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政策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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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针对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与CEO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文献综述，结果显示，CEO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显著影响：CEO 任期与社会责任表现呈倒U 型关系；CEO 教育程度和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同时也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CEO薪酬对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更大；与CEO不持股的企业相比，CEO持股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更好。本文有助于理解CEO特征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CEO任期；CEO教育程度；CEO薪酬；CEO持股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公司除了承担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责任外，还需要对债权人、消费者、供应商、员工等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一般包括保护环境、做慈善活动、捐助公益事业、提高员工福利等方面。大部分大公司非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并且采取措施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进行投资，然而CSR 的目标对象经常是冲突的或是不清楚的，因为公司需要对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作出回应并且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企业在履行哪些社会责任和如何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带有很大的任意性（Matten andMoon, 2008）。Campbell(2007)认为公司管理者的教育背景会影响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而关键决策者的主要特征和个人品质对公司社会责任产生主要的影响。CEO作为公司的关键决策者，负责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方面的企业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所以，CEO的特征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的情况。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的文献比较多，但是研究CEO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文献比较少，本文试图在研究CEO 的学历、任期、薪酬和持股等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有助于理解CEO 特征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作用。

二、企业社会责任

李正(2006)发现从当期来看，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但是从一个较长的期间来看，由社会资本理论和关键利益相关者理论可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企业价值的降低。叶敏华2008 年的一个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提高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对监管企业再融资有积极影响。陈煦江(2009)则是从成本的角度来研究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问题。蔡剑和沈艳（2009）的研究发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越强，那么它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机会就越大。刘计含和王建琼（2012）认为良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有效减小公司资本约束降低企业发展阻力，同时也会提高企业形象以及社会认知度。

三、CEO特征

管理者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程度取决于管理者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Hambrick 和Mason(1984)提出了“高层梯队理论”，即高层管理团队的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价值观等心理结构决定了战略决策过程和对应的绩效结果。但是，高层管理团队的心理结构在实际研究中难以准确度量，而高层管理团队的其他如年龄、任期、职业、教育等可以客观度量的人口背景特征与管理者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这个较为特殊的公司治理和管理环境中，CEO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发挥着重大影响，同时，中国权力距离较大，在决策时有自行决定的自由，所以CEO 在战略决策中的作用更为重要。CEO的价值观和认知结构影响了战略选择，即CEO 的人口背景特征导致不同的战略选择（Cannella,2008）。Wiersema 和Bantel(1992)认为年龄、任期和教育背景都是影响战略选择的主要变量，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四、CEO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是一个战略层面的主观选择，企业是否要履行社会责任以及企业怎样履行社会责任是由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来决策的，尤其是最高层次的决策者CEO 对企业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ick Borghesi（2012）发现CEO可能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原因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原因而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可能是出于自身利益（比如自身声誉和政治关联）而积极参与社会责任活动。本文主要从CEO的个人特征、薪酬和持股这几个方面来研究其对社会责任产生影响。

（一）CEO任期和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活动已经被视为一项投资，而这项投资在长期内是可以增加企业价值的，并且这项投资可以增加CEO 的声誉，吸引媒体关注。当CEO 的任期很短时，CEO 更多关注的是短期利益，Jensen and Meckling（1979）表明，当企业的管理者做出投资决策的时间比其潜在资产的生产能力的寿命期要短时，管理者在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时，就会去掉现金流的头和尾，用较高的贴现率来进行资本的预算，从而导致投资的减少。李培功和肖珉（2012）认为，CEO 的既有任期越长，企业的投资水平越高。同时，任期越长，CEO对董事会的控制权越长（Bebchuk and Fried,2004）。所以，当任期到达一定时，社会责任绩效并不能为他的声誉和权力带来更进一步的提高，CEO不再需要这项投资来增加自身的声誉和权力。所以CEO作出有利于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的动力会降低，可能会更多地追求自身的利益，社会责任绩效会降低。

（二）CEO教育程度和企业社会责任

有研究表明，管理者的教育水平也会对他们其他各种能力的培养与发展产生影响，这些能力包括创造能力、认知能力以及辨别能力等等。Herrmann 和Medata(2005）认为CEO 的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CEO的认知倾向和知识基础。CEO的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度也越高，邓丽明和郭晓红（2012）表明，企业管理者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比较高的企业，比对社会责任认知比较低的企业在法律责任、慈善责任和经济责任方面的履行情况都要高并且存在着及其显著的差异，它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也会越好。

（三）CEO薪酬和企业社会责任

薪酬作为一种激励工具会影响CEO 的决策行为。

当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贡献越多, 就越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 那么他们对企业各方面的投入也就越多, 企业的长期价值也就越大。同样的道理，当CEO薪酬越高，他们就越愿意考虑到企业长远的发展，比如创造一个良好的企业声誉等等, 从而就更容易做出利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的决策。Johnson等(1999)认为对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控制和有效的激励，能够使得企业更有效率地应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从而使得公司的社会绩效更好。LoisSchafer Mahoney and LindaThorn(2005)在对加拿大公司的实证研究后表明，高层管理者的报酬对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起着一定的作用，CEO长期薪酬更可能消除产品和环境弱点。朱秀明（2012）以沪深两市上市银行2006至2009年数据为样本，发现CEO 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正向的激励作用。并且，根据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可知：当CEO 的薪酬水平越高时，他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就会得到满足，那么他就会追求非物质层面的东西，而企业更主动得去履行更多社会责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将企业的非经济责任放在首位，而且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国企CEO 很多是由政府直接任命，所以CEO 在做企业社会责任决策时，更多的是考虑自身的政治生涯，而不是自身的薪酬，所以与非国有企业相比，CEO 的薪酬激励对其在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会降低。

（四）CEO持股和企业社会责任

CEO 持股是使CEO 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的方法，所以当CEO 持股时，能够降低公司的问题，会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而企业社会责任在长期内能够提高企业的价值，Zahra 等(1993)研究也发现公司内部的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越好，Johnson 等(1999)发现高层管理者持股的比例越高，其产品的质量和环境也就越好，而与员工和社区等不太相关。这是由于企业的管理者在持有企业一定比例的股份后，就会更多的考虑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与长远利益，在配置企业的资源时更具战略性，更加兼顾各个利益方的利益，努力地为企业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收益，使公司更有条件去很好地承担其社会责任，CEO作为高层管理者，在制定决策时，会做出有利于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决策。

五、结论及相关启示

本文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研究了CEO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CEO的个人特征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影响，首先，CEO的任期跟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呈倒U型关系，即CEO 任期越长，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越好，但当CEO 任期到达足够长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越差；其次，CEO 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认知能力也越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第二、CEO的薪酬对企业社会业绩有显著的影响，CEO薪酬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特殊性，使得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第三、与不持股的CEO相比，持股CEO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更相关一致，所以CEO持股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

参考文献：

[1]Cannella Jr. A, Park J, Lee H. 2008. Top managementteam functional background divers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examiningthe roles of team member colo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1 : 768– 784.

[2]Jensen, M. C. and W. H.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4),30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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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同于经济法，其不属于法律的一种，只是在执行经济政策的时候为了使其内容更加规范，和行使过程中有相应的保护一般会制定相应的法律赋予其真正的法律效应。作为国家计划以及各种调节手段的中介，经济政策具有分解计划中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总任务和实现各种宏观调控总量指标的能力，对各种方面的基本行为方针与准则都能直接的发挥出调节的作用。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在概念以及行使上都具有较大的差异，两者虽在字面上较为相近，但绝不能混为一谈。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法内容以及性质的一个重点，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中绝大部分的经济法都是透过经济政策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性，相通性以及同一性等内在的联系。

二、经济法的政策性特征

经济法具有三大明显的性质特征，第一经济法具有系统性，上层建筑直接能反映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的综合性以及其系统性都是由经济法所呈现。经济法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物质生活过程中满足了社会以及国家对于经济关系，经济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且具有系统性的调整，为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具体问题，或是具体的权益纠纷中带来有法可依的解决办法，但经济法所设立的最主要根本点是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关系到国家经济利益，或是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活动，以系统的理念实施全面实时的宏观的，系统性的协调。经济法第二个显性质就是其具有社会公益性，而经济法的社会公益性主要由国家做出的经济协调调控所体现出来。作为调整国家在协调本国市场上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经济法需时刻秉着社会责任的理念思想，以社会经济利益为基准点，凸显其应有的社会公益性。政策性是经济法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性质，主要从政策法律化，法律政策化以及法律政策相互混合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国家内的经济生产活动往往最先是以政策先行，最后慢慢为了政策的规范性和合法性，才赋予其应有的法律效力。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让成文的经济法具有为此经济活动相对稳定的特性，同时也不失一般法律所具有的一般特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及时调控，受到法律滞后性的约束，这就需要在法与经济之间建立新的参量—经济政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之间也由此而有了紧密的联系。而法律政策化就是同政策的法律化相对而言的，指法律具有了某些政策性的特征。法律与政策相互间的混合性作为第三个方面表现出经济法政策性，这一里所说的法正混合简单而言就如，现代国家广泛运用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竞争政策、消费者政策等，几乎渗透到国家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以及经济法的每一个部分和分支，这些政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策性的政策”，而是具有巨大影响的，对法律体制具有“补漏”和“缓冲”价值的政策。经济法政策性的特征要求经济法成为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政策的法律形式，经济法将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而日趋成熟。

