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困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传承的困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烹饪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困境；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1-00-01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烹饪工艺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将其归类文化部门管理，总体是对的。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及传统烹饪文化内涵的凝练与提升。但各个地方或各个民族的现状千差万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没有一种放之天下皆准的统一格式。因此，本文拟对影响烹饪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若干现实问题进行探讨，以促进烹饪技艺文化的延续和发扬光大。并对烹饪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困境进行思考。

一、缺少全局规划和宏观定位

大多数烹饪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个地方各自申报，彼此独立“申遗”，申报时并未做出总体性规划。各级政府缺乏对传统烹饪技艺、经济现状、消费需求、当今的文化生态等方面进行前瞻性的研究与预判，进而对传统烹饪技艺活动如何融入现实生活、进入人类精神世界做出总体性的长远规划，而不是一窝蜂的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申报热潮”。目前各级政府之所以能够积极的对传统烹饪技艺“申遗”摇旗呐喊，当然不能排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网络经济下，注意力就意味着财富，点击率往往和经济收益一起膨胀”，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明星效应，开发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成功还可以获得大量的保护专项资金，成为地方政府经济的重要途径。但无论怎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统烹饪技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烹饪学术界和餐饮业企业应打抓住机遇，破除本位主义的思想，对这一利国利民的文化事件做出宏观规划。

二、技艺传承的主体缺位

烹饪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师徒相授的特征使得非物质传承人成为保护与发展的关键，而传承人又是传承主体的核心。真正熟悉和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是其传承人、经营者，及长期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业内人士，而不是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但不排除各级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非遗”申报由各级地方政府主持，能否申报成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申报成功后也离不开政府的专项配套资金、政策扶植等等。整个申报过程中申报单位在多大程度上考虑“非遗”项目自身发展规律和传承主体的意见呢？传承主体在整个“申遗”中处于弱势，或者地方政府是把它作为一种机会、福利甚至恩赐传递给传承人。更有甚者是，一些地方政府会组织各类专家专家进行取舍、论证，授权也只到乡镇一级政府。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除了地方人文生态变迁等客观因素以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可能是“主流文化价值观对这个区域人文价值观的规划和压制的结果，到而今却成为了被保护的对象。但无论是压制、规划与被保护，所以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保护者也许也充当者毁灭者的角色。”各级地方政府机关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政策、资金的诸多优惠条件，但同时也会造成“外行领导内行”、违背文化传播规律行事，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上非常明显。目前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申报流程为：“个人申请、当地文化行政部门审核、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审核评议推荐”，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属地申报原则没有考虑不同地区的传情现状。一种文化的传播和耕植总是遵循其内在的历史走向和规律，行政力量不应该破坏这种规律，否则带来的有可能只有毁灭，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听取传承传承人的意见，这样才能够越走越宽。否则，势必造成传承主体的缺失，使得传统烹饪技艺传承人与相关产业经营者的意志得不到表达，甚至会粗暴地干涉民众的生活传统，所以请不要让传承人“失语”。

三、烹饪技艺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遴选不够严谨

国家文化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遴选，主要依据其掌握的技能情况、代表性、传承能力等，目前公布的烹饪技艺传承人中，大多为政府主导确定的人选，因为只有这样各级地方政府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牢牢控制，一旦刨去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政府在传承人的确定上也无足轻重资源。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某一族群所共有的，并非某一人或行政机关的专利，而政府在确定代技艺类传承人时往往只是圈定某一两个人，并提供大量的经济资助，此举势必会影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真正保护。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研究员认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性拥有的，并非掌握在某一个人的手里。一旦只给一个人发钱，必然破坏了社群的关系”。以传承活动开展情况作为经济资助评判标准，可能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之一，而不能仅仅是“供养”传承人。

四、传统烹饪技艺动态传承方式不足

传统烹饪技艺除了要遵循“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总体原则外，还需要在传播特色文化上下工夫，要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传承方式，使文化得以延伸或维系。目前来看，静态保护是主要手段。所谓静态保护，就是做一些视频、搞个博物馆、制作一些画册、做一些展览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保护方式，可以方便群众大量参与。但是传统烹饪技艺是很需要体验化的东西，必须亲自操作方能体会。静态保护只能保存传统烹饪技艺的“形”，而不能保护其“神”，无法发挥其蕴含的精神和价值观等抽象的东西。

参考文献：

[1]郑培凯.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6，42

[2]傅修海，刘红娟.非物质：一个新文化视野的生成―――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开去[J].文艺评论，2007（6）：17-20

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154-02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些地方因保护理念错位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保护性”破坏，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特征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它是一种无形的，以人为载体的“活态”文化样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传承人世代相传。可以说，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传承者、创造者，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就是保护传承人。换言之，对传承人的保护就意味着对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忽视对传承人的保护，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失去了根基与价值。所以，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面临的问题，进而对传承人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就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迫切而重要的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现代化、价值多元化、娱乐多样化的不断演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保护和发展既迎来了机遇，也遭遇了挑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口耳相传的文化，其技艺的获得是一个长期习得的过程，传承人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累积。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受其本身性质的局限，无法为人们带来直接客观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当今社会转型与经济变革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处境尴尬：一方面，许多年轻人更愿意到大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并不愿意跟随父辈在老家学习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困于传男不传女的旧习，使得愿学的女性却无法获得学习机会，这使得本来就愿学者寥寥的传承活动更是进退维艰，如此一来，许多年事已高的代表性传承人面临着无徒可授的状况，传承人正面临着断代的危险。不仅如此，一部分年富力强的传承人可能因为经济的贫乏与生活的困顿，为了生计不得不“改弦易辙”，这使得传承人又面临着流失的危险。在这种“断代”与“流失”的双重夹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处于青黄不接与后继乏人的境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环境改变的苦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其产生与发展依赖一定的文化环境与文化空间，脱离这种环境，其形态就面临改变或消亡的危险。一方面，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非物质文化技艺失去依存的活动空间，逐渐式微，甚至走向消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针指导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没有正确处理好保护、传承、利用的辩证关系，没有做到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其赖以生存的活态环境遭到破坏，有的破坏甚至是不可逆的。这样一来，或者因为传承环境的改变使得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目全非，或者因为传承空间的改变使得原有的观赏对象流失，或者因为生活方式改变使得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难以存续，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保障不力的困境

不可否认，各级政府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中，都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现存的认定与保障制度却存在着保障不力的困境。比如，在对传承人保护过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然而恰恰就是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却存在制度的缺陷。现有的认定制度规定传承人只能从众多的艺人中挑选一个或者几个予以认定，这必然使得那些需要团结协作的链状结构的传统技艺会发生“掉链子”的情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技艺需不同的艺人承载不同工序，那些其他关键工序上未能被认定传承人的艺人可能会因经济利益和个人荣誉等原因与获选艺人之间产生矛盾，从而使得传统技艺非但未因认定传承人而获得更好的保护，反而适得其反。与此同时，在争夺有限的传承人指标中，有部分人或许因弄虚作假、迷惑专家而当选，有部分人却可能因交通信息闭塞而错失机会，无论是当选还是落选，都无疑会挫伤那些具有独特技艺却无缘获得传承人的真艺人的积极性。这种缺乏公平公正的认定，其结果往往与初衷相违背。此外，现有的制度在认定过后的保护中也存在各种保障不力的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经济保障不合理性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问题的成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其由传承人的传习展演、受众的观摩模仿以及传承空间与环境等要素构成，无论哪一个要素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会传导到传承人保护这个问题上来。就此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濒危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从传承人的角度看，经收入菲薄与社会地位不高导致“无心”传承

目前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各级政府都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但主要用于开展非遗传承活动，其中用于资助传承人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完全不足以让传承人衣食无忧地专注于传承。多数传承人在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只得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上来，无法潜心从事传承活动以及培养传承人。此外，尽管各级政府每年都要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大型宣传展示活动，但多半是利用多于保护，索取高过给予，对传承人缺少人文关怀，通常授一个牌，发一个证书了事，并没有对他们进行隆重的表彰和奖励。掌握精湛技艺的民间艺人既没有获得经济上的有力资助和支持，也没有获得精神上的荣誉和自豪，这使得不少传承人不但无法潜心从事非遗工作，有的甚至会产生失落或迷茫的情绪。由于传承人地位弱化、经济贫乏、生活困顿，使年轻一代对成为传承人失去兴趣和信心，无法被吸引到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

（二）从传承受众的角度看，生活方式改变与思想观念演化导致“无人”传承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文化消费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当今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人们的观念意识、生活样式、审美精神和价值导向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刘锡诚先生所指出的：“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使民众的生活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由发生和繁荣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的土壤逐渐削弱和消失，民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物质生活和现代精神文化生活，年青一代更热衷于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当代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冲击下，他们更热衷于运用现代科技产品消遣、娱乐、生活：如玩微博、微信、游戏、网购等，他们对民间传统技艺逐渐失去兴趣，既无心观赏更无心学习。当大多数年轻人被吸引到现代电子传媒上后，传统技艺展演的受众群体不断流失。传统文化在现代物质文明、商业文明及科技文明的裹挟中日渐被蚕食，甚至消亡。如此来看，缺少观赏对象、无人喝彩鼓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自然“曲高和寡”，难以为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然也难逃后继泛人的困境。

