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存在的困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传承存在的困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非遗保护困境与出路的研究范式探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在当代情境之下如何操作方可绝地反击是目前大热的一个思考向度，一时间众说纷纭，大有“百家争鸣”之势。笔者认为，对于现存的种类繁多而看似彼此互不相关的多种非遗保护困境与出路探析提法，均可以根据其研究方式归入两类范式:“逻辑学范式”和“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的思考向度是抽取出最简单的共同范式。其研究方式注重于从纷繁杂多的内容分析现场中抽离出一个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公式”，以逐渐形成一个规范体系。“逻辑学范式”的优点在于可以使非遗保护工作规范化、步骤化、框架化，使得非遗保护实践确实做到“有方法可循”，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广泛的重要意义。但其封闭性空间向度与无实质内容的理想框架形式，往往会导致非遗保护或是落入模式化了的框架之中，使实际保护实践敷衍了事真正的非遗保护越走越远;或是使得非遗保护受制于主流话语权的操控之中，对非遗进行潜移默化的意识渗透，使得保护手段异化成为破坏手段，“伪文化”或“被同质化”、“物化”的非遗层出不穷。［1］“现象学范式”则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做法，从个案的现象本身入手以期最终抵达本质层面。“现象学范式”采取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离权威的做法，其在实践中往往跨学科进行个案分析，拒绝对所有个案采取统一对策。但“现象学范式”本身也并非尽善尽美，其缺陷在于容易导致某种离散与互不相关。“现象学范式”将非遗保护个案独立于非遗保护体系之外运作，其看不到总体保护体系，未能及时有效地借鉴体系之内早已存在的优秀经验与经验教训。［2］为了避免论述偏颇的弊病，较为理想的做法便是借用刘勰《文心雕龙》所提的“唯务折衷”方式，综合此二范式之所长，对非遗在当前时代视域中的传承保护之困境与出路加以探析，以期为濒危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提供全面、具体、恰到好处的思路整合。

二、“逻辑学范式”探析

(一)“无人的非遗”

“无人的非遗”困境主要表现在传承主体的缺失与保护主体的越俎代庖之上。非遗传承链的断裂问题往往是导致特定非遗个案濒危的直接因素。非遗保护应当采取“保护主体搭台，传承主体唱戏”的形式。在此，非遗的传承主体直指非遗传承人，而保护主体则是一个涵括了政府与其他民间相关群体在内的概念。首先，传承主体应当自觉担当起非遗保护实践的“唱戏”主角要务。当非遗的传承主体无有效性的保护作为时，保护主体再如何努力都回天乏术、收效甚微。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代情境之下，非遗传承主体往往会因为缺失一种对于文化体认的自觉而导致特定非遗个案的“边缘化”危机。在此，必须警惕本族文化在非遗传承保护中“被精英化”的陷阱。在此，“民族认同”是个重要的心理无意识表征层面，指涉“在民族互动过程中以民族间的差异性为基础而产生的”。［3］换言之，“民族认同即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4］缺乏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感知基础，是导致非遗保护传承日渐力不从心的直接原因。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文化视阙下的集体智慧结晶及核心价值观获得其在公众心理认同机制中的合法性与穿透力，继而将“民族凝聚力”透过“创新传承”模式与“审美教育”的纯粹向度自然内化。于是乎，在保护传承实践运作中，非遗所包孕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因子便于潜移默化中重构中华民族文化之时代精神内核，契合时代语境的崭新可持续发展模式应运而生。要走出“无人的非遗”困境，我们应当首先聚焦于培养非遗传承主体的“民族认同”上。其次，保护主体的适度协助是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非遗保护传承作为一个尴尬的在场，经受着双重压迫———“后现代”的解构与“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针对此况，传承主体应当各司其职，各显神通，共同为非遗的传承保护实践“搭台”。同时，在“后申遗时代”，传承主体必须警惕一个职权行使的“度”的问题，切勿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如在政府方面，其正确的向度应当是采取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引导式”做法，集中全社会的物力财力资源以建构非遗的有效性保护传承空间。政府作为“领路人”，可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直接开展针对“传承主体”的评选、认定与培训工作，试行新型的教育理念而将传统的“师徒传承”观念拓展为“师生传承”方式，或面向更为广义层面的社会受众而进行非遗相关知识的社会普及活动等，诸如此类的举措均对杜绝“无人的非遗”窘境具积极意义。综上，对抗“无人的非遗”的保护困境必须综合调动非遗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的主动积极性，并能确实保证“权职分明，和而不同”的保护实践局面。

(二)“物化的非遗”

针对非遗精神性、抽象性、无形性的特质，当代的非遗保护实践往往借助科技手段将其转换为具体的有形物质形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存在一个非遗“物化”的困境问题———高科技对于非遗本身文化内涵的“冻结式保护”模式运作以及“保护性破坏”行为。首先，非遗项目被“冻结式”地保存于博物馆、档案馆、数据库之中成为人们凝固的记忆标本是个较为普遍化的运作陷阱。“冻结式保护”将非遗的序列边缘人为关闭，彻底隔断其时间与空间的维系，而将其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统一运作系统，如此保护行径实则变相提前宣告了非遗的消亡。其次，“物化的非遗”往往可能将某些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分歧淡化、隐去，乃至于完全消解。扎根于“传统”与“自然”的非遗，以原始朴素的纯粹生命体验为思维向度，其基础意识层印记着人类童真时期的隐喻式的原初符号表达———巫术、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等。这些因子似乎与“科学”话语主导的时代视阈格格不入。而当非遗诉诸科技手段进入“物化”程式之中时，这些因素被人为地遮蔽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非遗相关信息，大抵都是带上明显官方印记的“赞歌”与震撼人心的“呼吁”，但对神秘、未经“物化”浸渍的非遗却知之甚少。要抵达真实，只有直面现场，身临其境地到特定的非遗知识承载空间中进行考察，否则其保护传承只能是落入闭门造车的程式。再者，作为没有文字记载而仅靠口传心授方式得以传承的非遗，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其转化为具体物质形态以保存下来是必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非遗原本传承方式的单一与脆弱。但在当前媒体话语膨胀、图像泛滥的现场，如何建立非遗知识的“纯粹性抵御场”以消解高科技潜移默化间的“霸权意识渗透”是个重要思索维度。毋庸置疑，科技的仿真手段较之非遗知识本身似乎能够给予其受众更多的真实感与具象感。如此一来，诉诸科技手段而造就的虚拟现实仿佛拥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精神魅力，其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具象化后的非遗更为广泛的公众穿透力与知识合法性。在日常生活“拟象世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中，社会受众对于科技虚拟后的非遗产生了某种欲望(我们暂且不论其为消费指向抑或审美指向)。“非遗意识”被移植至大众流行心理层，保护传承的工作被误认为是初具成效。然而，问题却亦接踵而至:活态无形的非遗本身与被科技固定下来的固定物化的拟象之间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物化的非遗”作为一种模型生成的具象，其所传达的信息是否可以保证非遗知识的纯粹性?另外，作为后现代视阈重要表征方式之一的科技手段是否会在运作的同时，将其“解构”策略(消解深度，瓦解叙事)一并带入意义生成与传播的现场，从而引起非遗在浑然不觉之间的“异化”?倘若科技的在场当真存在置换概念的操作———将非遗变作“空壳文化”，借其幌子大行科技话语表征之实———抵抗的空间与时间向度是否需要斟酌一个合法性的问题?科技本身内涵着一种科学独霸的话语冲动，其彻底摧毁人文叙事知识历史根基的内在欲望甚至一度将人文叙事逼仄至危机失语的非合法化状态。如此，慎用科技手段开展非遗传承保护以预防其“保护性破坏”行为。总之，非遗保护可借用高科技的一臂之力，但切莫让高科技喧宾夺主，使得非遗的高科技保护本末倒置，在触及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应当首先顾及非遗的保护。切忌将非遗保护等同于“束之高阁”式的“盖棺定论”。非遗的保护在于传承发展，非遗是动态流变的过程，而非永久固定下来的、仅仅是摆在博物馆等场所中供研究的静态遗产。非遗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与发扬，如将非遗通过高科技形式的胶片具象化，使得非遗保护向有形的形式转化;适度的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相结合以收获经济利益并达到非遗的宣传效果;以及通过建立动态型的流动开放展览馆模式来进行非遗的保护，都是非常成功的做法。#p#分页标题#e#

(三)“被同质化的非遗”

“被同质化的非遗”是当代非遗保护的又一困境。首先，这里存在一个关于“文化相对主义”视域下的“精英文化”压迫机制问题，一个指涉文化自尊与自信窘境的问题。在当代全球一体化情境下滋生的“精英文化”往往是使用“自然化”策略对“边缘文化”进行意识渗透的。“自然化”策略是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主体在构建“自我/他者”等级关系中惯用的伎俩，目的在于使得“差异”本身剥落“被强加的意识形态”的痕迹，继而表征成为一种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因素。如此一来，“差异”被期望可被永久固定而防止意义随情境的滑动倾向。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是:当代主流的意识形态往往是举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旗帜大行“文化霸权”之实;“精英文化”对于“边缘文化”的意识渗透总是在“自然化”策略的掩护之下潜移默化进行的，“自然化”策略总是将“边缘文化”“定型化”作一种劣等文化形式。“鉴于对少数者声音的历史性的持久否定，我们必须认识到少数话语首先是主导文化对少数文化系统地摧毁的结果。［5］因而，在进行非遗保护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精英文化”的“自然化”策略压迫，确保非遗保护个案中的传承主体是在怀揣着本民族“文化自尊与自信”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实践的。在这点上，我们可以采取的葛兰西“霸权”移置“主导”的思路。作为霸权的来源，权力被精英阶层的不同主体所争夺，文化间的谈判产生。而在此文化谈判以实现霸权的过程中，主导意识不可避免要被重设，边缘意识从而可以获得绝地反击的契机。

其次，“文化孤立主义”的制造的非遗保护困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文化相对主义”向其极境向度发展而落入“文化孤立主义”的窠臼。“葱剥到最后是空的”。［6］(P4)作为对抗“精英文化”与“文化中心论”而诞生的“文化相对主义”，其核心内涵在于消解文化不同形态之间的等级之分。但在为异质文化的多元存在局面大唱赞歌之际，“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却又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所有文化都将其定位作“最优秀的文化”而自足于其内部价值标准与自有方式，盲目排外乃至于压制其它“异己”文化形态的话，“文化孤立主义”的转向便会不可避免。在“主体/他者”幻想建筑的同时，“文化孤立主义”关闭了其所有的序列，自行终止与任何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在非遗的保护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非遗个案陷入“文化孤立主义”的黑洞之中，盲目排他，乃至于无视基本事实与历史动态的演变进程，苑囿于一己的封闭空间内，采取静止片面的观点虚构着自身的种种“文化原貌”叙事。于是乎，真正的保护越走越远。此外，后现代语境下的非遗保护传承还存在一个“时代情境异化”的陷阱，这是导致非遗保护举步维艰的又一要素。哈拉维用“积体电路”(IntegratedCircuits)指称当前后现代语境下的混乱、平面化、网络状的社会与文化现实。当代的文化情境存在一个消解深度、瓦解叙事的向度。［7］(P273)在这里被聚焦的问题包括非遗纯粹性捍卫的可能性。后现代以“支配的信息科学”(InformaticsofDomination)的即兴生产代替意义的谨慎再现，时代视域下的主体期待习惯了文化的“平面化”与“网络状”的表层混乱表征模式。［8］(P278)文化发展总是通过“离异”与“认同”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向前推进的。［9］(P1)如此，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转型时期”大背景给非遗保护实践提出了一个悖论:非遗活态传承中的动态流变因子与时代情境之间的相互抵触而又唇亡齿寒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核心的深层文化结构维度与时代情境下的流行文化表征意识形态相抵触。在非遗保护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时代情境对非遗所进行的遮蔽、封存，乃至“异化”、“同质化”意识渗透行径，防止非遗发展掉入“空壳文化”的陷阱;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动态因子特质，却又在一定层面上赋予其随时代境遇的发展流变以合理性。德里达在其著名的“意义的循环”理论中提到过，在现存的二元对立秩序下，任何对于意义作出终极阐释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阐释只会导致更多的阐释，终究都不可避免地落入意义循环的怪圈。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切勿对非遗个案作刻意的意义扭转，如此之举只会给非遗本身带来意识形态操控层面上的书写印迹，让“原汁原味”越走越远。

事实上，对于非遗意义的阐释有如羊皮卷的书写，初始的意义从来不会消逝，只会不断地被重释、叠加。非遗作为一项纯粹的存在本身，其意义被时代视域下的不同主体所期待，继而以编码的方式植入其中。在经由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动态演变之后，非遗的意义实质也随之发生了“羊皮卷书写式”的流变:初始的意义从未被抹杀(有些记忆只是暂时被封存了起来)，而新的阐释已经完成了其渗入、叠加的进程。如此，只要依旧存在薪火相传的非遗传承主体自觉地对其族群文化进行体认，只要非遗个案中的特定文化群体认同基因未被社会机制抽离而作为一种“经验的存封”淡出人们的视野，只要非遗个案依旧是作为一项活态传承的文化遗产而非被冻结式地保护或者完全从世界上消匿，那么非遗的核心初始意义就可对抗其被同质化的危险而得以完整性保存。换言之，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的出路首先在于重构非遗传承空间并保障其传承主体的有效性实践。刘启锐在电影《岁月神偷》中曾指出:记忆是种权力而非本能。非遗作为一种活态的、无形的、靠口传心授得以传承的文化遗产，其价值核心在于自身所承载的集体无意识层面的生命记忆。在这里存在一个文化自觉的体认问题。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我们还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这是一个难题，却有同时是一个突破口，非遗的传承主体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责任。同时，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大众流行心理层面的问题，政府应当大力推行非遗保护的宣传教育，以在当前文化氛围内潜移默化地加入“非遗大众保护意识”因子，在时代视阈下的大众流行心理中形成一个“集体无意识”层面。#p#分页标题#e#

