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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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海严重污染防止污染恶化

中图分类号： TE9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The cause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the policy of management

about sea alongshore in our country

LiHaixiangLiuXiaoping

(Shandong Geo-engineeryng Exploration Institute，Shandong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economy for instant success, extensive management, even at the expense of the environment, causing serious pollution of coastal waters. In addition,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egal system is not perfect, im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In order to prevent further deterior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oastal waters, shall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as soon as possible,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engthen the mechanism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Keywords: coastal pollution prevent worsening pollution

引言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域辽阔，海洋资源种类繁多，储量丰富。合理开发我国的海洋资源可以带来巨大的生态经济效益，然而，在以往海洋资源不被视为商品，使其被无偿或低偿使用，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摆脱传统发展模式中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的两难困境，真正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海洋经济强国，必须针对我国海洋资源过度利用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提出防治办法。

1、中国海洋环境基本状况

1.1中国海域自然状况

中国海域位于亚洲大陆东侧的中纬度和低纬度带，跨越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个气候带，各海域与大洋之间均有大陆边缘的半岛或群岛断续间隔，基本属封闭性海区。海岸线漫长，长达18000km，分布有6500多个岛屿，沿海滩涂380万公顷，海洋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同时，中国海域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油气资源、滨海旅游资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十分巨大。

1.2我国海水水质情况

近年来，我国近岸海域污染状况严重，2009年，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为146980km2，其中较清洁海域面积70920 km2，轻度污染海域面积25500 km2，中度污染海域面积20840 km2，严重污染海域面积29720 km2。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和部分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

1.3中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发展

国家海洋局作为中国海洋工作的主管部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对中国的海洋环境实施监测，特别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以后，国家海洋局开始组织对中国沿海的环境污染进行调查。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逐步建立海洋环境监测业务体系，从国家、区域、沿海地方省市到基层单位的四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逐步建立，并广泛开展了中国海域的环境监测工作。近年来，国家海洋局相继制定了海洋工程和海岸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和审核相关管理规定和程序，全面推进了海洋工程和海岸工程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此外，对中国海监进行了整编，充实了执法力量，加强了能力建设，指导地方成立了执法队伍，加大了海上执法力度。

2.中国海洋污染现状及特点

2.1中国海洋环境污染的现状

近年我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仍呈继续恶化趋势，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河口、海湾以及大中城市毗邻海域污染最为严重。由于污染严重，导致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赤潮大规模频繁发生，使沿海经济发展和人民身体健康受到危害。

2.1.1近岸海域污染依然严重

截止到2009年，我国全海域受污染面积为76060 km2，其中轻度污染海域面积25500 km2，中度污染海域面积20840 km2，严重污染海域面积29720 km2，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磷酸盐、部分重金属和石油类，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近岸、河口、海湾和人口密集、工业发达的大中城市邻近海域以及排污口附近海域。海洋沉积物质量状况总体较好，近岸部分海域沉积物受到DDT、多氯联苯、砷和石油类等的污染。海洋生物质量状况基本良好，但近岸部分监测地点个别贝类体内残留的铅、镉、铜、砷等有害物质的浓度超过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粪大肠菌群含量超过二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少数监测地点个别贝类体内仍然残留有六六六和DDT。

2.1.2陆源排污严重污染近岸海域

中国近海海域的主要污染物80%以上来自陆源排污。每年上百亿吨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将大量的氮、磷、石油类、重金属类(锌、镉、铅、汞、铜等)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携带排放入海，造成近岸海域水质恶化。2005年，全国陆源入海排污监测结果表示，84%的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主要超标污染物为营养盐、粪大肠菌群和B0D5等。入海污染物的排放严重影响了邻近增养殖区、保护区、滨海风景旅游区等海洋功能区的功能。

2.1.3海水养殖区环境不容乐观

通过对50个海水增养殖区实施监测的结果表明，56%的增养殖区水质状况良好，部分养殖区海水受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的影响，水体呈富营养化状态；48%的增养殖区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部分养殖区沉积物中粪大肠菌群、有机碳、砷的含量较高；养殖生物总体质量一般，部分养殖区养殖生物体内出现DDT、多氯联苯、粪大肠菌群、镉、砷和铅的超标等现象。

2.1.4赤潮灾害频繁发生

由于含有高浓度营养物质的大量污水排放入海，致使我国近海海域赤潮频繁发生，给养殖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给海洋生态造成巨大破坏，特别是有毒赤潮的发生，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和威胁。

2.1.5近岸海洋生态环境脆弱

近年来，海洋污染加剧和围填海等人为破坏行为的存在，使我国近岸海域生境恶化，生态系统结构失衡，典型生态系统受损，生物多样性和珍稀濒危物种减少，赤潮等海洋生态灾害频发中国。总体而言，中国近岸海洋生态系统整体处于脆弱状态，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缓解。

2.1.6海岸侵蚀灾害严重

据统计，目前70%左右的沙岸和大部分开敞式淤泥岸遭受侵蚀，沙质海岸侵蚀岸线己逾2500公里，主要是受沿岸挖砂、水库拦砂、河流人工改道等人为活动的影响。

2.2中国海洋环境污染的特点

2.2.1我国近海污染物普遍是以氮、磷、油类为主

①油类污染在各海区均有分布，局部区域严重，其中锦州湾、渤海湾、辽东湾、黄海北部、胶州湾、莱州湾及大连湾油类污染尤其显著；②中国近海水体中营养盐含量普遍偏高，超标严重；③重金属污染严重，各海区河口或港湾的海洋生物体内重金属含量都有不同程度的超标，特别是1998年我国近岸水城持续受到重金属污染，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汞的超标率分别达到42%、19%、22%和29%。

2.2.2污染物的浓度分布为河口高于近岸，近岸高于远岸

污染区城主要集中于近岸，近岸又以河口、港湾污染最为严重。如长江、珠江口等，其中长江口、珠江口、胶州湾、杭州湾、舟山渔场营养盐含量最高。

2.2.3赤潮是中国近海最突出的环境问题

近年来，中国赤潮灾害多发，且普遍具有以下特点:发生次数增多，持续时间延长，大面积赤潮增加、区域集中，有毒有害藻种类增加。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仅发现9次赤潮，80年代75次，90年代猛增到262次，2001-2004年的四年中已发生赤潮371次，总面积超过6.6万km2，其中仅2003年就发生赤潮119次，且近年来不但海河沿岸水域频繁发生赤潮，而且在开阔的近海也时有发生。

3.防治海洋污染的对策

3.1.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协调沿海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

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海岸带综合管理体制，实现临海经济、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协调发展；②加大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高新技术开发投入力度，科学评估海洋资源开发潜力和海洋环境承载力指标，提出海洋资源开发重点领域和海洋环境管理优先顺序，制定科学的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环境保护规划；③因地制宜地完善海岸带功能区划，严格控制海岸带各种生产性开发活动，加强对海上及海岸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价及监测管理，优先发展科技含量高、污染轻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

3.2.实施流域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控制陆源污染

①完善沿海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三废的处理设施建设，提高污染物的处理能力和处理效率，大幅度减少各种污染物的入海量，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城区，尽快实现污水的三级处理后循环利用，没有条件或基础设施不达标的城区也要尽快实现污水的二级处理或深海集中排放；②严格控制固体污染，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或处理设施，有效减少固体垃圾对海洋环境的污染；③开展水上保持及小流域综合整治小范工程，防止大量的有机污染物和有毒废物通过水上流失进入海洋造成污染。

3.3.完善海洋保护区建设，恢复海洋生态环境

①采取积极措施，完善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在现有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基础上，扩大海洋保护区数量，增加海洋保护区面积；②根据近海海洋环境特点和生物地理分布进行典型海区生态环境地理区划，并选择有代表性的岛屿、海域或海岸带区域规划不同形式的海洋保护区，建立海洋保护区代表系统，重点对沿海重要的经济生物资源、珍稀海洋动植物、典型的海岸地质景观和海洋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尤其是对重点河口、海湾和湿地生态系统进行综合保护；③推进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对重要的海洋生物繁殖地和栖息地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以恢复海洋生物群落的稳定性和生产力。

3.4.实施生态渔业工程，保护和恢复近海渔业资源

①积极调整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优化渔业局，推动近海生态渔区建设。完善禁渔区一期、捕捞许可证、渔具限制等管理措施，严格控制近海捕捞强度，保护近海渔业资源；②实施海洋农牧化工程，通过投放人工鱼礁、改造海洋牧场等措施改善近海海洋生态质量，改善海洋生境，扩大人工增殖放流品种和数量，加速恢复近海渔业资源，增加渔业资源量；②建立近海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生态渔业工程，积极恢复近海渔业生物的产卵场和育幼场，保持其栖息地海洋环境条件的稳定和改善。调整捕捞结构，保持海洋生物种群食物链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从而最终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3.5.完善海洋环境监测体系，提升海洋监测能力

①围绕重点海域海洋环境承载力和海洋资源可开发量评价进行全面系统的近海综合调查，全面掌握近海海洋物理、化学、生物及社会经济状况指标，为海洋环境监测提供评价基线数据；②加大对海洋环境监测的投入力度，对现有观测台站进行技术改造，提升地方的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在重点排污口、河口湾、港口、养殖区等重点污染控制区建立区域性海洋观测网，为科学保护和利用海洋资源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③建立近海海洋环境信息管理及决策支持系统，将包括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开发决策、海洋污染源管理、海洋监测、海洋灾害及应急监测系统等内容在内的海洋环境信息和数据纳入统一的信息网络，使政府主管部门、海洋环境管理部门、各涉海用户及公众及时了解和掌握所关心的海域信息，为海洋开发决策、海洋环境管理和碧海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3.6.海洋意识普及与公众参与

①加强对公众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法律、法规教育，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开展海洋环境知识普及；②鼓励和支持公众和企业参与海洋环境保护行动，组织海洋环境保护和环境监测志愿者队伍，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或公众关注的海域开展志愿监测行动，以弥补专业监测网络的不足；③开展形式多样的海洋环境监测和海洋环境维护公益活动，提高公众的海洋意识和参与度；④采取鼓励政策，推动海洋环境保护民间社团建设，并通过赞助和募捐的方式设立海洋环境保护基金，对有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进行奖励；⑤建立定期的区域海洋环境质量状况信息制度，为公众和民间团体提供参与和监督海洋环境保护的信息渠道与反馈机制。

4.结语

近岸海域是海洋中和人类社会关系最密切的部分，由于人口向海岸带地区迅速集中，海岸带便遭受了人类过度活动、各类污染物排放、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退化等过程的综合影响，给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带来巨大的压力。面对日益恶化的海洋环境和逐渐衰退的海洋生物资源，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海洋环境的重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防治海洋环境污染，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强化监督管理，真正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海洋经济强国。

