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活态传承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活态传承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 [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 韩小兵.少数民族非遗概念界定及其法律意义[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0，（4）.

[2] 覃志鹏.论少数民族非遗保护[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3] 韩小兵.中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4] 张世均.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7）.

[5] 郭剑英，余晓萍.非遗价值评价——以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4）.

[6] 汪立珍.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05，（6）.

[7]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1）.

[8] 陈莉.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贵州民族研究，2007，（2）.

[9] 祁庆富.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0）.

[10] 罗正副.文化传承视域下的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省思[J].贵州社会科学，2008，（2）.

[11] 赵艳喜.论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J].贵州民族研究，2009，（6）.

[12] 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非遗保护与旅游化生存实践[J].学术探索，2010，（6）.

[13] 吴兴帜.文化生态区与非遗保护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1，（4）.

[14] 韩成艳.非遗作为公共文化的保护——基于对湖北长阳县域实践的考察[J].思想战线，2011，（3）.

[15] 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法源问题[J].民族研究，2007，（3）.

[16] 王培新.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原则[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17] 高燕.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自治立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

[18] 周超.社区参与：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J].河南社会科学，2011，（2）.

[19] 尹凌，余风.从传承人到继承人：非遗保护的创新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08，（12）.

[20] 郑土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08，（9）.

[21] 郎玉屏.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遗传承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

[22] 陈静梅，文永辉.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分类保护——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23] 吴正彪.论双语教育在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非遗中的重要作用[J].民族教育研究，2010，（2）.

[24] 普丽春.论学校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教育[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1）.

[25] 张丽萍.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教育传承非遗分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1）.

[26] 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贵州少数民族非遗的数字化保护方法研究[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

[27] 叶建芳.民族博物馆与民族非遗保护——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2）.

[28] 胡芸，顾永贵.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J].中国档案，2008，（5）.

[29] 陈廷亮.湘西少数民族非遗开发利用的可行性与基本模式分析[J].民族论坛，2009，（10）.

[30] 肖曾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阶段性互动分析——以湖南虎形山花瑶乡的非遗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2）.

[31] 周丽洁.非遗与文化重构——以发展旅游背景下的湘西地区为例[J].求索，2010，（4）.

[32] 陈炜，杨曼华.论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社会科学家，2011，（2）.

[33] 张博，程圩.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保护[J].人文地理 2008，（1）.

[34] 黄继元.云南省非遗旅游开发研究[J].旅游研究（季刊），2009，（4）.

[35] 王汝辉.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研究——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0，（11）.

[36] 韩富贵.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研究[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1）.

[37] 李昕.非遗：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J].广西民族研究，2008，（3）.

[38] 王松华.产业化视角下的非遗保护[J].同济大学学报，2008，（1）.

[39] 谭志国.土家族非遗会展活态保护新模式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40] 马宁.羌族非遗的现状及保护对策——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Research review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DENG Xiao-yan1，2

（1 South-Central Nationaliy University ，Wuhan 430074，China；2 Hubei Economy college，Wuhan 430205，China）

篇2

加大对“非遗”的保护力度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绝活”展示现场，记者发现，他们除了在画瓷、画坯、雕塑外，还有的在现场展示陶瓷画笔的制作工序。非遗传承人盛松柏说，制作陶瓷画笔是景德镇陶瓷传统手工艺中的一项，制作工艺复杂，包括叠毛、洗毛、泡水、去毛、齐锋等多个工艺流程，由于制作画笔辛苦，现在年轻人都不愿学，我市将这项传统技艺加以保护、传承，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活动中，市领导还为我市新增的第三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代表和10 家市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颁发了证书或进行了授牌。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对非遗的保护力度加大，不少文化遗产项目都得到了保护，非遗保护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完成了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我市现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2项，省级14项，市级51项；加强了传承人的申报，我市现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4人，另外经市文广局推荐，省文化厅报送文化部待批的国家级传承人有11人，被评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有41 人，市级有224人；今年年初，景德镇市古窑瓷厂、景德镇佳洋陶瓷有限公司被文化部评为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4月，我市又评出10家市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并从中推荐了部分参评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非遗”保护注重参与和传承

2 0 0 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后，“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概念逐步替代之前的“文物保护”概念。相比较而言，文化遗产保护更注重公众参与性和世代传承性这两个理念。公众参与性，表明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政府的专利，也不是文物行政部门的专利，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监督和利用文化遗产的权利。

多年前，为了集中保护、传承、展示景德镇的传统手工制瓷技艺，我市创建了古窑瓷厂，使古窑瓷厂完整地保护了一座清代柴窑和12座原料、成型、彩绘的古代作坊，老艺人和他们的徒弟们在这里以传统手工技艺从事瓷器生产。2006年，古窑瓷厂申报的“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批准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炎生、陈圣发、余云山、曹永开被批准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和省、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篇3

从新博物馆学的视野出发，非遗博物馆建筑应该是一个承载了传承及弘扬该项非遗文化使命的文化机构的载体，其建筑功能应在满足传统博物馆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该文化机构的具体运行功能，同时在新博物馆学理念的指引下，将以传承为主要目标的非遗博物馆建筑新功能内涵进行进一步拓展。

1文化空间与非遗博物馆建筑

“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是用人类学标准界定的非遗代表作的重要概念，其“既有物化形式（地点、建筑、场所、实物、器物等），也有人类的周期性的行为、聚会、演示等”。博物馆语境中的非遗除物质载体之外还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以及语言、记忆、音乐、口头吟唱等。非遗博物馆建筑本身应该是能传承该项非遗除物质载体之外的文化空间（culturalspace），或者能充分体现和激励该项非遗文化空间的发展，使得博物馆以更平等的姿态投向以往被忽略的文化群体和资源，从官方保护发展到公众自发投入的文化认同，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2以传承为主要目标的博物馆建筑新功能内涵

“非物质遗产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活态文化”，这就要求针对它的保护不能离开“人”的活动因素孤立存在。传统博物馆学注重以物为核心的“物质遗证（materialevidence）”，而“新博物馆学”理念倡导关怀地方社群，注重多元文化交流互动的特点，逐渐修正了传统博物馆奉行不逾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功能，这与非遗保护“活态文化”传承发展的需要相匹配。非遗博物馆既需要保存有形遗产，承载起博物馆的“教育、休闲、娱乐甚至大众的精神依归等社会职能”，在新博物馆学的理念支撑下更需要向以人为中心转变，将真正传承该项非遗的人、团体和社区作为博物馆的主要服务对象，进一步拓展出新功能，成为传承人使用、收集、保管、教育研究、展陈、观众参与互动及多元文化交流的复合化空间，使得博物馆建筑与城市、社区、公众发生关联，为非遗的传承创新创造发展空间。非遗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只针对观众设计、以文物为中心的“文化化石”，而是将非遗保护工作的自还给了这些文化原生地的传承人，回归到社区基层，回归自然和社会。从新博物馆学的视野出发，非遗博物馆建筑承载着传承和发展该项非遗的文化空间的使命，由以物为中心向以传承人为中心转变，在满足传统博物馆功能的基础上，发展出多元功能的复合化空间，构建出一种以传承为主要内涵的博物馆体系。

