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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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农业、先进的手工业和繁盛的商业，它们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历史学科的主干知识，古代中国经济是历史高考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从题型上看，本考点的命题多数以选择题为主，特别是材料选择题，以此来考查同学们理解、比较、判断和知识迁移的能力。从内容上看，古代的手工业、商业、主要经济政策、资本主义萌芽等都是考查的重点。如近几年的江苏高考，2009年考查了灌钢法，2010年考查了水排、古代饮茶之风，2012年考查了官营手工业生产特点、唐宋时期市的变迁等内容。本文把古代中国经济概括为一项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两项经济政策（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特点）。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本文由收集整理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

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著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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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历史时代的产业结构，反映了该时代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从战国到秦汉，人们通常把农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称为“本业”，而把工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称为“末业”。商鞅变法下令：“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③所谓“末利”，即指工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秦始皇琅邪台刻石：“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④。汉文帝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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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卷31《蜀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② 《三国志》卷47《吴志·吴主权传》。

③ 《史记》卷68《商君列传》。

④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①“本业”和“末业”的划分，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的重要性已有足够的认识。

农业之所以成为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不仅因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生活资料“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而且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②《淮南子·主术训》说：“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织。”又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农业生产不但是人民的衣食之本，也是封建国家的财富之本。

秦汉农业在战国农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铁农具的使用已从先前的七国疆域推广到今天东北、西北和南方的边远地区。铁农具的形制，也有很大改进。牛耕在战国时期尚不普遍，到了汉代，与铁犁的使用相配合，在许多地区也已得到推广。应劭《风俗通义》说：“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③汉武帝时期，“用事者争言水利”④，水利灌溉事业有很大发展。其后各地除继续挖掘灌渠之外，还兴修了许多陂池塘堰，水利发挥了巨大的效益。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以“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代表的旱地耕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在秦汉时期已逐步趋于成熟。历史文献中有关秦汉时期粮食亩产量的记载很不一致，这与不同年代和不同地区的亩制与量制不同有关系，同时也与土地肥瘠美恶有关。如果取北方旱地作物平岁中等田的亩产量为代表，则汉代的亩产量一大亩约产粟3—4石，一小亩约产粟1一2石，约合今每市亩产粟150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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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4《文帝纪》。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5，713页。

③ 《艺文类聚》卷85引《风俗通义》佚文。

④ 《史记》卷29《河渠书》。

《汉书·食货志》在谈到先秦时代的农业生产时说：“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秦汉的农业基本上保持了这种生产格局。也就是说，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农业生产都以种植谷物为主，兼种蔬菜瓜果，饲养家禽家畜，同时还栽种桑麻，以便养蚕纺织。在有些地方，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采集也占有重要地位。崔寔《四民月令》所记载的农事安排，就包括各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播种、收获和采集，猪、牛、马等家畜的饲养，以及养蚕、织染等家庭手工业劳动。

蔬菜瓜果的种植对于农民家庭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副业生产，因为它们不仅可以佐食，而且可以救荒。《急就篇》说：“园菜果窳助米粮。”《尔雅·释天》称：“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可见蔬菜瓜果实际上起着粮食重要补充的作用。除了作为家庭副业之外，当时也已经出现种植蔬菜瓜果的专业农户。如秦朝的东陵侯召平，在秦亡之后“为布衣，贫，种瓜於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①。而有的大土地所有者，则拥有“千畦姜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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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

②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秦汉时期作为家庭副业的林业，主要用于满足农民与地主家庭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农民家庭通常在住宅周围栽种桑树或榆树。汉代的一些循吏，如西汉颍川太守黄霸，渤海太守龚遂，东汉桂阳太守茨充等，都教民种植桑树或榆树，作为扶植小农经济的重要措施。①地主田庄栽种的树木则品种较多。如南阳樊重的田庄“竹木成林”，“尝欲作器物，先作梓漆”②。《四民月令》说：“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诸树竹、漆、桐、梓、松、柏杂木；唯有果实者，及望而止。”独立经营的林业当时亦已形成。大土地所有者种植的经济林属于商品生产，有的规模相当可观。《史记·货殖列传》列举的各地土特产，有不少就是人工种植的经济林。如“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司马迁认为经营这些经济林的“素封”之家，其收入可以比食邑千户的封君。用材林的大规模采伐，基本上是利用天然林木。《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富兴建宫殿、苑囿、陵墓、官署和第宅，都需要大量木材，因此林木的采伐业也相当有利可图。《史记·货殖列传》列举的“素封”之家，就包括“山居千章之材”的所有者。林木采伐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烧炭。《汉书·外戚传》说，窦广国少时为人所略卖，“为其主人人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广国)独脱不死”。百余人烧炭，其林木采伐量肯定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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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89《循吏传》，《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② 《后汉书》卷32《樊宏列传》；又《水经注》卷29《沘水注》。

饲养家禽和小家畜，是秦汉时代农民和地主家庭副业的组成部分。但畜牧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在当时的国民经济生活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秦汉国有的苑囿有相当一部分用作牧苑。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厩苑律》，规定对国有牲畜饲养人员的工作要定期进行考核。西汉初年由于长期战乱的结果，曾出现“白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①的局面。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已经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②。武帝因为对匈奴用兵，需要大量马匹。汉政府在长安附近有六厩，“马皆万匹”③。在西北边郡还置六牧师苑令，“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④私营畜牧业也有相当大的规模。秦始皇时，“乌氏倮畜牧”，“畜至用谷量牛马”。⑤秦汉之际，“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⑥。汉武帝时，卜式“人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⑦。西汉末，马援在陇汉间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⑧。这种私营畜牧业，大都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为了鼓励和保护牛马的繁殖，汉政府不但禁止随意杀牛，而且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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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30《平准书》。

② 《史记》卷30《平准书》。

③ 卫宏：《汉旧仪》。

④ 《汉书》卷5《景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

⑤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⑥ 《汉书》卷91《货殖传》。

⑦ 《汉书》卷58《卜式传》。

⑧ 《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

⑨ 《盐铁论·刑德》。

《汉书·地理志》说江南“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巴蜀“民食稻鱼，亡凶年忧”，可见这些地方的农民都把渔业作为一项家庭副业。东汉明帝时，下令禁民二业。刘般上书说：“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实，无关二业也。”①农民在农闲期间从事渔捕，带有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在当时人眼里并不属于从事末业。至于脱离农业而独立的渔业，则属于商品性生产。《盐铁论·本议》说，燕、齐之鱼盐“待商而通”；同书《通有》说，“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说明在沿海地区，渔业生产相当发达。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曾奏请增海租三倍。居延汉简记载，寇恩之子受雇为甲渠候粟君捕鱼，寇恩本人又为粟君载鱼5000条去鯀得出售②。粟君是边塞基层官吏，但他却雇人捕鱼并长途贩运出售，说明即使在居延这种内陆地区，渔业生产在当地经济生活中也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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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39《刘般列传》。

② 居延新简“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见《文物》1978年第l期。

秦汉手工业大致可分为纺织业、制盐业、酿造业、矿冶业、日用器物制造业等生产部门。矿冶业包括铜和铁的采矿、冶炼和铸造，主要是农具、钱币和兵器的生产。日用器物制造业包括金银器、铜器、漆器、陶器和舟车的制造。考古出土的丝织品、漆器、金银器和铜器表明，当时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手工业的所有制性质和经营方式而言，则可分为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三大类。

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家庭纺织业。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家庭纺织业并非属于“末业”，而是“本业”的组成部分。从战国到秦汉，在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织业相当普遍。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有些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西汉时还不知道纺织，但到了东汉也逐步得到推广。如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②，五原“俗不知织绩”，崔寔任太守时，“为作纺绩、织红、練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③。曹操平定冀州之后，下令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封建国家规定农民家庭都要缴纳绢和绵，说明家庭纺织业已经成为小农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农民家庭通常只能生产布帛一类的初级产品，锦绣罗纨等高级丝织品，除官手工业外只有城市中的私营手工业作坊才能生产。左思《蜀都赋》形容成都织锦业的景象说：“癏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可见有的城市私营纺织业相当发达。

盐铁关系国计民生，是最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从秦到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垄断山林川泽之利，虽然允许私人经营盐铁生产，但实行重税政策。董仲舒说，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富者得“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④。事实上，经营有一定规模的盐铁生产不但需要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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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28《地理志》。

②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③ 《后汉书》卷52《崔寔列传》。

④ 《汉书》卷24《食货志》。

多的资金投入，而且要有熟练的生产技术。在封建国家重税政策下，能够从事这种规模生产的只能是少数富豪。《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的蜀卓氏、宛孔氏之先，在秦统一六国后被强迫迁徙异乡，之所以能够重振旧业，就因为他们既有“余财”，又有生产经营的知识和经验。汉文帝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①，原先的重税政策有了改变，因而私营盐铁业也有了较大发展。除了吴王刘濞和邓通这些拥有煮盐铸钱特权的贵族官僚之外，一些经营盐铁业的豪强大家，生产规模也相当可观，“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②。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基本上是家庭作坊的小规模盐铁生产的个体手工业者。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说：“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③盐与五谷同价，固然违反价值规律，却反映了盐的产量有较大发展的事实。贤良还说，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通常是“家人相一，父子戮力”，产品“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④这种个体手工业者所提供的产品，比起官营手工业来对农民更方便和适用。由于适应农民需求，当时这种小型冶铁作坊的数量是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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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错币》。

② 《盐铁论·复古》。

③ 《盐铁论·水旱》。

④ 《盐铁论·水旱》。

秦汉宫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的用品等。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简陋铜器等。汉武帝因为国家财政用度不足，实行盐铁官营，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发展。它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也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由于其生产和经营体制存在许多弊病，在朝野上下却引起许多不满和怨言。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所列举的盐铁官营许多弊端，诸如“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器多坚[石+坚]，善恶无所择”；“贾贵，百姓不便”等等①；应该说都是事实。而且贤良所说的一些弊病，在官手工业的许多部门中都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手工业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皇室、贵族和官僚的消费以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日用品和奢侈品，不惜工本，极尽精美华丽，“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②。但是供应人民日常消费需要的盐铁，产品质量却非常低劣而售价又很高，这自然要引起人民的抵制。盐铁官营因此也就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到了东汉和帝时，终于“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人税县官如故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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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水旱》。

② 《盐铁论·散不足》。

③ 《后汉书》卷4《和帝纪》。

无论是官营手工业或私营手工业，在许多场合下生产和销售是相衔接的，生产者往往也是销售者。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工商业都是“末业”。但是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独立的商人阶层。从战国到秦汉，独立的商人日趋活跃，商业资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这种独立的商人或长途贩运，或坐市列肆，通过贱买贵卖的手段获取暴利。《史记·货殖列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在当时人眼里，经商是最容易致富的职业。《货殖列传》列举的通都大邑的商品形态，包括各种农副产品和日用器物，乃至奴隶。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商人的利润率一般可达20％。即使是饮食业的商人，也都可以成为巨富。如“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①。

汉代的一些政论家经常抨击商人兼并农民，以至使农民都“背本趋末”。有的人对农民“背本趋末”的现象还作了十分夸张的描述，如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於农夫，虚伪游手什於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洛阳是当时的大都市，非农业人口大大超过农业人口是有可能的。但说全国郡县市邑“类皆如此”，就决非事实。为什么当时的一些士大夫要极力夸大和抨击农民“背本趋末”的现象呢?王符的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说：“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②在汉代统治阶级的一些人看来，农民之所以饥寒交迫和乱法犯禁，就因为“本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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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足相供”，亦即弃农经商的人太多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王符无法理解，农民饥寒交迫和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官府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绝大多数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事实上，大批农民离乡背井，更多地是成为流民或为人庸作，能够经商的是极少数。认为农民“背本”就是“趋末”，“趋末”就是从事工商业，这完全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汉书·昭帝纪》说：“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为人庸作”。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去从事暂时陸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①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他们通常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②，记载家住颍川昆阳的寇恩寄居居延，受雇为鄣候粟君载鱼去鯀得出售，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事贩运性商业的雇佣劳动者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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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

② 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本业”和“末业”之分，固然反映了农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这一客观事实，但汉代一些政论家“重本轻末”的观念以及封建国家所采取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却说明统治阶级中相当多的人根本不理解经济生活的运行需要各产业部门协调地发展。当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于所谓“本业’，和“末业”的关系持有不同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則财匱少’。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班固的《汉书·食货志》也说：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咸。”

在盐铁会议上，当主张“崇本退末”的文学提出“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时，桑弘羊驳斥说：

“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則谷不殖；宝货绝，則财用匱。”①

应该说，司马迁、桑弘羊和班固等人对于农业和工商业关系的认识，比起那些把“本业”和“末业”对立起来的士大夫要高明得多。历史表明，尽管秦汉时代不断有人呼吁重农抑商，封建国家也确实实行了抑商政策，但经济发展自有它的客观规律，商业在政治的和社会的压力下，依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②。商人兼并农民，始终是汉代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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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本议》。