(四)非遗的当代“消费符码”转向机械复制时代的一大特征首先是知识与商业合谋，文化消费变得异常昂贵。作为审美，乃至于文化层面的奢侈品，非遗这一素被称作人民智慧结晶的历史文化积淀物却开始了从人们日常的消费比例中日渐被抽离的征途。它们被迫以“物化”形态作为特定族群的历史记忆标本，被冻结存封于诸如博物馆、档案馆、私人收藏者的橱窗中，还硬生生地给贴上了“文化奢侈品”、“高级审美趣味”一类的标签。如此，非遗不幸在传承过程中被消费符号化了。又或者，非遗就直接被揪着耳朵扔进了“文化产业化”的大熔炉，还美言其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途径。只是，当传统文化因子在被商业化摆上了机械化复制时代轨道之刻，精神文化维度的相关物已被统一移离了其特有的专属区。而非遗本身的价值内涵，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改写、分解、抽离，甚至被伪造的危机。作为特定族群文化记忆传承的动态因子，非遗首先是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符码存在的，是人类历史文化多样性的瑰宝。但生产性保护背后的商业运作机制，其关注焦点却在大规模的生产普及与经济效益之上。如此冲突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非遗本身的文化内涵被商业化过程潜移默化地抽空，贵州侗族的傩文化与祭萨风俗就曾落入此陷阱。“生产性保护”是个有待商榷的保护手段，因为在实际操作中，非遗“被产业化保护”的度始终是个边界模糊的问题。在“后申遗时代”的今天，我们似乎应该采取“激情的疏离”的态度，从沸沸扬扬的非遗“产业化开发”呼吁现场中抽离出来，冷静再思考这一商业化做法的实际可行性。

三、“现象学范式”探析

(一)诉诸现象本身

在“后申遗时代”，非遗保护的手段正逐渐形成一个类似于“逻辑学范式”的规范体系，各类非遗保护模式框架基本成型，似乎所有个案都可以从中轻易对号入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非遗保护工作规范化、步骤化、框架化，使得保护实践更加易于落实。但世界上尚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如果所有的非遗个案都一以贯之以其所属种类的保护做法，那么必然会导致非遗保护走向模式僵化、形式化、敷衍化的命运。对于非遗的保护，我们似乎更应该采取的是一种对现存的时代境遇下流行的“逻辑学范式”采取“激情地离散，理性地反思”的态度，抽离模式化、抽象化的后现代狂迷的“逻辑学范式”现场。对于非遗保护个案，我们应当诉诸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面向意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动采取具体的“现象学范式”，主动逃离权威、消解中心、发挥创造力，并注意克服“现象学范式”可能导致的某种离散化与互不相关的弊病。对于非遗保护项目采取个案分析策略，对目标非遗保护对象加以内部能力与外部情境因素两个维度相结合的思考，并结合其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相关要素加以整合，有针对性地进行对策思考。如此，便可避免落入非遗保护个案分析层面上的偏颇陷阱，并能有效避免以呆板有限的模板框架套用所有个案的敷衍性保护实践。

(二)个案分析———赫哲族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

1．濒危的非遗:“伊玛堪”“伊玛堪”是赫哲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唱说交融，浑然一体，被誉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伊玛堪”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满格木莫日根》、《木竹林莫日根》、《满斗莫日根》、《阿格第夏日莫日根》、《亚热勾》、《西热勾》等，演出风格有“大唱”(以说为主)和“小唱”(以唱为主)之分。其腔调因内容不同而各异，历代演唱人在“赫尼那调”基础上演化出如欢乐调、叙述调、女调、少年调等。“伊玛堪”故事篇幅通常较长，一个故事要唱上好几天才能完成。其唱腔又各具特色，随区域与“伊玛卡乞发”(演唱艺人)的不同而不同。演出者身穿“鱼皮衣”，可以即兴在演出过程中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编入“伊玛堪”之中，加以润色。“伊玛堪”是赫哲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艺术品类与审美娱乐方式，是赫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11月23日，“伊玛堪”在第六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会议被列合国“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面对濒危的命运，保护“伊玛堪”的行动刻不容缓。

2．“现象学范式”的运作诚如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呼唤，“现象学范式”拒绝宏大叙事，主张通过“绝对意识”(AbsoluteCon-sciousness)［10］(P107)关注研究对象本身。在实际操作中，“现象学范式”往往采用发散性的创新思维，集思广益式地对非遗保护个案进行跨学科的深入具体分析，而拒绝使用已经僵化定型的“程式化”规范进行实践操作。因而，“现象学范式”下的非遗保护往往诉诸诸如SWOT分析模型、PEST分析模型等途径对非遗保护个案进行全面剖析，力求将对象置于时代情境背景之下，综合其自身的优劣势以及外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等相关影响因素，以为非遗保护个案“量身定制”适合的保护方案。如表1为“伊玛堪”的SWOT分析。

篇2

高唐落子舞是流行于聊城市高唐县赵寨子镇一带备受老百姓喜爱的一种汉族民间舞蹈艺术，在2015年被列入第四批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对落子舞的艺术传承、保护和当下存在的困难进行了系统性分析，通过不断总结近些年来具体保护和传承工作经验，现提出一些建议。

一、高唐落子舞

落子舞是一种民间智慧凝聚成的艺术，特点是道具奇异、节奏简单明快、队列变幻夸张、舞步多样灵巧。

高唐落子舞最早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历史悠久，流传广泛，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始发源地是高唐县赵寨子镇倪堂村。那时有“二月庙会”，热闹非凡，村里来了一位老翁，看着七十多岁，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他摆摊卖虎皮膏药，其间在一根竹棍上系上铜钱，手耍棍子有招有势，节奏性抽打身体各个部位，他边打边说这是落子，能通血脉，通经络，增强体质，延年益寿，他的表演招揽顾客围观。卖完膏药后，倪堂村的一位财主宴请老者，诚意希望传授落子，落子舞从此扎根在倪堂村，一代代流传下来，道具、舞服、动作也得到继承和发展，并融合进健身、娱乐元素，赋予古老民间艺术时代特色和生命力。据相关史料记载，20世纪四五十年代，落子舞在高唐家喻户晓，落子队庞大，参加人数之多达到顶峰。当时流传民谣：“看见打花落，吃饭都忘掉；瞧瞧落子舞，干活劲头鼓。”

落子舞道具：用一根1米长的竹竿，从一端向里均匀挖出三个孔，竹孔间距3厘米，在每个竹孔里用铁丝固定住3个铜钱，竹竿两端拴上红毛线穗，再各系上大铜铃3个和小铜铃3个。跳起落子来，随着动作节奏，落子发出清脆响声，陈列在展厅也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手工艺品。

落子舞服装：落子舞服饰讲究，在各个历史时代有着明显的变化。服装分男女款，男款是红色英雄巾、上衣黑裤褂外穿黄坎肩、下衣紧身灰裤打红色裹腿，白球鞋。女款是盘发髻、上衣正红紧身小褂、下衣紧身绿裤、红鞋，结合古今观赏特点。男女演员配合默契，跟随鼓点跳起舞步，抖膀飞眼，令人捧腹不止。

落子舞队伍：最低10人起，男女各半，双数即可。舞步、节奏、打跳动作务必一致。除打落子队员外，还有两个领舞演员，类似戏曲舞台上的男丑角和女彩旦。他们是整个落子舞队伍的舞眼和支柱，带动整支队伍的走向，配合一致，两位演员互相，妙趣横生，起到惹观众捧腹大笑的效果，为表演增加了娱乐性。

二、非遗落子舞的困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快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非遗的吸引力正在逐步下降，像落子舞这种依靠口传身授的非遗文化正在不断消失，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一）非遗传承青黄不接

目前，落子舞的传承人大多处于50岁至80岁这个年龄段，曾经涌现的一些成绩卓越的带头人，或已过世，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能起骨干作用的、有较高水平的青年人才十分匮乏。新老艺人出现断层，艺术传承青黄不接。而且，落子舞不能像手工技艺类非遗，能用一技之长生产实物商品，所以无法获取相应的经济回报，传承人很难体现自身具备的经济价值，不少传承人转做其他行业，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青黄不接，人才危机日益严重。

（二）经费不足，传承保护无法有效开展

各级政府对于非遗整理、抢救、展演、宣传、培训等没有专项资金支持。乡镇政府没有专门的非遗保护中心，没有专用工作车辆，资源普查、民间调查、资料整理和录像制片等相对滞后，日常工作开展困难。据了解，省、市级别的传承人没有任何经费补贴，一些人因生存实际情况而改行，此类非遗得不到有效传承。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缺乏认识

如何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社会大众缺乏基础知识，尤其是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修补、申报工作的认识和重视。专业人才匮乏，无法形成一个全社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意识，这制约了非遗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非遗落子舞传承和保护工作建议

面对诸多困境，拓宽思路，积极探索一条有效可行的“非遗”保护之路，对于推动赵寨子镇提升农村文化建设、发展公共文化事业意义重大。

（一）发挥镇党委、政府在落子舞保护方面的主导作用

保护非遗落子舞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必须提高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增加经费投入，通过政府拨款、社会捐助等方式筹集资金，成立落子舞传承和保护专项基金。加大宣传力度和广度，增强全社会尊重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性，使人们踊跃地参与到落子舞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中来。

（二）送“非遗”进学校、农村和企业，多渠道培养传承人才

将非遗展演送进中小学、农村和企业，在综合文化站开设非遗展厅，将落子舞变成有形的文字图片和影像展览，制作电子光盘存档。聘请落子舞传承人现场教学，建立艺术实践教育基地，多渠道培养人才，努力使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三）将“非遗”项目通过节庆向大众展演，打造地方“非遗”特色品牌

通过参加市、县举办的春节、元宵节、二月二龙抬头等民俗节庆活动，开展非遗项目展演，打造地方非遗特色品牌，让人们充分领略高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增强城市认同感。

（四）创新经费保障机制，积极推进生产性保护

按照“合理利用、鞒蟹⒄埂钡姆秸耄在保持传统风格和本真性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非遗项目的产业化开发。拓展民间合作的新渠道，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全力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非遗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

篇3

关键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概念；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 80-054 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1-0132-05 文献标志码：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随之正式成为官方术语和操作概念，在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体育非遗”）生动地呈现了各民族人民的生产习俗、生活风貌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遗存，更是民族文化中丰厚的精神养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为和非人为因素，世界各国体育非遗不断遭到损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地区，一些体育非遗项目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学界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应时而兴、亟待解决的课题进行了探索，围绕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非常丰硕。鉴于此，本文从概念与内涵、价值、保护、传承和发展5个方面对体育非遗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建言献策。

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展

1.1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探讨，学界基本遵循了一致的解释路径，认为体育非遗是“体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个概念的交织，该类别文化遗产必须同时满足“体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但基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概念与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体育非遗尚存在概念与内涵不清、类别归属不明的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些具有体育属性的项目，例如维吾尔族达瓦孜、塔吉克族鹰舞等，其类别归属传统体育、杂技、民俗还是民族舞蹈难以准确定位。

李凤梅认为体育非遗可以理解为被某一区域人口或固定群体主要用于健身、娱乐、祭祀、竞技等目的所遗存的各种身体活动形式和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文化空间。彭金城认为体育非遗是世代传承、体现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及相对应的文化空间，包括传统体育技术、动作要领、表演艺术、文化精神等内容。实际上，体育非遗最核心的内涵不是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而是文化持有者在表演和创作过程中含有的特殊内蕴和技艺。从承载主体“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看，体育非遗是“活”的，因而对体育非遗概念与内涵的认识应该是动态的，它随着时间和实践的绵延不断诞生出新的内涵。

1.2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包括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目前，相关研究集中于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方面。孙健等以传统蹴鞠运动为研究对象，研究认为传统蹴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自信力与凝聚力、沟通力与协调力、传播力和感召力。李成银等认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在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马磊认为，河南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价值独特、文化价值内涵丰富、文化传承的原生态性突出、现实意义重大。

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体育非遗价值研究正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第一，针对体育非遗价值的研究还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尚未形成系统，研究时应当从多角度、不同层面，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具体研究。第二，缺乏对体育非遗价值多样性与关联性的研究。在探讨体育非遗价值时，我们应该从主体和客体2方面加以考察，不仅要认真研究体育非遗本身，而且要认真地研究体育非遗背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1.3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要求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保护工作者结合自身专长，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目前，体育非遗保护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主体、保护内容、保护方式、保护成效评价等方面。白晋湘针对体育非遗保护的有限性，从分级保护体系、法制保护机制、博物馆、数据库、文化持有者、文化空间等方面提出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万义认为体育非遗保护需摒弃“原生态体育”的保守理念，厘清保护对象与保护边界，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注重各生态系统间的动态平衡。张春燕从法律保护的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袁育霞认为将武术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良机，并基于此提出武术的保护策略。

近年来，围绕体育非遗保护的研究非常活跃，部分学者力主“原生态”地保护体育非遗，这种“原汁原味、回归本源”的主张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因为所谓的“原生态”是相对而言的，刻意追求理想中绝对的“原生态”只会是劳而无益，必须以发展变迁的观点考察体育非遗的原生态、本真性。事实上，体育非遗保护的真谛不在于“原生态”“非物质”或是“物质”，而在于“非物质“物质”之间人的生活态度。

1.4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

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涉及传承项目、分布区域、历史渊源、基本内容、传承谱系、基本特征、濒危状况、主要价值等多个方面，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传承现状、体育非遗传承原则、体育非遗传承制度和体育非遗传承路径。牛芳等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个案，对徽州民俗体育非遗传承特性、传承危机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传承策略。张庆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探讨华佗五禽戏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完善华佗五禽戏管理体制、增加经费投入、加强教育传承和传承人保护等。王书彦等从制度角度入手，对体育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存在申报审核制度难以规避地方不当利益、传承人评审标准模糊等问题进行探讨。

