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分析范文
时间：2023-12-05 18:06:2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政策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社会公正是人们理想的一种状态，那时候，每个人的生活空间都是持续扩大的。促进社会的公正对我国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很大意义。现在我国存在的很多种不公平现象，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应该在准确分析基础上，实施比较针对性的办法，坚持恰当的思想观念和实际行动相结合，治标措施和治本措施相结合，减少并消除社会的不公平现象。
环境公正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本文从四个章节进行阐述了社会公正的公共政策，并以小溪村为例说明了环境公正的一些情况，然后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具体措施。
梁胜文（2009）社会公正是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社会公正不可能在私有制、剥削和压迫存在的制度下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社会公正奠定了坚实基础；社会公正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了物质基础；执政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了政治保证。
周仁准（2008）社会公正的实现与解决必须结合我国当前发展的基本国情，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情况，在建立和健全制度完备的和谐的社会的历史背景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探索新时期下实现的基本路径。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大力推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加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法制对实现社会公正的保障作用；构建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实现社会公正。
吕艳红（2009）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价值角度说，就是人类不断追求社会公正的过程。西方社会公正思想源远流长，可以划分为古希腊德性论公正思想、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公正思想、近代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公正思想、现代以罗尔斯和诺奇克为代表的权利平等思想等不同发展时期。西方社会公正思想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公正问题正由宏观的伦理公正不断向政治公正、经济公正和法律公正各个微观领域扩展。西方社会公正思想从产生、发展到完善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理性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人类由不自觉逐步走向自觉的过程，更是人类不断解放自身的一个过程。
一、社会公正与公共政策体系概述
1.社会公正的概念及存在的问题
（1）社会公正的含义。社会公平正义，即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得到了妥善的协调，人民之间内部的矛盾和别的社会矛盾得到恰当处理，社会公平与正义得到切实维护。社会公正事实包括两个部分，即“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两者都不可或缺。我们从实质公正来看，社会公正是人们基本的权利保证，按照贡献分配和社会调剂。这四项规则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除了这些之外，社会公正还包含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实现的保证。如果没有程序公正，就不会有实质公正。
（2）社会公正存在的问题。一是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已经超越了可以接受的限度，转变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的任务非常繁重，面临挑战难度更大，不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社会资源共享、社会公正就无从谈起。二是区域发展依然不平衡、不协调。尽管近些年来中央和地方采取切实措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计划战略，发展革命老区战略，特别是近年来实施的新农村建设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现象仍为突出，影响和谐、影响稳定、影响发展。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任务十分艰巨，可以说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头号工程。三是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体制不畅、机制不顺，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屡禁不止，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反腐倡廉任务十分艰巨。四是社会资源仍未充分实现共享。社会资源还存在着诸多垄断现象，行业人为占有问题引人关注。改革开放多年来越来越突出，人民大众的反响也更加强烈。
2.公共政策的含义
公共政策就是国家公共权力单位所选择并且制定的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和达成公共目标的方案，它的作用是规范相关机构、团体或个人的行为。最近，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持续升温，公共政策的含义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大家并没有达成共识，其中根本原因就是政策实践的复杂性。因为对公共政策的定义与公共政策实践是一直相联系的，实践政策的丰富性决定了对它进行的比较抽象的概括只能是相对的。
3.公共政策与社会公平
社会公正是人们的美好愿望。政府在保证社会公正方面有很大的责任，公共政策是政府公共管理工具，保证和促进社会公正。公共政策是政府对价值的分配，既然是分配，就肯定会牵涉到公正的问题。公共政策是否符合公正的要求，首先决定于公共政策体制的属性。公共政策和社会公正之间有很大的关系，若社会公共政策从体制上和社会公正向偏离，那作为体制的产物政策差距就只能越来越大，严重的可能导致整个公共政策系统偏离社会公正。所以，公共政策体制能保证社会公正，如果要考察公共政策怎样保证社会公正，就必须从体制着手。
二、环境公正的内涵及分类
1.环境公正的内涵
环境公正有两层含义：学理层面和操作层面。学理层面是研究环境公平的理论和原则，操作层面是以某种理论和原则为基础来实现公平，两者相互补充。现在来看，处理环境公平问题不仅缺少确凿的理论基础，而且缺乏让人满意的操作方法。在此种情况下，环境公正问题就没有最好的解决办法，难以实现“满意原则”。因为人们对环境公平的理解有偏差。
2.环境公正的分类
环境资源丰富多彩，享用环境资源的主体也不同，所以形成各种不同的环境公正话题。实际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环境公正问题有不同的表现。从普通意义上来说，可以把环境工作中问题划分为代内公正与代际公正两类。
（1）代内公正。代内公正是指同一时期地球上的各种人类都具有公正的使用地球资源，平等和自由的生存和发展，并且权利都不可剥夺，它要求所有人的发展都不能损害别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在平等地享用资源和分配生态环境，要防止并且消灭两极分化，保护弱势群体，保证有限的资源惠及所有人。如果贫富分化太大，会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代内公正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和满足自身利益拥有平等的机会，要公平地使用大自然的资源。
（2）代际公正。代际公正是指无论哪一代人，都平等地享用自然资源和分配生态环境，即使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也具有同等的权利，当代人和后代人均等地享用自然和利用自然。环境危机不仅会影响当代人的生活，而且会威胁后代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在享有环境时，绝对要保护环境，让后代子孙也能享受美好的环境。给予他们幸福的生活条件：足够干净的水、空气和气候。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每一代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得到相同的资源作为生存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发展不仅要满足生存的需求，还必须把世世代代间的福利不减少作为原则。
三、我国环境公正存在的问题——以小溪村为例分析
1.小溪村的环境公正问题来由
小溪村地处浙江省，毗邻安徽省，风景很优美。全村虽然人多地少，但是山林茂密，物产极其丰富，所以一直都能算得上是一个富裕村。
小溪村主要经济来源是钨矿开采和山核桃的加工及贸易。钨矿原来曾由国家投资开采，但是矿源被基本开采完后，采矿权下放给了当地，因此由乡镇政府成立了一家集体钨矿厂。刚开始小溪村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人上山开钨。但后来随着开采钨矿越来越少，开采的成本和风险也随之加大，加之钨矿价格也持续走低，许多村民便不去采钨。之后，集体钨矿厂承包给了私人，村民们也就丧失了采钨的权力。现在村里总共还有80多位村民仍在开钨，他们都是各个钨矿企业的老总。
小溪村钨矿老板承包钨矿后越来越富裕，与同村村民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对村民阶层分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导致了广大村民强烈抵触。钨矿厂的私有化是村民不满情绪的着火点；而村民们看到暴富的矿主在对待周围环境的冷淡态度后，更加激发了他们对环境“零成本”现象的极大不满。
村民们都认为，钨矿老板的暴利是建立在对村庄“共同环境”利用及损害的基础上，所以，钨矿老板必须对当地集体环境遭破坏负主要责任，必须补偿公共环境的损失。对村民们来说，村庄的“共同环境”，不仅包括村庄道路、水库、水电站、森林等可以看见的资源和环境，还包括一些无形和潜在的环境相关风险。到下大雨的时候，山上的石块就都被冲下来。拦沙坝明显已经没有效果，每年都必须要花钱重新挖。村民们看来，虽然钨矿老板有合法的采矿权力，但是他们没有权力毁灭森林，理所应当要赔偿山林损害。
2.小溪村钨矿开采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1）严重破坏山体结构。钨矿开采必须要炸开山体、挖掘山洞，许许多多的坑洞使山体的结构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之前，使用机器挖掘的规模不是很大，仅仅只有一两台机器来作业，而最古老的手工挖掘和炸药爆破的方式的最大能挖掘1.6～1.7米，不容易深入到山体内部；此后，机器挖掘的规模不断壮大，机械化作业加剧了对山体破坏，从洞口到山体最深处步行要4个多小时。现在，位于该矿脉两端的浙江和安徽两省的矿业老板都在进行挖掘，深入山体的矿洞基本能使山体贯通。
（2）破坏森林和生态系统。开采钨矿必须对山林进行清理，巨木是用来支撑矿洞，很多很多的木材制作成了木筛和漏斗，而且山上的工人也需要用木材搭建窝棚，也需要用木材取暖做饭等。所以，大批量的宝贵树木资源遭到破坏，大约超过130亩的森林被矿渣污染，远远看去，矿山基本已经变成一堆瓦砾。更必须说明的是，这儿还是浙江省很多水源的源泉，是国家级公益林自然保护区，但由于当地矿山生态系统被严重毁坏，不仅威胁到了水土的保持与涵养，而且威胁了很多稀有动物的生存。
（3）村集体的水库与水电站受到毁坏。小溪村钨矿厂的很多矿渣持续地冲入山下水库，严重毁坏了拦沙坝，对水库和发电站安全的威胁进一步加大。到现在为止，大约三分之一的水库都填满了石块瓦砾，因为沙石太多，在小溪村，竟然还产生了经过挖掘水库中的沙石赚钱的新兴产业。
（4）严重破坏公共道路。来往水库的道路，是村集体花钱建造的，总价值150万元。而运输钨矿这条道路是必经之路，被钨矿厂无偿地大量利用，很多的大型重型卡车长年在此行走，给路面造成了超级大的毁坏。
（5）破坏了环境。这里曾经是一片环境十分优美的原始森林，湖水清澈见底。实际上，旁边的很多山区，早就已经利用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卓越的人文环境开发了旅游资源，小溪村也正在积极研究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可是，钨矿挖掘大大地破坏了优美的环境，并且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善，这肯定将对旅游资源开发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四、如何实现小溪村环境公正
1.排污费用的缴纳
要求所有的钨矿企业在一定的激励体制下进行生产活动。市场经济中，最常见的激励方式就是增加利润。在这样的激励体制影响下，钨矿企业就会想方设法利用所有能够增加他们利润的元素。而钨矿企业经常采用的一种增加利润的方法就是直接把垃圾排出。主要是因为环境服务是无偿的，尽量的运用免费的生产资源必然会使企业的利润增加。对于钨矿企业对环境的污染，政府可以制定和实施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来规范和约束这些破坏环境的行为。还有一种更加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钨矿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动机制定出一种制度，促进他们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即政府可以根据污染排放量，按量收取一定的罚款。钨矿企业月末或者年末所必须支付的费用是由其在这段时间内的排污总量决定的。收费之后，由于向环境排放废物不再是免费的，企业就会想办法削减废物的排放量，他们可能会改进生产流程，改换新的燃料，添置废物处理设备等，从而减少污染。
2.环境保护基金的筹建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污染者在排放某些废弃物或垃圾的时候，污染者不仅不知道这种污染物是否有害，而且甚至整个社会都不知道它是否对环境造毁坏。因为只有在过了一段时期之后，损害才会慢慢的变现出来，并且被人们所认知。然而到了这时候，就会很难确定谁是真正的排污者，或者就是排污者本身已经倒闭破产或消失，根本没有能力去赔偿，这就不能给予遭受灾难的人们任何的经济补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利用国家的环境基金来补偿，就可以在某些程度上补偿那些无辜受害者的损失。
3.研究制定切合实际的环境政策
环境政策可以说是政治协商的一个产物，它既会影响到自然环境，也会对人类造成影响。在研究制定环境政策时，各行各业的人士及代表就会聚在一起，大家为了控制和影响政策进行竞争和较量，因此利益冲突、拉帮结派、恃强凌弱的情况就会经常发生。在遥远的美国，政策制定的过程还包含着政治的斗争：野心很大的政治家会尽力积累一些政治资本；而说服拉票的人员往往代表着某个集团的利益；管理机构有其自身的议事日程；包括别的一些人，所有的一切使得决策充满冲突和争执。经过这样的程序制定的环境政策或许和我们所想象的处理环境问题的方法完全背离。虽然基本观点都在宣扬，民主的政治应该能够诞生符合经济效率的措施，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疑问。
4.完善环境法规体系