② 《汉书》卷24《食货志》。

二、经济类型：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大都肯定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战国以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远非欧洲中世纪所能比拟，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者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如何说明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事实?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又如何解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真正的自然经济中，农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极小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也只有一个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例如古代罗马许多大领地和查理大帝时的领地都是这样，整个中世纪的情形也或多或少是这样”。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说：“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滿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②通常认为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经济生活的以上论述得出的结论。但是我们知道，即使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是不多的，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绝大部分的经济条件都不是从自身的产品中得到补偿和替换的，因此也谈不到自给自足。．显然，用“自给自足”来界定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即使对于欧洲中世纪来说也是很难完全适用的，更不用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虽然肯定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类型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经济，但并没有排斥商品经济的存在。他们在谈到自然经济的时候，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③我们可以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因此，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说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根据对自然经济本质特征的这种理解来考察秦汉社会的经济生活，应该说它基本上也是属于自然经济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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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2页。

③ 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43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页。

秦汉时代的民间手工业，除了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之外，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其产品基本上都是为了出售，因而应该说具有商品生产性质。官手工业中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盐铁、舟车、日用器物等，也可以说属于商品生产。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以货易货的商品交换方式，实际上完全是一种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由豪强大家经营的盐铁生产，“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生产规模颇为可观。在封建国家实行盐铁官营之前，私营盐铁业的商品生产是相当发达的。一些盐铁商“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②，皆致巨富。但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之后，私营手工业中最有利可图的商品生产部门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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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复古》。

② 《汉书》卷24《食货志》。

了致命的打击。官营盐铁业虽然也是一种商品生产，但它从生产到流通，都明显违背商品经济的规律而带有自然经济的烙印。“卒徒工匠”是官营盐铁业的主要劳动者，他们大多是官府征发来的农民，其生产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产品的质量不好，价格昂贵，不受人民欢迎。“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①，亦即由官府把卖不出去的产品强行向人民配卖。盐铁是手工业生产中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门，上述这些情况，说明在秦汉时代，无论是民间手工业或官府手工业，对于它们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都不能估计过高。

如果说手工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生产的话，那么农业生产的性质则是另一种情况。战国时代形成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②这是典型的从事自给性生产的小农家庭。从战国到秦汉，真正能够达到这样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但绝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都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没有从事商品性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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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水旱》。

② 《孟子·梁惠王上》。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重要特色。《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养活一大群贵族官吏和军队。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而妇女则主要从事纺织。所以班昭《女诫》把“专心纺绩”列为“妇功”的主要内容。①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人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②这是当时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缩影。

秦朝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③，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拖人绝境。汉初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广大小农得以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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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84《列女传》。

② 《后汉书》卷83《逸民列传》。

③ 《汉书》卷24《食货志》。

“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

贤良所说的“往者”，指汉武帝以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富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也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从根本上说来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汉代农民的作物收获，如以一小亩产粟2石，一大亩产粟3石计算，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约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如果不计算副业收入，单靠这些粮食收获，一个农民家庭要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显然是相当拮据的。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①汉代一般成年劳力每月口粮需要谷物3石②，即使不考虑蔬菜副食，每人每月尚需食盐3升③。以此测算，一个四口或五口的农民家庭，假设有百亩(小亩)土地，每年收获200石谷物，扣掉全家口粮和食盐的消费，虽略有剩余；但如果再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④而这笔帐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由此可以推知，一般农民是不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的。何况汉代农民真正占有百亩土地的家庭并不多，许多贫苦农民只有数十亩甚至十几亩土地。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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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参看本书第21章第1节所引《盐铁论·散不足》、《氾胜之书》和崔寔《政论》等书的有关记载。

③ 参看本书第2l章第1节关于汉代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的计算。

④ 参看本书第21章第1节关于汉代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的计算。

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①像这样的农家，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显然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可以弥补他们生计的不足。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采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②反映当时一般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著替换的需要。《急就篇》云：“园菜果蓏助米粮”。说明除了专业户之外，一般农家种植的蔬菜瓜果主要是用来作为粮食的补充和备荒。《四民月令》谈到了农家在不同的季节宜于买进或出售何种粮食作物，但对于蔬菜瓜果，则只谈何时可以种植，而未提及买进或出售。倒是有关于蔬菜瓜果用途的记载，如：“可断瓠作苗瓠，瓠中白肤实以养猪致肥，其辦则作烛致明”，等等。这也反映农民种植的蔬菜瓜果基本上是供自家消费之用。至于家禽家畜，一般贫苦农民是没有能力饲养牛马等大牲畜的，他们通常只能喂养少量的鸡和猪。有的甚至连猪也喂养不起，所以《盐铁论·取下》载贤良感叹说：“原马被山、牛羊满谷者，不知无孤豚瘠犊者之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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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②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47。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非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有的论者把农民与市场有一定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看作是农民从事商品生产，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①。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有些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则直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②这些因素都促使农民不能不从市场购置衣着。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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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参看本书第4章第5节。

③ 《盐铁论·本议》。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晁错说，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①。他们投入市场出售的农副产品，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必要产品而不是剩余产品。也就是说，他们和市场的联系实际上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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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秦汉的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租佃农民的经济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的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土地的地主，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并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其家庭生活完全依靠200亩土地的地租收入，则他家的生活水平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亦即不会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制地主的经济显然也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①。仲长统《昌言·损益》说，“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可收租谷1000—1500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如此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入市场换取巨额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

秦汉时代还有些大土地所有者并没有把土地出租，而是自己经营田庄，役使奴隶和雇佣劳动者从事生产。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大都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②，可以说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樊家田庄“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像樊家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樊重的田庄说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互相补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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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

② 《水经注》卷29《泚水注》。

但是秦汉时代像樊家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多数的地主田庄，通常是依靠田庄的生产满足家庭的大部分消费需要，但也要从市场上购进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和需要替换的生产工具。与此同时，它们又把田庄商品性生产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史记·货殖列传》所谈到的通邑大都市场上的一些农牧产品和果品，多数应是地主田庄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谈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①。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入市场的。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大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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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有许多生动而带有夸大之词的描写，如说“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等等。有的学者据此认为，秦汉时代已经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当时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大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说：“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②也反映了农副产品的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

商人的活跃和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并不矛盾。马克思曾经说：“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③他还指出：“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④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商品生产并不发达，只是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才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投入市场用以交换的产品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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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页。

篇3

汉代之前的漆器状况

考古发现证实，最早的漆器发现于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如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原始漆器，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的漆木碗；商周时现得更多，如安阳商代帝王陵墓内，河北藁城商代遗址等均发现过漆器的残痕和漆器；春秋晚期楚国的漆器更为发达，仅长沙浏阳桥M1中就出土了49件；战国时期，漆器制造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兴盛起来，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的使用开始逐渐衰落，相比于青铜器具有轻巧、耐酸、耐腐，极易装饰花纹，又具有鲜艳光泽，同时原料来源也较为广泛的漆器则受到青睐。

战国早期至中期漆器的木胎厚重，有的是在精工雕刻的木器上加以绚丽的彩漆，故很多漆器又是雕刻工艺品。中期以后漆器的胎骨向轻巧方面发展，这时的胎有纯木的，也有用皮做的，有的在木胎上加用编织物，还出现了夹胎。到了战国末期漆器的制造更趋向华丽和牢固，如漆器的耳、钮、足用金属制成，同时为了加固器身，在漆器的口沿或底部镶套铜箍、银箍，即铜扣、银扣，在个别的漆器上还出现了金箔贴花。

从各地考古出土的漆器来看，从器类、器形到图案、纹样，都各具特色。黄河中下游为箱、鉴、壶、豆、盒。彩绘多为云雷纹、回纹、蟠螭纹、窃曲纹。江汉、江淮地区多为家具、座屏、乐器架子、兵器附件、床、镇墓兽等。蛇和鹿的形象在楚国漆器造型与器表纹饰汇总最为常见。湖北、四川境内战国晚期秦墓中出土的漆器多为日用品，薄木胎较多，常见烙印戳记和针刻文字，器表图案多为几何纹、云纹和花鸟、鱼纹。另外，战国漆器上有的还有针刻或烙印的文字，这些文字为研究当时漆器制作的时间、地点和作坊组织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漆器制造上体现出来的这一系列变化与进步，表明了战国时期手工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诸多发展状况。商周时期盛行的青铜器一度被看作是贵族和上层人士的身份象征之一，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由于铁器的推广以及使用，使得铜器的使用逐渐减少，漆器则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制作精美的漆器也逐渐成为上层社会喜爱的物品，到了汉代漆器的使用范围更大，制作技术也更加成熟，体现出当时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汉代的漆器

汉代漆器进一步取代了青铜器，成为贵族富家的日常生活用具。有些精致的漆器，其价格远远高于一般铜器。在漆器制作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创新。器类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器形有鼎、壶、钫、盒、卮、F、盆、奁、案、耳杯、屏风、几等，其中最多见的是耳杯、盒、盆、奁等。还有些少见的漆器，如六博棋盘、漆虎子、漆面罩、漆纱帽等。胎质主要有夹胎、木胎，也有少数竹胎。纹样的特点是细致而流畅。西汉时最常见的图案有龙凤纹、草叶纹、花瓣纹、云气几何纹、动物纹、旋涡纹以及卷云纹间以鸟兽纹，线条一般都勾连交错。东汉时最常见的图案有菱形纹、流云纹以及怪兽、羽人、猛虎等；此外有人物故事，特别是古代圣贤、皇帝、忠臣、孝子、裂女的题材极为流行。装饰方面，除继续使用铜、金、银镶套口沿或底部的扣器外，还有用贝壳嵌入器身的，或在器盖上用柿蒂形鎏金铜片、四叶蒂形铜片装饰，并在上面镶嵌珠饰。还有在漆器上用金银箔贴花（将金银薄片剪成各种纹样，如各式人物、飞禽、走兽、人形怪物、海水翔云等等，以胶漆粘于漆胎上，经过涂漆约二三层，再行打磨显出花纹，最后推光即成）和金银平脱（与金银箔贴花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平脱在金银薄片上再加3镂孔花纹，花纹上较大快的地方，再填以精细的毛雕，工艺过程比较复杂）。

汉代漆器上施画的技法主要有彩绘，即用生漆制成半透明的漆液，加上各种颜色，描绘于已经涂漆的器物上，色泽光亮，不易脱落。其次是油彩，用油汁调和颜色，描绘于已经涂漆的器物上。所绘花纹因油脂年久老化，易于脱落。另外有针刻，因针尖在已经涂漆的器物上刺刻花纹，又称为“锥画”，有的器物在刺刻出来的线缝内填入金彩，能够产生类似铜器上金银错的花纹效果。

汉代漆器主要由蜀郡（今四川成都）、广汉郡（今四川遂宁或梓潼）、河南郡（今河南沁阳县）以及都城长安的工官制造（汉代漆器一般都有铭文，除战国时已有的针刻和烙印外，还有墨书和漆书。凡属国家设立的工官，其铭文都有容量、年代、地点、作者姓名、监督制作官员的姓名和祝词等。地方官府的工官制造的漆器往往有地名。）。这种官府手工业一直到东汉时期才逐渐衰落，而私营漆器制造业却开始发展起来，东汉时期的私营作坊制造的漆器，一般无铭刻。例如在贵州省的清镇、甘肃省的武威及朝鲜的平壤、蒙古的诺彦乌拉等地墓中出土的汉代漆器，都有详细的铭文，这些器物上的铭文成为研究当时工官制度的重要资料；广东省广州西村、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罗泊湾、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湖南省长沙马王堆和湖北省江陵凤凰山等地西汉前期墓中出土的漆器，分别有“蕃禺”、“布山”、“莒市”、“成市”的烙印，同时又多有“市府”的烙印，说明这些漆器分别是在南海郡的蕃禺（今广东省广州）、郁林郡的布山（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城阳国的莒县(今山东省莒县)和蜀郡的成都制造的，而主管部门则为各城市中管理工商业的官署──“市府”。安徽省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中出土的漆器，有“女阴”烙印，并在铭文中记明负责制造的官吏和工匠的名字，说明诸侯王和列侯也自设手工业作坊，制造包括漆器的各种器物。

汉代以漆器作为明显例证，体现了社会经济的进步。手工业的不断繁荣，使国家由从管理体制上加强对手工业制造的管理。汉朝中央政府在各地设工官，大约是在景帝至武帝的前期，其中蜀郡和广汉郡的工官大量制造漆器。四川的漆器制造十分兴盛，产品运销到长沙、江陵等地，因主要供宫廷使用，所以器物铭文中多有“乘舆”字样。汉代漆器制作精巧、色彩鲜艳、花纹优美、装饰精致，显得十分珍贵，宫廷用漆器为饮食器皿。有些漆器上刻有“大官”、“汤官”等字样，系主管皇家膳食的官署所藏之器。据新莽时期的漆盘铭文，当时长乐宫中所用漆器，仅漆盘一种，即达数千件之多。贵族官僚家中亦崇尚使用漆器,往往在器上书写其封爵或姓氏，作为标记，以示珍重。汉代统治阶级对漆器的爱好，使得汉代漆器制造盛极一时，漆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

汉代漆器中浓缩的历史文化

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湖北省江陵凤凰山和云梦大坟头等地汉墓出土的漆器，数量大、种类多、保存极好，是研究汉代漆器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成为研究汉代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器物。

