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与精神病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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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早期干预;神经行为

中图分类号： R722．1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8-2409(2007)06-1258-02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是围生期窒息缺氧引起脑缺氧性损伤，是造成新生儿死亡和伤残的重要原因。随着围产医学和新生儿急救技术的发展，围产儿脑损伤死亡率有了明显下降，要努力达到“无后遗症生存”，最大限度挖掘大脑潜能，开发智力，促进代偿性康复，减少伤残和智力低下成为儿科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探讨早期干预对HIE患儿智能发育的影响，改善其预后，现将HIE患儿进行早期、综合干预的临床疗效进行对比，总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我院辖区2001～2003年出生后48h住院的HIE患儿48例，所有病例均符合1996年杭州会议修订的HIE的诊断及临床、CT分度标准[1]为中重度的足月适龄儿，其中男30例,女18例，随机分成干预组26例，对照组22例(常规治疗组)；两组在生活环境、家庭经济、文化背景方面相当。

1.2 方法

1.2．1 加强围产医疗 全部病例患儿入院后均给予系统规范地“3项支持治疗和3项对症处理”，恢复期使用脑代谢激活剂(脑活素)治疗2～3个疗程。

1.2．2 干预治疗 干预组对进入恢复期患儿即开始干预，尽早母婴同室，坚持行新生儿抚触，根据小儿运动、语言、认知和社会行为能力发育等方面制定早期干预计划和内容；参照《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2]“新生儿期后的干预――教学训练”制定干预措施，给每个家长印发新生儿期后的教学训练资料，指导家长对患儿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根据每个月龄发育标准教会家长如何进行婴儿运动、语言、认知和个人社会能力的训练，按计划、有针对性的进行视觉、听觉、触觉和前庭运动的剌激训练；在新生儿期主要是对感觉的剌激、环境变更的剌激，在婴幼儿期为育儿剌激和玩耍综合干预治疗，以家庭训练为主，对有运动发育落后、肌张力和反射异常、出现异常运动患儿则进行物理康复治疗。由康复师采用以Bobath法为主的功能训练，并将方法交给家长，以便家中康复训练。对照组给予一般的指导。

1.2.3 定期随访 由专人负责，随访月龄干预组为3月、6月、12月、18月，对照组为6月、12月。发现异常者，每1个月随访1次。

1.3 评价方法

①新生儿期采用新生儿20项行为神经测定法测查，以便早期发现行为神经异常儿，评分＞35分为正常,＜35分为异常。②婴幼儿期采用Gesell发育量表测查精神运动发育商（DQ）（中国标准化）测试法分别对3岁以内小儿运动、应物、言语、应人四个能区进行评价（其中DQ>80为正常，70～79为可疑、

1.4 统计学方法

选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处理，分别采用χ2检验和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比较

两组患儿在环境因素(性别、父母文化背景、家庭居住条件、经济状况)和生物学评价(临床分度、CT分度及14d NBNA评分)方面无显著差异(P均>0.05)；6和12个月时体重、身高、头围无显著差异(P均>0.05)。

2.2 发育商评估

干预组各月龄DQ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2.3 预后比较

干预组后遗症发生率为7.7%,脑瘫1例,精神发育迟滞1例,康复率为92.3%；对照组后遗症发生率为27.2%,脑瘫2例,精神发育迟滞2例,癫痫1例,康复率为72.7%，干预组神经系统后遗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见表2)。

3 讨论

HIE是新生儿窒息后的严重并发症,可产生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障碍,对患儿最大危害是智残、脑瘫等神经系统后遗症，严重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因此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显得十分重要。

大量研究证实了0～2岁是大脑发育最迅速和代偿能力最强的时期，早期开始感知剌激和动作训练可促进脑结构和功能的代偿，富有剌激的环境对脑有积极而有利的影响，因为未成熟脑可塑能力最强，虽然由于有害因素的影响,神经细胞生理学死亡增多,但脑的某些区域甚至在出生后还能再生新的神经细胞，在某些情况下,神经元的皮层结构受到了损害,但仍能在功能上形成通路,使其得到功能上的代偿 。如能从新生儿期开始对脑损伤儿早期行为评价和早期智能干预，以期能最大限度挖掘大脑潜能开发智力，促进代偿性康复，对预防心理社会因素和围产损伤所致的智力低下等伤残，均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6]。

本研究包括在新生儿期干预、对新生儿家长指导、出院后干预、定期随访、康复中心治疗等。早期干预特点是从新生儿期开始, 早期行为评价和早期智能干预，而且使用新生儿20项行为神经测定筛查法，能够早期发现轻微脑损伤，有利于早期干预。本研究结果显示,早期干预可明显改善HIE患儿智力发育水平,干预组6个月、1岁时的DQ比常规育儿组明显高,差异均有显著意义，从两组患儿预后来看,干预组康复率92．3%,而常规育儿组为72.7%，说明早期干预对促进HIE患儿智力发育，防治智力低下、脑瘫等后遗症有一定的疗效。

通过对HIE儿管理及干预治疗，提示：①对HIE儿实行新生儿期后的制度性的随访和管理, 使孩子异常症状在最早的时间内得到发现及控制，是减少脑损伤神经系统后遗症的关键。②强调家长参与配合的重要性：首先提高家长对孩子康复的信心，取得家长积极参与与配合，其次干预方案个体化，应给每个家长印发新生儿期后的教学训练资料，教育家长懂得正常儿童的发育顺序，把正确的干预方法认真教给家长，指导家长对患儿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共同促进患儿智力发育及运动发育，并取得较好的效果；③推广婴儿抚触、爬行训练是脑损伤康复的重要方法，通过抚触婴儿全身的皮肤，加上轻柔按摩及婴儿期的爬行训练可促进脑损伤康复；临床证实对不会爬的脑损伤患儿，进行模拟爬行的被动模式运动，可有效促进爬行动作出现，纠正错误运动姿势，调节肌张力，改善感知觉。④运动康复的时机应在轻微病变早期，有针对性地对这些患儿及时采用Bobath法等物理康复指导与训练, 这些康复方法能调整患儿肌张力，矫正异常运动模式，训练正常运动技能，并对孩子进行“评估-干预”的反复循环，调整干预方法，指导家长进行配合可达到完全康复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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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人为什么会得精神病?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宗教认为是神鬼附体，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包括医学研究的进展，终于得出精神病是脑部病变所致的结论。但人类各种复杂的精神活动难以用动物模型再现，使科学实验研究举步维艰。也正因如此，这一领域的科研进展显得异常珍贵。不久前，在泛亚太地区精神卫生学术会议上，孟凡强副教授就欧洲用流行病学方法研究精神病发病因素所做的报告，引起全体与会者极大关注。他也被视为这一领域科技信息的热心传播者和研究者。

会后，记者专程赴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就读者关心的问题访问了孟凡强。

精神刺激与精神疾病

“不如意事常伴人生，受了精神刺激会得精神病吗?”听了记者的提问，已有17年精神科临床经验的孟凡强微微一笑说：“确实常有人产生这样的疑虑，有必要作些解释，以避免不必要的思想负担。”于是，他介绍了如下知识。

