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传承非遗文化的途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学校传承非遗文化的途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制度 传承人

湖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条件，孕育产生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法律的途径和方式对对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使得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并提高工作效率，对非物质文化发扬光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我国政府、学术界长期努力的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议题，对其开展专门的研究，也是一项具有前沿意义的理论课题。

一、传承与文化的概念及其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这些形式包括民族艺术表演、手工艺制作技艺、传统的民俗活动等等。按照不同的内容类别，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口头表演类、传统艺术表演、社会实践类、节庆仪式类、手工艺技能类别。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感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管起步较晚，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清晰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保护中的意义。与其他文化保护相区别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传承。一定意义上，文化与传承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在互联网的检索系统中，文化传承的概念多达几百万条。可见，传承是文化延续的最基本特征。当然，传承也不仅仅是文化的概念，也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重要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其独特的方式。口头传承、技艺学习、跟班学艺等方式都是非遗文化传递的最重要的途径。当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认识，并不只是在民间的口头上的口口相传，更应该从国家非遗文化保护的视角，加深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遗文化的认识。当然，我们也需要将传承人和口头传承、工艺技能代代相传、跟师学艺作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才能够更好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传承在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核心作用

我们知道，联合国科教组织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即“口头和非物质”（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从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口头传承有及其密切的关系。尽管非遗文化的传承是有着多种途径，但是一定意义上，传承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至关重要的内容。

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尽管文化是可以不断创新的，但是文化的遗产如果不被保护好就会消失。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如果不保存好，在消失后都不可能再生。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其保护工作的关键在于人。但是，两者保护的方式还是存在着显著差异的。主要是保护的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尽一致的。物质文化的保护主要是一种组织管理工作，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涉及到内容的衔接和传递。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却完全由传承人来决定。也就是说，如果传承人消失的话，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随之消失了。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传承人在保护遗产重点作用。这也要求我们对传承人进行法律上的保护。当然，传承人之所以成为“传承人”，也有着独特的形成过程。传承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相应的民间文化穿有着深厚感情的“人”，只有具有深厚的感情，才可能以极大的求知欲望，精湛的掌握这种遗产中的工艺、技能、技术。同样，传承人在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夯实传承人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机制

非遗文化的保护意义十分重大，是有利于子孙后代的战略性文化工作。因此湖南省应该秉承“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保护好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承人的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是政府要积极作为，发挥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广泛参与协调非遗文化保护的事宜。要按照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进行细致深入的规划。湖南省各级地方政府应该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政府行使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监督与引导，担负起非遗文化保护的职责。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非遗文化保护责任的机制及相应的追究机制。政府文化部门应该密切配合政府，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加强管理，要加强对非遗文化的调查研究，及时将非遗文化相关事项向政府进行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非遗文化保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商讨应对之策。

二是要积极构建非遗文化保护的法律机制。法律是非遗文化保护的最基本的依据。法律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最具权威性。因此，湖南省非遗文化保护工作首先需要积极构建并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当然，制定完善非遗文化的法律法规，除了法律和文化相关专业人士和工作人员关于非物质文化的扎实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外，还需要其能够深入到非物质文化所在地深入调查，不断总结非遗文化保护的经验，广泛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集合各方力量草拟相关法规，并不断进行修改优化，使方案机制切实可行。

三是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非遗文化传承机制。要对列入非物质文化名录的遗产，湖南省政府要进行及时命名，同时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进行资助、表彰、或者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特别要引导鼓励遗产的传承人要进行相应的传习活动。要通过一定的形势，引导传承人对非遗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甚至学校教育，不断拓展非遗文化的传承。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诸如《民族、民间艺术家命名办法》、《民间艺术之乡命名办法》等规章制度，使民间艺术申报非遗文化的工作及时有效的开展。

四是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相关各方要工作做好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当前，湖南省非遗文化保护各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同时，政府对非遗文化保护投入的人力、无力、财力、资源也十分有限。因此，各级政府应该要从给地非遗文化保护的实际出发，加强对非遗文化资源整合与共享。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及文化部门、群体艺术部门、图书馆、科研部门和地方高校等单位，为非遗文化保护加强联系，发挥特此，共同为非遗文化的保护奉献力量。在这个工作中，特别要加强文化行政部门与其他相关们的信息交换，即要更加重视非遗文化保护部门与其他相关研究机构的交流和信息传递工作，要畅通各个部门的信息沟通渠道，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保护的共享机制。

五是要加大非遗文化保护的经费投入。非遗文化保护工作是一项公益事业的工作。非遗文化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其自身很难产生经济效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非遗文化保护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际上也有着难得的机遇。因此，湖南省政府要加大对非遗文化的资金投入，且要扎扎实实落实好经费。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诸如《民族、民间艺术资源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每年安排专项对非遗文化保护工作进行财政滚动投入。各级地方政府，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资金对所属非遗文化进行保护。同时，政府还要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并形成良好的投入机制。

六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考核机制。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要责任到人，就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种考核机制。这些机制既包括奖励现金、鞭策后进的奖励机制，也要包括保护不当、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处罚机制，这样才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扎扎实实并取得实效。比如，在考核过程中，要重点考核各级政府部门是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同等列入的十三五规划的重要议事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是否有计划、有目标、总结，是否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否每年的召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考核会议。要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核机制，促进各级政府和部门在非遗文化保护工作发挥主导作用，并形成全社会支持保护非遗产文化的良好氛围。

四、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保护

鉴于传承人在非遗文化保护中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我们认为，湖南省对非遗文化的保护还大有可为。综合考虑到湖南省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从传承人的社会保障角度而言，湖南省政府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首先，要确定传承人法律上的社会地位，提高传承人的认可度。传承人作为保护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对象，赋予他们相应的社会地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湖南省应该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高度，来看待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及其为国家文化保护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要对传承人给予相应的经济社会保障。

篇2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地区古老而鲜活的传统文化，是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大量蕴涵着独特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弱甚至悄悄消亡。因此，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2、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方法。

3、研究主要内容

3.1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批代表作名录》公布的分类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归为第六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依据这种分类方法我国第一批非遗名录里有17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河南占有5项，分别为“禅拳合一的少林功夫”、“缠绕螺旋的陈氏太极拳”、“形气合一的苌家拳”。还有广泛流传于河南境内的“勇猛短毒、急狠快利、拳功一体”的心意六合拳、“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月山八极拳[1]。河南省的传统武术作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拳种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民间传统文化，充分展现了河南省武术之乡的本色，体现了中原大地积淀出厚重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

3.2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当代意义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杰出的价值、突出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它存在着生存的濒危性，因此，我们推动其在时代背景下传承与发展，肩负了更多的责任，赋予了更神圣的意义。

3.2.1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就个体而言，意味着如何对自己进行定义，以及我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自我感觉和认识并因此做出的适应。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集体思维方式的整体化，同时也孕育这相互依存的自我，因此，我们的自我认同总是和特定的文化情境相联系[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生产实践、交往对话和艺术表现的载体，称为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

文化认同就群体而言，意味着一种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即同一地区众多文化的共同体，都要保留自身的文化特征和独特的价值观，它与政治紧密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对外争取文化承认，获得文化认同，并重建文化自觉的路径。文化认同与个体自我和文化自我的本真性有极大的关联。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别人的承认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传承人和共享群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民众认同。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强烈的娱乐性、趣味性、民族性、实用的世俗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教育功能，研究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即是要河南民众乃至世界各地的受众了解中原文化历史并引以为傲，自觉、自主继承、创新并传播。

3.2.2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

3.2.2.1形成中原文化的品牌“标签”，建立文化特色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中原河洛、三商文化源远流长，汉字文化、姓氏文化、跟亲文化、诗词文化等博大精深[3]。在文化自觉和国学复兴的大前提下，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发展能够扩大中原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普及程度。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得到了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了中原文化的一个缩影，一张名片。由国家体育总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国际少林武术节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焦作太极拳年会已经举办6届，来自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林高手云集河南，互相交流、切磋技艺共同促进武术的发扬与传播。少林武术的代表性传承人率团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多元文化周活动，少林功夫表演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扩大了中原文化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影响力。

河南省的体育文化遗产体现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集会中心”，是文化源发地的“文化地标”，称为河南省精神文化层面的一种符号。

3.2.2.2融入商业推广，大力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器物层面，推动经济发展

登封本地的武校林立、习练者数万，少林的相关产业年收益达十亿元，大大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器物层面的文化成果大大丰富，提供了更多的手工艺、建筑、丝织等行业的就业渠道，提升就业率，大大推动了当地旅游、商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2.2.3为民众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改善民众生活质量，丰富大众文化生活。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健身养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功能，是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防止“现代文明病”，缓解医疗经济压力；在技击的实用化方面，能够使练习者掌握防身、制敌的本领，锻练人的胆魄，提高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同时还为部分民众提供了就业的技能。同时，它们都普遍具有极高的观赏娱乐价值，给人以美的享受，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丰富多变、多层次的健身活动可以促和谐，建文明，改善民众的总体生活质量。

3.3制衡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因素

3.3.1民众的文化自觉程度

西方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理念，“竞争、平等、拼搏”的人格特点，强调直观性、强调竞争、追求快速的文化价值取向，对国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注重技击能力的竞技时代，体育非遗文化一边萌动着西化意识，一边依托着民族情感，交织着文化错位、心态失衡的情绪焦虑，感受着价值分裂、认同丧失的本体痛楚，承受着无可回避的理想冲突与意义失落的精神迷茫[4]。体育非遗文化认识的深度缺失，禁锢了民众对武术健身、养生、修心等价值的全面认识，对自己的非遗文化产生了文化自卑，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非遗文化发展的阻碍和民众对非遗文化认同度的下降[5]。人们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下，经过亲身体验才能领悟地域武术的真正文化内涵，才会对民族文化的竞争有充分的识别力，才能加强民族精神教育。

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关键在于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节日有着同样的热衷，但传统节日中民俗的祭祀仪式、服饰、风物游艺等这些蕴含着民众精神传统和信仰的活动，越来越流于形式，有的甚至已然淡忘，致使年轻人对民俗文化的渊源、技艺、内涵等逐渐淡漠，在多样纷杂的现代文化冲击中，淡化了本土文化精神和信仰的传承。在祭祀和纪念日活动中，展示和观看传统的技艺和技能能够使民众倾注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在传播武术技艺的同时，博大精深的医学、养生学、美学、佛家、道家、儒家文化及哲学思想更能展示中原多元文化魅力。只有将每个纪念的节日和民俗活动搞的生动、直观、鲜活、丰富，形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才能不需政府的命令，也不需要社团的组织，自发地参与到活动中来，才能将其植根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6]。

3.3.2政府管理体系的亟待完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保障上，河南省根据国际和国家的相关法规，在政策、法规也有一部分的指导意见，并在河南省文化厅专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但有限的工作人员不足以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综合性、多部门协作性、专业性、广泛性、长期性要求。管理机构机构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细节工作不到位都直接影响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序发展。城市建设失去了民间特有的韵味和特色，使与传统文化相辅相成的民俗空间遭到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资金作支撑，需要耗费人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家和河南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入实在是杯水车薪，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自然消亡的危机。

政府是河南省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者、承载者和实践者，地方文化政策和立法保护等的相关措施和分级保护机构的设立，是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坚强后盾，亟待进一步完善。

