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政策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作者简介：秦化清（1976-），男，河南郑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Email：qinhuaqing@sohucom

摘要：本文利用理论模型，对以社会融资总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所应遵循的操作规范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002—2013年统计数据，对中国人民银行利用社会融资总量、货币供应量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行货币政策规则的可能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时，按规则行事能获得更高的产出水平、更低的通货膨胀率和更小的社会福利损失；与其他中介目标相比较，社会融资总量更适宜作为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此外，在规则约束下，为克服社会融资总量变动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进一步发挥利率对GDP增长率偏差的调节作用，以便在货币政策操作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

关键词：社会融资总量；货币政策规则；相机抉择

中图分类号：F83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046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程度的不断提高，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的有效性已经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特别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局限性日益突出，直接造成中国人民银行遏制通货膨胀压力的政策操作效果微弱，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表现出加速弱化的倾向。鉴于此，中国人民银行从2011年4月开始正式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新的中介目标，并将社会融资总量定义为一定时期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提供的包括证券在内的全部新增融资总额[1]，以用于弥补货币供应量目标存在的显著缺陷，希望通过这一全新的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引入，来改善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同时，人民银行也对外开始公布，将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控制在略高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的水平上，希望借助于货币政策规则来促进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由此，在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规范的选择两个方面同时引发了新的争论。对于社会融资总量是否适宜于充当中介目标这一问题，尹继志、盛松成从理论层面，李沂从实证层面证明，相对于货币供应量而言，社会融资总量更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2-3-4]。然而，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应遵循何种操作规范这一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答。从总体来看，认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已基本实现按规则行事，或者认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应该遵循按规则行事的观点已经占据主流地位。但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自身的独立性长期受到制约，我国货币政策在操作层面上尚不具备推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条件。因此，现阶段国内对于货币政策规则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如何设立一种稳定的工具规则，以便于较为清晰地确定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之间的界限[5]。其中，方成和丁剑平主张可基于原始的麦卡勒姆规则，设计并采用基础货币规则或者货币供应量规则来对产出和通货膨胀进行反映[6]，这样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更适合于被人民银行所采纳和接受[7]；而肖奎喜与郭福春和潘锡泉则认为，我国应采用以利率作为工具变量的泰勒规则，指出泰勒规则能够在更好地拟合产出绩效的同时，还可以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 从而为货币政策的操作提供一个名义锚，这就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推行以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规则[8-9]。事实上从1996年至今，我国始终选择以数量型变量为代表的中介目标，并未将利率等价格型变量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中介目标。因此，结合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选取，研究社会融资总量能否适宜于充当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是否优于其他工具变量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国内的相关文献研究还未曾看到。

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明在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前提下，与相机抉择的货币操作方式相比较，按规则行事的政策操作在促进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减少社会福利损失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同时，利用实证检验，对以社会融资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为代表的数量型工具规则和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工具规则进行对比，对社会融资总量是否更适宜于充当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做出明确回答，以期填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二、社会融资总量为中介的货币政策操作规范选择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将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定位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法律上阐明我国货币政策偏重于追求双重最终目标。为了说明在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时，相机抉择与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操作对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的影响，可将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分别用y和π表示，经济的目标增长率用yn+k来表示，通货膨胀的目标控制率用π*来代表。其中，yn为经济的自然增长率， k为正数，表示由于存在税收扭曲，经济的自然增长率要比潜在值低，π*为取值大于或等于零的常数。假设中国人民银行的社会福利损失可以用二次函数来表示，则其形式为：

等式（18）中，α为大于或等于零的常数，代表因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或者商品及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所引起的本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或者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 c与d分别为GDP增长率偏差与通货膨胀率偏差的反馈系数，b为货币流通速度的反馈系数，并且各反馈系数均为大于零的常数，代表当t期的货币流通速度降低时，或者当t-1期GDP增速及通货膨胀率低于目标值时， t期应相应提高基础货币增速以实现对经济的逆风向调节。根据等式（18），分别利用社会融资总量增长率替换基础货币增长率，并利用社会融资总量计算得出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来替换等式（18）中的基础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就得到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的表达方程：

从表1的检验结果来看，各个解释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自2002年1季度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基本遵循了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但是，当以社会融资总量、基础货币和广义与狭义货币供应量分别作为工具变量时，各反应函数均对GDP增长率偏差做出反向调整，这与传统的麦卡勒姆规则所表述的结果完全相反。说明当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目标值时，数量型中介目标会随着GDP增速的提高而不断增长，从而加剧了宏观经济的过热格局；反之，当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目标值时，数量型中介目标会随着GDP增速的放缓而降低，客观上会引致宏观经济在过热与过冷之间进行更替，这与我国经济的整体表现情况大致相同。

此外，以社会融资总量、基础货币和广义与狭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时，其反应函数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1）社会融资总量及基础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的反馈系数与麦卡勒姆规则更为接近。当以社会融资总量和基础货币增长率作为工具变量时，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的反馈系数值接近于1。其中，社会融资总量规则下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的反馈系数为0960，基础货币规则下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的反馈系数为1039，两者均与标准的麦卡勒姆规则更为接近。与此相对应，以狭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规则的工具变量时，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的反馈系数值相对较低，以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规则的工具变量时，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的反馈系数最小。（2）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规则的工具变量时，对通货膨胀率偏差的反映程度相对更高。在社会融资总量规则下，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能够对通货膨胀率偏差赋予更大的权重，说明货币政策操作更偏重于对通货膨胀率偏差进行调控；而以基础货币、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作为工具变量时，货币政策规则的反应函数会对GDP增长率偏差赋予更大的权重，说明货币政策操作更偏重于对GDP增长率偏差进行调控。（3）社会融资总量作为工具变量时，按规则行事可以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及商品服务质量的提升有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从各反应函数的常数项来看，以社会融资总量增长率作为工具变量时，常数项的数值为20420，明显高于GDP与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值之和，表明在规则约束下，货币政策操作可对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商品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产生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水平，这一现象与社会融资总量的基本职能完全相符。相对而言，基础货币、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4）社会融资总量的拟合效果最好，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从各个被解释变量拟合效果看，社会融资总量增长率的拟合优度为0954，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拟合优度为0896，基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拟合优度为0883，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拟合优度为0846，对比结果表明社会融资总量的拟合优度相对最高，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拟合优度最低。从DW统计量来看，社会融资总量规则的反应函数随机误差项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基础货币规则、广义与狭义货币供应量规则的反应函数随机误差项均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说明社会融资总量规则表现优于其他数量型规则。在规则约束下，社会融资总量增长率、基础货币以及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拟合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图1所示。

考虑到我国已将利率作为重要的观测指标，为厘清我国利率调整是否也遵循按规则行事，同时也为能将利率规则与社会融资总量规则进行比较，明确社会融资总量规则是否是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最佳选择。为此，可利用国内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期末加权平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将实际GDP增长率与目标GDP增长率之差以及实际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之差作为

从表2的检验结果来看，泰勒规则反应函数的拟合优度为0461，DW统计量接近2，并且各系数值在10%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我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调整与变动基本遵循修正形式的泰勒规则。从等式（24）的系数值来看，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与GDP增长率偏差和通货膨胀率偏差同方向变动，与泰勒规则所表述的内容完全一致，代表当实际GDP增长率超过目标值或者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目标值时，名义利率将进行上浮以抑制经济过热或通货膨胀的加剧，反之则相反。从变量的系数值来看，利率对通货膨胀率偏差的反馈系数要显著高于对GDP增长率偏差的反馈系数，代表国内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通货膨胀率变动的敏感性相对更高，等式（24）中的常数项1660可以视为名义利率的长期均衡值。

依据显著性检验，对比等式（20）及（24）就可以得出，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总体的表现效果要优于利率。

四、主要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以社会融资总量为中介的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002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相关统计数据，对以社会融资总量、基础货币、广义及狭义货币供应量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规则工具变量的可行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在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的选择上，当中国人民银行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时，货币政策操作遵循按规则行事要比相机抉择能获得更高的产出水平，更低的通货膨胀率，以及更小的社会福利损失。

第二，实证检验表明，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基础货币、广义及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变动基本遵循按规则行事。若以这些变量作为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时，各个反应函数对GDP增长率偏差均做出了反向调整，表明数量型中介目标在操作中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整体波动性，这一结论虽然与传统的麦卡勒姆规则所表述的内容相反，但与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大致相同。

第三，与基础货币、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相比较，社会融资总量规则对通货膨胀率偏差的反应程度相对更高，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及商品服务质量的提升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此外，相对于以利率作为工具变量的泰勒规则而言，社会融资总量规则的反应函数拟合优度更好，表现效果更优，因而更适合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规范。

