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行业文化的核心内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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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式教学岗位规格工学结合财经类高职专业在校内开展与实际工作相一致的工学结合实训教学，一直是国内外职业教育共同探讨的课题。提高财贸类课程教学的实践性，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是高职教育推行工学结合、校岗直通的改革难点，而“上班式教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实践探索路径。

一、金融专业上班式教学的内涵

金融业工作岗位对人服务的个性化、金融产品的虚拟化，工作业务的多样性，工作任务的虚拟性，交易方式的特殊性，交易规则的严密性和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客观上决定性了金融类课程上班文化、上班业务、上班环境都是岗位工作的核心内容。因此，把与金融企业和学校课堂结合的职业能力实训课程称之为“上班式”课程。

金融专业上班式教学课程它是依据金融专业银行柜员和经纪人岗位工作任务对人服务的复杂性、业务的虚拟性，运用行业企业和岗位元素，与专业课程相结合，按照实训环境企业化、核心能力任务化、技术训练规范化、师生关系工作化的原则，开展上班式课程，让学生在上班式环境中认知岗位、学习岗位知识和技能，创新性解决工作中的难题。

二、上班式课程设计的理念

“上班式”课程的总体设计理念，是“职业岗位化、工作任务化、学工一体化、素能融合化”，还原工作过程，解析柜员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重构从简单到复杂的职业能力培养过程，在模拟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理财公司的仿真环境下，按照统一的职业着装、标准化的职业礼仪、严格的考勤制度、企业化的业绩考核，实现“教、学、做”一体，学生以一个综合柜员、证券经纪人、理财经理的身份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综合培养。

1.上班式课程所培养人才的职业规格

金融专业上班式课程所培养的是高端技能型城市金融人才，它的职业规格是接受过高等职业教育，熟悉城市金融，具有“会服务、能营销、善理财”的金融职业能力和“诚信、合规、创新”的金融职业素养。

“会服务”是指将客户放在首位，安全、快捷、高效地为客户提供规范化、人性化、灵活性的服务。“能营销”是指能根据客户需要客观、完整、正确地推介各种金融产品。“善理财”是指能以专业理财规划师的身份为客户提供财务分析、产品推介、方案设计等理财服务。在职业素养方面，依据金融机构业务的特殊性，要求学生具备“诚信、合规、创新”的金融职业素养。诚信是指恪守信用、实事求是，不虚假宣传、夸大收益、回避风险。合规是指要遵守国家的各项金融政策、法律法规，依法经营。创新是指主动提供个性化、差异化、高品质的服务。

2.界定上班式课程所培养人才的岗位职责

目前，高端技能型城市金融人才主要供职于商业银行综合柜员、证券经纪人、理财经理等一线服务、营销、理财岗位。其中，商业银行综合柜员应熟悉柜台业务的相关知识；掌握柜台业务操作流程，具备柜台各项业务处理的基本操作技能，能准确、规范、熟练完成各项柜台业务。综合柜员以“会服务”为典型能力特征，包括最基本的处理对公与对私业务，良好的仪容仪表，语言准确生动，严格按照规章制度为客户提供服务；证券经纪人的岗位职责就是指在证券公司中进行客户开发、客户维护、营销产品、拓展市场、最大限度地为客户提供优质证券服务的证券从业人员。他们以“能营销”为主要岗位职责。理财经理是指以专业理财规划师的身份服务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营业部、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也可以以第三方的身份为客户提供全方面金融理财服务，能为客户分析财务状况、选择理财产品、设计理财方案，使客户的资产在安全、稳健的基础上保值升值，与客户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信任关系。理财经理以“善理财”为典型基本能力特征。

三、金融专业上班式课程实践探索

上班式课程是在学生已经学习了大量的金融与证券专业理论和知识的基础上，对学生运用前期所学金融知识及理论的能力进行综合培养，对学生上岗前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进行系统培养。

1.教学课堂就是工作场所

上班式课程的课堂，就是证券公司营业部或驻点银行。上班式课程的实训环境需要有上班的文化、上班的场景和上班式管理。在实训环境建设中，引进首都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先进理念、业务技术和管理规范，建成银行厅、证券厅、基金厅等实训环境，集中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等行业发展的最新业务、布置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岗位管理制度，管理办法、训练流程等职业氛围，配置商业银行柜员、证券经纪人操作台、服务器、计算机、交易终端、LED显示屏、票据打印机、综合业务系统、凭证、印章等设备，打造仿真模拟实训环境。

2.按照行业发展设计工作任务

金融岗位上班式课程所有的教学内容全部设计成工作任务。这里就要求教师必须对金融机构相关的岗位和工作任务有深入的了解，按照实践中证券经纪人或银行综合柜员的工作任务，设计成完整的工作任务，同时必须结合教学规律，注意所设计的工作任务之间知识的科学性和逻辑性。

3.按照岗位要求完成工作任务

学生的学习任务，就是银行综合柜员或证券经纪人的完成工作任务或所要求的训练职业素养。如对商业银行柜员的要求是：标准化、规范化的钱币整理、伪币识别、数字书写、翻打传票、小键盘技能、票据填写、凭证结算；对证券经纪人的要求是，具有丰富的营销经验和推销技巧、善于与客户进行沟通、善于对客户进行心理分析、能够对不同客户进行分类，为不同客户策划不同的营销策略，构筑企业和客户之间的桥梁。理财经理的工作任务具体包括：对客户进行需求分析、根据客户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设计个性化理财方案，并推荐合适的理财产品。另外，要求学生每完成一个工作任务，必须填写相应的实训报告，包括工作任务、完成时间、工作要点、体会。通过每次实训活动后写实训记录的过程中，不仅学生的写作能力不断提高，而且对提高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质量，快速提升职业能力有非常大的帮助。

4.学生上课的形式就是上班

上班式课程要求学生每天用考勤卡实行上下班打卡制度，每天早晨教师对学生不会点名，而是每天一打卡的形式来签到。其实，这并不是记考情如何，而是让大家从学生角度转换到上班族的角度，从学习环境转到上班环境。角色的转换，不仅仅从环境和角色转换，而且是从思想，行为各个方面都有所转换。让学生感觉就是在上班，增强时间观念。此外，还要按照金融机构对员工的标准要求学生穿正装来上班，同时把规范礼仪服务贯穿在每个任务训练中。

5.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

课程教学内容的组织主导思想是教师指导和学生训练相结合。学生是主体，学习身份就是客户、客户经理或其他角色。根据每个项目的要求，独自或以团队形式。学习、讨论、制定方案、演练，并做自我评价或相互评价。教师是教练，根据金融专业的典型工作任务设计教学活动，把教学内容按照业务类型分成不同的实训项目，再把每一个实训项目分解成不同的任务，针对完成每一项任务关键知识和操作环节进行指导并提出要求，由学生自主完成实训项目并反复训练，最终使学生准确、熟练、灵活地掌握商业银行与证券业务。

6.按照企业标准进行考核

上班式课程改变传统的以试卷考试为主的考核办法，以能力培养效果为考核重点，每个工作任务的考核标准基本是按照金融企业的业务标准去要求。考核分为过程考核和综合考核。过程考核主是针对学生完成的每个任务，从开始资料准备、上机的演练，到最后的接受老师的考核，进行整体评价。综合考核是以技能大赛为主的考核方式，如举办商业银行业务大赛、证券行情辩论赛、模拟投资大赛、理财规划大赛等综合大赛。

四、上班式课程的实践效果

1.提高了个人能力

通过上班式课程的教学，学生普通反映，在个人能力方面有了非常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学生通过通过自我激励、受挫训练或职业认知等任务的完成，让学生发掘自己的优点，也让别人找出自己的缺点，对自己进行自我激励，认识到自己不了解的一面，对自己的认识有进一步加强。其次，学生在参与各种活动中不断进行自我表述，或与客户与队员的沟通，语言的表达更加流畅，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第三，为办理业务或完成的工作任务，而不断收集资料，整理与归纳资料，大大提高了制作文案的能力。第四，个人的职业素养有了较大提高。表现在学生在开展工作时，教师把职业素养与礼仪的工作要求完成容纳在工作任务中，并对学生进行严格考核，使学生时刻把自己融入一个规范的工作状态中。

2.提高了专业能力

在专业能力方面，主要是要求学生把在课本上所学的专业知识和理论，转化成处理业务或完成工作任务的一种工作能力。在金融岗位上班式课程上，教师设计了银行柜台业务，如存贷款业务、结算业务等，证券公司经纪人为客户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开立账户服务，证券营销话术技巧。理财经理为客户设计投资方案，提供理财建议等，让学生对商业银行或证券行业有更深的了解。学生以前都是从书面理解这些的，现在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了实际操作中，这些都让学生有很大感触，而且还让学生在完成工作时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3.提高了社会能力

在社会能力方面，上班式课程所设计的任务中多数是要求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完成，在一个小组中学生们会发现每一队员都有他的长处，也会发掘出自己的长处和看到自己的不足，大家取长补短就会有较快的进步。在团队合作中，使学生知道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坚持自己的观点，如何与他人妥协。在所设计的金融机构晨会、模拟股票推荐等任务，一方面，让学生充分了解资本市场现状，了解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学生通过个人陈述及互相讨论方式锻炼了语言沟通能力和积极合作能力。这些任务，如果靠一个人来完成这些任务，确实比较难，以团队开展工作，大家有不同的思想，作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充分利用每一个成员的能力，为同一个目的而努力。一来可以提高效率，二来团队效果大于单个人的效果之和，团队合作越来越被现代企业视为工人的必备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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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银行监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风险管理

一、国际银行业统一监管体系建立的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及其监管系统存在诸多不协调处。这些不协调之处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1　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的不协调。银行已充分国际化，但大部分的监管活动仍集中在国家主权范围，监管主体的权利局限于一国境内，而监管的客体的业务却早已跨越国境，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与发展业务。这种不对称的监管体系导致的结果是监管效率的低下及出现监管盲区，为次贷危机的发生与国际传导创造了条件。

2　国际监管合作困境。各国监管主体为各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制定本国金融监管政策时，必然从本国利益角度出发，参与国际监管合作。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纳什均衡对松散组织下各国参与积极性进行分析：

在集体理性中，无论是a国还是b国，从个体理性角度出发，纳什均衡为(w，w)，也就是如果在国际监管合作中，如无明确时间表敦促参与国实施相关政策，参与国都会采取观望态度拖延实施或者不完全实施相关合作监管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由于国际统一监管体系的缺位，各国监管政策存在差异，而跨国银行往往倾向于选择监管较松的国际和地区拓展业务，而金融业在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使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在过去三十年内争相放松监管。即使在达成监管合作协议后，仍有国家试图拖延相关政策的实施以为本国金融业谋求额外的利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本在2004年颁布并要求十国集团于2006年实施，但新协议在美国却获准推迟执行，导致欧盟银行强烈不满，认为美国获得额外的准备时间不利于公平竞争，有损于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而事实证明美国此举对欧盟的影响远远不止恶化了银行业的竞争环境。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建设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创新业务层出不穷，金融机构国际化日趋深化，导致金融体系风险加大，出现了德国herstatt银行等一系列银行倒闭事件，导致严重的银行危机。为营造新的银行业经营环境，控制银行业国际化下导致的新风险，制定统一国际银行监管原则，1975年2月，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卢森堡、意大利、荷兰、瑞士、瑞典和美国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监管国际银行活动的协调委员会，这就是巴塞尔委员会。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这个协议核心内容为：针对银行国际化后监管主体缺位的问题，规定任何银行其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与东道国应共同负其监管的责任。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对协议进行了修改，对母国与东道国的监管责任进一步明确，但该协议只是提出了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

第一次提出使用资本监管方式进行银行风险控制是在1987年，1988年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此协议影响深远，改变了世界银行业监管格局。该协议至今已被100多个国家采纳，而8％的核心资本率已成为国际银行应遵循的通行标准。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是最低资本要求，而进行资产证券化可通过“分母战略”使银行达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促使资产证券化迅猛发展。为限制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进行资本套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于2004年6月出台，新协议延续了旧协议三大支柱的结构，首次将资产证券化风险问题列入第一支柱，在风险计量方面倡导内部评级法，强化信息披露，使国际银行业监管走向完善。

三、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特点

2006年6月，国际清算银行正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稿完全版》(以下简称新协议)。

1　新协议第一次提出“资产证券化框架”，确定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资本时，必须以经济内涵为依据，而不能只看法律形式。这项规定适应了资产证券化形式多样、层出不穷的发展趋势，同时又赋予了监管当局相当大的灵活性。新协议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较好的操作性，如能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使用，将有利于形成相对公平的竞争与发展环境。除了信用风险的计量外，从操作风险、市场纪律、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方面，也做出了改善。

2　新协议对比旧协议而言，在风险计量方面敏感度更高，能更有效地约束监管资本套利行为，有利于引导银行稳健经营。新协议在风险计量方面，提出三种方法：标准法、内部评级初级法和内部评级高级法。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采用irb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的目的是希望能更准确地反映资本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银行采用该方法，可将自己估算的借款人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等估计值转换成对应的风险加权资产，并依此计算出监管部分规定的最低资本，加强了风险敏感度，针对旧协议监管中突出的监管资本套利问题做出了改善。

3　在风险计量方法上有较高的灵活性，引入了激励相容监管的概念。新协议同时允许使用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推动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和应用，鼓励有条件的银行加快实施内部评级法。采用“激励相容监管”的方式，运用在资产证券化风险和监管资本要求的评估中，有利于加速银行风险计量技术的发展。

4　加强了信息披露。新协议将市场约束作为三大支柱之一，其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规定监管当局必须制定一套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银行必须及时、全面地公布各方面信息，使市场交易者能及时判断作出反应。

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发展进程看，一直在被动适应银行国际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进程，国际银行风险监管的范围不断扩大，对金融创新工具越来越重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将成为未来国际银行监管的重点。此外，内部评级法的推行，也昭示了未来监管工作的趋势是银行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结合。

四、《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缺陷

1　新协议的亲周期效应。新协议要求金融机构对风险度量和处理采用同一方法，各机构采用类似的方法度量风险及配备相应监管资本和计提减值准

备。金融资产(或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无论是抵押品，还是证券化产品，当市场处于繁荣周期时，价值趋向一致，市场各个参与者对风险认识趋同，削弱了市场分散风险的作用，容易导致亲周期效应。

2　新协议过于细化，容易出现漏洞。此外，由于新协议对于信用风险部分的监管过于详细，建立新的强制执行系统成本太高，新规则提出的建议过于细化。充斥着繁文缛节的体制一定会存在漏洞，可能被银行加以利用。如果执行这些条款，可能助长银行在经济景气时放贷、经济低迷时惜贷的倾向，从而恶化经济周期。