3.3.3对传承人及团队的建立及保护不足，与时代对接的能力有待提高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武术技艺，其呈现方式和传承手段的多样性、复杂性、动态性，与人的思维、理念、情感、习俗、生活方式和环境有密切关系[7]。冯骥才指出：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它存在与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的记忆中，随着大量的民间老艺人的离世，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很多习俗、礼仪及民间技艺也濒临消亡；政府对传承人和传承团体的生活及社会保障已经给予高度的重视，但杯水车薪，使他们因生存压力而无法专注于研修和传播文化技艺和精神精髓。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交流和再创造。体育非遗文化对现有文化的挖掘、整理、理解都是历史的，但文化本身是动态的，活的文化，能否快速的发展取决于它与当下的社会语境、当代生活方式、思想理念、文化土壤和价值取向等因素紧密结合程度，与时代对接的能力。传承人及团队的创造力、想象力、信息吸纳和整合的能力是非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核心动力。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承一般是个人行为缺乏有力的支撑，传承团体较分散且受到门第观念影响缺乏相互交流；主要传承人相对学历水平较低，文字描述的准确性、完整性等能力有待加强，在信息化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对网络、大众媒体的驾驭能力禁锢了非遗文化的畅通传播；传承人与传承团体缺乏必要的统计、逻辑分析等科研能力，缺乏对非遗文化进行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文化发展的进程；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基本生活在相对闭塞的农村，不能及时了解文化源发地以外的广大民众对生活方式及健身方式的需求，缺乏针对性的创编思路。综上所述，主要传承人和传承团体与时代链接的渠道和能力有所欠缺，需要建立一个以主要传承人和团体为中心的研究、研修、传播、工业、旅游业、产业一体化的传承团队，通过强大的支撑团队定期的信息交流，合力推动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3.3.4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容的片面性

作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武术，历史上跟其他民族和世界文化交流较少，导致其固守本土民俗体育文化，体育研究的文化视野狭窄，使武术类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失去动力，至今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功法、技法和理论体系，阻碍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现实步伐，使其发展陷入了低层次、封闭、无序的窘境。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的内容上缺乏系统、全面的整合，主要以武术技艺为主，但只模仿招数，不明就理，传形而不传神，且套路古板单调，缺乏创新，使练习的过程单调乏味，形成“喜欢武术却不练武术”的尴尬局面；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逐渐深入民心，河南全民健身意识也在不断的提升，但对于日益提升的健身要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技法传授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并没有足够多的针对某一人群的习练套路得以传承和推广，表现出重竞技轻养生，使武术的养生功效流失或浅效；针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的梳理和整合内容也多半束之高阁，进入博物馆、寺院、研究会等的展厅里，无法与普通民众进行身心上的密切交流，无形中切断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原子女的情感共鸣，使现有的文本、音像、道具等使用率不高，民众反映较为平淡；缺乏对文化本身的深层梳理，对文化内涵的传播，缺乏对武学知识、佛教、道教等文化的熏陶，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道德修为、行为操守；体育非遗文化的器物层较为贫乏，缺乏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文字、视频、建筑、工艺品等有形的影响力，专业的设计人员和采编人员的匮乏造成非遗文化传承内容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3.3.5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的利用有效性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途径上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并硕果累累，民俗空间的不断完善、旅游行业的兴起、武校的林立、多层次培训机构的建立、大型表演团队、竞赛、文化节系列活动的开展、太极学院或研究会的成立、社区文化广场的开展、学者的非物质文化研究论文会议等都在推动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但也存在着各种制衡发展的因素，如：传播方式单一，渠道建设不通畅、传播人员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源发地的人文建筑、旅游业开发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器物层面的成果设计与开发缺乏专业人员的组织与设计，商业推广缺乏计划性；信息化程度较低，缺乏专业的网络板块管理人员；大众媒体的宣传力度比较薄弱，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的使用频率及有效性无从考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民众的接触较单薄而片面，针对大众的传播渠道较匮乏，难于组织；教育传播的方式相对比较滞后，且教育层次性不强，学校教学教材及教学内容单一；学术层面的传播与交流相对滞后于非遗文化的发展，缺乏对非遗文化的直接推动力等情况。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需要更广泛的畅通，让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在生活中体会非遗文化的元素，参与其中，形成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建构和谐、文明、动力十足的中原经济、文化发展中心。

参考文献：

[1]薛良磊，河南省国家级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5。

[2]王天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与研究[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4）：25-27。

[3]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河南概况[EB/OL].http：//。

[4]李吉远，谢业雷.困惑与征途：对21世纪中国传统武术发展定位的思考[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8（2）。

[5]张祝平、冯艳，文化自觉视域审视太极文化的勃兴，河南省教育厅科研论文二等奖，2012.5。

篇3

【关键词】莺歌柳书；非遗；传承与保护

莺歌柳书是2008年由山东省菏泽市申报的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①口述史最先于20世纪出现在美国，作为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也被我国广泛应用于非遗及其他各人文学科领域中。莺歌柳书在发展过程中遗留资料较少，且目前是濒临消失的状态，好在传承者们的居住区域相对集中，故笔者以传承人口述史为视角阐述莺歌柳书的现状。本文口述史材料基于对莺歌柳书传承人的多次采访整理而成。

一、莺歌柳书发展历史

“莺歌柳书”又名“莺歌柳子”，是由柳子戏曲牌【莺歌柳】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中国曲艺集成•山东卷》（下）中说：“莺歌柳书又名莺歌柳子，是由柳子戏曲牌【莺歌柳】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但从目前尚存曲目已难看出两者的明显联系”②；李梦华老师也在《菏泽曲艺的“活化石”--莺歌柳书》一文中论述了莺歌柳书可能存在的五种流变，其一就是莺歌柳书是由明代柳子戏曲牌【莺歌柳】发展而成，但从曲调唱腔对照来看，已难看出两者联系③；何丽丽在其博士论文《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④从伴奏乐器、节奏、旋律及旋法等多方面论证曲艺类莺歌柳书完全是柳子戏【莺歌柳】的简化版，两者的联系是紧密的且是显而易见的，了“已难看出两者的明显联系”说法。笔者翻阅大量专业书籍坚持莺歌柳书是柳子戏曲牌【莺歌柳】发展而成的观点。菏泽地区最早的莺歌柳书艺人是清末民初曹县仲提圈的张瞎子（1848--1928），其弟子为曹县张保亮和定陶曹志田；曹县张保亮的再传弟子为曹县郑庄郑玉昆（1904--1976）；郑玉昆晚年又将莺歌柳书技艺传授给曹县郑文祥和菏泽的高志军、平。第二部分莺歌柳书的发展现状将以莺歌柳书传承人的口述史为主，并参考笔者的多次田野调研。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整理均为笔者在2020年9月至11月末完成。为叙述方便，口述史不以问答形式呈现。

二、莺歌柳书的现状

笔者于2020年11月30号至菏泽市曹县郑庄乡寻找藏匿在民间唱莺歌柳书的老艺术家——郑文祥老先生。寻找过程算是顺利，据资料显示郑文祥先生1946年或1950年生人；笔者找到年纪相对大的老乡询问，大家对郑文祥先生很是熟悉，大家都知道街上有个唱曲儿的先生。见到郑文祥老先生很是亲切，家里非常朴素，像大多数曹县农村家庭一样，不同的是先生家里摆放了几张很显眼的关于莺歌柳的证书和奖书。郑先生今年高龄73岁，由此看来网上资料不准确，应是1947年生人；老先生自谈有个乳名儿“刘根儿”，街上认识他的人都这么喊。郑先生8岁开始学习莺歌柳书，其老师是曹县邵庄镇郭庄的郑玉昆先生（现已离世），在这期间也学习了山东琴书，且郑玉昆先生也只有郑文祥先生这样一个学生；郑文祥先生20多岁的时候，由于家庭和生活原因，就不经常学习和演唱曲儿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9年，2008年莺歌柳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11月，菏泽市文化局命名郑文祥先生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莺歌柳书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6月山东省文化厅命名郑文祥先生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莺歌柳书代表性传承人。市政府和省政府层面开始对莺歌柳书重视起来，在莺歌柳书被评为国家级非遗后多次邀请郑文祥先生录制莺歌柳书，对即将消失的这一曲艺文化施行抢救性的保存；而且每年会给传承人六千多元的补助。老先生说08年09年那会儿孩子们正好也稳定下来开始自己的生活，他和老伴儿可以享受日子了。据郑先生描述，他的老伴是给他伴奏最多的，老伴拉曲，他唱曲；老伴刚开始不会拉弦，耳濡目染加上他的点拨，日子久了便无师自通了。郑先生说经常载着老伴到曹县的广场和公园里一晌一晌地唱，冬天冷了便唱得少，也有好多围观的人，但是大部分都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他都会热情地向大家介绍；有时候唱莺歌柳书时间久了会随性改口唱段山东琴书，就这样反反复复唱，也不会心生厌倦，觉得让大家听到传统曲艺自己心里也特别开心。笔者总结：郑先生平时演出和休闲演唱的曲目都是传统留下来的，在这过程中没有创新，更没有关于莺歌柳书的创作班子；郑先生教学生也是倾囊相授，那么目前看来，莺歌柳书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目前保存的算是“原汁原味”。郑先生中间收过很多个学生，但坚持下来并唱得地道的只有平老师一个人，其他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不会唱曲儿了。现在莺歌柳书的传承人只有两位，一位是73岁高龄的郑文祥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学生——54岁的平老师。两位传承人老师都在尽全力寻找下一代传承人，唯恐莺歌柳书在此出现断代的情况。

