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简短知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物多样性简短知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乔治·夏勒博士1933年生于柏林，现任WCS科学与探险部副主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夏勒博士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足迹遍及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荒野，开展先锋性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夏勒博士受邀进入中国，在四川和羌塘开展大熊猫与高原有蹄类的研究保护工作。他是第一个得到中国政府批准，进入羌塘无人区开展野生动物研究的西方学者。迄今，他的足迹先后踏遍了四川、内蒙、、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研究和保护的主要内容集中于中国西部那些珍贵濒危、人们又知之甚少的大型有蹄类动物，以及以它们为代表的景观水平的生态系统。他孜孜不倦的工作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好鼠兔》是夏勒博士为中国的少年儿童写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将童话、科学教育和绘本融合在一起，将人文情怀和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的读物。通过童话的方式，让孩子体会什么是生物多样性，什么是生命和生命的连接。

在青藏高原进行野外研究时，夏勒博士亲眼目睹了当地用毒药大规模杀灭鼠兔的现象，因为人们认为草原退化的肇事者是小小的动物——鼠兔。实际上鼠兔对草场是有益的，它维系着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平衡。于是他创作了《好鼠兔》这本科普童话，用12个带有寓言性质的小故事，讲述了鼠兔的家庭、生活以及面临的问题；青藏高原上的牧民家庭；鼠兔碰到的敌人和动物朋友以及它们的生存现状；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保护等。启迪孩子们要珍惜自然、尊重生命。夏勒博士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大家了解鼠兔的家庭、生活状况，比如鼠兔也有夫妻，有五、六个自己的孩子。同时，向大家展示自然界整个生态系统是互相关联的；鼠兔与同样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其他野生动物、家畜和牧民之间相依相存的关系；人为干涉这种关系，只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这本充满着温柔和慈悲的书得到了教育界、动物保护界和出版界众多人士的认可和推荐。《好鼠兔》用简短的童话语言和动物之间的交流，告诉我们：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和土地、植物、动物，一切周围的生命保持良好的关系，让草原与河流、空气、山脉、人类和谐共处，共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正如书中的儿歌所唱：

我的爱给没有脚的家伙，

我的爱给两只脚的家伙，

我的爱给四只脚的家伙，

篇2

人类产物的科学，不等于真理，更不是绝对真理。在不同学科间，也不存在凌驾一切的学科之王，一切都必须以实践来检验。因此中医学应当以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科学精神来激励和要求自身，寻求发展的正确途径。从坚持实事求是，正确看待中医的历史和现状；坚持实践第一，合理评价中医药的有效性；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对待学科区别和中医药学的发展等三方面对张功耀最近全面否定中医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提出质疑。

【关键词】 中医学 科学性 发展 标准 张功耀

Abstract: The science of human being’s substance does not equal to truth， even not the absolute truth.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re’s no science king surpassing every thing， all must be tested in practice. Therefore， TCM must be realistic， and put practice in the first place to encourage and require itself and find correct way of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s doubts in “Farewell TCM” where Zhang Gongyao completely neglects TCM from these points:(1)insist o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correctly consider TCM history and status quo; (2)insist on putting practice in the first place， reasonably evaluate effectiveness of TCM; (3)correctly treat difference between disciplines and TCM development.

Key words： TCM; science; development; standard; Zhang Gongyao

我认为实事求是、实践第一是科学精神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源于客观存在是认识本源的基本的认识。因为客观存在是人类认识的来源，所以必须在“实事”——客观的、真实的可靠的客体中开始寻求一切正确思想。这一原理，是许多伟大的科学家的相同看法。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过“万物唯一的原理就在物质本性”，他“认为事物的本质寓于事物本身之中，是内在的，不是超越的。为了把握世界的真理，必须重视感性经验。” ［1］达芬奇、林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真知存在于客观事实之中，人们从感性经验开始认识客观。实践第一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但就科学体系而言，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我以为，所谓科学，是人们对其所感知的客观世界进行探索而得到的规律性、系统性的认识。由于认识对象和认识角度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科分支。一切科学体系，包括历史的和未来的科学体系，都是人类在一定条件下认知活动的产物，由于宇宙在时空上的无限广延性和事物的复杂性及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人类不可能穷尽宇宙。换言之，人类产物的科学，不等于真理，更不是绝对真理。在不同学科间，也不存在凌驾一切的学科之王，一切都必须以实践来检验。因此中医学应当以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科学精神来激励和要求自身，寻求发展的正确途径。张功耀先生最近全面否定中医的言论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科学精神，为中医药学的未来蒙上阴影，是有必要进行剖析的。张功耀先生对于中医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他的《告别中医中药》（简称《告文》）一文中，故结合该文的主要观点来加以讨论。

