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人的义务范文
时间:2023-12-06 17:51:5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传承人的义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非遗传承;保护;制度建设
一、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的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掌握并承续某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非遗保护在我国起步较晚,由于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和制度的不完善,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一)非遗传承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很严峻。我国目前最主要的非遗的传承方式是自发推广,主要依靠传承人个人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中传承宣扬非遗。由于非遗行业的产品大多是精神和文化方面,而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不高决定了文化精神类产品在我国当前居民消费中仅占据极小比例,这使得非遗从业者举步维艰,由此可以看出纯市场机制的传承不利于非遗保护。
(二)非遗传承人呈普遍断层趋势,传承人断层现象是各类非遗面临的共同问题。非遗传承人后继乏人既有非遗自身难以传承性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社会外部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的曲艺、传统戏剧、音乐类目的非遗在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下,早已被青年人所遗弃,甚至部分老年传承人也逐渐将其遗忘民间工艺类的非遗也因不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无法形成广阔市场而少有学徒;科技的进步也使得传统医药类非遗为西医及更为精密的医疗设备蚕食得几乎无生存空间。
二、现行非遗传承人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相结合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国家性非遗传承人的相关立法主要见于2008年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2011年的《非遗法》;地区性非遗传承人制度主要是各省市相关部门文件,上述文件主要涉及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认定、扶持、义务等问题。
(一)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有缺陷
我国非遗传承人采取层级认定方式,非遗传承人也分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省市等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行规定在非遗传承人认定方面存在两个缺陷:
(1)没有明确具体非遗的传承人数量。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认定的传承人越多则对非遗传承推广的力度越大,一项非遗被认定并获得支持的传承人数目将直接影响该非遗的最终生存。非遗的主要掌握者是民间艺人,他们是否能一代代薪火相传,直接关系到某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存亡,也只有认定支持更多的传承人,才能通过群体力量延续非遗的生命。”对特定项目的非遗,认人并予以支持十分必要。
(2)“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不科学。非遗法规定传承人应:“掌握并承续某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等三个积极条件;45号令第4条还增加“不应当是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这一消极要件。需要明确的是,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应是传承人的义务而非认定传承人的条件;而从事非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在完全掌握了一项非遗后完全能够较好地将之加以传承,也应当将其纳入传承人范围予以支持。
三、完善非遗传承人制度之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
合理确定非遗传承认认定数量。鉴于传承人的数量同非遗项目的生死存亡存在极大地联系,我们有必要规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通过非遗传承人的稀缺性来提高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精湛技艺和社会地位。瑚认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是非遗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基础性的工作,当前制度上未明确认定数量。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结合具体非遗的稀缺性、本地财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给予更多非遗掌握者以“传承人”身份并加以物质支持。
(二)建立并完善非遗传承人员的保障制度和激励措施
政府应当对特定弱势的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扶持给予特殊考虑,他们无足够的社会保障,只有彻底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才能确保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传承工作上。相关法律法规应该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精神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依法获得报酬的权利,该权利的取得可借鉴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利益分享原则,依据此原则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中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利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过程中利益分享原则表现为:依据公平合理的理念在开发者和传承人之间分配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惠益。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势在必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工作必须走规范化、制度化道路。
参考文献:
[1]苏晓红胡晓东 《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与培养机制的多元构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4期.
[2]周安平 龙冠中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探究 》,《知识产权》2010年5期.
[3]汤凌燕;柳建闽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法律思考——以福建省为主要分析对象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6期.
[4]王光荣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造就模式试探 》2009年4期.
[5]旷凌龄 《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法律保护》,《法制与社会》,2009年 13期.
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刑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为重要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刑法保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该继承人需不需要刑法的特别保护,我个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刑法保护的需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需要收到刑法的特别保护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非物质遗产传承人需要履行特殊的义务,我们在法律上常常讲,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统一的,一个人承担的义务越重,那么他享受的权利应该是更多。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要承担的义务包括根据相关文化主管部门要求提供技艺要领、技术资料,这就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放弃对该项技艺的绝对私有,将来面对的极有可能是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享资源,这项义务的履行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丧失极为宝贵的资源。传承人还应该毫无保留地向学徒传授技艺,这是一项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本身具有数量极其少,不可复制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继承人,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失,虽然说我们国家已经在不断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给挤了一定的经济支持和技术上的指导,但是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传承断代的局面,因此,传承人的数量还是极少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是缺乏时取资料而依靠传承人口口相传使得技艺得以保留,传承人的作用就显得更加的突出。在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承人仅仅就那么一两个人,如果连这一两个人都因为一些原因受到伤害或者丧失生命,损失最大的应该属于国家文化的灭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何让保护国家的这种文化资源权利,最基本的就要保护好这项文化的传播者。
以目前的刑法规范看来,对于传承人的保护并没有特别的规定,仅仅可以按照普通公民的相关待遇来规定,也就是说按照目前刑法来说,如果对传承人做出故意伤害行为甚至是剥夺生命的行为,尽可以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对犯罪者实施制裁,但是这样并没有凸显出这种故意行为的相当严重社会危害性,没有凸显出刑法对于传承人这个特殊身份的保护。
二、刑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行为方式包括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刑法如何在这两个罪上面实现对传承人的特殊保护?我认为对于故意伤害和故意杀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行为,应当从重处罚。我们分析一下适用故意伤害罪、故意杀害罪从重处罚的犯罪构成要件:
主体是一般主体。
主观方面要求是故意。故意包含着意志因素和认识因素。我们都知道“明知”属于故意的认知要素,明知的内容一般来说都是日常工作中的事物。对于故意伤害、故意杀害的一般行为,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是故意,明知其行为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对于故意伤害、故意杀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行为,不仅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而且要求行为人明知犯罪对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因为我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区别于一般的公民,也就是说此时是针对特殊主体的犯罪,必须要求行为人对其身份有所认识。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犯罪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做出的犯罪行为,我们在此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殊身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犯罪时是否适用从轻、减轻处罚。根据我国现行刑法,根据犯罪者身份的不同适用从轻、减轻规定的,包括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精神病人。从这个方面看来,这些人都是在认知上未发育完全或者是发育存在障碍,在生理上都具有一定的缺陷或者是机能的退化。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身虽然具有一定的数量上的稀缺性和价值上的不可替代性,但是我们综合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如果不属于前面所提到的三类人,那就不可基于其特殊身份而得到从轻、减轻处罚的特殊保护。
