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重要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传承的重要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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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意义；问题；措施

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鄂温克民俗文化和桦树皮制作技艺。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传承与保护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基本职责。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以下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进行探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本民族性格的直接表现，而且是民族情感、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载体。笔者认为加强对其传承与保护主要具有以下意义：（1）为了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持中华民族的个性特征。随着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这就需要一种传统的精神力量来团结和号召广大的中华民族儿女，增强凝聚力，从而能够使中华民族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认识和定位，是从较高层次的抽象角度和历史的高度得出的科学结论，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经济资源，更是一种永恒的精神的宝藏。旅游业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机遇，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切实的体现；同时还应清醒地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还是一种需要大力开发的旅游资源，其发展潜力巨大。这种资源不同于普通的物质文化遗产，它更体现了一种精神力量；它能够充分展示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特魅力和丰富的内涵。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机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需要明确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各要素运行机理，才能发现传承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主体：非遗传承与保护主体是指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中，并愿意将自身技艺进行传授的个人或是群体；而非遗保护的主体则更加多元化，包括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个人以及社会媒体等多种群体；（2）客体：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客体包括各种文化遗产的的表演形式、知识、技能以及各种工艺品等；非遗保护的客体指保护工作中的传承人与传承对象，这一要素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有着重要意义；（3）载体：非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以人作为传承与保护的载体，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必须依靠非遗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来进行，因此在非遗保护中必须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工作；（4）路径：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路径主要是人民的广泛参与以及传承人的口传心授；非遗的保护路径则较为丰富，包括静态形式的保护以及对传承人的活态保护，具体包括相关法律政策、非遗教育、市场化发展等，非遗的保护路径没有固定方式，只要有利于活态传承的活动都可以被视作保护路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存在的主要问题。（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环境的问题。相比于传统的民俗文化，现代年轻人更加推崇城市文化、潮流文化，同时国外文化的不断渗透也使得极少数年轻人愿意了解、认识以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给传统文明的发展与传承带来了不利影响。并且由于自然灾害等非人为的破坏也是影响非遗传承的重要因素，在自然灾害中非遗将受到不可修复的严重损坏，因此也是造成非遗传承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2）传承链中断问题。非遗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因此其对于传承人有着较强的依赖性，而随着非遗传承环境的不断恶化，多数非遗传承人已经属于高龄人群，但现代年轻人相比于传统技艺更加青睐现代文化，因此只有极少数年轻人愿意加入到非遗传承的行列中，这就导致了非遗传承链条在不断中断。（3）传承机制的问题。非遗传承工作需要依靠完善的传承机制，虽然当前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非遗传承的重要性，陆续展开了多种传承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国内的非遗传承机制仍然存在很大不足，无法对数量众多的非物质遗产进行科学、有效的传承，也没能深入人民群众之中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必须对加快对传承机制的完善工作，从而使政府、社会以及人民群众展开更加系统、科学的非遗传承工作。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1）政府对非遗保护的认识问题。第一、现阶段政府的非遗保护工作更多的是以申遗为工作重点，希望能够通过申遗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如果一味地强调非遗的商业性质而忽略了对其文化内涵的保护将失去非遗保护工作的真正价值，为了获得非遗的经济效益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创造非遗的现象，这种非遗过热现象不但无法对非遗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会给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伤害；第二、政府在非遗保护中过度重视对非遗形象工程的建设，地方政府为了申报非遗项目而盲目进行非遗形象的塑造，而一旦申遗通过后，非遗的保护工作将被再度忽略，这就使得申遗工作失去了其文化保护的真正意义，无法真正达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目的。（2）非遗保护机制问题。非遗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评审机制问题以及监督机制问题。第一、在地方非物质遗产申遗的评审工作中，政府为了促进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仅仅从申报流程以及范围等方面进行，而缺少对非遗项目真实性的严格审查工作，这种做法将给非遗的保护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第二、政府缺少对申遗通过地区保护工作的监督机制，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非遗保护全周期的监督工作，防止出现申遗过程中的过度开发、虚假申遗以及轻保护现象，从而使得对非遗的保护工作发挥其真正价值。

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措施

1、 确定传承项目，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力度，组织专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评估、判断、筛选，把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地方特色，具有时代相承特点，具有独特的知识、出色的技能和高超的技艺，保护和传承它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传承项目，并根据其类别、特点、濒危程度，申报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此推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2、通过相关法律进行保护。法律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进程中，必须要注重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协作与指导关系。全国各地政府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基础之上，根据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状况，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分工与职责。首先，地方政府必须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不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其次，必须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相较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存在这巨大的差异性，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扬至关重要，各地政府必须要构建一个传承人命名与保障体系，在专项资金当中划拨出一部分进行专项管理。最后，要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法律法规，健全相应的奖惩体系。通过立法，不仅能够有效激发人民群众主动、积极的参与到保护工作当中，同时又能够有效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破坏与流失的情况。

3、加强政府扶持力度，进行保护。（1）增加投资。要想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度，使得更多的群众能够正确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就需要各地政府积极组织社会当中的各种资源，通过积极组织各种宣传范围广、辐射能力强的宣传活动，有效提升民间文化的知名度，从而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度。（2）协同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属于全面、系统的工程，这就需要中央、各级政府、地方文化机构、宣传机构以及非物质文化的专家进行协同合作，要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力量，最大程度的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从而有效提升整个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认识。

结束语

我国具有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有着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当前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危、衰退，甚至存在消失的危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曹伟伟.浅谈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D].合肥：安徽大学，2014.

[2] 于思文.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策略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4

[3] 史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析[J]. 大众文艺，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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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少数民族曲艺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大瑰宝，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其保护和传承对于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2006～2015年间，我国对少数民族曲艺的保护做出了一些努力，建立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出版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举办了多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活动。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如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类曲艺项目偏少且集中于部分少数民族、传承人面临年龄老化后继无人且男女比例差别大、演艺团体匮乏、观众群体少等。在今后少数民族曲艺的发展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曲艺项目的挖掘、申报与管理，出台措施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合理利用生产性保护及数字化保护，促进少数民族曲艺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

少数民族曲艺;非遗名录;传承人

曲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别之一。曲艺是中华民族民间说唱艺术的总称，是一种以“说唱”为表现形式来叙述故事的表演艺术形式。我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55个少数民族同样也创造了属于其民族的独特曲艺艺术形式。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曲艺艺术宝库具有重要意义。

一、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少数民族曲艺承载了少数民族的独特艺术魅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曲艺艺术素材，而且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艺术文化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因此，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艺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曲艺具有独特的艺术文化价值

曲艺，又称“说唱”艺术，是我国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曲艺主要依靠“说唱”这种形式来叙述故事，简练而生动，为人们喜闻乐见。少数民族曲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民族性，最鲜明的艺术特征也在于它的民族性。少数民族曲艺主要流布于少数民族地区并且采用民族语言(方言)或多种语言(方言)来“说唱”故事，这也是与汉族曲艺艺术最主要的区别。有些少数民族曲艺曲目在语言上体现了鲜明的交融性，即在说唱表演中融汇了汉语及民族语或方言。比如以满族为主创造的“子弟书”便有采用满语、汉语交叉表演的历史。现今，在汉蒙杂居地区仍有“乌力格尔”蒙古族艺人可以同时夹杂汉语进行表演。在塑造说唱故事的主人公上，对于同样一个英雄人物在不同民族都打上了各个民族的鲜明文化烙印，体现了各民族曲艺文化的相互贯通与交流。比如武松这一人物形象是汉族曲种中的鲜明形象，然而这一人物形象不仅在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说唱故事中有所反映，而且在蒙古族的“乌力格尔”说唱故事中也有体现。

(二)少数民族曲艺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少数民族曲艺的另一重要文化价值在于它的历史研究价值。曲艺主要依靠艺人的口头说唱来传承，少数民族曲艺同样也是依靠口头说唱这种形式来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的这种传承方式使其保留了较多的曲艺艺术的原始形态，也为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可资观照的范本，因此少数民族曲艺也被称作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比如被称为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即通过藏族(“岭仲”)、蒙古族(“陶力”)及柯尔克孜族(“柯尔克孜达斯坦”)这三个少数民族曲艺艺人的不同说唱形式传承下来，成为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形式。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通过少数民族曲艺艺人的加工创造得以长久地保留下来，填补了没有文献记载时期的历史空白，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曲艺史及少数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历史参照范本。

二、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名录保护与传承人传承现状

(一)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名录保护现状

2006～2015年间，国务院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课题组认定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主要依据:一是以少数民族名称命名的曲艺项目，如达斡尔族乌钦、傣族章哈等;二是曲艺项目中未提及民族而所属民族明确的曲艺项目，如乌力格尔、好来宝等;三是为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共有的综合性曲艺项目，如新疆曲子，为汉、回、锡伯等民族所共有，也视为少数民族曲艺项目。根据本课题的认定方法，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共计21项，其中正式名录中17项，扩展名录中1项。

1．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从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2．各少数民族非遗项目数量分配相对均匀

在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在各主要少数民族中分布相对均匀。

3．非遗项目分布省份集中在民族地区

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所在省份多为民族地区。

(二)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传承现状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者，而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则是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习者和承载者。2006～2015年间，目前共有24位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

1．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数量及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根据文化部已公示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统计结果显示，少数民族曲艺类传承人在经历了从无到有后，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见表2)同时，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所占当前批次曲艺类非遗传承人的比重也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

2．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老龄化且性别差距较大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大部分年龄偏大。总体来看，在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1920后共计2人，1930后共计7人，1940后共计7人，1950后共计4人，1960后共计4人。且在这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第二批少数民族曲艺非遗传承人中，男性占绝大多数，而在第三批和第四批中，女性占多数，并且呈现上升趋势。

3．少数民族传承人传承的并非都是少数民族非遗项目

一般来说，汉族传承人传承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少数民族传承人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然而，这种情况也并非绝对。在数据统计中显示，有4位少数民族传承人对应的传承项目为相声、北京评书、四川扬琴，而这三个非遗项目为汉族曲艺项目，这样就出现了传承人所属民族与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不对应的特殊情况。

三、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006年至2015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承中不断地繁荣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如四级曲艺类非遗名录体系建立、各类曲艺类学术研究成果丰富、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活动开展、曲艺院校及专业逐渐建立，这些曲艺保护及传承工作都促进了少数民族曲艺的繁荣发展等。少数民族曲艺的保护及传承工作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传承与发展中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和问题亟需解决，而探寻出合理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曲艺文化发展的路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关键点。

1．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少、分布民族不均

目前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选及认定是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据统计，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仅占21项。综合看来，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在十大项目分类中所占的整体比重较小，在当批次曲艺项目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小。而且，每批次的项目数量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扩展项目只有第一批扩展名录中有曲艺项目。在民族的分布上，全国55个少数民族只有蒙古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傣族、哈萨克族、布依族、土家族、苗族、朝鲜族等12个少数民族有国家级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造成问题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一是其他少数民族根本就没有更多的曲艺项目;二是其他少数民族也存在着不少比较有特色的曲艺项目，但当地人缺乏保护及开发意识而未申报;三是当地政府及人们重视项目的申报，而没有重视项目申报的方式方法最终导致申报失败。这三种原因中，第一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较小，另外两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较大。