三、经济法在政策分析中的具体表现

近几年，经济法在政策分析下在关乎民生，社会利益等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出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现社会较为关注的房地产问题，在经济法在房地产调控政策中最为鲜明的表现就是现在大家热议的“限购令”。从“限购令”的内容以及其内容可以看出，“限购令”是由政府所制定，但其所制定的程序上会不同于其他的行政法规或是政府的规章。“限购令”推出所有具有的政策相对而言更具有灵活性的特点，而从其所表现的内容上看，其实质上是对购房者，或是针对一些炒房者在消费权利上的直接约束，具有经济法的规则性特点。从其实施的主要目的上也可以得知，“限购令”就是政府对房地产调整控制所使用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时能到达抑制房价高涨所采用的临时性措施，完全符合政策的特点，从内容和目的上看表明了“限购令”即法律的特点，也具有政策的特点，是经济法在政策分析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调控措施。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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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庭环境无法提供甚至阻碍这种良好教育时，他们往往可能会期待有效的学前教育机构来促进儿童的良好发展。不仅如此，英国政府的教育质量政策研究重心也逐渐向学前教育阶段转变。在EPPE项目开始前的一段时期（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政府的主要教育政策偏向是学校教育阶段（5~16岁）儿童，与此相对的学前教育政策停滞不前。[5]然而，继学术界对学前教育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处境不利家庭对促进教育公平的政治诉求之后，1997年英国政府开始坚定地调配拓展学前教育服务设施，这一承诺有两个基点：[6]（1）满足所有儿童适应全国课程的需要，尤其是处境不利背景的儿童；（2）为家境贫穷的家庭提供保育和教育。由此可知，英国政府对学前教育质量政策的转变，特别是对处境不利家庭儿童学前教育阶段扶持政策的转变。

二、有效学前教育项目研究的主要路径

EPPE项目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探究学前教育对儿童的影响（主要是3~7岁儿童）；有效学前教育机构的特征；儿童自身和家庭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有效性研究（EffectivenessStud-ies）、质量特征研究（QualityCharacteristics）和个案研究（CaseStudies）三条路径来实现`。

（一）有效性研究（EffectivenessStudies）

有效性研究采用的是量化分析的方法，运用多层分析模型（Multilevelmodels）和增值评价（Valueadded），在考虑到儿童本身和家庭的影响因素前提下探究学前教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近年来，多层分析模型（Multilevelmodels）和增值评价（Valueadded）在英美等国针对学校效能的研究中应用广泛，其优点是能将影响学生成绩的外部因素（如学生的前测成绩、家庭背景、学校或教师层面的外部信息等）与学校或教师的效应分离开来，得到学校或教师的“净效应”，实现对学校或教师效能的科学评价。[7]具体到EPPE项目的研究中，研究者将其有效性要素分为两个水平：第一水平是儿童、家庭和家庭环境对儿童进入学前学校之初的成就和社会行为的影响；第二水平是在控制儿童基线分数和背景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儿童在学前教育期间的成就和发展。[8]EPPE项目的研究者运用情境模型（Contextualmodel）来分析儿童、家庭环境等背景因素对儿童不同年龄段成就和社会行为的影响；采用增值性评价在控制基线分数和背景因素的前提下，来探究儿童在学前教育期间那些可能归因于个体间和学校间的差异，进而估计对儿童发展的作用。通过多层分析模型和增值评价，研究者逐层分析出儿童自身、家庭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以及学前教育机构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二）质量特征研究（QualityCharacteristics）

为了测量和研究学前教育机构的质量特征，EPPE项目组的研究者引进并开发了三个教育质量测评工具：由哈姆斯（Harms）等人研发的早期儿童环境质量量表修订版（ECERS-R）；西尔瓦（Syl-va）等人在基于前面量表基础上根据英国国情研发增加的量表（ECERS-E）和阿内特（Arnett）等人研发的护理者互动量表（CIS）。ECERS-R量表主要测量空间设施、个人看护常规、语言推理、活动、互动、项目结构和父母与工作人员等7个方面；[9]ECERS-E主要测量语言、数学、科学、环境和多样性等英国国内的基础课程领域内容；[10]CIS量表则弥补了前两个量表对过程性特征涉及的不足，测量了看护人员与儿童之间的积极关系、放任、冷漠和惩罚几种可能的互动关系。[11]这三个量表基本涵盖了学前教育质量特征的各个方面，且互为补充。通过运用ECERS-R、ECERS-E和CIS三个测量工具对参与项目的学前教育机构进行测量，并对收集上来的数据进行多层次模型和增值性评价分析，研究者比较和鉴别出了那些对儿童认知和社会性发展更为有效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机构及其特征。

（三）个案研究（CaseStudies）

在前面量化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已经初步可以发现一些在促进儿童发展方面表现良好和优秀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机构，然而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学前教育机构比另一些学前教育机构在促进儿童发展方面更加有效呢？通过个案研究使得研究者可以更深入地探究和认识这个问题。EPPE项目里挑选出来进行个案研究的12所有效学前教育机构，都是在有效性研究的多层次模型分析中儿童发展效果高于预期值的机构，并且这12所学前教育机构的EPPE项目数据分析显示，其园所的儿童拥有“良好”进步（比较有效组定义为在68%的置信水平）到“优秀”进步（最有效组定义为95%的置信水平），在至少一个认知或社会/行为方面取得正向结果，而没有任何消极结果（Siraj-Blatchford，etal.，2006）。[12]对于被挑选的12所有效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机构，研究者进行了包括文本分析、访谈（主要针对家长、教师和管理者）和自然观察法（大约400小时）在内的一系列综合性研究，力图探究这些挑选出来的有效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机构的特征。

三、有效学前教育机构项目研究的主要结论

通过有效性研究、质量特征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方法，EPPE项目的研究者在关于学前教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有效学前教育机构特征、儿童自身和家庭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方面，获得了重要的研究数据，并据此得出相应的结论。

（一）学前教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EPPE项目的研究者发现，学前教育（相对于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经验对于儿童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提升的作用，且这种积极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小学1至2年级阶段（KeyStage1）。具体来说，学前教育的质量与儿童在小学1年级（6岁）的数学和阅读测试的分数有显著相关，这种影响到小学2年级（7岁）会有所减弱。[13]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发现，接受学前教育的时间长度与儿童智力、社会性发展也有显著相关。具体来说，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时间越早（小于3岁）智力发展越好，且2~3岁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在社会性方面的表现也比同龄儿童好；不过全天在学前教育机构学习的儿童并没有比只学习半天的儿童发展更好。[14]此外，处境不利群体儿童从高质量学前教育机构获益非常显著，特别是从拥有不同社会背景儿童的学前教育机构；但是研究同时显示，处境不利背景儿童整体上接受学前教育的时间少于其同龄儿童。[15]

（二）有效学前教育机构的特征

研究者发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存在于所有类型的学前教育机构中，不过融合机构（包含教育和保育）普遍质量得分比其他类型的学前教育机构高。研究者在调查所有类型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机构时，发现了其有效性的共同特征，主要包括：（1）有效学前教育机构的老师通常拥有较高的学历和资历，尤其是机构的管理人员具备很高的资历，这些能更有效地促进儿童的发展；（2）有效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师与儿童间能保持融洽、轻松的互动关系，且作为活动的发起人能做到与儿童平等相处；（3）有效学前教育机构视儿童认知与社会性发展同等重要，并促进其协同发展；（4）有效学前教育机构重视现代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内在联系，以指导性的学习环境和持续性分享思维来拓展儿童的学习与发展；（5）有效学前教育机构的老师通常比较了解儿童学习知识的方式方法，并且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把握比较深入；（6）有效学前教育机构通常会鼓励家长高度投入到儿童学习中去促进儿童发展；（7）有效学前教育机构通常规定了基本的行为准则，以便老师处理儿童间的冲突。[16]

（三）儿童自身及家庭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

EPPE项目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对儿童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具体地说，家长和学前期儿童一起参与的系列学习活动可以促进学前儿童更高的智力水平和更好的社会行为的发展。研究也显示，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以及家长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与儿童发展关联度不高；即使是受教育水平不高、收入不高的母亲通过参与儿童的家庭学习活动也可以促进儿童的发展。[17]不过，研究者同时也指出，由于儿童家长、家庭和家庭特征相互关联，因此无法进行因果归因，但父母的参与对儿童发展的积极影响是肯定的。

四、有效学前教育项目的政策机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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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范德海德政策建议谈起，对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关系做了粗线条的探讨。认为：制度制约政策，制度对政策是真包含关系；同时，政策的特性决定它并非被动适应制度，而是对制度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另外，本文还认为：政策主体对制度有很大影响，在一项制度刚刚被选择及创立阶段，这种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在一项制度已经完全成熟和略显僵化时，政策主体许多时候对制度起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制度的冲击力相当大。

引言

1902年，在泰国政府供职的一位叫J.霍曼?范德海德的荷兰著名灌溉工程师提出一项政策建议：在泰国湄南河畔的猜那兴建一座大型水坝，并随之提出方案。湄南河谷中央平原当时是泰国出口支柱大米的主要产地。为了进一步提高土地生产率，有必要适应这块土地地势坦荡但需加强灌溉的特点，修建一座大坝和广泛的运河网。范德海德的政策建议及设计方案正是适应这一需求而提出。但从1902年底到本世纪末1909年间，虽然他屡次向政府官员阐述建议并辅以一项周密的计划论证建议，该计划内含政府财政成本和效益（增加了土地税、水费）的估计数，并用社会成本及效益分析框架作分析，认为：该工程能给泰国带来大量的净社会利益。但是，直到二战后，这项政策建议才真正成为泰国的灌溉政策之一。

为什么给社会带来净利益的公共政策不能被采用？为什么最终在二战后这项政策建议最终上升为政策？事实上，可以提出这种疑问的公共政策建议相当多，范德海德的政策建议只不过是众多命运乖蹇政策中的一个例子。在这里，政策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更大范围的制度的问题。本文将以范德海德的政策建议为例，分三大部分来探讨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问题。第一部分将探讨制度对公共政策的制约关系；第二部分是公共政策对制度的影响；第三部分则探讨政策主体对制度的作用。

一、制度制约公共政策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制度，制度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却的。而政策与制度一样，也是与人类社会发展伴始终的。制度、政策都是起源于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但具体的产生方式、作用并不同。

首先，个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目标是理性的，他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是理性人。但理性人不等于正确的人，再加上诸如信息不对称、成本损耗等等客观因素，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不能实现。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弥补个人理性的不足，弥补一些客观因素的负面作用，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得到尽可能的实现。但制度出现，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还需在其框架内细化、归类，制定各种政策来辅助实施。这样，政策就产生并发挥作用了。