汉承秦制，进一步强化了封建集权。秦始皇时期焚书坑儒也是旨在加强对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西汉王朝鉴于秦的二世而亡，在具体统计策略上有所改变。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董仲舒对儒学加以发展，提出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同时强调了儒家的三纲五常观念。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中的主导地位是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这种影响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例如在漆器的纹饰表现上，可以十分直观的感受到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状态。

汉代漆器上的人物故事，特别是古代圣贤、皇帝、忠臣、孝子、裂女的题材极为流行，不得不说是这种文化政策下影响的结果。君臣、父子、夫妻正好体现了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所谓“三纲”，在汉代儒学看来，文化的一统与政治的一统其实是一致的，文化的一统可以为政治等的一统奠定深入人心的统治根基，而这种观点也恰恰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如此一来，其在社会上的普及也就在文化发展的意料之中了。虽然受到统治阶层的偏爱，但儒学能够在汉代取得如此地位也在于它提倡和的精神，能够贴近人情。“儒家的纲常名教正是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联系的，富有人情味，具有平易近俗的特点。因而儒家的教义很容易深入等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发挥‘一民心，齐民俗’的教化作用。儒学既不像法家学说那样强硬，也不像道家学说那样玄远，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便于推行道德教化的思想工具，这是它受到封建统治者青睐的又一原因”（毛礼锐等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9至50页）。汉代在思想文化层面的这一特点体现在当时手工业器物制造上就表现为鲜明的纹饰图案，考古发现的汉代漆器上的纹饰特点也从一方面较为直观的说明了这一点。

在考古发现中，长沙马王堆汉墓以及江陵汉墓等出土的漆器具有很高的价值，从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一些汉代漆器作品，得以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如；

图1 针刻纹漆奁 西汉 于1972年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直径11厘米，高5.9厘米，为化妆奁盒，夹胎，盖里外中心部分针刻云气纹，并加朱绘，盖边缘及器身近底处针刻几何纹，并朱绘点纹。针刻技法在战国时已经产生，至汉代时更发展为在刻划出来的线缝内填入金彩，称之为“戗金”工艺，使其产生类似铜器上金银错的花纹效果，代表了汉代髹饰工艺的发展水平。（双层九子漆奁，见图2）

图3 彩绘猫纹漆盘 西汉 口径27.8厘米，高6.2厘米，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为盛食器，旋木胎，盘内黑漆地上画三猫一龟。猫用红漆单线勾勒，内涂灰绿色漆，朱绘耳、须、口、眼、爪、牙和柔毛，画面特别突出了猫大睁的双眼和长尾巴以及乌龟的长颈，形象颇为生动。三猫一龟的周围以红色和灰绿二色绘云纹。盘口沿朱绘几何图案，画面整体呈同心圆的形态向外扩展，构图讲究对称。龟代表长寿，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祥瑞，与龙、凤、麟并称“四灵”。猫与龟的组合，反映了当时人们希望延年益寿的美好愿望。

图4 “君幸酒”云纹漆耳杯西汉，长16.9厘米，高4.4厘米，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为饮食器，斫木胎。椭圆形，圆唇，小平底，月牙状的双耳稍微上翘。杯内髹红漆，以黑漆绘卷云纹，底黑漆书“君幸酒”三字，即“请君饮酒”之意。外壁和杯底髹黑漆，光素无纹。口沿外部及两耳上以朱、赭二色绘几何云纹，耳背面朱书“一升”二字表示容积。遣策称为“小具杯”。耳杯或称羽觞，其名之由来，一说是因其形状似爵（雀），两耳像雀之双翼；一说是杯上可插羽毛，有催人速饮之意。古时用于盛酒或盛羹。据汉代文献《盐铁论》记载，一杯用百人之力方可制成，故价格十分昂贵，一个漆杯的价格甚至相当于十个铜杯。作为饮食器皿，漆器比青铜器更具优越性，故为宫廷及贵族官僚所爱好，漆器因此也成了特权和财富的象征。

图5漆F西汉，通长33厘米，宽26.4厘米，高8.5厘米，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为盥洗器。斫木胎，外底朱书“a侯家”三字，并隐约可见烙印戳记“成市草”，表明该F造于汉代著名漆器生产中心蜀郡成都。F壁画有四只翩翩起舞的凤鸟，勾勒简洁、曲线流畅，画面清晰利落，情趣盎然。造型单纯自然，很像水瓢。古人在举行重要礼仪活动时或饭前饭后都要洗手，漆F为浇水器，漆盘为接水器。先秦和秦汉墓葬都有盘、F成套出土现象，这说明至少在汉初仍沿用先秦沃盥之礼。这种盥洗器是古代贵族专门用来洗手的用具，在洗手时由一长一少奴仆服侍，长者持漆F自上而下浇水，少者捧盘在下承接。

图6 黑地彩绘棺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长2.56米，宽1.18米，通高1.14米。黑地彩绘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二层，棺内涂朱漆，右侧板内壁中上部的朱漆面上，有黑漆勾出的奔马和人，笔画草率，勉强成形。棺的外表，以黑漆为地，彩绘了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以及穿插其间、形态生动的许多神怪和禽兽。黑地彩绘棺上所绘的百个图像中，有怪神、怪兽、仙人、鸾鸟、鹤、豹，以及牛、鹿、蛇等十余种形象，其中怪神或怪兽最多，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神怪和禽兽形态各不相同，描绘得栩栩如生，变化多端，在云气间安排得十分得体，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和熟练的技法，是研究当时绘画艺术的重要材料。

图7 博具 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博具盒边长45.5厘米，通高17厘米，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是迄今出土最为完整的一套博具。

博是古代一种争胜负、赌输赢的游戏。《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戳辱之。”，博的出现应不晚于商代，先秦时期已经流行，而汉时尤盛，上自天子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是博戏迷。史书记载，汉代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和宣帝均喜好博戏，正所谓上行下效，因此博戏在民间也广为流行。《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哀帝建平四年，“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博具，歌舞词西王母。”，可见人们将对博戏的喜爱推广到了神仙层面，在祭祀之时也要张设博具。据目前考古发掘报道，已出土30余件古代博具实物（包括冥器），其中7件出自战国、秦代墓葬，20多件出自两汉墓葬。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这套博具，较为完整。主要有：博局（棋盘）、其（棋子）、g（筹码）、采或z（骰子）、刀、削和小铲等，并且用博具盒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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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柬埔寨；投资；投资领域

一、投资总量

近年来柬埔寨的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也不断的发展，中柬两国高层领导间相互访问频繁，中国政府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积极鼓励本国企业到柬埔寨进行投资，并向本国的这些企业提供了低息贷款，随着两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在柬埔寨的投资形式和投资领域不断拓宽。根据柬埔寨发展机构（CDC）报告，2014年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累积投资已达100亿美元，中国的投资远远高于韩国（44亿美元）和欧盟（37亿美元）之和。从图1可以看出柬埔寨的GDP自2003年到2013年的变化，总体来看呈上升趋势。

二、特点

（一）投资金额稳中有升，平均增长幅度较大

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金额总体是不断上升的，主要得益于中柬两国的友好发展关系，政策方面，中国政府通过提供低息贷款等各种政策措施鼓励本国企业到柬埔寨投资。经济方面，中国不仅是柬埔寨最大的外资投资国，而且还与柬埔寨进行着频繁的经贸合作，是柬埔寨的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从而可以看出中国对柬埔寨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投资结构分为两大块

中国是柬埔寨不可或缺的投资来源地。中国的国有企业主要投资领域主要是水电、矿业、基础设施等，这些领域的主要特点便是资本回收期长，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见效慢；中国的私营企业主要投资领域是制衣业、旅游业、农业等，相对于国有企业的投资，中国的私营企业投资领域的特点是资本回收期短，见效快。

（三）投资领域比较广

中国作为柬埔寨重要的投资伙伴，其投资的领域比较广泛。下图2是1993―2013年，柬埔寨吸引外资（FDI）主要流入领域。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旅游业，其次是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图2略）

柬埔寨有可耕地面积约 670万公顷，但目前实际耕种面积仅约为 260万公顷。由此可见，柬埔寨的农业发展潜力很大。中国有着非常广阔的土地，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的技术和机械化的优势与柬埔寨肥沃的土壤、廉价的劳动力方面进行合作开发，目前来看，这一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柬埔寨的工业技术含量低，基础薄弱，和其他国家相比缺乏竞争力。因为柬埔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纺织和成衣制造业成为柬埔寨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纺织和成衣制造业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出口；有利于吸纳大量的劳动力，从而提高人民收入；还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柬埔寨做出的战略方向是加强企业管理、发展配套服务产业和培育良好的经商氛围。柬埔寨大力发展本国的旅游业，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给当地人们创造就业机会，也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等。吴哥古迹和首都金边都是柬埔寨主要的旅游地点。但是柬埔寨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柬埔寨一边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同时，一边也积极进行本国旅游特色的宣传推广。据统计，柬埔寨有古寺庙800多座，而且还有更多的古寺庙在开发之中。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产业，因为有利于发扬本国的文化，体现本国的特色，提升本国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产业，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比如说交通的完善、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旅游收入的提高，能够间接的提高人民收入及生活水平。

柬埔寨拥有巨大的水电资源，因为柬埔寨的经济发展落后，技术水平低，所以其水电资源的开发缺乏技术和资金，因此柬埔寨政府积极提供优惠政策，用以吸引外来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水电资源。与柬埔寨周边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先进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经验。水电资源的开发有利于节约煤炭资源，发挥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并有利于环境的改善。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了很多水电项目，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水电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柬埔寨技术、资金的不足，中国企业在对柬埔寨水电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柬埔寨发展水利资源，降低电价。关于水电资源开发这一领域，投资的金额巨大，且资本回收期长，主要是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进行投资。中国企业对柬埔寨水电资源的开发投资，不仅促进了柬埔寨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能够降低柬埔寨的电价，扩大电的输出量，从而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发展上获取竞争优势。

总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柬埔寨进行投资，对柬埔寨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促进了柬埔寨技术、经济及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熊彬，马世杰.中国对柬埔寨投资企业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广义定序Logit模型[J].国际贸易问题.2015（9）

[2]（柬）那拉.国际援助的作用：以中国与日本对柬埔寨的援助为例[D].长春：吉林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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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场目标明确的改革，效果非常明显。自1997年以来，江阴的经济成长速度一直居于全国前列，目前，江阴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三百分之一的GDP，人均GDP已达到了4000美元。经过十年的发展，江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50%，人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460%。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中，江阴经济总量和工业生产总量就翻了两番。

从“放小”向“促小”的转变。“抓大放小”的卓越成绩虽然导致了江阴经济的高速成长，但逐渐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上市公司的发展固然有利于江阴GDP的增长，但随着上市公司资本实力的增强，本地的市场规模、发展机会和资源条件变得相对有限，上市公司们所采取的发展方式必然是跨地区发展的方式，募集资金的投向越来越多地不在本地区；其次，上市公司为了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即使投资于本地区，采取的技术路线也必然是“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的路线，以争取与本地或外地同类企业之间差别化的竞争优势，从而对当地的就业贡献越来越小；第三，由于，上市公司的管理的逐步规范化，它们面对异地股东及市场监管机构的制约，本地政府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弱，这些大企业的发展目标必然会与本地区的发展目标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从改革的目标来看，这当然是一个正确的趋势，但对江阴市政府而言，这无疑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增大了政府实现其他方面目标(如城市化和充分就业方面的目标)的压力，迫使江阴市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抓大放小”转变为“抓大促小”的战略。

“苏南模式”的新内涵。首先，江阴中小企业的发展势头极为强劲。在全市10458个工业企业中，镇村、私营、个体企业总数占99．10％，它们的工业产品销售收入也占到全市总额的86．58％。特别是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活力日益增强，进入了全新的强劲发展时期。2001年，私营个体经济的工业产值增幅和产品销售收入增幅分别为29.92％和32.55％，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其次，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江阴的民营企业中，已经出现了一批非常具有成长性的企业。这些企业或者在一个细分市场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很多企业会在国内市场上拥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或者在一个区域市场上具有决定价格的能力，或者已经将产品打进了国际级大公司的采购范围。

最为重要的是，江阴的制造业企业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梯度的层次。第一层是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集团(年销售额大多在10亿以上)，第二层是基本达到上市公司水平、很快能够上市的企业(年销售额5～10亿之间)，第三层是我们此次重点调查的成长性很好的中小企业(年销售额500万～5亿之间)，第四层则是大量在寻找市场机会、谋求发展空间的新创业企业。在江阴，每个层次的企业都在为下一个层次的企业提供创业和经营方式的示范，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流动则又为新的企业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源。一方面，新创业企业在不停产生，另一方面，已成立的企业可拾级而上，稳定扩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极有生机的、非常有利于企业成长的经济环境。而这应当是江阴经济所表现出来的新生的“苏南模式”最有价值的地方。

这样一种良好的创业环境，引发了全社会的投资热情。在最近几年，江阴保持了极高的投资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资本形成总额达到近60％。