2．传承人老龄化严重、男女比例差别大

根据项目组统计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表2)结果显示，在这24位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中，1920年、1930年以后出生的老年人占多数，中年人只有7人，青年人则没有。显然，少数民族曲艺非遗项目传承人正面临老龄化严重、后继乏人的困境，严重制约了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的传承和发扬。就传承人性别来看，每一批次中男女性别比差别都比较大。这种结果可能受到了跟某些地区或民族“传男不传女、传女不外嫁”的传统观念的约束。

3．演艺团体匮乏制约曲艺的创新传承

目前，国内曲艺演艺团体并不少，如合肥演艺公司曲艺团、无锡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曲艺团、自贡市歌舞曲艺演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曲艺分公司、济南明湖居演艺有限公司等等，然而专门的少数民族曲艺演艺团体却很少。内蒙古民族曲艺团是少数民族曲艺团的重要代表，主要表演蒙古族特色曲艺项目，为边疆地区、国内其他地区乃至国际上演绎了淳朴的民族风情，然而像这样的团体目前还比较少。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属于表演性非常强的项目，而演艺团(公司)的匮乏严重制约着少数民族曲艺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的创新传承。

4．观众群体少制约曲艺演出市场的扩展

当代社会，娱乐方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观众大多选择去看电视、看电影、看演唱会、玩游戏、K歌等方式来缓解压力，而很少有观众能静下心来去演艺场馆观看曲艺节目演出。就是在民族地区，人们更多的选择是接触现代化的一些娱乐方式而不是去观看少数民族曲艺的表演。快餐式的娱乐方式比起传统曲艺表演对当代人们有着更多的吸引力。再者，少数民族曲艺多数是使用民族语言或方言来演唱，城市中的年轻人更是难以理解，这也影响了少数民族曲艺的演出市场。

四、促进少数民族曲艺繁荣发展的主要路径

1．各地区及民族应加强对非遗项目的申报与管理

如前所述，少数民族曲艺项目数量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曲艺项目在55个少数民族中分布不均。因此，少数民族聚居的各地区、各民族应该对本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的申报引起高度的重视。首先，增强对优秀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意识。其次，积极向县、市、省、国家申报本民族本地区的优秀曲艺项目。在申报名录项目的同时，不管是单个项目申报还是多项目“捆绑”申报，都要注意保存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的文化生态完整性，不能出现为求申报而破坏其完整性的情况。最后，加强对入选非遗名录项目的管理。对于那些已经入围非遗名录的曲艺项目，相关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曲艺项目保护、传承的监督与管理，切实保障曲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2．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并积极培养传习生

以前少数民族曲艺的传承方式大多为家传或师传，学得一技之长作为谋生的手段。而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谋生之路多样，很多得到家传或师传的传习人不愿意继续从事曲艺表演而另寻出路，更不愿意继续往下一代传授。为了能使优秀的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继续发扬光大，相关部门或单位应该做好传承者的思想工作，使之意识到曲艺传承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其一，各级政府部门定期组织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的研修培训。在培训过程中，不仅要讲授少数民族曲艺文化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而且还应传授现代教育思想，打破传承人的男女性别偏见。其二，各相关院校积极与传承人配合，积极培养传习生。目前，已有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曲艺专业，也有一些中小学将曲艺引进了课堂，这样能更好地培养新一代的传习生，使年青一代更好的将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下去。

3．加强对少数民族曲艺的生产性保护

所谓少数民族曲艺生产性保护，即在保持少数民族曲艺非遗的整体性、原生性、传承性的前提下，通过借助生产、销售等手段从而将曲艺文化资源转化为曲艺文化产品的一种保护方式。文化部部长也提倡“深化生产性保护”，认为生产性保护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①①。曲艺本身是一种“说唱”艺术，表演性很强，加之少数民族曲艺带有的民族风情、民族特色，少数民族曲艺走向演艺市场对于少数民族曲艺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少数民族曲艺文化资源在转化为文化产品，走向演艺市场的同时，一定要注重保持少数民族曲艺本身的原真性与整体性，注重传统曲艺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市场效益而使之“变味”。

4．合理数字化保护扩大演艺市场的观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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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游志能 陈小华 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系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一我国现行传统知识保护法律制度

我国作为最早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自1993年12月29日该公约生效以来，在公约履行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相关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等。但遗憾的是，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生物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保护问题并没有进行专门立法，甚至没有针对性的条款来促进此类资源的有效保护，致使这两个问题在我国至今仍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2004年，我国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由此正式开始实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务院于2008年6月5日批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在专项任务第6项(特定领域知识产权)提出:“完善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制度，防止遗传资源流失和无序利用。协调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构建合理的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益分享机制。保障遗传资源提供者知情同意权。”“建立健全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扶持传统知识的整理和传承，促进传统知识发展。完善传统医药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和利用协调机制，加强对传统工艺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加强民间文艺保护，促进民间文艺发展。深入发掘民间文艺作品，建立民间文艺保存人与后续创作人之间合理分享利益的机制，维护相关个人、群体的合法权益。”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经过数年的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终于在2011年通过，并于2011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学者认为:“传统医药，是指我国各民族传统用于预防、治疗和保健的天然药物以及加工、应用这些药物防病治病的系统理论知识或经验知识，包括中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中医药学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传统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主流医学。民族医药学是指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学，包括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壮医学、瑶医学、彝医学、侗医学、土家族医学、朝鲜族医学、回医学等各民族医药。”［2］9可以看出，该条文的用意是明确和加强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该法第44条第2款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有学者认为:“传统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既要采取措施扶持传统医药事业发展，又要加强对传统医药的规范化管理。2003年4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2］131通过查阅《中医药条例》就会发现，该条例从中医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中医药教育与科研、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几个方面对保障和促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做了规定。条例中涉及传统医药知识转让的条款仅有第24条，该条规定:“国家支持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重大中医药科研成果的推广、转让、对外交流，中外合作研究中医药技术，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批准，防止重大中医药资源流失。属于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中医药科研成果，确需转让、对外交流的，应当符合有关保守国家秘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重大工程项目”指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大医学科学技术工程;“属于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中医药科研成果”则需相关部门根据《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加以认定。对此二者加以详细说明，是为了表明《中医药条例》对传统医药知识保护上的严重不足。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几个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对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该方面的工作能够在此基础上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该法中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可能会严重制约该法更好地发挥效益。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制度存在漏洞，可能导致法律冲突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存在法律漏洞，可能与其后的相关立法产生法律冲突。问题在于该条已经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实际上指向的《中医药条例》涉及传统医药知识保护的内容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现实情况对它的要求。那么，在对生物遗产资源流失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时，要不要对传统医药知识保护进行相应规定?如果在对生物遗产资源流失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时不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进行立法，则《中医药条例》亟需修改，原因已经在前一段说明。如果在对生物遗产资源流失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时一并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进行立法，则可能会导致二法在管辖权上的冲突。当然，我们可以借鉴国际法的立法经验，既然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是需要分别授权的，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保护范围，将传统知识都纳入该法的管辖范围。对生物遗传资源进行专门立法的时候，如有需要，可以就与生物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进行专门立法。以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避开法律冲突的问题。进一步而言，虽然从立法技术上可以对二者进行分别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导致发生相互掣肘的情况。(二)立法理念滞后，难以适应实际需要笔者这里所说的立法理念滞后，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仅有的境外机构违法责任条款过于简单、严重滞后;另一方面是指我国在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的专门立法严重滞后。该法第41条规定:“境外组织违反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及调查中取得的实物、资料;情节严重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本条所说的第15条对境外组织和个人在我国境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传调查应该经相关部门批准，调查结束后应该向相关部门提交调查报告和调查所得资料的复印件，应该与国内相关机构进行合作研究。这里要关注的是它仅针对违法调查做了规定，管理的范围过于狭窄。此外，它的责任也太轻。综合比较相关的国际立法，采用较多的是根据获利情况处以相应的倍数罚款。该条文采用的定额罚款，立法技术上存在一定缺陷。另一方面，我国在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的专门立法严重滞后。我国自1993年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在履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建立种质基因库、自然保护区、加强立法、加强国际合作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遗憾的是，在最重要的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这两个重要问题上却始终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文件，让这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种局面与中国当前生物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流失严重的现状格格不入，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加强该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深度。(三)惠益分享机制缺乏，难以调动各方积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30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一)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二)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三)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四)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该条是整部法律中唯一直接涉及利益相关者的经费支持的条文。但是，该条文给人的感觉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立法语言，生命力竟然是如此强大。其实，这或许也是立法者所面临的困境，那就是如何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处理好惠益分享这一大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特别是民间文艺、技艺传承方面设置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为他们的知识、文艺、技艺传承和交流提供一定的条件支持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但是，毋庸讳言，该制度仍然有一个严重的硬伤，那就是可操作性有欠缺。政府部门按照什么方式、什么比例给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呢?这是我国此类立法文本一直不愿意正面面对的问题。如果投入不足，则可能会产生如该法第31条所说的代表性传承人转行的问题。传统知识的保护不能满足他们对生活的基本需要，则他们很可能会选择转行。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首先应该考虑如何把蛋糕做大，设法增强项目的向心力，吸引他们重新回归到该行业中来;而不是首先考虑对他们的资格进行重新认定，甚至取消他们的资格呢?进一步而言，在相关项目产生效益之后，这些效益应该如何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实现惠益分享呢?这也是我国相关立法中必须勇于直面的问题，对此已经有学者做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和探讨［3］。笔者认为，只有让代表性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获得一些切实的收益，才能有效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形成良性循环。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实现惠益分享，最终做大做强传统知识保护产业。传统知识保护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加强引导，也需要学者加强研究，更需要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加强相关问题的专门立法，将有力地促进该方面的保护力度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对加强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只要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正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加以积极的改进，我们的传统知识保护法律制度一定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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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学生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和智慧的结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是捍卫国家文化和维护国民文化身份的基本依据。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发展我国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作为一国的高等人才，是社会文化传承的优秀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应该在保护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界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展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各社区、各群体为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为应对他们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也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由此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二是表演艺术；三是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手工艺。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分析及保护原则

2.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要做到正确认识并科学保护非遗，前提是必须了解其特征，一般认为有下述五大特征。

2.1.1无形性。

非遗是依赖于人的思维的存在，是无形的、抽象的文化思维，并会随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如风俗、仪式、表演技艺等，所以究其本质，它是无形的。因此，一方面它无形可感，而不像物质文化遗产那样是有形可感的物质，另一方面它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而不像物质文化遗产那样具有稳定性。可见，非遗在传承上的特点必然是通过人的活动进行，而不能是通过物。

2.1.2多元性。

《公约》里关于非遗概念的界定和其所包含的五方面内容等，都表明非遗具有多元性，形式丰富灵活，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同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乃至在不同的传承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形态都是各不相同的，这是非遗的魅力所在。