其次，个人虽是理性人，但理性并不能弥补他自然性上的缺撼：个人的生命过程及生活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他无法预计生老病死，也无法预计天灾人祸。单个人在自然面前是脆弱的，需要合作来减低这种不确定性。而合作使人成为社会人。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使社会人的合作更趋合理，更有利于个人在幼年与老年获得生存保障，更有利于人避免一些天灾人祸，并使自己有能力应付一些不可抗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得以向前发展。但至于怎样合作，怎样使幼年与老年获得生存保障，怎样应付灾难，则是政策所面临的问题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制度呢？制度如何制约、真包含政策呢？

制度，通俗而言，就是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则。更确切的说法，本文采用美国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思?诺思的定义：制度提供框架，人类得以在里面相互影响。制度确立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成一种经济秩序……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在诺思的定义中，制度是一个经济学名词，但同时，制度又是规则、要求和行为规范。因此，制度不外乎是各种具体存在的行为规则、规范的合体。政策作为规划、社会目标、议案、政府决策、计划、项目等多面体的表征词，自然而然不会脱离制度框架，而是从属于制度框架。

由于制度并非是单一形式的，具体的罗列会使制度显得纷繁芜杂。这种情况并非制度分析家们所愿，因此，制度分类是很有必要的。而政策与制度的真包含关系也主要体现于此。

诺思的分类方法，是把制度区分为宪法秩序、操作规则和规范准则三大类。同时，他又指出：这三类并非断然分开，分界线并不明确。

第一类是规范准则。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制度，它们涉及到“文化背景”（拉坦语）与“意识形态”（诺思语）。它们是宪法秩序、操作规则的背景材料和渊源。这一类制度包括社会所处的阶段、文化传统、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心理因素等等。它们常常是非明文规定或非条例化规定的，但却使社会上的人们在潜在的国家强制力下潜移默化。通过这种潜移默化，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得到确定。这类制度的特点是“根深蒂固”，变化缓慢，变动不易。

第二类制度是宪法秩序。诺思认为：宪法可以定义为对管理的条款与条件（集体选择）的规定，这里的管理包括规则的制定、规则的应用和规则的坚持与评判。这一类制度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和基本规则，这些基本规则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Davis与North）。人们一般称之为立宪规则。这些制度一经设定，非经特殊而谨慎的程序，如集体选择的条件等等；非经特殊的紧急情况，如战争、等等，它们不可以变动。当然，这种不可变动并非绝对，只是相对一个长远期而言的。就长远而言，没有一种制度是不可变动的。

第三类制度是操作规则。这类制度是在宪法秩序的框架中创立的，是宪法秩序的具体安排。它包括法律、法规、社团、合同以及政策等等。制度制约公共政策也主要体现于此。政策作为依宪法秩序而制定的具体安排，它的产生、制定、执行无一不受到宪法秩序的约束。弗农。拉坦认为：1、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地调查与社会实验，或者可能起到根本性的压制作用。2、宪法秩序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度。3、宪法秩序影响到公共权力运用的方式因而影响到由公共政策引入经济的扭曲的类型。如果这些扭曲很大，则市场便会显示出引入的制度变化将发生方向性错误。4、一种稳定而有活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治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一种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和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减低创新的成本或风险。正是由于拉坦的这四个宪法秩序的观点，政策作为一种操作规则，必然受制于宪法秩序安排。

由以上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对政策是制约关系，是真包含关系。在“根深蒂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下，宪法秩序这一类制度首先得得以安排。由于这些“确立生产、交换、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的指导性、宏观性及缺乏可操作性，政策就来执行操作任务。各种政策把宪法秩序具体化，并在实际执行中不断完善，逐渐上升为法律、规章；体现到人与人的合作关系，则表现为带有经济意味或政治意味的组织、合同、社团等等。而各种政策在制定、执行时又不可逾越“基本规则”的限制，它们在制度框架中“生根发芽”，用具体规则充实整个制度。政策是制度的附生物，随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也随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同时，由于制度的指导性及难变动性，有些政策建议虽是可行的、有收益的，但由于制度间的相互牵制，建议不能上升为政策。

我们回到前文的范德海德政策建议上去，查看一下当时的属制度范畴的背景材料：19世纪末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泰国作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也是一体化中的一员。国际大米价格的上涨，使泰国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从而引起地价实际上涨；泰国政府采用农业研究和灌溉投资的对策来干预地价上涨；同期，泰国一直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军政机关投资和相关基础设施（如铁路）投资也需增加；另外，当时泰国王室及政府高层官员拥有的绝大部分土地在另一Rangsit区，一旦灌溉政策实施，农民会大批从Rangsit区迁往湄南河谷中央平原，政府高层官员的既得利益就会失去。

从这份背景材料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泰国当时的制度中的两对矛盾：其一为国家安全制度与国家经济发展制度间的矛盾；其二为保护社会中上层人物与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清楚地凸显出当时泰国制度框架中的牵制关系。安全要高于部分经济利益，已受益者不会放弃既得利益，二者一结合，契合点就是给社会带来净利益的好政策在制度框架中的牵制作用下被无限期延长。

二、政策影响制度

政策从属于制度，在制度框架中生成与运用。但政策的特性决定了它并非被动的适应制度，它也不仅仅只有利于制度框架的完善，它还会积极或消极地在制度框架内发生量变，最终促使制度变迁、达到制度创新。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政策能动的反作用于制度。

至于政策的定义，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由一定的主体作出，同时对一定的客体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要求、希望、规定、强制等等都可以被视为主体的某种政策”。政策源于人类自身的切身需要，但它产生于人类在解决比较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它是在制度形成后或逐渐形成期中的具体操作。较之制度，它更具有行为特征。而政策的确切定义比较难用精确的语言说明。就众多公共政策学家的观点来看，主要有四种极具代表性的说法：

其一，以哈罗德?拉斯维尔为代表，认为政策是一项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这种观点强调了政策行为的设计和目标功能。但缺乏具体做法来解决实际问题。

其二，以戴维?伊斯顿为代表，认为政策可视为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对某一具体政策而言，这种价值分配将在与政策相关的目标群体范围内进行。这种观点强调政策的价值分配功能。但忽视了政策的创造功能。

其三，以托马斯?戴伊为代表，认为政策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是政府选择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这种说法强调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强调其实践性。但忽略了作为不一定是政策，或许只是一种“做法”。

其四，以詹姆斯?安德森为代表，认为政策是政府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是一个过程概念，表现在政府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可操作的活动。这种观点强调政策的实证性和动态性。但忽视了政策执行过程的重要性。

事实上，政策不仅仅是计划和目标，也不等同于价值分配，更不等同于政治行为，同样也非只是操作性和动态过程。政策应当是它们的集合，以上四种观点只不过是政策不同层次的形态表征而已。政策是制度框架中的“砖石”，它是“广义的规划”。这种广义的规划是灵活多变的，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同时，政策由于其“潜移默化”的特征，使它又成为相对恒定而持久的政府决策。这是政策的本质属性。与政策的起源密切相联，政策是人与人合作中的一种“契约”，是有关集体成员的一种默契，是要求所有成员在给定的环境中能预测其他成员的行为准则。但这种政策又不等同于法律、法规。虽然法律、法规也近似于一种“契约”，也可以在给定环境下预测他人行为，但政策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契约将会受到多大程度的惩罚。但同时也如第一部分提到的，许多政策会逐渐上升为法律、法规。惩罚程度会被明确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政策与法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甚至可以说法规、法律是政策的法律形态。

很明显，从上面可以看出，政策具有目标特征、行为特征、灵活多变特征、实证特征以及法律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决定了政策是能动的反作用于制度框架的。

（一）、政策具有很强的目标特征。它是为了解决人类自身需要而产生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是在制度框架下细化的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其内容形式，然后加以执行、评估等等。在执行过程，要多方考察，看它是否偏离原来的目标。也正是由于这种很强的目标特征，原有制度得以强化，制度框架得以完善。也同样是由于很强的目标特征，政策在执行、反馈中也会波及到原先目标，会使政策执行主体意识到目标的欠缺或偏颇。经过一系列程序，使目标有所纠正，进而巩固和完善制度的分目标。

(二)、政策的行为特征是指政策本身是在实践中完善、成型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操作性。任何一项政策制定出来都不是面面俱到、事事料到的。因此政策的最终成形是人们在实践中加以操作并完成的。但这种行为特征不仅仅是一种被动执行行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执行的。因此政策虽有目标，但为了更趋于理性化，往往在政策执行中变动目标，甚至影响其他目标，为制度增加新鲜“血液”，促进制度创新。

(三)、政策的灵活多变特征，是相对于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较长期稳定性而言的。由于政策是为制度服务的，制度变迁必然会引起它的变动。但同时由于其灵活多变，也就是执行反馈的灵活性，使它更容易促使正处于量变最高点的制度走向质变，使制度创新得以实现。

(四)、政策的实证特征是指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从发现政策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评价各个方案――选择最优方案――执行所选方案的活动过程。由于这个过程的逻辑性很强，大多数政策相对于制度要求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可以称之为“好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正确发现问题就可以有正确的解决方案。政策主体往往由于自身的因素，如素质、信仰以及心理等等，另外加上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认识等等的不同，政策极有可能是无效率的，是“坏的政策”。只要这个“坏的政策”实行时间足够长，就可能严重影响制度安排，不是破坏，便是突变，进而影响到制度变迁。（五）、政策的法律特征是指政策逐步完善，逐步合理，可以上升到法的阶段，成为法律或法规。政策的法律特征在人类的政治发展过程是相当普遍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权力无论在法理上还是现实中都是为少数人垄断的。这少数人提出的政策甚至不需要任何程序就可上升为国家法律，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这种“金口玉言”式的立法状态，政策更多的以法律、法规形式出现。这一方面促进了制度框架的巩固，但同时也使得制度框架变得僵化起来。人们的意愿往往不能实现，而改变起来又不容易，各种制度安排间必然会产生不均衡，从而引起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用诺曼.尼科尔森的话来说，就是：“制度变化正是依存于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政治经济’事件”。