第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利用自身便利条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破坏的,是否应该适用现有普通罪名并且从重处罚。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和其所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智力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换为实物或者成果的中转站,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枢纽,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相对于一般人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更直接的优势和更重大的责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除了故意、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之外,不能适用渎职类犯罪的规定。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经个人申请后被认定为国家级的项目代表性人物。
参考文献:
[1]徐辉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机制探讨》,《民主与法治》,2008年1月。
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6-0004-01
1.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
文化遗产是指人类过去的生活中产生、使用,经过历史汰洗留存到现在并且应该被传诸未来的一种共同财产。非物质遗产系指在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学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传统和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注重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技能的传承。所谓非物质性,并不是与物质绝缘,而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
包头剪纸、九原区梅日更召信俗、固阳县莜面饮食制作技艺、东河区面塑、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和九原区的哈布图 哈撒儿祭祀、土默特右旗的坐腔、二人台牌子曲、二人台、民间吹打乐、五哥放羊传说、计氏羊皮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包头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而包头大多活态传承人都年事渐高,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许多优秀的传统技艺、艺术也会随着他们的离世而失传。
因此,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研究对于解决包头非物质文化传承危机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同时,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研究也将丰富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助推内蒙古乃至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发展。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世界范围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制度上,日本、韩国等走在了前列。日本最早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也比较超前。1950年了《文化财保护法》,并不断完善。日本将传承人认定区分成个人认定、团体认定和综合认定。目前国际上对传承人的认定采此法的较多。韩国1962年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政府大力宣扬韩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公众参与热情也很高。在1993年举行的第14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事会上提出"普及无形文化遗产制度"的提按,并被采纳。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取得较大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分工设置比较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完备的认定制度。意大利整体化保护方式,趋向于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完整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文化生态环境等等打包一体化保护。这种保护形式其实有利于针对非遗传承人的系统且全面的保护。法国没有明文规定对传承人的保护,但在整体上有许多间接保护行为,实际上形成了对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如对合理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人免相关税收,给与津贴或奖励等等手段倡导民众保护传统文化。
21世纪初,我国开始关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研究可具体分为三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研究。其中普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关键的保护措施是健全传承人制度。李晓秋和齐爱民《商业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化"与"反异化"----以韩国"人类活的珍宝制度"设计为视角》(2007)认为韩国的"人类活的珍宝制度"对于传承人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许多学者就日本各时期《文化财保护法》传承人认定制度进行详细的介绍,进而展开学术分析,探讨我国如何借鉴日本经验展开非遗保护。如刘晓峰的《谁是"人间国宝"? --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人认定制度》(2009)。我国目前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的法律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立法保护,但在各省各部的许多地方立法或者政策立法上有不少尝试。我国传承人的认定体系是是官方与民间两个认定体系交叉并存,没能形成统一标准化体系。认定制度较简单,就是书面材料加逐级上报。
关于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的研究几乎为空白。
参考文献:
[1] 彭岚嘉. 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 (6):
[2] 罗义华,闫丽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问题与对策--以湖北长阳对传承人的保护为个案[J].三峡文化研究,2008,(8)
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 (2017) 04-0250-0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说到底,所谓“非遗”就是那些来自于先辈们生产生活的语言、文字、道德、哲学、艺术、技艺、风俗等等一切的习惯和技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很多人不明白,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这些文化遗产数不胜数,历经世世代代流传而不绝,干嘛还要大张旗鼓地去保护与传承?一个沉重的现实是,在两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特征和生存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一点点地衰退和消失,民族文化的大家族在一点点变小,民族精神的DNA发生了变异。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近年来,非遗做为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推进下,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大力弘扬。但在文化活态传承的过程中,如何做好有效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工作,又如何让非遗教育传承不再流于形式,使其逐渐与当代艺术创作、城市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等,很多问题摆在文化工作者的眼前,亟待解决。
一、存在的问题
1.目前非遗保护工作采取主动保护方式缺乏活力
政府主动进行保护方式的优点是见效快,作用显著,能用最短的时间保留住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而言是被动接受,自身缺乏生存活力。
2.非遗保护工作资金投入不足
近年来,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强,但因地方财政困难,部分市县级非遗项目投资力度还是不大。由于缺乏资金来源,一些项目仍处于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
3.缺乏相应的专门工作机构和专职人员且业务人员基础薄弱
现从事非遗工作的都由各级文化部门兼任,而且没有专业人才或人才流失严重,现有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缺乏基本知识,缺少业务培训。
4.传承人的培养问题
各地在为传承人提供权利保障的同时,均规定了传承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特别是传承人必须授收徒弟。但实际上大多数传承人很难完成他们授徒义务,其原因并非传承人不负责任,而多半是“无徒可教”。因此,传承人的危机问题,不仅在于对现行传承人的保护,更在于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老年人的技艺,民族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5.外来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
普遍来看,世界各国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当今时代下,时尚文化、外来文化都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盲目的追逐所谓的时尚文化,崇拜外砦幕。加之广大的人民群众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认同,外来文化和时尚文化就很容易先入为主影响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二、相应对策及建议
激发生存活力,政府主动保护与自身开发保护相结合。在政府继续加大保护力度的基础上,由政府引导,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市场机制,参与市场竞争,以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活力,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存价值,使这些项目的传承能够进入活态传承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一方面应加强与省、市财政部门的联系,多争取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加强与旅游部门的沟通,建立协调机制,整合域内许多可观赏性的非遗项目(包括濒危的、失传后根据相关资料挖掘整理复原的),将其组织成为一台或几台非遗精粹节目进行展演,这一做法不仅可以使来旅游的人更全面的了解当地历史文化背景,增加非遗保护收入,打造出旅游城市的一张靓丽的名片,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活态保护传承引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一是设立专门非遗工作机构,配备专职非遗工作人员,加大人员的非遗培训工作力度,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非遗业务水平,使工作人员能真正为深入发掘基层民众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申遗各项工作,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开展。
