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金融的关系范文
时间：2023-12-04 18: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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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财政、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风险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当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着力探讨的热门课题。对两者的系统研究，将促进市场经济培育和发展过程中财政职能与金融职能的成功转变，顺利实现传统财政模式向公共财政模式的过渡，以及金融体制的创新。
财政风险象一切经济风险一样，是由经济活动中的多种因素的不确定性引发的。财政活动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它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极为复杂。财政风险是财政矛盾的激化，风险的大小受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而上下波动。这些影响因素既可能是财政内部的不完善或不规范行为，也可能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使财政政策和相关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发生了偏差甚至背离，由此产生了财政风险。若从微观经济角度来衡量其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则是一种易于估量的、有形的经济风险。而财政这一在宏观经济活动领域中产生的风险，不仅包含不可估量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经济风险，而且可能导致经济秩序紊乱甚至危及社会政治安定。
金融风险是资本在运行过程中由于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的价值或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它可以表现为一种货币制度的解体和货币秩序的崩溃，也可以表现为某家金融主体在从事金融活动中因不确定性因素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它既包括金融机构从事融资活动，从事投资和资产运用等经营活动产生的金融风险，也包括个人及其它非金融业的工商企业在从事融资活动时产生的风险。金融活动的不确定性是指因经济波动或金融制度的缺陷、运行秩序紊乱等原因导致的金融领域一系列矛盾激化，对整个货币制度、货币秩序的稳定性造成破坏性威胁。
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紧密相连，其原因是财政与银行实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存在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财政负责政府资金的筹集与运用，银行则负责信贷资金的存入与投放。双方在经济活动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杠杆，两者互相影响、彼此推进发展。当银行受体制、经营不善等因素的影响，效益下降，形成不良资产而引发金融风险时，它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转嫁给财政。反之，当财政出现收支矛盾激化而形成风险时，它必将波及到银行。因为作为我国主体的银行与财政一样，资财归政府所有，任何一方出现问题，最终都由政府来兜底。从我国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来看，银行与财政盘根错结、纠缠不清，无论是财政风险，还是金融风险，都有对方的因素起作用。因此，要真正弄清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必须深入分析金融风险中的财政问题与财政风险中的金融问题。
金融风险中的财政问题
（一）财政体制变革中隐伏的金融风险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实行统收统支，国家财政集中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再通过计划手段分配经济资源。国有经济的生产和投资主要由财政注资完成，企业的生产积累多数上交国家财政，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由国家确定。这期间，银行完全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只扮演一个出纳和记账员的角色。因此，此时的银行自身并不存在风险问题。
（二）财政与银行不规范的关系导致金融风险
由于财政、银行的职责界定不清，使得两者的运作呈现出一种貌似互不相干的“独立性”。双方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都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确定干什么或不干什么。这样一来，两大部门更多的是站在本部门的角度，依据自身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及部门自身的机制来运行，缺乏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沟通，存在银行与财政之间职能的“越位”与“缺位”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1.财政与银行的调控目标错位。当财政财力不足而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时，不是去加强财政，而是简单地让银行“双肩挑”，使银行过多地承担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发展甚至社会安定的责任，致使信贷职能与财政职能划分不清。由于超出了银行效能的内在规定性，自然是收效甚微。比如在结构调整问题上，在每次总量扩张中，结构失调不但不能扭转，反而不断加剧。这是因为银行“独木难撑天”，反而增加银行的风险。
2.行政干预的影响。我国国有银行一直受政府的控制，实质上是“政府的银行”。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后，地方政府有了相对独立的财权与事权，企业效益直接影响着地方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为保护地方利益，政府凭借行政手段指令银行对不景气的企业实行贷款挂账或减免利息；对一些经济效益差的项目，所需资金也要银行提供。加上企业在兼并、改制与破产中，政府不合理的介入，使债权难以落实，形成许多不良资产。另外，当财政出现赤字时，为解决资金缺口，往往强迫银行贷款，作为财政资金补缺的渠道，挤占了大量的信贷资金，使银行信贷资金跳不出供给制窠臼。这样无疑给银行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3.政策性贷款加大了金融风险。政策性贷款是为实施政府政策而发放的，以政策性银行为载体，不以盈利为目的。据统计，90年代以来，政策性贷款已占国家银行贷款总量的1/3以上。我国政策性银行自诞生起，财政、银行对它的认识上存在分歧，致使营运中出现很多问题，并且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其政策效应未能得到应有发挥。面对这一新的资金来源，地方政府视其为一块“肥肉”，融资劲头足，而运用效益却很低。当前，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得不到保证，资金运用潜伏着很大的风险，其生存与发展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三）银行的财政负担加重
（四）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
3.财政发行的国债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不用于加工业及其他方面，其目的在于克服经济中的短线瓶颈，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安排的投资中，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由政府全资包揽的重点建设项目；对劳动密集、中小规模、以及吸纳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较少考虑。至于将增发的国债用于消费性的转移支付如支持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则更欠考虑。因此，积极财政政策难以迅速带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使得在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支出极度扩张，增收缓慢。由此影响到银行，增强金融风险程度。
财政风险中的金融问题
（一）金融机构经营方式对财政的影响
改革以来，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和管理办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业务也开始交叉。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营管理方式上仍存在较大缺陷。国家银行仍沿袭国家机关管理体制，未能真正建立起现代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机构、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造成经营成本过高和管理效率低下，使得银行效益下降。与此同时，银行的财政负担又未减轻，其自身的积累速度放慢，于是银行业作为财政稳固财源所具有的持续性受到影响，波及到财政的收支平衡。
（二）金融机构重组方面的财政负担。
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金融机构重组的负担直接或间接地转移给财政。在处理金融机构的关闭、破产。或者为了化解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中，中央银行往往要损失部分过去的老贷款或增加新贷款给予支持，中央银行的贷款损失实际上由中央财政来垫底。另外，中央财政常常提供某些形式的暗补贴。例如，某国有商业银行在接受被关闭信托投资公司的资产债务以后，减免该银行一定期限内应缴的中央银行贷款利息，那么应交税金相应减少，这实际上接受了财政补贴；或者，某国有商业银行偿付了被关闭信托投资公司的外债后，该银行上缴的利润减少了。
对于地方财政而言，同样要经受金融机构重组带来的压力。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1.当地方金融机构自有资本不足，以及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亏损，出现支付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动员地方国有企业向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注资，以缓解支付危机。或者给予这些有支付危机的金融机构以税收减免，帮助它们渡过难关。对金融机构分立、合并时，地方财政往往要投入一部分资本金予以资助。
2.在地方金融机构出现资不抵债而破产关闭后，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存款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不得不动用本地单位的存款，甚至财政性存款去偿付自然人的存款债务。有时还以某些优惠条件让本地企业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变现。不仅造成地方财政资金捉襟见肘，而且连累了不少效益好的企业。例如，资不抵债146亿元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境内自然人存款由广东省政府垫付。
3.财政体制不健全下滋生的“畸型儿”——农村基金会，最终缘于政策、管理等问题而在全国范围内整顿关闭，对县、乡一级政府的财政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农村基金会的大面积亏损导致缺乏足够的资金偿付存款，而这些存款直接涉及到农民利益，处理不好将影响到农村政权稳定。因此，县一级政府动用财政性资金分期偿付，乡镇一级政府拿不出钱来偿付的，承诺延期偿付，并同意存款者用存单抵缴应交款项，这对举步维艰的县乡财政无异于雪上加霜。