各种精神异常、精神障碍都是精神病学研究的范畴。有些精神疾病的病因尚不完全清楚。目前已知的精神疾病病因有多种：由脑器质性病变引起的精神障碍，如颅内感染性疾患、脑外伤伴发精神障碍等；由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如肺性脑病、心源性脑病等；由中毒所致精神障碍，如药源性精神障碍、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等。明显由精神刺激引发的是反应性精神障碍。此外，神经症发病也与精神刺激、精神负荷有一定关系。

天灾人祸、家破人亡等强烈精神刺激，长期家庭不和等慢性精神刺激，或多种精神刺激因素在短期内集中出现，对大多数人都会引起不良应激反应，但不同人的反应强度与反应持续时间有明显差异，多数人靠机体的适应性与代偿能力逐步恢复健康，只有少数人才出现反应性精神障碍，发病常在受到创伤刺激后数周至6个月内。病症表现为联想松弛，喃喃自语，言语内容重复，有片断的妄想和幻觉，行为错乱，姿势怪异，病情与创伤事件有密切关系。患者脱离刺激源后，会自发缓解，多数不需长期药物治疗。

神经症是一种常见的轻型精神疾病，其发病与精神应激和性格缺陷有关。患者神智清楚，自知力完整，有社会适应力，经药物和心理综合治疗会逐步康复。目前，有些不科学的广告宣传说神经症不及时治疗会发展为精神病，变成疯子、傻子，完全是耸人听闻，毫无科学根据!

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精神病，大多数是指那种言行荒诞、幻觉妄想离奇、情感变化无法理解的精神病态。具有这类表现的首先是精神分裂症，其次是情感性精神障碍。这两类病的病因尚不完全清楚，但精神刺激最多仅是个诱因，很多精神病的发病并无明显精神刺激因素。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反应性精神病的发生在战争、自然灾害与社会动荡期间显著增加。而精神分裂症发病率在世界各国，在平时与世界大战期间，并无明显变化。可见后者的发生与精神刺激无内在联系。

人的精神活动是由大脑成千上万个神经细胞完成的。近几十年来，神经生理、神经生化、神经免疫、神经内分泌、精神药理学发展迅速，科学家已深入到神经细胞膜、氨基酸、酶、受体等分子结构研究脑功能和精神现象，揭示出脑内神经元是以特殊化学物质，即神经介质为媒介传导兴奋或抑制反应的。以上所说两类精神疾病都有神经介质的代谢异常，而抗精神病药物正是通过拮抗阻滞这些介质发挥药效。另外，这两类精神疾病发病与遗传有关。目前，分子遗传学家正在患者聚集的家系中捕捉致病的相关基因。

由此可见，精神病的发生大都具有明显的生物学原因，绝非是遇到精神刺激，“小心眼儿”想不开造成的。精神病的防治也绝非仅避免精神刺激就能奏效的。

精神刺激与精神卫生

“精神刺激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精神病，但不良刺激引起的过度应激反应影响身心健康。”阐述这个观点，孟凡强驾轻就熟。他曾在著名精神卫生专家沈渔教授指导下进行过多年专题研究，宣讲起来更是乐此不疲。

他说，“精神刺激”在现代医学中有个专门称谓：“应激源”。机体对它的反应称为“应激”。应激反应并不都是有害的。人面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应激源，不断进行分析综合，认知评估，出现正常的喜怒哀乐和忙碌的适应行为。这种适度的应激有利于提高效率，也有益于健康。但是过度应激或持续应激状态，对身心健康不利。

这类过度应激有如下表现：意识过于敏感，外界突如其来的一般声响就能引起惊恐；注意力不集中，失误较多，易发生工伤与交通事故；思维杂乱，茫无头绪；易激惹争吵，易哭泣，焦虑，神色慌张，坐立不安，小动作多，手抖口吃，不愿与人接触；口渴，尿频，食欲减退，睡眠障碍，头昏无力，浑身慢性疼痛；减退，月经不调，产妇停止泌乳；对烟酒或镇静剂用量增加。

为了减轻应激反应，使人们在快节奏、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健康地生活、工作，就必须重视精神卫生。“精神卫生”包括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内容。前者是指整个人群的心理健康；后者是积极防治精神疾病。有趣的是，全球的精神卫生运动是由美国一位反应性精神障碍患者彼尔斯康复后根据自己和家人患精神疾病的感受所写的《失而复得的心》唤起的。如今，精神卫生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

精神卫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团结、友爱、互助的生活环境对减少应激的致病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来自家庭、朋友、社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是鼓舞人的重要精神力量。研究显示，获得精神支持的人群精神障碍的发生率较没有精神支持的人群低。国内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精神分裂症的预后和家庭支持与否呈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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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分，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 重性精神病；社区随访干预；社会功能

DOI：10.14163/ki.11-5547/r.2017.15.108

Method and significance by community follow-up intervention for holergasia CHENG Yan-li， KONG Fan-cun. Zaozhuang City Mental Health Center， Zaozhuang 277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influence by community follow-up intervention on rehabilitation effect for holergasia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20 community holergasia patients all received 1-year follow-up intervention，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support， medication guidance， health edu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guidance. Morningside rehabilitation status scale （MRSS）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bref （WHOQOL-BREF） were applied to evaluated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before and in 1 year after follow-up intervention. MRSS and WHOQOL-BREF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1 year of intervention， the patients had factor scores of dependence degree， social competence， action capacity， current symptoms and abnormal behavior in MRSS respectively as （16.28±9.76）， （23.95±10.73）， （21.36±6.82） and （12.07±8.46） points， which were all lower than （19.53±11.04）， （26.89±11.83）， （25.34±7.63） and （14.67±9.65） points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their difference all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Key words】 Holergasia； Community follow-up intervention； Social function

重性精神病是指临床表现有幻觉、妄想、严重思维障碍、行为紊乱等精神病性症状， 且患者社会生活能力严重受损的一组精神疾病。主要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偏执性精神病、双相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1]。重性精神病患者， 病情稳定后， 需长期在家庭和社会中进行生活功能康复训练。因此， 社区的随访干预可巩固治疗效果， 防止病情复发。尤其是社会功能康复指导， 提高了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及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于2014年1月～2015年1月在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有固定居所， 并且连续居住半年以上， 并在精神卫生医疗专科机构明确诊断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中筛选出120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全部符合CCMD-3诊断标准[2]。②病情稳定或基本稳定。③签署知情同意书， 同意纳入社区管理。男68例， 女52例， 年龄18～67岁， 平均年龄（40.9±19.7）岁。其中， 精神分裂症62例， 分裂情感13例， 偏执性精神病10例， 双相障碍25例， 癫痫所致精神障碍6例， 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4例。

1. 2 方法 120例社^重性精神病患者， 均进行1年的随访干预。具体内容如下。

1. 2. 1 基本内容：①签署知情同意书：签定网络知情同意书， 同意加入社区服务管理， 接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随访和康复指导。②建立居民个人健康档案、个人信息表及个人信息补充表、随访记录表。③随访形式：电话随访、门诊预约随访、入户随访， 以入户随访为主。④随访频率：每2周电话随访一次， 病情稳定者3个月入户随访1次， 病情基本稳定者1个月入户随访1次。

