的技艺和智慧。

东昌葫芦雕刻，一个传承于聊城的雕刻艺术，正遭受着发展的危机。虽然片花工艺、烙画工艺以及异形葫芦等工艺葫芦占有50％的国内市场，葫芦加工量占全国的70％，年销售额近3亿元，并出口到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但是雕刻葫芦由于技法复杂、生产周期长等原因，价格不菲的葫芦雕刻艺术作品市场低迷。传承人李玉成为了便于销售，不得不制作简单的雕刻葫芦，以便宜的价格卖掉维持生计。

如何让这些艺术作品实现应用的价值?

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艺乙认为，应该走高端路线，让精湛的技艺加上合适的材料共同铸出精品，实现经济效益。比如传统红木家具，生产讲究质地精良，技艺精湛，一辈人用完了，下一辈人还可以接着用。在这种生产性保护中，企业的产量虽低，却达到和现代家具生产同样的经济效益。

出路：非遗“钱”途无限

一位从事民间艺术研究的专家认为：“把一件民间艺术品卖掉，它不值钱。但是如果你把它研究出来，通过某种手段再去发展，它的价值就大了。”

在“非遗”保护性开发的理念下，山东省为适宜的非物质遗产项目进入市场开辟多种途径，取得了明显效果。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共有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依托的企业和经营业户33700多个，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从业人员达到了85余人。

一个个“非遗”在市场的磨砺中成长为文化大产业。

国家级项目嘉祥石雕历史悠久，具有典型的中国北派石雕艺术风格，古朴浑厚，线条刚直简洁，造型凝重、端庄，与南派精雕细刻、纤巧灵动的风格各异其趣，成为中国石雕艺术的两大流派代表之一，是历代官府向朝廷进贡之精品。嘉祥县依托石雕艺术，推动产业发展，现已发展为具有较大规模的石雕产业。目前有石雕从业人员5万余人，石雕企业200多家，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及欧美、日韩、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石雕、石材业产值占到了全县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

在潍坊，国家级“非遗”风筝正在树立起潍坊的世界品牌。王永训是风筝界的名人。在潍坊风筝大部分还处在家庭作坊式的小规模经营状态时，王永训第一个为自己的风筝注册了商标“飞鸢”，第一个跑出去办风筝展览会，走上了风筝产业化之路，成为潍坊的风筝产业化带头人。王永训的风筝品种目前达100多个，年创收300多万元。其中70％出口美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国家和地区。在他的带动下，更多的风筝经营者以品牌在市场中立足。潍坊风筝经过无序竞争的混乱期后，市场日渐成熟，为潍坊树立起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品牌。

寒亭区利用区内丰富的“非遗”，开发出了以民俗旅游为主的杨家埠旅游，民俗游成了寒亭的金字招牌。杨家埠民俗大观园、风筝博物馆、年画展览馆、嫦娥奔月台等一个个“非遗”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过去的历史。

“我们现在更多的考虑是如何走，如何更好地进行发展和创新。”肩负着国家级“非遗”项目一一茂腔的传承重任，茂腔剧团团长刘宗涛在思考保护传承与市场开发的最佳结合点。根据他的思路，茂腔可以借鉴“刘老根”表演艺术的运作模式。与影视剧、网络平台相结合，加大茂腔戏剧作品的受众面，甚至向全世界进行推广。目前该剧团的场出场费已升至4000元，全年将筹备演出300场。但为了有更好的卖点，剧团也在尝试着把茂腔融入到现代剧中，加入更多的舞台元素。把茂腔段子演绎得现代和时尚一些，让年轻人也喜欢看。

“产业化的操作方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将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导入了现代社会，一方面又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形成了种建设性的破坏，让这些东西失去了本色。”徐艺乙认为，“非遗”的开发与利用需要建立起非遗市场化、产业化后的评估、监测、规范等管理机制与利润分配体系，在坚持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下积极寻求新时代背景下非遗的生存发展空间。

