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的性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政策的性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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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引导

所谓的“两型”社会就是指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即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两型”社会建设必须强化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目的。

1、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由于历史的原因，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形成了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因此，新兴产业发展相对不足，工业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均衡性不强。以武汉市为例，近年来虽然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着重培育光电子、生物医药和环保等高新技术或资源环境依赖程度较低的产业，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但从现阶段工业发展现状看，全市高消耗、高污染的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仍然偏大，高科技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现代化服务业正在成长中，产业、产品结构和资源环境容量的不协调较为突出。

“两型”社会建设要求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具体内容有：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如光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机电一体化、新能源等；同时还要大力发展以金融、商贸、物流、旅游、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现代第三产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重型工业结构。

在促进工业结构的不断优化的同时，还要坚持以现代化、信息化、高端化为目标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

2、大力倡导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三R”为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从而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是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发展循环经济，地方政府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要加快建立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环境保护投入机制。使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建立循环经济理论和技术支撑体系，逐步建立企业为主、地方政府支持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加强环境无害化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进程，特别是开发各种清洁生产技术和废弃物资源化技术，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现阶段重点组织开发有重大推广意义的新能源利用技术、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循环经济发展中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零”排放技术、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术、可回收利用材料和回收处理技术，特别是降低再利用成本的技术等，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

（2）加强环境执法，严格环境准入。深化循环经济试点，加强对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和循环经济示范区创建的指导和监督管理，促进企业、产品采用环境友好技术，对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确保试点和示范单位能够通过持续改进，如武汉市青山区作为国家的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区已经初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3）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政府绿色采购，扩大绿色产品的消费市场需求，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加强宣传，广泛传播循环经济理念，形成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在建设“两型”社会的过程中，政府要主导、培育全社会节约、文明、适度、合理的消费理念，提高消费质量和效益。要充分发挥宣传教育的引导作用，提高公众的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让“节约光荣，浪费可耻”成为社会价值标准。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促进作用，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广大公众参与的社会监督体系，切实加大对资源使用的监督检查力度，坚决制止各种浪费资源的行为。

二、法律在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法律作为一种直接规范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行为标准，对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具有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功能，在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为此，“两型”社会要求政府制定合理有效的法律以控制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和调节人们对资源的合理占有和使用，使其不至于破坏环境正常生态功能的发挥，并尽可能地保护和营造良好环境。 1、完善立法

目前我国己经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系框架。例如《环境保护法》、《农业法》、《草原法》、《森林法》、《渔业法》、《电力法》等。这些立法对我国的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成为了我国建设“两型”社会的法律依据。但是，总体上看，这些立法体系并不完善，立法内容滞后，指导思想与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国家必须按照“两型”社会的基本要求对其进行修订和完善。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开展专门的地方性法规立法研究，使“两型”社会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地方政府应逐步制定出台一些具有区域特色的地方性环境法律法规，解决部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缺位的问题。特别是注重从饮用水源保护与污染防治、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污染物总量分配管理、重点湖泊污染防治、跨界环境污染补偿、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节水节能以及资源的综合利用等方面加强区域性环境立法研究工作，有计划地制定出台地方性法规。此外，地方政府还应加强行政立法，制定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修订《政府采购法》、《税收征管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对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和环境友好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上给予优惠和鼓励。

2、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为了保障“两型”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地方政府还应强化对资源环境法律、法规与规章实施的监督管理，加大执法力度。特别是在执法上，地方政府应当强化权力机关对相关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通过监督管理和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制裁，如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制度，高消耗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及产品强制淘汰制度，能源效率认证制度和能源效率准入制度，废弃物综合利用制度等得以切实贯彻实施。

三、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和加快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能否实现“两型”社会的总体目标，能否完成绿色GDP，节能减排等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指标，政府始终是第一责任人。若不全面转变政府行为，是不可能承担如此艰巨任务的。目前，无论是武汉城市圈，还是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的政府管理体制与机制都尚不适应“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的要求。因此，要深化“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并取得成效，就必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和加快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使政府管理工作适应”两型”社会的新要求。

1、转变地方政府职能

经过30 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统得过多过死的状况已大有改观，但仍存在“越位、错位、缺位”问题。要进一步调整政府的职能定位，在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就是要求地方政府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使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得到强化。

2、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要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要求，推动政府转型，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地方政府应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的要求，“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优化机构配置”，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体制。此外，还要着重在四个方面加以创新和突破。

（1）规范行政行为，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要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树立创新、务实、廉洁、高效的地方政府形象。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环节，规范行政行为，减少地方政府行政干预。探索建立地方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运作机制。

（2）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两型社会”建设需要财政资金支持，必须通过改革形成公共财政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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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以大连市农村新型社会养老政策为背景，通过实证问卷的方法，基于政府政策的视角对政府补贴、政府公信等制约因素进行分析，探求扩大补贴、提高公信等相关攻略为大连市推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有所贡献。

    一、政府政策对农村新型养老保险的制约—以大连市为例

    通过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问卷发放，以大连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国家试点)暂行办法》内的关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规定个人缴费和国家补贴组合方案为分析背景，具体包括“个人年缴100元，国家补贴30元”(方案一)、“个人年缴200)元，国家补贴35元”(方案二)、“个人年缴300元，国家补贴40元”(方案饭)、“个人年缴费400元，国际补贴45元(方案四)”、“个人年缴500元，国家补贴50元(方案五)”。结合spss分析所得相关制约因素。