三、存在问题的梳理

（一）莺歌柳书濒临消失。莺歌柳书在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曾辉煌过，也曾萧条过，目前已经接近消逝，主要体现在这一曲艺形式面临无人传承的状态，不禁引发思考，存在200年之久的莺歌柳书为何在我们这个时代濒临消失？（二）传承人严重缺乏。经笔者了解，菏泽当地高校菏泽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早在2014年便让学生学习并演出莺歌柳书，并在平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将《偷诗》搬上舞台，但此后并没有学生坚持下来。没有学生自愿长期学习这一曲艺形式，是目前莺歌柳书存在专业传承人较少的主要原因。（三）群众被隔离。在走访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许多当地人对于莺歌柳书是处于完全不了解的状态，在很多人心中更是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但莺歌柳书目前少有社会参与，当地人对当地的宝贵文化没有熟悉的认知；也就是郑长铃老师所提出的“民众被隔离”。民众被隔离，没有社会的广泛参与，这种保护终究是无根之木，事实上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⑤民众参与进来，让更多青少年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中的学生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熟知当地非遗文化是当前传承工作的重中之重。（四）精神财富不被重视。莺歌柳书这种文化表现形式已经与当代的社会生活有了隔阂与距离。隔阂越大，距离越远，消逝的速度便会越快。当代社会衍生出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传统的曲艺形式似乎不再符合大众审美。莺歌柳书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精神财富累积而成，莺歌柳书面临失传足以以小见大，当精神财富一点点被剥离出去，可想我国传统文化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根魄，我们如何挽救历史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⑥中第七条有明确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一）建档：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的档案；（二）保存：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地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三）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四）传播：利用节日活动、展览、观摩、培训、专业性研讨等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宣传，加深公众对该项遗产的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共享；（五）保护：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以保证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保护该项遗产的传承人（团体）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所享有的权益，尤其要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笔者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针对莺歌柳书存在的以上问题，总结出以下应对措施：分别从官方建设和艺人本身建设两个层面出发。（一）官方建设。1.相关文化宣传机构应加强对非遗文化的宣传工作。从官方层面让大众认识到非遗文化对我们的重要性。莺歌柳书已接近消逝，在此情况下应增加演出次数；增多演出场所；举办非遗文化的专场研讨会、展览会等等；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听见并感受传统文化。让非遗文化越来越多地走进博物馆、让越来越多的民众走进博物馆，任何文化形式的保护与传承都脱离不了群众，只有让大众了解认知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才得以更长久地存在。2.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虽然越来越多的文化被列入省级或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保护单位之间分工不明确；被保护的文化被分层；文化遗产所生存环境发生变化；保护的认知发生偏差等。针对莺歌柳书的保护与传承，我们要认清一个实质问题，即我们要保护与传承的是莺歌柳书这一曲艺形式的技艺、唱腔、具体内容等多个方面；而不是片面地保护莺歌柳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名分。在实质性的保护工作上，不能让保护工作只是成为一个口号，不应把非遗名录项目从文化的整体性中抽离出来。目前莺歌柳书赖以生存的土壤是鲁西南菏泽地区，我们应把保护莺歌柳书所在地区的社区文化和民族文化同时注重起来，保护好生存环境，是非遗文化存续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保障非遗文化传承人的生活，只有传承人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化的建设中。3.当地教育部门应适当地对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包含的文化形式。培养当地青少年、高校学生学习传统曲艺，使其了解非遗，了解文化遗产对于当代社会、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教育部门可以提倡教师在音乐课堂和实践课堂中开展莺歌柳书的相关教学活动，教师与学生同时学习传统曲艺，为传统文化注入更多年轻的血液。相关单位已将遗产名录不断地更新、确认、立档、研究、保存，我们当代人的任务就是如何在生活学习中做到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与振兴。（二）艺人建设。1.提高数字化。莺歌柳书发展到当前依旧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这种保存传承方式虽然可以将艺术经验更直观地传达下去，但是显然也存在许多弊端。在条件的允许下，传承人可适当做好对当下曲艺的资料记录、视频记录，提高传统曲艺的理论化、多媒体化，让大众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传统文化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2.增加市场化。面对莺歌柳书社会市场的急剧萎缩，艺人老师们应当在官方部门的帮扶下努力使这一曲艺形式走向市场，并开拓市场，让观众可以进入剧场欣赏莺歌柳书演出中所讲述的故事。3.推陈出新。历史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固然宝贵，但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留存少不了创新。在传统曲目的基础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创新呢？我们应该创作出更多符合当下大众口味的作品，让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人继续传播，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于历史，生存于当下，或存续于未来。保护与传承就是保护当下的文化遗产，传承历史遗留下的文化，在上迎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这个时代审美的艺术文化形式。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从保护的角度而言：面对莺歌柳书这一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任重道远，我们应该消除隔阂，拉近大众与非遗文化的距离，带着合适的方法融入到非遗文化世界，其实恰巧是这些宝贵的非遗文化遗产丰富地服务于人类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②《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东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东卷》（下）.第一版，北京：中国ISBN中心，1982年12月：第1281页。

③李梦华，《菏泽曲艺的“活化石”——莺歌柳书》，曲艺，2020.10。

④何丽丽，《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9.04。

⑤郑长铃，《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安全问题》，贾磊磊等主编《建构文化江山——第二届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年版。

篇4

关键词：少先队 课题 活动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5）02B-0011-01

从2009年起，我竞聘上玉泉区少先队总辅导员已有6个年头，在多年工作中，我深刻地认识到，要让少先队事业大发展大跨越大创新必须通过科研，于是，在我的积极努力下，2012年6月29日，我申报的少先队国家级课题《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活动中，培养“四好”、“三热爱”少年的实践研究》正式开题立项，通过专家的论证。在课题研究工作中，我和全区所有辅导员从学习什么是学校少先队教育科研起步，逐步过渡到全面推动学校少先队科研的深入发展，再到争做一名科研型辅导员，大家收获满满。少先队科研工作的魅力是巨大的，它的重要性是那么显而易见，而它的作用又是如此不可替代。

一、课题选题切入点准确到位：科研、非遗文化、少先队活动“一线穿”

在确定少先队国家级课题《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活动中，培养“四好”、“三热爱”少年的实践研究》立项并完成开题报告后，我带领承担课题学校的辅导员，开始进入漫长的课题论证期。这时我充分认识到，少先队教育科研的课题论证、方案设计，可以请专家学者、科研人员来指导帮助，以弥补辅导员在理论和科研上的欠缺。但是，方案的实施、措施的落实，最终都要落在辅导员身上，这是别人不能替代的。任务虽然艰巨，但在酝酿思考与实践的过程中还是不断推进课题研究工作。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地域优势、少先队活动基础、学校资源有效整合在一起，这是课题的研究资源与前提。如玉泉区通顺街小学的“红领巾送欢乐小导游团”，研发了“小导游”校本教材，开设了“小导游”校本课。民族实验小学红领巾民族文化研究院创建的“索伦嘎”小博物院、石东路小学的安代舞艺术团、小召小学的中华武术队、十二中的剪纸社团、梁山街小学的“风筝研究院”等等，都为课题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由教育部、文化部等共同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课题，通过科学系统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探索和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教育的规律，使之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策略和教学方案。如何在少先队组织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好传承，激发队员爱祖国、爱家乡的朴素情感，培养四好少年，正是本课题研究的聚焦点。该课题的实践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工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念和行为策略。将科研纳入少先队整体工作中整合梳理，把研究措施落实到学校管理、环境创设、班队工作、课外活动、家校合作等教育渠道中去。让科研穿针引线，带活了整个少先队的活动。

二、课题实施稳中求进：“科研入脑、责任明确、取长补短、查漏补缺、广泛收集”引领科研团队

找到工作切入点后，我就带领承担课题的辅导员，开始了课题实施。首先成立课题领导小组，每个季度听取课题研究小组专题汇报一次，及时修正课题研究方向，保障课题研究经费。定期聘请课题研究专家顾问进行讲座、面批、讨论以指导课题组进行课题研究，提供课题研究参考文献及研究资料。教育局成立了课题研究小组，制定了课题的总体研究目标、具体目标、分阶段的研究目标以及研究计划。根据研究课题规划，承担课题各校确定各子课题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明确各子课题的负责人，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按照课题研究的进程安排，每月召开一次课题研究交流、讨论、学习活动，汇报各子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和研究动态，学习科研理论知识、少先队专业知识和科研方法，梳理研究思路，完善研究内容，修正研究措施，提高课题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和科研水平。定期组织课题组成员外出参观、考察，学习先进的研究方法。此外，将与课题研究相关的活动策划、组织和实施，通过报纸、网络、专业刊物等途径及时报道。

三、课题活动成效令人振奋：科研活动带给队员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的传承创新

通过课题的研究，系统收集和总结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项目、历史渊源、发展趋势，探索中华优秀文化传承资源开发利用的途径和方法，构建了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少先队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践操作体系，形成少先队活动的一般模式。通过研究性学习，让学生走进家乡文化，了解家乡的民俗民情，在实践中经历体验，培养少先队员人文素养，提高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同时，激发热爱本土的志趣，树立自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意识。课题根据所处区域特点，在少先队员中广泛开展中华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教育，通过校本课程开发、社团活动、品牌建设、机制创新，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引导学生学习、认识、参与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从而探索出开发和利用本地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教育资源的途径与方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本地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教育资源，并应用于学校，使之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创新。

参考文献：

篇5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见证，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5个方面，即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里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与艺术密不可分，可纳入艺术研究的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是高校艺术学科所关注的对象，同时也是高校艺术教育应该承担的重要职责。在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急剧变迁的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濒临消亡和流失的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文化传统和民族记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大意义。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任何外部的“越俎代庖”式的保护，都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重塑民族的“文化自觉性”，让人民真正了解、热爱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是根本之道。“年轻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关心、关注和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系到这项工作的社会成效，也关系到保护工作的未来发展。十多年来我国的保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一批批优秀的年轻的项目传承人不断涌现，他们精湛的技艺和创新的成果都令人惊叹。更多的年轻人是从尊重、关心、关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层面，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同样是可喜的现象。年轻人的关注、参与，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希望所在”。高校是年轻人群最聚集的地方，大学生是最具有创造力、创新力、创意性的一个群体。如果能让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学生都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之中，发挥他们的所学所长，使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觉关心、关注，并投身于文化遗产的挖掘、研究、整理、保护和传承等一系列工作之中，势必大大推动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同时，引导大学生关注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意识、开阔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等都有极大的帮助，有利于高校办出特色，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正是高校艺术教育应该承担的重要职责。比如地处浙西南丽水市的丽水学院，是当地唯一一所地方本科高校。丽水民间艺术资源极为丰富，且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浓重的民族地域特色，有很多文化品牌已成为国宝。全市已有青田石雕技艺、龙泉青瓷烧制技艺、龙泉宝剑锻制技艺、松阳高腔、畲族医药、景宁畲族“三月三”、畲族民歌、青田刘伯温传说、青田鱼灯舞、庆元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遂昌昆曲十番等11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7年8月，丽水被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全国首个综合性的地（市）级“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丽水市在2003—2006年开展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中，发现并整理了民间艺术项目558件，其中造型艺术190件，表演艺术317件，民俗类项目51件；在2007—2008年的“非遗”普查中，又发现“非遗”线索达212068条，调查项目达18个门类16956个。

二、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代艺术教育的宝贵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是这一方水土独特的精神创造和审美创造。高校根植于地方，是地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应当发挥自身文化传承的职能，主动服务于本土文化的发展和建设。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让本土文化在高校艺术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但可以拓展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内容，促进其教育质量的提高，而且可以延伸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教育功能，实现其当代价值。当前国内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学科正在逐渐发展完善,以非遗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作为该学科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加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学的可行路径。

（一）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理念

“文化自觉”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条件。在反思一生学术研究时，提出“文化自觉论”。他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找到本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地。他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目前，国内高校在对公共艺术教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认识上还有待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往往偏重于正统化、专业化教育，而忽视了本土民间艺术教育。高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缺乏价值认知，大部分高校还未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教学资源纳入高校艺术教育教学体系，导致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脱节，无法形成合力。因此，可将本区域内的非遗代表作名录循序渐进地逐一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对每一项非遗项目的表现形式、艺术语言、生存方式、文化关联等有准确的认识，在教师的引领下让学生对非遗项目进行认知、理解、研究、传承，并逐步形成保护自觉。在公共艺术教育体系中，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理念，大力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倡导“文化自觉”，使得传统文化承担起应有的教育功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同时为高校艺术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艺术教育建设发展相互和谐统一。