1 坚持实事求是，正确看待中医的历史和现状

《告文》从文化进步、尊重科学、维护生物多样性和人道主义四个方面来否定中医，在历史和现实的基本事实方面，张先生没有表现出尊重基本事实的实事求是态度，这集中体现在《告文》的维护生物多样性和人道主义的两个论题方面。张先生完全否定了中医药在保障中华民族健康和繁衍上的历史功绩，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虽然历代医事的记载并不完整，也不系统，但从包括《史记》在内的史书和历代浩瀚的中医文献，都可以看出中医药学从摆脱迷信巫术，到形成其特有的理论体系和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发展自身的过程中，为保障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过的重大贡献。如果中医的历史状况不易为人所了解，那么，从传统中医流传下来的各种防治疾病的方法至今仍然卓有成效这一点，就可以反推出中医的历史功绩，中医对治疗SARS所起的作用就是最近的实例。在张先生看来，现在广大的中医工作者，都是在做耗费人力物力而又无效的乃至骗人的“不仁”的事。我认为，判断中医药存在合理性的问题，应当是看中医药的方法有无实践意义。第一是谁来评判的问题，除了专家意见，疗效标准、检测标准之类的评价体系外，最有发言权的是实践着中医药方法和接受着中医药方法的人们，有没有效，要问他们，要不要中医药，必须问医学的服务对象——老百姓，只有他们才是中医药方法的切身感知者和取舍的最终裁判者，而不是名人、权威说了算数的，这从中医药在我国，进而华人社会，进而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受到的欢迎和重视就可以得出结论。张功耀的言论不但侮辱了整个中医药界，同时也严重贬损了信任和接受中医药方法的广大病患的识别判断能力。对此，中医药界和广大民众是有权利讨回公道的。许多人对张功耀先生表示义愤，言辞或许激烈可以理解，这只能怪张功耀自己不检点。第二，必须解决评判标准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下面将继续讨论。张功耀先生在《告文》中采用非理性的攻击方式贬低中医，言辞霸道而偏激，诸如“标榜”、“装腔作势”等等。所列“证据”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于无中生有，“挖掘”什么“狗屎绞汁”、“灵猫”、“发菜”之类，连一般中医都不了解的所谓中药来诋毁中医，真是令人震惊。《本草纲目》是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倾毕生精力完成的集大成的药学巨著，十七世纪末即传播，先后译为多种文字，其多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可是，张先生居然煞费苦心从全书52卷，约200万言中找出“立春雨水”之类来加以诟病，这种做法令人痛心而费解。张功耀先生说中医缺乏逻辑基础，但他自己却不讲逻辑，甚至采用没有事实根据的所谓“论据”，哪里谈得上逻辑二字。《告文》的许多论述，文不对题，比如他认为中医“不科学的医药措施”，危害了生物的多样性，但他首先列举的却是“姜”和“鸦片”，难道中医用姜入药，使“姜”成了濒危物种！中医曾经用“鸦片”止痛、止泻，现在已经禁用，这与生物多样性何干呢？为了生物的多样性，中医已经用水牛角替代犀角，人工牛黄替代天然牛黄……，这些事实张先生真的不知道吗！人们无法理解中医在生物多样性和人道主义方面存在什么重大问题！张功耀不顾基本事实，以偏概全，甚至无中生有，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正如国家卫生部发言人所说，这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无知”