综上所述，现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主要中介目标，并据此实施以数量型为主导的货币政策规则。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在规则约束下，社会融资总量的变动会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为克服这一缺陷就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进一步发挥利率对GDP增长率偏差的纠正与调节作用，以便在货币政策操作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10]。参考文献：

[1]

余永定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J]国际金融研究，2011，（9）：4-8

[2]尹继志社会融资总量与金融宏观调控新目标[J]上海金融，2011，（9）：36-41

[3]盛松成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及实践意义[N]金融时报，2011-02-18

[4]李沂社会融资总量与最优货币政策操作[J]财经问题研究，2013，（3）：44-49

[5]巴曙松，杨现领货币锚的选择与退出：对最优货币规则的再考察[J]国际经济评论，2011，（1）：141-154

[6]方成，丁剑平中国近二十年货币政策的轨迹：价格规则还是数量规则[J]财经研究，2012，（10）：4-14

[7]李沂我国双目标基础货币规则的设定[J]财经科学，2010，（9）：1-9

[8]肖奎喜，徐世长 广义泰勒规则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估计[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5）：125-138

[9]郭福春，潘锡泉开放框架下扩展泰勒规则的再检验——基于汇改前后及整体层面的比较分析[J]财贸经济，2012，（11）：63-69

篇2

内容摘要：企业社会责任一词自其诞生以来就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且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对其内涵的探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至今仍没有达成一致的见解。笔者通过阅读大量的国外文献，描述了社会责任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并最终就社会责任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以供后来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响应 社会表现

社会责任定义的提出

社会责任理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一种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对于社会责任的定义在学术界仍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

学术界公认的完整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是由英国学者Oliver Sheldon 1924年在“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一书中提出的，Sheldon认为企业在生产商品获取利润的同时也应关注产业内外各种群体的需要，企业的经营应该有利于增强社区服务水平，为社区利益作出贡献，社区利益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衡量尺度，应远高于企业盈利。至此，Sheldon首次将企业社会责任与满足产业内外相关群体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包含社会道德因素，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53年Bowen在其著作中将企业社会责任明确定义为：经营者的社会责任即经营者根据社会标准和价值观制定政策、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的义务。正如Wartick & Cochran（1985）所说，Bowen对社会责任的定义包含了两种前提条件：其一，企业存在的前提是社会的满意，它的行为和运营标准必须符合社会设立的标准；其二，企业是社会中的道德主体。这两种观点为社会责任的概念提供了两种基本的前提，同时也为后来的社会责任批评家们提供了两种主要的攻击目标。Davis（1960）也认为经营者在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时除了考虑企业的经济和技术利益之外也要顾及那些受企业行为影响的人的需要和利益。也就是说企业不仅要为自己负责，必要时也要考虑到与其发生联系的其他人的感受。

社会责任定义的发展

然而，Friedman（1962）却认为企业在遵守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唯一的社会责任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管理的支持者是股东，股东唯一关心的是财务回报。管理者因为社会责任行为而减少对股东回报，实际上相当于对公司征税，通过决定这些自我强加的税收的使用方式来逐渐破坏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并委任自己作为非选择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另外，他还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会产生问题或者带来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管理者可能以股东利益为代价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达到自身社会的、政治的或者职业的目的的一种方式。总之，社会责任是自由社会中企业社会契约理论的破坏学说。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社会责任观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多学者对其提出了质疑和批评。Garriga和Mele（2004）认为该观点将导致企业短期利益导向。Walter（1977）也认为经济责任导向对管理者来说不是一个正确的向导，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它忽略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长期影响；它没有正确识别管理者与变化的外部政治和法律条件之间的关系。McKie（1975）认为工商界从来没有严格遵守经济责任框架，博爱、社区参与、家长式作风和自愿性伦理准则都是有别于经济责任导向的长期的、实用的指示器。该点作者重点强调了企业社会责任慈善维度。然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总之结论只有一个，就是经济责任作为唯一的社会责任是不现实的。

超越经济责任的社会责任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然而针对经济责任之外的社会责任所应包括的范围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McGuire（1963）承认经济责任作为企业首要的责任应该加以重视，但也应扩大社会责任关注视角，即企业应该将经济和法律义务之外的对社会的某种特殊的责任纳入到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之内。该观点得到了Backman（1975）的认可，他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涉及经济表现之外的并得到企业重视的动机或者目标。在这里，McGuire和Backman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包括经济、法律责任，而且包括除此之外的其他责任。然而，Manne和Wallich（1972）仅将企业社会责任看成是一种“自愿”的行为，这种行为凌驾于经济责任之上，企业可为也可不为，没有强制性。Steiner（1975）整合了前人的观点，提出一个几乎串联所有观点的定义，他将企业社会责任从“传统的经济责任”拓展到政府指定的“法律责任”再到“自愿的领域”，最后超越现实的期望。

社会责任衍生概念的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学者们由对社会责任定义和范围的研究逐渐转向了对社会响应的探讨，它强调企业响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一些学者认为对静态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过分关注将导致不能完全展现对企业社会责任所作的努力以及企业的表现。比如，Ackerman and Bauer（1976）就批评当时学者对社会责任内涵的表达，并坚持认为责任的内涵就是假设一种义务的过程，他们强调动机而非表现，对社会需求的响应比决定做什么更为重要，即相对于社会责任来说社会响应是一个更好的向导。而Sethi（1975）从另一条不同的但相关的路径完成了由“社会责任”到“社会响应”的转换，即他开发了一种针对社会需求的三维度企业行为架构：社会义务；社会责任；社会响应。社会义务指响应市场力量和法律约束的企业行为，社会责任意味着在社会义务之上与主流的社会规则、价值观和期望保持一致的企业行为。而社会响应暗示了这样一种含义，即对企业重要的不是如何应对外部压力，而是企业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系统中的长期角色应该是什么，因此，该阶段企业必须具有预见性和防御性。1994年，Frederick明确区分了社会责任和社会响应的概念，指出社会责任回答了为什么，为了谁的利益，而社会响应回答了如何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等问题，并将社会响应明确定义为企业应对压力的能力。Carroll（1979）也指出社会响应不能替代社会责任，社会响应只是与社会责任并行的社会表现的另一面。

在社会响应进入学者们的视野的同时，另一个与社会责任相关的但又有区别的概念―社会表现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社会表现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它将社会责任和社会响应都吸纳为自身的组成元素，成为社会责任的又一重要衍生领域。企业社会表现最早是由Preston提出的，该词频繁地出现在Preston的著作中，但他并没有给出企业社会表现的明确定义。Carroll（1979）是第一个对企业社会表现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他提出了一个社会表现模型，在该模型中，包含三个维度，分别是：公司社会责任、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响应。作者认为该模型的三个维度驱使我们思考在分析社会表现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Wartick和Cochran（1985）对Carroll的社会表现模型进行了改进，将“社会责任―社会问题―社会响应”模型替代为“原则―过程―政策”模型，并指出社会表现模型表明企业社会参与依赖于企业社会原则、社会响应过程以及问题管理政策，每一部分都有其与众不同的指导和导向意义。总之，该模型为目前的企业社会参与提供了一种综合的概念化框架。Carroll社会表现模型三维度之间是一种静态的组合关系，而没有更多考虑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只是说明在各维度下对企业的要求。Wartick和Cochran提出的新模型弥补了Carroll社会表现模型的这种缺点，在模型构建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三者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该点在Wartick和Cochran提出的有关社会表现的定义中可以察觉，即企业社会表现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准则、社会响应过程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之间的根本性的相互作用。至此，社会表现理论已基本趋于成熟，由最初的单纯概念的探讨至社会表现模型的不断完善，社会表现理论已成为社会责任理论一个重要的衍生领域，为更加深入地研究社会责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社会责任定义研究的回归

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责任的衍生理论（如社会响应、社会表现等）吸引了大多数研究者的目光，而对社会责任的研究似乎有消退之势。其实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仍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对其内涵的探讨仍然在继续着。1991年，Carroll对其四责任学说进行了改进，将自由裁量责任更名为慈善责任，并构建了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处在模型最底层的是经济责任，往上依次是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处在金字塔顶层的是慈善责任。该模型描述了总体企业社会责任所包含的彼此有区别的内容，但这四部分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且经济责任与其他社会责任之间也不是处于并列地位，而不同的责任在某一个企业的身上是同时存在，企业可以结合自身条件以及外部情况作出决定履行责任的范围和程度。至此，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主体框架已趋于成熟，虽然学术界对社会责任的定义仍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Carroll的社会责任学说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可，在当前有关社会责任的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指标体系的确定与测量以及与其相关的衍生理论的发展，对社会责任的定义与范围的探讨已渐渐淡出研究者们的视野。随着研究的展开与结论的得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也会随着其不断地发展，以适应市场经济浪潮所带来的冲击。

