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研究范文
时间:2023-12-05 17:55:3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地方文化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地方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地方文化,但我们在关注地方文化时,要保持理论高度,应该跳出地方看地方,将地方文化当作鸟瞰的对象。我们作地方文化研究的人往往熟稔地方情况,囿于地方知识,满足于自己观察所得,在看问题的时候,缺乏宏观理解与全局意识,因而在总结地方文化特性时不免有促狭的局限。如何避免地方文化研究变成地方意识,需要我们研究者登高望远,这样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如何实现超越地方的地方文化研究呢?我想应该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地方,将地方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局部,从地区、国别甚至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其位置与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地方文化与整体文化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②从地方与整体的关系看,我们关注的地方文化是全局中的地方文化,它是总体文化研究的局部研究。不谋全局,没有文化整体意识,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地方文化的特性。因此,我们虽然以特定地方文化为研究对象,但我们的研究素养与研究视野应远远超出地方。对地方或乡土经验直觉与感性认识的超越,自然就会提升地方研究学者的宏观研究意识,地方研究者也就不是地方学者。这样我们的地方研究就会境界高迈,视野开阔、大气磅礴。二是从文化联系的角度看地方。如果说整体文化是一张网,那么地方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网结,对于网结意义的解释,要从网络关系中去理解,看网结中丝缕的头绪从何而来。作为文化网结的地方,它的潜在意义的发掘需要从其关联的文化体系中着手,地方的文化表现不仅属于特定地方,地方的文化形态是地方民众与历史、社会及整体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其作为特定文化节点意义所在。这一认识十分重要。从文化体系有机构成的角度看地方文化,地方文化不仅不是孤立的存在,而且还是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支撑整体文化的基点之一。因此地方的文化研究就具有超越地方的意义。三是宏观历史过程中看地方文化。地方文化研究不仅要重视整体的文化联系的研究,而且还应该特别强调历史的视角。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说:“每一门考虑周全的社会科学,都需要具备观念的历史视野以及充分利用历史资料。这种简单的思想是我要提出的主要思想。”③我们研究的地方是经历了系列历史变迁的地方,它是历史时间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是地方自身的历史时间,还应关注到大的时代历史给特定地方带来的历史印痕与记忆,它通过战争、灾难、移民、交通、事件、地方行政区划变迁等深刻影响地方社会构成与人们的思想意识,以致成为地方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确实要求挖掘细节,但它也鼓励人们开拓眼光,把握社会结构发展中时代的关键事件。”①将地方文化置于宏观历史视野之下,我们可能会更清晰地认识地方文化脉络。地方文化的历史性,是我们在研究地方文化时要时刻注意的。这一点在作当代地方学研究过程中容易被忽视,值得强调。
二、特定地方文化的微观与综合研究
地方文化是存在于特定地区的文化形态,对地方文化的研究除了宏观视野的整体性、历史性地关注外,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地方社会内部进行微观研究。微观研究是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微观研究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充分发掘地方文化的资料蕴藏,依照研究专题搜集整理文献档案资料、考古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将资料数据化、系统化,建立地方文化资料信息库,为进一步的研究准备基础。地方文化资料主要有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地方社会、家族或个人有意编写保存的文献资料,如政府档案、地方志、家谱、文集、笔记、杂纂、竹枝词、碑铭等。这类资料在北京有丰富的积藏,特别官方档案与个人记述(包括外国人的亲历见闻)方面,北京尤为丰富。第二,地方社会生产生活中的辅实物与文字、图像资料,这类资料庞杂但有着丰富的地方化历史文化信息。第三,地方社会活态传承的口头与行为性资料,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俗语、戏曲、杂耍、游艺、祭祀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行为等。第四,地下考古发现的文化资料,这类资料有助于我们对地方文化历史的追认。这四类资料各有其特定的文化功能与价值,是地方微观文化研究的基础。二是通过大量的文献档案材料、口头访谈资料与考古资料的专题整理与综合研究,归纳整理出地方文化渊源、文化类型、演化阶段、文化运行的内在逻辑,以加深我们对地方文化特性的认识。同时在综合考察特定地方的历史与现实之后,对地方文化的发展路径与趋向进行引导、规划与预测,以促进地方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发展。②总之,地方文化的内在质素需要微观研究呈现,微观研究是建立地方学的根基与主要研究方式,是地方社会存在与延展的逻辑梳理与获得地方性知识与历史力量的重要方式。
三、地方文化的平行研究
平行研究原属于文学研究的比较方法,这里借来说明地方化文化研究问题。我们从宏观文化整体与微观细部深描的角度说明了地方文化研究的两个向度。地方文化研究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那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平行比较研究。地方文化的平行研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于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地方文化比较研究。这种平行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加深我们对地方文化与地方风土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风土是中国古代观察地方文化的重要概念,是地方特定环境、人文与历史的综合描述。关于风土的文献是风土记,风土记的文献性质属于今天的人文地理学。风土不仅是自然的风土,还是人文的风土,历史的风土。地方风土制约着人们的生计方式,影响着地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特定地方的风土特性决定着特定地方的文化个性。因此,以人类生态学的视角进行地方文化的平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地方文化的特性。一种是对地方之间互动关系的平行研究。作为特定空间的地方,它是国家或地区的局部,地方与地方之间因为地缘关系、资源关系、移民关系或者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彼此之间存在着或强或弱、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我们在研究中注意这种地方间的文化关系,这样的地方文化研究就会考虑动态与变量的关系,从而加深我们对地方文化形态形成过程的认识,也促进我们对地方间文化依存关系与文化相互影响的认识。地方间文化的平行研究,属于中观层面,它处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我们用比较与平视的眼光看待同属地方层级的城市乡村,比较不同地方的文化特性,以及形成特性的历史与未来可能的方向。如果我们在研究地方文化时,自觉运用上述三个维度,我们的研究就自然是较为全面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者就是研究地方文化的专家而不是地方文化学者。从这个角度上说,研究对象重要,研究方法更重要。
四、关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
北京自金元以来就是首都所在地,作为中国首善之区的北京,强调的是它在全国引领作用与示范性意义。但同时从地理形态上看,北京同样是地方性的概念。关于北京地方文化的研究同样可以从以上三个维度中考虑。首先,我们研究北京文化应超越北京地方,从地域空间上看,我们要以宏阔的视野,对北京在华北、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位置进行适当的定位研究。北京是华北重要城市,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燕蓟地区就是华北地区的中心之一,汉唐时仍为北部边防重镇。宋辽金元时期北京为北方少数民族控制,并逐渐由地域中心上升为全国性的都城。北京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汲纳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文化因素,因此北京历史文化丰富多样。明清时代北京通过传教士开始接触西方文化,近现代北京是中国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城市,北京开始转型为国际都市。因此北京的传统文化又增添了许多的新的外来的文化成分,使北京文化具有不同以往的风采。从历史时间看,北京是中国历史都城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的城建格局与功能形态跟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北京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单元,以皇宫为中心的核心区域形态结构体现了传统社会皇权思想,它的居民构成同样基于宫廷政治与社会生活需要。辽金元时期契丹人、金人、蒙古人以及回教徒大批进入北京,明朝永乐皇帝营建都城、迁都北京,从南方带来大批工匠、官员及其家属,满清入关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八旗兵丁。这些不同时期进入北京的北京人,他们不仅带来了各地各民族的语言文化、生活文化,还有神灵信仰等精神性的文化。虽然改朝换代会造成主流文化的更易,但这些文化一旦成为居民的生活习惯,就都沉积在北京文化土壤中,成为北京文化的底色与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我们在北京仍然时时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对于北京学的研究如果具有历史意识与超越地方的视野,就会获得理想的研究成果。
篇2
关键词:地方文化;中式茶具;设计研究
口思五味,日思五色,人们追求口味是人之常情,自然之理的发展,中国茶文化也博大精深,更有人们对美事等美器的高深追求。
一、中国地方特色餐具的设计现状
由于文化的需求日益加剧,因而中式茶具不仅是承载水和茶的工具,也成为渗透文化内涵的元素,在调查部分茶馆以及茶具厂家以后,了解到目前我国茶具生产存在如下问题,餐具不能衬托出茶的特色,不能将中国文化融合到现代化中式特色茶具内,加之,与产业联系比较密切的茶文化也不能全面理解茶具的使用,导致现在很多文化使用良莠不齐,所以选择的茶具文化意识缺失,因而要以此为契机研究中式特色的茶具文化内涵,让中国的茶具文化能够渗入到各个领域内,同时不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在社会发展中有着切实的理论以及实际意义。
二、中国地方特色文化渗透中的餐具设计理念
(一)“精美意识”餐具设计
1.基于茶的色彩餐具设计时需要根据茶的色彩进行合理搭配,由于这类搭配主要适用于中式的汤羹类饮食中,所以为了让食物的颜色更突出,就要求餐具色彩清淡雅致,主要是白色的瓷质餐具,那么在茶文化中也可以做此研究,将茶的颜色与餐具进行合理配套,同时利用调和色进行搭配也是餐具设计的主要色彩搭配原则之一,即设计的茶具颜色要与差是同一种色系的,借助于调和色的调和与统一,让其更加朴素和明朗的感觉,在强烈的对比和调和中,了解配色原则,也就是纯度或者明度比较好,对比明显,比如普洱茶习惯运用白色的茶具,展示出红色的的明亮,让人更有食欲,但是如果标新立异的运用黑色茶具,也能形成强烈的颜色对比。调和对比的关键之处即对比的色彩度或者明亮度比较弱,用以打破单调的品味,暗色系基础上,加入明亮对比色系,形成点缀,让整个茶更生动,也符合中国人审美中的“万花丛中一点红”,将茶的生动性也能更好地呈现出来。2.茶具中人文精神的渗入以人为本是现代设计的关键要素,尤其是进入到现代以后,这种理念的推崇日益冥想,中国古代的茶具设计中更多以人为主导方案,因而人本精神的体现尤为重要,但是茶具是在古人文化经验上的升华,在改革中适应新时期发展变化的操练,通过时尚的使用,体现出现代文化的精神,更要求实用主义。例如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就更推崇茶文化,很多人在生活中更要准备优质的茶进行品鉴,但是由于人们日常生活比较忙碌,因而除了在家和工作地点以外,将更多的时间耗费在路途上,特别是有些职场上的“空中飞人”忙碌的生活让饮茶成为他们生活的奢望,所以很多时候设计除了的茶具是为了适应这一阶层的人,也就是腰包茶具,将茶叶罐、茶具和茶杯都放到腰包内,只要有空闲的时刻,就能品茶,并且茶杯设计的部分更凹出一块,便于人用手拿,也能避免外界颠簸出现手下滑,打碎茶具的情况,这种设计更体现出人的工程学设计理念,缩短饮茶时间,更好的诠释“一寸光阴一寸金”的理念。3.技术与艺术的和谐与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和谐与统一是体现观赏性能的关键要素,两者的和谐以及统一,能够兼顾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忙碌的人们在饮茶的同时,更是想要看到地方的特色。由于南方与北方文化差异的不同,导致南方更看重小巧精致的茶具,北方更看重大气实用,因而茶具设计上面,可以秉承这两方优势,加入地方特色文化,可以在茶具上面镌刻文字以及图画,表现出当地风土人情的内容。例如,东北地域喝茶也叫煮茶,用大的水壶,加上茶和水一起煮沸,然后招待客人或者日常饮用,主要是北方温差较大,夏季的时候可以喝茶纳凉,冬季的时候可以坐在炕头上喝茶取暖,抵御严寒,那么就此,就可以在设计上选择大的茶壶,配以大的茶碗,外形材质主要以陶瓷为主,让人在饮用的时候感受到北方人的大气豪迈。并也体现出北方特色文化,浓郁的黑土情怀大碗吃肉,大碗喝茶。