（三）从传承空间的视角看，现代文明制度与新型城镇建设导致“无法”传承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l一体化的逐渐推进，大批人口向城镇迁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也纷纷外出谋生，留守乡村的大多数是老幼病残，他们既无精力也无兴趣去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动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原有的乡土生活体系遭遇侵袭甚至崩溃。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以社长、社首或是寨老、巫师等为代表的村落神事管理系统。这套系统主要负责村落的神事活动，祭神、娱神、迎神、赛会等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民俗活动[2]。随着农村社会的逐渐解体，原来很多依赖于传统农耕社会的传统技艺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了“活态”传承的生活基础，不得不走向博物馆似的展演传承，这无疑会导致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走样与异化，可以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旦失去原有的传承空间就无法原汁原味地“活态”存续。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的对策建议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着眼点放在对“人”选定、保护、传承上，也就是说首先要保证能选出真正的代表性传承人，其次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安心传承，最后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在一定的空间中开展传承。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建议有如下几点。

（一）完善传承人保护制度

选人是用人的基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首先要制定传承人的认定标准。要针对不同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制定可操作性标准，确保选出的传承人真正具有代表性。其次要建立传承人的选拔制度。为了提高评选工作的公正性，要坚持民间推荐、政府把关的推荐、认定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世世代代生活在群众中间，要充分相信并利用广大群众特别是民间艺人们的推荐，政府所要做的是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综合考量，在候选人中认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决定性作用的优秀传承人为代表性传承人。再次，建立传承人的技艺档案库，对传承人的技艺进行完整录像归档并制作光盘以备传习之用。最后，要建立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这样既可以及时纠正认定工作中出现的极个别滥竽充数的错误，还可以剔除已认定传承人中的个别不负责任、不尽义务的传承人，从而保证传承人队伍的纯洁与活力。

（二）保障传承人身份地位

选出优秀的传承人后，要使其安心于传承，还必须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提高他们的身份地位，使其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保障，社会上受认同。从物质角度看，要让传承人衣食无忧，这就需要对传承人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对技艺精湛或有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应可享受相应的政府特殊津贴，同时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效率，给予传承人特殊的“绩效津贴”。同时也要分考虑到其他未当选艺人的经济状况，形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团体的综合保障系统，以免艺人之间相互妒忌、内耗而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除了经济上保障外，还得从精神层面上对传承人进行鼓励，使其安心用心于传承。比如，每年定期组织传承人开展活态展示、定期交流、技艺比赛等活动，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与肯定。每年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表彰大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或参与支持非遗传承的其他个人进行隆重表彰，颁发荣誉称号。大力推荐非遗传承人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让他们参政议政，为非遗保护代言发声。我们在给这些文化传承人以积极的社会地位肯定与社会声望评价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舆论导向，这样就会形成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社会氛围，自然也就更加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3]。

（三）保护传承人传习空间

保持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可持续发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核心是传承人的保护，但是单一的以人为中心，并不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健康发展。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并与人们依存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特征迫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注重保障传习场所、文化空间的完整性，充分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后续艺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通过地域性的保护，最大限度地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示范基地，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活态教育培训，让更多的人逐步了解传统技艺，喜欢传统文化。

总之，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日益重视。但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社会发展不够平衡，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24-36.

篇3

大风吹皱了一池春水，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正在走出博物馆，借助生产和销售手段，从展览品变成消费品；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告别手工作坊的“自娱自乐”，朝着产业化、品牌化的模式过渡，想要把非遗做成一门大生意；各种以非遗为主题的博览会、表演、旅游体验、文创市集、手工艺场纷至沓来。保守估计，非遗拉动的是一个千亿级市场。

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濒临消失的传统，如今正以“非遗”之名，成为各路企业和资本眼中的金矿，并试图用商业手段进行一场救赎。

据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结果来看，中国有近90万项非遗资源。但不是所有非遗项目都适合商业化这味药引。

比如用于祭祀和迎神赛会的民间舞蹈类非遗，并无商业传统，又因社会发展失去了生存土壤。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其从原生态环境中抽离，强行包装成商演项目，很难符合现代观赏的要求。相比之下，美术、手工艺、中医中药、戏剧、曲艺类非遗项目更具优势。它们都是在千百年的生产、销售中，借助商I的力量才流传至今。

那么，具备商业价值的非遗项目有哪些特征？

首先，具备市场基础。比如，传统戏剧、评书、相声等，历史上本来就是通过商演的方式“走市场”。在现代消费环境下，找到新的流量入口相对容易。

由白先勇操刀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从2004年起，已经上演了近300场，并且场场爆满。他的团队主要动了关键的两刀：一是用现代舞台技术呈现传统戏剧；二是用年轻演员去吸引年轻观众，坚持高校巡演，培养未来的观演群体。

其次，本身就是商品。比如大量通过传统手工艺生产的器具、食品和药品。这类项目需要从原来“高冷”的定位、单一的类别中跳出，向大众消费品方向转型。

东阿阿胶的桃花姬阿胶糕最为典型。阿胶糕的定位是滋补品，桃花姬则定位为女性白领的养颜零食，其体量与普通糖果一样大小，方便携带和食用。包装带着浓郁的中国风，颜值颇佳。在营销方面，桃花姬在《甄执》《女医明妃传》等热播影视剧中以宫廷滋补美容佳品的形象“出镜”，成功俘获一干爱美女性。

对于已经被论证了具备商业开发条件的非遗，如何在当下出一条市场接受度高的金光大道？

开发新的场景和用途，是很多非遗项目拓展市场的突破口。

北京的老字号内联升，具有160年的历史。它们与迪士尼合作，取得授权，推出了迪士尼公主和米奇系列时尚布鞋，击中了年轻女性和儿童的“萌点”。去年，内联升还与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合作，推出中国风浓郁的“大鱼海棠”主题布鞋，迅速成为网红，线上开售不到一天，就全部售罄。

大量非遗老字号都面临着品牌老化的困境。因此，找到适合自己的姿势和方式，向年轻化、时尚化转型，是这类非遗品牌正在尝试的玩法。

“非遗+旅游”是另一条活化路径。相较手工技艺项目，民间音乐、舞蹈、民俗等一些非生产性项目想走向市场，需要与一定的场景相结合，而旅游显然是一个不错的场景。

近年来，在政府的主导下，各地打造了许多与旅游相结合的非遗小镇、非遗体验馆、非遗传习基地等，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很多项目并没有深度挖掘非遗特点，呈现形式雷同单一。这种“场景化”过于简单，自然留不住游客。

由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人打造的“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就将非遗元素成功融入旅游场景，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印象系列”的成功，引爆了国内旅游演艺的热情。各地纷纷打开自己的非遗“宝库”进行挖掘，邀请名导和演艺公司，打造了一系列实景演出。在近年来“井喷”的旅游市场中，这些实景演出大多取得了不错的商业回报。

与物质和自然遗产相比，非遗的特点在于它是活态，只有通过不断的生产和展现，其文化基因才能被传承，才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商业价值。

长期以来，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手工艺非遗资源，大多数处于个体、零散、封闭的生产状态。加上很多手艺人经营渠道狭窄，导致产品销路不佳，规模化产出困难。对线上与线下、产出端与销售端、传统手艺与现代商业的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比如重庆百工传艺，其模式为手工品电商平台漫淘网+线下手艺工场+在线教育平台手艺网。这相当于搭建了一个手工艺文化和技能的知识平台，将非遗传承人、手工艺爱好者和手工产品进行了有效连接。

本身就拥有平台优势和整合能力的阿里巴巴也切入了非遗市场。

2016年“阿里年货节”期间，淘宝众筹联合故宫淘宝在线上发起“非遗众筹”。众筹产品全部由故宫淘宝提供设计方案，高密剪纸、朱仙镇木版年画、内联升老布鞋等非遗传承人进行手工制作。

Q版宫廷帝后像的木版年画、“探花”主题布鞋等萌版非遗作品上线后，很快被抢购一空。项目上线仅半天，高密剪纸众筹项目筹款超过13万元，项目达成率1300%，很快满额停筹；山东花饽饽和朱仙镇木版年画众筹项目达成率也超过150%。

篇4

“没吃陈麻花，到磁器口钱白花”。重庆磁器口古镇，很多店铺经营着同一种产品――麻花。好几家都打着“陈麻花”招牌，包装和口味大同小异。但生意最好的一家始终是“陈昌银麻花”，每天都排满长队。

为什么？陈麻花制作传统技艺先后被列为区级和重庆市级非遗项目，老板陈昌银更是公认的第四代传人，因此全国慕名而来的游客觉得它最“正宗”。据说，陈昌银的麻花生意每年利润上百万元。

事实上，国内几乎每一个旅游景点都有非遗元素的纪念品出售，甚至连路边摆摊的小贩都说卖的是非遗产品，自己是非遗传承人。在众多文化生意形态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是一块金字招牌，因为“遗产”二字彰显的是稀缺性。

什么是非遗？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各地争相申遗，掀起了一股“非遗热”。截至2016年9月，已经评定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 372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 986人，省、市、县级非遗项目更是不计其数。

“非遗热”的背后，一方面是政府对文化遗产采取的抢救保护措施，以达到传承和发扬的目的。另一方面是民间试图通过“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借助商业力量，对传统技艺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

大风吹皱了一池春水，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正在走出博物馆，借助生产和销售手段，从展览品变成消费品；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告别手工作坊的“自娱自乐”，朝着产业化、品牌化的模式过渡，想要把非遗做成一门大生意；各种以非遗为主题的博览会、表演、旅游体验、文创市集、手工艺场纷至沓来。据保守估计，非遗拉动的是一个千亿级市场。