从以上对体育非遗传承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采用了“经世致用”为主导的学术研究范式。“经世致用”的宗旨在于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敢于面对社会问题，致力于济世安民。近年来，体育非遗的研究表现出尚实务实的特点，有效地促进了体育非遗传承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根据非遗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合理引导；但相关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得出的结论难免带有主观性，对一些重点问题关注度不高，例如体育非遗的群体传承、教育传承等方面研究不够深人。

1.5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正确理解应是具有良好的造血功能，并具备自身的特色。具体来讲，就是要求文化持有者“向内求深度，向外求广度”，向内求深度是指要保持体育非遗自身的文化特质，寻求文化自觉，向外求发展是指开拓视野，不断学习和吸收先进的内容。目前，体育非遗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发展现状、体育非遗发展诉求、体育非遗发展路径、体育非遗发展前景等方面。苏雄针对粤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大教育投入、发挥媒体作用、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环境等建议。杨建营等介绍了浙东内家拳发展概况，认为要厘清内家拳保护、传承与发展等环节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使该系统工程的工作得到有序开展。郭玉成从传统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发展等方面，总结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传统武术的发展应有别于西方体育，走“文化回归”的特色之路。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人们从不同视角对体育非遗发展进行了探析，为体育非遗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此类研究多是理论上的应然性内容，与体育非遗运行实践中的实然尚有差距。第一，在体育非遗自身发展方面，研究人员没有充分尊重传承群体在内的大众自我选择，缺乏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相关学术成果与传承群体、地方民众的认同度相差甚远，使体育非遗发展研究成为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第二，缺少实证研究。“思考”“构想”和“建议”的思辨式研究偏多，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不足，尤其是细致入微的成功个案研究十分缺乏。

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2.1国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起步较早且脉络清晰

美国、欧洲、日本等在体育非遗领域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历经多年发展，其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都较为成熟。相关体育非遗研究，主要来源于《国际博物馆》（Museum Intemational）、《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非物质遗产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aible Heritage）等。

在体育非遗理论的建构与探讨方面，美国起步较早，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的机构包括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美国民俗中心、国家艺术赞助基金等。始于1967年从事传统知识及艺术的研究、展览与保护工作的史密森尼民俗节就是由前者举办，创立之初非常重视学术性研究和地域文化权利的体现。为方便文化持有者以自己的方式宣传独特的文化，史密森尼民俗节所有的体育非遗活动都安排在国家广场的草地上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使得文化持有者和包括体育非遗学者在内的参观者在较为轻松的活动气氛中面对面直接交流。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保证了访谈的高效，提升了研究者对体育非遗的认识深度。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K.Richard认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行中的分离和各自领域的分隔削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有效性。R Nettleford针对体育非遗迁移现象，分析在迁移中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录制度起源于欧洲，有关体育非遗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在欧洲也较为成熟。波恩大学、乌尔姆大学等高校尝试将体育非遗项目纳入学校体育活动，为体育非遗研究注入了活化剂。值得借鉴的是德国学者在研究体育非遗项目时，往往选择很小的事件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然后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寻事物的发展规律。例如L Kong教授从个案的实证出发，运用田野调查法从不同角度阐述文化全球化对体育非遗的危害，各民族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促使本民族文化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追根溯源，欧洲体育非遗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成功得益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每年9月的第3个周末，40多个欧洲国家的居民举家出动，朝圣般地参观文化遗产，增强了民众保护体育非遗的意识。

经^数十年探索，日本等在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方面，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有日本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在于重视传承人的技能本身，由于传统体育技能等具有“无形”特点而难以把握，因而传承人也被包括在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学者M.Shimada认为，日本Soma-Nomaoi（相马野马追）的成功传承主要得益于控制机制的规范化，在保护传承人、保存项目形式的同时对项目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盘点国外体育非遗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建构与探讨；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宣传与管理研究；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历时性、建议性与反思性研究；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

2.2国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逐渐成形但关注不够

随着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体育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体育越来越受到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审视传统体育随之成为中国体育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目前，国内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体育非遗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研究理论视角出发，例如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法律保护的角度；从研究层次上看，主要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从研究视角的维度，可以分为多维视角和单一视角等。根据具体问题，研究者通常会选择适宜的研究视角。

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从全社会或整个国家的视角出发，以―些宏大的、整体的体育非遗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强调包容性、概括性和整体性，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文化的传承》等，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体育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启示。也有学者尝试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进行研究，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王晓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牛爱军等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兼与王晓同志商榷》中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民族传统体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类别归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激发了广大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关注。

中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一般是以局部区域、某一民族或某一项目群的体育非遗为研究对象，例如《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我国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和《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后者出自程大力教授之笔，是中国真正意义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研究传统体育的开山之作，截至2016年3月6日，被引267次，在2 682篇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核心期刊论文中被引频次稳居前三。中观研究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者之间联系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只有借助于中观研究，经过中间过渡才能在微观中得到良好体现；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也必须经过中观验证，才能具有宏观推广的价值。

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以对某一项目、单个因素或最小体育非遗单位集合体进行的具体研究。研究者采用微观研究，其目的在于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项目进行更为详细的解析和定位，例如《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维吾尔族传统体育项目达瓦孜的传承与变迁》等。或是通过个案进行细致翔实的研究，对某一个或多个典型案例进行描述、分析和反思，例如《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及其救赎――以盐城地区义丰龙舞及楼王莲湘为个案》等。由于微观研究的个案研究是针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和解释力不足以成为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体育非遗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从单一角度思考问题的研究居多，从整体上系统思考体育非遗问题的研究较少（例如，研究过程中将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三者融合，相互补益）；其二，历时性研究和建议性研究较为常见，反思性研究明显不足；其三，缺乏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难以把握相关项目的发展历程、社会结构和影响因素。

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展望

3.1完善田野调查方法，形成研究的时空张力

自英国现代人类学代表人物Haddon首次运用田野调查以来，该研究方法历经完善与规范，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重要调查方法。体育非遗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至今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其理解和运用还不够深入。第一，研究人员在使用具体方法时对田野调查的共时性存在误读，把进入实地之前所整理的文献资料当成调查的参照，反复印证前人成果，缺少实地调查的探索发现。第二，部分学者将体育非遗田野调查研究的性质定位为定性研究，研究中使用的资料收集方式拘泥于定性方式，较少考虑到定量的方式（例如样本抽样调查等）。第三，部分研究的田野调查时间不足一个农业周期或牧业周期，难以真正了解一种文化现象。基于此，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广泛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在调查研究的视角上，将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以确保调查对象的信度和效度；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要形成研究人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时空张力，切实保证研究的真实性。

3.2法律保护与教育传承并行，延伸实证研究广度

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体育非遗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但国际上关于非遗保护方面的正规法律并不多见。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2月颁布，总体来看，体育非遗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须待进一步完善。在法律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通过实证检验，揭示在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各种内外因素对其产生不同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和原理。体育非遗教育传承既是一种发展，又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对培养年轻一代集体意识、文化认同、民族自尊等具有特殊优势，能引发人们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的再认识，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体育非遗的一种有效方式。要实现体育非遗教育传承的突围与跨越，就必须打破民间与学校文化主体间“身份有别”的观念，实现体育非遗资源对流，优化课堂的文化空间；因此，强化教育传承实证研究，把践中积累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实践，将是体育非遗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3.3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提高文化持有者参与度

体育非遗承载的主体是文化持有者，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对自我文化的认同态度或真实情感是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第―要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使得处于弱势的文化持有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话语权遭受剥夺，其主动参与度较低。而缺乏文化持有者的积极参与，所有体育非遗工作都会徒劳无功，因此，要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促进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换位思考，满足体育非遗持有者的利益诉求，提高他们的参与度。首先，必须把体育非遗研究中受到冷落的文化持有者邀请回来，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将体育非遗、发生情景和文化持有者构成一个动态系统进行研究；其次，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人地位，逐步引导他们客观地看待自身传统和生活方式，传承体育文化精华；再次，借助政府和媒体的力量，宣传体育非遗的原真性文化内涵，树立文化持有者的民族自信心。

3.4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加强不同学科整合

体育非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是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者应发掘已有研究优势，全面分析体育非遗的概念、内涵、特征、价值和分类体系，为构建体育非遗理论体系进行积极的探索。体育非遗研究涉及到体育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需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为保证多学科综合研究卓有成效，需做到以下3点：第一，鉴于不同学科拥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适用范围，多学科综合的体育非遗研究必须兼顾各学科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学科进行融会贯通。第二，不能生搬硬套相关学科的研究结论，只有在不同学科的共同点上找到可以互补的前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多学科的有机整合。第三，跨学科研究中严谨对待每一条资料，充当使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资料得到相关学科的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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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策略

1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在延安市和榆林市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是承载陕北民间文化的基因，造就了陕北人民与黄土高原环境相适应的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传统。我国分别在2006年、2008年、2011年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囊括了18项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舞蹈5项、曲艺2项、民间美术4项、民俗1项、传统音乐3项、传统戏剧1项、民间文学1项、传统技艺1项。2006年开始陕西省正式启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工作，分别在2007年、2009年、2011年公布了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曲艺、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音乐、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民间文学、传统戏剧等8大类共89项。

2旅游开发视角下陕北非物质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

2.1大量被忽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亡

当下陕北地方各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多与经济发展挂钩，一些经济价值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历史原因影响，受重视程度仍然不高，再加上口头传承方式自身存在的缺陷，致使出现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人而存、因人而亡，面临濒临消亡的局面。随着网络及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使得很多实用价值较低的传统技艺丧失市场，因而没有被及时的搜集和整理出来，濒临消亡。以陕北民间音乐吴起弹口琴为例，相传是从康乾盛世流传下来的，以后，人民生活稳定，弹口琴广为流传，逐渐成为当地的一种民间艺术。但是由于其弹奏方式复杂且与现代音乐风格不相符，现在只有少数老年妇人可以演绎一些比较简单的曲目，濒临消亡。

2.2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人重视不够

目前发掘、认定非遗传承人的过程不科学、不客观；再加上各级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局限性，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从而导致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益得不到保障，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性并不高，表现得相当冷漠，从而不能从根本上形成“自觉”的传承意识。即使部分传承人有“自觉”的传承意识，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谋生方式的多样性，尤其是陕北资源型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部分民间艺人因生活压力而转向社会平均利润高的职业，作为接班人的青年人更是对从事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缺乏兴趣，陕北许多传统文化技艺出现了传承人的匮乏甚至是断层的现象。以陕北说书为例，陕北说书是陕北地区的一种曲艺说书方式，因为最初是由穷苦盲人运用陕北的民歌小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而广为流传，现在多为一些老人演绎，年轻人鲜有问津，民间艺人老龄化的问题突出。

2.3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破坏性开发严重

虽然合理的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但是近年来在旅游经济的驱使下，旅游经营者为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大量的民间传统文化被快速且粗糙的加工制作投放到旅游市场，夸张且过度的商业气息严重破坏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如：传统的手工剪纸大量被机械复制；原汁原味的陕北信天游被电视传媒取代；陕北秧歌也逐渐地流于陕北过大年的游街形式。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传统文化得到了重视出现了新的发展热潮，但实际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根本性、原真性的破坏。

2.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挖掘不深刻

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陕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体现了陕北人民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民族特色。然而，在目前旅游开发中只是低层次观光型旅游产品，主要是一般静态展示与简单旅游商品销售，忽视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挖掘，体验性严重不足，难以满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的体验。以陕北窑洞为例，目前在旅游的开发上只停留在革命旧址的展示，作为红色文化的载体，讲解员在进行讲解时只以伟人旧址作为宣传主题，对“窑洞”只字未提。单纯的以窑洞文化为专题的旅游内涵的挖掘较少，因此挖掘诸如窑洞的文化的深层次含义迫在眉睫。

3旅游开发视角下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3.1注重旅游开发与保护并重

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应充分调动陕北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保障旅游经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投入比例，建立旅游开发项目的专项保护基金，实现保护和开发并重[1]。重视传承人的教育和培养。陕北地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口口相传的特征。老前辈文化艺人的离世可能连带着这门传统文化技艺的消逝。所以，各级政府在全面清查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抓紧传承人的培养，政府文化部门应专门设立保护基金，鼓励年轻人投入到文化传统的传承工作中去。旅游开发部门应加大力度建立健全的传承人机制，保障老艺人的生活，使老艺人可以专心从事传统技艺的传承工作，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有人，人才辈出，世代传承，永不间断。

3.2爱国主义教育中渗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项目的开发

学生是延安旅游重要游客群体，凭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渗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项目的开发，既可以使前来学习的游客接受到爱国教育和传统教育，又可以起到保护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作用。陕北高校也可以结合学校实际，开办一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课程，不仅可以丰富高等院校的授课内容，提高学生对区域文化的认识和保护意识，也可以激发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豪感。如在延安大学，已经开设了陕北民歌、安塞腰鼓、陕北秧歌等课程。

3.3防止旅游市场化的过度开发

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虽然可以将文化价值直接转变成经济价值，但是过度的商品化不仅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其原真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陕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风俗，当地居民受商业化的影响，开始只关注经济利益而忽视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转变开发观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经济化、市场化和产业化[2]。因此，要想实现非物质文化在陕北旅游中的应用，就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前提，控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速度和限度。只有合理的开发利用，才能既实现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同时带来客观的旅游收入，实现双赢的目的。

3.4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开发

目前，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还只停留在表面的呈现而忽视深层次的内涵挖掘。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内涵深度挖掘的进程，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旅游资源可以满足旅游客源地寻求异地知识和文化的需求，为陕北地区整个大旅游环境注入新活力。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利用还不成熟，保护体系还不完善，要想取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双赢局面，就要号召社会各界参与，同时要建立完善的旅游开发和保护的和谐发展的机制。

