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金融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和金融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格兰杰因果检验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的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基于一国的实践，很少从中国转轨经济的实际出发探讨在两者的关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国实际。而今，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金融改革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迫切需要从理论的角度来来回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给予理论支撑。本文拟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论”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适用性，并选取中国相关数据设计实验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滥觞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们从经济史的角度，分别从工业革命和1790～1840年美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结论。

从国家层面，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是其没有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不能确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抑或金融发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发展中经济，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他指出在所有情况下，“金融抑制”都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深化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与Levine（1993）在1993年，设计了四个金融发展指标和四个经济发展指标对80个国家在1960～1989年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回归。他们发现，不仅同期经济增长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是正相关，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发展指标和随后10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也是正相关的。他们断言，金融并非是仅仅跟在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导致了经济增长[2]。Rioja和Valev（2004）对74个国家1966～1995的数据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在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确定；在中级阶段，对经济增长又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级阶段，其虽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级阶段作用要小。

一些学者从行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国银行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认为放松管制是金融发展的一个跳跃，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Rajan与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产业的影响，进而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另一些学者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过对48个国家1980～1995年大量数据进行了跨国分析，发现市场与银行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难以确定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是哪一种金融体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术处理了遗漏变量和因果关系，其结果依然与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金融机构。早期应当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后期应当关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场。

这些理论纷繁复杂，但其结论无外乎为以下几种：

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这多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但却是其障碍。其原因是金融泡沫与货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三是需求遵从论（demand—following），即认为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带来金融结构的变化，促使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四是供给主导论（supply—leading），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五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双向关系。这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两者的关系可以是需求遵从也可以是供给主导。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关于上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笔者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更为符合新兴的经济转型国家。虽然这种理论考虑到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但是没有考虑一国具体实际的理论不能用来指导一国的实践，还需要根据一国的实际加以调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国转轨经济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对需求遵从、供给主导进行了总结，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双向关系论。他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在发展早期，金融部门的扩张通过金融机构的产生与金融服务的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至于“供给主导”的观点一致。但是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部门则处于“需求遵从”的地位，即经济增长诱导金融发展。

金融部门在生产中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部门的生产进行融资。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产生基于实际生产需要的资金需求，这些资金很多时候需要从金融市场获得，且不论这种需求的满足是金融市场量的扩张还是质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区分的概念是金融的发展仅是指量的增长还是包含了质的提高。若指前者，则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金融发展”；但若是指后者，显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长都是金融发展，帕克里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这种促进往往反映为量的扩张；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表现为质的提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两者的区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显，往往是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质的提高。可以这样解释：经济增长所导致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首先体现在量的增长，在资金来源的潜力都被挖掘几近殆尽时，其量的扩充没法进行下去，这时就要求其内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质的提高。因此，其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金融量的扩张金融质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经济起点较低，往往处于金融量的扩张阶段，而发达国家其量的扩张潜力有限，很多时候表现是金融质的提高。因此，无论从量还是质的角度来说，都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仅仅认为是供给主导了经济增长的观点忽视了只有实际需求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力量，当没有实际的需求时，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给，只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泡沫，而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供给主导发挥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满足（这种需求可以是“潜在需求”，即在现有的技术、制度等外在约束的条件下，本可以满足而现实未满足的需求）的条件下，这个结论无论是从金融角度还是在经济学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发展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金融的发展，会使融资更有效率。资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满足生产部门对资金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没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经济需求的金融发展，仅仅是会产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阻碍经济的发展。

因此，最终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确与否，还需要实证进行检验。下面以中国来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三、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案的设计

1.实证目的。实证的主要目的是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需要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就无法去验证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必须要经历两个阶段，其一是检验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其次是在两者均衡的基础上检验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2.数据和变量选取。变量选取采用了两个指标麦金农指标：M2/GDP，来表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标：FIR，即金融相关程度指标，FIR=（M2+L+S）/GDP，其中L为各种贷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贷款）；S为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保险费及股票市值等）[5]。

检验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部分来自其他论文及网站。原始数据。

3.实证方法。考虑到实证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金融发展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6]。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如果数据平稳，可以直接进行因果检验；如果数据不平稳，先对数据进行差分后进行协整检验，再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本文分析借助与EVIEWS76.0完成。

（二）实证分析过程

1.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GDP、M2/GDP、FIR的波动都比较大，分别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对有关变量取对数，一方面可以减轻波动，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异方差性。