二广州市粤剧艺术博物馆建筑设计中的新功能内涵思考

2009年，有着“南国红豆”之称的粤剧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这也是广东省至目前为止唯一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保护和传承处于濒危状态的粤剧艺术文化，广州市决定于粤剧起源发祥的广州市荔湾区择址筹划立项建立粤剧艺术博物馆。

1粤博馆建筑设计的空间特征

当把“粤博馆建筑本身应该是能传承粤剧的文化空间，或者能充分体现和激励粤剧文化空间的发展”作为建筑设计中空间营造的核心目的时，我们开始思考：究竟怎样的具体空间形式和空间氛围最适合作为传承粤剧的文化空间形式。当我们开始沿着时间线回溯承载着粤剧诞生及历史发展记忆的种种空间形式：红船、江畔、村口、戏棚、园林、剧院等等多种空间母题的可能性开始出现；当我们以空间视野回顾粤博馆选址——荔湾涌沿岸周边的历史空间形态时，发现一个关键词从粤剧发展历程的时间线中跃然而出——“岭南传统园林”。19世纪前后，伴随广州经济的繁茂，在荔湾涌沿岸曾涌现过大量的行商园林，传承了源自中原的文人审美、又杂糅了来自西方的装饰异趣，形成别具一格的岭南传统园林风格。而当时粤剧艺术正处于从江畔的民间社戏这种临时演出空间逐步进入剧院一类的专业演出空间的过渡阶段。在剧院成为粤剧演出主流之前，行商园林正好充当了粤剧高端演出的最佳载体。在老城里的行商园林中，唱一折子粤剧刚好重现了当年广州行商私家生活的活色生香。如广州历史上著名的海山仙馆是荔湾区的大型水景历史名园，在“广逾百亩”的大湖面上，“离大殿十数步外湖中水面有戏台一座”，曾经的粤韵余音就曾在岭南园林中回响。可以说以一座荔湾涌泮的岭南传统园林作为在广州老城区传承粤剧艺术的文化空间的外化形式，应该是非常恰当的选择。

2粤博馆建筑设计的功能架构

在最初的设计任务书中，粤博馆的功能架构被定义为：展览、演出和培训的2+1模式。2+1模式已经将粤博馆的功能与粤剧的特性相结合，能够充分体现粤剧艺术的特性。但从新博物馆学的角度再思考粤博馆的功能，2+1模式还不能完全实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研究、教育、公共参与等功能。基于此，建筑方案将粤博馆的功能架构进一步丰富，定位为：“展览、演出、教育、研究、公共参与、世俗生活”六大板块。功能架构的核心目标为传承与发展。

（1）展览粤博馆中的展览功能

所面临的挑战在于粤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文物级的实物展示物，较多的展示品都是年代较近的演出道具，历史展品多为复制品和文字图片材料等。若以传统博物馆眼光衡量，会有展览内容单薄之感。若从新博物馆学角度，“应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收集藏品，围绕社区与其文化、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组织起来。其收藏除实物外，还包括视听材料、文件、物质场所、传统仪式、口述史和社会关系等”。为适应粤剧的非遗特性，展馆建筑空间考虑将粤博馆中传统园林的整体氛围延续至展厅之中，多设园林渗透和室内布景，有在园中观展的意境，丰富观展体验。展览方式多采用文物展陈、数字化多媒体互动、实地体验互动等形式，参观者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以多元互动的形式主动参与体验粤剧之美，展览功能成为公共参与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传统园林多感官体验的精神一脉相承。

（2）演出粤博馆建筑方案

为粤剧艺术提供多样的演出平台：250人规模和50人规模的大小两个室内剧场提供专业的粤剧演出空间；在几组私伙别院中提供的小戏台还原了传统戏曲艺术与茶楼酒家结合的堂会场景；面向荔湾涌两岸公共空间的濠泮戏台以粤剧演出作为纽带将园内园外空间融为一体；向市民开放的屋顶花园和沿涌一带环境都是民间私伙局表演的理想空间；独立小院的别院声歌为研究教育功能提供演出场所，别具一格；而演出功能的核心在于中心园林主景——广福台。广福台是向现存最早粤剧戏台——佛山祖庙万福台致敬的景点，其建筑装饰为全园最繁盛之处，是一座真山水中的粤剧大舞台，可谓粤博馆全园点睛之笔。在其中演一出粤剧，可供全园观赏，结合晚沙湖湖景，再现了“红船晚沙看琼花”的往昔看戏氛围，重现了岭南园林艺术和粤剧艺术的历史关联。

（3）研究和教育在非遗传承工作方面

粤博馆同时是一个专业的研究平台和教育基地。粤博馆主馆中设置了相应的研究空间和学术交流场所，同时粤博馆本身提供粤剧研究的资料库和数据库的网络交互功能，为粤剧艺术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实现研究的开放和开放的研究。粤博馆建筑方案在主展馆中设置了兼具临展与教育复合功能的多功能空间，可根据具体需求灵活支配，而相应的粤剧教育工作同时将作为粤剧文化展览的组成部分；专设的别院声歌小院交通独立，专属为研究教学服务，粤剧专业人士可在不受游览干扰的传统园林空间中进行艺术创造与交流。博物馆主要为粤剧剧场体验、数字多媒体展映、社区公益等活动提供传承场所，成为广大市民、社区开展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及保护的“社会课堂”。

（4）公共参与粤博馆建筑不仅为专业传承人提供研究与教育平台

同时希望通过建筑的开放性设计为民间传承人提供足够的自发性活动空间，如濠泮戏台和一涌两岸的公共空间、对市民开放的天台花园都是民间团体自组私伙局的良好场所；粤博馆专门搭建一条市民穿越通廊，在不改变市民步行习惯的基础上与市民共享园中美景；多功能厅以半开放的形式与市民通廊相连，可同时承接社区文化活动；主馆中的50人规模小剧场以怀旧剧院的形式再现20世纪初广州剧院的氛围。粤博馆通过互动体验式展览功能和多样的演出空间推广粤剧艺术，重新唤起市民对粤剧艺术的喜爱，为粤剧发展积累更多的民间传承人。粤博馆以公共参与作为主要功能之一，力在营造一个开放性的文化交流平台，为粤剧在时展中营造一个亲民的艺术形象，发挥没有围墙的“社区博物馆”功能。它不仅是社区历史、环境、现状的收藏、研究与展示中心，更是一个开展构建社区的共同记忆、加强群体认同、激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创造性活力、社区公益性活动的中心。

（5）世俗生活粤博馆结合园林共设有六组别院

一是呼应传统园林园中别院的布局形式，二是为粤博馆提供六组在闭馆时段可独立经营的私局别院。晚间粤博馆闭馆之后，六组别院提供高端私房茶膳，粤剧艺术则以堂会形式传承于其间。六组别院中靠近南入口的茶楼别院是常年全天经营，把老广州引以为傲的饮食文化带入粤博馆中，在提供博物馆餐饮休息功能的同时还原往昔品茶听戏的传统世俗氛围。六组别院的经营可保证粤博馆的日常运营，实现经济自循环，具有经济可持续性。在博物馆中引入经营功能是对传统博物馆功能的突破，是方案的争议点。但在粤博馆中再现堂会演出和茶楼听戏的传统生活场景，正体现了粤剧艺术与岭南世俗生活密不可分的关联，体现了非物质遗产的“活态文化”特点，为粤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营造了具有真实性的文化空间。

