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局限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局限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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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巨灾　风险管理　农业保险　巨灾证券化

我国是农业巨灾频繁而又严重的国家之一，洪涝、台风、旱灾、风雹、地震、雪灾、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屡有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据统计，近些年来，这些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在1000亿元以上，特别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451亿元，而农业又是首当其冲，受灾害影响最大，常年受灾人口达2亿多人次。面对这些特大自然灾害，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对风险的管理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救济、社会捐助以及农户自我防范等传统的、相对落后的方法。而在发达国家。为应对农业巨灾风险，通常采取的是保险、再保险等较先进的、市场化的管理方式，而且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保险技术的日益成熟，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从发展的角度讲，我国传统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存在自身的不足，已不能较好地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开发出更加先进、有效的现代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

一、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的现状

我国目前应对农业巨灾风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农户自主的风险管理方式，另一种是政府主导的风险管理方式。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农业巨灾保险体系。建国以后，我国曾将农业巨灾(主要指地震、洪水、暴雨等自然灾害)以基本条款的形式列入农业保险承保责任。但是，由于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再保险市场不发达、分保方式单一以及保险业实际承保能力与技术限制等原因，国家对农业巨灾保险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把农业巨灾从保险基本条款中逐步删除，只是作为一种附加险种。因此，到目前为止，尽管我国已开发了不少农业保险产品，但这些农业保险产品对农业巨灾风险大多采取了规避或严格限制的办法，这一点从我国目前涉农保险公司经营的险种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见下表)

二、对我国目前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有效性的评价

农户自主管理、政府救助、社会捐助等是目前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主要方式，这些方法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的防范、救助、农业生产的恢复、社会的稳定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从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有效性的评价标准来看，这些方式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还有待于改进。

(一)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有效性的评价标准

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也在不断演进，新方法不断涌现，并逐渐取代旧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推动着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的不断演进发展，而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始终是朝着更能体现激励性、公平性和效率性的方向发展的。

激励性就是一种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法要能有效调动各受灾单位、风险管理主体预防风险、控制损失的积极性，尽可能降低灾害的发生率，将灾害损失程度与范围控制在一个最低水平。

公平性就是灾害损失应在整个巨灾影响范围内的合理分摊，相同条件受灾单位的经济损失应该采取相同的补偿标准。农业巨灾风险的影响范围不只针对农业本身，农业巨灾造成的损失将波及整个国民经济，因此农业巨灾损失也理应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合理分摊。

先进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法应该满足效率原则，即能够合理引导生产、投资和消费行为，促进再生产可持续发展，将再生产风险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空间；能够在巨灾发生后迅速动员和筹集起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资源；各种灾害风险管理机构在巨灾发生后，要显示出较强的管理效能。

(二)对农户自主管理方式有效性的评价

以农户为主的对农业巨灾风险的管理是农户自身积极主动地防灾和救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有效的灾害风险管理激励。但是，从巨灾风险管理有效性的角度来评价：

1　它不利于实现灾害补偿的公平目标

由于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对农业巨灾风险进行管理，可以使全社会受益。因此，农业巨灾风险理应在全社会受益的范围内进行风险分散。而如果单纯由农户自主管理并承担损失，就容易造成农业自主的巨灾风险管理不足，导致减灾、救灾措施不够或巨灾损失不能得到及时、足够的补偿。

2　它降低农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

农户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而不是根据市场需要来选择生产风险较低的农产品，这将带来农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农民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即使从事多种生产经营，但每种生产规模有限，无法实现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且还会产生许多额外的成本支出；农户储备一定的风险准备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风险发生后的损失，但由于数量有限，相对于农业巨灾造成的损失是杯水车薪，而且也牺牲了储备资金的流动性，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对政府主导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的评价

1　有利于实现灾害管理的公平目标

这种管理方式能够较好地满足灾害管理的公平目标，有利于优先扶持和保证农业这一社会的弱质产业，此外，国家由于在社会中处于“超然”的地位，利于减灾工程的建立，财政救济也可以实现救灾资源迅速和集中的统一调动，并通过对基本生活用品与医疗物资的管制与配给，集中全社会资源来度过困难时期，维持社会稳定。

2　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一方面，由于政府行为难以控制管理费用和交易成本的上升，甚至还会出现管理部门寻租、腐败，恶意挤占和挪用防灾救灾物资与款项，容易造成救灾资金使用的低效。另一方面，灾后救助及捐款具有紧急性和很大的随意性，更多是为了缓和灾后比较大的政治压力，这样，为了筹措赈灾款，政府会减少原定要实施的、比较有发展潜力的项目上的投资，从长远看，这样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3　不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减灾救灾激励机制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补偿自然灾害甚至人为灾祸等巨灾造成的损失应该是政府的事情，因为巨灾风险对于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而言是一种公共风险，巨灾损失补偿就应该属于国家公共项目支出。因此，政府主导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容易导致各风险单位在心理上过分依赖灾后政府救济和社会捐助，不愿意自己购买巨灾保险，造成风险单位平时对防灾措施重视不够，对减灾政策贯彻不力，最终将大大增加巨灾损失概率和损失后果。

(四)对保险、再保险巨灾管理方式的评价

1　较好地实现了公平目标

以保险、再保险等为主的市场化风险管理工具，是以私人为主体，以市场为依托，以风险利益为纽带，以保险作为主要手段建立风险损失基金，利用集合分散风险的机制，从整体上对农业风险进行控制的有效工具，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农业风险管理控制方式，对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发挥

重要的作用。

2　较好地实现了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效率目标

参加了农业巨灾保险的各经济主体，在灾害发生后，保险人会在第一时间筹集起一定规模的资金，及时地对被保险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以使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并尽快恢复生产。而且，农民在参加了农业巨灾保险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免去了后顾之忧，可以大胆地从事那些既能满足市场需要又能给其带来较好经济效益的项目的生产，能够促进农民生产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3　不利于激励目标的实现

由于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再加上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如果仅仅依靠私人保险市场提供风险管理，并不能达到有效的供给。而且，近年来，随着巨灾发生的频率加快、数额增大，再保险市场对于巨灾风险的承保能力不足的现象日益显现，巨灾事故的频频发生使再保险资本相形见绌，严重影响了再保险基本功能的发挥。

此外，农业保险在面对具有系统性特征的巨灾风险时，也存在不可保的问题。因此，农业巨灾保险在供给方面面临有效激励不足的情况。

通过上述评价，我们发现以农户为主的管理方式和政府主导的管理方式均存在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农业巨灾保险、再保险等市场化的管理方式相对于前两种管理方式来说，在公平性与效率性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对于农业巨灾风险的防范与转移、损失的分摊与赔偿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供给方面却存在有效激励不足的情况。这也是我国到目前为止一直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农业巨灾体系的主要原因，也是近些年来国际农业巨灾保险、再保险市场不断的萎缩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开发出更加科学有效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

三、世界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的最新发展趋势及其有效性评价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保险技术的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国际保险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巨灾风险证券化。巨灾风险证券化通过特设机构(spy)发行基于巨灾风险的证券，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代替再保险公司，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已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与保险、再保险方式相比，从有效性的角度我们来评价这种管理方式会发现：

(一)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风险进行分摊和转移，大大提高了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公平性

与传统的保险模式相比，巨灾风险证券化将再保险容量从原来保险业内部扩大到外部的资本市场，将风险在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及资本市场上对此类风险有偏好的投资者者这一更广阔的群体范围内进行进一步的转移和分摊。由于农业巨灾风险证券现金流的运动取决于诸如飓风、地震等巨灾的发生，因此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巨灾风险证券化所反映的风险分布状态是现存的传统证券无法反映的，这就使得巨灾风险证券与传统证券的相关度较低，它的推出，对于投资者来说增加了投资品种，有助于投资者进行多样性投资和风险的控制，所以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一方面对投资者有较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巨灾风险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转移，大大提高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公平性。

(二)激励保险与再保险公司扩大保险供给

传统的巨灾承保能力的高低是由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来决定，但是，巨灾风险证券化将保险市场与强大的资本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有助于激励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扩大农业巨灾保险供给，拓宽承保范围。

(三)提高了风险管理效率

首先，大大提高了风险承受能力。相对于保险和再保险在灾害风险融资能力上的不足，目前世界证券市场市值高达数十万亿美元广次上千亿元的巨灾事件的损失金额有时还不及全球证券市场的单日波幅，可见，资本市场有着强大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加有助于巨灾风险的分摊与转移。

其次，巨灾风险证券化不存在违约风险。农业巨灾发生后，传统的保险及再保险模式下，再保险人由于资金及融资能力有限可能无法及时对原保险人进行足额的损失补偿，可能会发生违约风险，但在巨灾风险证券化模式下，由于资金已经预先到达证券发行者的手中，一旦发生风险，再保险人和保险人可以及时地运用这笔资金对受灾群体进行及时、足额的经济赔偿，大大提高了风险管理效率。

从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巨灾风险证券化较巨灾保险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使得巨灾风险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分摊，大大提高了农业巨灾风险的承保能力及管理效率。虽然，它也有其不足的地方，但是从农业风险管理创新、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加强对农业的巨灾保障、农业保险走出困境以及资本市场发展来看，这种新的管理方式还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四、基于有效性的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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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梳理专题线索，构建知识网络

对于高一新生来讲，要想理清脉络，必须建立在熟悉单元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这就要求对该单元每一课的知识以及知识点之间的联系都要清楚的了解，然后浓缩为知识网络。

[示例]专题——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

本单元共有6课内容。

第一课：精耕细作农业生产体系的形成

第二课：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

第三课：区域经济和重心的南移

第四课：农耕时代的手工业

第五课：农耕时代的商业与城市

第六课：近代前夜的发展与迟滞

这六课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每一课又有哪些核心的知识点？分析后得知中国古代农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前三课与中国古代农业息息相关。第四课讲中国古代的手工业。第五课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商业。他们之间也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农业是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发展起来，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达到了发展。继而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种种阻碍，发展非常缓慢，与此同时，西方的工业文明开始崛起，古代的农耕文明出现危机，而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又包含诸多的知识点。在掌握这些知识点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着手构建如下的知识框架。

