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科学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篇2

第一，不同的研究对象要求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正因为不同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的“内容本性”，也即具有自己特殊的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因而也就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特殊的性质、关系和发展规律，这一系列“特殊”必然要求研究方法上的“特殊”，造成研究方法的不同和差异。社会科学的特殊对象决定社会学必须使用自己特殊的方法，并且，每一门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这样就会在宏观上形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情况。

第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篇3

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较大发展的同时，河北省内形成了一批在省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学科和科研单位。从获得立项数量来看，中国历史(33项)、应用经济学(25项)、中国文学(20项)、语言学(17项)、马列•科社(16项)、哲学(14项)是目前省内的优势学科，6个学科的立项总数(125项)占全省总立项数(198项)的63.1%。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大学是省内较有影响的科研单位，5年间分别获立项53项和47项。两所高校所获立项数占河北省全部立项数的50.5%。与国内其他高校相比，二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位于前列，立项数甚至超过了同期部分985类高校的立项数。5年间，河北省涌现了3位核心主持人。所谓核心主持人，是指主持国家项目较多，在本学科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主持人。5年中河北省社科院的孙继民(中国历史方向)、河北大学的吕变庭(中国历史方向)和吴淑玲(中国文学方向)都主持了两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其中孙继民分别主持了一项重大项目(2011年)和一项重点项目(2009年)。在年均立项率只有1/10多一点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5年内获得两项立项，实属不易，这些研究人员都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在学界有较大影响的学者。河北省内的这些有影响力的科研单位和核心主持人是目前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部分研究领域有待提高

在看到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其存在的弱点和不足。客观地说，河北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还较弱，多个部门、多项学科的科研能力亟待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绝对科研能力较弱，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人口大省，河北省的科研能力与其社会地位严重不符。从绝对人口来看，5年间全国每百万人平均拥有9.91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①，河北省的这一数字仅为2.76项，是全国平均数的27.8%。与国民经济发展对应来看，2008－2012年的5年间，全国万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对应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数为67.1项②，河北省对应数字为19.3项，是全国平均数的28.8%；分年度来看，2008－2012年间，全国万亿国内生产总值对应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分别为58.2项，56.7项，68.5项，74.1项，71.5项；相应年份河北省万亿生产总值的对应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分别为12.4项，18.2项，16.8项，20.5项，25.2项，分别为全国年度平均数的21.3%，32.1%，24.6%，27.7%，35.3%。这些数字客观反映了目前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实力。虽然河北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在稳步提升，但与国内平均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

（二）弱势学科有待迎头赶上河北省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表现出较大的差异，部分学科的科研能力仅处于起步阶段。例如，5年间河北省在国家社科单列学科——艺术学的立项数为0；教育学、考古学两个学科各仅有1项立项课题；国际问题研究、世界历史、体育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宗教学各有2项立项课题。这些学科亟待迅速发展和提高。

（三）部分科研单位应提高科研水平现代社会中，大学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主阵地。河北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省内主要大学和科研院所中。按照5年中社科项目立项数来看，河北省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能力大体可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河北师范大学(53项)和河北大学(47项)；第二层次包括河北经贸大学(18项)，河北省委党校(18项)，燕山大学(15项)，河北社会科学院(13项)；省内其他高校为第三层次。省内第三层次的科研单位应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在这些单位中，有河北省唯一的211学校——河北工业大学，河北省内重点骨干学校——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北联合大学、河北医科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省内第三层次科研单位的年均立项数都不足1项，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与其身份不符，今后应大力提高科研能力，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做出贡献。

三、结语

篇4

记者：您好张书记，听说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我们国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您当时做出这个具有前瞻性的重大思考，其依据是什么？

张颢瀚：九十年代初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源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现状，特别是依据当时发展中的体制方式这两个影响和决定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效益问题，这两个问题既带有根本性又带有宏观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而对这两个问题，从初步认识到形成思路，又源于对当时经济发展现状的较多的深入基层的调研。1993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呈快速增长之势，由于国有经济是当时中国经济的支柱，由此影响全国宏观经济状况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党校、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江苏省委党校联合进行国有经济状况的调研。我们一行几人在江苏连续调查30余天。在此之前几年里，我一直跟踪研究企业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每年都用很多的时间到南京、无锡，也到过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又通过这次参加集体的较长期系统的集中调研，更加深了对国有经济和宏观经济现状的认识。这次调研报告由我主笔起草，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转变经济体制模式的建议。当然，这一思路和建议是大家共同讨论的成果，在京的调研组成员又给国家再次专门报告。所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建议，是由于长期跟踪调研和这次系统调研，发现国民经济的问题直接源于企业，而企业问题从根本上源于经济的发展方式。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处于大起大落状态，而当时国民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靠发展高速度的支撑，发展高速度又靠大规模的高投资支撑，大规模的高投资和发展高速度又带来高通涨。由此不断反复，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追求发展高速度，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粗放发展模式之中。如果不从发展方式上解决问题，企业的效益问题就不能解决，企业的竞争力问题不能解决，国家经济的大起大落就不能解决。由此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企业，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定要转变发展模式，从速度型转变为效益型，要下力气转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

与转变发展模式相关，同时提出了转变经济体制模式的建议。通过调研发现，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与经济体制模式直接相关。而经济体制模式的问题，既表现在微观领域，也表现在宏观领域。从微观上看，主要是企业产权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深层问题；从宏观上看既涉及到国家和企业的产权关系，又涉及到国家宏观经济的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多个方面。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必须从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转变经济体制模式。

