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人的培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传承人的培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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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1-0058-04

当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2003年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年3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正式全面拉开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序幕；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9号），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意见》指出，要“加大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努力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素质较高的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者队伍，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着力培养一大批艺术拔尖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积极保护和扶持少数民族优秀民间艺人和濒危文化项目传承人，对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承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抢救濒危文化，推动相关学科建设，培养濒危文化传承人。”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何有效、合理地培养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这是目前亟待探讨和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郑一民先生指出：“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传承和发展始终由其载体——‘老艺人’来完成。他们掌握并传承着古老的民间文化知识和民族技艺的精髓，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如果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其保护与传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1]由此可见，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目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构建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面却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传承人才队伍青黄不接，断层现象严重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绝大多数来自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些掌握“绝技”的艺人大多数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偏低，而且年岁已高，一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随着这些老艺人去世而随之消失。而年轻的一代有的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得不外出务工，不能学习传承父辈们的“绝技”；有的对身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屑一顾，不愿意潜心学习和传承，致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大多数主要从事民族民间文学、民族民间音乐、民族民间歌舞等的传承人，因所从事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无法开发利用自己特长的传承技艺，又无时无力投身其他行业，而无法很好解决个人和家庭的生计问题。他们大部分处于经济来源困难、家庭生计困顿、年老无力的艰难状况，生活甚至不如一般人……极大地影响到了传承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也现实地影响了年轻后生学习文化传承的积极性，造成了民族文化传承人的断代。”[2]

（二）传承人才培养缺乏规范性，随意性强

当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约，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方面却非常滞后。尽管有些地方在尝试着探索传承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规范、可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模式；在国家的层面上，目前还没有出台一个具有全局指导性的人才培养方案；虽然有些地方政府、高校、协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制订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的计划和方案，但从整体来看，这些计划和方案大多数随意性比较强，而且缺乏规范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三）传承人才培养结构欠合理，质量不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益重视，各级地方政府及高校等机构纷纷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加入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也被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全国有很多高校纷纷开设了一些相关专业，招收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这些人才培养机构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普遍存在着诸如师资力量缺乏、人才培养结构单一、课程设置缺乏合理的论证、人才模式过于偏重理论、学生实践能力不足等现象；而有些靠师徒传承或民间文化团体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由于对其培养的传承人过于强调实践的“技艺性”，而忽视了对其理论性的指导。这些都导致了我国传承人才培养结构欠合理、质量不高。

（四）相关部门对传承人才培养不够重视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是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之计就是要加强对传承人才的培养。当前，有许多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却忽视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也缺乏必要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倾斜。其结果是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日趋消亡，许多工作甚至面临着前功尽弃的结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指出：“民间文化处于最濒危的现状有两种，一种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另一种是传承人的问题。而传承人濒危现象又在少数民族地区最为明显，极需关注。”[3]可见，传承人才的培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以制度的形式制定规范有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培养方案，是解决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滞后问题的前提。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方案是指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需求，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教育部门等机构为了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它对于保护、传承和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走向规范化、有序化的重要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要体现出指导性、针对性和可行性，具体可以制定国家、政府、高校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四位一体”的培养方案。

一是要从国家宏观层面制定一个具有指导性的人才培养方案。该方案要明确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中的指导思想、目的、基本任务、机制、目标，以及相应的政策、资金、法律等保障体系，从而为地方政府、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机构制定具体的传承人才培养方案提供指导性的参照。

二是地方政府要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为指导，结合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现状、文化特征、传承人概况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各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利用本地各种资源优势，制定出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使该地区的传承人才培养落到实处。

三是各高校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要充分利用自身人才培养的优势，结合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的特点，制定出相应的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专业性理论和实践人才。

四是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协会要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结合本协会文化研究的特点和传承人才情况，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制定出本协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如《刘三姐歌谣传承人才培养方案》、《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人才培养方案》、《傣族孔雀舞传承人才培养方案》等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模式

要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持续健康地传承下去，除了要制定出“四位一体”的、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人才培养方案外，还要有一整套切实可行人才培养策略，并采取一些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人才培养措施，培养出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从而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推向深入。

（一）重视“师徒传承型”人才培养模式

师徒传承型传承人培养模式，就是俗称“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主要有家族世袭传承和社会师徒传承两种类型。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有些专业性、技艺较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其传承模式主要是师徒传承。这种模式是我国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充分重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在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性”时代要求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特殊性”与“专利性”，要注意保护和协调好现有传承人的既得利益。一方面，要完善“国家+省+市+县”“四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和传承人名录体系，使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得到及时的发现和救助；另一方面，要切实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命名工程，建立传承人档案，将传承人的保护工作列入政府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要进一步加大政府保护传承人的力度和投入，为传承人提供良好的生计保护，为传承人开展传统文化传习工作提供支持和服务，使得老传承人无忧传承、年轻一代积极参与传承。

（二）鼓励社会文化团体“职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一直以来，我国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在丰富人们的日常精神生活、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这些文化团体或组织也以独特的团体职业型传承人培养模式续写着各自文化的辉煌。社会团体职业型传承人培养模式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如马戏艺术团、彩调歌舞团等）为了职业演艺发展的需要，将一些文化演艺技艺传承给该团体或组织的成员，使这些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的文化技艺后继有人，世代相传。社会团体职业型传承人培养模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职业性的团体传承方式，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和地方政府应积极鼓励这种传承人才的培养模式，充分调动各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为它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三）扶持高校“理论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摇篮，聚集有大量的理论型、实践型、管理型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的培养应充分利用好高校这个有利的平台。国家和地方政府要积极指导和扶持高校，培养既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又具有一定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高校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结合地方民族文化特色，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班，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授课、讲学，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从而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良性持续发展。如哈尔滨师范大学结合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设置了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专业，定向招收黑龙江省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本民族考生，对黑龙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专业化培养。而“北京城市学院2012年起也将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学校将把老北京传统手工艺老艺人请进学校，采取艺术家和学校联合培养的模式，努力培养出高学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手工艺者。入读该专业的学生可同时享受课堂教学和老艺人‘师傅带徒弟’的工坊式教学。”[4]伴随着全国各地高校纷纷加入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行列，高校将成为我国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重要阵地。

（四）倡导群众“业余爱好型”人才培养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于民间，传承于民间，它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其“活态性”。因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源渊流传、经久不衰的强大动力在于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加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来，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日常生活。我国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广大人民群众业余爱好的方式来传承的，如广西刘三姐歌谣、侗族的芦笙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是如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不是单一的个人或文化团体中的“圈内人”，而是爱好这些民族民间艺术的广大人民群众。因此，积极倡导群众业余爱好型传承人培养模式，也是保护和传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条重要途径。

学者祁庆富指出：“非物资文化遗产的本质不在于‘物’与‘非物’，而在于文化的‘传承’，其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5]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承载着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在当前，制定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采取积极有效的培养策略，充分发挥上述四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是确保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薪火相传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郑一民.保护传承人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J].领导之友，2008，（3）：37.

[2]安学斌.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历史价值与当代生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6）：20.

[3]冯骥才.民协将评民间文化传承人[N].新京报，2005-03-23.

篇2

希望非遗换掉“地方土特产”的属性，能真正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品牌；

希望非遗传承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产品研发、产品设计、人才培养上来，而不是为了企业的生存满世界推销产品；

希望建设权威的非遗交易平台，真正解决非遗产品的渠道问题；希望非遗能够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回归非遗原本的存在价值；

希望非遗与教育深度融合，拉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脱贫增收；

希望所有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

2017年，笔者在各省非遗主管部门的大力配合下，走访了我国10个文化大省，访问了非遗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美术两大类非遗传承人及非遗相关从业人员百余人，50余家非遗企业。在与他们的沟通交流中不仅深深体会到了非遗技艺的博大精深，非遗文化的源远流长，非遗传承的艰巨使命，同时也深深感受到非遗人殷切的希望。

影响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因素

就非遗产业化发展而言，我国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全国非遗资源90万项，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遗项目1372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86人，省级非遗项目11042项，省级传承人12294人。但实现或基本实现产业化发展的寥寥无几，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北京全聚德烤鸭、云南砂锅米线、天津狗不理、西安肉夹馍、东北二人转等被大家熟知的项目外，其他一些具备传统优势的非遗项目反而走向了生存的困境，例如瓷器、刺绣、漆器等曾经为国家赚取外汇的代表性非遗项目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都存在着库存积压销售渠道难的问题。为什么传统美食项目等能够形成产业化发展，因为它们和人们的生活融入在了一起，代表了一个地方的文化标签，同时也拉动了一方经济。非遗必须要有市场，要被人们所需，才能有生命力。