我们再回头去看范德海德政策建议。在这项灌溉政策中，目标是相当明确的：为给湄南河谷中央平原提供灌溉服务，给泰国带来大量的净社会利益；行为特征则体现在这项政策是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提出的，即怎样对付大米出口激增后土地价格的上涨问题；而其动态或实践性则体现于这项政策从开始到论证结束后，范德海德设计方案的出台。因此，这项灌溉政策建议虽然在1902年到1909年间屡遭否决，但其生命力却很旺盛。各个制度安排间的相互牵制，虽然有暂时的妥协――灌溉建议不被接受。但是，在出现新的制度安排，即二战后世界和平趋势加强，亚洲地区民族国家逐渐独立，开始谋求自身的发展，同时，世界银行也给予相应的支持，这项孕育在旧制度内的政策建议终于被采纳执行，范德海德设计的水利工程也终于得以完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固然不能说灌溉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制度，但作为一个“好政策”，它确实是在影响着关键性的经济制度的运行的。它开始没有被采纳实施，但在无形中，并没有人否认它的真正价值。

三、政策主体对制度的影响

制度是一个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范，而政策则是在制度框架下行为规范的细化与执行。政策体现并执行着制度。而政策是由人制定并执行的的。一般而言，政府的高层官员以及官方机构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体。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政策主体。不可避免地，政策主体要对制度框架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通常情况下，政策主体对制度起正面影响，他们在维护、巩固和完善既有制度。然而，一旦负面影响出现，由于政策主体的特殊地位，将会对制度产生极大冲击力。本文中主要探讨政策主体对制度的负面影响。

（一）、依据西奥多?洛伊的类型学，政策可以分为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调控政策、和基础性政策。诺曼?尼科尔森分析，这种类型划分的标准有两个：

（1）、强制的程度。

（2）、对个人影响的直接程度（相对于个人选择的环境）

也就是说，个人在运用公共权力对政策进行选择时，他会考虑到这种政策的强制性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对他自己直接或间接的收益或限制为多大。这两个标准，决定了政策主体在制定与执行政策时并非是十分顺从、一心一意的服务于大的制度框架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曲解目标，变动执行。其后果就是需要有另外的制度安排来协调这种不和谐。

制度变异应运而生。而这种变异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

（二）、制度对政策具有真包含关系，使得政策主体与制度的关系相当微妙：政策主体更类似于制度框架中众多的“建筑工人”，而制度则类似于“建筑工程师”。本来一座大厦的设计、指挥是由建筑工程师来进行的，但由于“制度”在此等于一个盲人工程师，他心中有数，也会有别的工段长给他介绍情况，但还由于看不到真实的大厦进展情况而有些束手无策。而建筑工人则一方面按工程师的设计进行，以免大厦全倾伤及自己，另一方面又会考虑到各自的利益，或偷工，或减料，这种集体选择方式产生了异化。再加上集体选择本身的局限性，如从众、冒险心态等等，从而造成“政策主体”中集体选择相当困难，结果往往是相互妥协，妥协的后果就是制度内部的不均衡，制度逐渐发生变迁。

（三）、政策对制度的能动的反作用，使得政策主体在保护原有制度和反对原有制度上具有很大的主动权。一个政策问题产生后，由于其触及到制度框架或制度框架中其他具体制度安排时，政策主体认为有必要介入时，政策问题就会被立案及至制定对策并付诸实施。一般而言，介入的必要性取决于国家本身的费用利益计算，其中应充分考虑到社会取向。但由于制度本身具体条件的约束，首倡政策的主动权一般都掌握在政策主体手中，而非一般的看到此项政策优势的普通人手中，所以在一项有利于制度框架稳定和逐步创新的政策建议提出来后，由于政策主体的倾向性不同，这项政策建议并不一定能上升为政策并执行。可以说，政策主体的作为与不作为对制度变迁也有很大影响。

（四）、制度框架的庞大，制度安排的繁多，必然使各项具体制度间产生一些“真空”地带。这样，对那些属于精英类政策主体而言，就会看到如何使自己制定的政策更有利于自身的利益的机会。虽然在公共行政领域内政府机构应以追求社会效益、维护公平与正义为目的，但作为政策主体的是人。人不可能个个都是高尚的，在一个以维护上层人员利益为目标的制度框架中，政策主体极可能钻政策“真空”的空子，制定一些貌似合理而事实上不公平的政策，也会否决一些貌似与大目标有冲突而事实上很合理的政策，进行政策“寻租”。这种现象更常见于发展中国家。产生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人指出的那样：

（1）、发展中国家的执政的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往往具有集立法、行政、司法、经济、军事、舆论等权力于一身的倾向，这一方面使得国家的政府部门迅速膨胀，助长不负责任和办事不求效率的作风；另一方面形成政权部门对于经济过程的过多干预，甚至出现政治和军事集团代替经济部门作出经济选择的情形。

（2）、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不得不较多考虑满足社会基本的生活生产需要而实行无偿或低价的物品与服务的分配，另一方面有往往无暇顾及各方面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对于政策主体更多强调职业道德自我约束而较少重视法规的管束。从而为这些人“寻租”提供机会。

（3）、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往往过于单一化，不允许具有共同体特色的公共部门或公共组织的存在，即使出现了自发的共同体公共组织，也常常由于缺乏法律保护而遭夭折；共同体为自身提供公共物品的努力也可能遭到政策主体的反对而失败。

以上谈论的都是政策主体对制度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们不会否认政策主体的正面影响是主流。只是政策主体事实上也是制度创立与选择的主体。一旦负面影响产生，就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波及制度本身。研究其负面影响远比说明正面影响有用的多。在制度创立初期，政策主体会通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维护和巩固制度，使制度框架更加完善。但如同任何新事物一样，一旦制度完全定型，人们就会熟视无睹，他们会寻求一种制度框架中的个人发展。所以政策主体目标异化，政策主体与制度主体（主要指制度的创造、选择者）已经分离，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促使制度变异。

泰国湄南河畔的灌溉建议事实上就是由非政策主体提出、但遭政策主体否决的一项政策建议。政策主体即泰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们在Rangsit区拥有大量土地，在Rangsit区，政府曾做过大额灌溉投资，兴建Pasak水利工程，同时，该区还是泰国第一座水稻试验站所在地。不言而喻，泰国高层政府官员是原先灌溉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对原先的政府采取的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政策是满意的。他们对旨在维护他们上层人员利益的制度的政策是同意并执行的。但到范德海德水利工程建议提出后，这项工程虽然有利于全社会收益，但由于它触动了政策主体的利益，这种干预影响损及政府要员的利益时，这项政策建议就只能是建议，而不能上升为政策。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影响，使得泰国原先的制度已经变迁，政策主体也不在是Rangsit区的收益者，权衡考虑，这项政策建议才真正成为政策。

结论

篇5

关键词农村居民点整理；成本效益；政策认知；有序Logit模型；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5-0138-08DOI：10.12062/cpre.20170339

现阶段建设用地过度扩张与低效利用问题严重，尤其是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闲置及布局散乱问题突出，侵占优质耕地并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建设用地存量挖潜的重要手段，能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1-2]。由于当前农村居民点整理“自上而下”实施，并非自主循序渐进过程，农民的利益诉求与政府目标存在一定差异，收益分配不合理，农户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极大降低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推进的民意基础。

目前，农村居民点整理微观主体农户视角的研究以农户参与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意愿为主，其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政府激励等[3-6]，通过明晰产权、增加农村金融扶持、提高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等将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点整理支持率[3-7]，选农户满意度通常以农村公共政策为对象，个人及其家庭特征通过影响农户需求偏好影响其满意度[8-11]，从公共政策中的受益程度是农户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8-9]，同时农户认知水平也会显著影响其满意度[10-11]。

现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识别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据此制定以提高农户意愿为目标的政策体系有助于政府加强对农户行为的引导。但政策执行同样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也是检验政策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尺[12]。政策执行的本质是主体之间考虑利益得失的利益博弈过程，利益推动行为主体执行或违反政策[13]。农户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直接利益主体，农户自身利益需求与补偿政策之间差异表现为农户补偿满意度，其将直接影响农户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实施进程。而现有研究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关注较少，因此，本文从行为经济学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典型区域江苏省扬州市刘集镇农户调查，运用有序Logit模型识别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程度，并提出促进农户补偿满意度提高的政策建议，为提升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实施效率提供⒖肌

1理论分析框架

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决策主体都是自私理智的，目标是自身效用最大化，并将“理性”等同于精密计算，即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都能通过成本-效益分析的精密权衡，以选择最优可选目标[14]。但个体行为除了受到利益驱使，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现实人个体特征、价值观等因素影响下行为动机差异显著，会对人类选择偏好产生影响[15-16]，使行为主体远达不到“经济人”假设的完全理性程度，人类行为普遍存在无意识、直觉等支配的“非理性”行为[17]，人们决策的标准是寻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决策[18]。

参与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部分农户损失了宅基地使用权和原房屋所有权，且极易引致生活成本上升、邻里关系淡薄及耕作效率降低等负面效应。因此，农户参与整理的成本，理应通过货币补贴、住房安置或社会保障等方式获得相应补偿，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会仔细比较参与农村居民点整理所获效益与支付成本，其结果将影响其对补偿的满意度。同时农户作为实际生活中参与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行为主体，个人及家庭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受到生理和心理的客观限制，政策认知水平也不相同，这也必将影响其补偿满意度。

综上，本文将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成本效益因素及政策认知因素4个方面。

1.1个人特征

不同偏好的个体实际上嵌入一个社会网络，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通过受教育水平、职业等特征表现出来，作用于个体偏好来影响其满意度评价，即个体不同社会角色的强化或凸显会明显影响其异质性的行为模式[19-20]。一般来说，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新事物接受能力越强[21]，有一定知识和技术，非农就业较容易，生活有保障，对补偿关注较低。男性外出就业较多，在农村居住时间较少，参与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意愿相对较强，补偿满意度可能较高。以农业为主的农户，非农就业技能较少[5]，土地依赖性较强，可能不愿意整理搬迁，对补偿难以满意。本文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表征个人特征。