实现环境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完善环境法规体系。环境道德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人类破坏自然环境时，环境道德可以在某些程度上起阻碍作用，环境保护普遍地具有一些影响效果。但是，人们有时候会出于私利，对自然之规律不管不顾，贪婪地蚕食自然来填充自己的私欲，从而就会大大损害他人和后代的利益。因此，如果环境道德发挥不了道德作用的时候，就必须借助法律来解决处理损坏环境的行为，以法律的形式约束人们的行为要遵循生态规律，处理人们在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过程中所发生的矛盾，强制执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每个人都拥有环境权，但同时也都承担着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自觉遵守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环境法制意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仅赋予人们享有环境的权利，也要求了每个人必须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道德与法律是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是维持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两种手段。
总之，环境公正是国家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当前中国人民在环境公正的关注，主要聚焦在政府和企业在无偿获得公共利益的同时能否承担相应责任。怎样才能更好地协调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集体责任和私人赢利、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培.公共政策与社会公正[D].西南政法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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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苏平，李锐.我国社会存在的环境公正问题研究[J].天府新论
篇2
一、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现状
广义上说,药物指的是所有能够改变人类身体功能的物质。[2] 但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药物又特指那些直接影响人类大脑和神经系统、并造成习惯性依赖的物质。或者更确切地说,药物指的是那些能够影响人的心理功能、情绪、感觉和意识,具有被错误使用可能,并对使用者和社会造成危害的化学物质。而所谓的药物滥用,则是指使用不被社会认可的,或过量、不合适地使用社会认可的药物,并导致生理、心理和社会伤害的情形。[3]
以国际公认的标准来看,具有被滥用可能性的药物范围比我们以往关于概念的界定更为广泛。它既包括非法的大麻、海洛英和可卡因等,也包括通常被社会认可的香烟、酒精饮料和部分处方药品。尽管它们的社会认可程度不一,但对人的伤害程度却有一致性,许多研究甚至认为香烟和酒精饮料的危害程度远远超过某些。[4] 在香港,被认为具有滥用可能性的药物包括麻醉镇痛剂、迷幻剂、抑制剂、兴奋剂、镇静剂和包括烟酒等六大类。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非法药物分别为海洛英、氯胺酮(俗称K仔)、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俗称)和大麻,它们在滥用药物者中的比例分别为74、17、9和8。[5] 对于21岁以下的青年,经常被滥用的药品主要为氯胺酮、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大麻、甲基安非他明(俗称冰)和海洛英,其2003年的人数分别为1099、599、499、136和114。[6] 而学生的情况又有不同,根据2000年的调查,除了海洛英,主要滥用的精神药物为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大麻、氯胺酮、止咳药、有机溶剂和甲基安非他明,其比例分别为45.6、41.7、36.5、26.1、23.2和16.0。[7]
那么,香港药物滥用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其变化趋势如何?根据香港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的汇总统计,1997~2004年药物滥用者分别为17635、16992、16314、18335、18512、17966、15708和14714人。按年龄组别计算,其中20岁及其以下青少年药物滥用者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997年17.9、1998年16.7、1999年15.2、2000年21.9、2001年21.1、2002年16.8、2003年14.0和14.4。[8] 尽管中央档案室汇总统计的青年滥用药物者人数及比例有所下降,但与90年代末相比绝对数字还是较大。并且,由于滥用药物人数往往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因此我们难以对未来青年滥用药物的趋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例如,2004年因触犯罪行被捕的青少年人数上升,同年因严重罪被捕的青少年505人,而上一年仅474人;因轻微罪行被捕的青少年979人,上一年为739人。[9]
近年来青年学生滥用药物问题不容乐观。根据刘德辉等人的研究,尽管学生服用某些药物的人数较少,但在另外一些药物上却呈增长趋势。例如,尽管吸烟的学生人数从1992年、1996年的26.8、23.7下降到2002年的22.2,但同期饮用酒精饮料者的比例则由73.9上升到79.7。尽管与1996年相比,2000年使用大麻、止咳药和有机溶剂者的比例明显下降,但服用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甲基安非他明(冰)和海洛英的比例则上升;而其中使用和冰的青少年比例更是分别从5.2和10.3上升到45.6和16.0。在1996年的调查中俗称K仔的氯胺酮还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但2000年滥用者的比例则达到36.5。[10]
当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药物滥用的问题并不是最为突出的。根据联合国药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处(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rug Control and Crime Prevention)的研究,世界各大洲几乎都受到药物滥用问题的困扰。在亚洲,药物滥用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为中亚和外高加索、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和西亚的一些国家。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在鸦片、可卡因、安非他明和等药品上,香港滥用者的百分比或者在中等水平以下,或者没有排上名单。[11] 2001~2002年期间,全球非法药物滥用人数为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3.4;[12] 而在香港,2002和2003年滥用药物的人数分别为17966和15708人,[13] 而这两年的人口分别为678.7万和680.3万,[14] 药物滥用者的比例仅占总人口的0.26和0.23,远远低于全球的比例。然而,药物滥用不但对本人及其家庭具有重大消极影响,而且还常常与犯罪等现象纠缠在一起,演变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的药物滥用问题不可轻视。事实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一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值得我们借鉴。
二、香港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的社会政策
药物滥用问题的严重性,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以及国际性、地区性和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都将铲除这一社会毒瘤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政府组织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在香港,政府在保安局设立了由禁毒专员领导的禁毒处这一具有统筹性质的专职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协同处理药物滥用问题。其职责涉及的领域包括立法和执法、预防教育和宣传、戒毒和康复治疗、研究和对外协作。同时,政府还设立了禁毒常务委员会和问题联络委员会。前者属于非法定的政策咨询组织,由1名主席、17名社会工作、社区服务和其他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非官方专业人士以及禁毒专员和卫生署代表2名官方代表组成,下设由禁毒常务委员会常委任主席的禁毒教育及宣传、戒毒治疗及康复和研究等三个小组。后者则是政府与各志愿组织之间起沟通作用、鼓励社会参与的机构,包括戒毒治疗和康复界的代表、药物教育专家、青年团体和机构代表,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15]
有关药物滥用问题的对策涉及范
围十分广泛,其划分方式也各有侧重。在西方一些国家,有的将其区分为防范(prevention)、治疗(treatment)和法制(leagal repression and decriminalization)等方面,[16] 有的区分为防范控制(control strategies)和立法执法(law enforcement)等,[17] 甚至有更为具体的划分;[18] 但总的来说包括事先的防范教育和事后的惩治矫正两个方面。香港政府关于药物滥用的社会政策也基本相同,下面着重从宣传教育、立法与执法、治疗和康复服务以及研究等四个方面作简要的介绍。[19] 首先,关于宣传教育。由于青少年阶段是初涉药物的关键时期,因此借助宣传教育和预防工作帮助他们了解的危害、促使他们远离显得十分重要。香港政府在教育机构、新闻界和其他组织的协助之下,着重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学校教育宣传方面,教育署出版了《学校行政手册》和《中学学生辅导工作》,规范学校处理药物滥用问题的机制并为教师和社工提供指导。教育署还多次组织中小学教师培训,提高学校的药物教育水平。此外,教育署还将有关教育内容融入到小学常识、中学社会教育、经济及公共事务、宗教、科学化学和通识教育课程之中,使得药物知识教育制度化。禁毒处也与教育署合作,通过举办讲座、组织各类课外活动和派发药物教育教材的途径,促进青少年的药物教育工作。
在社会教育方面,政府每年一度组织全港性禁毒宣传运动,派发各种宣传资料,制作播放各种电视宣传教育片和公益广告,开通禁毒咨询热线,广泛宣传有害的思想,告诫人们远离。在这方面,政府近年来一个比较大的举措便是建立了永久性的“药物资讯天地”展览馆,作为进行各种宣传教育活动的基地。该展览馆由香港赛马会赞助,2002年完工,2004年6月正式启用。展览馆占地900平方米,除了一般的展览以外,还设有互动影院和图书馆等内容。2002年“药物资讯天地”第一期为3300余人举办70多项教育活动,招募会员1900人。2004年6月启用以来,“药物资讯天地”的参观者已达到18689人次。
除了自身组织的大量活动外,政府还通过参与、协助和资助等手段,调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极大地扩展了宣传教育活动的覆盖面及其数量。像社区药物教育辅导会、明爱乐协会、启励扶青会、香港戒毒会和香港善导会等组织机构,都在这些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关于立法和执法。香港在与违禁药物的斗争中,逐步确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执法体系。通常,香港由禁毒处提出建议,交立法会讨论通过完成相应的立法程序。至于执法,则由警务处和海关负责。此外,卫生署在管制药物的医用管理、药剂的进出口以及可供用作制造或违禁药物的化学制品原料进出口方面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香港在违禁药物管制方面的基本法律是《危险药物条例》。它对危险药物的认定、贩运、制造、占有、经营、供应和惩罚等作了具体规定。政府根据药物滥用情况的变化以及非法贩卖的趋势,定期对该条例加以修订。除了《危险药品条例》,相关的条例还包括《药剂业绩毒药条例》、《进出口(一般)规例》、《化学制品管制条例》、《2002年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修订附表1)规例》、《2002年公众娱乐场所(豁免)令》、《跳舞派对主办单位经营守则》、《2002年贩毒及有组织罪行(修订)条例》、《贩毒(追讨得益)条例》和《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等。
根据上述法律,执法部门近年来持续对滥用和贩卖精神药物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打击。2004年,警方便缴获海洛英35.74公斤、“”类药品283568颗、大麻草154.89公斤、甲基安非他明15.67公斤、可卡因55.53公斤以及其他一些违禁药物。2004年因触犯罪行而被捕的人数为8295人,其中因制毒、贩卖或占有大量等严重罪行者2807人,因占有危险药品供个人吸食等轻微罪行者5488人,分别比2003年的8652、2827和5285人有所下降。1995年以来,尽管犯罪人数在2000年略有反复,但总体上呈持续下降水平。
此外,香港还加强了打击方面的国际和地区性合作。在香港出任上述特别组织主席一职期间,史无前例地召开了5次全体会议;加强了与内地和澳门之间以及与海外禁毒机构的合作。
第三,关于治疗和康复服务。除了立法执法和宣传教育,治疗和康复服务也是消除药物滥用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特区政府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矫正与康复相结合以及政府主导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相结合的多元化服务方式,对于解决药物滥用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借鉴的是香港的戒毒服务通常都与治疗者重返社会、回归正常生活相联系。为此,他们往往动员家庭等力量参与治疗,并为一些治疗对象提供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与经历方面的服务。特别是所谓的中途宿舍(halfway house),更是为成功接受戒毒服务者与正常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了桥梁,对于从根本上实现治疗目标起着重要作用。
政府推行的治疗和康复服务根据其对象、目标以及实施者的不同,主要有强迫戒毒计划、自愿住院治疗和康复计划以及美沙酮治疗计划等三种形式。其中由惩教署负责的强迫戒毒计划适用于法院裁定的轻微违法者并适合这种治疗的药物依赖者。惩教署分别设有接受不同性别犯人的两个戒毒所。一旦犯人经法院判定接受强制戒毒治疗,根据戒毒进展的不同,时间通常在2~12个月。犯人康复后必须接受强制监管,如果再犯将被重新送回戒毒所治疗。2004年进入戒毒所的人共1324人,比上一年度减少3。自愿住院治疗和康复计划与美沙酮治疗计划的对象都是上述接受强制戒毒计划以外的药物依赖者,分别由非政府机构和卫生署提供,其差别在于接受戒毒服务者是住院集中治疗还是分散“门诊”式服务。香港接受政府资助提供住院戒毒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数量较大,其中包括部分专门提供青少年治疗和康复服务的机构,如明爱黄耀南中心、基督教得生团契、基督教互爱中心、基督教正生会等。对于这些非政府机构的戒毒和康复服务,政府通过《药物依赖者治疗康复中心(发牌)条例》进行资格审查管理,并借助政府拨款进行引导和鼓励。由卫生署推行的美沙酮治疗计划又分为代用治疗和戒毒治疗两种。前者以替代海洛英抑制毒瘾为目的,而后者通过逐步减少美沙酮剂量达到完全消除毒瘾为止。截至2004年全港共有美沙酮诊所20间,年内求诊者2485324人次,比2003年减少了3.5。当然,美沙酮治疗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模式,其使用受到严格管制,所有求诊者必须在配药人员面前服用。
第四,研究工作。药物滥用不仅是