现在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的、深层次的任务，是决定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根本性问题。同时我也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生产力领域的问题，并且受到国际生产技术和产业转移等因素的严重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有不同的侧重点。现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过程性的、跟踪性的与时俱进的研究远远不够。当时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立足于国内经济状况，那时国民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较小。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外向度的提高，现在认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要认识国内宏观经济领域和微观经济领域的问题，同时又要十分关注国际技术领域、国际产业结构和国际产业转移方向等十分关键的问题，否则就很难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做出正确的判断，很难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和举措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前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还要重视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当时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主要涉及到经济的微观体制和宏观体制的关系，而当前阶段，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不仅涉及的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而且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转变涉及的关系更多、范围更广、难度更大。但是中国发展前进的方向是，经济体制模式必须根本转变，才能保证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在国际复杂环境中的持续竞争力。

记者：有的学者认为，由现代工业文明而产生的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和权利主义无法解决全球化之后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生态、环境危机，责任与和谐有替代自由、效率等被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新价值功能，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颢瀚：你谈的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性，十分重要。我是研究经济学的，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入的全面的研究，可以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现代工业文明自从产生以来，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主导方向，成为改变全球面貌、改变整个人类前进的主导力量，至今这一过程仍在持续。现代工业文明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仍然是期待实现或正在推进的大事业。从现代工业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我以为现代工业文明有两个重要动力，一个是生产领域的科学技术推动，一个是社会形态领域同时又融入到生产关系领域的个人主义或个人的权利主义。从科学技术来看，主要是在生产力领域起推动作用，不断地产生新技术，不断地更新和提升人类改造自然、向自然获取财富的能力，不断地更新和提升满足个人和社会乃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和能力。它的作用范围主要在生产领域，由于现代工业文明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蕴育产生，因此必然的同时畅行个人主义和个人的权利主义。从生产力领域的视角来看，个人主义或者是个人的权利主义可以成为提高效率、推进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和不竭的动力，而这一动力反过来又推进科学技术的产生，由此推动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进程。

但是，由于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强大的生产力，形成了对自然的强大的索取能力，再加上个人、集团与国家对各自效率与利益的追求，由此造成了能源的危机和生态环境的危机。追溯现代工业文明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和水平在快速上升，但同时又有两个伴生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是个人、经济集团和国家对能源需求渴求的无限性，对获取利益的无限性追求，从而导致生产领域生产成本的外部化，造成生态和环境的严重问题；第二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科学技术存在两个方面的重要现象：一是虽然科学技术在不断推进，但仍然不能满足人类在获取自然资源变为有用产品的过程中，及时地解决污染、或实现零污染所需要的技术；二是新的技术有时虽然可用，但是相对成本较高，由于个人利益主义的作用，又排斥对新技术的使用。以上可能是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和能源、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

现代工业文明的导向仍然是创造更多的财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但是在这一进程中由于上述的关系而产生能源与生态的危机，由此又造成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危机。这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方向相左，与人们利用现代工业文明、追求发展和享受的目的相左，这就是产生或者说全球提出了责任与和谐的主要原因。很显然，个人主义、权利主义、自由或单纯追求各自的效率的角度，难以解决这些危机，需要责任与和谐。我认为，责任与和谐应当是社会发展、社会生活中以及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保证生活的良好、社会的发展及国际的和平与健康发展，都必须具备的原则、价值或者是义务。这也是当代需要各国共同解决全球化之后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生态、环境危机必须共同具备的价值观念与原则。

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所以责任与和谐才被全球所认可。而这种全球性的认可，一方面是源自于全球性的危机的现实，另一方面这种认可又是解决全球性能源生态环境危机的条件和力量。从全球的认可来看，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来自于危机影响的普遍性。问题在于，需要承担这种责任，实现和谐的路径、方式和方法，对于不同个人、不同经济团体和不同国家，又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影响，目前很难找到一种对全球各个群体都有同等利益的、都可用接受的方式方法和形式。这就是承担责任，实现和谐发展的阻碍所在。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不仅需要用人类的共同责任与人类社会普遍认可的目标来替代个人的、局部的自由和效率，更需要国家和政府之间在推进过程中有更大的压力、更大的动力、更强的能力和更高的智慧，这将也是一个较长期过程。

现在经常提到的科学主义，实质上是指工业技术领域或自然科学领域的所谓科学主义。我们一般讲到的科学应该是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与技术方法，是针对解决自然和工业领域的问题而产生的科学技术，它来源于工业领域和自然领域，其功能和解决的对象也主要在工业领域和自然领域，具有机械性、可控性、可重复性、强制性和普遍的适用性，一般并不适用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方式及其规律，都不同于自然领域，不能通用科学技术的方式。这是所谓科学主义问题的实质所在。社会是由亿万个具有社会性的个人、千万个社会性的团体和众多国家组成的，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诉求。因此，主要只能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责任与和谐就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社会问题，用机械的、强制性的、单一的科学技术的方法很难解决复杂的、具有个体利益特征的社会问题。解决个人主义权利主义与人类能源、生态、环境危机的关系，以及解决责任与实现和谐等，不是自然领域与技术领域而是社会领域的深层问题。在这里主要是一个方法的选择问题。

• 人物链接 •

张颢瀚，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教授，博导。江苏省委、省政府评定为江苏省333工程中青年首席科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委决策咨询专家，省政府十二五规划省长特聘专家；江苏省政协委员、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天大学等兼职教授。

篇5

1评价原则

1.1现实性原则

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一定要有它自身的现实意义，整个人类科学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只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科学成果才能被人们理解、接受、掌握、应用，才能有生命力，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必须紧跟时代的潮流，将社会科学发展目标与国家目标进行有机结合，对于国家亟须研究和解决的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能够提出独创性的见解或可操作性的建议，或者为培养社会科学优秀人才提出创新性方案和策略。