2.1.3活态性。

非遗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种活的文化。它们的文化内涵不是通过物，而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并传达给受众。这种“活态”充分表现在非遗的口头传说和表述中，也体现在风俗礼仪、表演艺术和传统工艺技能等遗产中。

2.1.4传承性。

非遗具有被人类群体或个体一代代享用、继承或发展的性质，它的传承也是无形的、抽象的，是一种人类对精神文化的传承，传承的载体与对象是分离的，通过人与人的精神交流来传承，如观念传递、口述、身体示范等形式。非遗是活态的人类文明遗产，是人类不断创新和叠加的历史文化记忆。所以，对这类遗产就不能只用博物馆法静态记录和保存，而应该用切合遗产发展和更新规律的动态方法与时俱进地传承和发展。

2.1.5社会性。

非遗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是人类的认知力、创造力和群体认同力的集中体现。非遗产生和传承直接表现在人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性具有过程性特点，是人类实践过程的展现。

2.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原则

非遗是人类的特殊遗产，其保护要根据对其特征的认知，遵循一定的原则。

2.2.1原真性原则。

我们要保护的是原生的、真实的、本来的历史风貌，不能扭曲或遗漏，要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因为在实际操作中，非遗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外力造成的损毁或缺乏科学的保护技术，而是人们思想的偏差，如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或者政绩而使用一些错误的做法，导致造假或过度开发，就像现下泛滥的“伪民俗”等。坚持本真性原则可以帮助人们树立对非遗价值的正确认识，继而有效地防止“伪民俗”、“伪遗产”等占用宝贵的保护资源。

2.2.2活态保护原则。

不能把非遗从它所处的环境中单独分离出来保护，比如改变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或是使传承人离开他所处的原生环境，我们要让其在原生环境下继续生存发展，要为非遗特别是传承人营造一个更宽松也更适合其成长的生态环境。

2.2.3以人为本原则。

非遗因其“无形”，所以对它的保护，首先是对其传承者的保护；同时也离不开创造和传承这一遗产的群体对它的保护。《公约》明确指出，要“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这种保护是全社会的、经常性的，必须通过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认识到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另外，还要加强科研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努力完善相关理论，提高保护技能。

3.大学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3.1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现状及局限

高校是进行高等教育的主要阵地，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创新的重要平台。高校本应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头羊的作用，研究非遗文化，提高保护技能，培养从事非遗保护的人才。但是到目前为止，高校尚未认识到这个责任的重大意义，因此未对大学生的非遗教育给予应有的重视。

从高校专业设置来看，与非遗保护相关的专业没有纳入现行的本专科教育体系。从课程设置来看，高校很少开设非遗教育类课程，即使少数开设此类课程的高校，一般也是作为选修课，由于没有科学的教学目标和方法，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从师资队伍来看，由于非遗保护没有作为一个学科固定下来，高校没有相关专业开设和高级人才的培养，因此专业从事非遗教学和研究的师资严重不足；即使有教师愿意研究，也因它是属于冷门、偏门，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故而对引起并提高教师的研究积极性是极为不利的。从课堂外教育来看，如果没有系统的专业和课程教育，那么利用学生活动的方式让更多大学生认识并了解非遗及其保护的知识将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渠道，但事实上很少有高校组织与非遗保护有关的学生活动，就算有此类活动，也缺乏一个长效机制把活动固定下来，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3.2大学生参与非遗保护的意义

3.2.1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文化自觉。

大学生应该是全面发展和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的群体，其别不能缺乏人文素质的培养，而非遗教育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非遗内涵丰富，包含广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包含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含着我们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等，对于大学生人格修养的形成、审美能力的培养、文化品位的提高和人文素质的增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2.2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提高爱国热情。

非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高校应充分利用非遗方面的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鼓励大学生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提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2.3培育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实践能力。

非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并传承下来的，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非遗文化本身也体现着一种创造力。学习非遗知识能帮助大学生扩大知识面，开阔视野，提高能力，从而做到厚积薄发。创新源于知识的继承和积累，故而非遗知识的学习对于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是有帮助的。

3.3大学生参与非遗保护的方法

3.3.1组建相关学生社团。

学生社团是目前情况下学生参与非遗保护的重要形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高校应积极创办相关社团，并给予其师资、财力等方面的支持，组织培养大批学生参与到保护非遗的大军中。这样既有利于非遗的保护，又能带给学生高质量的课余生活。比如常州某学院成立忆江南文化社，其主要活动之一就是研究常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社团组织学生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接触，亲身到现场体验非遗的魅力，并在大学生中进行非遗知识宣传。

3.3.2在校园内进行宣传。

高校校园是一个很好的宣传阵地，可以在校园内加强宣传，让更多大学生了解非遗知识，更热爱本民族传统文化，形成文化自觉，积极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成为保护非遗的生力军。校园宣传的常规方式是使用海报、校园网、校报校刊等，还可以邀请专家举办相关讲座，或者举办专题展览，展览时甚至可以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校园进行现场展示，还有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可以到高校开课进行技艺传授。比如常州某职业技术学院就举办过此类展览，展示非遗的相关知识内容和学生的调研成果，图文并茂，在现场还准备了传统技艺类的非遗项目的体验，宣传效果显著。学院还举办了常州非遗保护的专题讲座，邀请了虎头鞋传承人来校传授学生传统的虎头鞋制作技艺，宣传效果显著。

同一地区的高校之间也可以加强校际交流，成立校际的非遗保护工作的专门组织，比如学生非遗社团联合会等，组织学生定期交流，共享研究成果，举办沙龙、辩论会或比赛，在交流中进一步增强对非遗的认识。比如常州市的非遗博物馆设立在常州大学图书馆内，供市民免费参观，常州各大高校相关社团就可以此为活动基地，积极开展校际交流与合作。也可以联合各校的力量，在常州市高校内举办非遗知识巡展，或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相关宣传工作。

3.3.3面向社会进行宣传。

大学生要尽己所能，走出校园，面向全社会大力宣传非遗知识，可以依靠自身的科技文化优势，用现代的方式保护和发展。可以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把非遗保护和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比如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生可以建设专门的网站进行宣传；经济类专业和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可以把某些非遗项目开发成商品进行市场化推广，利用市场的力量让非遗项目发扬光大；传媒类专业的学生可以把非遗项目摄制记录下来，也可以举办相关的微电影比赛等，帮助非遗资料的发掘和保存；食品类专业的学生可以帮助某些非遗传统技艺类产品进行改进和推广；文学类专业的学生可以撰写相关文学作品，等等。

3.3.4与学生实践相联系。

高校可以建议学生选择非遗保护类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或由学校出面牵头组织一批学生进行这个项目的实践。学生可以对学校所在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考察，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当地文化。也可以回自己家乡进行实践，了解家乡的非遗项目及保护现状，深入发掘各地区尚未被发现的非遗资源，最后撰写暑期社会实践调研报告或论文等。一旦形成长效机制，大学生的参与就可以成为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非遗普查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减轻政府负担，更好地普及非遗知识。

高校还可以把非遗知识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传统文化等现有课程，使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有机地结合，学生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更系统更深入地了解非遗。

综上所述，在充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基础上，大学生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积极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去，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最适当的传承，保护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文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2]康保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刘魁立，张旭.非物质文化遗产精要[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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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

关于农业文化遗产（或更为宽泛的“农业遗产”的概念），我国著名农业历史学家石声汉先生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包括来自于现代农业的农药、化肥、机械等以外的有关农业的所有要素；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指已经逐渐淡出农业生产过程的农业要素。

我们的理解是：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指人类在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各种技术与知识集成，主要包括农业遗址、农业工具、农业文献、农业民俗、农业技术、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品牌、农业村落等10种类型。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指历史时期创造并延续至今、人与自然协调、包括技术与知识体系在内的农业生产系统，特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推进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与农业部推进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下，于2002年发起的一个大型项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该项目将努力促进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对当地农民和少数民族关于自然和环境的传统知识和管理经验更好地认识，并运用这些知识和经验来应对当展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振兴和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

按照FAO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表述，这些农业生产系统是农、林、牧、渔复合系统，是植物、动物、人类与景观在特殊环境下共同适应与共同进化的系统，是通过高度适应的社会与文化实践和机制进行管理的系统，是能够为当地提供食物与生计安全和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系统，是在地区、国家和国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的系统，同时也是面临着威胁的系统。

我国是最早响应和积极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之一。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部、中国科学院积极支持，有关地方政府积极配合，不同学科的专家和遗产地人民积极参与，在示范点选择与推荐、保护利用探索与经验推广、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

2012年3月，农业部正式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工作。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的农业生产系统，这些系统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等，对我国农业文化传承、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功能拓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根据这一定义，主要包括小规模庭院经济型、特殊遗传资源保护型、多个物种互利共生型、景观生态结构优化型、水土资源持续利用型等不同类型。

2. 农业文化遗产的特点

（1）活态性：这类农业文化遗产是有人参与、至今仍在使用、具有较强的生产与生态功能的农业生产系统，系统地直接生产产品和间接生态与文化服务依然是农民生计保障和乡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2）动态性：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以及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所表现出的系统稳定基础上的结构与功能的调整。

（3）适应性：指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所表现出的系统稳定基础上的协同进化，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智慧。

（4）复合性：这类遗产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农业知识和技术，还包括那些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以及独特的农业生物资源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体现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合特点。

（5）战略性：这类农业文化遗产对于应对全球化和全球变化带来的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有效缓解贫困，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6）多功能性：这类遗产具有多样化的农产品和巨大的生态与文化价值，充分体现出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科学研究等多种功能。

（7）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对于极端自然条件的适应、居民生计安全的维持和社区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8）濒危性：指由于政策与技术原因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所造成的系统不可逆变化，表现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丧失、传统农业技术和知识体系的消失、农业生态系统的破坏。

二、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研价值和示范价值等， 这些价值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多样性。充分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多种价值， 可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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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天津市传统武术保护传承优势与成绩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5）01-0004-03天津是具有6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地处渤海之滨，为古代燕赵之地，传统武术文化资源丰富、历史积淀深厚。天津又为近代武林宗师霍元甲的故乡，民风淳朴、行侠好义，群众性练武活动蔚然成风，名家辈出。众多的武术拳种在天津发展传承，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众多的津门武术流派和武术社团组织，成为津味十足的民族传统体育标志性文化。解放后传统体育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曾于1953年在天津举行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天津有许多著名拳师参加比赛并获得名次，为天津争得了荣誉。近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在市委领导下，我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定工作取得进展。天津市在2005年我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总体精神下，进行了非遗保护的实质性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么，目前保护传承的状况如何？有哪些优势和成绩是文章将要阐述和分析的，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天津市传统武术传承发展研究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对天津市传统武术传承发展策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1 成立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机构和专家委员会天津市委、市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天津市文化局直接领导下，做了较为大量的工作：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06年19日在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正式挂牌成立，成为了领导天津市非遗具体保护工作之机构，正式担负起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发掘、整理、保护、申报等工作；成立了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联席会}义和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拥有了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非遗保护队伍，标志着全市非遗保护工作有了自己的指挥部。近年来，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对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进行了抢救和保护，有效地保护了天津市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促进了文化传承。