三、结语

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模式；创意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

“非遗”是指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有形遗产即可传承的物质遗产而言的概念。是指各族人民世代传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非物资文化遗产对我们的文化传承有重要作用。文化创意产业是以文化元素的创意与创新为基础，再经过现代技术的加工形成的创意与文化相结合的产品，从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且较为有潜力的产业。

1 从抢救带生产：“非遗”保护的实践历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口头和传统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我国在2004年加入这个《公约》。该《公约》内容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不再只是历史文物与历史遗迹了，还增加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在2005年出台《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使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目标以及基准原则得到了明确，且使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逐渐形成，2006年，我国设立“文化遗产日”。这些措施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历了三种保护模式，分别是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

1.1 抢救性保护

我国最主要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是抢救性保护。国家的财政投入会偏向那些濒临灭绝的项目，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得到保护，我国推行了文物保护的方式。经济全球化日渐发展，工业画、城市化的步伐也越来越快，这使得我国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的危机。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实行了对“非遗”的抢救性保护措施。这几年，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力度逐渐加大，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制订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认定制度，同时“非遗”博物馆也开始兴起。

1.2 整体性保护

说到最专业、最科学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那就不能不提整体性保护这一模式了。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人们慢慢认识到“非遗”不存在于空中，而是在其本身发源起来的土地上，“非遗”一旦离开它自己的发源地和发展环境，那么想再对“非遗”进行保护就难上加难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体性保护应运而生。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时候要遵循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把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载体，之前都是对“非遗”进行单独保护，现在还需要对它赖以生存的环境进行保护。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保护模式是非常科学并且有效的。

1.3 生产性保护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积极探索是生产性保护这一模式。在对生产性保护模式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整个工作的核心是保护“非遗”的真实性与传承性，在保证可以传承“非遗”的这个大前提下，借用流通、销售等渠道，把“非遗”包装成文化产品的形式进行保护。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领域实施的都是生产性保护这一模式。国家文化部在2011年公布了41个国家级的“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这对于展示我国对“非遗”的生产性保护的成果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从遗产到资源：“非遗”开发的理论支点

我国一直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模式比较好，结合人类的实践和对事物的认识不断地对其进行分析与探讨。就生产性保护这个概念而言，理论界仍然有一些人对“非遗”的开发与利用没有清楚的认识，不明白对“非遗”进行产业化开发的理论依据。所以就不得不提一下人文资源这一个概念了，所谓的人文资源就是指人类在经过文化创造之后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人类从古代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如果只是静态不动的或者是存在于博物馆中的，与人类没有联系、没有互动，就只能成为遗产，只有当这些遗产与现实生活挂钩，并且可以联系社会实际，这才能称之为资源。可以这么说，人文资源与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画等号，当它故步自封，不与外界联系时，就变成了过去社会的遗留物，就是所谓的文化遗产；当社会生活与之联系起来时，在具备了可以被文化产业开发利用的价值时，就转变成了资源，我们称之为“文化资源”。

从遗传转变为文化资源，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得到了较为科学的理论根据。人们渐渐意识到“非遗资源”不只是有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等，还具备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民间社会中早已开始了对“非遗”的开发与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赚取了钱财。并且，“非遗”具备一般资源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非遗”的不可复制性、唯一性以及稀缺性，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地方在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时得到了极大的支持。

3 创意性保护：“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完美结合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非常多，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十个类别：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戏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我国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个地方基于对民俗与节日的开发，大力发展旅游业；二是对传统美术及传统技艺的保护。是否与当今的社会生活相联系，是区别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的最好办法，然而仅限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开发与利用并不能说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最大化的开发。特别是如今刚刚发展起来的文化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创意产业上的发展活力十足，可以说文化创意产业的崛起给“非遗”带来了第二春，让它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文化创意产业，即源于个体创意、技能及才能，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有能力创造就业机会的产业，涉及的面非常广，有广告、工艺、设计、休闲软件游戏等。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其核心要素是人的创造力，即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对创造力的理解以及创新一个新事物的能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意，不能抄袭，必须是原创的、有价值的。践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创意产业结合起来对彼此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二者相辅相成，为彼此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首先是“非遗”。“非遗”走进社会和大众生活的有效途径，主要在于通过文化创意产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难点主要用于“非遗”很难走进人们的生活，对于人们来说其可有可无，导致活态传承不能很好地进行。然而“非遗”的文化魅力被河南平顶山的少林寺展现在人们面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让“非遗”走向大众生活，不再无路可走，打开了通向现代世界、新世界的一扇大门。

其次是文化创意产业。“非遗”使得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资源与素材得到了丰富。在我国河南流传的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员。被国内的影视公司加以改编拍成电视剧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与此同时也给该影视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是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文化资源相碰撞产生的结果，也是两者相结合、开发利用彼此资源的成功典型案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文化创意产业可以获得丰富的资源，这是值得我们骄傲与自豪的。

笔者认为，在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这三个保护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保护模式，即创意性保护。在文化创意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这一基础上，可以通过创意把“非遗”融入如今的社会生活。创意性保护的宗旨是以创意为手段，激活“非遗”的生命力，这是整个“非遗”保护发展历程中产生的新产物。创意性保护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改良型，即适应大众的审美习惯及趋势；二是创造型，令“非遗”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在原创创意的这个大前提下，创造全新的文化产品；三是融入型，即经过设计等途径，把“非遗”的关键特点与现今社会中的产品结合起来，如服装设计等。

4 结语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归根结底，产业追求的是利润，是如何使效益最大化，如果“非遗”过度的商业化，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应该建立文化创意产业时代对“非遗”保护的监测评估体系，同时设立“文化预警”机制，即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与利用之前，相关的部门要先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以防出现过度或者破男缘目发，这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使“非遗”受到较小的破坏，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对文化创意产业时代“非遗”保护的新模式作出了一定探讨与分析，但还需要更多的人来探索这个新模式，希望能够给相关从业人员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陈久玲，林宪生.“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对接模式探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

[2] 田阡.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5（04）.

[3] 陈思琦.非遗文化衍生产品开发策略研究[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5（02）.