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濒临消失的传统，如今正以“非遗”之名，成为各路企业和资本眼中的金矿，并试图用商业手段进行一场救赎。

商业化这味药引

根据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结果来看，我国有近90万项非遗资源。但如此庞大、丰富的非遗资源，并非都具备商业开发价值。

马斌是湖南一家演艺公司的老板，经常策划、组织一些地方民俗类节目进行商业化演出。在一次考察中，马斌发现一种源于土家族祭祀仪式的舞蹈，是当地的非遗项目，于是便把会跳这种舞蹈的村民组织到城里参加商演。

跳到一半，观众大呼“难看”。尴尬的马斌付完演出费之后，连夜把村民送回老家，从此再也不提这个舞蹈。

曾经还有人想把非专业性的民间传说故事、谚语童谣包装成商业节目，引进到剧场。同样遭遇观众不买账。

马斌们的失败在于，这类用于祭祀和迎神赛会的民间舞蹈类非遗，如侗歌、苗舞等，历史上并无商业传统，又因社会发展失去了生存土壤。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将其从原生态的土壤环境中抽离，强行包装成商演项目，很难符合现代观赏要求。

不是所有非遗项目都适合商业化这味药引。相比之下，大量美术、手工艺、中医中药、戏剧、曲艺、音乐类的非遗项目更具优势。他们都是在千百年的生产、加工、销售、治疗、表演中，借助商业的力量才流传至今。

那么，具备商业价值的非遗项目有哪些特征？

首先，具备市场基础。比如，传统戏剧、评书、相声等，历史上本来就是通过商演的方式“走市场”的。在现代消费环境下，找到新的流量入口相对容易。

由白先勇操刀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从2004年起，已经上演近300场，并且场场爆满。白先勇团队主要动了关键的两刀，颇符合现在流行的“颜值”经济倾向，一是用现代舞台技术呈现传统戏剧；二是用年轻演员去吸引年轻观众，坚持高校巡演，培养未来的观演群体。

其次，本身就是商品。比如大量通过传统手工艺生产的器具、食品和药品。这类项目则需要从原来“高冷”的定位、单一类别中跳出，向大众消费品方向转型。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和中药传统生产工艺的代表，东阿阿胶的快消品策略以桃花姬阿胶糕最为典型。阿胶糕的定位本是滋补品，桃花姬则定位为女性白领的养颜零食。其体量与普通糖果一样大小，方便携带和食用，外包装带着浓郁的中国风，颜值颇佳。在营销方面，桃花姬在《甄执》《女医明妃传》等热播影视剧中以宫廷滋补美容佳品的形象“出镜”，成功俘获一干爱美女性。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马应龙。当年互联网上流传着“马应龙痔疮膏对黑眼圈有疗效”的偏方。马应龙借势在自己“八宝古方”基础上，研发出眼部护理品牌“瞳话”，并且借网络恶搞风潮好好地刷了一把存在感，甚至一度成为年度营销案例被研究。

活化路径2.0

对于已经被论证了具备商业开发条件的非遗，如何在当下出一条市场接受度高的金光大道？

开发新的场景和用途，是很多非遗项目拓展市场的突破口。

海南椰雕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长期作为高档工艺品销售。由于缺乏创新，样式老旧，椰雕也面临着市场瓶颈。

椰雕非遗传承人吴名驹尝试把传统手工艺嫁接现代科技产品，设计出可以通过蓝牙、Wi-Fi连接移动设备的椰雕音箱。现在，吴名驹团队主打以椰雕为核心的创意商品生产，比如椰雕蜡烛、椰雕茶叶罐等，让原本只供欣赏的传统椰雕与现实生活产生了更多链接。

北京前门大街，是老字号的聚集地，内联升布鞋总店就位于其中。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具有160年的历史。但在年轻消费者唱主角的今天，内联升却利用生产IP衍生品布鞋，实现了品牌向年轻化的过渡。

比如，内联升与迪士尼合作，取得其授权，推出了迪士尼公主和米奇系列时尚布鞋，打中了年轻女性和儿童的“萌点”。一直以来，内联升布鞋以成年男性消费者居多，拿到了迪士尼的IP授权后，“老门脸”秒变小萝莉。今年，内联升还与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合作，推出中国风浓郁的“大鱼海棠”主题布鞋，迅速成为网红，线上开售不到一天，就全部售罄。

不只是内联升，大量非遗老字号都面临着品牌老化的困境。因此，找到适合自己的姿势和方式，向年轻化、时尚化转型，才是这类非遗品牌正确的玩法。

“非遗+旅游”是另一条活化路径。相较带有生产属性的手工技艺项目，民间音乐、舞蹈、传说、民俗等一些非生产性项目想走向市场，需要与一定的场景相结合，而旅游显然是一个不错的场景。

近年来，在政府的主导下，打造了许多与旅游相结合的非遗小镇、非遗体验馆、非遗传习基地等，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很多项目并没有深度挖掘非遗特点，呈现形式雷同单一。这种“场景化”过于简单，自然留不住游客。

由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人打造的“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就将非遗元素成功融入旅游场景，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以根据国家级非遗项目刘三姐歌谣改编的《印象刘三姐》为例，十余年间常演不衰，观众超过1 200万人次，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究其原因，第一，《印象刘三姐》冲出了实体剧院模式，把漓江山水打造成实景舞台；第二，演出把刘三姐的经典山歌、壮族民间风俗、生产生活方式等非遗元素组合创新，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增强舞台效果，带给观众视听冲击；第三，聘请当地村民作演员，把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后搬上舞台，保留了原生态。

之后，印象团队又把这套模式复制到《印象武隆》中，起用川江号子传承人，在山水间重现了川江号子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

“印象系列”的成功，引爆了国内旅游演艺的热情。各地纷纷打开自己的非遗“宝库”进行挖掘，邀请名导和演艺公司，打造了一系列实景演出。在近年来“井喷”的旅游市场中，这些实景演出大多取得了不错的商业回报。

事实上，与物质和自然遗产相比，非遗的特点在于它是活态，只有通过不断的生产和展现，其文化基因才能被传承，才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商业价值。

非遗生意新维度

长期以来，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手工艺非遗资源，大多数处于个体、零散、封闭的生产状态。加上很多手艺人经营渠道狭窄，导致产品销路不佳，规模化产出困难。对线上与线下、产出端与销售端、传统手艺与现代商业的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6年1月，永新华韵文化产业集团旗下的非遗主题垂直电商平台“e飞蚁”上线，专门为非遗传承人和非遗企业提供推广平台，主打电商+营销+线下园区模式，帮助他们对接市场，联合销售手工艺产品。

目前，“e飞蚁”已签约了300余名非遗传承人和上千名专业匠人。除了线上展示和主题宣传，“e飞蚁”还在线下布局了多个非遗文化产业园。园区分为一街（中国非遗大街）、两核（非遗博览馆、非遗大戏院）、三区（非遗博览区、非遗体验区、非遗创意区）的布局建设，具备交易、展演、体验、美食、传习等功能。

另一种整合者模式的代表是重庆百工传艺，其模式为手工品电商平台漫淘网+线下手艺工场+在线教育平台手艺网。这相当于搭建一个非遗文化和技能的知识平台，将非遗传承人、手工艺爱好者和手工产品进行了有效连接。

本身就拥有平台优势和整合能力的阿里巴巴也切入了非遗市场。

2016年“阿里年货节”期间，淘宝众筹联合故宫淘宝在线上发起“非遗众筹”。众筹产品全部由故宫淘宝提供设计方案，高密剪纸、朱仙镇木版年画、内联升老布鞋等非遗传承人进行手工制作。

Q版宫廷帝后像的木版年画、故宫气质的齐天大福剪纸、“探花”主题布鞋等萌版非遗作品上线后，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数据显示，项目上线仅半天，高密剪纸众筹项目筹款超过13万元，项目达成率1 300%，很快满额停筹；山东花饽饽和朱仙镇木版年画众筹项目达成率也超过150%。

“让天下手艺人没有难做的生意”，这是非遗资源整合者企业一个共同的目标。但互联网只是为非遗产品提供了一个新的销售平台和玩法，能否在更高的层面打开新的维度，才是推动整个非遗产业发展的关键。

资本的风正在吹来。2016年6月30日，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宣布“文化四板―非遗专板”上线，打造非遗产业产股权交易专业市场和资源整合平台。按照计划，非遗专板将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宣传、商业模式梳理、国际销售渠道建设以及国际文化交流提供服务。

一个月后，由武汉非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国非遗基金”正式启动。该基金将面向全球募集，借鉴成熟资本市场“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模式，采取专业项目投资运作方式解决非遗保护瓶颈问题，让非遗产品在市场、政策、金融方面得到支持。

篇5

剪纸进入高校美术专业教学得力于近年非遗研究的热潮，是非遗传承发展的新突破。2002年10月22日至23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机构和国家教育部主办，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京举行。此次会议为高校美术专业非遗学科建设、非遗课程设置开辟了道路。2004年4月，此研究中心策划承办了由中央美术学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代表处联合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及《走进母亲河──中国民间剪纸天才传承者的生活和艺术》大型展览，同期举办的国际会议与展览，参与人数达四百多人。此活动参与者包括教科文及国家政府官员以及文化遗产地政府官员、文化遗产专家学者、民间传承人代表、基层民间文化工作者以及不同地区的高校教师代表、大学生代表、中小学教师代表等。此活动推动了全国范围内中国民间剪纸的传承事业。2004年9月，历经两年普查、收集、记录、整理后编撰出版了大型申遗画册《中国民间剪纸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图像文本──中国民间剪纸天才传承者的生活和艺术》，此画册作为无形遗产申报图像文本，推动了民间剪纸非遗传承工作的开展。2015年3月至4月文化部非遗司与中央美院合作推出“非遗保护与现代生活――中青年非遗传承人研修交流活动”。2015年7月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推进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高校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十八所高校结合各自专业优势开展了培训工作，剪纸是其中重要项目之一。此次高校活动意义重大，标志着全国美术类非遗高校教学传承工作已经拉开序幕。

