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传承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传统手工艺的生存与发展有自己的特点。这类非遗中的大多数并非仅靠传承人和技艺的传承就可以存在，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产品的生产和市场销售而生存。

走生产性保护的路子，四川的保护措施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案例。

藏羌绣：不能失传的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适时的帮扶将对这些技艺的生产和传承起到意想不到的点化作用。

6月16日，文殊坊白云寺金马巷充满藏羌文化气息的“藏羌绣苑”内，3名身着民族服装的藏族妇女正在现场演示“纺线”、“搓线”、“牵”、“织”等藏织的制作过程，织机的咔咔声不时轻轻响起：一旁的长桌边坐着4名羌族妇女，也各自用五彩丝线在布面上绣着图案，悠缓的走线，轻快的笑语，使人仿佛置身于阿坝的藏寨羌碉之中。

“我们的技师一共有10名，5个藏族，5个羌族，都是从阿坝州理县、小金、茂县等地过来的，最大的都61岁了。她们都是第一次来成都，为的就是展现藏织羌绣的技艺，为家乡的妇女争取产品订单。”52岁的“藏羌绣苑”当家人、阿坝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传承人杨华珍说。

杨华珍的团队是2009年5月12日进驻“藏羌绣苑”，成为这里主人的。“藏羌绣苑”的主要功能是进行藏织羌绣手工艺品展览和技艺展示，为前来订货的客户提供样品，最后的成品制作则由家乡的农村妇女完成。

开店1个月，“藏羌绣苑”的藏织羌绣制品受到了热烈追捧，杨华珍接到了总额达30万元的订单。“还有许多人前来洽谈合作和培训的事情，这些天真有点忙不过来啊。”小店经营的火爆，杨华珍始料未及。

“其实我不想当什么传承人，只是觉得藏织这门技艺在我这一代失传了，实在可惜。地震以后，阿坝州很多妇女失去了房屋、土地，也失去了经济来源，我很想帮助她们，让她们凭借祖先传下来的技艺，不离乡离土，就能进行生产自救。”杨华珍动情地说。

就在杨华珍四处奔走，为阿坝妇女们开拓市场，争取产品订单时，中房集团、文殊坊管理公司找到了杨华珍，表示将无偿提供一处场所，帮助她们打开市场销路。

“这家店面从装修到展厅布置，甚至展示技艺所需要的丝线，都是中房集团为我们提供的，没有这个平台，我们根本拿不到这么多的活路做。在这里，我体会到了社会各界对藏织羌绣技艺价值的认同，也对这门技艺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好好珍膳。”杨华珍的话里充满感激。

“藏羌绣苑”开业以来，杨华珍拒绝了3批社会人士的捐款。“我跟他们说，我们不要救济，我们要的是合作，要的是订单。只有让远在家乡的妇女们进行生产，她们才能获得长久的收入来源。地震以前，古老的藏织技艺只有50岁以上的妇女才懂，手艺精湛的技师也很少。现在，我们能够培养更多年轻的藏、羌妇女参与到生产中，我们的技艺一定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借助文殊坊的经营平台，通过走向市场，地震灾区的一门濒临失传的技艺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其实，通过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只要适时帮上一把，许多身怀绝艺的“杨华珍”们就能让传统手工艺焕发出惊人的活力。

漆艺：传承人的忧虑

后继无人，是许多传统手工技艺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政府应该成为拯危救难的主力军，在推动传承人培养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在浣花风景区非遗展示基地“锦绣工场”的漆器展厅里，摆放着成都漆器厂自1956年建厂以来的精品。其中，挂在展厅中央的一幅“大乐与天地同和”漆画最为显眼。它的主要作者是成都漆艺国家级传承人尹利萍。

年近花甲的尹利萍说，“制作一件精美的漆艺产品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年纪大了，以后也做不了多少这么好的精品了，所以过段时间我想把我的几件作品从展厅里拿回来，留给自己做收藏。”

留给自己做收藏，尹利萍的话中透露着淡淡的“大师迟暮”的感觉，而这背后，还隐藏着她对成都漆艺发展深深的忧虑。

成都有3000多年的漆器生产史，成都漆器是中国五大名漆之一，现在这门手艺却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从事漆艺工作30多年，尹利萍最为担心的事情是找不到合适的培养对象。“漆器制作工艺非常复杂，设计、漆胚板、上底灰、涂底漆……一个学徒至少要学5年，才能掌握基本的工艺流程，而要在表现力极其丰富的漆器制作中取得一些成就，更是需要多年的磨练。”

漆艺学习的过程是非常艰苦的，研习者要在长时间中忍受没有功利的寂寞，普通学徒一个月才七八百元收入，还要忍受对天然生漆的过敏反应，因此愿意全身心投入学习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加之市场占有率小，社会认同度低，都造成了目前漆艺传人“断档”的状况。

据尹利萍介绍，目前包括退休人员在内的高级技师和工艺大师，还在“坚守阵地”的也就40多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20多年都没招过徒弟了。”

后继乏人，是当前绝大多数传统工艺都不得不面临的发展难题。非遗保护专家、成都民俗研究会副会长张世英认为，第二届非遗节的举办，让包括漆艺在内的很多传统手工技艺得到了民众更多的认知，创造了非遗保护更为良好的大环境，但是许多非遗项目自身“造血”功能比较差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从资金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帮助传统技艺传承人进行长远规划，为传承人培养机制的建立提供有效保障。”

6月11日，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全国非遗保护、古籍保护暨文博事业杰出人物表彰、颁证、授牌电视电话会议四川分会场会议在成都召开。省文化厅教育科技处处长、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任丘在会上透露，国家财政部、文化部正在拟定为非遗传承人保护提供资金保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人每年补贴最低标准为8000元人民币。

“这样的国家补贴虽然不多，但是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尹利萍说，“这是国家对我们这些传承人予以的肯定和支持，也是一种保护的形式。如果这样的鼓励措施再多一些，再有力一些，应该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并投身到非遗项目的学习和继承中去。”

蜀绣：“他山之石”的借鉴意义

传统必须适应现代，并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当中，才能焕发生机。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打破藩篱，以开放的姿态求新求变。

作为第二届非遗节分会场之一的郫县安靖镇，凭借非遗节的举办，大大提升了知名度。在7天的“绣天下”国际刺绣艺术节上，极具文化特色的蜀绣广场、蜀绣艺术馆，极宫四川民俗特色的抛绣球、吼山歌等活动，吸引游客达2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00万

元。在今后几年，安靖镇将打造为“蜀绣风情小镇”，成为蜀绣工艺展示的窗口和示范基地。

非遗保护专家张世英认为，这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为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是，蜀绣与同属中国‘四大名绣’的苏绣相比，在发展上的差距还很大，苏绣的经验值得借鉴。”

由于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注重快速接轨市场、走向市场，苏绣已成为一个拥有“10万绣娘”、年产值10亿元、在全国拥有300多家经销点的庞大产业，并形成了系统的创作、绣制、营销专业分工的产业链。张世英说，蜀绣的发展也应该如此，除了走精品化路线之外，还应该与大众接轨，让产品走入更多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植根于生活当中，是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的。传统手工艺只有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6月9日下午，文殊坊麻将与茶文化博览馆举行了一场“民间传统工艺与现代应用主题交流会”，非遗传承人、现代设计师、学者和企业家会聚一堂，进行了一次发展传统工艺的思想碰撞。

蜀绣工艺国家级传承人杨德全在交流会上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有以传统花、鸟、鱼、熊猫等图案为主的作品，也有富于现代气息的人物绣像和风景作品。“蜀绣在制作工艺和传承人培养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图稿设计、产品包装和营销上还没有紧跟时代需求，缺乏突破自身的能力。我们特别需要借鉴专业的现代设计团队的经验，通过交流合作，激活蜀绣的创新力。”杨德全说。

针对这一话题，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馆馆长许燎源认为，传统的手工艺在当代已失去了传统文化语境的多层次蕴涵，很多产品的形态只具备旧民俗象征的简单符号意义。“传统的工艺纹饰大多已不适应现代审美的情趣，如果不在产品设计上推陈出新，只是照搬固有的设计元素，就会形成‘有工无艺’的局面，得不到发展。”在许燎源看来，传统的元素一样可以现代化，传统技艺必须与现代设计、包装相结合，才能重现生机。

传统手工艺应该在生产技艺和生产形态上求新求变，成为与会者们的共识。“传统手工艺如果死守祖先衣钵，不求变化，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坐吃山空，逐步消失。”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林木教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不断地融入各种文化元素进行创新，不断适应当时社会和民众精神需要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交流会上，几位蜀绣、漆艺、藏羌绣传承人与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馆、文殊坊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准备共同建立“文殊坊艺术精品轩”，通过集聚各方优势，把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性保护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

四川省文化厅产业处副处长李慷表示，这样的交流与合作方式，体现出企业家、艺术大师高度的文化责任感。民间技艺与现代设计和营销手段相结合，将极大地推动非遗传统工艺的产业发展。

链接

6月1日至13日，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13天时间，以“多彩民族文化、人类精神家园”为主题，设立成都非遗国家公园主会场及文殊坊街区、金沙遗址博物馆、郫县安靖、崇州和都江堰5个分会场。来自国际国内的120余史表演队伍和1000多个非遗项目参加了6大类370多项节会活动，吸引了520万人广泛参与，凸显了“文化的盛会、民众的节日”的办会宗旨，有力地推动了非遗保护，展示出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篇2

标价360元的一壶两杯竹编茶具，一天能卖出好几套，邛崃竹编干脆临时在展柜前设起销售点;云南建水的紫陶、四川泸州的油纸伞、重庆的荣昌折扇、甘肃的庆阳香包等展品，都引来不少人驻足欣赏，“忍不住开启了买买买模式”、“每样都想入手”成为了许许多多观展者的共同心声;在“巴蜀工匠・非遗精品展”现场，一个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展柜上，贴了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展品不卖，如欲购买，请移步文殊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成都银丝花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道安大师推出的各种精致的银花丝项链、戒指等首饰，令不少观展者“一见钟情”、“恋恋不舍”，询价的声音此起彼伏，似乎无法止息……

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传统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名简称）“满血复活”成为了抢手货。