在笔者看来，影响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思想保守。经过走访了解到，部分省份从主管领导到传承人普遍没有产业化发展的意识，这和当地的资源和支柱产业的定位有绝对的关系。从传承人角度来讲，现有的传承人大部分年龄偏高且对经济、政策、科技的掌握不够，难以应用科学可行的方式让非遗走上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另外部分传承人满足现有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受保守观念的影响在技艺传承上局限于家族传承，难以接受祖辈传承的绝活让他人接手。

第二，缺乏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非遗作为一种文化，是公共财产，保护非遗也是一项公益事业。非遗保护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仅靠个人的收入和传承人的投入难以很好的保护，这也就制约了产业化的发展。

第三，专业人才的缺乏。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和创新运营模式的形成是要人来完成，所以人才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计划参与人数10万人次，包括清华、央美等57所院校参与。但是真正实施起来不容乐观，首先传承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参与培训内容以理论、保护为主，而对参与培训的人员又有条件限制，因此很难从根本上培养学员的学习兴趣；其次培训一定注重时效性，突出等级能力，通过培训让从事非遗技艺的从业人员从水平、产品价值、自身价值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这样有助于非遗培训的参与程度。

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对策

笔者认为，非遗的产业化发展，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提高非遗传承人和从业人员的产业化意识，只有产业化发展才是最好的传承保护。建立可行的运行机制，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需要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加大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让非遗融入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人的生活。

第二，建立国家级别的非遗交易平台，解决非遗项目渠道问题。目前非遗产品种类繁多没有形成同类产品的标准价格体系，非遗市场上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产品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非遗产品的含金量。另外建立展示、销售、体验于一体的实体店，让消费者产生兴趣的同时促进消费，从线上线下解决非遗产品的渠道问题。同时解决非遗企业库存和企业现金流问题。

第三，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实现非遗产业化的保障。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点，非遗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占的比重日趋增大。人才的培养需要政府、机构、民间、高校共同合作，在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培养文化、经济、市场、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通过政策导向让更多的优秀人才投入到非遗传承保护和产业化发展的工作中。

第四，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趋势。2016年，文化部服务国家“一б宦贰闭铰裕出台《“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23个国家文化部长或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博会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中国非遗打开了国际市场。

第五，文化资金投入。2016年，中央财政通过继续实施“三馆一站”免费开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地市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文化项目，共落实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61.03亿元，比上年增长27.7%。

篇3

摘要:

少数民族曲艺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大瑰宝，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其保护和传承对于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2006～2015年间，我国对少数民族曲艺的保护做出了一些努力，建立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出版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举办了多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活动。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如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类曲艺项目偏少且集中于部分少数民族、传承人面临年龄老化后继无人且男女比例差别大、演艺团体匮乏、观众群体少等。在今后少数民族曲艺的发展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曲艺项目的挖掘、申报与管理，出台措施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合理利用生产性保护及数字化保护，促进少数民族曲艺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

少数民族曲艺;非遗名录;传承人

曲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别之一。曲艺是中华民族民间说唱艺术的总称，是一种以“说唱”为表现形式来叙述故事的表演艺术形式。我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55个少数民族同样也创造了属于其民族的独特曲艺艺术形式。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曲艺艺术宝库具有重要意义。

一、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少数民族曲艺承载了少数民族的独特艺术魅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曲艺艺术素材，而且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艺术文化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因此，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艺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曲艺具有独特的艺术文化价值

曲艺，又称“说唱”艺术，是我国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曲艺主要依靠“说唱”这种形式来叙述故事，简练而生动，为人们喜闻乐见。少数民族曲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民族性，最鲜明的艺术特征也在于它的民族性。少数民族曲艺主要流布于少数民族地区并且采用民族语言(方言)或多种语言(方言)来“说唱”故事，这也是与汉族曲艺艺术最主要的区别。有些少数民族曲艺曲目在语言上体现了鲜明的交融性，即在说唱表演中融汇了汉语及民族语或方言。比如以满族为主创造的“子弟书”便有采用满语、汉语交叉表演的历史。现今，在汉蒙杂居地区仍有“乌力格尔”蒙古族艺人可以同时夹杂汉语进行表演。在塑造说唱故事的主人公上，对于同样一个英雄人物在不同民族都打上了各个民族的鲜明文化烙印，体现了各民族曲艺文化的相互贯通与交流。比如武松这一人物形象是汉族曲种中的鲜明形象，然而这一人物形象不仅在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说唱故事中有所反映，而且在蒙古族的“乌力格尔”说唱故事中也有体现。

(二)少数民族曲艺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少数民族曲艺的另一重要文化价值在于它的历史研究价值。曲艺主要依靠艺人的口头说唱来传承，少数民族曲艺同样也是依靠口头说唱这种形式来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的这种传承方式使其保留了较多的曲艺艺术的原始形态，也为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可资观照的范本，因此少数民族曲艺也被称作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比如被称为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即通过藏族(“岭仲”)、蒙古族(“陶力”)及柯尔克孜族(“柯尔克孜达斯坦”)这三个少数民族曲艺艺人的不同说唱形式传承下来，成为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形式。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通过少数民族曲艺艺人的加工创造得以长久地保留下来，填补了没有文献记载时期的历史空白，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曲艺史及少数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历史参照范本。

二、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名录保护与传承人传承现状

(一)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名录保护现状

2006～2015年间，国务院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课题组认定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主要依据:一是以少数民族名称命名的曲艺项目，如达斡尔族乌钦、傣族章哈等;二是曲艺项目中未提及民族而所属民族明确的曲艺项目，如乌力格尔、好来宝等;三是为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共有的综合性曲艺项目，如新疆曲子，为汉、回、锡伯等民族所共有，也视为少数民族曲艺项目。根据本课题的认定方法，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共计21项，其中正式名录中17项，扩展名录中1项。

1．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从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2．各少数民族非遗项目数量分配相对均匀

在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在各主要少数民族中分布相对均匀。

3．非遗项目分布省份集中在民族地区

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所在省份多为民族地区。

(二)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传承现状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者，而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则是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习者和承载者。2006～2015年间，目前共有24位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

1．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数量及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根据文化部已公示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统计结果显示，少数民族曲艺类传承人在经历了从无到有后，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见表2)同时，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所占当前批次曲艺类非遗传承人的比重也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

2．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老龄化且性别差距较大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大部分年龄偏大。总体来看，在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1920后共计2人，1930后共计7人，1940后共计7人，1950后共计4人，1960后共计4人。且在这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第二批少数民族曲艺非遗传承人中，男性占绝大多数，而在第三批和第四批中，女性占多数，并且呈现上升趋势。

3．少数民族传承人传承的并非都是少数民族非遗项目

一般来说，汉族传承人传承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少数民族传承人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然而，这种情况也并非绝对。在数据统计中显示，有4位少数民族传承人对应的传承项目为相声、北京评书、四川扬琴，而这三个非遗项目为汉族曲艺项目，这样就出现了传承人所属民族与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不对应的特殊情况。

三、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006年至2015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承中不断地繁荣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如四级曲艺类非遗名录体系建立、各类曲艺类学术研究成果丰富、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活动开展、曲艺院校及专业逐渐建立，这些曲艺保护及传承工作都促进了少数民族曲艺的繁荣发展等。少数民族曲艺的保护及传承工作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传承与发展中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和问题亟需解决，而探寻出合理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曲艺文化发展的路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关键点。

1．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少、分布民族不均

目前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选及认定是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据统计，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仅占21项。综合看来，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在十大项目分类中所占的整体比重较小，在当批次曲艺项目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小。而且，每批次的项目数量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扩展项目只有第一批扩展名录中有曲艺项目。在民族的分布上，全国55个少数民族只有蒙古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傣族、哈萨克族、布依族、土家族、苗族、朝鲜族等12个少数民族有国家级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造成问题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一是其他少数民族根本就没有更多的曲艺项目;二是其他少数民族也存在着不少比较有特色的曲艺项目，但当地人缺乏保护及开发意识而未申报;三是当地政府及人们重视项目的申报，而没有重视项目申报的方式方法最终导致申报失败。这三种原因中，第一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较小，另外两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较大。