结论

通过本文以上部分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梳理，本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是狭义的定义和广义的定义。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以Friedman为代表，他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即经济责任，对其他除了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必然会分散企业的资源，进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最终给股东造成损失。笔者不认同这种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狭义的社会责任定义只考虑到企业的短期利益，没有顾及企业的长期发展。不可否认在短期内企业承担较少的社会责任可以节约企业的成本，减少资源的支出，这可直接反映在企业的盈利水平上，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利润可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企业的形象是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相一致的，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资本或者关系资本是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的，而且这种社会资本一旦形成就可以维持较长时间，也就是说这种社会资本在长期内具有可持续性，可以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不过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持续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并满足他们合理的要求以形成利益共同体，最终达到共赢的局面。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被当今大多数学者所认可，虽然在涉及定义的具体细节方面有所差异，不过在主题内容框架上是大体一致的，该方面的代表当以Carroll为首，他认为企业不仅要满足股东的盈利即经济责任需要同时也要承担法律的、伦理的以及慈善的责任。经济责任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也是企业承担其他责任的前提。如果一个企业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就谈不上其他责任了，但这并不是说经济责任就是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承担法律责任是企业正常运行的基础，偷税、漏税的企业终会受到制裁，严重的可能会被禁止进入市场，相信这是企业法人所不愿看到的。除了经济和法律责任之外还有伦理和慈善责任，这是对企业更高层次的要求，也是企业发展的助燃剂。在当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众多企业无不求助于伦理和慈善责任来笼络消费者，提高自己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便在竞争中获胜。鉴于以上观点，笔者赞同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即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

参考文献：

1.Oliver,Sheldon.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M].London:Isaac Pitman Sons，1923

2.Walter F.Abbott.On the Measure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77(3)

3.McGuire, J.W.Business and Society [M].New York:McGraw-Hill,1963

4.Steiner,G.A.Business and Society[M]. New York:Ran-dom House,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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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金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如何定义资金流动性过剩

在近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中，没有哪个概念比“资金流动性过剩”出现得更为频繁。虽然人们在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但内涵却众说纷纭。第一种定义是指实际货币存量高于均衡水平的情形。在这种定义下，资金流动性过剩的潜在危害是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第二种定义是指货币的供应量大于货币需求量并超过了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经济运行中的货币存量超过了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数量，这些“剩余的流动性”要么转化为暂时不准备投入使用的定期存款，要么投入到股票等非实体经济领域，其潜在危害是可能导致泡沫经济。第三种定义是指金融机构存贷差的持续扩大和存贷比的持续走低。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危害是给商业银行的盈利状况造成很大压力。第四种定义是指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的宽松情况。银行间的市场利率往往视为流动性是否过剩的关键表征，该利率可看作是判断流动性状况的一个良好指标。第五种定义是指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主要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是强制性的，因而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为超额存款准备金和超储率持续处于高位。第六种定义是指流动性偏好。即由于货币具有使用上的灵活性，人们宁肯以牺牲利息收入而储存不生息的货币来保持财富的心理倾向。这是凯恩斯提出的，具有严格的经济学定义。从某种意义来说，人们对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定义有点像盲人摸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定义不一样，人们对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判断和采取的措施也有所不同。

二、我国资金流动性的规模

经济学家吴敬琏(2006)在香港表示，中国目前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合8万亿元人民币，而央行只发行了2万亿元央行票据来冲销。这样，在乘数效应下，等于起码有30万亿元的流动性在市场中，中国境内的流动性过剩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2006)测算，2006年央行到期票据以及新增外汇占款可能释放的流动性在3.6万亿元左右。但也有人认为，我国同时存在资金流动性过剩和资金流动性短缺。目前，我国资金流动性过剩只是一种资源配置不均衡的过剩。一边是社会生产、社会消费有大量的资金需求，另一边是商业银行存在着极大的资金运用压力。很多需要资本流人的领域并没有顺畅的渠道来导入资本，如公共医疗、基础教育等公共部门的投资严重不足，而资本大量聚集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导致了局部流动性过剩。我国大企业的资金过剩，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却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经济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普遍面临资金不足问题。城市存在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农村却依然资金匮乏。还有人认为，我国明显存在资金流动性不足。从社会保障来看，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如果要还清社会保障的历史欠账，我国的资金不是过剩，而是短缺。从城乡居民的财富占有以及生活水平的差距来看，国家对农民也有大量的欠账。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2006)预测，“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万亿元至20万亿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资金不是宽裕，而是囊中羞涩。

三、我国资金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

观点之一，资金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于国内储蓄大于消费。我国国内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低消费、高储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养老、看病以及孩子教育的问题。由于财政未能充分承担起其应该承担的职能，即不能解决老百姓的公共医疗、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后顾之优，老百姓不敢消费，只有把钱存入银行，从而导致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消费能力的欠缺是产生资金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

观点之二，资金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是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的共同作用。外部失衡是指中国同时存在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在我国强制结售汇体制下，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意味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伴随外汇储备增长而不断投放的基础货币，最终演化为实体经济中过剩的流动性。内部失衡主要是指中国经济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恶化趋势，表现为投资相对于消费的过快增长。国内经济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需要通过外部失衡来平衡，而外部不平衡需要资本的流动来平衡，从而形成流动性过剩的格局。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均能造成流动性过剩。

观点之三，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是典型的银行储蓄与投资不协调的结果。由于银行风险控制能力与吸收储蓄能力不相匹配，吸收的存款太多，虽然经济运行需要大量的信贷资金，但银行不具备控制信贷风险的技术能力，贷不出去，导致银行的存贷比逐年下降。储蓄不能顺利地转化为投资，使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内部，从而恶化了资金的流动性。

四、我国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利弊分析

关于我国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利弊分析大致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已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隐患，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流动性过剩会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银行体系资金泛滥，利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如果不回收过剩的流动性，要么会引发实体经济投资过热与通货膨胀，要么推动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上涨，并形成泡沫损害整个国民经济。

第二种看法是，中国目前不是资金流动性过剩，而是资金流动性繁荣。资金流动性过剩和资金流动性繁荣在机理上有根本区别。资金流动性过剩是实体经济出现低迷、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状态下的结果；资金流动性繁荣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断改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反映。资金流动性充足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动力，可以使中国能够效法西方发达国家，走“财富创造财富”之路。资金充裕也为企业直接融资带来新的契机。

第三种看法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并不可怕。关键是我国要因势利导，巧妙利用当前资金流动性向中国汇集的大好时机，让外资为中国经济向市场机制转型提供资金、技术、管理乃至市场的支持。对于国际游资，没有必要过于恐惧，利用得当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当前我们既存在挑战，但更面临机遇。五、对策

(一)人民币是否应升值。花旗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2006)认为，解决流动性过剩的有效方法是保持人民币适当的快速升值。目前加快升值已经是大势所趋。但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2006)认为，人民币过快升值不是明智之举。过快的升值速度，非但不能减少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继续增加，相反只会给热钱的流入释放出更强劲的信号。兴业银行宏观分析师鲁政委(2006)认为，合适的升值方式不应该是单边升值太多，而应是让汇率在较大的区间来回波动，只有双向波动，企业才有危机感，才会主动寻求各种避险措施，才能实现升值的良好效果。从决策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应该升值还是贬值，的确还需要决策者三思而后行。

(二)是否加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2006)认为，加息不仅对控制流动性无太多帮助，而且会制造出新的流动性。加息将导致中美利差缩小，本来就对人民币升值趋之若鹜的海外热钱将由此更大规模地涌入中国，这无异于抱薪救火。也有人认为，改变金融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是政府化解流动性过剩的核心。低利率政策不改变，国内流动性过剩就不能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也正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的大好时机。二些专家则认为，从提高资金成本、抑制投资过热的角度讲，今年存在进一步加息的空间。但也有专家反对，认为加息很难改变外部失衡问题，无法从源头上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人民币是加息还是维持不变，经济学家也很难达成一致的共识。