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高不可攀”。6月10日上午，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暨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部主场活动开幕式举行，淅淅沥沥的雨任性地从成都的天空中飘洒至大地，观展者的崆槿此亢敛患酰他们举着伞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来自全世界的1100多项非遗项目，将从这一天开始直至6月18日，持续“烹饪”出一场场历史与文化的饕餮盛宴。在这里，小朋友们围着提线木偶、皮影、年画看得津津有味;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拜非遗传承人为师，有的体验做糖画，有的学起了面塑、竹编;老年人可以围坐在一起，欣赏“寻找天籁之音――四川省非物质文化声音档案”视听展。

非遗的“身影”，其实不仅仅在“非遗节”期间才能随处可见，日常逛街的时候，或许吸人眼球的“中国风”女包恰恰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绒绣”工艺织就的;外出休闲旅游的时候，或许能偶遇巧夺天工的徽州歙砚，品味到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冲泡的佳茗……

那么，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动起来”、“传下去”，非遗传承人有何绝招？

让“活在当下”不再尴尬

当《小康》杂志记者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见到留着披肩长发、戴着特色民族头饰、穿着羌族传统服饰的沈艳燕时，距离“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西南民族大学羌绣班的结业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对于培训的收获，这位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平武羌绣代表性传承人仍然念念不忘，“这次培训主要是开拓眼界、发散思维，让大家领悟民族艺术的传承不是一味守旧，也不是盲目创新。”

在这个由39名羌绣传承人组成的班级里，四川平武县明阳村大地社社长王晓兵是唯一的男学员，也是羌族少有的男绣郎。他十四五岁时就会羌绣了，但对于羌绣的文化价值却并不清楚，只是把它当作日常的一门手艺。参加完培训，王晓兵不但了解到各种针法，还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盛大开幕 2017年6月10日，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盛大开幕。

地地道道的羌族绣娘吴小蓉则领悟到，只需要稍许改变，传统羌绣便可以与现代时尚接轨。许多羌族女孩都是从记事起就会使用绣花针的，技法则是由家中的老人言传身教，以前，吴小蓉觉得作品的颜色越鲜艳越漂亮，可以随心所欲进行搭配，作品也不外乎被套、传统服饰、茶席等，通过这次培训，她才知道，传统羌族刺绣在现代服饰中也可以灵活运用，色彩淡雅的羌绣更容易被都市白领接受。

民族精神的DNA――这是中国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誉。“如果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了，我们损失的不只是一门技艺，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寄寓其中的宝贵智慧和精神血脉。”多年从事民俗与非遗保护研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蔡丰明认为，非遗虽然大多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它们在当代社会中依然有一定的生命力，只有将其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

然而就在三年前，非遗的传承与保护状况还显得有些“尴尬”。2014年年底，第七届潘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易博览会邀请了包括面人彭、毛猴孙、风车王、皮影周等诸多非遗手工艺品的工艺大师和收藏专家，聊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这些传承人普遍袒露出比较担忧的心态。风车王讲述道，他最开始学做风车，主要目的是为补贴家用，当时家境贫寒、工资不高，一家人帮别人糊火柴盒挣点外快，火柴盒的价格极低，糊好1200个还要打包送到买主那里，才挣六毛钱，可是当时糊一个风车轮子就能挣两毛钱。但是现在，很少有人玩风车了，能坚持制作风车，也只是为了自己心里的信念，要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但若要真正地传承，首要的事情――收徒弟，就是一大难题。

沈艳燕也曾有过类似的担忧。2008年的汶川地震，受损的不仅是她家乡的房屋建筑，还有那些早已濒危的羌族非遗技艺。由于羌绣技法几千年来都是通过家庭内部口传亲授，加之强震影响，更是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如何才能让“养在深闺、不为人知、后继乏人”的羌绣得以传承？仅靠沈艳燕的一己之力，肯定不行。

这样的状况引起了文化部领导的注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一部分以手工艺为主要生计来源的传统工艺项目传承人群，面临产品需求萎缩、收入不足以解决生计的困境，致使年轻人不愿学习和传承手工艺，传承后继乏人。”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暨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部主场活动开幕式召开的当日下午，第六届成都非遗节国际论坛举办，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发表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为主题的主旨演讲时提到，“为此，我们把努力实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改善生活、丰富生活的统一，提升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和参与积极性，不断增强传承活力与后劲，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

“研培计划”助力匠人妙手生新品

在文化部领导和工作人员们看来，能力建设直接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传承人群的传承与当代实践能力，包括对本地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深度，对相关遗产知识和技艺的掌握程度，进行再创造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也包括在一些项目传承实践中获得相应经济收益的能力。

“帮助传承人群获得和增强这些能力，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着力点。”项兆伦介绍道。而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为“研培计划”），便是一项重要的举措。文化部和教育部一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大学的学术和教学资源支持，通过对以持有者和从业者为主体的传承人群的短期培训，帮助他们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强化对相关遗产知识、技艺和流变脉络的认识与把握，了解时代变迁带来的审美变化和社会需求变化，丰富艺术、材料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 匠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匠人匠心，每一位非遗传承人都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示着他们的匠心之作。

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首次设立的板块“中国传统工艺设计暨研培计划成果展”就是旨在总结2015年、2016年研培计划和传统工艺工作站的成果，让观展者近距离接触其中的优秀作品，集中向公众展现非遗传承人群对于“将传统技艺融入当代生活”的诸多思考。这一板块共展出作品680余套，遴选自57家研培计划参与高校和5家传统工艺工作站推荐的1500余套作品。建水紫陶烧制技艺云南省代表性传承人田静的“承瑜”套件作品便位列其中。

从1996年开始，田静就在建水当地拜制陶的老手艺人为师了，后来，她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现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陶瓷造型设计，毕业以后又回到建水跟随师傅学习。建水紫陶是云南省建水县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始于元末明初。用建水近郊五色陶土（红黄青褐白）制作成型，经过书画、雕刻、填刮、烧炼、磨光等工序，陶器色泽深紫，花纹雪白，叩声如磐。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于1953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民间工艺品展览会上被列为我国四大名陶之一，与江苏宜兴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驾齐名。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水紫陶能传承近千年并名扬大江南北，与其制作、烧成技艺不无关系，在制作技艺上，建水陶保留了传统的手工制泥工艺，经过24道程序之后的泥才可以拿来制作陶器。

2015年年底，“非遗传承人群清华研修班”第二期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拉开帷幕，田静全程参与了研修班学习。在研修期间，班里的21名学员利用半天时间在校园里进行了现场展演，当时的京城已是隆冬，又有雾霾萦城，但依旧挡不住参观者的热情。田静一边进行手工演示，一边为粉丝们答疑解惑，忙得不亦乐乎。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传承人共同学习、相互交流，除了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外，田静还和同班的陈俐宇发生了一场“美丽的误会”。

陈俐宇是河南太行山麓悠久的野王器髹饰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在一次展出中，田静发现了陈俐宇的一套化妆盒。“你让现代女性用这么好的东西，调制颜料，再化妆，可能性很小。”田静提议，“能不能用你这庙堂之上的盒子，给我放一些小茶食？”她的合作就此展开。

两人的技艺都具有丰富的内容，但为了让河南野王器髹饰技艺与建水紫陶烧制技艺这两种古法能够穿越时空、搭配协调、完美交融，陈俐宇和田静开始狠心“做减法”。器具形状的搭配是两个人面临的第一个难题。陈俐宇的漆器为圆形，也是整套作品的轮廓主体，田静为了配合她，舍弃了建水陶中最经典的圆壶造型，打造了一把精致的小方壶。第二个让彼此感到“纠结”的是颜色的协调。野王器以华丽、高贵著称，这是建水陶很难具备的，为此，陈俐宇舍弃了漆器上的全部精美花纹，只留下野王器中最具识别性的红与黑色调，而为了迎合红与黑的色调，田静也舍弃了建水陶的特有泥色，选择了淡雅的灰胎。

经过两位“匠人”的妙手生“新”，一套由两种非遗技艺组成，淡雅、清新、脱俗的作品呈现出来。以前，野王器髹饰技艺并没有很好的市场，虽然陈俐宇全家都在坚守着这门技艺，但却只能靠做家具生意维持生计，相对而言，伴随着茶具飞入寻常百姓家，建水紫陶烧制技艺的市场较为广阔。而当被田静形容为“美丽的误会”的合作展开后，野王器生机重现，原本放在壶承上面的建水陶茶具也增色不少，最让陈俐宇和田静感到振奋的是，经过创新和“再设计”，野王器髹饰技艺如今拥有了走向市场的可能性。

类似的案例在“研培计划”中不胜枚举。原本互不相识的徽墨、湖笔、曹氏宣纸的传承人，通过“研培计划”，受到了中国“整体性保护”非遗原则的启发，于是缔结联盟、开启了新征程――文房瑰宝重聚首，成品比以往的单品更具特色。钧窑传承人刘红生与徽州菠萝漆传承人俞均鹏也携起手来，在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上，他们合作的花瓶引人驻足。

一个人能带动一批项目和一片地区吗？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因为“研培计划”，全国1万多名曾一门心思埋头于手艺的人走进校园，拓宽了眼界，提高了技艺，并且对所持项目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对自己手艺的价值和潜力有了更强的自信。“2017年参与大学已达78所。到2020年，参加人数将超过10万。”项兆伦称。

无疑，对于非遗保护和传承而言，“研培计划”显得弥足珍贵，培训一人，带动的往往是一批非遗项目和一片地区的非遗传承人。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部署促进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与振兴，也为“研培计划”提供了制度保障。

家住青海塔尔寺附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何满曾经带着困惑走进清华大学，在他的家乡，“灰头土脸的手艺人总被瞧不起”，他见过太多的匠人一个个外出靠打工来赚钱，在机器能大批快速制造银铜器的时候，手艺人很难找到自己的价值。

“持续加大保护力度，着力支持传承实践”也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去年，中国政府将给予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传习补助经费由每人每年1万元提高至2万元，不少地方也相应增加了补助。2009年以来，已支持各地建设了3000多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和11000多处传习中心，命名了100多个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了153个保护利用设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又规划了219个保护利用设施的建设任务。

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在青海湟中拥有300多年的悠久历史，素以形薄、光亮、轻柔、质纯等特点著称，使用敲、錾等技巧，通过浮雕、平雕、掐丝等表现手法，加以独特的技艺――鎏金，一锤一錾敲打出青藏高原独有的“奢华”之色。学习银器制作非常艰苦，没有七八年的磨练根本学不好手艺。从16岁开始，何满就跟随父亲学艺，手艺传到他这里已是第三代。

