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传承的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文化传承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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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程序；支持力度；资格取消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是指具体非遗项目的系统掌握者，并对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的自然人或自然人群体。非遗的产生、传承和发展主要由其载体即传承人来完成的，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非遗就失去了其文化魅力与存在价值。

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过政府机构或经政府授权的其他机构认定并从制度上对其加以规制的非遗传承人中的特定个体。代表性传承人通常是非遗传承人中的佼佼者，其对非遗的影响较一般传承人更大，重视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是非遗传承人制度的核心。

代表性传承人属于广义上非遗传承人的范围，代表性传承人固然重要，但是非遗项目以及代表性传承人自身都不可能脱离非遗传承人整体而独立获得发展。当前，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一般意义上所提到的非遗传承人为狭义的非遗传承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二、非遗传承人认定扶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相结合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相关立法与文件主要对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认定和取消、扶持及义务等问题进行规定。综合分析相关规定，不难发现，非遗传承人制度中的认定及扶持制度均存在较大问题。

(一)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有缺陷

“传承人”身份的被认定，是原生的民间音乐、最基层的民间音乐家等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官方文化和上层文化的重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国非遗传承人采取层级认定方式，非遗传承人也分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现仅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为例，来探讨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依据是文化部45号令，研究该法规，可以发现当前非遗传承人的认定至少存在以下问题:认定数目不明确;认定的条件较为抽象;认定程序不够合理。具体叙述如下:第一，文化部45号令没有明确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数量，《非遗法》关于非遗传承人相关条文对此也予以回避。认定是给予支持的前提，认定的传承人越多则对非遗传承推广的力度越大，一项非遗被认定并获得支持的传承人数目将直接影响该非遗的最终生存。非遗的主要掌握者是民间艺人，他们是否能一代代薪火相传，直接关系到某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存亡，也只有认定支持更多的传承人，才能通过群体力量延续非遗的生命。对特定项目的非遗，认定更多的传承人并予以支持十分必要。

其次，认定程序的申请推荐制不适合非遗实际。文化部45号令第4条规定，成为传承人的方式应是自行申请或被推荐，以申请为主。非遗传承人大多生活于民间，无从了解相关制度，自愿申请方式根本不适合他们。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也使得一般民众和组织不会为其偶然发现的非遗传承人去充当“认定”的推荐人。

此外，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非遗传承人的认定申报是表格式申报，学院式评审，没有进入田野的深度，更没有细致地观察到传承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不利于将真正的传承人纳入到保护中来。只有进一步拓宽并完善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才能将更多的真正的非遗传承人纳入到各级政府认定体系中来，并使其得到切实保护。

(二)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扶持力度不够

我国对非遗传承人保护扶持力度明显不够。首先体现在保护的广度上，其仅保护“代表性传承人”，此举排除了绝大多数的非遗传承人获得支持的可能性。我国《非遗法》上的传承人较为狭义，仅指各级政府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应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遗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一切人。”

其次，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措施不够得力。根据《非遗法》第30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在法理上，该条明显属于任意性法律规范，各级政府及其文化部门无必然支持非遗传承人的义务，而即使给予支持也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该条另一大缺陷是未规定国际上通行的应对传承人进行培训扶持，从而创新非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保护措施”条款中对“传承人”就加上了“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说明，这意味着“教育”也是传承人支持机制的重要内容。

其三，被认定的非遗传承人在其扶持未能得到切实保障的同时，还要承担较大的义务。《非遗法》第31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在法理上，该条所规定的义务属于“应当”的范畴，是强制性的，是所有被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必须履行的，否则是要被取消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

此外，现行《非遗法》对传承人保护的不足还体现在保护不够全面，仅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经济扶持，未提及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人身侵害从而对非遗本身造成无法弥补影响应否承担特殊责任。对非遗传承人的人身给予特定的行政保护乃至刑法保护，更能体现对非遗的重视。现行刑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也只是停留在其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阶段上，还没有对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个特殊身份进行保护。

(三)代表性传承人资格取消机制有违法理与情理

中国拥有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非遗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保护更为重要的非遗是我国《非遗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取消不履行义务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正是基于这一缘由。然而，《非遗法》第31条规定的这一取消机制并不符合非遗保护本身。

1、取消资格的理由不合理

根据《非遗法》第31条规定，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取消的缘由是其不履行第31条第一款规定的四项法定义务。国家及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实施以来，被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实质上所享受的“保护”主要是荣誉称号，政府并未在资金及税收上给予认定的传承人有力的支持。代表性传承人通常有且必须有“主业”，其不可能在无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全力无私支持非遗事业。相关支持措施未能到位，动辄以违反义务为由取消资格显然不合情理。 　2、代表性传承人的能力无法取消

“代表性传承人”是一种荣誉资格，但更是对其内在能力这一事实的肯定。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并不取决于是否有这一称号，其能力也不会因具有政府认定的资格而得到根本提高。

3、取消“资格”悖于非遗保护宗旨

取消“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无异于是对非遗传承人施加的“耻辱性惩罚”，此举不利于非遗的传承，尤其是对于异常珍稀的国宝级代表性传承人更是不能用此强制性的方法，以免造成“非遗”彻底灭失。

三、完善非遗传承人认定扶持制度的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

1、应合理确定认定数量

认定代表性传承人有助于传承者的精湛技艺被社会及时关注，让年轻一代的学习者在政府的资助下抛去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防止因为年龄和经济的原因导致“人亡技失”。认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是非遗保护中的一项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当前制度上未明确认定数量且实践中认定偏少。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结合具体非遗项目的稀缺性、本地财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给予更多非遗掌握者以“代表性传承人”身份并加以物质支持。

2、构建并完善多渠道的认定启动机制

现阶段传承人认定制度主要是以政府名义进行的，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国家认定制。在这种认定制中，个人申请和他人推荐相结合的申报制是程序启动的原因，但这种机制存在明显弊端:此举不适用于对政策不够敏感的绝大多数“民间非遗掌握者”，也不利于调动社会发现推荐非遗传承人的热情。因此，应规定政府有发现和认定非遗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使其变被动为主动;应构建适当地针对“发现并推荐非遗传承人的个人和单位”的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发现、尊重非遗传承人的热情;应将传承人直接“登记”作为现行认定制度的补充程序。如日本等国家，在评定传承人时，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除政府组织申报外，还采取由传承人直接“登记”的方式。

(二)加大对传承人扶持的广度和力度

1、应扩大对传承人支持的广度

认定是非遗传承人获得支持的前提，相对于被认定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或许更有价值的非遗项目因未能被认定为“非遗代表性项目”而不可能有“代表性传承人”。应当承认，有选择地对非遗传承人进行支持是国际惯例，也符合我国国情，但在现有条件下，适度扩大扶持面也是很有必要的。《非遗法》未提及“非代表性”的非遗及其传承人，无疑是一大缺陷，不利于该类非遗项目的普及和发展。进一步扩大传承人支持的广度还体现在应当扩大扶持门类。按照《非遗法》第30条规定，对传承人的扶持局限于所列的5个领域，尚未涉及传承人的培训支持及传承人对非遗创新的奖励等重要领域。非物质文化的“变”是进化，而不是后退，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加以激励。

2、应加大并有效落实支持力度

如前所述，《非遗法》对代表性传承人的支持尚未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关于采取的支持措施和力度，政府有选择的权利。非遗保护理念尚未被社会完全接受的情况下，单靠政府自觉自愿实现非遗保护的根本性改观，显然是不可能的。应当将《非遗法》第30条的“根据需要”改为“应当”，明确规定扶持非遗事业是政府应尽的法定义务;应当规定各级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非遗传承人;应当规定在税收等财政收入领域为非遗传承人创造更为轻松的发展环境;应当对特定弱势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扶持给予单独考虑。

(三)废除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

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固然可能有利于督促传承人更好地实现非遗的传承，但荣誉惩罚机制是不适合不以获取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文化从业者的，很可能还会招致文化人的反感。一直以来，非遗的传承人都是在没有“官方身份”的情况下为非遗的传承推广默默做着巨大的牺牲，授予身份而又随意剥夺其身份，无疑是对传承人的重创。激励才是非遗保护唯一的原则，而即使认定的传承人不再具有传承能力或不积极传承，也不应当剥夺其传承人身份，而只能继续引导，在仍不能实现时可考虑适度削减乃至终止物质扶持。