    (一)政府补贴。政府为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提供一部分费用，既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缴费困难问题，又对鼓励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可以刺激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因此居民对政府补贴满意度会对居民个人选择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产生影响。当满意度为2.49时，方案一比较受欢迎，当满意度为2.72时，方案二比较受欢迎，当居民的满意度为2.65时，则更愿意选择方案三，当居民的满意度为2.82时，则更愿意选择方案四。随着居民对政府补贴满意的提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更愿意提高自己的缴费额度。

    (二)政府公信力。政府公信力体现的是政府的信用能力，它反映了公众在何种程度上对政府行为持信任态度，源于公众对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的评价。农村居民很愿意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与新农保比较。所以可以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满意度作为政府公信力评判的标准。当居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为2.47时，则选择方案一，当居民的满意为2.77时，则倾向于方案二，当居民的满意度为2.8时，则选择方案三，当居民的满意为2.9时，方案四比较受欢迎，只有当居民个人的满意度为3.09时，倾向于选择方案五。所以，居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直接影响着其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额度。如果居民对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比较满意，那么该居民将认为这项政府政策是可信的，并将积极参与其中，并且能够提高自己缴费金额;反之，如果居民认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令该居民不是很满意，那么该居民将对这项政府政策抱有迟疑的态度，他们认为政策是走过场的，其参与程度不是很高，只有当周围的人都参与其中时，自己才能勉强参与，其参与的原因是从众心理。

    (三)社会养老金缺乏弹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养老金不能随年龄、物价等因素变化而及时变化，导致农村居民参与热情不高。农村居民由于年龄致使劳动力存在差距，导致不用年龄层次对同方案下个人支付额度的承受力度不同，即随年龄提高个人支付的支付能力相对减弱。同时物价上涨，恒定的补贴不能弥补物价上涨所带来的负效应表示十分关心。然而现今的政策没有就相关因素进行说明，导致居民迷茫心理，参与积极性不高。

二、关于提高农村社会保险覆盖率的攻略

    (一)加大公共财政支出，适度扩大政府补贴范围

    农村社会养老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个人和政府双方进行付费，政府作为供给主体要扩大补贴范围，提高居民收入。由于农村居民消费上涨幅度已经超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意味着居民实际收人增幅非常有限。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将政府补贴具体落实到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中，具体采用政府限量补贴和农民个人消费相结合的政策，对于农民购买一定数量的食品予以价格优惠，政府承担部分费用，超过此数量，则由农村居民完全付费，这样有利于减少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同时对在市场流通的农产品实行适当的价格补贴，保持农产品价格恒定，使其不再受市场上投机倒把分子控制供需来控制农产品价格，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人。这样双管齐下，在农民收人和消费上均采取相关补贴政策，使农民的纯收人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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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抚养费；政策；偏差；成因

自全面二胎开放以来，社会抚养费政策在更新调整后持续执行，即生育“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家庭，仍然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这一政策再次引起公众对社会抚养费政策的热议。然而自社会抚养费政策施行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对其消极评价，笔者以“社会抚养费”与“问题”为关键词在知网进行检索，共有195篇文章对社会抚养费问题进行了探讨；以“社会抚养费”为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上进行搜索，“放水养鱼”“同孩不同价”“部门自肥”“超生游击队”“黑孩”“社会抚养费成了‘唐僧肉’”等词汇充斥着笔者的视野，结合文献与实际调研，笔者对公众对社会抚养费的认知产生了质疑，即只要缴了社会抚养费就可以超生？社会抚养费征收没有规则可言？社会抚养费是养活地方政府的重要支撑？社会抚养费可以随意裁量？……这些认知折射着社会抚养费的政策现实，公共政策的执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动态过程，在其执行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政策偏差，即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执行效果偏离政策目标并产生了不良后果的政策失真现象。笔者在政策执行视角下，从执行偏差入手来探讨这些疑点，并对执行偏差表现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

一、社会抚养费执行偏差的主要表现

1、目的偏差――弱生育调控根本，强经济补偿目标

上世纪70年代，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我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属于对人口与生育进行调整的“经济限制措施”，然而在社会抚养费的长期执行过程中，该政策生育调控的功能已出现了明显偏差，政府与公众已形成了政策折衷共识，即缴纳社会抚养费便可以“超生”，这也使得经济补偿式的政策“越轨”行为逐渐合法化甚至合理化，社会抚养费政策对生育的调控功能不断弱化。

2、程序偏差――轻行政执法规范，重行政执法效率

理论上而言，l镇政府及基层村干部在执行政策时应严格按照“立案―调查―履行告知义务―作出和送达征收决定”的程序征收社会抚养费。但2014年广东省专项审计结果显示，全省22个县2012至2013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中，有7个县未下达征收决定书就征收社会抚养费，涉及19028件；有13个县先征收后下达征收决定书1581件。因为科层体制中绩效考核的数额、比例等指标迫使征收人员不得不选择缩短或省略部分程序，从而缩短政策执行周期，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以实现较高的绩效目标。

3、用途偏差――多基层返还自用，少公共事业投入

卫计委《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规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然而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全国9省45个县社会抚养费审计发现，45个县社会抚养费的财务管理普遍不规范，甚至存在公款私存、白条报账、变相返还等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将社会抚养费用于公共事业的投入比例相对较少，进一步扩大了使用偏差。