这些年国家政策对非遗保护的倾斜，让何满感受到融融暖意。参加“研培计划”后，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内，何满听艺术史的老师们讲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看了不少国内外艺术精品，他还和其他传承人一起参观了故宫、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馆，在打开了眼界的同时，他从心底感觉到了“匠人”的伟大。

研培结束后，出自于何满手上的银铜器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不再局限于民族或宗教用具，而是贴近实用生活;他练就了40多年的鎏金手艺也不仅仅贡献于寺庙，新开发的拇指大小的转经筒挂饰广受青年喜爱。

如今，在何满的家乡，非遗受到了热捧，何满的儿子还在山西攻读硕士研究生，但已有了把所学用于非遗的念头;何满的女儿出嫁了，却产生了回家学手艺的想法;何满的徒弟们纷纷立志，表达了坚守传承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的愿望。今年3月底被选为“研培计划”咨询专家的何满，已经促成了年轻的湟中银铜器制作手艺人赴北京学习的事宜。

从2008年开始致力于羌绣传承发展的沈艳燕，原来只是想用羌绣来治愈汶川地震的创伤，结果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西南民族大学羌绣班参加培训之后，沈艳燕想运用学到的知识，联合当地的人一起把羌绣做成一个文化产业，让大家的手工羌绣进入市场，带来收益，改善生活水平。羌绣有了名气之后，也不断有高校教师、艺术工作者走进羌寨，引导绣师们将作品更好地融入市场。沈艳燕希望，通过羌绣技艺与现代艺术的结合，古老的羌文化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走进现代生活。

平武县平通镇益泉村村民任朝清就是在沈艳燕的劝说下，开始系统学习刺绣，成为一名绣娘的。在系统学习之前，任朝清平时就有刺绣和剪纸的爱好。现在，农忙之余，任朝清从事羌绣便能增加几千元的收入。沈艳燕把羌绣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旅游、农业等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以羌民俗文化、古羌梅文化、茶文化等为主题的特色文化旅游、文化创意品牌，形成了“小针头带动大产业”的商业模式。家住锁江羌族乡的贫困户彭贵秀在沈艳燕的带领下学会了羌绣，成为云朵绣坊里的一名绣娘;豆叩镇银岭村村民赵熠雯外出打工返乡后，在沈艳燕的帮助下开办了以茶文化为主题的“羌韵雯绣”农家乐和云朵绣坊，游客在采茶、品茶的同时还能亲手绣茶花……如今，平武羌绣已带动200余户贫困村民致富，并带动了50多家农家乐的发展。

新生代传承人的非遗生意经

截至目前，全世界共有42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作365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47项，优秀实践名册17项。其中，中国共入选39项，代表作31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7项，优秀实践名册1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使得中国跻身为非遗大国，而随着近几年非遗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能力、保护传承环境工作的不断加强、完善，非遗“新生代”开始渐露锋芒。

去年3月27日，“研培划”试点成果汇报展在春意盎然的水木清华拉开帷幕，41名学员初尝收获，140套、300余件传统工艺精品亮相，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研究者、《中国画学刊》副主编，艺术独立评论人张书云应邀观展后，在《不负春光 传承正当时》一文中写道，“说到非遗传承人，常常会让人联想到白发苍苍的老者，而我看到参加清华学习的非遗学员不少是年轻面孔：开封朱仙镇木板年画传人李力、蜀绣、钧窑炼制技艺传人刘红生、徽州漆器传承人俞均鹏等一批人为70后，他们现在正是非遗传承的主要力量;另有一些经历过高等美术教育的，江苏南通蓝印花布研究名家吴元新的女儿吴灵姝、南京剪纸第六代传人张钧、潮绣传人詹惠娜等一批学员为80后;年龄最小的是河南唐三彩传人高贺，是90后传承人中的佼佼者。”

几乎每一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其中有辉煌、亦有坎坷，而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执着坚守。

在泸州，年轻的小伙子毕原绅帮着父亲毕六福把油纸伞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被誉为“中国伞王”的毕六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泸州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的油纸伞制作技艺的传承方式是家族式的，一代代传下来，到毕六福这里已是第六代了。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的毕原绅原本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事业上顺风顺水，只是如果坚持做下去，父亲一辈子的心血和家族的努力可能都白费了。于是，2009年年底，毕原绅回到家乡，用3年时间，跟着父亲系统地学习如何从选料到做成一把油纸伞。

为了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在市场上站稳脚跟，2010年，毕原绅牵头成立泸州市江阳区毕六福伞业有限公司，同时注册“毕六福”为油纸伞品牌，整合了油纸伞的制作、销售、推广、展示等环节，致力于提升分水油纸伞的知名度，传播油纸伞文化。在制作环节，毕原绅在传统花鸟、风景的图案基础上，尝试加入现代的喷绘、彩绘方式，以扩大市场。这位年轻人还尝试着采用“互联网+非遗”的全新商业模式，在网上卖油纸伞，并通过分析消费者的偏好，推出个性化产品。

篇3

【关键词】高校 艺术人才 培养 非遗传承 实践

一、高校艺术人才培养与“非遗”传承相结合的必要性

1.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创造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目前，我国整个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千百年的民族传统遭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日趋危亡。作为专业人才培养基地的艺术类高校，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方式，使高校艺术教育与“非遗”传播有机结合，进而推动“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学校师生提供艺术创作源泉和社会实践平台，实现“非遗”保护与高校教育资源彼此共享、相互促进，对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创造力和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高校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艺术类专业人才的必然途径

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下，“非遗”正在被逐步地推向市场。而“非遗”保护教育及相关人才培养体系的缺乏和不完善，成为阻碍“非遗”适应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校作为守护精神家园、展示和传播“非遗”的重要载体，必须要将高校的艺术人才培养与“非遗”传承有机结合。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举措，实现“非遗”传承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共同发展，只有这样，高校才能培养出真正符合我国市场需求的创新创业型艺术类专门人才。

3.培养大学生民族精神、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

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节日缺乏了解。同时，高校艺术类学生还存在着人文知识匮乏、知识结构单一等实际情况。而我国“非遗”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巨大感召力，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通过高校艺术教育与“非遗”传承的有机结合，不仅对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的提高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高校艺术人才培养与“非遗”传承相结合的途径

（一）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高校建设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载体。校园文化建设对于优化校园成才环境、促进校园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非遗”传承的有关活动创新地融入到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建设中，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1.良好的、富有传统风格的物质文化建设，能够起到培养民族精神、提升民众综合素质的作用。包括房屋建设等校园布局、标志性的建筑和雕塑、校园绿化美化、环境卫生和宣传栏、广告牌以及图书馆、实验室实训室等各种学校活动设施的建设。

2.富有传统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对艺术类高校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包括学校的管理体制、组织机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等。校园制度文化具有规范性、组织性、秩序性的特点。对于规范学校成员的言行、维持学校良好的教学秩序、确立良好的校风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包括大学的传统文化精神，如群体思想意识、舆论风气、心理素质、人生态度、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等。具体通过校训、校歌、校徽的制定以及校史的完整编撰来展现。具有传统风格的高校精神文化建设，对于形成良好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4.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如组织“非遗”进高校系列讲座活动，成立学生“非遗”科技小组，开展大学生“非遗”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传统文化活动之中，使师生的专业能力得到提高、团队精神得到培养、道德境界得到升华。更好地突出了高校艺术教育的应用价值。

（二）创新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现代教育理论思想指导下，高校按照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包括培养目标和规格、整个教育过程、管理和评估制度、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四个方面。

1.以“非遗”项目市场为导向，设定培养目标和规格。如培养目标中，要求掌握“非遗”基本理论知识，熟悉“非遗”项目研发过程，懂得“非遗”项目管理知识等。培养规格中，要熟悉“非遗”领域基本法规、政策，掌握“非遗”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非遗”前沿信息的基本方法。

2.建立科学的管理和评估制度。在制度建设过程，必须保证管理和评估制度的完整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公正性。管理和评估制度的规范性、组织性和秩序性，对于实现特定的培养目标和规格的教育过程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艺术类高校可在通识教育基础课群中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中加入非遗类基础课程，在专业基础课群的必修和选修课中加入非遗类专业课程和拓展课程等。教学方法要以学生为主，灵活调整，如根据非遗课程特点，采用聘请非遗传承人集中授课，教师分解指导的方式，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非遗项目的理解，掌握要点，同时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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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手工技艺 艺术传承

1. 手工技艺的保护形式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手工技艺资源十分丰富。按照各种技艺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应采取不同形式进行积极保护，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资料性保护，利用对有关文献资料及实物的征集整理，归档并妥善保存，这是所有对于列入不同级别的传统手工技艺名录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二是记忆性保护，现代技术将手工技艺尤其是生产技术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一些在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的项目蕴含的比较丰富的技术，进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遗。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基于资料性保护并进行弘扬，采用文化记忆方式获得教育效果。三是政策性保护，传统工艺的生命力较强，虽然现代化浪潮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但还是有很多手工技艺具有良好的经营潜力，发展前景广阔，因此通过避免恶性竞争等有效措施，使技艺得到有效传承。四是扶持性保护，一些传统工艺由于受到管理体制和观念等方面因素影响到其传承，需要有关部门提供必要的支持，才有希望由扶持性保护向自主传承转化。五是维护性保护，一些传统技艺见证了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技艺不断变化赋存状态，进而影响到对其的保护形式。基于此动态保护格局，需要对基层情况加深了解，采取有效形式，进而使预定目标才能实现。

2. 手工技艺传承方式

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主要采取口传心授、师徒相承的传承机制，大部分都是家族传承形式，但该方式也存在不足之处，如技术过度保密、人亡技艺失传等，都受到该传承体制的影响。但也要注意到，目前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传统工艺由个体、家族经营逐步转变为企业经营。受此情况影响，尤其是企业采取现代经营管理体制，艺术院校中新的技艺教育方式逐步取代了师徒相承的传承方式，成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多样化的习艺历程主要源自实际工作，也留不开培训班、各类学校的培养。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明显变化，传统手工技艺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其传承最重要的是艺人传承，这为培养传承人指明了方向，具有指导性作用。