篇2

作为承载人类社会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丰富的形式和风格，对世界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随着现在“申遗热”的兴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成为了很多政府部门重点建设规划的对象。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农业国家，在广大农村地区积淀有大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适应我国农村地区历史文化特点和发展建设现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创新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尤其是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之后，如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与新农村建设发展结合，让分布广大、数量众多的农村居民不仅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还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保护力量，成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和持续传承的关键所在。

新农村建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一个以农业社会为主要社会形体的国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积淀保存着数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种民间美术、民间戏剧、民间舞蹈、民间杂技、民间手工艺等各种传统技艺。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但包含着中华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形式、审美趣味、艺术风格，还可以看到千百年来根植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心理情感和精神信仰，并由此衍生出浓厚的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最具有精神凝聚力的民族文化资源可以承担建设和谐农村文化的重要资源。

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生长于农村地区，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和丰富的审美情趣特色与其所在地的民众生活紧密联系并代代传承，这也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个性。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保护和发展这种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个性，可以有效地避免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千村一面”式的地域之间差异性的建设模糊。

另一方面，文化和经济是不可分割，但可以互相转换的。在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使其能够被商品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其成为具有多元性的文化资源，通过整合多方市场资源，把这两个属性结合在保持其核心要素的基础上进行合理且适度的商业开发，对促进人们的消费，增加经济价值收入，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农村建设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得到拓展，使其价值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新农村建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有效方式

首先，政府要有意识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进程中，对广大农村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保护现状进行真实地调查分析并对其制定有针对性的、科学可行的保护方案，并在实施的过程中把握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新农村建设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还要面向广大农民做好广泛的宣传工作，充分调动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主动进行保护的积极性。农民作为农村的主体，是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直接的享用者，在千百年地享用过程中，他们对他们所身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感情。但是，面对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中物质利益的驱使，他们又希望能够既改变自己的现实生活，又使传统文化能够传承发展。因此，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工程中，加强教育宣传工作，使广大农民认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自身的利益可以存在相互助益的关系，通过政府、民间组织的积极推动引导，让村民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受益者，以此提升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主动保护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其次，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做合理的开发利用，将其推向市场成为文化品牌，以生产性保护的形式使其焕发生命活力、拓展生存空间，并以此形成有文化创造力的良性循环。随着消费社会的对精神体验设计的需求，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的蓬勃兴起。如今，世界经济处于一个以知识经济作为核心的全新时代，文化创意产业所产生的价值不仅仅只是一个具有鼓动性的理念，而是真实地推动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直接推动了经济发展。因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源投入到文化创意产业中，进行适度地市场化运作和产业化开发，产生实际的经济价值，使得文化保护和经济建设产生良性的互助互赢，不但能够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还能够直接促进、活跃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甚至还起到了加强农村社区民众生活的向心力，强化其彼此之间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感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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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南高校音乐教育;本土民间音乐;传承研究

中图分类号：J60-4;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35-0223-02

一、湖南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的分类及现状调查

湖南本土民间音乐的种类众多：传统音乐27项、传统舞蹈28项、传统戏剧34项、曲艺10项。其中，传统音乐包括桑植民歌、湘西苗族民歌、土家族打溜子、华容夹叶点子等;传统舞蹈包括土家族摆手舞、湘西苗族鼓舞、张家界高花灯、衡南七巧龙舞等;传统戏剧包括昆曲、湘剧、祁剧、巴陵戏、长沙花鼓戏、邵阳布袋戏、衡山影子戏等;曲艺包括常德丝弦、长沙弹词、祁阳小调、祁东渔鼓、湘西三棒鼓、侗族琵琶歌等。这些音乐展现了湖南传统音乐悠久的历史和对后世深远的影响，反映了湘楚文明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巨大贡献。

众所周知，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口传性、易逝性、不可再生性等共同特点，相比较其他类型的非物质文化（如民间文学、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等）借助一定的物质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文化特征、保留部分文化信息而言，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流动的艺术，其承载的形式依附于民间艺人的口头传授或少量乐谱为参考。

因此，基于音乐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对于收集、整理、研究，传承与保护音乐文化资源，难度更大，工作更艰巨。从生存情况来看，目前湖南境内大部分本土民间音乐生存情况堪忧。以巴陵戏为例，巴陵戏是湘东北以岳阳为中心的地方戏剧代表。历经明清发展，逐渐形成以弹腔为主，兼唱昆腔、杂腔小调的多声腔剧种。其传统剧目、声腔和表演艺术是研究中国戏曲艺术流变，湖南地方剧种形成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兴盛时期班社有“巴湘十三块牌”，从业人员达800余人，活跃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广大城乡，影响深及该地的皮影戏、木偶戏。随着社会的发展，巴陵戏除了在婚丧嫁娶中偶有活动外，民俗节庆中已难得一见。老艺人退离舞台，艺人各寻出路，现存有影响的艺人寥寥无几，使得巴陵戏的发展举步维艰。

从中我们发现，随着观众群体因为时代的变迁，生活需求的改变，理解、接受、喜欢本土民间音乐的人群在逐渐减少。导致许多音乐形态的生存环境被沙漠化，形势不容乐观。

二、湖南高校对本土民间音乐的传承意义

（一）促进高校音乐教育的全面发展

高校音乐教育是专业性教育，它所培养的人才从社会需求而言，可分为研究型、技术型、应用型、学术型等。高等音乐教育的性质不仅具有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更重要和直接的是文化功能。因此，高校音乐教育是优秀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笔者认为，我们的音乐教育须以传统音乐文化为基础，才能形成自己的音乐文化教育体系，才能与当前时代的要求进行接轨。正如教育学者乐黛云所言：“当前世界各民族都在努力以当代人的眼光重新诠释自己的文化。重新诠释自己文化的目的，固然在于寻找自身民族的凝聚力，重新确立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

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重新发掘自己的特点，整理传统的文化财富，使之为世界其他民族所理解和共享，以便在未来文化发展的多元合唱中加进一个既特殊又和谐的音部。”

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体现五个基本特征：（1）以和为美的审美标准;（2）强调辩证的音乐思维;（3）着意多变的线性型态;（4）表现整体的、多角度的、虚拟的意境;（5）追求自然状态的音乐结构特征。根据本土民间音乐文化特征，以本土音乐文化为源头，建立高校音乐教育与本土民间音乐文化之间良性互动为基础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体系，实现本土民间音乐文化与高校音乐教育的有机对接，既是本土音乐文化从业者的历史职责，更是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人才的重要使命，在理论和实践中，两者是鱼与水的关系，以此才能更好地促进高校音乐教育的全面发展。

（二）丰富高校音乐教育的价值内涵

地方高校音乐教学开发本土音乐资源，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情感。家乡的音乐让家乡人先传唱，这是一种责任与义务。家乡的优秀音乐文化走进课堂，能够增强学生对本土艺术文化发展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因此，《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 年）》要求：“艺术教师应充分利用和开发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教育资源”，地方传统音乐文化由于来自于学校所在地区，反映了当地的民风民俗，蕴含着朴素的民族情感。而音乐文化的传播素材，不论耕种、打猎、结婚、丧吊、盖房、亲朋聚会，甚至在发生纠纷，引发争斗时，都可以成传统为音乐文化的创作源泉，用来歌唱、舞蹈和演奏。这些音乐的表现形式承载着民族迁徙创业的历史，彰明团结和睦、振兴民族的真谛，传情达意、增进友谊。传统音乐经过历史的沉淀，流传下来的都是艺术精品，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情趣，训练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同时地方传统音乐文化由于来自于学校所在地区，反映了当地的民风民俗，蕴含着朴素的民族情感，容易被学生们所接受。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通过对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地方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对于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湖南高校音乐教育对非物质音乐文化的传承优势及工作开展综述

（一）传承优势

综合性高校在这项工作中更容易发挥教育资源优势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从传承的角度进行所需人才的培养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通过学习和传承本土民间音乐遗产，能够进行表演的创新性音乐人才;（2）通过了解和挖掘本土民间音乐文化、能够从理论高度深入探寻和透视音乐文化内涵的研究型人才;（3）通过培养和学习本土民间音乐，能够成为是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教育工作者。