参考文献

[1] 张玉珍，张丽玉，曾悦，洪华生，张珞平，方秦华，我国近岸海域环境现状及保护对策[J]。山东环境，2003，02期

[2] 高强，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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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污染；海洋法公约；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009-01

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开发海洋与利用海洋活动的增多，海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国际间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也日益加强。自二十世纪中期国际社会开始建立海洋环境保护的制度至今，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框架己经基本形成。同时对我国海洋环境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我国加强海洋法制的完善，建立健全我国海洋法制保护系统。

一、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历程

1967年3月18日，“托雷·坎永”号重大溢油事故的发生震撼了整个国际社会，从此国际社会才开始重视海洋污染。之后在1969年召开布鲁塞尔会议通过了《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国际遇有油污损害事故公海干预公约》调整的内容只针对油污污染源，管辖权坚持船旗国管辖。

1972年6月5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首次将坏境问题提上最高的国际政治议程。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在于达成了以下四项协议：一是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二是确定了扩大的国际行动计划；三是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常设的环境秘书处；四是设立一项1亿美元的环境基金，以满足会后5年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探讨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2年联合国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l世纪议程》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这一系列重要文件的通过标志着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

（一）保护海洋环境是世界各国的义务

在第三届海洋法会议上，各国确立了各国的海上权力，这也有效的促进了各国对海洋资源及其环境的管理和维护。会上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明示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各国应依据国际法制定国内法加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同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海洋环境污染是各国的责任与义务。

（二）从单方面针对船舶污染到各种污染源的全面控制

最早制定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是为了针对船舶引起的海上油污染事故。1980年代以后，许多国际公约对所有可能造成国际海洋环境污染的污染源做了分类，对国际海洋环境实行全面保护。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从针对特定来源（船舶）之单一物质（油）污染往全面控制各类污染源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

（三）转变船舶污染管制方式

对船舶污染管制方式由单纯的船旗国管制转变为船旗国、港口国与沿海国共同管制。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肯定了传统的船旗国管制原则，另外也规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沿海国或者港口国也有权管制外国船舶对海洋的污染行为。

（四）国际组织愈发重要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了国际主管组织在国际海洋环境保护上的重要地位。世界各国即应该积极参加此类国际组织；又有义务按照这些国际组织制定的制度完成其国内立法工作。

三、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影响

海洋环境保护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海洋保护十分重视。中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国际船舶防污公约》、《防止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等，对中国的海洋环境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加强海洋环境立法

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之后，我国也制定了自己的《海洋环境保护法》。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我国政府又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和《国家行动方案》，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海洋环境立法逐步缩小了与国际社会的差距。然而，与国际海洋环境立法的发展相比，我国仍有较大的差距，在海洋环境法律、法规的统一、完整性方面以及海洋环境的综合管理方面，都落后于国际社会。这也是我国海洋环境立法和管理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和严峻的挑战。

（二）切断海洋污染源

依据我国于1985年加入的《防止倾倒废弃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即《伦敦公约》）的规定：增加防治倾倒废弃物对海洋的污染造成的损害，严格规范国内的单位和个人向海洋倾倒废物的行为。另外，依据我国1991年加入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即《巴塞尔公约》）的规定，禁止境外废弃物倾倒在我国的海域。

（三）制定海洋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我国为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条约》国际公约的义务，保护我国海洋环境，明确规定：国家根据防止海洋污染的需要，制定国家重大海上污染事故应急计划。由国家海事局制定的《中国海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与修订法同时实施。根据该计划，我国建立健全海上溢油应急组织系统和反应队伍，配备相应的设备，一旦发生船舶溢油事故，可迅速作出应急反应，控制和清除溢油，把对海洋的污染减低到最小程度。

（四）完善海洋生态保护法律制度

近年来，严重的污染和人为破坏使我国海洋生态系统形势严峻，国际上在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对此作出了相关的规定。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后也增设了关于海洋生态保护的内容，明确规定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保护和修复本行政区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环境，对已经破坏的海洋生态进行整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采取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战略。

参考文献：

[1]宿涛.全面整合国际海洋环境立法的大趋[J].郑州人学学报，2002（3）.

[2]金永明.论海洋资源开发法律制度[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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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力推进海洋法制建设。

为了健全海洋法制，推动海洋保护、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进程，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计划20*年底前编制、出台《XX市海洋功能区划》，《海洋功能区划》将在对全市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对XX市沿岸平均大潮线至领海基线之间海域的功能区进行明确的划定，内容包括海域勘界、功能分区及环境标准等诸多方面。新的区划是对《胶州湾及邻近海岸带功能区划》中不适应我市新形势发展的内容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区划编制将对合理配置海洋资源，促进海域整体功能，推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市海洋经济蓬勃发展，为了减小经济发展对海洋环境保护带来的压力，有的放矢开展海洋环境保护，计划编制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环境容量、污染物总量控制等为主要内容的《XX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将对近岸海域污染的有效控制、陆源污染物排海、大规模围海造地对海洋环境影响的累计效应、突发性海洋污损隐患等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规划的编制将致力实现规划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力争实现其为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的作用。

二、加强、完善海域使用管理。

进一步完善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全面搞好海域使用登记制度，进一步规范海域使用审批程序和海域使用证年审制度，严格按照《XX市海洋功能区划》和《胶州湾及邻近海岸带功能区划》规范海域使用，把海域使用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提升到一个新水平，20*年全市海域使用项目登记率达到100％，海域使用办证率达到100％以上，海域使用证年度审验审证率达到100％。

三、全面开展对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

1、继续开展海洋环境监测工作，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根据我市特点和需要，制定监测计划，开展全市近岸海域环境趋势性监测、重点海域环境监测、海水浴场暑期海洋环境监测和重点养殖区环境监测，详细掌握我市的海洋环境状况，保证我市沿海海洋环境监测调查的连续性，准确地为社会提供合法的海洋信息，为政府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加强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重视海洋、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我市海域的污染损害，严把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的审核、审批关，提高工程建设项目环评报高审核参与率；规范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加强对工程建设期的跟踪监测和监督管理，有效控制工程建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3、加强海洋污染事故的查处。继续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对胶州湾和前海一线用海域污染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对污染海洋的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4、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管理和保护。积极筹集资金，制订实施有针对性的生态保护和建设计划，开展保护区的基础建设、管理工作，推进我市生态示范区的建设。

5、通过建立和完善XX市海洋赤潮监视网及海洋赤潮应急行动体系、开展重点海域的赤潮监测和预报试验、加强赤潮发生期内对渔业水域的监控管理等措施，避免或减少赤潮灾害的发生和影响。

四、积极推进生态渔业建设。

按照《胶州湾及临近海域功能区划》和渔业生产水域环境质量状况，对不符合功能区划和渔业水质标准的水域进行封闭管理，禁止从事渔业生产活动；严格实施养殖许可证制度、捕捞许可证制度和伏季休渔制度；科学调整养殖结构和布局，合理控制内湾及近海的养殖密度，扩大藻类养殖面积，提倡外海养殖，大力提倡鱼、虾、蟹混养、贝藻间养套养等生态养殖，推广生态养殖模式和养殖新技术；强化渔业生产管理，改进饵料质量及投饵技术，严格控制废水排放，20*年力争使渔业水域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生态养殖面积达到养殖总面积的40％。

四、加大海洋环保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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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在本省管辖海域内从事航行、勘探、开发、生产、旅游、科学研究及其他活动，或者在本省沿海陆域内从事影响本省管辖海域海洋环境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在本省管辖海域以外，造成本省管辖海域污染和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条例执行。

第三条海洋环境保护应当统筹规划，实行开发与保护、损害与担责、维护与受益相结合的原则。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鼓励海洋环境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建设和治理，广泛开展海洋环境保护的对外合作与交流，促进海洋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

第四条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简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下同）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所管辖海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并负责防治本行政区域内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简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下同）负责所管辖海域的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组织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评价和科学研究，负责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海洋倾倒废弃物以及其他有关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组织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

海事管理机构依法负责所管辖港区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港区水域外非渔业、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并负责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对在所管辖海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外国籍船舶造成的污染事故登轮检查处理。船舶污染事故给渔业、海洋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吸收渔业、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调查处理。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简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下同）负责所管辖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负责保护管辖海域的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工作，并调查处理前款规定污染事故以外的渔业污染事故。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有权对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海洋环境监督管理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因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应当建立接受公众举报、反映情况的信息渠道，并向社会公告。

鼓励与支持单位和个人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公益性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保护、改善海洋环境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监督管理

第六条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拟定本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重点海域环境整治与修复规划，经省计划行政主管部门衔接平衡，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沿海市、县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根据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重点海域环境整治与修复规划，拟定本市、县海洋环境保护实施计划和重点海域整治与修复实施计划，经同级计划行政主管部门衔接平衡，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环境保护、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相邻沿海省、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有关机构的合作，共同做好长江三角洲近海海域及浙闽相邻海域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根据本省与相邻省、直辖市的合作要求，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区域合作组织，做好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海洋生态建设与修复工作。

沿海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重点海域海洋环境保护协调机制，做好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

第八条省环境保护、海洋等有关部门根据本省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和经济、技术条件，可以对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拟定地方海洋环境质量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组织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实行海上联合执法。

第十条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在巡航监视中发现污染事故或者有违反《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时，应当予以制止并调查取证，有权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损害事态的扩大；属于职责范围的，应当依法及时处理；不属于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移交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处理。

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按照法定要求对管辖范围内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现场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资料，主动配合检查。

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十一条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加大对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生态建设的资金投入，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多渠道筹措资金，用于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生态建设。

第十二条按照陆海统筹、专司管理、资源共享的原则，建立全省海洋环境监测网络，纳入生态省建设体系。

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海洋环境监测、监视标准和规范，对本省海洋环境调查、监测、监视和海洋环境综合信息系统实施管理，定期评价海洋环境质量，相关的公报和通报，并抄送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依照本条例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责所管辖海域的监测、监视。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全省海洋环境监测网络的分工，分别负责对入海河口、主要排污口的监测、监视。

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形成的海洋环境监测、监视资料，应当纳入全省海洋环境监测网络，实行资源共享。

第十三条向社会提供海洋环境调查监测资料的监测单位，必须依法设立并通过海洋方面的专项计量认证。

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需要在本省管辖海域内进行海洋环境调查监测的，应当报市、县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督。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海洋环境监测、监视资料的应用，应当遵守国家保密规定。