4、标准偏差――高自由裁量上限，低酌情裁量下限

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地域等地区差异，社会抚养费在制订之初就下放了较多权力至地方政府，因此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区域性显著，即使同一城市，城乡之间、不同区县之间也不相同。在轰动全国的广州八胞胎案例中，当事父母户籍所在地为肇庆市，而实际居住在广州，八胞胎父母属高收入人群，如按广州标准，超生1个征收超过20万元；而如果是肇庆标准，只要数万元。两地征收标准相差近10倍，按实际收入还是当地居民人均收入的相应倍数缴纳则相差25倍多。征收标准的不统一、征收倍数的设置反而给了基层行政人员相当大的权力运作空间，征收人员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政策的非合理性运作，频繁的使用自由裁量权上限作为执法依据，以提高其绩效与利润。

二、社会抚养费执行偏差的成因分析

1、执行者认知缺陷与利益驱动

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直接执行主体一般拥有对政策的“初始解释权”，理论上来说，政府政策在执行前，其执行主体对其内容、精神、价值、功能、价值、功能、作用、使用范围、目的、手段和相互关系应有充分的认识、理解和评价。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部门关注的焦点往往侧重于收取社会抚养费，而不是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生育调控。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基层执行者的综合素质较低，对社会抚养费的内容、功能进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通过强化经济补偿功能来满足其部门开支需要；其次，执行者的利益驱动。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策的执行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选择的过程。基层政府在执行社会抚养费政策时，常常借助自身的权利优势占据权力运作的制高点，以牺牲公共利益来满足私人利益，因而存在“天价社会抚养费”、“放水养鱼”、“同孩不同价”等现象。

2、执行机构的管理缺陷

目前，社会抚养费采取“乡收县管”的模式，不纳入中央财政，由县级地方支配使用，要求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而实际情况是执行机构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屡见不鲜。一方面，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数额仍然与部门利益挂钩，促使征收执行机关扮演者“赢利型经纪人”的角色，采用截留、假收据、使用个人账户、计生奖、变相返还等多种方式为部门创收，不断使用自由裁量权的上限为自身收入增量，主要为财务管理的弊端；另一方面，国家的“数字化管理”在当下的乡镇政治中又进一步衍化为一种魔幻式膨胀的“数字化游戏”，社会抚养费“可操作化”的数据指标铸就了造数据、造抽签、提前演练应对上级检查的“全能型”基层行政人员，督查者达到了督查目的，看到了督查效果，便完成了自己的督查行为，形成监督监管的弊端。

3、政策资源不足

政策资源的投入是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的保障，是政府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它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权威资源、信息资源等。而在社会抚养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资源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其程序偏差与使用偏差。其一，执法人员的执法素质不高，且人员短缺；其二，社会抚养费征收成本较大，财力需求大；其三，“纳入地方财政”的“收支两条线”为公众质疑权威的正当性埋下了导火索，与部门利益挂钩的社会抚养费征收，也成为公众不满社会抚养费政策的最主要原因；其四，信息资源的匮乏，政策解释宣传不到位，民众抗拒性强。而为了达到数据指标上的业绩，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执行者们往往采取省略或减少程序等便捷性执法，但执行者们忽略了“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条例》规定程序的，社会抚养费征收行为无效”的执行规定，民众缺乏程序权力意识，进一步加剧了执法不规范情况。

4、政策环境变化

社会抚养费的环境影响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两个维度，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经济环境、社会舆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中的监督制度都会对社会抚养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超生现象较多发生在农村或城市流动人口中，这些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社会舆论“一边倒”的抨击社会抚养费政策，此外“人情―面子―关系”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征收人员存在权威搭便车的行为，即“关系户”则用自由裁量的下限，非“关系户”则尽量按自由裁量的上限。而社会抚养费的监督制度不健全、审计披露制度的不完善，更是留下了权力运作的“黑箱”，自由裁量上下限便没有束缚可言，使得征收费用自用“合法化”。

5、目标群体的影响力

“强国家――弱社会”格局所反向积淀出的历史^给整个社会（包括知识界）所带来的对底层弱者的泛道德关怀，往往弱化了民众对政策的抵抗能力。在社会抚养费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超生民众作为社会抚养费的目标群体，对国家权力的软抵抗从来就是基层治理者所必须要考虑应对的问题，并且还是构成对既存治理秩序冲击的一种真实的力量。“熟人社会”的便捷性、妥协性，加上部分“钉子户”不合作、违规、钻空子、耍无赖的政策抵抗行为，拖慢了政策执行进程，也考验着社会抚养费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加剧公众对执法合理性的质疑。

三、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社会抚养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目的、程序、用途、标准四个维度的偏差，即社会抚养费政策并非是单纯的经济补偿政策，其根本目的是进行生育调控，并非公众所认知的只要缴了社会抚养费就可以超生；社会抚养费需要严格按照程序征收，否则，征收行为无效，并非没有规则可言；社会抚养费需要用作公共事业投入，并非用作养活地方政府；基层在拥有权力的“因地制宜”空间时应实事求是，并非随意裁量。

分析发现，执行者认知缺陷与利益驱动、执行机构的管理缺陷、政策资源不足、政策环境变化、目标团体的影响力都是社会抚养费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因素。但究竟哪些因素于社会抚养费的执行偏差关联度更大？哪些因素于社会抚养费的执行偏差关联度小？各个因素与社会抚养费的执行偏差存在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发现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后该如何有效矫正？……都是亟待探讨与解决的问题。政策执行总会遇到或大或小的偏差，但政策执行偏差是可以被有效矫正的，笔者相信社会抚养费政策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与探讨、执行与反馈调整后终将会走向均衡。

【参考文献】

[1] 姚敬.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乡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9.