4结束语

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散性与生存困难性，使得其保护和发展迫在眉睫，陕北红色旅游潜在的旅游市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非物质文化复兴提供了机遇和现实可能性。因此科学、合理、适度的旅游开发是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摆脱濒危困境，实现自我生存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汪倩雯.基于旅游开发角度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广东为例[J].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2):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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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况，分析高校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并重点论述高校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保存和保护等工作环节中应发挥的职责与功能。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7-0055-03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又称口头或无形文化遗产，是相对于有形文化遗产而言的。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的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遗涉及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个方面的内容[1]。

非遗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不脱离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民族个性和民族审美标准的活态表现。它以人为核心，以声音、技艺和形象为表现手段，以口传亲授的方式传承和延续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传承性、社会性、无形性、多元性、活态性等特征。

非遗堪称一个民族和地区精神的博物馆及生产、生活、艺术的百科全书，它凝结了民族的智慧与精神，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的“活”的见证，体现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著名文学家冯骥才先生认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类物质遗产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宝贵的共同财富，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文化命脉，而无形的文化，往往比有形的文化更为重要。”[2]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许多珍贵的非遗实物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一些依靠口传身授的民间传统文化和技艺正濒临人亡艺绝的危险境地，加强对我国非遗的保护已是刻不容缓。

2 高校图书馆与非遗保护的关系

2.1 保护非遗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职能

非遗作为人类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人们的珍惜和重视，抢救、保护非遗是人类共同的使命。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逐步开展，图书馆作为保存和传播信息的重要科研服务机构，已经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参与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图书馆的职能归纳为四种，即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信息，开发智力资源[3]。其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是包括高校图书馆在内的所有类型图书馆的首要职能，这为高校图书馆参与和保护非遗提供了理论依据。

非遗保护工作在传承中华文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始终贯穿于图书馆的所有工作环节，是图书馆得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高校图书馆作为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平台，具有其他文化单位或机构不可比的实力和优势，在整个非遗保护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当前非遗濒临消失的困境，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发挥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积极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保护非遗，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

2.2 保护非遗是高校图书馆创新发展的需要

保护非遗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对高校图书馆提出的工作要求和任务，同时，参与非遗保护给高校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它从校园书斋式服务走向民间田野，从民间活态文化中汲取营养、吐故纳新，使传统图书馆工作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图书馆的工作方式和服务理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非遗保护工作给高校图书馆创造出新的知识服务生长点，使它打破传统的被动服务模式，从单一的“以书为本”向“以人为本”的多元化信息服务模式转变，从而实现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创新，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3 非遗保护工作可以扩展和深化高校图书馆的社会职能

图书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职能，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会随着文献载体的不同及人类对知识需求的不同而不断地扩展和深化。高校图书馆除了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信息保障之外，还担负着保存地方传统文化、为本地政府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和为本地经济发展服务的社会职能，是整个非遗保护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从古代的藏书楼到现代化的图书馆，图书馆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保护非遗是新形势下赋予高校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参与非遗保护的过程中，图书馆的职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收藏图书，而是突破了传统的、旧的馆藏资源建设理念，利用高校图书馆自身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对非遗进行保护，通过对散落于民间的非遗资源的挖掘、搜集、整理、保存和利用，挽救了大量濒危失传的民间传统文化和技艺，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从而形成本馆的地方特色文献体系，同时也使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服务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社会职能得到了扩展和深化。

3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应发挥的职责与功能

3.1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资源收集、认定环节的职责与功能

高校图书馆在长期的工作积累中形成了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为图书馆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是人们获取非遗资源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地方文献和古代文献，它们是了解某一地区文化的主要资料来源，可以为非遗的收集和认定提供重要依据，从高校图书馆保存的地方文献中，可以获得大量与非遗相关的有价值线索。比如：民俗的记载大多分散在各类典籍志书中，一些口头传说、神话故事等往往散见于历代的民间戏剧、故事和图画中。古代文献对于非遗的追溯和考查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很多古籍本身就具有史料价值，有些古代文献的内容也与非遗相关，如我国古代文献《山海经》中，就有大量神话传说和涉及民俗文化起源的内容。

吴慰慈先生曾说过：“图书馆工作的任务，就是充分揭示文献的形式信息和内容信息，从而使文献的内容信息得以传播。”[4]高校图书馆在非遗的收集和认定环节要充分发挥其文献信息资源的保障职能，即对馆藏文献资源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充分揭示，进而为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利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图书馆要主动配合有关调研人员，为他们提供收集和认定工作所需要的地方文献、古代文献以及有参考价值的地图、手册、年鉴、百科全书等相关文献。同时，高校图书馆还要组织馆内专业人员对本馆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整理和分类，并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入挖掘，从有关文献中寻找与非遗相关的内容和信息，主动为非遗的调研和认定工作提供线索和佐证。

3.2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整理环节的职责与功能

非遗形式多样，纷繁复杂，每一项非遗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有关工作人员除了要对它们进行寻访、记录、管理和研究外，还要厘清每一项非遗产生的历史渊源、表现形式、艺术特征以及其存在的各种价值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非遗保护工作的难度。只有对庞杂、零散的非遗资源按照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才能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难度，从而使非遗保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资源的整理环节中，应选派专业技术馆员主动参与非遗的记录工作，利用声像设备对非遗的表现形式和表现过程进行录音和录像，把非遗的面貌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并和有关非遗的文字描述、数据统计、价值鉴定等各种研究记录加以整理后保存下来，成为高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文献，这样既能够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又为非遗研究人员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同时，高校图书馆还要在非遗的科学分类工作中发挥经验指导的功能，把内涵丰富的非遗按照不同的特征进行科学分类，对于同一类别的非遗可以采用相似的工作方法。对非遗进行科学的分类，也就是对其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可以使非遗的整体特征更加明显，各部类之间的联系更加清晰。

3.3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保存环节的职责与功能

杜定友先生曾说过：“图书馆的功能，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5]。图书馆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保存人类社会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类文明的职能，它不会因为社会或机构的变迁而导致文献资源的缺失。高校图书馆在非遗的保存环节要充分发挥其保存人类文明成果并提供给人们利用的职责与功能，使人们能够无障碍地获取非遗资源。

在文献资源的保存方面，高校图书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文献资源维护的技术，可以避免文献资料老化、难以复原的难题，而且在非遗资源的数字化保护方面尽显独特优势，可针对非遗存在形式的特殊性，通过现代化技术和手段实现对非遗资源的永久保存。同时，高校图书馆要加强与其他文化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非遗资源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方面走联合建设之路，实现非遗资源的共建和共享，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非遗资源的检索需要。

3.4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传承环节的职责与功能

作为人类知识宝库的图书馆，一直以来都被人们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它是指导大众学习、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也是人们接受终身教育的场所。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化信息中心，担负着对高校学生进行文化宣传、教育的任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以及现代化场所或设施，为开展非遗宣传和保护活动提供了便利。高校浓郁的文化氛围也为非遗提供了文化土壤，高校图书馆可将馆藏资源转变为教育资源，充分利用其场所优势，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开展非遗的宣传展示活动。

图书馆可以利用地方民俗节、文化节，邀请非遗传承人来校举办展示展演活动，如：将民间刺绣、剪纸、歌舞等绝技通过现场表演的方式呈现给广大师生，调动他们热爱民间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使他们自觉加入到非遗保护的行动中来。图书馆也可以通过举办讲座的形式，把非遗专家和非遗传承人请进校园进行理论讲解和现场表演，对大学生进行非遗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使他们对非遗产生浓厚兴趣，激发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例如：对于中国的国粹――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扬，就可以采取讲座的形式，同时聘请京剧演员进行现场表演和解说，使大学生真正体会到京剧的艺术魅力，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4 结语

非遗保护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需要集合全社会的力量来完成。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保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同时，参与地方非遗保护工作，既是其职能的拓展和延伸，也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高校图书馆通过参与地方非遗保护工作，不仅挽救了大量濒临消亡与失传的非遗，使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弘扬，而且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特色，提升了图书馆的文化底蕴，同时扩大了图书馆的社会知名度，这项工作也将使图书馆在高校教育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Z].巴黎：2003-10-17.

[2] 杜秀芬.少儿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J].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1）：25-27.

[3] 邢菲.论图书馆社会职能在文化发展建设中的作用[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4（11）：17-18.

[4] 吴慰慈.图书馆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0-91.

篇6

［关键词］文化产业；困境；实践；探索

近年来，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和重要贡献，日益被专家学者和政府决策者所重视，各级党委政府也已认识到其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十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已成为国家战略，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经济发达省市在文化产业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2012年，甘肃省提出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战略决策，争取到2020年形成较为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全国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基地、现代文化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以上。

1相关概念阐释

1.1文化产业

对于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的界定最早可以追溯于1947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著名学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首次提出文化产业(或称文化工业)的概念，他们认为：“文化产业是指生产领域中广为人知的商业逻辑和工具理性，在消费领域同样引人注目。闲暇消遣、艺术作品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为文化产业所过滤；随着文化的高雅目标与价值屈从于生产过程与市场逻辑，交换价值开始主宰人们对文化的接受。”简言之，文化产业通常指的是与社会意义的生产最直接相关的机构，主要指营利性的文化企业机构，但有时也包含公益文化事业单位和国家组织及非营利组织。

1.2文化产业的影响因素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该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立足白银市，在参考部分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认为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分别是生产因素、市场需求、相关产业及政府因素。1.2.1生产因素生产因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科技发展水平以及文化基础设施（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文化站等）。文化产业不同于一般工业，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高强度的机械设备，它主要依赖某些非自然资源，即文化人才和文化环境。人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是由人创造并传承的。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1.2.2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即公众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如何感知公众需求并及时做出反应，如何促进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多元化，并且形成一股刺激文化企业创新的动力，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市场需求促使文化产品不断变革和创新，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规模经济效益。1.2.3相关产业文化产业发展不能孤立进行，而是要通过与其他产业的相互影响达到协同发展。也就是说，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制造业、旅游产业、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等相关产业的支持。这些产业是文化创意的载体，有的是文化产业的延伸，有的为文化产业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只有依靠它们抽象的文化符号才可以化作具体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同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流通和传播也离不开它们的支撑。1.2.4政府因素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和政策保障，即政府通过直接注入资金或为文化企业融资提供优惠措施，对一些文化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来促进文化企业发展；通过坚持实行文化体制改革、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等来进一步规范文化市场秩序，从而为文化产业的有序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政府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激励文化企业创新等方面，也起着积极作用。

2白银市文化产业发展困境

2.1文化资源开发缺乏统一规划，且高级人才匮乏

白银市属于我国第一批资源枯竭转型性城市试点市，辖区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城市化严重滞后，难以积聚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口密度，增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难度。文化资源综合开发能力薄弱、缺乏整体规划、开发不足、主次不分与盲目开发等现象并存。文化人才供给不足、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会管理、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专业化文化领军人才严重匮乏。

2.2文化产业投入力度不大，融资渠道单一

由于文化产业特别是创意业态本身存在资产难于评估、投资风险较大的特点，其项目和产品是否能够获到市场认可，按照预期收回成本并且盈利，始终是个无法获得肯定答案的问题。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的顾虑，对演艺、电影、动画等文化产品往往缺乏信心。在市场融资缺位的情况下，政府在其中的协调和引导作用发挥不够，没有搭建起文化企业与银行、信托公司、担保公司、风险公司、市场研究机构、民间资本的对接沟通平台，也没有形成成熟的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

3白银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探索

3.1扶持龙头品牌发展，着力打造优势集群

政府要按照全产业链发展的思路，突出演艺企业产品开发，有效整合市域演艺场所资源，积极培育演艺主体与演艺品牌，提升文化演艺整体层次和品位，将白银打造成我国西部重要的民族文化演艺中心。同时，政府要发展一批演艺娱乐企业，立足兰—白都市经济圈，面向国内外市场，完善市场运作机制，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此外，政府要全力支持演艺企业（团体）充分挖掘黄河文化、丝路文化、民族文化等优质文化资源，创作推出一批体现白银独特地域文化与时代特色的精品演出剧目。

3.2加快人才队伍建设，促进文化人才集聚

政府要研究白银文化产业人才需求的数量、层次、结构等问题，摸清文化产业人才供给缺口，根据人才缺口的种类、层次，拟定相应的培养目标、引进计划和引进措施。此外，政府要建立文化产业专门人才数据库，健全文化产业领军人才、非遗传承人、名师名家等人才数据库，做到对人才状况底数清、情况明，重点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结构性短缺和层次失衡问题，为制定文化产业人才战略提供依据。

3.3培育文化资本市场，优化产业资源配置

3.3.1转变财政对文化产业的支持方式根据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市级财政不但要逐年加大投入，而且县区财政也要固定投入。一方面，政府要重点建立逐年增加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的机制，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县区设立县区文化产业政府基金，注重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金的作用，集中力量支持一批大型文化产业项目、文化园区、新兴文化产业业态和有活力的小微文化企业；另一方面，政府要着力探索政企PPP合作模式，尽快拿出适合PPP投融资模式的项目名单，吸引民间资本投资。此外，在条件较为成熟的黄河石林、永泰龟城和会师广场等项目的建设中，政府要率先引入PPP投融资模式，待该模式成熟后，可将该模式进行复制，推广到其他业态和项目上。3.3.2建立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可发起成立白银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并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政府引导基金(母基金)，再与行业的领军企业共同建立网游、动漫、影视等专项基金。此外，政府母基金分别投到专项基金当中，专项基金再募集社会资本，专门用于文化项目产业化开发与运营的资金支持，用有限的政府基金撬动巨大的民间资金。3.3.3拓宽文化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首先，政府要推动中小型文化企业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帮助有条件的文化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企业资产，并建立文化企业上市资源后备库，帮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其次，政府要利用信托平台发行文化产业中小企业集合信托，通过担保公司担保、专业机构增信等多种形式募集社会资金；再次，政府要运用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鼓励中介机构适当降低收费，减轻文化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负担；最后，政府要鼓励和引入电子商务平台，发挥技术、信息、资金优势，为白银市文化创业创意人才、小微文化企业创业提供特色金融服务。