探索：给非遗更大的舞台

“如此多的非遗资源，保护和传承必须探寻科学有效的方式。”山东省文化厅厅长亢清泉要求山东文化保护打破常规。在“非遗”普查的基础上，山东省

文化厅对具有特殊价值和鲜明特色的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通过前期论证，目前已有4个文化生态保护区正在规划中，拟于年内公布首批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并积极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长期以来，隐匿于民间的“非遗”缺少大众认知的机会和舞台。山东省通过举力、文博会、工艺美术博览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演等活动，为“非遗”措建平台。近年来，山东积极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全省曲艺汇演、全省庄户剧团调演、山东省农村文化艺术节、广场文化活动、节庆文化活动等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中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丰富了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全省在学校、社区等建立了127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作为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收徒传艺的场所和重要渠道，对“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让全民参与传承和保护之中，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了校园。全省共有417所中小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学内容，将一些地方特色浓郁、学生喜闻乐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入到校园。高密市把国家级项目“高密剪纸”设置为中、小学校乡土民间艺术教材，聘请民间艺人为特长生导师，进行指导讲课，让中、小学生从小做起，继承和发扬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

借助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博览会，国家非遗博览园落户济南。博览园中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中心将成为一个国家级非遗培训基地，邀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开班授课，让想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的人到这儿来学习，进行更高层面、更高水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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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和保护 运行机理 问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3—0100—6

引言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活态文化，不仅蕴涵着华夏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更承载了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它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

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卓有成效地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由此前单项的选择性的项目保护，逐步走向全国整体性、系统性的全面保护阶段。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强烈冲击，依靠口授身传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精湛的传统技艺濒临灭绝；大量极为珍贵的实物与资料遭到严重破坏；滥用滥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经常发生。同时，由于没有完全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运行机理，对非遗传承和保护的主体、客体、载体、路径等方面含混不清、认识模糊，因而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机理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主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实务工作中，有两个主体，即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非遗的传承主体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即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表演等文化活动，并愿意将自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传承人掌握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知识和精湛技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在传统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呈多元化，如各级政府、学术界、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商界人士以及一般民众。其中各级政府是非遗保护最重要的主体，没有政府的主导，非遗的保护工作必将寸步难行，同时学术界如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关专家学者的参与对非遗的保护也起到积极作用，他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理论和政策研究，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保证。此外，新闻界、社会团体、商界及民众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参与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广泛舆论和资金支持，这也符合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应该遵循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原则。总之，多元化的保护主体能综合运用其行政、经济、媒体、专业技术等资源，在政策、融资、舆论、法律以及学术等各个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支撑。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客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客体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非遗传承的对象和非遗保护的对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对象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即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是指非遗的传承对象和非遗传承人，二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同等重要，有效地保护非遗传承人实际上也是在保护非遗的传承对象，在实务中往往由于忽视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而最终导致非遗传承对象的灭绝，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巨大损失。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载体

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最大区别在于传承的载体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人为载体，具体来说是各民族或族群，它属于该民族或该族群全体^们，是满足广大人们大众需要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大众性。非遗是传承人对精神文化的延续和传递，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来进行传承，载体与对象是分离的，传承过程是人与人的精神交流，即口述、身体示范、观念及心理积淀等形式进行的。因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保护传承人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被称为“人类活财富”、“人类活珍宝”。非物质文化是以“活的形态”出现，与人本身是密不可分，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它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国或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智慧与情感的活的载体，是活态的文化财富。_旦这种活的载体消失，非物质文化便失去了传承渠道，其传承链便发生断裂，依附于人身上的这种非物质文化就随之消失。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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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校教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现途径：基础教育从传承民族语言、传承民族艺术、参与民族节庆等方面入手；高等教育从人才培养、校本课程开发、资源库建设、学术交流开展等方面实施，各司其职为非遗传承发展培养后继者。