(二)情理观念的茶具设计
情感和礼节是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概况,因而茶文化的抒情性能,是要结合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理念,开展的更具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1.情感需求下的餐饮需要“饮茶快乐”不仅需要借助于茶本身让满足茶客感官到内心的愉悦情况,也是推行情趣化餐具带给人们享受美的快乐,颜色的协调配合,体味出水变成茶的内在美味,更将事物制作出变化无穷的口味,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茶具的设计中可以加入传统的中国元素,强调自然色彩搭配天然材料的美感,或者运用民间的艺术手法以及自然风格开创出淳朴的乡村风格,体现出回归本源的人文关怀。古典的茶具造型能够让人回归到真实的环境内,或者借助于诙谐幽默的造型让使用者更放松,因而能够在进餐过程中,体会到心灵快乐,不仅是美味填充人的味蕾,更能让人放松心态。2.“茶养文化”下的餐具设计我国自古以来的认识是医食同源,饮食养生,所以药膳来源于古老的食材,茶也是药的一种,可以通过茶来养生,这里更是通过茶来平静自己的心态,通过烹茶让人看见水的变化过程,通过自然的方式流传下来,可以运用烹饪的方式,将茶叶的原汁原味呈现出来,通过营养互补,形成风味独特的饮品。最近几年兴起的药茶和花茶,不经让药膳体现出更多的功能性要求,更要体现自身的美观性要求,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茶锅,运用隔热材质,让纹理上保有原来的手工痕迹,形成天然以及独特的机趣形态,并且借助于炒锅开发适度的茶,如罐、壶等,茶具在设计上面要做到与时俱进,结合西方咖啡壶的原则,不能停留在传统上,让现代都市生活的人更体会到中国古老茶文化。
结语
百姓日常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让人们将关注点更集中在追寻生活品质上面,因而中式特色茶具在物质功能以外更重视文化功能,这就要求重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新工艺上面做好开发以及创新,给中式饮茶文化的开发以及设计创设更广阔的空间。如果从前瞻性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现代中式特色茶具设计发展需要朝着弘扬特色文化,结合现代文化,满足美感需求。
参考文献:
[1]张黎明.中式茶具设计的文化研究[J].福建茶叶,2016(03).
篇3
关键词:地方文化;横店影视传媒;东阳木雕;田园城市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各国对本民族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思考,积极地面向世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民族化和全球化相互触碰,文化强国成为世界各族相互竞争的新策略。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文化的发展成为民族发展的核心竞争,一方面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和灵魂,是一个民族集体人格与精神的生动写照;另一方面,文化与工业相结合带来巨大经济利润,文化产业形成的新型的产业价值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推动本国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成为各国国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当前,中国也把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提到新的高度,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大力鼓励、促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浙江作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强省,在这一方面不断思考、不断探索,在取得较好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目,本文将以浙中东阳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为样本,探讨其发展策略,解决相关问题。
1 东阳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与发展概况
“所谓的文化产业是指以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为主要活动,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作为目标,是指文化意义本身的创作与销售,狭义上包括文学艺术创作、音乐创作、摄影、舞蹈、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1]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挖掘当地有特色的文化资源,挖掘其潜在的经济能量。东阳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文化产业以影视、旅游、建筑、木雕工艺等为主体,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目前拥有东阳木雕、东阳竹编、东阳卢宅营造艺术和“翻九楼”四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0余个民间文化项目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境内还发现恐龙类古生物化石遗址、西周和春秋战国人类文明遗址多处。[2]当地丰富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为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新颖独特的素材,目前已经形成以“古越文化”为源头、以“建筑之乡、教育之乡、工艺美术之乡”的“三乡”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
2 东阳文化产业发展的策略
2.1 着力打造横店影视传媒产业
横店与影视结缘于1997年谢晋导演的《》,2000年以后横店影视开始着力于全面化的产业发展,2004年横店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影视实验园区,目前实验区入驻企业达487家,产业集群的规模得到扩大和完善,发展东阳文化产业必须以横店影视产业为龙头企业,目前横店影视传媒产业要进一步发展,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创意先行,重视剧本创作。剧本是整个影视作品的灵魂和基础,剧本的成败好坏直接影响影视制作的其他各个环节,学习好莱坞严谨的剧本创作技法,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价值形态、生活习惯、风俗人情,当下社会现实,创作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影视作品。剧本缺乏创意是制约当下中国影视市场发展的症候所在,剧本创作者应该思考生活、认识生活,善于捕捉,提高市场意识,分析受众心理,创作出消费者易于接受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
(2)加大后期投入。横店影视产业历经十余年的发展,产业集群已初步形成,影视产业链构建相对完善,从策划、创意、拍摄、制作、发行这几个环节来看,利润最大的后期制作这一块比较薄弱,制作公司在影片摄制完成之后,采用外包的形式在海外进行后期制作,技术和硬件设备的落后是导致利润流失的根本原因。当务之急一方面我国技术研发需要提高,另一方面从国外引进先进材料,促成产业价值链的完善发展,值得借鉴的是横店红点影视制作公司与日本索尼公司合作,引进4K/3D影视后期制作生产线,在横店可以实现国内剧组拿着剧本来,带着片子走。
(3)后产品与主题公园的开发。在好莱坞电影市场,电影本身(票房)只是整个电影产业价值链的一小部分,电影工业攫取的巨大利润在于与电影相关的后产品的开发,例如时代华纳用了10年时间将《哈利・波特》打造成了一个集电影、电子游戏、玩具、主题公园等多个领域于一体的产业链。“哈利波特”整条产业链大约创造了高达20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其中衍生品的收益占到70%。横店影视应该加强电影衍生产品的开发,力所能及地拓展产业价值链,争取价值链上的每个环节利润最大化,在电影产品本身取得成功的时候,不全部依赖票房收入来获取利润,注重电影相关产品的开发,应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和市场嗅觉,把握市场动态和消费者心理,将影视产品向服装、旅游、音像制品、书籍、卡通等产业拓展,拉伸产业价值链。
(4)主题公园的品牌锻造与维护。目前全国影视基地的旅游80%亏损的情况下,横店的影视旅游业显然已成为行内佼佼者。横店影视城有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江南水乡、大智禅寺、广州街香港街以及明清宫苑、屏岩洞府、梦幻谷景区都有不俗的旅游成绩。影视基地旅游应满足消费者的娱乐诉求,在增加观赏性游览和体验性游览的同时,力求建立主题公园的品牌体系,如美国迪士尼乐主题乐园就已成功向服装、餐饮、文化用品等行业进军,在世界多国建立其产业价值链,为其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横店梦幻谷主题公园在旅游收入这一块位居整个横店影视基地的榜首,但还有可挖掘的空间,尽快将娱乐宗旨、娱乐口号和主题文化更加具象化,在经营管理方面,应该推出更加细节、微观、人性化的服务。
2.2 传统文化与工艺的保护与开发
所谓“工艺”指的是“人类用人工手段改变自然、求生存、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后来因为经验积累、磨炼了制作技巧或加入了审美意识,提升为精神象征,产生工艺技术的多元面貌,相对地也反映出地方民族文化的内涵。”[3]工艺属于具有实用功能的造型艺术,具有艺术品和实用器具的双重属性,诠释艺术家和民族(地方)的潜在意识。
加快东阳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发展横店影视传媒业还需要大力发展当地有价值的传统文化,随着当地就有鲜明特色的传统工艺品――东阳木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阳木雕成为当地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资源,当前的木雕工艺在当地和外省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但是传统工艺在消费社会中应该有新的意义诞生,传统工艺不仅需要保护,更加需要开发利用,还需要正确的引导,目前木雕市场上专门的技术人员缺乏,市场从业人员创新意识和创意理念,为节省成本而大量拷贝生产,影响产品的长远发展。
政府应进行正确引导,培养扶持相关生产要素,加大传统技艺的传承,设立相应的培训机构,培养专业人才,发挥创意潜能,将传统的手工艺与现代家装工业相结合,以低碳生活、绿色生态为销售买点占有更多市场份额。
东阳红木也是当地颇具特色具有开发价值的物质资源,当地建立集原材料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价值链,但是由于红木家具体积庞大,不便于旅游者购买欲携带,流失了一部分消费群体,东阳红木重整设计理念,一方面制作一些方便携带的工艺制品,以在旅游市场上争取一定份额;另一方面,把握眼下消费趋势和消费者审美情趣,将东阳木雕设计创意融入红木家具中,推动家装、家具产业的发展。
除了对当地传统手工艺术项目进行保护盒开发之外,当地另外两个自然历史资源也潜藏巨大价值――目前遗留最完善的明清民居“卢宅”和东白山生态旅游项目。近年来“卢宅”的旅游量呈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目前众多古镇旅游得到开发,类型相似;加之“卢宅”自身特色不够突出,缺少特别吸引消费者的卖点。“卢宅”进一步整合资源,提炼文化主题,并采用有创意的表现形式在提升旅游价值的同时,传播当地文化。
东白山生态旅游是一个尚需开发的旅游资源,前期需要更多的政府扶持和引导,保护东白山天然的生态资源,摒弃因生产发展对其过度开发,着眼于长远利益,出台有关政策对资源进行整合、重组,优化产业结构配置。
2.3 提高战略部署,打造“田园”小镇
着眼于横店乃至东阳地区的整体规划,建立发达便捷的交通运营体系,摒弃之前重景区内部环境建设而忽视全局布置的做法,制定小镇建设风格,在当地已有的地理、历史、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改建,打造园林式的城镇建筑风格,使小镇本身成为一个旅游休闲的消费场所。