4结语

与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城市相比，白银市文化产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差距很大。目前，白银市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知名文化产业品牌无法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运行机制仍不完善，文化产业的整体水平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正因为如此，白银市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政府只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统筹协调、监督保障、服务提供及环境营造的职能，在建立政策规划体系、促进文化人才集聚、优化产业资源配置、着力打造优势集群、推进体制改革创新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就能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白银市政策研究室.白银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Z］.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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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乡土树种；主角；园林绿化；特色；陕南乡土树种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 A

为贯彻落实保护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陕西描绘了“科技强，经济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的十二五宏伟蓝图，在城镇化快速演进中，植树造林园林绿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绿化事业在营造自然氛围、美饰环境空间、促进生态平衡、调整产业结构中演奏绿色乐章，增强“肺腑”功能，彰显朝阳产业的勃勃生机与广阔前景。

乡土树种遭遇尴尬

由于绿地系统规划与绿化树种选择存在一定误区误判，误导绿化建设步入迷茫困境，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绿化理念不够科学成熟。

思想支配行动。特别是决策者的思想观念影响全局与长远，热衷于外出参观，考察学习 ，受发达地区影响，以求新求洋为时尚，盲目追求欧美风格，南国风情，力求上档次，新奇美，短平快，直接引种外地树品。没有充分认识到植物不仅是创造舒适生活环境而随意改变和破坏自然的工具，更是一种扎根于当地固有自然与风土文化，构筑区域文明的生命体。有些绿化规划设计者为了迎合长官意志盲从心理，在绿化设计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少用或不用乡土树种，或因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对乡土树种的树形、树姿等生物学特性和生态性缺乏深度了解，因此不敢把乡土树种应用到绿化设计中去。

二、绿化行为易模仿跟风 。

受诸因素影响，石泉县过去在植树造林热潮中，大量引进普及的北方泡桐树、法国梧桐等繁盛一时已悄然隐身，引种的南方植物也因“弱不禁风”耐不得严寒而成效不佳。道路绿化、园林绿化引种的外来树种导致千城一面，千树一色，绿化“共性有余，个性不足”，品种单一，缺乏地方特色。

三、乡土树种被忽视受冷遇。

乡土树种是指长期自然分布在一定区域的原生树品，而非迁移引种的物种。经过漫长的自然淘汰与环境选择，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气候土壤环境相适应而自然传播稳定生长的树木。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抗逆性、多样性、观赏性、珍贵性、经济性，是构建当地森林群落不可替代的主体，在美化环境中应该扮演主角。

由于偏重引进新品种或外地苗木，忽视乡土树种的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研究，乡土树种开发力度不够，育苗工作滞后 ，苗源没有形成市场，繁育乡土树种收益差，加之，有些绿化工程片面追求进度，违反了植物的客观生长规律，大量反季节栽植，导致苗木成活率低、成本高、质量差的问题突出。乡土树种应用难，深居冷宫鞍马稀。

乡土树种在陕南地区城乡绿化中的应用现状

位于秦巴腹地安康西部的石泉县，境内植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78%，种类众多的乡土树种开发应用潜力大，代表陕南地区推广研发的试验田。

1、地理环境石泉县地处陕南中部（东经10°80′18″～108°28′42″、北纬32°45′57″～33°19′56″之间），北依秦岭，南接巴山，长江最大支流汉江自西向东穿境而过， 地形北高南低呈“两山夹一川”之势。

2、气候条件。石泉气候为北亚热带边缘湿润季风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热量充足，温和湿润，灾害性天气频繁。常有寒潮、霜冻、大风、浮尘天气和伏旱发生。年均气温14．6 C，降水量888毫米，日照时数18小时，无霜期240天。

3 、植物资源：全县有树种共51科，87属，134种。其中用材林树种68种，经济林树种35种，观赏树种7种，其它24种，针叶林树种12种，阔叶林树种98种。

4、 石泉县具有开发潜力的乡土树种。根据绿化树种选择标准，经调查研究，反复筛选，石泉县园林绿化木本植物有76种，其中乡土树种木本植物59种（乔木40种、灌木15种、藤本4种），四季常绿的桂花、枇杷、香樟、松柏、水沙、山楂、铁夹木、八果茴、多种竹类等极具绿化景观开发应用推广价值。

5、近年来，石泉县以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卫生县城、优秀旅游县城为抓手，强化规划管理，坚持建管并重，着力推广应用乡土树种，通过籽种繁育、苗木培植，发展乡土树种500余亩，广泛用于城镇、景区、道路绿化，绿化面积3000多亩，切实增强了绿地系统景观效果与综合功能， 为保护传承秦巴地区生物基因库，丰富生物多样性，做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乡土树种开发利用的思路与对策。

乡土树种在担负着美化功能、防护功能及生态功能的同时，在建设山水园林城镇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总体而言存在认识不清，重视不够，推广不力，应用不广，成效不显，特色不亮等问题，开发利用任重道远，应采取系列举措，建立长效机制，强化开发应用。

1 、强化宣传引导,提升对乡土树种保护利用的评估认知。

乡土树种的群落结构稳定，能持久发挥综合效益，有利于体现乡土气息和自然韵味，避免外来物种的入侵，具有生态安全性，独特优越性。保护乡土树种,塑造区域特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科普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重新评估乡土树种的综合价值，增强知名度与影响力，提高保护和利用的自觉性积极性。在城镇市政、绿地、广场、公园、景区等建设中首选乡土植物栽培，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让人们了解、认识乡土植物, 促进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和推广。

2 、开展乡土植物的资源普查, 建立乡土物种资源库 。

相关政府部门要牵头集中多方力量, 有计划地开展全县乡土植物资源的深入调查、收集、保存并建立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 对不能确定的树木花草要做好性状特征记录, 拍下照片, 请专业人员做出鉴定,尽量使调查的结果准确、全面, 为乡土植物资源的保存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有效的依据。积极应用乡土树种,稳定丰富遗传多样性, 使基因资源持续利用。

3 、加大投入扶持力度，推进综合开发应用。

1）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从规划、设计、审批上把关, 制定乡土树种发展规划，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绿化建设中优先选用乡土树种, 提高乡土树种在城镇绿化中的比例。

2）建立苗木基地，营造示范林。对开发潜力大，零星散长的乡土树种，加强选优、基因保存、品种培育、良种扩繁、造林技术保障等工作，科学合理选择林场、苗圃进行苗木培育,确保适地适树造林绿化质量。

3）出台优惠政策, 壮大乡土树种产业。坚持绿化美化并举，经济价值与景观价值相结合，大力实施乡土树种苗圃扶持项目，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鼓励苗圃种植本地木本植物，加大乡土树种政府采购力度，培育乡土树种苗木市场, 培育绿化企业,促进乡土树种步入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加强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研究和开发,不断驯化出适合于园林绿化的乡土树种。加快乡土树种产业化发展，促进林业增效、农民增收 ，城镇增绿。

4 ）加强乡土树种园林绿化科研。园林企业在立足园林工程、景观设计、苗木培育等业务的基础上，应与科研机构、高校合作，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和空间，强化科研与技术攻关，产学研用相结合，做大做强园林企业。积极主动与西北农林大学等对接，在引种驯化、乡土树种推广、病虫害防治、项目申报等方面，整合资源，合理配置，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和谐发展。

唱响乡土树种主旋律，彰显地方文化新特色。越是民族的，独特的，才是世界的。 陕南石泉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和栽培种植历史，植树护绿，栽花种草，蔚然成风。至今保存着127棵古树名木，楸树坝、银杏沟、栎树梁、桂花湾，松树垭、红花坪等许多地名皆以树而称。乡土树种积淀为地方历史文化,传承着巴楚民俗文化与地域风情，印记着人们的淳朴情感与美好期盼。在建设生态文明、园林环保城镇进程中，挖掘与乡土树种相关的传统文化, 用乡土植物来塑造园林景观的多样性，特异性，地域性， 突出特色, 突显个性,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积极意义。如果在道路绿化中，两旁枇杷相伴，树下茶树护卫，庭院慈竹摇曳，公园桂花、八果茴飘香。。。。。陕南绿化特色与乡土风情留给人们的石泉印象是多么的深刻与惬意。

参考资料：

安徽林业 、陕西林业、石泉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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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现代学徒制；工匠精神；可行性路径

2016年，国务院政府：T作报告首提“工匠精神”，这不仅是对民间工匠艺人的高度认可，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更是实现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重要保障。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特别是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背景下，如何将工匠精神融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从而探索一条以产教融合为目的的人才培养新路子，已显得十分迫切而重要。

一、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

“工匠”一词不仅是传统技艺的代名词（如古代的鲁班、庖丁和现代的蛟龙号装配组组长顾秋亮、C9型客机首席钳工胡双钱等），更是中华民族现代工艺创新发展的血脉荣光。在古代，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农耕时代，科学技术甚少用于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创作基本上是纯手工完成，正是在“师傅带徒弟”这一实践传承过程中，传统技艺在古代社会创造出享誉世界的中华文明。进入21世纪，世界产业发展已身处“工业4．0”时代，有部分传统工艺虽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合（如年画制作、皮影和吹糖人等），但工匠精神仍具有时代价值，特别是在“工业4．0”的背景下，面对“卡脖子”技术难题，重拾“工匠精神”，不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前提，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想保障。有鉴于此，高职现代学徒制工匠精神的内涵具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一种在本职岗位上不断钻研的职业精神

系统性和长期性是工匠型人才培养的主要特点，需要严谨与钻研的态度，在岗位上不断地坚守与学习。若没有持之以恒的学习与钻研，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就无从谈起。当前，工匠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现之一，其内涵十分深刻，“爱岗”不能是“磨洋工”，而是把工作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把自己满腔的热血和热情都奉献给工作；“敬业”则要求对单位安排的任务不能有拈轻怕重的情绪，要有一种“钉钉子精神”，只有在岗位上建功立业，才不仅能在待遇方面获得相应的提高，更能在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推动社会进步。

（二）是一种对技艺传承精雕细琢的职业态度

精雕细琢是指在产品质量上追求一流品质，是工匠型人才的基本特性。只有发自内心的“匠”，才会点燃“臻于至善”的熊熊烈火。如C9飞机主任设计师刘若斯（80后），不管是在当学徒期间，还是成为主任设计师，X＃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都是以超常规要求进行打磨。正是凭着这种对完美的孜孜追求，“中国制造”才得以迈向高端，走向世界。其实，工匠精神的核心要义不仅促使一个从业者，甚至推动整个企业形成一种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并在提升产品品质的过程中，通过实现自身价值促进跨越式发展，从而树立行业地位，获得良好信誉。所以，工匠者，美也，对照规范的工艺流程和美学的产品设计，工匠们认真审视每一个环节或每一次组装，最终实现“技”与“艺”融为一体。

（三）是一种不断挑战自我的创新精神

对人类社会而言，每一次变革，都是对瓶颈的突破，而这些变革都与工匠们所用的材料、技术和方法密不可分。“独具”则表达了不仅要保留产品原有的创作风格或生产方式，更要随着社会发展主动融人“跨界”元素，这不仅是传承技艺的需要，更蕴含着创造性思维的特质。因此，在“互联网＋”背景下，学习由集中化学习转向碎片化，只有发挥突破条框的创新思维和勇攀高峰的创新勇气，才能与时俱进。

二、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工匠精神培养问题分析

（一）企业对现代学徒制工作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下，应充分挖掘校企各自优势资源，让彼此找到教学改革着力点。而校企专兼师资队伍的建设，则有助于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势互补，如在理论知识讲授方面，由学校专任教师负责，而技能训练和职业素养方面，则由企业导师评价，在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下，真正让学生（学徒）成长与成才有通道、有盼头。因此，仅靠学校一方无法完成工匠型人才培养，而真正意义上的工匠型人才，只有在“双元制”（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下，才能实现校企精准育人和深度融人。因此，在试点现代学徒制过程中，企业的引领作用和辐射作用有待提升，特别在学生（学徒）的教育管理方面，由于缺乏经验，推进过程仍是以“边改革边推进”的方式，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总结有益经验，如建设企业培训课程、打造专兼结合师资队伍和构建激励的薪酬体系等方面。

（二）对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顶层设计不够完善

1．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建设思路不够清晰高职人才培养方案是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核心，作为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从一开始，就注定与众不同，因为从现行的人才培养方案来看，虽有借鉴参考实例，但对于高职院校来说，现代学徒制的顺利实现，不仅取决于学校顶层设针，更取决于合作企业的参与度。以民办髙职院校为例，2019年广东省只有8所民办高职院校获批试点现代学徒制，占全省民办高职的30．8％（比2018年下降4．9％）。与普通本科教育相比，高职人才培养侧重于技术技能的培养，普通本科教育则侧重于培养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民办髙职院校，由于对现代学徒制缺乏制度性设计，时常出现“一事一议”现象（如招生经费、教学投人、产教融合和师傅补贴等），进而影响现代学徒制从培养工作高质量推进。2．教学模式及教学观念不适用于现阶段人才发展需求“理论够用、重在实践”不仅是职业教育的核心要义，更是工匠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两者共同之处在于强调“技能”的重要。在传统教学过程中，理论和技能的训练都在理论教学和商业模拟过程中完成，但这种方式根本培养不了“技术技能型”人才，原因有H：—是对技能的重要性缺乏感性认识。与公办高职相比，民办高职的校内实训投入相对较少，加上教学投入经费有限，大多数课程只能通过模拟教学的方式完成，学生缺乏接触具体技能的过程（如钣金工，通过持续敲打，打造出适合相应产品的模具），对技能如何造就人才缺乏感性认识。二是信息化投人方面有待加强。作为00后学生，不管是在上课，还是在休息，手机早已离不开半步，但由于民办高职信息化建设方面投入不够，以致网络化教学无法顺畅地应用于课堂教学或校内实训，网络卡顿或掉线现象频频发生。三是课程设置合理性有待确认。课程体系不仅要讲明各个阶段学习什么课程和获得什么学习成果，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前后呼应的育人体系。但由于部分民办髙职院校受实训场地和教学设备投人的限制，课程设置方面强调较多的是理论讲授，而对各个阶段所获得的学习成果关注的较少，以致“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只能停留在理念创新，X匠精神的培育和传承缺乏有效载体。