2.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使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即检验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即不存在单位根），若数据是平稳的，就可以直接对数据进行格兰杰检验，以确定因果关系；若数据不平稳，此时可以对数据差分项进行ADF检验，检验差分项是否平稳，若协整阶数一致，则数据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所谓的协整关系是指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通过ADF检验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项DLGDP，DLM2/GDP，DLFIR却是平稳的。因此，对三个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Johanson极大似然检验。在检验协整关系时采用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来测定协整关系。相比较E-G两步法，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的误差更小，并且可以测定两个以上变量的协整关系。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这里选取带截距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选择滞后阶数为2，得到实验所需的模型。

当滞后阶数选择2时，由检验可知不存在单位根，所以VAR系统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由协整检验可知，没有一个、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通过了检验；至少有两个协整关系没有通过检验。由此可以得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4.格兰杰检验。由Jonhanson检验可以知道，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两个协整关系，可以对他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确定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为上述VAR模型我们选择滞后阶数为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DLGDP与DLFIR存在单项因果关系，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得到结论，DLGDP与DLFIR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M2/GDP与GDP成反比，这与谈儒勇[7]（1999），曹啸，吴军（2002）的结论相仿，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货币当局逆风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从量而非质的角度来说明，并且无法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金融发展引致经济发展。未考虑通胀因素。在选取指标时，存量指标未剔除通胀。事实上[8]，在把通胀作为一个变量考虑时，其结论往往会有很大不同。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增长[M].浦寿海、毛晓威、王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4（5）：24-31.

[5]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学俊.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6（3）：57-66.

[7]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45-62.

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增长率居世界前列，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到2012年末，我国经济总量达到8.2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 6 100 美元，按联合国的标准划分，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金融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步与国际接轨。但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国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拉大，经济失衡现象越来越严重，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达到了0.474，基尼系数连续多年超过联合国0.4的警戒线。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金融体制改革逐渐深入，能否全面而深入地把握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新时期改革的成败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拟以我国1990―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当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从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工作既有成果，也有困惑。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较为重要的文献。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亚当?斯密[1]等古典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银行可以通过信用创造积聚资本，促进社会现实资本的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熊比特[2]发现，银行有媒介资本和信用创造的功能，能够通过购买力的创造，将资金不断地投向创新活动领域，给经济注入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罗纳德?麦金农[3]和爱德华?肖[4]认识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信贷供给的行政干预，扭曲了资源的配置，降低了金融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效率。我国学者谈儒勇[5]以实证的方法对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中国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发展，二者同向发展。武志[6]采用戈氏指标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考察，并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我国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2.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Greenwood等[7]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两者间存在着“倒U”型库兹尼茨曲线关系。他们对这种“倒U”型关系的解释是：在金融发展初期，由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比较严重；而到了金融发展逐渐完善的时期，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合理化，差距就逐渐缩小。Beck等[8]对99个国家1960―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支持和投资对解决贫困是有益处的，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贫困，缩小穷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李勇辉等[9]根据国内1952―2005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深化与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之间呈现“倒U”关系。张立军[10]用广义货币M2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作为选取项目，研究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收入差距增大。乔海曙等[11]根据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选用非参数相关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间呈现“倒U”形的库兹尼茨曲线关系。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3年

第3期 王伟涛，等：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

3.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Barro[12]考察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线性关系，在解释变量中不仅包括收入差距，还包括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项，发现发达国家收入不均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是负相关。陆铭等[13]基于联立方程和分布滞后模型对我国1987―200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王少平等[14-15]在研究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和不同时期的阈值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同时期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曹裕等[16]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存在区域差异效应的结论。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结论有较大差异，但仍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与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包括关系民生的收入分配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特点来研究并分析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0―2012年的相关数据，以金融相关率（FIR）、基尼系数（GC）、经济增长率（GDPR）3个指标分别衡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3个变量。其中金融相关率指标通过M2/GDP计算可得。由于1990―2002年的基尼系数官方未公布，不同学者采用的计算方法有所差异，计算结果也不尽相同。本文根据定义，同时参考世界银行网站和国内相关文献计算得出1990―2002年的数据[17]，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数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经济增长率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年鉴。各指标1990―2012年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1990―2012年我国金融相关率、

经济增长率和基尼系数变化趋势1.模型的构建和求解

自 Sims于1980年首次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以来，该模型已经获得了广泛应用。由于 VAR 回避了结构模型设定，在经济学理论不足以指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估计模型及出现内生性问题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分析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