第十四条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赤潮监测、监视、预警、预报和信息管理，发生赤潮时，应当将获得的赤潮信息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逐级上报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沿海市、县人民政府应当适时启动赤潮减灾应急预案，做好防治工作。海洋、环境保护、卫生防疫、渔业、工商、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赤潮防灾减灾工作。

第十五条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海洋、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根据国家重大海上污染事故应急计划和本省实际，制定本省重大海上污染事故应急计划。

浙江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家船舶重大海上溢油污染事故应急计划和本省实际，制定本省船舶海上溢油污染事故应急计划，报省环境保护、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可能发生海洋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等单位，应当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重大污染事故应急计划，并报设区的市环境保护、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必须立即采取处理措施，及时向可能受到损害的受害者通报，并立即就近向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第十七条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接到海洋环境污染事故报告后，应当根据情况启动污染事故处理应急计划。

发生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有关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应当及时将事故的类型、时间、污染源及主要污染物、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初步情况，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指挥、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应急计划消除或者减轻污染危害。

海洋污染事故可能威胁人体健康和海洋生物安全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可能受到污染损害的单位和公众通报或者公告。

第三章海洋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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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物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需要的区域，可以划定为海洋特别保护区。

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选划、建设和管理办法，由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海洋自然保护区的选划、建设和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沿海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下列区域的保护：

（一）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二）韭山列岛省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

（三）舟山五峙山列岛省级鸟类自然保护区；

（四）依法批准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以及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第二十条沿海市、县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当地自然环境特点，建设海岸防护设施、沿岸防护林、沿海城镇园林和绿地，对海岸侵蚀和海水入侵地区进行综合治理。

从事填海工程的，应当采取先围后填的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有毒有害的固体废弃物填海、围海。

第二十一条省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交通等有关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生态环境特点，编制本省人工鱼礁建设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组织制定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会同交通等有关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做好人工鱼礁的选址、论证和投放工作，加强对人工鱼礁投放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和生态效益的评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人工鱼礁。

第二十二条因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等需要引进境外海洋动植物物种的，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报有关部门批准，并先在指定的区域进行完全可控制的试验和论证。

沿海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所管辖海域、海岛和海岸带境外引进物种的调查监测，监测结果应当及时相互通报。

第四章防治污染物的污染损害

第二十三条逐步实行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省管辖海域环境容量、海洋功能区划和国家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制定本省管辖的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和主要污染源排放控制计划。重点海域名录由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沿海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和主要污染源排放控制计划，制定所管辖的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在不突破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的前提下，排污单位的排污指标可以在同一海域内进行调剂，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四条向海域排放陆源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有关污染物排放资料，并同时抄报同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向海域排放陆源污染物的管理，入海排污口的选择和设置，入海河流的管理，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沿海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所管辖海域环境容量和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实施方案，规划海岸带产业布局。

沿海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和完善排水管网，有计划地建设污水处理厂或者其他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防止海岸带产业对海域造成污染损害。

第二十六条港口、码头、船舶修造（拆）厂、海滨旅游点等使用海域或者海岸线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向海域排放污染物、倾倒废弃物，并负责清除其使用的海域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和固体废弃物。

滨海度假村、酒店、宾馆等单位排放的污水未纳入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进行集中处理的，必须设置污水处理设施，达到排放标准后方可排放。

严格控制向海域排放含镍、铅、汞等重金属的废水。

禁止向海域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液、含病原体的医疗废水和高、中水平放射性废水。

第二十七条从事船舶污染物、废弃物、船舶垃圾接收以及船舶清舱、洗舱作业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接收处理能力。

船舶经营者应当向污染物接收单位提供污染物的名称、性质和数量等相关资料，接收单位应当将污染物运至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陆域场所进行处理。

第二十八条来自有疫情发生的港口的船舶，需要处理垃圾、生活污水、压舱水等污染物的，应当按规定申请有关部门进行卫生处理。未经卫生处理的，接收单位不得接收。

第二十九条从事散装油类和有毒液体装卸、运输等作业，应当遵守操作规程，落实有效防污措施；可能造成油类严重污染的，应当在作业现场设置围油栏。

沉船打捞前，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应当向打捞单位提供船舶的有关资料和污染物的装载情况。打捞单位在作业前应当制定防治污染物方案，并报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第三十条船舶发生海难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损害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依法采取强制清除、打捞或者拖航等应急处置措施，避免或者减少污染损害。

属于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因处理海难事故产生的费用，依法应当由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承担的，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应当及时缴清；未缴清或者未提供相应担保的，不得开航。

第三十一条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划定近海海域养殖区域，确定限养区和准养区。

海水养殖应当采用科学的养殖方式和合理的养殖密度，控制和治理近海海域养殖污染。

海水养殖投入品的使用应当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和安全使用标准。禁止使用国家或者省明令禁止的海水养殖投入品。

海上养殖生产、生活废弃物应当运至陆地作无害化处理，不得弃置海域。

第三十二条严格控制向海域倾倒废弃物。确需倾倒的，应当向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倾废许可证，并将倾废许可证和倾倒的详细记录报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接受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五章防治工程建设项目的污染损害

第三十三条新建、改建、扩建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其他环境保护规定。

第三十四条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并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转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转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重点审核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的影响。海洋工程建设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办法和评价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海水养殖、人工鱼礁建设等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专项规划上报审批前，有关规划编制机关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组织环境影响评价，并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草案的意见。

第三十六条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建设单位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附具对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

接受委托为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在环境影响评价时，应当进行实地调查，引用的海洋环境资料必须真实、可靠，并对评价结论负责。

第三十七条环境保护、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环境影响报告书作出批准、核准决定；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在批准、核准前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应当征求意见。批准、核准环境影响报告书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未经批准、核准的，有关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

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后评价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海岸、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核准后，因工程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发生变化，或者生产工艺、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重新报批。

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自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之日起满五年未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第三十九条海洋工程建设单位或者使用者，应当及时拆除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或者影响海上交通安全的废弃构筑物和附属设施。

拆除废弃的海洋工程构筑物和附属设施，应当编制工作方案，并报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部门备案。

第四十条严格控制在半封闭海湾、入海河口兴建影响潮汐通道、行洪安全以及明显降低水体交换能力和纳潮量的工程建设项目。

采挖海砂、开发海岛及周围海域资源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采取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不得擅自改变海岛地形、岸滩及海岛周围海域生态环境。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收缴调查监测资料，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拒不清除生活垃圾和固体废弃物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清除，所需费用由使用海域或者海岸线的单位和个人承担，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拆除，所需费用由工程建设单位或者使用者承担，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收回，所需费用由养殖者承担，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接收单位接收未经卫生处理的污染物的，责令立即进行卫生处理，消除可能产生的危害，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在作业现场设置围油栏的，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作业，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处理：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可能发生海洋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等单位未制定污染事故应急计划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使用有毒有害的固体废弃物填海、围海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没收引进的海洋动植物物种；造成危害的，责令采取措施消除危害，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接收单位未将污染物运至指定场所处理的，责令限期改正，消除危害；逾期不改正的，由有关部门代为处理，所需费用由接收单位承担，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擅自改变海岛地形、岸滩及海岛周围海域生态环境的，责令限期整治和恢复，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本条例规定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其所属的海洋监察机构行使。

第四十七条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人，应当消除危害，并向受损害方赔偿损失。

违反《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本条例规定进行工程建设、排放污染物、倾倒废弃物以及污染事故对渔业资源、海洋生态造成破坏，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向责任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所得赔偿应当全部用于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

第四十八条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或者纪律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现海上污染事故或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时，没有依法予以制止或者采取有效防止措施的；

（二）接到海洋污染事故报告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泄漏被检查者商业秘密的；

（四）海岸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未经审核而予以批准，海洋工程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未转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以及海岸、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批准前未依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

（五）违反规定审核、核准、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六）海岸、海洋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未经批准、核准，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其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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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海洋行政管理究其实质是海洋监察管理。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类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经济活动中对海洋造成的污染日趋严重。为保证海洋这个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发展，保证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减小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海洋有关监察执法部门在依法管理海洋污染和保护海洋环境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等方面的问题。为此，笔者在分析我国近年来海洋监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法制化建设的角度提出了我国海洋监察管理的思路与对策。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而海洋占地球面积70％以上，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开发潜力，将是人类未来安置就业的重要场所及工业原料的可靠基地。因此，海洋作为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这一点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有效途径就在海洋。然而海洋开发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事业，它不仅涉及国家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就国内也涉及许多行业、学科和部门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为协调和处理开发利用者之间的利害冲突，协调开发利用与环境、资源、生态之间的矛盾，达到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促进海洋事业正常、有序、健康、稳定的发展，本文拟从法制化的视角谈我国近年来海洋监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思路对策。

一、法制化海洋监察管理的内涵界定

海洋监察管理是适应现代海洋行政管理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行政执法职能，属于行政监督检查范畴，承担着海洋执法和护法的双重任务。具体而言，海洋监察管理是指由法定的或经授权的国家和地方海洋监察部门，依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秩序、保障海域使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行政手段，是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为了履行其行政职能，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对现行的各种海洋法律、法规和部门行政规章制度等的贯彻实施进行的监督管理，并对海上作业的违法性行为及时进行查处的行政执法活动。

法制化海洋监察管理是指国家海洋监察总队及其监察人员运用法律手段，依法管海、护海的一种法制发展趋势。它不仅指那些以强制手段调整海洋活动中各种关系，使其符合海洋管理目标的活动，而且还指那些依法保证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其他管理手段有效实施的活动；［1］（p189）法制化海洋监察管理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指法制化海洋监察管理活动，即国家及地方海洋监察管理部门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对国家及地方海域使用活动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贯彻实施国家在海洋开发、利用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国家的管理意志得以实现。二是指法制化海洋行政行为，即对海洋行政机关自身行为的管理活动。比如，海洋行政机关的设立活动是否合法，执法体系是否健全和完善，海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执法素质是否高，法制观念是否强等。

我国海洋监察管理部门隶属于国家海洋局。国家海洋局为了有效地履行海洋监察管理职能，建立了中国海洋监察总队，并在北海海区、东海海区、南海海区设立了三个海区总队，在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正在建立地方海洋监察总队，以形成一体化的海洋监察执法体系。其主要职能是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对我国管辖海域（包括海岸带）实施巡航监视，对侵犯海洋权益、非法使用海域、损害海洋环境与资源、破坏海上设施、扰乱海上秩序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根据委托或授权进行其它海上执法工作。

海洋监察管理工作与其他管理工作有很大的区别。由现阶段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规模和性质、海洋科技发展的水平以及国家现行的海洋法律制度与海洋执法管理体制等因素决定了海洋监察管理具有如下特点：