满族剪纸在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教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一把剪刀、一张纸，材料便捷，使得剪纸在美术类非遗教学传承中具有明显优势。满族剪纸是北方少数民族美术类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1月长白山满族剪纸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满族剪纸成功融入高校美术专业教学在于它的深厚文化内涵和独特审美特征。满族剪纸内涵丰富，涉及萨满文化各方面，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以及其他细致的民族信仰等知识，几乎所有与萨满教有关的事物都成为满族剪纸表现的题材。满族剪纸地域特征明显，作为东北地区剪纸的代表，与黄河流域剪纸、淮河流域剪纸、长江流域剪纸、江浙及华南地区剪纸齐名。满族剪纸以大气、朴实的风格著称，具有阳剪为主、线条粗犷、以均衡为美的艺术特征。满族剪纸文化底蕴丰富，艺术特征明显，技艺传承完整，因此适于编入高校美术专业教学。通化师范学院较早利用地方资源进行此方面的尝试，取得丰硕的成果，其经验在非遗高校教学传承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00年通化师范学院在全院开设了满族剪纸公选课，授课三十二学时，二学分。在美术系将满族剪纸列入必修课，授课八十学时。2004年通化师范学院满族剪纸课被评为吉林省优秀课程，成为彰显吉林省非遗教学特色的精品课程。[1]通化师范学院的成功之处在于做到了两个重点：以传承为主，注重创新。在教学传承中既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面貌，保持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高度，又发挥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应时展的传承功能。

一、通化师范学院满族剪纸教学以传承为主

通化师范学院满族剪纸课程积极挖掘传统精髓，保证传承正宗。高校非遗传承工作的难点之一是教学传承中要保持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面貌，保持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高度。为保持满族剪纸传授的技艺高度，在满族剪纸课程设置中，教师采取启发式教学，循序渐进地合理安排教学内容，聘请满族剪纸传承人口耳相授指导学生。聘请满族著名民间艺术家授课情况以列表的形式具体说明：（见表1）

满族剪纸传承人掌握着名震一方的技艺绝活，每一个传承人既是满族剪纸技艺的精英，又是一座满族剪纸文化的“活”博物馆，他们拥有满族剪纸“原汁原味”的资料，他们是满族剪纸艺术活态存在方式。

为传承正宗，通化师范学院满族剪纸课程内容包括满族剪纸文化内涵及艺术特征理论讲解、满族剪纸技法传授、满族剪纸创作研究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包括：满族剪纸的艺术特色与满族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满族传统剪纸材料多元化与生活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满族剪纸的传统题材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满族剪纸与其他地区民间剪纸的区别，满族剪纸视觉空间的处理方式，满族剪纸的传统技法及剪技变革过程，满族剪纸纹样的寓意。第二部分包括：纸质满族剪纸和非纸质满族剪纸的技法，大体为折叠、打翅、连接、拼接、纹饰、香火烧孔、手撕、染色等技法。非纸剪纸的材料包括苞米窝儿、树叶、树皮、鱼皮、红辣椒皮等。第三部分满族剪纸创作研究是在学生熟练掌握满族剪纸技法及艺术风格基础上，启发学生以身边熟悉的事物为题材进行综合艺术创作。与教学内容相对应，授课方式包括讲解、提问、讲座、示范、写生、视频、创作实践等。聘请满族剪纸艺术家亲自指导学生，使得民间流传的传统技艺传承有人，艺术家的示范、表演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二、通化师范学院满族剪纸教学注重创新

从学情角度分析，高校艺术生思维活跃、造型能力强、有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因此，通化师范学院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教学对象思维活跃的优势，激发学生对本地域文化资源固有的亲切感和传承的责任感，使他们能够借助原生态的场域，进一步加深对本地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课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具体表现为三方面：第一，向学生呈现多元的审美标准，拓展学生的艺术认知与思维方式。譬如，满族祭祀剪纸是满族祭祖活动中祈福纳祥的重要祭祀品，其不但在题材上与一般民间剪纸不同，而且在图形创意、视觉思维的运用方面也与众不同，其以独特的视觉思维形式完成宗教实用功能。挖掘满族祭祀剪纸视觉思维的独特性，让学生理解其中蕴含的象征性、意象性内涵，无疑会拓展学生的艺术思维能力。第二，鼓励学生打破规范，寻求创新。第三，组织学生进行田野调查、采访民间艺人、考察手工作坊，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校际讲座、省市研讨会、国内外展览。例如通化师范学院每年与市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满族剪纸比赛，成立了“大学生满族剪纸研究会”。通化市中小学擅长剪纸的教师多从这些学生中培养成长起来。（见表2）

满族剪纸课程的重点在于传统技法的掌握和题材的创新。如图所示，培养学生的综合创作能力，需要通过掌握传统技法能力和传统文化的理解能力两个方面的相应环节来实现，如要想抓住满族剪纸的精髓，学生不仅要掌握满族剪纸的传统技法，还要具备满族习俗、萨满文化等相关知识，提高对满族剪纸文化内涵的理解能力。可见，综合创作能力的培养呈现动手、动脑的“二维性”。各阶段综合创作能的培养也有明显的层次性，如以传承传统技法为基础，创新才能有坚实的根基。“掌握满族剪纸传统技法、纹饰”是“用满族剪纸传统技法作为解决创作问题的方法”的基础。这种梯度关系决定了综合创作能力的培养必须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综合创作能力的培养分四个阶段，在模式图中表现为四个阶梯，四个阶梯呈递进关系，上一个阶段能力训练需要建立在下一个阶段能力积累的基础上。如第二个阶梯“用传统技法作为解决创作问题的方法”，这个阶段训练需要学生熟练掌握各种满族剪纸技法，包括折叠、打毛、连接、纹饰等，并且要理解各种技法和纹饰适用的寓意，然后按照自己创作的需要重新组合传统元素，设计出新的形式。如果创作需要表示吉祥寓意的植物纹样，可以重新组合满族剪纸中柳枝、生命树、鱼尾草等图案纹饰。又如第四个阶梯“传统技法创新”，这个阶段需要学生在掌握满族剪纸“三棱形葫芦”、“成串的龙尾”、“折叠的元宝形”等立体造型样式后，运用粘贴、打孔、折叠等技法创作出视觉层次丰富的组合作品。坚持源于传统，不囿于传统；源于地域，不囿于地域的原则，才能不断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创作能力。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10-0291-02

作为文化遗产的关键性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它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同时也包括与上述文化类型表现方式有关的物质载体或文化空间。［1］根据非遗的概念和外延为评判标准，安徽省合肥市非遗资源丰富多样，现今，合肥市共有4项国家级非遗项目，15项省级非遗项目，87项市级非遗项目，162项区县级非遗名录项目。

一、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一）合肥市非遗的种类和数量

“合肥”最早起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2］它作为安徽省的省会城市，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交通、金融和商贸中心，同时也是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会员城市，素有“三国故地、包拯家乡”之称。就其行政级别以及文化历史传承的地位而言，应该是安徽省文化遗产开发相对成熟的地方。但经调查研究发现，合肥市文化遗产种类在省内的种类相对较少、数量也处于劣势，仍有很多的非遗还未被发现或者申遗成功。例如，在安徽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共有7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属于合肥市的仅有5项，仅仅占据7.1%。［3］通过对安徽省文化厅所公布的信息梳理发现，到目前为止安徽省登记的非遗种类及数量中，属于合肥市的非遗数量共有238项，仅占安徽省非遗种类的2.4%。

（二）合肥市非遗保护现状

独特的人文、地理、历史特征，以及合肥古城独特的人文气息、地理环境、历史氛围造就了丰富多样且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遗存。除了丰富的物态文化遗产，其现存的非遗也是多种多样，各种非遗种类达238种。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变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合肥地区的民间技艺呈现出不断消亡的趋势，大批民间文化载体也逐渐流失。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来表达的艺术也逐渐被人们淡忘，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同时，由于现在人们追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丰富的物质生活，浮躁的社会风气使现代非遗类传承人不能够静下心来钻研技艺，使许多传承非遗的艺人们虽年事已高却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从而导致传承人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他们传承技艺的条件艰苦，可能已经失去了传艺的能力。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从2006年开始，合肥启动市级非遗保护工作，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为指导，通过普查的方式，将民间文化进行登记注册，并经过专家遴选，最终把首批13项文化遗产列入合肥市非遗名录。2007年，合肥市非遗保护进入规范化阶段，建立了国家级、省级、市级、区县级等四级非遗项目。2008年年底，随着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落户于合肥市文化馆，标志着合肥市非遗保护进入成熟与关键期。在非遗保护中心，市民们不仅可以看到声色并茂的影像材料，更能欣赏到非遗传承人精彩绝伦的文化技艺，从而使非遗文化传承到千家万户。