上述这些都是财政资金信贷化的表现，使金融风险转变为财政风险。
（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的风险。
我国从1999年起先后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用于收购、管理、处置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减少损失。同时，运用债权转股权、资产证券化、资产置换、转让及销售等市场化债权重组手段，实现对负债企业的重组，推动国有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转变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企早日脱困。其目的是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四大AMC所需资本金全部由中央财政投入，人民银行只做业务上的指导。它能否良性循环，事关金融风险的化解程度及财政负担大小。从三个方面可看出它的运行中存在的风险。
1.AMC在处理不良资产过程中有可能与债务企业谋合套取财政补贴。在AMC运行成本高，不良贷款回收率低的情况下，财政每年弥补的亏损将增大，界时财政将不堪重负。
2.国有商业银行一边将不良贷款存量划给AMC处置，另一边又不断的产生新的不良贷款，使AMC永远脱不了身，积累越来越多的风险，将财政也连累进去。
篇2
【关键词】地方金融 地方财政支出 发展
一、浙江省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金融的发展现状
作为地方资金配置的两大渠道，地方财政与地方金融相互配合、共同成长，二者的良性互动对地方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运行至关重要。自从金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金融产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浙江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浙江省上下历年来也极为重视地方金融的发展。2012年9月，浙江省财政学会于举办“地方金融发展与财政政策”学术沙龙，与会中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地方金融发展的财政建议，为促进地方金融业的发展集思广益。学者们肯定了我省当前的金融发展，认为我省的金融机构无论是存贷款规模及其在全国的占比，还是金融机构创造的效益和形成的资产，均在全国领先地位，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有效发展，浙江省的经济运行和金融事业实现良性互动，金融业发展总体运行状况和数量质量指标均良好，无论是机构数量业务指标、经济效益和资产质量，浙江金融业都处于全国前列。具体而言，浙江省银行业是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设置最齐全的省份。国有银行在浙分支机构的经营业绩都属前列，政策性银行在浙分支机构改革运行情况也很突出，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同样处在对口领域先进状态。另外，民间借贷和内部集资也十分发达，为浙江省的民营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二、地方财政支出对地方金融促进的理论分析
（一）地方财政支出对地方金融降低“信息不对称”
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而地方金融机构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地方的信息存量，克服金融服务的这一障碍：即由“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交易成本畸高。这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就能够及时有效地对地方金融机构提供支持，降低监督成本，进而降低金融领域的道德以及其他风险。
（二）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金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言，财政调控与金融调控的自身特点决定了财政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地方政府财力有限，财政支出在优化经济结构、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如此在地方政府的调控下，金融业承担了部分职能。这样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向促进地方金融的发展，地方金融的发展又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这样保障了财政支出，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分析和指标描述
我们选取浙江省“财政支出（CZ）”、“全部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AC）”、“全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AD）”、“地方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CK）”和“地方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DK）”这五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因可获得的数据限制，我们将财政支出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全国各地区财政支出中浙江省预算支出替代；地方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农村合作银行年末存款余额+农村信用社年末存款余额；地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农村合作银行年末贷款余额+农村信用社年末贷款余额（如表1 所示）。为了消除数据中的异方差性，将CZ、AC、AD、CK和DK 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我们将指标设置为LCZ、LAC、LAD、LCK和LDK。
（二）实证过程与分析
1.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用的2000-2010年的LCZ、LAC、LAD、LCK和LDK均为时间序列，且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法对5 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此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是5组序列在10%显著水平下，均为二阶单整。这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
2.模型的设定
建立方程Y=C+αX+ε，其中C为常数项，α为参数，ε为残差项。分别建立浙江省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与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自然对数（即Ln浙江省财政支出与Ln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对其他数值进行同样处理，并建立方程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在回归方程中R2是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数，越接近1说明回归拟合效果越好，为了克服R2受自变量个数的影响，引进调整的样本决定调整R2。从以上估计结果可以得出，四个回归方程的调整R2分别为0.995218、0.992411、0.994818和0.991675，得出样本回归线对总体回归线的拟合优度都很高的结果。这表明浙江省地方财政支出与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地方财政支出与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在存款方面，全部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为0.97533，小于地方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1.077261；而在贷款方面，全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为0.905263，小于地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1.096421。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地方财政支出对地方金融的影响更大，加大地方财政支出能更好地促进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
3.协整关系检验
因为我们事先已经对各个时间序列进行过单位根检验，得出这些变量都为二阶单整，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
下面文章提出假设检验，H0：此残差序列存在单位根。
在这里我们使用EG检验法（即两步检验法）来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由上得出的经OLS 回归得到的四个回归方程，并将这些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分别对以上OLS 回归得到的四个残差序列，进行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经表1得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这四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的t 检验统计量估计值的绝对值都大于它们相应的临界值，表明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序列。结果显示浙江省地方财政支出与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地方财政支出与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之间分别存在协整关系，不存在所谓的谬误回归。
（三）实证结果分析
从以上实证结果得出，浙江省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对全部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的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对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的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以及财政支出的增加对地方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由地方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大于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可以推断出浙江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的相关性比浙江地方财政支出与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相关性大，同时也推断出浙江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的相关性比浙江地方财政支出与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相关性大，地方财政支出对地方金融的发展的贡献比地方财政支出对全省金融机构发展的贡献更大。
参考文献
[1]贺虹.完善地方财政与地方金融关系的思考[J].财会研究，2011.
[2]顾晓安，孙敏.地方金融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2010.