1.2价值性原则

（1）学术理论价值。社会科学就是在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前进的，对较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正确的解释，找寻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真谛，因此对基础理论成果的评价，学术理论价值是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2）伦理道德价值。在人们的价值观中，伦理道德价值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之中以后，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如果一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违背了社会大众普遍遵循的伦理道德原则，那么该项成果是很难被接受的。因此，一项成果所蕴含的伦理观、价值观是要与人们普遍认可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已经约定俗成的规范相一致，这样才能适用，才有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推广应用。

（3）社会经济价值。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可以通过给相关机构或部门提供建议、方案、方法，解决实际社会生产、生活问题而产生经济效益，也可以通过为人们提供知识、更新人们的观念，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素质、思想道德修养、艺术修养以及价值判断能力，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对于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可以量化的部分，可用价值量的大小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好坏，难以量化的部分，则可以通过其影响面、宣传面和贡献大小加以评判。

（4）生态环境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社会、自然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自然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可以通过影响组织机构的经济行为来影响生态系统，也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到生态环境。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会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应该是推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使人、社会、自然更加和谐相处。生态环境价值标准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评价标准。

1.3创新性原则

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项重要标准是创新程度。只有创新才能在科研成果中总结出新的经验、规律，探索新的思路、方法，建立新的理论、学说，提出新的方案、对策，为新的实践及时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等。一项没有创新力的研究成果，只是重复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和方法，是毫无意义、没有价值的。所以，不同范围、层面、角度的创新对社会经济生活所起的作用不同，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同。因此，我们应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创新程度的大小来衡量其价值。

2评级系统的构成要素

评价系统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评价制度、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等。

2.1评价制度

制度最一般的含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制度最大的特点是规范性和程序性。制度对实现工作程序的规范化、岗位责任的法规化、管理方法的科学化，起着重大作用。制度的制定必须以有关政策、法律、法令为依据。制度本身要有程序性，为人们的工作和活动提供可供遵循的依据。

评价制度就是评价工作应当共同遵守的评价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评价制度是保障评价工作顺利进行的保障，是评价工作科学、公正、客观的基石。因此在评价系统中评价制度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要素。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是评价工作的前提和保障，它包括评价准则的制定，评价程序的规范和监督体系的建立。评价准则就是要由政府相关部门颁布相关的政策法规，明确评价主体的职责和权利、规范评价程序和评价方法、建立严格的评价监督体系。

评价程序就是涉及评价工作各个环节的要点、工作步骤。从选择评价专家、评价方法，以及使用何种评价体系等等多方面体现评价程序的科学、规范与可操作性。

建立严格的监督体系。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应建立严格的监督体系。首先应明确监督什么，即监督的对象。在这里，我们认为包括对专家的监督、对评价机构（包括政府评价机构和非政府评价机构）的监督，对评价程序的监督这三个方面。对专家的监督应当包括在评价结束之后公开专家组名单，对专家评价意见予以匿名公开，目的是使评价结果接受社会的监督。对专家评价的再评价，应建立如下监督机制：一是保持评审记录；二是对投票负责，正式签署投票意见；三是向社会公开评价意见；四是应集中发表评优成果；五是要充分重视专业协会、专业刊物的监督作用。对机构评价的再评价，也应鼓励评价机构的多元化与良性竞争，例如增加“学术声望”评价，以弥补其它刚性指标的不足。

2.2评价主体

从哲学角度讲，主体是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实践的对象，为属性所依附的实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主体就是实施评价行为的机构组织，包括政府，也包括非政府评价机构。也就是说，评价主体不是单一的，是多元化的。多元化可以杜绝行政垄断现象的出现，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多元化也可能造成学科之间各自为阵，各种评价层出不穷、口径不一的局面。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产生，就需要对各种非政府评价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登记，予以统一管理；第二接受社会的监督，对评价活动和评价专家通过专业协会、专业刊物和网络的影响力予以监督；第三鼓励评价机构的多元化与良性竞争，例如增加“学术声望”评价，以弥补其它刚性指标的不足。

2.3评价客体

客体是指存在于主体之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的认识对象和活动对象。那么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客体就是各类型研究成果。包括书、论文、调研报告等。为了评价方便，一般将其划分成基础类研究成果和应用类研究成果，基础研究总体上是以主攻学科前沿的重大难题、探索创新知识、创建新理论的理性追求为其目标，这也是学科主体性的根基所在。评价基础类研究的主要标准主要是突出学术性和创新性；评价应用类研究成果的主要标准是研究成果能否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否为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咨询等。基础研究常常耗时巨大，其价值也是潜在的；应用研究则常常是当下的，效益是显在的。对这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研究，应设立不同的评价标准。

2.4评价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方法总体讲有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定性评价以同行评议为主，它是国内外学术界和行政管理部门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广泛使用，主要在于它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相适应，因为哲学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表象都是与人的精神世界、价值观、道德观息息相关，因此评价一项社会科学成果质量的高低，内容的优劣，需要由从事同一领域的专家进行评审，通过对成果的研读，感悟成果背后作者的价值世界、精神世界，由此判断成果真正蕴涵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然而同行评价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受评价者个体认识的局限，评价结果可能出现偏颇；受外界环境影响，容易出现学术评价腐败问题。为了弥补同行评议的不足，又纷纷出现了各种定量评价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摘法等，它们都是对同行评价的有益补充，目的是增加评价的量化成分，减少定性评价的不确定性。在实际的评价过程中，要想做到评价结果科学、公正、客观，就必须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辅以引文分析等定量评价方法，综合使用定性与定量的评价方法，才能获得比较客观公正的效果。