心理学、社会学和犯罪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受到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香港政府关于药物滥用问题研究的指导和资助工作主要由禁毒常务委员会下属的研究小组委员会负责。它由禁毒常务委员会委员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医疗卫生界、社会工作界、教育界、法律界、戒毒治疗和康复服务界、地区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代表。从1993年到2000年,该小组共资助有关药物滥用整体趋势、药物滥用者特点、戒毒和康复治疗以及预防教育等方面共31项研究。2002年拨款资助的项目有5项,其中包括三项新立课题和两项原来已经进行中的项目。2004年资助的研究项目有四项。 三、青少年药物滥用及社会政策分析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药物滥用问题的形成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相应的社会政策要想取得成效,必须针对社会问题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伦纳德(Peter Leonard)曾经分析了社会问题的形成和发展的前提(pre-conditions)、原因(causes)、结果(effects)和后果(consequences)等四个环节,并提出了三级干预的策略。就药物滥用而言,初级干预(primary intervention)的重点是改变社会的总体环境,从而消除导致药物滥用因素的积聚;所谓的二级干预(secondary intervention),则是将重点放在药物滥用的原因及其结果之间,试图通过相应的对策阻止结果的产生;至于三级干预(tertiary intervention)则是一种事后的范围,也就是尽量减小或消除药物滥用对个人和社会的消极影响。[20] 根据上述思想,要想针对青年药物滥用制定有效的政策,就必须深入分析社会问题形成的各个环节及其形成机制。为此,下面我们首先回顾学术界关于药物滥用的一般理论研究,然后具体分析当前国际背景下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的具体原因,最后探讨相关的社会政策。
1. 关于药物滥用的一般理论
关于药物滥用的原因,西方理论界主要有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的解释。[21] 药物滥用的生物学分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早期犯罪学家隆布罗索等的研究,其特点是强调越轨行为与行为主体生理特征(如头颅形状、体形和染色体组成等)方面的关系。[22] 具体到药物滥用及其行为主体生理特征之间的关系,西方一些学者通过对酗酒者的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更可能同时成为酗酒者,两者的比例分别为65和25;即使被非酗酒家庭收养,那些父母酗酒的孩子成为酗酒者的比例仍要比一般的人高6倍。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一致性的病症,[23] 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可能与个体对酒精的新陈代谢能力有关。[24] 然而,光从生理的角度出发并不足以解释全部的酗酒行为,更是难以解释其他更多的药物滥用现象。研究表明,60~70的酗酒者并不具备上述遗传方面的生理特征,而某些具有上述遗传特征的人也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成为毫无节制的酗酒者。[25]
心理学研究注重药物滥用行为形成的心理机制以及人格特征的差异。行为主义者否认药物滥用的生理学结论,倾向于从后天学习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一些研究认为,人们滥用药物是因为他们发现服用药物可以给他们带来正向的激励作用;另一些学者则指出,用药成瘾有助于某些人摆脱消极的感受。尽管这些研究对于药物效应的认识不同,但是它们都将药物滥用行为的形成与某种经历的体验及其对其需要的满足相联系,将药物滥用视为这两种关系相互促进的结果。与行为主义注重外部因素不同,人格理论则倾向于从个体的内部特征出发解释药物滥用行为。但是,究竟那些人格特征决定了个体对药物的上瘾,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药物滥用者具有被动、缺乏进取和自尊较低等人格缺陷,倾向于借助药物来逃避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尽管人格无疑在药品成瘾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上述理论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指责,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对于研究对象偏见的翻版,并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26]
当今对于药物滥用问题较为全面分析源自于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传统社会学关于越轨行为的研究为认识药物滥用提供了一种指导,像失范-压力理论(anomie-strain)、差异交往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以及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和亚文化(subculture)理论等,[27] 都对我们认识药品成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从有关的介绍来看,上述这些关于药物滥用问题的理论似乎缺乏实证研究基础。[28] 此外,澳大利亚学者摩尔(David Moore)评论指出,目前关于青年人药物滥用的研究对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还重视不足,并且缺乏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29]
对于青年药物滥用现象的分析,笔者以为,青年社会学关于青年文化和亚文化的分析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青年必须通过社会化掌握社会规范才能获得成人资格。当代社会的发展对青年人的社会化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造成了社会化时间延长的趋势。在这一转折过程中,青年的地位被边缘化,处于成年人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控制之下。青年文化为处于这种状态下的青年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依据,为青年人缓解各种压力提供了可能。然而,由于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冲突性,某些社会阶层的青年并不能借助主流文化实现其需要。青年亚文化往往为这些青年实现其目标和需要提供了选择,只不过这种亚文化的价值目标或其实现手段往往存在着背离主流文化的可能性。[30] 事实上,这种亚文化对主导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背离并不一定存在于下层青年,它也可能存在于大学生这样的天之骄子;只要其实现社会主导文化的价值目标的行为受到挫折,便存在着亚文化在价值目标或手段上替代的可能性。[31]
2. 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的社会分析
上述理论对于我们认识青年的药物滥用现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到香港的情形,笔者以为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背景问题: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大量资本从原来一些发达地区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从而影响到资本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产生了大量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32] 这种新的形势下的失业具有新的、被称之为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特点,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往往面临着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综合性困扰,表现为被全面排斥于正常社会生活领域之外。[33] 就香港的情形而言,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以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对其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挑战,大批
工厂北迁导致失业人口上升。失业对那些弱势群体的青少年发展无疑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青少年遇到的这种社会排斥及其相伴随的前途失望,无疑增加了失范现象的可能性。 其次,亚洲金融风暴对于香港经济以及青年的特殊影响。1997年,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这一事件对于原本面临转型的香港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负资产人士数量大幅度上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青年失业率猛增到4.7,远远高于总人口的2.9。[34]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组织的社会发展指数测定也表明,青年已经成为社会中少数社会发展指数倒退的弱势群体之一。[35] 因此,90年代末香港青年药物滥用人数的增长绝非偶然,它是香港社会发展面临挫折的真实写照,是青年人在这种情景下对前途迷茫的一种反映,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追求其价值的表现。
第三,它是当前药物滥用国际化在香港的反映。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药物滥用从制造、流通到消费等环节来说都有国际化的趋势,世界上很难有哪个地方能够完全幸免于难,更何况香港这样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随着香港与内地联系的加强,药物滥用问题出现跨境的新特点,这也给禁毒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36] 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强烈竞争,总是会使得部分青年在其成长过程中遭遇某种程度的挫折,因此,作为一种亚文化形式,药物滥用现象必然长期存在并常常反复出现。
3. 应对药物滥用的政策分析
篇3
据调查，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全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921元，只相当于城市工人平均月工资1346元的68.4%，而且80%的农民工月工资在千元以下，甚至有27％的农民工月工资在500元及以下。农民工在平均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工人的情况下，平均劳动时间却大大高于城市工人。他们平均每周工作56.6小时，比城市工人每周平均47.9小时的劳动时间要多8个小时。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通常被认为是因户籍差异而造成的同工不同酬。然而，调查发现，这一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在人力资本上存在差异造成的。从受教育情况看，83.4％的农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而在城市工人中，约70％都具有高中以上的教育水平。从所从事工作的技术水平来看，农民工中从事体力和半体力劳动的比例高达83.3%，而城市工人有近一半人（49.2%）从事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分析进一步证明：当引入人力资本、工作状况、就业地点等因素来考察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时，农民工身份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消失了。受教育年数较多、能从事专业技能工作、就业于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市区的农民工和城镇工人，都会得到较高的工资。
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工人，拥有养老保险的占16.3%，拥有失业保险的占6.2%，能够报销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的占28.4%
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待遇差异主要是在社会保障方面。如在养老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养老保险的占16.3%，城市工人占67.3％；在失业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失业保险的占6.2%，城市工人占44.5％；在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能报销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的占28.4%，城市工人占66.3％。分析证明，即使在同样的人力资本、工作状况、就业地点的条件下，农民工和城市工人拥有的社会保障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市工人享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费报销的机会分别是农民工的2.99倍、3.22倍和1.62倍。
三、农民工呈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他们的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等均高于城市工人
第一，在社会安全感方面，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调查显示，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相比，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隐私安全等6个方面，农民工的安全感均明显高于城市工人。
第二，在社会公平感方面，农民工的总体感受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在14个社会领域的社会公平感评价中，农民工的公平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的有11个领域，包括义务教育、政治权利、财政税收政策、每个人的发展机会、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分配地区/行业待遇等领域，只有在司法执法、社会保障、城乡待遇3个领域，农民工的公平感低于城市工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就业、收入分配、发展有关的社会领域，农民工的公平感大大高于城市工人，均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而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领域恰恰是农民工受到社会歧视之所在。