篇3
〔关键词〕 科技金融；金融网络；科技创新网络；结构洞
〔中图分类号〕F2731；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066－03
一、科技知识创新网络及其政府作用
网络联系（或者活动）是指网络行为主体之间的交互活动或关系。Beckman（1994）最早提出了知识网络（knowledge networks）的概念。笔者把科技知识创新网络定义为“科技知识创新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社会网络”。科技知识创新活动链接了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即所谓“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但是，市场需求是科技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判断标准，因而科技创新网络必须链接消费者，即“知道技术可用在哪，以及为什么人所用”，〔1〕所以，科技创新网络一定是“产、学、研”与市场相链接的社会网络。
政府促进科技创新网络链接有三方面作用：第一，按照波兰尼的观点，科学与人应该是合一的，个人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和个体技能（Skills）在人类科学知识创新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2〕有效保护知识产权能激发创新者的积极性并产生更多科技成果，政府的作用是建立与完善制度体系，营造尊重知识产权和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第二，政府对科技知识创新活动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金融支持，间接金融支持即“政策性金融”与市场的结合。第三，格兰诺维特把人们的直接联系称之为“强关系”，间接联系称之为“弱关系”。〔3〕强关系网络具有的高“接触频率”与“情感密度”以及“结构等位”（网络成员具有同等位置），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产生，但也导致信息同质化；“弱关系”则带来新信息或机会，从而形成互补性的科技知识创新网络。依据这一理论，政府的作用是扮演科技金融网络“桥（bridge）”的角色，通过服务平台促进科技型企业与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发生链接。
二、财政资金嵌入金融交易结构的机制
“金融交易结构”是金融资产的未来收益、风险和流动性的结构化，并形成以交易价格为核心的交易双方的权利配置。金融交易结构是金融网络的链接机制，也是金融网络与科技创新网络发生链接的机制。当金融网络与科技创新网络发生链接时，这种社会网络称之为“科技金融网络”。政府的“桥接”作用便是通过政策性金融与服务平台共同影响“金融交易结构”，改变收益与风险匹配关系，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自愿达成交易。
“金融交易结构”是由科技创新类型与金融交易方式共同决定的。其一，基础科学知识创新一般采用财政资金直接投入；技术创新除财政资金投入外，还以技术应用单位提供研究经费或专利转让费等为补充；企业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则可以通过VC和PE、银行贷款等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其二，高新技术企业或者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在风险最大的初创期利用自筹资金，辅之以政府种子基金或天使投资；在风险次之的成长初期除自筹资金外，还可能有VC或PE等股权投资；在风险较小的成长期和成熟期则采用PE投资、企业债、银行贷款等。长久以来，政策性金融在推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基础科技研究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财政资金嵌入“金融交易结构”，以实现政府引导与市场基础性作用相结合方面的尝试在近年也取得一定成果。
风险、收益与流动性相匹配是决定金融交易结构的经济学法则，当财政资金嵌入金融交易结构改变了风险与收益的不匹配关系时，过去不可能达成的金融交易现在可以自愿达成，所以，财政资金的嵌入本质上是一种政府信用的嵌入，以达到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增信的目的。如苏州“科贷通”模式就是政府通过设立信贷风险补偿专项基金，对合作商业银行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违约损失实施风险补偿，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从金融交易结构创新的角度分析，企业与银行的双边交易结构在嵌入政府信用后转变为一种三边交易结构；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甚至可以形成多边交易结构，如苏州推出的“保险贷”就是在金融交易结构中嵌入保险公司的“信用履约保险贷款”，即经保险公司履约保证保险后发放给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银行信用贷款。但是，由于政府嵌入放弃了全部或部分商业利益，而金融机构则以商业利益为目的，所以，商业性多边交易结构往往会导致更高的交易费用。笔者的看法是，如果不能降低交易成本，这种商业性多边金融交易结构很难认定是一种有效的金融交易结构创新。
三、政府服务平台的“桥接”机制
篇4
关键词：特惠金融；金融扶贫；信贷风险；风险控制
一、特惠金融扶贫信贷关系及其损益原理
与传统普惠金融担保贷款不同，特惠金融扶贫信用贷款就是一种由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的，由签约金融机构从政策性金融机构取得低息支农或扶贫再贷款资金后，在政府扶贫资金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扶贫奖励等措施保障下，按照存入风险担保基金总额的1：10左右的杠杆比例，向扶贫部门推荐的扶贫对象(建档立卡贫困户或扶贫经济组织)进行授信审查、签订贷款协议而发放的特别优惠的扶贫信用贷款。在特惠金融扶贫信贷法律关系中，签约金融机构基于政府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支持，与借款方(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经济组织)形成的信用贷款关系，主要包括贫困户直接或间接通过扶贫经济组织获得签约金融机构的小额信用贷款、扶贫经济组织通过公益担保或保险从签约金融机构获得信用贷款等关系，但不包括基于直接担保而形成的非信用借贷关系。在我国特惠金融扶贫信贷中，政府的政策态度是决定金融扶贫能否成功或者能否可持续的核心因素。政府通常以相关政策的显著倾斜，支持金融扶贫信贷的超常规发展：加大对贫困地区支农再贷款对扶贫信贷的支持力度，扩大扶贫信贷规模、降低扶贫信贷利率；完善扶贫贴息贷款政策，放宽扶贫贴息贷款监控标准，适度从宽进行授信审查、尽量从优给予贴息待遇、从速从宽核销坏帐损失；防范扶贫信贷潜在风险，健全风险损失分担机制，对风险损失补偿75%，按照贴息标准补助扶贫贷款的担保、再担保、保险等费用；完善金融扶贫激励机制，强化扶贫贷款政策激励力度，提高贷款增量奖励、贷款绩效奖励、定向费用补贴等激励标准。
二、特惠金融扶贫信贷中的风险构成体系
特惠金融扶贫信贷风险的形成根源于农民的社会心理道德属性、农业的自然条件依赖性等农村信用软约束力环境。由于农民抵御农业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剧烈的政策变化等，在农村信用软约束力环境下，签约金融机构就面临着贷款本、息无法收回的风险。这些风险从来源上看，包括农民诚信道德造成的信用风险、农业产业特性决定的市场风险、农村金融信贷属性的管理风险、财政介入扶贫的政策风险[1]。一是农民信用风险。信用风险作为借款人、担保方不愿或无力履行信贷合同还本付息条件而构成违约，致使信贷银行遭受贷款本息损失的可能性。尽管贫困农民贷款人不能履行还款责任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客观上可以偿还但主观上不愿意偿还；二是主观上想努力偿还但客观上不可能偿还。但严格来说，在特惠金融扶贫信贷关系中，贫困农民贷款的信用风险主要是指客观上可以偿还但主观上不愿意偿还造成的信用风险，这是贫困农民的履约意愿、诚信品格出现了问题，贷款人品格是指贷款人不仅要有偿还债务的意愿，而且具备在负债期间能够主动承担各种义务的诚信责任感。这种情况通常根源于农村信用基础环境较差，一些贫困农户在生存问题尚不能很好解决的情况下，信用意识淡薄，赖债、逃债思想较重，依约还款意识薄弱。二是农业市场风险。这主要是由于开发项目产品或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和市场供需变动引起的借款人投资项目预期收益损失的可能性。由于信贷双方市场信息不对称引致借款人无法准确地预期产品或原材料市场规模、结构、价格变化，不能充分利用远期交易、期货交易、期权交易等避险机制规避的市场异常变化，可能导致的贷款偿还困难与损失。此外，由于信贷机构在追求短期商业目的和长期发展目标的系统化管理过程中，因为不适当的战略决策，如盲目追求规模的不断扩大，或因过度竞争而过度降低授信、利率条件等，导致贷款机构形成影响未来发展的潜在战略决策风险。自然灾害风险(不可抗因素)作为农业市场风险的特例，是由于开发项目建设运营中出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因素(旱灾、泥石流、冻灾和冰雹等自然灾害)导致开发项目不能如期开工建设、正常有效运营而使贷款本息偿还困难。三是经营管理风险。由于金融机构内部扶贫贷款管理控制机制不完善，管理人员变动衔接不到位、资金划转流动程序不严谨，对风险控制制度、流程规范控制、责任追究机制不重视，没有对贷款滋生风险的环节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督，调查分析和风险识别评估方法落后，难以正确评估贷款风险程度，导致贷款风险增长。