（二）合理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体系

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公共艺术教育中的地位，构建有区域特色的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依托非遗资源的所在地域优势，通过对所在地域非遗资源的发掘和整理，提炼出其中具有教育功用的理论和技法，制定有地域特色的公共艺术教学计划，分步骤地调整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设置，建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使公共艺术教学讲授的方式、内容更加生活化、地域化、本土化，并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的有效传承。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应走出狭隘的纯粹艺术本位误区，在内容上走向综合化，将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为一体，进行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开展丰富多彩、形象生动的艺术素养教育。将本区域内涉及民间文学、民间工艺美术、民间戏剧、民间曲艺、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与杂技、古代建筑艺术等方面的非遗项目纳入教学课程结构。地处浙西南的丽水地区非遗资源极其丰富，民间文学就有浩如烟云的故事、传说、歌谣、谚语，如：丽水的陈十四夫人传说、青田的刘基传说、龙泉的高机和吴三春传说、龙泉窑传说、庆元的香菇传说、松阳的叶法善传说等；民间工艺有青田石雕、龙泉青瓷、龙泉宝剑、丽水根艺、云和木制玩具、遂昌黑陶、遂昌竹炭、景宁畲族彩带、景宁畲族银饰、景宁畲族服饰等；民间表演艺术有松阳高腔、庆元和景宁菇民戏的处州乱弹、缙云处剧、莲都夫人戏和茶灯戏、遂昌昆曲十番、石练台阁和茶灯戏、缙云钢叉舞和叠罗汉、青田鼓词和鱼灯舞及百鸟灯舞、云和包山花鼓戏、龙泉木偶、景宁畲族歌舞、处州板龙以及全市各地的龙狮表演等；民间美术有缙云的河阳剪纸、遂昌剪纸、丽水华夏折纸、松阳驱邪巫画等；古建筑艺术有处州廊桥、缙云河阳古民居、松阳石仓古民居、丽水通济堰等。围绕这些非遗项目进行公共艺术教育系列课程的开发，可以极大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地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队伍比较年轻，教师大多毕业于专业艺术院校，比较注重技能培养，轻视理论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不足。要把公共艺术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鼓励教师申报地方非遗文化研究课题，为地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积累，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学术含量。通过科研反哺教学，打造一支教学和科研双优型的教师队伍。

（四）整合资源，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

对于民间艺术的保护，以往在思路及方法上都比较单一。如采用记录、建档等措施，将影像资料、书面资料作为历史的记忆保存下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民间艺术的传承和保护，完全可以采用当今先进的数字化技术。采用数字化技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是一个全新的、有效的和切实可行的方法和途径。高校可以通过数据库的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区域非遗资源进行数字化记录和保留，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没有开展资源数据库建设的高校，也可通过实现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共享的方式，使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素材转化为艺术教育的课程资源，用以丰富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内容。再者，数据库建设可以为广大师生提供更为广阔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与服务平台，也能更好地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并使之成为开拓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视野的重要方式。

（五）走向田野，走进非遗，进入实践

将非遗教学与田野采风、教学实践相结合，让教师与学生走出课堂与校园，与内涵丰富的传统民间艺术直接对话交流，使学校艺术教育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利用教学实践周组织学生到各地开展采风活动，学生除了课堂学习以外，还利用节假日走进田野，走向民间学习，了解民间传统艺术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掌握民间艺术原生形态，撰写调查报告，汇报田野工作成果（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展示），使学生将课堂所学知识在实践中得到运用、检验和提高，而且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有效推进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的融合。并且，可以此为契机挖掘自己家乡的非遗项目。

（六）搭建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为特色的公共艺术教育平台

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校园表演活动，通过在学校的宣传和表演，激发广大学生对非遗的关注和兴趣；利用活动、论坛、讲座、专业性研讨等形式开展第二课堂，加深大学生对非遗的了解和认识，提高非遗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唤起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把艺术教育与当地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发挥高校文化的引领辐射作用，与地方文化部门联合共建公共艺术教育平台，建立高等学校、文化部门、民间艺人三方多向交流制度，实现资源共享，互动共赢，共同开创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新模式。

三、结语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项目教学实施;设计专业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6-0174-02

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规定了“非遗”保护工作的十六字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目前在对“非遗”传承创新上存在着信息缺失、表现缺失、机制缺失等问题。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只有科学与文化相结合，技术与艺术相结合，通过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艺术手段并用，培养民族文化传承人、创新人，发挥高职教育在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作用、服务作用和促进作用，才能最大程度地使民族文化得以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创新。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作为国家级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专业教学资源库的项目主持单位，本着服务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原则以“非遗”为主要内容，基于多媒体设计与制作专业（群），应用数字媒体技术，建设民族文化传承创新教学资源库，搭建保存、传承、传播和创新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解决资源与需求的突出问题，实现优质资源共享，满足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资源库建设过程中，我院的艺术类的课程根据课程授课需求与非遗资源开发融合，提高了学生将非遗传统文化与数字媒体技术相结合的能力，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

一、非遗资源融入项目课程教学的思路

以教学思想观念更新为突破口，突出文化传承与创新，以项目教学与非遗资源深度融合为重点，树立理论服务实践、学科逻辑服从工作逻辑、注重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课程教学观，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和核心能力的过程中，在非遗资源数字化、数字化资源产品化、文创产品商品化的教学实践中整体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成数字化的教育教学资源。通过动画流程式展示、虚拟沉浸式互动体验、三维仿真式修复留存、视频表达演示呈现、跨终端跨平台式传播等多媒体手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平面传播保护向互动式立体化传承、主动式创新转化提供借鉴模式。搭建作品资源与产品资源双向转化平台。将学校教学过程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生产工作过程紧密结合，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推进职业教育与民族文化产业对接，为学校创意成果转化和企业订单交易、信息提供可参考的解决方案。

二、非遗资源融入项目课程教学案例剖析

1.项目情况简介――非遗电子读物设计。国家级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教学资源库的任务之一就是电子读物设计。随着屏幕的互联化，社交式阅读、拍照式阅读、分享式阅读的沉浸式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传统载体如书籍、文献、画册等正面临巨大的挑战。非遗电子读物为非遗传承创新提供了一个高效、智能平台。多媒体设计与制作专业的学生主要承担非遗电子读物的开发任务。在院系领到的统筹和安排下，我们教研室的老师组织了集体备课，制定了涵盖PC终端、移动终端、网络终端全平台开发的任务。每一种资源实现PC终端的多媒体光盘、网页、移动终端的APP版本的开发。

2.非遗素材采集、整理与同类产品调研分析。融入非遗资源的课程会在授课过程中组织学生进行同类产品市场调研。分析现有产品的优缺点，取其精华，避免设计创意雷同。在互动媒体设计专业教学中，学生分组进行市场调研，以市场资料搜集和汇总的方式进行。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针对课堂所讲授的非遗资料和非遗元素，结合市场实际情况，对目前跟非遗文化传承相关的网站、光盘、APP等电子读物展开调研，深入分析其优缺点，作为设计开发的参考要素。将采集组采集的非遗素材进行处理与归档，提取应用元素，这些非遗元素包括历史由来、风俗奇趣、工艺流程、传承大师、造型特征、典型纹饰、具象元素等内容，将素材进行整理，并通过素材采集汇报会，使大家能了解到各组所获得的非遗元素特征，扩展学生知识面，拓展课程授课内容。

3.访谈非遗传承人。学生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对北京几个主要的非遗文化比如景泰蓝、花丝镶嵌、兔爷、北京风情泥塑的传承人进行走访，开展深度访谈。将走访这些地点以及对非遗艺人进行深度访谈作为课程作业，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对京津地区的非遗传承人、艺人进行深度访谈，深入了解非遗艺术。学生在进行非遗艺人访谈过程中，会更注重和传承人的深度访谈工作。学生会与传承人面谈，了解京津地区的非遗资源工艺特点、历史由来、传承大师、风俗奇趣，并拍摄了传承人访谈的视音频。为非遗电子读物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4.信息架构与概念设计。非遗电子读物设计如何传达信息？创意点在哪里？在问题的引导下，项目引导学生反复思考收集到的资料，综合重组排列，进行设计概念筛选。全方位思考，力求创新;寻找空白点是进行电子读物概念设计的出发点。景泰蓝APP开发小组，从访谈景泰蓝传承大师那里得到启发，将景泰蓝从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的整个流程以交互游戏的方式呈现给浏览者，形成在交互体验中了解景泰蓝的产品概念。然后从发散思维开始勾画草图，寻找不同的表达方向。在头脑风暴阶段的任何创意灵感要多记录，不断产生新想法，不断对前面的想法进行修正，反复推敲尚不完整的创意，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发展、完善，直至形成较成熟的创意构想。因此，要求学生通过草图绘制的方式，快速地把创意构思过程记录下来，用简单的图形与说故事的形式将创意表现出来，经过艺术处理逐步形成创意概念，最后形成相对完整的创意草案。在完善电子读物创意时，集思广益，征求各相关者的意见，然后确定创意方案。

5.非遗电子读物开发实现。通过相关电子读物开发平台将之前设计制作的界面、音视频、动画及创意阶段的交互构想打包到一个平台，完成交互展示。学生除了完成交互设计创意及部分动画视频创作之外，一些关键的交互程序，学生还应学会与程序员合作完成电子读物开发与测试。反复与非遗传承人及爱好者沟通获得对创意设计的反馈意见，对已形成的设计方案进行评价、补充、修改，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产品迭代设计，使之更加完善。

三、非遗资源融入项目课程的创新与成效

从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特点和职业岗位的要求出发，以非遗资源为教学载体，将教学成果与资源库项目验收要点结合，同时作品参加北京市动漫设计比赛，将非遗内容与课堂教学及专业参赛深度结合，把职业能力训练与具体的项目结合起来，通过教学，实现了各方面的“多赢”。

1.学生作品水平得到提高。非遗资源融入课程是对课程内容和载体有益补充;设计作品将传统文化与互动技术结合，有利于学科交叉的发展;学生面对非遗类选题比较感兴趣;作品艺术水准得到提交，到达入库标准。

2.学生驾驭项目的能力全面提升。在非遗内容融入课程的过程中，学生在真实项目实践中扮演企业设计师的角色，可使学生置身于从接单到客户沟通直至提交完成品的完整行业工作情境，以“准员工”的身份，在规定的岗位上，完整体验和承担符合学生接受度的“仿真项目”工作任务。非遗项目教学让学生全面了解自己的角色作用，将所学的基本理论与专业技能融会贯通于每一个非遗项目的实践中，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设计、制作能力，还能根据不同的企业需要或竞赛要求来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能熟练运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设计表现形式，准确传达项目信息;丰富的非遗创造元素和题材能拓展学生的设计思维，加深学生自身的艺术修养，提升学生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提高了学生的创意设计和传统文化应用创新意识，使学生能够自主学习以及向国际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3.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非遗资源融入项目课程使艺术设计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精神得到有益的彰显，是培养职业型设计师的重要途径。教师在此类课堂教学中起到主导作用，教师在课前、课后都感到备课和教学的压力，提高了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以非遗资源带动教师培训”，全面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以资源库项目带动科研”，可以促进教师的成长，有利地提高了教师的科研水平。我院教师在承担资源库建设及非遗资源融入课程的过程中，结合资源库项目建设成果，申报各项科研课题多项，开发多套教学案例，都为日后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非遗资源融入项目课程让教师的专业素养在互动研讨中提高，教科研成果互相转化，让教师在教学研讨中受益。

4.专业教学成果不断涌现。非遗资源融入项目课程的非遗电子读物、网页、动画作品经过资源库审核小组审核，全部纳入国家级非遗传承与创新教学资源库，学生作品直接入库在我院属于首例。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完整的职业能力，还可增强学生的成就感，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作品参加第四届北京市动漫设计大赛取得了获得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8项的好成绩。

参考文献：

[1]成阳.“融”“溶”之别─传统视觉元素融入当代设计的创新思路[J].装饰，2013，（6）：72-73.

[2]刘明.岭南地域文化艺术的再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走进大学课堂[J].美术学报，2009，（3）：70-73.

[3]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里程碑[N].光明日报，2011-02-26（4）.

[4]施王伟.谈高职艺术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2）：77-80.