2 初步形成市、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方针指导下，我市逐步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类项目中的第6项。而在第6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中“传统武术”是其重要内容。为使天津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化，持续性进行，除建立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外，同时向国家推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项目。各区、县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由于我市是直辖市，相当于省级，因此，初步形成了国家+直辖市+各区县的三级保护体系。

3 进行武术非遗保护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审确定工作。

在天津市文化局和非遗中心直接领导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定工作取得进展。2007年经专家评审、天津市市政府批准、公布列入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30项，在非遗第6项“杂技与竞技”中传统武术有5项：他们分别是回族重刀武术（红桥区）、拦手门武术（河东区）、霍氏练手拳（西青区）、北仓少练老会（北辰区）、北少林武术（蓟县）。其中回族重刀武术（传承人曹仕杰）和拦手门武术经申报，文化部分别于2006和201 1年批准并公布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经专家评审，天津市市政府批准公布列入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0项，在非遗第六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9项中，传统武术占4项，分别是无极拳（东丽区）、鲍式八极拳（北辰区）、李式太极拳（武清区）、独流通背拳（静海县）。2013年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49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中传统武术共7项，他们分别是功力门武术（红桥区）、傅式形意拳（宁河县）、太祖长拳（天津体育学院）、王秦庄少林功力拳（北辰区）、五行通臂拳（南开区、武清区）、赵堡太极拳（北辰区）、银炭导引养生功（红桥区）。迄今为止，列入天津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武术项目共计11项。列入同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3项。天津市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武术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和天津市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武术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详细信息见（见表l、表2）。

4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武术其他保护工作在天津市文化局的直接领导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除了进行了武术非遗保护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审确定工作外，还进行了较为大量的其他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如非遗专家讲课、非遗进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字化信息登录工作、非遗专题片的录制工作、媒体的宣传工作，如天津日报非遗板块、还建立了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等等，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天津传统武术的内容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5 天津非遗博物馆成立，天津传统武术涵盖其中坐落在天津庄王府内的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经过精心筹备正式建成，于2010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展示天津市“非遗”普查与保护成果的基地。展馆共7个展厅，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保护的10个项目类别设立。包含了当时公布的本市1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5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观众漫步展厅，看着那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录像、一件件实物，“京剧大码头”“评剧发祥地之一”“北方曲艺之乡”等天津的文化标志清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杨柳青木版年画、泥人张彩塑、魏记风筝、刻砖、木雕、剪纸等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以及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间文学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的天津非遗内容涵盖其中、天津传统武术的悠久历史、丰富资源展现在世人面前，唤醒渐趋沉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增强人们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历史责任感，提高了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

6 霍元甲纪念馆建立，国际精武体育会寻根天津是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家乡，霍元甲1910年创办精武体育会于上海、后分会遍布世界，以体，智，德三育为宗旨，倡导和发扬爱同，修身，正义和助人的精武精神是一宗巨大的精神财富。作为天津市非遗保护和2010年天津市文化旅游产业重大项目之一，总投资2亿元的天津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中华武林园――霍元甲纪念馆建成并对外开放。霍元甲纪念馆的建成对迷踪艺的继承和津门武术文化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了纪念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同武术家霍元甲逝世100周年及霍元甲创建的“精武体育会”成立100周年，2010年11月13日，来自12个国家39个精武体育会的代表，聚会霍元甲的故乡一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中华武林同，寻根溯源，弘扬中华武术。

7 北少林寺得以复建，利于少林武术文化传播天津蓟县北少林寺是禅宗主庭少林寺的主要寺院，北少林武术是少林武术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寺地处蓟县盘山，始建于魏晋。寺院僧人习少林武术，后经演变发展为北少林武术，距今有700年的历史，后商仕芝将所学少林武术发扬光大，至今200余年，商门武术为北少林武术之代表，目前已传至7代。为推动北少林寺重修工作，天津宗教局对此高度重视，目前正在复建之中。北少林寺的复建既可以扩大北少林寺的影响，无疑有利于少林武术文化的传播。

8 天津市传统武术团体组织、习武站点和馆、校、社的建立。

天津市武术运动协会成立于1984年。在体育局领导下负责本市群众武术工作。绝大部分区、县也都先后成立了武术运动协会分会，并领导本区、县的武术工作。调研显示，2006年至2013年间，天津市市级单项拳种研究会经申报由市武术协会批准成立的有：陈氏太极拳研究会、杨氏太极拳研究会、孙氏太极拳研究会、吴氏太极拳研究会、武氏太极拳研究会、八极拳研究会、拦手拳研究会、五行通臂拳研究会、程派高式八卦掌研究会、无极武术研究会、形意拳研究会、迷踪拳研究会等12个市级单项拳种研究会。之后在区、县也成立了部分基层单项拳种研究会，如：天津市北辰区八极拳武术协会、西青邓店开门八极拳研究会等武术组织。单项拳种研究会的成立，对于保护、传承、研究某一拳种，并进行各门派之间的相互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我市还有吴钟八极拳研究会天津文山拳社、武当研究会天津分会等组织。在基层武协或单项拳种研究会组织下，武术、太极拳辅导站、点纷纷建立，他是一种群众性很强的习武锻炼的组织形式。新千年前后，主要以通过教学、培训、参加表演、比赛等活动指导群众参与武术健身等为目的武术馆、武术学校、武术社、武术培训中心、武术俱乐部相继成立，分布在天津市市区及各区、县。这些传统武术团体组织和武术馆、校、社的建立，无疑对天津传统武术的保护和传承，特别是活态的传承起到了促进作用。

9 天津市传统武术竞赛活动的开展在群众性练武活动的基础上举行的传统武术竞赛活动，是民间群众性传统武术练武活动的延深和提高，也是非遗传统武术保护传承乃至于汇报和展示的平台，是对群众性练武活动成果的检阅。因此，传统武术竞赛活动是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民间传统武术的保护传承和开展得如何，往往从传统武术竞赛活动中折射出来。白2008年以来至目前举办了三次，即2008天津市首届传统武术大赛（在南开大学举行）、2009年天津市“双街镇”杯传统武术大赛，以及2011天津市“双街镇”杯传统武术大赛（在北辰区举行）。参赛队员主要来自本市各区、县武术协会、各单项研究会、武术馆、社、俱乐部、部分高校学生等。天津市传统武术大赛对天津市传统武术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得天津市传统武术的发展有了一定的改观。

10天津市部分传统武术进学校进社区我市部分国家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术项目进学校，进社区。结合中小学健康、快乐、运动、发展的办学理念，进入部分小学和中学发挥其教育功能，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鲍氏八极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拦手门武术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如鲍氏八极拳成为双街模范小学校本课程，并作为体育必修课的一项内容进入天津市92中学。并为适应中小学生和初学者演练，编排简化套路以利普及推广，并注重教练武术技能的同时注重武德教育。拦手门武术首次进入春华街长康里社区活动站，对青少年传授武术。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推进了非遗传统武术的保护和传承。学生们在参与了有意义的健身活动的同时了解体悟了传统武术文化，提升了自身素质。

11 结语

综上所述，天津市传统武术文化资源丰富，历史积淀深厚，天津民风淳朴、行侠好义，素有习武之风，名家辈出。加之天津非遗博物馆的建成并对外开放，以及霍元甲纪念馆建立，北少林寺复建，有历史悠久的北少林武术，拦手门武术，少练老会等诸多武术流派、社团组织是天津地区优秀文化遗存。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武术保护工作成果明显，成立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机构市非遗中心成立和非遗专家委员会、初步形成市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进行了武术国家级、市级非遗保护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审确定工作，对于津门传统武术文化抢救保护传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2005 ）18号.

[2]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C].天津市人民政府文件津政发[2007]38号.

[3]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项目名录的通知[C].天津市人民政府文件津政发[2009]47号.

[4]天津市非遗保护中心成立[N].渤海早报，2009-01-22.[5]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Analysis of Advantages and Achievements of Traditional Wushuls Heritage Protection in Tianjin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篇7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inks the enterprise culture is an ongoing "genetic-variation-choice-keep" spiral process， enterprise culture evolution and enterprise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objectives are in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From this conclusion， combined with many influence factors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enterprise， and makes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corporate culture construction.

关键词： 演化经济学；企业文化；创新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s；corporate culture；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1-0121-02

0 引言

企业文化是企业巨大的内在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从管理学角度来讲，企业文化是被企业成员广泛认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群体意识的总称。企业文化、组织学习是企业在快速变化的行业和竞争环境下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和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将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文化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并针对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1 演化经济学基本概念及其理论概述

演化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它是利用生物学隐喻和演化思想从动态方面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演变规律的学科，是一门研究生成的学科。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析框架及认识论和方法论与主流经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三种机制（遗传、变异和选择）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以及自然选择机制运用到经济学当中，认为在经济学中，旧的模式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被复制遗传下来，也会根据环境的变化发生不断地变异，不能适应环境的旧模式将会被淘汰，新模式不断产生。第二，演化经济学强调惯例和创新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创新是核心，新奇是人类创造性的产物，新奇一旦被人们所发现和采纳，就被称为创新，创新被不断地学习和模仿，形成知识的外溢，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促使新的创新的形成。企业是以日常惯例为基础的，每个企业的惯例都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这些惯例的差异性成为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企业的惯例在一定时期内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异。第三，遵循满意原则，强调时间、历史等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演化经济学接受满意假说，对新奇的搜索遵循满意原则。并认为新奇随时间的流逝产生和到来，历史对社会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2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的演化分析

2．1 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自发形成的一种价值观体系，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企业文化的创新。创新对经济体系的内生变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经济体系不断前进的动力，创新的产生来自于新奇。

新奇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首先，演化经济学家认为新奇的源泉是个人创造性的心智，个体的经历和已有的知识对新奇的产生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的创造性技能和习得的文化模式也对新奇的创造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创造的动机与两个假设有关，一是满意假设，当主体的抱负水平可变时，他会对现状感到不满，进而会搜寻新的、未知的选择，最后使得新的选择和抱负水平能够相适应。二是假定人们能正面的评价新奇的感受，假若社会环境是赞成和鼓励创新的，将会刺激新奇的产生，使创新变得活跃，即新奇的产生及实施与文化环境的选择相关。这两个假设是互补的。企业文化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内部不断地学习和积累，及企业内部对新奇的搜寻，从而使得企业文化不断向前演化。

2．2 企业文化的遗传、变异和选择 在进化生物学中，基因能够在微观层次上保持相对稳定，能够实现代际传递，又具有变异功能，它是生物进化的基础。在经济体系中找到“基因”隐喻的对等物，对演化经济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企业文化的复制也就是企业文化随着时间的进展能够传播和保持连续性。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企业文化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内外环境的改变过程中累积和自发形成的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受到其所处的文化时代背景、地域、行业特点及企业家的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在企业中主要表现为一些惯例、默认规则、默会知识等一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观念。如果企业按照这些观念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它们就会像生物学中的基因，随着组织的发展被不断的复制和保留下来。