3　内部评级法过于复杂，执行成本高。新协议内部评级法的风险计量模型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其覆盖的银行范围相对狭窄。事实上用新框架计量信用风险只有大银行才可能有资源和专业能力建立、维持复杂的风险管理体系并采用高级的信用风险计量方法，也只有跨国银行才有资金和人力资源去实施irb法。而一般中小银行要实施则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成本积累风险管理的专业技能及建立信息技术系统。据测算，按这种方法计量信用风险，平均每家银行每年可能会发生50万美元至15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

4　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关注不够。虽然新协议的资产证券化的资本监管框架为各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提供了较为一致的指导意见，但新协议对证券化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关注仍然不够。在计量方法中，根本没有涉及到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说明。

5　信息披露要求会给未建立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增加更多管理负担。新协议的第三大支柱是市场纪律，其目的是通过要求银行披露信息提高市场力量的约束力。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新协议要求银行对新资本协议的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及资本充足率四个方面进行披露。核心信息披露适用于所有银行，而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则必须披露其他有关信息。银行要在提高透明度及提供有关资料的成本之间找到理想的平衡是比较困难的。

6　资产证券化框架不能完全避免资本套利。新协议资产证券化框架本意是为了限制资本套利，但市场永远走在监管的前面，由于对于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可采用标准法、内部评级法和高级法三种，在不同的风险处理法中依然存在资本套利机会。比如说，新协议鼓励银行采用先进的内部评级法以加强银行风险管理，而内部评级法所需持有的监管资本将少于使用其他方法所持有的监管资本，这产生了新的监管资本套利机会。银行也可采用适合运用内部评级法的合成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来降低监管资本要求。即使现在设法对监管框架进行改进，在不断发展的金融创新下，套利机会就总是存在的，这使通过资产证券化框架消除资本套利的目的无法实现。

7　新协议可能导致银行竞争环境恶化。由于内部评级法技术、数据要求高，中

小银行受条件限制，很难达到要求，从而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前所述的激励相容监管，使用内部评级法比使用标准法更具优势，而使用高级法又比使用初级法有更低的资本要求，目标是促进银行改进内部风险管理技术。但由于内部评级法高级法技术复杂，许多中小银行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水平，从规模效应上讲，大银行采用高级风险计量方法的成本收益比例比中小银行低，这将不利于中小银行的发展，使银行的竞争环境恶化。

此外，如果新协议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由于发达国家在风险计量与管理方面的技术也优于发展中国家，也将使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五、国际银行业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次贷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吸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在2008年了《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报告》，针对金融创新产品多样化、复杂化的问题，提出公允价值评估有待提高的四个方面：管理与控制过程、风险管理与度量、价值调整和财务报告。出台《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旨在提高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能力。

2009年，委员会对表外业务杠杆率问题加强了关注，提出应强化银行资本和流动性储备管理，先后了《新资本协议的框架完善建议》、《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和《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四个征求意见稿，对新资本协议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以强化”三大支柱”的资本监管框架，增强新资本协议的风险捕捉能力。

《新资本协议框架完善建议》对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提高了“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对使用外部评级计量证券化资本要求设定了额外限制条件，提高了资产证券化涉及的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要求银行将新增违约风险资本纳入到交易账户资本框架体系中。针对危机情况下证券化产品流动性短缺现象，提出重新评估这类产品在不同情况下的流动性差异，对交易帐户新增风险计提资本。

此外，了《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对监督检查流程、信息披露要求和缺乏流动性头寸的处理等进行了修改，强化了资产证券化及交易账户的信息披露。《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提出压力测试应成为一家银行整体治理和风险管理文化的组成部分，应具备可操作性，相关分析结果应用于管理层决策，此外，还对银行压力测试方法和情景选择提出了具体建议。

巴塞尔委员会还将积极推动银行建立资本缓冲(capitalbuffers)，以降低新资本协议“亲周期”的负面作用，提高银行资本质量，扩大资本所覆盖风险的范围，同时引入其他补充性资本要求。

如前所述，针对新协议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其中突出处做了改进，但这些改进基本围绕资产证券化产品，除证券化问题外，新协议仍有不少缺陷仍需改进，巴塞尔委员会应有长远的眼光，争取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提前做出适应性调整，防止新危机的发生。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的落足点有如下五个方面。

1　应继续落实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新协议对正常情况下的三大类主要风险作出了规定，但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指导和要求。为此，新协议应寻求在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之间共同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改变单纯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窗口来缓解流动性压力的传统做法。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新协议必须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求。此外，针对衍生产品大多为场外产品容易在极端条件下发生流动性缺失的问题，虽然委员会对此以表示重视并出台了《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但这个文件仍只落足于概念化的原则，而并没有提出实际可操作的方法，因此，委员会下一步应在系统性风险管理这方面拿出更具体更有可操作性的计量与管理办法。

2　风险计量的模型与方法须改进。迄今为止，本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最大者几乎全是顶尖金融机构，这些机构

拥有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雇用大批专家运作高度复杂的风险模型。然而，包括jp摩根在内的众多机构都未能探察到2007年发生的次贷风险。这次危机中新协议所涉及的计量模型暴露出了缺乏前瞻性、未对极端条件进行分析等缺陷。此外，还不应忽视定性分析的重要作用。

3　继续增强对创新金融工具资本约束的有效性。新协议出台后的修订基本集中在资产证券化产品上，难免让人产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感觉。而除了证券化产品外，其他创新金融工具也应引起足够重视。金融衍生产品具有参与方多、交易环节复杂、流动性低、二级市场不发达、信息透明度低和更多依靠模型定价等特征，由此衍生出许多新的风险因素：使银行放松了信贷标准和风险控制，使基础资产质量趋于下降；表外资产的风险更加隐蔽难以察觉；衍生资产与基础资产分离，使交易者难以了解基础资产状况，一旦基础资产质量发生问题，交易者更容易采取拒绝所有同类资产的方法自我保护，市场也更容易丧失流动性；衍生工具并未减少金融市场整体风险，并且衍生资产的杠杆作用将风险放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为此，新协议应更加重视金融创新带来的创新风险，制定新的计量标准和监管规则，将衍生工具产生的衍生风险一并纳入金融监管视野。

4　要适应混业经营的趋势，发展监管合作。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导趋势，新协议的适用对象却局限于商业银行，而由银行集团内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业务，例如保险、证券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却难免波及到银行，混业经营的银行与分业监管的监管机构之矛盾必然导致难以覆盖的监管盲区。因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讲，巴塞尔委员会应考虑扩大监管范围，或加强与保险、证券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共同对金融业系统风险进行管理。

5　将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纳入资产证券化化框架，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巴塞尔资本协议进一步改善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虽然在监督检查与市场纪律两大支柱中对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做出了有关规定，但在资产证券化框架中并未对这两种风险的关注有所体现。而对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相对于其他资产业务更高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委员会应考虑将其纳入资产证券化框架中考虑，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规定，体现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

从这30年的演进过程看，巴塞尔协议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管理框架，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巴塞尔委员会应不断继续修订与完善，建设有效的国际银行业统一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黄光凌，新资本协议再反思[j]中国金融，2009，(15)：30-33

[21姜鹏，国际间统一银行监管：形成、缺陷及改进[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9,(241：59-65

[3]王光宇，金融危机后新资本协议改进及对银行业的启示[j]银行家,2009，(12)：13-16

[4]温晓芳从《新资本协议》看国际银行统一监管的发展[j]，国际贸易问题,2004,(10)：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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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职业能力，行业标准

一、选题意义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称《规划纲要》）指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黑龙江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也进一步强调：以职业岗位能力标准为依据，调整课程设置，深化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2014年2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时指出，要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

根据国家及黑龙江省《规划纲要》的指引和领会总理讲话精神，确立以就业为导向，按照职业岗位（群）的需要进行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并随时按职业能力的需要进行新建或调整。所以本项目将以行业标准为引领，探索高职金融专业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标准、方法以及途径，构建金融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最终实施到高职金融专业相关课程的建设。

二、应用前景

目前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专业出现了巨大的人才需求缺口，对专业人才的职业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也要求各院校、各专业进行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健康成才，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目的在于使高职金融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更加契合专业人才的特点及成长规律，更加符合行业企业的期待，提升毕业生的职业能力，保证人才质量。

三、对策研究

基于金融行业标准，确定职业能力培养的方向，透视金融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内涵，有利于明确人才素质培养的重点。通过揭示金融职业能力形成的基本规律，构建开放性、多样性、系统性的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有利于促进金融职业能力考核认证制度的多元化发展。高职院校金融专业教学改革中，确定了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学生就业主要面向的银行、保险、证券及其他金融机构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及具体岗位，梳理清晰对于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的学生能力要求从而设置对应课程，真正实现金融专业与职业岗位对接、金融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金融专业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并且向学生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发展，为黑龙江金融企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金融人才，为振兴黑龙江金融产业做出贡献。

1.国家出台金融支持法规，确保核心职业能力培养条件。主要从政府、行业组织、金融机构三方面着手。

2.搭建专业建设决策框架，提升核心职业能力培养质量。政府强化统筹协调，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建立政府引导，行业指导，企业、科研机构职业院校共同参与的“四位一体”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确保核心职业能力培养有效实施：一是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借助其在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有机融合中的重要作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深化校企合作。二是完善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发展理事会”，成员包含行业专家、企业名家、学院领导以及有影响力的企业，举办校企合作论坛，破解校企合作“瓶颈”问题，探讨行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师生核心职业能力培养有效途径。三是建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包括行业、企业专家、学校领导、学校专业骨干教师，依据行业岗位职责要求，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研讨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监控教学质量，力争专业与产业（岗位）对接，教师执教水平与行业岗位要求对接，学生核心职业能力与行业人员从业要求对接。

3.变革传统金融教学模式，强化核心职业能力培养。《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积极推行订单培养，探索工学交替、任务驱动导向、顶岗实习等有利于增强学生能力的教学模式”。这为金融类专业合作办学，强化核心职业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提供了思路：

（1）更新教学理念。金融类专业应形成“四对准”（对准市场设专业、对准岗位设课程、对准能力抓教学、对准创业育人才）和“两个对接”（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对接、学生能力与岗位需要对接）的教学观念，进一步丰富核心职业能力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

（2）以工作项目（任务）为中心组织教学内容。一是“课证融通”，在教学内容里融入职业资格考试的核心内容，同时，兼顾学生的专业发展，将学生职业素质教育和岗位后续发展教育内容纳入课程教学中，做到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二是以“工作项目为导向，任务为驱动”组织教学，以业务操作流程的方式展开教学内容，整合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培养和提高学生核心职业能力。

（3）灵活采用各种教学方法。课堂教学除了保留传统的课堂系统讲授法外，教师还可以根据实际工作的任务驱动，将职业标准融入教学要求，在教学方法上灵活采用模拟教学法、项目小组工作法、引导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角色实训法、情景教学法、学生实训比赛法等组织教学，做到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对接、课程培养与岗位要求对接。这些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是学习过程的组织者、咨询者和伙伴，而学生自主实施计划、反馈控制、评估成果，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收集信息、制订计划及决策等核心职业能力。

以全真型业务环境与业务流程为背景建立全真的“模拟理财公司”，满足学生理财分析与投资咨询业务的实训教学任务；与校外金融机构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成立“订单班”，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供学生实施课程工学交替、顶岗实习项目，实现全真化教学，在金融职业素养、金融文化礼仪、业务流程操作、业务技能训练等方面对学生进行核心职业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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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改革相关举措

“国际金融”课程研究国际货币信用关系和资金融通规律［1］，具有综合性和应用性的双重特点。首先，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既包含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介绍(如外汇与汇率、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等)，又包括实务知识和操作的介绍(如外汇交易、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等)，还有相关政策的研究(如汇率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等)。需要运用到国际贸易学、金融学、西方经济学、会计学等课程的相关知识。其次，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从宏、微观层面更透彻地认识经济生活、理解国家经济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强调对与国际金融业务相关的经济事务、涉外企业管理等工作所必备的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的理解和应用［2］。如面对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复杂局面，如何强化外汇风险管理、实现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针对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而中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这一事实，如何调节国际收支并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等问题，都是国际金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3］。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我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这些知识对于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越发重要。近年来，我们在“国际金融”课堂教学中探索性地灵活采用了多种教学改革措施，强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化”特色，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教学内容国际化

首先，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应遵循国际标准。国外经院流派教材以克鲁格曼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下册)“国际金融”部分为代表，涵盖汇率和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国际宏观经济政策两部分内容，并在第六版中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全球化的冲击等新内容;商学院流派的教材则更侧重微观与实务，以布特勒的《国际金融学》为例，突出了国际金融市场与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等内容［4］。近两年，美国次贷危机对货币金融危机理论、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等教学内容形成了冲击，国外课堂教学有将此部分内容分量加重的趋势。在参考经典教材的基础上，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建立了国际金融“宏观与政策”、“微观与实务”、“创新与监管”三大内容模块。通过对课程内容进行设计，我们做到了教学内容新颖，信息量大;及时把教改教研成果或学科最新发展成果引入教学。其次，大幅增加对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货币合作等内容的讨论。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金融本土化和区域化研究趋势明显。以人民币汇率为例，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本土化问题，也是全球关注的国际金融热点问题。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及区域金融合作应成为国际金融课程重点探讨的内容，这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加深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相关焦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最后，课程内容有意识地突出“面向东盟”的特点。广西是中国与东盟经贸文化联系的桥头堡，高校具有研究和探讨东盟相关问题的区位优势。除了在教学内容上大量引入东盟国家相关案例以外，还利用学生来源国际化的特点，让金融专业的留学生以课堂报告的方式制作课件介绍越南、泰国等国家的金融体系情况。