篇5
相比于一般的政府部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借鉴,很多事更需要亲身去实践,工作很是繁忙。平日不大接受媒体采访的张媛媛,和记者谈及具体工作和个人体验时,亦如她平日一贯的工作作风,言简意赅、观点明确。
文化底蕴与非遗资源
安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在张媛媛看来,这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包括存近代出现的诸如、陶行知等这些代表性人物身上都能体现。正是因为悠久的历史和这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所以安徽的非遗项目就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环境和区域性的特点相结合的结果。”
同时,多元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也是安徽文化色彩浓厚的关键因素:“从整个安徽文化的分层来看,以长江、淮河、新安江三条水系为界,整体传承中地域特色也比较鲜明:北方,是以老庄以及建安时期的文化为,和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到中部,就是安庆、合肥一带,儒家底蕴比较突出;再到江南,即整个徽文化的发源地,使得安徽不仅在整体性上有一个文化氛围,更因不同的地域特点而留存下多种多样的非遗种类。”
但,一个地域的文化价值,当然不仅在于其文化门类的丰富和文化底蕴的深厚,更重要的还在于传承和保护。当记者提及文化传承的“断裂”问题时,张媛媛说道:“你说的‘断裂’应该主要指的足‘’,这个是全国性的,安徽也在所难免。但整体而言,徽文化的传承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还有一点我们比较引以为做的是安徽一些代表性非遗项目至今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就拿传统戏曲来说,很多时候传统戏剧的生存现状是令人担忧的,但安徽的黄梅戏、庐剧等,在民间的传播,到现在都非常繁盛。你去安庆、合肥的各个区县、街道看看,民间小剧团的名种演出不断,老百姓经常聚在一趣亮上几声,都是很常见的现象。当然,如今我们也面临一定的困难,但是这些非遗项目有非常好的民众基础。”
传承的相对完整与良好的民众基础,是文化传播与延续的重要保证。在文化越发边缘和式微的今天,这对于非遗传承人和非遗工作者而言,无疑是幸运的。采访结束后,记者走访了一些代表安徽文化特色的区域,深入民心的文化理念让人印象深刻。
“保护就是长远的大产业”
2004年至2009年,安徽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平均增幅连续三年达30%,高于全省GDP增幅。这一“安徽特色”引发了全国的讨论热潮,也是谈及安徽文化时所绕不开的问题。而非遗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产业推动的良性发展,不仅可以在经济层面产生效益,也能同时促进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其实,文化产业与文化保护,似乎历来是一个“矛盾”的双方,通过改革与保护使二者之间能够和谐发展,不仅需要创新的勇气,更需要合理的布局,否则,稍微疏忽便会导致产业经济泡沫、文化资源浪费等尴尬局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文化产业,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积极推动、谨慎利用的。在此方面,我们一直遵循国家关于非遗保护和开发的‘生产性保护’原则,即落脚点一定是在保护,而生产性是一个方式,绝不搞短期行为、盲目开发。”
“像安徽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典型――文房四宝,政府非常重视,极力推动,但我们不是急功近利,而是注重培育潜在的文房四宝消费群,像宣纸的保护和产业化,我们坚持的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坚守宣纸传统手工制作的技艺,这个绝对不能丢,和其他非遗项目一样,这块必须守住,因为这才是它们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针对诸如学生、书画业余爱好者的需求等,我们也结合市场进行批量化的产业生产,如今不管是手工技艺的高端宣纸还是广泛使用的普通宣纸,都供不应求,这样彼此结合起来,从而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其实,安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和效益跟进,前提和根源还是在于对文化资源的合理保护上。如张媛媛所言:“保护就是长远的大产业。在文化产业开发及遗产保护上,安徽很多地方上做得很到位。因为特殊的地理、历史等因素,安徽很多地方,像徽州地区、我们熟知的黄山,其核心和优势恰恰就在于文化。所以文化保护和传承至关重要。”
“我们反复地向社会以及传承人宣传一个理念:传统的手工技艺、遗存的历史习惯,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简而言之,就是你这些非遗项目、传统技艺之所以‘值钱’的原因。为此,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力与人力,因为要将这些保存下来并非易事。比如前面提到的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纸,保护也就不仅仅限于生产和传承人上面,像原产地的水源保护、保护和扩大原材料的种植、改造和净化造纸污染等等,都需要极大的投入。”
“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最难的在于找到一个合理的保护和发展道路,这才是当下最要探索、最要思考和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张媛媛说。
“热情和热爱最重要”
虽然我们知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留存与文化精神的延续,但我们也知道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这项工作不好做:油水少困难多、清闲少奔波多。安徽的非遗数量和质量一直靠前,而且如申遗文本递交、对传承人的保护等工作也一直备受赞誉。为了保持既得成果和保证工作价值,张媛媛身上压力不小。
为确保非遗项目的质量,张媛媛在工作中必须十分严谨和细心。比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安徽省本身的自我审查就十分严格。此外,要真正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项目审核到经费管理,从田野调查到分析汇总,从宣传推介到政策制定,都必须要亲自体验、身体力行。“文化遗产是‘宝’,不能丢,也许现在你看不到它们所带来的价值和效益,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文化还是最受重视的。这个工作,我们这一代要去做。”
篇6
民族文化保护、挖掘和传承工作基本情况
(一)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近年来,为加强全旗公共文化建设工作,推进全旗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我旗加大投入力度夯实了文化建设基础。目前,全旗建有综合博物馆和普提济度寺博物馆2个,建有影剧院1个,旗文化馆设有多功能展厅1处,综合排练室2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1处。旗图书馆设有地方文献资料室1处。2017年,为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鄂尔多斯古如歌的保护、挖掘和传承,由旗委宣传部牵头,投入250余万元将旗800余平米旧电影院成功改建为集非遗传习和非遗展览为一体“鄂尔多斯古如歌”展演厅。2014年至2016年,全旗先后投入1000余万元新建嘎查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42个,2017年投入8万余元在各苏木镇(管委会)新建图书分馆11个。2018年我局选址挂牌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29个,专门用于开展各类非遗培训活动。相对完善的文化基础设施条件为全旗民族文化保护、挖掘和传承提供了保障。
(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成效显著。目前,我旗成功申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处,其中国家级1处,自治区级3处,市级3处,旗级22处。成功申报国家、自治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8个(其中鄂尔多斯古如歌、鄂尔多斯短调民歌已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成功申报国家、自治区、市级非遗传承人27人(其中鄂尔多斯古如歌传承人古日巴斯尔已申报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成功申报市级文化艺术之乡4个。2017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霍洛柴登古城遗址草原神灯项目实现了与公安网和政务大厅接轨,遗址安防系统工程竣工并顺利通过公安部、建设、施工、监理4个单位所派专家组验收。同年通过积极争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日特莫图庙三防工程防雷、安防方案通过了国家文物局审核。目前,130万元防雷工程项目已开始走招投标手续。
(三)各类民族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鼓励扶持民间文艺队及文化户的发展,活跃基层民族民间文化活动。2017年计划新增文化户35个,民间文艺队15支。同时采取开办培训班、举办比赛活动,开展特色文化活动等多种措施,积极为全旗民族文化爱好者搭建学习和交流平台,深度挖掘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潜力,有力推进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一是按要求组织非遗项目传承人积极参加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不断增强现有非遗传承人民族文化传承能力。二是以现有文化馆多功能活动室、乌兰牧骑排练厅、拉苏荣技能大师工作室为载体,每年至少开办“乌仁堂奈”蒙古族四大民乐、蒙古族刺绣、“阿拉腾鸿达嘎”“蒙古族四胡”、大正琴等各类培训班6次以上。三是通过创新开展民族传统文化实践课,加强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2017年成功开展马文化、“游牧文化之骆驼”和“游牧文化之羊”等蒙古族传统文化实践课3场次。四是加强开展民族文化比赛活动。每年连续在4.23世界读书日期间与教育局联合举办十一届全旗蒙古族中小学生朗诵演讲比赛,加强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通过鄂尔多斯民间故事讲述、诗歌朗诵,吸引蒙古族学生从小关注本土民族文化,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本民族,增强对本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每年连续举办六届鄂尔多斯古如歌大赛,扩大国家级非遗项目鄂尔多斯古如歌的宣传,激发群众传唱鄂尔多斯古如歌的兴趣。五是加强传统民俗文化传习,每年至少举办“母驼圣火祭祀”、“珠拉格马奶节”、“剪鬃节”、“阿拉腾敖包祭祀”等特色文化活动4场以上。六是加强文化遗产知识宣传,每年在“世界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期间通过发放宣传材料、设立宣传展板、开办民族手工艺作品展览等形式广泛宣传民族文化遗产知识,通过宣传增强群众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意识。七是积极开展对外演出交流活动,有力提升杭锦民族文化知名度。2016年新编排《河套之花》《上帝的恩典》两首曲目组织杭锦旗远古神韵古如歌合唱团于7月份参加全国中老年合唱比赛获比赛最高奖马兰花金奖。9月下旬参加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纪念中国工农胜利八十周年、庆祝合唱协会成立三十周年、走进国家大剧院高雅艺术殿堂文明行”演出比赛,荣获比赛银奖。同期受主办方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中华传统音乐资源库”邀请,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音乐厅举办了杭锦旗远古神韵古如歌合唱团“古如歌”专场音乐会。2017年组织“鄂尔多斯古如歌”演出团队赴香港、蒙古国参加演出活动,有力地宣传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鄂尔多斯古如歌”,成功打响了杭锦文化名片。2018年5月上旬,杭锦旗乌兰牧骑将携《和谐四瑞》、《阿拉腾鸿达嘎》2部舞台剧赴蒙古国参加参加蒙古国十四届“葛根木扎-2018”国际戏剧艺术节。
(四)民族文化艺术创作成绩斐然。我旗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带给艺术创作者们无限的创作灵感。而独具特色的精品艺术作品又是优秀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动力之源。近年来,我旗乌兰牧骑平均每年新创文艺作品达10余件以上。特别是2016年精心编创的《阿拉腾鸿达嘎》、《和谐四瑞》2部精品舞台剧成功绽放出杭锦民族文化独特魅力。2016年《和谐四瑞》申报参加了国家艺术资金资助项目评审,从全国7400多个参评剧本中脱颖而出成功被列为146个国家艺术资金资助项目之一。《阿拉腾鸿达嘎》也在参加第二届全市文艺团体文艺汇演中斩获银奖。2017年经修改完善,舞台剧《和谐四瑞》成功首演,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同年,2部舞台剧在参加首届内蒙古蒙古语戏剧节展演中荣获优秀剧目奖、最佳编剧奖等10项大奖。2017年底《阿拉腾鸿达嘎》被文化厅列入第一批戏曲进乡村剧节目推荐目录。此外,在2017年“孙良杯”八省区第五届蒙古四胡演奏大赛中,由杭锦旗乌兰牧骑编创的《“班泽尔达日”》、《“森吉德玛”》和《草原红色轻骑兵》3部优秀四胡作品获得佳绩。其中,《“班泽尔达日”》和《“森吉德玛”》分别荣获比赛的演奏二等奖和作曲一等奖。《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斩获作曲一等奖和演奏三等奖。