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社区教育

玉泉区是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发祥地，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行政区域，承载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故本文以呼和浩特玉泉区为研究对象，从考察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入手，引入社区教育模式，为玉泉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个新思路。

一、玉泉区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玉泉区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按照我国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规定所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划分，可分为：（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包括;王昭君传说、月明楼的传说、四眼井的传说、御泉井的传说和皮裤裆街的传说等;（2）传统艺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包括大召壁画和小黑河南台什村民间山曲;（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包括：蒙古族香牛皮靴制作技艺、“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梦回元古》皮囊酒壶制作工艺、《梦回元古》皮雕艺术花瓶制作工艺、民间木嵌技艺、传统银奖制作工艺、铜匠、手工皮毛制作工艺和王一帖膏药等;（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包括查玛、西水磨九曲灯和走山登高民俗传统;（5）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大盛魁行商文化、青城德兴源烧麦和庆春园肉油旋制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的保护应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建立保护名录、民族之方式、以学术研究带动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保护传承人、多元文化教育方式。”目前，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保护和开发的初级阶段，尚未完全进入具体传承阶段，玉泉区已建立非遗保护名录，截至2013年，玉泉区文化局与镇、街道办事处、社区合作，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了对与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汇编工作，并出版了《呼和浩特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汇编]》一书。该书整理了玉泉区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传承人、生存状况、保护措施和申报情况，为下一步非遗的保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据笔者统计，玉泉区现有的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9项非遗还处于收集整理阶段;仅有9项有传承人并采取了产业化的模式经营;4项基本并没有保护措施，甚至4项没有保护措施的非遗中，3项非遗已面临濒危的生存状况。所以，对玉泉区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要刻不容缓。除此之外，笔者了解到，玉泉区现阶段正在准备重新撰写《玉泉区志》，其中对非遗也将进行整理和记载。上述玉泉区对非遗的保护尚不全面深入，缺乏动态性和系统性，甚至由于某些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文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如果对某种文化进行比较优质的保护和开发，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这种文化以最能融入人们生活的方式传承下去，为世世代代人所学习和创新，使其与本民族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就扮演着不能替代的重要角色。“从根本上来说，非遗的保护和开发是为了文化传承。教育传承不仅能引发对民族活态文化的再认知，促进民族传统文化整合发展，而且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非遗的最佳形式。”

二、玉泉区“非遗”的社区教育保护模式实施的必要性

通常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社区教育）三个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家庭结构和教育观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现代文化压过传统文化、经济资源代替文化资源，而且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增多，家庭教育面临着由父母教育转变为隔代教育，文化的传承也就面临着断带的危险。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一种文化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显然，家庭教育已不能够满足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同样学校教育也并不如人意，“随着应试教育的价值导向、整齐划一的课程设置和脱离现实生活的教育模式以及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宗教性、内隐性和群众性特征，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出现传承目的敷衍化、传承内容碎片化和传承过程形式化等问题”。

总之，对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途径就应定位在社区教育中。首先，社区在一个人的一生的文化习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社区教育在地域上涵盖了家庭和学校教育;在内容上补充了家庭及学校教育的不足;其本质与家庭及学校教育一样都是为了充实人的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健康全面成长。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利用的目的，不在于‘对’非遗进行守护，而应该在‘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守护和创造人类丰富生活之中得以发现”。而社区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给社区内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全体居民，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多样化的教育机会，满足他们的教育学习需求。在满足其教育需求的同时完成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从这点看非遗保护与社区教育发挥着共同的价值，都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实现人的发展。

总的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离不开社区教育，文化的保护要注重文化土壤的培养和培育，如果离开了其所产生的地域，其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和振兴就无从谈起。因此，要从社区的实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要立足于本地，服务于社区，选择和设计适合本社区非遗保护的教育模式，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充分体现地域特色。这样才可以说是找到了文化保护的源头，而不是断章取义。另一方面，社区教育也同样离不开非遗，尤其是在文化资源，特别是非遗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与非遗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二者相互渗透，相互扶持。 玉泉区非遗社区教育保护模式的实践途径

社区教育作为非遗保护的一种模式，既包含了传承人的保护又包含了多元文化教育模式。为了实现非遗在玉泉区能够完整的、生态的、持续的、动态的保存下来并传承下去，形成比较适应当地的、本土的又不片面的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模式，玉泉区的社区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

1.挖掘社区教育新资源

社区教育资源涉及其教育内容，教育主体及教育形式。之所以选择社区教育来对非遗进行保护和传承，是因为它能够更好的调动并整合社区内和社区外的资源，那么为了更好的保护非遗，社区教育可以通过挖掘本地区社区的非遗教育资源来丰富社区教育内容。在非物质文化资源比较丰富的玉泉区，社区教育应该被赋予新的内容。

首先，充分利用社区学院和社区教育中心。玉泉区有两所社区学院，分别是小召街道办事处・五塔北街社区科普大学和内蒙古老年大学大南街办事处小西街社区分校;此外，玉泉区拥有其小西街社区于2010年6月14日与呼和浩特市广播电视大学联合成立的社区教育学习中心等社区教育资源。应把两者作为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场地。

其次，把非遗传承人作为社区教育人力资源纳入社区教育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领域，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等，一般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承、延续和发展的。”所以，非遗在融入社区教育的过程中，传承人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样不仅可以在经济生活中对传承人进行支持，还能在精神上给与鼓励。以此为非遗的传承人提供了更好的传承空间和传承条件，使其的传承更便利，还能够提升其社会声望，并实现其自身价值。

再次，挖掘玉泉区中23项非遗中包含着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及其传承形式。在此基础上，社区教育应把非遗的内容融入到社区学院和社区教育中心的课程设置中，丰富社区教育内容。社区教育内容可分为：职业谋生型、文化消费型和主体发展型。那么，玉泉区的非遗可按社区教育内容类型一次予以补充和充实。如针对职业谋生型的社区教育内容可融入蒙古族香牛皮靴制作技艺、“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等技术培训;文化消费型内容可融入传统艺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的学习;主体发展型内容根据社区居民的自身发展需要融入相应的非遗内容。这样社区教育在内容上保护了非遗。

此外，玉泉区的非遗在融入社区教育内容和形式中时，最重要的是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需求层次，不同年龄有不同的需求。因此，社区教育要根据不同的需求层次来引入其非遗内容，如针对青少年，设置讲述民间传说的方式去了解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样会对其更有吸引力;针对老年人设置一些有关民间医药相关的非遗课程，包括“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和王一帖膏药等。这样通过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完成非遗在社区教育模式下进行保护。通过上述种种方式，不仅避免了社区教育形式过于僵化，内容缺乏吸引力的情况出现，而且可以让社区居民体会自身文化的魅力，认同并欣赏其他民族的文化。

2.多元文化整合

玉泉区是由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以及汉族等民族构成，所以其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既有民族传统文化的脉络，有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玉泉区之所以选择社区教育来保护非遗，是由于社区教育能够在其本身的系统化之上，建立对民族文化整体化、系统化的保护，而不是断裂的、分散的技能培训。韩红杰也认为教育应该形成一种具有生机的传统文化整体氛围的浸润，不能仅仅把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定表现形式和手段割裂出来进行技能型的培训。由于这种教育太偏重形式，受教育者很难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么作为一种比较系统的非遗保护模式，一方面，社区教育完成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整合，实现非遗文化的纵向发展;另一方面，社区教育可联系玉泉区各个社区内外各种资源，不仅可产生非遗自身力量的保护，还能借鉴其他地区非遗的保护形式，完成非遗横向发展并实现文化创新。不仅如此，社区教育可整合或融合玉泉区各民族文化，在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促进玉泉区内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发展，这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

3.充分利用社区的文化传承场

非遗的保护离不开传承，而传承又离不开传承方式和传承场，那么社区教育作为一种传承方式，针对不同的非遗形式，要选择符合它的社区中的传承场，如大召壁画作为一种非遗，它的教育传承场当然要在大召寺进行，因为只有在寺庙中这些非物质文化才能够表达出他们的真实面貌。此外，仪式作为一个传承场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祭祀仪式，都可以通过仪式进行非遗的教育，使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涵着的优秀民族宗教信念和价值观，挟着本民族的各种深层心理与精神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深入人心。

总之，对拥有多项非遗的玉泉区而言，把社区教育引入其中，在保护非遗的同时，不仅能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使不同民族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借鉴与融合，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并创新传统的民族文化。又能丰富社区教育内容，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新局面，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兴贵.再论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几种方式[J].传承，2009（8）

[2]康利霞.呼和浩特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汇编）[M].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2013，8

[3]姚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述评[J].广西社会科学，2013（10）

[4]（美）E・希尔斯著 傅铿 吕乐译.论传统[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范婷婷.多元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问题[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9（6）

[6]菅丰，陈志译.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J].文化遗产，2009（2）

[7]刘尧.社区教育的内涵、特点与功能探讨[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8]刘锡城.传承与传承人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9]张广斌.价值定位于内容选择――社区教育研究新视野[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5（31）

篇8

    第一，主题历练是对学校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积淀，只是厚度与特质不同。学校教育发展需要文化传承，更需要在文化扬弃中创新、丰富和提升。优良的学校历史文化和环境文化，对历练学校文化主题起着积极的催生作用。

    我们双流县东升小学体育特色“阳光足跑”曾获全国总冠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校迁建现址，到新建“托起明天的太阳”雕塑，东小师生与生俱来的阳光淳朴都在积淀阳光的文化，诉说着阳光育人的故事。三年前我校重订教育发展规划，经全校教师调查、讨论、提炼，在弘扬学校传统文化主旋律的基础上，把“阳光育人”确定为学校教育规划的战略主题。

    其要义是：阳光是万物生长的源泉。人的生命需要阳光，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需要阳光，学校团队和谐发展需要阳光。“阳光育人”充分体现了教育的时代要求，契合了生命成长的规律。

    第二，主题历练契合教育改革发展走向

    当前基础教育处于转型期，发展走向体现为“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从世界教育大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推进教育国际化、信息网络化促进教育信息化、知识革命促进教育创新。“阳光育人”无疑契合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走向，抓住了“育人为本”的教育本质和“改革创新”的教育旋律，彰显了“为了每个孩子快乐健康成长”的教育宗旨。

    第三，校长的教育思想引领主题历练的价值

    校长的教育思想必须在管理过程中浸润和固化。管理只有到了成全他人为乐的境界，才是一门了不起的学问。按照“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黄金律，以德立校、文化强校是一条学校发展的科学之路。

    校长的教育思想引领学校核心价值。在学校教育规划战略主题历练中，校长要引领团队形成自己的教育主张，构建学校教育愿景。围绕“阳光育人”主题，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学校教育要充分尊重生命成长规律，努力为每个学生未来生活做准备，奠定学生健康成长的坚实基础；学校要建立适合学生的个性化课程体系，达到逐步历练学生健全人格的目的。这些主张既朴实又符合孩子快乐健康成长的规律，适应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要求。

    第四，主题历练要排除担忧和干扰

    学校教育变革是学校发展的必由之路，任何变革都会遭遇阻力和干扰，有时还要牺牲眼前利益和抗拒名利诱惑，它需要不断强化精神内部的执行力量，坚持固化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我校“阳光育人”主题历练的首要任务就是“缩小班额，有效控制办学规模”，任务提出来后老师们很支持，但有领导认为这只是一句口号，一些社会人士也认为我校学位紧张而不理解，再后来也有一些老师不理解了，认为“没学生选我校了，学校走下坡路了”。作为校长，当时我压力很大：一方面这会导致学校公用经费减少，另一方面学校教师需求却还在增加。是坚持还是退缩？纠结、彷徨，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几个领导的理解给了我信心和勇气，我和学校班子反复研究，决定学习精神“坚持就是胜利”。事实证明，这次坚持是正确的：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已走出瓶颈，师生、家长、各级领导、各界人士都认同了我们的选择和坚守。