2．传承人老龄化严重、男女比例差别大

根据项目组统计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表2)结果显示，在这24位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中，1920年、1930年以后出生的老年人占多数，中年人只有7人，青年人则没有。显然，少数民族曲艺非遗项目传承人正面临老龄化严重、后继乏人的困境，严重制约了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的传承和发扬。就传承人性别来看，每一批次中男女性别比差别都比较大。这种结果可能受到了跟某些地区或民族“传男不传女、传女不外嫁”的传统观念的约束。

3．演艺团体匮乏制约曲艺的创新传承

目前，国内曲艺演艺团体并不少，如合肥演艺公司曲艺团、无锡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曲艺团、自贡市歌舞曲艺演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曲艺分公司、济南明湖居演艺有限公司等等，然而专门的少数民族曲艺演艺团体却很少。内蒙古民族曲艺团是少数民族曲艺团的重要代表，主要表演蒙古族特色曲艺项目，为边疆地区、国内其他地区乃至国际上演绎了淳朴的民族风情，然而像这样的团体目前还比较少。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属于表演性非常强的项目，而演艺团(公司)的匮乏严重制约着少数民族曲艺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的创新传承。

4．观众群体少制约曲艺演出市场的扩展

当代社会，娱乐方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观众大多选择去看电视、看电影、看演唱会、玩游戏、K歌等方式来缓解压力，而很少有观众能静下心来去演艺场馆观看曲艺节目演出。就是在民族地区，人们更多的选择是接触现代化的一些娱乐方式而不是去观看少数民族曲艺的表演。快餐式的娱乐方式比起传统曲艺表演对当代人们有着更多的吸引力。再者，少数民族曲艺多数是使用民族语言或方言来演唱，城市中的年轻人更是难以理解，这也影响了少数民族曲艺的演出市场。

四、促进少数民族曲艺繁荣发展的主要路径

1．各地区及民族应加强对非遗项目的申报与管理

如前所述，少数民族曲艺项目数量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曲艺项目在55个少数民族中分布不均。因此，少数民族聚居的各地区、各民族应该对本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的申报引起高度的重视。首先，增强对优秀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意识。其次，积极向县、市、省、国家申报本民族本地区的优秀曲艺项目。在申报名录项目的同时，不管是单个项目申报还是多项目“捆绑”申报，都要注意保存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的文化生态完整性，不能出现为求申报而破坏其完整性的情况。最后，加强对入选非遗名录项目的管理。对于那些已经入围非遗名录的曲艺项目，相关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曲艺项目保护、传承的监督与管理，切实保障曲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2．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并积极培养传习生

以前少数民族曲艺的传承方式大多为家传或师传，学得一技之长作为谋生的手段。而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谋生之路多样，很多得到家传或师传的传习人不愿意继续从事曲艺表演而另寻出路，更不愿意继续往下一代传授。为了能使优秀的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继续发扬光大，相关部门或单位应该做好传承者的思想工作，使之意识到曲艺传承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其一，各级政府部门定期组织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的研修培训。在培训过程中，不仅要讲授少数民族曲艺文化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而且还应传授现代教育思想，打破传承人的男女性别偏见。其二，各相关院校积极与传承人配合，积极培养传习生。目前，已有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曲艺专业，也有一些中小学将曲艺引进了课堂，这样能更好地培养新一代的传习生，使年青一代更好的将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下去。

3．加强对少数民族曲艺的生产性保护

所谓少数民族曲艺生产性保护，即在保持少数民族曲艺非遗的整体性、原生性、传承性的前提下，通过借助生产、销售等手段从而将曲艺文化资源转化为曲艺文化产品的一种保护方式。文化部部长也提倡“深化生产性保护”，认为生产性保护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①①。曲艺本身是一种“说唱”艺术，表演性很强，加之少数民族曲艺带有的民族风情、民族特色，少数民族曲艺走向演艺市场对于少数民族曲艺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少数民族曲艺文化资源在转化为文化产品，走向演艺市场的同时，一定要注重保持少数民族曲艺本身的原真性与整体性，注重传统曲艺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市场效益而使之“变味”。

4．合理数字化保护扩大演艺市场的观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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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有着58年办学历史的艺术教育单位，遵循着颜文O先生“实用美术”的教育理念，做一个勤勉的工艺美术“教书匠”，与传统手艺匠人心系一脉，身体力行地进行传统技艺的传承保护。“百工录”丛书动议之初，就许了愿：丛书志在“为民族传艺、为文化存根、为大师立传、为百工留名”，“百”是对浩如烟海的传统工艺美术种类的概括；“工”指传统手工艺，也指工匠；录为记录，是编写态度，也是编写原则。现在回头来看，我们坚守的对传统技艺原汁原味的保存，初心还在，呈现结果也较为妥帖。不敢说丛书首开风气，但所有与创者共同的思路便是以不厌其精、不厌其详的考究态度，完整展示传统工艺的一榫一铆，表述传统技艺的一招一式，汇集各家各范。这是一个由点及面、又化整为零的做法，于工艺美术行业而言，是摸清家底；于文化产业而言，是丰富成果；于院校而言，是传承文明。

说由点及面，主要来自于学院的体会。学院早期办学设立织绣、工艺国画、器皿设计、雕塑等多个工艺美术专业，进入高等教育阵列后，形成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并行的专业格局，探索实践政、校、行、企合作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尤其是十多年来对传统工艺美术非遗传承保护的努力到了多方认可，将国家级非遗项目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传承保护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苏州镇湖合作培养国家级非遗苏绣新传人，为贵州雷山国家级非遗苗银苗绣的技艺存录、传人培养做出积极的努力。文化部授予学院非遗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学院也成为江苏省首批非遗研究基地。

以“百工录”丛书为发端，学院对传统工艺美术技艺的传承保护，由分散的点位探索进入系统的整理发掘，以“苏作”为发轫，联合行业、专业的有识之士，各举所长，迈出了服务工艺美术全行业的关键一步。2014年，国家多部委发文鼓励艺术职业院校在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勇挑重担，教育部立项了由学院担纲的“百工录：中国工艺美术非遗传承与创新”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堪为丛书在数字化领域的变身和转型，这是更宽更广层面的建设，延续了“百工录”丛书的编撰精神。资源库建设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民间（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项目为资源载体，应用数字媒体技术，按照行业规范和职业标准，政、校、企、行共建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宽视野、大容量、全开放、多互动、可更新的中国工艺美术非遗传承与创新的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培养非遗创新传人，实现职业教育与非遗项目双向互动、协同发展，保存、传承、传播、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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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结合自身优势，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工作，拓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新领域。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立足桐乡历史文化，构建高校图书馆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联动机制，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馆藏、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课程、开展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平台。

中图分类号：G25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1-0054-03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创新的重要平台。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行动，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使命。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地方非遗的研究、保护工作，拓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新领域，推动地方非遗的保护进程。

1桐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桐乡市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文化底蕴深厚，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运河文化、古镇文化等交相辉映，石门罗家角遗址距今已有7，000多年，新地里良渚文化遗址有目前已知的全国良渚文化时期最大部族墓葬群。桐乡文化名人辈出，吕留良、茅盾、丰子恺、金仲华、钱君、徐肖冰等文化名人在这里诞生，拥有“文化之邦”“漫画之乡”“摄影之乡”“书法之乡”“篆刻之乡”等美誉。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桐乡市政府近年来提出“围绕人文名城建设，服务文化繁荣，共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指导方针，非常重视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2012年，根据《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桐乡市政府成立了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负责全市非遗保护工作的业务指导、科研编纂和管理等工作。截至2016年6月，桐乡市拥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蓝印花布印染技艺、高杆船技、含山轧蚕花）、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8项、嘉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3项。桐乡市通过搭建实体场馆、非遗传承基地等形式，多角度、多形式开展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目前全市建有1个非遗馆、7个非遗传承教基地、2个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3个民族传统节日保护基地、2个非遗保护生态试点区，以及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地――乌镇非遗经典景区，内有各级活态非遗项目达三十多项，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非遗文化氛围。

2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目前，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途径主要有文献收集与整理、非遗特色馆藏、主题活动推广、传承人进校园、展览、知识竞赛、非遗特色数据库网站的建设等，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青海大学图书馆充分利用地方名俗节庆日，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校园内举办讲座和民间艺术表演，开展非遗项目的互动体验，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海南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海南历史文化博物馆，用于保存和展示与海南非遗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名俗实物等[1]；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建立了粤西非遗资料库，对粤西地区的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手工艺等16个大类、100多个小类的非遗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2]；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成立了非遗研究中心，为非遗文化的传播、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3]；吉首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湘西非遗名录文献，开展了湘西文化研究[4]。