扶贫贷款业务具有较大的特殊性，通常要求从事信贷管理的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素质水平，但客观上从事扶贫贷款业务的人员素质往往相对较低，缺乏良好的业务开发与拓展能力，甚至还使优秀的人才难以得到提拔和重用，这就增加了扶贫贷款风险的概率。四是财政政策风险。政府特惠金融扶贫的财政风险也可能经由银行与财政的特殊关系机制传导转变为签约金融机构扶贫信贷政策风险。政府推动特惠金融扶贫信用贷款导致的财政风险，是政府财政在不确定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下，由于有限的扶贫投入不能充分满足金融扶贫贷款的贴息与风险损失补偿等支出需要，导致政府财政扶贫收支的正常运转造成消极影响的潜在隐患。特惠金融扶贫信用贷款的贴息与风险损失补偿等硬性财政支出机制，使政府财政面临一系列的支出责任，包括直接扶贫资金、扶贫项目资金、扶贫互助资金、扶贫贴息资金、扶贫风险补偿资金、财政支农资金、扶贫奖励资金等[2]。虽然签约金融机构提供的扶贫性金融服务是政府金融性公共产品的一个方面，由此导致的公益性成本损失代价应当由政府买单。但是，政府财政能力也不是无限的，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导致财政风险，进而形成扶贫信贷的财政政策难以实现的风险。现行特惠金融扶贫信贷资金与财政补贴资金都缺乏长远可持续的内生性投入增长机制，信贷资金主要依赖政策性支农再贷款，财政补贴资金主要来自于财政扶贫预算支出项目。这种完全由外部治理结构阶段性博弈结果决定的扶贫资金临时性供给模式，具有很大的政治治理政策波动性风险，极易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产生财政保障资金供给逐渐枯竭的风险，无法弥补庞大的信贷资金贴补缺口。同时，由于现行财政扶贫支出种类繁多、管理分散，难以精确进行收支预算与平衡，在地方政府风险补偿资金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其风险极易随着财政支出规模迅速增长而急剧增长。由于《担保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地方财政对扶贫信贷的风险保障机制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值得怀疑，在地方政府偿债储备资金明显不足以对金融扶贫信用贷款支出责任进行兜底时，这势必转化为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
三、特惠金融扶贫信贷的风险控制机制
面对特惠金融扶贫信贷的风险种类、基本特性、形成原因，签约金融机构应当积极主动地构建具有现实针对性风险防范与控制机制，努力将风险扼杀在初级的萌芽阶段，或者控制在能够承受的水平。
1．强化信用制度建设，化解农民信用风险。从内外两个方面提升农村金融市场信用水平，化解农村金融扶贫贷款的信用风险。一方面，通过扶贫信贷诚信教育、信用法纪教育、贷款契约教育、信贷政策教育，提高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提高贫困人员对金融扶贫贷款的认知度，从内部增强扶贫借款者的信用水平，推动扶贫金融机构自主发放更多的扶贫贷款。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借款人信用评价工作，建立信用制度、动态调整机制、差别待遇机制，据此对贫困农户的信用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为此，银行应加强对借款信用的评价工作，注重贷后诚信的评价管理，健全诚信评价的调整机制，充分发挥农户信用的贷款价格决定机制，让借款贫困户基于信用优化或者恶化结果对借贷价格的影响，形成良好信用可以持续优先获得贷款、或以较低利率获得贷款的好处，让借款农户通过衡量违约与守约之间的贷款条件差别待遇作出理性的决策与行动，鼓励农户争取较高的信用，对农户可能导致信用受损的行为进行约束[3]。
2．充分利用金融工具，降低农业市场风险。虽然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农户扶贫贷款投资的成功率和收益率是影响农户扶贫信贷安全性的关键因素，加强政府的农业产业化规划水平与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是提高农村金融扶贫贷款抗风险能力的政治经济基础，政府必须积极正确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要开展经营活动，提高农户对产业市场前景的预见性，积极指导金融机构、农业扶贫企业和农民利用现代金融市场利率期货、期权、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有效转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市场风险[4]，但从金融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由于贫困农户抵押贷款受到贫困条件的客观局限(合格抵押物少、抵押物变现难、执行成本高)，有必要通过设计替代抵押担保机制，开发更多更适用的扶贫信贷担保新产品，创新贫困农户相互联合担保、互助资金会存单质押担保、扶贫经济组织留置担保等相结合的扶贫贷款替代担保风险分担机制，分别根据不同扶贫对象，推出不需要贫困户直接提供抵押物的、替代性贫困户互相联合担保贷款、农户关联公司留置担保贷款、互助社存款单质押担保贷款等信贷产品，破解扶贫信贷的担保困境。充分利用保险市场，推出扶贫产业市场风险保险、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贷款保证保险、农产品保险、价格保险等商业保险产品，构建多层次、多环节的市场风险保险化解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设计扶贫产业市场风险保险产品：由省级扶贫部门通过向签约商业保险机构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委托商业保险机构对本省范围内的扶贫产业风险提供商业保险。签约商业保险机构由根据扶贫产业面临的市场经营风险特征，设计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产业保险产品，引导和鼓励扶贫企业根据各自产业的市场风险程度，自主地购买相应类型的农业产业保险产品，对全省范围内的扶贫产业农业保险统筹管理，有效解决扶贫产业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后顾之忧，分散产业扶贫信贷资金的市场风险。
3．健全内部风险控制，控制经营管理风险。在金融扶贫特惠信贷业务过程中，由于贷款申请、授信调查、审查评估、签约审批各环节工作职责相对分离，分别由不同部门和岗位承担，金融机构必须强化各环节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贷款风险责任分担机制，将调查人直接责任、业务部材料真实性初审责任、风险部风险提示责任、分管领导材料再审和风险预测责任和最终批准人决策责任，科学合理的明示出来，并加以相互监督制约；针对信贷管理风险产生的关键环节，重点审查与风险密切相关的借款主体合法性、资金投向的合规性、还款能力的可靠性、担保资格的代偿性、贷款手续的完备性、贷后经营的风险性和逾期处理的严肃性等问题，确保日常基础性经营管理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机构还要根据特惠金融扶贫信贷政策风险构建扶贫信贷政策风险控制制度，应对扶贫贷款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整体经营收益大幅度下降的经营管理风险。签约金融机构要争取在完善支农再贷款政策的基础上，通过设置专项扶贫再贷款项目，以比支农再贷款更加优惠的利率政策与资金保障，有效协调扶贫贷款优惠利率(基准利率)与商业银行必须维持基本贷款收益率的市场规则之间的矛盾。尽量将特惠扶贫贷款规模控制在能争取到的政策性再贷款的总额度之内，确保特惠贷款资金来源于利率较低的政策性资金，使总体利润率维持在合理区间。
4．强化风险补偿制度，预防财政政策风险。通过健全金融扶贫风险补偿金机制，构建金融扶贫贷款政策风险的防火墙。特惠金融扶贫的信贷风险与财政风险是性质完全不同两类风险，但在财政、金融产权边界法律界定不清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风险与非政府的金融风险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相互演变转化。为了有效化解财政扶贫资金收支平衡的政策风险问题，有必要在强化不断增长的年度扶贫预算支出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将各项财政扶贫资金整合到风险补偿基金上来，逐步建立健全扶贫风险补偿基金制度。虽然财政扶贫贴息是解决贫困农户贷款贵问题的重要措施，但金融扶贫成败的关键不在于财政贴息，现行扶贫贷款适用的优惠的基准利率水平，完全在贫困户可承受范围之内，财政贴息不是金融扶贫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一个强大的风险补偿基金，才能有效地补偿因重大自然灾害等重大风险因素造成的农业产业市场的重大损失，才能有效地提升贷款金融机构、扶贫经济组织、产业农民的生存发展能力。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产业市场风险补偿的财政风险，还应当建立健全扶贫风险补偿的债务评价预警体系，加强对扶贫风险补偿基金运行安全性的动态监测与防范，避免因风险补偿金严重不足造成的基层政府巨额财政负债问题。针对《担保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所导致的财政风险补偿金制度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存疑，应当依法通过相应解释，明确允许财政扶贫资金可以作为金融扶贫信贷风险补偿金的问题，推动特惠金融扶贫工作稳步向前发展[5]。
作者:全臻 全承相 全永海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省扶贫办
参考文献：
[1]翟剑虹.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甘肃省扶贫开发中的风险管理探讨[J].金融视界，2014，(12).