    第五，内涵诠释是主题历练的重要环节

    学校教育规划主题的内涵诠释，需要坚持通俗、民主、科学的原则。坚守“育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我校经过客观、科学论证，提出了“朝阳东升、生机勃发、乐于进取、志在创新”的“阳光育人”教育思想，赢得了全体教师认同。“阳光育人”是倡导“让每一个孩子快乐、健康、有尊严地成长”，即通过建构适合的、民族的课程文化，建设优质幸福的师资队伍，不断营造精致、人文、独特的阳光文化，有效整合适宜的教育资源，达成“幸福快乐成长”的育人目标。因此，主题内涵阐释是确立学校办学愿景和发展目标的先决条件，是全校教师高度认同的基础，只有清晰地阐释主题内涵，才能形成一条文化主线并贯穿于学校战略主题的历练始终，从而找到和凸显主题历练的核心价值。

    第六，在促进队伍成长中促进主题历练

    自我超越、改变心智、团队学习、共建愿景、系统思维，彼得·圣吉的“五项修炼”，是抓好干部、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以培养“学习型教师”历练“阳光育人”主题，我们搭建了很多平台：一是同读一本书，让人心灵敞亮、智慧人生。目前我们读了《思维方式的批判》、《幸福的方法》、《56个教室》等书。二是实施扁平化的项目管理，体现果敢与幸福的担当、民主与包容的魅力。我校教师自主成立特色社团“三人行”“伙伴学会”“谏言团”，这些社团通过承办全国赛事、参加各类展示活动等，让老师们阳光自信地走到前台。三是专题论坛、学术年会，成就阳光学习典范。通过“走出去、请进来”，鼓励老师们与大师对话，吸取《论语》、《道德经》等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精髓；引导老师们到大学中去，体验心灵幸福的保健，排除职业倦怠的困扰；启迪老师们放眼世界，与名校名师结对，体验从专业到人格的修炼。四是让老师们参与学校重点工作的实施和重要改革方案的制定，从激烈的辩论到智慧的结晶，使阳光育人的战略主题有效转化为每个成员的奋斗目标。

    第七，主题历练结硕果，学校发展出特色

    东小教育规划主题的选择和历练过程，伴随着学校目标明确、特色鲜明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爱满校园”。

    为避免学生课余休息发生碰撞伤害，学校把校园内建筑与学生可接触范围内的棱角全部切割磨圆；学校经多方调研争取，在每层教学楼配建厕所，解决了师生入厕难问题；将几十辆教师小车移到校外，为孩子成长腾出空间；学生自愿捐献压岁钱，运行“阳光爱心小银行”。

    构建阳光课堂，很多班级多次参与全国语文、数学赛课，孩子们乐观、自信、机智，成为课堂主人和校园生活的主人。“亲子活[ dylw.net]动”洋溢着和谐的音符；“阳光少年”在校内外舞台激情飞扬；孩子们畅游新马，将蜀韵文化融入世 界……抓住每个教育细节，建设其乐融融的校园文化；关注每个学生快乐、健康发展，为学生终生幸福奠基，成为东小践行“让学生快乐、尊严地成长”的有效保障。

    二是“让教师有效、惬意的工作”，保障教师身心健康、提升教师幸福指数。

    释放教师的心理压力和职业倦怠感，让教师感受被尊重和存在的价值，学校努力营造宽松、惬意的工作环境：分批分层安排教师参加各种学习、培训、考察，帮助老师们开阔视野、提升专业水平和幸福指数；利用教研组、年级组、工会等集体开展各种活动，加强情感交流，促进团队合力；力所能及为教师办好事实事，帮助教师解决子女就读、就业问题，解除后顾之忧，形成全校上下同心同德、奋发向上的和谐局面。

    三是在主题历练中构建起以阳光课程为特色的校本课程。

    一是“国之魂”——效果鲜明的国学课程。东小归纳出颂、听、看、写、演、唱、悟、行“八字教法”。国学文化浸润对孩子们的人格完善和历练起着重要作用，学校成为全国经典文化先进学校和全国“书香校园”。二是“蜀之韵”——成效独特的“川剧进校园”传承课程。学校和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合作，以川剧文化进校园、川剧文化进课程、川剧文化进课堂的“三进”研究，开展校园传承川剧文化研究，纳入教育部“十二五”规划课题子课题，学校成为全国非遗文化校园传承骨干校。三是“人之行”——解放儿童的“阳光少年”课程。孩子想走多远，知行结合的目标就在螺旋递进的不远处期待。学校从诚信、自理、仁爱、智慧、艺术、健康等方面评选“阳光少年”。民主多元评价，肯定学生的差异和特长，让每个生命都明确成长目标，激发成长动力，释放个性光芒。

    学校战略主题的历练是一个不断实践、完善、创新的过程，学校教育规划战略主题也只有不断历练才能更加切合学校实际。主题历练使生命丰润、个性张扬、文化修养叠加，学校也在历练中实现了和谐、可持续的特色发展。

    二、主题历练的有效策略

    第一，找准规划的主题定位

    找准学校教育规划的主题定位，让每个生命找到自我价值。每个阶段的规划主题提炼，都需要学校在充分研究自身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承前启后的讨论主题，广泛征求教职工和专家意见，并与区域同类学校分析比较找准差异，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新。因为独特的、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

    第二，主题历练需要寻找方向

    方向大于努力，思路决定出路。主题确定后需要寻找实施的方向和路径，既要与时展同步，又要与教育客观规律同向，还要使每个实施者同心。

    第三，把握战略主题的几个特性

    一是适宜性。即学校教育规划战略主题对学校适宜度高低的具体表现，具体包括主题是否适合校情、能否促进学校发展、教师是否认同、是否适合当下教育发展的需要。

    二是前瞻性。即战略主题要有超前性，要着眼于教育的发展和学生的明天，主题的前瞻性要求学校必须找准最近发展区，这是战[ dylw.net]略主题在定位和方向选择上必须考虑的问题。

    三是统领性。战略主题是学校一定时期内开展教育工作的顶层设计，学校所有工作都要围绕实现主题展开，这是由战略主题的统领性所决定的。

    四是创造性。战略主题是在传承学校文化的基础上确定的，它是学校文化的提高和创新，而不是原有文化的照搬。学校战略主题的创造性，表现为对教育发展方向的把握和新的教育理念的认识，它是促进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是独特性。即战略主题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要有独特新颖的理念，要突出地域文化，要紧密结合学校实际。如我校“川剧进校园”研究，就充分彰显了主题历练的独特性。

    六是可行性。这是战略主题适宜性在操作层面上的体现。理论与现实之间有差异，理论上适合的在实践中还要受制于具体条件。只有在现有条件下能够实施的主题才是可行的。

    第四，战略主题历练必须避免“布利丹效应”

    学校可持续发展需要避免“布利丹效应”，学校战略主题的历练也是如此。即不能在实施过程中三心二意、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主题历练不能追求过程的完美，只要是正确的就要坚定勇敢地走下去。特别是在干扰强烈的困难时期，必须排除万难、淡定坚持、智慧勇敢地前行。很多成功的历练都需要校长孜孜不倦、坦荡执著地引领，很多成功的案例都离不开坚持。

    第五，主题历练必须重视有效沟通

    先有沟通，后有认同，先认同人后认同事，先认同他再认同你。任何规划主题历练都是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前行的。有效沟通是发现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办学的重要管理策略。

篇9

关键词：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非遗实践基地；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72（2016）02-0127-05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组织模式，与传统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比较，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政府宏观政策制定与实施，引导地方创新活动发展方向；同时，以企业为主体，发挥市场在创新活动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市场进行各类创新资源配置，利用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敏锐嗅觉及时调整创新活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生产。这一模式最大限度地整合了社会创新资源，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对于提升地区发展竞争力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视，各地纷纷建立非遗传承和实践基地，基地在发挥促进非遗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遭遇了创新发展的瓶颈，如何有效利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这一模式推动非遗实践基地的建设，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一、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内涵

（一）政产学研用内涵界定

国内学者研究发现，通常情况下政产学研用分别代表着政府部门、企业集团、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目标用户五个方面，或者说，从构成要素而言，包含政、产、学、研、用五个部分。[1]“政”———政府部门。企业进行创新需要政府营造出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创新氛围，一方面，有关政府部门对企业的重点开发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创新活动进行整体规划，制定与实施一系列人才政策、激励政策、监管政策等，对各类创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为创新模式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环境。“产”———企业行业。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对于社会需求和市场变化反应灵敏，是各类创新活动的主体。它能及时有效地聚合各方资源力量，并将创造出的最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升地方经济竞争力，推动协同创新的持续发展。因此，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是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关键。“学”与“研”———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主要进行原始创新，即创新人才的培养，科研机构更偏向于科学技术创新。在以企业为主体的政产学研用结合中，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挥科研创新优势，通过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先进技术的研发，联合企业将科研成果付诸生产实践，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用”———目标用户。如何满足目标用户的需求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活动要以目标用户市场需求为导向，各创新主体发挥资源优势，紧密结合，各尽其能。“用”又具有“应用”的含义，即科技成果的转化，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创新只有通过应用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带来福祉。

（二）协同创新内涵界定

吕静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协同创新（SynergyInnovation）是指集群创新企业与群外环境之间既相互竞争、制约，又相互协同、受益，通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企业自身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2]从各类创新模式发展现状来看，协同创新大多表现为各创新主体间紧密结合形成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优势资源互通共享体系，各主体拥有一致的发展目标和内在动力，依靠协同创新体系进行全方位、多样化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是一种聚合各方资源力量而进行的创新活动。

（三）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内涵界定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是指通过集聚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目标用户等各创新主体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与目标用户的市场导向作用，通过企业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活动持续发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通过整合政府部门、企业行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目标用户等各方所具有的资源和优势，依据市场需求变化，各主体间紧密结合、互动合作、各尽所能、协同创新，促进各行为主体向有效协作的方向发展，力取“1＋1＞2”的合作效果，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目标用户为导向、学研相结合的协同创新模式。

二、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对非遗实践基地的作用

（一）非遗实践基地建设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工作中的重要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开展的重要载体，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地也纷纷建立非遗基地以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系统化发展。就全国范围而言，非遗实践基地建设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或传承基地建设，为众多非遗项目提供保护传承的平台，为传承人提供传道授业的舞台。二是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旨在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例如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布鞋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三是非遗保护研究基地或教学基地建设，目的是提升我国非遗保护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非遗教学实践的开展。四是非遗宣传展示基地建设，集中保存和展示当地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弘扬一地的优秀传统文化，让广大公众在参观学习中认知、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有利于增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唤起民众的保护与传承意识，代表性的有“天津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体验基地。这些基地在促进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基地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国家扶持力度不足虽然在我国非遗实践基地建设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的重要角色，积极推动基地发展，但仍存在法规建设不完善，扶持政策、资金投入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制约着基地创新发展。2.参与主体过于单一一直以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主要由政府推动完成，由政府投入资金、人力、物力等进行保护，缺乏民间力量的投入，这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建设工作缺少各方力量的支持。作为政府业绩的衡量指标之一，部分基地建设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缺乏企业、高校科研、行业协会等创新主体的参与，缺乏民间力量的投入，更缺乏全民性的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观念。3.外部可利用资源匮乏目前，大多数非遗实践基地缺少与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之间有效的信息交流与协作，加之其自身活动范围狭小、管理水平低下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直接导致了其文化传承与保护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出现诸如过度开发、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