企业文化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它还会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的发生变革，从而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也就是演化经济学所谓的变异。这些变异的动因主要来自创新的产生、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新奇的成功成为创新，创新对企业文化的发展往往是更有利的，进而使得企业文化发生变异。遵循演化经济学满意的原则，当企业文化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时，可能会使得企业的期望抱负与现有水平不相适应，企业就会对创新进行搜寻，直到找到满意的创新，企业文化发生变异，并且可以认为这些变异是拉马克式的。企业文化变异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阻力。

企业文化遗传和变异的过程也是企业文化被选择的过程，最后能够被企业传承的企业文化是内外环境选择的结果。企业文化所面临的外部选择主要有市场环境、人们对现有企业文化及变异的评价，是企业变异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内部的选择大多在于企业自身价值观念体系、企业家价值观指导、企业结构与目标等对企业文化变异的选择。在这一选择过程中，遵循着类似生物界的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只有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利益，适应市场竞争、被企业员工所接受的企业文化变异才能够被选择保留下来。

2．3 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的协同演化 企业在演化过程中并不是孤立发展和演化的，而是和企业结构、技术、目标协同演化的。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往往会导致企业文化的变革，相对应地，企业文化发生变革时也往往需要企业组织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协同演化。企业文化的变异具有路径依赖，企业在技术上的突破是一种创新，对企业文化变异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企业文化变异有利于企业技术的进步。当企业目标发生改变时，会要求企业文化相应的做出调整以有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企业文化的变革也对企业目标提出新的挑战，使得企业目标不断向新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前进。企业在演化过程中，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企业的技术、企业目标的协同演化，使得企业不断壮大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企业文化的演化过程是一个不断“遗传——变异——选择——保留”的螺旋上升的动态演化过程，同时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受到诸多企业内外因素的影响，并且企业文化的演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演化存在协同关系，最终实现企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此，针对企业文化建设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建立良好的鼓励企业文化建设的经济政策环境，提高企业对企业文化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准确地对企业文化进行定位 企业能否在经济政策上得到认可和鼓励对企业文化建设非常重要，国家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认可企业文化建设，对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企业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另外，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要准确定位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并非只是一些表面的礼仪、培训等组织形式。同时注意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做保障，这也是为什么企业文化在中小企业中建设难的重要原因，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切勿好高骛远。

3.2 企业应注意向学习型组织发展 企业演化的动力是创新，创新来自于企业中个体的主观创造性的产物，个人心智模型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创新都与学习相关。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知识是最主要的战略性资源，学习是最重要的过程。企业的学习过程不仅仅是一种适应性学习过程，企业更应该成为学习型组织，以应对除经济体系之外而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学习型组织的学习包括个体的学习、团体的学习和组织的学习三个方面。在学习型组织中，普遍的学习过程，一方面，在企业中具有学习能力的个人在与非人力资本结合的过程中，持续的通过学习企业的默会知识同时与其原来的专业知识、技能相结合，从而有利于创造和发现知识间的新联系，形成新的默会知识，进而有利于企业文化的产生及变异；另一方面，个人将新的默会知识融入到企业惯例当中，促使企业惯例产生新奇要素。在学习型组织中，强调开放、创新和应变，鼓励个人的学习和自我超越，有利于建设共同的愿景和团队的学习，这些对组织文化的建设和变异都是十分有利的，所以说企业要注重学习型组织的建设。

3.3 积极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国内外不乏有企业文化建设成功的经验，这些对国内企业文化建设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只是在模仿借鉴时，要注意和企业的实际相结合，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具有本企业特色合适组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3.4 从动态方面注重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建设，重视企业结构变革、技术更新、目标更新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企业文化建设切忌急功近利，要注重长期的积累和建设。企业的生命周期及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也要求企业文化不断的更新，与时俱进。另外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技术、目标是协同演化的，注重这些方面的发展，会使得企业文化变异步伐的加快。

3.5 企业应注重不断引进新鲜的血液，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和人本管理 同一组织中的人们（尤其是企业文化厚重的企业员工）往往具有类似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得变异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从企业经理人市场组织引进新的优秀人才，有利于新鲜血液的输入，进而有利于组织创新。员工是企业创新的来源，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做好人员配备，注重人本的管理对于企业的创新及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3.6 要注重企业文化的传播与保持 企业文化是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具有整合、适应和导向功能，好的企业文化会使得企业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号召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改造性，使其自身能够更好的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能够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成为其他企业学习和模仿的榜样。所以说好的企业文化应该得到更好的传播，能够更好的保持和流传下来。

参考文献：

[1]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

篇8

[关键词] 高血压; 患病率; 心血管病

[中图分类号] R54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09)27-30-02

高血压病既是一种疾病又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其确切的发病机制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认识,目前对其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环节:①交感神经系统活性亢进;②肾性水钠潴留;③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激活;④细胞膜离子转运异常;⑤胰岛素抵抗等。久病可以引起多系统损害,导致心脏、肾脏、脑、眼等的实质病变和血管病变,并引起脏器功能不全及衰竭。

1 遗传方面

现代医学对高血压病的病因和危险因素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显示,盐敏感者在血压正常人群中的检出率为15%～42%,在高血压人群为28%～74%。不同种族和人群盐敏感性个体的检出率不同,而且血压的盐敏感性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特别是高血压患者[2]。而盐敏感之所以能够导致高血压发生,具体机制仍不清楚,可能与钾和钙的缺乏、交感神经活性改变、胰岛素抵抗等有关[3]。

无论是动物实验还是人群分析,高血压的发生与基因存在密切关系,但仍然有许多争议。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种基因:①与RAAS相关的基因;②与利钠激素相关的基因;③NOS基因;④SA基因;⑤其他如:G蛋白beta3-亚单位基因825T、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醛固酮合成酶C-344T等可以筛选的基因。

2 环境方面

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饮食、营养、气候、地理环境、毒物、吸烟、应激、精神和心理因素等对高血压的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与遗传因素对比,环境因素作为可控因素对高血压病的防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4]。

血清钠水平和血压的关系及利尿剂治疗高血压的机制证明了钠离子在血压中的作用。无论是在动物还是在人体,高盐饮食都已证明能够引起血压升高,其机制主要与血浆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升高、NOS/NO与内皮素-1系统失去平衡等引起血压升高[5]。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高血压病的发病率存在着南(广州)北(北京)差异,除去高盐饮食等因素,寒冷可能起比较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就个体而言,冬季血压值比夏季明显增高。研究发现,血浆纤维蛋白浓度的增加影响了内皮功能,从而导致血压的升高[8],这可能是引起此种差异的原因之一。

吸烟刺激交感神经兴奋,引起心率加快、血压升高。一项对中国北方海域4083名海员的研究显示:吸烟量与高血压患病概率呈显著相关,检验曲线方程拟合度的相关指数为0.9562,说明北方海域海员的吸烟量与高血压患病概率之间存在递增关系[6]。

其对血压影响的机制主要是:

(1)吸烟可致脂类和糖代谢异常,吸烟量与其呈正相关性;

(2)长期吸烟可导致血清E-选择素、可溶性细胞间粘附分子水平上升及血小板P-选择素表达增加,表明内皮细胞和血小板活化与吸烟指数相关;

(3)动脉血管内膜损伤,血浆内皮素水平升高,从而引起血压升高。引起高血压的因素还有很多,如肥胖,药物(避孕药物),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等,其都与其发生发展有关。

3 血管活性物质

血管活性物质在高血压的研究中是个热点,血压的相对稳定和变化是此类物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现在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AS)

在肾素、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作用下生成的AngⅡ可直接使小动脉平滑肌收缩,外周阻力增加;还可使交感神经冲动发放增加;醛固酮分泌增加,体内水钠潴留,最终导致血压升高[7]。虽然其与高血压病的发生发展机制还没明晰,但其在心脏的重构中的重要意义已经受到肯定。

3.2 交感神经系统(SNS)

在外界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引起交感神经兴奋,释放去甲肾上腺素增多,从而引起外周血管阻力增高,血压上升。在这一过程中肾上腺髓质释放肾上腺素也增多,进一步使血管阻力增加。肾脏SNS活性增加,还可使尿钠排泄减少,引起机体钠水潴留[8]。

3.3 氧化氮合酶/一氧化氮(NOS/NO)

NO可以引起血管平滑肌细胞舒张,还可以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在抑制血压升高和心脏及血管重构中起着重要作用。

高血压患者血浆中NO含量降低,一氧化氮合酶(NOS)性下降,而内皮素-1增加,血管平滑肌细胞对舒张因子的反应减弱,对收缩因子的反应增强[9]。NOS的作用是将左旋精氨酸和氧原子合成NO,NOS通过影响NO的生成而发挥调节血压的作用。

3.4 内皮素

内皮素是迄今发现的最强的血管收缩因子。它通过增加细胞内游离钙水平使平滑肌收缩,增加周围血管阻力,引起血压升高;它还可通过激活磷脂酶C,起到有丝分裂原的作用,刺激血管平滑肌细胞内原癌基因表达,增加血管平滑肌细胞的DNA合成,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由此可见,其在高血压的形成和心血管重构中起了很大的毒性作用。

3.5 胰岛素

高血压病患者多伴随高胰岛素血症和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引起高血压的机制可能有:肾小管钠再吸收增加,SNS活性增高,调节离子转运的Na+-K+-ATP酶和Ca2+-ATP酶活性降低等[10]。

4 高血压的主要损害脏器

心脏是高血压最直接损害的脏器,主要表现为左室肥大伴心力衰竭,出现类似扩张型或限制性心肌病的特点,在病理上除表现为心肌肥大外,突出地表现为心肌间质纤维化。心肌间质主要就是Ⅰ型和Ⅲ型胶原,心肌间质纤维化,是Ⅰ、Ⅲ型胶原的堆积,特别是Ⅲ型胶原增多,Ⅰ/Ⅲ比例下降。

Ⅰ、Ⅲ型胶原在空间位置上重新排列,对心脏功能造成的严重影响主要为:

(1)胶原的过度沉积可导致心室壁的硬度增大,心室壁的顺应性降低,心室舒张期不能充分扩张。心肌胶原容积分数从正常的3%～5%上升到8%～12%时,舒张期的应力-应变关系发生改变,虽然收缩功能尚可,但舒张功能已经受损。

(2)影响心肌细胞力的产生和传递。如果间质胶原蛋白增加到一定程度,这无疑会影响心肌的收缩功能,所以严重的心肌纤维化和间质重构可致心肌舒缩功能严重受损,发展到难治性心衰。心肌纤维化不但影响心肌电兴奋而易发生心律失常,而且影响心肌细胞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而发生缺血缺氧或坏死。间质纤维化的发生机制主要与RAAS、心血管活性物质、细胞因子、细胞内Ca2+关系密切,但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胶原系统而最终引起心肌纤维化[9]。