关键词：非遗；学校教育；传承；实现途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在各方面的关注和行动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不可否认在现代化发展、城镇化建设等强势背景下，由于其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等特点及现代化文明对其生存空间的排挤和挤压，使其越来越边缘化、碎片化，更由于其载体的“活态性”不得不面对“人走艺绝”的威胁。现阶段非遗传承主要依靠以传承人为主的传习活动和无意识的集体传承为主，前者以族内血源传承和族外师徒传承为主；而后者则是在非遗生长生存的地域空间中广大民众潜意识的传承。除此之外，政府、研究者、旅游产业等也都从不同角度承担着传承的责任，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其传承途径并不算少，但是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推进，人们越发清晰地认识到如果缺少了学校教育参与其中，那么非遗发展因现有传承对象的局限而渐入困境。

青年一代是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未来，在呼吁唤起“文化觉醒”、倡导“文化自觉”等背景下，关注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关注随着传承人逝世就面临消亡的非遗就显得非常紧迫。国家政府、社会组织、教育系统也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等文件的出台，都在不断在强调教育系统参与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性。高等教育系统从中央美院率先在国内成立非遗保护中心之后，各高校也紧随其后成立各类非遗研究中心，培养相关方向的本硕博人才也陆续得以实施。而基础教育阶段则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非遗进校园、进课堂的措施，如福建南音进课堂、云南省的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川剧进课堂等，而教育部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举行更广泛地推进了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传承工作……。但是即便有如此之多的举措仍不能与我国非遗发展的速度相一致，不断探索学校教育在非遗传承中实现的途径，以得到更多青年群体的认可和关注，继而唤起他们的民族文化传承意识，使教育系统成为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基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非遗传承在基础教育中的实现途径

1.传承民族语言

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传承思想、交流文化、记忆历史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是他们记录历史文化发展的唯一载体。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向农村、偏远山区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有的脱离原有的生长环境，能熟练掌握民族语言的青少年队伍在逐渐缩小。如果没有了民族语言的延续，那么民族生存的土壤就没有了，那么他们民族文化发展的血脉也将不复存之。日本著名文化学者岸根卓郎在《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一书中也说到：“放弃母语，是通向文明毁灭的捷径”。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推广、使用本地区的民族语言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唤起学生的民族意识，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民族定位。

2.传承民族艺术

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技艺等民间艺术是民族精神文化的内隐与外显，它在民众的生活中起着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推进和演变，青年一代对这些经过历史沉淀的民间文化态度越来越淡漠。这些民间艺术是民族记忆延续的载体，是民族历史的记录，是维系族群发展的核心动力。以贵州安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为例，该县首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铜鼓十二调，其传承也面临着在青少年一代出现断层的危险。将其尽快地收集、整理，编订相应的教材融入当地基础教育，并以其为非遗教育的切入点进而挖掘其他的民间艺术，将布依族服饰、民歌、舞蹈、戏剧、器乐、蜡染、织锦等内容走进基础教育学校，使当地学生更加熟知自己的民族文化，建立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找到他们应有的民族归属感。

3.参与民族节庆

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不同性质的节庆活动，如布依族的六月六，苗族的三月三等，它们展示了各族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蕴含着五彩斑斓的文化底蕴。鼓励学生、带领学生参与到地区和民族特有的节庆活动中，真实地融入民族生活，理解其中蕴含的文化因素，发挥民族节庆的教育传承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学生建立对民族语言、民族艺术正确的价值观，教会他们民族语言，带领他们走进、了解、理解非遗，进而传承非遗，使我国非遗发展的链条有效地在基础教育中得到延续。

二、非遗传承在高校中的实现途径

“一个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基因传承发展基础上的，其实现的主体应当是青年群体的参与，把文化遗产引入大学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1]在高校开展非遗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1.开设相关专业与课程，培养专门人才