（三）合肥市非遗利用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合肥重要的文化资源，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合理地对此进行开发和利用将会对合肥的经济发展形成一股推动力。在如何保护非遗这个问题上，当前讨论出来的具有可行性的渠道有两个，即非遗资源化与非遗开发利用产业化。对非遗资源的健康开发，不仅可以充分挖掘非遗资源中蕴含的经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为非遗保护注入了活水之源。例如，国家级名录保护项目“庐剧”进行巡回演出，通过在合肥市的三县、七区下基层演出对其进行开发性利用；“纸笺加工技艺”利用中开发新品种，满足新时代消费者的需求。

二、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通过调阅文献资料，以及实地调查发现，合肥市虽然在开发利用非遗资源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但仍面临四大问题。

（一）非遗保护政策不健全

虽然在“十二五”期间，合肥市已经按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政策鼓励标准，给予30个左右的省级文化产业园区（基地）政策鼓励，对凡是被认定为省级和国家级的公共服务平台和文化科技研发重点实验室，将给予100～200万元不等的奖励。但非遗保护的政策仍有所欠缺，当前对非遗的保护更多地是倾向于资金、政策的扶植和倾斜，但对非遗文化保护中的人才培养、管理优化等关键问题没有提及或者是执行力度不彻底。

（二）资金持久投入度不足

当前合肥市针对非遗的保护，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对比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显然更强调“传承发展”是非遗保护的应有要义。但是，对非遗的保护当前更多地局限于“短平快”的开发，企业和个人过多地追求眼前利益，往往打着非遗的幌子，争“名”取“利”。却很少将利润资金再投入到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中，甚至扭曲和歪曲非遗的事实。

（三）非遗传承人存在“断代”危机

非遗的主要传承载体就是人，人是传承的重要环节。但是，传承人却陷入了困境：传承人年事已高，可能已经没有教授技艺的能力了。年轻传承人缺乏老一辈传承人的热情和使命感。传承人群体缩小，想要传承非遗的人越来越少。同时还有部分传承人只享受国家给的政策却不尽义务去传承和保护非遗，缺乏对传承人的考核机制。

（四）非遗传承形式单一

目前，合肥市非遗传承方式依然传统、形式单一。对非遗的记录方式更多的是书籍记录，记录得不够详细，描述得也不够彻底和全面，达不到全面描述非遗技艺的内容和特点的目的，而且在进行文字记录的同时，每个接受者的理解也不同，可能出现偏差。一步一步的缺失会造成非遗一步一步地扭曲和消失。在高科技技术发展的今天还是需要技术层面的革新，利用新的形式去传承和保护非遗。

三、对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地方政策，地方与国家政策相辅相成

合肥政府要密切关注国家对于非遗保护的相关政策，积极利用国家的政策优势，为当地的非遗保护和继承工作提供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明确部门职责，服务非遗的申报和登记事务。与此同时，加强政府人员对非遗的认识，提高其服务技能，全面地管理好非遗项目，快速便捷地为非遗项目办理手续。

（二）培养高素质的传承人才，形成合理的保护和传承机制

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保护体系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与国内高端院校合作培养全面的管理人才。在非遗工作开展中积极探索非遗保护面临的机制问题，一步步地完善机制，形成体系。合理完善的机制和体系才能更好地便于非遗工作的开展和研究，非遗才能永续传承，充分地被利用。同时非遗继承人员之间应该形成完整的继承规则和学习培养机制，培养更多更优秀的继承人来继承和发扬合肥非遗文化。

（三）非遗文化数字化，实现非遗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和传承

传统的非遗记载形式已经无法满足对非遗的记载和传承。很多时候，文字可能不能全面具体地描述非遗的技艺。完善非遗的室内多媒体传习设施，通过对非遗的线上和线下的立体传播，强化对数字多媒体场地、设备等硬件设施的完善，才能更好地将其保护、传承下去。

（四）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整合社会资源

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各行业协会需发挥行业带头作用，主动积极地开展非遗相关的工作和项目，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利用。规范建设非遗基地，建立更多分类别的基地展馆，便于对孩子从小的教育，培养非遗保护意识。在全国政协委员李修松看来，中国应该，也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迪士尼乐园。他所在的安徽，就有中国目前自主创新做得最好的特色主题公园园区——芜湖方特第四期东方神话，其将一些国家级非遗项目做成了游乐体验项目。运用文化创意结合科技手段，将厚重的文化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吸引孩子去玩，去猎奇，从而去探索。

四、结语

对于非遗的研究有利于为现在生活的生产发展提供依据和创作源泉，有利于对非遗进行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保护非遗便于合理地利用，利用非遗特殊的文化价值拉动经济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对于非遗的传承和保护要从各个角度去研究，政府要树立阳光政府的形象，提供便捷的非遗项目申报和保护的一系列服务。行业协会需要发挥行业间的合作和带头作用，主动为非遗工作出谋划策，提供发展机会。学校需要配合非遗工作培养专业的高素质人才，中小学则要从小培养孩子们的非遗保护意识和学习意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EB/OL］.

［2］中国合肥门口网站［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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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概念；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 80-054 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1-0132-05 文献标志码：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随之正式成为官方术语和操作概念，在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体育非遗”）生动地呈现了各民族人民的生产习俗、生活风貌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遗存，更是民族文化中丰厚的精神养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为和非人为因素，世界各国体育非遗不断遭到损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地区，一些体育非遗项目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学界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应时而兴、亟待解决的课题进行了探索，围绕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非常丰硕。鉴于此，本文从概念与内涵、价值、保护、传承和发展5个方面对体育非遗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建言献策。

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展

1.1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探讨，学界基本遵循了一致的解释路径，认为体育非遗是“体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个概念的交织，该类别文化遗产必须同时满足“体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但基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概念与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体育非遗尚存在概念与内涵不清、类别归属不明的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些具有体育属性的项目，例如维吾尔族达瓦孜、塔吉克族鹰舞等，其类别归属传统体育、杂技、民俗还是民族舞蹈难以准确定位。

李凤梅认为体育非遗可以理解为被某一区域人口或固定群体主要用于健身、娱乐、祭祀、竞技等目的所遗存的各种身体活动形式和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文化空间。彭金城认为体育非遗是世代传承、体现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及相对应的文化空间，包括传统体育技术、动作要领、表演艺术、文化精神等内容。实际上，体育非遗最核心的内涵不是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而是文化持有者在表演和创作过程中含有的特殊内蕴和技艺。从承载主体“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看，体育非遗是“活”的，因而对体育非遗概念与内涵的认识应该是动态的，它随着时间和实践的绵延不断诞生出新的内涵。

1.2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包括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目前，相关研究集中于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方面。孙健等以传统蹴鞠运动为研究对象，研究认为传统蹴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自信力与凝聚力、沟通力与协调力、传播力和感召力。李成银等认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在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马磊认为，河南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价值独特、文化价值内涵丰富、文化传承的原生态性突出、现实意义重大。

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体育非遗价值研究正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第一，针对体育非遗价值的研究还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尚未形成系统，研究时应当从多角度、不同层面，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具体研究。第二，缺乏对体育非遗价值多样性与关联性的研究。在探讨体育非遗价值时，我们应该从主体和客体2方面加以考察，不仅要认真研究体育非遗本身，而且要认真地研究体育非遗背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1.3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要求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保护工作者结合自身专长，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目前，体育非遗保护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主体、保护内容、保护方式、保护成效评价等方面。白晋湘针对体育非遗保护的有限性，从分级保护体系、法制保护机制、博物馆、数据库、文化持有者、文化空间等方面提出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万义认为体育非遗保护需摒弃“原生态体育”的保守理念，厘清保护对象与保护边界，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注重各生态系统间的动态平衡。张春燕从法律保护的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袁育霞认为将武术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良机，并基于此提出武术的保护策略。

近年来，围绕体育非遗保护的研究非常活跃，部分学者力主“原生态”地保护体育非遗，这种“原汁原味、回归本源”的主张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因为所谓的“原生态”是相对而言的，刻意追求理想中绝对的“原生态”只会是劳而无益，必须以发展变迁的观点考察体育非遗的原生态、本真性。事实上，体育非遗保护的真谛不在于“原生态”“非物质”或是“物质”，而在于“非物质“物质”之间人的生活态度。

1.4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

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涉及传承项目、分布区域、历史渊源、基本内容、传承谱系、基本特征、濒危状况、主要价值等多个方面，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传承现状、体育非遗传承原则、体育非遗传承制度和体育非遗传承路径。牛芳等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个案，对徽州民俗体育非遗传承特性、传承危机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传承策略。张庆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探讨华佗五禽戏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完善华佗五禽戏管理体制、增加经费投入、加强教育传承和传承人保护等。王书彦等从制度角度入手，对体育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存在申报审核制度难以规避地方不当利益、传承人评审标准模糊等问题进行探讨。

从以上对体育非遗传承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采用了“经世致用”为主导的学术研究范式。“经世致用”的宗旨在于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敢于面对社会问题，致力于济世安民。近年来，体育非遗的研究表现出尚实务实的特点，有效地促进了体育非遗传承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根据非遗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合理引导；但相关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得出的结论难免带有主观性，对一些重点问题关注度不高，例如体育非遗的群体传承、教育传承等方面研究不够深人。