第三，在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方面，农民工总体上也同样高于城市工人。农民工对地方政府10个方面的总体满意度为68.65%，高出城市工人4.2个百分点。特别是对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治安、实现社会公正、依法办事等方面，农民工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城市工人。
第四，农民工在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感知方面，远不如城市工人强烈。农民工回答“有严重冲突”和“有较大冲突”的比例只有18.63%，仅为城市工人的一半；认为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绝对会激化”和“可能会激化”的比例为38.79%，也比城市工人低16个百分点。
四、农民工具有积极社会态度的原因
第一，与农民工对自身境遇的归因有关。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待遇低下，但他们认为这是自身的素质与能力所致，而非社会性因素造成的后果。面对这种境遇，要提升自己的经济收入，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勉努力和知识技能的提高。因此，即便农民工为社会公众视为“弱势群体”，但他们自身还是认为存在着“个人发展”和“工作与就业”的机会公平，他们并未将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
第二，与农民工的生活期望与权利意识有关。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生活需求层次较低，期望也低，因而更容易得到满足，所以他们的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感、信任感等社会评价也就更加积极。相关分析表明，上述社会评价越高、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对当前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感受就越弱，就越不容易认为社会利益冲突有强化的趋势，而农民工正是这样的对社会评价较高的群体。另一方面，农民工也缺乏自我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性。比如，根据调查结果，在民主意识方面，和城市工人相比，农民工表现出较低的社会参与性，较高的权威服从。相关分析也表明，民利意识越低的人，对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严重性就越不敏感。
第三，与农民工的比较参照体系有关。农民工更容易与家乡的农民相比较，与自己的过去生活相比较。换句话说，农民工的利益曲线是向上走的，更容易产生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对未来的发展也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调查显示，农民工对过去5年生活水平变化的评价和对未来的生活水平的期望，都比城市工人积极。有72.3%的农民工认为过去5年的生活水平有所上升，有62.7%的农民工认为未来的生活水平会有所上升，都比城市工人高出约10个百分点。
五、关于农民工的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最重要渠道，是改善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加强职业培训以及提高工作技能。政府对农民工的财政投入应当更加集中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人力资本提升，以此来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地位，而不是仅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否则，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局面会进一步加剧。
第二，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非市场化差异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方面。户籍体制的改革如果不与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待遇相联系，它对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则是有限的。当前应当抓紧建立适合农民工流动特点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不平等。
第三，促进和保护农民工的积极社会态度，取消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体制，加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工会、妇联、共青团都应当把农民工工作当作重要工作来抓，劳动保障部门应密切监测农民工的利益曲线变化，通过各种措施保证农民工的收益能够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长。
篇4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4日
一、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末期及6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学家格利和肖提出了广义金融中介机构理论。第一，他们认为在研究经济的运行过程中，金融中介机构不仅仅包括商业银行，还应该包括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并且金融机构可以利于节约交易成本；第二，商业银行和其他非银行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具有相似性，都可以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在这一点上二者并没有区别，由此得出，在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国民经济时，不仅仅只局限于对商业银行的控制，还应该加强对其他金融机构信贷的控制，并且实施货币政策时，也要关注非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融资量，才可以真正地发挥货币政策效力，才能够促进货币政策更加有效；第三，他们首次提出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并且将金融中介分为银行业和非银行的金融中介，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在进行信用创造时也创造了自己独特形式的债务，虽然形式不同，但是对实体经济提供资金的支持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所以货币当局应该对非银行的金融中介进行有效控制，才可以促进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高。
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等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的操作需求以及进行宏观审慎的要求，我们应该立足于整个金融体系制定货币政策，这就需要有个经济变量可以较为全面地体现社会所获得资金的总量。社会融资总量就是我国根据现今的经济形势，做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改进，这一指标可以较为全面地描绘出实体经济从金融系统中所获得的总体资金总量。
二、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择、处理。社会融资总量这一指标选取本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保险公司赔偿和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这几个指标相加得到，由这几个指标相加得到的数值可以近似的代替社会融资总量，由于各个指标均可以得到当月发生额，相加之后便可以得到社会融资的当月流量数据，其中本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数据来源于中央银行网站，企业债券数据来源于中国债券信息网，保险公司赔偿来源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所选取数据样本的区间为2002年1月至2015年12月，数据为月度数据，用TSF1来表示，将月度数据进行季度相加取平均值就得到了社会融资总量的季度数据，用TSF2来表示。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以CPI和GDP来表示。经济增长通常指的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一个国家的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经济增长率用来体现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标志，我们用GDP来衡量经济的增长，以GDP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所选取数据样本的区间为2002年1月至2015年12月，数据为季度数据，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
由于所选取的数据都是时间序列，都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和异方差性，为了消除季节的影响，首先对数据进行了X11季节调整方法进行季节调整，调整后的数据用GDPsa、CPIsa、TSF1sa和TSF2sa表示；为了消除异方差，将数据取对数调整后，得到的指标用LNGDPsa、LNCPIsa、LNTSF1sa和LNTSF2sa来表示。
（二）平稳性检验。对LNGDPsa、LNCPIsa、LNTSF1sa和LNTSF2sa四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然后通过单位根检验来分析每个变量的单整阶数，单位根检验是要根据样本数据值和临界值，只要有一个拒绝单位根，则可说明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表1）可以看出，各变量的水平值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他们在一阶差分后，都变成了平稳的数据，这样就有利于保证下面所做的实证在结果上具有的真实性；并且LGDPsa、LCPIsa、LTSF1sa和LTSF2sa是一阶单整，即数据都为同阶单整，那么便可以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三）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本文采用的是Johansen方法对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利用Johansen方法可以得出两个检验统计量：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我们采用这两种方法分别对LCPIsa和LTSF1sa以及LGDPsa和LTSF2sa之间的协整关系分别进行检验，如果可以得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从经济理论上便可以得到他们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解释，即便是经济中实际情况是经常偏离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偏离不过是随机和暂时的，并且对于这种长期均衡关系的认识，可以对我们掌握经济规律以及制定宏观经济政策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对变量的迹统计量检验的结果表明：LCPIsa和LTSF1sa以及LGDPsa和LTSF2sa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一个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值的检验结果也表明：LCPIsa和LTSF1sa以及LGDPsa和LTSF2sa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一个协整关系。由此可以得出：社会融资总量和以及社会融资总量和都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
由格兰杰定理可知，相互协整的变量之间存在误差修正模型，上文已经验证了LCPIsa和LTSF1sa以及LGDPsa和LTSF2sa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在短期中也许会发生偏离均衡，因此在短期的非均衡的情况下，有必要分析LCPIsa和LTSF1sa以及LGDPsa和LTSF2sa之间的关系。我们用VAR分别对LCPIsa和LTSF1sa以及LGDPsa和LTSF2sa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对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
DLCPIsat=0.0306-0.0447ECMt-1+0.1731DLCPIsat-1+0.1546DLCPIsat-2+0.0808DLTSFsa1t-1+0.0843DLTSFsa1t-2
上式中ECM是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修正项，从上式中可以看出，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价水平受自己的上期水平影响比较大，当前一期物价水平增加1个百分点，当期的物价水平就会增加0.173个百分点，而当前2期物价水平增加1个百分点时，当期的物价水平会增加0.156个百分点，这都说明了，物价水平受自身影响比较大；当社会融资总量前1期变动1个百分点时，物价水平会变动0.0808个百分点，这表明在短期增加社会融资总量，可以对物价水平有一定的影响，可以促使物价水平升高，这也说明了社会融资总量和物价水平这一宏观经济指标具有一定的相关程度，并且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即通过控制社会融资总量，可以控制物价稳定，从而达到促进币值稳定的目的。
三、结论
通过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理论研究以及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社会融资总量在理论上满足了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在可测性上由于内涵明确可以迅速收集到数据资料；在可控性上由于各指标可以独立控制，并且本外币贷款、信托贷款可以由银行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控制，企业债券、非金融机构企业股票融资由证券监督委员会监督，而保险公司的业务受到保监会的监督控制，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局面，从而保证了社会融资总量具有很好的可控性；从相关性来看，社会融资总量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CPI的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都比较高，保证了和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有较好的相关。在实证研究中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得到社会融资总量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并且对其都有影响，由此可以得出社会融资总量对促进币值稳定以及经济增长都有很好的作用，因此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有效的。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松成.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及实践意义[N].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网站，2011.2.17.