这样，在企业民营化的基础上，加上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不同层次企业间的相互推动，使江阴的中小企业形成了三个十分明显的特征：第一，参与分工。江阴的制造业产品多数不是最终产品，而是制造业产品的产业链上的某个环节上的产品或“中间产品”。江阴的乡镇工业是从为上海及苏锡常的国有工业配套起步的，这使得江阴企业具有很强的为大型工业企业配套的能力。其客户遍布全国。第二，做大做强。江阴企业有完善的管理制度、诚信的商业行为和不断提升产品水平的发展眼光。第三，注重科技。以上三个特征，是江阴的成长性中小企业的共同特征。因此，我们可以重新诠释“苏南模式”的内涵，这就是以加工工业为基础、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参与国内和国际分工而逐步做大做强的极具代表性的工业化道路。

“苏南模式”竞争力的基础

上海与苏南：对历史的简要回顾。在苏南地方工业的发展过程中，上海与苏南之间的梯度转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性质不同、但同时并进的发展过程。一是苏南地区的中小企业替上海工业作代工，把上海的部分生产活动转移至苏南成本较低的乡镇企业中去，以降低上淘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这样一种过程首先发生在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并逐渐扩展到上海的各个传统的工业部门。通过代工，乡镇企业的技术和工艺可以得到提升，并逐渐接受了现代工业管理的知识和理念。二是人力资源通过不同形式从上海向苏南地区的中小企业转移，这一方面缩短了当地技术提升的过程和时间，同日寸又完成了与商业活动相关的信息转移。苏南企业由此开始逐步接触到较为先进的技术、国内外市场的客户以及完成交易所必不可少的经验和技巧，从而加快了当地制造业的独立发展。

可以说，在改革之前，上海和苏南的经济主要还是一个梯度发展的关系。当然，在梯度发展的过程中，当上海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或进行工业结构调整之际，苏南的地方工业就会“乘虚而入”，取得一块原本属于上海的市场。这时，在上海和苏南之间，就会发生相当激烈的竞争。而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向城市发展之后，这种原本就存在的竞争关系开始愈演愈烈了。从1984年开始，当乡镇工业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苏南经济的活力开始进发，江浙丽省的乡镇企业向上海的工业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势不可挡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往往是苏南工业以其更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和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逐步完成了相当一部分产业的生产替代。特别是在90年代开始，上海进行了全面的经济结构调整，资源向汽车、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方向转移，苏南和浙北的中小企业则在轻工、机械、纺织、冶金、建材等产业中，通过竞争最终压倒了上海企业，在市场上取而代之。

在这个转移、竞争和替代的过程中，上海与苏南地区工业的关系由示范、配套合作、相互竞争到逐步替代，几十年里使苏南地区工业在轻工、机械等传统行业中取得了扎实的发展，并在最近的十多年里迅速取代了上海同类传统工业在国内外的市场地位和份额。

当然，对上海来说，这样一种过程也推动了上海工业的升级。一方面，乡镇企业咄咄逼人的竞争，使上海的政府和企业逐步认识到其传统工业在竞争方面的劣势，从而下决心开始实施产业升级的各种计划；另一方面，苏南、浙北乡镇工业的发展，又为上海的工业提供了极为良好的配套基础，使上海的工业能够顺利地完成转型和升级，并在国内市场上具有其他地区都无法比拟的成本优势和配套条件。

在苏南工业的发展历史中，有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是地方政府的作用。在苏南的工业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始终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在六七十年代中，苏南的地方政府发展出了一套地方计划的协调方法。通过这种地方计划的协调，将众多中小企业集结成较大规模的分工协作系统，在一些中央计划未能充分重视或有效协调的细分市场上，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这一经验的成功，使苏南的各级政府都将其工作重点转向了发展地方工业，同时也使得有能力推动地方工业发展的干部在各地的各级政府中受到重视(至今为止，苏南地区的干部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能力仍然是居国内前列的)。而到了80年代中期，包括乡镇一级的政府都成为了发展地方工业的主角，以至于很多学者都将当时的“苏南模式”称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二是市场因素的作用。在苏南的地方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市场因素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支配作用。一方面，苏南地区的轻工产品向国家外贸公司提供出口货源，本身就是依靠价格、质量以至人际关系之间的竞争争取来的“市场”。另一方面，苏南地区大部分生产属于地方计划或“计划外”生产，无法纳入中央计划分配体系，其投入和产出，除了依靠本地市场的协调运转之外，很大部分是依靠全国和区域的物资调剂市场来实现的。虽然当时的调剂市场不是货币为媒介的交易市场，而是实物交换，但在实物比价方面，以及产品的质量、品种等非价格因素方面，仍然是按市场交易关系确定的，并且也存在着与其他地方工业之间(包括苏南地区各县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使得苏南地区的地方工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市场影响因素。

三是以上海为主要市场的需求环境。苏南工业在起步之初，就和上海的工业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为上海的外贸部门代工，还是为上海的工业提供配套，苏南的中小企业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上海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之内。这一过程具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使得苏南的中小企业学会了“参与分工”，此后对上海传统工业逐步替代的成功又使苏南的中小企业形成了很强烈的“做大做强”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上海在当时代表了中国工业的最高水平，需求十分挑剔。特别是为上海外贸部门的“代工”，外贸部门对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的要求在当时是最为挑剔的。被迫使苏南的中小企业从一开始就较为重视技术、工艺和产品的质量控制，并且较为注重商业信誉。因此，从60年代开始的梯度转移，转移的不仅是生产能力和技术，而且包含了对工业化而言极为重要的现代工业文化。

发展传统形成的竞争优势。苏南经济的这种发展传统，形成了几个十分重要的、有利于形成和加强地区竞争优势的因素。

一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因素。由于苏南的地方企业是在本土经过很长时间逐步演化出来的，血缘一地缘关系就成为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地方政府(包括政府控制的中介服务)之间的主要组织因素。在苏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组织因素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当年的集体企业(实际上是社区企业)“改制”为家族企业，无非将地缘因素和血缘因素作了一个顺序上的调整，血缘与地缘重迭的关系，并没有多少改变。在血缘一地缘关系的基础土建立起来的深厚人际信任，仍然是苏南中小企业创立和发展的基本组织资源。由于这种关系，小企业创业和初期发展的各种困难(如资金、技术、市场信息等)都可以用低成本、非市场价格的方法解决。

二是企业之间机会相对平等的竞争格局。本土化发展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各个企业的起步条件都是大体类似的。这样，虽然血缘一地缘的关系条件对每个人并不绝对平等，但一定的机会平等是肯定存在的。至于怎样把血缘一地缘关系转化为企业成功因素，取决于经营者的能力，取决于经营者怎样把市场的机会与属于供给面的血缘一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由于本地市场的规模有限，血缘一地缘关系以至技术、信息、劳动和资金的条件大致相同，个别企业能脱颖而出，只能依靠其突出的企业家能力，能够将供给面的因素与市场机会有效地结合起来。这种机会平等的

竞争格局，实际上起着一个极其重要的汰弱留强的作用。而只要这些脱颖而出的企业未能在本地经济里形成垄断性的市场力量，改变这个机会平等的竞争格局，新的创业者仍然可以不断地涌现出来，呼应着市场土产业、产品、技术以及需求结构的不断演变而发展。

三是以现场经验为基础的技术文化。苏南地区的工业由于其手工业作坊的传统和从小到大逐步成长的过程，使其形成了十分有利于发展加工工业的技术文化。由于这里的现代工业并不是依靠外部的大规模投资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小型企业随着市场的扩大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技术水平的提升便不仅是依赖资本密集的大型设备的投入，而主要是依靠“边干边学”，通过具有现场经验的技术人员(很多人都是现在的企业主)，将技术含量相对较少的多用途设备整合起来，并将共技术水平提升。因此，在苏南的加工工业中，推动企业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作整合的人，而不是单纯的资本投资。

而以现场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展模式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一方面，规模扩张的能力强大。由于企业具有较强的设备整合能力，企业就有条件因应市场需求，迅速将整合了的生产技术结构扩张，形成生产能力扩大、生产批量增加和生产成本降低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这即是西方管理学近年所推崇的“规模增长能力”。

另一方面，技术装备配置的投资风险较低。把不同机械设备整合的成本远低于购置“成套设备”或自动化的生产设备。而在生产要求变化(如规模、规格、品种)时，整套完整配套或自动化的生产设备调整困难，成本巨大，而整合式的生产体系可以通过个别设备更换来达到要求，成本会很低。

而且，由于集中于技术整合的能力，不单表现在技术装备可以灵活整合，且可以应用于不同产业或不同产品的生产，通过系统整合的能力，达到产业和产品生产的灵活多变能力。

由此产生出来的效果，是企业可同时具备发展规模经济效益和范畴经济效益的能力，因此很能适应市场多变带来的挑战，也有利于企业在市场规模限制之下，把生产转移或扩展到其他生产技术性质相类而更有市场机会的产业和产品领域中去。这样一些例子，我们在江阴可以看到很多。与此同时，整合技术装备的能力亦可随着实际整合工作的增加而会进一步提升，促使本地机械加工工业能力的扩大和提升，从而形成一个同步演进、互相促进的区域经济竞争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上述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就形成了苏南经济独特的竞争优势。可以说，“苏南模式”再现活力，中小企业的民营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苏南模式”的竞争优势的基础，不能仅归结为所有制因素，而是其地方工业的发展传统形成的一组有利于形成和加强地区竞争能力的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江阴经济所代表的“苏南模式”的竞争优势，就是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通过“边干边学”的技术文化，实现技术进步和技术转换、并最终降低投资风险的能力。

借鉴意大利“工业地区”的经验。苏南地区(包括浙江的部分地区)加工工业发展的模式，与西欧在二次大战前后，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工业发展模式十分相近。这一使意大利在战后“异军突起”的工业发展模式(被称为“工业地区”模式)，很值得我们借鉴。意大利“工业地区”多数是以个别产业作为某一地区的主流产业，绝大多数的当地企业都加入该主流产业的生产链的生产体系。需要指出，意大利“工业地区”模式的成功，有两个重要的结构特征不容忽视。

其一，地区竞争力的依托是其最终产品的竞争力。意大利的“工业地区”大多是生产最终产品的地区。这些工业地区依靠自己的劳动成本相对低廉、技术和工艺水平又比较高的优势，一方面为欧美的国际名牌企业作代工，一方面又在培养自己有竞争力的最终产品，建立其本地品牌，从而形成了多元化的市场需求，而不是仅依赖于一两个国际名牌作为加工生产需求的来源。这使得其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和巩固。

其二，注重技术、设计、产品开发方面的投资。事实上，在近20年内，意大利工业地区的中小企业和整体的生产体系也面对着跨国大型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这些大型企业已不再单纯采用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通过全球采购，把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以外发承包的方式分散全球，运用它们的雄厚资金、研发能力、市场份额以及市场营销的规模效益所形成的控制力量，通过系统整合的供应链管理方法，与分散世界各地的中小企业的生产灵活性和低成本相结合，且让后者承担生产投资的巨大风险，从而大大提高了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包括成本优势)，这使得扎根于某一地方的地方工业企业和生产体系，难以与之抗衡。但在意大利，除了少数工业地区失败外，大多数工业地区都成功地战胜挑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它们的最终产品属于细分市场产品(多品种、小批量、高质量、潮流性强、设计和品牌因素极强)，跨国企业的大批量规模生产方式并不适合，故此往往对之回避，并没有进入市场与之竞争；而更重要的是，意大利企业在外来竞争面前，在生产技术、产品设计和开发方面大力增加投资，不断提升技术和产品水平，有足够的能力进行代设计和自有品牌的发展。

这样，在最终产品的不断创新的带动下，逐步扩展到材料、辅料、配件、零件以至加工机械的创新。随着最终产品的不断更新，配套产业的技术也在不断地进步。反过来，材料等支持产业的创新又推动着最终产品的创新。这样一种地区内的良性互动，使得意大利的“工业地区”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竞争优势。而这种竞争优势，也就是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重视的所谓“集群效应”。不过，意大利工业地区的主流产业主要集中于传统制造业，例如纺织服装、皮革制品、陶瓷制品、家具乃至包装机械等各类机械工业。在这些工业地区之中，却缺乏高新科技的产业。这或许反映出意大利工业地区的地方工业发展模式有利于劳动和技能密集的传统制造业，而不很适合涉及庞大资金和政府支持(包括与国防工业和科技相关的)高新科技产业。

因此，从意大利的经验来看，如果苏南地区制造业的发展继续集中于传统制造业，在当前和今后中国所面对的全球化竞争挑战方面，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可能更优胜于国营企业与跨国企业通过合资、兼并等形式所形成的大批量少品种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而与意大利的“工业地区”相比，苏南地区更有一个巨大的优胜之处：远较意大利更低的生产成本，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更增添了价格竞争优势。同时，我国近年来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信息化所带来的发展机会，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取得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江阴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挑战首先来自于国际竞争。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还主要是依靠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但是，在现在国际大企业都纷纷在向中国转移其制造能力的情况下，这种优势是否还能够继续成为中国本土企业的优势，就需要认真考虑了。因为，一旦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之后，他们也就能够和中国的企业一样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来进行大规模生产。在这种条件下，考虑到国际企业所具有的全球营销的资源力量和筹措资本的能力(也即是在技术、设备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力)，他们的竞争优势将会更为明显。这样一种挑战，对江阴的中小企业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劳动相对密集、技术要求较低的产品市场里，江阴中小企业会面对两重的竞争压力。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包括它们通过收购原来中国本土企业经过改造后的新企业；二是国内大中企业在跨国企业竞争的压力之下，向这个市场转移。市场竞争的加剧必然会压缩江阴企业扩张和转移的空间，打击新创业企业的机会。因此，从总体经济而言，江阴中小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必然会更趋激烈。