(三)提高超额准备金率是否有效。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2006)认为，资金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于国内储蓄大于消费，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结构性失衡问题。也有人认为，在对冲流动性方面，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是一个效果相对剧烈的工具。它一方面直接冻结银行一定数量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则影响货币乘数，产生多倍收缩效应。如果大幅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会产生明显的效力。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2006)则指出，调整准备金比率是央行目前较为偏好的流动资金管理工具。提高超额准备金率是否有效不仅有一个客观标准，而且还涉及到人的主观判断。调整超额准备金率的效用还有待于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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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参与 概念 界定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常使用的术语，用来描述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权开放进程中公民进入和影响政治生活的活动和过程。“传统社会是不允许参与的社会，现代社会则是允许参与的社会。”[1]如果说，政治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过程的话，那么，公民的政治参与既有对决策过程的参与，也有对执行过程的参与，还有对决策、执行进行监督的参与。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迅速膨胀的事实来看，表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日渐强劲，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的论断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得到了明显地体现。人们在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已经较为充分地认识到政治在社会价值分配和人们利益实现中的权威性地位，并力图通过对政治过程的介入来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从根本上说，迅速发展的公民政治参与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一大成果。

回顾西方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实际上，19世纪末叶以来的欧洲政治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政治参与渠道”的扩展史。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西方民主政治的演化，实际上是沿循两种方式推进的：一是“政治参与之权利项目”的逐渐增加，例如选举权、请愿权、结社权等权利的逐一增添；二是分享“政治参与权利之人数”的逐渐增多，例如选举权的历史，便是渐渐取消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种族及性别等限制，从而使得享有选举权的人数逐步增多，最终成为全体公民共享权利的一个过程。[3] 因而政治参与的概念和理论，其内在实质和标准都与西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历史紧密相关。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发展现实中，政治参与则应有本土化界定的问题。

1.西方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界定

诺曼·H·尼和西德尼·伏巴认为：“就政治参与这个术语来说，我们指的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即“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4]在此定义中，他们排除了政治暴力。

在巴恩斯和凯思的著作《政治行为：五个西方民主国家的群众参与》中，则把政治参与界定为：“政治参与是在政治的各个层次中意图影响政治抉择的公民的一切自愿活动，它也包括抗议和暴力行为。”[5]该定义的特征是包括了合法参与和非法的暴力抗议，但强调自愿而又排除了非自愿的动员性的参与。

塞缪尔·亨廷顿和琼·纳尔逊在其著作《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将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6]这一定义看似模糊，但它包含如下意思：一是政治参与包括活动而不包括态度，由此把客观的政治活动与主观的政治态度区别开来；二是政治参与指平民的政治活动，这也把政治参与者和政治职业者相区别；三是政治参与是指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这类活动的目标指向公共当局，由此也把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社会参与加以区别；四是政治参与包括所有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而不管这些活动是否产生实效，也不管是否合法；五是政治参与不仅包括行动者本人自发的影响政府决策的自动参与式的活动，还包括行动者受他人策动而发生的动员式的参与活动。

2.中国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界定

塞缪尔·亨廷顿和琼·纳尔逊可以说给出了政治参与的核心界定和关键区别，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发展的语境中，政治参与还有一个参照中国政治发展现实的本土化定义问题，可以列举中国学者对政治参与的主要定义：

李景鹏较早给出了政治参与的明确界定：“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是指人民通过投票、组党、加入政治团体等活动来直接或间接影响决策的行为”[7]这一定义揭示了政治参与的实质是相对于政治管理自上而下的权力支配的一种反向的政治支配，是一种自下而上或从外部向中心的权力运动，是人民将权利要求转化为权力运作的过程。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对政治参与的定义是：“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它反映了公民在政治系统中政治活动的地位、作用和选择范围。”[8]这一定义强调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性、自愿性和选择性。

王浦劬对政治参与的定义是：“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中的行为。”[9]这一定义强调的是政治参与的合法方式和对整个政治体系和活动的影响。

杨光斌认为：特定的语境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套用既定的“政治参与”概念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过程，因而选择“公民参与”概念。认为公民参与的主体不但包括公民个体，还包括无组织的群体、民间社团以及网民这样的新兴公共群体，公民参与的活动不但包括为了影响公共权力的行为，还包括因受到公共权力侵害而捍卫自身权益的活动，有的甚至因为纯粹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发生。因此，公民参与是一个比政治参与外延更广的概念。[10]

房宁认为：“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公民个体或公民群体和组织，以合法方式试图影响各个层级党政系统的制度构建、主体构成、体系运转、政策决策以及政府性工程，以实现其权利和利益的各种活动和行为。”[11]这个概念虽然不够简明，但它比较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现实的需要，可应用于广阔地域和多重层级中各种党政系统内发生的政治参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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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闭幕晚宴上，社会企业研究中心首份《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对社会企业这一日益受到关注的组织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报告回顾了自上世纪70年代萌发以来社会企业在欧洲国家的发展历程，并列举香港政府、意大利政府、欧洲委员会、社会企业联盟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归纳认为：一个严格的“社会企业”定义应该具有三个要素：“目标设定”、“运营模式”、“利润分享方式”。报告指出，社会企业的中国本土化定义的设计首先基于三个有利于原则：有利于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有利于监督的实现；有利于与本地文化认知的连贯。此外，还要考虑到不同的行动主体有不同的动机和侧重点，从文化推动的角度、从政策制定的角度、从国情结合的角度。报告提出社会企业的三级概念框架，并且认为：社会企业是一种可以认证的标准，而非注册的某种新形式。

报告指出，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肇始自2006年，其发展历史还非常短暂，而且目前在国内也没有对社会企业的统一的定义和概念，真正具有规模和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企业屈指可数。通过访谈，报告发现社会企业有如下特征：相当一部分是由原来的NGO转型而来；有些社会企业在成立之初，并没有把自己归到“社会企业”这个标签下，但是其企业宗旨中有明确的价值观导向l利润分配模式不清；绝大多数的被访企业都规模较小，很少有年营业额超过一百万的企业。报告分析了国内一些社会企业创新实践，并提出，在中国还没有对社会企业的影响力有成体系的或来自第三方的独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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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纳税筹划 风险 测量 对策

一、税收筹划及其风险相关概念

1、税收筹划的定义。西方社会一直以来流行一句话：税收和死亡是世界上不可避免的两件事。从事税收筹划的学者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比较多的，而且和税收筹划相关的研究书刊也不在少数。同样在国内，税收筹划近年来也是理论界和实物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对“税收筹划”的定义，目前尚未有一个很全面或者很权威的答案：国际财政文献局在《国际税收词汇》中认为，税收筹划指的是通过对个人事务活动的安排或者对经营活动的安排，纳税人以达到实现缴纳最低税收的目的；而盖地认为税收筹划指的是在尊重税法的前提下，依据现行税收法律，纳税人运用税法中比较模糊的定义，比如税法中的“应该”与“不应该”、“允许”与“不允许”来进行对筹资、经营、投资等活动进行各种筹划以减轻税负的对策。在他看来，广义的税收筹划指的是节税和避税，而狭义的则只是指的是节税；在《税务实物》中，我国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将税收筹划定义为，当存在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纳税方案时，在遵守税收法律以及法规的前提下，纳税人为实现最小合理纳税而进行设计和运筹。综上所述，本文给税收筹划的定义为：在不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前提下，通过中介机构或者自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理财、投资和组织结构等经济行为或者业务的涉税行为进行运筹和设计的过程，以达到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或者股东财富的最大化。

2、税收筹划风险的定义。作为企业财务管理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筹划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本文对税收筹划风险的定义如下：由于事先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纳税人设计的税收筹划方案，其经过方案的设计所得到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而有着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3、税收筹划风险的特征。第一，税收筹划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是由纳税人选择进行纳税筹划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风险不由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存在于自然环境和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第二，税收筹划具有因果复杂性。纳税人可能会忽视企业的纳税事物，不了解相关的法律，缺少对风险的判断，违反法律法规，另外国家税收政策法规的变动、经济政策形式的变化以及同业竞争的加剧等皆可带来税收筹划的风险。第三，税收筹划风险具有潜在性。因为任何一个筹划方案都有其不可知的风险，任何变动都可能导致某一税收筹划方案的失败，因此，其风险具有潜在性。

二、税收筹划风险产生的原因

1、纳税筹划的事先计划性和在执行过程存在着不可控因素和不确定性间的矛盾。税收筹划本身是一种事前的行为，它具有预先性和长期性的特征，由于各种因素在未来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纳税人在进行纳税筹划的时候面临着各种风险。因此纳税筹划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纳税筹划的事先计划性和在执行过程存在着不可控因素和不确定性间的矛盾。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类：首先税收的本质属性是税收筹划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决定了税收风险的存在。从税收强制性方面看来，其说明了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与政府及税务部门的权力和义务的不对等，对于纳税人而言，其不仅要依法纳税，并且他们的行为也处于被动的地位。纳税人的税收筹划的合法性是由政府及税务部门所决定而非纳税人说了算，由此而带来税收筹划的风险。其次，从税收的无偿性看来，作为经济人，纳税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个体的经济利益，肯定是希望通过各种方法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的，而税收作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对税收的管理必然会非常严格，这两者利益上的矛盾则导致了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上的风险。而从税收固定性来看，国家以法律形式明确地规定了税收征收的内容和程序，而这是发生在国家征税之前的，双方都必须遵守，因此，纳税人在开展税收筹划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各种法律法规，这也导致了税收筹划具有一定的风险。