“社会呼吁青年群体，尤其是高校学子关注社会公共空间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关注本土文化的传承创造与发展。”[2]地方高校将培养专业非遗人才纳入学科建设规划之中开设相关专业，不仅可以为地域性非遗保护提供人才，还可以凸显学校的办学特色。另外要为非遗传承事业培养广泛的后盾人才，形成全社会的非遗保护意识，开设非遗相关的公选课、素质拓展课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2.开拓地域研究视角，丰富校本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是衡量一所高校综合能力的标准之一，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现在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建立国家、省、校三级精品课程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高校应该以此为契机积极开展地方性、民族性课程（群）的开发，以地方非遗项目为依托，彰显民族地域性为特征，将非遗课程（群）纳入课程建设之中，既开拓了地域文化研究视角，又深化了课程发展的民族特质。

3.建设非遗资源库，深入挖掘非遗项目

除了现有课程资源外，大量的非遗资源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和开发，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深入非遗成长的一线采风、调研，也可以带领学生走进非遗文化的生存环境中展开调查实践活动，获得一手资料丰富课程教学的资源。而且还可以以当地传承人为依托，聘请他们到高校开展学术讲座、实践教学等等，使非遗教学资源生成的途径多样化。这样在不断深挖非遗项目的基础上，地域非遗资源库也得以丰富和充实，为非遗传承发展提供资料支持。

4.创设非遗研究平台，开展学术交流

高校不仅要传播、传承非遗文化还要担当创新非遗文化的任务，高校有着优秀的学术研究人才群体，借学术力量的支点研究、宣传、推广非遗，使更多的人关注非遗、研究非遗；召开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拓展非遗的研究视角；走入社区开展非遗讲座，强化民众对其的认识；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深入研究、开发、创新非遗。

非遗的“活态性”决定了它会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消失，而通过学校教育途径传承非遗则能从很大程度上保障非遗的持续性发展。普通学校和高校各司其职，努力从多途径、多角度传承非遗，将其传播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心中。只有获得青少年的支持非遗的传承、传播才会有永续发展的动力和支持。（作者单位：安顺学院艺术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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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戏曲文化具有这非常悠久的历史，能够展现出我国民族文化的魅力。而随着流行音乐的兴起和发展，戏曲文化不再是当下学生所喜爱的一种文化形式。对于汉调二黄来说，为了能够使汉调二黄能够很好的传承下去，汉调二黄必须融入到中小学音乐教育教学中才能够继续发扬我国戏曲文化的内涵。本文笔者通过分析汉调二黄的起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作用来探讨汉调二黄融入到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措施。

关键词：

汉调二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小学音乐；措施

汉调二黄作为一种地方非遗剧种，能够反映出更多的地方特色和人们的生活文化。近年来，大部分的地方戏曲文化都出现了传承危机，甚至濒临灭绝。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音乐教师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将汉调二黄融入到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弘扬我国的地方非遗剧种的文化底蕴，培养学生对于戏曲的兴趣，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

一、汉调二黄的起源

汉调二黄也称陕二黄、山二黄、“靠山黄”，或“二黄戏”，陕西省汉族戏曲剧种之一。流行于陕南和陇东。是二黄腔调从湖北沿汉水进入陕西而形成的，汉调二黄因它是在汉水流域由西皮、二黄结合形成，故又多称“汉调”。解放初期，为与皮黄系统各剧种通用名称相统一，在安康地区又有“陕西汉剧”之称。在陕西，唐代的黄幡绰擅长用黄管体调，后被成为二黄。到了明清时期，舞台延长大戏由陕西流传到了北京甚至到了台湾。这些地方的人们习惯称为秦腔或者西调等。早在1805年，杨家六世就开始通过招生来演艺汉调二黄。到了1860年，范仁保返回到安康将汉中和额西北方融合进行演唱，这使得人们感觉到了剧种的新颖。另外，范仁保又通过开办科班来产生了汉调二黄的安康派。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作用

1.促进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蕴藏着大量的精神财富。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够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以及精神文化的弘扬。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够促进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实现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增强民族凝聚力

文化对于人的思想和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民族情感。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够增强人们的民族凝聚力，维系国家的统一，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

3.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表现出人们的精神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够使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实现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弘扬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种体现。