1.5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正确理解应是具有良好的造血功能，并具备自身的特色。具体来讲，就是要求文化持有者“向内求深度，向外求广度”，向内求深度是指要保持体育非遗自身的文化特质，寻求文化自觉，向外求发展是指开拓视野，不断学习和吸收先进的内容。目前，体育非遗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发展现状、体育非遗发展诉求、体育非遗发展路径、体育非遗发展前景等方面。苏雄针对粤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大教育投入、发挥媒体作用、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环境等建议。杨建营等介绍了浙东内家拳发展概况，认为要厘清内家拳保护、传承与发展等环节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使该系统工程的工作得到有序开展。郭玉成从传统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发展等方面，总结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传统武术的发展应有别于西方体育，走“文化回归”的特色之路。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人们从不同视角对体育非遗发展进行了探析，为体育非遗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此类研究多是理论上的应然性内容，与体育非遗运行实践中的实然尚有差距。第一，在体育非遗自身发展方面，研究人员没有充分尊重传承群体在内的大众自我选择，缺乏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相关学术成果与传承群体、地方民众的认同度相差甚远，使体育非遗发展研究成为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第二，缺少实证研究。“思考”“构想”和“建议”的思辨式研究偏多，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不足，尤其是细致入微的成功个案研究十分缺乏。

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2.1国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起步较早且脉络清晰

美国、欧洲、日本等在体育非遗领域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历经多年发展，其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都较为成熟。相关体育非遗研究，主要来源于《国际博物馆》（Museum Intemational）、《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非物质遗产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aible Heritage）等。

在体育非遗理论的建构与探讨方面，美国起步较早，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的机构包括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美国民俗中心、国家艺术赞助基金等。始于1967年从事传统知识及艺术的研究、展览与保护工作的史密森尼民俗节就是由前者举办，创立之初非常重视学术性研究和地域文化权利的体现。为方便文化持有者以自己的方式宣传独特的文化，史密森尼民俗节所有的体育非遗活动都安排在国家广场的草地上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使得文化持有者和包括体育非遗学者在内的参观者在较为轻松的活动气氛中面对面直接交流。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保证了访谈的高效，提升了研究者对体育非遗的认识深度。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K.Richard认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行中的分离和各自领域的分隔削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有效性。R Nettleford针对体育非遗迁移现象，分析在迁移中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录制度起源于欧洲，有关体育非遗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在欧洲也较为成熟。波恩大学、乌尔姆大学等高校尝试将体育非遗项目纳入学校体育活动，为体育非遗研究注入了活化剂。值得借鉴的是德国学者在研究体育非遗项目时，往往选择很小的事件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然后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寻事物的发展规律。例如L Kong教授从个案的实证出发，运用田野调查法从不同角度阐述文化全球化对体育非遗的危害，各民族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促使本民族文化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追根溯源，欧洲体育非遗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成功得益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每年9月的第3个周末，40多个欧洲国家的居民举家出动，朝圣般地参观文化遗产，增强了民众保护体育非遗的意识。

经^数十年探索，日本等在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方面，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有日本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在于重视传承人的技能本身，由于传统体育技能等具有“无形”特点而难以把握，因而传承人也被包括在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学者M.Shimada认为，日本Soma-Nomaoi（相马野马追）的成功传承主要得益于控制机制的规范化，在保护传承人、保存项目形式的同时对项目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盘点国外体育非遗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建构与探讨；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宣传与管理研究；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历时性、建议性与反思性研究；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

2.2国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逐渐成形但关注不够

随着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体育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体育越来越受到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审视传统体育随之成为中国体育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目前，国内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体育非遗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研究理论视角出发，例如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法律保护的角度；从研究层次上看，主要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从研究视角的维度，可以分为多维视角和单一视角等。根据具体问题，研究者通常会选择适宜的研究视角。

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从全社会或整个国家的视角出发，以―些宏大的、整体的体育非遗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强调包容性、概括性和整体性，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文化的传承》等，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体育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启示。也有学者尝试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进行研究，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王晓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牛爱军等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兼与王晓同志商榷》中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民族传统体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类别归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激发了广大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关注。

中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一般是以局部区域、某一民族或某一项目群的体育非遗为研究对象，例如《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我国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和《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后者出自程大力教授之笔，是中国真正意义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研究传统体育的开山之作，截至2016年3月6日，被引267次，在2 682篇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核心期刊论文中被引频次稳居前三。中观研究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者之间联系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只有借助于中观研究，经过中间过渡才能在微观中得到良好体现；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也必须经过中观验证，才能具有宏观推广的价值。

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以对某一项目、单个因素或最小体育非遗单位集合体进行的具体研究。研究者采用微观研究，其目的在于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项目进行更为详细的解析和定位，例如《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维吾尔族传统体育项目达瓦孜的传承与变迁》等。或是通过个案进行细致翔实的研究，对某一个或多个典型案例进行描述、分析和反思，例如《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及其救赎――以盐城地区义丰龙舞及楼王莲湘为个案》等。由于微观研究的个案研究是针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和解释力不足以成为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体育非遗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从单一角度思考问题的研究居多，从整体上系统思考体育非遗问题的研究较少（例如，研究过程中将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三者融合，相互补益）；其二，历时性研究和建议性研究较为常见，反思性研究明显不足；其三，缺乏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难以把握相关项目的发展历程、社会结构和影响因素。

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展望

3.1完善田野调查方法，形成研究的时空张力

自英国现代人类学代表人物Haddon首次运用田野调查以来，该研究方法历经完善与规范，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重要调查方法。体育非遗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至今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其理解和运用还不够深入。第一，研究人员在使用具体方法时对田野调查的共时性存在误读，把进入实地之前所整理的文献资料当成调查的参照，反复印证前人成果，缺少实地调查的探索发现。第二，部分学者将体育非遗田野调查研究的性质定位为定性研究，研究中使用的资料收集方式拘泥于定性方式，较少考虑到定量的方式（例如样本抽样调查等）。第三，部分研究的田野调查时间不足一个农业周期或牧业周期，难以真正了解一种文化现象。基于此，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广泛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在调查研究的视角上，将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以确保调查对象的信度和效度；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要形成研究人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时空张力，切实保证研究的真实性。

3.2法律保护与教育传承并行，延伸实证研究广度

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体育非遗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但国际上关于非遗保护方面的正规法律并不多见。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2月颁布，总体来看，体育非遗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须待进一步完善。在法律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通过实证检验，揭示在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各种内外因素对其产生不同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和原理。体育非遗教育传承既是一种发展，又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对培养年轻一代集体意识、文化认同、民族自尊等具有特殊优势，能引发人们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的再认识，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体育非遗的一种有效方式。要实现体育非遗教育传承的突围与跨越，就必须打破民间与学校文化主体间“身份有别”的观念，实现体育非遗资源对流，优化课堂的文化空间；因此，强化教育传承实证研究，把践中积累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实践，将是体育非遗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3.3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提高文化持有者参与度

体育非遗承载的主体是文化持有者，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对自我文化的认同态度或真实情感是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第―要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使得处于弱势的文化持有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话语权遭受剥夺，其主动参与度较低。而缺乏文化持有者的积极参与，所有体育非遗工作都会徒劳无功，因此，要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促进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换位思考，满足体育非遗持有者的利益诉求，提高他们的参与度。首先，必须把体育非遗研究中受到冷落的文化持有者邀请回来，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将体育非遗、发生情景和文化持有者构成一个动态系统进行研究；其次，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人地位，逐步引导他们客观地看待自身传统和生活方式，传承体育文化精华；再次，借助政府和媒体的力量，宣传体育非遗的原真性文化内涵，树立文化持有者的民族自信心。

3.4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加强不同学科整合

体育非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是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者应发掘已有研究优势，全面分析体育非遗的概念、内涵、特征、价值和分类体系，为构建体育非遗理论体系进行积极的探索。体育非遗研究涉及到体育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需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为保证多学科综合研究卓有成效，需做到以下3点：第一，鉴于不同学科拥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适用范围，多学科综合的体育非遗研究必须兼顾各学科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学科进行融会贯通。第二，不能生搬硬套相关学科的研究结论，只有在不同学科的共同点上找到可以互补的前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多学科的有机整合。第三，跨学科研究中严谨对待每一条资料，充当使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资料得到相关学科的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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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遗产；现状；保护

中图分类号：E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1-0050-02

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区域文化特色，培育地方文化品牌，增强区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此，近期我区紧紧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传承，开展专题调研如下：

一、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及现状

自2005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按照省、市文化行政部门的统一部署，在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成立了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通过调查整理，基本摸清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生存环境、传承状况等。据初步统计，我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有九大类30余种，主要包括：

民族语言类：宿迁方言；

民间文学类：项羽传说、乾隆在宿迁的传说、埠子龙潭传说、陈集九龙潭传说、中扬成子湖传说、黑渔汪传说、宿城民间歌谣、宿城民间谚语；

民间音乐类：宿城霸王锣鼓；

民间舞蹈类：龙河董王高跷、双庄镇前庵舞龙、宿城的抬阁架阁；

传统戏剧类：淮红戏、柳琴戏；

曲艺类：苏北大鼓、苏北琴书；

民间杂技类：宿迁杂技；

民间美术类：埠子、罗圩剪纸、宿城石上影雕、刺绣、双庄的烙书、烙画；

传统手工技类：黄狗猪头肉、丁家汤包、水晶山楂糕、宿迁三园甜油、宿迁煎饼、宿迁粉皮、洋河、埠子车轮饼、宿迁五香大头菜等；

民俗类：宿迁婚俗、宿迁丧俗、正月十五庙会、正月十六走北边等。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分布在城区及各乡镇村落，有的在全区普遍流布，有的仅在某个乡镇或周边几个乡镇流布。为了做好分类保护，2007年，我区建立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普查的非遗项目进行挖掘整理，确定39个项目为区级非遗保护名录项目，通过积极申报，已有17个项目被列入市级保护名录，2个项目被列入省级保护名录。

