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这么多年来，在美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相脱离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金融业有自我服务的倾向。应该说，很多金融创新，尤其是到了衍生品阶段，已经找不到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讲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向来就是既有促进、有连接的方面，也有脱离的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金融上层建筑，但从它的基础上讲起。货币的产生是为了解决经济中所谓两个不可能碰巧实现的一个契合，货币产生之后解决了资源跨时期的配置，这是好的方面，它促进了与实体经济的相关联，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它同时就产生了货币供应有可能过多的问题，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问题。在货币的基础上产生了金融，这一点很重要。金融和货币是有区别的，金融就是货币有条件的让步。那么，这样一个金融活动的产生，它的原生产品是债券、股票等和利率、产权相关联的产品；它的产生解决了跨区域的配置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一些风险的防范问题。但是，金融产生之后，就有进一步脱离实体经济的倾向，比如金融自身就会成为目的；就有一个独立的行业――货币经营业的产生。这样一些机构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们的活动，就有可能产生脱离实体经济的结果。这就是金融业。 金融业进一步发展就有了衍生业。金融衍生品是为了防范金融领域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比如说风险问题以及风险管理问题、比如说价格的发现问题以及市场的流动性问题等。当衍生品以及一些结构性产品产生之后，大规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它同时也大规模地产生了一种可能：这就是金融进一步脱离实体经济。因为衍生品的定价基础是原生品的价格变化，而在它的定价基础中，已经找不到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更有甚者，由于它是这样一个定价基础，所以操纵价格在衍生品领域中成为无可厚非的事情。我们回顾这个过程，对于当前在美国市场中发生的金融危机，应当说就有了一个了解，其结论就是衍生品过度发展。这是第一个表现。

第二个表现就是金融活动干扰了实体经济的活动。典型的例子是石油价格的波动、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我们知道，石油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定价是供应方和需求方的长期合约。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由于市场波动比较厉害，也由于当时四个危机同时发生，即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石油危机、黄金危机等交织在一起，石油定价就进入了供求双方短期合约的时期。到了90年代，全面地转入了金融定价时期。不仅是石油产品，其他大宗农产品、其他矿产品也都进入了金融化时代。那么金融是如何渗透到这些领域的呢?就是定价。前不久我们很仔细地研究了一下美国石油市场，即以石油期货市场为例来分析市场参与者。通过对参与者的结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定价的因素是什么了。不到20％是套期保值，即真正的生产者和真正需要的人；60％左右是纯金融机构，而第一位的是对冲基金，第二位的是投资银行，第三位的是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市场参与者不同，其决策函数就不一样。纯粹生产石油的和纯粹需要石油的，当然要考虑供求和成本以及市场情况；金融机构进入之后，它所考虑的基本上就不是石油供求质量，而是在这里面怎样炒作了。2000年之后的油价暴涨以及今年开始的股价暴跌，其背后都是金融因素在发挥作用。

当金融因素进入到工业原料和日常生产原料等大宗产品领域，使得价格暴涨暴跌时，它的作用就是负面的。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什么去年那么紧，现在又这么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去年汹汹而来的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货币当局不能无动于衷。但是，价格上涨是由投机因素炒起来的，投机因素消退了，又是一个急剧的价格下跌过程，货币当局又得去面对，因而干扰了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三个表现就是模糊了正常的风险管理模型。我们知道，金融业实际上是为了防范风险而产生的。在金融业中，防范风险有很多的模式和方法，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规避；第二类是管理。所谓规避，就是当发现风险的时候，不对它提供金融服务。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迎着风险上的；明知有风险，甚至制造风险也要上，这违背了金融业的天条。所谓管理，就是当发现风险的时候，是必需的，就要把它留置在资产负债表中，用管理的手段监督并跟踪其变化；而最重要的是必须很好地对风险进行定价，并依据定价提供资本储备。最近几年表现出的金融业最拿手、最主要的管理风险的办法，就是把它卖掉，让它转移。然而大家知道，转移并没有消灭，只是转移。现在我们看到了转移的危险极大，使得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成为全球事件。

第四个表现就是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发展。我们知道，这次主要的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受到的影响最大。就投资银行的情况来看，可以说这次危机之后，在全世界投资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恐怕是不存在了，但投资银行的业务还会存在。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投资银行异化了。最初的投资银行就是一个没有资产负债表的中介机构，而不是负债机构；现在上市了，业务开展得比较快，已成为市场中主要的投资者以及一些活动的发动者了。不能说投资银行的业务不好，而是说把投资银行办成对冲基金是不好的。另外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以前我们最推崇投资银行的激励模式，即赚了钱立刻分，分完了就不管了，再找下一个。现在看起来，从社会安定来说，特别是从金融业为整个社会提供稳定环境的功能上看，这样的模式确实是不能存在的。

以上从四个方面回顾分析了金融业发展是如何脱离开实体经济的需要，而产生自我需要、自我强化、自我服务的。显然在下一步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在最大限度上杜绝这种情况。下面讲一讲改革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不能因噎废食。当我们说出金融业有这么多毛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两面的，从货币到金融、到金融衍生品的回顾过程，每一步的发展都是为了解决现存问题。所以，解决目前金融衍生品过度投机问题、自我服务问题。还得靠创新，绝不能靠停止。最近国内出现了几乎所有创新产品都停止审批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能够容忍，但是时间长了，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发生，金融创新还必须推进。

篇2

关键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

一、引言

随着经济金融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加速，金融产业的日益强大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断增强。但是，金融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金融泡沫化、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实体产业空心化以及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再一次引起了学者们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问题。当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金融资源配置是否有效，金融要素投入能否高效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值得深入研究。而且，从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绝非仅仅是简单的数量关系①，中国金融信贷的“输血”工程必须重新审视。基于效率维度，重拾并高度重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是现阶段的占优策略（谢家智、王文涛，2013a）。因此，全面测评中国各省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准确找出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为解决金融乏力困境和调整实体经济结构提供参考依据，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外关于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直接研究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效率的非常少。M60n和Weill（2010）基于47个国家1980-199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金融中介发展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Gheeraert和Weill等（2015）基于7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伊斯兰银行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国内也有少数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比如：Suo和Wang（2009）运用DEA方法测算了金融支持在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方面的效率问题；熊正德等（2011）将DEA和Logit模型相结合，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率及影响因素；周智和万洪斌（2013）测算了1980-2011年温州信贷资金投入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效率；张海波（2014）利用DEA方法测算了内蒙古12个盟市2009-2012年的金融效率。孙爱军等（2011）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10年中国各省市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并细分到三大产业，结果发现金融在不同省份所发挥的效率和作用存在较大差异。俞立平（2012）利用DEA非径向超效率模型测算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结果发现中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绝对效率较低，相对效率较高。谢家智和王文涛（2013a，2013b）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各省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传递机理，前者发现金融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可以提升金融创新效率，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同时提升金融配置效率和金融创新效率，二元经济结构会降低金融配置效率，政府信贷干预会冲抵金融市场化对金融效率的促进作用；后者发现中国的金融效率偏低且没有明显改变，金融创新效率低于金融配置效率，金融控制程度影响金融创新效率，金融创新效率不足制约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停留在数量扩张和要素堆积阶段。