(二)教学手段多元化

第一，重视案例教学与课堂讨论。案例教学法是当今世界各高校商科专业最流行且有效的一种教学方法，其优点是教师引导学生从各类典型案例中去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让学生获得判断、决策的机会，提高分析和创新能力。由于接触新知识的角度从传统的“演绎”变成了“归纳”，学习难度下降不少，通过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知轨迹也更符合人类的本性。“国际金融”所涉及的理论知识，学生平时不容易有机会接触到，理解难度大。如果能够加大案例教学的比例，将具体的知识点和世界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实际案例结合起来，在案例的基础上进行核心内容的教学，让学生对案例的认识从“看热闹”转向“看门道”。例如在讲解“衍生金融工具”时，可加入美国次贷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历次金融风暴的实际案例，引起学生的强烈关注，由此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和探求;在讲授汇率变化的影响时，可结合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教训，讨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可能影响;又如在外汇风险管理和国际贸易融资部分，可加入华为、中兴等明星企业的真实案例，使学生通过阅读资料模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也有益于活跃课堂气氛。第二，重视多媒体技术与网络资源的运用。多媒体课件以动感式的页面展示教学内容，学生的感受直观，既能丰富课程内容，又能活跃课堂气氛，拓展学生的思路。通过播放一些贴近重大国际金融事件的视频、音频文件，可拉近课堂与现实的距离，深受学生欢迎。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国际互联网为教师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5］，有助于教师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添加最新的统计资料、案例等信息，使学生能学到最新的知识。通过建立国际金融课程网站，让学生实现网络自助学习，在线查阅课程大纲、教案、多媒体课件、习题等。通过开设教学互动平台，方便学生随时与教师进行沟通，形成完整的互动知识体系。答疑问题和教师的回答和分析都被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可以形成独立的教学知识库，对课堂教学起到非常重要的辅助和补充作用［6］。第三，优化实训环节，实现情景化教学。为配合国际金融的理论学习，在金融综合实验中设立了外汇交易等实训模块，通过在实验室里对各种真实金融交易环境进行仿真模拟，制造出身临其境进行实际买卖的氛围，有益于增加学生对证券、外汇等市场运行机理和具体金融产品交易的感性认识。通过模拟学习，有效缩短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并熟悉业务流程，使其在走向工作岗位时能够更快适应环境。第四，建设国际化的实践基地。培养国际化的专门人才，要广泛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营造有利于国际化的人才成长环境。在利用国外资源方面，我们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根据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采取互换、交流、实习等多种形式，让学生走出国门，接受国外多元文化的教育，扩展视野，充分享受国际教育资源。在利用国内资源方面，与银行、证券等行业的企业、机构密切联系，共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特别是利用广西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将学生派往南洋银行、淡马锡银行等东盟国家在华金融机构进行参观和实习，收到良好效果。

(三)教学语言双语化

双语教学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内在要求。在教育部2001年8月印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就曾明确提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中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双语教学作为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重要理念，业已被国内多所知名高校采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7］。通过双语教学，学生能够熟悉掌握国际金融涉及的众多专业术语，初步具备用英语进行理论表达的能力，能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获取世界金融领域的最新动态，也将为今后从事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工作奠定一定的英语基础。由于东盟国家广泛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在面向东盟的金融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中，教学语言的双语化改革一直受到格外的重视。根据老师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采取了双语教学的两种尝试。如果任课教师具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英语口语水平较高，同时学生也有较好的英语阅读能力，那么安排采用国际金融原版教材进行授课。如果没有上述条件，则要求老师尽可能地在教学中多使用英语词汇。特别是国际金融的有关概念，都应将其英文名称标注在中文名称的后面。在讲解有关汇票、本票、支票、信用证等内容时，要对照全英文的票据样本分析它们的构成要素和基本特点［8］。

二、今后继续深化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金融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决定了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案实施必须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中心，坚持面向东盟的国际化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能力并重的原则。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在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这些不足也成为今后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

(一)金融学专业教材建设要突出面向东盟的特点教材是进行教学的知识载体和基本工具，与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直接关系。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世界各国和地区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国际金融及其相关领域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以及新的解决方案。之前的国际金融理论在持续深化、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出新的金融理论。例如汇率决定论、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各国金融政策协调理论等，均在最近20年间取得了非凡成就。为方便学生系统认识这些新问题并接收新的成果，需要对现有金融教材及时进行更新。在中国－东盟框架下，国际金融热点不断涌现，例如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9年的越南金融危机、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以及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等。近两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上的博弈加剧了该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复杂局面，成为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新热点。在此背景下，发挥广西东盟研究优势，推出面向东盟的金融学专业系列教材，成为金融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系列教材的出版，除了成为学生学习和了解国际金融前沿问题的重要保障，也构成广西加强面向东盟特色和扩大经济金融学科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完善教材建设的同时，还应鼓励进行双语教学精品课的尝试，充分发挥双语课程对人才培养的突出作用。

(二)深入开展师资队伍建设的国际合作，拓宽交流平台教师队伍国际化是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课程模式从“以知识导向”的学科体系课程，向“职业能力导向”和“工作过程导向”发展，对教师的综合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教师既要具备经济学、金融学的扎实专业理论功底，又要具有较高的专业外语水平，还要具有高级商务管理的丰富实战经验。传统型的理论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已经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迫切需要建设由“双师型教师”和“一体化教师”组成的新型师资队伍。具体可结合实际从以下几方面建立激励措施:

1．创造机会并提供条件选派骨干教师到国外进修学习，加强对专业课教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强调教师对先进教学手段的应用能力以及对本领域前沿知识的获取。依托现有与东盟国家知名大学的联系，尝试建立教师之间三个月到半年时间的定期互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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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企合作；金融衍生产品；教学方法

基金项目：2014年山东交通学院教育研究与教学改革立项项目，课题编号：JY201416；

2014年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立项项目，课题号：1402-9。

21世纪，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企业仅仅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已无法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在企业竞争中人才素质和能力的竞争日益重要，其中不仅包括管理人才，也包括众多的应用技术人才。由此，仅仅单纯的依仗单方面力量以保障及增强人才竞争能力，从经济角度与实施效果来看是不具有可行性的。在如此环境下，如何优化校企合作机制，使职业学校能够为企业提供帮助，满足他们对人才和技术推广方面的需求，就成为了构建校企合作供需共赢机制的重要基点。

一、校企合作的国内外实践

（一）校企合作的国外实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校企合作首先出现于德国等发达国家，并在很多国家，基于当地特别的产业特征、经济特征、文化传统和政治背景，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性特色化的校企合作模式。毋庸置疑，国外的现在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不过历史经验和理性分析也告诉我们，完全的模仿照搬也是必然不行的，有中国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和机制，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值得我们借鉴的国外模式有：

（1）德国的双元制。1919年，形成于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经过二十年的不断发展其正式成为普及义务职业教育制度。该制度的内涵为：专业理论和学习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与在企业里接受技能方面的培训融为一体，实现学校与企业共同对人才培养负责的机制。将职业学校作为输出具备高级职业素质的摇篮，“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促进着十九世纪德国经济的发展与飞跃。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德国为进一步巩固与强化企业培训，新兴了跨企业培训。（2）美国的“合作教育”。即工商企业界与学校合作，共同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亦称工读课程计划、半工半读模式。（3）英国的“三明治”。是英国采用的“学习―实践―学习，工读交替的产教结合的形式，即全日制课程学习与工商业训练相结合。（4）俄罗斯的“学校―基地企业制度”。与职业学校合作的企业即“基地企业”，直接参与学校理论、实习教学大纲的制定和对学生技能的考核，并有义务招收职业学校毕业生。（5）日本的“产学合作”。即产业与学校合作培养职业技术人才，互相承认学分。它是通过产业界向学校投资、人事上的交流和科研上的委托等进行的。（6）新加坡的“教学工厂”。是把教学和工厂紧密结合起来，把学校按工厂模式办，把工厂按学校模式办，给学生一个工厂的生产环境，让学生通过生产，学到实际知识和技能。这是在借鉴德国“双元制”理论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的一种新加坡式的“双元制”。

（二）校企合作的国内实践。我国的校企合作职业教育机制虽相较国外来说起步较慢，但是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经验。就目前来看，我国国内校企合作的典型模式为：

（1）企业将生产车间搬入学校。通过机器设备进学校的方式让学生在学校中便能实际操作、练习，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达到老师即师傅、学习即生产、作品即产品，将车间与实验室双位一体，达到真正的互利互赢、共同发展。（2）企业与学校建立定期交流机制、达到定期沟通、定期互补的目的。学校的专业设置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生可以在毕业之后有就业优势、竞争优势。为此，作为在校企合作中的另一方――企业，其所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企业定期将所需人才的具体要求与学校交流，并协助学校针对课程、教材、教学方式等事项进行完善；同时还派相关技术人员进入学校充当兼职教师与师傅的角色，不但向在校学生宣传企业文化、指导就业以及适时的带领学生进入车间实习。另一方面，学校定期派专职老师进入企业，利用自身理论优势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3）学校开设定期“订单班”，即是由企业向学校派专业技术人员到校上课，传授实际操作中的具体知识，将学生们的抽象理论具体化；宣传企业文化，让学生们更早的接受企业文化熏陶，明确企业目标。与此同时，企业还额外向学习优秀的学生提供各类的奖学金、学习刻苦有潜力的学生提供各类助学金，以进一步的培养学生们的动力与热情。

二、《金融衍生产品》的课程特点及现状

《金融衍生产品》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高等学校金融专业学生的课程体系中，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金融衍生产品（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的定价和交易实务。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和定价以及风险控制成为了决定我国金融市场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作为高校而言，培养高素质的金融衍生产品专业人才，除了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在金融衍生产品的课程教学中，实践教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学生能将理论灵活运用于实践，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国内许多高校都开设了金融衍生产品的实践课程。实践课程教学设计的基本内容设计如下：

第一、对衍生金融工具市场运行规则的熟习和运用；第二、对市场衍生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实证分析；第三、对产品定价和套利机会的寻找；第四、某一企业风险管理的套期保值方案的设计；

总体来说，所有的这些实践内容主要都是通过多媒体网络教学平台和校内金融实验室进行的模拟操作。没有实现真正的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三、《金融衍生产品》课程校企合作的实践探讨

在《金融衍生产品》的课程教学中引入校企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有利于真正实现课程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更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大企业和高校的合作。为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总体来看，校企合作的引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将实验室搬进课堂。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动手能力，更好的促进教和学的结合。金融衍生产品的部分教学内容可以通过将实验室搬进课堂的方式完成。以期货部分为例，学校可以与期货公司实现对接，将期货公司所使用的操作软件和行情分析软件引入实验教学中来，让学生将枯燥的专业理论知识与最新的实践结合在一起。

（二）将专家请进课堂。结合专业与相关金融企业的特点，高校与企业可以合作开办《金融衍生产品》课程，共同培养学生。在授课过程中，在校教师可以与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相关企业进行协商，除教师课堂授课之外，在必要的时候请相关行业专家为学生授课。这种培养方式由高校单方面培养人才升级为校企双方优势互补培养人才。有利于大学生提早接触实际工作，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提升实际工作能力。同时可以结合课程在班级内设立企业奖学金，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三）定期进行校企沟通。在《金融衍生产品》的教学过程中，相关教师应与合作企业定期开展座谈会。关于课程的定位，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等内容进行及时的探讨和纠正。以保证课程的教学与实践接轨，与时俱进。

（四）鼓励学生参加证书考试。学历教育考核的主要方式是考试，它是课程教学效果评价的工具。现今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是 “大众化”，而课程考核的方法还是与“精英式”培养背景下的考核方法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主要特点表现为：考核内容“重知识轻能力”，考核方式“重笔试轻实践”。这不仅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金融衍生产品》课程的教学中，可以适当的推荐学生进行相关的资格考试，如期货从业资格考试、证券从业资格考试等。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课堂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掌握知识的效率，更能够为其未来就业增加重要的砝码，使其更快的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去。

（五）选派优秀学生进行校外实习。课堂教学之外，可以选派优秀的学生利用暑期社会实践的时间去企业进行校外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可以了解企业实际业务运作，激发学生适应就业而自主创新学习的自觉性，增强获取就业竞争力的主动性；同时，学生也可以提高经营管理能力，了解相关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从而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六）实现教学与就业的对接。在学生进行校外实践的过程中，用人单位可在活动中发现人才、考察人才、预录人才，缩短正式就业时的磨合期。这种校企合作赋予了实践实习新的内容，增强了实践实习的时代性针对性和生命力，密切了校企合作关系，也提高了毕业生就业率。

参考文献：

[1] 司淑梅.应用型本科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 06.

[2] 张闯.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实践教学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 07.

[3] 孔繁敏.应用型教育的抉择与探索[J].中国高等教育，2004（15）.

[4] 胡剑慧.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训中心建设中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以若干所上海应用型本科院校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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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达地区“人财”战略

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正处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显著特征是，以技术资本和管理资本为核心内涵的所谓“第三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F·H·DouglasandC·W·Cobb）测算上述地区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三资本带来的工业增长及其收益，已经接近资金资本和普通劳动力资本带来的增长和收益。

第三资本中的技术资本和管理资本的载体是人，然而这样的人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才。一般认为：人才是智慧之才。我们说，人才只是登上了一个知识平台，而社会和企业对这个平台要求越来越高。而人才并不能马上给企业带来现实的收益，企业还要对人才进行培养和培训。但是，真正的技术资本和管理资本的载体是“人财”（HumanCapital）。“人财”可以认为是资本之才，只有资本才能产生利润，其道理不言而喻。

“人财”之一：好项目的持有人

目前，由于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大卫·李嘉图所称的“比较优势”，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产品制造基地之一。在这些地区，不论是低端产品（如矿泉水），还是高端产品（如数码产品），都有无数生产厂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在这个地区得到充分的验证。但是，现实中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各行业企业的利润空间近年来普遍收窄。这里面固然有地区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升高的原因，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许多厂家的产品在众多竞争对手中没有什么优势，这个优势说到底就是自己的产品，与竞争对手的产品相比较，找不到“基于消费者的差异化”。

找不到差异化的产品就是找不到卖点的产品，如果在众多厂家中均找不到产品的差异化，又要把产品销售给有限的消费者，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厂家之间的价格战。在发达地区这种价格战此起彼伏，异常残酷。实际上，企业之间的价格战对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不利，大大的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

在当代企业盈利模式中，“产品创新”占据重要地位。在21世纪，产品创新的途径是：把“专家系统”提炼成为可以表达和量化的“程序”，再把这种程序固化和设计在普通产品里面。这样的做法，使许多产品包括日用消费品，具备了“专家功能”，使普通消费者只用了比一般产品多一点的钱，就可以享受到“专家级的服务”。不言而喻，这当然是产品创新的最大卖点。

在产品创新领域，这样的做法，通常叫做提高了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往往附加值带来的利润是普通产品利润的几倍、十几倍，有时甚至能够达到几十倍。

这里所说的好项目，就是指附加值高的项目。其实好项目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关键是投资人是否认为好？如果投资人愿意投资，那一定是对项目本身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评估。然而，即便是“最完善的评估项目”并得以通过，在具体实施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来自于技术本身的成熟度，也可能来自于市场、资金、组织、人才等各个环节。