2 坚持实践第一，合理评价中医药的有效性

中医无疗效，中药无作用是张功耀先生认为应当告别中医的基本论点。在讨论疗效的问题之前应当明确医学的任务和区别医学原理、临床医学和医疗行为的关系。医学的根本任务是维护人类的健康，属于应用学科，与探索自然规律为目的的基础学科不同。因此，判断医学有无存在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它的实效，而不是它揭示了多少客观规律。医学虽然起于实践，但它需要寻求理论的支撑和指导，需要在实践和理论的相互促进上发展进步，这就是医学原理的重要性。临床医学是在医学原理指导下，结合当时的实际条件制定的临床治疗原则或条例规范，是人们的一种选择。而医疗行为则是根据临床医学规范由实施者结合自己的经验等做出的处理，虽然有时医疗手段的科技含量，又大大超越简单的医疗原理。如前所述，任何一种医学原理都是人类在一定水平上的认识，可能逼近真理，但不等于真理。作为一种“合理”的选择，临床医学就更不具备真理性，而具有个人因素的医疗行为根本谈不上绝对正确的问题。所以把一种医学体系说成是真理是不对的，而认为与其不同的体系就必定是谬误的判断更不能成立。医学以防治疾病为目的，如果我们将疾病简单地分成精神性和躯体性疾病，以及两者混杂的心身性疾病三大类的话，现在对于精神类疾病，所知甚少，效果欠佳；简单躯体性疾病也许有些办法，但对复杂性疾病则常常力不从心；对于心身性疾病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人类引以为自豪的感染性疾病，因为爱滋病、禽流感……而变得信心大减。基因医学曾使我们激动不已，然而随着对基因决定论的讨论和对基因治疗风险的清醒认识，人们已经冷静多了。在人与疾病斗争的这种态势下，医学互补是明智的。

21 关于疗效标准 西医治“病”，中医对“证”。现代医学将正常人体量化成复杂的指标体系，其疗效标准以追求指标恢复正常为基本特点，有客观、明晰、标准化等优点，但也存在不足，首先是指标体系不可能完美地描述疾病现象，而且有认识水平的局限，因而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另外，冷冰冰的数据常常忽略患者的感受而缺乏人文关怀。传统中医强调病人对疾病体验，体现人本精神，但不易标准化，不够明晰、客观，有时会受到感觉的欺骗。跟着感觉走可能误判，跟着指标走也许不全面。我们以高血压病为例，西医对血压的正常值经过不止四次的重大修改，我们就不能说这种修改中的标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即便是现在的标准，也不能保证其为终极标准。再者，时至今日，现代医学对高血压病的认识还有许多疑团，所以有“原发性”之称，血压的升高是主要的、共同的病理改变和临床表现，但远远不是全部，如果用血压这唯一的“金指标”来判断疗效就有缺陷。比如，在病情复杂的病人中常有这种情况，病人血压“正常”了，“疗效很好”，但自觉症状未能改善，甚至有加重的现象。中医治疗降压不及西药，但可稳定血压，能减轻症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应当承认症状的改善也是内在病理变化减轻的表现。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其生存时间应当是临床医学的终极目标，可以成为中西医疗效判断的共同标准。从大量临实来看，西医在疗效上具有总体的比较优势，而中医的关注点不同，疗效有自己的特点，对许多疾病显示突出的效果，能达到西医的疗效标准，对某些疾病虽然显示效果，但不能满足西医标准。完全以西医标准来衡量中医的疗效是有缺陷的，中医界应借鉴西医标准，尽快研究能展示自身特点的，合理的疗效评价体系，并拿出具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

22 关于统计分析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统计学原则被中医界无条件接纳，从此，个案报道逐渐销声匿迹，传统意义的经验积累和疗效判断被视为不真实，中医疗效遭到了统计门槛。统计学的介入为排除误差和杜绝虚假提供了锐利武器，统计被尊重为科研必须遵守的原则。我们通过西医借用来的统计方法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从众性原则”，它承认绝大多数，否定少数个别；认同一般，否定特殊。因此，很多特殊疗效的病例被排斥，以个体化为重要特点的中医治疗难于纳入统计。世间万物都有多数与少数，一般和特殊的问题，没有理由否定少数和特殊的存在，生命现象也不例外，我们不是承认特异体质吗！有时，少数和特殊反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少数和特殊的变异，物种演化的渐变形式也许就不存在了，不知道人类是否还在猿的阶段，甚至连猿都不是。我们在抑郁症证候学研究中就发现，具有非常典型辩证意义的病例被排斥在聚类分析之外。［3］中医体系比较强调个体化，在统计学的应用上，不能简单的照搬，而应当引进消化吸收，研究合理使用的问题。当然，排斥统计学原则也是不可取的，一切虚假都必须杜绝，任何浮躁和不实只能给中医摸黑。