纵观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不论从选题、资料收集、人才培养、文化宣传、非遗特色馆藏等方面都趋于完善，但也面临着许多共性的问题。比如：高校图书馆在收集地方非遗资料时会面临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因为非遗文化来源于生活，分散在民间。大部分高校图书馆会利用“文化遗产日”“地方民俗节庆日”举办非遗展览，邀请非遗传承人来校举办讲座和民间艺术表演，类似的宣传模式比较雷同，效果流于形式。

3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措施

浙江传媒学院于2011年成立桐乡校区，桐乡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学校的研究者开启了新领域。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有责任在学校与地方政府之间搭建地方文化研究平台。

3.1非遗特色馆藏建设

非遗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是非遗保护与传承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图书馆从业人员在资料的采编、组织、数字化服务的提供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专业背景，高校更是拥有相关的非遗研究专业人才，在资料的挖掘、整理、保存、数字化方面具有优势，有利于搭建一个非遗特色文献资源体系。围绕各级地方非遗名录，收集名录的基本信息、传承人信息、传承人口述历史、传承人纪录片、抢救性挖掘资料、保护与传承情况等的文字、图片、音视频资料，是非遗资料收集的基本方法。高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情报检索方面有一技之长，但在地方文献的获取方面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单靠一家或几家高校图书馆无法完成非遗的普查和资料收集工作。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在实践中探索高校图书馆与地方非遗保护部门间的资源共享合作机制，将图书馆、地方博物馆、地方非遗保护中心等地方文化机构统一纳入非遗资源采集网络系统，拓宽了信息获取渠道。桐乡校区图书馆还成立了专门的非遗项目团队，委派专人负责对接地方文化机构，带领师生团队走出图书馆，深入街道、镇、村，开展走访非遗传承人、调研地方民俗、挖掘非遗文化历史等活动。经过多年的资源积累，目前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已经设立了非遗特色馆藏实体馆，对桐乡地区的民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曲艺、民间美术、民间文学、传统戏剧等12个大类、100多个小类的非遗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资料包括书籍、图片、音视频、实物等，同时对原有非遗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基于Web的地方非遗特色数字资源库，实现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将传统的静态展示延伸到互联网平台，建立互动性、开放性的图、文、声、像并举的非遗数字博物馆，并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现资源共享。

3.2非遗宣传教育

非遗文化环境的营造是在高校中开展非遗文化宣传的首要工作。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开展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通过举办非遗展览、“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辩论赛、知识竞赛、征文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在高校图书馆内营造文化氛围，提高读者对非遗的认知、关注和保护意识，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促进非遗文化在高校的传播与传承。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利用区域办学优势，与桐乡市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建立长达五年的合作交流，目前已成为桐乡市设在大学层次的“非遗教育基地”，在“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中相继开展了“桐乡故事”系列展览，桐乡竹刻、书刻、核刻、麦秆画、剪纸、蛋画、灶头画、花鼓戏、乌镇姑嫂饼、定胜糕、蓝印花布印染等一大批优秀的非遗项目走进大学校园，让传统艺术邂逅现代大学文化，碰撞出激情与火花。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通过举办大学生非遗辩论赛、“美丽桐乡，美丽非遗”征文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大学生自主参与非遗文化学习，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地方传统文化氛围。

3.3非遗人才培养

随着近年来的文化热、文化遗产热，各高校中与文化遗产、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越来越多，目前，全国有50多所高校开设了文化遗产专业，高校对非遗人才的培养走向专业化，但还不够成熟，非遗教育呈现出“散而乱”的局面。重庆文理学院牟延林等人认为，非遗教育应以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性、传习性和拓展性非遗课程相结合的观点[3]；河南师范大学丁永祥主张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应将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课内教育应将专业教育与普遍教育相结合[5]；兰州文理学院徐凤提出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素质教育的目的是唤起大学生的文化保护意识，专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非遗保护单位的从业人员和非遗传承人[6]。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面向师生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课堂，按照学生的专业特点开设非遗技艺传承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到学校开展面对面传承教学，有效促进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是当前非遗人才培养的重要补充。比如：图书馆与桐乡市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桐乡市丰同裕蓝印布艺有限公司合作，面向该校服装设计专业开设“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课程；与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合作，面向设计艺术学院学生开设竹编、麦秆画、竹刻、剔墨纱灯等创作型课程，该院学生具有良好的美术功底，能较好、较快地掌握这些传统技艺；将“巡展式”的短时间非遗体验活动拓展为一门相对系统的非遗课程，能让学生全面掌握非遗项目的制作工艺过程。同时，图书馆在引导学生创作过程中结合专业素养，融入自身对非遗项目的理解和认识，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提升现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领悟，进而对非遗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课堂目前已开展了6个学期，每学期开设2门课程，累计接受培训学生超过500人。

3.4非遗社会实践

大学生只有走出校门，深入民间，对非遗传承人的生存状况、传承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对非遗传承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深入基地对非遗文化进行亲自体验，才能让他们真正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神奇魅力，认识到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社会实践获得的图片、音视频、文字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可以作为图书馆文献资源收集整理的重要补充。为提高社会实践的针对性，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联合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按照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的整体工作部署，设置暑期社会实践非遗专项项目，组织大学生实践小分队对不同的非遗文化进行实地调研。这种高校与地方联动的社会实践模式，可以有效利用地方各级文化部门的资源，有利于学生深度挖掘地方资源，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效果。

3.5非遗学术研究

高等院校应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为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指导及咨询服务。浙江传媒学院拥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基地内有多位文化研究专员，基地每年承接省内大型非遗保护项目，同时面向学校设立10个研究项目，在校内营造了浓厚的非遗学术研究氛围。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目前已经建立了桐乡地方特藏库和非遗特色资源库，同时拥有一支地方文化研究队伍，为相关项目的研究提供资料和实践保证。

4结语

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立足地方文化，同地方公共文化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积极参与地方非遗保护实践活动，建设非遗特色馆藏，开展宣传教育，搭建人才培养、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平台，实现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及传承。

参考文献：

[1]王贤芬.整合海南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海南记忆网：以海南大学图书馆为例[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0（5）：45-48.

[2]林晓华.粤西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型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5（12）：29-32.

[3]牟延林，谭宏，王天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当代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新路径：以重庆文理学院为例[J].民族艺术研究，2011（1）：90-95.

[4]朱长菊.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高校图书馆的作用：以湘西自治州为例[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9（5）：67-70.

[5]丁永祥.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论略[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2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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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苏州 215104）

【摘　要】苏州手工艺发达，非遗资源丰富。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众多非遗项目举步维艰，传承发扬创新受到了严重的抑制。本地高职校在弘扬本土文化方面肩负历史责任，将非遗项目引入高职课程，对传承实践做出有利的尝试，提出了建传承基地、单元化课程、名师工作室、校本教材等多种模式，提升非遗影响力，加强师资队伍培养专业设计人才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高职校；非遗传承；苏扇；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的建设研究”（2014SJB332）。

作者简介：周敏（1975.10—），女，苏州人，教育硕士，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高职课程、艺术设计教育、非遗传承等。

苏州市具有二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名城，其手工艺历来非常发达。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蔓延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非遗苏州折扇全盛时期有400多种不同样式，如今只剩七八十种，有些制扇工艺已基本失传。苏扇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本地高校传承苏扇的职责理应担负起来。目前校企合作教学为企业和学校之间搭起了一个良好的互助平台，各高职院校推进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方案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中心工作。非遗传承在高职校的行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非遗传承认知调查，区域培植文化土壤

为了更好的利用高职校资源，必定要对学生现状有一定的了解，设计了一套《调查问卷》，主要针对是五年制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发放调查表总计有405，共回收答卷401份，通过数据分析课题组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了解苏州本地的传统手工艺占56%，反之不了解的占38%，其余无效；100%的人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和传承有必要性；高职应当开设当地非遗有关的课程持有支持态度的人高达81%；平时生活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参与性活动仅仅16%；了解苏扇特点的占到52%；曾买过苏扇的的仅仅是6%；相关苏扇现状营销市场问题的仅在10%左右。从调查问卷的分析得知，当前青少年对非遗是比较感兴趣的，普遍认同非遗的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缺少对非遗的参与性，也对非遗更多文化层面的东西不很了解。周围能参与到非遗的机会是非常少。依此认为，在高职校开设相关的课程有一定的基础，在高职校区域内有发展非遗普及认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　建立和运作非遗基地，高职校构建传承机制