⒈法制性和科技性。海洋监察管理工作是对有关的法律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的综合运用，具有很强的法制性和科技性。它要求海洋监察管理人员不仅要有较强的法制观念和丰富的法律知识，还应具有与工作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包括海洋水文气象、海洋生物、化学、地质知识及海洋应用技术知识等。

⒉广泛性和综合性。海洋监察管理工作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和多部门的活动，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综合性。它涉及权益、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内容，涉及到许多相关行业和部门的海上活动。海洋监察管理具有多部门、多行业性的特点，是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和范围基础上的跨部门、跨行业的一种监督管理活动。渔政、港监、海上治安等部门都是我国海上执法部门，各部门的海洋监察也要互相协调、支援，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法律法规的尊严。

⒊复杂性和艰巨性。海洋监察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国管辖的海域除渤海是内海外，其他海区均存在着与邻国之间划分海域疆界和岛屿归属等涉及国家主权权益等问题。我国的海洋法制化建设尚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受现有海洋法律、法规体系和现行海洋管理体制的制约，一些相关海洋的部门法在管辖权限以及涉及本部门利益的一些规定存有不少交叉、甚至矛盾之处，增添了海洋监察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另外，海洋监察管理中的主体性工作是对管理的海域实行监视、监督检查，主要活动区域在海上，由于海上自然环境的恶劣、工作环境的多变，生活环境的艰苦，更加突出了执法的艰巨性。

此外，由于海洋的浩瀚无边的特点决定了海洋执法具有区别于其他区域执法的特殊性，需要拥有飞机、船舶、舰艇等执法装备进行监视、巡航。通过巡航监视、登检倾废船、石油平台和组织专群结合的监视网等，监视海域的开发利用活动，及时发现违规责任者和其他海洋突发性事件，并随时掌握时间的发展动态。

二、海洋监察管理的法律依据和内容

海洋监察管理所用的法律手段，包括国际海洋法与我国关于各管辖海域的法律制度和所有调整我国海洋活动中各种关系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海洋法律法规层出不穷，但海洋法尚未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有的散见于经济法、行政法和刑法、民法乃至宪法中。随着我国海洋开发规模的扩大，调整海洋领域中各种关系的法律法规必然日益增多，日益完善，我国的海洋法必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

从海洋监察管理的法律依据上分析，海域使用管理法实施情况和海洋环境情况的监督检查将是今后地方海洋监察管理的重点。其法律依据主要有：“两法律、三条例、两规定、一办法”。“两法律”指《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域使用管理法》；“三条例”是指《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和《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两规定”是指《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和《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一办法”是指《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海洋监察管理的内容有：监视海域的开发利用活动，及时发现违规责任者和其他海洋突发事件，并随时掌握事件的发展动态，当发现有侵权和违规事件时，要及时进行现场执法，制止侵权、违规行为的继续，必要时依法强制执行。对侵权或违规事件包括造成海域污染、资源损害情况等进行全面、客观、详尽的调查取证。具体内容如下：

⒈开展海域使用管理的执法工作。我国有18000多公里大陆海岸线，内海、领海面积辽阔。在其范围内有20000多平方公里潮间带，有6500多个可依托的海岛，15米等深线以内海域面积约123800平方公里。［2］（p100）这些数字表明了我国海域资源丰富，开发选择性大，区位优势显著。目前，我国许多海洋经济活动都是通过使用一定的海域空间实现的，如港口、海洋工程、海岸工程、养殖和旅游等。对沿海地区海洋产业兴起过程中出现的围、填海造地、工程用海、旅游用海等运用行政手段加以规范和管理，并协调其与传统盐业、养殖用海之间的争海矛盾。2002年，我国颁布实施《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法》，建立了海域使用权属审批制度、海洋功能区制度、海域有偿使用制度三项基本制度，对海域使用进行立法和规划，规范了海域使用权属管理，使海洋监察和海洋环境保护的执法有了法律依据。

⒉开展以保护海洋环境为目的的环境执法工作。海洋环境作为整个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海洋水体、海洋底土、海水表面上方的大气和受到海洋直接影响的沿岸区域和河口区域等。［3］（p146）海洋环境的好坏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能否得以良性循环的重要保证。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取决于海洋的水质和生长的环境，同时又决定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为保护人类的蓝色国土，保障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海洋经济稳步、有序、健康发展，我国海洋监督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和国家海洋制度的有关法律规定，从海岸工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陆源污染物的排放、海上船舶和海洋倾废等五个方面入手，对涉及和可能造成海洋环境受到损害的诸多目标进行监视，严防和禁止一切污染和损害我国海域的行为，以达到保护海洋环境的目的。

⒊开展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使命的执法工作。所谓海洋权益，是指国家在海洋上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主要包括领土主权、司法管辖权、海洋资源开发权、海洋空间利用权、海洋污染管辖权以及海洋科学研究权等等。我国海洋监察部门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等有关法律和我国外交政策，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使命，强化国家对管辖海域的监管，发现和坚决制止侵害我国海洋权益的违法行为。

⒋开展以合法利用海洋资源为目的的监视执法工作。海洋资源是存在于海洋中的多种自然资源的总称，一般可把海洋资源分为海洋矿物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能源、海水资源、海洋空间资源、海洋旅游资源等，［4］（p147）目前，我国海洋监察部门对海洋资源管理的监视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海域有偿使用和经国务院授权的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进行管理、监视，对其他行业管理的资源开况进行监督。通过对我国管辖海域的监视，保证我国管辖海域内的海洋资源得以合理开发、综合利用和可再生资源的永续利用。

⒌承担海上应急任务。应急性体现在海洋执法的应急反应上。所谓海监执法的应急反应是指海上一旦发生或出现违法、违规案件或其他海事事件和异常问题时，不论是在正常海洋实践活动中发生的还是在非正常情况下突发或偶发的，海监执法机关和海上执法力量都应该在规定时间或者最短的时间内迅速组织起来，运用适当的装备技术手段赶赴现场，按照应急计划方案、技术规程进行调查取证和海上处理。［5］（p144）中国海监队伍承担的应急任务主要有应对海上溢油事故和国家海洋权益方面的突发事件。中国海监海上应急指挥中心设在中国海监总队，拥有具备先进信息传输和数据处理功能的硬件平台，能够为远程决策提供可靠技术支撑。中国海监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勘探开发溢油应急响应执行程序和海上维权执法工作应急机制。调查取证技术支撑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三、我国法制化海洋监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法制化管理是现代海洋监察管理的基本方式。［6］（p120）其核心就是“依法监察”，即海洋监察部门的一切监察管理工作必须依法而为，受法律约束。其内容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因此，要实现法制化管理，首先必须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健全的管理体制；其次，要有执法中必要的武装、设备；再次，还要有科学技术的支持和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海监执法队伍。

然而，我国目前的法制化海洋监察管理现状还不令人乐观，执法管理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在每况愈下地影响我国的海洋环境的有效保护。下面就以中国海监南海总队第八支队为例（2005年实地调研），浅析我国法制化海洋监察执法管理中现存的主要问题：

⒈执法实践中缺乏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的支持。虽然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污染的控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对海洋环境保护整体工作的推进却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海洋环境是个大的生态系统，在环境法律体系的建立上，既要考虑法律之间内部关系的层次性，即由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到生态要素的个别保护，如，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同时又要考虑法律之间内部关系的区域性。我国海洋资源十分丰富，各个海域的资源分布不均衡，海域的权属不明确。如果在海域资源保护问题上没有法律依据的话，就会引起地域之间的冲突和争端，如，黄海、渤海海域周边复杂的关系，需要有保护区域的法律出台。尤其是海洋特别保护区、海岸带区域的海洋生态及资源的法律保护问题更应该引起重视。另外，我国立法上对行政区划海域和自然保护区海域存在不一致的问题。这也给执法部门带来实际操作的困难。

⒉执法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长期以来，我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执法存在政出多门，各自为政，五龙闹海、职责不清、权限模糊的尴尬局面。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确定的海洋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当代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特点。同时，缺乏海陆约束机制和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开发利用管理协调机制，也是造成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状况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由于体制上的综合管理约束，难以将海洋功能区划、海洋开发规划和海洋环境保护综合协调一致，因此，随着海洋资源和环境开发利用的规模的扩大，海洋环境污染的损害和行业之间的矛盾不断发生，原有以部门为主的分散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需要，必须在分散的行业管理的基础上，建立高层次的海洋综合管理，运用政策、法律、协调等方式，理顺开发部门之间、开发与资源之间、开发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达到既保证海洋开发利用的发展，又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目的，使海洋能够成为人类持续利用的未来领域。［7］（p117）

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完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是指具有法定行政管理权限的机关或组织，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将涉嫌构成犯罪的行为从行政执法过程中分离出来，自然过渡和转移到刑事司法程序中，进而进行侦查、追诉并最终汇入刑事审判的机制。与一般的刑事案件不同，环境犯罪案件的来源取决于行政执法机关的移送，刑事司法部门无权第一时间介入环境犯罪案件的侦查，案件来源必须通过行政执法部门的移送。国务院2001年7月9日公布施行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3条明确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目前，我国海关、环保、水利、国土资源、林业等具有行政管理和执法权的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都部分涉及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定。如：危害森林、水产资源与野生动植物管理制度的犯罪等。这些涉及犯罪的违法行为，很多已经列入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等章节中。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就行政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等也相继提出了如何适用法律的意见，然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单独或联合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但目前，海洋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还未建立起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因此，尽管海洋部门查处了不少严重破坏海洋环境的违法行为，但至今没有相关的移交程序。

⒋执法管理经费严重不足。由于执法经费的不足，造成执法力度不够的现象。据实地调查，国家海监大队南海分局第8支队反映，现阶段他们由于经费严重不足，每个月只通海路执法一次，时间约为一周。这种长时间的间断监视现状，让违法作业者有机可乘，对我们有效地打击海上违法作业行为很不利。经费不足也造成了海上执法监控设备的陈旧和欠缺。据南海分局第8支队反映，由于执法船龄较长，航速慢，抗风浪能力差，再加上船上的监控设备的落后，阻滞了执法人员打击违法行为。

⒌执法人员较少和综合执法技能不足。由于单位的实际情况的制约，没有金费使执法人员的执法技能没有条件得到提高，这对执法质量有相当大的影响，这对海监执法队伍本身建设也是不利的，一支好的执法队伍，其自身的专业素质也必须是高素质的。

⒍用海作业单位的依法用海意识仍需提高。由于国民用海意识观念陈旧、《海域使用管理法》颁布实施的时间不长以及某些地方行政单位的地方利益至上观念，使不依法申请许可和有偿使用海域的问题依然突出，所以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力度，提高国民的相关的法律认识。

四、法制化海洋监察管理的思路及对策

针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全球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对此制定的长远目标，笔者对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制化监察管理工作提出以下建设思路：