1.2家庭特征

农户理性是一定选择和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农户行为是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为实现其预期收益而做出的理性选择[21-22]。因此，农户补偿满意度受其家庭资源禀赋特征影响。通常家庭劳动力越多，家庭收入越高，对住宅舒适度及基础设施服务等要求更高，并且具有较强支付能力[23]，愿意通过整理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对补偿的满意度相应提升。本文以家庭劳动力人数、年总收入、农业年收入等表征家庭特征。

1.3成本效益因素

成本效益分析是根据效益与成本的关系，研究决策对主体的影响，以判断决策实施成效。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宅基地复垦成耕地，农民到城镇或中心村集中居住，交通、环境卫生与景观、邻里关系、日常消费等将发生改变。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会综合考量参与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总成本和总收益，尽可能地追求“效用最大化”[24]。因此，参与整理投入成本（损失）及所得效益（受益）的对比关系将直接影响农户补偿满意度判断。一般来说，较大的宅基地面积、日常消费上升、邻里关系淡薄等将提高农户感知的整理成本，进而降低农户补偿满意度。而耕地面积增加、交通条件便捷、环境卫生改善等将增强农户受益感知，提升农户补偿满意度。本文以宅基地面积、耕地面积、出行交通、耕作便捷度、环境卫生与景观、邻里关系、日常消费等表征成本效益因素。

1.4政策认知因素

政策是政府为调整社会利益分配、缓解社会矛盾而选择做与选择不做的事情[25]，包括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农户政策认知指其对政策的了解及政策制定、执行及实施效果的评价。认知决定农户偏好，进一步又指导其行为和决策[26]，因此，r户政策认知影响其补偿满意度。通常，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了解程度越高，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越满意、对政策实施效益和价值的认同度越强，农户补偿满意度都会相应提升，本文以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了解程度、政府政策制定评价、政府政策执行评价、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价值认同、农民收入增加的价值认同等表征政策认知因素。

2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2.1研究区域

扬州市位于江苏省中部，是南京都市圈和上海经济圈的节点城市，土地面积6 591 km2。1996―2014年扬州市地区生产总值从351.15亿元增长至3 697.9亿元。同期建设用地面积从107 950.95 hm2增长至146 016.49 hm2，净增38 065.5 hm2，耕地减少36 288.6 hm2。扬州市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2010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超过220 m2/人，远高于150 m2/人的国家标准，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有助于缓解用地矛盾、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刘集镇地处扬州市西郊，距市中心13 km，交通便利，自2010年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以来，五年间共拆迁整理2 400余户宅基地，净增耕地214 hm2，是扬州市实施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典型乡镇之一，考察其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具有一定代表性。

2.2数据来源

农户调查于2015年7―8月展开，根据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实施规模、安置时间等因素，选定刘集镇黄营、百寿、建军等8个行政村。采用问卷调查与实地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共发放问卷240份。剔除未能回收和数据不完整问卷，最终选用22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2.9%。

问卷内容：①农户个人及其家庭特征，包括农户年龄、性别、学历、职业、家庭人口数、年收入等；②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农户的成本效益调查，包括宅基地面积、耕地面积、日常消费、交通条件、环境卫生、邻里关系等；③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认知调查，包括政策了解程度、政策制定和执行评价、政策价值评估等。

此外，为使农户较容易且真实的回答问卷内容，调查遵循以下原则：①选取已搬迁居住半年及以上的行政村，随机抽取农户，通过现场讲解，使被访农户对调查内容有一定理解；②避免因选项过于细化而使农民无法确定答案，将感知变量选项分为三个等级：满意（同意、了解）、一般、不满意（不同意、不了解），仅要求农户给出总的评价；③为使农户能真实地表达观点，一方面向农户说明调查意图，另一方面避开村干部，确保农民不存在策略。

2.3样本特征

样本农户中，68.16%的农户为男性，89.24%的农户年龄在40岁以上，83%左右的农户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71.75%的农户从事非农就业。从其家庭特征来看，70%左右的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在3人及以下，家庭年收入在5―10万的农户较多，占样本农户的43.95%，21%左右的农户家庭农业年收入在5 000元以上。总体上看，样本农户特征符合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农户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现实，且相关经济数据符合地方年鉴统计资料，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调查显示，对获得补偿满意的农户仅占全部样本的18.8%（42人），42.2%的农户（94人）对获得补偿不满意，其余39.0%的农户补偿满意度一般（见表1）。可见，研究区域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所得补偿满意度不高，需要进一步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为完善相关政策激励提供依据。

3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3.1模型选择

农户补偿满意度y为有序特征的离散变量：不满意为0，一般为1，满意为2。由于有序Logit模型所假设的随机效用分布形式更适合效用最大化时的分布选择[27]，应用最为广泛。因此，本文采用有序Logit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假设y*=βXi+ε（y*表示观测现象内在趋势，不能被直接测量），选择规则为：

表3中简称“cut”），y表示样本农户的补偿满意度；X表示前文四类影响因素中的19个具体变量，i=1，2…，19；β为自变量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3.2变量描述性统计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根据变量类型分别赋值，其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2。

此外，为提高分析结果的的可靠性，对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容差（Tolerance）最小值为1.06，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1.59。可见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需要对变量进行剔除或调整。

3.3模型运行与结果分析

运用stata12.0软件对有序Logit模型进行估计。可见，性别、年龄、职业、劳动力人数、家庭农业年收入、宅基地面积、耕作便捷度、出行交通、日常消费、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评价、农民收入增加的价值认同等变量对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显著（表3）。

（1）个人特征。性别、年龄、职业对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分别在5%、5%、10%的水平上显著。其中，男性的补偿满意度较低，可能因为男性在农村家庭中占主导地位，接受知识较多，产权意识较强，对补偿要求高。年龄对补偿满意度影响为正，即农户年龄越大，补偿满意度越高。这与已有研究认为年龄越大的农民，守旧意识和恋土情节比较严重，新事物理解和接受能力较差，不愿意参与农村居民点整理[4，21]，补偿满意度较低的认识存在差异。可能因为本文调查的农户平均年龄较大（约56岁），为子孙生活质量考虑，愿意通过整理改善生活条件，对补偿容易满足。职业对补偿满意度影响为正，即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户，补偿满意度更高。文化程度对补偿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一方面，文化程度越高，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农村非其主要的生活场所，并且文化程度较高，更重视子女教育，为获得更好的教育设施愿意搬迁到城镇居住，补偿容易满足。但另一方面，文化程度越高，产权保护意识越强，为寻求更大的宅基地退出回报而不轻易满足[28]。

（2）家庭特征。诙力人数及农业年收入对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均在5%水平上显著。其中，劳动力人数对补偿满意度影响为正，家庭劳动力越多，就业、应急等能力提高，土地依赖降低，补偿满意度上升。农业年收入对补偿满意度影响为负，因为整理后耕作半径加大，耕作效率下降，同时畜禽养殖受限，使农业收入较高的家庭收入损失更明显，降低其补偿满意度。此外，家庭年总收入对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不显著，总收入高的家庭，选择与支付能力高，更愿意向城镇集中以获得更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补偿容易满足；但收入较高的家庭可能受教育水平较高，产权意识尤其是土地发展权意识更强，认为宅基地退出应获得更高补偿。

（3）成本效益因素。宅基地面积、耕作便捷度、出行交通、日常消费等对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均在5%水平上显著。其中，宅基地面积对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为负，因为农户拥有的宅基地面积越大，用来建房出租、畜禽养殖等所获收入越高，一旦整理搬迁，农户收入减少，补偿弥补收入损失的难度加大，降低农户补偿满意度。耕作便捷度和出行交通对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为正，交通条件改善，交通成本降低，农户补偿满意度会相应提升。但调查发现约80%的农户表示参与整理后，居住区与耕地距离延长，耕作不便捷。日常消费对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为负，调查发现90%的农户表示集中居住后，改变了传统土灶做饭、井水洗衣等生活方式，水、电、液化气等费用明显提高，极大降低了农户补偿满意度。

此外，耕地面积、环境卫生与景观、邻里关系等对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均不显著。一般来说，耕地面积增加，农业收益上升，农户补偿满意度将有所提高，但另一方面宅基地复垦成耕地的地块土壤肥力有限，所需投入较高，而能创造的农业收益较低，农户对宅基地非农使用偏好远远大于农用；且搬迁后耕作半径扩大，进一步降低农户补偿满意度。由于农村地区本身景观效果良好，且部分农户更习惯独栋、独户的居住环境，环境卫生与景观对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不显著。据调查，搬至安置小区后仅4.5%的受访农户认为邻里关系淡薄，由于农村现代化进程推进，经济意识、功利因素等影响，使得农村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多变，邻里功能大为削弱，邻里关系更多成为“地理”上的概念[29-30]，因此其对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不显著。

（4）政策认知因素。政府政策制定评价、政府政策执行评价、农民收入增加的价值认同等对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分别在1%、1%、5%水平上显著。其中，农户对政府政策制定评价越高，补偿满意度越高，但应指出的是分别有12.1%、49.3%的农户对政府政策制定持否定与一般态度。农户对政府政策执行情况越满意，补偿满意度就越高，而调查发现仅30.9%的农户对政府政策执行持满意态度。农户对政策实施是否增加自身经济收益较为重视，提高农户参与整理的经济福利，将会显著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但调查显示仅11%左右的农户认同农村居民点整理使收入增加。政策了解程度对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可能是一方面农户了解政策并支持国家的宏观决策，补偿容易满足，但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农户对政策足够了解，能清晰衡量宅基地价值，降低其补偿满意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价值认同对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农户对减少农村房屋闲置、土地抛荒等价值关注较低。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