1. 2. 2 随访内容：①心理支持：每次随访与患者和家属进行积极沟通， 了解患者和家属的心理动态。让患者说出自己的内心体验， 帮助患者分析有关发病因素， 指导其对疾病正确的认识能力。消除患者和家属自卑、悲观的思想， 增强自信心和乐观情绪。指导患者正确对待生活、家庭、工作各方面的困难， 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长期支持性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有重要协同作用。②健康宣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各种形式向患者及家属开展精神疾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宣传工作。定期举办重性精神病讲座与咨询， 发放自主编制的防治手册。每次随访， 根据患者病情， 有针对性健康教育。③用药指导：掌握精神药物治疗的原则， 提高患者和家属对服药必要性的认识， 是解决依从性差的有效手段[3]。社区医生向患者及家属做好说服解释工作。遵医嘱按时按量用药；不要随意增减药量、间断用药、频繁换药等。注意用药期间有无不良反应。④康复指导：包括日常生活劳动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学习能力、工作能力等。社区医生与患者和家属共同协商制定日常生活训练计划， 指导患者自我照顾。克服生活上的懒散， 养成良好规律的生活习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 鼓励其参加适当社会活动， 如参观展览、和家人一起去公园等。增进社交技能， 改善人际关系。共同商讨适合患者的学习方式， 如读书、看报、音乐、绘画、外出购物、不同场合社交礼仪等， 文化知识教育和一般技能指导。对恢复期患者， 尽早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中， 避免过闲。根据患者受教育程度、爱好、特长等针对性进行有效指导；培养患者善于处理和应付各种实际问题能力。

1. 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采用MRSS量表[4]和WHOQOL-BREF量表对患者干预前后的状态进行评分[5]。MRSS共有4个分量表， 包括28个项目， 各项0～7分， 0分为正常， 评分越高， 表示依赖程度越高， 社交能力不足， 活动能力缺乏及精神症状明显。WHOQOL-BREF共26项， 包括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环境领域4个因子。每个项目评分标准采用5级（1～5级）， 评分越高， 生活质量越好。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4.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干预前后MRSS评分比较 干预后1年， 患者MRSS量表依赖程度、社交能力、活动能力、目前症状和异常行为各因子评分分别为（16.28±9.76）、（23.95±10.73）、（21.36±6.82）、（12.07±8.46）分， 均低于干预前的（19.53±11.04）、（26.89±

11.83）、（25.34±7.63）、（14.67±9.65）分，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2. 2 干预前后WHOQOL-BREF评分比较 干预1年后， 患者WHOQOL-BREF各因子评分均高于干预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精神卫生问题已成为当今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受到关注和重视， 我国也将重性精神病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而社区是精神病患者康复、回归社会的重要途径。

重性精神病患者普遍存在服药依从性差， 自知力缺乏和复发率高等问题[6]。社区医务人员， 通过健康宣教， 用药指导， 心理支持等讲解精神病防治知识， 提高患者和家属对疾病的知晓率， 消除自卑、悲观、恐惧心理， 使患者正确认识自己的疾病， 主动自觉服药， 巩固药物疗效， 改善精神症状， 减少病情复发。研究结果显示， 干预1年后， 患者的精神症状较干预前明显改善（P

康复训练有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 早日回归社会。出院后， 只给予单纯药物维持治疗， 对患者的全面康复是有限的， 院方应兼顾患者社会功能的康复[7]。通过1年随访干预后， MRSS的依赖程度、社交能力、活动能力等分值逐步下降。WHOQOL-BREF的社交能力、环境适应能力等分值逐步提高。说明患者社会功能明显改善， 生活质量提高明显。

综上所述， 社区通过定期随访干预， 充分发挥社区的优势， 运用综合护理， 给予患者用药指导、健康宣教、心理支持、日常生活、社交、学习、工作等康复指导。巩固药物疗效， 改善了患者精神症状， 稳定了病情。增强了患者的自信心和乐观情绪。患者养成良好规律的生活习惯， 做力所能及的劳动和工作， 生活能够自理、独立， 学习工作能力得到提升， 人际关系得到改善， 社会功能得以恢复和重建， 达到真正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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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雪静， 李伟丽， 刘惠卿， 等. 访问护理对社区精神分裂症病人康复的作用. 现代临床护理， 2009， 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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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奥氮平；精神分裂症；体质量；血脂；血糖

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其优于第一代抗精神病药药物的地方在于其可降低发生锥体外系症状的风险，并有可能减少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优点被临床工作者所接受，但其导致的血脂血糖异常越来越被人们关注。体质量增加是奥氮平治疗中的常见不良反应，约40%患者体重增加7%以上，约7%因体重增加而停药[1]。同时也增加了罹患高血压、糖尿病及代谢综合症的危险。因此，本研究观察了奥氮平对体质量、血糖及脂代谢的早期影响，并希望寻找到能够早期预测体质量增加等不良反应的因素。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6月～2013年6月在我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50例，近3月内未使用任何抗精神病药物，无心、肝、肾、内分泌等严重躯体疾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ANSS） 总分≥60 分，患者禁食12 h于次日清晨空腹抽取肘静脉血，测定空腹血糖（FPG）、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入院当日测量体重、身高，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评定精神症状。患者入组后，采用奥氮平单一药物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如果出现锥体外系副反应，可加用苯海索），奥氮平起始剂量为5mg/d，2w内加至治疗量5～20mg/d，经过8w的治疗后，再次进行各指标的测定。

1.3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奥氮平治疗前后体质量、血糖、血脂水平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体质量与代谢指标间的关系。

2结果

奥氮平治疗8w后，观察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各指标标的变化，发现体质量、体质量指数、空腹血糖、胆固醇、甘油三酯在治疗前后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群中，代谢综合症的发生率比普通人群高，抗精神病药与代谢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推测原因：①精神分裂症本身可能与体质量增加和代谢障碍有关[2]，②抗精神病药通过拮抗5-HT2c从而增加食欲，同时通过抗组胺的作用从而减少活动，增加镇静效果，导致体重增加，③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对下丘脑食欲调节中枢的作用，引起食欲增加，同时因药物的镇静作用使患者活动量减少，机体能量过剩，导致脂肪储存增加，引起肥胖。④已有报告显示：体重增加可能是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所致脂类改变的主要原因。⑤奥氮平有较强的拮抗胰腺细胞5-HT1A受体的作用，从而降低的胰腺细胞，导致胰岛素水平下降及高血糖。高血糖又通过反馈作用促进胰岛素分泌而产生高胰岛素血症致TG升高[3]。⑥抗精神病药直接影响葡萄糖的动态平衡，如葡萄糖和5-HT受体拮抗作用之间的相互作用，胰岛细胞的损伤后交感神经系统的紊乱。⑦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对糖脂代谢的影响也早有报道[4，5]。