23 关于事实和解释 有一种思维或者潜意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只要讲得出道理，哪怕实践效果并不理想，也是好的；即便有效果，讲不清道理，也应该淘汰。这里的“道理”，当然是指现代医学体系的内容。这种将某种“道理”（认识）真理化，赋予高于实践属性的观点，显然是有害的唯科学主义的排他性思维。张先生对《内经》水肿病认识的贬低就含有这种成分。《内经》是从整体来理解水肿这一疾病现象的，认为人体水液应达到生成与消耗排泄以及输布的综合平衡，否则即发生水肿。虽然对体内的具体变化认识笼统，类似于黑箱辨识的方法，最多是一个认识水平的差异，并非科学与不科学的问题，更何况现代中医对水肿的理解和治疗已经发展和丰富了许多。在白箱和黑箱的认识水平上，人类的认识基本是处于某个灰箱层次的水平上，绝对的白恐怕是难以企及的，因为我们只可能接近真理。现代西医对水肿的认识也属灰色的层次，否则就不会有“特发性水肿”的名称了。至于开鬼门（发汗）、洁净府（利小便）、祛菀陈莝（逐水）的治疗原则，也就是寻求人体水液的平衡措施，现代西医不是讲水和电介质平衡吗？在治疗时不是要记出入量吗？不是也使用利尿剂吗？应当说，中西医在某些基本原理的思维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如果从医疗实践的层次来分析，就更没有肯定一方而排斥其它的理由，医学原理和临床治疗学不是一回事，而临床实践就更带有一定个人的试探的性质。比如抗生素的应用，从理论上必须有很强的针对性，但临床实际很难办到，我们不可能每次都等到药敏试验出来才选择用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凭分析判断和经验。又如胆石症，虽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至今也无良法根本预防，结石也难化解，于是在不得已的时候，进行取石、碎石或连同胆囊切除。不可否认外科手术对挽救病人生命、解除病人痛苦方面的巨大功绩，手术本身有精湛的技术和很高科技含量。但治疗的基本原理却并不神秘，实际上就是把有病的东西去掉，这与《内经》有水去水的思维如出一辙。总之，从临床治疗的实用性来看问题，一切无害而有实践意义的东西都具有合理性。

24 关于预防、亚健康和养生 虽然存在普遍的重治轻防的现象，但预防为主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近年亚健康状态的提出，特别为非感染性疾病的预防开辟了一个很广阔的空间。中医的养生原理和方法，对健康人群、处于疾病康复阶段的人群，特别对亚健康人群，非常适合。亚健康是健康和疾病间的灰色地带，亚健康概念具有模糊思维的特点，亚健康的对策应当是综合性的，应当以调节平衡为原则，中医养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医界应当大力推进亚健康研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亚健康方向应该是一个有极大发展前景的领域。

25 关于药物的有效成分 张功耀先生《告文》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那就是中医的复方不合理，甚至单味药也不合理，只有提纯为单体才是科学的。很显然，这是他所称之为化学医学的逻辑。药效作用是依赖于有效成分，成分复杂的中药乃至复方道理说不清，又难于研究把握，简直就是“异物入药”或者是什么有效成分都没有的“水”。我们不否认单体药物的合理性，它给人类与疾病作斗争提供了有力武器，但由此而否定中药饮片和中药复方的合理性也是片面和武断的。人类对天赐之物的应用，既有取其单一者，也有复合者，亦不乏混合者。就药物而言，不同纯度各有其利弊。单体药物的作用、副作用、体内过程容易研究掌握，治疗作用针对性强，但针对的病理环节比较单纯，易出现副作用。人体疾病很复杂，往往需要几种药物的配合使用，特别是一些老年慢性病，常常多药同服，差不多就是混合物。其实适当地配伍用药也是现代西医经常使用的方法，比如复合维生素、复方降压药等等。如果从制剂学的角度看，赋型剂、助溶剂、溶剂、稳定剂、雾化剂……的使用在所难免，即便是现代的缓释剂、微粒剂，有哪种是真正以单体的形式使用的！如果按照张功耀先生的论点，除了有效成分，其它的都应该是异物入药了。中药的使用从来不拒绝去除杂质、异物、有毒和不洁的部分，否则就不用炮制了。中药也从来不拒绝提取，煎剂就是水提取，酒浸便相似醇提取，只不过没有提得那么纯而已。而现代的颗粒剂就是混合物，青蒿素之类的现代中药（我绝不赞成说青蒿素就成了西药，应该说是中药西制）就是单一成分。大多数的中药，不经特殊工艺提取，疗效经过数千年的实践考验，为什么不可以直接采用呢？我们可以与食物作一个逻辑学的类比推理：中药与食物成分同样复杂，中药的作用机理取决于有效成分而食物的营养作用取决于营养成分，许多中药和食物同样经过数千年的实践证明对人是有用的，营养和治疗同样是复杂问题，而且有些中药本身就是食物。如果按照营养成分决定论，那人类应该进食提取的营养素，人们的餐桌上将是三大营养素、维生素、无机盐、微量元素……食物纤维则是近年才开始上桌的一道菜，这显然是可笑的。推理：按有效成分决定论来对待中药同样是可笑的。虽然类比推理是或然性的结果，但仍能提醒我们深思。这里的主要问题有二，与食物一样，人们对于成分极其复杂的中药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如多靶点的观点），包括所有成分的作用及其合理的搭配等未知的秘密，更不要说中药复方了，经过实践检验的事物，不能以人们的是否认识清楚来决定其合理性，理性的态度是，中药的单体成分作用强（如青蒿素）就用单体，有效部位合理（如多糖）就用有效部位，原生药好用就用原生药（如人参，是经历了医疗实践和实验研究证明有效的）。单体与复方的矛盾，实际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差异，这需要寻求新理论的指导来解决，也需要各种新方法的建立。我认为，中药研究中“血清药理学”和“指纹图谱”方法就值得关注的。血清药理学的设计者非常智慧，他把血清划界为一个黑箱，不管什么药以什么途径在体内产生什么变化，它总要通过血清这一最基本的环节作用于靶点，因此载药血清的作用能代表该药的效果，这对于成分异常复杂的中药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指纹图谱则是以最先进的分析方法而得出综合的结论，它具有分析的精细性又有综合的整体性，这种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思路是发展的方向，值得称道。总之，对于人类的生命现象，人们的认识有限，对于其中的精神现象就显得更为贫乏。医学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学科，任何一种形态的医学都没有骄傲的理由，任何一种经过实践验证有用的医学体系，都有存在的必要。