参考文献:
[1] 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
[2] 东阳文化产业网.
[3] 郭鉴.地方文化产业经营[M].浙江大学出版社,第314页.
[4] 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M].张菲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篇4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1]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4.
[2]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19-120.
[3]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5):2-7.
[4]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研究[D].天津大学,2004.
[5][美]马文・哈里斯著.张海洋,王曼萍译.文化唯物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3.
[6][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7]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06):22.
[8]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作者简介:
篇5
【关键词】多元文化 地方课程 地方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1-0008-01
20世纪中期,随着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交流形式多样化,各个国家、民族、地区所代表的不同文化间不断的交流与融合,使得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学校课程作为传递文化的重要工具之一,文化的多样性对课程体系提出了新的诉求。因此,学校课程体系设置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的作用,学校除了安排国家课程,传递普遍性知识,还应设置地方课程,传递地方性知识,弘扬地方的多样文化。
一、概念界定
关于多元文化的含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视角进行了界定。国外的文化人类学家沃特森、詹姆斯林奇、多元文化教育学家詹姆斯班克斯等认为多元文化是一场教育改革,这场教育改革不仅强调文化的多样性、课程多元化,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不同种族、性别、阶层、肤色的学生之间平等的交流,改变多种族国家教育的不平等现象以及社会的不公平。我国对多元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面向少数民族进行多元文化教育,这种教育传递我国几千年积淀的文化知识,其中包括人类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等,多元文化不仅要体现“多元”,同时也要注重“一体”,即尊重不同文化多样性、差异性基础上保证文化的整体性。
我国地方课程的研究历史较为短暂,2001年,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正式提出三级课程管理体系,给予了地方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一定的法律地位。自新一轮课程改革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地方课程在新课程中的重要地位。目前对地方课程解释有几十种,地方课程即包括地方本位课程,又包括地方取向课程。笔者将地方课程界定为:按照国家制定的政策与方针,根据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现状、当地学生的兴趣与特殊需求,由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基于地方资源基础上开发的教育内容以及地方课程标准、教材和教参等。
二、地方课程开发的理论阐析
1.后现代知识观
20世纪之前,学校课程中科学知识占据了整个课程体系,所有的知识都是统一的,科学知识以外的知识毫无立足之地。科学知识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霸权局面,导致地方性知识、民间知识等无法传播开来,威胁到人类知识的多元化与多样性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现代知识观的兴起对现代科学知识的控制权提出了批判,他们倡导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并重,其他知识不依附于科学知识而独立存在。后现代知识观教会人们尊重与学习多种知识,并从中获得发展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校课程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础,知识的多元化为地方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也为地方课程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2.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是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建构主义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强调主体建构知识。其中诸多观点可以运用到课程与教学理论中,为课程与教学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当今的建构主义者主张,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世界的理解与解释却各不相同。个人建构主义者认为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建构现实,解释现实,个体的世界都是用自己的头脑创建的。建构主义者关注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知识,不仅强调学习的主动性,也强调学习的情境性。
3.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最早出现在批判以美国为中心的盎格鲁文化同化理论和熔炉理论中,美国早期的历史学派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即承认并尊重不同文化的存在,各种文化区域内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与价值观等,承认各个民族过去和现在创造的各种文化的价值是平等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
三、地方课程开发的思路与方法
课程开发是文化的选择与构建,多元文化背景下地方课程的构建同样也是多种文化之间的选择与重建。基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提出地方课程开发的思路与方法:
首先,地方课程开发的原则。由于地方资源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开发地方课程应坚持“从地方实际出发”,即按照我国教育政策、方针,从地方的优秀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当地学生的需要等出发,挖掘各个地区的优秀文化成分。
其次,地方课程开发的策略。传统的课程开发形式往往具有单一性、封闭性,主要由国家自主开发,地方与学校按照国家政策文件实施即可,而地方课程的开发应注重建立合作机制。
最后,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结果。课程资源结果通过两种形式来呈现,其一,被挖掘的地方文化直接进入课程。除了形成地方课程内容之外,还包括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科书、参考资料、辅导资料等,它们共同形式非生命的课程资源;其二,具有生命载体的课程资源,包括教师、学生、社区人员以及课程资源的开发者等,他们主动参与课程资源开发过程,是推动地方课程实施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在地方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孟凡丽.多元文化背景中地方课程开发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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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滁州民歌;方言;地域性;文化因素;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217-03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民歌与方言有其独特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民歌以歌唱表现的方式展现地方文化,而方言则通常会成为地方的“官话”。但不管呈现形式如何,民歌与方言都承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内容,二者都是该地方向外界展现其独特性的“文化符号”。因此,民歌、方言与地域文化都有着天然的关联性,一方面地方文化决定着民歌与方言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民歌与方言则承担着展示地方人文特色的“文化使命”。那么,地方文化究竟是如何决定民歌与方言,又如何被它们所展现的呢?基于此,本文将结合滁州民歌与方言来具体探讨之。
一、民歌的地方特色与文化艺术特征
民歌,就是流行于民间且具有地方色彩的歌曲。从字面意思来看,民歌具有双层属性:一为“流行的”社会属性;二为“地方色彩”的文化属性。社会属性赋予民歌“流通”责任,而文化属性赋予民歌“象征”职能。在地方的某些场合(例如集会、庙会、文艺演出),民歌往往具备语言的功能,供不同地方的民间艺术家切磋交流。而识别一个地方或民众的精神状态、心理需求、风土人情、、民间艺术等,民歌则是一个极佳的参照物,具有丰富的民间艺术象征意义。
滁州民歌源起于安徽东部的滁州地区,是长江民歌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江南水乡民歌风格的影响,具有曲调优美、节奏明快、唱词细腻甜美、歌风纯朴优雅的特点。滁州民歌种类丰富、体系完整、题材广泛,内容往往涉及到实践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号子、山歌、小调、秧歌以及革命历史歌曲等。具体概括,如下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滁州民歌与当地的生活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都从艺术的角度展现了滁州特有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都具有浓郁的滁州地方特色。
总的来说,滁州民歌具有如下艺术特点:一是风格多样,兼容并蓄。其实,滁州民歌是对滁州地区不同民歌风格的总称,在它之下还有若干民歌色彩区。从总的角度来看,滁州民歌属于江淮色彩区,与其并立的还有皖北、皖南、大别山等色彩区。就滁州地区而言,定远、凤阳、明光等北部县市的民歌曲调高亢、节奏舒缓刚直,明显体现出了中原民歌文化的印迹。而南部的来安、全椒、天长等县市则深受江南民歌影响,曲调细腻优美、唱词婉转含蓄;二是结构简朴,调式丰富。滁州民歌基本囊括了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其中以徵调式居多、角调式最少。除此之外,滁州民歌的曲式结构相对简单,要么是起、承、转、合的一段体式,要么就是上下句结构式。结构的简单,使得滁州民歌便于理解、易于演唱;三是富有地方特色。我们知道,滁州民歌源起于民间,它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有些是描述日常生产生活场景的,有些则抒发了滁州人对于生活的态度、人生的追求、历史的认知。因此,地域色彩浓厚是滁州民歌的最大特征。它首先表现在对当地方言及习惯用语的使用上。例如《张家大姐真正好》中的“对”、“脆”是全椒方言,意思是“正合我心意”。其次表现在对历史事实的再现上,譬如著名的《凤阳歌》就生动描述了凤阳人民背井离乡、乞讨度日的艰难岁月;最后表现在对虚词的使用上。滁州民歌中大量应用了虚词,使得民歌过渡自然、情感饱满。例如《王三姐赶集》中的“呀”、“呀哈”、“呀啊”等虚词的使用,就准确地呈现出了王三姐青春靓丽、活泼果敢的性格形象。
二、方言的地方独特性与文化因素
方言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它是语言因受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变体。一般来说,方言的形成与地理环境、人文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根据语言性质,方言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种。本文中的方言特指地域方言,即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语言变体。我国幅员广阔、地形多样,地域差异性较大,语言分化严重,以至于形成了多达十七种的地方官话,变种的处于片、小片的地方方言更是不计其数。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滁州方言统属于汉语官话方言区。其中南部四县即滁州市、来安县、全椒县、天长市(原天长县)基本属于江淮官话区,北部三县即凤阳县、定远县、明光市(原嘉山县)处于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的交界地带,具有鲜明的双重性特征,尤其是历史上从淮北地区移民较多的沿淮地带,如凤阳县、明光市(原嘉山县)的方言大多受中原官话的影响,具有中原官话的显著特征。