篇5

提高全民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认知

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至今仍然有很多国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在国内，从时期，国人提出“德先生、赛先生” （民主、科学）口号，到“”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出现了一些不准确甚至偏颇的地方，导致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态度始终达不到其他一些国家对自己传统文化（比如意大利对罗马文化、希腊对希腊文化）的那种重视程度。

国际上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一直都很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在全人类的范围内，不仅把文化继承下来，而且还要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近10年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民族灵魂所在，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强必须的内在原动力。尽管如此，在传统GDP至上的理念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传统文化不正确理解的错误仍然存在，认为传统文化应该让位于现代文化和经济发展，这种认知我们应该坚决的抵制。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人类历史优秀文化思想的积淀与总结，文化遗产日的设立，说明我们对于文化遗产和非遗保护越来越重视，是对非遗保护工作的一个总结和提高。这个总结和提高恰恰反映在精神守望的层面上。文化遗产日是个标志性的日子，它的提出，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质的飞跃，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历史，推动现在的发展，这样，人们对于精神方面的认识和理解就会比过去要深刻。

可以说“文化遗产日”既是一项纪念活动，又是学习日、宣传日、工作日、行动日。通过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日”纪念、庆祝活动，达到普及文化遗产知识的目的，增加大众文化遗产保护的自主意识。对于广大文化工作者来说，“文化遗产日”是一次实际的职能教育，是深入学习理解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精神的过程。大家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查找存在的问题，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严峻，进一步增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而言，它是实际有效的宣传过程，是在更大范围对文化遗产保护法规的普及，是对全社会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次思想动员。通过每年的“文化遗产日”活动的开展，各级领导更加自觉地把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文化主管部门更加自觉地强化文化遗产的保护责任，广大群众受到了生动实际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教育，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激活创造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非遗大省的贵州，近年来在国内非遗保护工作中，也突显出标杆和引领作用。从内在的机制体制创新，到外在展现的求新求变，从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规划建设，到非遗助推对外文化交流，皆突显出贵州省对待非遗的态度和重视程度，在打造品牌方面，可谓风生水起，渐入佳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新的文化遗产概念逐渐被人们认识。在文化遗产当中，尤其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因为这是个活态的东西，更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比如贵州的侗族琵琶歌、八音坐唱、芦笙舞、苗族绝技、滚山珠等已经入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本身包含了童趣、民俗，整体含蓄、注重以童涉真（真诚），寓意对美满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追求，其中蕴涵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历史知识等等，既是喜庆、愉悦的标志，又代表了贵州特别是中国南方高原地区人们的特性。这是贵州文化的一颗珍珠，对于我们的后代是一种精神上的财富。现在我们继承它，传承它，这是可喜的。但是也有遗憾，我们还有些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民族民间记忆的文化形式没有被社会所关注，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原始状态，这些民族民间记忆的文化形式似乎只是停留在一种制作工艺层面上，没有形成一种更高层面的非物质文化，不能得以延续。“守望精神家园”就是要把历史上的文化精髓保留住，同时还要让它真正活起来。如果历史文化与今天的生活不能够融合起来，那么历史文化就会被孤立起来，和今天就没什么关系了。只有融合才能继承，只有了解历史，才能知道今天发展的来龙去脉，也只有活态的东西才能传承下去。所以，“守望”精神太重要了。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江苏段）；价值分析；旅游开发

Abstract： In the Grand Canal heritage resources syste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irreplaceable important position.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 and further research about cultural connotation on it，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Application for World Inheritance．There are three types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ype of "the original habitat"display，the type of museum，the type of stage performance.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Grand Canal （Jiangsu section）；value analysis；tourism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C913.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10-42（4）

1引言

大运河“申遗”工作已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以及沿线各城市的积极响应。目前，大运河“申遗”正按计划紧锣密鼓地推进，争取在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大运河遗产以及申遗工作，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开展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北京大学的俞孔坚、李迪华等从遗产廊道这一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入手，结合京杭大运河河道现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措施。“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通过“京杭大运河沿线历史城镇调研”，全面调查了运河沿线历史城镇现存遗产。清华大学毛峰等开始建立京杭大运河的GIS数字化信息和管理系统。国家文物局主办了多次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探讨运河遗产的保护问题。全国政协以及运河沿线的政府、高校组织了多次大运河调研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上述研究，多数把重点放在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上，如河道、水利工程、古建筑、古遗址等，而系统探讨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及其价值的研究成果还较为少见。

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旅游开发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分类、保护与利用等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探讨[1]；有学者归纳了“非遗”的开发模式：原生地静态开发模式、原生地活态开发模式、原生地综合开发模式、异地“集锦式”开发模式[2]。本研究试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江苏段大运河为例，探讨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旅游开发方式。

2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分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2003年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 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关于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可归纳为“广义论”与“狭义论”两种说法，有学者认为，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内涵十分丰富，完全可以扩大范围到与运河有间接关系的东西；也有的学者认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直接和运河有关，不能范围过宽。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大运河相关的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上述“广义论”和“狭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大运河的关系。何谓“和大运河相关”？如何界定这种“相关”？笔者认为，“和运河相关”可以界定为：该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孕育而产生的，或者其内容反映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的，或者其形成、传播依赖于运河环境的，都可以界定为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运河的关系很难厘清，需要各方面的专家通力合作，进行大量艰难细致的工作。

根据上述界定，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历史上，由大运河特定环境所孕育产生的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民间舞蹈、传统技艺、民俗、民间信仰等。传统音乐如运河船工号子、传统戏剧如丁丁腔、民间信仰如金龙四大王崇拜、民俗如皂河正月初九龙王庙会等，均由大运河特定环境孕育产生，是典型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上船工为了进入劳动状态、统一劳动步调、提高劳动情绪而形成的专用歌曲。它是随着京杭大运河帆船航运的兴起而兴起的，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各地均有不同的船工号子，如清江船工号子曲调或激越或悠长，具有浓郁的淮安地方特色。

徐州特有的戏剧丁丁腔，根据《江苏戏剧志》的记载，明末清初地处大运河、微山湖一带的铜山利国、季堡、厉湾等经常停泊由南方往京城漕运粮食的船只，船上有很多会唱南方小调的人。当地农民耳濡目染渐渐地学会哼唱，久而久之形成丁丁腔这一戏剧形式。

金龙四大王崇拜，是明清时期伴随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和漕运的兴盛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民间信仰。[3]运河的漕粮运输，国运所系，维持京杭运河河道的畅通无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运河和黄河等河流交织在一起，水患不断，因此，封建社会时期，特别是明清以来，从官府到民间，金龙四大王作为漕河之神被隆重祭祀，各地建有数十座金龙四大王庙，形成了金龙四大王崇拜的民间信仰。

皂河正月初九龙王庙会是数百年来皂河及其周边地区群众自发参与的一项民间祭祀民俗活动，庙会的起源和运河有密切的关系。龙王庙坐落于宿迁西北二十公里处的古镇皂河，紧邻大运河，历史上是黄河和运河泛滥的灾区。清康熙年间，通过多年的努力，开通了中运河，水患大大减轻。当地百姓为了祈求神灵护佑，消除水患，每年定期祭祀水神，后来加入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内容，逐渐形成庙会。

第二，历史在，以运河事物、运河生产、生活为表现内容的民间文学、传说、古诗词等。

和运河有关的传说或民间文学，有的反映了民众对治河功勋人物的怀念，例如宿迁大王庙供的靳辅的传说、淮安吴棠和慈禧清河县治水的传说，就反映了老百姓对治河杰出人物、漕运总督靳辅、吴棠的怀念；有的反映了治河的艰难，赞颂了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寄托了治理水患的美好期冀，例如淮安水漫泗州城的传说、河督高斌陪斩的传说、扬州高邮八景传说中的耿庙神灯、常州坡的传说等。