根据选取的指标，构建包含FIR、GDPR、GC的3向量自回归模型：

Yt=L+∑ni=1βi×Yt-i+ε

式中Yt=[FIRt，GDPRt，GCt]T，代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即期值；i为滞后期数，βi为系数矩阵，ε为扰动列向量。

（1）样本数据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在实际检验前对变量取对数。数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采用ADF检验，显著性水平取0.05。表1的结果显示3个变量存在共同的时间趋势，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3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从表2中的迹统计量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nFIR，lnGC，lnGDPR 3个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以通过构建VAR模型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2）模型求解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VAR估计，结合滞后阶数选取的AIC和S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以FIR，GC，GDPR这3个变量建立VAR（2）模型，然后进行模型的平稳性检验，变量特征根均落在单位圆内，因此建立的VAR（2）模型是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运用EViews7.0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大部分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模型求解结果如下：

2.脉冲响应函数及冲击反映分析

在VAR模型平稳性检验通过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研究在扰动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分析结果才是可信的。图2为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3个变量间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在脉冲响应图像两侧的置信带，滞后期数取为10。

由图2可知，FIR对GDPR的冲击影响在前5期均为负向，第5期以后转为正向，并逐渐收敛，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较长的滞后效应，随着时期推移，金融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GDPR对FIR的影响保持正向，原因在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对金融发展的需求增加，对金融发展水平的要求提高，从而推动了金融发展。FIR对GC的冲击影响一直为负向，在FIR给GC一个正向冲击后，基尼系数逐渐减小，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缩小收入差距。GC对FIR的冲击影响基本为负向，且负向波动增大，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阻碍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原因在于，收入差距的增大使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财富集中，但收入较低的群体是社会的主体，占人口的比重较大，收入差距的拉大无疑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金融需求不足，从而不利于金融发展。GDPR对GC的冲击影响为负，但负向影响程度逐渐减弱，说明经济增长能减少收入差距。GC对GDPR冲击略有波动，但基本保持正向，两者存在正向效应，这说明了基尼系数的增加，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利。原因可能在于，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社会的经济效率较低，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一部分人和地区的经济效率得到提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与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产生的现实结果是一致的。

3.方差分解分析

根据所构建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把内生变量的波动分解为与各方程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各外生变量对内生变

图2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量的相对重要性。表3为FIR、GC、GDPR 3个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S.E表示标准误差，其他列为各变量的贡献程度。

从FIR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GC和GDPR对FIR的贡献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在第10期，分别达到24.305%，5.083%。从GC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FIR和GDPR对GC的贡献程度保持增长趋势，到第10期，分别达到17.967%，5.962%，GC对自身的贡献程度逐期下降，第6期之后基本稳定在76%的程度。从GDPR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FIR对GDPR的贡献程度逐渐下降，但保持在17%以上的较高水平，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较大；GC对GDPR的贡献程度除了第1期有所减少外，基本保持增长趋势，但贡献程度较小，保持在2.5%以内。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经济增长能够推动金融发展，反之也成立，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与武志[6]的研究结论相符。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体系完善程度有内在的要求，这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从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前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存在滞后效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能够减少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金融发展，但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效应，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长期均衡角度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控制和减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注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差距间可能存在的库兹尼茨曲线关系和拐点效应。充分关注理论研究成果，把握现阶段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推动经济和金融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阶段下，应追求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金融的发展和改革要更多地注重内在质量，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收入差距提供金融支持。

（2）政府要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其中应首先加大对农村居民、城镇低收入阶层、失业人口、偏远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让中低收入阶层也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收入分配不均，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较强。关键原因就在于国民收入差距过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差距拉大不仅不能提高经济效率，反而造成经济失衡和增长质量下降，不利于经济社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既是共富之路，也是经济增长之途，同时能够促进金融发展，提高金融发展水平，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篇3

论文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

一、引言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保持金融生态的动态平衡和结构优化，并且关系到一国或地区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和持续发展。近年来，义乌市依托于建立国际小商品城的优势，大力发展金融业，这使得其金融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有所增强，资金的吸纳能力也在增强。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义乌市的金融业务量仍能位列浙江省县市第一位，已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金融业务增长最快的县市之一。