综上可以看出，现有相关研究都更多的是关注金融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鲜有文献专门研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蒋智陶（2014）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2003-2012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及其省际差异，但其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他所使用的同期Malmquist指数以同期的生产技术为参考，不具有可传递性特征，且在利用线性规划求解混合时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时可能存在无可行性解问题；二是他仅选用了实体经济融资额和总产值的单投入单产出指标，忽略了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对实体经济产出的影。另外，在“内陆经济崛起”的新区域经济格局下，研究区域实体经济增长问题采用“新三大区域”方案，即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张毓峰等，2014）来进行区域划分可能更为科学①。基于此，本文采用两阶段研究方法，将首先同时利用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测度中国31个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对此进行省际横向和时间纵向的比较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沿海、沿边、内陆地区的区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因素。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根据前面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模型，借助M戕DEA Pro 6.0软件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及效率变化情况。为了比较，本文同时测算了全局Malmquist指数、同期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

（一）基于省际平均的分析

总体来看，各年间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各不相同，但其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如下图1所示。1999-2015年间，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全局全要素生产率（MGc）平均增长率为-0.9%，同期全要素生产率（Mc）平均增长率为-1.6%。分阶段来看，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在2000-2005年均小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负增长；在2004-2008年间，两个指数均大于1（2006年除外），说明这段时间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所提升；在2009年，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均出现大幅下降，分别达到最小值0.776和0.720，可能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巨大冲击所致；2009年以后，两个指数均又大幅增长，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1.179和1.168，这可能与中国金融危机后的40000亿投资计划有关；2011年开始，两个指数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到2013年分别下降到0.832和0.767。

下图2显示了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总体来看，EC、SC、PC三个分解指数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稳，波动较小，而BPC指数和TP指数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特别是2003-2005年间和2008-2014年间。从全局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来看，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c）的平均增长率为-0.8%，技术进步指数（BPCc）的平均增长率为-0.2%，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由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c）和技术进步指数（BPCc）的共同下降所致，且以效率的下降为主导；从同期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来看，技术进步指数（TP）的平均增长率为-0.8%，纯技术效率指数（PC）的平均增长率为-0.5%，规模效率指数（sC）的平均增长率为-0.3%，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也是由技术进步指数（TP）、纯技术效率（PC）和规模效率（SC）的下降共同所致，但以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的下降为主导。

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大于1的年份中，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而技术变化指数（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5年、2007年和2015年，说明这三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技术效率的提高所贡献；相反，效率变化指数（ECc）小于1而技术变化指数（BPCc）大于1的年份有2000年、2004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说明这些年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的上升所贡献。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小于1的年份中，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效率变化指数（ECc）同时小于1的年份有2001年、2002年、2012年和2013年，说明这4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同步下降；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而技g变化指数（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3年、2006年、2009年和2014年，说明这4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主要原因为技术进步的下降。

（二）基于时间平均的分析

分区域来看，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全局Malmquist指数（肜）的均值分别为1.007、0.982和0.985，同期Malmquist指数（Mc）分别为1.021、0.961和0.977，这说明在1999-2015年间，沿海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增长趋势，服务效率最高，而沿边地区与内陆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下降趋势，其中内陆地区的服务效率最低。从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来看，沿海地区的全局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同期技术进步指数（TP）、规模效率指数（SC）均大于1，而效率变化指数（ECc）和纯效率指数（PC）均小于1，说明沿海地区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不断提高；而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两个Malmquist指数及各分解指数的均值都小于1，说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的下降由技术效率的下降、规模效率的下降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而成。

Malmquist指数小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下降，大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上升。分省市来看，沿海地区中辽宁和福建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小于1，而其他8省的则大于等于1；内陆地区全局Malmquist指数大于1的省市仅有宁夏，其他12个省市全部小于1；沿边地区全局Malmquist指数大于1的有吉林、内蒙古和新疆三省，其他5省的也全部小于1。同期Malmquist指数也具有相似的省际分布情况，沿海地区除河北和福建以外的其他8省、内陆地区的青海和宁夏2省、沿边地区的吉林、内蒙古和新疆3省的同期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省份的指数全部小1。

综合各省市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数来看，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大于1的省份中，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和内蒙古5个省份的效率变化指数（ECc）和技术变化指数（BPCc）同时大于1，说明这5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推动；北京、河北和新疆等3个省市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均大于1，说明这3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技术进步所贡献；江苏、山东、宁夏和吉林4个省份的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说明这4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效率改进所贡献。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小于1的省份中，福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黑龙江、广西、云南和共13个省市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效率变化指数（ECc）同时小于1，说明这13个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下降；湖北、湖南、陕西、青海4省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小于1，但其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说明这4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下降而非技术效率下降；相反，辽宁和海南2省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大于1而效率变化指数（ECc）小于1，说明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由技术效率下降所致。

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指标与数据

本文将分别以前文测算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所有可能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Y1和Y2分别为各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MGc指数和”指数；a为截距项，β为K*1维的参数系数向量，xij.为1*K维的影响因素向量，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εij为随机扰动项。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很多，本文将从金融产业、实体经济、宏观环境三个方面来进行指标选择。

在金融产业方面，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产业规模、金融体系结构、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等。金融产业规模（FSC），采用各省金融业增加值来代替，并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金融体系结构（FST），采用各省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代替。本文综合李树、鲁钊阳（2014）和张林等（2014）的方法，各省市金融总资产由各省流通中的现金（M0乘以各省市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股票市值、保费收入等加总计算得到，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直接融资比重（DF），采用实体经济直接融资额占融资总额的比重代替。2000-2012年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数据来源于各省市2005-2006和2012年的《金融运行报告》，2013-2015年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采用社会融资规模中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总额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来代替。

在实体经济方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等。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采用各省第二产业产值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来代替，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国有经济比重（SOE），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省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来代替，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在宏观环境方面，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度、信息化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政府干预程度（FIS），采用各省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代替。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代替。信息化水平（INF），采用各省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产值占GDP比重代替。劳动力素质（EDU），采用各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针对面板数据，理论上存在三种可供选择的面板估计模型：混合效（POLS）、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实际运用过程中，可以根据样本数据特征选择合适的估计模型，具体的选择过程为：以F检验确定是选择POLS模型还是FE模型，F检验的原假设为“混合回归模型更优”；以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确定是选择POIS模型还是RE模型，LM检验的原假设为“混合回归模型更优”；以豪斯曼（H）检验确定是选择RE模型还是FE模型，H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更优”。如果F检验和LM检验均不显著，则说明应该选择POLS模型；如果二者中有一个显著则进行H检验，当H检验显著时选择FE模型，反之用RE模型。确定好面板估计模型以后，还需要对模型进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如果选定的估计模型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则需要改用可行广义二乘法（FGLS）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以消除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利用Statal4.0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限于篇幅，全国及各地区的模型检验结果均未列出，以同期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也未列出。下表2显示了以全局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表2可以看出，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负，说明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速度不协调的背景下，金融产业规模的扩大（相对于实体经济来说）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反而起到阻碍作用。这与蒋智陶（2014）和李强、徐康宁（2013）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前者也发现金融业的规模扩大阻碍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后者发现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却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都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金融业自身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出现这种明显区域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突出，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而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一结论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某种门槛效应，同时说明推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体系结构（FST）的回归系数在绝大部分模型中都显著为负，少数模型中不显著。从理论上讲，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越大，说明金融体系结构越趋于合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实证结果与理论刚好相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直接金融的发展，但直接金融特别是股票市场发展的滞后和剧烈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负向影响，因此出现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总额占比越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反而越低。直接融资比重（DF）的回归系数在全国和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在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显著为负，在其他地区不显著。这说明直接融资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效率，从而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目前直接融资比重在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总量中的占比还非常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非常高，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和不健全使得实体经济直接融资的利用效率较低。