三、汉调二黄融入到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措施

1.提高教师的戏曲文化修养

音乐教师作为学生的带领者，首先应当体会到汉调二黄的文化底蕴。因此，教师必须通过各种方法来提高自身的戏曲文化修养。在备课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找到一些记载关于汉调二黄的资料，并通过多媒体来观看汉调二黄的视频，从各方面来感受汉调二黄的魅力。这样能够使自身感受到汉调二黄的不同人物的个性以及人们赋予不同人物的脸谱以及唱腔，加深自身对于汉调二黄的了解，提高自身对于戏曲文化的喜爱程度。教师只有提高自身的戏曲文化修养，才能使汉调二黄真正融入到学生的音乐教育当中，使汉调二黄真正的被传承下去。

2.培养学生对于汉调二黄的兴趣

汉调二黄作为一种地方非遗剧种，有着非常浓厚的地方特色和地方文化。但是，随着流行音乐的发展，学生更热衷于对流行音乐的喜爱，对于戏曲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为了培养学生对于汉调二黄的兴趣，教师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了解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开展讲座来使学生了解汉调二黄的起源、发展、创作背景以及汉调二黄的传承的意义。这些都可以加深学生对于汉调二黄的了解，提高学生对于汉调二黄的兴趣。另外，教师可以使学生来真正的体验以下汉调二黄的唱腔，使汉调二黄能够在学生中间得到广泛的传唱。

3.汉调二黄与音乐课本有效的结合

校本课程是新课程改革之后大力提倡和积极践行的一种教材模式，目的是将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进行有效的整合和融合。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将汉调二黄与音乐课本有效的结合，通过对于汉调二黄的唱腔的范唱来加深学生对于汉调二黄的理解。教师也可以通过多媒体来为学生播放汉调二黄的舞台效果，激发学生对于汉调二黄的兴趣。

4.以流行歌曲的形式来学习汉调二黄

在当下，学生对于戏曲存在着一种厌烦心理，而更热衷于流行歌曲。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将流行歌曲和汉调二黄进行有效的结合，来激发学生对于汉调二黄的好奇心。教师可以将一些流行歌曲通过汉调二黄的唱腔来演唱出来，有效的将传统戏曲唱腔融入到流行歌曲当中。这种全新的结合方式一方面能够刷新学生对于传统戏曲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是音乐当中的流行元素与传统元素的有效融合。这样能够使汉调文化得到很到的传承。

5.了解汉调二黄的地域特色

汉调二黄作为一种地方非遗剧种，具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汉调二黄的发源地进行采风，直接深入到汉调二黄的内部来进行演唱和了解。这样能够使学生在了解了汉调二黄的特色的同时也能够加深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民族文化的了解。这样也可以更好的了解汉调二黄的唱腔和人物的特点，使学生能够更好的将汉调二黄运用到现代的流行歌曲中，对汉调二黄起到了一定的传承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我国的许多地方非遗剧种都出现了传承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促进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而汉调二黄作为一种地方非遗剧种，必须有效的融入到中小学音乐教育中才能使汉调二黄很好的传承下去。因此，我们教师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戏曲文化修养，培养学生对于汉调二黄的兴趣，将音乐课本上的知识与汉调二黄有效的结合，以流行歌曲的形式来学习汉调二黄、了解汉调二黄的地域特色等方式来将汉调二黄融入到学生的音乐教育中，传承汉调二黄的魅力，展现汉调二黄在民族艺术中的辉煌。

作者：佘小红 单位：陕西省旬阳县城关小学

参考文献：

[1]谭宏.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的探讨[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01)

篇9

传统手工艺的生存与发展有自己的特点。这类非遗中的大多数并非仅靠传承人和技艺的传承就可以存在，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产品的生产和市场销售而生存。

走生产性保护的路子，四川的保护措施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案例。

藏羌绣：不能失传的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适时的帮扶将对这些技艺的生产和传承起到意想不到的点化作用。