本研究所选用的是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代表药奥氮平，我们发现经过2月的治疗，患者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均得到明显改善。但是改善精神病性症状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患者体重和血糖、血脂均较前明显增加。关于精神药物如何引起上述变化，有学者认为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高脂血症是体重增加、胰岛素抵抗、食欲增加和相关神经内分泌异常等多种因素改变的综合结果[6]。

目前认为可能导致体重增加最多的药物包括氯氮平和奥氮平，本研究结果证实体质量增加和糖脂代谢异常是奥氮平治疗早期的变化之一，与以往大多报告一致[7]。本研究发现经2个月治疗后65.40%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体质量增加大于7% ，74.23%患者出现甘油三酯的升高，55.80%的患者出现胆固醇升高。并非所有体质量增加的患者均出现脂质代谢紊乱[8]，提示机体存在保护机制以使脂质代谢趋于正常。

美国精神病协会2004年提出：若患者在接受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导致体重较其基线体重增加≥5%，或体重指数值增加1kg/m2，则应考虑换用抗精神病药物[9]。因此，对于使用该药物的患者应注意定期监测其血糖、血脂、体重变化，以避免可能会发生与代谢相关的并发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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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抑郁病 心理护理

抑郁症是一种具有高患病率、高复发率、高疾病负性及高自杀率的精神疾患[1.2]；它是一种以负性情绪为住，伴有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少为主要特征的综合病症；它的发生与心理因素有明显的关系。因此在对抑郁症患者治疗中，我们采用了心理护理的方法，探讨对抑郁症状的改善作用，现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为本院2008年10月-2009年8月住院患者。入组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Ⅲ》抑郁病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项）总分≥17分；年龄18—60岁。排除标准：有严重躯体疾病及智能障碍者，共68例；随机分为心理护理组35例，常规组33例，心理护理组男16例，女19例，平均年龄（30.28±5.6）岁；平均病程（5.8±1.6）个月；治疗前HAMD总分（26.64±2.72）分。常规组男14例。女19 例；平均年龄（28.86±4.9）平均病程（5.6±2.8）个月；治疗前HAMD总分（27.14±2.81）分。两组以上各项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1.2方法 本研究为开放式对照设计，治疗六周。在药物治疗基础上，心理护理组主要包括改变认知，团体分享，个体运动指导，常规护理组执行一般护理模式。

采用HAMD作为评定指标，在治疗前和治疗1，2，4，6周各进行1次评定。HAMD评分＜8分为临床治愈，以HAMD总分成分率≥50％为显著进步，25％-49％为进步，≤25％为无效。

1.3统计全部资料采用spss10.0软件包进行x2检验和t检验。

2 结果

2.1两组疗效比较

心理护理组疗效显著好于常规护理组（P＜0.01）。见表1。

2.2两组HAMD评分比较 两组HAMD总分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1）；治疗2周起心理护理组HAMD总分显著低于常规组（P＜0.01）见表2。

3 讨论

抑郁症的发生与生物、心理及社会因素密切相关。抑郁症患者的认知特点是消极的信息、情感和记忆，当抑郁发作时，消极的想法和信念占主导地位，而此又被患者先前的负性经验所强化。在心理护理中，我们改善患者的认知就是让患者解决和更真实地评价目前正在患者的处境，改变曲解的认知，用新的比较现实的积极认知取代原先的不良认知，使患者症状得以改善。

团体分享主要是让抑郁症患者一起分享治疗经验，讨论对疾病的认知。抑郁症患者本身是孤独的，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最无用的人。而在团体分享过程中，曾经和自己有一样感受的人还有许多。而且大部分通过治疗是能够改善的。这样患者能够缓解自己的焦虑，减轻负性情绪带来的痛苦体验，并且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导求治疗。

个体运动指导是指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患者躯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运动强度达到心率120次-150次/分钟。研究表明，运动锻炼可使一些生物活性分子的浓度发生改变，如：促肾上腺皮质素、皮质醇、儿茶酚胺、阿片肽和细胞活素等。这些物质曾被报道对人的心境会有所影响或与情绪失调的病理与生理性改变有关[2]。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常规组的治疗过程中。针对性地采用心理护理方法。可使患者抑郁症状改善更快，疗效更好。

表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n(％)］

表2 两组治疗前后HAMD评分比较

参 考 文 献

篇6

【关键词】初中生 抑郁焦虑 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R749.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8-364-02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of rura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survey

He Xinchu He Xinyun Li Liwen Jiang Zhiyong Li HuizhiPengzhi EHexun

（Psychiatric Disease Hospital of Hunan Province, Hunan Anhua 413522）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econdary school population in rural mental health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nxiety symptoms, the incidence of disease-related factors. Methods to cross-sectional survey method, using the stream called the National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CES-D) and prepared by the Zung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the 2 secondary schools 1349 students in grades 1-3 cluster census. Results of survey 1349 people, 22.61% hav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11.42% have anxiety symptoms, 21.3% of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anxiety, its causes and family economic status, parental separation or death, the pressure ha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 Conclusion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a high incidence of secondary groups, prevalence 22.60%, of which 676 cases of male and female 673 cases, male to female ratio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udents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family hope aroused the concern of the whole society.

【Keywords】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depression and anxiet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可由各种原因引起，表现多样不一，轻者通过心理调节或减轻压力和改善环境可自行缓解，重者可发展为抑郁障碍或焦虑症。同时抑郁与焦虑常常共存。我院通过对2所农村初级中学1349名1―3年级的中学生进行了一次整群的抑郁症状与焦虑症状的流行情况横断面调查，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11年5月上旬，对我县2别所公办农村初级中学1-3年级的1349名在校学生作为本次整群调查对象，其中一年组级6个班256人，二年级8个班390人，三年级15个班703人，男性676人，女673人，男女之比1：1，平均年龄（14.5±1.5）岁。

1.2 调查方法与内容

1.2.1 调查工具，根据精神病学第4版及全国12个地区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程序与要求[1]，采用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中“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Siyodff编制于1977年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和由Zung于1971年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AS），二项问卷各有20项，每项有4种可供选择的答案，根据症状轻重,抑郁按0--3分、焦虑按1--4分分别记分[2]，同时还自行编制填表说明及调查指导语。然后根据抑郁、焦虑症状评定标准，抑郁自评分已达16-19分的定为可能有抑郁症状，≥20分以上的定为肯定有抑郁症状，焦虑自评粗分在40分以上或标准分在50分以上的定为有焦虑症状[3]

1.2.2 调查方法与步骤：以横断面整群调查方法，选择二所离医院距离基本相等，当地经济水平、居住条件、生活方式基本相同的农村初级中学，采取整群式和量表自评自填方法，进行横断面调查。首先组织医院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题培训，明确调查目的与要求，统一调查方法、步骤与标准，然后由受训人员下到学校各班组，将调查目的、意义、调查内容、填表方法、要求及注意事项按照统一制定的调查指导语逐一进行讲解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当即由学生根据自己的感受对照相应的标准在相应的栏内打“√”。15分钟后，分班级收集表格，回医院进行分类统计。

1.2.3 统计与方法：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处理，使用x2检验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P＜0.01为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2 结果