（1）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实施成效。从行为经济学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有序Logit模型识别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据此制定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的政策措施，为提升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执行效率、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2）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成本效益因素显著影响，耕作便捷度、出行交通、宅基地面积、日常消费等对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均在5%水平上显著。提高耕作便捷度、改善出行交通，会降低通勤成本，增加受益感知，进而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而日常消费上升、原有宅基地面积较大，会增加农户参与整理的成本投入，降低农户补偿满意度。

（3）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政策认知因素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评价、政府政策执行评价、农民收入增加的价值认同等对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分别在1%、1%、5%水平上显著。正面的政策制定评价、较高的政策执行满意度及农民收入增加的价值认同，均将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

（4）农户补偿满意度还受其自身和家庭禀赋特征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多、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户，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性较低，补偿满意度会相应提升。

4.2政策建议

（1）综合考量利益相关者成本效益变化，优化利益分配格局。现行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缺乏经济、社会和生态成本效益的综合考量，导致收益分配不合理，成为制约农村居民点整理有序推进的关键。因此，应借鉴土地价格评估的理论和方法，考虑土地区位、土地市场供求、宅基地福利性质等因素合理评估宅基地价值，并从收入、支出、环境、交通等变化评价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长期影响。明确按各主体贡献大小进行利益分配，基于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运用直接市场法、替代法、条件价值法等，系统厘清各利益主体的总成本和综合效益，优化利益分配格局。

（2）推进配套制度改革完善，提高整理区农户社会福利。正确对待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可能存在的规划引导不足、就业培训服务缺失、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等问题。基于适宜性和农户意愿，适当选择整理区域，科学规划新区，合理控制整理规模，从而强化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规划引导；根据地区产业发展和社会用工需求出台就业扶持政策，搭建就业服务平台，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户非农就业能力和收入；确立城镇安置区农民的居民身份，使其享有城镇社会保障，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进整理区农户社会福利。

（3）规范政府行为并完善政策执行机制，提高农户政策认同。通过加强政府工作人员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工作、建立突出能力素质的选拔机制、健全监督考核等措施，培育和提高政府部门政策执行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同时，简化行政行为程序，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对整理过程中产生的产权、补偿和管理纠纷等进行及时有效处理，以消除农户疑虑与抵触心理[3]。并且，积极、广泛地征求被整理农户意见，保证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让更多农民参与农村居民点整理决策[31]。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政策执行机制，提高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政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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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付文凤，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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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为生理性别、基因性别、染色体性别、性腺性别、社会性别和心理性别六种类型。现在被普遍认可的社会性别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如本在1976年的时候提出的，认为社会性别是指基于生理性别的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是在特定社会文化下形成的对男女两性的差异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表现为社会对男女婚姻、教育、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的固定期待。社会性别研究和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与其中一些激进的看法不同，社会性别研究坚持认为在社会性别的建构的过程中要尊重人的天性，要尽量避免受到传统刻板印象的影响，影响男女两性正常发展，倡导女性应该要自由自主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和机会，解放女性的同时也在解放男性，最后解放全人类。在社会学意义上，如果一种社会现象影响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并且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影响社会协调发展，那么就会把这个社会现象看成一个社会问题。社会性别问题具有隐蔽性和爆炸性的特征，常常在很多显性的社会问题中表现出来，如性暴力、性犯罪。但是因为我们身处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所以我们经常忽视一些其实由性别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是当前我国社会性别问题已经突显：“大叔控”、“姐弟恋”、“同性恋”正在改变社会原有的包括婚姻时间在内的婚恋文化和行为。根据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显示，我国男女配偶之间的年龄差距正在以每年0.6岁的速度增长，男子在同龄女性中难觅佳偶，转向更低龄的女子，出现婚姻挤压现象，导致男性初婚年龄推迟、女性初婚年龄提前，城市剩女数量持续增加，夫妻之间年龄差距扩大，引发性犯罪、性暴力等其它领域的社会问题产生。有数据显示，1998年艾滋病患者中女性所占比例为15.3%，2004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39%，增长速度非常的快。近年来，虽然高校招收人数所占比例不断增加但是性别歧视仍然存在，一些学校，一些专业居然公开提出不招收女生或者录取男生分数线明显低于女生等等。社会性别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这一问题隐藏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社会大众对业已存在的很多社会性别问题都已经习以为常，但其爆发性在于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社会性别问题将伴随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中不容忽视：比如伴随农民工问题出现的留守妇女问题和临时夫妻问题。曾经有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性别问题的平衡和解决要依靠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首先就是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给予妇女特殊的保护，提供平等、公平的发展机会，改变社会发展意识，维护女性合法权益，把社会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消除社会隐患。

二、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和存在问题

公共政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政府等决策部门对公共利益和公共行为的分配和规范，广义上法律也是一种公共政策，国家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利益，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男女平等就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写入了《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是我国政府给我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一直以来都得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上。1979年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议案，1981年我国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成为最早的缔约国之一。承诺反对一切（习俗、惯例等）基于性别做出的区别、排斥和限制，确保法律、政策的制定和机构的设置，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为保障妇女的各项权利，我国除了在多项法律政策中专门提出要保障妇女的合法权利，还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贫困地区、儿童教育工作的十条意见》、《中国妇女发展刚要》、《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进一步加强生育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婚姻法》、《发展女党员工作》等多项政策措施专门针对女性保护的法律进一步保障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各方面上享有和男子相同的权利和地位，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城乡基层自治组织都要依法保障妇女的基本权益和法律认可的特殊权益不受侵害，女性必须参与到国家机关重大事件的决定过程中并保持一定的比例。在各方面工作的积极推进下，我国社会性别事业得到了显著发展，女性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1993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女性委员仅占了9.2%，1998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女性委员就发展到了15.5%，上升了6.3%。2012年，广州数名女大学生在厕所上演了“占领男厕所”的艺术行为，希望引起政府和社会对男女厕位不均衡问题的重视，女性因为不同于男性的生理特征，需要的厕位要多于男性，因此在公共设施投入的时候应该增加女性厕位的数量，女性排队上厕所的情况在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问题明显。这个事件暴露了我国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社会性别意识尚不充分的问题，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性别立法的时间早，但是发展速度缓慢，性别政策与其它公共政策分离。比较国内外不同国家出台的相关公共政策，笔者发现我国出台的公共政策种类比较齐全、内容比较完善，注重从制度层面保证女性的合法权益得到落实，但是制定和实施之间存在差距。笔者发现，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更加重视相关公共政策的“落地”，提出了更具体的操作细则和奖惩措施，比如：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在禁止在招聘中变现出对性别和年龄的限制，国家各级重要岗位女性公民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欧盟要求各成员国提供更多的女性职位并且降低对女性就业者的税收。一项公共政策从制定到实施一共包括决策者、目标群体和收益者三个组成部分，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决策者是政府权力机构，决定如何分配公共资源。虽然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一直在强调男女平等也有专门的政策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但是在政公共策的制定过程中女性所占比例虽有所提高但是数量仍然较少，导致不能更全面的从女性的角度来思考女性的问题，不能根据男女特征的异同制定真正公平合理的社会政策，容易出现类似公共厕所女性厕位偏少的问题。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问题还体现在政策内容表达中的男性话语体系，即是说在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把女性预设为能力差和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社会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关系，需要特殊保护，比如：日本政府规定妇女禁止加班，中国女性退休年龄早于男性等规定。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不断提高，其中女性提高的速度快于男性，两者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但是根究我国现行政策，女性的退休年纪又早于男性，退休后收入少于男性，男性去世后生活非常的困难。这更是说明了只有恰当的公共政策，采取有利于女性增进女性选择权利和发展机会的措施，才是促进性别平等和发展。

三、提升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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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民政部印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标志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开始实施。截止到××年底，全国有万人参保，积累基金亿元，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农民的参保人数占应参保人数的比例很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比较缓慢，其中原因很多，除了农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农民的保险意识较差以外，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农村养老保险的软肋

1．制度的整体设计未体现出社会保险的基本特征。社会保险应该同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国家法律的强制性；第二，保险费通常是由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共同负担；第三，以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而现行《方案》因过多地考虑到农民的保险观念不强而强调“自愿性”，资金筹集上坚持“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可以认为，这种保险模式基本不具备社会保险的含义，而是较多地体现出商业保险的特征。

2．制度覆盖面小、共济性差。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决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一般是以区县为单位。但是，这种管理办法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一般而言，保险系统的覆盖面越大，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大。而在一个区县的范围内，一些与保险有关的统计指标的差别很小，这就使养老保险制度的共济性很差。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所必须的不变成本也较为明显地呈现出规模不经济的特征。

3．筹资模式的缺陷。《方案》规定，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为：“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但在上述三个渠道中，除了对个人缴费规定了具体标准外，其余两个渠道都缺乏硬约束。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普通农民很难享受得到集体补助。而《方案》又没有对国家的责任通过约束性的规范加以具体规定。这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没有稳定的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

4．保障水平设计缺陷。考虑到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费率水平也设计地较低。根据测算，如果按照《方案》设定的最低缴费标准元／月缴纳保险费，年之后，每月可以领取养老金．元，年后，每月可以领取养老金．元，这很难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参加保险的农民都选择了最低标准缴费。不仅如此，《方案》没有按照国际通行的养老保险测算模式进行保险费和养老待遇的设计，养老金一经领取终身不变，使《方案》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快速变化。

——农村养老保险的破局之道

5．制度的设计应与国家的农业政策相适应。国际经验证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与国家一定时期所实施的农业政策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农业政策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一是鼓励离农政策。为了达到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目的，日本政府通过建立土地经营权转让养老金的制度，鼓励农民离开土地。二是返农政策。世纪年代以后，由于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其农业政策也转变为“鼓励返农”，土地权益转让养老金便被取消。近年来，我国的“三农”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又是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只有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才能消除离开土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只有与国家的农业政策相配合，才能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6．坚持“强制投保为主、自愿投保为辅”的原则。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保险的强制性特征，凡达到全国农村平均收入水平以上的农民必须投保；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收入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贫困线以上者鼓励投保。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可以按人群和地区分类、分步进行。首先在农村的不同人群中分类推进，如乡镇企业职工和民办教师，强制其必须参加保险；其次在较为富裕的地区，一方面要加大政府资金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也要逐步强制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然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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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题内容；新闻制作；意识形态；新闻价值；媒介意向性