[2]王有美，马继洲.博弈与均衡视角下欠发达地区金融扶贫激励机制完善与创新[J].甘肃金融，2012，(4).
[3匡桦.隐性约束、声誉约束与农户借贷行为[J].经济科学，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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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财政金融 管理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832.63 文献标识码：A
一、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是财政金融管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一）促进财政金融信息管理现代化。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财政金融活动的覆盖面越来越宽，从而使财政金融管理的各种资料、情报、报告和数据等信息量急剧增加，而且瞬息万变。数据结构及处理日益繁杂，管理人员靠传统的手段是无法应付的。现代化管理的及时性和严密性要求实现财政金融管理的电脑化。在财政金融管理中，运用计算机尤其是采用数据库技术，就可以使各种经济、财务、税务、信贷、现金票据等方面的信息流的记录、收集与整理，做到及时准确、完整，使固定信息长期使用。
（二）促进财政金融决策的科学化。
决策所需要的国民经济信息、科技、社会动态、资金动态等单凭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主观臆断是绝不允许的。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财政金融管理的重大得失和成败。现代财政金融决策要求进行大量而又精确的计算，不仅要有定性分析，而且要有定量分析。在定量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进行科学决策。现代化管理的准确性和经济性要求采用经济数学和电子计算机这样先进的方法和手段，从而使决策更加科学与有效。
（三）提高财政金融管理效率。
时效性是现代财政金融管理的客观要求。计算机可以大大缩短数据的收集和编制周期，提高效率，并且能随时掌握财政金融经济活动的变化动态，根据反馈信息进行事前控制或及时调整，掌握财政金融管理主动权。
二、电子计算机在财政金融管理业务中的应用
（一）数据处理。
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财政金融管理中的各种数据，效率可以比人工操作提高几十倍甚至更高。数据处理是指用电子计算机对财政金融业务信息进行处理。包括对数据的收集、转换、分组、组织、计算、存贮、检索等项处理工作。
（二）计划编制。
将所要求的计划项目（预算项目、信贷项目等)按照既定的程序送人计算机，计算机按照要求编制出计划。电子计算机不仅可以编制短期计划，也可以搞长期计划，进行远景预测。
（三）报表处理。
电子计算机编制的报表，具有数字准确、字迹清晰、表面整洁、速度快和便于存档等优点。
（四）记帐、结算。
按照编制的记帐、结算程序将凭证、数据输人计算机内，计算机则按规则要求记帐、结算。具有速度快、准确和省时等优点。能够减轻业务人员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此外，随着财政金融管理中电子计算机应用的要求，以及系统内的联网，使电脑储蓄、电脑取款、异地存款等业务不断开展，方便了经济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
（五）日常管理。
财政、税务、银行和其它金融部门利用电子计算机来管理自身的人事档案、工资财务、物资设备、住房和图书资料等。
三、电子计算机在财政金融管理中应用的基本条件
电子计算机在财政金融管理中的应用是管理手段的一场变革，要实现这一变革，让计算机在财政管理中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的努力。首先，要有与计算机相适应的科学管理体制和方法。为适应计算机管理的要求，财政金融系统必须逐步实现管理组织科学化、管理业务标准化和管理工作程序化。其次，要有准确及时的原始数据。为适应计算机管理的要求，必须要使原始数据及时准确化，使数据管理办法规格化、科学化、使数据往来及报表文件规范化。再次，要有一支计算机管理的专业伍。计算机应用的专业队伍，主要包括系统分析员、系统设计师、程序员、数据录人员、计算机操作人员、硬件与软件维护人员、管理人员等。最后，要做好系统开发工作。就是要设计一组能保证实现系统总目标的子系统，确定它们的具体目标、任务及相互之间关系，明确各子系统共享的数据资源，选择和配备用于财政金融管理的电子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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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问题以及进一步延展的“三农”问题同财政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不同历史阶段财政对“三农”有着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和力度。建国初期，通过相对较高的农业税赋水平，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为国家发展工业提供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到上个世纪末，愈演愈烈的农民负担问题凸现了国家特别是基层政府同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从2003年至今公共财政的支出理念使财力向改善民生方面倾斜，一系列财政惠农政策使得农业、农村和农民在财政支出调整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一系列新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认识和解决这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在公共财政的视角下本着“标本兼治”的原则给予更多的支持。
解决农村民生问题需要从规模和质量上有效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这又依赖政府财力，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力。理论上讲，基层政府更贴近民众，也就能够更高效便捷地获得公共服务的需求信息，所以相对而言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有着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规范了中央和地方层面的收入分配关系，而省以下地方政府间收入分配关系并没有随改革的推进相应展开，相反一些地区的基层财政在多轮体制调整中财力上移，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并直接导致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
有效增加基层政府财力的改革需要从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人手，从源头上为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扩展财力空间。具体来说，在收入方面对省以下主体税种划分做出统一规定，赋予涉农的基层财政相应的主体税种，将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以及未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在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间合理分配，改变县级财政固定收入依赖小税种且不稳定的局面。在支出方面，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农业等主要支出责任在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将目前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事务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在事权与财力相匹配方面，建立县级最低财力保障制度，考虑取消在中西部地区的公益性项目的基层财政配套。
协调农村金融服务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需要建立合作金融、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相融合，又有业务分工的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土地问题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尽管这不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农村土地流转，但现阶段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一是通过土地的集约利用将有限的耕地资源集中在少数种植能手那里，以现代农业的机械化运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带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土地流转较好地协调了这两个农村发展的重要战略，但这对相关的配套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服务好农村土地流转，各级财政更是责无旁贷。根据现有的农业比较收益，转出和流入土地的农民都面临更大的风险：转出的农民可能有两种情况，要么外出打工脱离务农，要么没有劳动能力待在家里，这两者的社会保障问题都需要财政高度关注并妥善解决；转入土地的农民所面临的是生产规模扩大可能出现的更大的市场风险。信息、保险、技术服务等都是推动承包大户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各级财政所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都对土地流转的规模和效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村金融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金融是以合作金融、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为基本构架，以民间借贷为补充，形成了彼此相互分工协作的多渠道农村资金融通平台。但是，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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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监管；强化对策
近些年来，财政监督部门和财政监督管理人员都围绕着党的工作进行步署，推进我国财政监管工作，在监督成果上取得了初步成效。为对合理进行财政管理，加强财政部门监管力度，使财政政策能够有所保障，财政部要实行中央基层预算财政管理工作。目前，财政改革不断的推进，新时期财政监管部门提出“合理取舍，准确定位，激励相容”的基本原则，实行推进财政监管人员办理工作转型[1]。
一、新时期财政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 财政监督体系不够完整，职能定位不清楚。目前，我国监督体系中，财政监管体系包括审计部门监督以及财政部门监督，它们之间是平级关系，缺少一个在他们两者至上的监督机构[2]。在法国，建立财政监督体系会采用三层次设置，包括议会对政府预算进行监督、财政部门对财政收支进行监督以及审计法院高层进行的事后监督。而我国的监督部门是对审计、财政、国库进行监督工作，这些监督部门是按照部门属性行使各自的监督职责，主要是以财务收支、预算收支和其他经济的运行作为监督对象。因此，要建立健全的监督体系才能够不会产生浪费人力、物力、资源等情况，达到高效的进行财政的监管工作。
从职能的分工来看，在工作中经常出现不同部门之间重复检查现象，这些监督部门在日常工作中，由于各自工作的侧重点不同，我国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导致出现交叉、冲突等现象，再加上在监督政策上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例如税收部门通过工作对其超收分成，监察部门通过工作对其检查分成，都助长了这种不顾国家利益、只顾局部利益的不正的工作风气；执法单位、执法人员贪图片面利益，对事件处罚把握不好，在执法目的上有很大的扭曲，甚至会出现执法单位间的内耗问题。
（二） 财政监督体系法制建设不完善。虽然近几年我国相继制定了财政监督法律，但从整体上看，我国财政监督立法仍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权威性不足。我国现行的财政部门颁布的行政法规权威性不足，使财政部门进行财政监督工作力度不够，甚至无法有效执行监督工作的现象。有的部门拖延或者拒绝出示提供相关的文件资源，更有甚者直接拒绝检查。
2. 法律法规针对性较弱。从广义上讲，财政监督法律体系包括约束财政监督客体的法规和处罚标准的相关法律法规。而从狭义上来讲，财政监督法律体系只有进行规范监督主体本身行为和对处罚标准的法规。因此，规范监督主体本身的行为以及出发标准的法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政监督法律[3]。
3. 在法与法之间存在不协调现象。由于部门与部门间、法与法之间关系没有明确，便产生了相互冲突、法与法指间不衔接等现象，使执法难度系数增加。法律规定财政相关部门能够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一些行为，但事实上，这些法律内容并不能在财政监督上起到很好的效果。
（三） 财政监督部门与社会其他部门关系没有理顺。由于历史原因，社会中介结构一般挂靠行政单位，而那些挂靠财政管理相关部门的部分社会中介机构，通过政府相关行政手段私自承揽业务，并要求委托单位出具假证，这种行为，不仅使监督秩序出现混乱，同时，也对财政监督部门的名誉受到损害。
从财政部门和财政监督部门之间的关系分析，开展财政监督部门业务时，和其他单位属于平级关系，而财政活动的检查与监督仅仅只有财政监督处进行处理，而其他业务部门参与很少，导致财政监督部门进行监督工作时，没有得到相应的配合，以及在日常监督和对内部进行监督时，因为没有及时接收到其他部门信息导致财政监督部门日常监督的职能变弱。
二、强化财政监管的具体设想
（一）加强财务监管，完善财务制度