（三）师资队伍中仍须深化工匠精神

德国“双元制”教育，已发展成为全球职教标杆，其中，在教师选拔过程中，将教师的工作经验作为第一要求，而不是学历优先。受民办高职投资方影响，大多民办髙职教师综合薪酬（含“五险一金”缴纳比例）远低于公办高职，以致师资选拔方面较多选择应届毕业生。而这些教师由于企业工作经验或技能指导较为缺乏，在教学过程中很难实现“赛教结合”。民办高职师资队伍结构的不合理和薪酬待遇缺乏竞争性使得工匠型人才培养任重道远。在高职院校评估中，‘‘双师型”占比须达到专业课教师的50％以上，这对师资结构本身不均衡的民办高职院校来说，是一个必须迈过的槛。为提高“双师型”占比，民办髙职院校应付式或被动式安排教师到企业完成“挂职锻炼”，以满足教学检查需要，“双师型”培养缺乏可行性培养路径和激励性投人政策。另外，由于兼职教师教学成本过高（如排课不合理、课酬标准过低和学生学习能力有限等原因），导致行业能工巧匠不想或不愿到民办高职院校进行技艺传承。同时由于民办高职院校所能提供的平台或环境，很难与公办高职院校或大型企业相比，很多教学政策或文件仅停留在纸质文件上，没法真正落地，高水平兼职教师的聘请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三、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工匠精神培养路径分析

（一）出台激励性政策，增强校企协同育人主动性

现代学徒制作为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其发展壮大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学校等方面协同共进。产教融合是当前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高职院校必须借助社会资源，以最大力度搭建校企“精准育人”协同平台，培育“适销对路”的工匠人才。企业作为工匠人才培养的重要变量，其作用与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现阶段校企合作层次仍以相对松散为主，企业仅满足于招人，而学校仅满足于就业，在校企利益各异的背景下，产教融合难以在民办高职院校有效推进。因此，要培养“适销对路”的工匠型人才，必须在税收优惠、人才补助等政策方面调动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主动性。首先，政府出台激励性政策。校企合作之所以存在“校企冷热不均”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只获得学生半年的实习时间，在缺乏经费保障或激励性政策的背景下，大多企业不愿意过多投人校企合作。为改变现状，有些地方已为推进试点现代学徒制出台了激励性政策，如山东省财政厅规定，对经考核达到要求的现代学徒制试点企业，按5000元／生给予补助；广东省财政厅规定，对参与试点企业新型学徒制的企业，按4000元一8500元／生给予补助，在相关政策的激励下，使试点现代学徒制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其次，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背景下，企业要及时转变人才观念，以横向课题、联合科研攻关、协同育人和企业经营咨询等多种形式，与地方髙职开展深层次合作，使科研成果不仅惠及学生，更能打造校企双方品牌美誉度。再次，完善企业导师激励机制。现代学徒制下，企业导师与学徒学生的关系非常密切，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要对导师量身定做激励性政策，以实际行动提高其企业认可度，又要对其进行不定期考核，使导师的技艺得以传承，并通过其言传身教，提高学徒的成才率。最后，校企协同开展产教融合。作为企业，更多关注企业经营效益，但参与现代学徒制后，发展理念也应与时俱进，因为产教融合不仅有利于学校，更有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只要坚持教育初心，校企就能越走越久，就能产生出更多有益于“校一企一生”的标志性成果。

（二）优化顶层设计，总结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经验

新的育人模式，必将带来新的变化。首先，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仅停留在理想设定层面，能否实现并不在考虑范围，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始终以企业岗位为目标，其核心目标是培养“适销对路”的工匠型人才。在高素质人才培养迫切需求和招生形势日益严峻的双重因素影响下，民办高职院校应厘清投资方与管理方的职责与权限，对标省内一流同类院校开展自我诊断，为专业建设、课程思政、学习成果和社会评价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工作提供有力制度保证，并通过工匠进课程、创建技能大师工作室和开展校内技能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在校园内营造“技能宝贵”的良好社会氛围。其次，人才培养目标应以胜任工作岗位为导向。培养目标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与有代表性的企业协商后确定的，如果企业不具有代表性，其培养目标只能停留在某一企业，易被其它企业否认，因此，人才培养目标应以“校企精准育人”为中心，校企双方定期或不定期商讨人才培养方案，并根据企业产业发展状况及时调整培养内容，如华为某品牌手机因手机芯片供应紧张问题，严重影响其品牌手机销售，此时，销售企业迅速调整营销方案，调整进人华为汽车销售，而原先的课程、岗位都应及时调整到汽车销售管理，以适应企业转型发展需要。因此，校企合作应该是紧密联系的，除了招实习生外，还可以在共同开发课程、共享教学资源、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和构建专兼师资队伍等方面发挥作用，以工匠精神为指导，重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以扎实教学改革推进工匠精神的落地，才能在学生内心真正建立“技能宝贵”这一信条。

（三）外引内培，夯实“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

人才是取胜的关键，特别是民办髙职院校由于先天不足，很难引进高层次或髙技能人才。因此，民办高职院校应充分发挥灵活的体制优势，加大硬件（如星级餐厅、数字化图书馆、校园WIFI等）和软件（如竞争性薪酬待遇、公平竞争的科研政策和鼓励“干好活”的政策氛围）投入力度，构建师生满意、同行认可的校园环境。正因为有了教师对教学工作认真钻研的示范作用，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何谓工E精神。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主要路径有三i1？外部引进优秀人才这种人才补充政策见效快，但由于公办和民办高职运行机制迥异，公办高职因政府投资设立，人才补充较为迅速，而民办高职则要求投资方付出高额的人才引进费，这对投资方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作为“经济人”的民办髙职院校，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节约成本办大事，所以，外部弓丨进只能以“一事一议”的方式与优秀人才谈判达成最终引进方案。2．内部培养教学名师二是内部培养“适销对路”教学名师。主要做好两个层面：一是用“激励政策”让专任教师在企业“潜心钻研”。对选派到企业参加社会实践或挂职锻炼的专任教师，学校不仅要注重过程中实践情况（如履职情况、企业评价），更要考察实践反哺教学的效果（即能否将岗位学习的技能融合教学），以提高育人效果。同时，完善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的过程管理，如挂职成果展示、履职能力评价等，并将企业实践锻炼经历作为职称申报的前置条件，助推教师主动提升技艺或企业工作经验。3．引进企业行业能工巧匠根据地方产业发展实际，聘请地方支柱产业的企业管理者或技术骨干或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兼职任教，并与所属专业“结对子”，开展一对一帮扶工作，出台优秀学徒（专任教师）和企业导师遴选方案，对达到评选条件的候选人，给予相应的待遇（低职高聘）和奖励（激励性奖励），进一步引进提升内部师资教学能力。

（四）产教融合，促进工匠精神培育见实效

产教融合是校企深度合作的具体表现，一般包括以下竺个方面内容：1．宏观方面——深化产教融合“产”对应企业，“教”对应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应从协同育人的角度重构高职教育如何对接企业产业、职业岗位，双方都需要加大投入力度，特别是作为社会力量办学的民办髙职，在缺少国家财政必要支持的情况下，更应以强有力措施（如出台工匠培养、高层次师资培养等方案）提髙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社会对高职教育的满意度，助推“双师型”教师真正成长为“工匠型”教师。2．中观方面一￣对接职业标准由于人才培养方案是事前制定的，但产业调整或岗位变动是不确定的，所以，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具有一定滞后性。为解决这一问题，专业课程在教学内容方面应对接职业标准，将最新的职业动态、技术信息和经营理念融入教学内容，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或建设教学资源库，进一步丰富工匠教学内容和提升技能教学效果。3？微观方面——强化技能训练在一线教学中，考虑到民办髙职学生的学习特点，教学过程应对接生产过程，将校内实训课程搬进企业生产一线或在校内建设“企业工厂”，让学生直观、具体地感受技能学习的重要性，通过真实任务（奖励式）、模拟实训、“1＋X”书证融通和学赛结合等活动单元，为工匠人才开辟多元化的成长路径〇通过产教融合，不仅可以让教师具备工匠技能，更让学生传承工匠精神，力争在受教育过程中将追求的技艺做“绝”，促进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学生培养质量的提升，从而实现校企精准育人，使高职教育释放“技能宝贵”的积极信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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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自觉，具有多方面的依据，其中主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1.教师素质发展受文化的深刻影响首先，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文化范畴是很广的，其别重要的是各种社会生活背后的精神;它作为一个“观念的、精神的、非物质的范畴”，［6］(P11)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对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教师素质发展是通过教师的各种实际生活而实现的，教师的各种实际生活深受文化的影响。例如，文化影响着每位教师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教师素质的发展又受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其次，教师素质的发展尤其受文化的影响。人们经常说人是文化的产物，其中，人的内涵是人的素质，因此人的素质是文化的产物。不但人的价值观念等素质的发展直接是文化中的各种价值观作用的结果，而且人的整个心智的发展都深受文化的影响。［7］(P161)教师作为人，其素质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文化的产物。2.教师素质发展具有文化性质根据人们对文化的一般理解，凡是人改造自然而形成的东西，即“人化”的东西，都属于文化的范畴，与“自然”相对。［8］(P1～2)教师素质虽然有先天遗传的基础，即有自然方面的基础，但更多的是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教师素质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人为地改造人身自然的过程，因此，它具有较多的文化性质。从词源上看也是如此。“文化”一词，英文和法文均为Culture，德文为Kultur，俄文为Кулвтура，它们都源于拉丁文的Colere。拉丁文的Colere本义是指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使之适应于满足食住等需要的过程中，对土壤、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后来，该词引申到精神领域，有化育人类心灵、智慧、情操、风尚之义，而人类心灵、智慧、情操等等都是人的素质。因此，从词源上讲，“素质”具有文化的性质，教师素质发展也是如此。3.教师素质发展具有文化使命中国教师素质发展，具有促进中华文化振兴的重要使命。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是一个民族、国家能否繁荣并取得进步的重大的决定因素，［9］(P407)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生活能否幸福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文化趋于衰落，龚自珍时代更是进入一种“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10］(P88)的“衰世”。自之后，中华民族一直面临全面而激烈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在冲突中中华文化处于劣势，并一步一步地碎片化。当前，在文化全球化和进一步多元化的背景之下，中华文化面临进一步弱化的危险，同时又迎来振兴的机遇。如何才能振兴中华文化呢?这一方面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人进行持续的文化传承与创造，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群就是教师，教师素质的发展在此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梁漱溟指出，中华文化具有五大病，其中两大病是幼稚和老衰，［11］(P72～73)因此，一直有着深层更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借当前教育变革，尤其是教师素质发展之机，实现文化的更新，以更新的方式振兴中华文化。教师素质发展的这种文化使命的履行，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学校发展做起，这就是:文化是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内容和条件，［12］通过教师素质发展，可以促进学校文化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学校的发展，通过学校及其文化的发展，来促进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