苏州市的非遗项目种类丰富，包含民间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等多种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已逐步进入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本地高职校担任着发扬本地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为非遗传承在高职校有一个长效机制，特别成立了“苏扇技艺传承研发教学基地”。基地享有专用教学场地，三个功能教学区。同时行业企业成为了学校实训的校外基地，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成为了苏扇传承教学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学生参观学习的基地。本基地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藏展示、交流合作、聚集示范、展示展览、研发孵化、教育培训、创新探索。此外，组建了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机制。有《基地建设目标和内容》、《基地管理办法》、《基地管理人员及职责》、《旅游工艺品实训室基地规章制度》、《基地教学研讨记录》、《基地活动手册》等。从日常细节到宏观组织，都有严谨的制度并认真执行，使基地真正成为一个校内外合作交流的良好平台。

3　实施高职课程教学，专业课程凸显地方特色

高职课改从未停下脚步，各专家学者对高职课改有众多的认识和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无不体现出现代教育对职业教学中的人才培养的重视。高职课改的人才培养从技术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的模式转变。苏扇艺术的课程落实，主要采用单元化课程设计模式在课堂教学实践。高职校采用项目化模块式的课程体系，把苏扇艺术课程在艺术专业的各个有关课程中进行了教学目标、教学课时、教学计划、教学教案、教学反思的各个环节的课程设计。苏扇艺术的教学在主要是在corelDRAW课程、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线描课程、工学一体毕业创作设计课程等进行了项目化教学实践。从专业教师的集体备课，对校本的教材分析、课程性质和重难点、学生情况分析、使用的教学模式和策略、引发兴趣、深化思维、学法指导和重难点解决的方法等等，教学中的各个环节中从理论到实践的认真落实。课程的单元化研究性学习要求有严格的教学设计，重点难点，不同课程嵌入的时间长短根据本课程的总体要求来进行设计。通过本地高职校开展苏扇课程，彰显了地方文化和高职办学特色。

4　编写苏扇校本教材，落实理实一体高职课改

教材的编写是为了适应高职教改的前提下进行的一套全新的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理实一体化”的教材，确定了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宗旨。苏扇教材的编写要突出本地传统文化的深厚沉淀，力争在非遗继承与传扬上有所突破。教材主要是参考了原有企业编制的论文集以及网络资料，其次是通过访谈求教学习，对多位行业专家的意见整理。通过对苏扇行业专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扇传承人的访谈，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目前苏扇的状态。然而现有关非遗苏扇前身今生后世的资料并不多，所以编著相关教材难度特别大。再次，通过收集和整理其它地方的非遗项目的著作，例如《杭州像景》、《南京云锦》等平行项目的研究进一步指导苏扇的教材编制。校本教材中还附有一张苏扇教学辅助的光碟。这本教材的编著填补了目前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5　建立苏扇名师工作室，加强行业交流与探讨

苏扇的发展已有百年历史。历经多次变革和创新。发展到如今，更需要的是对传统手工艺的深刻的认知，更好做好传承和创新工作。目前，在众多檀香扇企业中，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辉煌后，行业急转而下，企业萎缩，很多专业技术人才大量流失，有很多设计人员改行。即便现在从事苏扇行业的众多人员，由于经济单方面的追求使得在技术、艺术造诣有所停滞，尤其是在新品开发上不尽如人意。近年来，由于社会的重视和行业的复苏，设计专业人才尤其显得特别紧缺。建立专业的苏扇研发教学的师资队伍，建立苏扇艺术研发的专业人才库非常重要。名师工作室将苏州本地有利资源进行整合，将檀香扇技艺的行业专家与高职学生对接，古老精湛的技艺传授给年轻的一代。在本设计团队中，主要有专家学者的指导，高职校艺术专业教师为核心，以五年制高职艺术专业学生为主体开展苏扇的传承和创意设计。

综上所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前提下，针对高职学生艺术设计专业的特点，以单元化研究型的创新教学实践，走出了一条培养学校中的非遗传承的特色之路。以校企合作为机制的传承基地是积极有效的，单元化研究型课程的嵌入是合适的必要的。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能够培养学生的兴趣，能有效地提升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编写檀香扇校本教材，更是学习和总结的一次历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专业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下转第175页）

参考文献

［1］许思豪.手工艺创意产业[M]．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2009．

［2］潘嘉来.中国传统雅扇/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书系[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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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千年古城苏州，拥有众多文化资源以及自然资源。但在现代城市化大建设局面下，传统文化正在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苏州非遗虽资源丰富，但众多项目发展不平衡。本文着眼于苏州非遗资源整合，从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宣传五个方面，探索打造苏州非遗特色的城市名片的创新性研究。

关键词 ：苏州；非遗；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反映城市自然、人文、历史、现实，代表城市的形象、气质和品格。

苏州非遗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如何整合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是当前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着眼于非遗整合的角度，为苏州打造具有特色的城市名片的创新实践研究，为非遗的保护、传承、发展做出努力，也是为了积极响应社科联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这一思想展开的探索性研究主要内容如下：

一、建设一个非遗数字博物馆：

旨在保护，开创资源共享工程随着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博物馆正在显现出它与传统实体博物馆不同的强大的功能和价值。数字博物馆容量大，传播快，不受时空限制，更有利于资源整合和资源共享。它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介质的图像、文字、声音、影像和科学数据等多媒体信息进行收集、加工、保存和管理，从而实现知识增值，规范加工。对于非遗众多的门类和海量资料，可通过网络传播、数据集成等方式进行信息存储和社会平台展示交流，形成博物馆资料综合收藏，使博物馆从传统的“实物展示”转变为现代的“信息展示”，让文物真正走出库房服务于大众，体现博物馆展示、教育和研究等各种服务功能。非遗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将会丰富苏州城市文化建设，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开展对苏州非遗数字博物馆应用领域的可行性研究，通过现代数字技术手段将苏州地区非遗资源整合利用，能及时补充及时更新，并实现共享，打造一个能体现苏州非遗精髓的博物馆，为苏州城市又添一张新的城市名片。

二、建成一个非遗项目传承教学研发的教学体系：旨在传承，开创非遗传承新模式

通过建立非遗研习、传承、教学基地，将非遗项目引入到本地高（职）校，开发为非遗学科课程与非遗特色教学，可扩大受众，培植土壤，培育新时代人才。2007年苏州科技音乐学院首次将地方非遗纳入到正常的课程体系中，此后掀起了一股浪潮，带动一批非遗项目走入了校园。然而，对目前非遗入校园传承普及教育开展的活动，大部分项目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师徒家庭教学的传承方式上，这已经不适合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高（职）校有着较强的科研力量，充分挖掘非遗文化，创作非遗新品，有利于非遗的有效传承。走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化之路，将是众多非遗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条路径。要针对非遗不同特性，在原有基础上推广非遗入校，分批分级地开展，逐步形成非遗传承研发的网络体系。在本地高（职）校办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将非遗传承结合，将有效发挥高校学生这个动态传承群体的力量。因此，加快非遗传承教学网络建设，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三、加强一支涵盖传承人、工作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志愿者在内的队伍建设：旨在创新，增强非遗活力和创造力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才队伍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工作的关键，也是打响城市特色名片的又一资源。要建立包括非遗传承人、工作管理人员、研究人员、高校专业教师、志愿者等在内的非遗人才库，开展行业交流、技艺理论、研发新品、活动赛事等。苏州政府极为重视保护和发扬本土文化，加强专业机构建设。苏州政府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建立了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对非遗的扶持不仅在政策上，还在经济上每年有300万元的专项扶持基金；并对传承人和责任保护单位每年进行考评。政府同时采取积极措施，为传承人开拓各类专项交流活动，让他们走出省市，走出国门，拓展非遗影响。为非遗的传习工作提供保障，积极开展对传承人的政策培训等，让他们及时了解国家和苏州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更好地促进传承工作的开展，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形成一支专兼职的保护队伍。2013年6月，苏州文保办促成建立了苏州首支非遗志愿者团队，以教师、学生、退休人员等为主，首批入选者一半为在校大学生，另一半则是对本地文化较了解的“老苏州”，能够为“非遗”保护提供新的线索。志愿者们将接受免费培训，了解“非遗”特点以及如何进行抢救记录工作，还将对濒危“非遗”进行普查。通过志愿者活动更加促进了社会对非遗的关注，扩大了其影响。

四、着眼苏州本土文化特色，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开拓一条非遗文化旅游特色街区：旨在发展，增强非遗项目行业繁荣，开创苏州特色旅游街区名片