6月16日，文殊坊白云寺金马巷充满藏羌文化气息的“藏羌绣苑”内，3名身着民族服装的藏族妇女正在现场演示“纺线”、“搓线”、“牵”、“织”等藏织的制作过程，织机的咔咔声不时轻轻响起：一旁的长桌边坐着4名羌族妇女，也各自用五彩丝线在布面上绣着图案，悠缓的走线，轻快的笑语，使人仿佛置身于阿坝的藏寨羌碉之中。

“我们的技师一共有10名，5个藏族，5个羌族，都是从阿坝州理县、小金、茂县等地过来的，最大的都61岁了。她们都是第一次来成都，为的就是展现藏织羌绣的技艺，为家乡的妇女争取产品订单。”52岁的“藏羌绣苑”当家人、阿坝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传承人杨华珍说。

杨华珍的团队是2009年5月12日进驻“藏羌绣苑”，成为这里主人的。“藏羌绣苑”的主要功能是进行藏织羌绣手工艺品展览和技艺展示，为前来订货的客户提供样品，最后的成品制作则由家乡的农村妇女完成。

开店1个月，“藏羌绣苑”的藏织羌绣制品受到了热烈追捧，杨华珍接到了总额达30万元的订单。“还有许多人前来洽谈合作和培训的事情，这些天真有点忙不过来啊。”小店经营的火爆，杨华珍始料未及。

“其实我不想当什么传承人，只是觉得藏织这门技艺在我这一代失传了，实在可惜。地震以后，阿坝州很多妇女失去了房屋、土地，也失去了经济来源，我很想帮助她们，让她们凭借祖先传下来的技艺，不离乡离土，就能进行生产自救。”杨华珍动情地说。

就在杨华珍四处奔走，为阿坝妇女们开拓市场，争取产品订单时，中房集团、文殊坊管理公司找到了杨华珍，表示将无偿提供一处场所，帮助她们打开市场销路。

“这家店面从装修到展厅布置，甚至展示技艺所需要的丝线，都是中房集团为我们提供的，没有这个平台，我们根本拿不到这么多的活路做。在这里，我体会到了社会各界对藏织羌绣技艺价值的认同，也对这门技艺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好好珍膳。”杨华珍的话里充满感激。

“藏羌绣苑”开业以来，杨华珍拒绝了3批社会人士的捐款。“我跟他们说，我们不要救济，我们要的是合作，要的是订单。只有让远在家乡的妇女们进行生产，她们才能获得长久的收入来源。地震以前，古老的藏织技艺只有50岁以上的妇女才懂，手艺精湛的技师也很少。现在，我们能够培养更多年轻的藏、羌妇女参与到生产中，我们的技艺一定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借助文殊坊的经营平台，通过走向市场，地震灾区的一门濒临失传的技艺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其实，通过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只要适时帮上一把，许多身怀绝艺的“杨华珍”们就能让传统手工艺焕发出惊人的活力。

漆艺：传承人的忧虑

后继无人，是许多传统手工技艺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政府应该成为拯危救难的主力军，在推动传承人培养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在浣花风景区非遗展示基地“锦绣工场”的漆器展厅里，摆放着成都漆器厂自1956年建厂以来的精品。其中，挂在展厅中央的一幅“大乐与天地同和”漆画最为显眼。它的主要作者是成都漆艺国家级传承人尹利萍。

年近花甲的尹利萍说，“制作一件精美的漆艺产品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年纪大了，以后也做不了多少这么好的精品了，所以过段时间我想把我的几件作品从展厅里拿回来，留给自己做收藏。”

留给自己做收藏，尹利萍的话中透露着淡淡的“大师迟暮”的感觉，而这背后，还隐藏着她对成都漆艺发展深深的忧虑。

成都有3000多年的漆器生产史，成都漆器是中国五大名漆之一，现在这门手艺却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从事漆艺工作30多年，尹利萍最为担心的事情是找不到合适的培养对象。“漆器制作工艺非常复杂，设计、漆胚板、上底灰、涂底漆……一个学徒至少要学5年，才能掌握基本的工艺流程，而要在表现力极其丰富的漆器制作中取得一些成就，更是需要多年的磨练。”