篇5
西北民族大学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分层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先付地位决定的分层向自赋地位决定的分层转变。而高等教育无疑是个体在社会上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文依据韦伯多元分层体系理论，从不同角度解析了当今中国高等教育不平等的现状并提出自己的想法与建议。
[
关键词 ]高等教育；社会分层；社会流动
本文将从政治（政策导向）、社会（主要侧重于文化）两个方面的分层来探索中国高等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上文已界定相关概念，在此不再赘述。）
一、我国高等教育不平等问题的现状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有明显的地区差异。首先，虽然目前高等教育选拔人才以高考分数为准，但由各省自主命题导致难度不一，即便有不一致的分数线进行平衡也难以弥补由于试题难度不一带来的不可弥补的不平等，因而客观上减少了部分偏远地区学生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次，一些地区的地区保护政策严重，垄断了教育资源，使得这些地区的一些知名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些身份群体聚集的专属高校。例如，2008年在京大学、清华大学招收的学生中，北京户口的考生占到了41.8%，而山东户口的考生却只占到1.3%。依据韦伯“身份群体”的概念，这些身份群体通过垄断特权的方式，设置一些禁忌使得他人难以进入，进行社会屏蔽，从而进一步垄断相关稀缺资源，形成循环。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与职业机会，不少西部人才纷纷涌向东部沿海，使得西部人才断层，从而很难普遍提高教育水平，进而进入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差距只能越拉越大。
第二，我国高等教育存在民族差异。我国在近十年中的努力使得少数民族入学比例从2000年5.71%上升至2010年的8.49%，但仍存在差距——不仅表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表现在不同少数民族之间。以西北民族大学（笔者所在学校）英语分班为例，A班（最优班）同学可以直接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而E班（最差班）的同学则要首先学习字母。笔者认为，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主要有：首先，从国家政策角度看，虽然实行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但仍存在不少“挂名少数民族”钻政策的漏洞，从而无法保证公平性；其次，从历史角度看，少数民族的受教育观念并不如汉族这般强烈，加之历史遗留下来的差距，很难在短期内弥补达至平衡；最后，从心理层面上看，少数民族同学学习负担比汉族同学重，更容易产生倦怠心理和自卑感，不利于个人综合文化素养的提高。另外，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的后果就是少数民族的特有文化的断层，这本身就是对于少数民族教育的不公。
二、当前中国权力分层、文化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第一，中国权力分层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团体社会”，而是如老师所说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每个网络都有一个己为中心”。由此可以推知，中国的权力具有继承性，因此在权力分层上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不仅可以实现，当代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更可以使这种垄断得以随权力的世袭而传承下去，这也是中国当前权利阶层固化的原因之一。
第二，文化分层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根据帕金的“文化缓冲带”理论，子女地位上升对父母地位的下降有一定的补偿功能，因此父母总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自然拥有很强的让子女接受较高质量教育的观念，并能在子女受教育过程中给予一定的辅导和精神指引；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让子女接受高等的意识相对淡薄，没有足够的的文化底蕴在子女受教育过程中给予必要的支持。加之我国“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根深蒂固，以致现代仍有农村地区忽略对女孩的教育。因此，在文化分层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有利于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能够通过子代的向上流动对父代的向下流动进行代际补偿，保持其优势地位。即高等教育不平等性的代际传递。
三、关于改善高等教育不平等现状的建议
第一，改革高考制度。我国应当改革高考制度，拓宽高等学府的录入渠道，不单单以成绩作为唯一的考量标准，为专长型人才建立培养其专长的高等院校。另外，也可以根据不同地区教育水平发展的情况定不同的分数线，多次举行高考取平均成绩录入，以避免“一考定终身”的局面。
第二，社会要提倡先进的受教育观，普及基础科学知识，普遍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养，使得每个家庭都要在思想上理解高等教育促进个体向上流动的意义，为下一代尽力创造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第三，在发展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同时加强对于其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得少数民族在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同时不丧失其精神家园，避免民族文化断层的悲哀。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2]洪岩壁,钱民辉.《中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一个文献综述》
[3]国际统计局.《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4]曾焕平.《社会分层与教育平等》
[5]李强.《社会分层十讲》
篇6
一、信息社会对我国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影响
1.信息社会的特征
信息社会，有时也称作网络社会，它是对当前社会属性的准确定位，是对整个社会组织的有力概括，在信息社会里，涵盖了对信息的产生、处理以及传递工作，正因为各种信息之问的相互传递和处理才成为了整个社会生产力和权利的根本来源。信息的改变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并且这种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业组织活动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并逐步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生活中的计算机化、自动化已经逐步深入到广大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多种信息处理终端和信息传输形式也在大量涌现，小仅有效地推动了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而且使整个社会的结构也更加趋于多元化、网络化。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信息的流通、处理和传递已经构成了信息之问的网络化联接，有力地摆脱了我国传统社会信息的封闭和阻塞，使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简单、快捷的信息处理工具就能够获取更加全面的信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物质条件。
2.信息社会为政府行政管理带来的机遇
现代信息社会小仅涉及到信息技术，更旨在培养一种对信息的全新管理模式，同时也为我国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首先，信息社会的到来使社会之问的信息传递和处理更加方便快捷，各种现代化信息管理设备在政府办公工作中的应用大大提升了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率，逐步建立起来的高速信息网络能够有效确保政府对各种突发社会状况的调控，以便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在第一时问作出重要指示和安排，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工作能力。其次，信息社会打破了我国传统社会信息的封闭性，实现了信息之问的全面流通，使得广大民众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中来，相关政府部门也能够及时了解广大民众的需求，为其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
3.信息社会为政府行政管理带来的挑战
信息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技术，其对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行政管理既有机遇又会产生一定的挑战，这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能够有效调整好信息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其一，信息社会使得政府行政管理更加趋于复杂化。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势必会给社会的发展引进新的设备和理念，这就需要广大工作者适度调整政府工作方式方法，甚至需要多种工作方式协同发展，给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复杂性。此外，社会发展的信息化使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之问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使得行政管理环境更加开放、复杂，这就需要国家政府逐步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和能力，以应对小断复杂的信息社会。其二，信息社会要求政府行政管理工具和管理模式发生改变。小断发展的信息化社会使得大量的信息处理和传输工具开始涌现，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信息的快速传播，加之小断复杂化的行政管理环境。这就需要国家政府能够增强自身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高效应对新形势卜的社会信息。
二、信息社会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的小合理性
随着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小断复杂化，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程序更加繁琐和复杂，各级行政机关职能交叉重叠现象普遍存在，各项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缺乏默契的配合，导致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缺乏必要的合理性。
2.国家政府在化解突发事件和社会冲突的处理方式上存在小足
在信息社会的发展形势卜，国家在文化、经济领域高速发展的条件卜，需要国家政府更加综合的行政管理，而且各类突发事件和社会冲突的发生几率也在小断增加。当政府在处置社会冲突事件时，由于政府一些行政管理工作者缺乏必要的工作经验，往往都小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会导致矛盾的激化。因此，相关政府行政管理工作领导者要做好突发事件和社会冲突的预防工作，全面提升广大行政管理工作者的工作经验和能力。
3.政府面临信息安全方面的监督难题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和信息技术得到了高速的发展，难免会使我国政府在面临大量复杂信息时产生一种犹豫的心理，极有可能会造成在处理工作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影响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和结果。一方面，随着信息社会的小断发展，在实现各类信息全面联接的同时，也涌现了大量的小良信息，势必会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另一方面，民众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情绪，将会给社会造成必要的严重后果。
三、完善我国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具体对策
目前，我国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相关部门领导应该加紧对广大行政管理工作者的培养工作。
1.提供优质服务，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小断提升，公众对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广大行政管理工作者能够尽最大程度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使广大公民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政府工作信息，有助于社会各界有效利用国家政策，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2.维护信息安全，遏制信息滥用
信息安全问题是现代信息社会中的重点研究问题，各类信息在产生、传播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虚假、小良等信息。人们对于信息处理和通信系统的依赖性越来越高，而且某些重要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信息泄露等安全问题。因此，各级政府行政管理工作者需要在工作岗位上各司其职，重视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的安全问题，避免发生信息的滥用问题。
篇7
[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篇8
关键词：公办中小学转制；政策；意图；意外后果；方法论
我国公办中小学转制改革滥觞于1990年代初，其本意是为了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筹集教育经费，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局面。但改革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利于社会力量办学的后果。对于这一意外后果，大多教育政策分析者还未能加以清晰的认识或有力的解释，这将会影响政策问题的“诊断”和“疗治”。如此，从实践出发，需要考虑是哪些因素和什么机制导致了政策意外后果的出现；从理论出发，则需要反思既有的教育政策分析在问题的认识与分析上的不足。本文即是为了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尝试性回答。
一、厘清意图：公办中小学转制改革为何？
要判定转制改革有没有出现意外后果，分析和界定转制改革的意图是前提性任务。因为，“后果”虽是客观存在，却常常为各种“合理化”的“努力”所曲解，容易成为制造政策意图与后果无矛盾性“事实”的素材。而把握我国中小学转制改革意图的最直接方法是对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但作为一种外在的宣称，能否从政策文本中真切地捕捉到政策意图呢？毕竟，政策文本虽是政府构想和意图的声明，可政策声明并不总是明确公开地表达政府的意图，偶尔也会作为一种方法用以对问题进行掩饰。在大量深入的实地研究尚付阙如的处境下，要判断转制改革政策意图是否真实，则可以通过检视相关政策描述的事实是否真实以及后继的政策行动和相关研究的讨论来加以佐证。
在中央层面，正式提出公办学校转制改革意向的政策文件是《国务院关于的实施意见》（以下称《意见》），该文件指出：“基础教育主要由政府办学，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按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多渠道、多形式办学。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实行‘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形式。”其中“民办公助”、“公办民助”口号的提出为公办中小学转制改革实践提供了政策依据。