二是“供应链重组”的挑战。虽然目前国际资本还无暇顾及江阴的中小企业所从事的这些细分市场，但由于江阴制造业的特点是参与产业分工，而一旦这些产业中的领导企业的市场地位或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其势必要按“全球化采购”的原则对供应链进行重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个汽车整车厂的重组，必然会引起为这种车型配套的总成、部件、零件、材料等整个供应链的剧烈变动。对江阴这种以参与分工为主要方式的经济体来说，这种风险甚至是它无法控制的风险，也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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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追逐型、外源型集聚模式

外源型产业集聚主要是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利用政策和区位优势，引进三资企业而形成，广东的产业集聚展便是其中的例子。

(一)外源型产业集群的特征和效应

外源型产业集群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产品销售基本以国际市场为主，例如石碣生产的110种电子产品中，有8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东莞大岭山镇台商家具业集群号称亚太地区最大家具生产基地，但国内知名度却不高，主要是因为该集群产品基本出口，不在内地销售。外源型产业集聚由境外企业转移加工制造环节而形成，以OEM为主要业务，企业的研发、销售等战略环节基本留在境外，产业链并不完整，产业价值链缺乏战略环节，整体处于低端层次。例如，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拥有3000多家相关企业，但拥有研发机构的却凤毛麟角，东莞能够生产一台计算机95％的配件，却无法生产具有核心技术的关键组件CPU。规模生产并没有带来高额利润，如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一般只赚取5％的加工费。产品品牌基本属于外资企业，难以形成自主品牌。

外源型集群虽然属于嵌入式集群，但嵌入行为主要是基于降低成本和获取资源，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网络的联系相对松散，嵌入程度有限，产业关联度较低，企业间缺乏紧密的分工协作体系，相互依赖程度小，台商、港商、日商等各自形成自己的社会协作网络和人际交往圈子，彼此间及与当地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隔阂，集群内的龙头企业向外转移，往往也会导致为其配套生产的一批中小企业随之迁走。

外源型企业虽然地区根植性不及内源型产业集聚强，但却起了母细胞效应，其效应便像硅谷的仙童半导体公司，硅谷之内的七十余家专门从事半导体技术的企业中，约有一半是从仙童直接或间接衍生出来的，母细胞效应对区域经济的起飞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是快速带动当地经济。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自发式的产业集群发展进程往往非常缓慢，而引进外源型产业集群，寻求嵌入式发展是可供选择的一条重要快捷方式；二是促进技术进步及转变观念。借助外部力量，扩大利用外资，不仅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同时促进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扩大，对于转变观念和企业经营机制，对于管理体制创新和制度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三是在地理区位上，集群多产生于城市边缘地区或乡镇，在城市化过程中，很多产业集群所在地成为城市中心区的重要组成部份；四是在经济上，产业集群现已成为很多地区加快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增加税收和财政收入的重要载体。

在市场竞争上，产业集群已成为当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虽然在产业单项竞争上，广东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凭借产业集群带来的整体竞争优势，广东电子信息、纺织服装、工艺陶瓷等产业正逐渐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力量。美国《纽约时报》在深入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传统产业在生产成本上涨后，为何产品还能统治国际市场时，曾指出，这些地区的制胜之道在于强大的配套优势，这是越南、印度等更低成本国家目前难以达到的。

(二)外源型产业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外源型产业集聚的发展主要是靠台湾及港商企业，虽然有亲缘、乡缘等社会关系网络，但不同的制度环境及技术水平往往妨碍了企业家之间的沟通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一是外商制造业采购非本地化，大部分原料仍然靠进口，外源型集群与当地相关产业前向、后向关联效应不太强，例如台商到大陆投资后，仍然与台湾的原材料、设备供货商等上下游企业以及其他支撑体系保持着相当紧密的供货商――生产――贸易商的网络联系；二是外源型集群很多时是所谓“复制群居链”，一些有着产业联系的上下游生产企业一窝蜂地相继前来办厂，以维持原来的生产联系。如制鞋业，台湾的制鞋商、原材料供货商、包装商、机器维修店以及外包厂商在广东形成了一个新的企业网络。“群居链”复制过来后，与当地的交流就少了，因为它们可以不依赖当地的供货商网络。而这种“群居链”又是可以到处流动的，这容易造成当地经济的空洞化；三是外源型集聚的技术溢出不明显，港资及台资企业在大陆多以独资形式出现，为保护先进技术，外资企业往往竭力避免核心技术过快外溢，例如一般情况下核心技术是在台湾研究开发，然后直接移植到大陆进行生产，它们的技术创新与改造仅与台湾母公司发生纵向联系，而不与当地同行发生横向联系，仅仅将部分技术单项、分散地传给中方技术人员。因此外源型集聚比较难植根于当地。

二、地区自发型集聚模式

地区自发型产业集聚，可以说是自发形成的一种产业集聚，这在浙江一带的产业模块最为常见。

(一)自发产业集聚模式形成过程

浙江历史上是一个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唐朝便开始与日本通商，北宋时被辟为对外贸易口岸，因此在商业发展的历史上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商业文化，构成特有的文化遗传基因。对外贸易口岸及航海的传统，不仅有利于发展工商实业、海外贸易和运轮业，更重要是孕育了浙江人敢于冒险和善于应变的企业家精神特征，这是农民的创业精神和初期资本积累转化为发展产业集群的动力。

浙江传统上是一个手工业发达地区，由于可耕种土地不多，为了生存，当地手工业得到发展，编织、弹棉、刺绣、雕刻等工艺发达，出现了一代代能工巧匠，产业集群就是在这种富含工商素养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中萌生发展的，利用制造小商品的工艺技巧，发挥会经商、肯钻研、善模仿的优势，逐步形成了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早期的工业大多孵化于家庭，工人或小业主分散在自己的家里，按照中间商的定货要求生产所需产品，渐渐由分散的手工工场，孕育出集中的手工工场，之后形成集体企业。

促成工业化快速起步的因素，一是大量劳动力的出现，这些农村劳动力必须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例如温州“人耕三分地”意味着乡村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大批劳动力成为家庭工

业的支柱；二是庞大销售网络的形成，将日用小商品与全国市场联结起来，温州大批劳动力出外经商，迅速形成一个销售大军，将温州农村的劳动力与国内市场联系起来便是一个例子。

(二)自发型产业集聚的特色

首先，自发型产业集聚模式一般是由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中小企业集聚而成，集群中的企业通过高度专业化分工或转包结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生产关系；其次，大部分企业都是本地自发产生的企业，地区植根性强，人们虽然在不同企业里工作，但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各企业不论其规模大小，不论处在哪个生产环节，都相对独立，没有支配与依附的关系，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区域性生产体系；第三，自发型的产业集群，主要是生产小商品，小商品生产成本低，经营风险相对较少，适合中小企业，而且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要求不高，工序相对简单，适合个体私营生产，最重要是小商品都是日用消费品，市场大，利润高，如一个纽扣，成本2分，可卖1毛，正是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商品，汇集成高额产出，支撑起整个地区经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自发性产业集群都是在家族团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基本上是沿着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向外扩散的。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是产业集群的无形精神脉络，尤其在产业群落成初期，这种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产业扩散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有的集群几乎百分之百是同一家族，因而使企业间的协作及信任得以加强，促使中小企业有效掌握商机、降低风险，遇到困难时能共度难关，在生产、技术及市场三种结构都不太稳定的大环境里，这种家族团体的产业集群更具灵活应变能力，往往既具弹性又富效率，使小企业拥有顽强的竞争能力。

(三)自发型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自发型产业集群由于是地区自身发展而成，因此开辟了一条促进农民迅速脱贫的道路。由1978年至2000年，温州市的GDP从13.21亿元增至825亿元，工业总产值从11.12亿元增至1807亿元，财政收入由1.35亿元增至73.9亿元，外贸出口由无到有，1999年出口总额达到8.23亿元。改革以前，温州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比较困难，11个县(市、区)中就有3个贫困县，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通过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各县、乡、镇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1981年的423元和270元提高到2000年的12051元和4298元，超过了全省的平均水平。

自发型产业集群的另一个作用是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浙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以小企业、家庭工业为主，技术含量不高，吸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促进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的特色产业，带动了相关产业及交通、服务等设施的发展，促进了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小城镇集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苍南县龙港从一个小渔村崛起成为一个拥用15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便是一个例子。

但自发型产业集群的主要缺点在于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发展，较难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力不强、国际视野不足，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市场环境很不利，像这一次的金融海啸，如果本地企业缺乏国际触角、缺乏对国际市场的认识、缺乏应变能力，便很容易使区域经济毁于一旦。

三、政府主导的工业园模式

工业园区(开发区)，是一种由政府为实现工业发展目标而创立的有地理界限的特殊环境，由政府主导，给予包括用地、税收、金融、财政、海关、外经贸、人才等优惠政策。往往形成一种快速吸引外资或建立地区龙头产业的政策工具，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建立开发区的做法被广泛采用。工业园区的产业形态与内源型和外源型的产业集聚很大不同。

(一)工业园区的特点／优势

内源型的产业集聚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某一地区能否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产业群落，有很多因素，即使具备了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和条件，其发展历程一般也比较曲折和漫长，特别是经历一些产品质量及企业行为规范过程。但政府主导的园区，能很快建立产业集聚，且具有规范作用。由于园区由政府主导，由相关政府部门规划管理，在资金、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也较容易整合地区资源。另外政府是站在地区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建设园区，这有助于优化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并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战略性带动作用，政府的参与能够减少集群内企业发展中的一些盲目性。

首先，工业园区一般强调土地、水、电力、能源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利用程度，使区内的单位面积土地利用效率、万元产值耗水和电力能源达到最大效率，同时亦可以统一综合处理污水等“三废”问题，降低治理成本，促进对环境的保护。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工业用地容积率从0.6-1.2提高到0.8―1.5以上，可建设用地的建筑密度从45％提高到55％。苏州工业园区亦积极探索“清淤、治水、取土、扩地”相结合的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新模式，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确立“绿色招商”理念，坚持环保部门“一票否决”制，从源头控制污染项目的进入。

第二，工业园区具有高效的管理模式。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它用跨国公司的视角来审视政府行为，用小政府来营造大市场环境，率先推行市政基础设施的社会融资，打破垄断，弱化传统的政府行为，精减机构，简化办事程序，设立招投标中心、政府项目评审中心、采购中心、结算中心，实现统一财务监管，避免政府经济行为暗箱操作，推进体制创新。现在企业进入开发区的平均周期由一个月缩减到10个工作日，最快可以5个工作日领到批准证书，7个工作日领到营业执照，在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取消了所有行政性收费项目，只保留14项资源性收费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在物流通关方面亦建有全国现代物流试点地区、首家电子报关区，拥有十分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入区的企业可以享受与国际接轨的海关、物流服务。

第三，具有城市化经营模式。虽然是工业园区，但大部分园区走的是城市化规划思路，比如将公共区放在园区中部，住宅和工业区放在两侧，在道路建设上借鉴国外的400米×400米的网络式设计，以国际化宜工作、宜居住城市的标准来塑造。

第四，集群内的创新优势比内源型和外源型集聚强，由于园区的产业大部分以高新产业为主，高学历及高技术人员含量高，研发及创新气氛浓厚，园区一般设有企业孵化器，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创业，并举行各种讨论会、讲座等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动，有效扩散知识和技术，更有利于创新。

(二)开发区模式的制约及发展障碍

1　开发区一般是集合型产业集群，有多种主导产业，因而使主导产业集群缺乏区域特色，主导作用被淡化，不利于形成区域竞争力。

各开发区之间存在着与其他地区的同构现象，例如北京开发区目前发展的汽车产业、移动通信、微电子等产业集群，明显与相邻136公里的天津开发区相似。在江苏，除了苏州工业园区外，既有浦东新区，又有南京高新区、无锡新区及沪宁地区国家级高新区。据统计，53个国家高新区中，近30个高新区发展重点是电子信息，近20个高新区发展重点是生物工程，25个是光机电一体化，24个是新材料。产业结构趋同导致产业发展资源(包括人才及资金)分散度趋大，不能有效发挥，反而形成竞争。经济技术起点不同，资源环境工业基础各异的工业园区，如果生产相同产品，彼此间欠缺合理分工与合作，便会造成低水平的重复生产。

2　各集群产业关联度不高。

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不强，例如汽车制造、生物技术、装备制造等产业之间没有形成产业相关性，产业群之间难以在合作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力量，很多园区的企业关系如同现代高楼公寓里的邻居，即使在同一工业园内，亦未建成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诺基亚星网企业模式的不多。