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这一变革在中国的新闻改革进程中亦有体现。时政期刊作为中国时政发展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及时迅速地反映了政策变化，本文通过1978—2008年分别代表体制内与市场化两种不同属性的时政期刊《半月谈》和《三联》的1000篇标题进行主题阶段性变迁特征的梳理，发现两种属性时政期刊社会性变化的显著特征，既有共性，也有差异。

这些属于不同社会领域的新闻标题主题可分为三类：政策性主题、经济主题与社会主题。

时政期刊“主题”的共性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主题的“条件一致性”。即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是时政期刊“主题选择”的风向标，无论是体制内的《半月谈》，还是市场化的《三联》，都无一例外是对社会宏观政策的一种媒介话语方式的反映。第二，主题的信息融合性。在不同阶段中，同一主题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侧重点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同一本时政期刊中，四大主题之间比例的流动性变化，即三类主题彼此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同领域的“主题”在历史纵向的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融合程度在逐步提高。第三，主题的“时代盘点”相似性。时政期刊都喜好做年终“主题盘点”报道，记录大的、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做“时代的记录者”。

时政期刊“主题”的差异性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主题”选择上的区别。体制内时政期刊偏向于选择没有争议的话题，市场化期刊选择的多为有争议的话题。第二，“主题”报道倾向上的区别。对比《半月谈》与《三联》在“政策性主题”的新闻报道上，最本质的差异在于对该主题的观察视角。《半月谈》对政策性主题的报道倾向于“正面宣传”，《三联》倾向于“批评分析”。第三，“主题”盘点类型的区别。时政期刊做年终“主题盘点式”报道时，《半月谈》与《三联》的区别在于，《半月谈》主要做新闻信息的综合和梳理，而《三联》擅长做具有“历史纪念性”的“主题系列报道”。对社会“主旋律”的坚持，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突出的是对主旋律的“政策性”和“英雄模式”的弘扬，后者突出的是“时代性”和“个人模式”。

借此，本文意在回答三个问题——媒介在新闻制作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媒介意识形态”、“媒介新闻价值”与“媒介意向性”与时政期刊文本话语现象之间究竟是何样的三种关系。

一、新闻组织与政治经济体制的关系：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

新闻组织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这里我们从两个层面来对连接媒介组织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关系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

首先是作为社会政治信念的意识形态。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不易发生变化的。在当代中国的媒介环境下，任何一种媒介不是受市场控制，就是受国家控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介的所有制类型与媒介新闻制作的意识形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其意识形态是由社会这个更大的环境基础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时政期刊文本中没有变化的两个核心方面：一是国家政策是时政期刊新闻选题和新闻报道的“风向标”。究其根本，就在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国家意识形态上“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国家路线”，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媒介工具——时政期刊，必然始终要坚持这样一个理念，而不可能随意变更。二是话语形态的严肃、谨慎是时政期刊共同的、持久的一个特征。时政期刊作为国家政治导向的重要媒介形式之一，在话语形态上的严肃与谨慎，是对政治体制严肃与谨慎态度的一种媒介延伸，这是时政期刊话语的本质性特征。

其次是在政治信念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媒介意识形态。这里的“价值观”即指主流文化价值观，它与“新闻价值”有所不同。这里笔者主要强调的是时政期刊“新闻价值”中具有本质性的、核心的一个宗旨。时政期刊具体的“新闻价值”都必须在这个核心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基础上来建构、修改和完善。

对于体制内时政期刊而言，它与政府的关系是从“依附关系”到“非对立关系”的转变。而市场化时政期刊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监督角色”出现的。因此，这两种时政期刊对“社会主流文化价值”不同的意识形态形式就直接反映在了各自的媒介文本特征中。然而，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市场化的时政期刊，从“控制主体”的本质上来说，两者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的，即为“精英控制”。

二、新闻组织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相同“官方信息来源”反映的不同“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是建立在“新闻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更为具体地影响着“新闻制作”的一种组织模式。我们将以“新闻制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新闻来源”为本节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时政期刊“新闻价值”演变的“共性”与两种类型时政期刊“新闻价值”演变的“差异性”进行分析，由此对两种类型时政期刊话语演变特征作出解答。

其一，“新闻来源”在两种类型时政期刊演变中的“共性”。在“新闻制作”过程中，反映“新闻组织”与社会文化结构之间关系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媒介“新闻来源”，即新闻素材的来源。时政期刊作为社会时事政治新闻的主要媒介机构，“官方主导新闻来源”是时政期刊的一个基本特征。时政期刊中的新闻记者获得的有关时事政治活动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官方的信息通报。我们通过对《半月谈》中新闻报道的统计发现，政府活动、政策颁布、中央会议精神的传达是《半月谈》中主要的新闻报道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原文使用官方提供的文件资料是其新闻报道的主要形式，即使是在市场化属性的《三联》中，其专题报道中，约有50%的深度报道文章，仍然可见其官方意识的明显痕迹。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新闻报道中具有“信息来源于官方”这样的标志，与时政期刊所需要建立的“权威性”和“公允性”有关。

其二，“新闻来源”在两种时政期刊中的“差异性”。两种期刊不同的市场体系和盈利组织模式的经济本质，决定了其新闻制作过程中“新闻价值”的根本不同。《半月谈》的体制内属性决定了它在“新闻来源”的选择上，是一种天然的、必然的选择，且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既有的受众群体，相对而言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因此，“官方信息来源”与《半月谈》“新闻来源”的本质关系决定了其新闻生产的核心，就是“记者与官员”之间的联系，当然还有其背后的新闻机构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互动。因此，“以官僚机构的结构看待社会”，正是该时政期刊中的记者能够发现各种事实的基础。相对来说，在“新闻来源”上，虽然市场化的《三联》主要源于官方渠道，但是“官方信息来源”更多的是作为其新闻报道中的一种视角，而不是作为该期刊的唯一信息选择。因此，《三联》必须要面对的是在市场上生存下来的问题，因而其“新闻价值”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广告发行、市场销售和订阅的盈利性等问题的影响。

三、新闻组织内部结构的运作关系：“媒介人”的组织依附性与独立的新闻理想

第一，“媒介人”作为专业组织中的成员。在社会“劳动分工”的理论范畴中，“媒介人”的社会身份，被界定为“作为专业组织中的成员”，这就意味着媒介人“新闻价值”的依附性。

媒介人是依附于该媒介组织的成员，其“新闻价值”最终必然要服从于“组织”的“新闻价值”，因此媒介组织“新闻价值”的变化就会直接作用于该组织中记者的“新闻价值”，而近些年“媒介人”对“新闻工作者”提法的取代，反映了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一些要素逐渐被一一呈现。

由于“媒介人”这种“社会性生存”的结构，带来的便是“新闻价值观”的依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研究媒介组织，实际上就是对“媒介人”研究的基础和第一步。如同萨义德所述那样，“会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代表广泛的公众，按照一套共享的普遍价值观，以标准化的方式把握和解释现状，由此产生一个全体、一套话语和组织制度”。

第二，“媒介人”作为“知识分子”。媒介人作为“知识分子”的概念本身就是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一个产物，因此这个群体必须与其所依附的“媒介组织”在新闻产品“新闻价值”上保持一致。但是，显然“媒介人”作为一个个在身份上独立的“知识分子”，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新闻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在整体上与该组织的标准大致重合，但在这个重合的“交集”之外，必然会有一部分是这些“知识分子”自有的、坚持的“新闻价值”。这部分具有媒介人个性的“新闻价值”被称为“新闻理想”更为合适。在这里，我们需要借用“语言意向性理论”来理解媒介人的“新闻理想”对新闻产品的影响。

纵观30年里时政期刊的阶段性变化，可以发现“新闻理想”存在的两个痕迹：一是新闻“态度”的坚守，二是媒介“风格”的标志。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了媒介人的“新闻价值”或“新闻理想”，还体现为一种个人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媒介人个人品质、素养的话语反映，这种看似模糊的“风格”概念，实际上正是市场化时政期刊一种无形的“品牌标志”。

任何一类时政期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都有它一以贯之的精神，这对期刊本身而言是一种固定身份的象征，对于读者而言是一种习惯性心理的标识。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长时间存在的风格特征，那么读者难以形成心理认同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媒介在制作新闻过程中的一系列影响因素，下图描述了新闻发生与传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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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圆圈A表示新闻事件本身，新闻事件依存并制约于一定的国家、组织、个人或媒体（也是一种组织）。也就是说任何新闻都是这些社会细胞共同构建的，但是出于国家、组织、媒介、个人的自身利益，新闻事件的公开报道圆圈B选取的新闻事件本身永远只是A的一部分C。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关于事件A的报道B，远比事件A本身大，这是由信息资源的使用特性决定的，世界上的任何资源都是随着使用消耗变少，只有信息资源越用越多。本文把新闻传播的这一属性描述为“新闻发酵”。B大于C的部分是凝结于新闻的部分事实之上的价值取向、态度、情感因素和观点的织体。这就是新闻制作的工艺流程。

由此可见，“时政期刊的话语变迁”，一方面，是由其所反映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相应变迁；另一方面，时政期刊的话语变迁，也产生于其自身在一次次的话语表达的实践中，潜在地改变了社会传统话语的某些惯例，当这样的变化足够大时（更多的媒介在使用这些新的话语表达方式：媒体传播和人际交流的合力），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话语变迁。这两个过程是交互发生的。

参考文献：

[1]（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与社会[M].杨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

[3]（英）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4]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5]蒋冰冰.新闻语言与城市社会[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

篇9

(一)东西方管理文化中产业结构优化效益目标的差异是由产业资本来源的差异造成的

东方社会现代化的资本来源主要是储蓄,高储蓄推动着高投资,高投资驱动着高增长,从局部来看,结构效益优化。西方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消费转化为投资,在以物为中心、崇拜金钱的个人主义管理文化中,以经济增长作为单一目标的前提下,总体结构效益优化。