2、纳税筹划行为实施者认识水平有限。税收方案的制定及实施完全是纳税人的主观判断所决定的，这其中包含了纳税人对税收条件的认识与判断以及税收政策的认识与判断等。而既然是主观判断则必然由着错误的可能性，这也决定了其所设计与实施的纳税筹划方案有着错误及失败的可能性。通常来说，纳税筹划成功的可能性与纳税人的专业素质是成正相关的，这取决于纳税人对税收、会计、财务、法律等方面的政策和业务的熟悉程度。

3、纳税筹划方案实施过程中环境的不确定。任何筹划方案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发生的选择，并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实施的。这里所指的环境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环境也就是纳税人自身的条件，比如纳税人的经济活动；另外一方面是外部环境，也就是税收政策等。我国的不同税种以及不同性质的纳税人采用不同的计税及纳税办法，而纳税优惠政策往往是针对具体的某一类符合某些条件的纳税人而提出的。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如果想要获得一项税收收益的话，企业的经济活动是必须符合其所选的税收政策所要求的特殊性的。这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形成了一定的限制，严重影响着企业经济活动的灵活性。比如，如果项目后期经济活动发生了变化，那么就可能失去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政策和特征，不仅无法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而且还可能加重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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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策工具；发展历史；内涵；分类

中图分类号：D3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3-0043-02

1　政策工具的发展历史及成果

1.1　国外政策工具的发展历史及成果

对于政策工具研究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达尔和林德布洛姆撰写的文章《论现代国家采取的政治――经济技术》中提出来的。但政策工具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荷兰的吉尔霍德委员会便得出了以下结论：政策工具知识的缺乏和不足是导致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建立和发展一门政策工具理论并将之付诸实践。这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要数1983年胡德的《政府的工具》。到了20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政策工具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地发展。目前，它已成为了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主题，同时也正在成长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无非要数以下两本了：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盖伊・彼得斯和冯・尼斯潘主编的《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二是莱斯特・M・萨拉蒙主编的《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其中笔者尤其要指出《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一书，该书是1992年春在荷兰鹿特丹大学举行的政策工具研讨会上的论文集，在众多教材中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政策工具研究的状况，是一本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公共政策工具并做进一步研究的很好的参考书。

根据上文知道西方政策工具的真正兴起与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那么其原因有哪些呢?笔者借鉴了陈振民等学者的著作，将原因概述为以下四点：一是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执行是很复杂的，这就导致人们对政策执行工具的反思；二是此时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相继失败，政府的工作效率低下，政策时常失灵，人们产生了了解政策失灵的原因和解决方案的强烈要求，而不少解决方案就存在于政策工具的理论之中；三是现代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开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导致他们对工具性知识的更多地追求；四是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学研究领域的问题之一，政策科学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将政策工具纳入研究重点之一。

1.2　国内政策工具的发展历史及成果

在我国关于政策工具的研究是在本世纪初才慢慢被国内学者所重视的，所以说它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属于新兴研究领域，自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有限的。据我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文献进行检索发现，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工具专著，只有一本中文版译著，是由顾建光翻译《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一书所得，于2007年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余的成果主要是教材和论文。对公共政策研究进行介绍的教材笔者所知道的主要有：张金马主编的《政策科学导论》(1992年版)；张国庆主偏的《现代公共政策导论》(1997版)；陈振民主编的《政策科学》(1998年版)；陈振民编著的《公共政策分析》(包括2002、2003年两版)；陈庆云主编的《公共政策分析》(2006)；陶学荣主编的《公共政策学》(2006)；郭红玲主编的《公共政策学导论》(2007)；陈潭主编的《公共政策学原理》(2008)；严强主编的《公共政策学》(2008)等等。其中还有一本是2006年出版的由庞诗所译的豪特利和拉米什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一书，其内容也有关于政策工具的介绍。至于论文也有数篇：2003年的主要是张成福的《论政府治理工具及其选择》；2004年的主要有陈振民的《政府工具研究与政府管理方式》；2005年的主要有卢霞的《政府工具研究的新进展》，徐程的《政府工具视角：一种审视政府治理的新途径》，王伟昌的《新“治理”范式与政府工具研究》，储亚萍的《论作为政府管理工具的合同》；2006年的主要有陈振民的《政府工具研究的新进展》，吕志奎的《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角》，周奋进等的《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与行政行政制约》，余瑶的《当代中国政府工具选择刍议》，朱喜群的《论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2007年主要有杨卫玲的《公共信息；政府治理工具箱中最有效的“软工具”》；2008年姜国兵的《对公共政策工具五大主题的理论反思》，等等。

2　政策工具的内涵

政策工具又称为治理工具，政府工具，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其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不同的定义，表述各异。国外主要有以下一些定义：尼德汉认为工具是“公共机构可以合法获得的统治可能性”。霍格威尔夫认为“工具是行动者能够使用或潜在地加以使用，以便达成一个或更多目标的事物”。林格林将工具定义为：“致力于影响和治理社会过程的具有相似特征的一系列政策活动”。美国学者莱斯特和斯图尔特认为政策工具是政策执行的技术。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把政府工具定义为：“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通过某种途径用以调节政府行为的机制”。另一个美国学者萨拉蒙则认为工具是“一个行动者能够使用或潜在地加以使用，以便达成一个或更多目的的任何事物”。而豪利特和拉米什则指出，政策工具是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的手段，是政府在部署和贯彻政策时拥有的实际方法和手段。

国内知名学者陈振民、张成福、陶学荣、严强等等都对政策工具的内涵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认为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或结果的手段；有的认为政策工具指的是政府将其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路径和机制，是政府治理的核心，没有政策工具，便无法实现政府的目标{有的则认为政策工具是“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的总称”等等。

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各个学者对政策工具的定义千差万别，但这些定义都体现了共同的基本属性一一公共政策主体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在达成政策目标中所采取的手段、方法和途径。结合这些定义，笔者认为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尤其是执政党和政府部门选择的并具体加以运用以执行公共政策，达成政策目标，从而解决政策问题的途径和手段。

3　政策工具的分类

3.1　政策工具的分类简介

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学者们也是由于角度不同众说纷芸，表述各异。综合起来有以下一些分类结果：荷兰经济学家科臣(另一表述为德国经济学家基尔申)最早试图对政策工具加以分类。他关注的是一系列执行经济政策从而获

得最优化结果的工具。他整理出了64种工具，但是只是列举，并未作系统化的分类。美国政治学家罗威、达尔和林德布洛姆等人对这些工具进行了宽泛的分类，认为可以分为规制性工具和非规制性工具两大类。萨拉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又加上了开支性工具和非开支性工具两种类型。胡德相比较前几位学者来说提出了稍显系统化的分类框架，他认为所有的政策工具无一例外的都会使用到以下四种资源中的任一种或几种。这四种资源是信息、权威、财力和可利用的正式组织。麦克唐纳和艾莫尔则根据工具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将之分为四类：命令型工具、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和系统变迁型工具。施耐德和英格拉姆等人的分类与之有些类似，他们认为政策工具可分为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符号与规劝型工具和学习型工具四类。著名政策分析家狄龙将政策工具分为法律工具、经济工具和交流工具三类。这种分类方法在西方比较受推崇。另一种更新近的三分法是管制性工具、财政激励工具和信息转移工具。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霍莱特和拉梅什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此种分类方法在众多方法中更具解释力、更合理，在下文，笔者将对之进行详细介绍。加拿大政策科学布鲁斯.德林和理查德.菲德也是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将政府工具分为自律型政策工具和全民所有型政策工具，前者强制程度最低，而后者强制程度最高。这种分类为政策工具分类体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做了基础性的贡献。欧文.E.休斯认为政府的干预都可以通过供应、补贴、生产和管制这四方面的经济手段得以实现。林德和彼得斯则认为政策工具是多元化的，它们可以包括命令条款、财政补助、管制规定、征税、劝戒、权威和契约。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将政策工具比作是“政府箭袋里的箭”，并将之分为以下三类：传统类工具、创新类工具和先锋类工具。E・S・萨瓦斯认为政策工具有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契约、特许经营、补助、市场、用户付费、志愿服务等等。