历代帝王和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有关大运河的诗词和文章，也属于运河文化遗产。帝王所作的诗词如宿迁的“过宿迁”（康熙皇帝）、“阅河”（康熙皇帝）、“渡永济桥作歌”（乾隆皇帝）、“安澜龙王庙”（乾隆皇帝）。文人墨客的有关运河的诗词往往流传更广，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徐凝的《忆扬州》等可谓家喻户晓。

第三，历史上形成的涉及运河发展建设、水工设施的地名；具有悠久历史，并有着一定知名度的与运河相关度较高的政区地名。

前者包括大运河沿线带有闸、坝、堤、工、口、渡、桥、塘、河等字眼的地名，知名的如瓜洲渡、西津渡、枫桥、清名桥、古末口、山塘、清江浦等；后者如镇江的曲阿、丹徒、京口，宿迁的宿迁、皂河、泗洪等政区地名。

第四，由运河商贸、文化交流而形成、发展或传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运河文化就是运河的流动性及所带来的交流，通过各种交通活动所积淀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4]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不是直接由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产生，但其存在、发展或传播却有赖于运河环境。运河商贸、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该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传播，并可能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从较为广泛的意义上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属于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

常州自古以来就一直以制作篦箕和木梳而闻名，沿运河而建的“篦箕巷”，自古就是繁华之地。从运河上经过的商船到这里都要上岸买些梳篦回家，一些官员乘船途经这里，也都要买些梳篦上京进贡皇帝，常州梳篦因运河在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得到传播，并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与漕运功能的维护本身没有直接联系，但因运河发生发展的历史而得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本体构成的要素，是运河遗产保护主体。[5]

3申遗视野下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3.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身份的基本依据之一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千年历史的见证和运河文化的重要载体，蕴涵着运河两岸民众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他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可以说，运河“非遗”是大运河文化身份的基本依据之一。

3.2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在开凿、利用大运河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五大类，包括大运河水利遗产、大运河聚落遗产、大运河其他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缺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遗产体系将是不完整的。挖掘、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过程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3.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活态遗产特征的体现

大运河是一种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她是一种延续千年、至今仍在使用的生产、生活方式，运河滋养了两岸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勤劳的运河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就是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和精华所在，是大运河作为活态遗产的最好明证。

3.4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运河申遗起积极促进作用

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仅仅重视运河物质文化遗产（如水利工程、历史建筑等）是不够的。罗哲文先生认为，大运河可以尝试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三位一体进行申遗。虽然有专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但毫无疑问，“非遗”可以丰富运河申遗的内容，给予运河申遗有力支撑。

随着生活、生产方式的变迁，运河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传承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非遗”开发过度商业化甚至庸俗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大运河“非遗”保护与合理利用是摆在研究者和有关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4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方式

4.1“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

“原生境”原指未经人类活动扰动的生物物种繁衍、演化的自然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方式，就是指把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其孕育和演化的环境之中，游客仅作为外来的“旁观者”或“参与者”对其进行研究和欣赏。运河风情游就是这样一种旅游产品。[6]适合采用“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方式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存、演化的环境应该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例如，运河两岸仍在举行的庙会、仍然流传的运河民间习俗等。

以宿迁皂河龙王庙会为例，每年正月初九，周边百姓都集聚皂河龙王庙，祭拜龙王神，文化展示和祭祀活动同步进行，花船、花车、舞龙、舞狮，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被列为苏北地区36处香火盛会之首，数百年来从未间断，可称得上中国民俗史上的一大奇观。这种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要采用原地保护、原地展示的方式进行旅游开发，游客作为“客人”和庙会的参与者，感受运河民俗文化的魅力。

“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是对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冲击最小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而且有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演化的原生环境。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运河沿线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环境相关，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原生状态，有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方式并不意味着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封存起来，使其停留在某一发展阶段，而是要认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所处环境的演化与变迁。

4.2博物馆式旅游开发

对于已经失去生存环境和条件，同时又适宜采用博物馆展示方式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采用博物馆式旅游开发方式。笔者建议在运河沿线选择合适地点建设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集中展示大运河非物质遗产的全貌，同时建设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博物馆，如大运河文学博物馆，收集并集中展示和运河有关的古诗词、民间文学等文学作品；大运河传统技艺博物馆，展示大运河相关传统技艺的制作工具、制作过程、工艺产品；大运河民俗博物馆，展示大运河沿线相关民俗的起源、发展与演变；大运河饮食博物馆，介绍并吸引游客体验大运河沿线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运河饮食；大运河传统音乐博物馆，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诸如录音、录像、数码化存储等方式保留运河传统音乐，等等。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的建设，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做好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评估、认定工作，保存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信息，为大运河申遗创造条件。

4.3舞台表演式旅游开发

适合舞台表演式旅游开发方式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民间舞蹈、传统技艺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强的舞台表现力，对游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例如淮安市楚州区泾口镇的泾口高跷，起源于当地先民修造渔船的劳动实践，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分为文跷和武跷两种。文跷善于列队行进，展示各种奇人怪兽的表演，武跷则长于武打格斗、翻腾跳跃，给人以奇、秀、险的艺术享受。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某些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绝迹的境地。通过舞台艺术创作，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技艺获得展示的空间，同时吸引、培养新一代传承人和爱好者。

除了上述三种方式，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方式还有很多，例如研发特色旅游纪念品、编写导游词、创造游客参与的旅游活动等，把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贯穿于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的全过程。采用何种旅游开发方式，取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类型、表现形式和存在环境。

参考文献：

[1]梁保尔，马波．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研究――概念、分类、保护、利用[J]．旅游科学，2008，22（2）：8-14.

[2]贾鸿雁．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旅游开发[J].改革与战略，2007， 23（11）：119-122.

[3]王云．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到大王崇拜[J].民俗研究，2005（2）：126-141.

[4]王健．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分层保护与发展[J]．淮阴工学院学报，2008，17（2）：1-6.

篇7

一、沁阳市河蚌舞的基本现状和结构分析

（一）河蚌舞的现状

景明村河蚌舞为传统民间文艺作品，以口身相传方式再加上有石碑为论据，现在已有295年的历史（乾隆二十二年）。然而在经历衰败时期后的沁阳市河蚌舞发展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承无力。受现代传媒的冲击，受众很小。观众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人对之关注甚少，老龄表演者传承给下一代较为困难。

（2）组织松散。蚌舞以艺术队的形式存在，在盛行地区，几乎每村均有艺术队。队内组织松散，只有春节时才会聚集，进行演出。

（3）经济困难。演出经费有限，在市场经济盛行的当下出演者所获的经济收益微薄。情节陈旧，服装以传统审美为主，服装道具破旧。表演地点有限。

（4）艺术失传。在艺术领域，没有关于蚌舞技艺的理论记载，全部依靠口传身授。未形成系统的保护机制，政府的关注度小。

（二）河蚌舞的内容与特色

河蚌舞这一民间艺术散落在全国各地，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汉族传统舞蹈，是民俗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表演项目。而河南省沁阳市的河蚌舞。沁阳河蚌舞相较于其他地区的独特处之一就在于它有较为完整的情节，并且情节曲折，表演者较多：一个渔翁四个河蚌，表现的是渔翁捕捉河蚌时的活动情景，舞蹈由蚌姑娘和老渔翁表演，具体的情节有：群蚌出游、二蚌相嬉、渔翁寻蚌、蚌戏渔翁、准备捉蚌、见蚌撒网、蚌惊网空、撒网得蚌、蚌夹翁手、蚌开翁跌、蚌精得意、渔翁无奈、群蚌回家。蚌精背着蚌壳翻、滚、跌、打吸收了戏曲身段和跌打滚翻等技艺，加强了舞蹈的表现力。此外，以沁阳河蚌舞独有的伴乐，来烘托律动感十足的演出气氛，使观赏过程十分愉悦。。乐器分为软乐器和硬乐器，软乐器有唢呐、二胡、笙、手风琴，硬乐器有锣、鼓、大镲、小镲、小唐锣。