3. 手工技艺在艺术院校中传承的优势

在艺术院校中，手工技艺传承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目前在传统工艺传承中受经济利益驱动，传统工艺受急功近利方式开发过度，恶性竞争使其发展畸形化，进而造成工艺及产品品质对其声誉产生不利影响，一些学者不愿继续开拓传统工艺市场，刻意回避对传统工艺保护传承，自信心严重不足。尽管这种理念与倾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比较片面，与联合国保护非物遗公约中的有关内容的理解相悖，阻碍了其实践，进而产生比较严重的危害。确保非物遗的生命力，涉及到确认遗产各方面内容，通过研究、保存、弘扬、承传等措施使其得到振兴。这是目前对非物遗保护采取文件界定形式中最明确和完善的，对于保护传统手工技艺也是十分合适的。据此，保护不只是保存、维护，而是通过很多环节对其工作过程和体系进行有机结合，进而实现传统工艺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

振兴传统手工技艺具有多种丰富的内容方式，在历史发展中，传统工艺的产生及发展与社会需求和市场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起初，先民们主要满足生产生活实际需要，随着不断扩大的分工，一些手工技艺逐步发展为专业化和商品，在形式、格局、内涵等方面与社会经济、人文发展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具有影响作用。不可否认，目前还存在纯粹源于个人爱好的手艺制作，但传统工艺生存、传承离不开市场开拓这一客观事实，没有市场，手艺人难以生存，也影响手工技艺的传承及发展。艺人及其所在社区是手工技艺的主体，保护手工技艺离不开艺人的努力，政府扶持也是十分必要。

千百年来，民间艺人因不断改善的物质生活，其制品形式和纹样不断开拓，引发了需求的不断增长，使手工技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传统工艺的生存与市场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传统工艺的传承离不开市场开拓。在艺术院校教学中，应充分利用好教育资源优势，学习韩日等国传统手工技艺保护的成功经验，提高对民间智慧和首创精神的重视程度，坚决遏制急功近利的过度开发策略，才能使传统手工技艺得到有效传承。归根结底，都是对其生命力的保护。手工技艺振兴的前提就是传承，为其传承提高重要保障。有关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好职责，将保护传统手工技艺列入重要工作日程，通过制定保护法规、减税等扶持政策，才能对手工技艺传承及振兴产生促进作用。在政府规划指导下，手工技艺传承人应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使自身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不断创新，使年轻艺人在技术院校中得到正规化培养，这也有利于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及持续发展，进而对传统工艺价值内涵提高认识程度，树立保护非物遗传统手工技艺的意识，才能弘扬传统文化底蕴。

4. 结语

综上分析可知，目前传统手工技艺同时存在家族及社会两种传承方式，这对于两种方式的同时存在具有互补性作用，也有利于传统工艺的保护。保护手艺作为一项重要事业，对于维护传统文化命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萌.传统手工艺合作社发展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15

[2] 李永刚.传统手工艺发展与现代技术结合的机制分析[J]，当代经济，2016.10

[3] 赵巧艳.非物质文化z产视角下传统技艺的传承与保护――以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为例[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4.5

[5] 刘春.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条件的解析――基于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村藏族黑陶手工艺的田野调查[J]，中国艺术，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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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教育”手段。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现有正规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目标的有效实现；另一方面，则需要选择恰当的方式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成为学校和学生新的负担。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责任落在教育之上的时候，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合理纳入现有的教育体系和框架，是值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和教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为此，我们以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素质教育之间找到其结合点，当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而“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

一、“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从空间分布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一定区域产生的，与该环境息息相关，该地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水平，以及日常生活习惯、习俗都从各方面决定了其特点和传承。地域性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实存在的最为突出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与各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紧密相关，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而言，“人”指在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区域上生活的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群。

对传承人群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地域，就是自己的家乡，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人家乡日常生产与生活甚至集体意识的一部分。所以，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时候，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教育对象(传承人)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这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定义，在教育对象发生变化的时候，其所指，即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在空间上具有地域性，而在传承上则具有活态性，不仅具有特定的空间，还有特定的人群。对于传承人群的甄别而言，只有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区域为家乡的特定人群，才是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群；反过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而言，只有分布在特定人群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才具有格外重要的文化意义和传承价值。这两者的统一，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存在与传承人群的结合点，就是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在于成功实现对其的传承和发展，而这必须以人为核心和基点。但在保护过程中，选择什么人，选择何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教育传承，是保护行为能够实施的必要前提，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又决定了教育传承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主体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其核心在于它是特定人群代代相传的活态的文化样式，它与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甚至就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或生活方式。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做好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等工作，其最终目的还是实现对其的活态传承和发展。显然，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非全社会都能参与，而应当由特定人群来完成。特定人群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群。综合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地域性与延续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域世代居住，即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域为家乡的人群，是进行教育传承的理想对象和恰当人选。

在教育传承过程中，那些来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域的传承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理解的优势。因为传承者是以自己家乡的文化遗产样式作为传承内容，所以对于作为该文化样式产生背景的当地文化传统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诸多微妙内容，都能够迅速领会和理解；对于各种习俗的特殊功能、意义，也都能够有准确、深刻的把握。二，语言的便利。传承者可以自如地运用自己的母语方言，与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随意交流。在他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生僻的土语生词妨碍相互意思的表达，对于言语中通过某些句式的特殊运用、语气的变化等所表达的微妙情绪，传承者也都能够有比较准确的领会。三，文化认知的便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独特的文化样式，不仅具有特殊的表现形态，更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传承者在家乡多年的耳濡目染，使其能够了解和领会家乡文化传统中那些外人所难以明了的文化意味，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时候，他们不仅可以传承技艺、习俗等外在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传承与外在形态共生的那些文化意味和内涵，从而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壳化”。

在实践过程中，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进，传承人的权利与利益逐步显现出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不仅能够得到文化层面的尊重，也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选择过程，在很多时候表现为各方利益的博弈与均衡。显然，在各种利益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效果至关重要，从文化权利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传承地域的人群共同的文化财富，其传承权只能是传承地域的传承人群所享有。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贯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属地性原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传承地域、传承人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避免了因保护介入而导致的教育传承与原文化空间的脱节现象，保证了教育传承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内容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地域文化差异非常明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刚刚启动、经费和人力都相对短缺的现实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实践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是在若干个具备了一定条件的学校特别是高校开展试点，在同一空间内的受教育者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域，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受教育者自身的地域文化背景而对其施以同样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则不免在保护一部分人群的文化权利的时候，却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群的传承权利，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在传承内容的选择过程中，是不是传承对象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有效而操作性极强的甄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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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传承渠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过程中，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引入，意味着教育内容的来源从以往的教育者提供拓展到了受教育者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生活空间，教育者从单纯的施与者转变为引导者，而受教育者则从单纯的接受者转变为自主性极强的传承者。在学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实践过程中，教学内容的来源根据学生的家乡可以作出相应的选择。从尊重个人文化选择权利的角度来看，依照家乡来选择教育传承的内容，显然是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价值预期与文化事象演变规律的行为。

按照家乡选择教育传承的内容打破了“大一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在学生承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教师显然不能够为来自各地的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学内容，这就为学生走出教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进教室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学校教育体制内拓展和丰富了学生的知识获取途径。

作为教育传承的主体，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效果只有传承人能够评价，这种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其实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评价方式又是不一样的，这为实现对学生的评价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三、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学生素质拓展的意义

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教育传承过程，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能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一)知识拓展

与学生在书本中接触到的体系化的知识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跃在民间的自成体系的知识与思想的综合体。它涉及到学生家乡自然与人文的多个方面，可以说是一门“活态的”乡土教材。通过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生在接受统一的知识教育之外，还能接触到家乡的地域文化，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不仅承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将与之相关的地方文化、地方性知识也一并传承了下来，而后者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和语境。

(二)技能习得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极其丰富的蕴藏，而其在各自社区里的存续状态和传承机制，则是我们尤其需要给予尊重的。少数民族和各地民间社会所创造的文化传承方式，诸如师徒传承、家系传承等等，人们维系和保持自身生活方式及文化的办法，还有它们在各自社区里发挥功能或展演、展示的活动方式等，都是适应其各自族群或社区的社会文化生态而自然形成的。在教育传承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教学内容体现为一种技能：歌舞、戏曲、工艺等。作为技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还融合了地方性的知识、观念和价值选择，因此它是知识与技能的综合体。学生承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通过学习，掌握这种极具地方性的技能。在学生的学习时期，这种技能只作为课堂知识学习的补充，而进入社会生活以后，特别是学生在家乡生活的过程中，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的习得，也让学生学会了一种生活或生产技能，从而为学生提供了职业选择的可能。

(三)素质提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延续民族传统，维护文化多样性，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在同一时空内承传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多种文化样式共同呈现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涵盖着风俗民情和民族特征，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有效延续。同时，来自不同地域、民族的学生在同一空间内进行传承活动，对学生树立民族尊重和融合的观念能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要了解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对其他同学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解，由此而产生文化平等与融合的多样性观念，从长远来看，具备文化多样性观念的公民正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过程，对学生而言，是从知晓、了解、传承到热爱的过程，也是学生从精神层面回归家乡的历程，与空洞的说教不同的是，学生在技能学习的过程中，伴随着知识的习得，同时增进了对家乡的归属感和对民族的认同感，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说，就是增进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是一种效果明显而持久的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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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政府层面，加强引导，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

（一）《非遗法》出台，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2011年国家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化遗产保护方针政策上升到了国家意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上升到了法律制度，各级政府部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责上升到了法律责任，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长期、高效运行的坚实保障。从此，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依法保护的新阶段。

（二）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非遗保护中长期规划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是保护工作有序进行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各项工作切实推进的有效保障和客观依据。苍南县非遗保护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以“传承与创新”为主题，以融入现代生活为导向，强力推进非遗生态保护体系、传承发展体系、宣传展示体系和保护制度体系的建设，继续搭建各种传承和展示平台，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努力扩大社会参与，扩大传承人群，不断巩固抢救保护成果，提高保护传承水平，促进苍南非遗保护事业的转型升级和深化提升。

（三）多种保护措施并举，非遗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决定了保护方式和保护措施的多样性。在保护工作中，我们逐渐探索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种方式：非遗以项目为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在保护工作前期，以建立项目名录、保护项目为主要抓手；非遗主要依靠传承人口传心授进行传承，因此把传承人的保护放在关键地位；非遗与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要尽可能运用生产性保护等积极保护的方式。非遗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我们把抢救性保护放在第一位；非遗特有的项目特点和传承规律，要求我们区别对待，分类制定保护措施。这些措施，为我县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非遗保护传承体系进一步完善，保护传承新格局逐步形成