1.加强财务监管。目前，与改进财务制度相比，加强财务监管显得更加迫切。财务监管人员要对银行的检查工作进行严格的监管，出现违纪行为要进行罚款或通报批评等，监督其改正[4]。因此，相关部门要加强财务的监管，完善财务制度，实现财政监管的强化。
2.完善财务制度。针对我国财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可对其现行制度修改如下：一是适当提升固定资产比率或对资产为分母进行计算；二是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并行，对不同种类、不同期限的贷款实行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三是对综合费用率管理进行恢复，就是对收入与综合费用相乘进行成本规模的控制。
（二）强化财政监管地位
1.确定财政监管的主体地位。在金融机构的财政监管工作中，银行是财政监管工作的主体工作，一般来说，财政监管比较弱，这和财政监管具有的重要性是不相符的。所以，要想强化财政监管地位，就要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也就是对银行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业务监管等。
2.运用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力量。在进行金融机构监管中，可以运用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的力量，将金融监管工作更全面的进行[3]。运用这些部门的力量，可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财政监督，从而有效强化财政监管地位。
（三） 设立财政部金融管理部门
1. 对财政网络的监管。在电子联网后，财政部通过电子网络，要快速得到银行各种指标，并实行定期的对外进行公布，由于财政部发出的信息具有客观性、全面性以及公正性，这更有利于公众对银行的选择余地，强化银行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
2. 对财政金融的监管。金融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在我国经济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我国保险公司和银行属于控股企业或者独资企业，或者也是中央企业。现在，金融业的发展越来越好，而财政部门对金融业进行的监管却乏力，所以，要设立财政部金融管理部门，监督与管理金融行业，使金融环境安全运行。
（四） 制定银行质量监管和公告制度
1.提升资本充足率措施。在提升资本充足率可以在三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一是由中央财政部门直接的向银行注入资本金；二是调整银行利润分配方式，让银行在税后也能有更多的进本进；三是可以将银行部分资本金转变为增资本金[4]。
2.实行银行监管的措施。在对银行负债、资产和风险比例进行严格的监管，制定银行质量监管与公告制度，具体措施是：一是银行要建立按月的方式向财政部门提供经营情况的制度；二是财政部门可以对银行负债、资产和风险情况进行直接监管；三是银行的财政部门要对信用等级进行有效的评估，最后对大众公布出评价结果。
（五）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多年来，国有企业由于多年来矛盾积累使其陷入困境。经济结构、市场变化等矛盾愈加突出的客观原因，和利润转移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最大的困境就是企业经营制度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与财政有直接的关系，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够改变这种局面。解决在财政方面出现的问题，相关监管部门积极鼓励、支持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下财政监管工作是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的一项工程，相关工作人员只有领会财政管理精神，并根据转型要求，多管齐下。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积极的探索与不断地总结，才会使新时期下财政监管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发挥出财政监管工作的工作效能，从而全面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作者单位：石狮市会计核算中心）
参考文献：
[1]王化成.财务管理理论结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1）.
[2]商德文.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监督体系[J].财经研究，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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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章深入研究了农业科技创新与资金支持之间的关系，但仍有一些改进之处，首先，分析的结果不够准确，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适用于存在不可观测变量观测系统，并且由于可以分时间阶段给出不同系数，所以不要求用大样本容量数据才可得到较准确结果。其次，上述文章建立的模型中仅仅是单一的财政资金支持和农业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较少，本文不将财政资金支持与金融资金支持和对农业科技创新有重大影响的科技人力资源变量加入模型，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准确，也同时说明培养大量优秀农业科技人员对中国的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有重要作用。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1996—2011年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金融政策效应。状态空间模型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理性预期、测量误差、长期收入、不可观测因素。
状态空间模型由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构成，其中
式中，xt具有固定系数β的解释变量集合，zt是有随机系数αt的解释变量集合，随机系数向量αt是对应于状态方程中的状态向量，称为可变参数。变参数αt是不可观测变量，必须利用可观测变量yt和xt来估计。在状态方程中假定变参数αt的变动服从于AR(1)模型，扰动向量εt、vt假定为相互独立的，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和协方差矩阵为Q的正态分布。
二、指标的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一)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6—201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1996—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共设定了5个变量，其中有1个因变量y即中国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这一变量采用农业专利申请量来表示;4个自变量，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支出g，用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经费农业政府资金支持表示;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f，用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经费农业金融机构贷款表示;农业科技创新人员l，用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人员表示。
(二)数据处理
为了使模型的结果更准确，更具参考性，对于，g和f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PRI)平减处理，y、g、f和l均属时间序列数据，对其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由于可变参数模型要求数据平稳或者具有协整关系，所以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财政投入和金融信贷资金对中国农科科技创新发展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模型设定
建立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投入和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开发机构贷款对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拉动效应的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用卡尔曼滤波对弹性系数进行估计，模型为：
三、模型测算及结果分析
(一)财政支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弹性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呈阶段性的特征，从1996—2002年呈明显的上升态势，由于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外贸和整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整体财政政策由紧转松，国家对于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倾入大额的投资，当然也包括对农业科技的投资，其中2002年政府对于农业科技开发研究机构的投入达515 670万元，同比2001年增长了36%，2002年财政支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弹性系数在近几年中达到峰值，为0.74。从2003—2008年该弹性系数呈缓慢下滑的趋势，这是由于2003—2008年，中国由积极的财政政策转为中性，尽管2008年财政投入相比2002年多投入了1.5倍，但是同比2007年，仅增长了15%，虽然，2006年“科技创新型国家”这一概念提出，中国对科技创新十分重视并大力支持，国家农业科技研发机构增多，经费的配套增长却略显薄弱，所以此时的弹性系数趋于平缓。从2008—2011年，财政支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缓慢增长。在此期间，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国家对于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提供大力支持，故而该弹性系数有缓慢上升趋势。
(二)金融贷款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弹性分析
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金融贷款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波动比较大，但总体呈现下降然后平稳的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7—2004年，这一阶段，中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的颁布，使得银行对于像农业科技创新这种高风险项目贷款持谨慎态度，导致对农业科技创新研发机构的贷款持续缩水，2002年金融机构贷款为2 273万元，比上年同比下降了80%，下降趋势十分猛烈。第二个阶段是2004—2011年，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其中2008年金融贷款仅为375万元，在开发机构筹资的渠道中仅占0.2‰。同时，作为整个大环境的融资背景，中国宏观的货币政策也是从紧的。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对1996—2011年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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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的爆发看起来是一场国家的债务危机，从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债务曝险，到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债务比重超越警戒线引发债务评级下调，显示的是一场可能的债务违约和债务危机。现在这场危机还在继续延宕过程中，影响波及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在全球经济最核心的欧元区国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时，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看起来是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产生的冲击波杀伤了融资过度、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出现了像冰岛、爱尔兰这样的陷入危机的经济体。因为金融市场的扩张过度和过分的杠杆融资而导致金融体系脆弱部分曝险，一部分金融机构受到了影响，这显然与债务性质结构无关。金融危机的冲击首先体现为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否稳健的影响，当时主要的观察认识认为金融市场衍生品的杠杆化交易失控和银行类机构资产的过度市场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资产受到了影响，货币体系和货币政策并没有陷入危机，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和政策是健康稳定的。