3评价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篇6

在近年信息处理与分析相关技术领域的进展中，文本挖掘是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文本挖掘是一个方法群，涉及统计学、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抽取、可视化等多项信息技术。同很多新兴领域一样，文本挖掘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没有完全一致的方法与模型，但是，Feldman和sanger那个很笼统的定义：“可将文本挖掘大致定义为一个知识密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用户与文档集合通过分析工具进行交互”，清晰表明了这种方法与信息分析的内在联系。

信息分析方法可广泛用于决策支持和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中，它也具有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所不具备的某些方法论优势。但情报学产生至今的数十年时间里，信息分析方法一直没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方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情报学对本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缺乏有效的宣传之外，信息分析方法本身的效率问题是一个关键因素。由于社会科学所需要的信息分析方法的效率不高，制约了它们大规模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领域。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渐成熟，高效率的文本挖掘方法出现了。尽管文本挖掘方法本身尚未完全成熟，仍在发展过程中，它在专门领域的应用也需要情报学家根据信息分析的特点加以完善，但它作为一种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前景已经展示无疑了。

2010年，笔者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国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研究”。考虑到我国图书馆核心价值会受到我国社会主流价值的制约，我们需要判断国际上通行的图书馆核心价值是否为我国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所认同。这就需要从国际上所有已经产生的图书馆核心价值中提取核心价值文本，并将其置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进行考察。由于我国社会并没有形成“社会核心价值”，我们假定代表我国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文本，比如《人民日报》全文库或新华网，包含了我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而这类代表我国主流价值体系的文本必定是海量的、非结构化的，除非采用专门的方法与工具，否则无法发现这些文本中所包含的社会主流价值，也无法判断它们与图书馆核心价值的联系。

篇7

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50-01

一、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科研成果是指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取得的具有一定学术意义或实用价值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分析，在它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发挥之前，它的研究价值可能仅占1%，甚至是0。因为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研究价值体现在哪儿？从应用的角度看，体现在所研究的问题能对社会或实际工作产生重大的意义或作用；从理论角度看，研究问题的提出应当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可见，研究成果的转化是科学研究价值的有效平台、是检验科研价值最有效的途径。

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的现状

（一）成果转化周期长、转化率过低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如何转化，是长期以来困扰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问题。社会科学是一种知识形态的潜在的生产力，能否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特别是对基础理论研究是否能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社会科学成果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对策研究，都是能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只是转化的方式、途径与自然科学的成果有所不同。

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速度慢，转化率低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仅降低了研究意义，而且为重复研究埋下了隐患。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为例：1999年—2004年共立693项，截至2005年年底已结668项，结项率为96.39%。1999年—2005年共出版了9本体育软科学研究成果汇编，汇编内容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项目中已经结项的，部分优秀研究成果的6000字左右的摘要，其中1999年—2000年收录了28篇、2001年收录了39篇、2002收录了43篇、2003年收录了45篇、2004年收录了43篇、2005年收录了50篇，另外，2002年—2003年资助出版了三本书，包括5项研究成果，华南师范大学《美国体育社会学》、上海大学体育学研究中心《日本体育产业研究》、首都体育学院《体育经营学》、体育信息科研所《体育赛事经营管理》、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管理学院《美国体育管理理论与实践》。9本汇编共包括251项研究成果，转化率为37.57%。当然，部分研究成果通过或政策应用等形式也进行了转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以研究成果摘要汇编的形式还是以论文或政策应用的形式进行转化的仅仅是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二）成果转化途径单一、专业性不强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推广的具体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1、以公开出版发行的方式面示学术界与社会。这是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和推广的最主要、最常见的形式；2、以内部报告的形式，为党和国家、政府部门、地方省市和企业的决策提供政策依据和正确的理论方法，服务于社会；3、以在学术研讨会议上发言或提交论文的方式，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4、以学术评价、评论的方式，向学术界和社会介绍和阐释社会科学成果的研究内容、研究状况、研究水平、学术成就以及研究的得失，推动学术交流与学术争鸣；5、以教学演讲、电视访谈、影视制作、网络文章等方式，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大众传播媒体，多方面地发挥认识世界、传播科学知识、传承文明、教育青年与民众的功能，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三、制约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因素

（一）学术环境影响

就社会科学自身而言，一些研究人员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对国家和社会急需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热情不高；有的学者有意无意地远离实际，认为只有搞纯学理研究才是有学术水平和学术品位，看不上做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的人；有的学者的应用研究急于求成，深入研究不够，研究质量不高。这些都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困难。科研成果推广应采用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战略。同时，现有的成果管理的评价机制，还没有将成果的转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内容。以学术价值为评价重点的取向，有利于学者不断提高其学术水平与学术质量，但由于评价的结果大多用于评奖、专业考核和评职称等项工作，也加剧了一部分研究人员重成果写作不重成果应用、重学术界反响不重社会影响的倾向。

（二）社会环境影响

就其外部而言，完备的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制度与机制还未形成；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有效渠道和途径还需进一步拓展和规范化、制度化；对社会科学成果应用中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待改进；一些实际部门的同志对社会科学的学术贡献和实际作用仍缺乏深入的了解，重视不够。

四、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一）政策支持

制定政策，建立适宜科研成果转化的新体制；增加经费投入，设立成果转化基金；探讨建立科学、客观、可操作的科研成果转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等。既要拓宽视角、转变观念，提高对成果转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也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家和社会科学界在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方面的制度和机制建设。

（二）完善推广方式及途径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推广尤其自身独特方式与途径。按成果的性质及应用范围，其推广的方式与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1、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包括应用基础）：通过公开，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报告，专题讲座和出版专著等方式，进行推广；2、实用性研究成果：通过咨询、报告、和提供有关部门进行试用等方式，进行推广；3、拓展互联网在科研成果转化中的应用

扭转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困境，要求既要大力宣传社会科学研究的成就与社会贡献，又要不断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为社会和大众提供高质量、多形式的优秀成果；逐步纠正当前学术界的不良风气，改变的被动因素，增强研究人员的主动研究意识；增强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联合协作，以其不断改变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氛围，继而不断提高研究质量。

参考文献：

\[1\]田雨普.澳大利亚高等学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内部管理策略\[J\].现代大学教育,2009,(1):47.