[2] 伏创宇.社会抚养费征收裁量的检讨与重构[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02.54-61.

[3] 罗瑞明.社会抚养费成了“唐僧肉”[N].江淮时报，2016-05-10003.

[4]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周科陈尚营席敏.社会抚养费四大焦点如何变化？[N].人民政协报，2016-09-27004.

[5] 祁飞.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层面上的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07.

[6] 刘婕.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及对策分析[D].山东大学，2006.

【作者简介】

黄 婷（1995.7-），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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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35” the plan summary developed to the county territory economic society proposed the new request, the important spot was the policy formulation must favor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rejection only GDP theory, promotion society harmonio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happy index because of its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s, may the policy formulation which develops to the county territory economic society give the instruction from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spect.

关键词：幸福指数 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

Key word:The happy index county territory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s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各地编制的“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来看，幸福指数被频繁提及。幸福指数为什么在“十二五”开篇之际被广泛重视，它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性意义到底有哪些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问题。

一、 幸福指数在我国的应用

幸福指数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幸福指数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在我国的探索及应用也就大约10年的时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有必要从理论上研究幸福指数以及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国民幸福水平。我国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以GDP指标为中心的，很少有县级领导重视幸福指数，而“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明确提出了有关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的具体目标，幸福指数因其本质特征必会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层面提供指导。

二、 幸福指数简析

幸福指数包含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其中客观指标有人均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主观指标包括个性因素，如人际关系感知、精神健康等；公众对整个社会的满意度就是幸福指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观考察。幸福指数与GDP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能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客观给予双重衡量，以人为本，摒弃了唯GDP论。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不代表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一些县域，尤其是全国百强县的民众，越来越希望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幸福指数顺从民意，给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导向。

三、 幸福指数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

（一） 强调幸福指数要求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

公众对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的关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可以牺牲部分收入来换取更优的生活和工作空间。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要么局限于能源依赖，走吃老本之路；要么过分强调项目拉动，只求数量不求质量；要么坐享“土地财政”带来的收益，不去优化配置资源。城镇化的盲目突进，工业对农业的侵入，第三产业得不到重视等众多问题越来越呼唤新的发展思路，新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幸福指数强调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更重视经济与社会，尤其是个体的发展质量，这就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府争取的项目应是环境友好型、科技创新型、民意导向型的，同时要扩大服务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规模中的比重，保持农业最基础产业的地位。县域发展应立足本地，战略取舍，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 强调幸福指数会引导政策更多的倾向民生。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幸福指数关注民众对社会的主客观评价一致。幸福指数从个体的主观感受出发，强调就业条件、健康状况和社会关系和谐。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出发，就要求政府制定政策时敢于挑战利益面，寻找新思路，开拓新局面。国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应落脚于民众对生存环境的主客观评价，只有这样的政策才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三） 强调幸福指数需关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培育。

幸福指数不是概而全的，民众对自己生活工作的区域有特殊感情，表现为依赖、引以为豪等。如果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路径和结果都趋同，那么就失去了幸福感的特殊性。而幸福感的特殊性必须以社会发展特殊性为载体，从这个角度出发，如能培育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民众对于外界的幸福感会特别强烈，甚至在执政者意料之外。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可首先选定主攻方向，立足本地实际。关键是让地方领导干部、民众参与其中，享受核心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精神成果。可以预见的是，科技发展之路、精神文化发展之路等模式将越来越受执政者的欢迎，这些路径有一个共同的现实特征，那就是都在加大第三产业的投资和发展力度。

（四） 强调幸福指数必须关注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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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劳动厅：

你厅《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关劳动政策执行问题的请示》（陕劳发〔1996〕355号）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富余工勤人员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是否参加执行《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国务院令第111号）问题。《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只适用于国有企业，不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富余工勤人员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

二、关于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是否执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国发〔1982〕59号）问题。根据《劳动人事部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若干问题的解答意见》（劳人劳〔1983〕2号）第一条规定，《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只适用企业单位，“机关、事业单位及其附设的企业性机构不能参照执行《条例》”。因此，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不执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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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农场；使用权；补偿安置；政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1-0017-02

引言

2009年，南京农业大学浦口校区国有实验农场拆迁了80户职工宿舍，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标准，对房屋进行了补偿，对人员进行了安置，当时对于补偿政策和补偿标准并未有异议。2016年3月，校区进行第二次搬迁补偿，由于要把整个校区全部搬迁，涉及国有农场试验田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总面积约6 200亩。此时，对于国有农场的拆迁补偿政策到底是适用国有还是集体，出现了争议。因此，本文对于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收回中补偿政策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国有农场土地性质划分存在的问题

目前，土地按照所有权性质，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按照利用现状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那么显然，国有农场的土地性质属于国有，现状里可能是包含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地征收报批程序下，只有涉及到集体土地才需要进行征收报批，但是，对于国有农用地有这样的规定：“因国家经济建设或地方公益性建设需要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需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同时，依据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政策精神，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应按照征收集体农用地的相关补偿原则进行补偿，即将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补偿分为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所以，从土地的性质上，虽然决定了国有农场是国有土地，但是进行了农转用报批程序，并且征收补偿政策也适用集体土地征收政策。这种既按照土地性质又按照土地现状的双重划分标准，使得国有农用地的征地拆迁补偿比较混乱。