3　企业根植性不高。

政府主导的园区发展，具有开放及外向的特征，一般以引进外资为主，这些企业的地区根植性不高，一旦成本上升，或优惠政策到期，较容易出现“飞地”或“分厂经济”现象，用建立分厂或代工生产方式转移加工基地，离开园区寻求更低生产成本的地区，对当地带来产业转移或产业空洞化威胁。

4　后续力不足。

由于园区的建设与发展过于依赖地方政府，缺乏自主发展能力，在政府支持乏力或规划出现失误时，园区发展可能停滞或者衰落。另外，过度依赖土地经营和优惠措施，使园区缺乏产业特色，也缺乏专业化生产，无法形成有效的持续发展力。目前很多园区的规划用地已基本用完，大部分园区己完成了90％的用地，能再开发的土地不足，更由于中国国土资源紧缺，工业园区扩大土地使用面积的审批条件越来越严格，且在不恶化农业基础和兼顾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土地开发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工业园区的后续开发得不到保障，陷入难以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四、对不同产业集聚模式的政策建议

(一)外源型产业集聚模式

一是要促进和辅助外源型产业集聚的转型，协助其演化为植根于本地的独立工业企业，使其投资于比较长期的内部资源，巩固与跨国企业或海外企业的战略关系，即强化它们在产业链中的长期竞争力。

二是增加社会资本和地方公共资源的投资和增强企业使用地方公共资源的机会。一方面可协助企业进行企业内部资源的长期投资，例如人才、知识、技术、设备等，减轻它们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促使它们在产业链上延伸至加工以外的环节，包括质量改善、新产品开发，或在产品结构方面有所提升。

由于这样的重心转移，政府政策便不应再局限于一般的投资优惠或基础建设硬件的投资，而是有所针对，例如对企业投资于人才、研发、设备等，政府提供免息贷款以至直接的财政补贴。

三是在增强社会资本与公共资源投资方面，投资同样要有针对性，应建立地区学习机制，例如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建立中专以上的职业学校、技能培训中心、科研机构、产业技术与市场情报机构，鼓励成立行业协会、专门技术学会或专业人员协会等，以及增强城市服务功能，巩固地方社会或社区的发展，成为社会资本和地方公共资源的载体和投资者。

这些政策措施的目的实际上是把外源的产业集聚植根于地方，一是扭转它们原来的短期经营倾向，使其长期化，把它们变为真正的本土企业，与本地的社会资本与地方公共资源，以至地方的公共利益紧密结合，二是从投资社会资本、公共资源方面协助企业发展出创新和升级转型的竞争能力。

(二)自发型产业集聚模式

由于自发型产业集聚已形成一定的企业网络和根植性，形成了社会资本和地方公共资源互相促进的基本机制，进一步改善将产业升级和转型的关键不是重新创建这个机制，而是在这个机制内纳入新的知识，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

一个方法是由政府引进新的知识体系，冲击原有的地方公共资源的知识基础，以及与此相连的产业集聚和所属企业的运作模式。新的知识体系仍然可以由原来的地方公共资源的体制作为载体，但不能单纯依靠这个体制自我更新，而需由政府超越这个体制，强制引入新的人才、教育、培训、课程和机构，更重要是引入新的技术知识，包括生产工艺、科研设计、管理、市场等。这同时要求政府从本地或上级政府层次筹集动员资金来支付新知识投入的费用和成本。

另一方法是引进新的相关企业，特别是在生产经营、技术管理、科技等各方面都比原有企业优越的企业，从而产生冲击，促使原有的产业集聚调节适应。新的企业可以属于产业集聚的地方生产体系的不同环节，由于生产体系的完整性，某一环节的转变会促进整个体系其他环节的调整及适应，这个方法同样决定于政府的能力，但更重要是如何挑选适合引进的企业，以及在引进之后怎样协助它们进入产业集聚的地方生产体系之内，使其产生母细胞效果。

(三)工业园区模式

克服上文所述工业园区的先天性限制，从国内外经验看有两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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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

在我国农业经营过程中，合作社这种组织曾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实施过，但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大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组织有没有发展的必要呢?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实行产业化的过程中，弱小、分散的农民真正走向市场，需要组织起来增强市场的经营能力时，能否发挥合作社这一传统的组织资源，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呢?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呢？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

1合作社的历史考察与质的规定性

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或团体，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当时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一些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订立章程，组织相互服务的合作社形式。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合作社是1844年英国创立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在其成功的鼓舞下，合作社在世界各地开展起来，几乎涉及经济活动的每个领域，而且组织形式、合作层次以及经营、服务方式更为灵活多样。目前，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在世界分布较为广泛，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ICA)的统计，全球参加该联盟的社员已有5亿多(不包括中国)。通过简要考察合作社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合作社几个质的规定性:

1.1　合作社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我们知道，合作社所产生的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已发展到一定程度，暴露出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近代开展的合作社是以欧文等为代表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用以改造资本主义的手段。由于这种合作社带有很强的空想性，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结果失败了。但合作社并没有随之而终结，相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合作社与各国实际结合，形成规模、程度、种类都有自己特色的各类合作社，它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支组织力量。据有关资料表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产品80%由合作社加工、销售，其它商业组织只占15%~20%[1]。并且在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中，合作社也有规模化、国际化的趋势，如美国，有不少合作社足以同巨型工业公司相比。据统计，1991年美国农场主合作社的营业额高达1 750亿美元，其中有11个合作社的营业额超过了10亿美元。其中“蓝宝石生产者”合作社，是世界上最大的杏仁生产厂家，产品向90多个国家出口。又如，芬兰最大的乳制品联合生产企业瓦利奥公司，是由47家乳制品合作社共同所有的股份公司，目前是一个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的专业化、社会化和集团化的跨国公司[2]。总之，世界各地的合作社还在不断地发展，合作社200多年的生存、发展历史，不仅证明了它在历史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证明了合作社具有远大的光明前景。那种认为合作社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产物，只能适合于经济不发达社会的论断无疑是不正确的。

1.2　合作社具有议价(bargain)功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可以发挥其功能优势，提高单个农户的市场议价能力。关于合作社的议价功能，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W·戈德温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在专著《农业经济学》中指出:“建立农业合作社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获得议价”。因为农业的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不可能全靠市场价格机制，而团体组织的议价则使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中不仅处于相对有利的价格，而且降低了交易成本。事实也是如此，如日本农协、台湾农会等合作社组织，能代表农民利益与政府或企业进行沟通、对话，既解决了国家和企业与单个农民对话的困难，也摆脱了单个农民议价能力低下的局面，进而整体上提高了农民在市场交换中的经济地位。当前我国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业与其它产业不平等的交换地位所导致的。

1.3　合作社的自由退出机制

这一点是合作社的重要特性。按现代博弈论的观点，不能自由退出的机制使得合作社由多次博弈变成了一次性博弈，从而合作社“自我实施”的协约无法维持，导致组织功能失效。可以说，这是传统合作社失败的重要原因。

1.4　合作社服务的特性

国际上通行的合作社，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服务功能，表现在合作社内部实行非盈利原则。“一个农业合作社，就是许多农民为了给他们自己提供某种服务而组织起来的一种商业形式”(约翰W·戈德温)。尤其是各种专业合作社，服务性更强。例如，供销合作社是在流通领域为农户提供信息，开展购销，保护农民盈利;而生产社，是组织起来进行机耕、灌溉、植保、防疫等方面的合作，达到经济与相互服务的目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合作社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无论是从生产到流通，还是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或物质资料的服务，都在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另一方面，合作社坚持其对内部成员的非盈利性或利润返还原则，也体现了合作社为社员服务的特性。

1.5　合作社是介于国家与农户之间，国家间接组织农民的一种有效形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近代以来，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在农业领域几乎都采用了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这固然与合作社本身的属性有关，同时也与政府对农业给予扶持或支持是分不开的。如美国颁布政府法律，除直接对家庭农产品给予价格支持外，还给各类合作社提供税收和信贷方面的优惠。除此之外，美国合作社还不受《反托拉斯法》规定的约束等等;而法国、日本等国由于农业的重要地位，也给合作社大开绿灯;中国、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联合个体农户，在改造传统小农经济方面，特别重视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在财政、金融等方面取得许多优先权，其原因就在于合作社是作为沟通政府与农民、农业的重要形式。列宁在《论合作制》中有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已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考察世界范围合作社的发展历史与分析合作社的内在属性，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合作社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功能和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完善、发展的，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它有着光明的前景;合作社本身就与农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是为农民服务的，作为组织，它在市场中处于沟通政府与农户、农户与各生产经营团体的中介地位，并且可能借助组织力量的优势，提高单个农户的市场经营能力，节省交易费用等等。因此，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需要更好组织农民的时候，合作社作为伴随市场经济而不断发展的农民组织应该能起到一定的市场组织职能，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足市场中农民的组织需求。尽管合作社本质上能在市场经济中起到一定的组织作用，但是中国的传统合作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许多方面与国际通行的合作社即面向市场型合作社有着较大的差异，导致在现实中许多职能发生变异。因此，如果要使农民组织的合作社真正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对这种传统组织进行扬弃，根据现代市场经济与产业化的要求，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2　传统合作社的组织创新

2.1　改传统合作社的模糊产权为清晰产权，尤其要明确农民的私有产权

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微观组织应该有一个明晰的产权结构。就中国农业改革发展到今天而言，产权明晰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在农户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农户承包经营，独立核算。改革开放20年来，农户已经拥有不断增长的私有财产，这就要求在产业化过程中必须把合作社、农户之间的产权与集体产权明晰化，更不能重犯剥夺农民的错误。50年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由于片面地强调“大、公”，损害了农民个人的利益，应引以为鉴。在现阶段就是要尊重农民的私有产权，保护并发展入社劳动者的私有产权，避免在产权问题上纠缠不清。产权明晰是必要的，这也是合作社退出机制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

2.2　变非盈利政府依赖型目标为市场导向的服务、盈利双重目标

合作社要发挥市场职能，真正代表农民在市场中的利益，就必须把自己推向市场，尤其要抛弃传统的过多依赖政府的状态。这一点，国际合作社联盟在1987年一份报告别指出:“发展中国家合作社的发展和成功的基本障碍，是合作社过分依赖于政府，政府对合作社又控制过多，合作社社员本身缺乏积极性的主动精神，往往把合作社看作是政府的机构，其结果是政府对合作社事务干预过多，合作社缺乏内部发展的动力。”我国传统合作社与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曾经一度“政社合一”，生产经营几乎靠长官意志决定，而不是靠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社要有活力，要有发展，就必须摆脱依赖政府的思想，政府反过来也不要干涉其内部事务，确立合作社独立、自主、盈利性的企业经营思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合作社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等市场主体是充满竞争的，这就要求合作社要有明确的经营意识，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在价格、质量、服务等方面具有竞争力，否则就会被挤出市场。过去，我们合作社由计划体制控制，企业经营性质不浓，给人造成假象，认为合作社主要担当较多的社会政治职能，而不是经济职能，更不要说面向市场进行盈利性经营。因此，当农民进入市场需要合作社发挥功能的时候，应该确立合作社的盈利性目标，为个体农户盈利提供保障。同时也要正确处理内外关系，按合作社原则，确立对合作社社员的非盈利性目标，即对社员的服务原则和盈余返还原则。

2.3　变单一生产为多种市场服务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短缺经济之中，传统合作社的服务是以生产服务为主的较为单一性的服务，这种服务已不能适应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的农业发展新阶段，尤其不能适应当今农业产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要求。为了让农民更好地面向市场，更好地发挥合作社的市场组织职能，合作社应当围绕市场开展多种服务:首先，在原来生产基础上，加强多种专业生产的服务。比如通过为农户提供机耕、植保、充苗等生产服务，解决分散农户生产费用支出大、收益少、生产被动的局面，做到生产费用的节约。

其次，搞好流通环节服务。这是合作社组织职能发挥较为关键的一点，农民的利益只有经过此阶段才能得到实现。合作社应在这方面积极创新，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市场风险，缓解农业发展现阶段农产品相对过剩的矛盾。

第三，大力发展信息服务。市场经济中信息无疑相当重要，对生产经营决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完整灵敏的一套信息系统可以减少经营的盲目性，提高农民的市场经营水平。比如日本农协就有一整套快速、高效的情报系统，给农民生产经营等各方面以帮助。我们的合作社要更好服务于农民，就应加强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供求、经营等信息方面的服务，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整理国内外市场信息，为农民在国际化经营中提供更多的帮助。

结论：合作社这种传统的组织资源在经过一番创新的努力后，应该可以进一步将它本身具有的市场职能得到发挥，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民进入市场的需求。在农业产业化需要组织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放弃这种传统的组织资源，而应该把合作社的本质职能加以阐明，并对传统的合作社进行总结和改进，使之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服务。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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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乃泱泱大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路径各异。这决定了经济学者必须避免对我国国情一概而论，任何整体描述或者借助均值进行描述易于流于空洞无义，因此应在经济分析中因区域而论，即采取“地方主义”（regionalism）分析范式（herrmann-pillath，1995年，前言第30-31页）。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胡鞍钢博士在最近的一次杭州讲话中把我国的情况归纳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所谓四个世界，乃指浦东之类为第一世界，浙江之类为第二世界，农村地区为第三世界，边远山区为第四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把部分行政和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才也为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竞争之加剧埋下了伏笔。通过权力的地方化（localization），一部分原有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转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regionalpropertyrightsoflocalgovernments）（何梦笔，2000年，第1页）。