这些国家的财政体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应对金融市场动荡时，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充分发挥了财政的最大能力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主要国家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也是应该的，一些国家的财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载能力实施扩张和经济拉动，甚至还带动或强制其他金融机构实施扩张和提高支出水平，以应对经济下滑。这在学术界不同流派看来，是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一次彻底批判和否定。那么，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财政体制和货币体制下，金融体系的危机爆发可能吗？它仅仅可能是局部性的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难以理解，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融资活动与一国的财政体系活动和货币体系的活动可以完全地切割分离吗？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并不清楚，在学术和政策实际运作层面并没有很多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国的财政体系并没有编者按：鉴于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欧洲经济摇摇欲坠，欧债危机已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并迫使我国经出现明显的危机，货币政策体系也显得稳健安全，利率、汇率和通货膨胀水平都是在稳定水平状态下运行，金融危机在当时显得像是个别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信用危机。在应对流动性收缩和金融机构稳健时，美国政府冲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种预算工具筹集资金，并给予了危机金融机构大幅度的资本输入，而美联储并未作出过多反应，维持了基本的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和就业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扩张性的货币供应政策，即QE1和QE2。欧洲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初期，也体现出了一种有限的金融机构信用或支付危机，对于经济财政支出最多是一种间接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并未影响到货币体系的稳定，欧元体系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健康的。它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欧债危机来说，它似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某种联系，但作为财政工具的债务危机又似乎与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假设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多数人所接受，也就是欧债危机是债务问题，是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水平失调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债务危机也就是一国的财政信用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要问，这样的假设合理吗？金融危机条件下出现的债务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究竟有何关系。当我们深入地看一下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的结构影响，才能发现欧元体系内部财政体系的功能，它们二者其实是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财政支出体系与统一的非的货币政策体系被结合到一起时，它们的运作就已经潜伏了财政扩张和债务失控的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此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因此，欧债危机，看似并非货币体系的危机，实际上真正是货币政策体系矛盾危机的集中爆发。我们这种分析假设的基本前提就是欧元货币体系隐含着内在的矛盾，财政体系的矛盾是一种突破口，债务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中已经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二、货币政策体系矛盾的财政表现
欧元作为欧盟统一货币始于1999年，它的产生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能。它既是欧洲统一经济体的流通货币和支付工具，也成为欧元区的储备货币和外汇支付工具。欧元一诞生，就取代了欧洲各国原有流通的货币，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日元、英镑在国际结算中竞争，而且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欧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体系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元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与美元竞争国际储备货币中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使欧洲央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在欧元区内部，统一的货币也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和利益，对于资本流通、货物贸易和劳动力就业等带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欧元体系从诞生起就带来了它的不稳定性，它隐含的矛盾冲突在市场条件形成时就必然爆发出来。
第一，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货币是欧元区国家的货币，它的出现是建立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统一开放条件下的，17个国家形成的货币区大约有3.3亿人口，12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人口规模已超过美国，GDP总量为美国的80％。欧元一出现就被认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欧洲各国经济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高度接近，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小，对于经济合作和联合市场化竞争的意愿十分强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较小，大多数西欧国家都积极加入了欧元区，一些东欧国家也积极要求加入欧元体系，这也使欧元一度被多数人看好，甚至认为在未来10多年以后极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作为货币体系涉及到了诸多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货币体系的运行就会出现危机，尤其是在各国的经济利益诉求难以达成一致而又没有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时，矛盾就会爆发，货币政策体系就难以去左右国家的财政行动，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国的政治决策。而欧元被大多数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行动，没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严重分裂隐患，也就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们所获得的来自欧元体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当面临市场冲击时他们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也是不同的，极有可能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组合：最小的获益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则成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欧债危机，正是这种结果。
第二，在各国纷纷放弃而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的结果，显然也低估了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去搭便车，获得一些免费的经济利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南欧和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极尽努力直至修改财政数据力图加入这一体系。这种利益是什么，我们简而言之，就是在货币体系层面有可能的储备货币利益，竞争型的储备货币份额可能是发行和货币国际化流通获得实际的铸币税收入，而且统一的欧元变得更有竞争性，对于那些经济地位较为弱小的国家来说，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对于美元的储备性依赖也会大大降低。而从经济层面上说，区域性货币减少了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摩擦，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会产生积极的效应，这在理论上也被归结为存在着一种最优的“区域货币配置效应”。现在我们从实际状况看，金融危机的冲击粉碎了这种美丽的梦想，欧元区不得不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这个现实就是，欧元区货币的运作需要付出极高的运行成本，利益矛盾冲突积累又可能使得区域货币体系分崩离析，财政和债务危机的爆发是货币体系矛盾的直接体现。
第三，已有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的问题和原因，指出了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是一国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已经统一了货币政策，各国也就只有财政政策可以作为调节支出的工具了，欧元区成立时已经意识到财政支出规模和预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欧元体系的稳定，已经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规定了上限，但财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义，这一要求的提出没有强制的法律或行政约束，这为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扩张和失控留下了隐患。财政支出失控和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发原因可以分为下列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结构差异和政治决策冲突方面看，财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发债务危机。欧元体系的17国在进入统一货币政策以后，各自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市场产品的发展前景差异极大，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阵营。第一阵营即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和法国，其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均GDP在35000美元以上；第二阵营为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经济结构较为优势，有较高的竞争力，人均GDP为25000~45000美元；第三阵营为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冰岛等国，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为20000~30000美元，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低。这样的结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协调的困难。