总的来说,滁州方言分为两大块:一为北部三县:凤阳县、定远县、明光市(原嘉山县);二为南部四县市:滁州市、全椒县、来安县、天长市(原天长县)。它们分属不同的方言分区,因此本文在探讨方言特征时将兼顾这两大分区。首先全椒、定远等南部市县的方言以五声调为主,即阴平(一声)、阳平(二声)、上声(三声)、去声(四声)以及入声五个。在现代普通话中入声已基本消失,但在滁州方言中仍保留有独特的喉塞音。入声的存在让滁州方言说起来稍显短促,并时常带有辅音韵尾。凤阳县等北方的三县方言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五调方面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入声全归去声”;其次词汇的完全差异化,无法用字面意思来解读。如下表2所示:
再次词法丰富,极富感彩,例如多用“怪、老、多、很”等副词表示程度,“怪远”、“老高”、“多好”等。在表示贬义感情时通常会用“形容词+不拉叽(吧唧/歪歪)”句式,譬如“甜不拉叽”、“爽歪歪”等;在表示程度时还会用“动词+慌”结构,如:“累得慌”、“痛得慌”。在日常用词中习惯用有“子”尾的词语,如:“酱油子”、“一家子”。除此之外,张其昀经过研究后发现滁州方言通常用“并列式”、“副词式”、“合用式”等来表示正反问,句式结构为“可(克/还)+VP,例如还(克/可)去不去?
滁州地区之所以能够形成独特的方言形式,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滁州所在的江淮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很早以前就有先民在此生存。据史料记载,在春秋前期该地区就有淮夷、钟离、徐、胡、许等古国,此后要么成为藩国属地,要么就治县设郡,尤其是到隋以后,滁州地区更是成为商贾云集之地。由此,滁州方言在继承古汉语的同时兼容了其他语言特点,进而形成了自己的方言体系;二是经济的发达与频繁的对外交流,这些都使得滁州当地人性情开朗、心胸豁达,即使遇到生活困境,他们也会以乐观的心态去勇敢面对。这些我们都可以从方言中较多使用虚词来窥视之。
三、滁州民歌与方言的保护与传承建议
根据滁州民歌、方言的生存现状,本文认为采取机制性、传承性、研究性措施是比较有效的。
(一)机制性保护措施
机制性保护措施就是以各级政府为主导、由文化部门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保护体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快速消亡的今天,政府出面引导保护显得格外的重要。这是因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动用起一切积极因素来参与所决定的。为此,政府保护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建立起一整套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纵向保护体系。例如对于滁州民歌的保护工作应由市文化局主导,各县市区文化部门配合进行组织、调研、论证、实施;其次应建立起部门联动的横向保护机制,将与民歌保护所涉及的规划、旅游、财政等部门都纳入进来,组成以文化部门为主的联动机构,利于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再次组建专家委员会,专门负责民歌认定、传承人审核、规划指导、调查研究等工作,便于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为滁州民歌提供切实保护;最后建立相应的表彰奖励机制。对于那些为保护民歌而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歌手以及普通民众应给予相应奖励,使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二)传承保护措施
传承性保护措施是民歌、方言存在延续的关键,它直接作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措施。就保护对象而言,传承人及作品是传承性保护措施的主要着力点。对此,我们首先应构建完善的传承人保护体系,延续民间传承风俗。综合实践作法,我们认为“认定+扶持”的保护措施是比较恰当的。认定的关键在于判断准传承人是否符合传承的主客观条件,主要甄别的标准有:具有较为完整的传承谱系;在乡间民俗文化界享有一定的威望;能够熟练的掌握艺术技艺;具有传于后代的可能性。认定工作可由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实施,也可以委托专门的委员会进行。扶持的关键在于资助的持续性与特定性,可设立专项资金,定期“输血”,从经济上减轻传承人的传承压力。除此之外,对于资金的使用进行专项监督,保证经费使用的准确性。其次拓展传播渠道,扩大民俗影响。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民俗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传播媒介来进行宣传。滁州市每年举办的“中国农民歌会”是对民俗传播的有益尝试,历经五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三)研究性传承措施
滁州方言虽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它在滁州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滁州百姓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去保护滁州方言。综合现有的保护手段,我们认为“研究+传播”是比较有效的策略。据不完全统计,涉及滁州方言的研究文献已不下百篇,历经三个发展阶段。很多学者都从滁州方言中挖掘到了方言背后的“文化宝藏”。因此,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关注滁州方言,从不同的角度入手,进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以此来丰富我们的方言文化学。与此同时,在倡导普通话的同时允许方言的存在,并通过媒体通道对滁州方言进行现代解读与演绎。
四、结论
综上所述,滁州民歌与方言具有地域独特性,都是滁州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歌、方言与滁州的地域环境、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后者决定前者的表现形式,而前者则是对后者的艺术性反映。因此,在保护滁州民歌与方言时,我们应紧密联系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此来构建行之有效的措施。
参考文献:
〔1〕李慧敏.江淮官话的归属与特征研究概述[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
篇7
[关键词]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房地产“大盘”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9-0038-03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6.7m2,通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房改”,到1998年,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18.7m2。1998年以后,我国提出了停止实物分房,改成货币分配,并鼓励房地产市场的培育和完善,到2006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积达到了27m2。可以说,在住房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人们住房条件已经大大改善。然而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环境和住房条件还存在很多问题,改革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据统计,当前有156万户家庭缺房,有1000万户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在10m2以下[1]。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大住房改革力度,改善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条件成为我国住房政策的重点。
现有的文献关于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借鉴国际经验,如周建军、靖辉、杨竞萌等专家学者就从各国关于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比较出发,在总结并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2],而很少有人直接从我国现实的房地产大背景进行分析以探讨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以有别于他人的分析角度,引入房地产“大盘”的概念,来探讨在房地产“大盘”变动的背景下,如何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一、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现状及解决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大,全国房价都有了比较大的涨幅。以武汉的房价为例,据统计,2007年,全市商品住房价格为4685.32元/平方米,与2006年相比,上涨了1063.12元/平方米,涨幅达29.35%,上涨幅度为历年来最高。房价从2600元/m2到3600元/m2,用了2年时间,而从3600元/m2到4600元/m2,仅仅只用了1年时间[3]。从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情况来看,按照武汉市的标准,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大概为1500元左右,一个三口之家每月的总收入大概为2500元左右,一年下来总收入大约3万元,而按照武汉市的房价,买一套中等面积的房子,大概要60万元左右,这样一个家庭不吃不喝要花20年的时间才能买一套住房。
国家在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上,相继制定了针对住房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政策,采取了包括集资建房、联建住房、危旧房改造、安居工程、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镇中低收入者的居住条件,但是这些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在房屋补贴上主要是选择建房补贴而不是住房补贴。以经济适用房政策为例,政府通过划拨土地的方式,给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土地,要求其将利润控制在3%以内,但是在开发商取得土地后,政府对其利润比率、房型结构等控制存在很多问题,这就出现经济适用房不“经济”现象。并且,政府给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主要定位于普惠制的政策目标,使得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目标不能达成,导致最需要住房的居民得不到住房,而投机者利用政策空子进行炒房,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住房问题。
由此可见,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急需解决,另一方面,尽管政府制定各种相关政策,但由于市场力量的作用,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与初始的目标背道而驰。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住房问题是关系到人民安居乐业和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是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广大的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应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二、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现实背景