首先，普查是非遗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008年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我县共收集7万多条线索，精心制作了6000多个项目调查表。并在2012年进行信息化录入，上传到省非遗数据平台进行保护。为做好普查成果的整理利用工作，我县成立了非遗保护工作小组和非遗专家库，不断挖掘、整理我县的非遗资源，并录入各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和基地的资料，建立非遗档案和数据库。其次，项目保护体系建设、传承人保护和基地建设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县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开展各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和基地的申报，进一步完善了非遗保护体系，壮大了队伍。我们在保护非遗本真性的前提下，对濒危项目开展了抢救性工作，全面记录、整理和保存了相关资料。截止2016年11月，我县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3项、省级24项、市级99项；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18人、市级76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7个、市级13个；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1个，民俗文化村2个。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项目、传承人体系基本形成。

（五）非遗宣传教育活动丰富多彩，非遗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

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承者。民众保护意识的提高，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近年来，我县利用各种文化场馆、广场举办了大量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文化礼堂和“文化遗产日”期间的非遗系列活动已形成品牌。近几年，集中展示的非遗精品和运用非遗元素开发的各种衍生品，更让民众们更真切地体验到非遗的魅力，也展现了非遗传承的空间和潜力。非遗走亲，以“非遗”为载体，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互访，加深了不同地域间文化内涵的了解，非遗“互访”构建起了“相熟、相融、相亲”的非遗工作交流格局。

（六）推进硬件设施建设，打造非遗宣传主阵地

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展示中心和传承基地，组织经典非遗名录的展示展演，开展特色传承活动，宣传非遗阵地的作用不容小觑。“历史与人文并重，民族与民间同在，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我县非遗馆的明确定位。苍南县非遗展示馆，历时四年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展馆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使用面积1700平方米，分序厅、古韵、遗风、巧技和尾厅五部分，共展出了我县的国家、省、市、县各级项目60余项。是一个了集展示展演、收集收藏、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传承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展馆。2015年初开馆后，接待过一大批各地领导、专家和学者，累计参观人数达几十万人次，群众好评如潮。“十二五”期间，我县还建设了乡镇非遗馆和民间艺术馆十余个，这些展馆每年均不同程度开展展示、展演活动，是县非遗馆的有力补充。

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内容既丰富又复杂，这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坚持科学的保护理念，落实保护措施，挖掘现实价值，扎实有效地推进非遗保护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用发展的眼光，理顺思路，处理好非遗保护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一）保o与利用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在社会中的传统文化，它具有不可再生性，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使之世代传承，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重要特质，再深入发掘非遗的多重价值，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所以，在利用开发的过程中，要牢记“保护重于利用”，保护是利用的保证、基础和前提。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使之更好地融入社会、融入民众、融入生活，为当代人服务。

（二）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我们今天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认可、尊重和弘扬。继承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发展是继承的必然要求。我们要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发展、衍变的规律，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传承。要全面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借鉴、W习其他地区在保护非遗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手段，充分吸收有益成果为我所用。

（三）保护与旅游的关系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要发挥与旅游的优势互补作用，又要注意处理好非遗保护传承与旅游的关系，处理好非遗表现形式与文化创意产品、旅游产品的关系。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基础上，组织非遗项目进入旅游景区，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千秋万代的事情。非遗保护工作的长远性，决定了我们要采取稳健扎实的，与民众生活密切结合的发展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传承、传播，主要依靠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传承人担负着“传”与“承”双重任务，作为传承人，传承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因为，在传承人身上承载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或知识，更是本地区历史、文件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

三、从传承人角度。明确职责，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

（一）鼓励传承人积极开展传习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传承人的保护与传习是促进非遗活态传承的关键。目前，我县共有国家级传承人1位，省级18位，市级92位，县级163位。另外，还有市级非遗传承团体2个，市级非遗传承群体5个，建立了较为健全的非遗传承人梯队。为确保传承培育有所作为，有效地促进活态传承，我县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力度，推行师徒传承协议制、传承基地责任制，鼓励老一辈传承人积极带徒授艺，对成功收授一位新徒弟的老艺人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并帮助学艺成功的新传承人，添置道具工具等。希望我们的传承人自觉承担传承义务，采取收徒、办学等方式，开展传承工作，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培养后继人才。另外，如何将传承人的概念拓展至传承人群，意在让传承成为人群的传承，而不仅是单个传承人的传承，这将是我们今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鼓励传承人积极参与非遗公益性活动，确保传承常态化

县内非遗展示、展演活动方面，积极为国家级、省、市、县级和其它民间艺人开展传承、演艺活动提供各种支持，并经常性开展非遗下基层、进社区、进校园、进文化礼堂，参加文化下乡巡回演出等公益性文化活动，为各种非遗项目提供展示平台，确保非遗传承有序开展。县外非遗宣传、交流活动方面，历年来，组织过优秀的非遗项目及传承人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浙江好腔调”传统戏剧系列展演、年味温州等省、市举办的一系列非遗交流活动，组织过新编单档布袋戏剧目到周边各县、市演出等。非遗媒体传播方面，传承人们积极参与各级电视台非遗专题栏目、非遗数字电影《夹缬之恋》、县电视台《文化苍南》“走进非遗”等节目的拍摄，通过媒体渠道进入了公众视野。电影、电视、互联网为非遗传承助力，使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活力。

（三）鼓励传承人不断创新非遗保护方式，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只有民众认可非遗的魅力，才能给非遗传承提供更广的空间和潜力。因此，我们要推进创新，努力使非遗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对传统戏剧、曲艺类“非遗”项目，比如单档布袋戏、提线木偶戏、渔鼓、温州鼓词等，可以通过新编、改编剧本，融入现代元素，大胆尝试设计新动作，加入特技，结合现代的灯光、舞美等方式，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观效果。对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比如夹缬、夹苎漆器、矾塑、钩绣等，可以通过不同的设计与转化，将开发的创意作品和衍生品，变为生活用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类“非遗”项目，比如道教音乐、畲族民歌、布龙舞、马灯舞等，可以通过电视节目、演出的制作，结合网络宣传，汇聚更多受众的目光。总之，只有不断创新非遗保护的方式，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非遗保护中来，才能真正与人们的经济、生活紧密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有望真正活起来。

篇7

关键词：音乐艺术；古琴；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理论；现状；调查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识码：A

施咏教授的《弦外之音――当代古琴文化传承实录》就要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是他在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工作期间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也是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成功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又一部有关古琴文化传承及现状的有价值的调查研究专著。我认为这是近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建设方面一项重要收获。所以，不揣自己对古琴艺术的无知，不顾忌自己对当今古琴传承保护缺少调查研究，仍非常高兴给这部专著写几句感想。

本来古琴艺术申遗成功，已经大大推动了社会方方面面对古琴的关注，推动了琴乐的表演、传播，也有力推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和相关书籍的出版。例如，近年陆续出版了介绍古琴及其演奏的多种教材，出版了有关古琴历史、文化的多种研究成果，以及吴文光先生《神奇秘谱乐诠》这样的古琴曲打谱释读的专著，还有收有六朝后期至清末民初142种谱集所见载琴曲谱的30卷本的《琴曲集成》大型的古琴资料汇编，也终于由中华书局出齐了。又如，以涉及古琴艺术方方面面的申请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而言，仅我近年有幸审读或应邀参与相关答辩问题的，就有十几篇近20篇，可见青年一向古琴的学术目光之殷切，他们的成就也颇令人欣喜。可以说，我国古琴艺术的发展和保护、传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令人振奋的阶段。

施咏先生的研究，也许属于姗姗稍后来者，但在这百花竞放的场景中，却因别具风致，一定能够脱颖而出。

2010年11月下旬在江苏徐州中国中国矿业大学举行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我初次听到施咏教授介绍他有关古琴艺术保护的部分研究成果，当即感到非常有价值。例如，他从传播学出发，探讨了古琴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代武侠小说中的文学传播，探讨了古琴在唱片、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中的传播及所产生的偏误现象，他既探讨了古琴的网络传播概况和特点、古琴网站的类别与功能，还总结了琴乐传播的“模糊性、反传播性与多层综合性”三大特点，还提出多种传播手段相互交织相融、多层综合、多元并存，成为当前琴乐传播的发展趋势，共同推动古琴文化在当代的传播和发展。

尽管只是简短的介绍，但让人立马感到他的研究视角非常新颖，体现出他研究意识的独特性。

不由得想起唐代大史学界刘知几有关史学研究者所必须具有的几项重要条件的阐述。按刘知几字子玄，著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代表作《史通》，他提出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必须具有“才”、“学”、“识”这三种基本条件，即所谓的史家“三长”。

据《旧唐书》刘知几本传记载：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才，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左木右便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①

这里所说的“才、学、识”应如何理解？今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认为：所谓“史才”，指修史的才能，主要指历史编纂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所谓“史学”，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要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要有广博丰富的知识，还要深思明辨，择善而从。所谓“史识”，是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包括“善恶必书”的直笔论，也包括其他的历史观点。②

也有的学者认为“才、学、识”，其实大体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文、史、哲学，是从事史学以及其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必备的基本素养。

“才、学、识”三者，虽各有作用，但相互联系非常紧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三才之中，识尤为最重要。例如，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便在《通志・总序》中强调：“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明袁子才《续诗品三十二首・尚识》也说：“学如弓弩，才如箭簇，识以领之，方能中鹄。”

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认为识不可无，认为识也是才、学并重或相辅，因为识力就是洞察力、鉴赏力、判断力的别名，是以“学力”为其根本的。但他在《谈艺录》五一《七律杜详》中，还是强调指出：“识”固为先，“识曲听真”，方得为“具眼”。认为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发覆破的”的洞察力、鉴别力。

当今盛行的史学理论中，也有类似的强调。学者们指出，虽然史料或史实在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真实的史料当然是历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前提，所以史料对历史学的重要，甚至有傅斯年先生“史学便是史料学”③的说法。但是，史料或事实本身，毕竟并不能自行给出一幅历史学家所悬之为鹄的历史构图，也不能自行给出任何理论来。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乃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幅历史构图，但这幅图画最后是由历史学家的思维和想象所构造出来的，任何理论也总归是人的思想的产品。如果同样的史料和史实就能自行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只要根据一致同意的史料，历史学家就不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了，也不会一代一代的学者们来重新认识、研究历史，重新写作新的历史著作。所以，何兆武先生指出：对历史学的形成（即根据史料形成为一幅历史构图）而言，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积累。④

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中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观点，也正体现着对历史研究者“识”的强调。