漆艺学习的过程是非常艰苦的，研习者要在长时间中忍受没有功利的寂寞，普通学徒一个月才七八百元收入，还要忍受对天然生漆的过敏反应，因此愿意全身心投入学习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加之市场占有率小，社会认同度低，都造成了目前漆艺传人“断档”的状况。

据尹利萍介绍，目前包括退休人员在内的高级技师和工艺大师，还在“坚守阵地”的也就40多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20多年都没招过徒弟了。”

后继乏人，是当前绝大多数传统工艺都不得不面临的发展难题。非遗保护专家、成都民俗研究会副会长张世英认为，第二届非遗节的举办，让包括漆艺在内的很多传统手工技艺得到了民众更多的认知，创造了非遗保护更为良好的大环境，但是许多非遗项目自身“造血”功能比较差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从资金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帮助传统技艺传承人进行长远规划，为传承人培养机制的建立提供有效保障。”

6月11日，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全国非遗保护、古籍保护暨文博事业杰出人物表彰、颁证、授牌电视电话会议四川分会场会议在成都召开。省文化厅教育科技处处长、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任丘在会上透露，国家财政部、文化部正在拟定为非遗传承人保护提供资金保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人每年补贴最低标准为8000元人民币。

“这样的国家补贴虽然不多，但是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尹利萍说，“这是国家对我们这些传承人予以的肯定和支持，也是一种保护的形式。如果这样的鼓励措施再多一些，再有力一些，应该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并投身到非遗项目的学习和继承中去。”

蜀绣：“他山之石”的借鉴意义

传统必须适应现代，并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当中，才能焕发生机。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打破藩篱，以开放的姿态求新求变。

作为第二届非遗节分会场之一的郫县安靖镇，凭借非遗节的举办，大大提升了知名度。在7天的“绣天下”国际刺绣艺术节上，极具文化特色的蜀绣广场、蜀绣艺术馆，极宫四川民俗特色的抛绣球、吼山歌等活动，吸引游客达2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00万

元。在今后几年，安靖镇将打造为“蜀绣风情小镇”，成为蜀绣工艺展示的窗口和示范基地。

非遗保护专家张世英认为，这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为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是，蜀绣与同属中国‘四大名绣’的苏绣相比，在发展上的差距还很大，苏绣的经验值得借鉴。”

由于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注重快速接轨市场、走向市场，苏绣已成为一个拥有“10万绣娘”、年产值10亿元、在全国拥有300多家经销点的庞大产业，并形成了系统的创作、绣制、营销专业分工的产业链。张世英说，蜀绣的发展也应该如此，除了走精品化路线之外，还应该与大众接轨，让产品走入更多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植根于生活当中，是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的。传统手工艺只有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6月9日下午，文殊坊麻将与茶文化博览馆举行了一场“民间传统工艺与现代应用主题交流会”，非遗传承人、现代设计师、学者和企业家会聚一堂，进行了一次发展传统工艺的思想碰撞。

蜀绣工艺国家级传承人杨德全在交流会上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有以传统花、鸟、鱼、熊猫等图案为主的作品，也有富于现代气息的人物绣像和风景作品。“蜀绣在制作工艺和传承人培养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图稿设计、产品包装和营销上还没有紧跟时代需求，缺乏突破自身的能力。我们特别需要借鉴专业的现代设计团队的经验，通过交流合作，激活蜀绣的创新力。”杨德全说。

针对这一话题，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馆馆长许燎源认为，传统的手工艺在当代已失去了传统文化语境的多层次蕴涵，很多产品的形态只具备旧民俗象征的简单符号意义。“传统的工艺纹饰大多已不适应现代审美的情趣，如果不在产品设计上推陈出新，只是照搬固有的设计元素，就会形成‘有工无艺’的局面，得不到发展。”在许燎源看来，传统的元素一样可以现代化，传统技艺必须与现代设计、包装相结合，才能重现生机。