二、重点突破，提升能力

在理清知识脉络后，接下来比较重要的就是对重点知识的突

破，通过突破重点知识来提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本单元重点知识点有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经营方式、古代的土地制度的类型、租佃经济、古代手工业的主要行业及经营形态，官营和私营的前后消长、古代商业的发展概况、两个政策，一是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对于重点知识的突破我觉得方法有很多，教师教授法、学生自我探究法、通过材料总结法等，具体要根据学情来做选择。如，海禁政策不妨用以下的材料：

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援，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可以设问：这里的不顾时势、安于现状指的是什么？结合书本和所学知识对其作出评价。再如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与租佃制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土地私有制使土地买卖合法化，一些官僚地主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以“贱直”把土地掠夺过来。如西汉的萧何以“贱直”强买关中民田，东汉窦宪以“贱直”强买沁水公主园地，这成为他们兼并土地的重要手段。当农民的土地被兼并后，为了生存，他们应怎么办？只有向地主租地为生，这样租佃关系就产生了。因此封建土地私有制和租佃关系之间是因果关系。

三、准确评价其历史地位

历史评价通常指人们对历史现象从价值角度作出的判断性认识，多指向于历史现象的意义和局限性。同一历史现象，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会对其做出不同的评价。因此，我们要尽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古代农耕经济从原始社会开始，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高度发达，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它，要知道同一时期的西方国家这时兴起了一股新的文

明——工业文明。

当我们依然陶醉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中自得其乐的时候，其实

古老的农耕文明已渐渐落后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当西方已步

入法治时代时，中国依然处在封建专制的阴影下；当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中国依然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当西方疯狂地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抢占殖民地的时候，中国依然奉行的是小农经济决

定下的闭关锁国政策。当你把古代的农耕经济放在不同的时空去评价时，你会有不同的感受。今年广东省高考历史试题也有所反映。

材料题38题材料二：“（清末）旧工业之衰落日甚一日。今试任入一人家，观其日常所服用者，无论为必要品为奢侈品，其来自他国者恒十有八九。”——《饮冰室合集》

问题：材料二中的“旧工业”指什么？简要说明其衰落与工业革命的历史联系。（9分）

旧工业指的是古代传统的手工业。但把它放到工业革命时代并要说明他们内在的联系时，许多学生都无从下手。事实上在工业革命时代，由于工业文明的冲击，古老的中国农耕经济遭到冲击。西方的商品物美价廉，导致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纷纷破产。而我们熟知的中国古代手工业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但放到近代这个大环

境中它走向衰落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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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四家村基本情况及发展现状

小四家村隶属于北票市长皋乡，位于长皋乡东南部，北票市中东部，毗邻常河营乡，有农户270户，共970人，其中养猪户100户以上，专业养鸡户2户，户均3000只，辣椒、玉米种植户50户，户有稳定收入项目230户，共拥有耕地3820亩。长期以来，由于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小四家村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产业结构调整较为缓慢，农民收入水平不高。

二、小四家村当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农业经济发展缺乏规模

小四家村养殖户占该村比例达30%左右，但规模以上的仅有2户，畜牧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从事种植业的农户均占耕地20亩左右，也不具规模，很大程度上是 “各自为战”的单家独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家庭经营模式，效益较低。

2.农民思想观念趋于保守

当地农户们对新知识、新科技等新兴事物并不十分关注，求知欲不强，对于“春种秋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生活模式没有强烈的改变愿望，小富即安，不富也安，思想比较保守。

3.农村基础设施较为落后

一是由于北票属于干旱少雨地区，受所处地理位置及附近环境影响，该村每年在农忙季节都存在着灌溉农田水源不足以及农业用水与畜牧专业户用水冲突等问题，导致难以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农作物品质较低，畜牧业持续经营和扩大规模存在难度。二是通讯设施没有满足群众需要，通讯设施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经济的发展。

4.部分农户缺乏增收渠道

当地大多数农户所种植的农作物几乎清一色都是玉米，只有少部分农户种植了辣椒，还有部分农户正在逐步发展养猪项目，其中有2户农民饲养肉鸡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益较好。但总的来看，大多数农户没有稳定的增收项目，仅靠有限的耕地收入甚至是农村低保维护生活。

三、原因分析

深刻剖析小四家村农业经济发展中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思想不够解放

由于当地农民思想较为保守，对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等现代农业科技缺乏兴趣，同时，对畜牧业、种植业的规模扩大等问题上存在着种种顾虑，满足于当前家家户户种几亩田、养几头猪的小农经济状态，存在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富即安的心理，缺乏扩大发展的意识、开拓进取、奋斗拼搏的精神和大胆尝试、勇于创新的勇气。

2.农业资金缺乏支持

制约当地农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业发展所需资金严重缺乏。部分农户虽然有扩大生产规模的强烈愿望，但一方面当地农民收入普遍不高，单纯依靠农民个人自发投入或采取多家联合筹集资金等形式实现经济规模扩大具有很大的难度，另一方面，政府支持农民扩大经营的政策及银行针对农业的贷款门槛较高，部分有意扩大规模的农民筹集资金无门。

3.基础设施不够配套

小四家村的生产生活用水均靠地下水供给，全村现有人畜饮水井年代久远，近几年随着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和降水量的减少，生产生活用水日趋紧张，在夏季缺水现象尤为严重。在畜牧业、种植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水源不足，现有水井无法满足需要，农业发展所需配套的灌溉设施不足的问题严重困扰着当地农民，在干旱时期也只能靠天吃饭、望天兴叹、束手无策。同样由于缺水问题，导致农民在扩大经营规模上畏首畏尾，顾虑重重。人畜饮水不足问题已严重制约了该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4.农民缺乏科技意识和市场观念

小四家村的农民所从事的农业主要为畜牧业和种植业，畜牧业普遍为小而全、小而杂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种植业所生产的产品也普遍为初级农产品，无任何深加工项目，所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品质极为普通，科技含量不高，经济附加值极低，基本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只适合自给自足。同时，由于缺乏科学指导，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掌握市场供求规律，其农产品结构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要，要么一哄而上，要么一哄而下，造成生产和销售的盲目性，增收困难。

四、对策建议

1.改进教育引导方式，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传统的“灌输”与“说教”已经难以触动他们的思想。同时，由于生存空间的局限性，农民最重实际，“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至今仍是很多人奉守的信条。因此，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促使他们解放思想，必须在“灌输”的同时进行示范引导，才能增强感染力，真正起到推动作用。一方面，要切实改进方式方法，要多组织农民参观学习外村外乡或外地适宜本地条件的致富项目，不断开阔农民的思路眼界，启发农民致富的愿望；另一方面，要重视典型示范，首先在当地培育树立典型，通过培育和选树典型并广泛宣传，用农民身边事去现身说法，让乡村干部和党员去引领群众，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促使农民接受新事物，破除旧观念。

2.扩大农村产业规模，加快发展相关产业步伐

要在农业生产上以辣椒种植保护地生产和畜牧业养殖为突破口，形成规模效应和产业群，同时引导农民树立市场经济观念，克服并打破自给自足思想和一家一户单干的小农经济经营模式，适当引导农民走联合发展、农业集约化经营的路子，一是扩大从事辣椒种植的农户数量、大幅增加当地辣椒种植面积，使其具有一定规模，从而成为该村实现户有稳定收入的主导农业项目，二是加强畜牧业发展，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引导帮助农民扩大经营，进而扩大畜牧业养殖规模，努力实现“一户带动几家”的连锁效应，从而形成更大经济效益，使其成为促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制约农业发展问题

一是应尽快更新人畜饮用水井，完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努力申请政策和资金支持，解决人畜饮水及农业灌溉问题，更新改造小四家村人畜饮用水井，不单能及时解决村民的人畜饮水困难，更会为当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实现当地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二是应积极通过向乡政府等上级部门反映情况等各种渠道，与电信部门进行深入沟通，认真协调，争取尽快解决村民安装电话的线路问题，为村民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世界、掌握最新资讯和知识、把握各种商机提供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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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农耕中国，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曾是被千万遍赞颂过的美好景象。那时，粮食就是财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诗人笔下的开元盛世是何等的富庶和殷实。然而，现在的情形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果实并不直接等于通用财富，我们未必能看到过去所熟悉的那份“丰收的喜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农业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在市场化条件下，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传统的勤快和懒惰，似乎已不是富裕和贫穷的主要原因了，他们或贫或富，更多的是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带给农民的并非总是福音，实际的情况经常表现为市场主宰农民，而不是农民主宰市场。对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营，社会化的大市场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力量，二者之间的对接问题已严重地困扰着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农民的持续增收，而且随着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这个问题变得日益突出。

其实，发达国家的实践早已证明，在现代农业中，决定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主导因素是市场需求，而不是生产和供给。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对供给总量规模的扩张构成了强劲的制约。正因如此，欧美国家农业政策的重心也是放在了应对过剩条件下的农民利益保护问题上，而不是主要用以促进生产。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已基本上告别了农产品短缺的时代，进入了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后，粮食生产一度出现了下降，但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最近3年连续增产；而畜产品、水产品和水果、蔬菜等都得到持续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需求增速已经明显降了下来，特别是城镇居民的食品需求已经稳定了下来。从供求两方面的变化看，我国农产品生产总体过剩的情况在加剧。相应地，农业的市场风险也随之增加。

从各地的实践看，谷贱伤农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媒体报道，*6年运城市某村*0多亩耕地，有三分之一种了西瓜，但是西瓜卖不动，村民有三分之一的西瓜都倒掉了，卖出去的也只有每亩*元的收入，而投入达300元。西安阎良区有的农民由于菜价过低而用拖拉机将丰收的芹菜翻埋。北京大兴区有农民因为白菜卖不出去而在菜地里放羊。笔者春节回乡，发现因为买不出去，有的地里还有未收的白菜。鄙县农民饲养了4万头奶牛，数年前的市场价格是每头接近1万元，现在降到了不足5000元，全县农民损失超过2亿元。诸如此类的事例说明，市场经济波峰浪谷的冲击，对广大农民的利益而言，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巨大威胁。