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空间受限。由于市场经济竞争,人们无心顾及传统历史文化,使得民族传统手工艺作品难以与同类型科技产品竞争,进而使其丧失了生存和传承的环境和条件。
(二)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扶持力度不够。因我旗财政困难,在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申报工作上缺少必要的扶持政策,既没有专项扶持资金,也没有设立专门保护机构。目前我旗非遗保护中心为文化馆内设机构,没有独立编制和机构,缺乏必要的采录设备和专业人员,保护手段落后,不利于非遗的传承和保护。
(三)专业人员匮乏制约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我旗至今未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该项工作一直由文化馆负责。在现有工作人员中,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工作的专业人才,特别是摄录、照相、记谱、文字撰写、音像资料制作人员更为匮乏,使许多资料征集后不能有效开发、保护和利用。
(四)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认识不高。社会各阶层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还比较模糊。现有传承人缺乏对“非遗”品牌的专项使用和保护规划,部分身怀绝技老艺人年事已高,有的不收徒弟不外传,子女又不愿学,传承人青黄不接。
加强民族文化保护、挖掘和传承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健全完善的工作机制。一是确立政府在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中的主导地位。由政府出面,组织各类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评比和各类民间传统文化技艺展示及竞赛,并制定奖励计划,从而形成民族民间文化的激励机制,养成全社会保护民族文化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二是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加强文化部门与发改、财政、教育、旅游等部门的合作联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长效的保护机制。
(二)广泛宣传,调动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社会力量。一是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学校教育。要将传统文化欣赏和技艺引入中小学课堂,把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给青少年一代,从小培养他们对非遗的兴趣爱好,让各级学校承担起非遗的传承义务。二是充分利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和微信、二维码、微博等高科技传播手段,通过举办“文化遗产日”、“非遗展示展演”、“民间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加大非遗的宣传力度,提高广大群众对非遗认知度和保护意识,使人民群众既是非遗的创造者、传承者,同时也是宣传者、保护者。
(三)加大投入,落实机构、人员及经费保障。一是用足用活有关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依托项目申报及富有特色的文化成果展示,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二是设立非遗保护专项基金。国家、自治区、市里都有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建议我旗也应结合自身实际,建立非遗保护专项基金,并纳入财政预算。三是成立专门非遗保护机构,招聘专业人才加入非遗保护管理队伍,提升我旗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效率。四是用好民间资本。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多渠道筹集资金,吸纳民间资本投入非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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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苏州 215104)
【摘要】苏州传统工艺美术门类繁多技艺精湛,当前社会重视公众参与的大好形式下众多传统工艺有了积极的变化。从政策立法到资金保障,传承保护到活动宣传等系列举措中,苏州传统工艺美术焕发了新的时代气息,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关键词 苏州;传统;工艺美术;苏扇
苏州的传统工艺美术历史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种类丰富多彩。基本涵盖了国家确定的11个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大类。特别是苏州刺绣、檀香扇等的制作在国内首屈一指,苏州玉雕技艺精湛、声誉日隆,剧装戏具占到国内市场的近50%,苏作红木家具作为原产地知名商标,苏州已发展为全国三大红木家具产品生产销售中心之一。苏扇中“如意”檀香扇为百年老字号,江苏著名品牌。但是,在社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下,传统工艺美术遇到了极大挑战,尤其是那些以手工为劳作的工艺美术其生存境地举步维艰。如何使得传统工艺美术在技艺传承和产业可持续发展方面走出困境,在新时代下焕发新姿,这需要依托政府牵头下多方配合。本文以苏扇为例作出探究。苏扇是苏州非遗传统手工技艺中一个典型项目,百年来,苏扇制作技艺堪称精湛,令人赞叹,尤其是苏州檀香扇的“四花技艺”更是令人折服,它历经了几度兴衰沉浮,在政府重视、行业引领、工作参与下,苏扇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这主要依托以下方面:
1 政策保障,健全法规,立法保护
苏扇早已于2006年作为苏州第一批非遗项目入选我国国家级非遗目录,这对苏扇这一传统手工技艺来说是一种评价,更是公众对苏扇的热爱,苏扇肩负着人们的期望。但普遍苏州地区传统工艺美术发展都不乐观。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我国正式加入了此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6月,文化部组织召开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会议,启动了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工程。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下发。值此,苏州政府多次出台了相关的保护措施,甚至是立法措施。2012年,市政府出台了《苏州市传统工艺美术产业优化发展规划》。对于促进我市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稳步健康发展,实现产业地位和整体实力的较快提升起着重要作用。紧接着颁布《苏州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从制定地方法规的层面加强对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形成传承保护、人才培养、鼓励创新、行为规范等制度体系。2014年1月起实施《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供法制保障。
2 资金扶持,行业协会引领,提升品质
为了促进这些非遗项目得以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苏州市文广新局每年从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中拨出三分之二用于名录项目的抢救保护及项目传承人的项目传承资助和补助。此外,在国家和省每年拨付的非遗专项资金中也都有一定经费用于对工艺美术类项目的扶持。政府的转型升级专项中的平台建设资金也向其重点服务和倾斜。2013年度苏州市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别提出《苏州市工艺美术产业优化发展规划》,凡工艺产业领域的产品设计、检测、展示等类别的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可单列上报。发挥协会作用大力加强工艺美术产业的行业协会建设,广泛吸纳从事工艺美术产业的企业、工作室、个体经营户和知名艺人、知名教育授艺者加入协会。凡组成工艺美术产业的各门类,有条件的都可以在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下面成立分会或专委会。在苏州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开展政府职能委托、转移的试点,发挥协会作用,提升协会地位。
3 搭建平台,积极展示,扩大影响
在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相对集中、集聚并初具规模的地区,鼓励和支持当地政府及各类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研发、展示、销售、培训等内容的公共服务平台,鼓励搭建那些代表苏州工艺美术产业水准的分门类展销平台。针对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从业人员缺乏现代创新创业所需的文化艺术、信息、市场、知识产权等知识,以及从事现代产业运作的管理、资金运作等能力的问题,以中国工艺文化城为平台开展各类交流活动,与中国工艺美术集团公司对接,从而为全市的工艺美术产业优化发展发挥好引领推动作用。苏扇积极参与参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例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展、苏州市的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博览会等,努力扩大苏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加大人才建设力度,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培养人才
围绕加快产业发展,加大专业技艺人才、产品创新创作人才和市场开拓经营人才的培养力度。我们注重对现有初、中、高级从业技艺人员的再培训、再教育。同时大力加强和完善国家、省、市三级工艺美术大师(名人)申报、评审和命名工作。鼓励和支持各类人才参与参评,以不断培养壮大全市传统工艺美术人才队伍,为产业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厚重的人才基础。苏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名、江苏省非遗传承人1名、市级传承人1名、苏州市工艺美术师十多位,形成了一支实力较为雄厚的苏扇人才队伍。此外,通过建立校企合作,解决工艺美术类项目后继乏人的问题,地方职业院校和苏扇项目,以设立课程等多种培养模式,培养传承人才。苏扇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邢伟中和省级传承人陈琴等多名工艺美术大师与专家和苏州工艺美院、苏州旅游与财经高职校、吴少年活动中心等机构之间培训合作、建立传承基地。实践证明,形式多样的培养模式,对于培养传统工艺美术的爱好者和后继人才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并且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
5 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打造品牌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传统工艺美术作品作为美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高度重视包括传统工艺美术文化产业在内的版权产业发展。2012年,市知识产权局专项资金引导资金支持中国工艺文化城创建苏州市“正版正货”示范单位,投入引导资金实施工艺美术版权服务平台项目。充分发挥工艺美术版权服务平台等作用,积极引导传统工艺美术文化企业和从业人员加强自我保护,重视原版作品版权登记保护工作,将不断鼓励和引导工艺美术企业和从业人员注重创新发展,不断开发新品种,研究新技艺,提高工艺美术产品的艺术性、观赏性和附加值。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工艺美术产业,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苏扇由原来的代加工转为自己的品牌,“如意”牌檀香扇获得了百年老字号的称号、江苏省著名商标。
当前是社会繁荣文化产业兴起的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期,如何在新时代下对传统工艺美术文化产业营造更好的生长土壤,培植更好的经济环境,打造更好的传承沿袭平台,这是苏扇保护与传承的历史命题,也是非遗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杨丽霞,喻学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2004 (4)
[2]邢伟中.关于苏州传统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东吴学术,2013(3).