那么，中央政府提出“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的政策意图是什么呢？《意见》在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指出，要实现教育事业的发展，就需要“加快办学体制改革，进一步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状况，形成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相结合的新体制”。而“民办公助”、“公办民助”改革则是办学体制改革的一种具体形式，是为了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积极性以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局面。而其中的“社会力量”根据1987年的《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和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所提供的语境来理解，所指称的是企事业组织、派、人民团体、集体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学术团体、私人办学者等团体或个人。虽然，中小学转制改革的意图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促进社会力量办学”的目标却贯穿其中。如在1997年的《关于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1998年的《教育部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体制改革试验工作的若干意见》和2001年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都强调要推进办学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力量办学。
另外，为了确证对于我国转制改革意图的上述认定，可以用前文中提到的方法或标准加以简单论证。首先，从《意见》所提及的相关改革背景是符合事实的。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描述，对“政府包揽办学体制”的判定，对“教育发展目标和任务”的规划等等，都属于真实的历史处境。其次，从政策颁布后的情况看，很多地方也的确是利用转制改革来吸纳办学经费的。最后，从非官方观察者的判断来看，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政策目标是政府的真实意图。
二、审视后果：社会力量办学今处何境？
从改变国家包揽办学局面、筹集教育经费的角度看，转制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相关调查表明，学校转制改革“扩大了教育资源”，“补充了办学资金”。然而，当初政策明确表明，“转制”一是为了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积极性，一是为了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局面，且前者是后者的实现途径。那么，当“转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教育经费问题时，究竟有没有促进社会力量办学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可从两方面加以考察：一是转制改革与民办学校发展的相互关系，二是转制学校的主要经费来源。
首先来看第一方面。转制学校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同时享有公办和民办两种优惠政策，这既是保证转制学校成功的重要条件，也在发展过程中构成了对纯民办学校的制度性不公平。当然，简单地说民办教育发展困难完全是由转制学校造成的，显然不太严谨，也不负责任，民办学校的发展受多因素的制约。不过，从现实的状况看，这些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受到转制改革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所谓直接影响是指，在共同的教育市场的竞争环境下，转制学校对民办学校的冲击。所谓间接影响是指，转制学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政府的视线，使得许多民办学校无力参与到真正的教育市场的竞争中去。就目前的情势而言，转制学校已经成为滞碍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一方面，转制学校依据政策优势造成众多的民办学校走入困境。另一方面，转制学校还日益凸显出“替代效应”，成为政府部门的选择。如此，“转制”改革不是调动而是打击了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
人们可能会反问：如果转制学校本身就吸纳了社会力量的办学资金，还能说转制改革阻碍了社会力量投资办学吗？为此，就需要考察“转制”学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转制学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旧校转制，二是新建校转制。旧校转制并不需要先期的基础建设资金投入，这也成为社会力量难以介入转制学校的原因。因为，民办学校与转制学校的重要区别就是先期投入。那么，新建转制校是否能成为吸引社会力量办学的渠道呢？新建转制校主要包括小区配套学校和重点学校办的分校。其中，小区配套校属于公共设施建设，是由国家提供校舍和其他设施，有些地方政府还为这些学校拨付教育经费，自然也很少需要民间资本。倒是一些重点学校办的分校以联合办学方式为民间资金注入提供了可能，但总体而言，转制学校办学者的资金投入是微乎其微的。
转制的一般定式是“换牌—收费”。武汉的一项教育调查表明，不少挂着“民”字招牌的改制学校实际上并无民间资金的进入。北京的调查表明，从1996至1999年间，转制学校举办者的投入只占3％。其中在1997年，30多所被调查的学校中，举办者竟全无投入。事实上，正如广东一位中学校长坦承：“虽说已经改为‘公办民助’，但我校至今还没有接受过社会上的捐款，也就是说，所谓‘民助’目前无非是家长掏钱帮助。”
如此，若转制改革意图只是解决政府教育资金短缺问题，则改革在达致预期目的时也产生了不利于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附带后果。若意图是解决政府教育资金短缺与促进社会力量投资办学，则改革最终却导致了不利于社会力量办学的反意图后果。
三、比较分析：何以认识转制改革后果的思路？
为什么转制改革会带来不利于社会力量办学的结果呢？对此，不同的分析思路或理论主张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归因。下面，本文将在比较三种主要分析思路的基础上，提出认识和解释政策行动意外后果的综合思路。
（一）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思路
制度分析中的理性选择学派操持“利益人”假设，认为个体是有充分的理性能力，在选择最佳路线的过程中不受时间和情感因素以及各种复杂条件的影响。也正因此，理性选择学派坚持将政策和制度设计者的行动与各种政策结果联结起来，在行动和结果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自然，在此类论者看来，任何后果理当都是人们出于利益考虑运用理性进行选择的结果，是意料之中的。
不过，理论逻辑上的一些不足，也常造成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困难和解释扭曲。
其一，在认识论上，理性选择学派将个体理性推至极致，认为人具有完全理性认识能力。而西蒙(H A.Simon)、马奇(J.March)和林德布罗姆(C.E.Lindblom)等人的研究则表明人类理性是有限的。
其二，在方法论上，理性选择理论坚持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特定的政策安排是因为个体间利益相互计算的结果。而有关社会学理论则认为人类行为是结构和文化的产物，行动分析单位不能简单化约为个人。
其三，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遵循的是从“后果”到“原因”的分析思路，即用“后果”来解释“原因”，这极有可能出现各种合理化解释。
事实上，特定政策安排的意图可能并非就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且这些多元意图之间并非就是无冲突的。
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的意图既是为了吸引社会力量办学，也是为了筹集教育经费，且在最初看来此二者还是高度统一的。然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两者却逐渐出现了疏离，此是其一。
其二，政策意图有“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分，决策者过于关注短期目标就可能忽略对政策的长期影响做周全考虑，从而带来政策的附带效果。但却不能把这些附带效果等同于政策意图本身。
其三，政策意图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被调整、搁置、篡改和替换，在此情况下的政策输出与政策意图就会出现巨大差异。如此，那种认为当下的政策后果是政策设计的原初意图的观点就应该受到质疑。
（二）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分析思路
“进化论理性主义”以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为其代表人物。与理性选择理论推崇行动者的理性能力相反，进化论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限度。哈耶克认为，只有在累积性进化的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地发挥作用，那种认为理性能够决定和控制事物发展的信念完全是理性的“滥用”、“致命的自负”和“天真的幼稚”。他认为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或者说它是经验的总和，是人的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而非一般人所想象的条理井然的智识或设计的产物。由于社会发展有其自在的发生秩序，对社会进程做有意识的控制或刻意指导的各种诉求永远不可能实现。 循此思路，我国转制改革之所以会出现不利于社会力量办学的意外后果，便是因为进行政策设计的结果。但问题是，政府可以或能够“无为”而治吗？一如布坎南(J.Buchanan)所言：“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哈耶克对社会改革和制度改革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然却不须把进化过程提升至具有理想作用的地步。”相应地，布坎南认为应当把文化进化形成的规则同制度严格区分开来，并在制度的框架下努力进行改革。文化规则是指人们不能理解和不能在结构上加以构造的，始终是行动能力的约束；而制度则是指可以选择的。文化规则对制度有明显约束，但并不必然地只规定一个唯一的和特定的制度结构。
事实上，人们总是进行着各种制度改革和政策选择，虽然会出现意外后果，但这种理性的试错可能要好于经验的试错。正像市场的自发秩序可能失灵一般，自发的社会秩序会不会导致无政府式的混乱呢？政策设计是需要的，不能简单地将政策的意外后果归结为政策设计行动本身，更不能据此断然拒斥所有政策设计行为。
（三）社会功能主义的分析思路
社会功能主义认为，为了特定社会形态的存在，必要的功能需求必须得到满足，而功能需求的满足又依赖于功能事项，任何存在的社会现象或事物在社会中必有其特定的角色和功能。因此，要解释特定的社会现象或事物为何存在也必须从其功能分析开始。
当前在散见的有关转制改革意外后果的论述中也能发现一些社会功能主义思维方式。其中个人所能了解到的至少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转制学校由于突出一个“公”而更易于被社会认可和接受；二是认为转制改革之所以会造成社会力量办学困难是因为转制学校挤占了民办学校的发展空间。前者体现了帕森斯(T.Parsons)的规范功能主义思维。后者体现的则是默顿(R K.Merton)的功能替代思想。
以上这两种观点确实揭示了一些问题，却不能起到真正的解释作用。这也是社会功能主义的通病。它总是将所有问题的解释归结为社会功能需求，而不追究“之所以然”的原因。这也导致其通常只是提出一个解释项而不是提供解释。人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人们愿意选择带‘公’的学校？”，“为什么转制学校会挤占了民办学校的发展空间？”当然，就后一个问题很多研究者是给出回答的，如生源问题、师资问题、制度歧视，但其依然内隐着功能主义的思维逻辑：其一，特定的社会结构具有特定的功能需求，进而推演出相应的功能分布，即不同的学校结构提出了不同的功能需求，生源和师资的游走则是满足了对应的功能需求。其二，社会系统结构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方面有得，则另一方面必有失。
社会功能主义的分析思路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拒绝主观意图。一旦拒绝了行动者的主观意图，所有社会问题的原因只能到它与某一社会目的的关系之中去寻找了，而这样的说明永远只能提供一个“待解释项”。
（四）基于比较的综合思路
显然，以上三种分析思路并不能恰切地解释政策意外后果的原因。其中，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分析思路最为极端，也不符合现实的要求。而理性选择理论与社会功能主义的思路看似差异迥然，却有着十分相似的思维逻辑，即它们都是“功能主义”的。前者是“行动者中心功能主义”，后者则是“社会功能主义”。不过，分析逻辑起点选择的殊异却使得两者的分析结果相互背离，如果两者能够从对方那里吸取一些有益的主张，结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理性选择理论所坚持的从行动者意图的角度理解政策结果的思路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政策后果必然是政策行动者行动的结果。有意无意地提出一些社会功能主义式的解答往往不能解释问题。只有指出决策者或社会中的人将各种社会需求确实看作是社会需求，并欲图有所作为时，社会需求才能会作为一种因果因素。但一方面，“有意的政策行动”未必就是“理性的政策行动”。默顿所提出的五种致使行动意外后果发生的因素中的“错误”和“利益追求的直接性和强迫性”就表明，一些行动虽是有意的，但却不能称之为“理性”。另一方面，即使是理性的政策行动也不免出现意外结果。随着行动者数量、相互关系、政策问题等因素以几何级数增长，就会带来决策“超载”问题，使政策设计和安排可能面临“使命不及”的困境。如果将这些政策意外后果归结为行动者的意图，是不甚合理和有失公允的。在此，人们又会发现进化论理性主义和社会功能主义对于社会结构影响与制约的必然性和强制性理解的合理之处。
理性选择思路与社会功能主义思路可以说是二元对立的。前者强调行动者决定政策后果，后者强调社会功能需求决定政策后果。一旦破除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选择一条中间的、综合的路径可能更具解释力。政策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由于政策行动者的心理倾向和认知能力限制以及社会结构的影响，使得正是这种有意的政策行动导致了意外的政策后果。而这种意外政策后果又会作为新的结构变量成为后继政策行动的制约因素（见图1)。
图1
政策行动——后果图
四、概要分析：转制改革的意外后果何以形成？
现在，我们可以在综合分析思路下结合现实的情况来分析转制改革意外后果是如何出现的。一如前文的分析所指出的，对于政策意外后果的分析首先必须从行动者的认识和意图出发，但在目前有关政策设计者在政策安排时是如何思、如何想的材料尚付阙如。在此，只能退而求其次，依据几个带有转变性特征的政策文本意图来进行分析。
1994年的《意见》颁布以后，全国各地开始兴起各种转制改革试点。在起始几年，转制改革就已经开始对民办教育有了不利影响的趋势，这从学校发展数量和转制学校资金来源方面都有所表现。但此时，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另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校两制”、“高收费”、“乱收费”、“择校”等问题。可以说，除了“一校两制”属于新问题外，其他的问题都不能算是新问题。虽不是新问题，但这些问题与转制改革都有点关系。正是转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成了一些学校和政府部门的不规范行为的合理化理由。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一些学校通过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转制改革将择校由“明”变“暗”，把收费由“非法”变成“合法”。
对于转制改革的上述影响，政府最初的认识是不清晰的。这可从1997年1月出台的《关于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略知一般。该文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均不得举办‘校中的民办校’或‘校内的民办班’。已办的应立即予以清理，今后一律停办这类校中校（班），严禁摘‘一校两制’”。“各地在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体制改革中，可依实际情况实行‘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社区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等多种形式”。要把择校需求向“民办学校引导”。这里的“民办学校”便包括了转制学校。可见，该文件虽指出了公办学校转制过程中的不规范问题，却未能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重点学校或好学校转制。