二、国有农场使用权收回补偿安置政策执行中的法律障碍

（一）土地补偿政策的法律障碍

对于国有农场农用地土地收回的补偿，《南京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规定：“经批准占用国有农场、林场、果牧场等农用地，导致原单位受到损失的，应参照征收集体土地标准，由征地主体单位支付征地区片价补偿费、青苗和附着物综合补偿费。”

那么实际操作中，国有建设用地补偿应该按照哪个文件来实施？在2009年，南京农业大学国有实验农场拆迁中，依据的是《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国有农场土地使用管理的意见（国土资发[2008]202号）》：“需要收回国有农场建设用地的，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保障农场职工的长远生计。”

国土部门和农业部门对于国有农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都建议采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政策。在土地管理法上，按照征收土地的原用途予以补偿是征地补偿的一个原则，那么，看起来国有农用地参照集体土地补偿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国有建设用地的补偿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是否是相违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确，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是适用本条例的。因此，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收回适用集体还是国有政策，这是土地补偿方面的法律障碍。

（二）房屋拆迁补偿政策的法律障碍

在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不同性质上盖的房屋，造成了补偿安置的高低不一。对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通常是基于农村宅基地的面积，在宅基地范围内建设房屋。非农业人口的认定、房屋产权面积的认定以及安置房的性质和面积等，同国有土地上标准不一致。就南京而言，集体土地的房屋补偿安置标准比国有的要低。

以南京为例，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补偿，是在“拆一补一”的原则下进行，即拆迁1平方米的农民房屋补偿1平方米的安置房，使得农民原有住房条件不降低。最终，拆迁房屋的单价通常跟安置房价格持平，保持在5 000～6 000元/平方米，价格基本是安置房的建安价格，相对比较低廉。除此之外，被征收人有一部分搬家奖励费、安置过渡费等现金补偿。如果被拆迁人去市场上购买商品房，通常商品房价格较高，与安置房价格相比差价较大，所以不会选择货币补偿，选择保障房的居多。

国有房屋拆迁的补偿，主要是根据国有房屋权证面积计算，相比集体土地房屋更加简单透明。所以，评估的价格也是参考周边的国有商品房，基本上能够达到周围商品房的补偿价格，选择货币安置和保障房的都有一定比例。

因此，不同土地性质的房屋，导致了不同的补偿安置政策。国有农场的房屋拆迁，涉及的宿舍、实验用房或者管理用房，都面临一个选择集体政策还是国有政策更划算的问题。由于补偿切实关系到国有农场每一个职工的利益，选择何种政策也是房屋拆迁补偿上的法律障碍。

（三）人员安置政策的法律障碍

《南京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规定：“经批准占用国有农场、林场、果牧场等农用地……其人员不列入被征地农业人员社会保障范围。”但是，在国土资发[2008]202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依法收回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应给予经济补偿。经济补偿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计算，并安排相应的社会保障费用。”

国有农场的编制一般都是国有企业工人性质，不是农业户口，但又是从事农业生产，属于“事业单位，农业管理，人员复杂”。到底社会保障费用有还是无，国有农场的人员性质如何界定，最终导致了安置方面的法律障碍。

三、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收回的政策建议

国有农场所在土地性质上属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归农场使用。但是依据现状，属于农业生产用地，如果参考部里的文件，对于国有农场的征地补偿，应当按照农村集体土地性质补偿。对于人员身份，农场人员也有工人，也有未招工农民身份，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导致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有差别，由此带来补偿安置的差异。因此，对于国有农场的土地使用权收回中的补偿安置政策有几点想法：

第一，理顺政策，做好衔接。由于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性质不同而导致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条件，对于基层执行政策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是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不但关系到国有农场全体职工的利益，更是对于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严格要求。因此，地方政府和国土部门，应当对于国有农场政策的适用深入研究，以使用权和现状为基础，以不损害农场权益为前提，做好政策的衔接。

第二，保障农场权益，做好长期规划。对于国有农场转用后，没有其他劳动技能，需要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安置人员，征收单位应当预留部分土地，作为生产安置留地，用于解决就业人员生活、生产用地，或作为发展农产品加工基地等。

第三，专款专用，补助救助。对于安置费用，应当予以列支，专款专用。对于未满16周岁的应当发放一定数额补助，对于满60岁以上的给予一定的医疗费用补助。其他人员尚未进入社保的，可以自愿选择，进入社会保障。失地后自谋职业并与农场解除劳动关系的，给一定的安置补助费，也可以由国有农场重新安排就业岗位。

第四，尊重历史，差别化管理。各个地方的农场有其历史原因，通常涉及到农场转型发展和体制改革。在各地方政府的调查和完善基础上，切实加强国有农场的权属管理和职工安置。根据地方国有农场的发展，尊重历史，切实地制定出补偿安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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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财政性质；研究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社会保险统筹基金征收的形式存在一定的争议，有的人认为应当用税收的形式进行征收，一些人则认为使用缴费的形式进行征收比较合理。笔者看来，两种征收的方法在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征收的部门发生了变化，下面笔者对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的财政性质进行分析。

一、对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的固定性进行分析

所谓的固定性主要指社会保险的缴费率具有固定性的特点，并且相关部门需要制定固定的政策和制度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通常情况下，社会保险的缴费率是中央政府部门或者地区政府部门在制定社会保险制度和政策时对其进行明确，社会保险的缴费率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在确定完成后不宜随便进行改动或者变更。城镇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等等正处于试点的阶段，在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的缴费率以及财政补贴政策等方面需要根据城镇和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科学、合理的调整。但是随着城镇和地区的不断发展，社会保险部门需要制定一些固定的政策，不能经常的进行变动，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征收统筹基金时出现一些问题，并且需要派专业的管理人员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使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的征收工作可以顺利的进行和完成，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从固定性的方面进行比较，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的缴费和税收的财政性质基本相同。