另外一个方面，80年代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本文的语境中，乡镇企业是指广义的乡镇企业概念，即“除了包括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的企业外，还包括农民联户办和户办企业，以及各层次的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农村股份制（含股份合作制）企业”（唐忠等，2000年，第3页）；乡镇集体企业是指内含集体股份、其份额大到乡镇村足以控股或者对其经营活动（包括利润分配）行使各种干预的企业[2].但是，乡镇集体企业虽则属于民营企业范畴，其产权制度是一种集体产权制度，实际上可以与地方政府的国企产权制度相比拟。在本文中，我们把乡镇集体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称作为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一样，乡镇村作为乡镇集体企业集体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都是企业产权的“地方化”形态。

我国的“抓大放小”战略实际上是把我国的中小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改制推向市场，实行“民营化”（包括私有化）、“市场化”（指任何政府控制成分或程度的减少），其目的在于提高效率。我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也是沿着通往市场化的同样逻辑理路进行，实现同样的目的。

本文主要考察我国的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关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以这些模式为切入点，本文将从侧面（而非正面）证实两个判断。判断之一为：经济领域的“地方化”现象要被“市场化”所取代。

判断之二是：随着我国引入竞争机制，地方之间的竞争加剧，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加剧，而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一般来说成本（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如支农成本）较高，治理结构较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较低。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在竞争压力下，治理制度差的企业淘汰出局或者亏损的可能性更大。我国企业大量改制的动力也源于此。

从上述判断出发，作者在本文中正面提出并初步论述五个方面的命题：（1）"浙江模式"的本质是"自组织经济模式"；（2）"浙江模式"具有可扩展性；（3）"苏南模式"具有过渡性；（4）晚清文化传统中的近代化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诸模式有着整合作用（陈建军）；（5）"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extendedorder）模式"或者"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模式".

2.我国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盘点

一般来说，所谓“温州模式”，就是以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所谓“苏南模式”，就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模式。浙江的整体发展可以总括为“浙江模式”，它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其原因是：“温州模式”在不断变迁之中，逐渐得到规范，脱去了过去“坑蒙拐骗”形象；浙北地区原来学习“苏南模式”，目前又重新皈依改良后的“温州模式”；近年来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已基本完成，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过去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浙江之路”尤其是“温州之路”到底姓社姓资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讨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早在半个世纪前，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就抛弃了往往引入误入歧途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两分法，而是对经济现象采取创造性的形态学分析（morphologicalstudy）理路（欧肯，1995年中文版，第5页）。他把经济现象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其一即为交换经济，其二即为统制经济或称集中领导的经济（比较欧肯，同上，第106-122页）。所谓交换经济，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是由两个或多个个别经济组合起来的经济，其中每个个别经济（冯注——指企业和家户）都提出和执行自己的经济计划”（梁小民，1996年，第123页）。对于欧肯，理想的“交换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理想的经济秩序则是一种竞争秩序。

还有一种“江浙模式”的提法产生较晚，最早是由浙江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于90年代初提出来，而对之最为具体的分析是由陈建军完成的（陈建军，2000年，第3页）。陈考察了1978-1993年间江苏和浙江的工业化路径，之所以把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发展归纳为“江浙模式”，理由是两者都有着这样的特点：主要依靠区域内部或国内的资金积累和转移，对外资依赖性较小（从而区别于外资依赖性很大的“珠江模式”或者后来演化而成的“华南模式”），主要依托国内的销售市场，由此带动非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全面推动地域经济的市场化和高速增长（陈建军，2000年，第19页）。两者的大文化背景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华人文化，都有商业文化传统。陈的观察期较早，故而不能涵盖后来的发展。

“浙江模式”中企业所有权构成和“苏南模式”是不一样的，前者以私人产权为主，后者以集体产权为主。在浙江，即使过去有许多乡镇集体企业，其中也有许多实属假集体、“红帽子”企业。改制之后浙江的私人产权特征越发明显，而始于1998年的“一次改制”后的苏南集体产权却以另外的形式（“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存续。近年来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一种试金石，“浙江模式”的生命力经受住了考验，“苏南模式”遭遇严峻的挑战。从这一角度看，分头探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要比笼统讨论“江浙模式”妥当，除非我们不区分经济运作中的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3.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本质特征的甄别和认识

本文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内涵作一重新梳理，关键目的在于对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作一强调。我认为，既应从产权结构、又应从市场和政府在两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角度去把握“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从而区别于一般的区分方法。

“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self-organizing）模式（比较冯兴元，2000年），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则重要，但起着促进性的、辅的、倡导性、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不同于经济管理作用。后者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术语[3].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要维持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这也是德国奉行的秩序政策；其次，在市场失灵或竞争失灵时可采取与市场一致（marketconform）的过程政策，它目的在于最低限度地介入经济过程，这种介入不在于扭曲经济，而在于为市场竞争打通道路，并以此为限。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度模仿和创新发挥熊彼特意义上的“公共企业家精神”（publicentrepreneurship）（伯恩斯，2000年，第284-289页），辅助、促进、倡导或者主持一些经济活动，正如在市场竞争当中，私人企业家也可以弘扬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推动经济的发展（熊彼特，第147页）。但是，这些“公共企业家”的活动有其限度，那就是它们必须遵循与市场一致的原则。我们认为，浙江的总体情况是符合以上这些理念的。

这里有必要对上述“自组织（self-organizing）”概念作一注释。哈耶克认为，“自组织”、“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systems）”或者“自我生成系统（self-generatingsystems）”之类的概念来源于控制论，意谓系统内部的力量的互动创造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或译“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源于内部或者自我生成的，有别于另一种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和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人造的秩序、人为的秩序、建构的秩序或者建构（construction）（哈耶克，2000年中文版a，第55页）。比如，最典型的自发秩序是有机体的自发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但属于人类行为的产物。他认为，人为的秩序或一种受指导的秩序可以称作一个“组织（organization）”，它来自外部，是一种“外部秩序（taxis）”，从而区别于自生自发的、源自内部整合的“内部秩序（cosmos）”（哈耶克，同上，第57-58页）。从“组织”的定义，我们可以反观“自组织”的定义。

有关经济的自组织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梦笔教授均有论述（krugman，1996年；herrmann-pillath，1997年）。克氏关注的是一个经济作为复杂系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互动和相干作用，存在着各种混沌（chaos）和随机（randomness）现象，互动和相干作用的结果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克氏描述了一些空间经济的自组织模型。何氏关注的是，“人们越来越把转型（包括中国的转型）感受为一个过程，该过程从长期角度看是自组织的，而非外部组织的”（herrmann-pillath，1997年，第335页）[4].

“苏南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5]、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均见新望，2000年，第32页）、干部资本主义（cadrecapitalism）模式（比较herrmann-pillath，1997年，第343页），“（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比较何梦笔，2000年，第1页）。我还认为，它也是一种地方（准）行政经济模式。

如上所述，苏南村、乡、镇政权对乡镇集体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权可以看作为一种“（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6]，这种对乡镇集体企业的地方产权制度安排雷同于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都有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7].国有企业在进行张维迎意义上的“民营化”（包括显性和隐性私有化）[8]（张维迎，1999年，第205-224页），农村乡镇集体企业在大量改制，道理一样。

80年代，包括苏南在内的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与“缝隙经济”的发展有关（何梦笔，1996年，第6-7页）。德国何梦笔教授认为，中国的乡村工业明显地处于“正式”经济体系之外。农村工业的发展有着类似于“缝隙经济”的发展。所谓“缝隙经济”（nicheeconomy），是指“在一个具体的经济制度里，基本上处于正式经济结构之外的、以特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企业运行的一种经济形式。企业之所以可能专业化，首先是因为企业在正式制度之外活动，能够运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能够取得特殊的交易成本优势，其次是由于某些市场还没有被其他企业系统地开发出来。”（何梦笔，同上）确实，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缝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何梦笔教授认为，历史的偶然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国80年代中期猛烈的信用扩张和上海与江苏这样的地区间协作（何梦笔，同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作者曾经在1996年考察了苏南吴县，那里企业盈利可观，经济实力雄厚，部分利润被抽取用来建立学校、乡村的养老院，农地被集中到种田大户，一个村庄办起了期货交易所，许多青年在做绿豆期货买卖，另一个村庄盖起了一排排的小楼房，举村老小都迁入新居，全村还在村领导的号召下建立了几道数公里长的高大的水泥长廊，上面爬满葡萄藤，穿越过茫茫绿色田野。这是一座乡镇集体经济的“丰碑”。身临其境，蔚为壮观。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但是，这种“公共企业家精神”已经超越了上面所述的“公共企业家”活动界限。政府干预的结果尽管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带来积极的结果，但是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之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如买方市场的出现）的变化而加剧了苏南经济滑坡，使得人们对“苏南模式”提出疑问。

包括苏南地区在内的乡镇集体企业与乡镇村干部的关系千丝万缕，地方干部干预问题严重。这些地方干部本身往往就是“能人”，“能人经济”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我国经济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走向以乡镇企业为第三元的“三元经济”（胡必亮，1998年，第288页），为打破国有经济垄断、消除城乡障碍、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条件、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经济腾飞初期与市场规范化后的政府作用是不一样的。经济腾飞之前和初期，市场尚不规整。许多地方倾向于集中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包括“权力资本”或“政府干预资源”（如开办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推行地方保护主义等）。但是，随着市场规范化、一体化程度提高，一些市场扭曲因素得到纠正，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生了作用。只有交易成本较低的企业，才能最终胜出。这里，个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之类的企业产权明晰，交易成本就低，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交易成本就高。比如乡镇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办学、修路、修养老院、补贴农业等）就意味着其负担较重。这意味着，在市场规范化之后，政府干预的功能应日渐消隐（从“越位”到“归位”），企业的产权应交还真正的企业家，企业的管理由企业家选定的经理来管理。此外，对于政府干预和政企不分可能带来的腐败问题，在此可引用英国阿克顿勋爵（siracton）的一句名言来说明：“权力造成腐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

随着我国市场日益规范化而且进入买方市场，经济缝隙的数量、形式和分布都有了变化，同一个经济缝隙中有时拥挤着数量众多的企业，而且必然会挤掉一些绩效较差的企业。东南亚金融危机更使得我国多数乡镇集体企业的外部环境恶化，暴露了原先掩盖的大量经营和制度问题。1998年，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经历了的第一次改制。苏南的做法是大多是把乡镇集体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毛病仍然不能有所改观，由于设置“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的决策权等等做法，地方产权制度以另外一种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比较佐佐木信彰，1999年，第152-153页）。

4.浙江和苏南经济格局的继续演化

苏南地区上述第一次改制并不成功，这使得许多县市在考虑进行必要的“二次改制”（新望，2000年，第34页）。其方向必须是政企分开，打破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确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私人作为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经济的地方化（地方行政经济和准行政经济）格局必须让位于市场化格局。这里，包括苏南的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纷纷转制，正说明了经济压力促使企业作出适应性调整，改革集体产权制度，选择能够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的私人产权制度。

苏南二次改革实际上是要重新让苏南的市场内生发展力量发挥作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苏南将需要“三次改制”、“四次改制”。“二次改制”的必要性说明了“苏南模式”的过渡性。“二次改制”任重道远，苏南地区过去的选择决定了它未来的选择，这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和路径锁定（lock-in）问题将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二次改制”后苏南经济的走向似乎应与“浙江模式”趋同。苏南“二次改制”转移出来的乡镇企业社会政策职能将需要政府承担，正如浙江省农村社会政策的缺位需要政府发挥相应作用一样。由此出现一种趋势，那就是苏南的经济发展路径将向着浙江模式的趋同。也就是说，事态的发展可能导致根本没有独立的“后苏南模式”。当然，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苏南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可能会有问题。江苏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企业数目似乎比浙江多，经济结构更为合理，上市企业数目更多，重工业如钢铁工业也在发展之中，当前的结构调整幅度很大，也可以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后劲。浙江经济也还在演进中，浙江的经济结构过去以“轻（工业）、小（工业）、集（体企业）、加（工业）”著称。有人把这种经济结构的特点看作是“浙江模式”的特点，把“浙江模式”概括为“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参见金祥荣，1998年，第122-123页），这是片面的。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现象。浙江模式的核心是上述提及的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自组织（self-organizing）特征，其动力来源于民间力量和浙江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在浙江，市场力量起着自组织的作用，政府起着促进性和辅的作用。恰恰是这一实质区别于苏南模式。苏南模式的动力来源更多的是来源于乡镇村干部的干预（如“能人经济”，其中“能人”往往是乡镇村干部）以及它和乡镇企业的政企不分。

浙江的改制在全国最为彻底和超前，许多县市的改制已经基本完成。由此，浙江模式的表面特征“轻、小、集、加”变成了“轻、小、加”。浙江经济尚在蓬勃发展中。在其中，企业家作为行动者（actor）甚或能动者（agent），其学习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浙江各地较有规模的未上市民营企业也在寻求上市。浙江经济在转型中，不会满足于“轻、小、加”。但是，浙江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要克服该问题尚需时日。经济结构调整总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过，浙江的行政经济色彩已经非常淡薄，这有利于企业通过购并重组扩大企业规模[9].