从2009年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中公布的国内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结果来看，义乌所属的金华市位列第十三位。优良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区域金融发展的一种特有现象，与地区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政府治理和制度文化有很大的相关性。但同时要注意到，义乌市的金融生态环境改善，还远未达到自我调节、自我优化的良性发展状态，特别是与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相比还有差距。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契机，但其不完善之处又制约着经济发展，因而如何同时带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对于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义乌市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及设想

本文采用了数量分析的方法对义乌市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做出实证分析，以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主要利用1998~2009年义乌市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等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银行存贷款数据等，利用回归分析和VAR模型实证检验义乌市金融生态环境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金融生态理论为我们研究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系统考察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根据金融生态的特征，运用VAR模型来研究金融生态系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基本思想是：首先，利用OLS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其次，利用ADF检验经济变量的单位根是否同阶，若同阶，可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平稳，则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种均衡是统计学上的一种动态均衡。目前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估计，常用EG(Engle—Granger)两步法和Johansen迹统计量法，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并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得到各变量的结构冲击引起GDP波动的响应函数，进而得到金融生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为金融发展政策提供经验证据。如果金融生态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改善金融生态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模型设计

（一）数据分析

1、指标选取：

数据主要来自于《义乌市统计年鉴》、《义乌金融统计年报》（1999~2010）和《金华市统计年鉴》（1999~2010）等。为了防止各时间序列数据产生异方差，并考虑到对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后不会改变原序列的性质及关系，且所得到的数据容易成为平稳序列，故对这些时间序列数据作对数处理，采用的软件是Eviews6.0。

(1)解释变量

有关金融生态指标的选取，现有的文献几乎没有正式提出。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不能得到所有的代表金融生态的各个子系统的变量数据，需要对变量进行选取。本文选取了代表金融生态状态的以下变量：

IDU-第三产业产值占GDP之比，可以衡量一个地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总值中所占的地位，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由于金融业是第三产业的一部分，因而该指标也能说明金融业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

FIR-金融相关率，一般将货币总量(通常为M2)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金融发展“广度”的指标。由于中国没有各地区货币供给数量，可以用金融部门存款总额和贷款总额之和来代替。我们用金融相关率这一变量来衡量金融深化和货币化程度。计算公式为：

（1）

式中表示金融相关比率，D表示全部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L表示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GDP为地区生产总值。

EFF-存贷比(贷款/存款)，代表金融生态效率，这里选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之比来反映金融生态系统配置资金资源的效率。

DEP-金融存贷差（存款-贷款），这一指标反映了金融存款与贷款的差额。

(2)被解释变量

本文对经济增长的含义界定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方面，选择义乌市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变量。

2.选取的模型

我们将要估计的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2)

其中是因变量，反映地区生产总值，即经济增长指标；是一组向量，代表要考察的影响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一组变量；是误差项。最小二乘法主要作为一个对比的结果，检验后面的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结果。

对lnGDP，lnIDU，lnFIR，lnEFF和lnDEP做线性回归得到以下结果：

表1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lnIDU

0.031578

0.142969

0.220876

0.8315

lnFIR

-1.030719

0.095630

-10.77820

0.0000

lnEFF

1.932979

0.158763

12.17522

0.0000

lnDEP

1.001498

0.045841

21.84721

0.0000

C

11.64389

0.692381

16.81717

0.0000

R-squared

0.999125

Mean dependent var

23.83398

Adjusted R-squared

0.998626

S.D. dependent var

0.609459

S.E. of regression

0.022594

Akaike info criterion

-4.447932

Sum squared resid

0.003573

Schwarz criterion

-4.245888

Log likelihood

31.68759

Hannan-Quinn criter.

-4.522736

F-statistic

1999.205

Durbin-Watson stat

1.236194

Prob(F-statistic)

0.000000

除了lnIDU之外的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和常数项均通过了T检验，下文将舍去对模型并不显着的这个指标并进行修正后的OLS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表2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lnFIR

-1.039098

0.082400

-12.61046

0.0000

lnEFF

1.937205

0.147940

13.09453

0.0000

lnDEP

1.008017

0.032926

30.61465

0.0000

C

11.53776

0.467942

24.65639

0.0000

R-squared

0.999119

Mean dependent var

23.83398

Adjusted R-squared

0.998789

S.D. dependent var

0.609459

S.E. of regression

0.021208

Akaike info criterion

-4.607654

Sum squared resid

0.003598

Schwarz criterion

-4.446018

Log likelihood

31.64592

Hannan-Quinn criter.