2.1 本次共调查二所初级中学，发放表格1398张，收回1349份，无效未收回的47张。调查率96.6%，符合调查要求。

2.2 别本次调查发现，有22.69%的初中生学生有抑郁症状，其中14.6%尤为明显，6.99%的初中学生有焦虑症状。男女之间、年级之间无显著意义。（见表1、表2）

表2 中学生1-3年级焦虑SAS自评结果

2.3 从上所述两表可以看出，初中学生随着就读年级的升高，其抑郁症状的发生率随之增高，初一为10.94%，初二14.87%，初三15.79%。而焦虑症状的发生率随之减少，初一为7.42%，初二4.87%，初三1.28%。 2.4 家庭、学校及社会环境因素是初中学生焦虑、抑郁的主要诱发因素，本次调查显示，在有焦虑抑郁的初中学生中，存在不良家庭原因的占28.87%，学校因素引起的占34.50%，环境因素诱发的占24.13%，其它因素占 12.64%，（具体见表3）。

表3 中、重度抑郁症状发生与社会及家庭因素的关系

3 讨论

3.1 据有关资料调查发现，中学生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42.3%，其中轻度为14.6%，中度为1.3%重度为12.4%，不同年龄存在差异[4]，抑郁与焦虑症状在中学生群体中的流行情况不可忽视，因中学生都处在生长、发育阶段、青春期，其生理、心理、躯体的变化均易受到社会、家庭、学校的影响，从而产生心理卫生问题[5]。又根据候振成等人在北京对1397名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测试显示，有24.98%的中学生存在轻度不良反应，有6.73%的中学生存在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6]。我县通过对 1349名中学生的调查显示，与上述结果基本相同。

3.2 据调查研究，很多抑郁症患者，常伴有焦虑、紧张等症状，患者常常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不断地走动等焦虑情绪，故焦虑与抑郁常是二病共存，如在WHO和美国的MchiganY文学曾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了两病的共病率达50%左右，临床上往往由于抑郁与焦虑症状的并存，有时难以区别[7]，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在患有中重度抑郁症状的学生中有21.32%（41.3%）的学生同时伴有焦虑症状。这与国外的发病率基本相近。

3.3 抑郁症状的发生与发病年龄有密切关系，据有关专家研究发现，青春期、更年期及老年期是三个相对集中的发病年龄阶段，从本次调查发现，在青春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读年龄的升高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如：一年级的学生发病率较低：10.94%；二年级为14.87 %；三年级为15.79%。居高的原因可能是三年级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加上学习任务的逐渐加重，升学压力的增加，而加重了中学生的心理负担。而初中学生随就读年级的升学高，焦虑症状渐减少，可能与他们知识面拓宽，社会交往增加等因素有关。

3.4 心理社会环境的影响与抑郁症状的发生有显著关系，根据本次调查，不利的社会环境对于抑郁症状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如与父母的离异、外去的留守儿童、学校及老师的频繁更换、师生关系不和、上网成瘾、家庭经济困难等因素显著有关（P＜0.01）。

3.5 防治措施

根据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2002-2010年）的规划要求，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力争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解决存在的公众对抑郁障碍的认识知晓率低、抑郁病人识别率、未治率和复发率高以及病人受歧视、回归社会困难等问题，提高精神疾病的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和病人的识别率、治疗率、降低复发率，促进病人回归社会”的防治目标。“广泛宣传，普级大众精神卫生知识，加强儿童、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完善精神卫生服务和保障措施，作好重点精神疾病的医疗和康复”[8]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同时在中学生期间，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请精神科医生定期开展心理卫生知识讲座，在升级升学期间，开设心理咨询热线电话，早期进行心理干预，是预防抑郁发作的重要一环，也是促进抑郁症患者心理康复的有效手段[8]，其次，通过定期检查，早期识别与发现抑郁，早期进行治疗，是提高治愈率、减少费用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张维熙 ，全国12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分析。中华神经科精神杂志，1986，19（1）；65~67.

[2]张明园，朱昌明，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8，2， 27~39.

[3]冯正直，张大均，中学生抑郁症状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中国行为学学科，2005，14（3）；7.

[4]张明园，朱昌明，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8（2）；133.

[5]沈渔，张明园，舒 良，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卫生部疾病控制司，2003，8（1）；.29.

[6] 候振成，贾海涛，郭汲源，1397名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现状调查。中国民康医学， 2006，17.

篇7

关键词 抑郁症 中西医结合治疗

我院自2004年7月成立心身疾病门诊以来，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本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治疗组40例，男14例，女26例，年龄最大的66岁，最小的18岁，病程最长的2年以上，最短的3个月。文化程度：大学2例，高中4例，初中9例，小学12例，文盲13例。对照组30例，男8例，女22例，年龄最大的63岁，最小的18岁，病程最长的2年，最短的3个月。文化程度、大学1例，高中3例，初中7例，小学9例，文盲10例。统计病例均为门诊患者，无明显器质性病变，能配合临床检查，精神检查合作，符合CCMD-3心境障碍抑郁发作诊断标准[1]，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L24版本〉＞20[2]。

治疗方法：治疗组采用中医辨证施治配合三环类抗抑郁药，盐酸多虑平，盐酸丙咪嗪治疗，每日57mg ,分3次口服，对照组单用抗抑郁药，每周复诊1次，4周1个疗程。

中医辩证施治：①肝郁气滞型14例：症见情绪抑郁，表情淡漠，沉默寡言，胸胁憋胀善太息，反应迟钝，心烦易怒，舌淡苔白，脉弦，治则；舒肝解郁，理气宽胸，方药：逍遥丸加味：柴胡9g，当归12g，白芍15g，香附12g，瓜蒌15g，炒白术12g，茯苓12g，炒薄荷6g，玉金12g，石菖蒲12g，甘草6g；失眠加生龙骨18g。生牡蛎18g，水煎服，每日1剂，分早晚各1次，每次200ml。② 心肝火旺型17例，症见心情抑郁，悲观厌世，烦躁易怒，坐卧不安，心悸失眠多梦，口苦头晕，溲赤，便秘，舌苔黄腻，脉弦数。治则：清热泻火，安神定志，方药：龙胆泻肝汤合朱砂安神丸加减：柴胡9g， 龙胆草12g， 黄连9g ，生地15g， 当归12g， 黄芩9g，栀 子9g， 玉金12g， 丹皮10g， 竹叶6g，生甘草6g；便秘加大黄12g；头晕加钩藤16g ，石决明15g。水煎服，每日1剂，分早晚各1次，每次200ml。③肝郁痰阻型5例：症见情绪抑郁，表情沮丧，胸闷，咽中如有物阻，吐之不出，咽之不下，纳差，大便不畅，舌苔白腻，脉弦滑，治则：舒肝解郁、化痰开结，方药：柴胡疏肝散合半夏厚朴汤，柴胡9g，炒枳壳12g， 苏梗12g，陈皮12g ，半夏12g，茯苓15g， 厚朴15g， 香附12g，旋复花10g， 薄荷6g，桔梗12g ，生甘草6g。水煎服，每日1剂，分早晚各1次，每次200ml。④心脾两虚型4例：症见情绪抑郁，多思善疑，悲伤欲哭，心悸易惊，失眠健忘，精神恍惚，头晕乏力，面色不华，不思饮食，舌淡苔薄白，脉沉细。治则：健脾益气，养心安神，方药：归脾汤合甘麦大枣汤。黄芪20g，党参15g，当归15g，龙眼肉15g，远志12g，茯神15g，炒白术12g，炒枣仁15g，五味子15g，浮小麦30g，木香9g，炙甘草10g，大枣10枚。水煎服，每日1剂，分早晚各1次，每次200ml 。