以上是西方对政策工具的大致分类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国内主要的分类情况。国内学者的分类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张成福在《公共管理学》中的分类，他政府介入的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政府部门直接提供财货与服务、政府部门委托其他部门提供、签约外包、补助或补贴、抵用券、经营特许权、政府贩售特定服务、自我协助、志愿服务和市场运作。第二种是陈振民的分类，他认为政策工具可分为三大类：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最后一种是陶学荣的分类，他将政策工具则分为：经济性工具、行政性工具、管理性工具、政治性工具和社会性工具五类。

3.2　政策工具分类的不足和困难

(1)不足。

虽然很多学者对在政策工具分类上做出了尝试，关于这方面的成果也不少，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样。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政策工具的分类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分类太过于宽泛不够具体，从而不便操作。比如说林德布洛姆等人作出的分类。有的分类选用的是列举法，太过于具体。最大的弊端是难以穷尽，不科学严谨。有的分类没有相互区别、相互排斥。有的分类又太注重借鉴企业的分类了，从而有忽视“公共性”的嫌疑。有的分类对诸如谈判、说服等非正式工具没有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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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有机农业作为保障食品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作方式方兴未艾。有机农业生产方式兼具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和特色农业生产的特殊要求，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着较好的作用。但有机农业生产经营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特殊形式与常规农业一样面临着来自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在一定条件下，这种风险程度甚至超过后者。因此，对有机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重点考察有机农业政策支持的相关研究，分析有机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支持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有机农业；政策支持；现状与问题

1引言

绿色革命以来，农药和化肥大量使用，造就了石油农业的兴起，这对提高粮食产量、保障全球粮食安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石油农业的发展造成了诸如土壤板结、水体污染、土壤重金属集聚等环境破坏问题，并可能将污染传导到食物链终端。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有机农业作为石油农业的替代选择之一日益得到重视，相关研究与支持政策不断涌现。在1920年代的瑞士和德国，有机农业概念被首次提出。21世纪以来，有机农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有机农业是对农作物培育过程要求极高的现代新型农业，兼具安全、优质、营养的特点，有着较广阔的消费市场，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与常规农业一样依赖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同时，有机农业生产环节对生态环境有较好的恢复与保护作用，能够形成经济行为的正外部性。伴随着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过程，有机农业不使用化学农药和化学肥料，因此其生产的风险性较之于石油农业更高。有机农产品的产量较低，而其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较之普通农产品弹性系数更大。因此，其发展面临着生产与市场的双重风险。基于以上几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对有机农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2何为有机农业

自从“有机农业”概念提出后，学界从不同角度尝试对其定义进行规范，但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本文将几种主要的观点进行简单归纳：

（1）农业系统说。有机农业是一种环境和技术要求最为严格的具有持续性发展特点的农业系统[1]。系统说从农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角度考察有机农业定义是合理的，但关于有机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区别及其生产过程、生产目的等方面未作具体阐释。

（2）生产过程说。李显军（2004）对有机农业的定义中强调了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和有机农业基本标准的重要性，在生产过程中完全遵守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不使用化肥、农药和各种调节剂和添加剂，绝对避免基因工程技术，维持种植、养殖业的平衡，采用具有可持续性的农业发展技术，保证农业生产过程的稳定性。总而言之，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建立生物多样性、恢复良性循环是其观点的核心[2]。

（3）生产方式说。葛体达等（2008）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考察了有机农业的定义，他们认为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应该符合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健康、安全、优质的理念，在生产过程中完全使用绿色、无污染的生产资料，结合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学科，发展科学原理和技术，协调种植、养殖业的平衡，实现农业的可持续进步，维护农业生态系统的持续稳定[3]。我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对有机农业的定义如下：遵照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过程[4]。不难看出，从农业系统、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的角度考察有机农业的定义都有其合理性，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对有机农业概念的界定根据专业性和具体性，从有机农业的生产环节、生产特点、系统协调等角度对这一概念加以界定。虽然有机农业的概念众多，但综合各种观点会发现它们所要阐述的内容具有趋同性，即有机农业是在生产中完全不使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畜禽饲料添加剂。本文将采用这一定义。

3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有机农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学界对其政策支持的研究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考察国内外有机农业政策支持研究，不难发现，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对有机农业政策支持的必要性分析、对有机农业政策支持的具体经验总结和有机农业政策支持的建议对策等。

3.1有机农业政策支持的必要性研究

如前所述，有机农业不仅有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还兼具特色农业生产的特殊要求，尤其是有机农业面临的生产和市场风险较之普通农业生产更大，且有机农业的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的正外部性更大。因此，国内外关于有机农业支持政策内在原因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上述几点，且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有机农业政策支持的必要性具体表现为：

3.1.1农业的弱质性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作为自然在生产与经济在生产交织的生产活动，其面临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远大于工业生产活动，普遍表现出较强的弱质性[5]。农业的弱质性特征不仅表现在普通农业生产方面，也表现在有机农业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农业的弱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自然环境作为农业生产活动中难以实施有效人为控制的因素，即便当今科学技术水平高度发展，自然条件仍是限制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面对自然灾害，普通的农业生产本就难以抵御，而有机农业对其承受更显无力。总体而言，“靠天吃饭”仍是当今农业生产的基本现状，因此，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农业生产面临着更大的自然风险。石油农业可以通过大规模施用化肥农药抵御来自病虫害以及土地贫瘠带来的自然风险，而有机农业在这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正因如此，有机农业在面临同样的自然灾害时，其风险抵抗能力相对更低。

（2）有机农业市场风险更大由于生产中的风险不完全可控，有机农业的弱质性还体现在其他领域上。就消费层面而言，人类生存所必需的食品等生活资料，主要是通过农业生产而来，农产品是最基础的需求，因而需求弹性很小。就流通层面而言，农产品流通中价格和供求之间存在着时滞，这意味着农产品供给的数量难以在市场的自行调节下及时跟随价格的波动而变化，从而导致消费者接收到有关农产品短缺或过剩的信息往往都被放大,农业经营者难以建立起稳定的价格预期。如此一来，相对于其他行业，农产品面临着更高的市场风险。而有机农业作为农业市场中新兴的一员，消费受众又具有局限性，因而面临的市场风险更大。

3.1.2有机农业生产过程的正外部性

有机农业相对于常规农业而言，不仅给农业生产者带来收益，更重要的是有机农业生产过程对于公共环境的保护能够产生较大的积极作用，能够更好地保护耕地、水源、空气等公共资源。有机农业的公共效应外溢主要是：一方面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有机质在作物土壤中的含量，增强土壤肥力，同时提高碳的储量[6]。近年来，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以期生态环境得以改善。有机农业作为一种生态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不仅能够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分析有机农业的作用主体，一方面，生产者能够从生产过程中获得经济收益；但是另一方面，生产者采用有机的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的积极效应作用于公共领域却未能得到相应的补偿，而有机农业生产形成的相对较好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生产空间的不可分割性导致有机农业形成的正外部性难以被具体测量。因此，对有机农业的政策支持就成为公共机构对有机农业生产者所带来的社会贡献进行补偿优选方案。

3.2有机农业的政策支持现状

3.2.1设立专项资金进行直接补贴

对于从事有机农业的相关企业、组织和农户，政府设立了专项资金，对其投入的生产资料及认证时所需的费用进行直接补贴。目前，相关的扶持政策中，进行资金直接补贴的有35项，总政策量的80%左右，其中大部分（70%～80%）补贴资金是用于资助进行有机生产、认证的企业，仅有少量资金是用于发放给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户的。

3.2.2提供技术支持

政府投入专项技术资金，牵头组织、提供一系列有关区域性有机农业的规划、咨询、讲座培训以及技术推广等基础支持服务，设立高质量的有机农业产业基地。设立相关科研项目，推行有机农业种植技术示范，探索有机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积极推动有机农业的不断发展[7]。此外，对于在进行有机生产的企业、组织和农户，政府承诺在金融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范围包括配套的基建、贷款和税收等方面，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有机生产。

3.2.3实施金融政策倾斜

对于在进行有机生产的企业、组织和农户，政府承诺在金融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倾斜范围包括配套的基础建设、贷款和税收等方面，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有机生产。

4结束语

有机农业的发展经历了历程较长，本文通过分析有机农业政策支持研究现状，梳理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关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有机农业政策支持的理论论证方面。在有机农业政策支持的必要性研究方面，研究学界的理论观点趋同；在政策支持的实施方面，我国的有机农业政策支持实践虽处于快速发展期，仍相对滞后，难以有效覆盖有机农业生产的行为主体。

作者：曾卓 王振 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杜相革，董民.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现状、优势及对策[J].农业质量标准.2007(1)：4-7.

[2]李显军.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的背景、现状和展望[J].世界农业,2004(07)：7-10.