1997年的政策所忽略的问题在1998年《教育部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体制改革试验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得到了的体现。文件指出，一些地方“将好的或比较好的学校转变为‘民办公助’，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高收费”，这“将会冲击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妨碍素质教育的推进，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实验要从严控制”，办学体制改革的实验“应主要选择基础薄弱学校进行”。显然，政府已经意识到好学校转制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并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校际差距，于是1998年文件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行薄弱学校转制，通过缩小校际差距缓解“择校”压力。
从1994年到1998年，可以说是我国转制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转制改革取得了一些效果，也产生或助长了“一校两制”、“高收费”、“乱收费”和“择校”等问题，这促成了1998年的政策调整。很明显，转制改革在此已经出现了意外后果，这些意外后果又构成新的制约因素成为转制政策行动的条件，引致了薄弱学校改造问题。1994年的政策可以说是试探性的，所起的作用只是“允许”，而对于转制中的可能的相关问题则一无交代。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初的政策行动只能算是“有意的政策行动”，而不能算是“理性”的。相比而言，1998年的政策行动则更为理性，但这种理性的政策行动能够达成其目的吗？
选择薄弱学校转制从实际意义上讲是很合理的，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困难。因为，转制学校主要提供的是选择性教育。家长拿着钱当然想选择好学校，让薄弱学校去提供“选择”的必然结果是“无人问津”或“少有问津”。在此两难处境下，各地方便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即通过好学校转制来带动薄弱学校改造。不过，“以好学校转制带动薄弱学校发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还带来了一些问题。具体而言，各地的做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实行依托型改制；二是通过好学校转制获取经费来补贴薄弱学校。但依托型的改制校在消灭薄弱学校的同时，又会使部分普通学校重新成为垫底学校。而通过好学校直接转制以补贴薄弱学校的做法也没有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一是因为好学校转制收取的费用有一部分是用于学校条件和成员待遇的改善。其二，政府的补贴根本不能满足薄弱学校改造的要求。加之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出于私利，将统筹经费挪作他用，使得改造薄弱学校的目的根本不能实现。
1998年的政策调整非但未能缩小校际差距，甚至使问题变得更严重。为此，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又于2002年2月做了新的政策调整，了《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该文件指出，“薄弱学校、国有企业所属中小学和政府新建学校等，在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按民办学校机制运行的改革试验，实行公有民办。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较高、社会声誉较好的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公共教育资源，不得改为民办或以改制为名实行高收费。”从文件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强调转制学校的“公”有属性，但文件不再一味强调选择薄弱学校转制，而是以“不以改制为名实行高收费”的方式默认了名校可以转制。以至此后，浙江、广东等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重点学校办民校。
从1998年到2002年，是转制改革的第二个阶段。1998年，为了缓解和改变第一阶段中出现的各种意外后果，做出了以薄弱学校转制的政策调整。但这一政策凋整并未能实现薄弱学校改造的目的，而且强化和加重了好学校转制问题，这是第二阶段转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意外后果。2002年的政策调整更是以含而不露的方式，承认了好学校转制的合法性，推动了近几年来的“名校办民校”热潮，进而也使得民办学校与转制学校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可见，转制改革之所以会造成不利于社会力量办学的局面，是一系列意外后果不断叠加的结果，而这些意外后果无一例外地都是有意的政策行动在各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以及客观条件制约下产生的。从这种意义上便可以说，我国转制改革所造成的不利于社会力量办学的后果是有意政策行动的意外后果。
五、一般讨论：教育政策分析的方法论意识
为什么很多政策会带来一些意外后果呢？除了理性有限的必然约束和决策体制的问题之外，教育政策分析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方面，教育政策分析存在的影响人们认识和思维的力量左右着政策的合法性认同。另一方面，一种不合理或不周全的政策分析也容易导致政策指导和政策实践的失误。由此，教育政策分析本身的合理性就成为关键的问题。而教育政策分析本身的合理性，则在于方法论上的充分意识与合理选择。
虽然从宽泛意义上讲，我国的很多教育研究都可看作是政策分析，但有关教育政策分析理论的研究却一直不够，对于方法论的探讨则几乎没有。这就使分析者窄视于各种问题和具体的方法中，而不能对自己的分析定位与分析方式进行批评性理解。大多研究者在用“政策分析”这一“武器”对政策现实展开反思和批判时，却不能或没有很好地意识和反思自己的“武器”。作为一种认识论假设，方法论包含了政策分析者对于现实的本质和知识的本质的认识，这决定着政策分析的进路，影响着政策分析的结果。如若分析者运用或选择了一种不合理的方法论，就极有可能导致问题分析的失真和问题解决的无能。
此外，教育政策分析方法论除了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还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联。当前，我国的教育政策分析基本上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在政府的教育政策目标视域下，讨论政策行为的规范性与合理性问题；二是直接针对政府的教育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展开分析。前者立足于体制之内，以决策为导向，是为了向政府提供达到既定政策目标的有效手段。后者则立足于体制之外，对政策进行无情的批判。与实用主义式的政策分析偏重给出各种具体的政策手段不同，其更偏重于给出各种价值判断和规范意见，诉求于一种道德化策略。教育政策分析理应是解放性的。但解放性的力量既不可能来自于保守性的政策“论证”，也不可能依赖于激进化的政策“否证”。此二者在政策“诊断”上的不当决定了其政策“治疗”的不彻底性和不可能性，其原因则都与各自秉承的政策分析方法论有关。
可见，无论是事实澄清还是价值辩护，政策分析方法论都是尤为重要的。同时，方法论又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为人们提供洞悉事物的认识框架；另一方面它也会使人们在进入到特定的假设之后忽略其他视角的关注。理性选择理论与社会功能主义对于我国转制改革意外后果分析的结果，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教育政策分析者就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自封中走出来，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只是，“方法论对话”不是没有条件的、自足的。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研究者必须对政策分析方法论持有充分的意识。只有上升到自觉层次，才会存在自我反思和相互批判的可能，从而在反思和批判中显明问题的根源所在。而当前的问题，正在于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整个教育政策分析领域对于方法论问题还处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如何冲破这层“无意识”坚冰，便成了摆在教育政策分析者面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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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本文首先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其传导机制和社会融资规模内涵发掘出发，具体阐述了社会融资规模的界定、统计原则和口径。其次，对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行性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理论上来说社会融资规模具有满足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再次，基于2002～2014年的季度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利用相关性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研究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社会融资规模与GDP、CPI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最后，结果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具有更好的可控性，其总量与经济增长、币值稳定的动态关系更紧密，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关键词：
融资；货币；中介目标；实证分析
前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已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传统金融服务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矛盾现状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融资规模的快速发展。直接融资在社会总融资中占比越来越大，大量金融创新正改变着社会融资的总量和结构构成，这种情况一方面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却严重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
1概述
1.1社会融资规模的界定社会融资规模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相比于传统的货币政策中间指标，社会融资规模不仅关注通过传统银行提供的信贷同时也关注非银行机构产生的大量直接融资。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又一重要创新，能更加全面的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将成为未来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简单地说，融资结构是对企业的资金来源的描述，具体是对构成资金，以及该资金占企业资金比例的描述[1]。要探讨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政策的关系，首先要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构成进行探讨，不同的融资渠道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同样融资渠道在不同阶段对经济的影响也不相同。一般认为，社会融资规模的构成从金融机构来说，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等；从金融市场来看[2]，包括债券、信贷、股票、保险，以及其他影子银行系统或者中间业务等；为了使本文的统计数据，分析准确、真实和有说服力，本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构成，社会融资规模包括RMB贷款、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1.2统计原则和口径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分析时，其统计计算指标直接影响着其数据是否可以用以实证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结果是否支持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现有的文献研究认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需要遵循四个方面的原则。(1)居民原则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中需要确定国内实体经济部门和国外资本构成；按照居民原则，凡是国内资金借出和贷入的单位都属于我国的居民。而外债、外资投入的单位等不属于我国居民，这些资金构成也不纳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数据中[3]。(2)金融原则按照一般统计，资金贷入所在的部门就是国家实体经济部门，所有数据应该纳入国内金融统计数据，而国债数据不应该纳入社会融资规模。(3)合并原则各金融部门、市场间进行资金流动中会出现重复计算和统计的情况，这就需要合并处理。(4)增量统计和计值原则社会融资规模的各统计指标产生的数据应该是一段时间内融资增加额，统计数据应来自于国家政府统计单位的发行价、账面价进行计值(本文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发改委等)。
2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分析
可控性是通过调节某一经济变量或者经济指标，能够使目标达到预定水平。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分析，是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可控性检验，研究社会融资规模是否与货币政策中介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相关文献中认为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分析是指能够通过货币政策的调节来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调控；因为自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实行了对信贷规模和市场的市场化管理，政府已经不能直接影响和调控社会融资规模，只能通过对信贷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管理来间接影响社会融资规模。在当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的统计中，国内的各项贷款是各类金融机构提供的本外币贷款，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贷款利率和存贷款利差实现调控，而存贷款利差可以影响实体经济部门的可贷款量，因为，如果存贷款利差较小，各类银行就可以实施加大资金储备、减少贷款总量的战略；反之就会提高可供贷款总量。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中的委托贷款多由金融机构控制，资金来源于各种单位或者个人的委托人提供的贷款资金，和前面的中外币贷款一样受存贷款利差的影响；信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于信托机构，而信托机构储备资金和发放贷款的总量也受存贷款利差影响；因此，可以认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中的各个贷款指标是具有可控性的。
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中的银行承兑汇票是银行机构为企业提供的承兑汇票去除银行贴现后的经济指标，一般银行通过调控承兑汇票数量和对企业进行承兑来控制该指标的变化。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中的企业债券是国家非金融机构发型的各类债券，根据我国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规定，债券的发行要接受国家发改委的审批，并受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控制，因此该数据也是可控的。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多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而股票的整个流程都是由证监会来进行监督和控制的；同时该经济指标也受国家存贷款利差的影响，利差增大则货币贷款政策从紧，金融机构收缩贷款总量，从而影响企业融资结构，并在股票市场上增加融资保证企业正常运转。由此可见，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各项组成均会受到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相关工具的直接影响，其中，各类贷款受银行监委会监管；债券和融资受证券会监管；保证了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具有良好的可控性。