二、农业市场风险为什么如此之大

那么，我国农业市场风险为何如此之大呢？如果农民兄弟问“明年该种什么？”，是没有人（或部门）能给出准确答案的，而跟着市场的感觉走，听任市场调节，又是靠不住的。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根据笔者的观察，其原因应该说不一而足，择要而言：

1、小农经营具有天然局限性，同时我国的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放开市场和价格是件容易的事，是一个“快变量”，这只需一道政令并在一夜之间就可完成。但市场主体的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慢变量”。从实际情况看，广大农民的市场经营能力普遍较低，市场谈判能力弱，加之市场交易的体系和规则还不够健全和规范，使得农民在搜集、辨析和处理有关市场信息并做出决策时，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极易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造成市场进入的盲目性和市场均衡的脆弱性，严重影响了收入的稳定增加。马克思当年曾说商品价值的实现是“惊险的一跳”，对于我国农民而言，更为惊险。

2、政府缺乏应对农业生产过剩的经验和控制风险的政策体系。过去我国政府主要解决的是农业生产不足的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应对农业生产过剩，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目前，由于粮食生产的特殊重要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种粮的利益，“农民兄弟不用怕，政府有个保护价”，粮食生产的市场风险是最低的。但对于占农民收入半壁江山的畜牧业和水果、蔬菜等的生产，基本上没有相应的风险控制的政策安排。*6年家禽和生猪价格的剧烈波动，给养殖户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水果和蔬菜的生产则是年复一年地面临着市场风险的考验。

3、全球化给我国农业带来挑战。*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WTO，作为加入WTO的条件，我国承诺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做出了多方面的让步。我国农业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我们超小型的家庭农业经营，要与经营规模比我们大百倍甚至更多的、同时享受着巨额补贴的欧美大农场去一比高低，这必然会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挑战。比如，我国连续数年成为棉花净进口国，且进口数量逐年递增。*5年棉花进口量增加到257万吨，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美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棉花生产实施了高额补贴，从而造成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低迷，使得国产棉花在价格上无法与美棉竞争。这种情况下，国内纺织企业力争多拿进口配额，纷纷采购进口棉，导致棉花进口规模大量增加，国产棉销售不畅，直接影响棉农植棉收益。据笔者*6年7月在新疆的调查，截至当年4月，新疆收购皮棉180万吨，但销售量不足90万吨，一半以上的棉花还在各类收购企业手中。乐施会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的棉花产量在*5年减少约10%，棉农将损失17.2亿元的收入，并减少72万个就业岗位。*4年世界银行出版物《全球农业贸易与发展中国家》（M.AtamanAksoy,JohnChristopherBeghin，*5）指出，贸易完全自由化后中国农民将是最大的输家：与维持乌拉圭回合相比，贸易完全自由化后，在2015年中国农民的损失将达到750亿美元；农业总就业减6.6%，收入下降3.1%；谷物和糖料就业人数减少达26.6%。

三、如何控制市场风险

控制农业的市场风险是农民的迫切愿望，毫无疑问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那么如何控制市场风险呢？这里着重谈三点：

1、土地要有规模，农民要有合作。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略有下降。过去我们经常以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来证明小农经营的有效性，但笔者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库中看到，目前日本农民的人均土地规模已经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3.5倍。我国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不断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改造农业的微观基础，否则不仅难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农民的增收空间有限，而且也给控制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和市场风险带来瓶颈约束。我们曾经“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够”（这是同志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复讲述的一个观点），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现在对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同样估计不够。必须明确，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是无法真正建成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政府的勤勉和努力很可能是事倍功半的。

在这个问题上，集体林权改革的成功实践是很好参照，对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极具启发意义，应以此为契机把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引向深入，逐步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

同时，加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等，进一步加快农村专业合作社，壮大并充分发挥农业行业协会的作用，推广“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规范和发展“订单农业”，以期增加农民的获利机会，降低市场风险。

2、完善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其中，需要强调的是：第一，要完善和拓展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服务功能，推动农产品运销企业和物流配送企业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加强农产品低温仓储和冷链系统建设，建立多种模式的农产品冷链体系，形成产、贮、运、销配套服务体系，探索和推广“超市+基地”、“超市+农村流通合作经济组织”、“超市+批发市场”、“超市+社会化物流中心”等经营模式。这也意味着，今后我国需要下大力气培育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流通企业。国际经验证明，农产品的市场营销需要适度的垄断，这是提高质量标准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必然选择。

第二，逐步建立起主要农产品生产、供求、价格、监测与预警体系。加强省、地（市）特别是县乡级农产品生产信息的搜集、处理和工作；加快农产品信息网络和价格监测网络建设；建立农产品信息制度，及时通报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提供农产品市场分析和预测报告；完善价格监测体系，提高农产品供求、价格监测预警能力；建立农产品市场供求和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急机制。

3、建立农业价格支持的政策体系。国际经验表明，降低农业市场风险，需要政府建立一套完整的支持政策体系。我认为，建立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关键是要用足WTO“绿箱”政策（《农业协议》第6.1条），用好“黄箱”政策（第6.2、6.4、6.5条），增强支持力度，扩大支持范围，完善支持机制。简要而言：

第一，增强力度。资料显示（李显德，*6），*5年OECD国家农业支持总水平(TSE)为3852亿美元，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得到12346美元的支持，其中美国为49193美元，欧盟为2*0美元，日本为20912美元；平均每公顷耕地得到923美元的支持，其中美国为632美元/公顷，欧盟为1815美元/公顷，日本为13555美元/公顷。OECD国家农民的农业总收入中约1/3是来自于政府各种各样的补贴和支持。我国曾经很长时间对农业实行了征税政策（即PSE值为负），目前已由征税转向了支持。但总体上讲，农业支持的力度还很弱。无论从农业发展的内在需要看，还是从国家能力上看，农业支持水平都应该有一个更大幅度的提高。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普遍存在着认识的误区是，认为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补贴，而我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补贴，所以补贴不起。事实上，农业补贴主要是针对农产品的数量而非农民的人数。发达国家的农民比例尽管很小，但所经营的土地规模和生产的产品数量却很大，比如美国平均农场规模是我国农户经营规模的500多倍，其城市消费者在农产品价格支持方面的相对人均负担显然更大。

第二，扩大范围。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一要对水稻、小麦以外的种植业实行价格支持政策，如玉米、棉花、油料、杂粮、豆类等，并对重点地区给予重点支持。比如，过去7年来我国棉花需求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产需缺口和进口数量不断增大，但国家并没有出台一项扶持棉花生产的重大举措，甚至连原有的一些优惠政策也相继取消，因此给予棉花生产补贴和价格支持，应当是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之一。

二要对畜牧业给予补贴，特别是要对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给予重点支持。资料表明，西北地区拥有草地26亿多亩，占全国的2/3，而牧业产值仅占全国的7.5%。全区农牧业结构中，种植业占70%左右，畜牧业比重仅为28.5%左右。我们认为，国家有必要实施“西北畜牧业振兴计划”，作为开发大西北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先内容。其核心：一是加快西北的畜种改良。西北地区的畜种多为地方品种，既低产，又增加生态压力，与国外差距甚大，应该加快国外良种的引进，加快对当地畜种的杂交改良。中央政府要像实施粮食“良种补贴”一样，对西北地区畜牧业原种繁殖和杂交改良给予补贴，而且力度应该更大。二是加快建立人工草料生产基地。据世界银行估算，新疆和甘肃有46%和48%的草原属于中度或严重退化。另据研究，在荒漠干旱草原区，建设一亩有水利条件的人工饲草基地，一般可以解放、保护40－50亩天然荒漠草场，“建设一小片，保护一大片”。国家大幅度增加对粮食主产区投入和补贴的同时，也应加大对西北人工饲草基地建设的投入和对农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补贴。

三要对生态脆弱带进行补贴。我国从*0年开始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国家给予相应的粮食、现金和种苗等补贴，工程受到了3*多万退耕还林还草农户的欢迎。问题是，即使按照当初设计的生态林补助8年计算（经济林5年），也很快就要到期。工程实施之初，声称到期后可根据农民实际收入情况，需要补多少年再继续补多少年；但这种模糊的说法，很难转化成科学的政策。建议由对农民退耕损失进行补偿转向对农民参与生态维护和保育的补贴，借鉴国际经验，实施专门的生态脆弱带补贴计划。

第三，完善机制。目前我国在“三农”方面的专项资金多而凌乱，且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即使是专门的人士也无法对其有全面准确的了解。这就必然影响到“三农”政策的科学性和效率，同时也容易滋生各种问题。为此，需要尽快编制今后5到10年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总体预算框架，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仅提出一个“三农”支出“三个高于”的笼统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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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农村青年早婚的成因从经济方面分析，学者认为当地经济发展滞后是造成农村青年早婚的主要因素。聂建亮（2008）等对华北T村男青年早婚成因的研究指出，由于经济不发达，人们的思想观念保守；而小农经济面向土地的生产方式，促使早婚的形成。王德福（2012）在基于豫东西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当前农村青年的早婚现象是代际关系变动的结果，即养老倒逼婚姻；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务以便趁年轻力壮时为自己积攒养老资本。从社会习俗方面分析，学者认为落后的婚恋观是农村青年早婚的重要原因。李合敏（1992）认为80年代早婚率有所上升是因为传统婚育观念和习俗的惯性作用。从社会性别方面分析，学者认为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及性别比例失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江涛等（2009）对云南某乡早婚现状的分析得出，由于当地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盛行造成了男多女少的局面，那些在同龄群体中无法找到适龄结婚对象的男性青年，将目光投向了本地低龄女性群体。从管理和法律方面分析，学者认为由于农村社会管理松懈和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导致农村青年早婚。如，李合敏（1992）认为早婚早育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基层行政与婚育管理脱节。从生理方面分析，学者认为青少年的性心理过早成熟是重要原因。杨子慧等（2009）认为由于社会的发展，青少年的生理和性心理成熟提前，使得青少年早婚。