3 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对待学科区别和中医药学的发展

前面，我们主要从实践第一的观点出发，讨论了中医药存在的合理性。以下我们以实事求是的观点简要地讨论学科关系，说明中医药学的位置和发展的方向。如果把科学划分为自然和人文社会两大部分的话，以数学、物理、化学为代表的，以研究物质世界为对象的自然科学极大地造福人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现代人无不沐浴在科学的阳光之中。在我们满怀感激的时候，人们也对自然科学释放出来的难以驾驭的力量感到恐惧，自然科学遭遇到伦理的屏障，自然科学需要人文精神。而且以还原论为主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在思想方法上也需要向整体论（或系统论）的转化或结合，也需要从人文学科中吸取营养。哲学是对最基本的问题，诸如世界观、方法论的探索，是对人类知识的高度概括。但哲学的基础是所谓其他学科，没有人类在不同领域的知识，也没有哲学。哲学可以为其他学科提供思想和方法学的指导，但不能赋予宗教裁判的地位。在基础学科之外，还有应用学科，虽然应用学科有赖于基础学科的成就来武装自己，但它们也在不断地为基础学科的进步提供支撑和养料。我以为，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各种学科之间的关系就像生态系统，虽然有不同的层次，但根本上是互补的，学科间有共性，也有各自相对的特点，而无至尊者可言。