3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相关性分析
3.1变量选取和模型构建为了便于研究和分析，这里首先假设社会融资规模可以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人民银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来影响社会融资规模总量。货币政策的相关指标选取基础货币的投入量来反映，即选取GDP和CPI作为衡量指标；社会融资规模选择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作为统计数据，即季度数据TSF1，将该数据进行季度加和并取平均值得到TSF2即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的季度数据[4]。在实际的数据获取中由于数据受季节影响较大，这里对数据进行CensusX12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处理工具使用Eviews，这样就去掉了季节因素。
3.2相关性分析本文利用2002～2014年的季度分别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PI、工业增加值以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GDP进行相关性分析，如表1所示。如表1所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与国家的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性都比较高；结合人民银行统计司曾经进行的社会融资规模总量2002～2014年季度数据与上述经济指标的统计分析，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社会融资规模总量比其他的新增RMB贷款等因素都更具有相关性。为了进一步说明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3.3ADF平稳性检验其他相关研究在进行变量的时间序列研究中多假设经济数据是平稳的，但是从近些年的经济指标来看，数据的时间序列并不都具有平稳的特征，为了防止不平稳数据产生的伪回归分析，本文首先采用ADF检验方法对相关的数据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5]。相关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表2可以看出，所有的指标都是水平非平稳，但是通过一阶差分后的整体趋势是平稳的，且置信度都能满足平稳性检验，可以将变量放在VAR模型下进行分析。
3.4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是对上面变量指标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检验，存在协整关系即本文的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CPI\GDP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本文选用乔汉森检验对变量进行分析，选取的滞后阶数为2，对LCPIsa和LTSF1sa、LGDPsa和LTSF2sa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相关的数据表明检验下变量存在1对协整关系，且数据满足0.05显著性水平；最大特征跟检验下变量间只存在1对协整关系，且数据满足0.05显著性水平；那么可以得到社会融资总量与CPI以及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与GDP之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为了对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验证，这里采用格兰杰检验的方法，分析短期情况下LCPIsa和LTSF1sa、LGDPsa和LTSF2sa之间是否依旧保持稳定和均衡。同理可以说明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GDP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可以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3.5格兰杰因果检验为了对上述指标进行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得到，LCPIsa不是LTSF1sa的Granger原因被接受，也就是说CPI的波动不能引起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的变化；反之，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可以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动；同理可以对LGDPsa和LTSF2sa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GDP对社会融资规模总量有一定的影响，而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变动可以引起GDP的变动，从而说明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相关性和可控性较高。
4实证分析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从理论上来说社会融资规模具有满足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也进一步说明了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在金融市场中是一个流量的变化，其融资渠道和工具是多元化的，它能够从多方面对货币政策进行适度的调节，同时也可以受到人民银行、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的监控和调控，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具有高度的可控性。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知道分别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PI、工业增加值以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GDP进行相关系数都比较高，从而保证了其与宏观经济指标的较好相关。后面的各种检验和分析表明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与经济增长、币值稳定的动态关系更紧密，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参考文献
[1]Shurtleff,W.andAoyagi,A.:ASpecialReportonHistoryofSoybeansandSoyFoodsinChinaandaroundtheWorld.
[2]Coelli,T.J.;Rao,D.S.P.;O’Donnell,C.J.andBattese,G.E.:AnIntroductiontoEfficiencyandProductivityAnalysis,2ndedition,USA:SpringerPublishers,2005.
[3]吕浩荣.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研究[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3.
[4]齐莹.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行性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2.
篇10
【关键词】 公共 政策 分析 原则
Abstract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 "public" principle in the theory of the public policy analysis.
内容提要:“公共”原则有着特殊的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内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过程、公平目标及其模型等方面还存在若干违背“公共”原则的现实缺陷。必须使“公共”原则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上得到反映,主体上得到遵循,公平目标的“立体”性上得到体现,内容上得到落实,才能确保相应的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公共性问题的由来
公共性是一个历史生成的概念。它是随着公共领域的出现而出现的。哈贝马斯是一位在公共性问题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学者,它在《公共领域中的结构转型》这部著作中对公共性的生成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考证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公共性的问题并不是历来就有的,而是与近代社会一道成长起来的,在英国,大致是从17世纪中叶才开始使用虽然英国这个时候使用了。公共这个词语,在开始它尚不具有现代语汇中“公共”一词的内涵。近代社会,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出现,国家与政府开始分化政府对公共事务关注的程度也在逐步地得以提高。但是,在西方刚刚进入近代社会的时候,资产阶级的首要目的是巩固新生的政权,资产阶级政府需要在两个战场上强化暴力职能,一方面,它需要防止旧势力的复辟;另一方面,又需要应对新生的无产阶级的挑战。所以,其重点就放在阶级镇压和政治统治上,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就相应地显得薄弱和有限。毕竟,资产阶级的政府是在启蒙思想家们的设计原则下来进行建构的,特别是国家的权力制衡原则决定了。这种政府包含着统治职能弱化和管理职能强化的可能性。到了近代社会发展的中期,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性加强,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逐渐开始了用社会管理职能取代政治统治职能的进程。虽然这个时候的政府行政还不能被看作为公共行政,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公共性。当然,由于“政党分肥”等政治操作上的原因,阻碍了行政公共化的进程,但行政管理化的历史趋势必将要求结束“政党分肥制”因而,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英美等国开始了政治与行政分化的历程,最终出现了不同于“统治行政”的“管理行政”模式,公共性的问题也显露了出来。因此,对于公共行政来说,认识公共性问题,实现公共性自觉,是根源于把握公共行政的发展方向和推动人类社会治理文明进步的要求的。
2. “公共”原则的内涵
我国台湾学者张世贤、陈恒均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也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见,“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一是指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 二是指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三是指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整个发展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原则。根据前面的结论,持续发展问题也应该是当代政府纲领性的政策问题。持续发展是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因素的全面、协调发展。
3.公共政策分析应如何体现“公共”原则
公共政策从本质上是导向未来的。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体现“公共”原则,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当代,又面向未来;既面向人类自己,又兼顾资源、生态、环境,维护人(包括当代人和未来人)与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内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续实现与尊重,进而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可靠保障。
3.1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须反映“公共”原则
人类的活动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绝对自由的。为了保护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必须彻底抛弃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中心的陈!日理念,形成以保护自然并协调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理念,进而"建立一个以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经济持续发展为任务、社会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新的发展观。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则,一方面,就是以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把人类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为人类生态体系总体利益中利益主体的一方,使其权利不被侵犯的范围内,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和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将其关注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变化,无论是否人类活动所致,无论是否对人类有直接利害,都成为公共问题而进人政府的视野,进而进人政策议程。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从根本上协调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系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3.2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必须遵循“公共”原则
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体。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各因素、各环节的利益要求,包括资源、生态、环境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既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们对资源的种种不合理占用,进而使政府面临着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压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所说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公共政策提取、分配、管制、象征的功能并非截然分野,它们也常常围绕一项政策采取几种组合的手段。在实行一项税收政策时,一般至少要使用或表现这四种功能。税收政策的直接目的为了获得执行福利和国家安全计划所需要的资源(提取),但它也实行转移性支付而重新分配以支持贫穷地区和个人(分配),同时政府也通过税收对其鼓励的行为实行减免税(象征),对不提倡或反对的行为给以重税(管制)。这项政策的目的是管制性质的,但其手段却是提取性、分配性和象征性的。公共政策的提取性、分配性、管制性、象征性特征和功能,使人类的自由、公正、平等的价值得以实现,并促使人类安全、和平、繁荣。公共政策使公众在共同体内通过一般的、可强制执行的规则来容忍某些行为并禁止另一些行为。公众能在一定范围内享受保护的自以追求其自选目标,对他人自由表示尊重和保护,因为无规则约束的自由是放纵。公共政策使用统一的标准对待共同体内的所有人,不论阶级、身份、种族、贵贱,对同样环境的人一视同仁,以规则充分给予公众以权利,同时也充分规约每个人的共同义务。
参考文献:
[1][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95页.
[2]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3页,第101页.
[3]参见[日]大岳秀夫:《政策过程》[M],傅禄永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