在教师素质发展的视野之内如何促进中华文化的振兴呢?这要遵循下文阐述的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自觉的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引领素质文化建设，二是走进崇高。应该着力将此两个方面融合起来。1.引领素质文化建设文化的成分是多种多样的，而在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文化一直是利益文化。利益文化是以追求利益为主导性价值取向，并相应地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文化。什么是利益呢?从哲学上看，指“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13］(P842);从日常用语来看，指“好处”。［3］(P1131)“利益”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其中最受关注的利益有权力和财富两种。关于人类文化一直以利益文化为核心的状况，许多思想家都有阐述。例如，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的历史哲学的核心主题就强调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历史的原动力，并说:“如果没有利害关系，个人就不能做任何事情。如果把这种对利害关系的关切称为热情，我们可以说，没有热情世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热情，是指由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而产生的人类活动。”［14］(P12)过去人类文化以利益文化为核心的状况，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导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主要有:其一，导致了人间的过多冲突、争斗和社会震荡。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严酷斗争的历史。虽然在各种相关文献中，经常出现“和谐”、“和合”之类的词，但这正是因为缺乏和谐、需要和谐之故;实际上，人类历史是缺少和谐而充满冲突和争斗的，其中大规模的集团争斗就是无数的战争。战争的起因主要是争夺利益。其二，导致了大量的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在人们争夺利益的过程中，强者的力量往往远胜于弱者，而且强者往往是结成有凝聚力的集团的，因此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其结果是大量的利益归于强者，而弱者获得的利益太少。其三，导致许多人的人生失败和生活悲惨。由于人们以获取利益为成功的主要内容和标志，而在严酷的利益争夺中，成功地获得巨大利益的总是少数人，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太少。由于人们将过多的努力用于争夺利益而不是生产，又有过多的利益被少数强者所占有，因此许多人争夺利益的失败又导致他们生活的悲惨。其四，导致大量的犯罪。由于文化以追求利益为核心，许多人以纯粹追求利益为基本的价值观，其中许多人为了利益而走上偷盗、抢夺、抢劫、贪污、索贿受贿、敲诈的道路。其五，导致许多积极的、有益的价值追求的弱化。人类本来有许多积极的价值追求，诸如素质发展、自我实现、高尚等，但许多人在利益的诱惑之下，弱化或失去了对积极价值的追求，甚至陷于“利令智昏”。其六，导致对地球的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有许多人因追求过多地占有财富而无限制地掠夺地球，有许多人为了过多地占有财富而在生产财富和使用财富的过程中不惜严重地破坏环境。人类文化应该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即应该转向以素质文化为核心。素质文化是以追求素质发展为主导性价值取向，并相应地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文化。人的素质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当人们不仅发展素质，而且稳定地将素质发展作为主导性的价值追求，即成为价值观的重要指向，并且这种价值观指向表现为丰富的形式时，就不仅仅是素质本身的问题，而且形成一种文化，即素质文化。人类文化应转向以素质文化为核心，主要基于如下几点:第一，有助于进一步实现人本身的美好。人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而人的内涵是人的素质，人之所以美好是因为人的素质的美好。要进一步实现人本身的美好，而不是以身外之物来掩盖人本身的美好，就需要转向以素质文化为核心。第二，有助于促进社会繁荣。社会的繁荣与发展，首先需要依靠人的素质，例如，经济繁荣就需要提升社会成员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技能、劳动观念、行为方式等素质。第三，有助于实现每个人的成功。素质发展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的，尤其是对于先天遗传基础正常的人来说，他们都有极其巨大的潜能，都可以达到很高的素质发展水平。第四，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因为:素质发展包括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人的素质的发展;素质发展是每个人都能获得巨大成功的，这能使人们都处于满意、平和的心态，这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追求每个人的素质的充分发展，这是深层的社会公平，因而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第五，素质发展是符合人性的。因为人性总是倾向于向着完美的方向逐渐进化和发展的。事实上，一切物质和精神都倾向于向着完美进步［15］(P235)，就人来讲，素质发展最能体现这种倾向。第六，许多思想家认识到，素质发展应该成为社会的核心。例如，马克思强调，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16］(P649);杜威(JohnDewey)也强调，制度的良否视乎它的教育的效果———即它所养成的个人的性格……以它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人的能力。［17］(P106)第七，以素质发展为主导性价值追求，副作用小。每个人都可以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素质，相互之间较少冲突，人们追求素质发展不会造成社会灾难;人的素质发展不会造成对地球的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第八，素质发展不排斥正当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人总是要追求利益的，对素质发展的价值追求并不否定对利益的追求;相反，素质发展是利益的重要基础:每个人的素质发展，是社会创造充足利益的重要条件;一个人素质的高低，应该成为其获得利益大小的一个基本依据，社会应该据此为个人分配利益。因此，需要大力进行素质文化建设。素质文化的现实早就存在，例如，孔子就强调“成人”(成为一个人)的标准，这就是强调人的素质;科举考试也是要求官员具备一定的素质，促进素质的发展，尽管科举考试视野中的素质比较狭隘。笔者不是发现了素质文化，而是将早就存在的素质文化概念化，并进行理论探讨。今天，我们要大力促进每个人的素质的发展，而且要使素质发展成为人们的主导性、核心性的追求。那么，如何加强素质文化建设呢?这需要有一个人群来引领。教师作为这个引领性的人群最合适，因为:首先，教师是学生学习与发展的榜样、示范，他们的素质发展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起着最重要的导向作用;其次，在社会各个人群中，教师行业是一个知识和整个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而且这已成为一种传统，由这个行业来引领能有力地促进素质文化建设的成功。2.走进崇高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自觉，应该与中华文化的传递和更新结合在一起。中华文化的传递与更新是极为复杂的，其中一个根本方面是中华文化中的最高价值。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最高价值是“自由”，而中华文化中的最高价值则是“崇高”。“崇高”这种价值是中华文化的根脉，素质文化的建设、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自觉，应该与这一根脉结合在一起。“崇高”的含义也比较复杂，它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首先，从日常语言上看，“崇高”主要具有如下含义:其一，道德高尚;其二，受人尊崇、受人推重;其三，地位优越;其四，空间高度极高。［18］(P1799～1801)其次，在哲学(更具体地说是美学)上说，崇高的基本含义是:“形体上巨大有力或精神上伟大雄浑，令人震惊、崇敬、神往的事物特性。美学范畴之一。”［13］(P172)从文化价值角度来讲，整合起来看，“崇高”的基本含义有:(1)道德高尚;(2)受人尊崇和推重;(3)地位高;(4)具有伟大的力量，尤其是具有伟大的精神力量。“崇高”作为一种最高价值，是真、善、美三大价值要素的最高综合体。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崇高”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崇高”价值具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崇高”价值应该基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得到更新，即应该包括如下三个基本方面:(1)每个人都得到基本的尊重;(2)素质高而受人尊崇和推重;(3)贡献大而受人尊崇和推重。［19］在此，“受人尊崇和推重”是比“得到基本的尊重”更加高的评价;“贡献大”包括在促进人的素质发展上作的贡献。这里的“走进崇高”主要是指教师要:自觉地追求崇高;真正认识到素质发展是崇高的，将自身素质发展视为一种崇高，并在素质发展中体验到崇高;由于自己的素质发展能够为学生的素质发展提供榜样示范，能促进学生的素质发展，因而真切地认识、体验到教师职业的崇高性。

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自觉的内容是复杂的，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探究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特点“文化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20］(P10)中国教师素质发展在文化上必定具有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要深刻理解教师素质发展的问题就必须全面而深入地分析这些特点。首先，要分析中国教师素质方面在文化上的民族性特点。例如，要深入地分析这方面的“尊师重道”的文化精神，包括这种精神形成的根源和基础、产生的作用、表现的各种文化形式，以及这些方面的历史变迁。只有了解这些之后，才能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教育史和教师素质发展的历程，并基于此理解今天的各种相关现象。又如，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受重视的教师素质是教师的德性，我们需要探讨教师德性的文化内涵、生成的文化根源、表现的各种文化形式、文化效应特点。其次，要分析当前中国教师素质发展在文化上的时代特点。就中国而言，当代文化局面形成的主线路有三，每一条主线路都很复杂:(1)文化及其中国化。众所周知，的形成与发展是很复杂的，其中国化历程尤其复杂，因为这一历程深入地反映了中国的极其复杂的具体实际。(2)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历史变迁。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国家，文化传统强大而复杂，而复杂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增加了文化的这种复杂性。(3)现代西方文化的渐入。“西学东渐”已有较长的历史，之后这种过程强化。当前，中国仍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现今的中国文化综合体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西方。除了这三条主线路之外，当今中国文化局面的形成还有辅线。主线和辅线，就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极端复杂的局面，这种局面对教师素质的发展产生着复杂的影响。2.分析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困境中国教师素质发展事实上正面临着复杂的文化困境，我们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困境。重大的困境如:(1)如何处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教师如何对待这种冲突?许多人都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较长时间以来，人们在研究着这些冲突，［21］(P103～106)但仍然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些冲突。(2)如何在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中，在中华文化一直处于劣势且逐渐碎片化的局面之下振兴中华文化，教师素质发展如何纳入这一重大使命之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但效果很不理想。(3)许多思想家认识到，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发展在启蒙上有缺失，当今新的文化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需要新的启蒙，由于中国的启蒙是后发性的，应该对西方文化有所参照，然而，是参照西方启蒙时代的还参照西方当今时代的呢?［22］教师素质发展应该着重体现怎样的时代精神?这就出现一个困境。(4)人是文化的产物、受文化的限制，而文化又是由人创造的，人应该超越于文化，教师在素质发展上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超越?3.提出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方略教师素质发展的深层方略是文化方略，文化自觉应该自觉到这类方略。具体而言，要提出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方略，就需要有效地探明如下问题:(1)文化对教师素质发展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如何将这种内在机制转化为外在的方略?(2)人们常说文化的运行与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那么有哪些规律，如何基于这些客观规律提出教师素质发展的方略?(3)当前，我国教师素质发展面临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哪些文化根源，如何针对这些问题及其文化根源提出教师素质发展的有效方略?(4)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应该向着什么方向进行，教师素质发展具有哪些文化任务，如何面对这些任务的履行提出各种相应的方略?(5)在促进教师素质发展上，如何将文化方略与其他类型的方略整合起来，以便只需要消耗较少的资源就可以取得较多较大的效果?

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自觉，需要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才能实现。在此，“途径”可以从多个方面去理解和划分。笔者认为，从文化自觉过程运行的特点来看，基本途径有三条:1.权力途径权力即政治的强制力量，这是一种正式的控制力。权力问题一直与文化密切相关，因为权力直接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态、价值观念和政治中的精神层面。同时，文化研究与实践时时要面对权力的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权力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文化研究一直以来依据局势提出了各种‘紧急应对’。”［23］(P240)在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自觉问题上，文化与权力是互动的。就促成教师素质发展这个方面来讲，权力至少能够起到如下作用:第一，将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自觉规定为相关人员和组织的一种正式的任务;第二，通过强制的力量，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和强化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对普遍的价值观念，这就形成了相关文化范畴的核心方面之一;第三，在较大范围内使教师素质发展的价值观念转化为现实的行为方式，这也是一种文化;第四，为以各种文化形式实现教师素质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条件和资源条件，并通过评价加以认可。因此，为实现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自觉，推动一定的权力作用，并为权力机构提供必要的策划和咨询，将是很重要的。权力途径也有一定的复杂性，它至少包括如下几个层次:国家政府的权力运用，尤其是国家层次教师教育管理部分的权力运用;地方政府的权力运用，尤其是这个层次教师教育管理部分的权力运用，这又包括多个具体层次;教师所在学校的权力运用，这具体包括校长、学校人事部门、学校师训部门等的相关权力运用。2.情境途径情境是任务、环境、人的心理和资源等的综合体。人总是在情境中活动并感受的。情境对生活于其中的人具有导向和推动的力量，虽然这不是一种正式的强制力，但在文化自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文化自觉需要使一种现象深深地转化为相关人员的观念、精神和自觉行为，这就需要具备一种情境。情境“是文化的积木块……既是个人生活的积木块，也是制度的积木块”，对个人的观念和行为有着直接而全面的影响。［24］(P114～124)就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自觉而言，情境至少起着如下作用:第一，使人们实际地认识到教师素质发展的现实意义，并在情境之下以自己的心灵感受这种意义;第二，使人们关于教师素质发展的价值观念与现实情境联结起来，从而具有具体的现实感;第三，驱动相关人们在情境的推动下，将自己关于教师素质发展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动机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方式;第四，使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文化精神与现实的情境联结起来并在情境中现实化，同时，持续的情境会凝聚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精神，关于教师素质发展的观念也是如此。因此，为实现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自觉，构建、引导和设计一定的情境，是很重要的。情境也是多个层次的，就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自觉而言，主要有:全国范围，甚至全球范围内的情境，尤其是舆论性的情境;教师行业范围内的情境，尤其是行为的共识，即整个教师群体形成的主流性的情境;学校范围内的情境，尤其是学校集体的心理气氛，这也是学校文化的一个构成成分;教师小团体范围内的情境，如教研组或非正式的教师小团体范围内的心理气氛和共识。3.自主途径自主主要是自己主导、自己计划、自我调控。文化自觉的结果是在生活共同体范围内形成自觉的意识和精神，而要实现这种结果，就需要通过这个生活共同体中的各个个体的自主。这里所说的“个体”即每个教师自己。就教师素质发展的文化自觉而言，自主途径的作用主要有:第一，使作为生活共同体之精神的文化具有现实的个体的心灵做坚实的基础，因此，共同体的精神将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有生命力的、持久的精神;第二，使生活共同体的精神与个体心灵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更能引导和推动个体的行为;第三，由于生活共同体的精神坚实地建立在个体自主的基础之上，因此这种共同体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是自然而然，很好地实现了个体与群体的融通，这能减少和消除冲突，达到社会和谐;第四，自主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25］(P78)由于注重了个体的自主，因此教师素质发展在文化上更能使个体获得满足并体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寻求个体自主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其别要注重:激发个体自主的内在需要;引导和强化个体追求素质发展的价值观，使素质发展切实地成为个体自主追求的价值观;使个体将自己的这种个体价值观与追求教师素质发展的社会价值观统一起来;注重引导和指导个体在素质发展上进行自我设计和自我调控，并致力于将这一点普遍化、持续化，渗入一定的文化精神，因而成为一种文化。

本文作者：丁念金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篇10

作者简介：李莹莹，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方明宝，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唐海滨，蚌埠汽车士官学校助教。（安徽淮北/235000）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安徽省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倦怠影响因素分析及干预策略研究”（AHSKQ2014D36）、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教学与尊严：大学教师的知识社会学研究”（2013jyxm102）、淮北师范大学青年科研项目“淮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职业倦怠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2014xq030）的成果之一。

摘 要：大学教师被绑架上道德神坛，又被抛入沉闷无聊的机械化劳作中。道德绑架导致大学教师的情感衰竭，机械劳作导致大学教师的人格解体。大学教师在“道德神人”与“工作机器”两种非人状态中倍受煎熬，大学教师的职业倦怠产生于尊严迷失后的空虚感和无意义感，这是大学教师精神世界意义危机的总爆发。

关键词：职业倦怠;机制;尊严

“职业倦怠”这个概念是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弗鲁顿伯格 （Freudenberger）于1974年首次提出，其最初含义是指助人行业的工作人员因工作强度过高，工作时间过长，并且无视自身的个人需要所引起的疲惫不堪的状态，也是过分努力去达到个人或社会的不切实际的期望的结果。1986年，Maslach与Jackson 两位学者发展了这一概念，他们认为职业倦怠是指在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的一种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的症状。它是身体的损耗和持续疲劳、无助感和绝望、消极的自我概念，以及对工作和生命的消极态度。自“职业倦怠”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很快引起较大的反响。它从心理学领域逐渐蔓延至管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相关研究表明，那些需要情感付出、压力大、缺乏社会支持的职业易发生职业倦怠，而大学教师正是“职业倦怠”的高发群体，大学教师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工作压力，便会导致“职业倦怠症”，严重影响到大学教师正常水平的发挥及学生学习的效果。本文无意描述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表面特征，而是把目光聚焦于大学教师职业倦怠发生的深层机制。我们试图把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纳入到尊严论的视野之中，从大学教师的道德压力、机械化劳作、意义感迷失等维度分析大学教师因尊严的缺损而产生情感衰竭、人格解体与低成就感等职业倦怠现象。为此，我们首先要对尊严的概念进行厘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尊严研究的分类框架。