二、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面临的困难及成因

在调研中了解到，我区民间文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民间文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活动频繁。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许多传统的民间文艺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环境，民间艺术门类逐年减少，有的正濒临消亡。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艺术形式单调、内容陈旧，缺乏时代气息

民间艺术多源于农耕时代，大部分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单调，内容陈旧，而且许多内容严重落后于时代，未能及时反映社会变化和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未能关注现代社会人们的道德伦理、志向情操以及日常生活中充满乐趣、哲理的人文情怀，未能走出以戏院、书场为中心的小圈子，面向社会来思考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致使风靡一时的淮红戏、苏北大鼓、苏北琴书、霸王锣鼓、前庵龙舞、戚圩高跷等民间艺术形式随着社会进步、时代变迁，正濒临困境，逐步失去观众。

（二）认识狭隘，自我封闭，难以广泛传承

由于传承人的认识不到位，存在保守思想，担心技艺外传，导致自我封闭，传承技艺的热情不高。有许多民间艺术在传承方式上只能采取传统的口传身授，淮红戏、苏北大鼓、苏北琴书、霸王锣鼓、杂技等一些民间艺术门类的传承采用师传徒、父传子、传男不传女、家族内部传授等，也有的是带有一些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没有和现代教育方式相结合，以适应现代知识传授方法的变化，难以在更广泛区域和环境中，使民间艺术得到传承发展。

（三）知识匮乏，缺乏艺术创新，技艺难以提高

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审美层次不断提升，对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也提出新要求。部分民间艺术由于传承人的知识层次不高，限制了技艺的创新与发展，他们不善于借鉴和汲取其它艺术门类的经验，缺乏沟通。如我区民间民歌、民谣、儿歌、童谣趣味性和地方特点突出，那些生动有趣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轶事奇闻、掌故佳话一直在流传，但在戏曲、曲艺等门类艺术中很少看到借鉴的实例，同时对外来的艺术门类缺乏认识，在创新观念上不能推陈出新。

（四）老艺人年事已高，年轻人忙于生计，乐于传习的人越来越少

民间艺术的技艺拥有及表演者多为中老年人，据初步调查，我区现有的民间演艺队伍中，人员平均年龄63岁，最大的已经超过80岁，最小的也超过50岁，偏于老化。年轻人有都疲于忙活生计，进厂务工或做生意，认为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难以支撑家庭生活，去愿意学习的人寥寥无几，这也是时展形成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五）政府投入不足，引导不够，也是民间艺术艰难发展的重要因素

民间艺术多源于民间，是老百姓自发组织、自我娱乐、自我教育而逐步形成和不断传习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长期没有政策性鼓励措施，政府经费也无法投入到这些民间艺术项目或组织，长期处于资金短缺状态，有许多队伍因为资金问题导致无法开展活动。这些民间艺术组织或者传承人长期找不到组织，得不到关心帮助，疏于管理，长期处于松散状态，各行其是，也是民间艺术难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当前我区非遗工作情况及建议

近年来，区文广新局按照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紧紧围绕非遗中心工作，立足我区实际，推进各项保护工作的落实。一是拿出专项保护资金，建立非遗传习所；二是发动省级保护项目传承人，整理传统书目，已出版了60万字苏北大鼓传统书目《高怀德兵下河东》上册，下册待出版，整理了58万字的苏北大鼓传统书目《一门忠烈罗家将》待出版；三是征集光盘、磁带、唱片等音像出版物；四是在城区黄河公园免费开设周末曲艺书场，让民间艺术回归百姓之中；五是推进民间艺术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培育传习基地等。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将更加常态化、系统化。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建议如下：

（一）完善机构

以区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建立区非遗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区文广新局设立非遗保护中心，专人负责具体工作（宿豫区非遗保护中心3个编制，3人；邳州非遗保护中心3编制，3人）。

（二）开展培训

对非遗工作者开展非遗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培训，提高指导非遗保护工作能力。对传承人加强技艺培训，对优秀的传承人进行跟踪业务指导，帮助提高技艺。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开设兴趣班，向青年人渗透，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新人。

（三）加大投入

非遗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财政需要提供经费支持，出来日常工作经费外，在项目及传承人保护上应设立专项基金，鼓励传承人开展传习传承活动。

（四）落实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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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共享性开发；协同发展

2013年9月、10月，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从国家层面看，该战略的实施旨在利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特质，重新打造中国与古丝绸之路和古代海上贸易路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与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民心相通、文化建设是该战略的题中之意。它不仅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平台，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资源开发提供了新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一）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不冲突

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这两个问题并不存在本质冲突。就前者而言，主要指的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的商业开发。虽然资源开发的方式在当下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学界所担忧的“产业化”问题，但是从商业开发的路径看，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之间是不矛盾的。

“生产性保护”是我国自加入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至今，结合中国实践经验，提出的一种新的保护手段。2012年2月，中国文化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专门界定：“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简而言之，其逻辑起点就是通过非遗项目的手工产品和手工产品市场的开发，利用经济效益的获取来可持续地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由于现实开发中大量出现的去手工化、机器化生产现象，学界对于非遗资源的开发、非遗产业开发一直存有比较大的异议。这事实上不是非遗资源开发的内在问题，而是全社会对非遗资源开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律问题，需要由政府主导予以监督和管控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负面问题的存在，而本质上否定非遗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延续，重在传承，也重在发展。唯有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与更深层次的社会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迫切需要融入社会生活，需要广泛的社会消费，唯有如此才能催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传承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一带一路”为非遗资源开发、走出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框架看，它贯穿了亚、欧、非大陆，连接了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沿线有65个国家，人口总数达44亿，占全球总人口比重的六成之多。尽管各个国家之间在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上存在各种差异，但是古丝绸之路悠久的贸易历史，也说明这些地区之间有着心灵相通的文化基础。从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来看，这些沿线国家在消费中国非遗文化上不仅有历史基础，更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够开拓并抓住这些市场机遇。

（三）非遗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实现民心相通的战略目标

自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文化建设一直是该战略重要的题中之意。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明确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主要发展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文化目标。因此，如何推动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对话，在尊重客观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加文化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认同，则成为我国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战略任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活态表征，有利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文明对话与相互认同。从文化间关系看，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今仍真实存在。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正是为了达成多元文化主体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尊重乃至理解，增进文化间共同情感的交流和确认。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不同民族、种族、族群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在其意义结构中事实上是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的。一方面，共同的文化源头或亲近的文化血缘为不同地区的文化对话提供了交流的历史基础。我们在追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源头或流变脉络时，总会发现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对的独立；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对于生命、爱情、自由、正义等价值的共同体认，是不同地区人们能够跨越民族、种族、国籍、语言进行交流并相互认同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承载了这些普遍情感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不同地区文化交流或交融的产物。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很多文化的形成、演变都受到古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往来的影响，或者是经由外国传入，或者在中外互通的基础上受他国文化影响从而流变演化。可以说，这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古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因此，要推进民心相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事实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助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实质上就是要在新的文明周期开始的时候，与各国人民共同开启新的文明之窗。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非遗资源共享性开发的对策路径

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如何积极利用其战略机制，针对性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则是本文思考的主要方面。具体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一）在国际开放视野下，科学规划制定非遗资源共享开发的协同机制

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国家），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的广阔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事实上正在重塑国内沿线区域的社会地理空间关系，重塑区域之间的空间文化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文化资源，就是被重塑的空间文化关系的重要方面。沿线省份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产业培育以及非遗产品走出去等方面做好区域协同的一体化规划。

而就协同一体的规划制定看，首先要考虑资源禀赋问题。既要立足经济带整体性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系统定位，还要兼顾各区域的比较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空间布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和广西。这些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仅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情况，就有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玛纳斯”、以及“麦西热普”，青海的热贡艺术，甘肃的“花儿”、皮影戏。而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前三批）的数量和资源类型来看，这些地区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民俗方面，其中，尤属传统手工艺和民间美术资源的数量甚为丰富。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仍需以保护为主，因此，从文化走出去，尤其是依托“一带一路”经贸平台走出去的路径看，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的资源开发是比较契合的。当然，就各省份自身的战略开发选择看，还需要再分析具体名录项目的传承基础与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条件，从而确定其开发重点。

除了现存资源禀赋，各省份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历史互动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沿线省份在地理、社会、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客观影响了历史上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内容的差异。相应地，文化往来互通的方式、内涵以及层次也有差别。今天，重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不得不搞清楚古丝绸之路的跳动脉搏，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明晰沿线省份的战略分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沿线省份积极做好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挖掘和研究工作。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历史脉络，理清该地区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确定与新丝绸之路的契合方式。

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历史互动因素基础上，协同发展的对话机制更是不可或缺。没有出于顶层设计的协同机制，或者说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的协同机构、协同制度，没有跨行政区域的对话、合作乃至监督评估平台，不利于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整体规模经济，容易导致资源的重复开发、同质化资源开发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后果。沿线省份的政府机构应加强这方面的对话，切实推动有关非遗协同开发与走出去管理机构、制度的建设工作。

（二）在政府积极主导下，科学搭建多层次、高质量的非遗产品国际贸易平台

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下，推动非遗资源开发并以此促进非遗文化走出去，需要特定的贸易渠道。作为经贸战略，“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上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也为非遗产品走出去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同于工业、生活消费品，非遗产品不是大宗消费必需品，沿线国家的市场有待深入挖掘，国际化的产品展示和贸易平台是必需的。艺术节、文博会、项目推进会等平台的建设应当成为战略重点。