血清Ⅲ型前胶原是近年来发现的与心肌胶原代谢水平密切相关的血清学指标,而心肌胶原代谢水平上升是引起高血压病患者心肌纤维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PcⅢ的检测无创、简便、易行,可用于评估心肌纤维化。PcⅢ在Ⅲ型胶原合成中释放入血液循环,结果导致心肌结构紊乱,顺应性降低,从而影响心室舒缩功能和心脏正常电生理。汤建民报道血清PcⅢ水平与高血压患者心肌胶原合成增强的启动因子有关,能较好的反映与AngII活性增强有关的心肌III胶原合成的增强程度,血清PcⅢ水平是反映高血压患者心肌纤维化的敏感性指标。而心室重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心肌间质纤维化,是Ⅰ、Ⅲ型胶原的堆积,特别是Ⅲ型胶原增多,Ⅰ/Ⅲ比例下降。刘洪霞等报道检测老年高血压患者血清PcⅢ水平对评估高血压的发生、发展过程,使心肌硬度增加,心肌纤维化及心脏功能与心脏彩超对比更有意义。因此抑制血清三型胶原的表达,对阻止和逆转心肌纤维化,改善心脏功能将是有相当重要的临床意义。

5 讨论

高血压病在祖国医学中尚缺乏对应的病名,中医学多把之归属于“头痛”、“眩晕”等疾病范畴。脏腑气机紊乱、气血阴阳失调是高血压的中医学发病机制。而血瘀证在临床中比较常见,高血压病中血瘀证更是无处不在。

现代研究也证明,在高血压病的治疗中运用活血化淤法能够改善血液粘稠度与微循环血液的浓、粘、聚、凝状态,使外周阻力减小,血流动力学平衡得以恢复而使血压下降;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调节血管紧张素Ⅱ与一氧化氮水平(NO)来达到扩张血管、防止内膜增生,从而降低血压的目的。但由于高血压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况且对之的发病机制还未完全明晰,因此在治疗中也有必要运用多种方法。综上,从理论、基础到临床实践多层次研究中医药对高血压病的防治,降低其并发症,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提高其长期疗效,无论是对患者及其家庭和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旭. 从方药统计探讨古代眩晕的证型与组方用药规律[D]. 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06.

[2] 李佳. 同仁牛黄清心丸临床应用[A].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传承创新与发展研讨会专辑[C].2007.

[3] 陈慧,胡锡衷. 福建高血压研究40年[J]. 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2006, 6:90.

[4] 王芸. 健康教育对社区人群高血压KAP干预研究[D]. 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2006.

[5] 刘金彦. 维持性血液透析高血压患者心脏结构和功能变化及相关因素分析[D]. 山东:山东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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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沈若宇. 超声对脉压、冠状静脉、剪切力等特殊血管指标的研究[D]. 西安:第二军医大学,2004.

篇9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讲沪语成为“常态”，沪语成了一门偶尔言用、点缀助兴的“本土外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嘴里也已经听不到标准的上海话，更别谈流利的、漂亮的沪语。上海人整体性失却沪语思维，大量词汇已到了非国语而不能表达的地步。当上海小囡被家长要求说几句上海话权当“表演”时，你听到的大多是发音怪异的“洋泾浜”沪语；如果规定不能夹杂国语，他甚至无法顺利地说出完整句子。

上海人方言能力的滑坡式退化，显然有城市化进程加快、流动人口加剧的因素，但无论如何终究似乎不是一种语言蜕变的正常节奏，一个时期在上海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系统、文广宣传系统被大力推行的“推普”政策，被认为是造成今天沪语在沪被严重边缘化、上海人讲不来上海话窘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幸好上海方言始终还有几块保留地，曲艺作为一种方言艺术，至少未被列入“推普”的清理范畴，一口纯正、柔糯、区分尖团音的上海话逐渐成为滑稽戏、沪剧演员的专利，美妙的“海上乡音”只能在舞台上才有机会欣赏到。

人们对一方语言之于地域文化的意义的认识，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加深。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大声疾呼“救救沪语”，国家的普通话政策也日渐宽松，从原先国语与沪语“有你无我”的对立状态，变成如今“兼容并蓄”的共生关系。于是，对语言影响最为深广的教育、文广等领域，开始有了一系列“拯救”措施，例如沪语广播、电视节目数量的显著增加，城市公交系统沪语播报的引入，以及学校开始允许甚至倡导师生在课间说上海话。

但是，即便如此，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看到“沪语复兴”的成果，显然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更多的方法，上海的曲艺界与教育界已经联手探索一条“艺・校联动”的有益路径――既然沪语失守从幼儿始，那么沪语复兴也当从娃娃抓起。

去年底，由上海市文联作为指导单位，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主办，上海市惠民中学承办的“学语言，从爱曲艺开始”沪语文化教育联盟校长论坛，邀请了曲艺界、教育界、媒体等各方专家、学者汇聚在修葺一新的文艺会堂，畅所欲言，共同探索传承沪语文化的新模式，为沪语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可供复制的经验。

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尤存在论坛上指出，上海市沪语文化教育联盟是社会大力倡导推广沪语文化下应运而生的机构，它把“文”和“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通过沪语文化教育的形式，让孩子们从小接受海派文化的熏陶，提升他们对海派文化的自信。这也是在第十次全国文代会上关于“要增加文化自信，首先要从尊重自己的文化，尊重自己的民族，尊重自己的经典，尊重自己的英雄开始”的讲话精神的具体落实。

沪语保卫战从校园打响

作为沪语艺术最重要的实践者、看守者、传承者之一，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对沪语复兴的趋势从来特别敏感，对沪语推广工作始终不遗余力。

沪语文化教育联盟成立一年多来，上海曲协的艺术家们深入学校，在学生中开展了大量的沪语普及工作，如今，在“联盟”成员学校的学生之中，沪语又重新开始传播，让人看到未来复兴沪语、复兴海派文化的一线希望。

正如语文教科书上的《最后一课》所言：“一个民族的顽强生命力，首先表现在语言的坚守上。”沪语是上海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和传承好沪语，对传承并进一步发展弘扬海派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前年，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发起成立了以惠民中学牵^的上海市沪语文化教育联盟。联盟成员中除了惠民中学，还有长宁区姚连生中学等九所学校。独脚戏和上海说唱的一些经典文本成为联盟学校“推广沪语”的最佳载体，而曲协的艺术家们则理所当然地成了孩子们的“沪语辅导员”。曲协副主席、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钱程每周都会去惠民中学给孩子上课，用沪语给孩子们讲上海滑稽戏的艺术。

惠民中学校长孙广波虽然是一位还说不好上海话的新上海人，但这些年，他对推动沪语传承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让钱程深受感动。钱程受邀在惠民中学成立了“工作室”，他说，校长专门给他准备了一间办公室，虽然他每次去学校大都直奔教室，很少去他的专属办公室，但从中可以看出学校对这件事的重视和对沪语教育的重视。

除了钱程工作室外，惠民中学还专门办了一个沪语文化展示馆，师生可以从展示馆里得到很多沪语知识，还配有视听设备。新校舍建成后，展示馆被布置成石库门风格，在里面既可以上课，又可以排练节目。

与孩子接触多了，钱程观察到，他们对沪语教学非常感兴趣，沪语对于孩子并非没有吸引力，而是因为他们鲜有机会接触沪语，他们是被硬生生地与沪语隔离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他们重新连接起来。

钱程认为，上海话里渗透着许多地域文化，上海这座城市接触西方文明相对较早，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西化程度都比较高。因而沪语里的“舶来品”特别多，与英语的关系比较密切，比如现在普通话里也通用的“麦克风”就是上海话从英文的“Microphone”直接音译过来的，又如旧上海称电话为“德律风”（Telephone），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沙发、水泥等许多词汇都是上海人贡献给《新华词典》的。从保护方言的角度讲，不仅是上海话，全国各地的方言都应该得到保护和传承。如果方言消失了，这个地方的戏曲也就消失了。大家都只说普通话，交流起来确实方便了，但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那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会随之被丢弃，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推广沪语还要政策支持

然而沪语文化教育联盟毕竟只是一个规模有限的民间组织，“入盟”是自愿，并没有教育部门的硬性规定。因而联盟有没有快速壮大的成长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校长们对沪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因此，上海曲协主席、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团长王汝刚说，现在的局面来之不易，在运用民间力量推进“艺・校联动”的同时，推广沪语还是要寻求和呼吁政策支持。不仅应该明确废除校园沪语禁令，而且还要鼓励师生一起说上海话。

现在沪语文化教育联盟的行动，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加入的学校越来越多，电视台的小荧星艺术团也有老师来参加论坛，说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只要坚持不懈，肯定会越做越好。

王汝刚说，沪语教育联盟的成员学校，对上海那么多学校而言，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就算未来有很多学校想加盟，师资力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是，语言教育有它的特点，语言是每天在用，每个人在说的，你学会了，只要你坚持使用，你就成为一名播种者。所谓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只要有了沪语传播的土壤和春风，沪语复兴是可以期待的。

同时，王汝刚呼吁曲艺工作者在推广沪语时，工作面还可以有所拓宽，推广方法还可以多一些。比如，曲艺作家可以主动多写一些宣传沪语、适合传唱的作品。如果我们只是拿一些传统作品让孩子们去演，对他们来说，可能难度比较高。是否可以用沪语来唱唱学校新面貌？甚至可以动员学生创作一些新段子，不但动口讲，还可以动手写，用沪语思维编成小唱段来唱。还有是否可以依托市文联的资源，横向联合木偶剧团，搞沪语木偶剧，既避免了搬演传统滑稽戏对孩子表演上的过高要求，又迎合小朋友的兴趣点。

刚参加全国文代会回来的王汝刚说，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感触很深，体会蛮多。他说，跟我们关系最密切，就是如何增强文化自信。从文化自信的角度上讲，沪语的传承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老祖宗的语言中包含了丰富的智慧信息和文化基因，把它保存、整理、传承好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工作。好在@几年实践下来，曲艺界和教育界联动，星火传承，沪语文化的火种非但没有熄灭，而且越燃越旺。

一首评弹曲调的校歌

曲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社交能力、想象力以及思维的灵活性、创新意识、道德修养等方面有独特的功能。这次沪语文化教育联盟校长论坛就以“学语言，从爱曲艺开始”为主题，上海曲艺界除了滑稽戏外还有一支重要力量――评弹。

八年前的一天，齐齐哈尔路第一小学的俞蔚老师接到一项“任务”――组建学生评弹社团。当时对评弹一无所知的她，完全不知道如何完成这个特殊的任务。她找了许多评弹演员身着各色旗袍在聚光灯下表演的舞台照来“诱惑”孩子：学评弹，能穿着漂亮衣服在舞台上边弹边唱。好不容易，从班里连哄带骗拉来六个女孩子。来上第一堂课的是上海曲协副主席吴新伯，他换上长衫，手执折扇，表演“武松打虎”，一招一式，立马把俞蔚和孩子们镇住了。