（二）“政产学研用”在非遗实践基地发展中的具体作用

如何更好地传承与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协同创新模式的提出，有利于更好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企业行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目标用户各创新主体的作用，将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政府是协同创新模式的引导者。这体现在：通过成立相关部门，对非遗实践基地发展进行整体规划，聚合创新主体，整合优势资源，为非遗传承与保护提供协同平台；通过激励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引导科技创新人才与资金流动；通过知识产权等政策法规的制定，一方面为协同创新模式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为化解各主体间内在利益冲突提供依据。企业是协同创新模式的主体。在非遗实践基地建设的协同创新模式中，“产”则是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企业及文化事业单位，例如工艺美术厂、博物馆、展览馆等。企业是市场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对社会需求了解清楚，能及时地察觉到市场反应的变化，是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能明确市场变化，满足目标用户需求，把握协同创新发展的方向，才能有效整合各方力量，推动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学”“研”是协同创新模式的智力支撑，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拥有众多的科研人才、良好的科研环境与最新的科研成果等优势资源，“学”与“研”发挥着培养创新人才、研发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大学与研究机构承担着培养非遗传承与保护专业人才、推进非遗保护研究、为政府政策提供信息咨询等职能，“学”“研”等创新主体的参与为非遗实践基地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与资源保障。用户需求是协同创新模式的目标与导向，满足用户需求是协同创新的最终目的，明确市场需求有利于促进协同创新的持续发展。非遗实践基地在建设过程中应以目标用户市场需求为导向，利用高等院校培养专业人才，利用研究机构进行科技创新，通过企业实现研究成果快速向实用技术转化。

三、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进非遗实践基地建设举措

（一）与政府部门的协同创新

在协同创新体系中，非遗实践基地建设除了需要政府部门在资金、项目计划上的支持外，更多的是需要政府部门通过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营造出良好的创新环境。由此可见，政府在行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科研创新与传承、人员激励、信贷融资条件等方面的支持对基地建设有着积极影响。因此，非遗实践基地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政府部门也需通过政策引导，鼓励非遗实践基地与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优势互补、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合作机制，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力量，鼓励更多的创新资源汇集。文化传承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由政府发挥“领头羊”作用，牵头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平台，由政府部门、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等组成，旨在突破各创新主体间的壁垒，使人才、信息、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充分释放，推进各主体间深度合作，营造有利于创新活动发展的良好环境与氛围。同时，通过完善政策、培育市场、规范中介等宏观调控方式，推动各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政府作为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主导者，应不断完善关于非遗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建立非遗保护长效机制，维护与改善非遗生存环境。同时对非遗实践基地建设实施政策倾斜，加大财政投入，严格管理国家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减少审批层级，简化审批手续，避免因审批时间过长、资金不到位等情况造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延滞保护。积极扩充资金渠道，吸引社会力量注入，对非遗传承人的非遗调查研究与保护工作给予实质性的物质资助和政策激励。另外，对于非遗实践基地建设，政府要做到扶持与管理并重，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实施动态监管，积极组织、调动、引导各方力量参与，保证基地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与文化企业的协同创新

文化企业主要包括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的企业与其产业链中的供应商及同类竞争对手企业，还包括博物馆、展览馆等文化事业单位。企业间的协同创新有利于企业大幅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企业对于市场需求变化有着灵敏的嗅觉，非遗实践基地与企业间的合作，有利于及时了解市场变化，发现存在的技术问题，同时，直接从事非遗生产的企业可为基地发展提供技术创新支撑和市场反馈，进而改进技术方法，促进非遗创新，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传承，创造出的新产品反过来又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而选择与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合作，更是企业提升自我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间接地为非遗的丰富与创新注入活力。由此，文化企业间的协同不仅能分享到同行业内部的技术、知识和信息，还能进一步衡量竞争对手的技术水平，并更好地做到与其差异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以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为例，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北京市荣宝斋、江西省景德镇古窑瓷厂、山东省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绵竹年画社、自治区藏药厂等均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公示名单。这些企业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一方面产生经济效益，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而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间的协同创新，一方面文化事业单位和企业可作为高校各类非遗参观学习活动的实践基地，同时，为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提供实习机会；另一方面，高校、科研机构利用学术优势进行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和技术资源，促使科研成果更快地转化为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品牌。

（三）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作为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源泉，能极大地促进基地开展创新活动。一般而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能够为实践基地输送各类专业人才，高校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与教学活动相结合，开设民俗学、文化资源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专业课程，也可设置通识选修课程供感兴趣的学生选修以增进对非遗的认识；同时，积极组织编写、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教材，将相关课程纳入专业教学计划，形成完善的教学体系。还可利用已有的教学资源，结合市场需求与就业前景，有针对性地开设具有发展前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专业毕业生。高校应充分发挥宣传教育作用，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宣传活动，使更多高校学生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意识、知识甚至是技能。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基地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浙江海洋学院为例，基地近年来在海洋民俗、海洋文学、海上丝绸之路、海疆海防、海洋文献等方面展开了系列教学与研究。开设海洋民俗、海洋美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非遗教学效果显著。开展非遗进校园，多次组织舟山市非遗传承人、各地非遗研究专家前往学校开展表演与讲座。2007年，邀请舟山市“侯家班”木偶戏团前往学校进行表演。“侯家班”木偶戏团是一个家族式木偶戏表演团，班主是“侯家班”第三代传人侯雅飞，当时，“侯家班”为同学们表演了武戏《少年英雄杨文广》与文戏《周文宾卖子救母》，激发了同学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极大兴趣。2012年，又邀请“翁州走书”进校园，再一次增强了同学们对非遗的感性认识。另外多次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知识、政策的宣传。带领学生参加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辩论大赛，表现出色，喜获亚军，团队成员荣获“最佳辩手”称号。每年多名学生将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作为论文选题，充分发挥了高校对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人才与知识资源整合作用。高校以人力资源为纽带，能为非遗保护研发工作提供场地、设备等资源，使其间接参与到创新活动中，还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直接提供技术支持。通过高校优秀研发团队进驻基地开展创新活动，或与高校联合设立非遗研究室用于新产品研发及技术创新，从而进一步提升实践基地的创新能力。例如2013年落户于武汉纺织大学的武汉汉绣产学研发展中心，现有数名研究生致力于推动汉绣研究保护、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因此，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可为基地发展提供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为实践基地协同创新的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四）与目标用户的协同创新

满足目标用户需求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与目标用户的协同创新更多体现在与用户的信息沟通及用户的反馈作用上，对于非遗实践基地而言，可将社会大众视为其目标用户。作为实践基地的体验者，社会大众对基地创新成果拥有最直接的发言权，并能对其创新发展能力作出客观评价。因此，重视用户的反馈信息、加强基地与用户的协同，不仅能帮助实践基地有效识别市场需求，促进新技术研发与应用，也有利于传播非遗知识，增强社会大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意识，为非遗实践基地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与教育部门合作实施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计划，在中小学设立非遗教学传承基地，通过课堂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将民间文化传承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大力开展非遗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接触非遗，增进对非遗的了解，代表性的有南锣鼓巷非遗体验基地，该基地由南锣鼓巷商会与北京丝路新图文化创意公司联袂打造，15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集体入驻，开办以刘海戏金蟾为主题的“北京财神”专卖店，设立免费的“非遗公益大讲堂”，旨在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弘扬传统文化。非遗体验活动的兴起为非遗文化传播提供契机。另外，可充分利用协同创新这一模式，吸纳社会资金，利用非遗实践基地所掌握的人才和技术资源，建立非遗学院和民间技艺学习班，非遗学院主要针对日后从事非遗研究的专业人才设立，民间技艺学习班则多设在农村，吸引更多对非遗感兴趣的社会人员学习非遗技艺。可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民利用传统手工技艺致富，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传承。为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促进现代设计与传统工艺的结合，2015年5月文化部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试点工作，以传统工艺为中心，借助高校、设计企业等开展传承人群的教育培训。目前该计划已顺利进行了研修与普及培训工作，共有23所试点院校举办了33期研修班和普及培训班，培训学员1700人，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之，在非遗实践基地建设过程中，各主体应建立有效的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政府部门作为引导者，制定配套的政策制度，营造良好环境氛围；以企业为主体，为非遗实践基地发展注入活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积极配合，为实践基地提供人才供给和技术研发支持，帮助其提升创新能力；坚持以目标用户为导向，增强社会大众非遗保护意识与参与基地建设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赵娜．五位一体的政产学研用合作策略研究[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0，（12）：97-98．

篇10

关键词：赵万里；版本学；目录学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144-03

赵万里（1905-1980年），字斐云，别号芸■、舜■，是我国著名文献学家、敦煌学家，尤其精通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赵万里一生献身于图书馆事业，毕生致力于古典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保存和研究。他在工作中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其爱书访书的敬业精神及其对国家图书馆所作的贡献，是我们每一位图书馆人值得学习的榜样。赵万里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他留下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馆藏善本书提要》、《汉魏南北朝墓铭集释》等重要著述，对中国近现代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著名藏书家周叔■（1891-1984年）曾经这样评价赵万里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1]。

一、生平与学术活动

1905年5月7日，赵万里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归嘉兴市管辖）盐官镇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赵承鼎，以坐馆授徒为生，对赵万里影响很大，培养了他研究汉学的浓厚兴趣。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嘉兴浙江省立二中（今嘉兴一中）。中学时期赵万里的中国文学和史学两门功课成绩突出。1921年，他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跟随吴梅（1884-1939年）研究词曲。1925年赵万里来到北京，师从王国维（1877-1927年），在清华学校国学院任助教。

1928年6月，赵万里经陈寅恪（1890-1969年）介绍，到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8月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赵万里利用国家图书馆丰富的善本馆藏，研究了宋元旧刻和名校精钞，为他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再加上他深厚的治学基础，使他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面有了更深的造诣。

从1929年到1949年，赵万里除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外，还兼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和通讯研究员，同时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这期间还在北京多所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等职。在各高校，他主要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中国雕板史、中国戏曲史、中国俗文学、词史等课程。同时，他还注重人才培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在馆内开课，以目录学为主，先后讲过史料目录学和集部的目录学，系统地讲述历代的史学著作，不同体裁的史书，并结合版本知识，介绍各种史书的版刻源流，现存版本的优劣等，提高了员工古籍保护与研究的水平，为图书馆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当然，在繁忙的教学和研究中，他仍将图书馆工作视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对馆藏古籍善本进行整理编目，协助郑振铎、徐森玉等访求、征集名家的藏书、稿本、名刻、碑刻拓片等，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搜集到流散在国内的敦煌写卷，鉴定、购入一批港澳收藏家的珍本，丰富了国家图书馆的善本收藏。他还主持及操办了《赵城金藏》目录、传记以及著述的展览，以及《赵城金藏》的修复和《永乐大典》的辑佚等工作，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为弘扬民族文化，保存、整理古籍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赵万里幼时的爱好、受业老师的熏陶培养，丰富了他国学、史学、文学、金石学等方面的知识储备，也为他今后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治学精神打下了基础。赵万里为了寻访古籍不辞辛苦。据估计，他经手、过目的善本超过30万部，这是让人很难打破的记录。正是由于他勤奋的工作，良好的学术基础和刻苦的钻研精神，使他在版本目录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二、版本目录学成就概述