二、沁阳市河蚌舞生产性保护传承模式探究

（一）挖掘和整理是生产性保护的基础。

从文本上，对河蚌舞传统艺术进行挖掘和整理，是进行生产性保护路径的的基础。从表演者、表演特点等方面着手挖掘、取证、整理河蚌舞的发展历史和艺术价值。

（二）传承与创新是生产性保护路径的保障。

创新是对河蚌舞的优化提升，在尊重蚌舞传统的故事性基础上进行情节和动作等艺术形式的创新，增减角色数量和增加情节，融入戏曲元素，要吸纳其他地区蚌舞的特色，增添故事情节，使之更具有观赏性。对道具，服装等进行重新的设计和配置，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符合现代审美。并且创新型地引入现代管理机制，这也是生产性保护的基础，为了充分调动起当地居民对保护蚌舞的热情，应该对蚌舞的表演者进行经济奖励，提高排练参演的积极性，并引入现代管理机制，多劳多得原则。这也是符合当下社会实际的，客观的。

（三）商业化运作模式建构是生产性保护的路径。

文化产品的生产、销售。视频光盘、相关书籍、蚌舞特色乐器等一系列文化产品打包输出。推出相应的副产品。如：文化公仔，迷你道具，成套玩具。还可售卖其中河南蚌舞的独特乐器，形成以蚌舞为源头的产业链。创作关于河蚌舞起源的动漫题材电影，将河蚌舞推向影视业。并且可以对蚌舞文化产品进行制作与销售。可对蚌舞起源，历史，演变，以及蚌舞的艺术特点，艺术教学，各地不同蚌舞特色整理，动作的象征意义等编写成相关书籍或制作相关的视频资料，进行出售，从而获益。吸引当地农民跨区域参与河蚌养殖，雇佣一批当地具有表演河蚌舞的民间艺人，拍摄宣传片。形成以河蚌舞为依托的，区域间合作为基础，具有典型地方民间特色的养殖业。以“河蚌舞”表演为契机，区域间合作举办“河蚌舞文化节”，打造“河蚌美食节”，让河蚌系列美食餐饮文化与河蚌舞表演文化紧密结合。营造视觉，听觉以及味觉体验。

（四）创新传播手段是生产性保护的必要条件。

篇8

1.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间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伴随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生产劳作在民间自发形成的通俗文化，主要由民俗文化、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三方面构成，并以民间传说、民间美术、民间手工技艺、民间表演艺术、民间音乐、戏曲、民间舞蹈等多元形态呈现。广义上，它包括反映某一地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特征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民间文化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具有自发性、传承性、通俗化、程式化及实用性和娱乐性等特征。民间文化的传承，一方面依托于“有形”的文化遗产，如文物、古迹等。另一方面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即我们常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精神、经验的传承与文化流变。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它以丰富的形态呈现出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世代相传，具有典型的民间文化特征，不仅包含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还涵盖与其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虽然它不等同于民间文化，但对于民间文化内容与形式却有着更生动的诠释，民间文化形态因此而更加丰富。无论是考虑民族精神的发扬，还是传统技艺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体现出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2.苏州非遗资源现状分析

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该地区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苏州对于非遗保护工作非常重视。一般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主要包括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相关责任保护单位三个方面。目前，苏州的非遗项目在各级名录中拥有世界级6项，国家级32项，省级79项，市级159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39人，省级95人，市级334人。此外，还有多个县区级非遗项目及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有影响面广的，如昆曲、古琴、端午习俗、苏绣、苏州香山帮传统营造技艺、苏作明式家具、吴歌、宝卷、庙会等；也有不同辖区地方特色的文化项目，如桃花坞木版年画，?f直水乡妇女服饰，常熟的虞山琴派、红木雕刻、花边制作技艺，昆山的昆曲、周庄水乡婚俗、锦溪宣卷，张家港的河阳山歌、河阳宝卷，太仓的江南丝竹、滚灯、七夕节等，不胜枚举。通过对苏州地区非遗资源进行简单梳理，可以发现该地区非遗文化涉及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活动、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传统医药等多个领域，内容错综复杂，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一些项目起源或发祥于某一市镇、村落，最终对整个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区域内的文化传播与相互交融共同构建了具有“苏州风貌”的民间文化。精致的江南水乡建筑，被称为“百戏之祖”的昆曲、精细雅致的“苏绣”，轻快优雅的江南丝竹，委婉动听的吴歌……勾勒出人们对苏州的基本印象。其次，本地区的所辖区县、乡镇几乎都有来自于民间的文化项目，由于地理位置、历史、地方习俗的差异性，让该类项目更具鲜明的地方特色。再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百姓生活方式的活态呈现，也是时代精神的历史印记，因此，该区域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反映在百姓生产劳作、文化娱乐、教育、信仰的各个方面。人们生活方式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导致民间文化资源以非遗项目的形式大批进入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被“保护”起来，但是仍有一部分至今还活跃在百姓生活中，只是尚待发掘。

综上所述，可以了解到苏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之广、门类之多及根植民间的深度，决定了民间文化的丰富性，体系相当庞杂。民间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自发形成相应的传承体系保证其更好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吐故纳新、不断变革的过程，而这一体系的正常运行是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如今，科技发展，现代化进程加快，社会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已经没有优势，随着人们传统意识观念逐渐淡化，民间文化及其传承体系面临巨大冲击，各地日益兴起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保护，折射出民间文化资源的濒危境遇。虽然，不乏一些关心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提出建立资料信息库、文化保护机构等方式进行抢救性保护，也颇具成效，但还无法彻底解决民间文化传承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从保护民间文化的生命力来看，更需要一个内在的、自发的、动态的发展环境解决根本问题。

二、由人文教育看地方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艺术教育的意义

民间文化是原生态的，有着自发性、传承性、程式化等特征。而实用性、娱乐性及教化功能则是它传承与发展的价值所在，更能体现出“以人为本”。如果要寻找与其对等的、动态的发展路径，笔者认为“高职教育”是比较适合的，地方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艺术人才培养正体现出人文教育的意义和目的。对于高职艺术设计人才来说，不仅需要掌握娴熟的工艺技能与操作技巧，还需要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和创新能力，这也是人文教育的灵魂所在。