[3]祝贺.苏州传统工艺美术的产业升级与文化传承[J].数位时尚:新视觉艺术,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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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区;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章编号: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029-02
非物质文化遗传是我国民族精神和情感的载体,同时也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如今,我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但大面积开展了关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而且通过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真正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一、社区文化的定义
建设社区文化的目的在于促进社区和谐,而且一般都指的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期,城市和乡村、省和市之间的人群流动,形成了大面积、大跨度的迁徙。但这个迁徙不是相对分散的,而是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社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审美好恶、风俗习惯、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在整个社区当中形成了互不相识的现状,人和人之间很难进行沟通和交流,甚至只能隔楼相望。这样不但不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更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公约,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个群体、团体或者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表演、实践、知识形式、技能、工艺品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指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和群众生活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形式,其中主要有民俗活动、表演艺术、手工技能等。在联合国的规定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家族、师徒或者是学堂的形式,传承了三代以上,此外,谱系也必须清楚,这样才具备申遗的资格。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和问题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我国自始至终都非常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还对联合国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约和条例十分的重视。早在2004年,我国人大第十届常务委员会就批准了我国政府加入这个公约当中,同是,中国也是第一个向联合国递交公约批准书的国家,从此,中国成为了缔约国。在加入了这个公约之后,我国认真的履行了其中的义务和条约,而且也在国内推动了相关的立法进程。 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出台,体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1.没有将保护措施进行落实
虽然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和重视,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因为国家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建立起关于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所以在全国出现了很多的宣传活动,很多人都在忙着“申报非遗”的工作。这样的现象导致人们仅仅只把精力放在“申遗”方面,而没有考虑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
2.公众自觉保护和传承文化的意识非常的差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是祖先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更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财富,因此必须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很多人都缺乏自觉保护的意识,甚至不了解传承文化的重要性。近年来,这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很多依靠口授和行为来进行继承的文化形式正处于灭绝和消失的状态,一部分祖先流传下来的技艺也失传了。此外,还有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文化资料被人们销毁,或者流传到了国外。还有一些人,过度的开发和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3.文化的传承具有一定的难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必须依靠人的行为,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很多古老的技艺可能会因为老艺术家生命的结束而失传。这就说明它的传承具有一定的艰难性,另外一些还没有失传的文化遗产,则随时面临中断的现象。
4.保护的经费很少,无法保障工作的正常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缺乏相应的资金,如果没有资金,就缺乏动力,也无法保障工作的正常开展。此外,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很多专业的人才不愿意加入其中,缺乏利益的驱动,更不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合理的宣传和讲解。这些问题都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四、社区和谐建设需要依靠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于几千年以前,而且还在不断的完善当中,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创造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化财富,这些都是我国文化的精髓。我国素来尊崇“礼让谦卑”的人文品质,这些都凸显了我国的和谐文化。同时,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推崇“以和为贵”的思想,以及国人期望的“世合世泰”,都集中的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相处的思想精髓,而且这些思想精髓也体现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被今天的人们所挖掘和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必须是人们所创造和发明的,所以也必须散发着乡野的醇香。用如今的观点和想法来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其不但源于社区,而且也承在社区,并且大多数都和民俗节日、民俗文化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如:很多人为了能够在春节回家团圆,不惜夜以继日、匆匆的赶回家,同时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辛苦一年,只为春节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过一条广告,在这条广告中有句这样的台词,“快乐也是生产力”,这句台词虽然很简单,但是却说出了我国放民俗节假日的一项初衷,即继承民俗文化,共享和谐生活。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社区建设的双赢
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提出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并且在文件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合理的保护了文化遗产,才能够连接民族感情,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安定以及统一。 昆明市五华区高度重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建立由区文化体育旅游局牵头负责,区文产办、各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五华区加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了以五华区文化体育旅游局、五华区文化馆、各街道办事处文化站为一体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网络体系,形成了政府职责部门主抓,相关职能部门配合抓,区文化馆具体抓,文化站(室)协助抓的工作格局。为保证五华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
五华区文化馆按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的分类不同,分类别、分层次、分方式进行相应的平台搭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表演性代表人物进行宣传和推广。先后组织了滇剧、花灯、民族歌舞类的500人次参加了元旦海鸥节、昆明春节老街庙会、沙朗白族三月三庙会、“五・一”昆明国际旅游节、6月“遗产日”的演出,充分展示他们娴熟的技艺。还编出版了辑《昆明扬琴汇编》抢救了濒临遗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目前为止,共有省级项目3项,市级项目30项,区级项目59项。省级传承人6名、市级传承人11名、区级传承人11名。
由于甄选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都来自于市里的各个社区,所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具有保护社区的性质。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也加大了对社会文化的建设,使得社区文化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另外,因为民族、民间的文化活动在社区当中的活跃,使得剪纸、土陶、花灯等走进了学校和企业、机关等等,对广大的社会人士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民风、民俗在所的社区被挖掘,社区居民们的文化素养、道德素质被充分的提高,社区也开始慢慢的走向和谐之路, 既完成了文化遗产的传承,又建设了社区文化,所以真正实现了双赢。
六、总结与体会
我国在大力的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时候,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的影响和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属的社区,必须将保护措施落到实处,并且鼓励社区居民和民众积极的参与,这样才能够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取得一定的成效,并且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创新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张汉军,谢宏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态势:城市社区旅游――以武汉市非遗聚集地江欣苑社区为例[J].大众文艺,2013,(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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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未完成动物,依靠文化踏上成为人的道路。人降生伊始,带着与别的动物同样的生物本能,就生存能力而言丝毫不比其他动物优越,如果以身体的体质而论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能自助与自卫的动物之一,尤其在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更是处处需要外力扶助。但与别的动物不同的是,人在生物本能之外还禀有多种潜能,这些潜能赋予人的自身状况以不确定性,人既可能因自身潜力处于沉睡状态而与兽类相差无几,也可能由于潜能的开启获得超越动物性生存状态的广阔发展可能性。人要使自己的生物本能成为人的生命力的表现,要摆脱软弱状态而能够自助,要开启潜能而得到发展,全都有赖于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有赖于文化与生物遗传特质之间的互动。人又是社会性动物,离开社会便不能生存,更不能成其为人。人要适应于社会生活,必须使自己完成社会化过程。任何人的社会化都依赖于接触文化、经由一定文化认同而实现。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但是正如人的未完成性一样,文化作为人类生存方式也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只有处于运动过程才有生命力。文化的运动过程由文化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的创造这两方面构成。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习得文化、接受文化的模塑,同时又可能参与文化的创造,因而个人兼有文化载体和潜在创造者的双重身份,而且,每个人的素质和活动也都反过来影响着他们置身其中的那种文化的前途。文化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如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1882—1963)所说,是一种“生动的循环”,这一循环的客观方面是文化的发展,主观方面是个人的形成。①然而无论是文化经由传承和创造而发展,还是使个人进入文化状态而成为人,都离不开一项关键性的人类活动——教育。