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正，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显著。这说明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第二产业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重越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在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的快速成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吸引了更多的金融资源，而在东部沿海地区，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使得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金融资源也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国有经济比重（SOE）的回归系数在绝大多数模型中都不显著，说明经济性质并不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金融部门在向实体经济部门提供金融服务时，特别是在信贷审批发放过程中会全面评估实体企业的财务状况，而不会明显偏向于国有企业。

政府干预程度（FIS）的回归系数在几乎全部模型中都显著为负，即政府干预会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这说明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快经济市场化发展。对外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东部及沿海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正，在其他地区不显著。不难理解，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各省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国际贸易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其他地区，各省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实体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因此，在全国、东部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而在其他地区则不显著。信息化水平（INF）的回归系数在几乎全部模型中都不显著，表明各省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发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截止当前，全国各省的交通运输业都相对较发达，交通运输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是可以理解的。劳动者素质（EDU）的回归系数在部分模型中显著为正，在部分模型中不显著。从理论上讲，劳动是每个经济系统的主要投入要素，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特别是金融业这种知识密集型行业，劳动者素质越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回归结果中出现部分模型的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较低，对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较小。

（三）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进一步讨论

前文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实际上是均值回归，并不能体现解释变量x对整个条件分布的y x影响。因此，本文拟采用Koenker和Bassett（1978）提出的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QR）方法来进一步分析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各影响因素对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方向、大小及趋势等综合情况。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了全国样本模型回归的系数表和中位数回归的分位数图，如下表3和图5所示。

综合表3和图5可以看出，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在各分位点上全部显著为负，这与前文的静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一致，说明金融产业规模的扩大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结构（FsT）的回归系数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负，在0.75和0.9分位点不显著，说明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在长期内将显著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在短期内效果不明显；直接融资比重（DF）的回归系数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正，在0.75和0.9分位点不显著，说明实体融资比重的适度提升会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都为正，但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在中位点上系数最大且显著性水平也最高，在0.1和0.25分位点上不显著，这说明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在实体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必须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国有经济比重（SOE）的回归系数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在0.1和0.25分位点上显著为正，在0.75和0.9分位点显著为负，在0.5分位点上不显著，说明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上升，民营经济所占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将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也间接说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政府干预程度（FIS）的回归系数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负，在0.75和0.9分位点上为负但不显著，说明政府干预会阻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对外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显著为正，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国际形势下，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信息化水平（INF）和劳动者素质（EDU）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为负，且不显著，这跟前文静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别。为此，我们将这两个变量剔除后重新做了回归，其他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所以本文列举的是包含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回归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本文拟从以下3个方面做稳健性检验：（1）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很多，主要有以SFA为代表的参数法、以LP为代表的半参数法和以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法。为了检验不同方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测算结果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SFA、LP半参数法（Levinsohn、Petrin，2003）和窗式DEA（李谷成等，2013）方法来重新估算。首先，本文利用上文所选定的投入产出变量设定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采用SF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然后采用LP半参数法和窗式DE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同样进行了r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比较分析。检验结果发现，虽然有不少年份或地区的测算结果有细微变化，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不断下降的总体变化趋势和东高西低的区域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表明相关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论文也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利用SFA、LP和窗式DEA所测算的结果，选取上文同样的影响因素及替代指标，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稳健性检验。二是更换影响因素的替代指标，比如用金融总资产替换金融规模（FSC），用金融市场效率（金融机构贷存比）替换金融市场结构（FST），用服务业规模（除金融和房地产以外所有服务业的产值总和）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例替换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去掉在大多数模型中均不显著的变量“信息化水平（INF）”。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尽管七个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度有细微差别，但其系数的正负方向和显著性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说明本文实证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篇3

一、多渠道推进实体经济融资

因为不同实体经济自身存在的差异，所以适合于其融资的渠道也是不同的。总体来看，对于宜昌实体经济而言，其融资可以采取的渠道有信贷、基金、信托、股票和债券。一是通过信贷渠道推进实体经济融资。对于在资本市场已上市的宜昌企业，如安琪酵母、兴发集团、湖北宜化、长江电力等，信贷渠道主要是满足这些企业短期流动资金的需要；对于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产业基地，如宜昌船厂、宜昌三峡制药有限公司氨基酸产业基地等，信贷渠道主要是满足这些单位短期流动资金和中长期固定资金的需要，满足产业链延伸、产业化推进、产业基地建设的需要。同时可以采取差异化信贷支持区域特色鲜明的农产品科技示范基地建设，支持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基地和观光农业园区建设，支持以两坝一峡为中心的一系列水电文化旅游项目、旅游文化产业链与旅游文化产业群的建设。二是通过基金渠道推进实体经济融资。建立由宜昌市政府主导，由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或个人参与的基金，只要符合基金申请条件的实体经济都可以向该基金申请资金，按有关规定签定协议后就能及时获得资金的支持。可以考虑对于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中小微型服务企业、特色农业产业、鄂西生态旅游区域和点军区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优先给予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基金支持。三是通过信托渠道推进实体经济融资。在宜昌市成立生态环保信托有限公司，由该公司发起设立生态环保信托计划，推动第三方资本参与，通过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合作，开发出具有商业可用性的各种技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如生态农业、资源循环高效利用、低碳环保等技术的研发，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获得资金支持。四是通过股票渠道推进实体经济融资。对于符合在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条件的实体经济，如科技企业、低碳环保企业、节能减排企业、特色产业基地等，宜昌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主动以担保人的身份支持这些企业或基地在资本市场发行股票融资。五是通过债券渠道推进实体经济融资。对于资产负债比率低、信用好、收益高、财务运行状况良好的企业，只要企业符合债券发行条件，银行应积极与企业合作，以担保人的身份支持企业在债市发行债券融资。发行的企业债券期限主要以中、短期为主，票面年利率比同期定期储蓄存款年利息率高0.5-1倍之间为宜，这样既能顺利发行，又能降低发行成本和风险。对于上市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发行可转换债券，对于非上市企业则发行不可转换债券。此外，可以根据实体经济的现实需要，在确保风险承担和收益相对平衡的条件下，宜昌市的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可以借鉴欧洲发行表内双担保债券模式，发行以实体经济房产、机器设备、产品、专利、能转化成生产力的科研成果等抵押贷款的高质量资产作为担保的合约式表内双担保债券，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扩大金融机构提供信贷的规模，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宜昌市不具有发行债券的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

二、开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规避风险的有效途径，但是金融创新必须是适度的，否则就如美国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从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所以，金融创新应围绕生产、消费等展开，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因此，宜昌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应紧紧围绕服务于宜昌实体经济来展开。如为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提供金融创新产品；为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现代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的产业链延伸、产业化、产业基地建设提供针对性强的金融创新产品；为低碳经济提供碳金融创新产品和碳金融创新中间业务；为小微企业、创业者和“三农”提供个性化鲜明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新的差异化服务。

三、创新信贷抵押方式

对于经济实力比较弱、不动产抵押物缺乏或抵押物价值远远不足、生产经营风险比较大的实体经济，如小微企业、农户、科技小企业等，金融对其服务往往是比较薄弱的，其大多数很难获得信贷的支持。因此，可以通过创新信贷抵押方式来扩大信贷支持覆盖面。在创新小微企业信贷抵押方式方面，可推出商标权抵押贷款、未来销售收入权抵押贷款等；在创新农户信贷抵押方式方面，可推出农业种植和养殖项目未来现金流抵押贷款、经济林权抵押贷款等；在创新科技小企业信贷抵押方式方面，可推出股权抵押贷款、专利权抵押贷款、软件著作权抵押贷款等。