湖南高校音乐教育综合教育资源优势在于，以多学科并存和交融的方式开展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和艺术实践。在综合性高校中进行非物质文化音乐教育，既可以提高音乐学专业学生对本土民间音乐的认知、研究、传播与创新的能力，又适时改变湖南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以“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为主导的尴尬局面，促进民族民间音乐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有：（1）发挥地方生态环境优势。地方性本科院校本身植根于地方性文化生态环境中，学生们耳濡目染的乡音乡情，带有地域特色的音乐文化元素，为地方高校音乐教学提供了宝贵的教学资源和实践基地;（2）发展学科专业建设优势。地方高校音乐学科发展需要多种学科的综合与共建，其中本土音乐文化建设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教育工作领导者通过理论建设、学科研究、教学改革、艺术实践等方面，必将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民间音乐学科建设的优势;（3）体现物质保障优势。高校音乐教学活动有相对稳定的时间、场所、人员安排，比之随意性、流动性更大的民间行为，高校音乐教学对于本土民间音乐的传承在物质条件上给予更充实的保障。

（二）工作开展综述

湖南各地高校中，以吉首大学为例，吉大身处湘西地带，音乐文化资源丰富、多样，音乐学科在学科建设和艺术实践中，凸显地域音乐文化特征。主要工作业绩有：带领师生多次赴“民族艺术之乡”开展调研活动，包括龙山县、永顺县等地;学院师生共同整理、创作一批独具特色的音乐、舞蹈类节目，进行国内外巡演;学院已成为湘、鄂、渝、黔边区少数民族边区艺术人才培养中心，是西南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研究、开发和创作的重要基地。另外，衡阳师范学院、湖南城市学院、湖南理工学院分别在2011年3月、2011年11月和2012年6月举办了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桑植民歌”专家组的讲学、传唱、表演活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岳阳巴陵戏”普及教育展示活动和赴南县考察湖南省首届地方地花鼓艺术节的活动。并且，湖南文理学院在音乐学的建设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对常德的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以此配合常德市“文化名城”建设工作。当然，作为湖南音乐教育专业龙头单位---湖南师大音乐学院，每年定期举办各种关于民间音乐文化的知识讲座，并深入实地，组织学院教师和学生进行采风活动，并撰写大量相关于音乐核心刊物，创造影响力。

四、湖南高校音乐教育对本土民间音乐的传承策略

校园音乐文化活动包括以下几种形式：（1）学术讲座、媒体宣传、专题报告等;（2）音乐知识比赛、音乐表演展示等;（3）社会艺术实践、实地艺术采风与考察等;（4）校园社团艺术表演与实践。

目前，湖南各大高校开展的校园音乐文化活动，主要体现以下几个共同点：（1）音乐学术讲座以音乐专业为主，聘请专家讲授论题甚少涉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领域，本土民间音乐的专题讲座更是寥寥无几;（2）音乐文化比赛主要包括专业技能比赛、流行歌唱比赛等，民间民俗的音乐活动几乎没有;（3）社会艺术实践，艺术采风活动没有形成一定气候或者参与群体有限，知之甚少。

因此，创建有自己特色的校园文化，需要借助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网络等媒体，宣传与播放当地民间音乐文化。从形式上，可以以定期讲座、作品介绍、组织比赛等方式进行。在实践中，组织学生们对当地民间音乐进行采风，并且可以把民间优秀艺人请入校园，对学生们直接面对面地交流和互动。如吉首大学请来苗族第一、二、三代鼓王对学生进行现场技艺传授与指导，土家族民间艺人田隆信先生为师生们表演打击乐，让同学们感同身受，启发很多。另外，湖南理工学院组织的“传承与创新”专题讲座，主题以对地方高校音乐教育本土文化办学特色为切入点，深刻剖析了音乐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针中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上这些例子，很好地启迪我们地方其他院校的同仁，以此作为借鉴，做好地方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工作。

基金项目：2014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麻山锣鼓的人文价值与传承研究，编号：14YBA113。

参考文献：

[1]乐黛云.跨文化之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J].探索与争鸣，2007（07）.

[3]顾军，苑利.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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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

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为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历史机遇，发挥好“桥头堡”作用，在“十四五”中展现新作为，作好“一片陶、一匹布、一把扇”为主的非遗文化产业文章，建议发展壮大我区非遗产业良好基础，依托位于安富街道的**陶文化创意产业园、**高新区广富工业园将我区打造成为文、产、旅融合发展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通过做大做强“一片陶、一匹布、一把扇”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吸引、辐射带动泸、内、荣、永及川渝周边等地非遗资源集聚，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个以弘扬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传统工艺美术、现代创意产业等协同发展的百亿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推动我区逐步打造成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孵化中心、展示交流中心、人才集聚中心、非遗传承中心、文旅集散中心，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建立一条文化连接纽带，持续推动双城经济圈传统文化产业提档升级，不断提升成渝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和互联互通水平。

一、文创产业相关背景

（一）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和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

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方面的创意群体。创意产业作为知识密集的新兴领域，已经成为当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重要产业。

（二）文化创意产业中心是以文化根基的新园区

创意产业中心作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具体载体，其形成包括四个基本条件：一要有与文化相关联的、产业规模集聚的特定地理区域，二要有鲜明的文化形象，三要有包括生产、发行、消费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链，四要有集生产、交易、休闲、居住为一体的多种功能。

（三）发展理念

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文化性、创意性、产业性三个基本特点。根据**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建设文创产业中心路径的发展理念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即：落实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遵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围绕上述基本要求，**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发展理念为：绿色、智慧、活力。

绿色主要是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要保护好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做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在项目的设置和开发上走生态优美、节能低碳之路。

智慧主要是指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时代潮流与传统技术的有机结合，在项目的设置和开发上注重搭建创意经济的平台，把集聚创意人才和产业作为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活力主要是指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遵循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形成和壮大文化创意的产业链，形成新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群，为**的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升级打造新的发展引擎。

二、**打造双城经济圈文创产业中心发展优势

我区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安富境内陶产业和陶文化在全市乃至川渝两地范围内一枝独秀，具有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良好条件。

（一） 深厚的文化优势

**素来有“海棠香国”的美誉，文化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特色文化、特色产品、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陶器、折扇、夏布等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且产业链相对完整，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二） 独特的品牌优势

安富是中国的三大陶都，是中国四大名陶的主产地，陶业发展历史悠久。数百年来陶文化从未间断，是川渝两地不可多得的陶文化重镇。2010年，**陶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陶列入重庆首届“巴渝十二品”。

安富作为川渝两地陆路要冲，是巴蜀文化的交流融合地，生态环境优美，人文资源丰富。辛亥文化、抗战文化、兰草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相互交织，五里长街、烧酒房、寨子山、鸦屿河、生态园等多种文化载体相辅相成，具有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先天优势。

（三） 蓬勃的产业优势

近年来，**把非遗文化产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而且实现良好的开发利用，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产业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成功打造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处，重庆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1处、示范基地4处，重庆市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6处、非遗传承教育基地7处，区级非遗传承教育基地14处。

（四） 便捷的区位优势

**是重庆的“西大门”，正好处于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的“一小时经济圈内”，是成渝经济区腹心地带的一个重要战略支撑点，具有“东西传递”、“双向开发”的独特区位优势，是成渝合作的“桥头堡”，不仅可以直接辐射四川、重庆两地，还可间接辐射云南、贵州、陕西、湖北、湖南5个省市，辐射人口3.69亿人。成渝公路、成渝铁路和成渝客运专线贯穿境内，成渝客运专线建成通车后，大大缩短了**与成渝两大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至重庆20分钟、至成都40分钟）。

“潼荣高速公路”在**陶文化创意产业园内开设出口，**陶文化创意产业园距泸州深水港码头50公里，距四川第二大机场—云龙机场仅20公里，往北可融入陕西、山西高速公路网，往南可融入云南、贵州高速公路网，往东可融入湖南、湖北高速路网，地理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与此相对的是，川渝两地已进入文化消费井喷期，但相关产业或者说集聚产业群还未形成，周边城市也处于各自为政阶段，在打造文化中心工作方面还属于空白，具有异军突起的可操作性。

三、存在问题、现状

（一）现状

目前，全区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5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30名，区级代表性传承人388名。吸引区外国家级、省市级大师设立工作室15个，吸引文化创意与经营管理人才1500余名，直接或间接从事文化产业共计7万余人。非遗文化产业初见雏形，2017年底，文化企业数2500余户，非遗及关联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其中三大国家级非遗及关联产业产值突破50亿元，市级和区级非遗项目及关联产业产值近60亿元。