传统手工艺应该在生产技艺和生产形态上求新求变，成为与会者们的共识。“传统手工艺如果死守祖先衣钵，不求变化，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坐吃山空，逐步消失。”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林木教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不断地融入各种文化元素进行创新，不断适应当时社会和民众精神需要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交流会上，几位蜀绣、漆艺、藏羌绣传承人与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馆、文殊坊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准备共同建立“文殊坊艺术精品轩”，通过集聚各方优势，把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性保护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

四川省文化厅产业处副处长李慷表示，这样的交流与合作方式，体现出企业家、艺术大师高度的文化责任感。民间技艺与现代设计和营销手段相结合，将极大地推动非遗传统工艺的产业发展。

链接

6月1日至13日，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13天时间，以“多彩民族文化、人类精神家园”为主题，设立成都非遗国家公园主会场及文殊坊街区、金沙遗址博物馆、郫县安靖、崇州和都江堰5个分会场。来自国际国内的120余史表演队伍和1000多个非遗项目参加了6大类370多项节会活动，吸引了520万人广泛参与，凸显了“文化的盛会、民众的节日”的办会宗旨，有力地推动了非遗保护，展示出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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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发展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1） 名称由来

起初，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就拿联合国教科文和我国来说，前者曾称之为“传统与民间文化”、“非物质遗产”、“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后者也曾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诸多称谓。这一混乱现象直到2003年10月17日才宣告结束，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第32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英文名为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而在中文本中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对译，随着公约的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被正式确立。

（2） 概念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这样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上述的定义可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个门类⒈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⒉表演艺术；⒊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⒋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⒌传统手工艺。非遗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它更加注重技艺、经验、精神，是以活态流变为特点的活态文化遗产。我们可以根据非遗所覆盖的对象把非遗分成两种存在形态：一是单一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综合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认定

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认定，二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我国认定非遗的标准是由父子（家庭）、或师徒、或学堂等形式传承三代以上，传承时间超过100年，且要求谱系清楚、明确。对单一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确定，以其所掌握的才艺的文化内涵与技术品质为第一标准，选择掌握才艺的杰出者；综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可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样态进行切分，找出主干的文化环节，然后确定其中具有组织推动力量的关键人物，即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知识人或文化权威。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我国对于非遗保护的有关措施

我国是联合国教科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之一，对非遗的保护在国际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公约生效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文件、措施积极保护和挖掘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抢救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的保护，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的推进了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

特别是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它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保存工作的专门立法，也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基本立法之一。它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基本立法方面仅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而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不足，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关于我国进一步保护非遗的几点意见

1.制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周期

2006年开始，我国在全国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普查工作结束后，至今再也没有进行新的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核心难免有遗漏、新增和失传，因此有必要制定普查周期。但是因为普查是一件很费人力和物力的工作，所以建议周期时间可以相对较长。在一个周期内所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增和失传可以由各地申报决定，直到又一轮“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

2.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可以进一步完善。最理想的名录体系应该由国家、省、市、县、乡五级组成，分别由五级文化部门负责名录体系，毕竟乡也是我国的一级行政区划。乡级名录的确定可以有助于农村户口的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从而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分担了县级名录的负担。

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日”

我国已经从2006起，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因为文化遗产的范围太过庞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来说还是后起之秀，所有有必要在“文化遗产日”的基础上再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区分两者的推广对象，前者注重于物质文化遗产，后者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

4.从国家到地方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虽然目前文化部在网上建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但是由于网络空间立体方面的局限性，还不足以让人们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目前部分地方已经建立了实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但数量和规模远远不够。从国家到地方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经济薄弱地区可以在原有博物馆里开辟非物质文化展厅）有助于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助于国际友人更好的了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保护。

5.倡导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2008年以来，笔者一直在倡导“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为之而奔走疾呼。笔者曾通过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简称iov）为2009年南京云锦的成功申遗提出来建设性意见。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民间、成长于民间、传承于民间，它的根始终是在民间。只有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才有出路。只有全民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才有发展。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乌丙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