四、构建金融服务集合体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靠金融机构的力量，应构建资源集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金融服务集合体，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金融服务集合体的构建，可以考虑引入政府、保险公司、担保公司、信托公司、融资租赁公司、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参与。根据宜昌市实体经济的实际情况，可以构成不同的金融服务集合体。如对于农业企业或农业产业基地，可按“政府+金融机构+保险公司（或担保公司）”三位一体的模式构建；对于科技企业，可按“政府+金融机构+保险公司（或担保公司）+风险投资基金”四位一体的模式构建；对于低碳、生态环保企业，可按“政府+金融机构+保险公司（或担保公司）+信托公司”四位一体的模式构建；对于创业企业，可按“政府+金融机构+保险公司（或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创业投资基金”五位一体的模式构建。当然在以上的各种集合体中，以政府为引导，金融机构为主体，保险公司、信托公司、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为补充。

五、发展县域中小金融机构

在县域，中小微型企业、农业园区、个体工商业者、个人创业者、农户等需要大量的生产、经营等方面的资金，所以要满足宜昌市县域实体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有效发挥金融服务能力，就必须要拥有足够数量的中小金融机构，以提高金融机构在县域金融市场的密度。因此，要进行“体制外突破”，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鼓励支持具有明显投资性质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参与创建宜昌市县域中小金融机构，在县城创建社区银行，在乡镇创建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以优化县域金融机构所有制和规模结构，提升金融在广度和深度上服务县域实体经济功能。当然，要确保中小金融机构充分发挥服务县域实体经济功能，一方面可以考虑扩大中小金融机构发起人范围，增大资金供给规模。从地域范围看，发起人可以是境外参与创建者，也可以是境内参与创建者；从主体范围看，发起人可以是各种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机制和制度，监管机构实施有差异化的监管。在机制建立方面，建立中小金融机构资本金补充机制、展业机制、经营风险预警机制；在制度建立方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信贷跟踪管理制度、信贷安全回收制度；在实施差异化监管方面，对中小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要有别于大型金融机构，采取灵活的、相对宽松的监管，如在存款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监管指标方面，根据县域金融资源禀赋特点，分别对这些指标设置不同于大型金融机构的标准进行差异化监管。

六、注重小微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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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得益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企业集团的不断壮大，在监管政策的支持下，财务公司行业机构数量和行业资产规模得到快速增加。截至2015年底，我国共有224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财务公司服务的企业集团成员单位超过了6万家，遍布石油化工、能源电力、航天航空、钢铁冶金、机械制造、铁路交通、信息通讯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些有企业集团“内部银行”之称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就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净赚757亿元的“稳压器”

财务公司被称为“内部银行”，是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它可以调集集团内部成员资金，有助于企业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嫁接、探索和创新，也有利于集团内部更高层次的资源整合，有效降低集团成员的融资成本。

财务公司行业已经逐步成长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财务公司是国内金融体系重要的参与者，对20余个行业的200多家大型企业集团及其产业链的支撑和引导作用较为明显。”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何德旭向《经济》记者表示，财务公司日益受到企业集团的青睐。在企业集团探索产融结合的背景下，财务公司被视为产业资本延伸的最直接通道，成为众多企业争抢的“香饽饽”。

在国有企业收入、利润“双降”的背景下，财务公司正在成为企业集团的效益“稳定器”。银监会相关负责人向《经济》记者表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共有224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表内外资产规模6.50万亿元，所有者权益5680.88亿元；201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81.49亿元，利润总额757.76亿元，均为5年前的3倍。“在宏观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财务公司盈利成为所属企业集团经营效益的重要来源之一，一定程度发挥了经济周期波动中集团利润的‘稳压器’作用，是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整体发展较为稳健的机构。”

实践证明，财务公司作为服务企业集团的内部金融平台，是服务实体经济最直接、与产业融合度最高的金融机构。

财务公司的资产规模非常惹眼。截至2015年末，财务公司全行业表内外资产同比增长1.13万亿元，增幅21.13%。

与此同时，财务公司的资产质量依然保持良好。截至2015年末，财务公司全行业不良资产率0.05%，不良贷款率0.11%，远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其中194家财务公司无不良资产，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22.15%，资本较为充足。”银监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财务公司的表现亦不负众望。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形势下，财务公司积极助力集团转型升级，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截至2015年年末，财务公司全行业发放贷款余额15698.48亿元，较年初增加2701.45亿元，增幅20.79%。财务公司通过向成员单位发放贷款提供融资，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买方信贷、消费信贷、融资租赁以及票据贴现、应收账款保理等金融服务，一定程度缓解了成员单位特别是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随着利率市场化，财务公司面对银行的竞争会更为激烈。”上汽财务公司董事、总经理沈根伟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财务公司行业必须大胆创新、练好内功，和银行拼价格、拼服务，并发挥财务公司对企业需求把握得更快更准确的优势，以取得更好发展。

“十三五”的机遇

当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当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迈入新阶段，历经近30年发展的财务公司站在了新起点。财务公司行业的发展同样面临着三大叠加的机遇。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培建向《经济》记者表示，“十三五”期间，财务公司行业的发展面临重要机遇。

其一便是“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国际化机遇。“十三五”期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将进一步推进，这给金融业带来了重大机遇，同时也对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对财务公司行业而言，“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行业中，财务公司分布相对密集，支持企业集团国际化产业布局是摆在财务公司面前的重要课题。

其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发展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6年以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去产能主要是在煤炭、钢铁、制造、有色金属、建材等传统行业下工夫，这些行业财务公司相对集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财务公司而言也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

银监会在2016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要将服务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改善金融服务的重要内容。作为与实体经济最密切的金融机构，财务公司直接对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通过资金集中管理，提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了内部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并通过多种方式满足集团重点项目、紧急项目、战略性项目的融资需求，在支持企业集团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金融服务能力，有利于财务公司长远发展。

其三是创新发展中的转型机遇。“十三五”规划建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把创新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十三五”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财务公司也应抓住机遇，通过创新实现发展转型。

而激发实体经济活力是“十三五”期间重要课题。产业链金融依托核心企业，通过为产业链上的企业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以激发整个产业活力，从而形成和谐的产业生态圈。

沈根伟向《经济》记者表示，普惠金融将是“十三五”期间金融改革的重头戏，互联网金融被认为是普惠金融的中坚力量。“财务公司可把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点放在金融服务功能的实现上，尤其是产业链金融服务领域，突破传统信贷业务的处理方式，增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之间的粘性，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与此同时，“十三五”时期，财务公司所面临的发展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增长动力不足，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成员企业经营困难，信贷风险上升。同时，在利率市场化的影响下，财务公司传统主业的盈利空间也在大幅缩窄。经济新常态加速了财务公司的结构优化升级，向高效率、专业化的综合性金融机构转型已迫在眉睫。

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思维

2016年是财务公司行业“十三五”时期战略发展的第一年。在224家财务公司中，已有一些结合“十二五”时期积累的经验，制定出了全面且详细的“十三五”发展规划与目标。还有的正在梳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力求新的五年发展计划切实可行。

而财务公司行业也开始积极谋划布局金融创新服务，为集团提供资金集中管理、风险综合控制、产品销售融资、保险、财务顾问等综合金融服务，部分财务公司开始向产业链金融、互联网金融、国际金融拓展。有7家财务公司实现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线上清算，有14家财务公司开展衍生产品交易业务，有49家财务公司成为集团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主办企业。