目前，在珠江三角洲对好项目的持有人的报酬兑付，一般采取基本工资加技术入股的方法，以减轻投资人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有风险规避的作用。在好项目的持有人的调查和分析中，笔者发现，这类群体以科研机构、大学和少部分企业阶层人士为主，而且这些人一般都具有独立知识产权。

“人财”之二：职业的经理人

2002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了《职业经理人职业标准》文件，上海的职业经理人定义是：运用全面的经营管理知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独立对一个经济组织或部门开展经营或进行管理的个人。“职业经理人”的英文解释是Professional，职业经理人关键在“职业”（专业）二字上，这个词带来的含义是工作能力上乘，职业操守良好。一个经理人能力不行当然谈不上职业，所以职业一词的重心偏向了经理人的职业操守——经理人应该具备的那个身份、那个领域的做事规范。例如对竞业限制的遵守、对原来雇主的尊重、对下属的责任等等。另一方面，“职业经理人”这个词给人的感觉是做事是否专业。但是从珠江三角洲目前来看，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状况还不是十分理想。这里面有家族企业自身的问题，也存在着市场不成熟，“猎头”无规范和职业经理人的操守无约束等问题。以上这三个原因，导致目前职业经理人在发达地区流动率极高。鉴于这种情况，在发达地区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比较难看到职业经理人持公司股份的情况。但是，从长远来看，高级职业经理人持公司股份，是一个趋势，目前在珠江三角洲，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制度以年薪制与年终业绩挂钩为主。

“人财”之三：营销高手

一个企业盈利与否，并不能决定这家企业生存状态。能决定一个企业生存的是企业的现金流（Cashflow）。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现金流取决于营销人员对产品的定位和市场细分。企业营销和企业销售有本质差别：销售是企业把库存的产品千方百计的推销给消费者；企业营销是在企业还没有决定开发某个项目的时候就开始了，是对某个产品从产业链的头（市场判断、卖点分析、技术风险、产业链上游整合优势），到产业链中（生产工艺流程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直到产业链的尾（产品市场定位，客户市场细分）的综合谋划。

在当代国内外成熟商业社会，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如何生产，而是生产什么。因为生产普通工业品和日用品的技术日益多样化、高科技化和综合化，要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并非难事，难的是市场是否有客户足够的批量需要。因此，营销的源头也就自然上溯到了产业链的上游。

考察营销“人财”在我国发达地区的存在，我们发现这部分群体人员背景十分复杂。绝大多数人由丰富的市场经验，善于策划和具有“商业直感”。文化教育背景更是参差不齐。很多人善于抓住潜在的市场需求，更能适时的利用企业的“工业语言”，表达成为消费者说不清楚的潜在需求的产品。在产业链的终端，区隔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是营销高手的特长，而且他们善于创造流行术语，整合消费者观念，引领消费趋势。“人财”之四：资本运作“人财”

考察人与资金资本的关系时发现，在当代商业社会，人与钱存在着三种关系。第一种是“人寻找钱”，这个层次基本上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第二种是“钱寻找人”，为的是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第三种是“钱寻找钱”，寄希望于用一部分资本，通过整合的手段，获得更多的资本（Capital）。

“钱寻找钱”的情况，目前企业可以得到的市场途径是：通过资本抵押，获得银行商业信贷；通过股份制改造企业，运作上市获得资本聚集和营运的可能；通过与其他企业资产重组，获得别人的直接资本优势和简介资本优势（行业地位、产品地位、品牌地位、客户优势、技术优势等）。

但是笔者考察目前珠江三角洲的众多中小企业的财务人员，一般都不具备进行资本运作的能力。在企业里面能够很好统计和报告三大财务报表的人员（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已经被高层管理者视为难得人才。

由于这类“人财”奇缺，目前多数人没有在企业，而是集中在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保险公司、银行和少部分专门接受企业上市委托的咨询机构。在珠江三角洲这类“人财”中，有一部分是境外人员。但是现在发达地区的各重点高校，正在以很高的年增长率培养这方面的金融博士，改变这些“人财”基数过小的愿望正在快速实现。

“人财”之五：公共关系“人财”

一般认为，公共关系的主体是组织，公共关系的对象是特定的潜在公众，应当说，组织采用技术手段，为博得特定的潜在公众好感的一切行为，理所当然的可以归结为公共关系工作。当代企业的公共关系有三部分：传统的产业链下游对潜在客户和用户的公共关系；产业链中游——企业内部各部门和员工内部的公共关系；产业链上游与供应商的公共关系。

从传统的产业链下游公共关系角度看，目前在发达地区的客户发生了一些变化。大的潜在客户群体有以下四类：政府、大型超市采购人员、（国际、国内）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企业内部的公共关系强调企业内部人员不但是同事关系还是客户关系，为的是把企业的一切问题，能够解决在事情的萌芽状态，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和不断改进企业内部流程，最大可能的降低可变成本。对产业链上游供应商的公共关系，是为了适应自身企业的生产节奏，减少库存和材料返工成本，整合产业链，创造双赢机制的需要。

目前从传统的公共关系角度看，对四类大客户的公共关系“人财”非常缺乏，这样的“人财”企业很难长期留住，一般追求的是“为我所用”，不追求“为我所有”，是目前的市场状况。从对珠江三角洲的分析来看，这些“人财”主要是以某个项目的方式运作，运作成功后收取企业佣金的方式获得薪酬。企业内部的公共关系“人财”，往往是企业的关键中层。这些人承上启下在企业日常运作中起核心作用。产业链上游的整合，对企业来讲至关重要。但是在笔者看来，发达地区的企业这方面的“人财”还很少，也没有对产业链的整合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这样的企业占多数。相反，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跨国公司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发达地区企业对“人财”的吸引战略探讨

从企业战略性人力资源开发来看，吸引“人财”最关键的是企业汇集“人财”的制度设计。说到底，有三条：企业的薪酬系统；提供“人财”的进阶经验（所谓”人财”的出口）；企业文化。

在设计薪酬系统中，不能否认现金（Cash）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突出作用。也就是说，要在薪酬设计中有足够的“现金”成分。如果“以未来的钱，还未来的愿”的比例过大，对“人财”是没有吸引力的。这也就是说，不论采取年薪制还是股票期权制，或其他方式，都应当有足够的即付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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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市场；税收立法；金融交易课税；税收功能选择；量能课税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339(2012)02-0069-11

由于金融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其发展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各国均采取各种措施推动、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受损害的金融市场。在这些措施中，尤以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措施最为典型。然而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为目标而实施税负减免是否符合宪法上的平等原则，违反量能课税原则的差别待遇是否具有正当合理性，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尤有重新反思和考量的必要。

一、各国及地区金融市场税收立法的基本趋势从现代金融市场逐步形成至今，各国对金融市场的税收负担进行了多次调整，但基本上遵循了税负从轻且不断调低的基本趋势，赋予金融主体的税收优惠措施名目繁多、形式各异。尽管曾有个别国家力图适当提高金融交易的税收负担，如重新开征证券交易税或取消优惠税率，却仍因随之而来的金融市场效率的丧失而放弃。

（一）各国及地区金融税法的基本趋势：金融交易的税负从轻

证券交易税作为证券市场的主要税种之一，在多数国家经历了“先征后废”的调整趋势，如美国于1966年、德国和瑞典于1991年、意大利于1998年、日本和丹麦于1999年、新加坡于2001年均相继废除了

［收稿日期］2011-11-10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税法与公共财政研究所承担的博士后研究项目“Income Tax Issues on Structured Financial Transactions”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同时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教师科研专项项目（项目编号：182040308）资助。

［作者简介］汤洁茵（1980-），女，福建漳州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博士,德国马普税法与公共财政研究所研究人员。

证券交易税。Tax Note International and World Tax Daily(省略)。根据美国国库伯斯•里伯兰德国际税收网提供的95个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情况来看，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的国家和地区只有27个。即便在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国家，其税收负担也较轻且呈现下降的趋势。各国或地区无论是单方或双方征收，其总税负一般在0.1%～0.3%左右。除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外，各国仅对买方或卖方实行单边征收。在中国大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自2008年4月28日起由3‰下调至1‰，并于2008年9月19日实现单边征收。

各国对金融资产收益的税收课征通常不单独设立税种，而是并入公司或个人普通所得征税，但多规定各种优惠的税收待遇。在资本利得税方面，希腊、奥地利、比利时仅在将本国股权出售给外国公司的情况下，才按16.5%课征税收。对资本利得给予免税的待遇。在中国，对股票转让所得则免除个人所得税。大多数国家对资本利得给予特殊的免税待遇。如法国对短期资本利得并入企业所得按1/3征税，长期利得可抵减以前损失后按普通所得征税。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则按不同资产项目和持有期长短规定了减税幅度递增的方法。此外，各国大多允许资本损失在资本利得范围内充抵和结转。美国、英国等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也采取诸多措施加大资本市场的税收优惠力度。在利息所得税方面，虽然大多数国家对利息所得征税，但各国一般均对利息所得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或实行低税率，或规定一定的扣除项目。在中国，从1999年开始恢复对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但为应对金融危机，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税率先由20%降至5%，并自2008年10月9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及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完全免税《关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32号）、《关于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40号）。。

为应对此次破坏力巨大的金融危机，各国纷纷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经济对策，其中，减税作为重要的财政政策之一而倍受推崇。从各国为救市而实施的减税政策来看，针对金融市场的税收减免依然为不少国家所采用，如日本、韩国、中国、罗马尼亚、巴西等。在日本，个人从股票中获得的资本利得和股息所得享受10%的优惠税率的政策延长至2011年。罗马尼亚2009年度对证券交易的资本利得免税，个人的资本损失可以用同类型的资本利得冲销，从2010年1月1日起，未冲销的资本损失余额可以向后结转1年。在匈牙利，35%的股息税税率被取消。在巴西，个人消费金融操作税的税率由3%降至1.5%。在韩国，资本利得税的起征点从6亿韩元提高到9亿韩元。

（二）各国及地区金融税法的立法意图

税收的课征对各国政府的机构运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随着金融自由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了一股指引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1］，促进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成为各国、地区政府放弃或削减金融市场税源的最重要的立法考量。如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股票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1998］61号）中强调，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其目的在于“配合企业改制，促进股票市场的稳健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02号）则称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目的在于“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我国台湾地区停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为增进公共利益，权衡经济发展阶段性需要与资本市场实际情况，而采取的合理的差别规定”。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对金融市场采取减免税措施的国家，其目的则主要在于以减轻税负使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量得以恢复。

从各国的情况来看，与其他产业不同的是，适用于金融市场的税收规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宏观调控职能，而其固有的收入职能却被大大弱化了。在制定金融税法规则时，对金融市场征税能够为国家获取多大规模的财政收入并非最主要的考量因素；相反，如何以税收利益为诱导，推动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强本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已成为最根本的制度考量。也正是基于宏观调控的目标，金融市场成为税收规则变动最为频仍的领域，金融交易税的开征、停征、减征或免征均视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势而定。而由于金融市场本身对税收的潜在排斥性，对金融税法的修正也主要集中于金融交易税收的减免或停征。

金融资产发行和交易的成本主要由费用和税收构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税负高低将会增加或降低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随着交易成本的提高，投资收益将有所降低，由此影响参与金融交易的投资者数量以及投资者购入金融资产的数量和品种，甚至影响金融资产的资本总量，减少金融资产的交易总量，缩小金融市场的规模。有学者利用美国的经验数据证明，如果资本利得税的税率从28%下降到0，那么，股票的资本成本可以从15.1%下降到12.7%。不仅如此，作为“无对价给付”的税收，一旦对金融交易征收，也将造成部分资金流出金融市场，并不会直接流回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场的存量资金。据估算，如在中国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提高2个千分点，以目前每天约3 000亿元的交易金额计算，每天上缴的交易印花税将高达9亿元，净增加6亿元。但每个月因此从证券市场上多流出的资金超过120亿元，相当于每个月发行一个大盘股。因此，对金融市场征税对其运行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将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减少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本身创造流动性”的悖论下，各国对金融市场开征任何税种或采用增税的措施都极为慎重；相反，停征金融交易的相关税收或赋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以税收成本的降低而减少金融交易成本，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却成为各国金融税法制定的基本选择。

基于扶持和培育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考量，税收也成为各国、地区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的金融交易逐渐产生同质化，其交易条件、交易规则和交易的金融产品并不存在实质的差别，加上各国、地区纷纷放松对外汇的管制，资金的无国界流动使各国金融市场之间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在此情况下，交易费用的差异，包括对同一金融产品课征的税收，将对资本的进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可以说，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逐渐提高，税收将成为影响金融交易产品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为维护并增强本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金融市场也成为各国税收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如果一国金融交易的税收负担过重，将会迫使本国金融市场上的资金转向税负较低的相似或类似的金融市场。“除非在全球针对广泛的金融工具征税，否则后果只会是异地转移和所使用工具的变化”［2］，即使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征税确实能够“挤出”一部分窖藏于金融市场的过剩资本，但由于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可替代性，从本国金融市场流出的资本并不会进入本国的实体经济中，相反却为相同或类似的其他金融市场所吸纳，由此，对金融市场征税，不但改善本国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初衷无法满足，反而会大大降低本国固有的资金量，对本国金融市场发展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无任何实质性的益处。税收课征对本国金融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减损，最为突出的案例为瑞典和我国台湾地区。为增加税收收入，并惩罚被视为“非生产性和”的金融服务部门，瑞典从1984年开始征收股权交易税，交易税收入占到往返交易本金的2％。随后，瑞典本土的股票交易量下滑，同时，投资者将交易转向伦敦和纽约的交易场所。瑞典市场上11家最活跃的上市公司60%的交易量及所有上市公司30%的交易量被转移到伦敦。为减少“社会不良行为”，1987年瑞典对货币市场工具开征了交易税。结果同样导致了债券和票据的期货交易量下降了98％。在现金市场，交易也转向相似的不征税的债券工具市场。于是，瑞典于1991年12月1日取消了所有正在征收的证券交易税。详细可参见中国金融税制改革研究小组编撰的《中国金融税制改革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新加坡SIMEX1997年1月推出台湾股价指数期货，而台湾期货交易紧随其后在1998年7月推出台湾加权股价期货。同样是台湾股价指数期货，由于SIMEX不征收交易税，台湾则征收0.05%的交易税，众多投资者纷纷投向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导致新加坡的台湾指数期货扩大一倍左右。为增加吸引力，台湾交易所不得不在2000年5月、2006年分别调低期货交易税。详细可参见李瑞林、薛立言撰写的《交易税政策对台湾期货市场效率绩效之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尽可能降低本国金融市场的税收负担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各国在金融领域的税收竞争也因之愈演愈烈。在此竞争压力下，各国、地区立法中的税收优惠方式也日益繁多，优惠程度和范围也日渐扩大。有些国家甚至放弃对创新金融产品制定相应的课税规则，形成立法的空白，实际上也使其处于无税的状态。如1993、2002和2006年，美国政府多次向国会提交征收期货及衍生品交易税的计划，但都引起了各大交易所的强烈反对，导致立法计划未能获得通过。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而言，向金融市场提供程度不同的税收优惠，对推动金融市场的整体运行无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单纯在金融产业中强化税收的政策调控功能而弱化其本应固有的财政功能，并由此形成金融主体与其它市场主体的差别税收待遇，这是否能以金融市场发展作为其合理正当化的理由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而在税收立法中，经济效率的追求是否应作为最根本的合法性判断，同样有待研究。