我国现行教育制度很多受到欧美国家的影响，这种强调“理性”与“实证”为基本理念的教育对于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培养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很容易将教育活动停留在“解决技术”的层面，对实用、效率的追求导致对目的过度关心而忽视对过程的思考与批判，这一点违背了人文教育的初衷。人文教育的基本理念是强调个性凸显、潜能发挥和自我创造，这样的教育历程是以“人”为主体，现有教育体制与人文教育在观念上的冲突造成了人文教育更容易从民间汲取力量。艺术设计教育非常重视创造力培养，因此，将来自民间的地方传统文化注入高职艺术设计教育不仅是对教学资源的丰富，更是人文教育的潜移默化。

人文教育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并不代表只停留于思辨的层面，韦政通先生在《人文主义的力量》一书里提出人文教育“体验重于思辨”的主张，目的在于强调人文教育的意义。人文教育不应是知识的灌输和理论思辨的训练，更重要的在于通过体验培养通识与文化涵养，不断激发人的内在潜能。而“体验”依赖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所处的人文环境。高职教育强调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而此类教育实践正是以“体验”方式进行的，既包括对人文知识的吸收，对文化的情感体验，又包含我们一直强调的动手实践和实验创新的体验。体验是实在而生动的具体经验，不仅是艺术教育实践的重要方法与途径，由体验产生的反思，对经验的抽象化与概念化反过来又是对文化的一种归纳、继承与创新。可见，深入发掘民间文化资源，将地方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艺术教育，对二者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立足于高职艺术人才培养的苏州地方文化资源开发

1.苏州民间文化保护与高职艺术教育本土化

目前，苏州地区拥有高校22所，其中17所为高职院校，大部分都开设有艺术设计类专业，高职艺术教育在地方高等教育中占有重要一席。扎根于苏州底蕴深厚的文化土壤，对于本地区高职教育实践和人才培养而言非常重要，区域民间文化的介入为其提供了更丰富的教学资源、人才培养方法和实践平台。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不是狭隘地借用民间文化资源进行简单的知识传授，如前所述，它体现出人文教育的典型特征，因此不可孤立存在。从区域文化保护层面来看，高职艺术设计教育还承载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就高职艺术设计教育现状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民间文化资源逐渐被一些高校引入课程教学与研究，苏州地区已有部分高校开始尝试将地方文化引入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以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作为一所专业性很强的艺术类高职院校，该校依托教育基地、研究所、校企合作等平台，集中对桃花坞木刻年画、苏绣等本地非物质遗产进行发掘、传承与研发，并以“跨界”形式进行课程开发与教学研究，成效显著。可见，高职艺术设计教育的本土化有助于区域民间文化保护中面临的一些问题。然而，个别院校成功经验并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高职艺术教育本土化，要做到有效的“民间文化保护”，需要更多院校参与进来。在苏州地区其他高职院校中，很多艺术设计类专业设置显得较为功利，造成专业缺乏应有的个性特征和地方特色而缺乏生命力和竞争力。因此，地方民间文化、人文环境对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文化保护与传承角度看，高职教育相对于其他类型教育具有一定优势：其一，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有利于解决本地民间文化资源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间工艺之类的非物质文化基本以“言传身教”方式进行传承，传播面较窄，有一定局限性，导致地区的非遗项目覆盖不全等问题。如吴中区光福镇的冲山佛像木雕制作技艺有着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家族式的传承方式使其产业相对集中，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也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还未列入非遗保护项目，大概取决于人们对该项非物质文化的认知程度，更多人或许还停留在“知其名，不知其形”的层面。因此，将这类具有地域特色而濒临失传的技艺作为教育教学资源引入高职艺术教育丰富了地区非物质文化的传播途径。另外，“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一直是高职院校关注的热门话题，正是对传统技艺师承关系的继承与发展。其二，本地区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年长的传承人相对技艺成熟、风格老练，在制作工艺上有着丰富的阅历和实践经验，对非物质文化保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年岁增长，他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下降，导致一些传统项目制作与现代社会审美需求产生脱节；同时，民间传统技艺的学习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信息化社会带来的快节奏生活方式使很多年轻人对从事这样的行业显得不太积极，导致很多非物质文化项目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针对这一问题，通过联合职业院校，储备专业人才，促进非物质文化项目传承人培养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以“苏绣”为例，该项目自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被誉为“中国刺绣之乡”的镇湖街道联合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展开合作办学，开设五年制“苏绣设计与制作”大专班，定向培养高端刺绣人才。经过校企多年合作，一方面为镇湖刺绣输送了大批专业储备人才，另一方面促成刺绣艺术品位不断提升，为“苏绣”这一民间手工艺的发展与繁荣起到积极作用。最后，民间文化的传承需要通过创新推动其发展。民间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是活态化的，势必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变化和创新，这种传承不是对原有形式一成不变的沿袭，具有一定时代特征，通过吐故纳新与不断变革将文化精华保留下来，并为其注入更丰富的内容。现在很多艺术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是由工艺美术专业发展而来的，至少受到了传统工艺美术的影响，这种“前世”与“今生”的关系正是对传统文化中传承与创新关系的印证。“设计”本身就有创新之涵义，因此，以高职艺术设计教育为平台的创新人才培养将推动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使其更具生命力，无疑这也是对民间传统文化最有力的保护。

2.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下的高职艺术创新人才培养

既然传统延续与发展离不开创新，作为民间文化发展和艺术创新活动主体的“人”就显得非常重要，艺术创新人才培养则成为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由于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特殊性，使我们要从不同方面研究艺术创新人才培养。首先，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创新型的师资队伍。艺术设计是时效性很强的学科，设计理念、设计风格都会顺应时展而变化，民间文化要通过设计教育发挥其生命力，需要教师在知识储备、教学手段、教学方法上有所突破，教师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和具备的观念要不断更新。其次，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当今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是培养具有较高艺术素养和专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那么，在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和课程构架上都要重视创新能力培养，学生从中获取的知识、技能及形成的素养都是创新能力的源泉。将民间文化吸收到课程体系中，不仅可以充实课程内容、优化课程结构，还可以在课程改革、教学实践创新上给出更多启示。最后，艺术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环境作为保障。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文化渗透进校园和课堂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校园文化创新，通过课堂教学、学术交流、课外实践、社团活动等多元化方式感染学生，有益于促成其创新能力和良好职业综合素养形成。

3.苏州地区民间文化向高职课程资源转化的思考

民间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从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来看，文化资源向课程资源的转化是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径之一。高职艺术课程资源对民间文化的吸收是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例如，一直以来，民间工艺美术、民间手工技艺等项目与艺术设计教育有着较深的渊源，和设计人才培养内在联系更加紧密，该类资源的转化形式相对灵活；然而，这并不否认其他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价值。从人才培养及课程开发角度出发，只是在课程比重及转化形式上有所差异。