综观2007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调整,国家的政策涉及了土地、金融、税收、社会保障、产品供应结构等各个环节[4]。如此全方位且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应该会对抑制房价暴涨、控制违规操作等问题起到很明显的效果,但房价从5月开始一路节节攀升,直到9月底,房价就如同脱缰的野马涨势不可遏制。然而到第四季度,从深圳、广州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传来的房价下跌的消息不断向全国蔓延,一时间,楼市步入拐点的论断甚嚣尘上,以至于雪崩、崩盘的危言悬在中国地产界的上空。以武汉为例,2007年5月份武汉被批准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按照常理,武汉的房价应该会上涨,然而一直到今年“两会”的召开,武汉市的房价依然没有上涨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持币待购开始盛行,很多人还是在观望。尤其是中低收入者,买房作为举家重视的大事,更是急切地希望楼市从此步入拐点。
然而仅仅从2007年房价变化的总体趋势就能判断房价真的从此进入了拐点吗?在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上,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整个行业的动态,了解问题的根本,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这里我们撇开传统的分析思路,借鉴股市的“大盘”思想来作浅析,得出了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发展趋势。
(一)房地产“大盘”的上涨趋势――第一大背景
股票的大盘,往往决定了个股的走势,大盘上涨会导致个股上涨,反之亦然。房地产行业同样存在这样的“大盘”,地产的大盘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来解释:从时间上来说,如果整个房地产长期的变化趋势是上扬,那么某一个时刻的波动是属于正常的,但总体来说也会跟随大盘趋势上扬;从空间上来说,全国房价总体趋于上涨时,个别城市的房价也会有小范围的持平甚至降价,但基本上是与总体趋势一致的。那么对于个别城市而言,其房价到底如何变化我们不能撇开大的背景,必须从“大盘”的形势来看。这里我们从几个现象作为突破口,来分析“大盘”的变化。
1.住房痛苦指数。用商品住房均价除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即得出普通百姓得用几个月的薪水方能支付一平方米的商品房房价,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住房痛苦指数”。例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为1149元,当年7月的房屋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3383元。由此得出的2007年7月中国住房痛苦指数为2.94。对比中部的几个城市,2007年12月,上海“住房痛苦指数”为5.30,杭州为5.92,南京为3.97。其中指数最低的南京市,百姓也得拿出将近4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到一平方米的住房。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房价已经超出了多数人的购买能力。但果真如此么?这个指数的分子我们且先不说,单从分母――城镇居民月收入来看,关于收入的统计上,存在很多的不科学的地方。居民能够统计到的收入往往只占所得总收入的一部分,而且收入越高的精英阶层,其不能统计的灰色收入越多,如没有统计到的红包、礼品、补贴、奖金、过年(节)费,乃至于有些官员收受的贿赂,等等。这个问题在国外可能不存在,至少没有在中国严重,越是市场经济运行规范的发达国家,这种居民收入统计的不真实性越小,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里,很多人有这种不能统计到的收入,且这个收入占到总收入相当大的比重,这部分人群占总人口相当大的比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住房痛苦指数并不像所说的那么痛苦。
2.商品房供不应求。市场经济是一只无形的手,会自动调节价格和需求量之间反向变化,当需求量较多时,价格自然会上涨,价格涨到足够高时,需求量又会下降,如此相互作用以达到市场价格与数量的均衡。在我们一致认为房价过高的时候,市场上的商品房仍然供不应求,还有很多的人对大户型的房子趋之若鹜,这也从另外的侧面反映了房价并没有高到均衡点,还有上涨的空间。在市场经济已占主导地位的今天,一般说来市场能够反映商品的价格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当然有时候也存在失灵),消费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最知道市场的行情。关于市场上价格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我们应该抛开感情的因素,让市场本身显示的信号来说话。
3.市场上买得起房的人还是很多。房地产市场的火热形势,推动了房价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如此,只要稍微有经济实力的人,都很希望能够在所在的省会等中心城市买房。据国家发改委、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1~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环比继续上涨,普通住房上涨7.2%,涨幅最高;经济适用房上涨2.0%、高档住房上涨6.5%。在房价一路高涨的前提下,人们买房的热情却丝毫没有下降。以武汉市为例,2007年上半年销售面积一路创新高,全市商品房网上备案销售面积达631.57万,与2006同期相比增长24.10%;全市登记备案销售57312套,成交量比2006年同期大幅上升[5]。究其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物价和工资的轮番上涨,改变了人们的预期,使一些人对未来的消费持乐观态度,以前不敢买的东西,现在也敢于以贷款的形式买下来;二是中心城市的中小城市中的高收入者也有在中心城市买房的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中心城市的商品房找到了销售的出路;三是城市居民可能通过旧房出租的形式回收一部分租金,从而大大减小分期付款的压力。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即便大家都在叫嚷房价过高时,仍然有人能够买得起房,甚至对大户型的房子情有独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房价并没有高到人们普遍接受不了的程度。
(二)收入差距的扩大化不可避免――第二大背景
1.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增强,人们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国家整体实力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从基尼系数来看,2000年起,我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2年到达了0.458。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社会各阶层之间,而且收入差距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从增长速度来看,2005年占最高收入组的10%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一年增长13.4%,而占最低收入组10%的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一年增长9.5%[6],可以说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不可避免,这是我们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上不得不正视的一个背景。
2.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存在的难题。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有利于效率而不利于公平的经济,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如果不加干预,这种差别还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另一原因在于对外开放(当然对外开放本质上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使然。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要求与国际接轨,这必然也包括工资在世界范围内的接轨。而工资能够在国际接轨比较通常的是精英阶层,精英阶层属于世界范围内的人才,如果国内开出的工资过低,他们必然外流。所以,为了吸引人才,国内对于精英阶层的工资要采取与国际接轨的办法。但是对于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却没有也无需与国际接轨,而是普遍偏低。这也正是我国的劳动力存在比较优势的原因所在。这样在精英阶层的工资国际比较而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国内比较的前提下,形成了收入差距的另一个原因,给我国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带来了一定的客观困难,也为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三、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对策
借用了“大盘”的思路,从“大盘”上涨的趋势不可避免和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角度,我们分析了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存在的大背景。也给我们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问题的解决,不能只盯在房价过高这个说法上。或者与其说我国目前的房价太高,倒不如说是收入差距太大。因此,应该转变思路,跳出就价格谈价格的怪圈,从更深的层面去解决问题――调节收入差距,将中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是市场失灵的地方,自然不能企求市场来解决。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在该问题上必须要有所作为。2007年8月7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简称24号文件),该文件中有关措施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解决。
对此,我们从宏观的国家层面、中观的行业层面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一)国家层面的政策
从整体上看,国家层面的政策在于提供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必要的公共产品。就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而言:
1.调节收入差距。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于经济效率的同时必然不利于公平,我国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0.3左右,已经达到了现在的0.45以上,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国家也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但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仍然存在两个难点:一是防止和消除两极分化,而我们现在的政策主要限于补救穷人,基本上没有触及富人;二是现有的政策干预主要集中在再分配领域,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减小差距,还没有真正进入初次分配领域,而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却主要在初次分配领域。因此,要调节收入差距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要实质性地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建立“民生财政”,而不能仅仅增加解决民生问题的财政支出。
2.对中低收入者的补贴从间接到直接。国家为了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采取了多种措施,这些措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关于经济实用房政策,政府的补贴主要是通过划拨土地对开发商进行补贴,希望通过降低房子的成本以间接补贴中低收入者。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的漏洞,许多开发商为追求利润,对经济适用房的房型控制缺乏规范,导致经济适用房不经济;又如,有的富人通过关系去买这些经济适应房等。基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如果能够改变补贴的方式,变间接补贴为直接补贴,如对符合标准且愿意购买二手房的中低收入者给予直接的补贴,不仅能够推动二手房市场的发展,而且克服了间接补贴的许多漏洞。