二、金融市场税负从轻的正当性分析税负减免成为金融税收立法的主要趋势，但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为立法意图，仍不足以成为其合法化的基础。以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为核心的金融税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仍需在考察对金融市场税收优惠的必要性、是否合乎比例原则及由此所形成的差别税收待遇对纳税人权利的影响等之后才能予以确认。

（一）金融市场税负从轻的比例原则审查

根据传统税法理论，以经济调节为目的的税收的正当合理性在于立法者对于纳税人的经济行为基于公共利益有诱导促进或管制的必要，因此，有必要采用税收减免或加重征收作为工具。［3］税收政策形成对不同主体的差别性税收待遇时，应当具有“合乎理性的、从事物本质所导出的理由或其他明白的理由”［4］，否则即构成对税收平等原则的违反。所以有必要对该税收优惠的目的与手段之间、政策采行与实施效果之间是否合乎比例予以斟酌。

1．金融市场税收减免措施的必要性审查。金融立法规定，判断金融交易的诸多税收减免是否具有正当合理性，首先应考察此税收优惠是否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所必需。由于税收减免所形成的差别待遇将构成“税收公平”这一税法上具有重大特殊意义的法益的牺牲，因此，只有在除税收优惠政策外，别无其他可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或根据经济形势所确定税收政策能够以最小成本、对人民权益损害最少的方式达成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时，才可选择使用。

如前所述，各国在立法中规定，实行金融交易的诸多税收减免措施其基本的前提在于，通过税负的降低，能够使金融交易维持低成本和高收益，从而吸引资金进入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市场的高效发展。但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否有必要以低税负提高金融交易的收益水平，进而增强金融市场的吸引力是值得怀疑的。随着各国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交易的收益率一直居高不下，金融市场也实现了膨胀式的发展。以我国为例，据估算，我国工业企业年平均利润率为1.96%左右，2001年以后，中国的证券市场收益率大约维持在37%左右，证券市场的收益率一般是工业企业年利润率的8～20倍。［5］在畸高的收益率的刺激下，中国证券市场的总市值达23．57万亿元，市值全球排名第三位。证监会：《截至7月底沪深股市总市值23.57万亿元》，资料来源：省略/jrzg/2009-08/26/content_1401371.htm，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9月21日。从全球来看，1990年全球金融资产总量为328 818亿美元，GDP总量为208 139亿美元，金融资产总量相当于GDP的1.6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总量达到3 169 741亿美元，增长了9．6倍，全球GDP总量达到361 698亿美元，仅增长了1.7倍，金融资产的总量与GDP的比值达到8.8的高水平。到2009年，全球的虚拟金融资产超过270万亿美元，实体经济的总资产不到它的2.5%。可以说，税收的减免并非维持金融市场高收益的根本原因。排除税收的原因，基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政府所采取的除税收外的经济政策，金融市场的税前收益已经远远高于实体经济，这是导致货币结构扭曲、金融市场吸纳过度资金而造成急剧的膨胀式发展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税收减免并非金融市场发展所必需的政策手段。

2．金融市场税收减免措施的政策效果审查。对金融市场所采行的税收减免措施为实现“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一目的所达成的政策效果如何，同样是衡量其立法正当合理性的重要方面。

就这一目的而言，并不单纯意味着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更意味着金融市场发展的安全与秩序，及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税收优惠通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美国1977年资本利得税税率为49%时募集的创业资本仅为0.68亿美元，而1983年资本利得税税率降低至20%时募集的创业资本高达50.98亿美元。优惠的资本利得税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资本市场。［6］在实物与金融资产差距如此巨大的税收负担下，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收益率差异更加明显。随着各国逐渐降低本国金融交易的税收成本，随之降低的交易成本和增加的收益水平促使过剩的资金转向追逐全球范围内的各种金融资产，最终促成了金融资产的过度膨胀与流动性过剩。据测算，从1996年起全球的流动性快于全球名义GDP的增长。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并非导源于金融市场流动性的不足，而在于全球金融市场的过度无序发展而导致投资者投资信心的丧失进而所引发的市场流动性黑洞当利率降到很低水平，市场参与者宁可持有货币也不愿贷款或购买金融资产，市场参与者只愿意卖出债券，持有现金，经济学上称这种现象为“流动性黑洞”。。在此背景下，单纯交易成本的降低也难以刺激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在采取金融市场减税政策的国家中，其金融市场并未如期恢复，其政策效果由此可知。

如果说税收优惠推动金融市场的高速运行乃至形成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话，那么，在金融市场发展的安全与秩序方面，税收优惠的作用却极为有限。金融市场的安全与有序发展从总体上看应包括金融资产的安全，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和发展等核心要素。因此，所采用的税收措施应当能够对金融交易的价格波动和交易总量予以适度的调节与控制，维持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之间的相应比例，并通过税收的安排，降低频繁进出市场的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频率，从而抑制金融系统中不协调的因素与力量，保障金融制度的稳定、金融体系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状态，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防止金融动荡、金融危机的消极状态［7］，最终有利于金融安全。为实现这一目的，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提出，资本的过度泛滥是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根源，为此，必须增加短期交易成本，降低资本流动速度，获得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8-10］对金融交易提供税收减免恰恰与此背道而驰。随着金融交易税收优惠的增加，金融交易成本降低反而为短期投机行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更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所蕴藏的无序与风险。

税收优惠制度不仅在实现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秩序方面差强人意，在促进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同样备受质疑。只有实体经济部门与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率大体相当时，资本在两大部门之间的配置才会大体均衡。投资者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其目标在于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与其发展规模并不相适应的税收负担则进一步加大了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当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率远远高于实体经济部门，那么，就将产生资本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偏好，导致大量的货币流向金融市场。资本在金融市场的大量积聚，使金融资产的交易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资本总额既定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货币规模的极大膨胀必然挤压实体经济的发展。当各国立法为金融资产提供更为丰厚的税后收益时，大量资金将从实体经济领域中不断流出，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供给则相对减弱，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和经济泡沫的不断累积，形成对生产性投资的挤出效应，造成了金融市场极度繁荣而生产部门相对萎缩两者失衡的局面。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联系断裂的情况下，由于商品和劳务依据价格信号做出反应的速度远远低于金融资本流动的速度，由此将形成产品市场的价格扭曲，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由低税负所形成的金融市场“效率”将导致实际的无效率。

因此，在税法中肯认金融交易的税收优惠，并非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必要措施；事实上，它只能推动金融市场量的发展，即只能实现金融市场整体市值、交易速度和交易总量的增长，却无法真正改善金融市场的运行效果，减少金融市场的风险，实现金融市场的安全、有序乃至健康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税法中肯认金融交易的税收优惠与促进金融市场发展这一立法意图两者之间欠缺必要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因此是无效率的，不具有正当合理性。

（二）金融市场税收优惠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影响评估

任何税法规则的适用，均不应侵及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对当前金融税法的评价，除在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方面的政策效果外，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影响程度同样值得关注。

1．金融市场税收优惠对纳税人自由权的影响。根据传统的税法理论，作为资本投资所得，其性质为“非勤劳所得”，与工资等勤劳所得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具有更强的支付能力，因此认为对资本性收益并不适宜给予优惠的低税率待遇。在金融税法中确立金融交易的诸项税收优惠，由此形成金融业与其他产业的税收差别待遇，对平等权的损害自不待言，但其对公民工作权、自由权的限制却往往被忽视。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舒尔茨对资本的划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投入，其税收负担却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当前的金融市场的立法选择下，投资于金融资产的物质资本所取得收益的税收负担远远低于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价值体现即工资或薪酬。以中国个人所得税为例，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取得的差价收入无需承担任何税收，从上市公司所取得的股息也可以享受减半征收的优惠待遇。由于国家以财政资金的注入拯救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风险同样也将转由政府承担。在国家将金融市场发展奉为至上目标的情况下，金融主体有强烈的动机投资于高收入、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中，从而获取高额的利润。而在其遭受投资亏损时，由于政府为其提供财政资助，其过度投机的风险成本也将借助财政转移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某一特定主体的投资风险由全体纳税人承担，而收益却仅由该特定主体取得。相反，个人投入人力资本所形成的勤劳所得则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在当前的税制体系下，个人投入人力资本的费用，包括生活费用、教育费用与学习者自己的学习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并无法获得完全的扣除。个人工薪所得实际上面临并非针对净所得课税的境地。这都使得资金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税后收益差异尤为明显。从薪酬水平上看，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2006年朝阳区工资水平最高的行业仍属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13 391元，是工资水平最低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10倍。

由于人力资本在当前的税制结构下必须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对同一纳税人而言，人力资本的投入将面临更高的边际税负，这将扭曲纳税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投资人力资本和做出职业选择的决定，大大降低实体经济生产或劳动的积极性，促使纳税人放弃工作转而专门从事金融资产交易。从社会整体来看，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中低收入阶层承担社会财富的生产的同时，必须承担远远重于资本投资的税收负担，也将产生“惩罚劳动、奖励投机”的社会效果，此“示范效应”一旦在社会广泛传播，以人力资本形成为目标的资源投入同样可能大大削减，导致人力资本产出的不足，却诱使更多的资金被投放于金融市场，形成投机的羊群效应，导致国民经济的发展弥漫在投机的氛围里。因此，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税负差异必然对纳税人选择工作或投机形成一定的强制，从而干预纳税人选择经济行为的自由。

2．金融市场税收优惠削弱纳税人基本权利的物质基础。税收是文明的对价，公民要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必须向政府让渡一定的财产。作为现代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之一，金融主体同样分享了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金融业本身所固有的系统性风险更要求国家以各种监管手段来保证金融安全，对国家的公共服务有着更高的要求。事实上，金融市场发展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市场机制在全社会确立、完备的商业法律体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讲究诚信的文化成为商业文化的主流、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建立和私人财产权利的宪法保护等［11］，都依赖于国家拥有足够的资金以履行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从而“为整个社会提供最低社会安全网络”［12］。因此，金融主体与其它市场主体一样，应当分担国家为提供公共服务而付出的成本，从而让渡其部分财产与国家。然而，与此相背离的是，由于在金融税法中明确规定金融交易的诸多税收优惠，金融交易主体所承担的税收负担远远低于其从政府获得的公共服务所应支出的成本。在政府所需财政规模既定的情况下，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对于一部分人的税收优惠，其实就是对于其他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的加重。［13］为支应金融市场的公共成本所需，政府不得不将取自各产业部门的税收用于金融市场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金融交易主体本应承担的税收负担转而由其他产业主体提供，必然大大加重实体经济中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形成税负的不公平。

除日常的财政投入以提供金融市场运作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外，为防范金融风险、挽救危机破坏的金融市场，各国更是投入数额巨大的财政资金。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以各种途径向金融机构注资，尤其在2008年10月3日提出以授权政府购买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为核心内容的7 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在欧洲，各国直接向金融市场的注资也达到2万亿欧元。在中国，政府向金融业所提供的财政支持更是数额惊人，政府或向其提供大规模的财政注资，或向被关闭的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或为国有银行提供减免税优惠。可以预见的是，在危机过后，金融创新所蕴含的风险将对政府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也将产生大量的财政投入。这些巨额的财政注资最终均必须由其他产业的纳税人来承受。从资金来源上看，各国救市资金一部分来源于税收，一部分则来源于政府所发行的国债。由于国债是税收的预先支付，因此，可以说救市资金最终均必须由纳税人以税收的形式来承担。各金融市场主体承担了较其他产业主体偏轻的税收负担，却占用了巨额的财政资金，享有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对其他产业的纳税人极不公平。在国家财政规模既定的情况下，金融市场所吸纳的财政资金多，对其他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就少，从而影响其他产业纳税人所能够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影响其相关权利的实现。

因此，各国于金融税法中赋予金融交易主体诸多的税收优惠，不仅与“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目标相去甚远，对公民职业自由权也形成一定的限制，更在形成税负转嫁的同时削弱公民基本权利所赖以实现的公共财政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税法中的优惠措施欠缺合理正当性的基础。

三、走下神坛的金融市场：金融税法立法意图的再反思如前所述，在实现“促进金融市场发展”这一立法目标政策效果的有限性及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与限制方面，尤有必要重新反思在金融税法中以税收调节功能为主导的必要性。不仅如此，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日渐背离的趋势下，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作为金融税法的主要立法意图同样值得怀疑。

（一）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背离：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新定位

各国对金融市场发展的高度重视，假定的基本前提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增长有着极为关键和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金融市场被视作储蓄与投资之间高效的转化途径，为社会闲散资金向各实体经济部门的自由移动提供了充足的媒介工具，扩大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加速了资本的转移运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同时，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为资源的重新配置提供了可能，有利于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从而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营环境。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前提下，国家通过在金融税法中确立的税收优惠措施能够积极传导宏观经济发展的意图，并借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而进一步调节实体经济的发展。

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一前提却倍受质疑。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金融市场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正在被削弱，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也在逐渐减弱，两者之间的联系正在被割裂，金融市场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制约，呈现独立发展的态势。从本质上看，金融交易是一种价值权利的转移，作为其交易标的的金融资产或者独立于所代表的实物资产，或者根本不存在相应的实物资产代表，而仅仅代表虚拟化的符号，如债务、股票或期货指数、天气，如气候衍生性产品所联结的标的资产为全球气候或温度指数。如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即推出日高温指数与日低温指数。金融资产的价格基本上与生产成本无关，而与人们对其未来收入的预期有关，且具有自我维持和自我实现的特质。因此，它能够脱离实体经济的具体生产过程，利用人们心理预期的变化所造成的短期市场波动来赚取价差收益。由此可见，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其与实体经济活动的正相关关系正在断裂，两者不存在相关性甚至出现负相关。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融通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已经大大弱化，金融市场已经不是实体经济活动的晴雨表。