诞生在金融改革时代的财务公司，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也应意识到面临的挑战：金融市场化改革终将削弱金融机构长期以来的“政策差”，存贷息差的收窄也将挤压财务公司的经营利润。只有妥善有效地应对挑战，财务公司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持续健康发展。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何德旭表示，在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动性亟待提高。“盘活存量、增加供给和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过程中，需要关注财务公司等金融子部门的作用。”

在他看来，“互联网+产业+金融”的产融结合新模式应该成为财务公司服务集团公司、服务相关产业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思维。“在国内经济处于新常态的形势下，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集团公司、产业链以及宏观经济的金融支持需求更加迫切，财务公司应该以互联网思维积极拓展对产业链的金融服务，以互联网技术作为支撑，以产业链金融为核心，以财务公司的资源整合为载体，盘活整个产业链的现金流和资源流，构建‘互联网+产业+金融’的产融结合新模式，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而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就始终与产融结合相伴相生。早在2014年，银监会就曾提出支持财务公司试点延伸产业链金融服务。目前，行业中已有5家财务公司成为了延伸产业链金融服务的试点单位，分别是北汽、上汽、海尔、格力、武钢。

在年初召开的2016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提出，支持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扩大延伸产业链金融服务试点，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财务公司将服务对象适度扩展到与集团主业密切相关的产业链上游企业，提高企业集团产业链竞争力。这将极大改善财务公司以利差为主的经营模式，有利于财务公司转变发展方式。

侯培建表示，目前已经就此进行了充分准备，一旦试点推出，可以立即开展业务。开展产业链金融服务是财务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财务公司背靠企业集团，可以有效获取成员单位资金收付、采购订单和销售合同等方面的信息，在业务拓展和风险防控方面，较银行具有先天优势。开展产业链金融服务，不仅使财务公司成为集团价值增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利于缓解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侯培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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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各国的实践来看，普惠金融体系的主力仍然是具有“草根”性质的社区性小型金融组织，商业银行在其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商业银行要深度参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必须结合自身特性，认清自己的优劣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确保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为普惠金融体系贡献力量。

充分发挥渠道优势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

当前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仍很滞后，部分地区仍然存在金融服务盲区，有些贫困地区或边远地区还不能获得最基础的金融服务，因此，邮储银行践行普惠金融，首要任务是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一是致力于为农民提供储蓄、汇兑、保险（放心保）、便民取款等基础金融服务，构建“延伸城乡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金融机构。已建立起全国规模最大的通存通兑网络，成为城乡居民个人结算的主渠道，为城乡居民搭建起了资金往来的绿色通道。二是加大自助设备投放力度，通过在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设立便民服务网点和布放自助机具等方式，为农村地区客户提供便利的取款、转账、查询、代缴费等服务，着力改善农村用卡环境，填补金融服务缺口。三是高度重视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新农合”项目，充分发挥自身网点优势，与政府部门积极协作，全力做好“新农保”、“新农合”的金融服务工作。

强化小额贷款业务

支持金融服务“三农”

小额贷款业务的成功发展，主要得益于邮储银行的三点坚持。一是坚持大银行能做好小额贷款业务的信念。大银行具备资金充沛、管理成本被分摊、能从宏观和行业上把握风险、抗风险能力强等优势，能很好地解决做小额信贷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二是坚持小额贷款能为社会创造共享价值的信心。企业只有把核心竞争力与“为社会创造共享价值”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长久发展，而开展小额贷款业务和普惠金融服务恰恰具有这样的特点。小额贷款额度小，却能积小成多，作用不小。三是坚持小额贷款能成就大事业的理想。从国际到国内，无论经济社会发展到什么水平，总是存在金融服务稀缺甚至空白之处，小额贷款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金融服务最稀缺群体的融资问题，因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邮储银行五年累计发放小额贷款7262亿元，解决了600万户家庭的融资问题。

发挥网点布局优势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邮储银行扎根城乡，与广大中小企业联系紧密，在坚持商业可持续和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下，积极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将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作为重要任务，作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银行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机构网点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一是注重科学设计产品。在信贷技术、资金管理上进行创新，严格防范风险。设计了额度循环使用的贷款模式和灵活的还款方式，最大限度地帮助小微企业节省利息开支，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也满足了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短、小、频、急”的要求。二是注重建立专营机构。根据银监会关于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的相关要求，按照“集中作业、专业经营”的理念，在地市分行成立了335个小企业信贷中心。三是注重推动产品创新。结合各地区域经济特点，在担保方式上不断调整，开发有地方经济特色的信贷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小微企业贷款产品线。四是注重商业模式升级。采取提高单户授信额度、灵活调整担保方式、延长贷款期限等差异化的信贷政策，满足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需求。五是注重将“融资”和“融智”相结合。小微企业发展既缺资金，更缺创业经验和市场信息，自2010年起，邮储银行连续三年向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推出“创富大赛”活动，旨在实现政府引导发展方向、银行提供融资机会、学者保障智力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了多头并进，共襄盛举，促进小微企业稳健运营、快速发展的新局面。

发展消费金融

助力社区金融服务

随着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到来所带来的劳动工资收入上升，我国总体上已进入消费加速转型阶段，扩大消费正在成为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方向之一。邮储银行已将消费贷款作为服务城乡社区的战略性、基础性业务，致力于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消费金融服务。为了践行普惠金融的经营理念，邮储银行消费贷款呈现“两低一高”特点。笔均贷款金额低，平均25万元左右，主要满足居民普通消费金融需求；不良贷款率低，全行个人消费贷款不良贷款率为0.08%，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首套住房贷款客户比例高，达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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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窖藏;金融中心;产业金融;地方金融

目前，国内已有超过30个大中型城市提出了发展成为金融中心的目标与具体措施，而有金融中心功能规划或设想的各类城市更在200个左右。我国金融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脱实向虚”，积累了大量金融风险，远未能建立一套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能为经济及产业发展有效服务的金融中心体系。

一、“金融窖藏”理论与产业金融

1999年宾斯维杰提出的“金融窖藏”（financialhoarding）理论表明，在现代信用货币经济体中，货币流动会形成两个循环，一个是实体经济的货币循环流，即货币在家庭部门、政府、非金融商业部门、金融部门之间，通过储蓄、投资、消费以及工资利润转移形成的货币循环；另一个是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生产性融资需求的货币循环流，类似于古时候富人将黄金白银等货币埋在地里保值，也可称为“金融窖藏”，如图1所示。“金融窖藏”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金融并不“天然”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可能独立于实体经济自我循环发展。如果放任“金融窖藏”自我发展，一方面，大量脱离实体经济而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的货币循环，成为加速资产价格上涨、促使资产泡沫形成的源动力；另一方面，“金融窖藏”还会导致对实体经济货币循环流的“挤出效应”，加重实体经济部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金融窖藏”理论可以分解出“产业金融”的概念。所谓产业金融是指着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活动，即图1上半部分货币循环所涉及的金融活动，产业金融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真正金融需求，从资金剩余者流向资金需求者的金融活动是一种原始的金融形态，主要服务于产业发展，需要大力鼓励发展。而图1下半部分是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流动，与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相关程度不强，虽然也是金融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产业金融”发展能够产生一定促进作用，但是却不能任由其自我膨胀，应该适度发展并加以限制。