1.2农村青年早婚的影响早婚影响人口状况。于学军等（1994）对中国80年代的早婚早育状况的研究表明，早婚不仅带来早育而且带来多育，同时会提高时期生育率和缩短世代间隔。早婚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发育和发展。韩呈吉（1989）认为农村青年早婚影响青少年身体的正常发育，且导致青少年不得不中断学业，不利于农村青年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杨志新（2004）提出，在早婚中女性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早婚通常会使她们早育，这对女性本人的身体和发育极为不利；还会导致女性的患病率比未早婚早育的妇女要高。早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胡敏（1987）在对某县青年早婚的调查得出，由于早婚多是父母包办，容易导致夫妻不合，从而导致婚后纠纷和离婚，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

1.3农村青年早婚的对策加速当地经济发展。马林英（1996）对四川彝族妇女早婚问题研究发现，解决彝族妇女早婚现象突出的问题，要加速当地的经济发展。加强管理和执法。李义新等（1994）对湖北钟祥市47个村早婚早育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认为要解决农村青年早婚现象，必须要将婚姻登记和计划生育工作综合起来管理。同时加强执法，对早婚早育行为进行清理和整顿。转变婚恋观。朱芳源等调查了常德某村青年早婚现象，（1988）认为要解决早婚现象必须倡导婚育新风尚，实行结婚与生育适当地分离，并大力宣传晚婚晚育。

2农村青年早婚问题研究评析

通过以上文献研究与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研究者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对我国农村青年早婚的原因、影响和对策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和宝贵的经验。不过以往研究比较注重运用定量研究方式研究农村青年早婚问题，但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局限性。通过分析还发现，以往对农村青年早婚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归纳总结如下：其一，现有对农村青年早婚原因的研究中，多注重外部原因的分析，如经济、习俗、婚嫁观念等，缺乏对农村青年自身内部原因的深入挖掘。部分研究者在提到农村青年自身原因时，认为是社会的急剧变化导致农村青年早熟，并没有深入分析农村青年自身的各种因素。同时，大多数学者忽视了早婚对早婚当事人小孩影响的分析。部分学者作了简单的分析，并不全面。如朱莲芳提到，由于早婚农村女青年素质低也会影响到下一代的素质，但并未进一步深入分析早婚对早育孩子成长的影响。其二，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缺少对研究策略与调查方法的详细描述。例如，某些研究者在自己的实证调查研究中，并未讲述调查的各项步骤，没有明确指出如何进行资料整理和数据分析。其三，以往的研究文献缺乏理论支撑。现有的研究文献注重对早婚现象原因、影响等的表层描述与分析，并未结合理论，从理论的角度对农村青年早婚的问题进行解释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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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理论研究；方法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7－0011－04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tudy, and give some command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Rural Finance； Theoretical Study； Method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理论的支持，农村金融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突破，农村金融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理论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供给的意义特别重要。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已有了巨大变化。然而农村地区自然禀赋差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层次不一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日趋突出，农村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临诸多难题，这使得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目前，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将从方法论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以期对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作出恰当的评价，为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准备。

二、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传统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根本上解决了原有体制下激励约束机制不足的缺陷，使得濒临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了困境，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着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得以重新建立，农村金融有了极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也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围绕着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管理等问题进行研究，为农村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一时期传统的金融理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既定的理论约束下，政策报告式的研究方法即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逻辑思维成为主流模式，众多的研究是为政府实现特定的目标而直接投放信贷的方式干预农村金融提供政策建议。这种方法通常只追求旨在农产品增加的短期目标而忽视农村收入的可持续性增长，并且仅仅强调信贷投放而忽视储蓄动员和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建设[1]。总结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传统方法的效果总体上都不好，最多是效果一般，其结论是基于如下三个标准作出的：（1）传统战略如瞄准问题和补贴在解决问题上是否成功；（2）传统方法的成本效率分析；（3）在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方面是否成功[2]。

三、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转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开始逐步与世界主流经济学接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逐步主导着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基础上建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流行，对中国当时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起到相当大的启示和引导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农村金融提供了理论框架支持。自此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不囿于农村金融内部，开始在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研究农村金融，大量文献集中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结构与功能、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开始认识到农村金融研究目标不仅仅在于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金融发展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弄清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必然联系以及内在机理。一些文献基于中国农村地区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回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方向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研究指出，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东部地区也仅仅只有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与其相反的是，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根据帕特里克的两种金融发展模式“供给引导式”和“需求追随式”，一些研究也认为，原有向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注资的“供给主导”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很好作用，因此在中国今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应该转换思路，按照“需求追随’模式，有的放矢地促进农村金融增长[3]。

也有学者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两个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状况作出全面的分析。一是依照金融发展理论所提供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和M2/GDP），从宏观层面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出这两个指标绝对值在中国农村并不大，但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过由于这两个指标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所具有的缺陷，对由这两个指标所获得的结论应持谨慎态度。如果以L/GDP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如FIR和M2/GDP所表现出的那种极其明显的趋势。二是设计一些指标（如金融资产与纯收入之比及其行社贷款与纯收入之比）从农户层面来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其分析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户经济生活中货币化程度增加；另一方面农户存在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不过农户可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融得资金从而使流动性约束得到部分缓解。也有文献依据戈德斯密斯 (Godsmith 1969)金融结构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农村的金融结构状况[4]。

上述研究文献基本都遵循着戈德斯密斯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研究思路，通过一系列数量指标从金融结构上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给予衡量，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数量化分析。较之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具有逻辑更为严密，路径更为深入，结论更为精确的优势。然而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该研究方法只是指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计量上的因果关系，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影响的渠道或环节在理论上依然是不清楚的，而且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未必能够准确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二）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一反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偏重实物要素而忽视金融要素的研究方法，转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其理论政策含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沿着相同的思路对中国农村金融抑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一些文献从农业的自然属性、农户的生存与发展特点出发来阐述需求型的金融抑制，解释了现象背后农户和农村企业信贷需求总量变化以及层次分布。也有文献是建立在对农村金融需求分析的基础上，从农户和农村企业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有限，融通资金渠道单一等方面来阐述供给型金融抑制。在阐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资金为何供给不足的原因解释方面，指出金融制度、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是主要因素。供给型金融抑制的研究角度往往倾向于存量的修正，而需求型金融抑制视角则侧重于长远，注重增量的发展动态。上述研究文献禀赋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将视角投向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均衡的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及其原因，其结论要深刻得多。这些文献的论证逻辑基本遵从现象原因这一思路，采用对大量农村地区抽样调查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当然这些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层面和视角上的局限，如基于需求视角是否存在其他复杂的需求制约因素？以及连带出农村金融主体的金融需求结构与其他各项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分析等方面还存在研究上的空白。就其方法论来说，有些文献缺乏研究的规范性。

从金融功能论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与经济关系作出客观的描述，被一些中国学者所运用，其中较为普遍的研究采用一种叫做机构分析法，简称为机构观。具体表现为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研究思路。以此思路，农村金融要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功能必须在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框架下进行，根据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走上了一条“机构路径”。长期以来注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而忽视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和农村金融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为此，另有一些学者提出，应以功能观来重新认识农村金融经济的关系，以此指导中国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更好促进农村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功能观是从系统的功能出发，然后探究需要何种结构来实现这些功能，它遵循的是功能、结构思维方法。其实质是从金融所处的系统环境和经济目标出发，考察金融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功能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成本――收益原则，选择能满足系统环境对金融功能需求的金融形态和功能实现机制，由此对系统进行结构优化，其遵循的是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思路[5]。功能观的研究范式为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变化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思路，扭转了一直以来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与实践忽视农村金融体系功能问题的倾向，也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三）农村金融制度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对传统发展经济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发展经济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国内一些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采用历史演绎从制度层面上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逻辑，以及从实际经验数据来分析这种演进背后的悖论和缺陷。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历史变迁的特点是，农村金融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这种以扼杀农村经济组织自发行为为代价的外生性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悖，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的缺位，农村金融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经济总量的增长[6]。这些研究文献突破了将农村金融制度视为既定不变的外生变量传统研究方式的束缚，弥补了排除制度作用和制度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的传统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上的不足。然而这种研究方式阐明的只是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历史演变的逻辑，却无法说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应有的逻辑。

（四）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取向一直是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关注的，究竟是以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众多文献争论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合作制为主导；另一种观点是商业化取向，甚至放弃合作制；还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商业化和合作金融应共同发展。各种文献的观点之所以出现差异，从理论本源来说，关键在于其研究者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判断的差异。按照“理性小农”命题(Schultz,1964;Popkin,1979)，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换句话说，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按照“道义小农”命题(Chayanov,1925;Scott,1976)，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是生存取向的，不会冒险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农村地区商业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合作制的金融安排是恰当的。但无论从“理性经济小农”视角还是从“道义小农”视角来考察中国农村经济，得出的结论都难免简单化，中国小农经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值得进一步讨论[7]。从研究方法论来说，持商业化取向或合作制主导观点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采用理论演绎的三段论形式来得出各自的结论。理论前提承认合作制金融存在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而商业金融活动所具备的条件是农村市场经济，商业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农经济化条件下的金融服务，进而从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的描述中获得理论推理的依据。这些研究文献论证形式缜密严谨，其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问题在于，缺乏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严格的实证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没有哪一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五）农村非正规金融

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其二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分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1) 从中国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与其资金的非生产性需求两者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出发，通过案例研究表明非生产性资金缺口和农贷需求不能指望由正规的或商业性的金融来满足。(2)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中国城乡的特殊结构与联系相关性入手，认为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特别是在转轨经济中，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的。(3)从农村金融供给的角度，认为农村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给。(4)从金融政策的根源来看，由于贷款管理的落后和贷款配给的错误，扭曲了农村正规金融资源的配置，收入较低农户的信贷需求仍然要通过非正规金融得以满足。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不少学者以农村民间金融为例，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把民间信贷利率部分地视为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或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有文献认为，民间信用利率决定于资金供求状况、借贷者亲疏关系、期限长短、淡旺季节等因素，因而利率档期分明。 也有文献依据修正的Stiglitz-Weiss信贷配给模型来揭示出民间金融各种利率形式的机理和长期并存的原因。

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研究方法从案例分析到规范论证呈现多样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非正规金融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视角的多元化固然可以使问题的认识较为全面，但多种结论的差异将使得理论研究失去了实践意义，另外案例研究中样本选取的不同将会影响到结论的可信度。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理论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各种理论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局限。不仅如此，无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系识别，金融抑制理论对供给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区分，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的争论，还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分析只是农村金融的一个方面，各种研究思想和方法忽视了农村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及系统内外存在的复杂联系，这也是导致各种理论研究与实际脱节的重要缘由。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不能简单地依赖某个理论。综合各种理论研究的优势，将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之中，通过对农村金融系统内外复杂联系的研究寻找改革途径将是未来农村金融研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周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基于“三农”视角的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229.