二、对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的强制性进行分析

我国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企业员工应该有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金由员工和企业共同承担；企业员工应该有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金由员工和企业共同承担；企业员工应该参加工伤保险，工伤保险金由企业承担，员工本人不用缴纳工伤保险金；企业员工应该参加失业保险，失业保险金由企业和员工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的比例进行共同缴纳；企业员工应该有生育保险，生育保险金由企业自行缴纳，员工本人不用缴纳生育保险金。由上述规定可知，社会保险在参与和缴费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从强制性的方面进行比较，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的缴费和税收的财政性质基本相同。然而在城镇和地区进行试点时，在城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地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具有一定的自愿性，城镇和地区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参加和缴费，政府部门提供一些财政补贴对人们进行引导，为此，这一部分社会保险不具有强制性的特点。

三、对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的无偿性进行分析

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的无偿性主要指交纳的费用和所享受的福利、待遇没有直接的关系。现阶段，我国城镇企业员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都有个人独立的账户，个人账户中一部分资金属于储蓄型的资金，员工个人缴费是有偿的。下面从两个方面对无偿性进行分析：一方面，从保险理论的角度而言，社会保险统筹基金是一种风险汇集与风险分散的机制，参加社会保险的人用缴纳的费用换来一定的保障；另一方面，从财政的角度而言，社会基本保障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的产品，政府部门为人们提供基本的保障，政府部门顺利运行的资金来源于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的缴费和税收，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的缴费和享受的福利、待遇等均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企业为员工缴纳一部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但是企业却没有享受到任何的福利和待遇。除此之外个人缴费也有一定的无偿性，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只有在员工发生一些事情后才可以享受一些福利和待遇，如果员工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员工不会享受到相应的福利和待遇。由此可知，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具有一定的无偿性，因为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税收也有一定的无偿性，所以两者在无偿性的财政性质上也基本相同。

四、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的建议

为了使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可以顺利的进行和完成，笔者提出了如下建议：第一，对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的缴费率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企业和员工的负担比较大，经常会出现企业和员工拖欠统筹基金的现象，甚至一些企业因为需要缴纳的费用较高没有为员工设置五险一金。为了有效的解决上述问题，政府部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缴费率进行适当的调整，降低企业和员工的缴费比例，在企业和员工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而使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工作可以顺利的进行并且会取得较好的成效。第二，加大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的监督和管理的力度。政府部门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制度和管理体系，对缴费的相关内容和注意问题进行说明，并且需要明确规定缴费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的流程，让收缴人员严格的按照规定和流程进行，与此同时需要派管理人员以管理体系为主要依据对缴费的全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最大程度的减少问题发生，从而使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的过程顺利完成。

五、结语

上述文章对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的固定性、强制性和无偿性等财政性质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缴费和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税收的财政性质极其相似。由此可知，在征收社会保险统筹基金时，无论使用缴费的形式或者征税的形式均可以达到预期效果，希望对我国社会保险行业有一定的帮助。

作者:杨静伟 单位:固原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参考文献：

[1]刘亚萍.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的法律性质及管理运营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5(7):66-66.

[2]胡笑天.社会保险统筹基金法律问题研究[J].法制博览,2016(7):16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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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服务 效率 公平 医药分家

一、关于医疗服务属性的界定

有关医疗服务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效率和公平问题。纵观我国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有关政策措施，总体上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性质的明确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医疗服务政策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规则的种种问题，同时更导致了医疗服务实践既缺乏效率也缺乏公正，因此对医疗服务性质的分析和认识，是考察医疗服务问题的先决条件。

医疗服务的目标是满足人类健康的需求，人类的健康需求包含很多内容，其首先表现为疾病状态下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但医疗服务并不能完全承担保持健康、维护生命的责任。因为人类的健康需求还涉及社会制度、经济水平、生态环境、自我意识等多方面因素。这些正是医疗服务所依据的客观环境条件，并不是医疗服务的结果。混淆了医疗服务的社会责任目标和现实的服务目标问的区别，是目前难以界定医疗服务概念的主要原因之一。医疗服务的现实目标是解决人类健康需要中最直接的技术干预问题。医疗服务主要以具体病人的实际健康需求为服务对象，医疗服务的效果主要以个体健康状态的变化为标志，医疗服务的结果以提供的医疗技术最适合于患者实际状况(个体差异的、经济的、社会的等)为衡量标准。从社会经济角度讲，医疗服务消费主要是一种个体的消费行为。