(二)东西方管理文化对产业资源要素划分的差异是造成产业资源构成差异的原由

东方管理文化将产业资源划分为四要素,即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其运行特征体现较多的是政府意志和社会网络特征,市场、企业相对弱化。而西方管理文化将产业资源划分为三要素,即政府、市场和企业的资源。其运行特征体现在较强的市场、企业作用方面,而政府相对弱化。

(三)东西方管理文化关系协调平衡技巧的差异是造成东西方产业关联差异的主要根源

东方管理文化注重以社会关系的平衡为要务,突出关系的协调平衡技巧。这也就决定了东方产业关联的标准不是企业的经济效益,主要是出于关系的考虑。其主要特征是求得关系间的平衡,即以社会关系的平衡为要务,海外华商的产业关联主要一点考虑就是社会关系。而西方管理文化则强调市场制度在关系协调平衡中的作用,所以西方产业关联主要是基于理性的经济效率的考虑,即对投入产出进行分析。其主要特征是纯粹经济理性。

(四)东西方管理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是造成东西方产业布局差异的主要原因

东方管理文化强调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理念。因此东方产业布局主要考虑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国家的作用体现在产业布局的决策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的作用则主要考虑地缘的社会关系。地方保护主义、产业结构趋同、官产学的密切联系、资金运用的经济效益不高都是与此有关的。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四民分业”、“天人合一”等是与现代管理文化条件下产业生态布局的思想相吻合的。而西方管理文化则比较多地强调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市场价值观。所以西方产业布局主要依从市场的力量和企业的作用。市场的力量体现在西方有发达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渗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企业则是在市场运作的基础上,依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经营,所以西方的产业布局是一种自组织式的产业布局。

(五)东西方管理文化意识的差距是造成东西方产业结构优化动力差异的重要根源

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管理观念和意识的更新,开放通达的国际经济技术往来在构筑各方面良性互动的同时,使得科学技术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西方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主要是科学技术,在当代尤其是高新技术优化的西方产业结构,形成了西方世界的全球性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当然也造成了全球环境污染、物种灭绝、温室效应等全球产业问题。而东方由于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落后,管理观念陈旧、保守思想和封闭意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桎梏和忽视了科学技术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推动作用。尽管科学技术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在古代中国作用较为明显,如四大发明大大促进了那时经济的发展。但到近现代,科技的优化动力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积贫积弱、长期对外封闭,不能发挥东方社会的整体创新优势所致。到了现代经济全球化、知识化时代,高新科技优化产业结构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铁律。

二、造成东西方产业政策差异的管理文化根源分析

(一)东西方管理文化中有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差异是造成东西方产业政策主导模式差异的重要根源

东方管理文化中,政府的作用大于市场,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故东方社会产业政策主导模式是政府主导辅以社会配套,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主导方式。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香港的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模式。而西方管理文化中,强调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故以美国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主导模式主要是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这是一种市场化的自发的主导模式。现代市场经济是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有机结合。

(二)东西方管理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是造成东西方产业组织政策差异的根本原由

东方管理文化强调关系取向和官文化取向。这导致东方产业组织政策官本位化,这是与东方的官文化相关的,实际上是政府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兴衰荣辱。另一方面,东方网络社会对其产业组织政策有质的规定性――企业组织网络化。所以政府一般采取企业网络化组织政策,适当扶持大企业,在政企关系方面形成“官、产、学”相结合的咨询体制,在产业发展目标上,政府、企业、社会达到高度的共识,而且这些产业组织政策主要不是通过法律进行的,它体现的是东方式的集体主义精神。而西方管理文化则重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的作用,突出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因此传统意义上西方产业组织政策主要体现为政府的《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等。对垄断大企业采取分解的办法;主要重视对中小企业的平等竞争环境的维护;任单一的企业在市场上进行殊死的竞争。这种产业组织政策主要是与其个人主义管理文化相一致的。

(三)东西方管理文化中对政府地位和作用以及不同产业属性认识的不同导致东西方产业结构政策的差异

东方管理文化突出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性,根据宏观经济目标和对不同产业属性的认识把握,积极主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受历史文化传统影响,东方产业结构政策历来是重农轻商的。中国在解放后,曾大力实行工业化,整个东亚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实现了经济的超常发展。但是由于过去长期重农轻商,在与西方工商社会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而制定了工业化的赶超策略。在科技优化产业结构方面,有些国家如日本已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其产业竞争力领先全球,但在集优势资源、形成高新科技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方面仍远远落后于西方。东方国家,如中国具有优越的管理文化资源、庞大的人口形成的市场优势,在一定时期内以市场换技术是改善产业结构的政策思路。当然,从长远看,我国政府还需在高新技术人才培养与文化建设上花工夫。而从本质上而言,西方不存在政府意义上的产业结构政策,因为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消极的。西方社会不断地通过市场化的高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新的会得到发展、旧的会不断地遭到淘汰,所以能形成一种新陈代谢机制。由此可以说明西方产业结构、关联、布局为何不同于东方国家。

(四)东西方管理文化对产业资源要素划分的差异是造成东西方产业技术政策差异的原由

如前所述,东方社会网络有助于节约交易费用和降低机会成本,所以在农业社会,农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网络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农业技术创新方面,网络的促进作用不甚明显,但在消化吸收创新技术方面,它可以降低营销成本。这是网络营销、关系营销秘诀所在。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考虑制定技术政策时,只要增大投入资本,在营销方面不必像西方社会考虑那么大的广告、营销成本,因为传统上中国人从心底里相信关系而不相信广告。又例如日本人的民心是外国产品进入日本的最大障碍。而西方产业经济是三要素结构,社会网络不健全。个人主义的创新有利于新技术开发,在营销方面也与东方社会大不相同。从政府角度看,技术开发阶段恐怕投入要小一些,而在营销阶段的费用则要大大增加了,因为西方企业要销售,先要建一个适合其销售关系的小型网络,然后销售,所以西方企业营销成本高。同时西方社会对外国产品进入也主要是设置技术和法律壁垒,而东方主要是社会网络壁垒。

(五)西方管理文化中有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差异是造成东西方产业规制方面差异的重要根源

西方国家产业规制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企业作用、政府对市场和企业配置作用。东方国家产业规制除了市场作用和企业作用,更突出政府和社会的规制功能。体现在政企关系方面,日本的政府主导和美国的民间主导模式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的产业规制模式更加市场化,例如,本来对民用航空业有主管机构,后来放松规制,竟连这个主管机构本身都被取消了。这在东方国家是难以想像的,这本身也说明了美国产业规制中市场自律的发达。日本的产业规制模式的市场化特征就不如美国明显。以行业规制为例,日本行业规制更多地体现了“官僚主导、官民协调”的特色,更加突出了政府和社会的规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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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命题的基本思想是，作为整体的独生子女既可能具有某些与非独生子女共同的心理特征，也可能具有一些区别于非独生子女的心理特征。因此，它特别强调要从独生子女“整体上”和独生子女成长的“全过程”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以避免现有研究中大量存在的“孤立的”、“个别的”、“单一时期”、“单一对象”的研究视角和探讨方式，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从本质上加深对作为一代人的独生子女的心理特征的认识。这一命题涉及的主要内容将包括不同年龄段独生子女心理特征的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独生子女区别于非独生子女的主要心理特征及其理论解释；没有兄弟姐妹对青少年人格的主要影响；独生子女社会化的新特点与新问题等。

命题二：社会结构视野下的独生子女教育。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中国大量独生子女现象出现以来被整个社会关注最多的问题之一，也是现有独生子女研究中探讨最多的一个方面。但目前对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探讨基本是从单纯的教育学学科视野出发，研究焦点通常仅围绕相对具体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方法问题，忽视了存在于局部教育环境之外的更为广泛、更加强大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针对这一现状，笔者认为，需要将目前与独生子女相关的各种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放到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中去分析和探讨，努力从决定和影响独生子女教育现象的社会结构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去发现联系和寻找因果关系。这一命题包括的主要内容有：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与独生子女父母的教育问题，中国社会目前的教育分层与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大众传媒对独生子女教育的影响，同辈群体在独生子女社会化中的作用，影响独生子女教育的社会结构因素探讨等。

命题三：发展变化中的独生子女婚姻与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是中国社会中一类新型的“细胞”，许多与独生子女人口密切相关的问题和现象，都源自于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由于第一代独生子女已长大成人，伴随着他们的婚姻和成家又带来了一些新的独生子女家庭现象与家庭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需要从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不同学科的视野来获得。这一命题的研究内容可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是与目前大量存在的、以“三口之家”为主要特征的普通独生子女家庭(或称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有关的问题；二是与那些由第一代独生子女结婚成家后建立的新的第二代独生子女家庭有关的问题。如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特点、变化趋势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独生子女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关系的变化；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姻观念及其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独生子女养育独生子女现象等。

命题四：独生子女的风险与社会保障。独生子女对于家庭和父母的唯一性，意味着其家庭和父母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将面临更大的风险。成年独生子女的意外伤亡将成为这种风险的集中体现。与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密切相关的另一些问题将包括“空巢”家庭的增多、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弱化、家庭养老面临更大困难等方面。因此，研究独生子女家庭的这种风险和社会保障的现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办法，无疑是最近一个时期该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其主要内容将包括成年独生子女意外伤亡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纵向家庭关系与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独生子女父母老年生活中的“空巢”现象及其解决办法，农村独女户家庭的养老支持及其面临的挑战等。

命题五：独生子女与国家人口政策的改变。独生子女人口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但作为政策的结果，这一代人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又给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近30年来，随着独生子女人口不断增加、成长，中国人口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改变，而这又必将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新的影响。这一命题的内容将包括：“双独家庭”二胎生育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姻市场及其婚配结构，“双独二胎生育政策”影响下的中国生育率水平变动，独生子女人口规模及变动趋势的定量分析与预测，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与独生子女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独生子女政策与人们生育观念转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