教育是人类文化的一种传递活动和催化活动。一方面,任何社会都要通过教育向个人传授一定价值观念、文化规则、生产技能和知识,把人引进文化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执行着社会遗传或者说文化传递的特殊功能。另一方面,各个时代又可以把新的时代需要和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对人和世界的新认识灌注到教育中,通过教育形成人类文化的新因素,尤其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出不仅维护文化而且有能力创造文化的个人,因而能不断增进文化积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又是文化的一种创生活动。由于这两方面的功能,教育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中介。由于文化与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教育的文化功能同时也就是对人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教育是每个人生活的准备。通过向个人传递文化遗产,它帮助个人超越一已之囿去掌握前人的经验,分享人类世代积累的知识财富,获得独立生活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教育是形成人的素质使人成为人的必经之途。因为把人引入文化传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个人实现生物遗传特质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唤起潜能,提高和革新自己受之于大自然的禀赋的过程。经历这个过程,教育打开人性发展的道路。奠定人走向未来的基础。
对于教育的上述功能,至少是它的文化传承功能以及为个人适应社会生活作准备的功能,人类很早就意识到了。原始部落由有经验的人向下一代传授部落风俗、生活规则、劳动技能;希伯来人据说早在公元前715年就制订了学校计划,试图实施强迫义务教育,便每个儿童掌握法律规则,了解成年后要担负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在希腊,梭伦法典规定双亲履行让子女受教育的职责;②中国还在象形文字时代就有学校存在,让统治集团的儿童学习阅读和书写并向他们传授规则、知识,一般家庭的儿童虽不能进学校,但也要由家长和周围的人教给他们有关劳动和行为准则的基本知识……如果说人类早就注意到并且一直在努力实现的上述教育功能是教育活动的保守性方面,那么,教育的文化创造功能及其开发人性为个人发展奠基的功能则是变革性和解放性的。这后一方面功能也一直或多或少在发挥,否则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和人的进化,只不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或者没有为人们明确意识到而长期被忽略,或者由于某些社会原因而经常被压抑。但是随着近代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到19世纪以后,把教育视为社会进步和人自身进化的主要手段已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向。关于这一点,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前主席埃德加·富尔在他提交的关于国际教育发展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教育是形成未来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可以说正是对教育的完整功能及其19世纪以来教育发展走向的经典性表达。
二、受教育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
教育的重要,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教育是“形成未来的主要因素”的见解也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然而一些国家对这一见解的接受主要集中在教育对国家、社会前途的影响上。假如这样来提问,一个国家的教育处于匮乏状态,情况会怎么样?普遍的舆论总是立刻倾向于把关注焦点引向教育匮乏对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毋需进行专门研究便可列出许多:社会犯罪率高,人才资源缺乏,科技、经济落后或者发展缺乏后劲,国家无力接受现时代的各种挑战,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等等。这类危机所具有的关于国家是否繁荣强盛的社会功利性质比较容易吸引人们注意力,我国近年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对这类或已显露出来或还处于隐伏状态的危机的忧虑上。然而教育匮乏对于人——作为国家强盛、社会进步的真实目的的人——意味着什么,对于人的一生意味着什么,则因其不那么具有社会功利性反倒常常被忽略。纵然,关系到国家、社会发展的功利性考虑是重要的,因为这事关人们生存发展不可少的前提。但是如果国家、社会对发展的关注不把人的命运作为一种具有超越自身目的的终极关怀,就极可能本末倒置地把人当作社会发展的单纯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取得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对人来说是福是祸也难以逆料。因此,在考虑教育匮乏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时,必须在关注前述社会功利问题的同时又超越这一立场,回到作为社会终极目的的人身上,切实认识教育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关系,认识教育作为个人生活的准备以及开发人性为未来奠基的极端重要性。
谈及这个问题,得先区分教育形式。事实上,教育包括非正规教育和学校正规教育两种。非正规教育是家长和其他亲近的成年人在生活过程中对儿童附带进行的、以传递生活及生产经验为基本内容的教育。它通过口头传授、经验示范等简单方式来进行。人类早期教育主要是这种经验式教育。在社会流动小、社会习尚比较稳定、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生产技能和知识还不复杂且变化不明显的传统社会,这种方式也仍然很有效。但这种教育受个人经验和记忆的限制,它不能向下一代展示出历史上丰富的文化积累和广阔的人类生活场面。通过这种方式被引入文化的个体处在口头文化阶段,无法超越自己的生活范围去与更广泛的人类经验和智慧相接触。随着文化积累日益增加,人们的社会联系日益扩大和复杂,人的权利与义务也趋于复杂,社会生活赖以维持的规则远远超出口耳相传的传统习俗而提炼成为一些极具概括性的基本原则并通过较为详细、较为规范的成文法或其他规则体系来加以规定,生产技能更是日益超出经验性质而以对一定原理的理解为基础。这种情况下,经验传递式的教育便不能承担起使儿童将来能在社会中有效地生活的任务,更不能承担起为儿童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的任务。何况,经验传递完全受制于传授者的素质,现实生活大量事实提醒人们,如果家长或其他与儿童关系密切的成年人自身精神素质差,他们对儿童传授的“经验”很可能是反知识反道德的,或者说反文化的。这种经验传授将与教育的目的南辕北辙。学校是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和文化传播中心而出现的。如果学校具有充分独立性,一般说来,它体现着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最大限度地掌握和积累着历代人们在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等方面所获得的知识;同时,学校作为专门的文化、教育机构,长期以来形成并发展着一些系统的方法,借助于这些方法可以在浩瀚的文化海洋中寻找和抽取出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使学生能够直接接触文化的精髓。知识内容和方法这两方面智力优势使学校教育有可能贯注着充分的理性精神。正因为如此,19世纪以来学校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形式。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谈教育对人生的影响,当指通过学校来进行的正规教育。
任何人都置身于特定社会共同体的多种社会关系之中,要承担多种角色以及相应的种种责任,要遵守共同生活的若干规则,还要具备谋生和担负自身责任的能力。但是需要承担众多责任处理众多问题的人却具有任何别的动物都没有的特殊生物现象:任何人类个体在能够独立生存之前,要经过一个超常的发育时期,历经婴幼儿、童年、少年等若干阶段,生理上才能渐趋成熟,在成熟之前漫长的十几年中不能自立,需要家庭和社会的照顾。人类学家莫里斯把这称作“幼态持续”。③然而仅仅生理发育成熟并不能使个人作为一个能够承担自己社会角色和职责的社会成员有效地生活于社会之中,还必须在生理发育的同时在心理、知识、技能等方面作好准备。因此,人类个体的生理发育时期也应该是为成年后作为社会人而独立生活,独立履行职责的准备时期。这种准备必须通过教育来进行。首先,人们在儿童时代通过接受教育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共同体的传统习俗,宗教、道德及法律等规则,了解有关文明精神的基础知识,为文化认同准备条件;通过教育对社会关系、自己要担负的责任及基本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获得必要认识和一定程度的训练。这意味着,儿章接受教育,实际上是使自己的本能、冲动等天然力受到文化的疏理,使自己的遗传特质受到文化的塑造,因而使自己受之于大自然的禀赋得以渗进精神文化因素而取得高于动物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儿童学习处理一些基本关系和履行一定职责,学习与人交往的能力,为将来成为有责任能力的人奠定基础。每个人正是通过这类学习和训练而完成自己的社会化并能够适应过社会生活的。对于现代社会的公民生活来说,上述准备更为重要,这是每个人得以表现良好的公民行为的基本条件。受教育过程中获得的其他知识和技能则是将来独立谋生的必要准备。因为,任何社会除了极少数人可以依靠祖辈福荫而勿需自己去谋生以外,一无所能的人是很难生存的,尤其在知识密集化而且职业竞争异常激烈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所以,无论是使儿童社会化还是使其获得独立生存手段,教育都是为儿童的未来准备基本生存条件。
人不仅要谋生存,而且要谋求发展;不仅要生活,而且要追求优质的生活。要实现这种高于生存目标,更离不开教育。
对于人的发展和优质的生活来说,潜力的开启和尽可能充分实现、眼界的拓宽、精神世界和个性的丰富以及具有较广泛的选择机会和成功条件等,都是不可缺少的。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受到训练、掌握读写能力。学校的知识传授活动在人的精神上打开并且渐增与人类文化的接触点。读写能力使人走出口头视听文化的低级阶段,得以通过阅读超越个人有限生命的活动范围去接触和分享人类丰富的文化资源。这种接触和分享唤起人对更丰富更充实的生活的向往,使人进入美好而有益的体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当个人一旦获得精神的自由,便可以无止境地从人类文化积累中去寻找和汲取有益的因素来不断丰富和指导自己的内心。尤其是当人通过阅读进入广阔的精神世界后,可以去重温历史,了解多种文化,从中发现属于全人类的经验,理解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纽带,认识到人类的共同命运。在世界日益一体化的进程中,这种对多种文化的广泛接触和对异质文化作同情理解的现代人气质,已成为构成健康个性的重要方面。学校的训练与自由的阅读还可以帮助个人形成一套认识、理解事物的合理的思维框架,帮助个人发展自己的判断力、反应力以及有效地组织自己的经验和综合大量信息的能力,确立起对世界的合理态度。这种能力和态度既是潜力发挥的条件也是形成良好个性的条件。总之,学校教育在以文化对个人进行模塑和熏陶时,也就在个人面前展开了无限广阔的人类精神活动的世界,为个人打开了人性无限发展和深化的通道。