（二）问题：

一是文、产、旅融合发展示范效应未进一步体现；二是文创产业体量小，产品体系单一，价格普遍偏高；三是集聚效应不明显，我区范围内的非遗产业分布都较为分散，未形成规模集聚效应；四是人才培养、传承问题；五是文化多创意少，产品附加值低。

四、关于抢抓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全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意见建议

1.将“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或“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产、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纳入我区“十四五规划”并争取纳入重庆市“十四五”规划。

2.加快实现文产旅融合发展。按照笔者的观点，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接二连三”的产业，既可以是狭义上的文化创意设计、知识版权等相关产业，又可以是将文化创意物化制造出来的相关实体制造业，是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要搭建政企共商新渠道，加大政府支持力度。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大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构建良好营商环境。一方面政府要鼓励**本土的企业走出去，组织非遗文化企业和产品亮相国际、国内的各大展会，并给予其一定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要鼓励文创类的企业进驻**文创园区，吸引麻织品、陶器、折扇等“老字号”入驻，对入驻园区的企业给予各类补助。二是要创新城市形象传播方式，要重点考虑年轻化和时尚化的受众群体，结合年轻人喜爱的传播方式，利用“抖音”等平台策划打造非遗“网红”，同时深化与主流媒体合作，综合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作用，探索事件营销、活动营销及渠道营销等旅游营销方式，增强**文创品牌的影响力。

3.打造双城经济圈特色主题活动。以活动为载体，策划组织周边市区来荣开展特色文旅活动，提升影响力和美誉度。例如把**陶文化艺术节上升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艺术节，并成为永久举办地，每两年常态化开展；同时用好国家级综合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成渝两地文化交流、培训活动，整合现有文化相关技能比赛、交流活动等，将每年一次举办的**陶职业技能大赛上升为双城经济圈非遗职业技能大赛，持续吸引非遗人才、文化创业产业人才来荣交流、发展。

4.吸引文化创意人才入驻创业。争取川渝两地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评定机构落地**，评定资格、享受政策等互通互认。对标《**区人才兴陶十一条》制定实施非遗相关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激励政策，支持相关人才创新创业、支持入驻人才学习深造、支持人才团队参赛参展、支持非遗大师带徒传艺、支持人才参与职称评定、支持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等，吸引周边地区品牌非遗文化产业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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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每一个民族和群体保护了自己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同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深深地根植于民俗民间艺术文化中，承载着民族情感、道德传统、民族特征，是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内在精神基因和根基，是凝聚和延续精神文明的土壤与血脉。

然而，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负载着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掌握民间艺术和技能的艺人日益减少，使民族“文化记忆”中断的概率增加，使传之已久的口头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被遗忘、遭损坏、乃至消失的危险境况。这种情况，无疑已成为每一位精神文明工作者的心头隐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和标志，只有植根于人民才有生命力，只有与青少年结合才会有希望。因此，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少年学生群体中的传播和教育，对延续中华文脉、提升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月21日，“我们的节日——端午”海淀区“青少年非遗大课堂”端午展示活动在海淀区西玉河小学举行。端午节传统文化展示活动在西玉河小学开展已久。学校多年来一直秉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将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到学校的教学活动中，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加深学生对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了解。今年是学校第9次开展端午节集中展示活动。活动中，同学们用粽子制作、旱地龙舟赛、传统剪纸、服饰走秀、中华酒文化介绍、中华传统医药文化展示、茶艺表演等多种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华端午文化的魅力。

在观看完表演后，孩子们纷纷表示，要小手拉大手，携手护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色彩斑斓

海淀区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在市区发展的有机更新中，不仅注重科技创新带来的高度辐射力，还从精神文明层面着手，注重增强文化遗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注重发挥文化遗产对城市精神的塑造力，以及对社会和谐的调和力。

多年来，海淀区一直致力于加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从而凸显特色文化风貌，塑造城市之美，提升城市之神。

如今，海淀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目前统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有190多项，其中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50多项，近30项进入北京市级名录，7项入选国家级名录。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美术等全部十个类别，是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如“扑蝴蝶”是海淀苏家坨镇后沙涧村一带流传至今的一个民间舞蹈项目，最早出现在南宋江浙地区。海淀扑蝴蝶源于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上的一次民间歌舞表演。西北旺“少林五虎棍”创建于光绪24年，是西北旺皇会中的一堂会，经过15代相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五虎棍以少林武术为基础，包含套路棍、摆阵、引阵、打阵、破阵等，械斗形式不一，时而单打独斗，时而对打群斗。“花样空竹表演”集游戏性、娱乐性、健身性、竞技性于一体，能锻炼四肢、健脑益智、舒筋活络、增强心肺功能和身体协调性，如今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面人郎面塑”艺术集美术、雕塑、服饰、化妆及造型艺术为一体，每创作一件作品就需付出艺人的智慧与心血，因此具有较强的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并对研究老北京民俗民情具有一定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曹氏风筝工艺”融民间文化、宫廷艺术、南北扎制技术的精华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拟人化的“扎燕”更凸显了北京特色。

大手拉小手 携手护非遗

近年来，让非遗走进青少年课堂一度成为被关注的话题。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艺委会副主任李延声曾建议，应增强全社会的非遗文化保护意识，尤其应将非遗文化保护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作为全国先锋科技聚集地的海淀，这次也勇争潮头、敢为人先，在北京市率先开展了“青少年非遗大课堂”系列活动。

早在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施行，这一法律框架性地对非遗在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问题做了规定，对非遗建构传承模式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海淀区开展非遗在青少年中传承的教育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政策背景。海淀区文明办经过调查研究，最终确定“青少年非遗大课堂”活动为2012年海淀区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教育模式之一，计划全年陆续在西二旗小学、西玉河小学等10所学校，开展皮影文化课堂、端午文化课堂、曹氏风筝文化课堂等活动项目，以普及讲座、实地参观、动手实践、观摩演出等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大非遗感染力和影响力，还将在今年10月开展非遗大课堂成果集中展示活动。

同时，为了在演出内容、形式创新上下功夫，增强非遗项目的时代感和凝聚力，海淀区文明办正积极与文化委、教工委等有关单位协调，尝试将传统技艺和动漫、影视等产业相结合，推陈出新，以“大手拉小手、携手护非遗”为主题，让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在孩子们的手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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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唐落子舞是流行于聊城市高唐县赵寨子镇一带备受老百姓喜爱的一种汉族民间舞蹈艺术，在2015年被列入第四批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对落子舞的艺术传承、保护和当下存在的困难进行了系统性分析，通过不断总结近些年来具体保护和传承工作经验，现提出一些建议。

一、高唐落子舞

落子舞是一种民间智慧凝聚成的艺术，特点是道具奇异、节奏简单明快、队列变幻夸张、舞步多样灵巧。

高唐落子舞最早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历史悠久，流传广泛，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始发源地是高唐县赵寨子镇倪堂村。那时有“二月庙会”，热闹非凡，村里来了一位老翁，看着七十多岁，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他摆摊卖虎皮膏药，其间在一根竹棍上系上铜钱，手耍棍子有招有势，节奏性抽打身体各个部位，他边打边说这是落子，能通血脉，通经络，增强体质，延年益寿，他的表演招揽顾客围观。卖完膏药后，倪堂村的一位财主宴请老者，诚意希望传授落子，落子舞从此扎根在倪堂村，一代代流传下来，道具、舞服、动作也得到继承和发展，并融合进健身、娱乐元素，赋予古老民间艺术时代特色和生命力。据相关史料记载，20世纪四五十年代，落子舞在高唐家喻户晓，落子队庞大，参加人数之多达到顶峰。当时流传民谣：“看见打花落，吃饭都忘掉；瞧瞧落子舞，干活劲头鼓。”

落子舞道具：用一根1米长的竹竿，从一端向里均匀挖出三个孔，竹孔间距3厘米，在每个竹孔里用铁丝固定住3个铜钱，竹竿两端拴上红毛线穗，再各系上大铜铃3个和小铜铃3个。跳起落子来，随着动作节奏，落子发出清脆响声，陈列在展厅也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手工艺品。

落子舞服装：落子舞服饰讲究，在各个历史时代有着明显的变化。服装分男女款，男款是红色英雄巾、上衣黑裤褂外穿黄坎肩、下衣紧身灰裤打红色裹腿，白球鞋。女款是盘发髻、上衣正红紧身小褂、下衣紧身绿裤、红鞋，结合古今观赏特点。男女演员配合默契，跟随鼓点跳起舞步，抖膀飞眼，令人捧腹不止。