⒈强化法制化管理，在立法上及早构建完善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加强法制化管理，是海洋监察管理的必然趋势。目前，虽然《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域使用管理法》相继出台，但是我们的海洋法律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框架中还应增加海洋特殊海域区域和海岸带海域区域的法律保护，同时建立、健全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法律制度。［8］

在此基础上还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海洋法规体系，加大地方立法进程，逐步构建完善的、符合当地海域使用实际情况的法规体系，为加强海洋管理建立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再则，应增加生物多样性和其他海洋生态要素的法律保护规定，在管理体制上把行政区划和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区域规划为统一的整体，以便行使统一的管理权限。

⒉明确海洋管理部门监督管理海洋环境保护的职能。海洋环境状况是衡量区域环境与发展的尺度，这决定了沿海地区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海洋环境目标体系的实现程度。海洋环境处于特殊的地理空间而不同于陆地环境系统，海洋功能的复合性使海洋环境管理需要充分考虑多种功能和资源利用间的冲突与权衡。海洋环境与资源处于同一个水体中，海洋环境管理需要考虑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对环境的要求和对资源的需求，在社会可接受水平下，制定各历史阶段的海洋环境保护目标体系，形成有利于海洋开发利用、有利于区域环境的总体控制、有利于海洋环境持续发展的综合管理体系。只有在法律地位上明确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全国海洋环境保护的职能，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⒊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规定，提高管理的科学性。海洋环境保护需实现从原则规定向具体规定转变。中国海监近几年的“海盾”行动，每年都要查处一大批重大海洋违法案件，仅2006年就查处了74起，比上一年增加了200％。但无一例外都只是进行了行政处罚。成倍增长的海洋违法案件，以及海洋环境质量的日渐恶化，与海洋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有效严惩不无关系。因此，从整体上看，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特别是缺乏一些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因此要逐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海洋环境保护实现从原则规定和定性到具体规定和定量的转变。尽快研究并制订诸如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细则之类的法律。在制定地方法规的基础上，各地应建立起一整套的海域使用管理制度。一是完善好大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协调各海洋行业在海洋开发中的关系，为海洋综合管理提供可靠依据。二是组织编写好海域使用开发规划和海洋产业发展规划。三是要真正实施重大海域使用项目可行性论证制度，提高海域使用项目审批的科学性。四是全面实施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防止海洋工程污染。五是完善海域使用审批程序和海域使用权证书年审制度。六是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制的衔接。

⒋加大海洋执法经费投入力度，配备足够的执法人员，提高执法监察硬件方面的实效性。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力度，加强海洋执法设施建设，建造独立的海洋监察船，配备必要的监察车辆；购买急需的海水监测化验设备，以应对海洋环境污染、水质监测的需要；配备摄像机和手提电脑，确保现场取证并建立完整的监察数据和档案。加大执法监察力度。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与公安、边防密切配合，组成联合执法体系，加大海陆联合检查力度，重点查处破坏海洋环境和资源等非法用海行为，维护良好的海洋开发秩序。

⒌提高海监执法队伍的综合素质。“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没有一支高质量的海洋执法队伍，海洋法律、法规就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和实施。海洋监察员是海洋执法监察的一线战士，其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海监工作的成败。因此，在海监队伍建设方面，应严格按标准进人，做到宁缺毋滥，选用一些文化层次较高，懂业务的人才，调整海监队伍的知识结构。同时加强培训，通过不断积累执法实践经验和技能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战斗力。坚持监察员持证上岗制度，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不断提高海洋监察员的法律水平、业务能力。

⒍加强对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国土的宣传。国家和社会的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海洋保护和管理工作。大力开展海洋宣传教育，使全社会关心、了解和认识海洋，形成爱护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养护海洋的社会氛围，认识到海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是海洋及管理工作得以强化和顺利开展的社会基础。深入宣传法律法规，对大案要案的重点查处，提高违法用海行为的曝光率，予改变用海者的依法用海意识。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需要形成广泛的公众参与。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和多种媒介宣传，普及海洋知识，提高劳动者的海洋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沿海地区公众参与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自觉性，使之成为保护海洋的有生力量。［9］

总之，海洋管理工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源环境管理工作。作为依法管理海洋监察的职能机构和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从事执法活动的主体，我们要准确定位管理职责，明确分工，探索统一、高效的海洋管理运行机制，树立管海的新形象，使海洋监察管理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参考文献】

［1］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M］．海洋出版社，1998．

［2］国家海洋局．海洋监察相关法规释义［M］．海洋出版社，1998．

［3］［4］［5］［6］郑敬高．海洋行政管理［M］．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7］范志杰，周永有．中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展望［M］．海洋出版社，1999．

［8］刘惠荣，高威，杨益松．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法律制度探讨［J］．法制论丛，200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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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海岛及周边海域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海洋综合管理 风险预防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岛屿或岛是指四面环水并在涨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我国拥有6536个面积大于500m2的海岛，海岛总面积约80km2。海岛四周被海水包围，成因、形态和价值各不相同，但都与其周边相关海域一起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环境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由于偏重海岛海域的经济开发，而忽视了对海岛海域环境的保护，造成目前海岛海域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局面。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近40年来，与海洋相关的法制建设已得到重视，在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基础上，我国关于海洋的综合立法和单独立法陆续出台。一些海洋、海岛和海域环境保护立法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研究成果逐步为各级立法机关所采纳，海域环境保护立法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原因，与主要海洋国家相比，我国海域环境保护立法，尤其是在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上仍相对落后。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环境保护立法中出现了一些适应海洋发展需要的新原则和新理论，例如风险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海洋综合管理理论、环境影响评价机制以及生态修复原则等。但我国现行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中对上述原则和理论的借鉴和体现还显不足。我国需要将海岛及其周边海域作为整体，综合考虑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建立立足国情并与世界接轨的环境保护法律框架。

一、我国海岛及周边海域的环境问题

由于海岛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稳定性差、易遭到损害且被认知度不足，一旦受到人为的破坏，就难以或根本不能得到恢复。目前我国海岛及其周边海域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有：第一，资源开发无序。很多无居民海岛上存在掠夺式的开采现象，采石、挖沙、挖掘珊瑚礁和贝壳堤、砍伐树木和捕捉岛鸟等，都严重干扰和破坏海岛资源。第二，海岛海域生态失衡严重。由于非法开发及陆源污染物的影响，在华东、华南的海岛周围海域赤潮频发，不顾及海岛的环境容量，超负荷接待游客，加剧了海岛及周边海域污染、干扰海岛生物的繁衍栖息和生存、造成了海岛及周边海域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失衡。第三，监管不力。海岛具有四面环水的自然特点，这也就决定其与大陆之间交通不便，经济交流不畅，国家对海岛进行法制监管存在困难。我国相当一部分海岛仍存在着炸岛、炸礁，修建实体连岛坝和海岛大面积围垦等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的行为。

二、我国的相关立法及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海岛资源全面开发中，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海洋和海岛开发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加强了海洋、海岛相关立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中国政府作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于1994制定颁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我国第一部关于海岛保护与管理的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以下简称海岛保护法）于2010年3月1日开始施行，这填补了我国海岛保护法律体系的立法空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一道初步建立起海岛及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在规范海洋环境保护行为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我国海岛及海域环境保护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方面尚未成熟，表现在立法上就会出现一些立法空白，例如，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的行为，海岛及周边海域自然矿产资源的勘探，鱼类资源开发及合理捕捞，旅游资源的开发等影响海岛海域环境的问题都亟需法规制度建设。

三、思考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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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公民；海洋公民；环境公民；海洋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2-0018-05

随着人类海洋开发活动的日益拓展和深入，海洋开发过程中的资源过度开采、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海洋经济、海洋生态以及海洋社会之间能否持续协调发展，成为各个国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因为海洋区域空间的特殊性质，海洋环境治理也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处理的重要主题。本文尝试从环境公民与海洋公民的关系人手，考察海洋公民这一概念对于海洋环境治理的意义。

一、环境公民理论：背景与内容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林兵认为，中国环境问题的总体状况应当说是一种发展中的环境退化趋势。这种退化趋势形成的原因是：①长期实施的计划经济政策，其发展目标重于环境保护要求，造成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迄今未能遏抑；②环境管理乏力，环境政策滞后；③社会生活副产品形成主要污染源。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的环境治理面临的挑战不容乐观，呈现为发展中的治理格局，既体现出一定的环境治理力度与成效，同时也存在着环境治理目标同社会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从治理方式看，我国环境治理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出台法律法规形成相关制度。这种治理方式存在以下问题：治理主体单一、环境法制存在失灵现象、规划环评程序不够完善合理、环境政策滞后于环境问题变化。

正是因为我国环境治理的基本框架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所以其基本行为通常表现为规划环评和行政执法。其中，在环境执法环节，环境治理通常以“环保风暴”的方式进行，也就是由中央环保部门在最高权力的支持下开展运动式的行动，借助阶段性速效行为来提升中国的环保工作水平。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常规的管理办法，这种自上而下、权力主导的环境执法模式存在着诸多缺陷。当然，政府主导模式有其速效和强有力的优势，但是从目前环境治理面临的复杂情境看，单一的管理主体已经不能够适应日益严峻的环境恶化压力。发展环境公民权、形成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发动公众和组织广泛参与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当前环境治理的理性选择。

随着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全球范围内自上而下的环境保护运动也在日渐转向强调公众参与和社区参与的环保行动；环境治理的主体从政府行为逐渐过渡到强调公民个体与各类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的转变过程开始得更早一些，与这一转变过程密切相关的环境公民理论也较早地出现。在20世纪中叶，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公认的环境公害事件。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环境问题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在知识生产领域，环境社会学、生态社会学以及环境政治学等学科范式也逐渐出现，这些学科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人们对环境问题及其应对的理性思考。随着公众与各类社会组织环境问题意识的提升，环境治理运动也蓬勃展开。毋庸置疑，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对立逐渐加剧，构成了环境公民、环境公民权概念及其理论形成的深刻背景。

环境公民、环境公民权以及环境公民社会等概念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其目的是要克服在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公民个体行为与态度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有助于创建一种真正可持续的社会。环境公民是指那些在面临环境问题时通过改变个体态度实施环境保护行为的个体。而环境公民权就是实施环境保护行为时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责任。随着环境公民理论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实践，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行为和环境公民理论指导下的广泛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已经成为部分国家和地区环境治理行为的常态。