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日益背离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形成了封闭的运行链条，大量资金在金融市场中囤积和沉淀，而不流入实体经济中，形成所谓的“金融窖藏”金融窖藏是指那些用于金融资产投资而没有对实物经济活动起融资作用的资金。金融窖藏对实物经济的影响是没有定论的，这取决于特定的经济环境。当金融资产提供的回报率比实物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更高的时候，金融窖藏的增长可能会抑制实物资本的投资，从而造成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背离。［14］。在金融市场上沉淀的资金，仅在金融体系内完成自我循环，促使金融市场呈现爆炸式的发展。在金融市场的资本化定价机制下，参与金融交易的投资行为逐渐演化为以资本大小和价格博弈情绪为基础的投机活动。这种投机活动已经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范畴，独立于生产循环过程，其收益的取得也具有博弈性。有人甚至认为，非实质交易证券以该证券市场价格决定给付因素，由于证券市场价格受各种不确定因素尤其是投资人心理预期的影响，其价格变动实际上已成为随机事件，以金融衍生品为内容的交易实际上与“以未来不确定、偶然的事件确定财物分配”的赌博并无差别。［15］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指出：“金融衍生工具不是一种生意，它和预测赛马中哪匹马会赢的赌博行为没什么两样”。［16］正如凯恩斯所言，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变得跟赌场相似，则这种发展是有害的。［17］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对资源流向“稳健性企业”将有不良的影响。金融发展可能造成金融脆弱性加剧进而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出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背道而驰的局面，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影响方向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变得更加不确定。

随着金融市场由现代经济的核心逐渐演化为投机盛行的场所，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否最终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否会导致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沉积进而诱发金融风险，尚有赖于特定的经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基本的立法目标，并以此构建金融市场税收法律规则体系是极不明智的。

（二）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离对税收调节机制的阻断

以税收作为政策工具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其前提在于税负的减轻能够降低金融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其收益。但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日益背离的情况下，金融产品的回报率与工业生产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剪刀差”，并呈逐渐扩大的趋势。由于金融产品的收益并不取决于实物经济活动，而受众多经济变量的影响，单纯降低金融交易的税收成本，并不能够必然提高其收益。因此，降低金融交易的税收负担能够实现所预期的“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目标，同样是值得怀疑的。

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税收政策的传导受到更多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而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和方向又不尽相同，因而税收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金融市场投资结构和规模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信息透明程度、本身的流动性以及投资者非理等多种因素都将影响税收政策所预期的传导途径。随着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市场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各个市场间诸要素的变化都将扩散并传导至其他的市场。［18］各市场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针对本国市场实施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必须将国际市场的影响因素纳入其考量范围。从根本上说，在金融创新趋势下，任何可能影响金融市场主体预期收益的因素都将影响其遵循税收政策诱导的程度，因此，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短期资本的流动、对本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信息与预期、金融资产价格水平的变化以及任何足以改变投资预期的突发性事件都将影响其政策效果的实现。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在传统金融工具的基础上，不断衍生、组合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创新程度越高，金融产品的交易链条也越多，这将使得税收政策在金融市场的传导环节随之增加。在传导环节中各种经济变量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税收政策的调整对投资者信心及未来收益的预期效应将随着传导环节的增加而不断改变。各市场参与主体对税收政策在强度和方向上的反应也更加难以预测，各种经济变量间的互动关系和过程更加复杂。税收调节的政策效应实现的不确定性也由此产生。

税收对金融市场发展调节效果的不确定性在投机行为盛行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加剧。在现代虚拟经济背景下，纯粹以投机为目的的金融交易急剧增加。投机行为主要为非理性的短线金融交易，并不足以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只会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短期波动。在税收政策实施过程中，投机易将对税收政策引起的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幅度，并缩短资金供求产生影响的实际过程，加快资金流动与调整的幅度。投机交易的加剧将使得税收政策的实施导致资金短期的过度调整，甚至改变税收政策预期的资金流向。可以说，投机行为的加剧使得税收政策仅仅成为金融资产价格的变量之一，无法真正通过税收利益的让渡诱导资金的长期投资方向，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投机行为阻断了金融市场本应具有的资源配置的传导作用，使得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加无法预期。

在金融市场与实物经济日益背离的情况下，金融产品可以不依赖于实物资产，而仅以任何虚拟性的符号为基础而无限量地被凭空创造，甚至根本仅仅是头脑中的想象。金融交易以不具有任何实际价值的数字符号或虚拟资产作为交易标的，这就使得金融产品的提供者甚至可以根据风险和收益的变化，精确地调整金融工具的风险特性，以适应交易者对风险的偏好和容忍程度。［19］一旦税收政策的调整造成不同金融资产的收益乃至风险的相对状况变化，投资者将改变其持有的金融资产的组合。［20］当税收政策调整其规制的方向和重点时，新的金融工具便可能被创造出来，以适应新的政策规则所产生的市场风险和收益水平。金融产品之间的替代效应越明显，税收政策越难以对某一特定的金融工具的交易给予特定的激励，其调整预期甚至可能因金融产品之间的替代效应而落空。

如果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那么，对金融市场实施低税负而减少的税收收入有可能通过金融发展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得以弥补。但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离的情况下，税收激励可能仅仅引发金融市场本身的膨胀，无法透过金融市场的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功能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脱离实体经济控制的金融市场，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对其实施的税收政策无法通过预期的成本―收益调节机制，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预定的引导效果。因此，在金融税法中是否肯认税收规则对金融市场的调节功能，应有必要对金融市场在当前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重新予以评估。

四、回归正途的金融税法：量能课税原则的重新确立无论从该制度对金融市场发展所产生的政策效果、对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影响，还是从金融市场的功能及其在金融市场上的定位，于金融税法中明确金融交易的特殊税收优惠，实现“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立法意图，都是值得商榷的。因此，税收在金融市场上应当如何予以定位，而这一定位在金融税法规则中应当如何予以体现，尤其值得关注。

（一）金融市场上的税收功能选择

税收作为公民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承担的强制性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原则上，应以“支应国家任务的财政需求为目的”［3］。随着市场经济矛盾的加深，国家职能日益扩张，成为社会秩序的重要维护者和促成者。税收作为经济调节工具也日渐受到重视，并被广泛用于调节收入分配和引导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予以干预和调节。自此，税收不仅具有财政收入功能，更形成了市场调节的经济功能，在税法中也形成了一部分非财政目的的“经济调节规则”。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税收的调节功能日益受到重视，“经济调节规则”和“财政目的规则”成为税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税收优惠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显然是税收的市场调节经济功能的重要体现之一。但如前所述，税收措施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效果极为有限，却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经济自由权的行使，并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公民基本权实现的财政基础。就性质而言，对金融交易提供税收优惠，本质上是对金融交易主体所提供的补助金、补贴或社会给付。［21］在金融交易足以维持远远高于实物交易的收益水平的情况下，对金融交易主体给予补贴显然并无实际的必要。对政府而言，放弃来自金融市场的部分税收收入，在金融资产规模日益膨胀、金融交易日渐频繁的今天，却可能导致税源的流失，加剧财政资金的短缺。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例，1986年末到1994年末，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合同的名义总值平均每年增长40%，从6 000亿美元增加到89 000亿美元，年交易量从3.5亿份合同增加到11.42亿份合同。［22］如此频繁的金融交易和如此庞大的金融资产，可见，其间必然蕴藏巨大的经济收益，成为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在税收成为各国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在西方发达国家，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为91.1%，美国为93.7%。从2003年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都在98%以上。，对金融交易提供税收优惠，便可能导致国家机关运作、政府职能履行所必需的财政资金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对金融市场征税，应当受到重视的并非其经济调节功能，而是其财政收入功能，对金融交易征税的税法规范也应同样以“财政收入目的的规范”为主。

（二）金融税法的正当合法性基础：量能课税

税收的功能不同，其相应的税法规范的设计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有所不同。在以经济调节为目的的税法规范中，基于经济利益的诱导而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一般应当遵循“奖赏原则”。而在以财政收入为目的的税法规范中，强调的是由全体公民负担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开支，应当依循平等原则在全体国民间进行分摊。

金融税法的构建既然应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取得为主要目的，则应当使税收在金融市场上尽可能维持中立，尽量使市场机制在金融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为此，金融交易课税给金融业带来的损失只能限于纳税额，不能给金融主体带来除税收以外的损失或负担，避免因为课税而导致不同主体的交易成本差异，避免税收对资本投资选择的扭曲效果。因此，有必要维持各金融主体之间、各金融交易之间平等的税收负担，依纳税人个人的经济负担能力平等课征税收，对金融交易的完成所改变的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能力”应当予以准确的衡量。

反对向金融市场征税的学者认为，金融市场的税基具有整体的零和性，由于证券市场的交易不会产生收益，而只是投资者之间的收益转移，因此，证券市场的税基具有明显的虚拟性，对虚拟的税基无需予以征税。更有学者认为，金融市场作为“资金融通场所”而存在，金融交易过程中，价值权利所代表的实物资本的物量和用途并未发生变化，金融交易本身并不被认为能够创造新增的价值，只是实现交易各方的收入再分配。有学者强调，金融市场的利润不过是一种分配性的转移行为，是对实体经济领域中收入和利润的掠夺和转移。［23］根据税法理论，税收应仅对财产增值额征收，在经济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价值产出，对金融市场则无课税问题。

且不论金融市场本身能否创造价值，金融交易的发生首先改变了交易双方的收入分配。金融市场虚拟化的加深，不仅造成金融市场净产值的虚增，更造成收入分配的扭曲。由于金融市场虚拟化的加深，使得资本化定价的资产越来越多。虚拟资本的运动虽然不创造物质财富，却创造“国民财富”中的虚拟部分。因此,通过金融工具的投机行为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而真正创造财富的主体所获得的收入远远不如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主体所获得的收入高，从而造成了收入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就这些虚拟的国民财富而言，其增减与劳动无关，甚至与自然资源的利用及其技术无关，而仅仅与宏观经济政策、货币资产的膨胀或收缩有关。就资本利得而言，可以视为对金融市场主体所承担的风险的补偿，是投资者愿意承担风险而取得的收入。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不能预期的所得，或是意外利得，或是不劳增益。正因为金融市场投机所得的虚拟性及由此产生的对收入分配的扭曲，在对其进行课税时应当对其与普通所得，如勤劳所得有所区分。在设定相应的税收负担时，不应当对此虚拟所得课以低于普通所得的税收负担，否则即可能刺激金融投机行为，进一步加深金融市场的虚拟化程度。为矫正因为投机行为所造成的收入分配的扭曲，对投机行为所得可以适当提高其税负水平，以强制矫正收入在投机者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分配，并以此税收负担提高金融交易的交易成本，抑制金融投机行为。

金融市场本身不能创造新价值的论调实际上仍是值得商榷的。金融市场的增长本身不仅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其本身也构成现代经济的财富内容，其自身的增长和扩张也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24］越来越多的实证和理论研究认为，金融市场已经形成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价值增值机制。［25］有学者强调，金融市场同样具有“生产性”，通过及时将各种相关的信息反映在有关金融工具的变动中，让市场上的各行为主体（金融交易的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加以消化，从而使实际资源的配置更少发生浪费，减少“沉没成本”，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这便意味着，随着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上同一资源所生产的东西增加了，此即经济的“增加值”或“增量”，构成了所有从事期权或期货交易的收入来源。［26］不仅如此，金融市场通过带动一系列服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通过资本的优化配置使资本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从而创造出新的财富。实际上，金融资产占私人财富的比例越来越大，占居民总财富的比例甚至将远远超过有形资产的比例。［27］如果放弃对这部分私人财富的征税，将造成国家税基的巨大限缩，也将大量削减国家财政收入的取得。

“租税法所重视者，应为足以表征纳税能力之实质的经济事实”，［28］金融交易无论是改变了财产在交易双方的配置状态，还是通过资金的重新配置使用创造新增的价值，都改变了金融交易参与者的税收负担能力，因此，应有必要重新评估金融交易参与者因其参与金融交易而发生的经济力量的变化，从而确定其应当承担的纳税义务。就所得税而言，金融市场的投资所得，包括资本利得，应当与其他类型的收入如勤劳所得适用相同的税率，而不应当给与过多的优惠。就流转税而言，对金融交易仍应课以一定的增值税或交易税，考虑到金融交易本身的特殊性，为保证金融市场的适度流动性，其税率可以适当低于对实体经济课征的增值税的税率。

（三）金融领域的国际税收竞争的消除

对各国政府而言，放弃对金融交易的税收优惠规则，依照金融交易所引起的经济负担能力的改变对交易主体进行课税，实现从事不同金融交易的主体之间、从事金融交易与实物交易的主体之间的公平课税，其最大的隐忧在于由此可能导致的本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的降低。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金融交易与实物交易实现公平课税，税收利益不再增强金融市场对逐利性的资本的吸引力，资本则可以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维持大体的均衡。 但当前的金融市场已经置身于开放的、全球化的经济体之下，一国如果贸然放弃对金融交易的税收优惠，从而提高交易主体的税收负担，则从一国金融市场流出的资金并不必然流入该国的实体经济中，而是撤出该国，进入具有同质性的他国金融市场中，反而可能降低本国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因此，要推动各国在金融市场税法规则的制定中真正遵循量能课税原则，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消除各国在金融领域的税收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市场的税收课征进行协调，消除各国在金融领域的恶性税收竞争，确定并保持对金融市场的合理宏观税负水平，各国对本国境内发生的金融交易课以相同或大体相当的税收，并尽量消除资本跨国流动中的双重征税，进行广泛的税收合作，从而减少从金融市场挤出的资金向其他金融市场流动的机会，迫使其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中。

五、结语金融业的发展在各国都受到了普遍的关注，甚至被视为关系本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一理念之下，一味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为目标的金融交易的税收优惠措施将在降低金融交易主体税收负担的同时,诱发金融市场的过度膨胀。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固然促使各国反思其金融监管体制，所奉行的金融税法实际上也值得各国予以重新审度。税收在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扮演何等角色值得关注。在减税浪潮中，实现对金融交易的量能课税，以恢复被扭曲的收益率差异，尽管是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之所必需，但仍可以预见，这必然面临诸多的经济或是政治的压力，加之这一原则在金融税收立法中的确立和遵循更需各国政府携手与共，其实现过程的艰辛与漫长并不难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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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hoice on Tax

for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

――with the Focus on Function of Tax to Regulate

Tang Jieyin

(Department of Law,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had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on financial innovation risk in the world. Tax policy as one of important fiscal instruments was adopted to deal with this crisis in many states. However,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tax rules which decide the tax burde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has seldom been reflected. The decrease of the tax burde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its native financial market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enlarge the diversity of the profitability ratio between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industrial sector. The exorbitant profitability from financial transaction has resulted into the expansion of the monetary aggregates in financial marke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egislative intention of the lower tax burden for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 tax law of most states and believes there is not legitimacy to provide tax incentive or even exempt to financial transactions when the financial markets are becoming speculative place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collect the similar tax on the financial transaction with industrial sector, so that the diversity of profitability ratio between financial market and industrial sector can be decreas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sections in modern economics should develop in harmony with each other. Besides that, this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at the tax competi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 should be avoided since the financial marke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be substituted for one another.