篇8

关键词：国家社科基金 石油高校 社会科学发展 对策研究

1.概述

国家社科基金是我国在科学研究领域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面向全国，重点资助具有良好研究条件、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的研究人员，是人文社科领域级别最高的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代表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水平。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受到各高校的高度重视。

为准确掌握我国石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本文通过对6所主要石油高校（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东北石油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西南石油大学，长江大学）2012年-2016年五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情况进行统计（统计项目类型：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分析研究立项项目年度分布、高校分布、学科分布、项目类型及预期研究成果分布等情况，总结研究现状，提出相应发展措施。

2.统计分析

2.1立项项目年度分布总体情况

2012年-2016年间，统计的6所石油高校共获批50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全国总立项数为18629项，石油高校立项数占全国立项总数比例仅为0.27%。五年间，全国年度立项数分别为3291项、3826项、3818项、3777项和3917项，增长率分别为16.2%、-0.2%、-1.1%、3.7%，除2013年较2012年有明显增加，2013年之后立项数基本平稳。石油高校五年立项数分别为8项、11项、9项、12项和10项，立项数绝对量基本平稳，无明显增长。从总体立项情况看，石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较慢，还需提升学科综合实力。

2.2立项项目各石油高校分布情况

对近五年6所石油高校年度立项情况进行统计。从立项总数看，长江大学一枝独秀，立项15项；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东北石油大学、西安石油大学和西南石油大学立项数相当，分别为9项、8项、7项和8项，而作为石油高校最高学府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立项数仅有3项，明显少于其他5所高校，比较意外。

从年度立项情况看，长江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五年均有立项，东北石油大学和西安石油大学有一年未获立项，西南石油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有两年未获立项。长江大学在前两年立项数较多，占其总立项数的73%，后三年明显减少，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则恰好相反。

2.3立项项目学科分布情况

为了解石油高校下一步学科发展，本文统计了6所石油高校五年间各学科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除教育学、艺术学和军事学三个单列学科，其他23个学科中，有15个学科获得立项，未获立项的学科是统计学、民族问题研究、世界历史、考古学、宗教学、外国文学、体育学和图书馆情报及文献学。

从统计的15个学科全国立项数上看，应用经济、管理学、法学和中国文学4个学科立项数较多，均超过1500项，分别为1556项、1594项、1500项和1574项；立项数900项以上的学科有马列.科社919项、哲学1041项、理论经济929项、社会学1096项、中国历史995项、语言学1285项；其他学科立项情况为：党史.党建396项、政治学720项、人口学302项、国际问题研究501项、新闻学与传播学645项。

石油高校在各学科的立项比例均未超过1%，立项率最高的应用经济为0.77%。从各学科立项数看，应用经济、管理学、哲学和社会学4个学科优势明显，占其总立项数的62%。其他学科立项数偏少，而且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历史、国际问题研究、人口学和政治学仅获1项。石油高校学科发展不平衡，需结合石油行业特色，突出优势，提升学科综合竞争力。

对6所石油高校近五年各学科立项情况统计发现，长江大学立项学科最多，为9个；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有7个学科获得立项；西安石油大学和西南石油大学各有5个学科获得立项；东北石油大学有4个学科获得立项；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仅有3个学科获得立项，与其石油高校最高学府的发展不匹配。从6所石油高校在单个学科立项情况看，东北石油大学和长江大学在应用经济上较为突出，也看出两所学校在应用经济学科研究上的偏重。其他所有学科，各石油高校立项数均未超过3项。

2.4立项项目类型分布情况

从全国历年立项情况看，重点项目立项数变化不大，合计立项1297项；一般项目立项数呈逐年增长趋势，由2012年的1806项增长到2016年的2574项，合计立项11344项；而青年项目立项数则呈下降趋势，由2012年的1325项减到2016年的1061项，合计立项5988项；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国家社科基金对一般项目支持的倾向性。6所石油高校未获得重点项目立项，今后需在重点项目上获得突破；一般项目获得33项，占全国一般项目立项数0.29%；青年项目获得17项，占全国青年项目立项数0.28%。

2.5立项项目预期成果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预期成果形式主要有专著、译著、论文集、研究报告、工具书电脑软件和其他。对6所石油高校立项项目预期成果进行统计发现，立项项目预期成果集中在专著、论文集和研究报告三种成果形式。以专著和研究报告为成果形式的数量相当，高于论文集，而译著、工具书和电脑软件成果形式数量为0，说明科研人员在此类成果上较为缺乏研究。

3.结论及建议

3.1结论

通过对2012年-2016年间6所主要石油高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据的统计分析看出，石油高校立项数整体偏少，国家社科基金发展较慢；历年立项稳定性不足，仅有两所高校五年均有立项，其他四校均有年度未获立项；立项学科偏少且不平衡；重点项目未获立项，高层次的项目急需提升立项率。

3.2建议

（1）石油高校应转变观念，提高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努力营造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环境，充分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科研热情，加强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推广宣传，提升学校文化氛围。

（2）结合石油行业特色，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石油能源结合。从人文领域分析自然科学中的问题，加强学科交叉研究，形成特色优势学科，提升重大重点项目立项成功率，从而能够依托立项项目产生更多更高水平的成果。

（3）保证优势学科的基础上，促进学科平衡发展。仅依靠一两个优势学科的情况下，一旦优势学科未获立项，则整体立项数将锐减，因此需要在各个学科上都有一定的研究实力，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从而确保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研究的持续性。

（4）申报项目要紧扣时代前沿。从历年立项项目主题看出，结合当下热点、中央精神及社会热门话题申报项目，更容易获得立项。选题既要体现一定的社会价值，也要充分结合自身行业优势，抓住一个主要论点进行研究。

（5）加强人文社科人才队伍梯队建设。培养各个年龄段的人才，形成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国家社科基金申报队伍。

参考文献

[1]蒋晨.近十年社科院系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统计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2（3）.