3.严厉打击投机房行为。许多地方政府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往往纵容炒作,楼市一偏冷,便出台“购房落户口”等优惠政策,更有甚者组团到外地推销房屋,或者吸引外地“炒房团”前来炒作。同时,由于房产的投资品属性,一些高收入者在看到房产稳定且客观的投资回报率,倾向于将房产作为投资理财的手段之一。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投机房的出现。因此,为了给房地产行业提供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家必须给予相关的政策规定,打击买房投机者。近年来,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等条款的出现。这些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市场上房产的需求,从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并完善相关的细则。
(二)行业层面的政策
1.打破垄断。目前我国房地产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在一个城市(区域)内,通常是几家或十几家大的房地产商所控制,他们联合控制着房价,导致在这个市场上达到的均衡价格要远远高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均衡价格,房地产商获得了较多的超额利润。这也使得高收入者面对一路高涨的房价还对买房投资乐此不疲,而广大的中低收入者,对寡头垄断下的楼市只能“望楼兴叹”。因此,房地产行业必须打破垄断的格局,走向竞争的态势,其措施可以有多种:如将大楼盘分成小楼盘招标,使更多的小房地产商进入;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商品房;鼓励消费者购买二手房等[7]。
2.建立房地产的良性生态。所谓房地产生态,这里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我们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中引申出了这样的概念。同自然界要求生态平衡一样,房地产行业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生态平衡,从房子的供应来看,廉租房、经济适应房、商品房、高级别墅等各种类型的房子都要有,同时从各类型内部来看,小、中、大户型的房子都必须要有,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且合理的房地产良性生态。要形成房地产的竞争态势,不仅仅是房地产需求方的竞争,更需要形成供给方的竞争,方能在整个市场实现良好的竞争态势,让众多的中低收入者根据自身的收入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住房。而形成房地产良性生态,更有利于形成供给方的竞争,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竞争态势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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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tp://news.fdc.com.cn/sd/74588.htm.
篇8
关键词:怀化市;房地产发展现状;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148-03
自1998年,中国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几年来,怀化市房地产发展迅速,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高位增长,并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随着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大湘西地区开发”战略、怀化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构筑商贸物流中心,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战略、“大怀化发展”战略及近期国务院出台的《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等重大战略、规划的逐步实施,怀化市房地产将迎来投资发展的期,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
一、怀化市房地产发展现状
1.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怀化市房地产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快。2005年以来,怀化市房地产正式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逐年增大。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一定影响,但房地产投资仍保持了平稳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特别是2006年、2009年、2010年房地产投资额分别达到12.5亿、33.29亿、44.73亿,增长率分别为38.5%、57.5%、34.4%。同时,房地产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怀化市城市建设步伐,城市品位不断提升,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25.5%提升至2010年的36.1%。
2.商品房销售持续增长。近年来,随着怀化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扩容提质进程的加快,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的释放,推动了怀化市房地产的投资发展,商品房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且商品房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局面。据统计,2010年全市房屋施工面积达672.62万m2,房屋竣工面积180.14万m2,同比分别增长36.3%、73.3%;销售面积402.86万m2,同比增长66.46%,销售金额72.86亿元,同比增长123.91%。保障房建设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10年底,全市累计建成廉租住房91.03万m2,累计解决廉租住房保障户28 744户。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大幅改善。目前,怀化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增加到33.5m2,高出全省人均住房面积3.4m2。
3.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十一五”以来,在国家“把住宅建设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政策驱动下,怀化市房地产发展提速,并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同时,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金融、建筑建材、机械、家电、家具、五金、装饰、商贸、物流等多个相关产业和行业的发展。据统计,2010年怀化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44.73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1.71%和GDP总量的6.63%,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4.5%,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63.34亿元,拉动GDP增长2个百分点以上。此外,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这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保持经济稳步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4.房地产市场服务体系初步建立。(1)房地产开发企业快速增加。2005年以来,怀化市房地产开发企业逐年增加,现已达到179家,企业数量的增加及规模的不断扩大,有效促进了房地产开发市场的发展和规范。(2)中介服务企业稳步发展。资产评估、咨询、经纪等中介服务企业发展较快,现已发展到42家,房地产一、二级市场初步建立。(3)物业服务不断完善。全市物业服务企业由2005年的32家发展到现在的102家,物业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二、怀化市房地产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房价上涨过快。随着怀化市房地产投资开发的持续升温,房价在不断攀升。房价上涨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行业成本上升,主要是:劳动力、建筑材料成本和拆迁成本增加。(2)土地成本上升。(3)房屋建筑档次的提升。据统计,2010年怀化城区商品房住宅均价为1 976元/m2,增长13.82%,其中高层住宅均价为2 255元/m2、多层为1 883元/m2。如以怀化城区居民单户(按3人计算)年可支配收入为3.7左右,购买一套房(按100m2,1 976元/m2计算)在20万左右,房价收入比约为5.4,处于合理房价收入比4~6的临界点附近,而实际上城区局部房价收入比已超出了合理范围,大多居民购房压力较大,同时,超前消费现象也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地产的投资发展。
2.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不合理。(1)商品房供应结构失衡。第一,住宅与非住宅的结构比例失调。非住宅过剩,空置率较高,特别是商业用房(专业市场同质化严重)总量上严重过剩。第二,高档住宅、别墅供给量较大,普通商品住宅供给量小,且商品住宅开发户型偏大。第三,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相对不足。(2)二手房市场发展缓慢、交投不活跃。(3)房屋租赁市场不完善,居民主要是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居住问题。
3.房地产企业整体实力弱。目前,怀化市有房地产企业179家,其中,一级资质企业1家、二级资质12家、三级资质118家、四级资质48家。企业数量较多,资质水平偏低,处于“小、散、弱”的发展水平,且企业自有资金少,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市场抗风险能力不强。
4.房地产市场缺少有效监管。怀化市房地产市场借资质开发、无资质开发、私下开发等非法开发、变相开发的现象较多,缺少有效监管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这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公平竞争,房地产市场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
5.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剧。房地产业属资金密集型产业,资金需求量大。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力度,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各商业银行提高了房地产放贷门槛,使得怀化市房地产企业通过银行融资的难度进一步加大,部分企业面临资金断裂的风险,民间融资现象较多。同时,贷款利率的提高,也增加了房地产企业融资成本和经营风险,这无疑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风险和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
三、引导怀化市房地产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1.加强市场调控,抑制房价过快上涨。(1)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房地产市场经营者向监管者转变。(2)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管理、完善土地收购储备供应制度,合理调控土地供给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主要包括:第一,完善城市建设规划,合理、节约使用土地资源,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第二,建立和完善土地市场配套。包括: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土地中介服务市场、土地开发市场等。第三,合理规划各类房地产用地的布局和比例,保证土地使用结构的合理性。第四,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坚决抑制居住用地出让价格非理性上涨和过快上涨。第五,加强土地出让的动态管理,加大土地执法力度。(3)简化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批手续、费用,降低建设成本。(4)加强房地产市场价格监管,打击哄抬房价、价格欺诈等非法牟利行为,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2.优化商品房供应结构,引导合理消费。(1)严格控制住宅与非住宅项目开发的建设比例,盘活和消化非住宅项目存量。(2)重点发展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3)倡导正确、健康的消费、投资理念,引导居民梯度消费、理性购房。(4)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投入建设力度,增加保障性住房的有效供给,充分满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5)进一步完善房地产二、三级市场。继续完善住房一级市场,搞活住房二、三级市场和租赁市场,发挥存量和增量住房联动效应,刺激和扩大居民住房的有效需求。