我认为，才、学、识不仅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条件，也可以说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识”既是认识、辨识、识别、认知的能力，也是见识、理解、洞察、意识，是研究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识”包含着康德所说人类认知的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全过程，也贯穿在人类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再到实践无数往返的全过程。以历史研究为例子，从具体史料的选择、辨识，到史料确认后对它们做出的解释，对史料所反映的史实的认知，都离不开“识”。这些工作，有的是纯科学的，或“完全科学的”，或是技术性的，但有的则仅有科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贯彻始终。此外，如何兆武先生《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指出，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外，还有“第三个方面”即史家对人性的探微，这也是一种史家应该具备的见识和意识。⑤

由此看来，史家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识”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广泛和深邃的，一代人一代人不断进行的历史研究、学术研究，某种意义上讲，则是一代一代人认识不断发展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一代一代人不断获得新的认知和新的体会的结晶。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才、学的重要。推动史学进步的力量来自四方八面，史学大师王国维就认为学术史上的新突破，往往来源于新的发现，新材料。但甲骨文等这些导致学术突破的新材料，其价值和意义的揭示，不也需要目光如炬的王国维先生那样的远见卓识，才能揭示出其所埋伏蕴涵的重要价值吗？

施咏教授在其古琴调查的课题研究中，反映了他尤为突出的“才”、“学”、“识”三者的良好结合。正是很好地结合了传播学和历史学方法，又迅速网罗捕捉了许多新的传媒，以及网络上出现新动向，为我们考察研究古琴艺术遗产的保护传承，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新视角。

全书分为“实践调查”与“理论思考”上下篇两大部分。上篇由七篇分调查报告组成，通过对梅庵、广陵、虞山、浙派、蜀派、金陵、中州等七个琴派下的近三十个琴社、琴馆的古琴保护传承现状的实地考查，逐一调查了各琴社的生态发展环境、运行机制、相关流派琴乐的保护现状；以及相关琴人的琴乐理念、保护实践措施等。下篇则从理论层面对当代古琴的传播（类别、功能、特点、偏误）、传承（方式、组织结构、对象、技巧）、保护（问题与对策）以及发展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这一研究不仅体现了他的学力、才华，也的确体现了施咏教授的敏锐观察力，体现了他独到的学术眼光新颖的学术见识，由此我们看到一个青年学者已经具备了今后不断取得学术进展和突破的各种有利条件。

“山僧未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虽然未及从容细读施咏先生的全部文稿，也没有那么广泛的学识来评述他的所有心得，但通过对他的研究课题的点滴了解，我已感到它所拥有的分量和价值，也多少能看到他在博士后工作站期间合作教师刘承华教授的身影。相信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认真阅读本书，一定大有收益，能够得到种种启示。同时，加深自己对古琴艺术这一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立体的了解认知。

著名学人先生晚年，曾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他认为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世纪，指出我们已经错过来自西方启蒙时期“人的自觉”，不能再错过当今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之下的各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文化自觉”。我们每一个中华文化的传人，有必要不断提升自己文化自觉意识，积极参与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的传承弘扬，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事业，多一分担负，多一份贡献。施咏教授的努力，也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好的范例。

施咏教授正“富于春秋”。作为一位“70后”的年青人，已经获得各级学位，并被南京艺术学院聘为正教授――他已经建筑起了继续前进的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衷心祝贺他已取得的丰硕成果即将出版问世，同时也期待他今后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创造更新的业绩。（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新唐书》本传则简称刘知几云：“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

②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8页。

③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篇8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义乌道情 传承 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城市化的推进使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道情就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浙江本土道情文化深厚丰富（主要集中在金衢地区），其中义乌道情最具代表性。但现阶段社会对其的认识和了解不深刻，甚至浙江某些地方的道情文化已经濒临失传，对其保护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对道情现状的调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的根源，找到保护和传承的方法和途径，不仅使道情文化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还让其焕发新的活力且为今所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积累可供借鉴的经验。

一、义乌道情文化的现状分析

（一）现状。

根据走访调查，义乌地区专职的道情艺人不过零星几人，以唱道情为职业能勉强维持基本的生活，生活水平普遍不高。这是道情艺人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所有的道情艺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找不到接班人。愿意学习表演这门艺术并以此为职业的年轻人无迹可寻，而热爱并懂得道情艺术的人多已年逾半百，维持这门艺术已显得力不从心，道情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再看道情艺术的市场同样不容乐观。目前对道情艺术仍有兴趣的大部分为老一辈的听众，其中愿意付费欣赏表演的仅占少数，对道情有深入了解的更是微乎其微。半数以上的群众仅知道道情这门艺术的存在，且认为对其的保护并不是非常必要的。现在，道情演出仅限于节庆晚会、农村老年协会和福利院等。

我们还对道情的保护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保护的方法虽多种多样，但保护的力度显然有所欠缺。很多地方把道情作为一种特色文化进行宣传，期望道情能为地方文化增添色彩，对道情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大部分地区的保护工作都是类似的点到为止，稍有成效后便不再深入，所以大众对道情艺术的认识并不深刻，关心也不够。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道情艺术正在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道情的传承保护问题亟待解决。

（二）原因分析。

1.现代文化的冲击，使人们逐渐忽视了某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基于农耕文明的义乌道情的传承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部分的人不了解道情文化的内涵及精髓，在快速消费的大环境下，仅把道情艺术看做一种可有可无的娱乐消遣，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艺术去欣赏，从而忽视了其背后的历史积淀与价值意义。有的甚至觉得道情过于俗气，而不屑于接触了解。

2.道情的传承仍然以沿袭陈旧形式为主，发展没有顺应大众的文化需求。

过去，道情艺人社会地位低下，文化水平不高，其作品缺乏专业的音韵加工。因此，传统的道情唱腔音乐旋律比较单调，缺乏音乐美感，伴奏乐器仅是“一筒渔鼓、二片竹板”，大大制约了唱腔的音乐性。在新的娱乐方式层出不穷。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今天，仅靠一板一眼“唱故事”已很难占据文化消费的一席之地，无法满足现阶段大众普遍的文化需求，道情艺术便渐渐地在我们的记忆中褪去了颜色。

3.后继无人，大量珍贵资料的漏缺、遗失。

“”开始后，曲艺协会解散，艺人们纷纷下放。艺人的流散和大量文献资料的损失导致道情艺术的发展一度跌入谷底。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们不重视对其的保护，以致很多珍贵的曲目资料漏缺甚至失传。现在唱道情的艺人，过世的过世，荒废的荒废，坚持在唱的已经寥寥无几。更令人担忧的是，道情艺术后继无人，愿意学习和表演这门艺术的年轻人非常罕见，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是道情传承面临困境的直接原因。

4.重视程度不够，以致许多道情保护工作没有完成到位。

经过调查，社会各界对道情艺术存在一定的保护意识，或多或少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由于对道情艺术的认识仍不深刻，大部分群众对道情艺术的保护没能提升到一个自觉的责任性的高度，很多建设性的保持措施浅尝辄止，没有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如龙游的道情艺术，由于缺乏人力物力资源，数次申请非遗保护都没有成功。

二、现有的保护方法及评价

通过实地走访、资料查询等方式，我们收集整理了现有的保护方法，并对其进行了分析评估，对已有的保持成果作了总结。

（一）充分确立政府在保护与抢救中的主导地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范围，各地须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原则实施保护，紧紧依靠各级政府的组织和领导，由各地文化部门牵头完成。

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这是抢救和保护的关键所在。据了解，各地区政府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义乌道情的保护工作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义乌道情于2007年12月入选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义乌政府建立了一些激励机制，如设立奖励专项基金、奖励对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突出贡献的团队和个人。义乌道情的成功申遗相信能够增强其他地区政府保护该文化形态的决心。

【评价】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很好地聚集有利资源，产生极大的影响力。由于过于讲求效益，容易使保护工作过于产业化、功利性。

（二）发挥文化组织、集体的桥梁作用。

义乌文化组织、集体积极为民间艺术提供交流的平台，为曲艺爱好者提供活动的阵地，从而拉近了民间艺术与大众的距离。义乌文化馆积极创造条件，克服种种困难，于2008年在黄大宗祠开设了一个“曲苑书场”，组织民间艺人驻场演唱。这一举措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曲苑书场”逐渐成了群众文化的一个品牌项目。实践证明，这种原生态的保护方式，为道情艺术的传承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较之义乌的保护传承措施，其他地区的文化组织方面就做得远远不够了。

【评价】文化组织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它能促进艺人间的合作交流，同时娱乐大众。这种“文化组织”一定要属于民间的，不带任何产业目的，仅仅是为满足大众文化需求而存在的，这样有利于增强民众对“道情文化”的属有感、自信心。

（三）出书是道情文化发展的一大出路。

文字是信息传递的载体，要使道情文化有所发展，将本地的道情艺术编辑成书或多媒体形式，向社会传播是保护传承道情艺术的一个好方法。据我们了解，金衢地区至今还没有有关道情艺术的书籍或其他出版物，但是，在其他省市已经出版了大量的有关书籍，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值得金衢地区借鉴。

【评价】出书出人为道情的传承保存文献资料，是十分必要的。但在注重理论的积累的同时，一定要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四）革新是道情艺术发展的方向。

不少地方的道情艺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定的努力。他们改变了说唱叙事性强但表现形式单调、音乐性差的陈旧形式，增强了道情的表演力和音乐性，音乐上引进了传统婺剧音乐，配以小乐队，表演上试用男女对唱，运用方言和义乌普通话两种语言演唱，使道情突破了地方局限。曲目上除了一些优秀传统的保留节目外，更加注重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

【评价】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大众的文化需求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变应变”是道情传承的必经之路。对道情的革新同样存在两面性，革新道情可以带来“新鲜感”，但如果过于追求“新”，则必然丢弃了道情传统的精髓。

三、活态传承的设想及试行效果

研究发现，道情艺术已有不少成熟的传承保护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道情艺术的保护多徘徊在几种常用的方法上。纵观义乌道情艺术的发展现状，仍有可进步的空间。我们觉得道情文化的保护应是“活态”的，关键要做到“还俗于民”，让传统道情文化扎根于其生长的土壤，“从群众中来，回群众中去”。我们根据道情现状产生的原因、现有的保护措施两方面设想了一些创意性的“活态传承”措施，旨在拓宽新化道情的保护方式，使道情艺术的传承与社会的发展共同产生一个双赢的良性循环。目前，部分设想已在试行，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总结如下。