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F4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商业银行的各种风险也在逐渐加大，信用风险是主要风险中之一。因此，分析商业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出解决途径和方法，对促进商业银行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信用风险的内涵及主要形式

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或债务人不能正常履行合约或信用品质发生变化而导致交易另一方或债务人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狭义的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或债务人到期不能履行合约义务的违约风险；广义的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或债务人信用品质变化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信用差价风险。

信用风险一般可分为违约风险和结算风险。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劵发行人或交易对方因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约的条件而构成的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结算风险是指交易双方在结算过程中，一方支付了合同资金，但另一方却违约的风险。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1.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落后

我国商业银行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未真正确立，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健全，尤其是在国内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这一根本性问题未能解决，没能有效的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商业化程度不高，政策性任务和行政干预还很多，风险承担的边界并不明确。董事会的组成和运作缺乏独立性，风险的管理层次多，但效率差，对市场信号反应慢，部门行使职能过程中易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限制和干扰，造成决策的效果不佳。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在半计划、半市场的环境中经营，制约了商业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

风险管理是整个银行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一环，需要建立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由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起步比较晚，造成目前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一是信贷管理机制不完善。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内部的贷款审查制度还不够完善，信贷管理机制设计仍然存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信贷人员进行贷款审查时仍然以主观经验判断为主，随意性较大，不论是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还是贷后检查都缺少科学而完整的客观评价。并且在贷款发放以后，银行就很少检查、监督企业对贷款资金的使用状况。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资金的安全性很难得到保障，这种只“放”不“问”的做法必然导致逾期、呆滞、呆帐贷款的增多。二是风险管理模式分散，规划上各自为政，缺乏对行业、地区风险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抵御行业、地区等系统性风险能力弱。商业银行未形成标准化的风险管理报告体系，对跨境、跨区集团与关联客户的风险控制以及产业风险集中的监测与控制不到位。同时，不同机构对同一客户的准入退出策略相互冲突。信用系统分散，为一体化经营、集中管理造成了很大障碍。

3.信用风险的内控制度不完善

信用制度的建立是信用风险控制和管理的重要基础。但商业银行更加注重业务扩张，而忽视风险的控制；缺乏全面、客观评估各类风险的机制，对于偶有发生的风险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充分发挥总行、支行的运行系统作用，控制系统的更新发展相对滞后，并且总行对分支行的管理和把控力度有限；垂直管理的模式使得交流渠道较为狭窄，信息传递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漏损、偏差；内部稽核机构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其评价和监督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而且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界定不清，职责不明的现象较为突出。

4.信用风险管理方法落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也越来越复杂，计量准确、结构复杂的模型被大量运用到信用风险的管理中。然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还只是停留在定性管理阶段，主要采取的是将专家方法和单变量方法相结合的传统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随着风险日益多元化，这种度量方法显然无法适应高度风险管理水平的要求。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等方法，我国商业银行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三、提高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对策

1.加强金融法制建设

金融法制建设是改善金融环境的保证，金融环境的好坏决定了商业银行能否健康发展，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信用质量。首先，应通过立法规范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的业务。其次，要通过立法使银行业的经营业绩披露透明，完善银行保险体系，保护存款者的利益。最后，通过立法建立银行的准备金制度，并且建立一套统一的外部监管体系并规定监管者的权利和义务。

2.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完善的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应全面覆盖业务的各个操作环节，做到各种控制制度和奖罚办法公开透明，保证各项制度在总行和各分行、支行之间顺畅实施，确保工作人员有章必循、违章必惩、不徇私、不舞弊。要转变过去的垂直管理模式，重新构建内部控制组织结构，遵循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相互制衡的原则建立合理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制衡机制。加强对高层管理人员和业务的控制，建立高层管理人员信息档案系统，并进行动态监控；对银行的表内、外业务要有完善的内部监督和风险防范制度，严格禁止超越权限和违反程序的放款行为。强化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文化建设，培养员工的信用风险管理理念，强化风险管理意识，有效抵御信用风险的发生。

3.建立科学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

首先要建立起全面的风险管理的模式。商业银行应将信用风险和其他风险以及各种金融资产与金融资产组合中包含的这些风险都纳入到风险管理体系中，依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核算并根据全部业务的相关性进行控制和管理。其次要构建完善独立的、纵向式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应逐步建立董事会管理下的风险管理纵向架构，来适应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变化和新环境下发展的需要。再次，建立健全科学的信用评级体系。建立银行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应坚持“三结合”：一是国际标准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二是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三是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先进评级技术，特别是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就评级方法而言，内部评级法是《新巴塞尔协定》的核心内容之一，它体现了国际上现代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先进成果。我国商业银行要学习其模型及其信用风险管理的理念，逐步建立起符合国际银行业标准的内部评级系统。

4.加大人力资源培养力度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是建立健全我国银行风险管理制度的重要环节。为了有效规避和抵御风险，银行可以选拔优秀人才出国进修现代风险管理技术，将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技术和经验引入我国银行的实际操作中；加强对现有风险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让他们不断学习和更新风险管理知识，提高他们的风险管理水平，把握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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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　文化产业　产权多元化　改革路径　对策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六大把文化单位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益性的单位，即为公共事业服务，隶属于国家的一些事业性质的部门；另一类是经营性的产业。它以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通过市场实现它的价值。因此，中央规定，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在改制中要分别对待。文化产业产权多元化主要通过经营性文化单位的“事转企”改革实现。随着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成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产权构建也成为改革进一步走向深入的关键。

一、浙江省文化产业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现状分析

产权指所有权和从所有权衍生出来的其他财产权构成的财产权系统的统称。所有权本质上是一定社会中财产权在法律上的表现。一旦从法律关系领域进入经济活动领域。它就演化为产权关系。产权的“法律规定”和“契约”原则，体现的是制度安排，其内涵要比所有权宽泛得多。

产权多元化指企业的产权关系由原来的一元转为多元，由产权的集中转为分散，形成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产权的多元化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具体到文化产业。是指文化产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其主要实施途径是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互相参股形成文化产业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股份制文化企业，改变文化单位国有产权单一的局面。文化产业产权多元化是目前浙江国有文化企业产权体制创新的焦点。

浙江省经营性文化单位以“创新体制、转化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基本方向，按照分类分布和“单位性质要转变、劳动关系要转换、产权结构要转型”的要求，一批经营性国有文化试点单位已经实行转企改制。

2000年至今，浙江省共组建了8家国有文化集团，经过体制改革试点后，产业经营得以拓展。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本部及所属9家出版社、期刊中心，除浙江人民出版社保留事业性质外，其余全部实行“事转企”改革。杭州市确定了杭州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等7家改革试点单位，共有5家单位列为省级试点。目前，7个试点的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后，文化单位存量领域的产业发展潜能得到释放。浙江省文化宣传单位探索将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将经营业务剥离组建相对独立的经营公司，同时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根据企业不同的性质、类型，采取国有独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制等不同方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其中吸收社会资本尤其民营资本进行改制的股份制公司使得文化单位呈现产业产权多元化特征。

浙江省经营性国有文化试点单位转企改制工作呈现以下新趋势：

1　经营性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由点到面全省范围内展开

2003年浙江省省文化厅等六个省级试点部门和杭州、宁波两市的试点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果。2005年浙江省又决定全省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工作。目前改革工作正在由点及面地展开。杭州市的改革已经由文化演艺、新闻媒介、出版发行扩大到卫生、体育社科等大文化系统，各区、县(市)60％经营性文化单位已经转企改制。宁波市的文化体制改革从10家试点单位扩展到全市所有宣传文化单位，从市级扩展到11个县(市)、区，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演艺扩展到整个宣传文化领域，从存量改革扩展为用新的体制机制发展增量。

2　民营企业参与国有文化单位意愿和步伐加快

浙江文化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民营化程度较高，文化产业所有制结构已经得到调整。2007年，全省已有文化企业4万余家，涉及影视、印刷、艺术品经营、会展等10个行业，投资总规模逾230亿元，总收入达300亿元以上，从业人员50余万人。广厦集团、横店集团、宋城集团等一批龙头民营文化企业发展迅速。《浙江省文化产业项目投资指南》中对民营资本市场准入、政策扶持、主导产业等一些列问题进行了明确说明，为浙江宽裕的民间资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鼓励一批文化企业参与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广厦集团、横店集团、雅戈尔集团等民营企业都分别以不同方式参与了一些文化单位的改革发展。2006年课题组和宁波市文广新闻出版局文化产业处合作的“宁波市民营资本投资文化产业意向调查”中，在被调查民营企业中，在文化产业领域已经有投资项目的有占9.9％，有计划投资文化产业领域的占88.3％。

二、浙江省文化产业产权多元化改革存在的问题

产权多元化就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文化单位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以及文化单位活力，通过有偿出让国有企业的部分产权，对产权结构进行合理调整的一种方式，其核心内容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代之以一种多元化的共同所有制结构。在浙江省文化单位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

1　参与文化单位改制的民营企业获得平等主体待遇的问题

民营企业参与文化单位的改制，遭遇政策性限制。民营企业只能获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与收益权。不能获得实际的控制权，因而削弱了他们进入文化单位改制的热情。不同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在竞争中权利义务不对应，影响改制的文化单位市场主体地位的形成，将导致非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仅受制于市场化程度，更受制于产权主体状况，难以形成真正的竞争格局与态势。

2　改制单位思想解放不够，影响了和民营企业的合作进程

改制单位思想不够解放，观念不够更新，对民营企业有看法，甚至有陈见。认为与民营企业合作就是资产流失，总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认为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不是心血来潮，就是急功近利。因此，在谈判认识、合作协议条款、改制后单位组织结构中，两者的合作是不平等的。有些协议内容，并未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制定。民营企业始终处在被动的从属的位置，民营企业的利益往往被忽视。

有些改制单位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缺乏改革的勇气和魄力。浙江省民营企业参与文化单位的改制往往是政府相关部门“拉郎配”的结果。在改制过程中，许多改制主体缺乏改革动力，呈现“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改制阻力很大。往往是民营企业热情高涨，改制合作文化单位态度冷淡。广厦传媒参与浙江歌舞剧院改制过程中，浙江歌舞剧院内部思想不统一，有些问题讨论一年之久还没有形成共识。以至于雅戈尔集团参与东南商报的500万元资金，广厦集团参与浙江歌舞剧院改制的2800万元资金，一年后还一直闲置在银行的账户上。

3　改制进程相对滞后，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完善

在改制文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

要探索和解决，比如董事会与经营层职责不明，缺乏外部董事及监督，经理层市场化评价和选拔机制还不完善等等，以至于有些改制文化企业经理层形同虚设。

4　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改制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是职工的身份置换问题。事业编制改为企业编制，退休待遇、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都会出现较大的落差，改制的阻力相当大。浙江歌舞剧院要完成改制，其成本大约需要4000万元。剧院自身显然是无能为力，而广厦传媒势必也要等到浙江歌舞剧院完成事转企后，对其非经营性资产剥离、不良资产核销及职工安置费用提留后的国有净资产进行评估，并折算成其股本，广厦传媒即按照股比结构投入现金，完成新公司的注册。由于歌舞剧院改制资金和保障政策得不到落实，使得原定的改革方案难以实施。

5　改制政策不配套，信息不对称

文化体制改革涉及面非常广，土地、人事、资产、福利保障等方面，每项工作都回避不了，都要一一落实解决。中央、省里和市里出台了许多文件，但具体运作起来，参照标准很难确定。一些职能部门对文件精神的领会不一致，各级职能单位的意见不统一。比如土地问题、养老保险问题，银行贷款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评估体系，许多文化产品的生产无法获得银行方面的支持。如电视剧生产，国外有版权抵押的行为，我们的银行没有相应的评估体系，再加上知识产权保护上的问题，无法判断其产品的预期价值。资产评估和审计方面，往往是以改制单位说了算，而民营企业则一知半解。对民营企业来讲，面对很多国有单位里的问题。几乎就是雾里看花。

6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杭州市政府组建杭州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被授权经营杭州市经营性企事业单位。浙江省文化单位国有资产普遍采取授权经营形式。但是文化单位的资产经营情况、资产质量情况和资产监管情况都不清晰。

三、浙江省文化产业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实现路径分析

1　对浙江省国有文化单位进行一次全面的清产核资

鉴于长期以来的事业体制而形成的国有文化单位普遍忽视资产管理和成本核算，存在着资产和债权、债务不清，家底不明的问题，建议对国有文化单位进行一次全面的清产核资，以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清理债权、债务，界定产权，进行资产评估，对国有文化单位的资产状况，包括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需要评估的无形资产，需要核销的坏账和逾期的库存数额，以及人员结构和社会保障状况、企业非经营性资产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统计，核实企业资本金，测算改革成本，为制定文化产业产权多元化改革总体方案提供依据。

2　把浙江省经营性文化单位从“事业体制”中分离出来

从文化体制改革具体实施和操作的角度看。“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其边界还不十分清晰。在此情况下，为抓住当前的有利机遇，加快文化体制的改革步伐，应当按照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把三类国有文化单位从“事业体制”中分离出来：一是演出、娱乐、会展、影视、音像、体育健身等竞争性文化行业中的国有文化单位：二是科技、财经、汽车、时尚等非意识形态的国有垄断性行业的传媒单位；三足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国有垄断性文化行业中除了少数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直接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信息安全的国有文化单位，包括近几年来组建的仍具有事业性质的国有文化产业集团。上述三类国有文化单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产业化、市场化的程度较高，都是属于可以面向市场的营利性文化行业。

3　竞争性文化行业中的国有文化单位产权多元化改革模式

对于浙江省演出、娱乐、会展、影视、音像、体育健身等属于一般竞争性文化行业清产核资、界定产权，落实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结合国有文化资本的战略性调整，通过股份制形式实现产权多元化改革。