目前，我们已有一个综合性主题的国家级平台，即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这是由我国政府批准，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面向沿线国家的国际流合作平台。2016年9月20日举办了首届“文博会”，从参与国家和代表团的数量看，规模非常大，文化和经济效应后期会逐渐显现出来。

除搭建综合性国家级文博会平台，主题类文博会、艺术节平台的建设则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沿线省份不要在综合性平台建设上同质化竞争，而要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积极搭建特色文博交易平台，努力做好品牌建设，为当地特色非遗产品的走出去发挥实质性引导作用。

（三）在社会协调基础上，着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开发中社会参与的主体性和广泛性

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民心相通、文化交流，其参与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企业，还要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基层的文化参与。就这些区域而言，多数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主要在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地区传承，非遗资源的商业或者产业开发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不仅是其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更是增加自身收入改善经济环境的重要途径。因此，出于保护地方文化生态、加强文化传承的考虑，要特别保障这些地区的社会参与权利并构建参与机制。

从目前看，一是要扶持、建立一定数量的民间手工艺专业村，将这些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智力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积极有效地整合到非遗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中，引入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战略的实质性推进中。二是继续发展并优化“农户+协会+公司”的协作发展方式。一方面，强化协会在非遗保护与非遗资源市场开发关系协调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协会统筹个体农户、个体传承人集体参与地方非遗资源开发，从而加强实现整体规模经济效应。

（四）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上，牢固确立非遗资源开发的创新意识，不背离非遗传承保护基本原则，鼓励非遗产品走出去

非遗产品的开发需要创新意识。从我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出去，尤其是文化艺术商品的外销经验看，积极的文化创新、文化调适是其关键因素。既然要打开沿线国家的文化消费市场，就必须做好融入国外文化市场的准备，审美取向、价值偏好的调适，技艺的创新，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些都必不可少。换言之，既要保持有中国特色，也要一定程度上容易被外国消费者接受。这与非遗的传承保护是可以调和的。只有不内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不背离该非遗项目传承流变的文化特质，不改变手工生产的基本手段和工艺流程，在产品开发的外观、样式上有充分的创新空间。

从我国古代年画产业繁荣期大量外销的情形看，其中就有丰富的年画题材革新，尤其是针对外销地区的审美趣味、世俗信仰等创作了丰富的专门满足当地热门需求的年画产品。同样地，从我古代瓷器的外销经验看，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狭隘地将非遗的传承保护理解为固守现状、一成不变。诸多非遗项目流传至今，正是在不断地创新与调适的节拍中保留其社会生命力。从这一点而言，积极抓住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绝不是用非遗去牟取所谓的经济利益，而是要依托新市场的打开，提高非遗文化的国际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非遗产品的社会消费来提高其创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谈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困境；原因

为了更好地了解目前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笔者对山东省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潍坊市档案馆和聊城市档案馆进行了实地调研，旨在较为全面地了解目前非遗档案管理工作中的现实困境，推动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学术研究。

一、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现实困境

1. 非遗档案管理工作和非遗保护工作关系认识不到位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于非遗档案工作和非遗保护工作的关系认识不到位，对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内容认识不全面。在与青岛市非遗保护中心负责人交谈中，这一问题十分突出。该中心负责人认为非遗档案管理对于非遗保护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为申遗工作提供证据资料。这种认识明显得削弱了非遗档案工作的重要性。非遗档案工作并不只是体现在非遗保护中的“建档”环节和提供证据资料上，应该从全局上认识非遗档案管理的重要意义。

2. 非遗档案的概念和范围不明确

非遗档案是档案家族中的新兴成员，学者虽然对其概念进行了研究，但是定义过于模糊，范围界定也未达成共识。而在非遗档案管理实践中，首先要明确的就是“管理什么”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没有解决，该项工作必然难以实施。非遗档案是具有原始记录性的固化信息，包括纸质档案、声像档案和实物档案等不同载体，其范围应该主要包括项目板块和传承人板块等。申遗工作档案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但不等同于非遗档案。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档案馆工作人员对于非遗档案的认识大多仅局限于申遗工作档案，而收集管理的也只是申遗工作档案，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非遗档案管理工作对非遗保护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档案就只能算作一般的文书档案进行立卷归档。

3. 非遗档案全宗归属不明确

调研中发现，潍坊市档案馆将申遗档案以全宗汇编的形式进行保管，但工作人员在非遗档案是否建立全宗问题上尚不明确。在是否建立非遗档案全宗或者归入哪个全宗问题上的不明确将会直接影响到非遗档案的保管和开发利用。此外，对于全宗内非遗档案的整理规范和标准也缺乏统一规定，这对于国家层面上非遗档案资源的建设将产生不利影响。

4. 非遗档案管理体制不完善

这一问题需要从内外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从内部来看，调研发现，这些档案馆内并无特定人员负责非遗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等相关工作，也没有专门人员对非遗档案进行研究，制定相关规范；从外部看，档案馆并不在各地非遗保护的联席会议机制之内，地位较为被动。文化部门是非遗保护的主要负责部门，其下设非遗保护中心作为直接开展工作的机构，这主要是考虑申遗工作的需要，但是该机制存在缺陷，档案馆作为重要的非遗保护单位被排除在外。这对于非遗的保护，尤其是非遗档案管理十分不利。

5.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资金投入不充足

经费支持是推动非遗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在调研中发现，这些档案馆并没专项经费用于非遗档案的征集、管理等工作。在与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访谈中，笔者发现虽然工作人员对于非遗档案管理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也在着手开展一些工作，但是经费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工作的正常开展。非遗档案的征集工作需要使用大量的经费，如购置音像设备、外出普查的交通费用、网站设计、展览制作等，但是目前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资金投入还很不充足。

6. 传统的工作体系不适应非遗档案管理实践

非遗档案是一种特殊的档案门类，与之相关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检索、编研、统计等传统的档案管理工作体系都需要加强创新。调研中，笔者发现这些档案馆依然使用已有的工作体系来管理非遗档案，这必然阻碍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长期有效开展。如何创新工作体系和工作方法是档案部门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

二、存在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现实困境的原因分析

当前，造成非遗档案管理困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下面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 主观因素分析

（1）档案馆对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面对非遗保护的不断升温，档案馆缺乏主动开展工作的意识。非遗档案是一种极为丰富的专门档案，保管好这类资源，不仅仅能够保证非遗传承的真实性，推动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是丰富档案馆馆藏资源的重要途径，这对于档案馆发挥文化功能，推动公共档案馆建设来说都大有裨益。但是目前档案馆对该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

（2）档案馆对非遗档案的研究关注不足，工作创新意识较低：首先是由于档案馆对非遗档案的研究关注不够，加之，非遗档案的主体、客体和载体都存在着多样性和复杂性，我国现行的《档案工作国家标准》和《档案工作行业标准》都不能完全适应非遗档案工作的需要；其次是档案馆工作缺乏创新意识，受传统工作思维的影响大，工作体系调整缓慢。

2. 客观因素分析

（1） 非遗种类的丰富性和非遗档案的特殊性：非遗种类丰富，形式多样，这就造成非遗档案不同于一般档案，其本身具有诸多特性。以山东省入选国家级、省级的非遗名录为例，目前山东省拥有国家级非遗名录81项，省级非遗名录307项，涉及泰山传说、梁祝传说、茂腔、柳琴戏、山东快书、山东大鼓、杨家埠木板年画、泰山石敢当习俗、宁津杂技等项目，种类十分丰富。不同种类的非遗档案具有不同的特征，这对非遗档案范围的界定带来了较大的障碍。档案馆接收的档案绝大多数是由社会组织或机构在某项工作结束后失去现实使用价值的文件转化而来的档案，非遗档案的产生过程不同于一般档案，不具备这一过程，所以档案馆在非遗档案的鉴定等环节仍待加强。

（2）非遗档案管理体系和规范不健全：我国的非遗体系包括世界、国家、省、市、区五级，对于各级非遗档案的保管权限、收集范围、立档标准等问题存在争议、另外，非遗档案形式多样，种类丰富，且有很多实物档案，如何根据非遗档案的特点设立科学、合理的全宗以及全宗分类标准就显得十分重要。加之，在调研中发现，目前非遗档案的馆藏资源总量较少，有无设立全宗的必要也值得深入思考。

非遗保护机制不健全。非遗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政府、社会、公众都应该是其中的一员，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各地非遗保护中心、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高校、遗产协会等都是重要的保护机构，但是目前非遗保护的机制仍不完善。

（3） 非遗档案管理法规不完善：学术界对档案馆参与非遗保护的合法性大都通过相关法规中的“建档”等词汇进行论证，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档案馆在非遗保护中的职能，对于非遗档案的建档和管理也就没有特定部门负责。国家档案局也并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指导下专门制定非遗档案管理的政策法规和管理规范。

（4） 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缺乏专项经费支持：由于档案工作依然处在自发和随机的状态，非遗档案工作并不在档案馆工作计划之列，因此该项经费自然也不在财务预算范围内，加之档案馆并不在各地的非遗保护的联席会议机制之内，因而没有来自文化部门的非遗保护经费的支持。缺乏经费支持，就会对非遗档案的各项工作产生影响，尤其是其不同于一般档案管理工作的环节，更是需要专项资金来保证工作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