（一）尽可能地拓宽道情的实用范围。

在生活中创造性地运用道情艺术，不仅能使其走出冰冷的陈列窗发挥自身的功用，还能加深大众对它的印象，让道情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1.将道情用于儿童教学。

儿童教学中，老师经常使用小铃铛、三角铁、发声橡皮球等工具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我们发现道情能起到类似的作用。道情音色响亮能很好地引起孩子的注意，且它节奏欢快明朗，用于语文、音乐教学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试行效果】我们把道情（小尺寸的）带入小学课堂，对一年级的学生进行实验。在语文课堂中，我们借助道情的节奏进行拼音教学。明快的节奏很快调动起孩子们的积极性，大家跟着节拍整齐地念出拼音字母，课堂参与度很高，气氛很活跃。通过这样的形式，孩子从小就接触、了解道情，这对道情的传承是有很大帮助的。

2.将道情运用到现代音乐中。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音乐进入电声的时代。不少艺人为求创新突破便向传统艺术寻求灵感，尝试在新形式的音乐中添加古典元素，使音乐彰显不同的风格。道情是传统的节奏乐器，它具有古典传统的音色，演奏时能形成很强的律动感，是理想的打击乐器。由它为音乐演奏节拍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此外，道情素有“乡土R&B”之称，因为道情的表演形式与流行乐中的“说唱音乐”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比较而言，道情艺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很浓厚的乡土韵味，它的唱词是地方俗语土话，腔调是地方民音乡谣。把乡土特色的唱调融入现代节奏音乐，或者用道情的节奏形式表演现代的说唱音乐，是很一种很不错的尝试。

3.将道情运用至商品买卖。

道情本身就有吸引注意力的作用。现今的街头叫卖多是单一的“过来瞧一瞧，便宜卖嘞！”，这类的叫卖由于缺乏特色以致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顾客。如果我们把道情艺术融入买卖文化，形成一种创意性的叫卖方式，则不禁会让人眼前一亮。我们可以利用道情说唱结合的方法，把商品的特点、优势编进曲子唱出来，再加入滑稽点或引人关注的地方话语，使叫卖方式既有文化内涵，又能招揽顾客。

【试行效果】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粥摊试行这一方案，刚把道情摆出来还没开唱就有不少路人止步围观。我们在粥铺旁即兴表演，不仅招揽了生意，还为店里的顾客提供了悠闲娱乐的方式，一举两得。我们询问了很多顾客的感受，他们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二）各地区联合举办道情文化节。

浙江本土的道情艺术在金华、衢州、义乌、遂昌等地均有分布，其中义乌地区的道情最出名。我们不能只着眼于义乌道情的保护，要各分支并重，使浙江本土道情艺术百花齐放。我们设想联合各地区定期举办道情文化节，这既是展示道情艺术的平台，又为不同地区的道情艺人提供交流的机会，有利于道情艺术整体的发展。道情文化节还是一个大众娱乐的活动，为大众的文化生活增添新的内容。文化节的成功将会吸引更多的群众关注道情艺术，呼吁更多的人加入保护道情的队伍。

道情文化节可安排以下内容：

1.道情大赛。分为专业组和非专业组，选手自备拿手曲目参与比赛，由观众投票选出最好的表演，并给予相应的奖励。专业组的比赛为道情艺人提供切磋交流的机会，非专业组比赛旨在鼓励民众体验道情，拉近道情与民众间的距离。

2.道情讲坛。讲坛的内容是多样的，可以是艺人表演经典的段子，可以是艺人现场传授道情演奏技巧，可以是专家为大家普及道情的历史、发展等相关知识。

3.道情众乐乐。这是一个民众参与互动的平台，形式是多样的，关键在于用新奇有趣的活动调动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可以组织大家现场亲手制作道情，也可以道情接龙，还可以组织道情作品设计大赛，请大家参与到道情作品的设计中，从中选出最有艺术感、最有创意的作品保存下来。

以上是我们小组初步的设想。如果有更好更新颖的活动就可以加入道情文化节，希望能不断有新奇有趣的活动形式出现，吸引大家的参与。

（三）加紧道情与各产业间的联系，互利双赢。

1.与旅游产业相辅相成。

可以把道情艺术更好地与当地旅游文化相结合，如在旅游区建立一个道情博物馆，陈列一些道情的历史文献资料，安排道情表演供游客欣赏，带领游客参观道情制作的过程。道情是很好的旅游纪念品，它的外形可以有多种设计，可挂在家中充当艺术品，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我们还可以把道情做成不同的尺寸，小的尺寸可以当做孩子的玩具。此外，我们还能衍生一系列的道情产品，如道情光碟、道情曲目书籍、道情笔筒、道情手机链、车内装饰物等，陈列在旅游纪念品商铺里出售，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2.与毛竹产业相互依托。

竹子是制作道情的原材料。道情作为一种旅游纪念佳品进入市场，对它的消费需求定会带动竹子产业的发展。

3.与文化产业相呼应。

道情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其发展肯定依赖于文化产业的进步。道情是浙江本土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发展要依靠文化产业的帮助，同时它也能反作用于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这一点已在相关的文化活动中安排道情表演得到具体体现。大型文艺演出少不了道情艺术的参与，道情可以借助这个大舞台展现自身魅力，吸引更多听众，而道情艺术也为文艺活动增添了光彩。

（四）借助现代媒体，加大宣传力度。

1.利用村镇广播。

我们在乡镇走访的过程中发现，乡镇的路边、休息区设有很多广播设施，除了固定时段播放新闻外，基本上都在外放广告。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个资源。每天早中晚各抽一小段时间播放道情戏，听众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就接受道情这门艺术。

2.利用电视媒体。

义乌电视台注重道情的宣传，在义乌地区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为道情做一个宣传片，在浙江省电视台播放，把道情这门艺术普及到更广泛的群众中。

3.利用网络。

网络是最常用、最时效、影响最广的现代媒体之一。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点，专门为道情开设一个网站。把最新的资讯、演出的安排、活动的公告放在上面。还可以开设论坛，为道情爱好者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播放一些演出的图片、视频，以及经典曲目供大家浏览下载。

4.便携式播放设备。

有些喜欢听道情的朋友，苦于只能守在电视前，一年里难得看到几次道情表演，直呼太不过瘾。由于时间空间的局限，他们不能很好地体验道情艺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请专门的道情艺人录下经典的曲目，放在网上提供下载，或录制成磁带、刻成光盘。这样，热爱道情艺术的朋友可以把道情装进便携式播放设备，随时随地享受道情艺术，简单又便捷。

我们小组从道情表演者阿乐老师那里录制了一段道情戏，回去以后拿给自己的爷爷、外公等长辈听。之后询问各家老人的感受，得到了一致的反馈——这是个好主意。老人们都很喜爱这种方式，有的在晨练时听一小段道情戏，有的则在入睡前听上一段，有的直接揣入兜里走街访友时拿出来分享一下。他们觉得道情戏像个朋友一样时刻陪在身边，犹如生活中又多了一个好伴侣。

（五）成立义乌道情品牌促进会。

建立一个专门服务于道情文化传承保护的组织，集政府、产业、管理等社会资源于一体。把道情作为一个品牌，对其进行研究、开发和推广。该组织由政府权威人士、专家、研究者、相关部门管理者、道情传承人等组成，是“道情文化”传承保护的推手，负责传承保护的方案设想、产品设计，并承担相关的实施工作，把义乌道情作为一种“特色文化”在国内广泛宣传甚至推向世界。

四、传承保护义乌道情文化的意义

（一）促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道情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一块民族艺术的活化石。同时，义乌道情与众不同，它没有固定的曲调，常常由演艺者自行根据嗓音特点和说唱曲调随意发挥，以好听入耳为目标，因此，义乌道情在很长时间内流派纷呈，在曲艺界独树一帜。它历史悠久、形式多样、特色浓郁，有着较广阔的活动阵地和较广泛的受众队伍。由此可见，义乌道情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其的传承与保护是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延续火种。

（二）为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使其有用于今。

传承保护义乌道情的关键是在原生态继承的基础上注重革新。[2]当今社会，受多元文化的影响，传统艺术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要想改变这一局面，只有将新鲜的血液注入传统文化，去掉保守的枷锁，将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个性继承发扬，将不足之处予以创新修正，使其成为贴近人民大众，贴近生活，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新型文化模式，让传统艺术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绽放绚丽多姿的光彩。

（三）助长经济的发展。

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道情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道情文化得到了推广，活跃了文化气氛，人们的精神动力得到了相应的激发，调动了经济主体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利用道情文化产生的积极效应不断创新发展，推出新形式，创造经济效益。例如一些地区将道情文化融入到旅游行业，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效益。我们也有将道情艺术与文化产业、毛竹产业、旅游产业相结合的设想，若计划可行，将是很好的双赢案例。

（四）为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借鉴经验。

文化具有多样性，但是不同文化保护的方式却是大同小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群众创造，也由群众共同保护。如今道情文化在一些地区的重视程度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例如义乌的道情文化已经开始从小学普及，进入了学生的乡土教材课本；当地还在特定时段推出以道情为主要形式的新闻专栏频道；道情文化小组还组织艺人上山下乡为人民送娱乐，等等。这些宝贵的经验都可以借鉴使用在任何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

（五）利于“义乌道情”的品牌化。

“还俗于民”的设想响应了国家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号召。借助义乌小商品汇聚地的优势，把“义乌道情”作为一种本土特色文化，推向国际，使“义乌道情”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五、结论

（一）浙江本土道情文化的现状。

1.浙江省政府及有关文化部门都给予了道情文化一定的重视，但在社会大众中的普及度和影响力仍然不够。

2.自从义乌道情申请非遗保护成功，义乌地区对道情文化的保护相对浙江其他地区要好得多。但仍存在不足之处，许多保护措施只有计划并未实施，如整理典籍，出书出人等。

3.义乌之外的浙江其他道情分布区的保护相对较差，大部分人仅限于知道道情这一概念，对它的了解认识并不深刻，民众保护意识不强。

4.道情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很多地方的道情文化已经濒临消失。

（二）方法与措施。

1.申请非遗保护，义乌道情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义乌道情已列入国家非遗保护名录，其保护力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民众对其的关注度很高。

2.依靠政府、各界人士的支持帮助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政府拥有权威的影响力，借助政府的相关政策，合理地运用政府资源。让各界人士把道情带入各个领域，使它得到广泛普及、深入人心。

3.注重“活态传承”，拓宽道情艺术的实用范围，将“道情”还于生活。我们小组尝试性地把道情运用于课堂教学、商品市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此可见，需要创造性的思维才能把道情更好地传承下去。

4.出书出人对于道情的传承十分必要，这是为艺术保留珍贵资料的重要途径，经我们调查，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要继续加大力度。

5.创新传统道情文化是传承的关键。很多道情艺人尝试用“老方法唱新故事”，使道情在新的文化需求下被大众接受和喜爱，这是道情维持生命力的关键，是道情传承和保护的必经之路。

由于我们对道情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研究不够全面，细节方面没有完全到位，需要有关部门的支持，以利于继续深入拓展和优化研究成果，并在社会大众中宣传推广，坚持从基础做起，才能使浙江本土道情文化继续生存和发展，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余雄.浙西曲艺——衢州道情文化及其传承、保护与发展，2011：3.