-4.667497

F-statistic

3025.304

Durbin-Watson stat

1.174509

Prob(F-statistic)

篇4

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与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时期，准确把握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密切关系，对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的发展变化，直接体现了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联系密切程度，所以，正确认识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密切的关系，可以有效阻止金融危机的出现，并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积极的保障作用。

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在发展中的相互联系

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动态变化状态贯穿于整个发展的始终。金融体系在以交易需求为基础和条件的基础上产生，但是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初期，作为中介地位的金融体系，加强了知识实体经济之间的密切交流，使其它们之间进行支付与汇兑工作，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实体经济的间接的发展起来。但是，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并不断的融合在一起，金融体系日益发展成遵守信用、讲求诚信的中介力量，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发展积累的原始资本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同时利用最佳的手段和方式使实体经济原始积累的资本得到了最优的配置，从而直接加速了实体经济的健康、持续的发展开来。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公司制和股份制在实体经济中的运用而日益密切，使两者完成了从间接关系向直接联系的转化，也为金融市场向前健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展示舞台。但是，现今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日益发展成相互控制与制约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不断出现了距离上的隔阂，究其原因是，在管理模式、科学技术、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基础上实体经济发生了不断的变化，金融体系在结构和功能上得到了转变与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日益分离的关系其速度飞速发展，致使，随着边际出现的递减导致实体经济日益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而金融体系也需要把诚信、信用作为自身发展的支柱。因此，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先是相互分离的关系，再是逐渐的融合的关系，最后又呈现出相互分离的关系。

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发挥的作用

金融体系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产生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并依靠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是实体经济为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上的基础和稳定的收益，否则金融体系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如，金融资本的泛滥，进而流入市场，导致资源的配置得不到优化的配置，还有可能出现金融危机，影响商品市场的正常运行，使金融体系不能很好的发挥应有的作用。

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不仅为实体经济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实体经济的有效发展和进一步扩大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支付中介服务，并发挥了重要的职能，如，稳步发展和降低风险等。现在的信息披露、信用体制建设、兼并收购、财务管理等新现象出现在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对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立积极性作用，而且使实体经济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制定有效措施协调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关系

调动实体经济的积极因素，推动金融体系向前发展。要解决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分离问题，就要在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的基础上，把交易的需求看做是发展的目标，并充分发挥实体经济的积极主动精神。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出现了众多现象，具体表现如下，金融服务和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市场化发展及对金融的要求的基础上，不断向自由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原始资本积累的速度随着实体经济增长而增长，进而进入金融体系，从而不断扩大了金融体系发展的规模等等，这些现象都影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进程。因此，要实现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相互融合，就需要对实体经济进行内部改革，充分发挥其积极因素，以更好的促进金融体系健康发展。

促进金融体系改革的自由化。实现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在满足资金供求的基础上达到实体经济的融资效率的高效，并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如下：一是更多储蓄在直接融资完善与发展条件下直接转化为投资；二是政府对资本进行优化配置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三是促使储蓄的规模得到扩大，利率的提升。四是避免金融市场出现结构的失衡，使金融市场实现差异化和多层次。五是提升实体经济的服务，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

积极革新资本市场。要密切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资本市场的革新在两者之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金融体系有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两部分组成，金融中介作为间接金融与实体经济存在债权债务两方面的关系，资本市场指的是直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及速度起着重要的影响。如，对实体经济财务信息和业务信息进行及时的公布，对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有缺陷的

信息进行修正，可以很好的实现实体经济经营管理的规范化；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实现实体经济多样化和层次化的融资渠道奠定的基础，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加快了实体经济融资的速度，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都要求资本市场在发展和改革中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与信用体制。

篇5

随着2008-2012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造成不小的影响，导致目前全球经济状况呈现不景气的状况。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因此，针对全球经济的复苏上，在“新常态”下，有必要对经济与金融学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为经济复苏提供理论基础。

二、“新常态”概念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过去那种单纯依靠粗放式的GDP已经不适合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调整，对经济学的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转变，来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整，保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

在对经济和金融学进行创新理论方面，主要对经济和金融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容进行调整。在实践操作上，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目前在部分国家中，金融体系的“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很严重的干扰，没有呈现真实的财富增长。

因此，加强金融体系的建设。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的建设依靠货币、信用等形式来对经济与金融体系进行综合配置。金融体系的运转对宏观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便是实例，让金融体系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认清并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系。