二、金融中心的产业服务功能分析

从欧美成熟金融体系发展历程和经验来看，伴随着金融业不断发展壮大和日益成熟，金融产业也加快向某些大城市集中，并进而催生金融中心的出现。金融中心在一个地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集聚金融资源，又面向一个地区、全国乃至全球提供金融服务。在欧美成熟金融体系中，金融服务产业发展的功能也集中体现在了各大金融中心对其腹地经济的辐射效应上。我国大中城市加快建设金融中心，其中有地方政府积极引导的外部作用，但最根本的还是我国金融业发展到相当水平，本身存在集聚发展并推动金融中心出现的内部要求。从“金融窖藏”理论可以得出启示，金融中心发展也应该主要围绕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来展开，吸引国内外产业金融资本、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集聚，在服务本地市场过程中实现金融产业和金融中心的发展壮大，进而形成对更广泛地域的金融辐射。综观国内外金融中心的发展情况，金融中心服务产业发展可以发挥如下功能：一是集中交易和定价功能。金融交易，特别是批发型金融交易主要集中在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集聚的金融中心。金融中心集中了金融交易市场，有效提升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所形成的交易价格具有良好的真实性、指示性和权威性。二是资源枢纽功能。金融资本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由于金融中心集中了各类金融资源，从而可以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围配置资源，发挥资源的枢纽功能，从而有效促进产业发展和创新。三是产业引领功能。金融中心集中了大批谋求更大获利空间的金融资本，其投资领域往往偏向于具有更大市场和盈利空间的创新型产业和创新型企业，因而成为世界各地科技、产业、商业模式等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四是金融创新功能。对于金融中心而言，大量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集聚、巨大的信息流量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过去50多年里，重大金融创新活动几乎全都发生在主要国际金融中心。

三、我国金融中心服务产业功能不足的原因

我国金融中心服务产业发展功能发挥不够理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依然是热议的经济社会话题，金融中心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相互促进机制。从成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市场化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从我国的金融结构看，金融资产主要在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于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小型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已近200万亿，约为GDP的3倍，而五个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就占了其中一半。依托于庞大的资产规模和强大的资源获取能力，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及服务产业发展特别是服务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缺乏动力。相比而言，产业服务能力强的金融体系往往中小金融组织非常丰富，层次多元，功能互补。二是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强。地方政府建设金融中心意在金融业强大的“造富”能力，特别是对税收和GDP的贡献，而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引导作用发挥不足。三是广大中小企业作为融资主体建设不足。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和社会个体虽然具有迫切的金融需求，但却并不是合格的“融资主体”，普遍存在治理机制不完善、经营不规范、财务记录不完整、缺乏信用记录等问题，从而难以成为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对象。四是地方性金融中介体系不完善。金融机构对企业提供融资等金融服务，需要大量地方性金融中介机构做配套服务，如信贷担保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产权交易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我国地方性金融中介体系的缺失，也导致金融机构服务企业和产业发展的规模、质量和效率不足。

四、提升我国金融中心产业服务功能的政策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建设金融中心，应有效把握产业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加快推进金融中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一是明确金融中心服务产业发展的总体定位。我国地方建设金融中心可以根据自身产业特征，重点突出某一领域的金融服务功能。如深圳的支柱产业是高新技术，可以在金融中心建设中更加注重金融服务科技产业的创新和发展，金融机构体系建设注重引进和培育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推动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针对科技企业需求创新金融产业和商业模式，在金融体系服务本地科技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拓展服务范围，成为全国的科技金融中心。二是发展地方性准金融机构。我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对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的设立还有很高的准入门槛，但对于各类非持牌的准金融机构发展没有更多限制。各地方建设金融中心可以更加积极地引进和培育融资租赁、消费金融、汽车金融、私募基金、资产管理、信托投资、货币经纪、商业保理、融资担保、典当、小贷等准金融法人机构，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支持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和发起设立各类新型准金融机构，鼓励具有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组建财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产业投资基金等产业金融机构，为地方企业和产业发展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优质融资与金融服务。三是建立企业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各地可以借鉴德国法兰克福等金融中心支持地方中小企业融资的发展经验，设立具有规模效应和强大担保能力的地方政策性担保机构及政策性再担保公司，对金融机构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提供信用增信、成本补偿、风险补偿等激励和奖励政策，有效畅通融资主体与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对接通道。四是推进中小企业成为合格融资主体。引导实体企业加强自身融资能力建设，鼓励各类中小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引进资本、技术、管理、品牌等优势资源，扩大企业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鼓励各类企业建立健全企业的基本信用制度，加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增加企业财务信息透明度，运用先进的信用风险防范技术，不断提高信用管理水平，把信用管理融于企业的全程管理之中，培育企业良好的信用形象。五是推动地方性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发展。大力发展信贷担保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产权交易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准入成本，引导各类企业和个人设立中介服务机构，引导中介服务机构建立行业协会、商会、行业联盟等自律组织，引导本土中介服务机构加强品牌建设，与国际知名中介服务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拓宽业务范围，提高服务能力。

[参考文献]

[1]综合开发研究院课题组.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第八期）[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

[2]张建森，余凌曲，熊文祥.中国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研究[J].开放导报，2008（4）.

[3]谢国梁.中国金融中心发展格局及香港的角色[J].财经述评，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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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体经济发展有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存在资金供不应求的问题，企业要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一般情况下不仅需要经过长达几个月时间审批，而且还可能会发生较大的交易成本，大量的企业只能转而谋求民间资本的支持，表明实体经济对金融需求大，必须创新金融支持渠道。

（二）商业银行发展有要求

“次贷危机”表明，商业银行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过度的进行金融创新会带来较大的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必须紧密围绕实体经济发展需求进行创新，既可以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也可以达到控制风险的目标，实际上，截止到2013年末，金融机构境内贷款规模达到750433.10亿元人民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之大由此可见。

二、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虽然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从实际来看部分商业银行热衷于虚拟经济，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发表的资料显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成为中国最赚钱企业。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既有商业银行本身经营体制因素的影响，也有监管等外部因素的作用。

（一）商业银行的垄断竞争影响其服务实体经济

虽然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数量有了一定的增加，特别是区域性银行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寡头垄断的局面，但总体来看依然处于垄断竞争的局面，商业银行作为拥有资金资源的主体，为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积极投资于虚拟经济，大量资金在虚拟经济领域空转，这既减少了实体经济资金供给，加剧了企业对有限资金资源的竞争，而且也间接的增大了商业银行在资金供需双方力量对比中的话语权，这将进一步激励商业银行控制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甚至导致寻租等问题的产生，加大了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成本。

（二）监管等外部因素影响其服务实体经济

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要一定的外部力量，但目前这种外部力量更多的是一种软约束，尚未形成硬条件，如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紧紧围绕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虽然明确了要求，但未有具体的、量化的监管举措，这就使得商业银行在资金分配上缺乏外部监督，难以形成流向实体经济的持续动力，即使流入也难以形成一种长久的机制。此外，从社会监督来看，企业需要商业银行的支持，缺乏进行监督的动力，而社会公众、媒体等监督力量则缺乏相应的信息，难以有效的开展监督活动。

三、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创新思考

2013年12月，社会融资规模中，人民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的规模分别达到12532、509、2727、1111、1679、287亿元人民币，表明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创新，未来主要在信贷支持、理财融资、企业债、互联网金融等方面开展创新活动。

（一）通过信贷支持实体经济

信贷是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主渠道，首先，要创新服务理念，商业银行要从资金垄断者转变为服务者，树立服务理念，以服务的态度参与实体经济。这一过程中，商业银行要制定完善的服务流程，推动信息公开，避免部分素质不高业务人员寻租等事项发生。其次，要创新服务模式，商业银行充分发挥自身信息、人才方面的优势，为贷款企业提供咨询等方面的服务，促进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通过理财融资服务实体经济