1.《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

在赵万里之前，国家图书馆历史上曾编纂过几部善本目录，如缪荃孙（1844-1919年）编纂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江瀚（1857-1935年）主持编纂的《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和夏曾佑（1863-1924年）主持编纂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1928年赵万里来到北平北海图书馆工作后，在著名版本学家、文物鉴赏家徐森玉的指导下，加上他刻苦钻研，对馆藏善本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对善本库图书重新加以甄别的基础上，他编成《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四卷，于1933年印行。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宋元明刊本及精校、名钞、稿本总计3 796种，其中经部200种、史部1 256种、子部707种、集部1 633种，并详细著录各书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完缺及批校题跋者姓氏。所收录善本古籍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三类：一为明刻方志，共500种；二为明刻明人别集，共780余种；三为旧本元、明剧曲，共200余种。在著录上，虽无提要，但于每书之下，根据需要，注明著者、版本和朝代，序跋撰写者及卷帙存佚情况，尽量为检阅者提供方便。傅增湘在《序》中对此书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赵万里由于“抱残守缺之笃，终成鸿博钜丽之观。譬之于人，初识之于髫秩，继乃见其长成。今则腾实蜚声，魁然冠世，使余垂老之年，躬逢感赏。其愧叹欣愉之情，固有倍蓰于恒人者矣。” [2]1959年，此目经改编，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为名重新出版。

除编有《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外，赵万里还编辑与撰写了《中国版刻图录》、《馆藏善本书提要》、《刘申叔先生著述目录》、《渑水燕谈灵佚文辑补》、《宋词搜逸》、《海源阁遗书经眼录（1）》、《影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和《芸■群书题记》等。其中《中国版刻图录》于196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图版形式，按版刻时代及雕版地区编排，系统地介绍我国雕版印刷的起源和发展。全书收录历代善本书影和重要版画共550种，图724幅，分为三个部分：一为刻版，收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各代刻版书影460种，图598幅；二为活字版，收明清两代活字版书影40种，图50幅；三为版画，收宋元明清四朝版画50种，图76幅。《中国版刻图录》所收都是我国现存版刻的精华，是我们研究古书版本、版刻艺术的必备工具书。赵万里的这些著述，不仅体现了他的版本目录学思想，丰富了古籍文献书目的范围，同时也为今后古籍保护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和文献参考价值。

2.《永乐大典》研究

《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比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成书年代还早了300多年，并被后者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它编纂于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历时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共有22 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 095册，全书字数3.7亿。《永乐大典》纂修完成后，只抄录了一部，叫做“永乐正本”；到嘉靖（1522-1566年）时期，怕其有损，又重录了一部，称为“嘉靖副本”。因为两部《大典》都深藏在皇宫中，没有刊印，流传稀少，在朝代更迭、内忧外患中被偷盗、抢掠、焚烧，“正本”消失了，“副本”也只剩下400余册。

《永乐大典》作为一部巨著，得以重见天日，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与赵万里的努力分不开。他认识到，乾隆年间（1736-1795年）编修《四库全书》时，编修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许多早已失传的珍贵资料，虽然现存《永乐大典》仅留存编成时的极少部分，但其中仍然有许多资料是值得继续发掘的，因此他着手开展《永乐大典》的研究工作。一方面，他想方设法搜集国内外现存的《永乐大典》，通过收购、传抄、馆际交换、征求缩微复制等途径，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使现存《永乐大典》的绝大多数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版本得以入藏于国家图书馆。另一方面，在他的主持下，开始编制《永乐大典》引用书卡片索引，从而开展辑佚工作，先后编成《永乐大典内之周美成佚诗》、《永乐大典七皆台字韵残帙跋》、《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馆藏永乐大典提要》、《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校辑宋金元人词》、《元一统志》、《析津志》等，使许多原本失传和散佚的文献得以重新面世。

3.王国维遗书的整理

王国维（1877―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赵万里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文学系就读时，受业于戏曲理论家和词曲名家吴梅先生。大学毕业后，经吴梅介绍，赵万里离开南京，到北京师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王国维之于赵万里，既是同乡（均系海宁盐官镇人），又是师生关系。“在王先生的指导下，他学习刻苦专心，此后他在学术领域中涉及的面更广了，这时期在史学、文学、金石、戏曲、目录版本等方面，都奠定了基础。王先生治学态度谨严，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作风也使他深受熏陶，在以后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他一直保持着从严求实的态度。”[3]

1927年，在恩师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赵万里全力投入到王国维遗著的整理之中，并着手编辑其年谱。他陆续发表与出版了《王观堂先生校本批本目录》（《国学月报》专号、二卷八、九、十号合刊，1927年10月）、《王静安先生著作目录》（《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二卷五号，1927年4月）、《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一卷三期，1928年4月）、《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国学论丛》一卷三期，1928年4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等。这些著作不仅为研究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成就提供了清晰的脉络，也为世人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三、版本目录学成就的特点

赵万里一生致力于我国善本书籍搜集和整理，并在目录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概括起来，赵万里的版本目录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实事求是

20世纪30年代，赵万里等人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善本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根据善本数量与馆舍书库的实际情况，重新甄别，拟定入藏原则，并且以图书馆甲库入藏善本为主编制了《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此目“首次给学部图书馆以来收藏的善本书做了精细准确的明细清单，在图书馆收藏的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4]他们把善本库分成两个库，甲库保存宋元明刻本抄本或名贤手校、手抄本等珍贵古籍，而清代的著述，不论是抄本还是稿本，或者精刻初印本等，都放入乙库中收藏。在《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中，赵万里根据库内所藏书籍的实际情况特意加了附注，说明编制这本书目时，甲库中也并非完全都是珍贵古籍，也有别的书目，即“新刻善本书目所收，皆甲库藏书，然如剧曲类金石类目录类亦时有清人著述混入，因刊此数类书目时，乙库尚未正式成立，故删之有尽也。”[5]再如，对待京师图书馆、北海图书馆旧藏的善本书，如果复本较多而雕印时代完全相同，那么就在新编的善本书目简目中著录一部或二部，“以余者别藏善本重复书库至其书并非罕见而残脱过甚者，亦附存焉。”[5]可见，他在编纂《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时，通过调查大量的版本，能够实事求是地对馆藏善本进行细致甄别，既节省了书库容积，又保证了馆藏善本的质量。在编制新书目时，他发现旧书目中对某些书目的版刻时代也不是完全可靠，为此他特别调查了各种版本，并与史籍互证，对一些谬误加以改正。同时，“一二人之意见不足凭，必就正于专门名家，或检得客观之条件，始敢写定。此又新目之特色，而为阅者所不可不知也。”[5]正因为如此，“1933年《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是版本研究告别主观性版本鉴定，迈向客观性版本研究的金字塔式的里程碑。”[4]

2.既博且精

赵万里版本目录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博取群书，取其精品。以《汉魏南北朝墓铭集释》为例，这本书所收墓志，年代上起东汉，下迄杨隋，以墓志、墓记、椁铭、神坐、现铭等有新拓本的为主，墓前表、碑，神道等没有收入书内，而是另外编书，作为辅助。在选拓本入书时，他也是精益求精，要求所收拓本，力求整纸，而且是初拓本；对于石志，“有见必录”[6]。由于专志十个里面不能存一个，所以仅选取文字精好、并且易于制版或者志文是有关史事的来印，像一些专志的拓本以及遗文目录，真假难辨，行文简略，没有裨史考证，都未收入书中。由于年代跨度长，内容丰富，不能把所有的墓志都括其中，只能去粗取精，保留有史料价值、艺术价值的真品。为了收集拓本，他历经多年，走访南北藏家，“期臻完善”，即使这样，“遗珠之憾，仍未能免。”在编制《汉魏南北朝墓铭集释》时，赵万里发现前人著录和收集的墓志，中间夹杂着赝品。他根据自己掌握的金石学、版本学，通过墓志的文采和书体，能够马上辨明真假，“大抵晋志承炎汉之余，古风未泯，分书圆润，上者可与正始石经，或宁辟雍碑抗衡，下者与郭休、任城孙夫人碑相近……”[6]他对这本书中所有选录的墓志一一加以鉴定，以确保书中所录都是留给世人的真品。这一方面体现了赵万里版本目录学知识的广博，同时也反映了他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

3.去伪存真

赵万里在对古籍整理编目时，注重各种版本的相互参证，以辨真伪。如他在《馆藏善本书提要》中的明抄本《刘随州文集》，指明馆藏本的出处，即“此本为叶文壮公绿竹堂旧藏”[7]。同时，对馆藏明抄本与宋本、正德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和相互参证，通过各版本的源流考证，用宋本与明正德本对比，得出“此本实与正德本同出一源”的结论[7]。虽然如此，但并不表示馆藏本与正德本相同，因为“正德本半页十行、行十八字，与传世宋临安府陈宅经籍铺印行诸唐诗人集体式、行款无一不合。而南宋本《刘随州诗集》世无传本，仅赖正德本以见其涯略。正德本伪误，以此本校之可得其大半，以是知旧钞之足贵也。”[7]而且，他还把明代翰林国史院旧藏的《刘文房文集》（刘长卿）残帙与正德本也进行了版本梳理，发现二者之间的“称号及行款迥殊”[7]，由此判定明翰林国史院旧藏的残帙“当非正德本及此本之所自出。”[7]由此可见，以各种版本和史籍互相参考比较，以辨明实情，是赵万里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又一特点。

4.体例严谨

赵万里在编制目录时，其著述前大多以编例、凡例等形式详细介绍作书的原因，资料取舍原因，考证版本、卷数等。而正文中每一条目，除非不能考证的，根据资料的客观情况也详细标明出处，套、本、卷册数与期号等，对于版本情况详加注明。如他在编排《刘申叔先生著述目录》时，分别以“收各杂志者”、“全书有印本者”和“稿本未刊行（？）者”三大类对刘申叔（刘师培，1884-1919年）的著述加以区分，同时对每一大类中的著述，根据各自情况分别作标注。如“收各杂志者”，每一条目注明卷，册、期号；“全书有印本者”，除注明版本情况外，还标注了出处等，如“《周书补正》六卷略说一卷”写有：“刻本。载入《国粹学报》第七十六期之《周书略说》，殆此书初稿也”，“《庄子校补》一卷”写有：“刻本。载入《中国学报》者，与此全同”，“《西汉周官师说考》二卷”写有：“刻本。此书又载入……乃重订本，与此稍异。以上五书，版式相似，殆系同时所刻。刻本流传亦罕，其版亦未详流归何处”[8]。另外，在他所编制的目录中，不是每一种目录都是相同的。如《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33年），就以传统四部分类法编排，每一条目详细地注明卷数、撰写人、版刻等情况，充分体现了他目录学著述体例的完善与严谨。

综上所述，赵万里通过自己多年的实践和研究，为世人留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料，“如今，这些善本书都是国家瑰宝……在某种意义上，赵先生的研究不仅是孤诣的绝学，也是后无来者的绝学”[4]。赵万里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也为我们今天开发利用古籍资源、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冯象.其言甚壮，其志甚哀[N].东方早报，2010-11-28.

[2]赵万里.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傅增湘序[M].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

[3]赵深.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小传[J].文献，1985，（4）.

[4]《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EB/OL].http：///zyb_hong/blog/static/13124361820114201113

1184/

[5]赵万里.本馆善本书目新旧二目异同[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8卷第1号（1934年1-2月）.

[6]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