――少数国有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演出集团、影视集团等)，应当在国有资本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前提下，通过引入民营资本的“增量”投资或转让部分国有“存量”资本而实现产权多元化改造，从而有利于国有资本继续在这些行业发挥引导性作用。

――中小型国有文化企业。采取包括经营者和职工自愿投资人股的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改造，或国有资本退出的方式。以及租赁、承包等非产权改革的方式搞好搞活；鼓励各类优势文化企业采取跨地区、跨行业的收购、兼并、托管、联合等形式发展壮大；对于少数长期经营亏损、资不抵债，实际上已经失去经营能力的国有中小型“空壳”文化企业。应当按照法律程序，坚决实施政策性的破产关闭，以避免国有资本继续流失。

4　非意识形态国有垄断性传媒单位产权多元化改革模式

对于浙江省科技、财经、汽车、时尚等非意识形态的国有垄断性行业的传媒单位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在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界定产权，从“事业体制”分离出来的基础上，按照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和国有资本逐步退出等方式实现产权多元化改革。

――由国有传媒单位投资经营的非意识形态媒体，根据其行业地位和经营状况，分别采取吸收相关社会资本，改组为由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企业，或由经营者和职工投资人股，同时吸纳社会资本，改组为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企业。

――由国有和民营两个方面事实上共同投资、合作经营，双方合作和经营状况良好的非意识形态媒体，应在界定产权、资产评估的基础上，改组为由两个以上出资人投资入股的股份制企业。

――由国有传媒单位提供刊号，而由民营资本事实上承担全部投资运营资金并实际担负日常管理运营工作。双方在合作中问题和摩擦较多的非意识形态媒体，则可一步到位，使国有资本有序退出，为民营经济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留出一定的空间。

5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国有垄断性单位文化产权多元化改革模式

浙江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国有垄断性投资经营行业的传媒单位，尤其文化产业集团，集中了浙江省文化产业相当一部分优质资产和优质资源。对于这些文化单位，应该对其产业体制形式做出特别的制度安排和必要的技术处理，从而有利于最终实现国有文化产业集团从事业体制向企业体制的历史性转变。

――对于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少数直接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信息安全的要害单位，以及主要承担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有传媒单位，继续实行国家财政支持的事业体制；对于该行业多数可以产业化但同时又或多或少涉及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的国有文化产业集团的母公司。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进行以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或国有控股、多元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目标的产权多元化改革。

――对于国有文化产业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可以有选择的吸收社会资本，组建国有资本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

股份制公司。积极鼓励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促使以国有资本控股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利用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迅速发展壮大。

四、推进浙江省文化产业产权多元化改革　的对策建议

1　改进产权结构政策，确定多元产权文化企业各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

在产权多元化文化企业中，不论是国有经济主体还是非国有经济主体。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应一视同仁，取消差别或歧视政策。以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潜能共同促进文化企业的健康发展。在企业中根据投资额的多少享有相应的收益权和决策权。明确国有经济主体和非国有经济主体的同等法律地位，国有经济主体在企业中不享有超越其他经济主体的“特权”。特别是行政特权。

2　加强国有文化改制单位人力资本市场化改革

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存在大量富余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有的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有的是被体制束缚的现实生产力。因此必须付出必要的代价及早地解决国有企业职工身份问题，使它们成为增值的人力资本。文化企业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一样，已经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文化企业的生产过程。人力资本应该参与收益分配。必须注意的是，要区别异质型人力资本和同质型人力资本之间的转换。

3　进一步吸引非国有产权主体，放宽投资领域、拓展融资渠道

浙江省民间资本雄厚，民营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同时民营文化企业对参与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有强烈兴趣。因此要积极支持、引导、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文化事业单位改制。同时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外商，在继续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大力引进和利用包括港澳台资本在内的境外资本以直接投资方式参与经营性文化单位股权或资产改制。培育和发展各类基金、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机构、经纪公司和证券公司等机构投资者，通过投资、控股、参股、委托、债转股等方式。加快文化企业形成多元持股。

5　完善经营性文化企业产权交易。规范产权交易市场运营

――完善浙江经营性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提高其系统化和网络化水平，大力培养产权交易信息网络建设和有关的专业人才队伍，提高人员素质，改善服务质量。

――制定加强经营性文化产业国有产权交易管理的办法和实施细则，确保经营性文化企业产权改革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从资产评估机构及政府职能部门认定向公开、公正的产权交易市场竟价招标评估转变，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产权转让中的暗箱操作、低估贱卖等问题。

――制定政策。促进文化企业产权交易市场的股份制改造和合并整合，鼓励产权交易机构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合力，强化产权交易市场的规范运营和管理。

篇10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风险管理措施及对策

2007年，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许多颇具实力的欧美金融机构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严重打击。有着158年历史的华尔街老店雷曼兄弟也不例外。其破坏力之大、影响面之广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期。各国都在极力扭转乾坤，其效果却是戚微。危机仍在不断蔓延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们的惊呼中迎来了“第二波金融风暴”。在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今天，我国想要置身其外是不可能的事。而事实上我国也采取各种措施来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如扩大内需等。由此场全球金融风暴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些问题。最基本的便是金融市场上的最基本、最古老、最危险的金融风险——信用风险。信用带来的危害可大可小但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经济运行的风险最终都会集中反应或表现在信用体系上，一定程度上信用风险决定了金融体系能否稳定、健康、持续的发展。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一员，信用风险对其的影响自然不能被忽视。

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内涵及其主要形式

所谓“信用风险”，是指债务人或者交易对手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或信用质量发生变化，影响金融产品价值，从而给债权人或者金融产品持有人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信用风险使人们常说的最为复杂的风险类型。而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受经营活动中由于不确定性风险因素的影响，使其实际收益偏离预期收益，从而导致遭受损失或获取额外收益的可能性。信用风险包括两中形式：一种是违约风险，一种是结算风险。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因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件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可以针对个人来说、也可针对企业来说。结算风险是指交易双方在结算过程中，一方支付了合同资金但另一方却违约的风险。常在外汇交易中出现。

二、研究信用风险的必要性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说过“银行之所以对现代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一大原因就在于他们愿意承担风险”。美国著名银行家爱德华费拉斯也曾指出“银行是因为承担风险而盈利，是因为没有有效管理风险而亏本”。从这两句话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没有很好的管理风险能力银行的生存能力就要受到质疑。也由此可见，商业银行的核心能力就是管理信用风险的能力，因为信用风险管理好了，银行能顺利的运行，获得自己应得的利润；管理不好，亏本是自然严重时甚至是银行倒闭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风险管理是银行的价值所在。

我们都知道，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并不发达，这就意味着对银行的贷款依赖程度很高，从银行贷款是企业常见的一种融资方式。不论国内国外，这种现象都不足为奇。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的一种动力，银行要想健康、平稳发展，也需要业务来支撑。一般来说银行的利息收入是总收入的3O％～上甚至达到70％。有着这些业务的往来，风险就应运而生。信用风险也在贷款中潜伏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一旦银行的风险管理不合格，那么银行在进行信贷业务时，承担了信贷者的投资风险、市场风险还有宏观风险。在世界银行对全球银行危机的研究表明，导致银行破产的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信用风险。客户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按合同偿还本息造成银行的巨大损失。一个客户可能不能造成致命损失，但是多个客户就难以想象后果。所以研究信用风险是很有必要的。

三、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现状和问题分析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具体的表现可以归结起来在个人或企业、中介机构、地方政府和司法失信。下文就从这四个方面描述现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现状。

1．企业失信总的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在注册资金上作假。企业要想在银行贷款，必须经过一些审核，符合条件者银行才能担当～部分风险贷款给企业，这其中就包括企业资产审核，注册金金额限制审核。在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注册金存在不实现象。企业主投机取巧通过临时拼凑资金来当做注册资金。一旦通过了银行审定，就把拼凑的钱还掉。这样一旦企业出现危机，银行的承担的风险就将无形中增大；第二，在财务会计上作假。为了蒙蔽银行，企业会做家长争取银行贷款时虚增利润和资产，降低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这样就使得银行无法清楚地掌握企业的运行状态；第三，利用各种手段逃菲银行债务，造成银行的损失。据调查显示，将近70％的企业选择拖欠贷款、税款等逃废银行贷款。有的是公然赖账、恶意拖延时间不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直到诉讼失效为止；有的是做破产销债，表面上企业是破产了而实际上是企业为了逃废银行债务，暗中把资产转移后再申请破产的。这样银行追不到贷款也只能自认损失；还有的是采取“金蝉脱壳”法将企业的有效资产拿出来成来新的公司，而贷款却挂在了破产后的企业名义上，这就使得银行贷款成了一死帐而无法短时间内收回。下表是各大商业银行同期不良贷款比较表：从表中也能看出不良贷款对银行造成的损失程度，同时也表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2．中介机构失信。有些会计事务所为谋一举私利帮助企业出具假验资，作假帐、一些虚假财务信息迷惑银行管理者而错将款项贷出；有些资产评估机构故意高估借款企业的资产或抵押物的价值，给银行错误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作出错误判断，造成最后信用风险提高。

3．地方政府的失信。地方失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官不管旧账”的现象，上一任领导欠下的银行债务，新任负责人不承认以致搁置一旁不予治理，使得银行贷款成为坏账；第二，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发展，出面给企业连线从银行获得贷款，在贷款下来后就不再管理企业或个人是否已还银行贷款，不从中协调双方的事物进展。

4．司法失信。在受理银行诉讼案上相关司法部门以立案条件不符合、政府干预大等理由不立案，不出面处理；对一些有胜算的案件不认真执行，导致商业银行在赢了官司的情况下还要赔钱这一现象，而这一事件也已司空见惯的事；有些司法部门的考核制度也间接地影响了银行信用风险，在有的部门以个人的业绩与结案率直接挂钩，显而易见，银行诉讼案一般需要处理的时间都是较长的，有些人为了提高自己的业绩自然就会潦草结案来处理一些案件，而不管最后的双方利益如何。

从上述这些现象来看，我国的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在不断地提高，而信用风险又是所有风险中的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风险。从银行的长久发展来看，找出信用风险问题的所在是很有必要的。

上文中信用风险的现状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遗留下了很多问题。随着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不断地深入，商业银行管理者已经意识到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而相关监督机构也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逐步加强和完善了。虽然已经在降低信用风险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通过对突出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其中一些造成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问题的根源所在。

(1)资本不充足，风险资产规模较大。由于我各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并不高，资产补充也是有一定限制的，所以商业银行要想提高资本充足率就必须要努力降低信贷资产的风险敞口规模。由于我国现行的评定制度不严明，商业银行没有对企业评估的内部评级的规章制度，也就无法对企业进行内部的评级。这样商业银行只能通过降低信贷存量规模，甚至是减少了一些优质客户的信贷业务来降低风险敞口规模。

(2)风险意识不强。我国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的风险意识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但是并没有在全体员工中普及．没有将这一基调贯穿到业务拓展的全过程中去，不能形成全行认同的风险管理文化。其中，也不乏某些管理人单纯的认为风险就是控制，对一些风险认识还只停留在理性认识，谈不上统筹考虑。

(3)内控管理机制不完善，风险管理执行力度不强。我国商业银行的内控还不能完全满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不能满足银行监督的需要，没有一个全面完整的控制制度和操作规则。对客户的资料不能做到完全共享。无法保证对客户的严格审查，这就使得了客户与银行间信息不对称，造成风险的提高。

(4)法律制度环境不健全。信用制度的建立是信用风险控制和管理的重要基础。但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破产制度尚未建立，无形中就保护了借款人或保证人的权利而忽视了银行债权人的保护。这也给银行的利益带来啦一定的风险。因此，要从法律层面上对风险进行控制。

(5)信用风险管理方法落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还只是停留在定性管理阶段，很大的依赖专家管理，形式主义更为趋向。而忽视量化分析，缺乏对信用风险识别、度量与监测方面的管理，与国际上先进银行的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等方法上我国商业银行也是逊色一筹。

四、化解信用风险的对策措施

1培养信用风险的管理文化。对于各个企业文化都是很重要的，商业银行作为特殊企业也不在例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文化在经营过程中就逐步形成了一种管理理念和银行工作人员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对信用风险的统一认识，那么在处理信用风险问题上自然会得到更好的效果。银行高层管理人员提高对信用风险的认识，做好风险管理的基础工作和核心内容，银行工作人员都树立起信用风险的防范意识，经信用风险意识落实到每个员工身上，保证各项制度的落实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就在商业银行内部建立起了一支高素质的信用风险管理队伍。

2．完善贷款风险测量体系。加快商业银行内部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建设。针对我国现行的贷款体系风险系数的确定，其很大程度上是主观上的确定，很大依赖认为因素。我国应该研究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些风险指标，然后对各项指标进行客观的分析，运用数学模型、金融工程技术对这些指标系数得出科学的计算公式，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的贷款进行相应的调整。对缺乏专业评级机构，商业银行自身要设立内部的信用评级体系，不管对外对内企业，都要用自身的内部评级体系去评定。我国现行的评级体系不全面，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来完善。

3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水平，确保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在信用风险现状中，有的企业就制造一些假的资料来蒙蔽银行而造成信用风险提高。信用评级主要就是根据企业公开的信息资料来评定的。企业制造的一些假账、假会计凭证等必然会影响大到评级的结果。所以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水平是很必要的。制定制度保证银行能得到企业的全部真实信息，银行自身也要培养人才去辨别真伪、取精弃粕，提高评级水平。

4借鉴国际现金银行的现金风险管理方法理念。虽然在金融风暴过后，某些国外先活跃银行也受到了或重或轻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先进管理思想是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首先，我们要承认信用风险具有普遍性。一般情况下，风险与回报是成正比的，风险越大，回报自然也越大，银行要经营日常业务就必须要全面认识这点，而认识风险不是说去竭尽全力去杜绝所有的风险，而是通过认识风险来如何经营控制风险，通过风险管理机制和技术，将潜在的信用风险转化为未来的收益。其次，学习国外活跃银行的灵活高效的信贷执行机制。人不是万能的，在工作过程中总会出错的，在银行工作者，一时的疏忽可能造成对银行的巨大损失，就要对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进行提高，在审核材料作出准确判断是基本技能，不是主观意识错误时可以不受到惩罚。这样就可以采用“双线授权、双线监控”手段降低犯错率。再次，权责制。权责不分也是造成银行信用风险的一大原因，实现权责制时，工作人员会清楚考虑各个方面，一旦贷款出现问题自己是脱不了关系的，所以在处理业务时也会全面尽量去了解客户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一般权责制内人员不超过三人。实行“三签制”因为连带责任，每个人都会认真做好本分工作。降低因认为原因造成的信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