一、尊严的含义及其分类框架

有关尊严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传承久远，作为一种情感特征的“尊严”更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尽管尊严的词义中外有异、古今有别，但它的一般含义都是指“某人、某事物或神灵、国家、民族等所具有的不可冒犯、不可亵渎、不可剥夺、不可侵越的地位、权威和意志精神，主要代表着一种社会秩序和规则、一种精神观念或伦理禁忌”[1]。

这里，我们试图通过对人的尊严的分类描述，初步建立起一个尊严的分类框架，以便为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研究找到一种观察的视野。对任何事物进行类别的划分，首先要确立划分的标准，然后依据标准进行归类。通常，采取任何一个单一的标准对事物进行划分，可能都难以周全。因此，在对尊严进行划分时，尽量突破标准的单一性而采纳至少两个以上的多重标准，力求将人类社会已有的尊严现象、事实和问题都纳入到分类体系中，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人的尊严面貌。我们尝试提出两种划分标准和四种尊严类型。

第一种划分是以尊严主体意志的决定性因素为标准，将尊严划分为消极尊严和积极尊严两类，前者主要表明尊严作为确立人的基本人权一个重要来源不应受到侵犯的状态。然而，人受或不受侵犯并不取决于自我意志，而是受控于自我以外的其他意志，诸如极权国家、专制政府、自利集团、邪恶的力量、家长制权威以及金钱、权力、名位等诱惑，这些都有可能剥夺人的尊严，因此为了捍卫这种尊严，必须由法律来加以守护。换句话说，消极尊严之所以构成一种不受侵犯的状态主要取决于法律的意志。后者主要表明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选择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志，而不受其它意志的干扰。

第二种划分是以尊严主体的普遍性程度和平等性状态为标准，将尊严划分为秩序尊严和价值尊严。前者主要指在一个存在等级序列的社会秩序中，由人的身份、地位、权力、财富、血统、性别等外在标识所决定了的生存状态。这种尊严不能够为所有人平等地享有，每个人享有的尊严程度取决于他在等级社会中的序位，并且依据享有状态和尊严内容的不同，尊严主体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也就是说，凡是那些不能够平等地由每个人普遍享有，具有明显社会等级差别和个体差异的尊严，都可以纳入秩序性尊严的范围之内。后者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因其具有人之为人的内在固有价值无例外地享有的尊严，包括人性尊严和人格尊严，它们是基于对人性和人格的尊重以及对人之为人的承认而使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享有的尊严。在后面关于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讨论中，我们将重点使用价值尊严这一概念。

二、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发生机制

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发生机制可从大学教师尊严的迷失中找到根源，这种迷失主要体现在大学教师的“道德绑架”和“机械劳作”两种现象中。

（一） 道德绑架中的情感衰竭

教师这种职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天然地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我们说教师是在从事“教书育人”这种工作的时候，不仅意味着教师要传播知识，还要求教师以德育人。把教师与道德联系起来，是我国的一项教育传统。《礼记》中说：“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周礼》中亦有如下记载：“师者，教人以德者之称也。”韩愈在《师说》篇中提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仅把“传道”作为教师的首要职责，还以是否“存道”作为判断为师资格的基本标准。

由于教师和道德的这种天然渊源，导致人们在对教师进行人格评价时，对其道德境界所持的标准非常严苛。人们要求教师像“辛勤的园丁”那样栽培祖国的花朵，像“春蚕”那样为学生吐丝结茧，像“铺路石”那样甘于奉献，或者像“工程师”那样对人类灵魂施加影响。关于教师的这些经典隐喻集中表达了人们对教师角色的道德期待，使得教师不得不承受来自公众的道德压力。就大学教师而言，因其比中小学教师享有更高的文化声望，公众对他们的道德期待自然就更为强烈。然而，道德圣人的境界若不是来自大学教师的自主选择，而是来自外部的道德强迫，它就成了一种无形的折磨人的东西了。对教师的那些经典的隐喻，一方面赋予大学教师以一种神圣光环，另一方面却含有强烈的道德暗示，即大学教师必须像春蚕和蜡烛那样把生命耗尽在教书育人的事业中，或者像铺路石和人梯那样被别人踩在脚下，成为别人走向成功之路的牺牲品才能被冠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如果大学教师不愿牺牲自己来成全他人，那么，就会被指责为不配为师。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可怜的大学教师是被公众强行绑架上道德神坛的，这使得他们在道德上彻底丧失了主动选择的权利，成为不折不扣的道德傀儡。

被架上神坛的大学教师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选择自己所欲的一种生活，只能按照公众为他们规定好的生活模式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在这种道德强迫中，大学教师的积极尊严被剥夺了，失去了他们作为人的道德自主性。不可否认，大学教师这种职业的确需要从业人员大量的和持久的情感投入。然而，这种情感的持久性只能基于大学教师本人对自己职业意义的高度认同而内生出来。如果需要靠一种外在的强迫力量去迫使大学教师生成这种情感，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当大学教师在道德高压的负荷下被迫献出自己的感情时，因缺乏持久的情感再生能力，这种感情最终只能被消耗殆尽。当前，我国大学教师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衰竭现象正是这种道德绑架的必然结果。

（二）机械劳作中的人格解体

关于人在机械劳作中的“畸形发展”问题，可以追溯到的经典作家对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的异化现象所作的描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即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中工人的劳作状况作了深入的刻画。前者把一项完整的工作任务分割成若干道工序，然后交由不同的工人分别去完成其中的一道工序，培植工人的片面技巧。“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压抑人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工具。”[3]而后者则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把工人变成了服侍机器的奴隶。“机器上面的一切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只要总机器本身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同时动作并结合在一起的机器构成的体系，以它为基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各种不同的工人小组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机器上去。”[4]无论是工场手工业阶段，还是机器大工业阶段，其劳动都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利润出发，工人不过是资本家用来创造利润的工具而已。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可以利用生产工具，而在机器大工业中，工人必须服侍机器。前者造成的结果是工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智力，他们的迟钝和无知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后者造成的结果就更为恶劣。“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5]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是因为他们在19世纪刻画出来的工人的“异化”现象居然与当前发生在我国教师身上的“人格解体”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在我国的教育学界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今天的学校类似一个“人力加工厂”，在这个工厂里，校长是厂长，行政人员是监工，教师是员工，而学生就是生产流水线上有待加工的产品。整个生产过程可以说是无数略带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半成品按照机械化大生产的流程去塑造大致相同规格的产品。每一个教师都是这架自动机生产线上的一个零部件，他们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操作，在工作内容上毫无创新，年深日久，他们的神经也开始麻木了。他们与19世纪的工人一样，被异化为机器的附属品。一位高校青年教师这样描述自己的大学生活：“感觉每一天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度过，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式的生活，每天都在重复地上演着大致相同的程序和事情，四年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画上句号的。缺憾于日子在流逝，却一事无成的内疚当中，无形中顿感生活的厌倦。”①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长期从事某种职业，在日复一日的机械作业中，渐渐会产生出一种疲惫困乏乃至厌倦的心理。上述大学教师所描述的大学生活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广泛地弥漫在大学人群中，他们的呆板、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们的进取精神。那台永不停歇的自动机逼迫着他们不停地劳作，破坏了他们的身体活力，使他们除了从事自己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便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他们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们的智力的、社会的和道德的潜能而取得的，这种缺陷造成的结果是，他们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他们作为人的完整人格已经被拆解得支离破碎。当大学教师被贬低为一种为了得到最大效率而永不停歇的“工作机器”时，其作为人的人性价值和人格价值便双双缺损。显然，大学教师价值尊严的沦丧是导致他们产生职业倦怠心理的一个深层原因。

三、大学教师尊严的迷失与职业倦怠的产生

（一）大学教师价值尊严的迷失

无论是道德绑架，还是机械劳作都损害了大学教师的价值尊严。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群体，对价值尊严的欲求有着一种近似本能的根深蒂固的内在需要。马斯洛指出人除了拥有生物本能之外，还具有一种类似生物本能的“似本能”。他认为，人类的似本能是在种系进化中形成的，是一种弱本能。它与通常所说的基于遗传基础的生物本能相似，但遗传特性不强大、不明显，很容易受到压抑和控制，在强弱程度上由机体结构和外部作用所决定。人的尊严需求就是这样一种似本能，在人类的需要中，自尊和尊重的需要可以被视为人类对尊严需求的一种渴望，它们代表着每个人都希望被作为“人”加以对待。但是这种需要因不像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那么迫切，很容易为习惯、暗示、文化压力等因素掩饰、更改甚至抑制。这恰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大学教师群体在道德绑架和机械化操作中尊严的迷失。在道德绑架中，教师被架上神坛，扮演“神”的角色;而在机械化操作中，教师又被从神坛上拉下来，一落千丈沦为“机器的部件”。无论是“神”，还是“机器部件”，都表明教师被异化为“非人”。在两种“非人”角色之间痛苦地挣扎，把大学教师折磨得筋疲力尽，几乎失去了“人”的资格。然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要其人性尚在，他就有权获得人类尊严。

R.J文特森认为人的尊严之所以存在，除了它是一种似本能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为深层的要求，即它植根于我们的道德本性。人追求真善美的道德本性使人具有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潜能，这种潜能又使人产生了不懈追求的动力。其中，人具有尊严和人应该享有尊严正是人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直接结果。因此，R.J文特森认为，人所具有的尊严感主要源自于人的内在潜能，是对人的社会功能理性追求的一种诉求。显然，R.J文特森阐述的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尊严的概念，这种尊严对于大学教师而言至关重要。遗憾的是，身心疲惫的大学教师们却没有这种提升人格境界以达到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当他们被绑架上道德神坛或被安置进生产机器中的时候，他们的自尊已被摧毁。他们渴望得到尊重，却处处遭到蔑视。他们渴求自主，却被排斥在自主管理之外。“学校政策的制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者之间的特权，很多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到教师的心理和情感，使得教师话语权被剥夺，工作上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也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学校的主体部分之一的教师，却鲜有机会参与到学校的整体管理之中，更别说参与各种与己亲身利益戚戚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制定了。各种决策的拍板和定稿基本上都是由学校组织高层垄断式的闭门会议的流程生产出来。如此一来，这种在相互之间缺乏深入沟通和了解的基础上出台的政策，势必会激化管理者与教师双方之间的矛盾，招致教师在思想上不理解、行为上的抵制行为，不仅影响了政策效能的发挥，还背离了政策制定的初衷。

主人翁地位的缺失会让大学教师陷入到一种深深的绝望气氛中，一旦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挫折时，职业倦怠的症状也会随之悄然而至。长期的精神压抑，使得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几乎不再抱有什么幻想，要么是在道德上自我放逐，要么是以一种应付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工作。于是，虚无主义开始悄然无息地占据他们日益空虚的心灵。他们不再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看成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了，他们与普通人一样，尊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投身于商海与政界，试图在金钱崇拜和权力崇拜中重建自己的秩序尊严，迷失了自我的本性。正如一位教育学者痛心疾首地言道：“在今天这样一个真诚逃亡和良知隐逸的时代，无限与永恒、信仰与孤独、神秘与本体、灵魂安顿与终极关怀……这些形而上的概念，对很多人来说，已是遥不可及了。生命最本真的问题时常被物欲所遮蔽……在中国文化的设计中，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人应该怎样活着’而对于比‘人应该怎样活着’更高的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缺乏深度的思考。因而中国的伦理道德都带有功利的色彩，并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处世的伎俩。”[6]对终极关怀的回避，意味着我们的教师彻底地投向了世俗的怀抱，他们再也不能像传统的知识分子那样，肩负起“传道”的历史使命了。

（二）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产生

人类作为一种意义的存在，其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应当有某种无限伟大的东西，使人类能永远对它顶礼膜拜。一旦失去了它，人们将无法生存下去，而必将死于绝望。美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说：“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它们像神话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或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和工作中。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些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7]今天，大学教师正在日益失去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意义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深刻的意义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三个层面的“精神迷失”。首先是道德迷失，大学教师们自己从道德神坛走下来，却不能内生出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因此，也无法得到公众对他们的道德认同。其次是存在迷失，在世俗化的潮流中，大学教师终身都要受生产机器的摆布，始终不能以真正的“人”的面目示人。最后，是形上迷失，即走下神坛的大学教师们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终极关怀，其灵魂便无处安顿，只能表现出一种令人难堪的沉默与逃避。总之，大学教师尊严的迷失，让他们丧失了对教育工作的职业认同，终身被包裹在一种低成就感和无意义感的绝望气氛中。

四、结语

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发生根源于他们作为“人”的价值尊严的迷失，要避免这种现象的频频发生，唯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寻回大学教师迷失的价值尊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康德那里去，把“人即目的”这一人类的最高道德信条用于大学教师的管理和生活实践中去。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定言命令：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人即目的便是符合这一命令性质的一个崇高的道德信念，它意味着人作为目的具有绝对的价值，任何其他的价值都不能和人的价值相提并论。康德告诫我们，人作为一种自由理性的高贵存在，在任何时候，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因此，我们希望社会公众在对大学教师进行道德评价的时候，应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和宽容的雅量，不要把大学教师强行推向道德神坛;我们也希望高校的管理者不要把大学教师当作为学校赚取利润的工作机器，对于大学教师这一知识分子群体而言，被降低为达成其他目的的一种工具或手段，是一种无法容忍的羞辱;当然，我们更希望大学教师自身不要在世俗化社会中沉沦下去，毕竟，自我放逐和无限只能把人带进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一言以蔽之，大学教师要走出职业倦怠的困境，就只能首先把他们还原成“人”。

注释：

①②来自笔者的访谈资料。

参考文献：

[1]韩德强.论人的尊严：法学视角下人的尊严理论的诠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16.

[2]刘冬梅.“教师经典隐喻”文化背景下的教师尊严观[J].教育科学论坛，2011（6）：55.

[3] [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8，460，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