统一的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政策必然导致不同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并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和预算支出能力会受到更大的制约，赤字政策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状态，而且背负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二是从危机应对决策过程看，财政政策失控导致的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扩展爆发，金融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其中具有内在的联系。欧元区国家具有较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但其国内的政治结构、治理方法、社会文化影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创新能力较低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福利主义盛行，出于政党利益要求而对于财政约束松弛，导致债台高筑。其中欧猪五国的当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为1％左右，到2011年已经达到13％以上；累计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腊已经达到180％以上，其他国家也达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欧盟规定的安全警戒线。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对于用国家干预来影响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抱有幻想，学术上也出现了否定市场机制推崇国家干预的思潮，这正好迎合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国家干预控制的理念，在欧债危机爆发过程中，这种思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信用收缩的主要政策，这些国家的财政纷纷采取了空前的扩张和救援行动，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亏损进行补贴，增加公共项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补贴消费者以拉动市场，应对危机事实上是在扩张支出刺激经济，这完全符合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原则，新凯恩斯主义者也主张财政扩张。但随后我们看到的是狂热扩张后的严峻局面，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迅速上升，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比重已经上升到15％左右，累计债务比重超过了GDP的1倍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债务在2009年以后，已经进入偿还期而财政已经失去了偿还能力，债务危机已经是一触即发。巨额的财政支出并没有带来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和失业增长，局面已经恶化到经济的负增长和高达20％左右的失业率，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50％以上，应对失业经济衰退和面对债务危机已是欧元区国家的两难处境。很明显，在财政扩张和收缩这条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产清算也许是唯一结局，这也意味着财政扩张主义的破产，连带着欧元货币体系的破产。
篇10
关键词：金融支持 临沂市 旅游业 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4-263-02
金融业与旅游业作为我国经济的两大战略性重要产业，两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一方面，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对旅游业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旅游发展与金融支持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旅游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新兴带动产业，吸纳就业和扩大消费、投资的能力强，产业链条长，从而可以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产业空间和市场发展潜力。金融支持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表现在多个方面，如财政金融、银行信贷、资本市场、金融产品与业务服务等。而山东省临沂市旅游资源丰富，但是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社会效益、经济效应，究其原因，是因为临沂市旅游业的发展没有大量的、好的旅游区硬件设施做支撑，更没有完善的旅游配套设施，而这些都离不开经济的支持。
一、财政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方式分析
财政支出中用于发展和支持旅游业方面的开支，不应完全以是否具有竞争性为标准，而应以其社会公共需要和其他经济主体是否愿意投资为标准。有些旅游项目（如主题公园等）尽管是公共需要，但如果其他经济主体愿意投资，则它就不再属于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如果是公共需要，而其他经济主体不愿或没能力投资的项目（如旅游景点宣传促销、旅游景点配套公共设施建设等），则它仍然是属于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
二、信贷规模对旅游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1.检验方法及使用软件。本文从信贷规模角度出发，运用ADF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临沂市旅游业的发展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运用ADF平稳性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因为只有变量在满足一阶平稳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协整分析。其次，为了确定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和信贷规模这两个变量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分析。所谓协整是指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它们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第三，用格兰杰（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样本区间内临沂市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和信贷规模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本文使用的软件是Eviews5.0。
2.数据来源说明。用于检验的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临沂市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是经过整理加工而得到的。本检验的数据截取范围是1997年至2009年。
3.变量指标选取。信贷规模指标X。鉴于旅游业的综合性特点，集行、游、住、吃、购、娱等于一身，与多种行业紧密相关，本文采用信贷规模指标来衡量临沂市银行金融机构对旅游产业的支持度。即：X=贷款总额／6DP。
旅游总收入增长率Y。衡量旅游产业发展最显著的指标是旅游总收入增长率，旅游总收入包括景区景点门票收入以及与旅游相关行业的收入总和（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
4.数据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ADF平稳性检验：运用Eviews5.0，选取X、Y值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得到X的t统计值大于1％的临界值，说明变量X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对X、Y经过一阶差分后(D(X)表示X的一阶差分序列；D(Y)表示Y的一阶差分序列)，D(X)的t检验值为-2.87267，小于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2.79215，表明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认为D(X)不存在单位根，D(Y)的t检验值为-6.47906，小于l％显著水平的临界值-4.20006，也表明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拒绝原假设，认为D(Y)不存在单位根，从而在一阶差分后，信贷规模指标与旅游收入增长率指标达到了平稳状态。
协整检验：表2的检验结果显示，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协整向量个数为O和协整向量个数为1时的原假设，这说明信贷规模指标与旅游总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根据表3得出协整方程：
X－0.11085Y=0（1）
（0.0679）
即：X=0.11085Y（2）
（0.0679）
（1）式和（2）式表示的是信贷规模指标与旅游总收入增长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的是各个协整系数估计值的渐进标差。从上述方程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信贷规模指标与旅游总收入增长率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即银行金融机构资金供给越充足，则旅游产业发展和旅游收入增长越快。
格兰杰因果检验：临沂市信贷规模指标与旅游总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是这种协整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下面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变量的滞后期有较强的敏感性，因此分别对不同的滞后期进行检验，由表4可知，在滞后期为2的情况下，原假设“X不是Y的格兰杰原因”的P值=0.02730
三、检验结论
以上运用ADF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法对临沂市信贷规模指标与旅游总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ADF平稳性检验，可以看出变量X的时间序列具有非平稳性，因此进行了一阶差分处理，通过协整检验可以得出从长期来看，信贷规模指标与旅游总收入增长率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并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金融支持是旅游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的结论。这些说明目前临沂市旅游经济是投资拉动型经济，而投资规模主要是受资金的约束，银行金融机构资金的扩大可以为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是旅游产业发展的较强助推力之一。但是旅游产业发展具有自身的特性，对旅游产业的信贷支持具有资金投入长期性和效益回收缓慢性特点，因此短期来看，信贷支持与旅游产业发展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
四、政策建议
1.进一步加大财政金融的支持力度。根据以上结论，结合临沂市旅游业发展现状，市政府对旅游业的发展应予以高度重视，在旅游发展方面的景点公共设施建设、景点宣传促销等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支持；同时，通过制定特殊的财政税收政策，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旅游业的支持和投入，从而保证临沂市旅游业在市场经济中健康正常的运作。
2.不断创新，扩大银行信贷规模。由上文银行信贷规模对临沂市旅游总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可知，银行信贷规模是旅游总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由于多数旅游产业的贷款金额大、回收期长，因而短期内对银行的效益影响不显著，但是，从长期来看，旅游总收入增长同样是银行信贷规模的格兰杰原因。因此，从长期考虑，临沂市银行机构可以加大对旅游业的信贷投入。
3.培育发展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创新消费信贷产品。临沂市政府及地方金融机构应大力支持和倡导适度超前消费观念，使人们在有闲暇、闲情，但是没有闲钱之时，选择贷款方式，将旅游提前列入个人的消费计划。这些同时需要银行简化借贷手续；鼓励旅游部门与银行相结合，不断创新出新的金融产品来支持旅游业，调动旅游者的积极性。这种机制不仅能够促进临沂市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可以保证临沂市稳定的财政收入和促进金融产品的创新。
五、结束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金融业发展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长期来看，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临沂市政府和金融机构应该加大对临沂市旅游业的支持力度，加快临沂市旅游业的发展步伐，并充分发挥临沂市旅游业对金融业的反作用，从而促进临沂市金融业和旅游业的共同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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