环境公民理论的核心就是处理环境治理中的个体责任问题，主要表现在环境公民理论的实在论基础、论证逻辑和环境公民权基本内容等方面。

第一，环境公民理论的实在论基础。公民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实在关系问题，表征了环境公民行为有其实在论基础。个体责任与环境问题之间关联的基础，是个体与生存环境之间存在的实在性关系。这种实在性关系将环境公民权置于物质性的环境实践活动中，使得权利和义务有了现实的归依。

从现实的环境治理实践来看，中西方采取的环境治理策略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环境治理策略是给予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表现出多主体、多中心和协同参与的特征。目前，上述治理策略在我国的影响非常有限。在环境政策制定方面，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主要环境政策是由，官员在大体上不受公众意见影响的情况下制定的。而且“所有重要的环境组织，如自然之友、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都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其主要功能是提升中国的绿色形象，利用外国的帮助，进行环境研究，在政府绿色政策的执行方面寻求公众支持，并且将绿色价值社会化。在政策过程中，它们不允许发挥积极作用”。这种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是也大体指出了我国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既有特征。这种环境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割裂了公民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实在关系，客观上增大了环境保护的难度。

第二，环境公民理论的基本逻辑。其基本逻辑是如果公民个体能够更多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于他人的环境责任，而且能够基于一种实现环境正义的天然需要而不是显示其关爱与同情之类的道德情感来履行这种公民权责任，那么社会的生态可持续性水平将会得到空前程度的提高。这个逻辑至少包括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个体具备环境问题的知识并能够进行环境问题知觉和判断；二是个体能够形成环境保护行为的动机并产生环境保护行为。从个体学习能力和行为产出或形成动机的能力来看，这两个判断都可以成立。在此基础上，个体能够将环境保护与个体环境责任结合在一起，克服个体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的不一致现象。当然，除了个体因素之外，上述两个判断的成立还需要特定的语境和现实条件。这些条件的形成又有赖于个体之外社会的、文化的环境因素。判断一的成立，至少需要进一步拷问环境知识的来源和个体环境知觉判断的一般特征与个体差异特征。判断二的成立，则要对环保动机的激活过程、环保行为的类型和内容等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在这个意义上，环境公民行为总是与特定社会环境（或社会文化）提供的语境和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环境公民理论实际上把个体与社会、个体责任与社会文化建构紧密的关联在一起。

第三，环境公民权在实践问题上的局限性。首先，公民的环境责任与义务具有有限性，个体间的环境责任存在差异。这既表现为环境责任意识水平上的差异，也表现为环境保护行为结果的差异。每个公民个体的生态轨迹不同，从而形成了公民的环境责任与义务，用来确保自己的生态轨迹不会减少和阻碍其他个体包括后代从事有意义生活的机会。所以，环境公民权尽管在很多方面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关心，但本质上只能是一种并非无限性的人类责任。其次，公民的环境责任主要强调了公民个体对于环境问题解决的单向责任。也就是说，环境公民权主要强调了公民个体的单向性义务，强调了公民责任对于环境改善的重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公民的个体道德层面，甚至有悖于个体的现实利益诉求。

二、海洋公民：环境公民理论在海洋领域的延伸

我国的海洋环境治理实践也与一般的环境治理过程相似，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型环境治理实践来进行。这种实践活动方式一方面体现了环境治理中政府主导的特征，保障了我国环保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也忽视甚至在客观上压抑了社会力量积极自主参与环保实践的动机。

当然，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也存在自身的特征。从治理对象看，海洋环境问题较之于陆地环境问题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既体现在海洋生态资源的流动性上，也体现在海洋环境问题的易扩散性上。从治理主体看，海洋环境治理的主体通常具有跨地区、跨国家的性质，更加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合作。较之于一般环境治理，海洋环境治理的难度更大，更难以确定统一有效的法律规范和一般原则。因此，更应该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以弥补自上而下式治理活动的不足，发展海洋公民的理念和行为应该成为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

海洋公民是指在海洋活动过程中行使海洋知情权、海洋决策权和海洋事务诉讼权的公民及公民组织。海洋公民是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社会秩序的基本主体，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保护、海洋权益维护中发挥重要的基础作用。海洋公民主要的活动方式，就是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保护、海洋权益维护中积极参与和影响其他公众、企业、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海洋实践过程、海洋决策过程以及海洋管理过程。

海洋公民的观念是随着海洋环境保护实践活动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概念既来自于传统公民概念，也直接脱胎于环境公民研究。传统公民概念主要讨论公共领域的问题，因而主要与公共生活、公共事务及决策等问题相关联。随着环境社会学与环境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公民的概念开始扩展到社会成员的环境心理、行为和态度领域，并被看做是一种鼓励公民行为转变的基本机制，用来降低人类对环境的消极影响，环境公民理论也应运而生，并为海洋公民概念的提出提供了理论条件。当然，海洋公民概念的内涵更为宽泛，不仅仅局限在海洋环境治理的领域，也不仅仅只与海洋环境保护行为相关联，还涉及海洋事务的各个领域和层次，包括海洋开发、保护与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海洋权益维护上的公民行为等。

在海洋环境治理的领域内，海洋公民的概念发展了环境公民的理念。从两者的关系看，海洋公民这一概念满足了环境公民理论的实在论基础和基本论证逻辑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海洋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环境公民理论的实在论基础在于公民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实在关系导致了环境问题与个体责任的关联。对于海洋公民而言，其实在论基础一方面继承了环境公民的实在论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海洋公民的实在论基础根植于比一般“人一地”关系更为复杂的“人-海”关系上。“人-海”关系即人类活动与海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以海洋为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工业革命以来，大工业生产扩展了人类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作为人类活动聚集度最高的海岸带首当其冲，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生态退化、灾害频发等问题触目惊心，人海关系向着不协调、恶化的方向急速演变。人类的涉海行为与海洋环境的恶化构成了海洋公民概念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的实在论前提。

从海洋公民个体责任的论证逻辑看，海洋公民这一概念满足了环境公民权成立的两个基本判断：一方面，公众日益具备海洋环境相关的知识并能够对海洋环境问题进行知觉和判断。随着全球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海洋生态环境破坏不断加剧以及海洋权益争夺日益激烈，海洋环境保护问题也日益成为全球各国特别是沿海各国的重要议题。海洋环境保护中的个体责任问题也成为上述议题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海洋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公民的关注和广泛参与。在海洋空间内，当前公民个体已经能够形成海洋环境保护行为的动机并产出海洋环境保护行为。基于上述判断，海洋公民概念的论证在逻辑上也是成立的。

此外，公众环境意识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海洋环境意识水平的提高为海洋公民行为的发展提供了主体特征条件。海洋环境意识是环境意识在海洋空间领域的表征，是人类涉海行为的自我认知，是人类对海洋空间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意识。从当前的人类海洋实践来看，经济社会的进步仍然意味着海洋权益争夺和海洋环境破坏的进一步加剧；同时也反映出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影响日益扩大，新生态文明的海洋意识观念也初显端倪。这表明，公民的海洋环境意识在逐渐地提高和改善。

不同于具有封闭性的陆地社会，海洋空间（领域）的特性使得海洋社会更趋复杂。在海洋实践中，人类的涉海行为及其在这种行为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都与海洋环境的变化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总之，海洋公民这一概念扩大和延伸了环境公民理论的研究。将环境公民权与环境公民行为置于海洋空间或海洋社会这一领域，有利于进一步细化环境社会学和海洋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如果把海洋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设定为人们的海洋实践行为，海洋公民概念突出了人们的海洋开发、保护和管理等涉海行为的实践特征，能够更好地把海洋社会理论研究和具体海洋实践对策统合起来。此外，环境社会理论与生态政治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在海洋公民这一概念中体现出来。

三、培养海洋公民理念和规范海洋公民行为的策略

从海洋实践的角度看，加强海洋公民研究、推广海洋公民的理念具有以下意义：有助于扩大政府海洋开发与治理决策的公众基础；有助于提高政府海洋政策的决策水平；有助于提高海洋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水平，降低海洋管理的行政成本，最大限度地包容海洋环境治理的多主体特征，尤其强调海洋环境保护的个体责任；有助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海洋开发保护与治理的各个环节。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公众参与的方式和途径及其面对的挑战不同于一般的环境公民参与行为，海洋公民研究突出了海洋实践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独特特征，有助于形成更有针对性的策略与建议。因此，在海洋开发、保护与治理的领域需要大力培育海洋公民理念、规范海洋公民行为。

首先，改善海洋教育的形式和水平。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海洋教育能够更大地提高海洋公民感水平。海洋教育可以有效地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水平，具体途径和做法是大力开展海洋科普教育，推进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海洋知识体系建设，从而提高海洋相关的教育水平。此外，海洋意识教育水平也不能仅仅依靠正式教育体制内的改革，大力发展非正式教育组织机构和非传统的海洋教育课程体系和培训计划，积极开展涉海培训活动也都是重要的举措。

其次，增加与海洋环境相关的个人接触。在个体行为层面上，培养和发展亲海洋行为是有效提高海洋公民行为水平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海岸带居民的海洋环境意识水平要高于内陆居民。公民个体与海洋空间有关的历史生存经验、家庭与工作的区域特征以及娱乐休闲的方式，都会对海洋公民行为产生影响。

再次，加强海洋保护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海洋决策参与制度。从确定社会秩序的角度看，环境立法可能是保护环境的最有效途径，可以把环境保护的个人责任、组织责任等考虑在立法程序内，使得环境保护的全民参与有法可依。在政府海洋立法与政策制定过程中，在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涉海事务决策过程中，同时也在海洋环境和海洋事务的监测与评价过程中，规范海洋公民行为，需要有制度性的保障，这需要政府、企业和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政策与决策制度。

最后，大力培育海洋环境非政府组织。一方面，各类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对于环境保护个人与社会责任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海洋环境非政府组织活动范围非常宽泛，既包括海洋环保宣传教育、海洋环保策划组织活动和海洋环境的科学研究活动，也包括与海洋环境相关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与海洋环境相关问题解决和事件处理的监测、咨询及评估事务。

上述具体措施一方面从个体行为的角度着手，另一方面从公民行为与环境、海洋立法及决策过程的关系人手，以求在社会组织和政府行为的层面上实施更为宏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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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刑事法律规范，船舶污染

一、 保护海洋环境的现实需要

21世纪海洋污染事件的频频高发与越来越严重，宣告了我国当前以民事和行政法律规范为主导的海洋资源保护机制的失败。从国际社会看，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起，不断有相关国际公约出现。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解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专门的刑事立法，而我国有着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各种海洋资源丰富，近年海洋污染也很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视海洋环境污染刑事立法的相关研究。