[2]雅荣,本杰明,皮普雷克.农村金融问题、设计和最佳做法[M].北京:中国农村金融研讨会阅读材料,2002,(9):23.

[3]焦兵.东、西部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研究[J].统计与决策(理论版),2007,(1):70-72.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其金融结构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11):36-41.

[5]李喜梅,彭建刚.经济变迁中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一个从隐功能角度的解释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05,(10):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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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人地结构与保守的农地制度、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使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困难重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转型的提前出现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的基础，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老人农业蔓延，伪城市化人口急剧膨胀，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希望以此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扭转城乡差距的继续扩大，但由于相关制度改革的滞后使中国农业现代化遭遇转型瓶颈，导致新农村建设效果递减，老人农业继续恶化，严重威胁中国的现代化大业。然而，老人农业并非中国所独有，它是东亚地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经过长期努力，东亚模式地区已有效缓解了老人农业危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顺利实现了现代化的赶超。作为与他们农情相似的近邻，中国应认真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以早日化解老人农业危机，顺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

一、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的特殊性与发展目标冲突

本文所说的东亚模式地区特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三个顺利实现现代化赶超的东亚经济体，他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农业现代化的初始情况与中国大陆基本相似，因此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与大陆基本相同。东亚模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人地结构、人口密度与规模、后发赶超特点，使其土地制度与农业发展目标与先发国家有很大差别，导致其农业现代化面临着与先发国家不同的问题，无法采用先发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只能探索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因此，东亚农业现代化模式深深植根于东亚特殊的区情。

（一）东亚农业发展面临特殊的人地结构由于封建时达的农耕经济，长期的文明历史，东亚地区人口密度普遍比较高，属于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其中中国台湾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43人，韩国为495人，日本为335人，相比较而言，美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人，法国为119人，东亚地区人口密度明显过高。而以丘陵、山地为主的地形，进一步降低了东亚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按照联合国统计，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0.26公顷，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基本均为0.03公顷，相对应德国为0.15公顷，法国为0.28公顷，美国为0.53公顷，东亚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明显偏小。由于东亚地区人口密度过大，人均耕地过少，丘陵、山地比例过高，导致土地细碎分割，规模化经营难度较大，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二）东亚现代化特殊的后发赶超战略与先发的欧美国家可以通过殖民掠夺、不等价国际交换积累工业化资本不同，后发的东亚只能主要通过内部的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无论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还是二战后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如此，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不同部门生产率进步速度差异很大，农业部门技术进步速度、生产率提高水平远低于工业部门，使农业部门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东亚人口过密也使农业部门人口过剩问题长期存在，既阻碍了东亚耕地的规模化经营，也抑制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使城乡差距更大。

（三）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土地政策由于土地过度兼并导致大量流民的出现是传统东亚社会动乱之源，因此，二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实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目标，扶植大批自耕农缓和了社会矛盾。为防止土地兼并，东亚模式地区实行了严格的耕地最高面积限制和转让限制，严格限制耕地的非农化利用，也限制企业法人到农村承包土地。应该说，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土地政策是对东亚近代社会革命的反映，在人口严重过剩，社会保障严重匮乏，城市化水平很低（即使最发达的日本，1945年的城市化率也仅仅为27.8%）的背景下，平均地权、严格限制耕地流转为农民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免除了加于农民身上沉重的地租负担，维护了社会稳定。大量自耕农的形成也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既保障了粮食供应安全也为工业化积累了资本。但严格的耕地保护与流转限制也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四）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农业发展目标与欧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等有限目标不同，东亚特殊的人地结构、较高的人口密度、特殊的赶超战略与土地制度使东亚农业发展目标多重。东亚农业的首要发展目标是保障粮食供应安全，由于东亚人口过密，人均耕地少，小农经济生产效率低，导致本地区粮食供应长期紧张，随着二战后东亚地区人口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与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冷战背景进一步突出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为保障粮食安全，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限制耕地的非农利用。东亚农业的第二个发展目标是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基本生活保障，战后东亚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但由于经济落后，政府无力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加上战后初期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比较低，无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制定了比较僵化的土地政策，以防止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影响社会稳定。东亚农业的第三个发展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这在经济起飞后才重点考虑，通过扩大农场规模，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业补贴，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实现。

（五）东亚模式地区农业发展目标存在内在冲突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区情与赶超战略决定了他们农业发展目标的多重性，但在这些多重目标之间却存在着内在冲突。首先，为农村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与提高农民收入之间存在冲突，要实现前一个目标，政府就必须坚持小农经济，严格限制土地流转与兼并，要实现后一个目标，政府就应该鼓励土地流转，扩大农场面积，实现规模化经营。其次，为农村过剩人口提供就业保障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存在冲突，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兼顾了农民就业与粮食安全，但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还顽固地坚持保守的土地政策只能延缓农业现代化转型，导致城乡差距急剧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传统农业衰落、耕地被大量抛荒、弃耕，必然影响粮食安全。再次，提高农民收入与保障粮食安全之间存在着冲突。要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严禁耕地的非农利用，鼓励主粮种植，但东亚农场规模过小，主粮种植缺乏比较优势，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要提高农民收入，就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缩小主粮种植面积，允许部分农地的非农、非粮利用，这必然降低粮食自给率。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区情与后发赶超战略使他们普遍制定了特殊的土地政策，也使他们的农业发展兼顾着多重目标，但由于各目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直接影响到他们经济赶超战略的实现。

二、东亚模式地区化解农业发展目标冲突的主要对策

为化解农业现代化目标冲突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东亚模式地区顺应时势适时地进行了制度创新，不断调整农业发展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在农业恢复阶段还是在以农促工、以工补农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增加农业产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基本措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道路、电力设施建设，土地平整，新品种开发，农业机械的推广等。在二战后农业恢复、以农促工阶段，尽管东亚模式地区为提高农业产量，保障粮食供应安全和工业化的原料供应，增加外汇收入，很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资源有限，农村资源的净流出，这一阶段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有限。随着东亚模式地区经济的起飞，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失，小农经济衰落，严重威胁到这些地区的粮食安全。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障粮食供应安全，东亚模式地区先后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日本工业化最早，乡村建设运动开展也最早，1955年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构想”，开始了战后首次“新农村建设”。196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开始了第二次“新农村建设”，使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化肥化、水利化和良种化。从1956年开始中国台湾地区就进行了农地重划活动，通过对国土的整治，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了农地生产能力。1991年，中国台湾农政当局出台了《农业综合调整方案》，推动了以“发展农业、照顾农民、建设农村”为宗旨的富丽农村建设运动，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民生活。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通过新村运动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村生活条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激发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扭转了乡村的衰败。

（二）积极的农业支持政策农业是弱势产业，东亚地区的小农经济更加弱势，仅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扭转衰落命运，必须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农村过度衰败，东亚模式地区实施了积极的农业支持政策，除先后减免农业税外，还采取了一些共同的支农政策：（1）提供价格补贴。包括农产品价格补贴，最低保护价，目标价格补贴，直接补贴等，通过价格补贴，东亚模式地区有效地提高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激发了农民务农积极性。（2）提供农机购置、基础设施建设补贴。为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政府对农民购买农业机械，修建农产品加工、储藏设施提供补贴。（3）提供金融支持。农民平均贷款额度小，贷款风险大，普通商业银行不愿意提供贷款，为保证农业发展的融资需求，东亚模式地区政府先后成立了各种政策性金融机构，或与商业银行、农会合作提供政府贴息贷款，既解决了农民贷款难问题也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农村发展。（4）对耕地流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新农人进行补贴。为促进耕地流转，政府对买卖耕地、签订长期租售协议的双方进行补贴，耕地流转面积越大，补贴越多。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也通过补贴变化进行调节。为缓解老人农业危机，吸引年轻人务农，政府对初次务农的新农人提供一定额度的创业补贴和生活补贴。（5）完善农民社会保障。为解除农民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实现社会公正，日本于1961年、韩国和中国台湾于1995年分别将农民纳入国民年金制度，设立老人农业福利年金。

（三）适时的农地制度改革随着东亚模式地区工业化的起飞，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二战初制定的农地制度已经落伍，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桎梏，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农业增长停滞，仅仅依靠外部输血式的农业补贴显然不够，必须通过农地制度改革释放土地潜能来提高农村内源性发展能力。但考虑到东亚特殊的人地结构，农地制度改革是渐进的，第一步是在坚持农地农用前提下，逐步取消对家庭农场耕地面积的最高限额，鼓励耕地的适度流转，扩大农场规模。日本工业化最早，刘易斯拐点也来得最早，因此土地制度改革也最早，1970年日本修改《农地法》，废除旧法中对拥有土地最高额的限制，鼓励农户扩大经营规模。[1]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于20世纪80年代，韩国于20世纪90年代也纷纷进行了类似的土地制度改革。第二步是允许工商资本法人购买农地进行农业生产。随着农村人口持续流出，东亚老人农业蔓延，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抛荒、弃耕，急需新的农业经营主体补充。资本法人由于资本、技术、可持续发展优势，逐步成为东亚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韩国稍晚也积极鼓励农业法人经营主体的发展。第三步是逐步放松严格的耕地非粮、非农利用限制，在确保主粮供应安全基础上，允许更多耕地转变为非粮、非农用地，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2]从总体上看，东亚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逐步市场化、自由化。