落子舞队伍：最低10人起，男女各半，双数即可。舞步、节奏、打跳动作务必一致。除打落子队员外，还有两个领舞演员，类似戏曲舞台上的男丑角和女彩旦。他们是整个落子舞队伍的舞眼和支柱，带动整支队伍的走向，配合一致，两位演员互相，妙趣横生，起到惹观众捧腹大笑的效果，为表演增加了娱乐性。

二、非遗落子舞的困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快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非遗的吸引力正在逐步下降，像落子舞这种依靠口传身授的非遗文化正在不断消失，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一）非遗传承青黄不接

目前，落子舞的传承人大多处于50岁至80岁这个年龄段，曾经涌现的一些成绩卓越的带头人，或已过世，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能起骨干作用的、有较高水平的青年人才十分匮乏。新老艺人出现断层，艺术传承青黄不接。而且，落子舞不能像手工技艺类非遗，能用一技之长生产实物商品，所以无法获取相应的经济回报，传承人很难体现自身具备的经济价值，不少传承人转做其他行业，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青黄不接，人才危机日益严重。

（二）经费不足，传承保护无法有效开展

各级政府对于非遗整理、抢救、展演、宣传、培训等没有专项资金支持。乡镇政府没有专门的非遗保护中心，没有专用工作车辆，资源普查、民间调查、资料整理和录像制片等相对滞后，日常工作开展困难。据了解，省、市级别的传承人没有任何经费补贴，一些人因生存实际情况而改行，此类非遗得不到有效传承。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缺乏认识

如何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社会大众缺乏基础知识，尤其是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修补、申报工作的认识和重视。专业人才匮乏，无法形成一个全社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意识，这制约了非遗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非遗落子舞传承和保护工作建议

面对诸多困境，拓宽思路，积极探索一条有效可行的“非遗”保护之路，对于推动赵寨子镇提升农村文化建设、发展公共文化事业意义重大。

（一）发挥镇党委、政府在落子舞保护方面的主导作用

保护非遗落子舞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必须提高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增加经费投入，通过政府拨款、社会捐助等方式筹集资金，成立落子舞传承和保护专项基金。加大宣传力度和广度，增强全社会尊重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性，使人们踊跃地参与到落子舞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中来。

（二）送“非遗”进学校、农村和企业，多渠道培养传承人才

将非遗展演送进中小学、农村和企业，在综合文化站开设非遗展厅，将落子舞变成有形的文字图片和影像展览，制作电子光盘存档。聘请落子舞传承人现场教学，建立艺术实践教育基地，多渠道培养人才，努力使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三）将“非遗”项目通过节庆向大众展演，打造地方“非遗”特色品牌

通过参加市、县举办的春节、元宵节、二月二龙抬头等民俗节庆活动，开展非遗项目展演，打造地方非遗特色品牌，让人们充分领略高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增强城市认同感。

（四）创新经费保障机制，积极推进生产性保护

按照“合理利用、鞒蟹⒄埂钡姆秸耄在保持传统风格和本真性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非遗项目的产业化开发。拓展民间合作的新渠道，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全力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非遗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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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跨文化意识 河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 外宣翻译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瑰宝之一的燕赵文化以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作为走向世界的桥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对河北省向世界展示民族形象与文化软实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翻译的研究工作，为政府相关部门或学术研究机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另一方面，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传承，突出了传统特色文化价值与魅力，促进了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有助于提高我省国际影响力与综合实力，为建设精品旅游项目提供实践指导。

1.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中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文章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侧重翻译技能与技巧的应用，如选择翻译规范程度、译文质量与认可度、翻译人员个体差异对文化内容的影响等；第二，以语言实际使用为契机，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功能与特点，结合具体语境，采用辩证的方法展开外宣翻译。著名翻译学家尤金・奈达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翻译应将归化和异化策略统一。第三，基于目的文化产业的实际，注重体验式外宣翻译。例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翻译，常常采用易于读者接受与认同的目标语，在译文中体现原文化的思想。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宣传和翻译多为宏观研究，从翻译实质、目的和技巧的角度阐释翻译问题。注重翻译策略的同时却忽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与文化差异。本文借助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和相关翻译技巧等研究成果，从语言和文化差异出发，研究跨文化视域下的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具体分析翻译中出现的不同文化信息问题。

2.跨文化意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的体现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或项目名称的翻译集中体现跨文化意识。作为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的河北省拥有大量文化遗产，无论是保定直隶总督署、邯郸赵王城遗址，还是吴桥杂技、衡水内画，无一不饱含古今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其中许多名胜古迹的名称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常常与朝代名称或历史事件相联系。由于中、西方文化价值存在较大差异，简单直译或仅从字面的解释难以达到预期反应和效果，不易被理解和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译者需保留中国文化本色和非遗项目的异域特色，树立跨文化意识，通过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展示历史典故，促进传统民族文化的海外宣传与传播。

此外，跨文化意识还应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本的语言描述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字资料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描写多引经据典、措辞华丽，语言概括能力较强。翻译时，译者选择文化词汇应考虑目标语读者不同的思维习惯及审美心理，在介绍历史人物时，可适当补充人物背景介绍，通过意译方式使目标群体更易理解并深入了解中国历史。针对不同文化间出现的“文化休克”现象，译者在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文化信息时需将跨文化意识渗透其中，巧妙避免跨文化冲突，实现译文与原文的动态对等。

3.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宣传翻译现状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深入和“一带一路”的提出，河北省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在我省举行。全省各地、各级政府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与县域文化产业布局，实施“一县一业”策略，打造出例如吴桥杂技、曲阳石雕等一系列县域文化品牌。我省源远流长的原始、古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众多内容丰富的原生态宣传活动吸引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此考察学习，仅张北县草原摇滚音乐节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0余万观众，外宣翻译在县域文化产业中的作用进一步得到提升。然而，翻译作为解决语言障碍的工具与中外文化沟通桥梁，在此领域却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课题组收集了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资料，其中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资料没有外宣译文，只有少数传统手工艺品的资料介绍外宣英译，如蔚县剪纸、武强年画、唐山皮影等。通过实地走访与调研发现，各地举办大型宣传活动时，翻译工作一般由外聘译员完成。尽管外请译员具有丰富的语言文字翻译经验，但对民族、民俗文化却了解甚少，不能完全理解并表达文化遗产的深层含义。由此可见，当前我省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还远远不能满足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要求。

4.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一是并未充分重视现代化翻译手段与应用平台在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虽然近年来河北省文化产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但对于河北省非遗文化产业项目阐述、背景介绍大多单一使用中文。例如，集中展示河北省多种县域民俗文化的电视宣传片中，大多数都只有中文介绍，并未配有英文字幕或制作英文版。在网络广泛使用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使用互联网了解河北省文化旅游项目并将其作为其旅游、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目前除部分县域文化产业项目在其官方网站上设置了英文模块外，部分文化产业项目并没有相应介绍。例如，河北新闻网对于河北省主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项目进行了详细介绍，但并没有相应的英文介绍，这将成为制约我省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瓶颈。

二是河北省外宣翻译人才数量与文字资料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宣传的大量需求。从项目组收集到的外宣翻译资料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非遗文化产业对外宣传翻译工作不容乐观。外宣翻译需求和现有高水平外宣翻译人才数量不成比例，文化产业专业翻译人才稀缺。项目组走访了文化局、旅游局、博物馆和一些民族民间艺术品销售种类比较丰富的商铺后发现，采集到的多是一些不利于保存的零散资料图片或是对某一类艺术品的笼统介绍，无法深入艺术品发展历史、制作工序、工艺特色、文化价值等细微方面。甚至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只是简单的名目列举，缺乏详细的文字描述。编辑成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物较为有限。目前尚未实行有效的外宣翻译人才引进机制支撑外宣翻译水平的提高，导致大量县域文化产业项目的外宣翻译中存在漏译误译现象。例如，在对于河北省著名红色旅游景区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的网络宣传中，虽然在其官网上设置相应英文版快，但与中文介绍进行对照，其内容被大幅删减，外宣翻译过于简单，未能详尽介绍其历史和文化背景。