由于海洋环境污染涉及的污染源种类过多，无法一一展开论述，本文仅就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展开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至 2005 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着中国 40% 的人口、50% 的大中城市，并创造出了全国 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经济发展表象的背后，不容忽视的是严峻的环境问题。在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手段仍然是以海运为主，频繁的海上运输使得中国沿海港口的航线尤为密集，油轮进出频繁，海洋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岸水域海水质量持续下降，溢油事故时有发生，石油污染以及其他油类污染成为中国近海海域最主要的污染源，因此，海洋资源的刑法保护必要而且迫切，但我国关于保护海洋环境的相关刑事法律规范却有诸多欠缺之处。

二、相关刑事法律规范的欠缺

目前我国参加的涉及船舶污染的国际公约有《73/78防污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响应和合作公约》；涉及船舶污染的我国国内法律有《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船舶载运散装油类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我国现有刑事法律规范中涉及船舶污染的相关规定有刑法典第三百三十八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相关的司法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从上述法律体系中可以看出，在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方面中国的法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都有所欠缺。为有效解决发生于本国领海之内的突发性溢油事故，还必须加强石油污染的相关刑事法律规范的确立。但为了使海洋环境污染刑事法律规范的制定合理、科学，我们还需研究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构成自身的特殊性。

三、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构成有其特殊性

根据我国刑法传统理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

本罪的构成要件是：

（1）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之行为引起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这里，环境污染事故是指因环境污染而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

（3）本罪的主体法律上没有限制性规定，自然人或单位均可成为本罪主体。

（4）本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①

海洋环境污染罪在犯罪构成方面有其独有特点

（1）客体方面表现为海洋环境污染罪不仅侵犯了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公司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同时还侵犯了海洋环境的系统平衡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延续。以及国家的长远战略。

（2）客观方面表现为特定的行为对海洋环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威胁，即不要求危害事实的发生。并非必须直接具体的被害人和有害结果发生时才构成危害环境罪；如果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行为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大量的物质财富造成了威胁，同样构成海洋环境污染罪。理由如下。其一，从刑罚的目的看，当今社会较为认可的刑法"二元论"，即对犯罪分子施以刑罚既是处于报应，又是处于预防。如果刑事立法只处罚实害犯或情节犯，则只能起到惩罚犯罪的目的；如果刑事立法处罚将环境和生态安全置于危险状态的人，则更有助于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满足刑罚目的"二元论"的要求。②其二，污染环境犯罪自身发生的机理所决定，污染环境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缺乏一种明确的表面联系，且危害结果的出现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处罚危险犯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三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规定已初见端倪，将危险犯引入环境刑法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如《刑法》第339条第1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③其四，确立环境犯罪之危险犯是环境立法的价值取向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转变的必然要求。由此体现在现代环境刑事立法中，一方面对严重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环境犯罪行为仍应运用刑事手段予以有效规制；另一方面更应承认环境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将那些对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虽尚未出现明显危害后果但可能出现严重污染、破坏环境后果的行为也纳入环境刑法调整的范围。那么，环境犯罪的犯罪形态，不仅包括实害犯和行为犯，而且包括危险犯，这样，这样既适应了环境立法的价值取向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转变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同时，又有利于环境刑事立法中"预防为主原则的贯彻、"保护环境"目的的实现，可谓一举多得。其五，规定环境犯罪危险犯是立法逻辑的要求。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规定了行为犯。对于环境犯罪行为犯而言，只要实施危害环境犯罪的行为，无需其他任何结果即构成犯罪，而危险犯则不仅要求实施危害环境犯罪的行为，而且要求这种危害行为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才构成犯罪既遂。应该说环境犯罪危险犯要求的危险性程度要比行为犯高。既然作为危险程度低的行为犯在立法中有所体现，那么危险性程度更高的危险犯更应规定。④其六，危险犯的规定，既可修正行为犯的不足，有可防止结果犯的滞后，是积极，合理有效和有效的措施。如果规定行为犯过多，则失之过宽。而只处罚结果犯则失之过窄。立法规定危险犯就可弥补二者的不足，有效地防止环境犯罪的发生。⑤

（3）一般而言，无罪过即无犯罪及刑事责任，犯罪的成立需要罪过。但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特殊性，为弥补对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损害，惩罚此类犯罪海洋环境污染罪的成立仅仅以过错责任为依据已不足严格控制由于现代化生产建设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空前加剧的严重危害有必要采取无过错责任，即有权利用环境的法人和行为人，有义务保证该行为不危害环境，一旦发生危害就应当承担其相应的责任，直至刑事责任。在以后的刑事立法当中可以参考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例将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立法当中。

注释：

①参见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赵秉志执行主编：《刑法学》，649-65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②参见陈靖：《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思考》，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③参见王玉洁：《犯罪构成的重塑--污染环境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5）.

④参见蒋香兰：《环境犯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279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篇9

海上突发的石油污染事故［1］，尤其是近岸海域的突发性石油污染事故一直是国际法关注的焦点之一。2010年英国bp公司在墨西哥湾开采石油的平台发生大规模石油泄露之后,更是将此问题重新带入国际法的关注视野。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公布的信息,大型海上石油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溢油,“仅”占每年入海石油量的10%～15%。［2］ 然而此类事故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却不宜简单地以数字本身大小予以判断。溢油事故，尤其是溢油量逾万吨的重大污染事故,由于其一次性溢油量过大,比陆源油污更容易对海洋环境造成大规模污染,其后果也更为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大规模事故很容易发生在闭海和半闭海海域,加之此类海域内海水交换速度远远低于开阔公海上的海水交换和更新速度,它们将导致最为严重的后果。① ［3］海上突发溢油事故的罪魁祸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最为明显和直接的联系。［4］1 一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频繁发生海上溢油事故。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此类事故为国际社会带来了不同的问题;为解决溢油所引发的系列问题,国际社会经过长久而艰苦的努力之后,最终缔结并逐步丰富了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

一、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鸟瞰

（一）海上石油污染的溯源

溯源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因为,“无论一个人从过去的什么地方起步,都会有更早的开端”［5］。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洋油污如同维纳斯一般,“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早期的浪潮中,突然间获得了生命”［6］。溢油的历史渊源可以回溯到纽约捕鲸船及其易燃鲸油货物所遭遇的事故［7-8］，甚至更早的基督教时代［9-10］;而更为真实直接的联系,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根据普理查德（s.z.pritchard）的研究,“一战发生后,来自船舶的石油广泛污染——大多是由于排放出的高度易燃的石油——造成了港口内的火灾、损害以及沿海地区的健康危机。”［4］1

（二）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的回顾

关于油污的投诉在一战之前时有发生,但“战争（一战）期间,装运石油的船舶数目急剧增长,加剧了港口内水质条件的恶化”［11］229;一战之后,这些问题更加严重并进而引发了港口火灾以及海洋生物死亡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英美等国家的注意②［6］ ，随后在纽约港、南非港、百慕大港和南澳大利亚港等诸多港口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为此,相关各国颁行了禁止在港口内排放油类水的规定。［4］207但这一时期的相关措施仅停留在国家层面上,并未能解决油污所带来的污染。随着二战的爆发,石油污染事故愈发严重。但由于二战后国际社会的重点已转移至发展国际经济上,对控制海洋油污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直至1967年托雷·坎永号［12］溢油事故发生,国际社会才开始警醒。令人无奈的是海洋环境保护意识觉醒之后,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也开始进入频发阶段。1970—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700吨以上的船舶溢油事故达458起。［13］近40年来,国际上发生的典型溢油事故［14-15］给国际海洋环境带来了巨大损害,见表1。

表1 国际典型溢油污染事故万吨

（三）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引发的法律问题在不同阶段呈现了不同状态。一战后,英美等国港口海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船舶排污造成的石油污染［11］230;［4］2;因此,如何排放油类废弃物、在何区域可以排放油类废弃物等问题,亟待法律上的规制。由于港口都处于各国领域之内,因此，此类问题此时更多地是被视作各国的国内问题［4］62-63，国际上的努力仅仅取得了纸面上的成果。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一战和二战期间。

二战之后,西欧各国国内经济开始迅速恢复。基于发展国内经济的背景,各方对石油的需求急剧增长。③［16］ 20世纪50年代之后,“从海上运送石油到大英帝国、斯堪的纳维亚、西德、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重要性”增长了300%。相应地,“这些国家近岸水域石油污染事故迅速增长,也引致召开了第二次（合作解决油污问题的）国际会议”［11］252。换言之,由于海洋上油轮线路日渐密集,如何通过国际合作“防止海水被船舶排出的油类所污染”成为此时期国际法律要解决的焦点问题。

近代第一例撼动国际海事法律制度的海上溢油事故——托雷·坎永号事故发生之后,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大型的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发生,更多地造成了区域层次上的国际问题而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由此如何通过区域合作解决此问题也就成为了法律规范关注的重点。

二、国际防范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的法律制度演进

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在不同阶段引发的不同问题,决定了国际法律制度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

（一）1926年公约草案的有益尝试

为解决一战后石油排放所造成的港口内污染问题,英国和美国都颁行了相关法律。［4］1-7;［11］230 英美两国的立法,仅仅解决了各自领海内的石油污染问题,对来自公海的石油污染威胁则无能为力。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向国际社会呼吁,希望就公海石油污染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4］6;［11］230-2311926年6月8—16日,航行水域石油污染会议（conference on oil pollution of navigable waters）在华盛顿特区召开。［18］除来自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美国的代表外,还有来自9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1］231如会前所期待的,此次会议产生了一项公约草案。

此项草案是针对油污问题所达成的,其主要内容在于促成国际社会在如下几方面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其一,在某些水域内,国际行动才是解决石油污染的适当途径。

其二,海上的石油污染源主要是油轮,包括运载原油、燃油、柴油的远洋散装货轮。

其三,混合油类含有上述油类一半以上量的,则视为有害。

其四,提议设立海岸带,即在邻近沿海国的一定宽度的海域内,禁止排放此类有害油类。海岸带的宽度可由各国自行确定,必要情形下则应就该海域宽度和邻国协商一致。邻接公海时,此海域宽度不得超过50海里;惟50海里不足以防范海岸遭遇油类污染时,则可拓宽至不超过150海里。

其五,各类船舶应依据船旗国之要求遵守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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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鼓励船舶配备分离装置,以分离石油以及含油混合物。

在与会的大多数国家的观念中,此时的海上石油污染问题并不严重，而且各方也难以认同海洋环境利益应优先于各国经济发展利益的观点，因此,各方就草案的通过并未能达致合意。⑤［4］15-19;［11］231随着二战爆发,此项草案被迫搁浅。但是这之后美国通过单边立法规范油污排放的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⑥,国际社会终于意识到,对海洋环境的保护还是必须通过合作的途径才能保障各方的利益平衡,［4］62-63以避免承载国际社会广泛利益的海洋成为某个特定国家的管辖区域。