在俞蔚看来，评弹离孩子并不遥远，只要内容得当，传播力不亚于流行歌曲，社团排练《静夜思》，几个调皮的男孩子在教室外学唱。她惊讶地发现，除了极个别吐字、音调不准，他们基本上能把曲子唱下来。在校长支持下，齐齐哈尔路第一小学给校歌谱上评弹曲调，教全校孩子唱，还租用专业录音棚录制评弹版校歌，它将成为今年学校七十周年校庆的一份特殊的贺礼。

沪语是非遗传承的宝贝

上世纪八十年代，媒体人端木复曾经写过三个“内参”，希望上海加强沪语教育，增加沪语广播，培养沪语主持人。因为他已经看到，当时全国普及普通话是采取一刀切、一面倒、一风吹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十年前，上海曲协也意识沪语没落的问题，带头搞沪语普及工作，滑稽界在这方面功不可没。近几年，上海人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大家越来越明白，我们的沪语在非遗传承中是个宝贝。

端木复认为，严格说来，不会说上海话，就没有上海人的情感。就如同生活在上海，不一定有上海的生活。端木复是北京人，1958年到上海，学的第一句上海话是“吃东西”，因为舌头转不过来，老是说成“吃袜子”，还因此被起了外号。在当时的生活环境里，不会说上海话是没法跟别人交流的。几十年操练下来，如今端木复的一口上海话已很流利。

侯宝林的相声里说上海人把“洗头”说成“打头”，让很多听众印象深刻。可见曲艺可以用诙谐幽默的方式，让人轻松地走进上海的方言。所以，端木复认为，上海曲艺应该在沪语推广方面“无孔不入”。

现在独脚戏、滑稽戏和沪剧这三个上海最主要的地方戏曲申请非遗都成功了，从非遗保护层面，这些戏曲作品中就留下了上海的历史，上海人的喜怒哀乐和思维方式。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目前还是困难重重，但在教育界的大力支持，艺术家的辛勤耕耘，全社会的关注重视，尤其是立法保护下，上海话的路会越走越好。

方言复兴不能单靠课堂

曲艺家们走进课堂，自然是为拯救日渐没落的上海方言的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著名吴语研究专家钱乃荣教授却泼了点冷水，他认为在课堂里无法从本质上拯救日渐衰亡的方言，并表示自己不会去学校里教孩子方言。

钱乃荣认为，方言之所以无法像一般的学科那样通过上课的形式传承，是由于语言必须“在用中学、在学中用”，如果没有日常使用的环境，语言一定会失去生命力。仅仅靠每周一堂或几堂45分钟的语言课，不过是让孩子们学会零星的方言词语或句子，不可能使他们像几十年前的祖辈们那样拥有真正的“乡音”。

目前由学校主导的方言教育，大多处于实验性阶段，不仅缺少教材，而且也缺少真正的方言教育工作者，很多教授孩子们方言的老师，本身是新上海人，对沪语也是现学现卖。学生们上课学几个常见词汇和日常用语，或者一两首方言的童谣，对方言是窥一斑而不见全豹。

篇10

这个短语是一个完整的学术概念或理论范畴，单说“原生性”就不足以揭示其内涵。本课题所说的“民间艺术的原生性”，是指民间艺术之与生俱来的天然的文化基因。说它是“原生性”，就是说这种性质不是次生的，也不是后起的。一切后起的性质都会因时代进化而改变，唯有原生性不会变。当然，永久的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这里不过是强调其褪变极为缓慢而已。这是一种超越时空而恒常稳定的内在质素。说它超越空间，就是说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民间艺术，皆具有这一种性质，不谋而合，不约而同，不求同而自同，虽然形貌有异，而精神趣味仍是相通相近的。说它超越时间，就是说无论是远古的原始艺术，现在的原始部落艺术，以及偏远地区的民间艺术，也都具有这种相通相近的艺术特质。这种可以感知而难以指实的艺术特质，就是民间艺术的原生性。

二、国内研究状况述评

在国内，民间艺术的原生性是著名文艺学家张道一先生反复提到的一个理论范畴。不过他所用的不叫“原生性”，而叫“原发性”，但实际内涵是一回事。先是1988年，张道一先生在他那篇著名论文《中国民艺学发想》中，第一次提及民间艺术的原生性特点。他说:“民间艺术……其作者主要是基层的劳动者(在我国主要是农民和部分手工业者)，他们的创作带有原发性、业余性和自娱性，其地域性也很强。就这个意义上说，它带有艺术的‘基础’和‘矿藏’的性质。”十年后，他在为其博士生、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教授的《民艺学论纲》作序时，再次指出:“由于民间艺术出自下层的劳动者，带有‘原发性’，与大众生活直接联系，因而以实际应用者居多。”其后到了2005年，他在《民间美术的二分法》一文中再次强调:“研究民间美术，包括研究民间美术的分类，一定要注意它的原发性和生活的特点，不能脱离开大众的实际活动。”张道一先生的文章有一个特点，或者可以称之为论文的散文化，其好处是厚积薄发，举重若轻，深入浅出，随处生发，所以读起来很轻松。但与此同时，因为他不大拘泥于论文的写作程式，所以像“原生性”这样的重要概念，虽然他一直在用，可是从来没有正面界定过它的内涵。我已多次通读《张道一选集》，和《张道一论民艺》诸书，基本印象是，张道一先生所说的民间艺术的“原发性”，实际主要是指其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浑然一体的性质。另外，我们注意到，张道一先生还不断提到民间艺术的“本元性”、“本元文化”或“本原文化”、“母体性”等等，而这些概念与“原发性”内涵都是相通的。如他在《中国民艺学发想》一文中写道:工艺文化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文化。历史发展的序列告诉我们，人类最初的造物活动是从实用开始的，在实用中发展了审美。当社会分工逐渐细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各自独立之后，工艺文化并没有解体，一起延续至今，因而它带有综合性和本元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工艺的内涵不是太窄而是非常之宽，理所当然成为美术的母型。很明显，这里所谓“本元性”，就是指人类最初造物活动的实用与审美一体化的性质，所以与“原发性”基本上是一回事。在其他论文中，张道一先生还有类似的表述。他说:“民间艺术是一种‘母体’性的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各种专业艺术可以升得很高。但民间艺术是孕育一切的基础，所以说民间艺术既是民族艺术之流，又是民族艺术之源。”又说:“本元文化就其性质和意义讲，也可称为‘本原文化’。它是人类最初的文化形态之一，也永葆绿树常青。民艺是同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就其主流来说，多带有实用性，既保持着本原文化的特点，又是本元的。”“事实上，人类创造的文化，首先是兼有物质和精神而不可分离的‘本元文化’，这就是工艺美术。”张道一先生这些看上去似乎大同小异的说法，实际上显示了他对民间艺术特征探索的执着，他不是在自我重复，而是在不断思考，变换切入角度，以便寻求更精准的表述。“元初”之“元”，与“原始”之“原”，意义非常接近。既然“本元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可见张道一先生的“本元性”、“本元文化”与“本原文化”，虽然表述不同，正可谓道通为一，和民间艺术的原发性也是相通的。张道一先生的博士生弟子、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教授，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民艺学论纲》中，充分领会了张道一先生学术思想中这一重要内核，对民间艺术的原发性作了进一步探讨。他对张道一先生各种散见的说法作了整合，使一些基本概念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述。首先，他充分认识并强调了原发性特征之于民间艺术的重要意义。他说:“原发性特征是民艺与其他艺术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它的母体性特征。”这不仅突出了原发性特征对于民间艺术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突显了原发性范畴对于民艺学学科建构的重要意义。其次，他对“原发性”概念的产生作了描述性的阐释。他说:“与生活的接近还使民艺保留了艺术发生时的特征，即原始艺术时期艺术与生产活动或生活情景的一体化，在这种艺术活动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交织，创造了既有实用价值又溶合了审美功能的产品。……尽管民艺与原始艺术的这种性质不可等同，二者是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造成的艺术，但这种接近生活的原发性特征却是一致的。”这一段话表明，所谓“原发性”，就是从艺术发生学角度来看的原始艺术发生(产生)时期的基本特性，其基本内涵就是实用价值与审美功能的一体化。其三，他对张道一先生论著中不断提及的“本元文化”也给出了明确的说法。他说:“民艺的各种创造，都可以从原始工艺品中找出客观存在的雏形，因为后世的造物文化无不生发于原始文化的渊源，原始文化，即本元文化。”这种表述，一方面是使原来带有神秘意味的“本元文化”顿时显得清楚明白，但同时也丧失了张道一先生原来说法的一些微妙意味。应该说，当张道一先生用“本原文化”时，他确实是指“人类最初的文化形态”即原始文化;但当他用“本元文化”或“本元性”时，他是在抛开时代概念，强调当下的民间艺术仍然一直葆有的物质功能与审美功能相统一的文化特质。从这方面来看，“本元文化”不同于“原始文化”，“原始文化”只能存在于原始社会，而“本元文化”则可以超越时空而具有某种永恒性。除了张道一先生和他的弟子潘鲁生教授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民间艺术的原生性作过探索。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方李莉研究员。她在论著中曾多次涉及这一课题，但最为集中的论述见于她的论文《论工艺美术的原生性与再生性》。