[3]葛体达,黄丹枫,宋世威,陈恩桃,王澍.有机农业与有机食品生产--未来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产业导向[R].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2008.

[4]王宏燕.全球有机农业发展现状和我国有机农业发展对策[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3,19(3)：223-229.

[5]林志玲.农业的弱质性及保护对策[J].法制与社会,2009(1)：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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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中介机构 基础理论 综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档案中介机构作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从90年代初发展至今，已成为我国档案工作领域具有巨大潜力的行业。当这一新生事物出现之时，便受到了档案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1我国档案中介机构研究文献统计

截至2012年8月1日，在“读秀中文学术搜索、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三大数据库，以“档案中介”为题名或关键词进行检索，除去会议、报纸、年鉴等文献，及重复发文等情况，共获得有效文献95种。95种文献包括图书报告2种、硕士论文5篇、期刊论文88篇，以期刊论文最多，占95种文献的93%。88篇期刊论文含档案学核心期刊53篇、档案学非核心期刊25篇、其他类学科期刊10篇，以核心期刊论文最多，占95种文献的56%。53篇核心期刊论文中，以《兰台世界》（19篇，占21%）和《浙江档案》（9篇，占10%）载文最多。[1]如图一所示：

我国对档案中介机构的研究，始于1997年并呈平稳增长态势，出现了2000年、2004年、2007年和2010年四个峰点。笔者认为，这种态势不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有关，还与档案中介机构研究的两大课题有关：一是“档案中介机构理论与实践”，二是“档案中介机构理论与实践研究”。[2]两大课题的成功开展，既产生了一系列阶段性研究论文和最终的图书报告成果，也催生了更多的研究论文和成果。如图二所示：

2 档案中介机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内容

2.1关于档案中介机构产生条件的研究

有关于“档案中介产生背景、原因、条件和必然性”的文献共17种，通过二、三级标题关键词的统计分析，发现词频大于5次的共5类：体制改革（体制变革、职能转变）计15次；市场经济（经济体制、市场需求）计12次；档案事业发展需求（专业化需求、服务要求、大众需求）计11次；政策支持（政府支持、法律认可）计7次；实践（国内实践、国外引入）计5次。藉此，笔者将档案中介机构产生的条件归纳为如下几方面：（1）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为档案中介机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2）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档案中介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3）党和政府对中介组织作用的重视及已出台的法律规章为档案中介机构提供了法规政策支持。（4）档案事业自身改革与发展和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为档案中介机构提供了动力。（5）国外档案中介机构的介入和国内已有档案中介机构的实践为档案中介机构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2.2关于档案中介机构定义的研究

有关于“档案中介机构定义、概念和含义”的文献共23种，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下三种：

（1）张宝兴认为，是指“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的（这里指有主管部门时期），自收自支，独立核算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或事业单位，是直接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个人代办档案事务的社会机构”。[3]——档案行政部门主管，主管部门下属机构。

（2）李辰认为，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认定并接受其监督的档案中介组织，以档案和档案工作为服务对象，以档案整理与寄存、档案价值鉴定与评估、档案信息咨询与加工、档案干部培训等为服务内容，直接为机关、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代办档案事务的一种行为”。[4]——档案行政部门认定并监督，社会中介组织。

（3）宗培岭认为，是指“介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社会之间，为社会各企事业单位、组织团体及家庭、个人提供各种类型档案业务服务的，享有独立法律地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社会组织”。[5]——档案行政部门制定规章和业务指导，独立法人实体。

三种观点分别代表不同时期和不同角度的定义，从23种涉及定义的文献来看。有9篇文献将中介机构定义为一种独立法人实体，占39.1%；有7篇文献将档案中介机构定义为一种社会中介组织，占30.4%；有3篇文献将档案中介机构定义为行政部门下属单位，占13.1%；有4篇文献为其他角度的定义或综述型的定义，占17.4%。从统计比例来看，大多数研究者将档案中介机构定义为一种“享有法律地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社会组织和法人实体”，这种观点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2.3关于档案中介机构性质的研究

有关于“中介机构性质、特点”的文献共17种，试举五例:（1）张宝兴：“社会服务性、技术知识性、商业经营性”。[6]（2）李春宣：“有偿性、专业性、层次性、时效性”。[7]（3）宗培岭：“中介性、服务性、营利性、自律性”。[8]（4）吴加琪：“独立性、沟通性、专业性、有偿性、公益性”。[9]（5）欧其健：“组织性、独立性和公正性、客观性、经济性”。[10]

通过分析，笔者将众多作者的观点归纳为四方面：中介组织性（沟通性、独立性、自律性）；社会服务性（公益性）；技术知识性（专业性、公正性、客观性）；商业经营性（有偿性、盈利性、经济性）。

（1）组织中介性。中介性意味着档案中介机构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民事权利能力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不能在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间“脚踏两只船”。

（2）社会服务性。档案中介机构为企业、社会组织、机构和个人提供全方位的档案服务包括档案咨询、档案达标升级、档案整理、档案保管、档案设备引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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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定义；货币本质；产权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044－03

一、引言

关于货币定义的争论可谓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就发生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通货争论。之后，对于货币本质的争论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在现代众多的货币定义理论中，可以概括出两种主要的货币本质观：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货币是价值贮藏的手段。

在所有研究货币问题的经济学家中，马克思较全面，深刻地阐明了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他将货币定义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他还认为，在商品世界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货币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货币的社会独占权。

虽然如何定义货币始终是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热点，但是世界各国历来是以货币性或流动性来定义货币的。所谓货币性就是指一种资产能作为交换媒介的性质；所谓流动性主要是指投资者以低的交易成本将一种资产迅速变成现金的能力。

货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本文跳出传统的讨论模式,试图从产权角度予以分析，并给货币一种产权视角的定义。本文第二部分讨论了商品交换的本质问题；第三部分对货币的本质从产权角度作了分析；结论部分从产权视角给出了货币的定义并指出这样定义的实际意义。

二、商品交换的本质是产权的交换

（一）产权的定义

产权即财产权利，是基于财产的权利束，内含若干与财产有关的单项权利，诸如归属权（狭义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受益权、处置权、监督权、剩余索取权，以及正当行使权利的权利和禁止有害使用权利的权利等。其本质上是一组排他性的权利。

产权不是物品，也不仅是人对物的关系，而是由物的存在和使用而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是确定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规则和规范，反应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个人对资产的产权由消费这些资产，以及从这些资产中取得收入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构成。运用资产取得收入和让渡这些资产需要通过交换,交换是权利的互相转让。一般来说，法律权利会增强经济权利，但是，对于后者的存在来说，前者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产权概念与交易成本概念密切相关。交易成本定义为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如果假定，对于任何资产，每一种这样的成本都上升，并且完全保护和转让产权的成本达到非常高的程度，那么结论就是，这些权利是不完全的，因为人们将发掘，得到他们资产的全部潜力是不值得的，为了使资产的产权完全或者被完整地界定，资产的所有者和对它有潜在兴趣的其他个人必须对它有价值的各种特征有充分认识，资产产权的转让就容易实现。相反，在产权被完整界定时，产品信息一定可以不费代价地获得，相关的交易成本因此也一定为零。

（二）商品交换的本质是产权的交换

物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其形成的前提是对物品私有权的认可，这样才使交换得以出现，所以，商品现象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交换现象。

在商品市场上，我们看到一笔商品交换的成功似乎仅仅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交换双方彼此看重对方的商品；第二，交换双方彼此接受对方提出的价格和其他交换条件。然而，一项交换要能成功，首要条件是适用于交换的物品排他性的权利必须明确。就卖方来说，他要能把带到市场上去的产品进行有效的竞卖，就必须真正是产品的支配者和主体，如果他持有的是他人的财产或是偷来的东西，他就无权卖出，即使出售了也属于欺诈行为，这一交易是无效的。就买方来说，他要能进行有效的竞买，就必须有钱，或是拥有用来交换的其他产品，而且钱和产品必须是归他所有或由他独立支配的，也就是说，它也必须是产权主体。可见，主体产权是主体的市场行为的前提和财产基础。

交换的发生，存在于所有权的转移和双方对各自所持权利的共同认可。交换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以自愿互利为原则的权利互相让渡关系，这一权利互相让渡关系的达成，建立在双方相互承认对方对于手中的物品具有无可争议的排他性，没有这个基础，即使是简单的交换行为也不可能发生。