由于1926年公约草案未能获得通过,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诉求在此落空。但是,1926年公约草案的提出,证明了国际社会合作抗击海上溢油事故的意愿。

（二）1954年《油污公约》奠定的国际合作基础

二战后,基于前述西欧各国为发展经济对石油的国际运输需求飙升以及因此带来的油污事故频发,沿海国家、相关国际组织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都意识到出台关于海上油污问题的国际公约的必要性。基于此背景,1954年《油污公约》应运而生。1954年《油污公约》在前言中提出了缔结公约的目的:采取措施以防止海水被船舶排出的油类所污染。由此,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关于控制船舶排放油和油污水入海的国际规则被确立。

与1926年遭遇夭折命运的公约草案相比,1954年《油污公约》的达成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承认了海洋所面临的石油污染问题,并就在海洋环境保护上所负有的国际义务达成了一致认识。［11］2311954年《油污公约》的达成,避免了某些国家因单方面规范石油污染而对其他国家的航运利益形成不合理的限制［4］27-44，国际合作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三）1969年《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的防范突发性溢油事故实践

托雷·坎永号事故是近代第一例撼动国际海事法律制度的油轮泄漏事故,它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关键和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合作抗御突发性大型海上溢油事故。在此背景下,第一项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区域公约——《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达成并生效。

《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指出，北海区域已受到严重的石油污染。⑦这说明协议缔结的直接诱因是托雷·坎永号事故所造成的重大海洋环境损害，其根本原因则是海洋环境利益的凸显,以及由此导致的海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议全文不过10条,其中有7条直接体现了对海洋环境利益的重视。尤其是第1条（有关缔约国海岸或相关利益受到石油污染威胁）和第5条（有关缔约国海岸或相关利益受到石油污染威胁时各方的义务）,更是彰显了海洋环境利益的重要性。

协议的直接诱因是托雷·坎永号事故,自然也吸取了此次事故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应急合作的重要性。协议条文在承认海洋环境利益的同时,也刻意强调了保护此利益的方式,那就是合作。无论从协议的标题、前言还是正文内容来看,协议处处强调“合作”。

《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的缔结,仅是北海周边各国间为共同保护海洋环境而为,但是该公约的缔结,却能够给全世界的海洋环境保护带来有益的启示。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海洋环境问题的性质决定了解决方法的选择。在临近各国的近海海域内,航线密集、进出港口船只数量多,海域内海水的自净能力大大低于公海。前二者导致近海海域内事故发生的频率远远高于公海之上,后者则导致一旦发生溢油事故,环境影响会尤为突出。加之近岸海域通常有几个沿海国家,海域内的环境问题通常会超出一国的政治边界,或者可以说通常此类问题会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问题决定了方法的选择: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解决,注定只能选择区域合作的方法。

《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确定下来的区域合作方法,使得世界其他国家看到了可资借鉴之处。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推动下,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法律制度,及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法律制度迅速成熟完善,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施行。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一）中国近岸海域环境概略

中国近岸海域由北至南分别包括: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海。邻接近岸海域的各个城市,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先发展的区域。自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着中国40%的人口、50%的大中城市,并创造出了全国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19］在经济发展表象的背后,不容忽视的是环境问题也随之伴生。东南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引进外资和发展国际贸易的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手段仍然是以海运为主;加之中国在发展中需要大量进口能源尤其是石油,其进口也多是以海运为主，这就使得中国对海洋运输高度依赖。频繁的海上运输使得中国沿海港口的航线尤为密集,油轮进出频繁,海洋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岸水域海水质量持续下降,溢油事故时有发生,石油污染以及其他油类污染成为了中国近海海域最主要的污染源。［20］

石油污染成为中国近海海域最主要的污染源并不奇怪。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和西欧等国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发展颇有类似,尤为突出的表现是在对石油的大量需求上。相应地,溢油事故在中国所引发的问题和世界其他地方并无不同,均包括水质恶化、海洋生物死亡、港口火灾、渔业旅游业受损等。为解决此问题,其他国家经多年探索并在遭遇重大事故之后选择了一条适宜的道路。为明确这条道路对中国的借鉴价值,则应该先对中国现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及其应对突发性溢油的部分予以检视,而后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二）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中国在国内法律制度的构建上，对海洋环境的关注始于“六五”（1981—1985年）期间。在此期间,中国于198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在此法颁布之后,又就船舶污染、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倾废、陆源污染、海岸工程建设、拆船等事项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在宪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上述法律组成了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从上述条例列举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国内法上并没有专门防范突发性溢油事故的法律,唯一可查的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第18条的规定。当然,根据此条的规定,目前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制定了应对突发污染事故的应急措施,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国际法层次上,中国已经加入了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co-operation, 1990,简称1990oprc公约）,并根据公约积极开展了国内的应急能力建设。为了履行1990oprc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中国于1999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了重新修订。修订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增设了防范突发溢油污染的规定。依据1990oprc公约以及1999年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00年3月,中国海事局制定了《中国海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并经交通部和环境保护总局批准联合。

从该法律体系中可以看出,在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方面,中国的法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都有所欠缺。根据国际上防范突发性溢油的法律制度经验,目前中国应该在国内法上弥补国内法的立法空白,以解决发生于本国领海之内的突发性溢油事故;同时在国际法上,在区域层次上就突发性溢油事故缔结条约,以区域合作的途径解决区域内的海洋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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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防范海上突发性石油污染法律制度的构建

对中国而言,国内法的进一步完善相对而言不会遭遇过多的障碍，关键在于区域层次上的合作以及区域法律规范的构建。在区域层次上,中国的周边海域分别归属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下的西北太平洋区域和东亚海区域,两个区域在合作防范溢油污染上的具体路径基于其现状不同可选择不同的路径。西北太平洋区域具有如下特点:人口众多、政治利益对立、经济利益开始融合、内部主导力量缺乏而外部推动力量存在等;东亚海区域则具有与之不同的特点:人口众多、政治利益存在差异但对立在弱化、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但经济利益融合度越来越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者要实现区域合作必须强调海洋环境的整体利益,同时确认整体利益下的具体体现,譬如合作对抗溢油事故。具体而言,该区域内的合作防范溢油事故的路径以强调区域综合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为宜,以此冲破政治利益对立带来的合作障碍;同时在这种综合背景下,探讨具体领域内的实践,诸如应急合作、防范陆源污染合作、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基于其他区域的经验,西北太平洋区域或许可以从波罗的海区域的经验中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至于后者,区域内的合作应该既强调海洋环境保护的整体重要性,又应该就具体的领域（譬如油污）规定具体而切实的合作义务，即在达成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公约之后,就各方应具体合作的领域制定具体的议定书，并要求各方在签订公约的同时至少签订某几项议定书,并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履约能力的建设实情不断推进对其他议定书的签订,以此适应区域内各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所带来的履约能力的差异。在此方面,被奉为区域合作工作样本的地中海区域的合作经验更具参考价值。

篇10

关键词：浮式网架结构 ABAQUS 正放四角锥

中图分类号：P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3（b）-0066-02

近年来，随着各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从近海走向深海，大型浮式结构为满足强度要求和安全性而不断增加设计、制造、施工难度和成本，已经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由于海洋工程中传统的实体式结构投资大、施工周期长、受自然条件限制且维修较难，相比之下，网架结构具有重量轻、工业化程度高、整体强度刚度大、制造施工方面等特点，随着海洋技术的发展，将其引入到海洋工程中 ，一般可用作人工岛屿上用于物资存储的大型仓库等建筑物[1]、海洋石油半潜式平台、Spar和张力腿平台、浮动机场、跨海浮桥、浮动码头、水上工厂仓储、水上游乐场、浮式人工岛、海上城市等海洋超大型浮式结构物（VLFS）的浮体结构[2]。

海洋环境中，波浪是结构设计的主要控制荷载，为有效利用海上空间、开发海洋资源，将网架结构引入到海洋环境中，针对实际参考的海洋水文条件施加海工模块AQUA动力荷载，计算结构的应力，分析结构的受力特性。

1 数值模拟分析

1.1 模型尺寸及参数

正放四角锥三层网架结构高度为2H=30m，平面尺寸为200m×200m，由水平杆、斜杆及球节点构成。水平杆长14.3m，外径为2m，壁厚0.02m；斜杆杆长23.1m，外径2m，壁厚为0.02m，斜杆与水平面夹角为50°球节点外径为6m，壁厚为0.025m。浮式网架结构构件均为钢杆，选取Q235钢，钢材密度为7 850kg/m3，弹性模量为210GPa，泊松比0.3，许用应力为235MPa。选定的分析对象为浮式网架结构中心处的一榀网架如图一所示，结构透视图如图二所示，自由水面位于结构高度一半处。

1.2 海洋水文条件

根据南海某工程实例，波高Hs=6.5m，波浪周期Ts=8s，海面流速v0=1.1m/s，水深d=1 000m，设计风速v=40m/s[3]，假定流速随水深成线性递减趋势。在海工模块AQUA中，波浪数据可通过读取用户自定义的UWAVE子程序获得，该文采取线性Airy波理论[4]，通过编辑inp文件施加波浪力[5]及各种海洋环境荷载。

2 结果分析

考虑到波浪力、海流力作用方向为Y方向，对结构在自重力、浮力、上部承载、海流力、拖曳力、惯性力和波浪力共同作用下Y方向的应力进行计算分析，计算结果如图三所示。结果显示在Y方向结构应力最大值约为0.58MPa，所有应力均小于钢材的需用应力，最大值出现在结构顶层斜杆与边缘球节点连接处附近。顶层角点附件杆件应力值与其它部位相比较大，这是由于边界条件对该区域构件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同时给结构露出水面部分施加AQUA动力荷载时考虑了伴生力的作用，故该区域结构应力值较大。

3 结语

通过对浮式网架结构模型的有限元分析和计算，可看出在海洋环境荷载作用下，结构整体的应力分布较均匀，应力较大区域主要集中在顶层斜杆与球节点连接处附近，为使结构整体受力合理，为实际的工程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在实际结构设计时，应结合具体的工程要求，保证结构强并处理好应力值与许用应力的关系，可采取改变局部构件的尺寸参数等措施来提高结构的有效承载力。

参考文献

[1] 翟钢军，刘建明.平板网架结构模糊优化设计在海洋工程中的应用[J].中国海洋平台，2005，20（5）：21-25，50.

[2] 严建军.海洋工程的新型浮式结构―浮式网格结构[J].中国海洋平台，2008，23（4）：38-40.

[3] 李中，杨进，曹式敬，等.深海水域钻井隔水管力学特性分析[J].石油钻采工艺，2007，29（1）：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