[2]马洁.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看“211”农林高校社科发展现状[J].中国高校科技，2015（8）.

篇9

【关键词】科学传播；科学与社会；圈层结构；科学权威控制力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158（2013）02-0430-01

自科学诞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向公众传播人类所创造的这一文明成果。从科学普及到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到今天的科学传播，极大地扩大了科学的影响力，也大大促进了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在全社会的普及。科学似乎呈现一片异常繁荣的景象。然而，随着各种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的日渐突出，各种伪科学、伪学术大行其道，公众对此应接不暇，真假难辩。人们在反思科学的同时，公众不免会疑问：今天的科学怎么啦？科学传播到底在传播什么？怎样才能保证科学传播准确、快速、有效的进行？这些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并进行研究。

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是有缺陷的，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民众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科学精神在全社会的普及。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媒介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即科学传播的媒介化转向。科学传播的媒介化转向是与科学传播研究中对于媒介的重视和大众媒介在科学传播中的重要性凸显相联系的。然而，媒介化的极端倾向与外界因素对科学的干扰产生了科学被“歪曲”的现象。这不仅危及科学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科学传播的准确、快速、有效的进行。

要防止媒介化的极端倾向及阻止科学外部因素入侵科学，保证科学传播目标准确、快速、有效的实现，需要处理好科学传播中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一、社会对科学的反应—对默顿的述评

默顿的主要兴趣点之一在于那些推动或阻碍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方面，企图通过把科学与社会作简单的二分来考察社会对科学的反应。默顿坚信科学的存在和完善“依赖于特定类的社会结构”，“科学像任何其它具有社会协作性的活动一样，也受到多变的命运的支配”。[1]在《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文中，默顿用确凿的定量资料论证了“清教原则在某种秩序上对当时的科学和知识进步起到了调节作用”的假设。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默顿一个隐含的假定：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做出径渭分明的简单二分。[2]

二、科学传播中的“圈层结构”模型与科学权威控制力递减律

由于默顿相信在科学与社会环境之间不再有其它环节，因而也就相信科学精神特质在科学共同体内的作用是均衡的，也就是各个层次上的科学共同体成员对科学规范有同样的尊重程度。这不符合科学建制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科学共同体不同成员掌握科学的程度差异。这里，我要尝试地补充默顿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提出一种可被称为“圈层结构”的科学与社会关系模型，其含义是：被称为科学的那种社会建制，以其与社会环境关系的远近程度可区分为核心层科学、中间层科学和边缘层科学，大致是个分层的球体。

（1）核心层科学，即标准科学。首先，标准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一种普遍的、条理化的概念体系。其次，标准科学的共同体成员可以是超国家、地域的。标准科学的科学共同体可以成为世界性“自治共和国”，在这个自治共和国中，有统一的行为规范和精神气质，这种行为规范和精神特质一旦形成，不容易被科学的外部力量所改变。再次，就社会组织来说，标准科学主要寄居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其科学共同体成员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功利性很少起支配作用。

（2）中间层科学，主要包括潜科学、应用性科学、软科学等。首先，潜科学通常指尚未成熟、还处在幼芽阶段的科学。在库恩眼中的就是“前科学”——缺乏“范式”的有效指导，缺乏统一的行动纲领和规范。当“范式”确立时，“前科学”可转变为标准科学。

其次，应用科学也不同于标准科学，它并不将追求知识概念体系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其概念体系也没有标准科学那样完整，目标设计更多强调科学研究与国家或企业利益之间的关联。共同体除科研人员外，还有工程技术人员、实验员甚至企业家。经济、社会利益是研究的动力来源。

再次，软科学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哲学相互交叉、逐渐发展而形成的一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新兴学科群。软科学的重要特征在于：它综合地运用决策理论、系统方法和计算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和手段，对各种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从经济、科学、技术、管理、教育等各个社会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研究其规律性，从而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方案，为有关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规划设计和组织管理等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三、维护科学权威控制力的基本原则

从科学的“圈层结构”可以看出，科学被“歪曲”现象主要发生在科学由内向外扩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其实质就是科学权威控制力被过度削弱。因此要防止科学被“歪曲”，关键是保持核心科学科学权威控制力对科学的影响，避免对科学核心的影响，即保持科学权威控制力的单向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至少要在科学评价、科学教育、科学知识传播、语言使用这四个环节强化科学权威控制力的作用。因此本文认为，下列措施是必要的：

（l）根据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圈层结构”模型特点，在科学的不同层次实行不同的评议制度。首先，在核心科学部分，实行同行评议制度，避免因素对科学评价的干扰，保证科学的自主性。其次，在中间层科学，可以采用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再次，边缘层科学可以偏重于外部评价。