要创新性的推进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的应用，当前，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综合业务平台已经开始运行，商业银行可以积极发起企业债权融资活动，扩大融资规模。实际上，银监会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银行业理财资金账面余额达到8.2万亿元，这些资金中投向实体经济的比重达到70%以上，银监会更是出台了《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范理财融资行为。

（三）通过企业债服务实体经济

通过企业债服务实体经济表现在2个方面，首先，商业银行组织企业债的发行活动，除一般性的企业债外，商业银行还可以积极组织发行小企业金融债，为发展态势良好的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其次，商业银行是部分企业债的最终购买人，截止2014年2月，商业银行企业债增持量达到71.82亿元，占全部企业债新增量的比重达到85%，表明商业银行在企业债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四）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作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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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企业做金融业务，可从两方面获益，一是用金融工具来服务产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控股和参股金融资产，分享金融领域的高利润。实业和金融，两者若能够协同发展，公司的整体业务将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但是实体企业的扩张思路与金融机构的谨慎经营理念往往存在偏差，而企业产融结合过程中，大量内部交易也会加速风险的传递。如何在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之间建立有效的防火墙？

2013年7月20日起，央行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定价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消息人士称，银行存款利率的放开也只是时间问题。利率市场化对产融结合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带着上述问题，《能源》杂志记者专访了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国勇。

融资杠杆

《能源》：您如何看待中央企业发展金融业务？产融结合在国电融资方面起到怎样的作用？

邵国勇：产融结合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做产融结合的比例相当高。国内企业如华润集团、中航工业等做的都比较成功，这些产融结合的成功案例和我们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产融结合有强大生命力。

产融结合最重要的关键点就在结合上，产融结合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一方面可以平衡利润，解决矛盾，预防实体经济的效益滑坡。另一方面产融结合紧密度高，更有利于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使企业运营风险转移路径增多。产融结合还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问题，信息不对称对金融企业服务于实体经济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如电厂、煤炭等行业贷款，大众银行可能要一个月左右办成，由于我们财务公司对这一行业的情况信息了解充足，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办下来，这就大大缩短了贷款周期。

另外，作为集团的金融支撑，产融结合还可以发挥杠杆和牵头行作用。举一个例子，在厂网分开初期银行对在新疆的电力企业贷款利率基本不下浮，我们充分发挥产融结合的优势，利用杠杆和牵头行作用，撬动第一个银行，又带动第二个银行，将利率下浮了10%。

《能源》：国电资本控股公司在产融结合运作上有怎样优势？与其他公司相比，主要特点是什么？

邵国勇：我们的优势是比金融机构更了解电力，比电力更了解金融。国电集团有四十多家主要二级公司和数百个基层企业，我们通过金融控股平台提供金融咨询和综合服务，在实际工作中的金融会渗透比较深。

我们最大的特色是金融控股。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支撑核心就是实施产融结合，而金融控股便是最好的实施路径。国电集团金融产业“5+X”的清晰战略（5是优先发展，X是选择性发展）和明确的“四化”指导思想（产业化发展、集约化管理、专业化服务、协同化运作），使金融控股模式初步搭建。

很多公司搞了资本控股，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模式。国电资本控股由集团公司全资设立，有健全的“三会”制度，集团公司牢牢把握了金融产业的正确发展方向和科学发展速度，各金融专业公司由资本控股公司投资并承担责任，在预算管理、责任考核、风险控制等方面则完全让资本控股公司按金融规律管理，形成最优模式，并有效隔离风险。

风险防火墙

《能源》：提到风险，对于实业公司而言，做金融业务面临着多重风险，国电资本控股公司是如何防控的？

邵国勇：我们对风险的防控是有严格程序的，并且有健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聘请了资深金融、法律专家指导，每年至少开两次会议，整合汇报业务运行情况，风险制度建设情况等。各专业板块又通过董事会、监事会、信贷管理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等形式建立了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同时风险管理设立了几道防线，有业务防线、职能部门防线和风险管理部门防线。

公司制定了全面风险管理发展规划，提出了“五全”的风险管理理念，即“全面的风险管理范围、全程的风险管理过程、全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全方位的风险管理体系、全新的风险管理办法”，努力提高公司的风险管理水平。

《能源》：就目前电力行业的资产控股公司而言，产融结合还面临哪些瓶颈和挑战？

邵国勇：搞产融结合首先有两个关键要素要处理好。一是发展产融结合能否把握结合的度很重要。产融结合目的在于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做强主业提供坚强的金融支撑、金融服务。因此我们以国电集团内部金融整合为基础，突破外部市场，外部市场已达60%左右，我认为控制在60%是最佳的，我们重点是要建立与集团公司转型升级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要拓展外部市场，更要在产融结合上下功夫。二是能否做好风险隔离、风险管理是关键。金融产品本身就是有风险的，这既是金融的魅力所在，也是金融的危险所在，关键在于能否做好风险管理。主营风险可能传递给金融产业，金融风险也可能向主业传递。国电资本在这方面就做了防火墙，专业公司也设立了道道防火墙，以防风险传递。

搞产融结合其次就是体制机制及人才问题了。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有竞争力，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

《能源》：央行不久前放开了银行的贷款利率，利率的市场化对资本控股公司有何影响？

邵国勇：此次央行放开贷款利率完全在我们预料之中。对国电集团来说是利好的，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但目前影响也不明显。对于我们控股公司来说，我们各专业单位，特别是财务公司和银行也积极应对，对银行、财务公司来说是考验产品创新能力和着力提高议价能力的关键时期，对保险起到了正面作用。总体看，利率市场化对产融结合有影响有挑战，但不影响产融结合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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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传统金融业 宏观经济

一、引言

（一）问题提出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绝大多数行业都进行了成功的市场化改革，只有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部门还掌握在国有经济的手中。这一方面是这些行业与部门的极大重要性，事关国民经济的命脉与支柱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对这些行业与部门的改革经验不足，未敢贸然放松管制，以免国民经济陷入冲突和混乱。在这些国有经济占主导的行业和部门中，金融业占据了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我国金融业至今仍然是以国有控制或控股为主，这一方面虽然避免了我国经济暴露于市场经济中过高的金融风险中，使得风险始终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另一方面，也遏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市场相对封闭，政策监管统辖相对较严格，因此，这样的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很多在国内风声水起的公司，在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的时候，选择了在境外进行融资。而互联网金融的崛起，给了我们以追赶和超越的机会，这是因为，互联网金融凭借其自身的众多优势，在全球市场中具有重要的同等的金融能力，也就是互联网金融在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基本持平，或差距不是太大。因此，正确看待和运用互联网金融来改造和推动金融业的发展，继续稳步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保持国内金融市场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价值与目的

互联网金融的价值在于其极大的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了企业利润的增长和业务的拓展，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一大助力，但是其较高的风险性与不完备的资产管理能力，会削弱其自身的吸引能力，因此，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分析与研判是十分必要和有用的。其目的在于深入探讨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国民经济的正向反向作用，剖析互联网金融对的发展途径，与传统金融业的对比，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其作为新兴事物必须经过的检视和审阅的阶段。