3.强化市场竞争,提升房地产企业整体竞争力。(1)进一步开放房地产市场,引进战略投资者,强化市场竞争,实行优胜劣汰,优化房地产企业结构。(2)鼓励房地产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和重组等方式,提高资质水平和综合实力,走集团化、规模化发展道路。(3)加强行业协会指导。积极发展房地产行业协会的指导作用,帮助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应对房地产形势变化的能力。(4)以地方政府为主导,搭建银企沟通平台,协调解决房地产企业融资问题。
4.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防范信贷风险。(1)商业银行要重点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的跟踪管理,防范信贷风险。(2)实行差别化信贷政策。(3)进一步优化房地产信贷结构,加大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等“民生工程”的信贷支持力度。(4)完善个人和企业住房贷款信用体系,从源头上控制信贷风险。(5)提高预警能力。商业银行要广泛搜集房地产市场信息,建立动态的统计、分析、监控体系,重视房地产市场研究,及时规避风险。
5.加强房地产市场规范和监管力度。(1)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预警体系。各职能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加强市场动态监控,适时调整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使房地产市场供求总量保持平衡。(2)加强对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管理和引导,努力维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3)加大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力度,打击非法违规开发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公平,同时要整合监管资源,避免多头执法。(4)加强房地产市场诚信体系建设,惩戒市场失信主体,促进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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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进程的加快,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需求量和实际发放量迅速增长。但是当住房抵押贷款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商业银行就会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出现资金来源的短期性与贷款资金需求的长期性的矛盾。借鉴国外经验,我国要繁荣房地产市场,发行MBS将是一个必然趋势。
它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为:首先,发行MBS可以使商业银行通过出售抵押贷款债权实现提前套现从而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还可以将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分散,并且可以把抵押贷款业务从资产负债表内移到表外,就可以回避资本充足率的限制;其次,MBS具有信用级别高、收益率较高、流动性较好、未来现金可预测性强等优点,会非常受投资者欢迎;再次,发行MBS可以扩大住房贷款市场的规模,提供长期稳定的贷款资金来源,使银行有能力延长个人住房贷款期限,调低贷款利率,增加贷款额度。这对于鼓励个人贷款购房、增强居民购房的支付能力必将起到积极作用,也必将会使住宅产业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勿庸置疑,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对商业银行、投资者、贷款者来说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从学术界到政府有关部门对尽快发行MBS的呼声也很高,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机构都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进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研究方案,但证券化的实施却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始终“呼之不出”。笔者认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具体操作方案之所以迟迟未见推出,是因为目前我国实现抵押贷款证券化还存在很多障碍。
一、目前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发育不成熟
1.一级市场规模太小。截至到2001年末,我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发放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5072亿元,虽然比年初增加了1994亿元,增幅达65%,但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2%.占GDP的比重为5.2%.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来看,1999年底,住房抵押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英国为56%、美国为54%、日本为33%、香港地区为31%,可以看出,我国目前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还很小。而创立MBS市场时,需要将抵押贷款债权构建成标准化的资产池,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贷款积累,就无法找出足够多在还款期限、利率标准、房产性质、违约率等方面相同的债权,当然就无法实施“打包”“重组”等标准化操作,发行MBS的资产池也就无法建立。
2.一级市场贷款条件不统一。住房抵押贷款在全国刚刚兴起,虽然1997年我国出台了一部《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但它对具体的实施细则并未明确规定,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住房抵押贷款体系。各地、各银行之间的情况不同,在贷款标准、贷款格式、发放程序、信息管理等方面有很大差异,贷款条件的不统一,也使得构建标准化的资产池步履艰难。
二、商业银行压力和动力不足
1.目前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在银行资产中所占份额较低,还没有对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造成威胁。国外银行之所以实行抵押贷款证券化,主要是为了解决资金流动性不足带来的资金结构不匹配及防范流动性风险。根据国际经验,住房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达到30%左右时,可能给银行带来流动性威胁,商业银行就会提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要求。可是,我国目前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还很小,仅占总贷款余额的2%左右。从整体上来讲,我国商业银行存款的总量大于贷款,有大量的闲置资金,并且我国居民的储蓄总量屡创新高,目前商业银行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资金非常充足。所以尽管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数量增加很快,但还没有给银行造成流动性的威胁。
2.目前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较低,还没有对银行资产的安全性造成威胁。我国银行资产的质量很差,其中不良资产所占比例至少在25%以上,而1999年美国花旗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仅为0.6%.在我国银行目前的资产中,住房抵押贷款一直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少有的优质资产。虽然利率的波动、就业收入的增减、借款人的健康状况、房地产价格的震荡等因素也会使住房抵押贷款存在一些安全性风险,但目前它的违约率却很低,其不良资产率仅为0.23%.另外,随着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在银行总资产中比重的不断增加,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所占的比例也会逐步下降,将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
因此,商业银行不愿把自己的优质资产出售给其他投资者,当然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脚步也就无法前行。
3.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会使银行的收益率降低。如果将住房抵押贷款的债权出售,原本由银行一家独享的贷款收益就要大部分随着债权而转移给投资者,进行证券化操作的特别机构也需要从中获得证券发行的手续费和管理费。一盘美餐被多方分食,那么银行就只能通过发放和回收住房抵押贷款取得一些中间的服务费用,不能像现在这样获得由于存贷利息差带来的明显的收益。所以,目前商业银行要求实行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意愿不强烈。
三、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一项程序性强,涉及多方经济利益的工程,只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才能确保它的有效运行。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先后颁布和修改了二系列经济法律、法规,以维持经济秩序。但由于我国抵押贷款市场起步较晚,相关的法律建设还很不完善,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政策法规还未出台,对于证券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现行某些法律法规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某些操作手续还有许多相违背的地方,这些都极大限制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发展。因此在法律上亟待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潜在投资者很多,尤其是一些机构投资者将是购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主力军,但在我国目前法律环境下,一些拥有长期资金的投资者却不能进入证券市场。在稳定金融秩序的前提下,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允许其中一部分进入MBS投资领域。
2.当商业银行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公司破产时,需要进行破产隔离操作,并且需要一个信托公司介入,但在目前我国还没有《信托法》对此项内容做出规定。
3.住房抵押贷款的债权转让是该资产证券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现行法律规定,该债权转移时,必须抵押人到场同意才能完成,而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人数目庞大,不可能要求其一一到场,所以,现行的法律法规必须调整。
4.在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中介机构,如资信评估机构、房地产评估机构、担保与保险机构、公证机构等的参与。这些中介机构彼此之间关系的协调,职责的分配等问题,目前还没有法律做出明确的规定,而这些中介机构的共同配合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有关会计、税收制度的欠缺和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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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证券化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发展迅速。其巨大的内、外部动力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我们主要以美国的房地产证券化发展经验为例进行研究。