至于个人在获取知识和接受多种能力的系统训练过程中,潜力被唤醒了,才智得到了发展,这就使个人具备了成功地对世界作出反应的可能性以及发展自己更高适应能力的可能性,因而扩大了选择机会,奠定了将来在职业活动和其他活动中获得成功的基础。可见,教育对个人一生的成败至为关键。
社会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前提,但又并非什么外在于人的力量的产物或什么独立于人的存在,它就由个人构成。虽然在实践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总是被矛盾和冲突所困扰,但却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统一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责任和义务的双向互动关系。由于个人成长的特殊性,这双向的责任、义务有着排序性。社会首先要对个人尽责,使个人获得必要能力,才有权要求个人对社会尽责。这一关系决定了,受教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个人的这种权利也就是社会的义务。社会至少应该向每个未成年人提供最低限度的正规教育,让他们掌握将来履行各种基本职责参与社会生活所需的必要文化知识,并且在知识和智力上为将来正常生活和进一步受教育打下基础。现代心理学证明,大脑发育具有不可逆的特点。假如婴幼儿期营养不良尤其是缺乏教育,会给大脑发育带来灾难性后果,不仅如此,还给整个人性、品格的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儿童时期是心理成长,潜力开发和精神、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耽误了这段时期的教育便永远无法弥补。关于这一点,英国文学家笛福早在两百年前就以一种独特而震撼人心的方式提出了。1703年,当他因写作获罪入狱时,在致女王的一封信中这样谈到他的孩子:“七个孩子,如果我不能充实他们的钱包,至少也该让他们接受教育,充实他们的头脑。这笔债现在如果不还,以后就永远无法补救了。”④后来,圣西门更以一个触目惊心的典型事例——“阿韦龙野人”——为早年缺乏教育的后果提供了有力证据。“阿韦龙野人”是一个长期流浪在法国南部森林地带无人照管的男孩,1799年被当地农民发现。尽管研究表明他具有并不劣于其他孩子的遗传禀赋,但无论怎样培训和训练,人性的基本特征和包括语言、理智在内的各种属于人的能力却再也无法形成。原因不仅在于他在发育时期与世隔绝,而且在于受教育的时间开始得太晚,发音和思维等器官长期没有得到利用,人的潜能被永远埋葬于童年期野兽般的生活状态中了。这个看似极端的事例实际上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完全缺乏教育,包括缺乏来自社会环境的非正规教育的真正后果,这个人类个体的一生停留在了“毛坯状态”而不能成长为个人。
包括“阿韦龙野人”在内的许多惨痛教训所显示的儿童期与整个一生的关系,表明个人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教育应从儿童期开始而不能延误。50年前,这一权利作为基本人权庄严载入了《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第26条宣布:“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教育性质……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开放。”《宣言》所指初级教育正是应从幼儿开始的,对于智力、身体和个性的初期发展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学校教育,它之所以属于基本人权,乃因为这是使人成为人的前提和走向未来的准备。
三、文盲、丧失了未来的人
如果说教育是为人的一生作准备,那么文盲,即没有得到受教育机会的人则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甚至完全缺乏准备。首先,在现代生活条件下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文盲是不具备或者几乎不具备的。他们未能通过教育掌握作一个社会人所必要的文化知识,事实上处于文化传统之外,既不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生活要担负的责任和必须掌握的行为准则,也不具备对各种现象的和问题的判断力。这种没有得到文化装备的蒙昧状态使他们主要受本能欲望支配。而在他们身上,本能欲望这种原始生命力从未经过精神的滋养、调和。往往具有不加节制不理会任何文明规范的性质,因此他们的行动很难达到规范要求,很难具备责任能力。特别应提出的是,每个人成年之前,在十四、五岁前后要开始经历一个心理上的危险阶段——青春期。青少年在这个阶段上情感、欲求剧烈冲突,精神处于迷惘状态,需要家庭特别是学校的引导和关心才能安全渡过这段时期并对自我和世界达到一种比较成熟的认识。但是文盲直接从懵懂无知的状态进入燥动不安的青春期,完全得不到学校的引导,如果再加上家庭及社会环境的精神道德气氛恶劣(这个“如果”对于文盲所处的环境来说常常就是现实),他们只能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胡乱摸索或胡乱冲闯,不仅人格上不能成熟而且往往走入迷误,最终还不得不承受走入迷途的后果。
在谋生这个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上,文盲也缺乏准备。由于没有通过教育获得必要知识,除非先天禀赋特别优秀,文盲一般不具备职业能力,在职业竞争中没有择业的机会和前提,除了从事运用自身体力的非技术劳动,别无他途。自身劳动素质的不利状况其直接后果是,他们没有条件去获取物质好处因而大多生活在贫困中,而且几乎没有以自身能力改善处境的可能。
在精神发展上,停留于视听文化和口头文化阶段的文盲,没有条件去接触丰富的文化价值,他们既不具备文化认同的基础,因而难以溶入主流文化而成为一个的社会成员,更缺乏对一切加以检查、过滤的智力上的活跃和精神上的自由,没有能力去审视、批判主流文化,因而更不可能成为蕴藏着极大创造力的文化异端。事实上,他们基本处于人类智慧和文化积累的进程之外,无法进入到一个较为广阔而自由的精神世界。视野狭小、智力迟钝、精神贫瘠、生命力的表现贫乏,不可避免地成为文盲的基本特点。他们对整个文明的历史一无所知,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一无所知,无法与其他人平等地分享文化资源;属于人的感觉和特性未能得到应有的开发,被关闭在各种丰富、有益的体验之外;没有较高的智力活动以及这种智力活动带来的高峰体验……总之,他们被置于文化与个人之间“生动的循环”之外了,不仅不可能对文化的发展有所贡献,而且由于潜力沉睡、人性贫弱因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的形成。
文盲在各方面都缺乏准备的状况,使他们在生活中一开始就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按说每个人在经历了发育时期的准备而步入成年以后,便是履行人生职责、展示自己实力和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但是没有通过教育为这一阶段作准备,文盲即不能有效地履行人生职责,更无实力可展示,也无进一步发展可言。他们无论从精神、人格还是物质、文化等方面都被排斥在发展之外,无法参与优质的生活,无法拥有一个丰满而有希望的未来。除了终身承受低劣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无力与他人平等分享文化资源以外,他们还要承受一种不公正:各项公民权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知识和判断力去享受诸
如选举与被选举权,思想、信仰、言论出版自由等基本权利。与种种不幸连带产生的还有法律问题。愚昧、屈辱、挫折、失败、贫穷、犯罪如形影相随。文盲处在社会边缘和生存线边缘,为无力感和绝望感所左右,容易产生仇恨心理和反社会倾向,他们的精神状态注定了他们的反抗方式往往是无理性的,伴随着暴力和犯罪,对已对人对社会都具极大破坏性。犯罪行为发生后,惩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社会要保持正常的生活条件都必须惩戒罪行。然而一个巨大的不公正却很少被法律考虑,尽管在较开明的社会可能会从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虑到。这就是:同是破坏社会规范,受过教育的人与未受过教育的人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前者懂得避开的事情后者不懂,后者却并不能因此而减轻或免于惩罚。而且实际情况常常是:不利的社会处境使他们缺乏保护,往往受到更重的惩罚。结果,对于因无知而犯罪、而受惩罚的人来说,是使本来就很不利的处境更加恶劣。
总之,未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活缺乏选择余地。要么安于不利处境,安于贫困,安于并不高出动物多少的生存条件,要么是在无知、贫穷、犯罪、监狱的恶性循环中沉沦。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失去了未来。
四、消除文盲:我国最紧迫的社会任务
近代以来,世界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文盲的生存状态却表明,他们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不是一个掉队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进入文明之中。这种文明发展进程加快与文盲生存状态的强烈反差使文盲越来越丧失谋生能力,更不用说谋求发展的希望。尽管现在谁也不会否认生存与发展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没有教育为人的一生作准备、为人的未来与发展奠基,遑论生存、遑论发展?缺乏教育的人不得不在终其一身在贫困中挣扎,不得不在毫无改善境况希望的情况下度过一生。这种处于生存线边缘、既没有现在更没有未来的状况不能不说是对生存权、发展权的辛辣嘲讽。一个国家,如果存在大批文盲,一方面是大批人承受毫无希望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是大量难以预料的社会危机。无论哪一方面,代价都极为惨重。当代不少人认为,文盲现象是最紧迫的社会罪恶性。这话不过分。其实对文盲现象的恶果人类并非近两百年才认识到。西欧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兴起过反文盲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如当时一幅油画的寓义所示,弗朗西斯一世打开朱比特教堂大门,使“盲人”〈文盲〉有接受光明的机会。19世纪,欧美各国制定了强迫义务教育法,发展起一套免费的初等教育体系。在19世纪末普及了义务教育,消灭了文盲阶层;本世纪中叶以来则更进一步向终身教育发展。我国也早在1909年由清政府在北京试行过强迫义务教育,1982年的宪法规定了“普及初等义务教育”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更明确规定在全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应该说,我国义务教育在近几十年是有成效的。但由于缺乏财政上的有力保障,九年义务教育只在城市普及,在本来就是文盲聚居地的广大农村,儿童入学率很低,边远山区更是如此。教育欠债的结果是积成一支庞大的文盲半文盲队伍,而且这个队伍还在以每年数百万失学辍学儿童的速度递增。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又由于下述原因而加剧。在一些人“把一切推向市场”的非理性鼓噪下以及弥漫于全社会的实利主义倾向的支配下,原本只适合在经济领域运作的市场经济规律超出自己的适用范围漫无节制地越界运行,甚至严重侵入非商业性、属于人的基本权利范畴的义务教育。许多公立学校把学生当财源,过去属象征性的而且可斟情免交的学杂费变成高额费用,这就在因财政拨款不足对普及义务教育造成的困难之上又增加了新的障碍。不仅农村贫困儿童失学辍学问题仍在连,原已普及义务教育的城市也因学杂费大增再加上名目繁多的摊派而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结果,原属无条件的、人人都应享受的受教育权利变成了需要用钱来换取因而也就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到的权利。这种人为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隐伏着导致社会分裂的巨大危险。因为,义务教育变成收费教育,对因交不起钱而被关闭在学校大门外的孩子来说,意味着判定他们被永远固定在不利地位上和一生的失败;意味着宣布一切光明、一切美好事物与他们无缘。相反,因无知而犯罪、受罚、被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却与他们结下不解之缘。大批文盲的存在在事实上使社会分裂为两个智力、处境、地位天壤之别的集团,彼此之间很难沟通;这种情况再加上近年来日益严重的权力加巨富与数量上庞大的赤贫之间的对峙,形成随时爆发社会动荡或其他重大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原因。
现今,人们已注意到文盲大批存在与社会动荡的关系,也日益看到文盲队伍已成我国一个巨大犯罪源和种种不良行为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人们因文盲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气恼时,为了发生于文盲队伍中的堕落行为甚至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愤愤然时,不能不看到他们本身就是社会不公的不幸牺牲品。