结 果

疗效评定标准：①按HAMD疗效评定标准积分 ＜ 8分，临床症状消失或明显改善的为显效；②积分降至8~20分临床症状大部分改善为有效；③积分＞ 20分，临床症状大部分无缓解为无效。量表在治疗前4周及8周各评定1次。

两组总体疗效比较：治疗组40例，显效23例，有效14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为92.5%；对照组30例，显效10例，有效9例，无效11例，总有效率为63.3%。

讨 论

抑郁症属中医学郁证的范畴，中医学认为，情志内伤是郁证的致病因素，病机重点在肝，长期紧张的情绪或所欲不遂，久思致郁，造成肝失条达，肝气郁结，出现情绪抑郁，情志不舒，神志迟缓；若肝气郁久化热，“气有余便是火”火扰心神致心肝火旺，则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心悸易矜；若肝气郁结，痰湿阻滞，气道不利则咽中如他物梗，吐之不出，咽之不下，患者往往怀疑病情恶化，加重心理负担,终日惶惶不安，情绪低落；若思虑伤脾，饮食呆滞，气血生化不足，则导致心脾两虚，故见心悸失眠，健忘，神疲乏力，心情抑郁，不思饮食等全身症状。由此可见，肝气郁结是抑郁症的基础证侯。所以，治疗本病的关键在肝，若肝气条达，其机升降出入通畅，心平气和，则脏俯气血阴阳调和，诸症自然消退。

抑郁症是精神科的一种疾病，目前临床上常用抗抑郁药物治疗，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经常使用抗抑郁药，易产生不良反应，临床发现患者经常自动停药，导致病情波动不稳，若使用新型的抗抑郁药，对于乡村的病人又感到昂贵，不能坚持服药，常常导致前功尽弃，笔者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本病，取小剂量的西药尽快改善患者的睡眠状况，从而使患者增强了治疗的信心，同时配合中药调整患者的整体情况，使病人减少了对西药的恐惧心理，病人也能自觉遵守医嘱坚持服药。临床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抑郁症比单纯西药治疗效果明显。

从统计的病例分析，文化程度越高，发病率越低，文化程度越低，发病率越高，这似乎能说明抑郁症的发生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认知水平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治疗本病的同时，要鼓励患者多接触社会，积极寻找社会支持系统，对病人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心理健康知识教育，是防治抑郁症的重要措施之一。

参考文献

篇8

【关键词】 同性恋；认知；态度；性教育；学生

【中图分类号】 G 479 R 167 R 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6-0504-02

同性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行为，是一种不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现象，现已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美国精神病学会（SDM-Ⅲ，1980）［1］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诊断分类-第10版（ICD-10，1994）［2］已取消了同性恋的诊断，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颁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指出，同性恋者不是精神病人，从本身来说不一定异常［3］。1988年12月丹麦由国会通过《同性恋婚姻法》，成为世界第一个同性婚姻被法律认可的国家［4］ ；2001-2002年，荷兰、挪威、德国、法国、瑞士等国都相继通过了同性恋婚姻的法律，同性恋婚姻得到了认可。为了解南宁市大学生对同性恋认知和态度，笔者进行了此项调查，以便为学校开展性健康教育提供材料，为研究大学生同性恋问题提供背景资料和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南宁市4所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共调查452人，其中广西医科大学183人，广西大学169人，广西师范学院50人，广西艺术学院50人；男生202名，女生250名；医学生183名，非医学生269名。

1.2 方法 综合相关调查文献［5-9］及网络资料，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料、性观念、同性恋倾向、对同性恋的认识和接纳程度、对同性恋权利的认同等5个方面。采用自填式问卷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470份，收回有效问卷452份，有效回收率为96.2% 。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χ2检验分析不同类别学校、不同性别学生对同性恋认知和接纳程度的差异。

2 结果

2.1 不同性别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及态度 见表1。不同性别大学生对同性恋行为“都不能接受”或“不是家人就能接受”的选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于身边同性恋同学的态度及对待同性求爱的态度，男生与女生在某些选项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同性别学生在“更能接受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的选项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能接受男同性恋”的男生占10.9%，女生占37.6%；“能接受女同性恋”的男生占77.2%，女生占52.0%。

2.2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同性恋的接受情况及性教育情况 医学生对同性恋的接受情况显著高于非医学生（P＜0.01）。在性教育方面，只有9.1%的大学生受过系统的性教育，56.9%的受过基本的性教育，34.1%的从未受过性教育，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2.3 对同性恋身份的处理 对“如果您是同性恋者，您是否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回答中，32.2%的男生及22.8%的女生表示“绝对不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4.9%的男生及28.4%的女生表示在被觉察后会公开同性恋的身份，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1）。

2.4 对同性恋权利的认可 对于“同性恋伴侣是否享有同异性恋伴侣一样的组织家庭并享有对方遗产的权利”的回答中，回答“是”的医学生为68.9%，非医学生为55.8%，医学生对同性恋权利的认可率显著高于非医学生（P＜0.01）。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南宁市高校大学生对同性恋行为的接受程度较低，只占24.3%；女生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明显高于男生，并且女同性恋行为较男同性恋行为更易被接受，与国内有关研究［10］一致。表明人们对同性恋行为的接受程度与其社会文化背景及社会的性别观有一定关系。此外，大学生中受过较系统性教育的仅占9.1%，医学生接受性教育程度高于非医学生，医学生对同性恋行为的接受程度也远高于非医学生，说明对同性恋的认知及接受程度与接受性教育程度有很大关联。

调查结果还显示，如自己为同性恋者，在被察觉后会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女生比例明显高于男生，但男、女生大多表示“绝对不公开”或“随别人猜”。可见同性恋这个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群体，大多生存处境艰难，遭受严重的社会歧视，多数人都选择了隐藏身份。究其原因，长期以来异性恋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视同性恋为另类。因此，从尊重人权和创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社会应尊重同性恋的选择。女生及医学生对同性恋权利认可的比例均高于男生及非医学生， 50%以上的学生都认同同性恋的权利。表明部分学生不能接受同性恋行为，却能尊重同性恋者的相应权利，表现出对同性恋行为的理解和宽容，这与王浩［11］调查的结果一致。作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主流媒体和公众忽视的群落，对同性恋的宽容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12］ 。

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识与被调查的地区、时期、文化背景及开放程度有关［7］。应针对地区、社会文化、生活背景的不同，加强大学生的性健康教育，以助其建立科学健康的性观念，更科学、客观地认识同性恋，促进同性恋群体与非同性恋群体的和谐相处，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4 参考文献

［1］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Third Edition. Washington DC APA，1980：261.