（四）农村社会组织的完善原子化的小农很难与市场抗衡，也无法争取自己的权益，因此组织农民对于维护农民利益，加速农业现代化非常重要。在东亚模式地区，农协是最重要的农村社会组织，随着威权体制的终结，农协的独立性与作用越来越大，他不仅组织农民争取政治、经济利益，也积极参与农村建设，发挥多方面的服务功能。如日本农协为农民会员采购生产与生活资料，提供金融、育种、育苗、加工、储藏、农机具维修以及医疗保健、房地产信贷、邮政、农民婚丧、销售农产品等服务、进行生产技术和发展计划指导，有效解决了单个农户所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生产与生活问题，在分散的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克服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提高了农业经营效率。[3]专业性的农民合作社也是重要的农村社会组织，它通过合作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增加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得益，并整合集体资源延长产业链，实现规模经济。土地银行则是东亚地区的一项制度创新，东亚土地分割细碎，产权分散导致反公地悲剧，土地银行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通过耕地整理促进规模经营，对加速耕地流转，减少抛荒、弃耕，维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五）与时俱进地调整农业发展目标二战后，东亚地区饱受战争摧残，农民流离失所，粮食短缺，处于冷战前沿，因此这一阶段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粮食供应自足，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刘易斯拐点先后到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劳动力不足，在这一阶段，农民就业问题已经解决，但冷战还没有结束，加上东亚长期的粮食安全恐惧症，使这一阶段的主要农业发展目标转变为提高农民收入和确保粮食供应安全。随着冷战结束，老人农业的蔓延，继续坚持粮食自足已不可能，代价也太大，并严重影响农民收入提高，在这种背景下，东亚模式地区纷纷转变粮食安全观，在确保主粮供应安全基础上积极鼓励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因此这一阶段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主粮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随着全球化推进与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贸易自由化已成世界潮流，东亚模式地区粮食安全观继续转变，纷纷降低粮食自给率，鼓励按照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倡导绿色农业，使农业发展目标逐步与世界接轨，进一步综合化。

（六）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随着老人农业在东亚的蔓延，旧农业经营主体逐渐衰落，必须培育新的农业经营主体代替。东亚模式地区审时度势，陆续修改农业政策，允许法人团体参与农业经营，扶植各种农业专业合作社，积极鼓励、资助新农人加入农业生产。[4]新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有效补充了农业发展的人力资本，避免了农业的进一步衰退，加速了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的现代化转型。

三、对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效果的评价

在经过60多年的农业现代化实践后，我们基本可以对东亚模式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政策作出客观评价，从总体上看，东亚模式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政策比较成功，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为本地区顺利实现现代化的超赶创造了条件在东亚模式地区，由于二战后比较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保证了工业化启动阶段粮食供应的自足，维持了工业化的低成本，有利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严格的土地流转和土地拥有量限制使小农经济长期稳定，避免了土地过度兼并形成大量流民，既保障了农民就业也维护了社会稳定。因此，东亚模式地区二战后制定的土地制度虽然保守但符合区情，既提高了农民收入、保障了粮食供应安全也解决了农村过剩人口的就业问题，实现了多赢目标，为工业化起飞创造了条件。东亚模式的农地制度改革使本地区避免了非洲式的长期粮食短缺，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也避免了拉美式的城市贫民窟恶性膨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东亚模式地区过剩农民的就业问题解决，但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问题随之凸显。东亚模式地区政府审时度势，改变以前的以农促工战略，积极地推进以工补农战略，通过大量农业补贴和农业支持政策提高了农民收入，通过把农民纳入国民年金解除了农民后顾之忧，通过耕地重划和放松耕地限制鼓励耕地流转，鼓励企业到乡镇投资增加农民兼业机会，并通过新村运动，富美乡村建设全面改造了农村。这些战略有效提高了农民收入，增强了粮食生产能力，全面缩小了城乡差距，避免了东南亚各国那样过大的城乡差距和社会冲突，实现了均衡发展。由于东亚模式地区农业内源性发展动力不足，随着工业化的继续推进，老人农业恶化，城乡差距重新扩大。为应对农业危机，东亚模式地区进一步调整农业政策，转变粮食安全观念，合理降低粮食自给率标准，放松农地的非农、非粮利用限制，注意比较优势的发挥，通过土地流转补贴、土地银行等方式鼓励耕地流转，积极鼓励企业法人、新农人加入农业经营。从效果看，粮食安全包袱最轻的中国台湾老人农业解决最好，粮食安全包袱重的日本、韩国还需继续努力。[5]

（二）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使本地区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使本地区在极端不利的人地条件下确保了现代化过程中粮食供应的安全，实现了城乡和谐发展，形成了农业现代化的东亚模式，这种模式包括：（1）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二战后东亚地区比较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为工业化创造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了东亚工业化的粮食供应，积累了资本，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6]（2）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极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普遍重工轻农不同，东亚地区一直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把粮食安全放在重要地位，为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不惜投入巨额财政资金支持（日本2000年农业产值占GDP的1.1%，但政府的农业补贴支出占到GDP的1.4%），并先后掀起一波波的乡村建设运动。（3）以工业化、城市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与西方的渐进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为先导不同，东亚模式基本遵循二元结构理论，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动力，以刘易斯拐点为契机，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4）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东亚经济发展初期更强调政府的调节作用，在低效的农业领域更是如此，二战后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高额的农业补贴，耕地重划与新村运动都体现了东亚政府对农业的积极干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粮食安全观念的转变，政府对市场的作用日益重视，逐步放松对土地利用、农业准入的限制，注重比较优势的发挥，鼓励按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5）与时俱进地调整农业发展目标。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的相对成功关键在于其灵活性，能够根据时势的变迁不断调整农业发展目标，并根据发展目标不断调整农业支持政策，有效缓解了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现了城乡和谐发展。当然，由于东亚特殊的人地关系，人口密度与规模，加上制度的路径依赖，东亚模式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高，特别是人口规模超过5000万的韩国和日本，由于粮食安全的约束，“三农问题”依然严峻。（1）由于地价上涨过快，农民的恋土情节，以及政府的高农业补贴使兼业农民比例高，导致土地流转缓慢，农场规模小，缺乏竞争力，也影响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2）农场规模小使农民收入低，只能依靠政府的价格保护和农业补贴增加收入，导致大量年轻人逃离农村，老人农业蔓延，农村发展后继乏人。（3）韩国、日本山地广布，产权分散，导致土地流转交易成本过高，机械化推进缓慢，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抛荒、弃耕。（4）过高的农业补贴导致政府财政负担沉重，而超高的粮食价格也降低了居民生活水平。（5）随着全球化的扩张，东亚模式地区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度会越来越高，必然会严重冲击依赖于高度保护的本地农业。

四、东亚农业现代化对当前中国农业改革的启示

由于相似的农情，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但中国是大国，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3人，为东亚模式地区平均值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数量为0.08公顷，相当于东亚模式地区的三倍，并且平原辽阔，农业发展总体条件比东亚模式地区优越。中国大陆地形多样，各地人口密度、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相差很大，中国人口的超大规模，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与西方的较大差异也使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更严峻，中国国情与东亚模式地区的较大差异决定了中国不能完全照搬东亚农业现代化经验，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制度创新。从中国现代化的程度看，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刘易斯拐点已出现，城乡差距很大，老人农业非常普遍，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问题都十分严峻，且二者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这与东亚模式地区工业化第二阶段的情形相似，因此他们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对当前中国的农业改革依然具有很大借鉴意义。

（一）应尽快转变粮食安全观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中期，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均主粮消费呈下降趋势，计划生育导致人口转型提前到来，也预示着中国人口接近峰值，主粮总需求增长趋缓。当前美国有接近1∕3的耕地因供应过剩而休耕，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粮食增产潜力也很大，世界粮食问题不是生产问题而是分配问题，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完全有能力购买更多粮食。中国粮食储备比例很高，相当于国民年消费的40%—50%，远高于联合国规定的18%。在现代社会，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实施粮食禁运造成人道危机基本不被允许，即使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国际社会也积极援助以减轻人道危机。中国人均耕地少，主粮种植总体上缺乏比较优势，过高的粮食安全要求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耕地被抛荒、弃耕，不仅不利于农民增收也不利于粮食安全。因此，中国应学习东亚模式地区及时转变粮食安全观，在保证主粮基本自足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粮食自给率，以释放更多农地进行非粮、非农利用，提高耕地总体利用效率和农民收入。