31 关于学科基础 张功耀先生对学科关系的看法是很极端的，可以归纳为三个唯一，唯一来源、唯一道路、唯一标准。现代科学体系的主要发源地是希腊，但是否除西方就没有科学的起源？张功耀显然是赞成“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说法，这一命题虽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我们还是感到奇怪，难道中国古代的数学、农学、天文立法都算不上科学！张衡、祖冲之他们也算不上什么科学家了。从张功耀先生的言论看，他的矛头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医学，在他看来包括中医学在内的，非西方的一切成就都微不足道。既然只有西方有科学，当然植根于中华文化而流传至今的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就应该被否定。张功耀认为古希腊的医学起源比中医早，更为先进，“但欧洲人还是告别了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草医草药，走上了化学医学的道路”，进而是生理医学、基因医学，按这个道理，中国早就应当告别中医。与西医学现代科学体系同步发展不同，中医学走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从迷信蜕变出来的世界各地医学的原始形态大体相似，都使用以草本为主的天然药物，形成了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医药，但在西医学的强势面前几乎都濒临灭绝，惟有中医药学仍然独具生命力，这除了数千年丰厚的经验积累外，中医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是重要原因。很难用简短的语言来准确全面地评价中医理论体系，我仅从学科基础的角度加以说明。个人以为，科学奠基于客观的真实，而萌芽于合理的抽象，一个学科必有其成为基石的支撑。［3］中医学的理论，并非如张功耀先生认为的那样“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阴阳是中医学的重要概念，它起源于阳光的向背，冯友兰先生说：“阳字本是指日光，阴字本是指没有日光。后来，阴、阳发展成为指两种宇宙势力或原理，也就是阴阳之道” ［4］阳光的向背是一个基于经验的事实，对日出日落几近乎麻木的现代人来说，对于阳光的向背也许不屑一顾，然而在古人眼里则可能是他们的第一感受，没有阳光就没有生命！古人从阳光的向背显示两种不同的景象，抽象出阴阳的基本概念来认识世界是没有错的，阴阳观具有典型的辩证法思维。《内经》承袭和发展了阴阳学说，并以此认识人类疾病现象，建立了“八纲”的病理基础和调节阴阳达到“阴平阳秘”的治疗规范，时至今日，每一个中医从业人员，都能深刻体验到阴阳理论在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用现代的眼光，也可以把人看成为一系列对立而又统一的生理机能的有机整体，诸如合成和分解、吸收和排泄、兴奋和抑制、扩张与收缩（心脏、血管）、凝血与溶血、成骨与破骨、细胞的生长与凋亡、胆固醇的运转与逆运转， cAMP与cGMP，基因调控的正调控系统和负调控系统……，难道《内经》：“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道理就如此荒谬吗？中医有病的概念，诸如“疟疾”、“蛔虫”、“霍乱”、“哮喘”、“中风”、“风湿”、“癫痫”等这些现代病名就是借用于中医，但中医更重视的是“证”。如果说病是从病因、病理改变的复杂因果联系来认识疾病的话，“证”便是从疾病的不同时段（时间）和不同类型（空间）来看待疾病，病和证有经纬的关系，西医擅长病而中医擅长证。证是疾病存在的客观反映，疾病发展具有时间的阶段性，同一种疾病又表现出不同的类型，而多种疾病的某阶段又可以表现出相同的状态，这显然是真实的，证的概念抽象具有合理性。现代西医没有“证”的概念，但有疾病共同病理环节的认识，有综合征的表述，虽然与证不同，却有相似的认知方式。证和病可以互补，中医辨证并非是张先生说的“煞有介事”的做秀。和西医与现代学科体系同步发展不同，中医学独自走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它从中华文化中吸取营养来武装头脑，以直接观察的方法探索人体奥秘，从数千年的实践中积累进步。正因为如此，中医学才具有一些可贵的特质，它有古朴的宇宙统一和谐思维，而无征服自然的狂妄；它不分解客体来认识生命，为整体论提供了一种朴素的原始方式；它注重生病的人，而不是只是把目光凝聚在我们认识尚肤浅的病上……，这些都是医学发展到今天所需要的元素，而以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换来的经验积累更是无比的宝贵。我们没理由苛求古人，更不能嘲笑我们的先贤，在一些最基本问题的看法上，他们超凡脱俗的深邃目光，比之现代人浮躁而功利的头脑冷静和睿智得多。对我们还不能理解的东西，可以搁置，但不宜随便否定，金字塔可不是来源与现代科学体系！中国有中医，是福不是祸，将之抛弃则是罪！