［2］ 世界卫生组织．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ICD-10）．北京：卫生出版社，1993：174-175.

［3］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4：138-139.

［4］ 刘国生．各国（地区）同性恋立法与司法概况．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12（4）：320.

［5］ 郭韶玲．当代大学生的性教育问题．中国性科学，2005，14(10)：26-28.

［6］ 李钟艳，任光祥．医学专科生同性恋认知程度调查分析．黔南民族医专学报，2006，19（2）：91-92.

［7］ 汪亮，余翠萍，黄阿毛，等．粤、港、澳三地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调查．中国公共卫生，2004，20（8）：970-971.

［8］ 余放争，杨国纲，余翔．同性恋国内研究概述．医学信息，2005，18（12）：1 758-1 760.

［9］ 黎尔平．同性恋权利：特殊人权还是普遍人权：兼论对同性恋权利的保护．法学，2005，10：39-42.

［10］张雪芬，郑建中，张利宏，等．山西省医学院校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分析．卫生软科学，2007，21（4）：330.

［11］王浩．西安市487名大学生同性恋认知与态度调查．中国学校卫生，2007，28（7）：602.

篇9

[关键词]表演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父母教养方式；宿舍环境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6196

1引言

表演型人格障碍，亦被称为癔症型人格障碍，其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①自我戏剧化；②易受暗示；③情感肤浅易变；④寻求注意与刺激；⑤不恰当诱惑；⑥过分关注身体吸引力。

边缘型人格障碍则是用于描述那些显著“不稳定”的一类人，冈德森认为其有几个特点：①强烈而不稳定的关系；②不成熟的行为；③不稳定的自我意象；④被抛弃的恐惧和害怕孤独；⑤在和其他人交往交际中歪曲想法；⑥糟糕的社会适应。

根据凌辉等人的研究发现表演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是我国大学生群体中较为高发的两类人格障碍，本研究应用人格诊断问卷（PDQ-4+）中表演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部分对合肥在校大学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旨在对当代大学生的表演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水平与特点进行研究，并对有关的因素进行探究。

2方法

21调查对象

将学生按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分为5层，在各层内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共抽取4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完成调查357例，应答率为893%，其中合格问卷318 例，合格率为891%。

22调查工具

本问卷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基本资料部分包括家庭基本环境、年龄、性别、专业、学习等情况。

（2）人格障碍诊断问卷中表演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部分。

（3）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BI）。

（4）寝室情况问卷。

（5）人际交往问卷。该问卷测试时间大约需要15分钟，测试时由问卷发放人员给予统一指导语，并统一回收。

23统计学方法

正态检验、方差分析、单因素卡方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以及相关分析。

231人格障碍分量表的百分位表

对人格障碍分量表得分进行百分位统计，详见表1，发现结果与傅文青等人研究结果有近似之处。

232人格障碍分量得分的正态性检验

两种人格障碍分量的得分都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233方差分析

（1）高年级样本与低年级样本人格障碍得分方差分析。

（3）成绩与人格障碍得分。

对被测试者对自己学习的自评分与其HST、BDL分量表得分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不同成绩的被测试者表演型人格障碍得分存在差异，而边缘型人格障碍得分却不存在差异。

234表演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共病性的探究

235大学生人格障碍影响因素分析

（1）单因素卡方检验。

经过独立性检验分析发现家庭教养方式因素中父母关爱、鼓励、控制，社会交往因素中与朋友联系频率、待人接物方面、交际与交友方面，学校因素中宿舍生活认知情况、宿舍生活满意度共8个因素与大学生人格障碍有关。

（2）两类人格障碍得分与显著因素的相关分析。

从问卷中的显著因素得分与人格障碍分量得分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家庭教养方式中的父母亲鼓励因子、父母关爱因子与人格障碍分量得分呈现负相关，父母控制因子与人格障碍分量得分呈现正相关；社会交往因素中的待人接物方面与HST分量得分呈现正相关，交际与交友与HST分量得分却呈现负相关，社会交往因素中的待人接物方面与交际与交友BDL分量得分呈现负相关；宿舍满意度得分与人格障碍分量得分呈现负相关。

（3）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将人格障碍分量得分作为因变量，同时各显著量表的得分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经过逐步回归分析的筛选，在置信水平为95%下发现无显著变量。

3讨论

31人格障碍的阳性检出率的分析

按照原来美国的标准计算阳性率，可以看到表演型、边缘型人格障碍的阳性率分别为183%与138%，可以看出大学生样本中表演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阳性率较高，这说明需要对大学生的精神卫生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为其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咨询和治疗。

百分位数表与欧美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可能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引起的，所以在应用PDQ-4+问卷时要考虑到原划界分对中国群体不适用，需要重新调整。

32F检验结果分析

高低年级差异则可能是经过几年的生活和实践，高年级学生的人格经历了数次的修正，其人格特征将会有部分改变，据此可以认为随着阅历与年龄的增长，人格中的某些特征将会趋向于平和。而性别不同导致人格障碍得分差异可以归结为社会文化赋予男女不同的性别角色及不同的社会角色对人格带来的影响所致。而学习成绩不同所导致的表演型人格障碍得分的差异则有可能与表演型人格障碍者其认知方式具有肤浅和印象化的特点相关。

33相关性分析结果

除了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的父母亲控制因子外，人格障碍得分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其他因子均显示负相关，说明父母的关爱和鼓励对子女的人格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家长在给予孩子充分关爱的同时亦要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去成长；而父亲相关系数明显小于母亲，这可能是由于现代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时代特点有关。

社会交往因素中的待人接物方面与HST分量得分呈现正相关，交际与交友方面与HST分量得分却呈现负相关，这可能与表演型人格障碍者人际关系不稳定，甚至是反复无常的特点有关。社会交往因素中待人接物方面和交际与交友方面与边缘型人格障碍得分呈现负相关，这表明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存在着一定的困惑，有可能是其共情能力的缺乏以及人际交往的高敏感度所导致的。

学校情况中的宿舍满意度得分与人格障碍分量得分呈现负相关，表明宿舍和谐将对学生人格修正带来极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宿舍生活是大学生活重大组成部分之一，其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34因子分析结果

通过因子分析的降维，表演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可以认为是一种因素，故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共病性。这点与国外研究认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可能与表演型人格障碍伴发的观点相近，推测原因是边缘型人格障碍具有非特异性的特点。

35回归分析结果

本研究将父母养育方式、社会交往因素等情况中所有显著因子分别对人格障碍得分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试图预测人格障碍得分。

研究结果发现，在置信水平为95%下发现无显著变量。推测这有以下几点原因：

①人格障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其作用机理非常复杂，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模型所能描述的。②在填写问卷时，被测试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当时的情绪、旁人的引导等诸多因素干扰，并不能完全测试出真实状况。

4结论

（1）大学生样本中表演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阳性率较高；

（2）表演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发生与父母教养方式较少关爱鼓励而较多控制存在密切关系；

（3）性别年龄差异对表演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有影响；

（4）表演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具有一定的共病性；

（5）宿舍和谐对学生人格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6）表演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存在一定社交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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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脑卒中；抑郁状态；神经功能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ncidence and relative factors of Post Stroke Depression (PSD). Methods：145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were evaluated and investigated by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s (HAMD),neurologic deficit scale and self-designed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Results：The incidence rate of PSD was 37.2%. PSD had positively relation to neurologic deficits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PSD was not related to age, occupation,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focus. Conclusion：PSD was a common complication of stroke. It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neurological deficits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The factors above provided basis for PSD prevention.