文化差异是诱发旅游动机的重要因素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呈现的独特性、多样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天生就是重要的旅游资源。特色旅游街区已成为了现代旅游业的又一新亮点。苏州非遗结合区域旅游，目前大都停留在单个或几个项目方面，旅游地分散，路途远交通不便，旅游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感受到苏州非遗文化魅力，导致非遗的旅游价值远远被忽视了。如何整合非遗资源，对其科学开发利用，利于非遗整体发展，本文认为开拓一条非遗文化旅游特色街区将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加强苏州西北街打造成苏州非遗文化旅游特色街区的可行性研究，对特色旅游街区功能定位做出探究，对西北街商铺现状和西北街独特的优势如地域位置、交通线路、人流状况、文化特点、原住居民等进行分析，对西北街开拓为非遗文化特色旅游街区的框架初步设计，以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延伸文化产业链。

五、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文化地图以及各类非遗宣传海报：旨在宣传，开创非遗宣传新活动苏州非遗资源具有在不同区域内相对集中、形成不同分布区的特点。综合苏州地区的非遗项目，制作一张形式精美、内容丰富的苏州非遗文化地图，把世界级6 项、国家级29 项，按照项目所在的区（市）分布排列，做鲜明直观的地图式介绍，尤其是对外省市在宣传上更加有力，更能充分展示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设计相关非遗项目的宣传海报或宣传手册，形成系列广告模式，争取在苏州各级各类文化活动举办期间，把它作为苏州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通过各类旅游集散中心、互联网络等，免费发放和提供给中外游客，使他们全面了解苏州城市文化的独特魅力。

苏州非遗是人类宝贵的财富，代表了历代能工巧匠的辛勤创作，具有浓郁的地方独特风格。苏州非遗资源急需寻求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来支撑。要积极响应苏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打造文化繁荣、旅游兴盛的现代化苏州”的号召，将非遗资源整合开发，加强苏州非遗的保护传承创新和发展，弘扬吴文化，打造苏州非遗特色的城市名片。

参考文献

[1]柴选.有新意的城市名片[J].新闻与写作,2008(1).

[2]韩之玖.浅析城市形象策划趋势[J].沙棘：科教纵横,2010(5).

[3]肖曾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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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湘传统工艺式微的原因

（一）生产力发展变化快

马克思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①随着工业发展速度加快，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新的生产力远远高于传统工艺所能达到的水平。很多领域，无论是式样还是技艺，机器都能代替人工，而且机器能批量生产，且不说质量能否跟人工做的一样精致（实际上也能过得去），至少在产品的产量上远远超过了人工的生产量。如湘绣，机器也可以绣出普通的甚至稍有难度的绣制品，对湘绣作品要求不高或者不了解的人可能无法说出机绣品跟人工绣品的优劣。而一幅好的湘绣作品要耗费一个绣女或者绣哥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而机器则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

（二）市场需求急剧缩减

曾经为湖南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传统工艺，在工业社会却已经失去了往日辉煌的地位。如侗锦，在过去，侗族人民的衣食住行以及宗教活动都离不开侗锦，而如今，方便轻巧、物美价廉的服饰、日常生活器具等早已能被批量化生产，已广泛融入侗族人的生活，而工艺复杂、耗时多的侗锦等手工艺制品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使用范围缩小，逐渐成为只有盛大的节日才用得到的装饰品或者卖给旅游者的纪念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以前生活必须要用到的工具也可以用别的物品替代。如竹编制品，以前挑谷物经常要用到竹制箩筐，家家必备，而今且不说现在直接用车托运，退一步讲，也是用塑料编织袋等其他非竹编制品替代了。哪怕竹箩筐再结实耐用也难有用武之地，更不用说米筛、鱼篓、锅刷等竹制品了。

（三）社会保护意识淡薄

在物质生活丰富的社会，更吸引人眼球的是新奇，而传统工艺默默的被贴上了陈旧、落后的标签。如果说年长的一代人还对传统工艺制品存留着一份感情，那年轻一代人就没有这样的感受的。因为对于年长者来说，传统工艺品曾经饱含着过去的美好回忆，年长者在对待历史和老物件的心智也更成熟些，而年轻人没有对过去的留恋，只有对新事物的追求，他们更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往后看，对传统工艺缺少敬畏心，保护意识淡薄。年长者慢慢老去，年轻人开始当家，老年人即使想为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做点事情，也是有心无力，只能听之任之。

（四）后继乏人

传承人作为传统工艺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递者，对传统工艺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远古而来，手工艺人很多是迫于无奈才选择这个行业，要么是家境贫困者，要么是不爱读书的人，因为手工业的门槛相对比较低，只要勤劳，靠双手是能够吃饱饭的。然而在生产力发达的当今社会，传统工艺传承人的代际断裂H为严重，现在的年轻一代多不愿继承学习，传统工艺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如目前通道县内织锦者多为40岁以上的妇女，40岁以下者为少数，20岁左右者最少，“技艺”面临渐成“记忆”的尴尬。传统工艺出师的过程很漫长，像陶瓷没个三五年摸不进门。浮躁的年轻人没多少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一个从事竹编近70年的老师傅曾经收过7个徒弟，但现在没有一个徒弟从事这一行。他说：“花一天多才能织成的菜蓝只能卖100来块钱，每天平均收入才7、80元，而在外面做工一天能有200多元。”的确，在物价飞涨的当下，没人愿意继续坚守这份不挣钱的事业。

（五）现有传承群体整体素质不高

从古至今，知识分子鲜少从事手工业，如今虽然有海归女传承母亲衣钵研习非遗技艺，但也只是个例，绝大数手工艺人还是一如既往的文化水平低。这与传统工艺的传授方式有关，传统工艺主要通过师傅带徒弟、近亲传带等方式获得技艺，师徒中很多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更别说是系统的民族文化、美术理论、艺术设计等方面的教育，于是最理想的状态是技艺可以传承的娴熟精湛，但是对传统工艺本身的文化，以及技法的来源与创新等认识却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研究了。如侗锦文化，当地不少织娘虽然掌握了高超的织锦技艺，但对侗锦图案纹样所代表的深意缺乏了解，正所谓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现有传承群体的民族工艺文化、艺术修养、审美水平和创新能力均有提升的空间。

二、传承与保护传统工艺的措施

（一）加强传承人培养培训

为培养非遗传承人才、全面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提升传承人的艺术修养、审美意识、创新能力，达到“强基础、增学养、拓眼界”的目的，文化部协同教育部启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在全国试点，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作为全国首批参与院校，为湖湘非遗传承已经成功举办了湘绣、侗锦、瑶锦、剪纸、陶瓷、雕刻等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普及培训班，学员报名踊跃，学习热情高涨，结业时感慨收获很多，对培训班的举办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传承人进行培养培训应当多鼓励，在提升传承人能力的同时，促进技艺学习与交流，能很好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二）进行抢救性保护

湖南的很多传统工艺都是靠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工艺更是口传心记才能流传至今。汉族人掌握的传统工艺因为语言的相通尚还能在别的地方找到破解之道，少数民族则不一样，一些传统工艺中蕴含的特有的民族观念、、审美情趣等优秀文化面临失传或被同化的处境。如果不及时进行抢救性的保护挖掘与整理，难免面临灿烂的民族文化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窘境。

（三）加强宣传推广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工艺光靠传承人是不够的，需要全社会的人共同关注，对传统工艺的重要性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大力宣扬，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人们自觉承担保护非遗工作，并以此为荣。除去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进行传播外，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广泛传播，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要利用好博客、微博、共享协作平台、社交网络平台，争取让传统工艺及非遗文化深入到我们熟知的Qzone、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微信朋友圈等任何角落。

（四）注重创新设计

传统工艺要想获得重生，必须结束止步不前的状态，要打破观念牢笼，敢于大胆创新。笔者认为传统工艺因创新而重生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让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设计紧密结合，将创新设计融入传统工艺作品，提高作品的艺术品味，赋予作品新生命，从纯粹的生活器具变成工艺美术品。这一步需要职业教育的配合，实际上已经有高职院校正致力于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高度融合，从而达到非遗传承与创新的目的，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比如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就是一个典型。该校的全部专业均是设计类，并且开设了湘绣、湘瓷、小郁竹艺、根雕等传统工艺的专业，为湖南省工艺美术产业和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第二步是让传统工艺重新找到市场，让传统工艺回归生活。未来最理想的状态是传统工艺美术品既有装饰作用，又有实用价值，真正回归人们的生活。长沙铜官窑非遗传承认彭望球就正在尝试这么做，他将湖南黑茶文化与陶瓷文化相结合，期望引导传统技艺重新回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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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设计源》：陈老师好！很荣幸有机会采访您。作为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委员会咨询专家、IOV全球发展副主席、IOV中国主席，请您谈谈世界非遗保护传承现状，以及在中国创建民间艺术国际组织IOV愿景？