篇9

一、非遗音乐的教育功能

1.非遗音乐具有德育功能

充分挖掘非遗音乐的良好育人因素，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树立远大理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我国的古琴艺术为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古琴这种乐器本身，也不限于古琴曲目和弹奏技术，更重要的在于以古琴为聚合点而构建的传统美学特质及哲学意味，并且这种美学特质和哲学意味贯穿于中华雅文化的发展当中。由于钟子期和俞伯牙的故事是以古琴为依托的，所以不仅深邃感人，而且历久弥新。可以说，知音意识和获得知音的愉悦成为雅士阶层不可分割的一种人生内容。于是音乐境界与生命境界、乐品与诗品都互相沟通。而遵循“大音希声”的哲学原理，古琴艺术又将儒家的中正平和、道家的清静淡远融汇于乐曲之中。每一项真正符合标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可能以一个物质符号（比如古琴乐器本身）独立存在。相对于物质符号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那些无形的环境、抽象宇宙观、生命观更具价值。

2.非遗音乐具有智育功能

非遗音乐的美育功能不只是一般地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和陶冶情操，它对人的智力开发，特别对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锻炼表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都有帮助。文学家雨果有这样的名言“：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字，一把是字母，一把是音符。”美国著名艺术教育家加德纳认为，智力概念仅仅和科学推理、逻辑思维挂上钩是不全面的，应该把有关生物科学以及各种文化在认知发展及运用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进智力概念。在《智能的结构》一书中，他提出了人类的七种智能，包括语言智能、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逻辑—数学智能、交往智能、人格智能。其中前四项智能都与非遗音乐教育有着直接的联系。如：福州的茶亭十番音乐主要应用于迎神赛会和百姓婚丧嫁娶以及家宴等民俗活动中，其曲牌大多取材于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体现一定的意境，有的还表现了古老的传说故事。通过茶亭十番音乐的学习不仅有利于观察能力的培养，而且通过观察比较，学生可以认识和了解民间音乐中的美学规律，更重要的是了解非遗音乐代表作背后蕴藏的传统文化精髓。

3.非遗音乐具有美育功能

美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种形式，是全面发展教育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它是以塑造完美人格为最终目标，以艺术和现实美为教育手段，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中担当着培养人高尚情操的祟高职责。美育在陶冶情操、培养情趣、丰富情感、完善人格和对人的身心和谐健康的发展方面，具有其他教育形式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缺乏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缺乏审美能力的人是不完全的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进行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音乐家，而是培养和谐的人。”他认为“：感情的纯洁是形成高尚道德的基础，而这种感情正是音乐和歌曲培养出来的。”可以说，非遗音乐是影响青年心灵的一种无可替代的手段，能使人的心灵得到陶冶、净化，并升华为高尚的道德。心理学家认为，感情是形成思想和概念的基础，是导致行为的直接原因，因而，感情的积蓄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并外化为行动，且蓄之越久，发之越烈。由此可见，非遗音乐对人心灵不仅有巨大的美化作用，而且，它能很好地激发人对美好前景的不懈追求的热情。

二、加强非遗音乐教育的对策

1.把学校打造成为主阵地

非遗音乐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其最为有效的途径无非就是学校教育，用自己的文化塑造我们的学生就是塑造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非遗音乐本身的丰富性、亲和性和融合性，给当下关注学校开发利用课程资源的新课改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我们完全可以结合校本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学生社团等，完成非遗音乐在学校教育中漂亮的转身，在寓教于俗和寓教于乐中使其自然地成为传承历史文化最闪亮的链条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文物，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必须依托人本身而存在，通过语言、动作和特定的空间来传播和延续。如果从事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益减少，非物质遗产就很有可能就此失传，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人”这个载体就显得尤其重要。中小学教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传统文化普及的重要阵地。目前一些有条件的中小学校把“非遗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从2007年1月起，邀请民间音乐人士走进中小学课堂，为学生们免费传授技艺；在陕西省延川县，非遗音乐已列入小学教学大纲，每周至少安排一节课程，成为为期三年的“延川中小学音乐教育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民间音乐大师教授给孩子们的可能仅仅是技艺，同学们与音乐艺术心理距离的拉近还得依靠教育工作者的循循善诱。非遗音乐传承是群体性的，是要求很多人去做的。如果没有长期的、持续的熏染，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对于以学习、考试、升级为重的中小学生来说，易成“过往烟云”。

2.完善相关教材的建设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早在几十年前指出，“教材无非是个例子”，也就是说教材即教学内容，它是教学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是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的一切教学材料。目前，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教育所使用的教材无非是《民族民间音乐概论》之类，其绝大多数按照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曲艺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这五大类来编写。由于这些教材都是在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之前编写的，因此只涉及到了其中一部分音乐遗产，都不够全面，而且很多音乐遗产根本没有提及，如藏族拉伊、梁平癫子锣鼓、当涂民歌等。学生在这样的教材指导下，不仅会造成其音乐视野狭窄、音乐知识匮乏的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在心理上，学生无法树立起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因此，我们应尽快组织专业人员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识规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教材，纳入教学计划，至少有固定的课程安排，也可穿插在音乐、美术、劳技等课中进行。教材以本土文化介绍为主，图文并茂，并充分利用现代影像、网络技术，吸引学生注意力，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

从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来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充分认识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充分认识到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繁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明确保护的目的，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要理清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不片面追求经济价值， 不在没有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盲目开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保护的目的，才不会造成开发一个破坏一个的恶果。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传统文化的宝贵记忆，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它值得我们珍惜、呵护。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几千年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促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是民族交流和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

二、如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并发扬下去

（一）建立健全法制法规，加强执法力度

政府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这一渠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法律的保护范围内，不断完善当前法律法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立法者可以根据我国非物质文化遣产和知识产权属性的基本结构特征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和规范。明确划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主体、客体及内容，并将它们法律化和规范化，这样才方便对它们的管理和开发。对即将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要严格要求申请程序，并将之规范化、法定化，明确拥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于某些特殊的菲物凄文化遗产，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手段进行保护。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权，包括法定许可制度、一般许可制度、特殊许可制度二类，并且对使用者应当承担的相应的义务微出明确规定，只制定法律法规而不实行是远远不够的，执法者要行动起来，运用法律武器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增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水平。各级行政部门应当各尽其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展开保护行动，让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行政部门的保护圈内得到很好静传承和发扬。重要的是，执法人员在工作中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行动

尽管现在国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进行归属人管理，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没有入民群众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政府要通过宣传、教育等途径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全民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中，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种人民世代相承的，是群众生活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民族土壤中，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三）认真做好“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

加强宣传，营造保护氛围。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上开设专栏，不定期刊登、在人口密集处发放宣传单、举办展演、展览、培训班等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扩大知晓面，广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种类及保护重要性，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动员社会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搜遗”活动，有效的提高了人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保护意识。

三、深入研究，加大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征，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是传承和发展，而传承和发展的前提，是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在研究中保护，在保护中传承。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在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和滞后，使保护缺少科学和理性的观照，给保护工作带来了不足和失误。各级政府要加大研究方面的投入，成立研究机构，整合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非遗保护单位、社会民间团体的专家学者资源，为他们搭建一个平台，以便他们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序传承和科学保护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和专业指导。同时要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组织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认定、鉴别、分类，以利于对一些重要的保护项目进行深入研究，延伸和深化保护工作。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保护，需要我们列入常规并长期坚持保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当继续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从保护、传承、培训、宣传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将继续精心组织，广泛开展群众文艺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搜集工作，抓理论调研，做好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工作、抓辅导培训，更好的做实做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人们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