32 关于科学标准 张功耀先生忽视学科间的差异，对科学的判断采用了惟一的标准，基本上是数理的标准。张功耀先生提出了“理性医学”的概念，似乎那才是称得上科学的医学。张先生的“理性医学”是源于他的“以形式化的推理为特征”的“理性科学”。不错，中医肯定不是这种形态的学科。其实现代西医也远远不是这种“理性科学”，数学以外的学科，恐怕与“理性科学”都有距离，物理、化学也不可能完全通过推理来保证得出正确的结论。人类对于自身的生命现象还有许多未解之迷，生理属性在物理化学层次上也许知道得多一些，但在生命层次的把握上就显得不足，而对于心理现象则所知甚少，对人的精神活动能进行“形式化的推理”吗？医学上的疑团一大堆，真正能解决的疾病为数不多！我不知道张功耀先生所说的“理性医学”在哪里？由于生命现象的随机和非确定性，特别是精神现象的复杂性，也许生命科学、医学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张先生所说“以形式化的推理为特征”的“理性科学”。生命现象包含着物理、化学现象，如果把生命现象简单归结为物理化学现象的集合就大错特错了。由于张功耀先生坚持以非生命科学的原则来判断一切，所以他对科学的判断特别强调了“明晰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在非生命科学中，事物的因果联系的确表现得比较明晰，几乎是“铁的纪律”，然而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在生命科学里就变得不那么管用了，生命现象的分叉性、反馈性、混沌性、汇聚性、经验积累性、时间的不可逆性……这些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使得因果关系变得十分的错综而不那么明晰，有时呈现出一团乱麻式的网络状（神经网络、免疫网络、细胞网络……）。面对线性和非线性关系广泛混杂的最为复杂的生命体，我们更需要高度智慧的概括，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来把握整体，而中医的思维有这方面的元素。张功耀先生举出“脉诊” 没有正常的参照而妄言异常来说明中医的描述连经验性都不具备。这再度表现出他对中医学的无知。中医对“脉”，是从快慢、节律、“形状”、“态势”等方面综合描述的，即便是今天，我们仍然难以通过数学和物理的方法，全面解析人的知觉所能感知的所有脉搏。对于这个高难度的问题，中医的先辈们是极其聪明的，《内经》有言：“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他们所采用的思维方法是“以不病调病人”，也就是说以正常人为标准来判断异常，比如对于脉搏的快慢就是以正常人的呼吸节律作为记时器来判断的，而这种以正常人为标准来确定正常值的办法正是现代西医所采用的普遍原则。中医针灸学在确定穴位位置时采用的同身寸法，进一步将标准个体化了，是更为科学的标准确定方法，学了三十多年中医的张功耀先生为何不知道？

33 关于中医学的发展 中医药学具有不同于西医学的确切效果，在理论上具有可贵的特质，我们在要求学术界和全社会事实求是公平地对待中医药学的同时，也应该事实求是地对待自身的不足，特别是在发展方面的困难，在不可能倒退的历史进程中，中医界不能总是在前进和后退中蹉跎岁月。个人认为，把回到过去作为目标和方向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这不符合客观规律，也不符合中医的历史（不同于张先生所说，中医药学发展虽缓，但仍然在积累式地发展）。我们应当回首过去，应当努力继承，那是为了新的出发，我们应该记住“有容乃大”的古训，吸取一切人类文化的优秀部分，丰富和发展中医药学。我们应当心平气和地对待现代医学体系，摆脱排斥性思维，中西医各有优势，对方的优点也常是自己的缺点，中医学两者即便不能结合也应互补，有竞争，但更是值得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友军。我们应该摆脱封闭发展的禁锢，走现代化方向。我认为，中医的发展，主要受制于理论的瓶颈，传统、原始的整体思维很难为中医插上起飞的翅膀，中医的突破需要三个条件：一是生命科学中更高层次理论的出现，这种理论应该是分析和综合在高层次上的统一。中西医之间的分歧首先是认识方法的差异，一个是不断追求现象后面的物质基础，一个是通过现象进行整体的把握，精细确切与宏观全面显著不同。前者依托整个现代学科体系同步发展，中医则保留了原始整体性思维的火种，独自前行，发展的动力和速度不能相比。在现代科学从还原走向整体的时刻，是中医有可能振兴的机遇，以系统论、控制论、生态论等为代表的新理论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中医自身不具备独立产生新理论的条件，但可以为之提供一个初级模式，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第二是中医学的有效积累。这包括理论和临床两方面。中医理论有许多事必须做，需要再整理和深入挖掘，发扬优秀的，有活力的部分，绝对不能固步自封，神化中医理论同样违反实事求是的精神。临床疗效是中医赖以生存的基础，主要的任务是加强继承、弘扬传统、提高疗效，制定规范。临床直接观察是中医经验积累和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通过临床进行中医方法学的研究应当成为重要方向。中药应与中医协调发展，如果脱离母体，只能成为西药研究的初级样品仓库。特别是中医的科研，必须解决低水平重复问题，不能是不想就跑，跑了之后还是不想。第三是人才的涌现，特别是杰出的大师级人物与大量精英人才的出现。中医学的确处于困难时期，要不被淘汰，只有奋起，让我们记住老子的名言：“反者道之动”！我们应该接过先辈智慧的火炬，在人类知识的海洋中吸取力量，排除一切干扰，为中医药学的未来努力奋进！

参考文献

［1］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0.

［2］ 陈文垲.从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探讨抑郁症中医病机规律［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1（5）：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