既然交换的本质是权利的互相让渡，界定产权也就成为达成交换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历史上，交换的产生始于产权有所界定之后，而交换的发展又是以产权界定的逐步深化为条件的。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交换发生于原始共同体之间。当时原始共同体内部人们之间还没有“私”的观念，但“公”的范围却仅仅限于各个原始共同体内部，不同的原始共同体拥有各自的财产。这样，原始人类客观上就产生了“本氏族的”和“他氏族的”意识，发生了原始的产权界定，这可用于解释偶然发生于原始共同体之间的交换。而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换行为的发生，显然是同实际存在的私有产权分不开的。随着家庭的出现，私有财产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于是，由依靠传统习俗，逐渐转化为依靠财产法规，使产权逐步得到了明确的界定。

但正如巴泽尔所言，权利的界定受个人最优化的影响，这种界定要消耗资源，完全界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最终产权永远不会是完全界定的。而且交易的商品有许多属性，对于既定商品的不同属性的权利，或者对于一笔交易的不同属性的权利，并不全是同等地加以明确界定的。

三、从产权视角分析货币的逻辑演义及模型描述

（一）同一物的不同属性的不同特点决定了产权束中不同权利项对于人的重要程度不同，不同的人对于产权束中的不同权利项的重视程度也是不同的。因此，个体对同一种物品产权束中不同权利分量的排序差异较大，最终导致社会对不同物品产权分量的排序不同，这使以交换权分量成为社会排序最前的物品――货币――得以出现。我们可作如下假设加以说明：

1.一个由A、B、C三个人构成的三人社会；

2.产权束只包括三个分量：馈赠权x、使用权y、交换权z；

3.每一个人均为理性人，都能根据某物的不同属性对自己重要程度不同而将同一物品的不同属性排序；

4.偏好顺序按照行使某种权利带来的效用的大小排列；

5.偏好的严格性不做要求；

6.社会经济现象遵循交易成本递减规律；

7.个体最终行使能带来最大效用的产权分量。

对于情形一而言，根据个体最终将行使能带来最大效用的产权分量的假设，个人A会行使馈赠权，个人B会行使使用权，个人C会行使交换权。最终社会的投票结果为：馈赠权1票，使用权1票，交换权1票。社会对牛的产权分量偏好排序为：x=y=z。这个结果说明，牛在社会中，可能被用于多种用途，不可能专门用于做某件事情比如交换，最终成为一般商品而不是货币。

对于情形二而言，根据个体最终将行使能带来最大效用的产权分量的假设，个人A会行使交换权，个人B会行使使用权，个人C会行使交换权。最终社会的投票结果为：馈赠权0票，使用权1票，交换权2票。社会对牛的产权分量偏好排序为：z＞y＞x。这个结果说明，牛在社会中，主要用于交换东西，其交换的属性可能会逐渐成为其主要属性，这正是货币的雏形。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货币的出现是产权束中的权利结构运动、变化、发展的结果，这种变化是随着人类对物的认知程度不断深化而改变的。

（二）更为一般性的模型描述

产权交易的特点导致货币的出现，我们可以用如下模型分析：

假设社会中有某一种商品，该商品有m种属性，则这种商品就对应有m个产权分量，关系表示如下：

第i人对该种商品的产权向量为：iPR=i（R1，R2，…，Re，…，Rm）（1）

对应的权重向量为：iP=i （p1，p2，…，pe，…，pm）（2）

其中：iPR表示第i个人的拥有该种商品的产权；

i （R1，R2，…，Rm）表示第i个人的拥有该种商品的产权对应的产权束；

Rm表示该商品的第m种属性对应的第m种产权分量；

Pm表示第i个人认为第m种产权分量对它的重要程度或称第m种产权分量在产权束中的权重；

Re表示产权束中第e种产权分――的交换权；

Pe表示第e种产权分量――交换权利的权重。

1.如果Pe=max[p1，p2，……，pm]，则第i个人认为拥有该种商品，其产权束中以交换权较为重要，所以，此人想拥有该商品，主要是想拥有该商品的交换权，这一过程相当于给产权束中交换权占优投了1票。

2.如果Pe≠max[p1，p2，……，pm]，则第i个人认为拥有该种商品，其产权束中以交换权较为次要，所以，此人想拥有该商品，主要并不是想拥有该商品的交换权。这个过程相当于给产权束中交换权占优投了0票。

如果社会由n个人组成，每个人都对这种商品对应的产权束中“交换权是否占优”进行“投票”，如果赞成票数量大于n/2，则该商品就会成为货币。

以一个例子来说明：

假设一个10人经济社会，每人拥有同质的一把斧子。如果其中有5人以及5人以下用斧子交换别的东西，而剩下人的斧子用于别的用途。这一过程相当于10个人对斧子的产权中“交换权是否占优”投票，结果，票数并没有超过6票以上，斧子的交换属性并没有得到社会成员多数的认可，斧子不可能成为货币；如果有6人以及6人以上用斧子交换别的东西，而剩下的人的斧子都用于别的用途。这一投票结果是：多数人认为对斧子的产权束中“交换权是占优的”，公共选择的结果是：斧子的交换属性得到社会的多数人的认可。斧子便成为了当时的货币。

此时，存在一种可能性，如果在同一时间内公众选择对于某几种商品的产权束中交换权都占优，不就会有几种货币同时出现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再次引用巴泽尔的观点：为了使资产的产权完全或者被完整地界定，资产的所有者和对它有潜在兴趣的其他个人必须对它有价值的各种特征有充分认识，资产产权的转让就容易实现。相反，在产权被完整界定时，产品信息一定可以不费代价地获得，相关的交易成本因此也一定为零。而权利的界定受个人最优化的影响；这种界定要消耗资源，完全界定的成本更是非常高的。因此，产权永远不会是完全界定的。而且交易的商品有许多属性，对于既定商品的不同属性的权利，或者对于一笔交易的不同属性的权利，并不全是同等地加以明确界定的。

因此，理性人在交换过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使交易成本最小化成为交换的约束条件，而人对于产权束中交换权权重大小的赋予是与商品交换属性的大小同向变动的，商品交换属性的大小是和交易成本的大小呈反向变动的，所以，社会最终将选择产权束中交换权的平均权重较大的商品作为货币。

既然“产权结构中交换权是否占优”成为决定商品能否成为货币的关键，这就存在如下可能：政府投票代表公众投票――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所有者对某特定商品的产权结构中交换权占优，并且将这种交换权以数字的形式标明于这种商品上，这种商品就成为了法定货币。

当政府将代表产权束中占优的交换权大小的字符印于某种价值极低的商品――纸张――并以强制力保障其所有者拥有这种纸张的产权时，纸币便出现了。这一状况的另一极端情形：所有者拥有一种看得见但摸不着的物品――由统一程序控制的数字信号――产权，而这个数字信号代表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交换权的大小，这最终导致电子货币的出现。

以上的分析表明：如果所有的物品中的任意一个物品对应的交换权并不占优，则经济状态必然为偶然的，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体系中不可能出现货币的影子；如果某些商品对应的交换权占优，则经济体系中必然会分离出实物货币，而最终成为货币的是对应的交换权平均权重最大者，即使交易成本最小的商品；权利是人所赋予的，本质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会随时间、空间的不同而不同，这可以说明“实物货币时代”不同国家的货币种类形态各异的原因，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时间采用不同货币的原因。

四、结论

（一）给货币以产权视角的定义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不妨从产权视角给货币重新定义：货币是一种以人们共同认可的在其所有者产权中以交换权为核心的产权载体，这种交换权的大小是以社会全体的共识程度或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的。其形式可以是普通物品、贵重金属、纸张或符号。

（二）这样定义货币的现实意义

经济的运行过程是以货币代表的交换权为媒介的产权配置过程，一切商品交易过程都是一个产权交易的过程，因此：

1.经济的均衡本质上是可交易的产权的均衡，合意的货币发行量必须与一个国家的立法进程中产权的细化速度保持一致。比如，当法律规定一个国家的居民只拥有住房的产权而没有住房所在土地的产权时，经济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而当法律重新规定国家的居民除了拥有住房的产权外，还拥有住房所在的土地的产权时，在货币发行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经济的稳定状态必然会被打破，出现通货紧缩。因为，产权的细化增大了除货币以外商品所代表的产权总和，这就打破了货币交换权与其他产权束之间的平衡，出现货币交换权的放大效应，导致通货紧缩。因此，必须增大货币供给量以平衡这种现象。

2.政策选择及运作必然要以产权的清晰界定为前提，产权界定不清晰，会造成交易过程中，对同一对象看法不同，容易出现纠纷等问题，极大提高了交易成本，这与货币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的特质相悖，从而影响交易效率，使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降低。

3.这样的货币定义，为我们在宏观经济的调控过程中，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除了使用常规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外，还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可交易产权的总量来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刘伟，李风圣.产权通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4]樊延桢.财产权[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