1.政府介入为小额投资者参与不动产收益创造机会,这是房地产投资权益证券化起源的主要动力。房地产证券化包括房地产抵押贷款债权证券化和房地产投资权益证券化两种形式,所以房地产证券化的起源也有两条路径。其中一条路径是以房地产投资信托为基础的投资权益证券化。这是资产证券化最早的萌芽,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其后经历了迅速发展、衰落、复苏、稳定发展的过程。1960年,美国国会在内地税则中批准了房地产投资信托业务,其目的是给小额投资者提供一个参与商业房地产投资的机会,使投资大众分享不动产投资收益,避免财团垄断;同时建立房地产资本市场,使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有效地融合起来,美国房地产资本市场迅速发展。此后,日本、英国等争相仿效。经过近10年的发展,在70年代初达到顶峰。
2.房地产信托的避税优势是美国房地产投资权益证券化稳定发展的主要动力。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由于经济危机和房地产市场的萧条,加上早期对房地产投资信托有很大的限制,房地产投资信托开始衰落。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税收法案的修订和有关限制的放宽,使房地产信托的避税优势得以发挥,房地产投资信托不能直接拥有房地产资产的情况也得以改变,房地产投资信托开始回升,资产量不断增长,1991年底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投资信托发展非常迅猛,其数量和市场价值增长迅速。1990年,美国共有119家挂牌房地产投资信托,股票市值为87亿美元,到1999年增加为210家,股票市值1307亿美元,增加15倍。现在美国大约有300多家房地产投资信托,总资产超过3000亿美元,约三分之二在国家级股票交易所上市。
3.金融创新是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起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为代表的房地产证券化最早出现在美国,这和美国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采取的金融政策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的住房金融是以存贷机构为主体的单一住房融资体系。早在1831年,美国就有了第一笔住房抵押贷款,20世纪初美国已形成了以储贷机构为主,商业银行为辅的间接融资体系。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中,1600多家银行因为无法收回住房抵押贷款而破产,住宅金融体系几近崩溃边缘。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真正契机来自70年代美国的储贷危机及其后的金融自由化。进入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衰退。通货膨胀日益加剧,金融市场上各种金融产品的利率随之急剧上升,而大量的存贷机构因受到有关条例对存款上限的限制,加之长期形成的“短存长贷”的资金结构,在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的冲击下,储蓄资金被大量提走,利差收入不断减少,严重影响了储贷机构的经营,导致支付危机。为获取新的资金来源和转嫁利率风险,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和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三家具有政府信用的抵押机构等金融机构,注重推进金融创新,纷纷将所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按照期限和利率等进行组合,并以此组合作为抵押或担保发行抵押贷款抵押支撑证券,从而实现了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1968年,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在全美首次公开发行“过手证券”,标志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开端。此后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和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及其他机构也纷纷仿效。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占住房抵押贷款的比重日益提高,目前已成为美国仅次于联邦政府债券的第二大市场。从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起源及发展可见,其内在动力是:金融机构为了获取新的资金来源和规避金融风险而推动的金融创新。
二、世界房地产证券化的发展概况
房地产证券化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之后迅速发展。到80年代,这种证券化的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抵押债权以外的非抵押债权资产,而且随着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这一金融创新在欧洲市场上获得迅速发展。到1997年,美国50%以上的住房抵押贷款实现了证券化,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总规模将近8000亿美元,出现了完整的证券化体系。此后英、日、德等国家也纷纷学习引进美国的做法,制定法律、设立组织,推动房地产证券化的发展。90年代进入亚洲市场,房地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工具成为全世界金融创新的标志。
我国在对房地产证券化探讨了十几年后,2005年由中国建设银行发起,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30.1亿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是国内第一个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项目。另一个由国家开发银行发起,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近42亿元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这是国内金融市场上发起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房地产证券化交易。两个房地产证券化产品的推出表明国内房地产长期依赖银行支撑的局面开始被突破,一个新的融资平台正在架设起来。但房地产证券化能否在我国迅速发展,取决于是否具有巨大的内、外部动力因素。
三、我国房地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
1.我国商业银行在房地产证券化中利润吸引动力不足。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有其独特的动力机制。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是商业银行,作为商业机构,最大化地谋求商业利益是其目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从银行的角度看,实质上就是商业银行将住房贷款的债权转让给第三方,通过提前兑现现金,转嫁银行的贷款风险,降低不良资产比重,保证银行的资产充足,满足后续贷款的顺利实施。由于目前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被银行视为优质资产,各大商业银行都在积极扩大抵押贷款的规模。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能否成为贷款银行的主动,主要取决于贷款银行贷款证券化过程中获得额外的利润大小。银行在通过发行债券等形式将债权证券化,发售转让给第三方(即投资人)的同时,也必须将其发放贷款的收益一部分转让给投资人,这是住房贷款证券化得以实现的经济动因。这样,银行和证券投资人就共同承担了住房贷款的风险和收益,既满足了银行提前套现保证资本金充足的需
要,也为投资者开辟了新的更多的投资渠道,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出现,使投资者在选择具有避险功能的投资组合时有了更大的空间。可见,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过程实际是将抵押贷款的利息收入在服务商、SPV、信用增级手段提供者及投资者等诸多证券化参与者之间分享,虽然贷款银行可以作为服务商享受服务费,但这比贷款机构自己享有所有抵押贷款利息获得的收益要低得多。
2.我国商业银行进行房地产证券化的压力不大。一是从总体上看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规模相对较小,到2004年底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余额仅占GDP的11.6%,而欧盟国家2001年平均达到39%,其中英国为60%,德国为47%,荷兰达到74%。二是从贷款机构的各商业银行来看,住房抵押贷款所产生的压力亦相对比较小,即使抵押贷款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2003年抵押贷款余额也仅占其机构存款总额的7.23%,建行也只有10%。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占40%左右。而我国作为资金供应重要来源的居民储蓄则持续增长,虽然住房抵押贷款占金融机构吸收储蓄存款余额比例从1998年的1.3%已逐渐上升至2004年的13.3%,但仍占很小的比例,这说明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是充沛的。三是从储蓄存款结构上看,由于我国居民偏好储蓄以备购房、养老、子女教育之用,因此居民储蓄中长期的定期存款比重较大,由此看来,我国的商业银行并不担心流动性。而美、英、日三个国家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都是以提高住房抵押贷款的流动性和扩大住房借贷资金的来源为其动力的,其手段是在金融市场上以已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为担保来发行可转让的证券。
3.外部环境不成熟。从我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一级市场及证券化环境看,大范围地推进房地产证券化的时机也并不那么成熟。首先,贷款机构呈现单一化。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占有绝对主导地位,截至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我国所有金融机构的住房抵押贷款余额的比例从未低于87%。它们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具有绝对强势的博弈力量,这对如何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过程中保护好投资者的利益带来一定的挑战。其次,中介机构体系及信用体系不发达。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作为一项金融工程,其良好的运作体系是依赖于一个高度发达,运作有序的中介机构体系及信用体系,而这两者目前在中国的发展都不完善。尤其作为核心SPV的信托机构,由于其管理制度不健全,非常容易产生漏洞,一直是金融治理整顿的焦点。
相比而言,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源时外部环境良好。首先,政府给予了大力扶持,美国政府通过规范抵押贷款的信贷行为,促进了抵押贷款证券合约的标准化,为以后在二级市场上出售抵押贷款,实现资产证券化奠定了技术基础。其次,美国政府为公民和退伍军人提供抵押贷款担保,这使抵押贷款的风险大大降低,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创造了条件。再次,具备了金融自由化的外部环境,主要表现为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即放松或取消外汇管制,资本的输入和输出更趋向自由;利率的自由化,即放松或取消银行存款与贷款的限制;金融业务自由化,即放松或取消银行业务与证券公司业务交叉的限制。另外,美国在住宅政策方面的条件也很好,联邦政府的目标是“让全体居民有足够的住宅”、“为美国公民提供体面的住宅”。为实现这一目标,联邦政府的主要措施就是广泛地利用其发达的金融机构,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促进居民的购房,并对购买住宅者提供各种便利和优惠。
结论:从以上分析可见,我国房地产证券化虽然已经起步,但起步时其动力明显不足。因此,要想大规模推进房地产证券化,必须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房地产证券化的经验,尽快培育起我国房地产证券化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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