二、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形式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的核心功能不变，金融契约内涵不变，金融风险、外部性等概念的内涵也不变。但是在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交易中，金融交易可能性边界大大拓展，交易的时间空间范围获得拓展，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推进，互联网金融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金融产品与金融市场的普惠化，便民化充分展现。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最大特征在于将金融和互联网技术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许多新型的金融产品。在当今的互联网金融之中，各大互联网公司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如阿里小贷，余额宝，京东白条，腾讯微信钱包，恒大金服等，这些互联网金融产品呈现出低门槛化，简单化，实用化，软件化，便宜化等特征，并且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共享原则，一个金融服务产品可能是有众多的小型投资者集合自身的小额资金融合成大体量的资金而成的。这些新兴的基于互联网企业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具有强大的客户号召力和忠实度，利用自身的客户资源进行金融业务的拓展成为这些企业的一大法宝。这对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具有正向作用的。

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强烈冲击，传统的金融行业也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如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不仅自己涉水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开展，同时也与电商平台展开了合作。2012年，建设银行构建了自己的电子商务平台――善融商务。2013年2月，阿里巴巴、中国平安、腾讯等9家公司筹建的众安在线财产保险公司获得保监会的批复。2013年，阿里巴巴集团宣布筹建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负责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所有面向小微企业以及消费者个人服务的金融业务。2013年9月，阿里金融正式向金融监管部门提出设立阿里网络银行的申请。这些互联网企业和传统金融业巨头之间的相互融合是金融业的发展新趋势，这会大大加快我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使更多的人从互联网金融之中获益，推动和支持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一）互联网金融中的网贷

互联网金融的融资模式下，网络平台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快融资效率，降低借贷市场中信息不对称和借方的市场力量，从而给企业以正常的借贷利率，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而且能扩大企业融资的外部性，降低金融巨头的垄断程度，并且互联网企业在借贷合同条款的设置上都比传统的融资方式具有更大的弹性，双方在资金期限配置，风险分担，借贷条件等方面都比传统行业具有更大的优势。这给予了中小企业融资投资的新途径，更重要的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可变成本较高，固定成本和不变成本较低，也就是说其资产具有较好的流动性，这也是其能够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服务的原因之一。

（二）互联网金融中的理财

传统的投资理财产品都是针对大型客户，认购起点并不是没一个中小投资者都有实力达到，因此，以互联网为主要平台的金融产品极大降低了融资成本，扩充了金融企业的融资来源，为中小型投资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便捷的金融服务体系和及时的资讯沟通，加上互联网企业积累的大量客户资源，互联网公司的金融服务大大加强了人们的理财意识，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更加立体的投资方式。满足了中小投资者对碎片化，零散化资金进行投资的期望，为企业发展，经济运行，技术进步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四、结论

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带来了重大的变数，但是其相好的方面，如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扩大交易规模，这在经济学上，就会自动逐渐趋近于一般均衡，因此，是十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其多样化，差异化，个人化的金融服务形式，为新时代的金融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为金融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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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资本；社区金融；一行三会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5-0169-02

民间资本在资金融通的供给活动中的角色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文明的演进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从最初资金稀缺的金融压抑，到民间资本积累雄厚，自行冲击各种有利可图的突破口现状来看，仅仅采用压制的做法已无法堵住这股能量对利润的渴求，与其压抑，不如疏导。将雄厚的民间资本转移到准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业务和企业主体，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方向，也是各类主体转型与腾飞的好机会。

一、社区类金融服务企业的经营范围

既然政策规定社区类金融服务企业主要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这些股东或出资人绝大多数来自社区，对社区居民的金融需求知之甚深，对这些资金需求者的信用水平和偿债能力也容易掌握，可以更有效率地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只要相关主管机关在一定范围内放开经营范围――亦即法无禁止即许可，或是分若干个放开阶段，每个阶段的放开内容明确、细致，而且逐渐松绑，则社区类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品种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自行创新研发，以推出满足各类资金需求主体在期限和价格上的特色产品。所以社区类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可以是但不局限于以下类型。例如：最高信用等级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汽车、厂房、机器设备的动产抵押贷款；固定职业、稳定收入者的信用贷款；银行信用卡贷款；其他两人以上或家庭成员互相信用担保的贷款；社区成员相互联保贷款等。

现有的商业银行也可以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视角出发，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社区银行建设和改善社区金融服务，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立足现有客户总量，增强多渠道的服务和渠道之间的互动，通过设计更好的产品交叉销售，增加网络（或手机等电子载体）业务，改善客户体验，提升渠道产能，提高现有客户盈利贡献度。

展望未来，城市化、社区化、老龄化将是未来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社区和社区集群将成为广大城乡居民和小企业的承载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聚宝盆，发展社区金融不仅是各家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也将是其努力创新金融服务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从投入产出分析的角度以及美国社区银行的发展历程来看，发展社区金融的核心理念应该是“便民、利民、惠民”，现有商业银行在做到ATM网点渠道不断扩张的同时，关键是要做到服务模式符合用户的效益与获利的需要。

二、社区类金融服务企业的经营模式

既然是扎根基层、立足社区，社区类金融服务企业就应该因地制宜，按人口规模和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组建以下三个层次的市场区隔。在配套的经营模式方面，笔者认为，应该在合规经营管理的目标下允许一定程度的创新。

对村镇社区金融服务来说，确保小额现金提供与周转便利是首要任务，引入所谓的“家户联保”制度是个简单易行的方法。而且在信用社不普及或其不愿意设立的地区鼓励民间资本进驻，设立规模不等的社区类金融服务企业，执行一定的从上至下财政补贴发放措施，期许其成为现有最基层金融机构的竞争对手，更好地推出满足村镇社区居民需要、及时高效的金融服务。

对县城社区金融服务来说，不同规模的县城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但县城经济运作肯定比村镇经济来得更加商业化、资金推动化。所以，在县城社区一级的金融需求中，应鼓励各类民间资本留在当地进行造血，亦即在地吸收的存款用于在地制造业、服务业经营的贷款，不轻易转移到大城市对城市金融服务输血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

对城市社区金融服务来说，人口规模较大且相对集中，加上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活动是其特征。城市社区居民对理财利润的渴求以及能够快速吸收媒体信息的敏锐度是三个市场层次中最充分的，加之近年来十分火热的所谓“互联网金融”遍地开花，城市社区居民的选择更加多元化。有些原本只经营互联网金融的网站平台，如今为了取得该类居民群体的信任，不惜以直营或加盟的方式开设“实体体验店”，而原本在互联网上撮合资金供需双方的宗旨没变，只是多了提供信息介绍的渠道，以至于上述各项现有与未来允许放开的业务范围，在城市社区金融服务领域中的前进速度可以算做是较快的。

三、对社区类金融服务企业的支持与监管建议

金融的本质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加上金融杠杆的高收益吸引力，许多网络黑客或诈骗集团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紧盯着金融领域的可乘之机，这其中最可怕、最令人诟病的问题就是金融隐私权的保护出现严重缺陷。因此，要想支持民间资本发展社区类金融服务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必须严密防堵客户金融隐私资料的外泄与滥用。

在纳入征信系统与否的讨论中，总结出地方征信系统是一把双刃剑。该系统做的好、更新及时，可以方便资金供给人对客户资信等级的判断，可以更快决定发放贷款的数额与速度；但是在便利资金供给人的同时，对资金需求者来说，也增加了其金融隐私权泄露的风险。为了防止地方征信系统内部客户的金融隐私权外泄，笔者认为，应该由地方银监局、人民银行派出机构进行匹配监管，设置该类金融服务企业预交保证金制度。同时，引入公安局对金融隐私权泄露案件的快速立案侦查、举证责任倒置等做法，做到事前遏制不法念头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