杰斐逊在两百年前针对欧洲人对美国人曾经有过的野蛮生活的指责作过这样的回答:“在被质问去表明我们的存在之前,要让我们进入存在状态。”这个回答震人心魄。但如今我国文盲的状态向社会发出的无声诘问更撼人心魄。别的不说,仅就这些年出现频度和强度空前高的爱国主义来说,倘以此号召于他们,他们的生存状态就在诘问:“当我们因贫穷而被关闭在校门外时;当我们在那些过去还可以让贫者踏进去汲取知识的图书馆、博物馆外望馆兴叹时,当我们掏不起买路钱,连国土上自然景物也被道道关卡阻隔而不能得见时,祖国在哪里?”这样的诘问,社会无以为答,也无由辩解。但它警示人们:消除文盲是最紧迫最重要的社会任务。其中至少有两件事刻不容缓。一是推进全民的、名符其实的九年义务教育,对《义务教育法》中关于“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以及为免除贫困家庭孩子入学的后顾之忧“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的神圣法规提供必要保障,以杜绝新文盲继续产生;二是实施扫盲。尽管人的大脑发育有不可逆性,但并未与世隔绝的低文化者仍有一定可塑性,通过扫盲这种补偿教育可以或多或少矫正因社会的失职而对这部人造成的不利。
人的生命短暂而无重复性,要有尊严有意义地渡过一生,教育是一切基础的基础。
注:
①参见《现代教育思想精粹》第170—171页。
②参见(美)佛罗斯特著《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曹孚、滕大春等编《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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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
人文素质是指“在外界的交往中将所学到的“人之所以为人”之道通过内化所形成的内在的精神品质与价值意识,是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通常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修养、气质。”[1]高职院校特别要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高职院校学生既与本科院校一样都是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统称为“大学生”,对于学生人文素质要求与教育内容有着统一性。同时,高职院校也与本科院校有着本质的区别。职业精神的培养与塑造、职业道德的打造,是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点与核心,是区别与普通本科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根本。
二、依托社团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工作的基础保障
(一)人文类社团规模
近年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登记注册的学生社团数一直控制在65个左右,全部为校级社团,主要分为文化艺术、社会服务、群众体育、人文社科、红色理论、专业技术、管理辅助七种类型。其中,人文素质类社团达22个,占社团总数34%,全校社员人数达4600余人,超过每年新生录取总数,参加人文素质类社团人数达2032人,达社员总数的44%。
(二)形成了社团工作党政齐抓共管局面
校各级领导和部门高度重视学生社团发展与建设。学校院长办公会专项讨论社团建设问题,校领导定期参加社团活动,教务处支持开设社团实践课程,人事处支持社团指导教师公开竞聘,二级学院党政领导全程参与社团指导教师聘任工作,机关行政部门对口指导相关社团,营造了学生社团党政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三)严格规范社团管理运行机制
规范化的社团管理制度和社团的良性运行是发挥社团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工作的基础,学校高度重视社团各项制度保障工作。
(1)建立专门管理机构,校团委下设社团管理中心,全面负责学生社团建设工作;
(2)修订完善管理制度,目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共有《社团管理办法》《社团指导教师聘任管理办法》《社团星级评比制度》《社团干部工作手册》《社团指导教师工作手册》等管理文件、制度等10余项;
(3)落实工作量化考核,分别对社团、社团团支部、社团干部、社团指导教师等进行量化指标的工作考核,并与评优表彰直接挂钩,实施社团优胜劣汰,社团严格执行注册、注销制度,保证社团“以质量求生存”的考核、淘汰和晋级。
(四)完善社团各项工作保障
为保证学生社团的育人作用的充分发挥和可持续发展,学校设立了社团建设、竞赛获奖教师、学生奖励、社团活动专项经费等;实施“人文素质类社团团委直管、专业类社团学院专业指导、管理辅助类社团行政部门对口指导”的社团分类指导,加强社团管理的资源整合;设立社团管理教师和专业指导教师岗位,进行任期一年的全校公开竞聘,并把指导人文素质类社团作为教师职称晋升中,公共课教师的必备条件和专业课教师的优先条件;通过学院院长办公会,继续投入5000万,建设社团活动中心等,建成后的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舞台将成为南京高校中硬件条件最好的演出场地,将可以接受国家级高水平大型文艺演出。
(五)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学分建设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将人文素质教育活动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给予学分认定,是依托社团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工作的重要保障。
1.修改人才培养方案,确定社团活动学分。学校高度重视社团活动,将社团活动纳入学校学分认定体系,在学生必修学分中拿出12个学分作为素质教育学分,特别是校级重点社团活动达到10次,就可兑换2个素质教育学分。
2.开设社团实践课程。在社团活动的基础上学校还为社团开展人文素质教育,专门开设了国学诵读、摄影技法、演讲与口才、青年大讲堂等实践课程。参加社团实践类课程的人员必须为相关社团成员,社员在参加社团活动,学习提升人文素养的同时还能获取学分。
三、依托社团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相关措施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依托学生社团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工作,确立了具有高职特色的“以文化、艺术、体育等传统人文素质型社团为基础,以职业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类社团为特色,扶持一定的理论研究型社团发展”的人文素质教育建设思路。全年开展各级、各类人文素质类社团活动800余次,开展大型文化演出活动达20余场,参与活动学生人数达4万余人次,在全国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校园文化艺术节、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等文化、体育、艺术大赛中屡获大奖,南京青奥会、南京亚青会、全国十运会等大型赛事中,处处可见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子青春风采,艺术设计学院吴昊同学被组委会评为“最美志愿者”。
(一)创办黄炎培思想研习社,开展职业观、职业道德教育
学校黄炎培职业教育研习社成立于2011年,在全国黄炎培思想研究院的指导下,在社团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社团主要研究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传播继承其思想。社团成员由成立初30余人发展到现在334人规模,每位同学都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能深入学习研究。社团同学们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学习宣传融入社团活动,每年在全校学生中举办关于黄炎培职教思想内容的征文活动、演讲比赛、专题研讨会;将上海黄炎培故居等地作为学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组织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由学生自发编印了《职业帮》杂志,记载了历届优秀校友的事迹、成功经验和在校大学生对于职业教育的理解、愿望和职场文化等杂志在全校学生中免费发放,深受学习喜爱;围绕“敬业乐群”校训精神和职业精神,开展思想大讨论,宣传“敬业”、“乐群”之职业精神;由黄炎培职业教育研习社同学每年开学季为全校4500余名新生开展黄炎培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使他们上好入学第一个,进一步确定“上高职、爱高职”的思想。
(二)校馆共建“民俗文化”社团,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传统民俗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民俗文化协会成立于2003年,目前有社员340名,此社团与南京民俗文化馆共建,12年来协会以传统民俗文化和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讲为目的,加强学生对民俗文化和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程度,强化宣传传统手工艺人的敬业诚信、务实创新的职业操守,以此来带动当今高职学子的职业素养精神和人文素养,取得了教育效果和社会声誉。
1.积极开展传统民俗文化宣讲活动。积极依托南京民俗博物馆、南京传统博物馆等共建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社会实践基地,将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课堂。每年都邀请南京传统博物馆传统民俗文化专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同学们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讲堂,现场为同学们介绍、制作泥塑、秦淮灯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2.积极开展传统民俗文化体验。俗语说:“素质靠养成,能力靠训练。”唯有从实践着眼,改变传统的教师讲授为主的授课方式,构建立体而多元的“第二课堂”教学模式,才能提升现代高职人文素质教育的质量。积极开展“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民族精髓”为主题的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校园广场上葫芦画,手工泥塑,布艺,雕刻,剪纸等传统技艺作品,美轮美奂的设计和精湛的技艺让同学们叹为观止,陀螺、抖空竹、九连环、滚铁环等传统游戏让同学们意犹未尽。茶艺体验课堂课上,表演者们穿着精美的茶艺服装,配合着解说进行着精湛的茶艺表演现场四个同学自告奋勇的上台尝试了茶艺中沏茶、赏茶、闻茶、饮茶的四个环节,并和大家分享了对茶文化博大精深之处的强烈感受。公寓活动室中,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授同学们剪纸、布艺、葫芦画的制作,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学习非遗技艺的历程。同学们亲身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意义,更被老艺术家们“台下十年功”的坚持和敬业精神所感动。
3.积极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准”,每年选拔校内优秀同学组织开展“文博之夏”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我是小小传承人”公益夏令营志愿服务活动、南京民俗博物馆义务讲解活动等志愿服务活动,组织相关社团同学协助传统老艺人教学、带领中小学生参观传统博物馆并进行讲解、对相关非遗传承人进行采访报道,用切身的实践,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四、依托社团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社团活动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学生教育服务的核心,“立德树人”的关键在德育教育,人文素质是德育素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用常规的“一对多”、“灌输式”的课堂教育模式用于人文素质教育效果显而易见是不行的。学生社团就是以有着共同的爱好和兴趣,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集合在一起的,其活动的特点就是灵活性、自由性、专一性、专业性,这恰恰是学生现在愿意接受,并能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的有效形式,只要学校、指导老师规范好社团活动类型,做好过程指导,教育效果就会非常的好。
(二)社团实践类课程是人文素质教育有效补充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专门为社团开设了社团实践类课程,属于选修课,社团成员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爱好,在参加社团活动的基础上,可以选择社团实践类课程,用于补充在社团活动中发现的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社团实践课程与传统课程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以专业理论指导为支撑,以实践调研、实践走访为主体,课程内容和形式多样。
(三)社团活动有效的扩大了学生参与面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