5.历史卡片：晚清传统文化中近代化因素的影响和整合力量

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前线，资源贫乏。出于备战的需要，中央一方面把工业投资分散在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不在浙江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周明生，2000年，第5页）。但依靠企业制度创新和政府职能转换，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5%（同上，第6页）。政府政策只要有所放宽，浙江的自组织机制就会运转。“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浙江成为一片政府无意的自组织市场试验场。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温州，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不时推出制度创新，又在改革之后形成了名闻全国的“温州模式”。推动这些发展的是非正式制度，包括浙江的重商文化传统尤其是温州的重商文化传统。温州地区和苏南地区都有人多地少的特点，为什么前者走上了主要发展个私经济、后者走上了主要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实际上，两个地区都有着发展工商业的传统。

晚清以来，苏南地区就大力发展并拥有了较发达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到了20世纪二

十、三十年代，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已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邱成利等，2000年，第51页）。在计划经济时代，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也便利了苏南发展乡镇集体企业。温州地区从唐宋以来一直是我国东南部手工业、小工业名城，有着提倡“功利”、“重商”的区域文化传统，这种“瓯越文化”有别于重义轻利、崇本抑末和重工轻农的传统儒家文化（张仁寿等，1990年，第26-27页）。早在万历、乾隆年间，就有这样的史书记载：温州人“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万历《温州府志》卷5）、“人习机巧”、“民以力胜”（乾隆《温州府志》卷4）。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从而不难理解问什么温州人喜欢当小老板、搞个私企业。

我国晚清时期曾出现过一场颇具规模的地方自治运动，它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自发举办地方自治阶段，包括两种类型，其一由地方绅商公举倡办地方自治团体，以1905年成立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为代表，其二由地方官员督导推行地方自治团体，以1906年成立的天津自治局为代表。后一阶段始于1909年1月，当时清政府正式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法章程》，该阶段的特点是，在清政府的统筹规划与督导下，作为筹备立宪的基础工作，全面推行地方自治（梁景和，1999年，第157页）。在第一阶段末，有人统计地方绅商自发成立的自治研究会约有五六十个（沈怀玉，第317页），已自发筹办和试办地方自治的组织机构约有六十余个（不计各省奉旨设立的自治总局）（江景和，同上，第158页）。这些自治组织和研究会中，与我们所描述地区直接有关的至少有12个（转引自梁景和，1999年，第157-160页）[10].在第一阶段，此外还有一些由地方官员督导推行的地方自治团体。这表明，当时的绅商阶层的参政意识已经不是个别省市的特殊现象。清末后一阶段，各省区大部分都已成立了各级自治机构。由于清政府的介入，使得自治团体的参政活动只能是在政府的框定下进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后，许多绅商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地方自治运动当中。清政府把地方自治设为上下两个级别：城镇乡为下级地方自治，府厅州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到1911年，江苏建立了40个城自治公所，210个镇、乡自治公所，浙江建立了54个城自治公所、30个镇自治公所、403个乡自治公所（同上，第172-174页）。

晚清时候也是许多政治与非政治会社（包括经济性会社）层出不穷的时候。著名的就是在1905年成立的。当时较为著名的会社还包括兴汉会、保皇会、中国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还有一些早期留日学生社团等等。

此外，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后，各地以绅商为主体的社团组织活动兴盛，如行会、商会、教育会、农会。许多秘密会社公开活动，类型也由单一的政治组织发展为多样化的功能团体。当时人们对我国的国民性批判热烈。清末先识者注重小学教育和普及教育，为国民意识的文化启蒙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会社还开展调查，创办实业（桑兵，1995年）。

对于这些地方自治活动和会社活动的重要性，国外学者早已关注，许多文献里均有涉略，但我国经济学界则少有人关注。德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梦笔教授就认为，19世纪末中国城市文化日趋活跃，本来可以为公民们建立形式多样的、在“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意义上的自发组织提供契机，但这些契机随着帝制和其后的政党纷争和军阀混战而被扼杀殆尽。何还认为，从那时起，中国实际上谋求实现基本上是一些集权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方案和一种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何指出，中国目前出现的、被许多人称作为“社团主义”的多种形式的城镇自助组织，可以被理解为早已被人遗忘的晚期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变迁趋势的复兴（何梦笔，2000年，第391页）。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我国沿着晚清传统文化发展轨迹本来是能够实现现代化的，这一现代化进路被30年代日本的全面爆发、此后的战乱以及战后计划经济化所打断（陈建军语）。

我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市民社会”或者哈贝马斯所言的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1999年中文版）的实践和文化传统，上述晚清文化传统就说明了这一点。浙江模式的发展进路似乎是捡起了30年代被掐断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线索，似乎是晚清文化的重续。大多数中国学者在谈到我国的城乡能否建立市民社会时，都纷纷摇头。他们没有看到当前浙江的发展趋势，没有看到各地改制向着“浙江模式”趋同的普遍趋势。人们易于看到政府的力量，即“看得见的手”（visiblehand）：它们在禁止农村合作基金会，在禁止“乱集资”，在粮食流通环节搞“计划化”，诸如此类。但是人们不容易看到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即“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

晚清文化中的地方自治和自发社团活动，是与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社会的发展进路兼容的。它还体现了国家和个人、国家和社会、国家和市场之间的自下而上的“分工”理路。欧盟和德国实行的辅原则（principleofsubsidiarity）实际上就对应于这种分工理路，我们在此申述如下：（1）凡是个人/市场/社会能够独立承担的事务，政府任由个人/市场/社会来承担。如果个人/市场/社会无法独立承担，则由国家提供辅助；（2）凡是下级政府能够独立承担的事务，上级政府任由其自行来承担，如果下级政府无法独立承担，则或由下级政府联合承担或由上级政府提供辅助；（3）国家对个人或者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辅助不得替代个人或地方政府的自助；（4）国家在承担一项事务时需考虑其正当性，比如在市场失灵时考虑政府纠正市场失灵问题是否会造成政府失灵，而且考虑政府失灵问题是否比市场失灵问题更加严重（比较冯兴元，1999年，第208页）。可能有人对此原则表示担忧，但是这一原则隐含的适用前提是认同国家的统一性和一体性，而这种认同在我国是存在的。

至于在市场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是一种横向的平等交换关系，生产者之间是一种横向的分工网络关系。

晚清的文化传统不仅在浙江有，在江苏有，在上海也有。晚清文化传统中重工重商重教因素非常类似于韦伯意义上的"新教伦理"，有助于推进经济的现代化。如果说浙江模式是我国的晚清文化传统的重续，苏南乡镇企业朝着政企分开方向发展的“二次改制”又是趋向“浙江模式”，那么苏南经济的发展进路也是向着晚清国民意识和文化传统的回归。

反过来说，我们认为浙江模式是可扩展的，它可以扩展到苏南，也可以扩展到我国其他地区。这种扩展虽非一朝一夕之事，却是一种长期趋势。

这里，我们隐约看到了晚清文化传统中的近代化因素的影响力量和对我国经济发展诸模式的整合力量。

6.一个有待进一步论证的命题：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

哈耶克最后一部巨著《致命的自负》是围绕人类发展的扩展秩序（extendedorder）展开其论述的（哈耶克，b，2000年中文版）。晚清时期文化发展进路和浙江模式的内在理念就是符合哈耶克所言的扩展秩序逻辑的。扩展秩序秩序的涵义主要是：（1）这个秩序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但也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它融入了无数个体的分散知识，哈耶克在书中接着李约瑟的研究指出过，中国古代停滞发展的原因在于政府控制最终扼杀了市场的生命。（2）这个秩序是可以不断扩展的（比较汪丁丁，1996年，第50页）。哈耶克在此之前一直使用的是“自生自发的秩序”即“自发秩序”的概念。后来可能强调此种秩序的扩展性，因而改用了扩展秩序概念（汪丁定语）。但是，据我个人的感觉，国外学者基本上还是主要引用和分析“自发秩序”概念、而不是“扩展秩序”概念。我们也没有发现两者有何其他区别。哈耶克之所以强调“扩展秩序”或者“自发秩序”，是因为他认为理性主义的建构主义是“理性的狂妄”和“知识的狂妄”，没有任何一位计划者能够充分掌握和利用人类的全部知识。在此，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演化理性（evolutionaryrationality）的逻辑理路。

为了便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扩展秩序”和“自发秩序”，我们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哈耶克对“自成法”制度（nomos）、“人成法”制度（thesis）以及两者与“自发秩序”的联系的理解。德国何梦笔教授对此作了非常明晰的归纳，具有指导意义。哈耶克认为，自成法是指历史的、自发地生成的秩序（即自发秩序），人成法是根据人的理性构建的秩序（转引自何梦笔，1996年，第118页起）。国民经济学理论特别趋向于把基本的法律框架纳入人成法范畴，而把无关紧要的边缘法权（如自发生成的经济权利）纳入自成法范畴。在宪法的契约理论中，这一观点特别明显。这种观点认为，正是基本的法律规范，应该根据所有当事人一致同意的理性决定来确定（即一致原则）。何教授认为，哈耶克对自成法和人成法的区别却完全与此相反。对于哈耶克，法律秩序的基本方面，只可能看作是自成的，即作为长期历史进化的结果。从总体上看，法律的基本方面，不可能是由一个理性的决策所确定，也不可能自行决定的。理性构建主义的决定也许只是与自成法的逐步改变有关（冯注：等同于哈耶克同意波普尔可以通过“零星社会工程即piecemealsocialengineering”零星构建的观点），所以总的规律秩序最终只能作为自成法。它在实施中，逐步加入了人成法的要素。但是，自成法应该始终是协调人成法的理性构建的原则。何教授认为，经济整合的自发秩序，事实上是一种历史现象。中国目前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自发秩序”。何教授进一步认为，“应该像哈耶克所强调的那样，正确理解自成法。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正式的法律中的一项条文，而是应该理解为一个大范围的总体秩序。它不仅仅包括正式法规，而且本质上也包括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我们从何教授对哈耶克观点的洞见可以理会到，自发秩序和自成法是一脉相承的，是总体秩序的真正主要的来源。回头观察我国当前的情况，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浙江模式”似乎符合哈耶克扩展秩序、自发秩序，似乎是一种哈耶克意义上自发自生的、自组织的、可扩展的“扩展秩序”模式或“自发秩序”模式。“浙江模式”中的自发、自组织的（市场和社会）秩序的扩展是横向的，基于效率原则、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的，而政府干预的扩展则是扰动性的、扭曲性的、反自由的、等级性的。政府干预往往与计划化相关联。计划化的逻辑就是只要计划者制定了一个方案，为了执行该项计划方案，计划者就必须把计划扩展到全部个体的全部生活领域，从而使得计划者的偏好替代所有个体的不同偏好，最终导致干预、强制、不自由和反人性。在“苏南模式”中，与集体产权制度相关联的人为安排和计划构建的秩序成分较多，存在着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内生自组织力量的必要性。赵伟先生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文章，称隐约发现成熟后的“温州模式”与欧洲古典市场经济早期发展有些相像，从而认为似乎可以把“温州模式”称为“中国式新古典工业化模式”（赵伟，1999年，第3版）。他的判断有其较为充分的理由。在本文的语境里，我们不想牵扯如永无完结的“新古典”、“古典”、“凯恩斯主义”模型之类的无尽纠葛。“新古典”理论是有别于我们在此采用的演化理性（evolutionaryrationality）分析理路的。“新古典”理论强调信息的完备性和个体的原子化，而我们强调“竞争作为（知识和信息）的发现程序”（哈耶克，1969年德文版）、个体的能动性以及介于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或“市民社会”的力量。我们还想在思想层面更深度爬梳作为“温州模式”之更新和扩展模式的“浙江模式”，根据以上的比较分析，我基本上认为“浙江模式”符合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自发秩序模式的必要条件。

基于上述分析，我在此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供读者进一步论证：“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但是，要实现这一模式的扩展，需要回归和重续晚清时期已经出现的文化传统：即“市民社会”、“地方自治民主”、类似于韦伯“新教伦理”的伦理观等等。这一命题很可能是革命性的，也可能是大错特错的。

7.结语

本文论证了“浙江模式”的自组织经济模式本质和可扩展性、“苏南模式”的过渡性、晚清文化传统的近代化因素对我国经济诸模式的整合意义。我们还认为随着市场规范化，政府的职能需要转换（从“管理经济”到“促进经济”，从“越位”到“归位”）。我们还论述了市场秩序是可扩展的，是建立在效率、自由和平等原则基础上，而计划秩序或者干预则是扰动性的、反人性和反自由的。本文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有待进一步论证的命题：“浙江模式”很可能就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本文也从侧面论证了我国经济领域的“地方化”必须让位于“市场化”，论证了随着竞争的引入和加剧，企业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将使得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更易淘汰出局或者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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