但医疗服务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商品。医疗服务是具有非公共品特性的准公共品，医疗服务不同于卫生服务，卫生服务中有许多内容纯属公共品，如防疫、食品监督等；而医疗服务，从经济学上讲，是具有非公共品特征的“准公共品”。公共品最主要特征是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排他性、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和提供目的的非盈利性等。其核心特征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医疗服务是针对每个个体进行的，其“效用”可分割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方式和稀缺性。决定医疗服务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医院必须在能够维持医疗资源(包括人、技术、设备、药品等)的可持续供给基础上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这些都构成了医疗服务的非公共品特性。与此同时，因为医疗保健问题事关国家稳定、人民生活质量、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属人类互活动，完全按市场经济机制运作，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所以，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均将医疗保健服务纳入政府财政计划范围之中，采用各种方法予以调节、控制。如限制医疗服务价格、制定相关政策、调节医疗服务市场，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需要。这就使医疗服务具有了“准公共品”的特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医疗服务内在的非公共品特性，与其形式上的“准公共品”特性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医疗服务的需求者、提供者、第三方付费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它既决定了医疗服务的有偿性，又决定了其价格偏离价值要求的必然性；既体现社会对医疗服务这一特殊商品分配的公平性原则，又使得这种公平必须建立在国家经济实际发展水平基础之上；既要满足社会人群基本医疗需求，又要求医疗机构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有效满足不同需求人群的不同服务需要；既要受社会保障能力的实际约束，又要满足患者个体的实际需求；同时，还要能够补偿基本医疗需求以外的成本费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医疗服务自身的这种“准公共品”特性，还将深刻地影响医疗保健体制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们之所以要认识和区分医疗服务的性质，是因为不同性质的服务，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供给才能够保证其效率和公正。适合以市场供给的方式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其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机制既可以保障效率，也可以保障机会均等意义上的公正。但是，公共服务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加以规范才能保证效率和公正，社会服务则需要政府的社会政策的规范来保障效率和公正。换言之，由于医疗服务的复杂性，医疗服务领域的政策必须以医疗服务的性质为基础才能保证医疗服务的效率和公正。就医疗服务领域而言，其产出是健康。其生产效率指的是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以最能保障和提高公民的健康水平的方式提供服务，或者说是用尽可能低的投入使患者的疾病得到治疗，使全体公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医疗服务领域的产出不是医生或医院提供服务的数量，当然更不是医生和医院赚取的利润的数量。如果医疗服务领域产出和效率的特性证明市场效率的上述假设不完全成立，它就需要国家作为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来提供。医疗服务的配置效率还表明，一个社会在医疗服务领域投入的资源不能完全取决于其社会成员对医疗服务的需要。由于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必须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对每一个病人提供医学科学所能提供的治疗手段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所有的病人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是社会负担不起的。

二、对医疗服务改革的认识

医疗服务需求属于人类最基本的生理健康性需要。人类的健康需求包含很多内容。其首先表现为疾病状态下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但医疗服务并不能完全承担保持健康、维护生命的责任。因为人类的健康需求还涉及社会制度、经济水平、生态环境、自我意识等多方面因素。这些正是医疗服务所依据的客观环境条件，并不是医疗服务的结果。

医疗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在医疗市场上，存在有供方医疗技术资源、医疗设备和医药产品等物质资源、医疗技术劳务等，也存在有需要利用这些医疗资源和服务的患者，由于存在供需双方的交易过程，因此，医疗服务也就具有了商品属性，凡是商品，就需要通过市场化来完成交易。但是，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医疗服务提供与利用过程，不能也不应该完全按照市场法则由患者和医疗服务提供商进行交易，即医疗服务的提供不能完全直接按照自由交易规则进行市场化。

另一方面，医疗服务是一种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社会服务，主要原因在于医疗服务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基本医疗服务具有伦理上的不可排他性、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进一步可把医疗服务细为两种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和治疗性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主要包括疾病预防、防疫检疫、流行病防治、疫苗接种、妇幼保健、学校卫生等，公共卫生服务主要目标是从整体上提供健康的生存环境，以预防为主，流行病、传染病的防治为其核心任务，这类疾病的成功防治，可以减少其他人受传染的可能性，防治活动本身具有极大的外部性。因此，公共卫生服务应该是公共产品，对公共产品的

提供应该是由政府来提供最有效率，所以公共卫生服务不应该市场化和商业化，而应该完全由政府来承担其供给。

治疗性医疗服务主要指对个人病痛的治疗，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所以，它也能够完全由市场提供出来。但由于医疗市场上的严重信息不对称，使得治疗性医疗服务的供给具有相当的垄断性，从而影响了治疗性医疗服务的供求效率，加之个人治疗性医疗服务需求具有弹性较小，甚至为零的特点，当人们患病时，特别是重大疾病时，只能选择就医，但医疗卫生市场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患者对自身疾病严重程度、治疗时间、医疗服务质量、药品质量往往因缺乏专业知识而无法辨别，而医生则处于信息优势，因此，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患者)通常处于劣势地位，供给者(医生)处于垄断地位。在信息较完全的市场中，供求双方可以通过竞争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商品(服务)的市场交易是有效率和公平的，但在医疗市场中，则会由于治疗性医疗服务供给方(医院)的占优地位，能够取得垄断势力，其供给只能有利于供给方(医院)而不利于患者，因而治疗性医疗服务市场的垄断性影响了医疗市场有效运转，因此，治疗性医疗服务完全由政府像公共卫生服务那样来提供既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效率的，治疗性医疗服务的供给只有靠市场来解决，而打破对治疗性医疗服务供给领域的垄断以及政府提高监管效率和水平才是解决医疗服务效率和公平问题的关键。