（2）标准科学教育中注重教育内容的传统性

波兰尼认为，“原创性是科学发现的动力”。库恩发展了波兰尼的思想，他从收敛性思维与发散性思维来考察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即在发散性思维与收敛性思维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是一项需要纪律加以约束、规范的活动，否则，科学活动也难以有效地开展。然而，如果我们只是片面、过度强调发散性思维而忽视最起码的科学方法论教育，科学共同体的精神特质（科学权威控制力）也会因此而被削弱。用实证主义的话说，缺乏基本科学“范式”的创新思维被证伪，那只是“一个疯狂的念头被证明是错误的观念而己”。所以，在标准科学教育中应注意强化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训练，注重教育的传统内容。

（3）注重科学知识传播的系统性

科学不仅仅是一系列成体系的知识，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完全意义上的科学应该包括解释层面、精神层面、器物层面和社会层面。[4]一般情况下，人们常常把科学与技术联系起来，这使得人们更多地从器物层面理解科学，忽略了科学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价值。本文所说的科学传播的完整性，是说要分清科学在不同人群中传播的不同任务。在普通社会公众那里，在普及基本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还要加强科学精神的教育，让公众了解科学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体系，不是绝对的真理，这样可以避免公众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于那些准备进入科学共同体的人来说，科学传播的任务就不再局限于边缘层和应用层科学及科学精神等，还应该包含标准科学所应严格遵循的科学规范，尤其要培养他们具有科学共同体的共同精神特质。

（4）注意防止科学传播过程中语言的误用。

科学研究中使用专门的术语，科学由核心科学向外层科学扩展时也应体现这些术语的规范性，不能以随意性、自由化的态度来叙述。滥用科学术语，会极大地损害科学信息的科学性及知识性。当前，应特别注意反对让外行在媒体上滥用科学术语。

参考文献

[1] 默顿，《科学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1页

[2] 默顿，《科学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9页

篇10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自上世纪7O年代中期产生以来，一直致力于对科学的知识进行怀疑和批判，试图说明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科学认识的成果无不包含着社会的内容。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利益模式”为我们认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自从“正统的”科学哲学提出的科学的客观性以来，对科学的客观性怀疑，不仅不断地来自科学哲学内部，以至发展到先是历史主义学派对客观性的弱化，再到后现代思潮者那里时，科学的客观性已无任何立锥之地。除此以外，还有来自哲学以外的解构形式和途径，而这些当中要首推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客观性的解构最为有力、彻底。

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直接的理论来源，以知识社会学理论为间接的知识来源，在经过社会学和哲学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所留下的问题(主要是两类知识的划分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和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于社会学研究)的探讨以及反思科学社会学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而出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是由于发生在欧洲的这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注重的是科学的“实质性理论”(即科学知识过程)的研究，故一般人常称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由于那些研究学者们的工作大多从库恩思想中获得过重要启迪，故也有人把这些工作笼统叫作“后库恩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20世纪70年代末获得迅速发展。这一思想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的怀疑主义批判精神，这种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起着导向作用，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进一步提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哈贝马斯的批评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知识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于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情感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一击，此外哈贝马斯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是有目的的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中心就在于说明科学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在于说明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科学认识的成果无不包含着社会的内容，最终得到其提出的科学知识是非描述性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主旨。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英国的爱丁堡学派。

二、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爱丁堡学派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批社会学和历史学学者成立的“科学元勘小组”，小组成员基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决心以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群体称为爱丁堡学派。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瑞·巴恩斯(BarryBarnes)、大卫·布鲁尔(DavidBloor)、史蒂文·夏平(StevenShapin)以及安德鲁·皮克林(AndrerwPiekering)等，爱丁堡学派受后库恩科学社会学影响较深，该学派所关心的是:解释信念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历史文化条件下，为什么得以产生或维持。曼海姆早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就提出过这样的思想:某些人相信某些信念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但这种思想随即出现了到底是“什么人相信?”和“何种信念有其社会根源?”的问题，因为传统科学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把信念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另一种包括宗教、道德、智慧等，前者被认为是质朴的，不为任何社会利益上的考虑所左右;而后者则是怀疑的，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驱动的，因而是社会的。正如当代杰出的知识社会学家斯塔克(Stark)认为的:“因为人们关于自然的事实是他发现的，而文化事实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工作，这两种情形中，知识的社会决定是不同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知识积累的解释进行了批判，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大量的理论和原理被怀疑，并且成功被替代，库恩认为这些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和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既然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一样，并非以纯积累的方式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考察自然科学的产生及其维持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原因呢?爱丁堡学派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巴恩斯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实在或理性有一致的相应关系，因而其文化传播过程与其它领域所采取的相比，绝没有更重要之处。也就是说，科学不应该被认为在认识上优于其它任何信念和知识体系，因此，对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就不能再囿于以往那种忽视和否认社会因素作用的解释模式。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布鲁尔在其开创性的著作《知识及社会意向》中提出了“强纲领”(StrongProgramme)(相对主义建构论方法的别称)，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的研究……没有什么特别的界线存在于科学知识之中，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及其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强纲领”的“强”具体体现在它要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信念体系，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以使社会学方法能应用于描述一切知识体系，包括数学和逻辑学这样远离经验的科学，开创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坚决主张: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具体来说“强纲领”可以定义为以下四个信条，即(1)因果性。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会存在其它的、将与社会原因共同导致信念的原因类型。(2)公正性。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即都毫无例外地要求经验调查并对它们产生的原因给予公正的说明。(3)对称性。这是就其风格而言的，就是说，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这是就原则而言的，其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自身，和有关对称性要求一样，这种要求也是对人们寻求一般性说明的要求的反应，如果不是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就会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反驳其自身的理论。对于以上四条，要特别注意因果性中提到的其它原因，这些原因是指诸如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理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的等因素。爱丁堡学派认为由于在“实在”和我们对“实在”的陈述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因而因果性也即意味着我们不可求助于那种在科学和自然现象之间预先设定联系而排除其它可能原因的做法。公平性告诉我们对于进行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没有必要陷人“真理和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类毫无意义的问题之中，这样的问题对信息存在的解释而言是多余的，毫无必要的。对称性要求对于两种不同的情况尽可能地运用同一种类型的说明，布鲁尔打比方说:生理学的目标是说明健康的有机体和病态的有机体，机械学的目标是人们理解正在运转的机器和出了毛病的机器、依然矗立的桥梁和已经倒塌的桥梁。反身性很明确，即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其自身的原因，它自己首先要能够合理地被解释。“强纲领”在知识论的研究方面认为:“知识”是“任何被集体地接受的信念系统”。知识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知识，而且还包括其它时代的文化中相当于科学知识作用的神话、魔法、宗教等各种信念系统，科学知识与其它信念系统具有同等的地位，因而也应该与其它知识系统一样接受社会学方法的研究。