（二）应积极推进农地制度改革粮食安全观的调整将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创造契机，我们应重新审视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6亿亩基本农田保护的合理性，缩小耕地保护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进一步将基本农田集中到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主产区和国家商品粮基地，提高对这些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于新释放的耕地，政府应优先满足城市化、工业化用地，放弃对城市用地的垄断，在合理规划基础上允许农用地以市场化方式非农化，这对于降低工业化成本和房价，促进农民的城市化和耕地流转，减轻留守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也应放松耕地利用限制，除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外，政府应允许其他地区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种植结构调整。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老人农业的蔓延，农地流转已具备条件，政府30多年前制定的农地政策已成为土地流转的桎梏。在农村人口严重过剩时代，这种所有制防止了土地过度兼并，维护了社会稳定，但在老人农业时代，这种土地制度已成为耕地流转的障碍，应尽快调整。考虑到中国农民人口规模依然庞大，我们可以采取折衷方式，选定一些地区做试点，在沿海发达地区、华中耕地抛荒比较严重的地区进行农地制度改革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效果谨慎推广。只有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我们才能加速耕地流转，推进耕地的规模化经营，吸引长期投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三）应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仅农地制度改革还不够，中国广大的丘陵地区、山区不适合机械化耕作，需要改造，但成本很高，并且中国农地产权过度分散，导致流转成本过高，产生反公地悲剧，二者都影响农地流转。虽然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使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一定改善，但在内地很多地区新农村建设往往沦为形象工程，急需的农田水利、电气、防涝抗旱设施，农业机械辅道建设都很匮乏，严重影响农业现代化，导致耕地被大量抛荒、弃耕。这些地区靠自己的力量很难进行耕地整理，人口大量外流也使这些地区缺乏土地整理意愿，必须借助外力。中央政府由于财力有限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耕地整理，需要引进中国台湾，日本的土地银行制度，以土地银行为平台，与农民协定土地长期流转或买断的价格，然后吸收社会资本投资，进行先期开发，使耕地连成一片，适合机械化、规模化耕作，在出租新整理耕地后土地银行可以利用租金继续滚动开发，整理出更多耕地。通过土地银行，政府有效化解了反公地悲剧，实现了资源整合，满足了耕地整理庞大的资金需求。

（四）应逐步调整农业补贴政策、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中国已进入以工补农阶段，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已很大，2012年各级政府的农业支出已达到12286.6亿元，但无论是占农民收入比还是占GDP比重都与东亚模式地区有很大差距，并且很多农业支出跑冒滴漏严重。因此中国应进一步提高农业支出占GDP的比重，并合理调整农业补贴政策，进一步增加耕地整理、农机购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技开发与推广、农民教育、现代农业发展补贴，减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扩大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范围，提高主粮收购价格，对耕地流转进行补贴。只有将农业补贴进一步集中到促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生态化上，我们才能有效增强农业竞争力，确保主粮供应安全和农民增收。此外，中国应提高农民养老金标准，这不仅关涉到社会公平、内需的扩大，也影响到土地流转，考虑到国家财政负担能力有限，政府可以先允许农村子女入城老人和无子女老人将宅基地、承包地永久流转换取养老金。

（五）应大力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当前中国乡村衰败，农业现代化转型缓慢除城乡二元体制、农业自身生产率进步慢外，农民组织性差，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家庭农场可能依然是中国主要的农业经营主体，只有将分散的家庭农场组织起来农民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只有组织农民，才能形成规模经济，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改变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从东亚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看，成立区域性、全国性的农民协会对于组织农民，争取农民的政治、经济利益非常重要，而专业化的农民合作社则对于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起到推动作用。尽管当前中国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很多，但质量堪忧，在小农经济、兼业农业盛行的情况下，农民之间缺乏内在利益联系，很多只是简单的购销关系，有些甚至连购销关系都没有，只是为套取国家政策补贴而成立。因此，尽快建立维护农民利益、加强农民协作的农民协会，培育健康的农民合作社对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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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天人合一 可持续发展 契合点 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3（b）-0130-01

可持续发展思想从产生到成熟过程中，我们发现其蕴含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我们的现实仍旧具有借鉴意义。通过探究“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提炼其思想精华，帮助我们提高理性认识，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论，从而为现实提供理论基础。

1 “天人合一”思想典型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古代主要包括儒家和道家两派。孔子提出的“知天命”发展到宋理学中的“天人合一”，将天、地、人融为一体，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以“仁”待物，提倡“兼爱”，万物与人，人与人都应该相互热爱。道家强调“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即道总是无为的，但是遵循规律自然就会成就所有的事。这种思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可持续发展中的“适应、协调”两大基本思想。虽然“天人合一”思想，在两个学派中的具体观点不同，但其思想内涵是想通的。我们也可称之为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这种传统整体性思维模式―― “天人合一”思想主要内涵为以下几方面。

1.1 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在中国最早于《庄子・齐物论》中提出“万物与我兵圣，万物与我唯一”。而孟子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即认为人的心、性、天是相通的。他们都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融合，共生共存的。

1.2 应当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儒家强调“仁爱”，注重一种伦理观，道德观。认为人应当不断的修行，去除自身名利、欲望等蒙蔽思想，从而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热爱，形成一种自觉履行道德原则的警戒。到家强调“无为”，提倡解放任性，顺应自然规律，从而达到“万物与我唯一”的境界。虽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方法不同，但是他们都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性，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

1.3 “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内涵

天人合一，从哲学角度说，其包含了“天”与“人”两个面，强调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与天包含了万物矛盾的两个方面。天代表了环境，人代表了适应物质资源的思想主题，合代表了矛盾之间的相互形式转化，说明了其不可分割，相生相依的根本属性。因此，在争取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式，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正确剖析问题，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契合点，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2 可持续发展思想强调了“适应”与“协调”的基本思想

布伦特兰夫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其中就蕴含了两个基本思想，即适应与协调。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其最原始的出发点仍旧是为了人类永续生存。像布伦特兰夫人给出的定义中所包含的两个主体，即当代人与后代人，便是人类延续的概括。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物质需求是我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它与我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相关；精神需求是为了获取幸福感，是人类较高层次的需求，这与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发展，人类的本性也在于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这便需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与社会的进步相适应。

3 “天人合一”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与推动

在探索研究中，智慧的人们看到了中国古人的睿智，看到了“天人合一”思想对于现实问题的价值所在。

3.1 “天人合一”思想，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源泉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百家期房，但是其思维方式仍旧是整体论。“天人合一”思想把整个宇宙看作是一个整体，讲万物联系，观察事物的相互关系，从而研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从根本上使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相互依赖，共生共长。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思维模式，成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思维借鉴，它要求我们转变发展模式，从整体出发，统筹人口、资源、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调发展。道家庄子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提出了一种可持续思想的价值观，即平等。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中，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生存权利是平等的，因此，我们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而追求现在。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当具有的思想，它要全世界人类在思想上达成共识，行为上达成一致。这种发展模式，难以强令执行，它需要人们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一定的伦理道德认知。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便让人们重新审视自身行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达成共同的道德认知。正如其所言“善之为之”，在利用、改造自然时，我们还要对其善。这种思想，在“可持续”三个字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3.2 “天人合一思想，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成熟

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精华，我们不可忽视。同样，其局限性，也能帮助我们推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成熟。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形成于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环境中。由于人们认识不足，在思想中，对于天抱以位居心态。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对发展持消极的态度。无论是孔子的“天命”思想，还是老子“无为”，他们在尊重客观规律时，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的创造性，压抑了人类的创新能力。因此，当人们不断实践时，不可忽视这些局限性思想的要意义。通过它们才能推动理论的成熟，进入知道人类的发展。

综上所述，“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在人们思考当今社会问题时，追求可持续发展中，其思想中的智慧和价值，对于全人类的意外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应当结合实践不断研究、反思、传承，并超越“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真正的可持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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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　运行问题　解决对策

[作者简介]孙旭宁，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区直分校助教，广西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F3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7-0065-03

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经历了互助合作运动、化运动及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初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产生的以农户为主体的合作经济组织，它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支重要力量。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2007年7月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杜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指出，在不改变现阶段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下“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这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具有整合信息、分工互助、智慧共享等个体经营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它为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农民参社的积极性不高、合作规模过小、效益不高、产权不清等问题，影响和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体问题如下：

1　农民市场意识不强制约合作社的发展。现阶段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农民享有生产经营自，具有独立的财产主体和市场主体身份。一部分人受小农经济的影响，容易形成自我满足意识，主动参与市场竞争意识差，对规模经营、产业经营热情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合作社的发展。

2　合作社发展中数量不足、规模过小、效益低下使合作社难以做大做强。目前各地合作社数量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出现了其数量、规模与效益不成正比的问题。有的地方由于片面追求发展的数量、规模，并将其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项硬性指标，以至于出现轰轰烈烈上合作社，但由于后期资金、人才缺乏，管理不到位等，导致合作社不能真正为社员服务、退出市场的情况出现，从而挫伤了农户的积极性。此外，合作社由于主体构成以农户为主，而农户大多经济实力弱，对合作社投入不足，以致合作社规模普遍偏小，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3　产权界定模糊，使合作社资本积累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登记后取得法人资格。《民法通则》规定法人要“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这就涉及到法人的财产权问题。根据民法财产和所有权结构理论，所有权是由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四项权能组成的完整权利。《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社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这一规定将合作社的收益权权能剥离了。合作社的经营活动只有产生盈利才会将其分配给社员。在将盈利分配之前，利润是以合作社名义取得并掌握和控制的，合作社盈利是社员盈利的前提，把合作社的收益权剥离，也就剥离了社员收益权的基石。

合作社的宗旨是互、服务性，有理论将其解释为经营目的非盈利性，为农户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报酬，从而导致合作社依靠自我经营进行资本积累困难。目前合作社的资本构成简单。主要依赖社员的投入。自我繁殖能力不强。当合作社在引领农户创收方面成效不显著时，农户没有能力注资，当合作社助农增收成效显著时，农户容易受小农经济的影响，往往又不愿继续注资，阻碍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合作社欠缺对参与社员的激励机制。在合作社的运作过程中，对合作社事务实行民主管理，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这样虽然保证了全部社员的权利，但也造成社员向合作社更多投资缺乏激励。尤其当龙头企业加入合作社以后。其在产前、产中、产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龙头企业自身的营利性与合作社的服务性矛盾也显现出来，企业在合作社中的服务义务与其享受到的权利不对等，这势必会影响到参与企业的激励。

现行合作社退出制度容易造成合作社资产的减少，不利于其服务、经营的连续性及发展壮大。合作社社员采取加入自愿、退出自由的原则，退出时可以带走加入时的出资和记载在其名下帐户内的资产份额，从而造成合作社资产的减少，不利于合作社服务、经营的连续性；造成合作社其他社员利益的不稳定。社员应对合作社的服务行为给予资金回报，才能维护合作社的合法财产权益。