三是在河北省县域文化产业的外宣翻译中，未能充分重视跨文化意识的作用。中西方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都有所不同。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策略不完全符合翻译的具体要求。在不同的语言氛围中，相同词汇可能产生不同的语言联想，所表达感情会有所不同。译者在翻译的同时，多局限于语言本身，表达方式受制于汉语思维模式的束缚，没有对原文隐含信息深入理解，忽略背后文化内涵，导致原语文化词汇处理不当，译文过于片面，不够简洁规范，错译、漏译等现象时有发生，欠缺对目标群体思维、文化等审美差异的考虑，不能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其文化内涵，影响译文的信息传递。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理解和表达两方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由于译者知识面和专业素质有限，或缺少相关可供参考的工具书，或在此领域没有可咨询的专家，在未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文化信息的情况下，对其没有处理或处理不当造成文化误译；从语言表达角度上，因文化空缺造成文化词汇不对应，或是在翻译旅游外宣文本中的文化信息时使用了不恰当的翻译策略或方法，这些都会导致文化误译现象的出现。

5.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现状的对策与建议

首先，充分认识到外宣翻译在提高河北省县域文化产业开放程度和发展水平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利用网络平台不断丰富外宣翻译形式和手段。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英文版）建设要注重内容的全面性，采用超链接技术适当添加背景介绍或注释解释，搭配地图、视频、公文等内容。在介绍项目本身的同时，阐述项目背后的文化内涵及发展历史。通过开通公众平台或社交媒体向海外介绍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县域文化产业项目相关宣传网站上设置英文模块，相关管理部门应对外宣翻译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制定相应评定体系和质量标准，杜绝误译现象。

第二，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现状，更离不开我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相关部门应从政策、资金、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组织人员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编写、出版，在此基础上组织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调研，进行文化遗产翻译研究，开展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研讨活动，探索出一套适合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标准。由政府主导，对现有的英文翻译资料给予纠错、更正，组织相关部门专门负责翻译工作和译文质量的审核，请专家和学者一起研讨难度较大的外宣资料翻译。

第三，省内各高等院校重视外语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各高校外语人才培养应考虑地方因素和地方特色，不仅要重视语言知识、翻译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民族文化知识教育，开辟民族文化知识课堂，结合地区对外翻译宣传的实际需要，不断探索、创新，摸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能真正适应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的实用型人才，解决专业翻译人才紧缺问题。

最后，培养跨文化意识，坚持“文化自觉”的原则，将归化和异化有机结合。在翻译过程中，理解原文所处文化背景及情感倾向；积极了解外国文化、语言习惯、价值观念和受众的思维模式。在内容上，忠于原文文化内涵；在语言翻译层面，遵循目标语言语言习惯和习俗，能够准确传递原文信息。

综上所述，作为河北省向世界展示民族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文化产业对外翻译工作的研究，不仅为政府相关部门或学术研究机构提供一定理论参考与智力支持，而且以旅游为媒介既能有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壮大，彰显其独特魅力与人文价值，更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对增强我省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具有非凡的实践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Bell，Roger T.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 Practic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0.

[2]胡兴文.中国文化走出去――面向受众的翻译出版路径[J].中国出版，2014（9）.

[3]赵春丽.河北省文化产业外译对策研究[J].海外英语，2014（3）.

[4]卢小军.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M].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13.

篇8

一、基本情况

郾城区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属淮河流域大沙河中游平原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产丰富。早在5000多年前，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夏朝建立古郾子国，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置郾城县，2004年漯河市区划调整郾城县一分为三设郾城区。在郾城历史上发生过刘秀郾城搬兵、裴度郾城伐蔡、岳飞郾城大捷、郾城战役等历史事件；这里出现过许慎、陈实、范滂、公孙大娘、赵伊坪、苏进等历史名人；郾城区境内的“许南阁祠”是海内外学者的向往之地，北宋“彼岸寺经幢”，清道光年间的“八角硫璃井”、“镇河铁牛”，以及新时器时代的化身台遗址，五千年前龙山文化中期的高台建筑郝家台等人文景观，显现出郾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全区现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郝家台遗址和彼岸寺碑），省级7处（裴城洄河石拱桥、文庙大成殿、许南阁祠、裴城遗址、城高遗址、凌云台遗址、特授郾城县正堂加五级记录十次鲁碑），市级5处（化身台遗址、裴晋公祠碑、镇河铁牛、赵伊坪故居和革命烈士陵园）。近年来，郾城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提出了⒙糜我抵哺于历史文化、以保护促开发的人文历史游发展思路，使全区的旅游业从无到有，得到快速发展，涌现出了兴国寺、府君庙、彼岸寺经幢、许南阁祠等一大批优秀旅游景区景点，年均接待游客20余万人，旅游收入超亿元。

二、主要做法

（一）强化措施保障，夯实发展基础

一是强化组织保障。区委、政府高度重视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和旅游业发展工作，将此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进行专题研究，建立了定期议事协调制度、目标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督办问责制度等各项机制，明确了区直各部门的任务和职责，形成了工作合力。二是强化资金保障。加大跑步进厅力度，积极争取国家、省级政策性项目资金。同时，通过政策倾斜、市场化运作等方式，鼓励和吸引民营资本介入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和旅游业项目开发，拓展资金来源。近年来，共争取政策性项目资金772.5万元，引进社会资金4000多万元。三是提升服务水平。严格执行旅游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条例，不定期对景区及其它旅游经营单位进行安全排查，广泛开展旅游接待点选荐评定、A级景区评定和创建文明景区（点）等活动，规范行业经营和服务行为，促进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和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打造“三个品牌”，加快发展进度

一是打造古文化品牌。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实施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彼岸寺碑的碑身保护工程，启动名人塑像群、名人字画碑林等配套设施建设工程，着力丰富景点内容；以许南阁祠为依托，打造了由282块石碑组成的《说文解字》碑廊景观，大力弘扬许慎文化；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庙大成殿进行修缮，进行了孔子儒家文化布展。初步打造出了以许南阁祠、彼岸寺碑、文庙大成殿为主的汉字文化、石刻文化和儒家文化游。二是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充分利用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形成了以赵伊坪故居、烈士陵园为一体的红色革命教育游。2012年，对几近塌陷的赵伊坪故居进行了修缮保护。同时，邀请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栏目组一行前来拍摄宣传教育片，有力提升了郾城乃至漯河的知名度。三是打造宗教文化品牌。在做好道教场所城隍庙及府君庙景区日常管理的基础上，投资4000万元，对兴国寺大雄宝殿等建筑进行了重建，并对兴国寺的传说故事进行了挖掘和整理，扎实推进化身台兴国寺建筑群项目建设，形成了以兴国寺、府君庙、城隍庙为一体的宗教文化游，为把我区打造成为漯河及周边地市的宗教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

（三）深挖民俗文化，丰富发展内涵

特色民俗文化是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区始终坚持将保护、传承、推介特色民俗文化作为丰富文化旅游业发展内涵的重要内容。一是深入挖掘非遗文化。组织文化工作者对全区各乡镇实行分片包干，拉网式排查，严格做到不漏村镇、不漏项目、不漏线索，确保全面、准确掌握本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状，先后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1.2万条，立项245条，照片260张，录像13个小时。二是认真做好传承发扬。为杜绝优秀的非遗项目失传，我区加大对非遗项目资金、道具等方面的扶持力度，组织民间艺人加强对传承人的辅导培训，并推荐优秀非遗项目到省、市进行展演比赛，如孟庙何庄青龙舞，在原表演人员均为中老年男性的基础上，又培育了一支女子舞龙队；东关双狮舞培养出了青年继承人近二十名。三是积极做好宣传推介。对极具民俗特色的民间文学、民间舞蹈、传统手工技艺的民间艺术进行整理，积极申请国家、省、市级非遗项目，目前，全区共有省级非遗项目2个，市级非遗项目15个。同时，以民间艺术节、民间绝技绝艺展演、非遗项目展演等活动的举办为平台，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有效增加郾城旅游的知名度，有力地带动了全区旅游收入。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虽然我区在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力度不够，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历史文化景点建设缓慢、开发深度不够、基础设施不完善，多数达不到旅游业发展要素的要求。二是历史文化景点小而散，缺乏吸引力。主要表现为各景点参观活动范围小，浏览活动时间短，且景点之间距离较远，缺乏便利的公共交通条件，“人文历史游”品牌缺乏吸引力和带动性。三是许慎、岳飞、冯玉祥等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知名度相当低，是制约旅游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