“强纲领”在真理观的研究方面认为:所谓一个理论的真理性的确定，常常是在它被选择并运用于实践之后，在因果说明中逐渐反映出来的，即社会为获得真理的心理体验提供或强加了很多因素，因而社会因素也就成为真理的必不可少的成分，根本不存在真理符合论，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形式是多样的，要想给真理下定义，最好是从真理的功用性着手，并且还把真理看作是一种文化符号，即关于“真”的信念是相对于特定社会和特定文化共同体而言的，不存在超历史、超文化的真理标准，从而对科学的客观性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态度。

三、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

“利益”是爱丁堡学派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但是把“利益”引人对知识的社会学说明并不是爱丁堡学派的首创，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采用了阶级利益分析方法开展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断言: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观念，是受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并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命题。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在客观世界提供的自然环境中演进的，这个环境不断地被人类的行动所改造，在改造的同时，人类创造出他们的生存方式，从创造活动中产生了社会关系，同时也创造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反映了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并受到在当时特殊生产方式下盛行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它们既被用来操纵自然现象，又被用来支持或改造现存的社会关系。事实上，马克思并未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同等看待，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关注焦点和发展速度或许为社会条件所决定，但科学的概念工具和实质结论却并非如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一模式开始被用于对科学和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曼海姆深受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两部奠基性著作《认识论的结构分析》和《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曼海姆着重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认为知识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扎根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并且肯定了利益是影响知识的一个因素。由于曼海姆是在对知识的二元划分的基础上谈利益对知识的影响，所以是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受利益因素影响之外的。默顿命题的第二条强调了经济和军事的功利性在科学组织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带有一些阶级利益的因素，但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仅仅停留在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做外部的说明，虽然有一些利益影响的因素，但其利益对科学的影响同样不触及科学知识的实际内容，只是对科学知识的关注焦点、课题方向以及特定领域的知识何以得到迅速增长的外部体制的说明。

爱丁堡学派使用“利益”的概念是为了解决强纲领中提到的“归因问题”，按照强纲领的思路，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之间普遍存在着因果关系，如果用A代表某种社会因素，用B代表某个科学概念或理论，则A>B成立。爱丁堡学派认为巴恩斯所说的社会因素就是利益，即“思想或信念是否以及如何能被认为是社会阶级或其他集团的特殊利益的结果”，可以使用“利益”作为一种解释资源，对科学知识的扩展和应用及其与行动者的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社会学的因果说明。这些利益可以是社会体制上的或经济体制上的，也可以是宗教上的或专业事务上的，有两个案例可以用来说明利益理论:(1)巴恩斯列举了20世纪生物学界在进化论观点和遗传观点之间发生的一场激烈论战，论战的双方分别是以卡尔·皮尔士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家和以威廉·巴特森为代表的“孟德尔主义者”。前者认为:生物繁衍是一种通过变异的连续选择而进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可以预知和控制的;后者则认为:生物的繁衍是一连串的突变过程，这个过程根本不可预知和控制。两种观点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截然相反。那么其根源何在呢?巴恩斯认为根源在于双方的利益冲突，他认为，皮尔士的进化论观点与新兴的优生学密不可分，优生学主张通过逐步改变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相对出生率来改善种族，其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并且直接代表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是主张社会进步的。而巴特森之所以强调生物繁衍的不连续性和不可预知性，是因为他的立场保守，其阶级利益依赖于传统的社会秩序，害怕社会的进步，宣称社会突变的时刻还没有到来。(2)皮克林则利用职业利益来解释一些学术之争。他认为:对每一个科学家来说，都会存在一些更有利于其工作的资料、理论或模型，由于每一个科学家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投人了大量的时间，因而他们倾向于承认那些与自己的认识利益相吻合的新成果。如在分析莱夸克时，皮克林同样使用“利益”分析工具，认为当时新发现的粒子在解释上存在“色”和“味”之争，而“味”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对新粒子做“味”的解释更符合主流传统的利益，也更能体现权威物理学家在其中的影响等。

事实上，利益模式所要说明的重心不在于知识的真伪问题，不关心在被接受的理论中哪一种更能反映事实，哪些方面更合理，而只关心知识是否为科学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所承认和接受，以及探讨这种理论被这个阶级承认和主动选择接受的原因所在，由此得出:不同的利益决定不同的科学理论。也就是说，利益是分析知识状况的必要因素而不是充分的因素，利益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知识主张，但某种知识主张背后一定存在某些利益缘由。后来才逐步上升为利益是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因素的。利益模式的出发点倒是可以接受的，而由此上升的夸大利益的决定作用则过于偏激，让人难以接受，其实利益也像其它社会因素一样，至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对科学知识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干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