Key words stroke；depression state；neurologic function

脑卒中具有高死亡率和高致残率的特点，是当今危害人类健康的最主要疾病之一，目前研究显示，脑卒中在我国城市人群死亡顺位中列第1-2位，农村列第2-3位【1】。而卒中后抑郁(post stroke depression, PSD)是脑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与诸多因素有关，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卒中患者神经功能和认知功能的康复【2】，而且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导致其出现种种不良的心境体验和躯体功能障碍【3】，许多文献研究PSD患者死亡率明显高于非PSD患者【4-6】，因此对PSD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重视。本文就我院2006年5月-2008年5月收治的脑卒中患者及门诊治疗的患者急性期PSD的发生率及相关的因素给予总结性分析，以提高神经科医师对PSD患者的认识，早期干预、治疗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06年5月至2008年5月，在我院神经内科因脑血管病住院或门诊治疗患者急性期(发病在1天至1个月)共145人，男79例，女66例。平均年龄59.3±18.6岁(34～76岁)，脑梗死98例，脑出血47例，全部病例均符合1995年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疾病会议制度的脑卒中诊断标准【7】，并经脑CT或MRI检查证实，且排除既往有卒中病史，精神、意识障碍者，无失语、耳聋及智力障碍，检查合作。

1.2评定工具

1.2.1抑郁评定

运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项版本＜7分为正常，8～17分为轻度抑郁，18～24分为中度抑郁，＞24分为重度抑郁。

1.2.2神经功能缺损评定

用改良的爱丁堡斯堪的那维亚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量表(SSS)，最高分为45分，1～15分为轻型，16～30为中型，31～45分为重型。

1.2.3日常生活能力评估

按日常生活能力评判(ADL)标准：ADL1：完全恢复社会生活；ADL2：部分恢复社会生活或可独立进行家庭生活；ADL3：家庭生活需要帮助，并拄拐可行走；ADL4：卧床不起，意识清晰；ADL5：植物状。

1.2.4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个人的一般资料(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

1.3统计方法

对所有病例进行分组统计，计算抑郁发病率，各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

2结果

2.1PSD发生率（见表1）

145例卒中患者中，PSD患者54例，发生率37.2%，其中轻度抑郁39例，中度抑郁12例，重度抑郁3例，PSD中男性患者29例占36.7%，女性患者25例占37.9%，两者比较无显著差异，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患PSD者38例占38.4%，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患PSD者16例占34.8%，农民患PSD者31例占36.9%，城镇居民患PSD者23例占37.7%，PSD组与非PSD组在性别、文化程度及职业上无显著性差异(P>0.05)。

2.2卒中后抑郁与病变部位的关系（见表2）

病灶位于左侧PSD发生率为37.3%，位于右侧PSD发生率为35.8%，双侧PSD发生率为37.5%，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性差异(P＞0.05)。

2.3PSD组与神经功能缺损的关系（见表3）

在113例神经功能不同程度缺损的患者中有51例为PSD，发生率为45.1%，与神经功能正常组9.375%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2.4PSD组与日常生活能力的关系（见表4）

在117例日常生活能力不同程度依赖的患者中，有51例出现PSD症状，发病率为43.6%与日常生活能力正常组相比（10.7%)，具有显著性差异(P

3讨论

1921年，Kraepelin描述了脑卒中与抑郁的关系，目前被医务界普遍认可：抑郁是脑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

3.1卒中后抑郁的发生率

卒中后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报道不一，美国报道每年脑卒中的600万患者中就有20%-60%【8】出现抑郁。国内学者龙洁等【9】报道PSD发生率34.2%，刘昌勤等【10】报道发生率34.3%，朱晓刚报道【11】43.3%，本研究结果显示PSD的发生率为37.2%，介于文献报道之间，其中多为轻、中度抑郁，证明PSD是脑血管疾病非常常见的并发症。本文54例PSD患者中，男29例，女25例发病率分别为36.7%、37.9%，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而在文化程度上小学及以下患者为38例，占卒中后抑郁的70.4%，职业上农民31例、占PSD的57.4%，在PSD患者中发病率明显高于文化程度高(29.6%)，城镇居民(占42.5%)的患者。但在与(非PSD)中学以上文化及城镇居民相比较也无显著差异，本作者认为可能因为：①文化程度高及城镇居民患者容易忽视或否认心理症状，强调躯体的主诉，不愿用言表达的情感、使部分隐性抑郁患者漏诊；②文化程度高的患者理解能力好，可以在医务人员的分析、解释下做客观的自我评价，充分认识自己的病情及治疗目标，理解卒中后康复是个缓慢过程，愿配合医院的治疗及主动积极地参与康复锻炼。

3.2卒中后抑郁与疾病部位的关系，目前各家报道不一

张庆臣等【12】报告，左侧卒中患者55%发生PSD，右侧28%发症PSD，左侧大脑半球额叶皮层和基底节区病灶与PSD发生有关。Robinson【13】认为抑郁的发生率与左大脑半球损害，尤其是左前部受损有关。Singh等【14】进行的前瞻性研究表明，右半球病变发生抑郁的占1/2，而左半球病变仅占17%，且靠近额极的病变与PSD程度具有特异的相关性关系，说明无抑郁的半球偏利性。但也有损伤部位与抑郁相关性的否定报道【15】，高政【16】等报告，前部病灶更容易发生抑郁，病灶前点越接近额极，病灶最前点到额极的距离比值越小，越容易发生抑郁，而病灶在左右部位与PSD发生无关。Burrill【17】等应用传统的神经病学与放射学脑损害的定位方法，对首次脑卒中的脑损害部位与4个月后发生PSD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PSD发生与病灶无关。本文将54例患者按病灶部位分组分别统计发生率，并无显著关系，认为病灶部位与PSD发生无直接关系。

3.3卒中后抑郁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关系

本研究资料显示神经功能缺损组与正常组PSD发生率有显著差异，且中、重度神经功能缺损组发生率要高于轻度缺损组，抑郁状态严重程度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呈正相关；日常生活能力依赖组与独立生活组之间也有显著差异，提示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直接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与PSD的产生有着明显关系，这与一些文献报道一致【8、18-20】，PSD患者由于自信心不足，自我评价低，又延迟了其神经功能的恢复。潘小平【21】、张淑敏【22】等报道用抗抑郁药来治疗PSD治疗前后评价神经功能缺损与抑郁程度，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不仅治疗PSD，也促进了神经功能的恢复。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临床上对PSD的研究越来越多，其发病机制多数学者认为是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23.24】，患者本人的人格类型，家庭环境，经济情况有无其他躯体疾病等，与PSD发生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我们主张对PSD患者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使患者从生理上、心理上得到全面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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