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是一项涉及范围较广的系统工程，需要规划先行，统筹开发。但目前我市尚未形成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整体规划，造成以县区为主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存在各自为政、品位不高、功能不全等共性问题。二是资金投入力度不足。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是一项前期投入大，收效速度慢的产业。由于区财力有限，再加上文化旅游开发工作还未形成依靠合理政策引导、政府资金带动、社会资金补充、招商引资资金助推的良性发展模式，致使文化旅游开发工作缺乏动力和后劲，难以形成规模。三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包装宣传不到位。历史名人事迹及历史古迹对内对外宣传不到位，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缺乏，致使游客接待量不足。

四、意见和建议

1.建议市级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工作，建立《漯河市历史文化资源开发规划》，对全市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进行科学引导、合理开发，尽快形成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良好工作氛围。

2.建议市政府尽快形成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涉及土地、财政、规划等，牵涉面广，需要上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调配合。建议市政府牵头，建立健全部门协作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县区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支持力度，确保县区旅游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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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现状；分析；策略

一、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传承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形式，它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表现方式，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传统表演艺术、节庆活动、民俗活动和礼仪、传统工艺知识和技能等，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民族个性和审美习惯，与物质文化遗产一起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邢台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被誉为“鸳水之滨、襄国故都”。它是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策源地，曾涌现出中医圣祖扁鹊、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乌头宰相”魏裔介等一大批历史名人，给后人留下了十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10月邢台市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4项，其中包括邢台梅花拳、沙河藤牌阵、隆尧招子鼓、威县乱弹、威县冀南梨花大鼓、邢窑陶瓷烧制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59项，其中有招子鼓、内丘神码、弹（谭、潭）腿、沙河九龙祭祀等。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89项，如广宗打礁、南和抬黄杠、沙河四匹缯布制作技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多、种类全，有民间文学（牛郎织女传说、内丘县郭巨孝文化）、民间美术（内丘神码、南宫碑体书法艺术）、民间音乐（内丘扇鼓腔、沙河市道教音乐）、民间舞蹈（宁晋县八仙七巧灯、隆尧县泽畔抬阁、广宗跑竹吗）、民间曲艺（冀南梨花大鼓），民间杂艺、传统技艺（邢窑烧制技艺、威县土布纺织技艺、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传统民俗（内丘扁鹊祭祀、沙河九龙祭祀、清河中华张氏传统祭祀）、传统体育（沙河藤牌阵、邢台梅花拳、通臂拳）。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们称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文化瑰宝，是我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现状

外宣是指以本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凭借现代化媒介或其他宣传手段，真实客观地向外来人员介绍中国的政策、经济文化和建设成就，尽可能地获得世界人民的信任、支持和认可，从而在世界民族之林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不断加大对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独特文化形式，不仅可以更好地推动邢台文化走向世界，符合国家大力提倡的“走出去”的文化战略，也是保护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对外宣传就离不开英语翻译，因此有必要对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为弘扬邢台传统文化，邢台市凭借各县或各地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较大影响的非物质文化，市县政府、社会团体和高校组织举行多种多样的旅游文化宣传活动，如中国・邢台天河山七夕爱情文化节、清河县乡村旅游暨山楂节、秦王湖牡丹节、九龙峡桃花节等。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经济文化交流宣传活动吸引了国内外的友人、专家和大量游客前来学习、考察和旅游。

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语言交流离不开翻译这座桥梁，有效准确地展现我市特有文化的魅力内涵更离不开高质量的翻译材料。但由于这些非遗外宣活动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我市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多强调其本身的名录体系建立、遗产普查、传承人命名等方面，而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宣传翻译方面，导致多方面问题。通过走访和了解，举办这些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及一些旅游活动时，翻译工作者几乎都是由举办方聘请，而这些译员对当地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和认知，因此所译成品并未达到理想水平。同时该行业缺乏相关部门监管，使非遗外宣英译处于无杂乱状态。由此看来，非遗的翻译还缺乏其专业性、组织性和规模性。

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非遗的英译处于起步阶段，邢台地区外宣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容乐观，高水平的外宣翻译人才稀缺，正式出版物也很少。通过对搜集到的部分译文进行研究，总结后发现其中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译文受汉语思维的影响，只翻译表面文字信息，忽视了其中的内涵信息；第二，非遗外宣译文不够规范、精简，对原语文化中具有民族性、区域性的词汇处理不恰当造成错译、漏译；第三，译文对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面的差异考虑较少，缺乏外国友人和游客的认同意识，使译文翻译过度或表达不够精确。这些问题会导致译文的可读性差、外宣效果不佳。

三、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现状分析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重视程度不够

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宣传和交流，相对来说，邢台非物质文化外宣翻译起步较晚，发展缓慢。虽然在2006年，邢台市政府发表《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表明政府对非物质文化有一定的重视程度，但缺乏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和组织，非遗外宣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没有投入足够的物力、人力和财力等。

2.专业外宣翻译人才的缺失以及翻译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的不重视

为使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性文化“走出去”，准确而规范的译文是必要的。从搜集到的外宣翻译资料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对外宣传翻译工作不容乐观，文化遗产专业翻译人员稀缺。有些翻译人员自身汉语及英语素养达不到较高标准，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良莠不齐。此外，目前还没有一本完整、权威的英汉对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籍，使得翻译规范不统一。翻译界也没有形成完备理论来推动和支持非遗文化外宣英译的研究和发展。

四、关于改善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现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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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价值目标是以人为本、公正和谐。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人的精神和价值最终决定了城市的未来。新型城镇化，强调文化和习惯的改变，强调人们的行为与城市文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协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原有的乡村差序格局被打破，聚集的新移居城镇居民一时无法适应城市生活，在心理上难以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不到归宿。这就需要发挥社区的功能，在不断丰富新移居城镇居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过程中，重构社区文化和新移居城镇居民的熟人圈，使其逐步加入城镇社会，进入城镇主流、融入城镇生活。但同时新型城镇化并不表示城乡在文化上的一元化，而是两种文化的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共生互补。应当创造机制，让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互动，城市文化从农村汲取营养，农村文化依靠城市文化带动。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影响，这种民族文化的表征在城市中日渐暗淡，而在广阔的农村却顽强保存延续着，农村比城市传承更多的民间文化、风俗、工艺、艺术等传统文化资源。在强调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应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重建乡村文化自信。乡村不应是封建、愚昧、落后、污染的文化表征。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认识，乡村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念（即尊重自然、关爱生命、对社会负责任的价值观）。我们应保持乡土社会的淳朴和憨厚，防止奢侈与庸俗，发掘乡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礼俗仁义、坚韧达观等价值观，来弥补当下以控制自然、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之不足，把与自然合二为一，重视群体自然的乡村生活方式和实行全面发展的创造性的现代生活方式更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城镇化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色，要设法保护处于断根危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可资利用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能量的积极作用，让传统文化能够在新的环境里有继续生存的可能[1]。

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

当今，中国农村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乡村人们所处的和面对的是一个现代化滚滚浪潮的大社会，村民的价值观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精神生活也面临着改变，传统乡土的公共空间面临严峻挑战。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工业化、商业化用地扩张，城中村演化快速，大量挤占了传统公共空间，乡村在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中出现了巨大变化，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乡村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从生活方式、观念看，还带有浓厚的乡土性。传统乡土公共空间缩减使得乡村共同体的公共生活衰退，一些村庄，伦理共同性和功能互已经消失怠尽，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近年来，我国传统村落快速消亡。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363万个，到了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每天平均消失100个传统村落[2]。当前传统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城市化扩张、工业突飞猛进。长期以来以GDP为核心的绩效考核机制和招商引资指标化对地方官施加的晋升激励造成了只顾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一些地方官员认为传统村落无开发价值，不能提升当地GDP，与其花钱保护，不如任其消亡。旧屋改造进度加快，传统名镇名村布局风貌改变（例如林浦村），一些重要历史文物古迹受到不可挽回的破坏。二是一些地方官员文物保护观念淡薄。文物保护法律刚性不足，无法做到依法行政；过度旅游开发导致盲目拆旧建新、拆真建假，古迹尽失，不仅是对历史的漠视，更是对未来的欺骗。三是保护文物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保护文物与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相冲突。传统村落是农村社区，它面临着改善与发展的问题，这直接关系着村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一些传统村落由于历史性老化导致建筑破败不堪无法修复，加上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的空心村现象加速了传统村落的凋敝和损毁（如琴江村）。一些传统村落由于外出打工的村民见识了城市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和方便快捷的现代生活，于是想急切改变居住条件，新的宅基地却无法批给，也就造成无序地新建与翻建住房，造成新建筑与历史建筑、乡土风貌极不协调，破坏了传统村落的古风古貌。四是文物保护机制没有创新，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具体管理办法以及有效的监督制度。文物保护缺乏资金投入和专业人员，保护措施不完善。一些产权属于私人的文物，房主无能力修复，也得不到国家资助。有的文物政府即使维修好了却关门，无法开放为市民服务，比如螺洲陈氏五楼。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对策建议