这篇论文有两个重要观点。其一，她认为民间艺术或传统工艺美术具有保持民族原生性文化的载体功能。她说:“人类最初的工艺美术是一座横架在原始混沌世界和现代文明世界之间的桥梁。所以，认识和了解由原始文化一直发展下来的传统工艺美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世界最早形成的动因以及其最初始的原生性。也可以说，其是一个民族原生性文化的储存器。”其二，方李莉认为，原生性艺术所葆有的“野生”文化基因具有着超强的生命力。她说:现在的生物技术创造出了某些具有优良特性的新的作物品种，整齐、高产甚至具有天然抵抗虫害的能力。但这种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新品种很快会形成各种天敌，有时只有几个生长季节就遭到破坏。虽然每隔几年把新基因嫁接到商用品种上可以加强它们基因的抵抗能力，但是，能够提高粮食作物活力的各种基因只存在于野生环境。也就是说，现代作物的基因是软弱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指望人工品种在大自然里有一个足够强壮的“野生亲戚”。这些野生植物在自然环境的激烈斗争中获得了一种遗传的抵抗力。这是那些娇生惯养的人工作物所没有的一种抵抗力。这是借用生物学的遗传基因学说来讲“文化基因”，非常生动而恰切。尤其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近现代艺术史上，从高更、卢梭到毕加索、马蒂斯、夏加尔以及亨利•摩尔等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从原始艺术、民间艺术中寻求改革的灵感，方李莉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理论依据，原来这些现代艺术家是在为失去生机的现代艺术寻求一个强壮的“野生亲戚”，并为其注入原生的文化基因。相关的研究论著还有吕品田先生的《中国民间美术观念》，其中也多次提到民间美术的原生性或原发性特点。在第一章“主题与观念”中，吕品田先生说，他的研究目标之一，“是希望捕捉住那些具有原生性和主导性的观念”，而“所谓原生性是指某种观念与人类基本生存要求相关联，以至在发生过程中先于别的观念。”这个定义也许还不够准确与周全，却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尤其是他并不从发生学意义上强调其原始性，而是从民间美术作者的生存环境来强调其“与人类基本生存要求相关联”的特性，这对张道一先生和潘鲁生教授的说法都是一种重要的补充。该书中还写道:“民间美术作为一种艺术形态的‘过程———动态’性质，非抽象艺术的表现性和‘实用———审美’的精神功利性，表明它比其它造型艺术在内涵和形式结构方面更接近原始艺术。”与宫廷美术、文人美术相比，“民间美术这种存在形式更具有原发性，、底层性、民众性和通俗性，因此更能体现和保持某些根基性的民族特征。”这里所谓“实用———审美的精神功利性”，事实上也就是张道一先生所说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一体化，吕品田先生试图把一个较长的短语熔铸成一个名词性范畴，只不过显得有点生涩了。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没有采用“原生性”或“原发性”概念，但所讨论的问题却具有共同的指向性。如原文化部部长、现国家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先生《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文化记忆、精神传承的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了更为古老的文化观念，更为深远的精神根源，沉积着民族独特的思维形式，心理活动的最深层结构，保留着民族文化的最原初状态。”这里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的概念是相通的，甚至主要就是指民间艺术。一直致力于民间艺术研究的靳之林先生，他的《抓髻娃娃与人类群体的原始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生命之树与中国民间民俗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绵绵瓜瓞与中国本原哲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为我们研究中国民间艺术的原生性提供了大量实例与学术借鉴。他在《论中国民间美术》一文中说，中国民间美术“是中华民族的母体艺术”;“传统民间艺术形态随时展而发展转化，在人类文化发展的相互交融与影响中，将以新的材料和艺术形态出现，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中华民族的本原文化与本原哲学的内核，即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另一位长期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杨先让先生，在其论文《传统民间美术的演进与走向》中写道:“人类自从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以后，文化艺术的民间与非民间的区别也就产生了，但他们却都是从原始本源艺术那里分化出来的，一个升华为非民间的文化艺术，在改朝换代中传递变异着，形成了自己的规律与体系，另一个是民间的文化艺术，即劳动者的文化艺术，或曰庶民的文化艺术，直接由原始本源艺术那里嫡传着，十分缓慢的变异发展着，并牢牢地把握着原始本源艺术的生命与生殖崇拜的主题。”又如，胡潇在其《民间艺术的文化寻绎》一书中指出:“民间艺术蕴含着原始的基力”;

民间艺术“能从艺术上帮助当代人更真切地认识人类生命活动的本体、始元和内秘。”“在民间艺术中，它的某些原始思维及其造型学原则、审美意韵，将人类早期那纯真稚拙的兴趣以及沉于造化、物我一体的美好心灵一再复现出来，在艺术上部分地也是更多形式地重复着社会发展史中那‘永不复返的阶段’上的事象，在现实的时域内向人们展示一个遥远而又美好的过去。”这些论述虽然没有采用“原生性”概念，但他们讲民间美术的本原文化特点，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或异曲同工。还有近年来出版的王增永所著《华夏文化源流考》，从民间物质艺术切入，专列《民间艺术的原生性特征》一章。其中写道:所谓的文化原生性，是指人类文化的初始性和稚拙性。人类文化由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粗糙到高雅，这是人类文化一个发展的必然过程。原始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初始文化，。原始艺术大多是简单低级和粗糙鄙陋的，但它们是原始先人的精心创造，体现着原始先人的心灵感受。原始艺术充满着勃勃生机，潜含着极大的发展空间，是人类初始时代的崇高艺术，显示出稚嫩的艺术原生美，有着文明文化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是文明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源泉。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即是原始文化的原生性。原始文化的原生性就是人类文化的原生性。这里虽然更多的是在谈原始艺术，但是要讨论民间艺术的原生性就必须追根溯源，其中所提到的“初始性和稚拙性”以及“稚嫩的艺术原生美”等等，用语都比较准确。

三、国外研究状况述评

在国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致力于“原生艺术”研究的法国艺术家让•迪比费(Jean．Dubuffet，1901—1985)(或作“杜布菲”、“杜勃飞”等)，他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从事原生艺术作品的搜集与理论研究，可以说是这一独特艺术领域的开创者。所谓“原生艺术”，英文作“artbrut”，源出法文。该词为迪比费所创，中文译法颇多，有的译为“生涩艺术”或“天然艺术”，国外亦或译作“粗美术”，而一直致力于朴素艺术研究的台湾籍女学者洪米贞则把它译作“原生艺术”。洪米贞1965年出生于台湾屏东市，旅居巴黎多年，后客居北京。她1995年主编出版《台湾朴素艺术图录》(台北县立文化中心)，2000年出版《异艺分呈———原生艺术的故事》(艺术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灵魅•狂想•洪通》(雄狮美术出版社)。看得出来，她是一直在致力于朴素艺术与原生艺术的研究。2004年，洪米贞所著《原生艺术的故事》引入大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才使得我们对迪比费的原生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洪米贞把让•迪比费释作“原生艺术的催生者”，但到底什么是原生艺术，迪比费自己也认为很难说清楚。所以，他很少尝试去给原生艺术下定义，而只是从不同角度去描述原生艺术的基本特征。他说:原生艺术总是“呈现出自发与强烈创造性的特征，尽可能最少地依赖传统艺术与文化的陈腔滥调，而且作者都是些默默无闻的、与职业艺术圈没有关系的人”;原生艺术是“没有受到文化艺术污染的人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很少或根本没有模仿”;原生艺术是“完全纯粹、原生的艺术创作。(作品在)被它的作者创造出来的每一个过程，完全只肇始于作者自己内心的驱动力。”从创作者的身份来看，迪比费所认定的原生艺术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即:精神病人的艺术表现、通灵者的绘画，和具有高度颠覆性与边缘倾向的民间艺人的创作。在迪比费看来，这三种“异艺分子”或“界外艺术”并不是平等或并列的。他所认定的原生艺术尤其偏指精神病人和通灵者的艺术表现，而所谓“通灵者”实际也是精神病的一种表现。也许迪比费并不是偏嗜这种病态的或非正常人的艺术表现，而只是因为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摆脱名利，而且一点不受传统艺术或职业艺术的影响。相比之下，民间艺术虽然也被列入宽泛意义的原生艺术，但又好像不太具有典型性，所以在洪米贞《原生艺术的故事》表述中，有时也显得不够统一。比如她一方面在第二章“异艺分子”下列了这样三节:原生艺术一:精神病人的艺术表现原生艺术二:通灵者的绘画原生艺术三:民间自学者的创作按照这种表述方式，民间艺术(或洪米贞经常采用的“朴素艺术”)当然也是原生艺术之一种。而且，根据洪米贞的概括，迪比费对原生艺术的基本认识是:“没有受过艺术训练，对艺术文化传统或潮流无知，匿名的、自给自足的创作状态。”按照这种白描式的界定，民间艺术也非常符合原生艺术的基本定性。可是在同一书中，洪米贞(实际是迪比费)又有“原生艺术与朴素艺术的异同”这样一节，按照这种表述方式，朴素艺术即民间艺术又不属于原生艺术的范畴了。这里或可借用洪米贞的说法:“原生艺术的嫡系与分流”，那么，精神病人的艺术表现和通灵者的绘画显然属于原生艺术的嫡系，而民间艺术则属于宽泛意义的原生艺术。迪比费倾其大半生精力研究的“原生艺术”，与国内艺术界经常提到的“原生性”或“原发性”相比，既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又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暂且抛开原生艺术中“精神病人的艺术表现”和“通灵者的绘画”不提，仅以其中“民间自学者的创作”与本课题所说的一般意义的“民间艺术”相比，其相同点是:创作主体都是来自基层民间，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都是些默默无闻、与职业艺术圈没有关系、没有受到文化艺术污染的人。从创作动机来看，也都是完全肇始于作者自己内在的驱动力，并不期许经济收入或公众认可，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是艺术。这些都是一样的。不同点在于，张道一、潘鲁生等先生所说的民间艺术的“原生性”，主要是从艺术发生学角度，偏重强调其原始艺术发生时期与生俱来的，文人艺术中早已淡化稀释乃至于丢失，而在民间艺术中一直顽强保存下来的那种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浑融未分的原初性质;而迪比费则更多地是出于对现代艺术或主流艺术厌恶反感的心态，偏重强调原生艺术的作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和文化艺术“污染“，无师自通、自娱自乐的无为心态，以及师心自遣、超越规矩程式之外的“创作风度”。考虑到民间艺术的原生性范畴还处于掂量斟酌而尚未凝定的阶段，本课题研究将主要采用张道一、潘鲁生以及方李莉、吕品田诸先生所用的原生性概念，而部分地“兼容”迪比费的说法与内涵。至于迪比费更感兴趣的精神病人和通灵者的绘画，因为那与传统意义的民间艺术关系不大，本课题将不再涉及。除了让•迪比费之外，国外还有很多艺术家的相关论述，虽然没有采用“原生性”概念或者不是为民间艺术的原生性而发，却对本课题的研究具有十分有益的借鉴作用。如前苏联著名美学家卡冈在其《艺术形态学》中指出:“原始艺术就是前阶级的和未形成社会分化的社会的民间创作。”又说“民间创作保留着原始艺术所固有的那种‘实用的’、复功能的和艺术———功利的性质。”这里所说的“原始艺术的复功能性质”，实际就是指艺术发生时期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一体化性质，和张道一、潘鲁生等先生所说的民间艺术的原生性是一致的。又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其《艺术与幻觉》书中写道:“民间艺术的作者虽然在认识能力与意识水平方面大大超过了原始人与儿童，但是，他们仍然较多地保留着人类幼年时代的许多思维痕迹和认知特点。”这几句话对于我们研究民间艺术的原生性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它提示我们，原始艺术、儿童艺术和民间艺术有着许多相似的思维和认知特点，因此，在研究民间艺术的原生性时把这三种艺术打通互证，将成为我们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法。

四、反思与展望

通过近年来的网络检索和纸质文献阅读，我们已基本掌握了民间艺术原生性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对所积累的资料作了系统梳理，因此，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的结论和推论:

1．学术界已基本确认民间艺术具有“原生性”(或原发性)特质，并且把它看成是民间艺术与其他艺术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

2．关于民间艺术原生性的内涵，学者们认为民间艺术比其他艺术更接近原始艺术，或者说民间艺术更多地保留了艺术产生初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浑融未分的状态;民间艺术的原生性主要体现为艺术创造与生活本身的一体化，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融合;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原生性文化的储存器，更能体现一个民族根基性的文化特征。

3．关于民间艺术原生性的功能，学者们认为民间艺术的原生性决定了它的母体性和本元性，所以，民间艺术带有艺术的“基础”和“矿藏”的性质，历代艺术家和各种后起的艺术都应该向它学习并从中汲取营养。民间艺术更多地保留着原始的或“野生”的文化基因，因此，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为现代艺术的发展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