陈平：您好，我先就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委员会与IOV及其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至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已缔结10年，中国是缔约国之一。随着公约内容的逐渐清晰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委员会。IOV是1979年成立的，我们所从事的工作要早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0年。目前，IOV在全球有170多个国家的分会以及4000多位专家学者、手工艺人和政府官员。我们的机构主要宗旨是保护国际间各国、各地区的民间艺术。

原来我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无形文化资产”。其后将其重新界定为非物质的。但我个人认为遗产的存在形式是物质的。比如舞蹈、音乐，我们无法还原过去，我们无法看到当年的制作和演绎的场景。通过一代代的传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流传下来的东西。还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流传下来的陶器之类的手工艺品，它的技术也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这些就是无形的资产，而且这个资产是文化的资产。在我看来，非遗是指从祖先那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的吃的、用的、玩的东西以及生活方式的总和。像春节包饺子、吃汤圆的习俗，这些都是无形文化遗产。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紫砂、漆器，这些都是一种资产。

我们机构在30多年间积累的保护经验是相当丰富的，所以得到联合国教科文、联合国经济领事会的认可。我们也是属于其中的非盈利的专家咨询机构，主要是对非遗、民间艺术的概念及保护途径提供咨询。我们也可以搭建平台，为各国、各政府、个人、以及专家团体提供专业的咨询。我们机构里4000多位专家有40多位是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委员会正式认定的咨询专家。

拥有这些资源，我们非常希望在中国各地区做一些推广。因为中国的非遗工作的开展是比较晚的。其次，这些年来对于整体文化的破坏，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人们也在重复西方国家的旧路。很多传统的古建筑遭到破坏，城池也被拆除；很多人认为西洋的东西是好的，民间的东西都是落后的、腐朽的。这些狭隘的思想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就像人类的根被连根拔起一样。可喜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像文化部有非遗司、民间保护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另外冯骥才老先生这些年来也一直做这样的呼吁。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据调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约有90万个。在这些项目中，有些是可以继承和发展的，有些则像物种进化一样会被逐渐被淘汰的。随着新文明的产生，旧有文明就会消亡。但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它代表着人类珍贵的记忆。这也是我愿意投入这个行业并做一些推广的原因。

《创意设计源》：您可否以诸葛亮古村落遗址之争为例，谈谈当今非遗的“文化趋同”现象？

陈平：我觉得保护应该区分一下：一类是被动型的保护，意即本身不知道这是遗产，而是因为经济价值的驱动进行保护。很多地区、政府因为业绩将他们保护起来，但却没有意识到传承、发展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诸葛亮在哪个地方并不重要，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后人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和经历过的历史。如果可以挖掘出来遗址，自然更好；如果找不到，那么他的存在和经历过的历史还会流传下来。如果仅是因为诸葛亮古村落遗址背后的经济价值而争夺，这无疑是受利益驱动的。另外一类保护则是积极主动型的保护。许多专家、学者、手工艺人在踏踏实实地做一些细致的传承工作。如果保护变成了强迫性保护，就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如果每个人都很自觉地保护，比如一个人穿着民族服装觉得很自然、很自信，这个行为与其说是在保护倒不如说是在传承了。作为中国人，穿什么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意识。当少数民族穿上他们本民族的衣服，且认为比汉服好看，这时，非遗就不需要我们保护了。当一个人坐在那里说着必须要保护非遗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的非遗工作到了一个危机的时刻。

《创意设计源》：您在《成都日报》上讲过“国家应该重视传承人的福利，才能吸引年轻人真正愿意去传承一门技术”的话。很想聆听您对非遗传承人培养的精辟见解。

陈平：首先，国家应该重视传承人的保护。日本有个人间国宝制度，这里的传承人被认为是国家级的宝贝，国家将他们保护起来，给予他们很好的待遇，使得他们以传承人自居而自豪。相较于日本的国土面积小，中国不仅国土广袤、民族众多、且非遗项目很多，传承人也较多，这就需要我们去鉴别他们是否都是真正的传承人。因为有些其实不是真正的老艺人，只是一个工艺匠人。对于工艺匠人是否具有价值、能否享受待遇，这就需要建立保护机制。我们国家虽有这种保护机制，但是因为人太多，无法一一保护。国家应该明文规定，比如师傅带徒弟中的师傅的待遇、徒弟出来以后的生活待遇等。我们对于传承人应该给予一定的尊严、热情和物质基础。如果一个年轻人学到了一技之长，并且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对他的需要，同时他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愿意做传承人。

其次，是教育体系问题。首先，我认为职业学院很值得尊重。二十年前，中国的院校体系分得很清晰，有大学、中专、技校，这样的划分在我看来是非常科学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读大学的，有的孩子更喜欢动手学习手工的东西。我们不应该认为没考上大学的孩子就是不聪明、弱智的，说他们不是人才。我认为人才的培养是全方位、全能的培养，人才是也应分为不同种类。所以我觉得人才教育体系应该改革。有些青少年不愿意继续读书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就业的基础，就业的基础应该在培训的基础之上，然后参加就业。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学徒制的，师傅传授徒弟技术，但理论却很薄弱。所以现在美术类职业学院可以同时教授技术和理论。尤其是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类的，应该大力提倡，这也是给予传承人保护的一种方式。可以让传承人有尊严并且得到教育的机会。所以学院教育非常有必要。

《创意设计源》：您一直行走在世界各国，走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间艺人，能给我们介绍世界上有代表性的非遗传承案例吗？

陈平：第一个是贵州的艺术博览会。贵州有个著名的两赛一会，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他们做的非常好，带动了贵州很多的民间艺人。前年，我们接受了贵州省政府、贵州中小企业的工作意向，带领了5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工艺大师参加了这一届的国际型的民间艺术博览会。同时也让我的学生进行中外艺人差异性的调研，得出的结果是国外的民间艺人一直保持微笑，对于其作品，不一定要买，能够欣赏就很开心了。而国内的艺人则显得很焦虑，脸上表现出“我很辛苦，快来买我东西”的忧愁情绪。在外人看来这只是表情的差异，其实掩盖在表情下面的是经济状况与精神世界的差异。外国的民间艺人一般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虽谈不上富有，但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时的他们在做手工艺时就会充满热情。而我们的手工艺人要考虑生存问题，比如作坊能否运营，作品能否卖出去，能否赚到钱，能否发展。中外手工艺人情绪不同的内因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这个就是关注、机制问题以及经济产业链对其开发与保护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学科问题。

第二个是在巴厘岛采访的木雕世家。我在巴厘岛考察，走进一家店里，看到一家三代人正在做木雕。当时外面的天气非常炎热，里面却是没有电扇与空调。我进去采访，首先对爷爷进行采访，主要问他年龄以及为什么做木雕。这位爷爷说他其实也不大，只有70岁，选择做木雕只是因为喜欢，而且可以养活家庭，这就可以使他特别愉快的雕刻。随后我又问了之前在雅加达受过教育的儿子，问他为什么也喜欢木雕？他说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喜欢和爸爸的希望，而且可以继承家族的作坊。他还觉得钱只要够用就好，不想去赚太多的钱。最后我去采访了孙子同样的问题，他说道没有为什么，只是他的爷爷在做，他的爸爸在做，而且他也很喜欢。从这些简单朴素的话语中，我们能看到一种平和的心态。而在中国，一些做得好的手工艺，一般是传男不传女，只传内不传外。他们有这些技能是他们所独有的，如果告诉别人就赚不了钱了的狭隘思想。这是原来的竞争模式。在今天，如果国家给一些自和保护，就会避免这种恶性竞争。如果国家可以给一些基本补助，他们可能就会安下心来做好手工艺传承的工作。众所周知，中国手艺人的地位低下，基本无法赚钱。想要出人头地，只能去读书的思想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心上。现在读书不好但会雕刻的孩子在学校里是被笑话的。如果有一天，同学们会说××太厉害了，家里也都是手艺人。我相信到了这个时候，这个行业也就不需要我们保护了。而造成现今的情况，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这个国家、社会甚至个人如果可以将科研室里的博士和一路边的手工艺人同等对待，同样也就不需要我们去保护了。但这些手工艺人境遇在近期是很难被改变。贵校探索3+1的模式，我认为可行，这标志着学校对于手工艺人的保护和支持，我觉得这样的办学初衷是好的。