事实上，医改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处理政府和医疗市场的关系。当前医疗领域出现的种种困惑，是政府与医疗市场双向不到位的结果。多年来的探索表明，我们应该重新思索政府在医改中的作用。首先，政府要解决医疗服务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发挥其公共管理职责，进行宏观调控，引进公平竞争机制，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关键是在政府主导下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吸引民间团体和非营利性机构进入，而不是由政府取代市场。其次，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通过购买医疗服务补贴给需要的患者。为了提高政府的资源效率，政府不应直接配给医疗服务资源，而应通过“搭患者的便车”按市场价格购买特定医疗服务机构(如公立医院)的服务来补贴给特定的患者。各类医疗服务机构通过有效竞争，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创新医疗服务内容来争取患者就医。另外，作为医疗服务市场的监管者，政府应严格执法，规范医疗市场秩序，鼓励正当竞争，严厉打击一切商业贿赂行为和腐败行为。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人们伦理观发生了变化，使人们免受疾病的折磨，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也被看作一项基本人权，而且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人们从基本人权观念出发，认为这类医疗服务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非排它性，从这个角度看，某些基本的医疗即使不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但由于具有了伦理上的非排他性，因此也有了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政府对基本医疗服务的供给应负担一定的责任，基于我国政府财力和能力的考虑，政府不一定负全部责任，另一部分责任可由市场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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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王娜在《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年第4期中撰文，分析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质量评价观，指出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政策保障的藩篱与瓶颈，并提出了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政策保障体系构建的相关意见。

在基本维度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观应包括适应性质量观、能力本位质量观、多元性质量观、发展性质量观、国际化质量观以及特色化质量观。在内涵和功能体现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观应被理解为一种定量与定性评价的结合体，并坚持以定性评价为核心，评价的立足与落脚点应放在对当前经济社会的“适应性”上，并起到诊断、决策、反省与中介功能。在价值取向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观主要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评价主体在处理与面对评价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冲突与矛盾过程中所应坚持的基本价值态度、价值立场、信念以及由此所表现出的相关价值的倾向性。

反观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政策，存在以下问题：1.政策的完善性有待进一步突破，体现在中高等职业教育之间衔接政策、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衔接政策、高等职业教育中产学研合作政策的不完善；2.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公平性欠缺，在各个法令中所涉及的高等职业教育内容较少且原则性与目标性内容较多；3.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政策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在保障主体欠周延和保障制度欠完善两个方面。

基于此，作者提出以下建议：1.将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实化与细化，对学校与政府各自的义务、职责以及权利等进行明确规定，提升政策内容的可操作性与执行性；2.进一步提升与强化对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鼓励相关领域研究者与实践人员加入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队伍，有效提升政策制定主体的素质与能力；3.进一步完善有关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与法律，出台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在法律法规中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内容。另外，进一步保障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者的专业素质并加强对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监督，也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政策保障体系构建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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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提高全省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的通知》（____）、《关于征集进藏、进疆和高原条件兵有关政策的通知》（____）和省厅《关于转发民政部、总参谋部〈关于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校生优待问题的通知〉的通知》（____）精神，近两年__县严格按政策落实义务兵优待金大幅度提高优待标准，并及时兑现发放到户，受到了社会一致好评。但也存在优待经费不足、优待政策不配套等问题。笔者通过调查和工作实践，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近年来，根据上级政策，优待金标准每年都在提高。20__年该县有义务兵家属294户，优待面100﹪，其中农村义务兵223户，城镇义务兵71户；进疆和高原条件兵63人（农业户口29人，非农户口34人），大学生__人；依据上级文件规定和__县上年度统计数据。20__年农村义务兵年人均年优待标准为4500元；城镇义务兵年人均优待标准为5900元；进疆和高原条件兵优待标准：农业户口年人__500元，非农户年人17700元，大学生优待标准分别是：大专农业户口6750元、本科农业户口9000元、大专非农户口8850元、本科非农户口11800元，年发放义务兵优待金215.54万元；军人立功受奖奖励优待和1500多名困难优抚对象优待7.46万元，合计年发放优待金额223万元。县财政及时下拨资金223万元，县民政局及时兑现到户，受到广大军属的一致好评。

1、优待经费不足。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时，该县的转移支付资金的基数是86.98万元，省财政20__年补助优待金25万元，合计1__万元，今年还不知补助多少？2014年该县义务兵家属297户，优待标准：农业户口人均年优待金5100元，非农户口人均年优待金6570元；进藏、进疆和高原条件兵给予三倍的优待；高校在校生入伍的，大专增发50%，本科增发100%。2014年该县需义务兵优待金211万元，立功受奖奖励优待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20万元，合计年需优待金231万元，以去年省财政补助标准计算，缺口119万元，县财政想方设法拆借资金兑现2014年义务兵优待金。义务兵的优待标准每年在增加，优待的人数每年在增长，而且该县进疆、高原条件兵较多，但是转移支付优待金近年来一直未增加，该县是国家贫困县，县财政十分困难，上级补助资金有限，给义务兵优待工作带来困难，请上级在补助资金上给予倾斜支持。

2、优待政策不配套。20__年征兵工作，实行了城乡一体化，取消了城镇、农村之分，省、市还未出台行之有效配套义务兵优待办法，人武部提供的20__年新兵花名册仍有__人户口性质是居民户，分不清是城镇还是农村？公安、民政通过查义务兵本人原户口性质档案，所在社区、村调查，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查清楚了__人户口性质。每年都是如此，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势必影响优待政策落实。建议上级部门制定出台优待政策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取消城镇、农村之分。

3、人武部门提供新兵花名册不准确。每年征兵工作完成以后，人武部门不能及时、准确的提供新兵花名册、新兵入伍地区不明确，进疆（藏）和高原条件兵、高校在校生入伍的情况提供不清楚（包括户口在__，在外地上大学的），给民政部门落实优待政策带来困难。建议人武部门提供新兵名册时将新兵的基本情况、户口性质、服役地区、在外地上大学入伍的等详细情况及时、准确提供给民政部门，使民政部门按时、准确落实优待政策，支持部队和国防建设，促进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