4　缺乏人才和资金，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后劲不足。

首先，管理与技术人才匮乏。为了与市场更好地联接，合作社必须及时、充分地掌握农产品产前、中、后的相关信息，而由于合作社本身是弱者的联合，鉴于社员自身素质、信息偏在等因素的影响，合作社中缺乏经营管理骨干、开拓市场、财务管理、农产品经纪人等方面的专门人才，难以跟上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容易导致经营决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其次。合作社发展过分依赖能人。目前多数合作社发展依靠的是能人效应。对合作社中的能人、领头人甚至龙头企业的能力依赖较强，往往出现能人强则合作社强、能人弱则合作社弱的现象。有些社员加入某个合作社则纯粹依据的是合作社的领头人的能力，而并非考据合作社具体能为社员提供的服务性能。这一现象在实践中应引起重视，正确引导并发挥能人效应的积极作用。

最后，合作社运作过程中资金缺乏。合作社实践中资本构成单一，造成其资金缺乏。而合作社需要进行规模化生产、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农产品购销、储运等服务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做支持，资金无疑会成为制约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增加了合作社主动参与市场竞争的难度。

针对当前合作社发展中出现的以上问题，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正确理顺政府与合作社之间的关系。首先，充分发挥政府对合作社发展的导向作用。农村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市场化，合作社是市场主体，对于合作社的设立与发展，应采取市场培育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原则，避免在操作上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为主推力，甚至由政府对合作社的事务大包大揽的做法。政府的职能在于培养合作社独立闯市场的能力，“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其次，完善合作社发展中的各项规章制度，为合作社发展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包括合作社的资金扶持、税收优惠、人才任用机制等方面的制度。

2　明晰产权制度，采取合作社资本结构多元

化。首先，法律应明确合作社的财产所有权。在合作社和农户之间确立利益共享机制，使他们之间确立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关系，激发合作社进行资本积累及固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其次，合作社作为市场主体，它必须符合现代企业经营的特点，建议采取公司制对合作社进行市场运作，采用股份制吸引资本多元化注入。比如允许合作社通过发行股票渠道筹措资金，扩充自有资本；允许合作社与其他的营利企业联合经营来增加资金积累。最后。合作社的宗旨是服务、互的，但并不是无偿的，可以有条件地允许合作社从事有偿的服务活动。将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划分为盈利性和服务，对于盈利，允许其享有收益权。对于向社员提供的服务行为也有条件地允许合作社可以按照交易量向社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以利于合作社的资本积累及壮大。此外，允许一部分非农户的社员采取带资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为了保证农户的利益，可以对非农户的权利进行部分限制。

3　加强对合作社的人才培养，尤其是急需的管理和科研人才的培养。首先，由政府组织，建立合作社人才培养基地，对合作社社员进行技术、管理等知识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并将此作为一项定期制度。其次，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比如由国家出资为合作社培养管理和科研干部，要求毕业或结业后必须回定向合作社服务。或者选派大学生中有志于合作社发展的人才服务合作社，同时由国家给予他们招生和就业的优惠政策支持，以吸引更多的优秀大学生到合作社发展工作。最后，在合作社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的任用上实行聘任制，聘任合作社社员以外的精通现代经营理念的人才、科研人才参与管理，以增强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

4　国家通过法律与政策，加强对合作社的金融扶持。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农户的自我积累，更需要来自外部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国家财政和金融服务的支持。为农户提供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首先，各级政府建立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专项资金，并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专业合作社最大的优惠，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其次，加大对合作社的信贷支持力度。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及优惠措施。最后，改进对合作社的服务方式，提高审贷效率。金融机构贷款往往需要贷款人提供一定的财产抵押担保，而合作社由于无固定资产积累、自身规模小。缺乏可支配财产提供担保，允许合作社采用其他权利凭证做担保，解决合作社担保难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彦晶，浅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权[EB/OL]，ht-tp://省略/product.free.10005432.1/2009―03―18。

[2]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政策)2009―02―23人民网―市场报,2009。

[3]孔详智，陈丹梅，政府支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J]，教学与研究,2007，(1)。

篇10

“十二五”期间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主要是深度融合。对企业来说，两化深度融合的重要切入点是企业战略转型，信息化要发挥引领企业战略转型的作用。

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至少可以有两个角度的理解：如果把在战术层面融合视为浅度的融合，那么在战略层面融合，可以算是深度融合；如果把应用意义上的融合算作浅度融合，那么在转型意义上融合，可称之为深度融合。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两化在战略转型层面发生融合，融合的深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深度融合，具体到企业，就是将两化融合落实在企业战略转型上。其中有一系列疑难问题，有待深入认识和解决。企业、信息化与战略转型的关系及存在的问题

首先，何谓企业战略，何谓信息化战略，二者是什么关系?

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举措。国家提出信息化战略，自然顺理成章。具体到企业，也有企业的信息化战略。

然而细究起来，对企业来说，信息化战略是什么意思?因为与信息化战略并称的，还有企业战略。这就形成一个企业有两个战略的现象：一个是企业战略，一个是信息化战略。

这带来进一步的疑问，企业战略与信息化战略，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还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似乎都不准确。观察企业制定的信息化战略的具体内容，独立于企业战略单独制定的，说的多是信息技术应用，再向深度发展就是支撑主营业务、决策支持等，或实现集成、流程再造、柔性化等等。

老板怎么看信息化战略?据我观察，当信息化战略独立于企业战略时，老板更多关注的是企业战略，而非上述意义的信息化战略。老板如果真的认为信息化算得上战略，他早就自己亲自过问，或建立CIO制度了。事实上，老板经常让一位副总牵头，代表这件事具有某种程度的战略性，而具体做还是让职能部门(如IT部门或信息中心来做)。差别往往只是在于让不让业务部门参与、甚至主导。即使让业务部门主导信息化，也不等于使之战略化。因为这些业务部门本身，很可能只是企业战略的执行部门。

战略终归要落实在规划上，在实施中，问题暴露得就更明显。例如，企业规划与信息化规划，究竟是一个规划，还是两个规划；在企业规划之外，另搞一个独立的信息化规划，究竟代表对信息化的重视，还是代表对信息化重视得还不够。至少在中央企业中，这两种情况视具体条件不同，都可能成立。

为了避免二者矛盾，提出将信息化战略融入企业战略，这比搞两个战略，在融合方面应该说进了一步。但是，将信息化战略与企业战略融为一体，只是两化深度融合的第一步。真到了融合的深水区，人们就会发现，形式上的融合已经不起作用了，以信息化现在普遍所处的弱势地位，融为一体往往变成：企业战略既定不变，信息化只不过围着这个不变的中心转，真的被“化”没影了。

这种情况在客观上要求搞信息化的人必须反思自己。不是反思自己提不高信息化战略地位，而是反思自己为什么搞不懂企业战略。这两个问题是连带着的。人们很少能从搞信息化的人嘴里，听到透析企业战略的一二三，无非是跟着老板鹦鹉学舌。搞信息化的人说不清楚企业战略的所以然，是他们无法深度推进信息化的主因。

这个问题不解决，搞信息化的人在老板跟前就说不上话，谈深度融合就没有基础。

其次，何谓转型，也是个模糊概念。

信息化战略对企业来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类比的话，农业工业化战略(也就是产业化战略)，主要指对农业进行工业化改造和经营等等，则企业的信息化战略，就是对企业进行信息化改造和经营。转型确实有这个含义，但搞信息化的人，动不动就把转型说成IT转型，既不事关企业竞争力，也不关利益调整，更言不及改革制度之义。

从老板的耳朵听起来，这样的IT转型往往代表着信息化本身的转型，并不是他所思考的企业转型。老板心目中的转型，更接近博西迪和查兰写的《转型》中提到的事情。但《转型》这本书本身有它的问题，在战略上不如波特清晰，在信息化上不如德鲁克敏锐。作为《转型》核心的商业模式近于模糊概念，作者只是经验式地、形式化地谈转型，并未提炼出转型在企业战略上的实质内容，尤其不具有站在信息化战略高度看出的实质内容。

《转型》代表着传统思维的天花板。什么是企业战略意义的转型，至今仍是老板的思维盲区。抓住这个盲区，用信息化思路，推动老板和企业一起实现战略转型，这其实是信息化在深度融合阶段的重大机遇。信息化引领企业战略转型的正解

下面，我直截了当地说出个人正面的理解，这可能只是对我个人而言的“正解”。但至少现在我对这样的理解坚信不疑。

企业战略，又称企业竞争战略，按传统的理解，归结起来无非“成本领先”和“差异化”(又称标歧立异)两大基本类别。这是波特做出的战略层的最高概括。往战略之上进一步抽象，就是钱德勒总结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成本领先，大致对应规模经济；差异化，大致对应范围经济。老板的念头，一般来说，是围着这个转的。因为这两者，被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两大原动力。搞信息化的人不围着原动力转，不在原动力上有影响老板的独到见解，就难怪要围着老板转，老板说什么是什么了。

道行深一些的老板当前的困惑在于，到底是要引导企业继续走“中国制造”的路，也就是成本领先的规模经济之路，还是引导企业走“中国创造”的路，也就是差异化的范围经济之路。在当前条件下，前者强在销量和收入，而后者强在利润。由于种种原因，这是一个各有利弊的两难选择。前者难在利润太低，后者难在成本过商。

信息化在这件事上可以帮什么忙呢?搞信息化的人应该站在企业战略的高度上，向企业指出、向老板指出：波特的企业战略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信息化可以带来新的企业战略。

具体来说，“成本领先”和“差异化”的两难冲突，是以传统工业化为存在总前提的。因为在传统工业化条件下，大规模与定制，二者势同水火，难以得兼。但是被波特否定的夹在中间战略(相当于大规模定制战略)，却在信息化条件下“复活”成普遍的新企业战略。这是大多数老板没有看穿的问题，是老板的思维盲区，也是信息化转型的实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