《创意设计源》：我院成立了手工艺艺术研究院，建立了玉雕、牙雕、雕板、刺绣四个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银饰、漆艺、绒绣三个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竹刻、木雕、瓷刻、黄草编、红木家具、拼布、砚刻七个民间特艺工作室，积极探索以“高职后”为特色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遴选部分优秀毕业生，留校进行1-2年的学习，以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培养的教育之责。作为非遗方面的资深专家，请您对我们工作的未来走向给一些建议？

陈平：在生源上，我觉得喜欢手工艺，符合升学机制的学生都可以录取。学科建设上，除了玉雕这种市场流通性强的艺术品类别，也可以适当加入编织、刺绣、剪纸类。这些品类虽然市场价值较小，但也值得传承和培养价值。在区域选择上，因为我国是少数民族大国，我认为可以加入一些云南、广州、桂林等地的少数民族手工艺品。另外，保护之后应有发展。上海工艺美院可以与国内外的资源合作，产生保护之后的开发与创意。手工艺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必须加入时尚元素。

学校的功能分为两种，第一是教育的功能、培养的功能；第二是发展、推广与应用的功能。我认为这样才算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在这方面，我可以为该校的工艺传承人才培养做一些技术上的支持、理论上的指导、国际平台的搭建。

《创意设计源》：感谢您对工艺美院教育的支持。您对基于“保护、传承、推陈出新”，实现非遗事业可持续发展有何建议？

陈平：保护问题。首先，我觉得大师这个词要慎用。比如贵州苗族的老太太，她的马尾绣的技艺非常娴熟，她可以将马尾绣的技艺传给你，但她不会讲解，但是我们可以将她请过来教课。我们要知道手艺师傅的功能是传帮带，他的作用是传承。学校此时的职责就是将老太太的技艺传下来，然后进行整理、研究。另外，我觉得也应思考，这种培养大师的教学模式是不是适合所有学生，这种模式是否有价值。此外，不能丢掉一些没有市场价值的手工艺的技艺。

第二、发展问题。学校与学生应该具有创意思维。比如利用剪纸元素做成剪纸创意灯饰，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发展体系。个人觉得学校应该创办自己的研发中心，如果学生做出了好的作品，学校可以为其寻找投资，将其放入市场。对于师傅的培养，我觉得如果师傅传授的好，可以给他一些奖励，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另外，这样做的结果也可以减轻学校负担。此外，我觉得学院的坚持非常重要，努力推动理论、实践、市场相结合的教学体系。还有可以利用资源与国内外交流，可以将国外的手工艺引入国内，中国的工艺、中国元素完全也可以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第三、大师的手艺需要传承、记忆，以及用于科学研究。大师工作室可以按照大师口述形式，记忆大师的具体手工艺细节和过程，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数字化典藏，这样不仅有助于改手工艺的保护与保护，而且可以促进实现贵校此项工艺技艺的科研发展，以及结合区域市场的发展，进行创新性的传承人才培养，有助于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高端技能人才。

如果在田子坊这样的创意区里随处可见印有上海工艺美院制造的标志的工艺品，上海工艺美院的人才培养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我认为学院的培养不应该是将学生从社会中抓来，结束后在丢出去。我们应该传授给他一技之长，使他回到社会后也能具有生存的机会、施展的空间。这样的话，学校的影响也会提升。另外，学校应该在学生传承、研发的基础上，为其搭建平台。一些优秀的学生也可以为其建立工作室，创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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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局班子的指导下，我紧紧围绕全县“文化强县”的总体工作目标，精心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全心全意努力提高群众性文体活动质量，为我县精神文明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较好的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任务。现就本人年度的工作述职如下，请予评议。

一、主要工作实绩：

(一)协助局长积极组织好送送文化下乡活动及开展好群众文化活动

努力搞好群众文化工作，以年初送“政策、文化、科技、卫生、健康、法律”六下乡活动为契机，在全县12个乡镇开展活动演出60余场次，组织文化馆、羊角花演员25人，观众达10万人次，演出获得了广大群众的高度赞扬；一是以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以“三项活动”为核心，先后组织了 “文化三下乡”、“幸福汶川迎新春文艺晚会”、汶川县“暖冬行.爱传递”、“科技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汶川.理县“岷江樱桃谷、浪漫康养线”旅游推介会、“依法治县.幸福汶川”、“阿坝州羌历新年”祭祀暨文艺演出等文艺演出活动，旗帜鲜明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字歌》；同时组织开展好基层文化站的教、学、传、帮、带活动。二是组织参加四川省第七届“金秋乐”中老年群众舞蹈展演大赛，参赛舞蹈作品《莫连筛筛》在全省各市、州选送的80多个优秀舞蹈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此次比赛“创作金奖”、“表演金奖”、“最佳组织奖”等4个奖项。在农村文化建设资金中解决10万元，组织全县10个乡镇（耿达镇、银杏乡未参加）开展“美丽家园·幸福汶川” 活动，通过初赛、预赛、决赛参加节目达80余个，参赛人数达1000余人次。组织参加四川省第二届社会指导员技能与风采展示活动比赛，获得集体最佳风采奖与优秀展示奖；三是加强县校合作。参加了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政行校企研”合作办学理事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成为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政行校企研合作办学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单位，为汶川县文化产业发展、培养文化产业相关专业人才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四是加大种文化结对子工作和关爱留守儿童、关心孤寡老人活动，到全县中小学校及社区专题演出20余场次；五是利用文化馆音乐舞蹈排练室、书法美术摄影室、锅庄广场等场地全年365天免费开放，开放音乐、舞蹈、书法、摄影、美术、羌绣、羌笛、文学创作等群众喜欢的项目，受众达十余万人；更新锅庄广场LED频，全年普及藏羌锅庄15个，深受群众喜爱。六是加强业务工作提高。全年工作成效显著。文化馆、羊角花艺术团编导教师不定期编排节目，全年共编排舞蹈、歌伴舞、男女组合、快板、小品、三句半等形式节目共计20多个。其中有代表时代精神的快板《二十四字歌》，歌伴舞《爱中国》、表现藏羌民族文化的舞蹈《樱桃红了》、《莫廉筛筛》等。羊角花艺术团也通过各种活动得演出，将这些新创优秀作品展示给汶川群众及全国各地乃至国外游客；七是加强主题宣传工作，今年在全县进行了法制宣传进社区、进乡镇巡回演出活动法制宣传日专项活动；组织文化进景区巡回演出活动，组织好社区、乡镇进景区搞活动，有力推动了我县景区提升工作；组织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在全县17所中小学开展民族文化、非遗文化宣传活动；组织群众开展民族节庆“羌年”、“藏历新年”活动，活动乡镇达10余个，参加活动的当地群众达5000余人；利用元旦、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节日开展节庆活动，展示藏羌民风民俗，加强民族文化传承。

(二)协助局长做好规范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群众文化权益工作

一是积极探索保障标准和指标体系，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和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发挥好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切实丰富基层群众性文化活动。二是完成了汶川县艺术中心提升改造项目、图书馆村级图书配套项目。启动了图书馆的创级前期工作，文化馆在全州率先完成“二级馆”评估定级申报工作。三是坚持“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深入开展文化艺术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乡镇等文化惠民活动，充分发挥社会文艺团体、乡村文化骨干、民间艺人的作用，全年完成各类文化活动60余场次（州上既定目标7场，“ 1238”工程项目既定目标48场）

(三)协助局长加强推动事业产业发展及文体广新项目建设

全面完成了文庙项目可研及规划编制设计，三江养生堂、漩口赵公福地、漩口群益村庄园经济小品提升，藏羌文化产业走廊丛书编写，藏羌文化产业走廊宣传片制作并上报，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三江养生堂》脚本编写等中心工作。

申报了农家书屋升级改造项目、汶川县非遗传习所建设项目、汶川县全民健身工程、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标准化建设及提升工程、县级电影院建设项目、困难群众看电视、汶川县应急广播体系等项目，合计涉及资金1145万元。申报2015年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1个，涉及资金350万元。申报2015年州级文化产业专项资金项目13个，涉及汶川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绵虒镇羌峰村吉纳羌绣加工专业合作社、汶川文锦羌秀有限公司、卧龙巴郎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企事业单位11家，涉及资金1742万元。

(四)协助局长加强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