[2]何青.义乌道情的传承与保护.文化月刊，2009：9.

[3]吴琅云.义乌道情重在传承发展.中国文化报，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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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除上述方式外,高校美术教育还可以通过公共艺术选修课程教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2006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中就指出,各高等学校可根据本校学科建设、所在地域等教育资源的优势以及教师的特长和研究成果,开设各种具有特色的艺术任意性选修课程或系列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不同兴趣和需求。任意性选修课程就包括“民间艺术赏析”。通过公共艺术选修课程教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能在更广泛的范围里促进青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价值认同。自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推行以来,基础美术教育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比较盛行,如“蒲公英行动”“现代化进程对地方传统美术文化的影响及美术教育资源拓展途径”的国家级课题研究,许多一线教师也就此展开了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总之,无论是专业美术教育、公共艺术教育还是基础美术教育中渗透、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资源,二者还有互利作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看,能有效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引起更多青少年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认知。从教育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有利于提高美术教育的民主性。让所有学生尤其是贫困和边远学生获得享受优质美术教育的权利。其次,可以实现美术学科知识重组、拓展美术课程资源、丰富美术课程内容,促进美术课程自身发展。还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建设有重要作用,可以唤醒学生强烈的族群意识、加强民族认同感,进而达到自觉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文化的目的。

    学校美术教育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困境

    在学校美术教育相继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资源时,也存在着许多困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石吉光、喻学才指出: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及人才的培养体系,传承渠道不通畅。以前的教育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重视和价值认知,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脱节,大学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学科极度缺乏,不能培养保护文化遗产所需的社会人才。④笔者认为,学校美术教育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程生命载体资源开发不足。这里所说的课程生命载体资源主要是指民间艺人、学校美术教师、教育管理者等。这些人员直接或间接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这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校美术教师、教育管理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较低。另外多数美术教师和教育管理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专业知识欠缺。教师是课程和教学的主导,他们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学的效果。而目前多数学校承担民间美术及相关课程的教师并无民间美术和传统技艺的教育经历,更缺乏对这些课程的长期系统研究,在实际教学中也只能是肤浅的、流于表面的“现学现卖”,无法达到对非物质文化本质的文化教育。而民间艺人虽具有精湛的传统技艺,但他们往往缺乏现代教育教学能力,没有先进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把这些课程的任务一味地推给民间艺人也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深度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间性、生态性、生活性、综合性的特点,它涉及我国民众的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生活形态的深层内涵。因此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美术课程资源时,应深入寻求美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特点之间的关联点,开发出具有丰富性、系统性、关联性、回归性与严密性特征的美术课程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探究必须深入到达意义的层面,使学生能够掌握地方文化的内涵,正确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实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技能等内化成学生的内在文化本质。

    3.缺乏系统性与制度性。虽然我国一直一来重视保护和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不难发现,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和基础美术教育中没有系统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体系,学校很少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内容。虽然近年来,许多学校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的课程,但大都处在没有经验,摸索前进的状态。具体表现为缺乏专业任课教师,没有校本教材,教学的随意性较大;由于总课时量的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课程安排难度较大,导致课时量少而分散,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教学效果。

    4.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度较低。有调查显示,高校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认知度总体较低,获取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传播的渠道狭窄,主要靠电视广播和网络媒体。⑤

    学校美术教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

    学校美术教育在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创新时,本着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多领域的原则,发挥学校教育在国家文化遗产传承和创新中的巨大潜力,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学校及教育管理部门的重视。学校美术教育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教学的成功开展离不开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重视。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应建立提高教师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研动力的长效激励机制,并注重学校层面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为载体的课程资源建设,开展多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科研及教研活动:打造特色专业和精品课程群、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发展民间艺人工作室为学生实践基地、成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的研究基地等。以此,从客观制度和客观条件两方面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顺利进行。

    2.开发并有效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资源。这里的资源包括生命载体资源和非生命载体课程资源。开发生命载体资源要优化美术教育师资队伍。教师积极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培训,展开田野调查,深入到民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考察和甄别,培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创作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并探索、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提高教学质量。适时请民间艺人进课堂,聘请民间艺人为兼职教师,通过请他们到校开讲座、现场表演、参与教学等方式开展教学。也可以参观民间艺人工作室,现场观摩民间艺人的传统技艺,听他们讲心得体会。其次,建立健全非生命载体课程资源。如合理、科学的课程规划、重视教材建设:完善教学用书、参考资料、录像、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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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保护传承；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035-02

随着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备受世界的青睐。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高校更应该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保护传承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和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民间各种文学作品、技艺、工艺作品、表演形式、文化场所等世代相传的非物质表现形式，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学者王文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归纳了非遗文化“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等7个特点。各地区非遗文化的合理传承开发，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使非遗传承人能够保有持续弘扬甚至创新的动力，进而使本土非遗文化成为地区社会文化的特色和名片。

二、云南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现状

云南是祖国西南边陲多民族大省，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与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03年开始，云南作为全国试点省份，开展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普查，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持续开展非遗申报工作。目前，在文化部四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中，云南已有大理三月街、阿诗玛、东巴造纸技艺、傣族泼水节、布朗族弹唱、普洱茶制作技艺、白族扎染技艺等10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位列其中，有几十个文化部命名的国家级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特色艺术之乡。同时，《云南映象》《云岭天籁》等成为驰名中外的云南民族文化名片，李怀秀、李怀福姐弟、香格里拉组合等，也成为云南原生态文化的代言人，这些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为今天的彩云之南打下了耀眼的民族文化烙印。

但是，云南的非遗文化传承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下，云南不少传统民居、服饰、语言习俗等民族具象特征正在消亡，大量珍贵的非遗文化亟待保护。

2.非遗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滞后于保护实践，各州市对非遗重要价值的认识不一致、不到位，传承人才队伍参差不齐，非遗学科带头人和专业骨干匮乏。

3.云南各州市非遗申报比例失衡，如布依族、基诺族、德昂族等文化遗产亟待发掘和非遗申报。

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之间还缺乏有力的合作机制，非遗传承和保护形式较为单一。除了各级文化馆、艺术院所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阵地外，还应发挥博物馆、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作用，使非遗保护及传承机制多元化提高传承保护的有效性。

三、高校在非遗传承保护的使命及文化责任

教育和文化传播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职责所在。当年，西南联大的闻一多、钟敬文等先生就在挖掘研究云贵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非遗保护需要理论支持，理论研究正是高校的优势所在。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高校学者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很强的思辨能力，通过选择、批判、传承、传播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宣传文化保护传承的责任意识，同时对传承非遗传统文化起到文化拓展创新的职能。

四、高校在传承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探索

1.利用高校教育经验优势，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步伐。

2.建立非遗文化保护人才培养计划，构建非遗人才培养机制，以老带新，培养更多有志于从事非遗保护传承专家和学人。

3.构建高校、地方政府与传承人合作的新模式，即“1+1”互动教学模式。安排一名专业教师与一个非遗传承人共同开设一门课程或讲座。由传承人现场表演，传授艺术创作技艺、呈现创作过程，由专业教师从学术角度讲授其起源、发展及流变，归纳艺术价值。这种通过口传身授、声形并茂又有一定理论文化深度的方式更有利于传播弘扬非遗文化，也是对非遗传承人一种长期良性的保护。云南财经大学2016年就邀请一批非遗传承人如杨文忠、毕向红等到校开展系列“活态”非遗传承活动，受到财大广大中外学生的好评及政府管理机构的关注。

4.高校可以利用校园文化艺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以及国家民族传统节日，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巡展”、非遗系列讲座、学术论坛、“非遗”专题展览和地方戏曲、曲艺、民俗游艺活动等演出，同时收集精品，通过走出去及网络传播的形式扩大传播影响力。以此提升学生及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深化大学生人文底蕴和人文情怀的培育与熏陶，打造缤纷多彩的校园文化。

5.搜集、整理有关云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数字化资源，创建非遗名录信息资料库和研究资料专题数据库，以云平台资源库形式用网络传播的渠道，将云南非遗文化传向世界。同时，还可利用大数据，对非遗媒体活跃度、关注度和成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对应策略，为非遗的活化传播寻找方法和路径。

6.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对于引导公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对非遗文化的价值认同，移动互联网媒体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在非遗文化传播统一规划体系下，通过网站、QQ、“三维一端”（微信、微博、微视频、移动客户端）等，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加大非遗文化的移动互联网传播和互动交流。

7.以产学研合作为载体，加强非遗保护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多渠道为非遗传承和弘扬提供持续的经济保障。

8.加强高校与博物馆、文化馆、专项科研机构的联合，形成资源共享的合力。

9.非遗保护既需要理论，更需要现场实地挖掘。因此，高校的非遗传承保护应在确定系列课题后，“走出去”主动融入非遗地进行基层田野调查。云南财经大学通过“布朗族弹唱”“傈僳族民歌传承”等非遗田野调查课题研究，正在积累相关实践经验。

10.非遗的传承传播应在继承中吸收新元素，不断创新，融入当代民众的文化生活。受到大众的喜爱和维护，才是最好的传承保护。

11.高等院校可以Y合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成立相关研究传承机构。基于此，云南财经大学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肯定，并在2016年成立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更加体系化地投入到云南非遗保护传承和传播中。

五、结语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并使非遗文化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是我们教育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也是进一步提升高等院校自身价值和形象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播引入高等教育体系，将丰富高等教育的文化资源、教学手段及方法，也对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 刘宁.地方高校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研究[J].大众文艺，2014，（5）.

[3] 李桂云，缪悦.学校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