在2002年为《福州古厝》一书作序中写到“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导者，既要重视经济的发展，又要重视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保护，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名城同样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经济发展与名城保护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诚然，在城镇化进程中，每一位城乡建设的管理者和市民都应对历史文化遗产心存敬畏，注意保存历史、记忆、感情的东西，绝不能做历史记忆的集体失忆者。只有当文化的拥有者真正认识到了其价值，像呵护土地一样呵护文化遗产，才能让乡村的历史文脉得以传承发展、生生不息。这种文化自觉是最根本、长期的、内在的、可持续的保护机制与动力。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现有12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7个中国传统村落，这些历史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既有乡土民俗型、传统文化型、革命历史型，又有民族特色型、商贸交通型，基本反映了福州不同区域历史文化村镇的传统风貌。众多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蕴育了大量宝贵的人文旅游资源，既有特色民居、古建筑文化资源，有乡村节庆民俗、手工艺术、艺术及传说等非遗文化；既有海洋文化资源，也有山区民族文化资源；既有古代先贤名人文化资源，也有现代红色文化资源和生态休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亟需挖掘、保护、整合、宣传营销。

1.加强规划、注重引导，夯实工作基础，依法保护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遍布着大量的文物，是传统文化的具体承载物。要传承传统文化首先就要保护好这些文物。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必须保护其原真性和完整性，使城市记忆保存、城市文明延续。所以，要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法规建设，坚持依法保护和利用，将保护文化遗产纳入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领导责任制[3]。加强对规划实施的后续监督、管理工作，使规划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开展一系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专项规划的编制。在新一轮城镇规划起始阶段，就应邀请文物管理部门参与进来，特别是名镇名村的保护利用规划应由多方面专家与政府共同研讨制定。在福州新区大规模建设启动前，就把有可能发现文物遗址的地段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文物的保护。加大对地方政府大拆大迁文物遗产的惩戒，防止出现文化生态负资产的局面，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要做好名镇名村文物普查和乡土历史文献资源的搜集整理。特别是对即将消亡的非遗和口述史料的整理、抢救性保护，提高文物保护信息化水平。地方政府要适当增加基层文物保护人员的编制，对名镇名村文物建立动态巡查、举报制度，管辖村落的政府应签署保护承诺书，构建长效执法机制。增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文化权益。加强对传统村落保护补贴资金使用的监管，允许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认养无主建筑和文物。积极探索通过文物保护专项贷款、地方文物保护债券、彩票等方式筹集资金保护文化遗产。政府应建立健全名镇名村文化旅游业政策法规，将名镇名村旅游纳入福州旅游规划和管理范畴，加强分类指导，从产业、税收、金融政策上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同时加强市场监管。

2.尊重村民，多元共享，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发展

村民是创造村落历史的主体，他们比任何外来力量都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是保护传统村落最可依靠、最应依靠的主体，留住原住民才能保持传统村落的文化传统。所以，必须尊重传统村落所在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和经济权益。政府应与民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互动关系，共同做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和利用工作。要防止一些企业以开发为名义，先期占有乡村旅游资源的“圈地”行为。这方面，可先期有选择地重点打造3—5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开发典型。采取政府主导、公司运作、市场推动、村民参与的模式进行保护性开发。政府负责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引导、监督和统筹的作用，为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或个人依法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提供便利条件和平台。通过政府引导和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激活民间的、自发的保护力量，在不破坏名镇名村总体格局和风貌的基础上对村落整修改造，以开发带动保护。要正确处理农民主体与社会参与关系，建立保护农民利益的机制体制，引导人才、资金投向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形成利益和风险的合作共同体，实现文化资源的多元共享和开发利用的多方共赢。

3.发展文化旅游和创意产业，让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共融

发展产业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修复村落名人故居等古建筑，改造生活生态环境，以有特色的活动营造商业氛围，吸引年轻人回来。旅游是传承、发展、转化、传播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借助发展旅游，也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村落社会结构和经济衰退的问题并且能够唤起村民的文化自信。要充分利用已经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各级名镇名村的文化资源。利用是指在确保历史真实性和发挥其文化的精神功能与文化魅力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收益。应遵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方针，做到不滥用不变质，该着重保护的，就努力去保护和传承，该开发利用的，就在保护同时合理开发利用。做好传统文化资源有效利用与文化产业创新开发的规划，根据文化资源的特点决定文化创意的方向，把文化资源变成可视可感可消费的特色文化产品；因地制宜，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相关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实施差异化发展道路和多元化产品开发策略，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形成产业联动。将历史文物、传统食品加工及手工艺等生产方式与现代生存环境下的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相融合，带动当地居民增收致富（如剪纸、永泰山歌）。合理调整当地产业结构，就势依托特定的产业，促进旅游与工业融合发展，打造产品品牌（如地理标志特殊物产茶、剪纸、锡箔、编织等农副产品）。利用民俗节日等资源，发挥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传统节庆品牌效应，组织开展群众（当地村民）参与性强的文化旅游活动，如郑和开洋节、光饼节等，集中展示传统表演艺术、饮食文化、信仰习俗、手工艺品等，提高旅游的文化内涵，增强旅游的体验性，在旅游过程中让游客感悟文化遗产的价值。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名镇名村文化旅游资源挖掘、共享与再创造；优化组合，联成福州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旅游线路，如明代海防名镇游、闽江名镇游、山区古镇游、红色旅游和寻根探源文化旅游等线路；结合福州新区和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海洋文明博物馆、华侨博物馆、戍台史迹馆等专题博物馆。广泛利用各种交流渠道，涉外活动和对外窗口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推介活动，大力宣传福州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整体形象，通过拍摄影视纪录片宣传乡土传统文化。

4.社区营造，让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鸣

传统村落保护是使原生态的生活气息、风土人情、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和谐相适应的生活建设过程，而不能搞成有村落无村民，有文物无文化的局面。因此，对古村落的保护，应从其文化空间入手进行整体性保护，不仅要保护遗产本身，还要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使之活态传承。关键是要保护或唤醒村民的对乡土文化的文化自尊、自豪感，不能仅仅把古建筑作为盈利的旅游景点，而是要传承、演进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社区营造就是社区自发的行为，即以建立社区文化教育，凝聚社区共识、建立社区生命共同体的概念，来作为一种文化行政的新思维与政策。通过社区营造，将社区历史记忆与文化自豪感，凝聚成社区居民的共识，强化社区居民认同感，从而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城镇化不能忽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延续与打造，应该避免“老死不相往来”的都市陌生症候现象。我们对公共文化空间的关注是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壤和营生空间的关注，让农村延续生机和活力，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构筑和谐的人居环境。乡村的诸多社会性问题（留守儿童、老人自杀、环境污染等）与经济发展的城乡差距有关，但也与家庭伦理失范关系密切。乡村急需公共文化空间，要充分挖掘非遗对村民信仰、道德、行为的教化、娱乐功能（如游神），创新拓展制定包括孝道、齐家、睦邻、公益、环保、持戒、权利等方面在内的乡规民约，使之成为村民砥砺道德和人生向上的手段。把传统生活方式重新创造后再回归到现代生活，如一些民俗活动，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中尊老爱幼、诚信礼让等美德成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增强老人会、农村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等社会组织的道德评价功能，使青年生活有预期，道德有舆论压力，才会逐渐“生长”出新集体主义意识和互助合作精神。政府要发挥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应对农村人口流动及其带来的价值变迁的挑战，引导文化中介组织和公益组织，动员文化旅游专家学者，培育农村当地精英，投入农村文化建设。通过城乡文化的和平共处、长期融合、创新和改造，使传统文化精华部分深深植根于村民的交往生活之中，敬畏、坚守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同时养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