三、基于“新常态”下经济和金融学方法论创新

要解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系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必须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和金融学创新理论。但是实际情况是，目前国际上在相关的学术理论与实践操作上，对金融因素的影响未能引起及时的重视，甚至没有相应的内生性金融经济理论，除了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上没有理论指导外，也造成相关方面的理论危机。因此，解决上述问题，要重建经济和金融学的理论来适应时代的发展。

虽然金融危机产生的问题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进行分析，但是大量经济学家在理论的阐述上，仍然采用传统方式进行表达，甚至出现走向“死胡同”的情况发生。

科学的理论建立在符合事实的假设前提与逻辑在建构上的有机结合。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设立必须要有经验、行为、实践三大基础。也就是说经济学方法论必须经过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并且立足于市场的规律，能找到理论与现实的实践点。理论的改革必须符合两者深度的兼容，这样才能对新理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重要的基础。新常态背景下，对现有经济和金融学理论进行反思，是对现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理论、政策、实践等重新进行综合整合，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对科学的经济和金融学理论重新回归。使相关的理论进行一次整体性的系统变革，要根据现今世情的变化，构建一个崭新、有效的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的新范式。

四、基于“新常态”下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的新范式

目前理论的构建是要重新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建设，使金融与实体经济这现实中最重要的两大支柱纳入相应的理论框架，这样可以解决主流经济学界在理论创新上面临的困境，也在实践操作上，对国家的宏观调控的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在金融学的理论上，要重建宏观微观相统一的理论。国际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当中，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都对经济发展起到理论指导上的作用，但是这些理论没有根据实际经济运行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传统金融学理论对宏观与微观的分离没有引起重视。这就要求在金融学的新建理论上，对金融体系的规律与运转进行相应的研究，并阐述出相应的理论框架。

其次，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虽然经济学的理论当中涉及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但是要在此基础上内容要有创新。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上，系统的把金融体系作为一个重要框架纳入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上。在此基础上，经济学理论要在结构上进行整体分析，对相应的框架进行理论上的重建。通过对经济学的整体理论框架的建设与完善，使理论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在理论构建当中，要注意金融体系与??体经济的联系与作用，实现理论基础与政策实践的相统一。

篇6

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结构指标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5月12日

一、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基础及内涵。戈德史密斯是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者，20世纪60年代首开现代金融理论的先河，于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而金融发展却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对金融体系的结构研究是了解一国金融发展深度的有效方式。

戈德史密斯认为由于金融结构是由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共同决定的，因此应从下面几个方面研究一国的金融机构，并从数量关系上加以定量描述，它们是：（1）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在总量上的关系；（2）金融Y产与负债总额在各种金融工具中的分布；（3）以金融机构持有或发行的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来表示的金融资产与负债；（4）总额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部门中的分布；（5）金融资产与负债在各个经济部门的地位。

（二）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分析。为了对金融结构进行定量分析，戈德史密斯列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8个指标：

1、衡量金融结构最基本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即金融资产市价总值与国民财富的比例，该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一国金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结构的关系，这个指标在量上将金融和经济联系起来了，衡量和反映了该国的金融发展状况，是衡量金融结构最基本的指标。

2、衡量金融上层建筑构成状况的指标。金融结构的构成比例，通过主要类型的金融工具在金融工具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即主要金融工具的相对发行量和主要经济部门在金融资产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金融上层建筑的构成状况。

3、衡量不同金融工具在经济中各个部门的渗透程度，以及各部门对不同金融工具偏好的指标。主要运用金融资产总额和各类金融工具余额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及其子部门之间的分布，来反映不同金融工具在经济中各个部门的渗透程度，以及各部门对不同金融工具的偏好。

4、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中各种金融机构的发育程度及其相对重要性的指标。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还受到各种金融机构相对重要性的巨大影响，衡量指标是：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所有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比例、在金融工具总额中的比例以及在几种主要金融工具余额中的比例等。

5、衡量一国金融结构机构化程度的指标。金融中介率，即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存量中拥有份额的大小，是金融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反映一国金融上层结构机构化程度的最简单、最全面的指标。

6、各种金融资产存量在金融工具种类和经济部门种类的分布。通过将金融资产存量按金融工具种类和金融部门分类组合成一个金融相关矩阵，从而能够清楚地说明各种金融资产的发行者和持有者的关系。

7、对金融结构的流量分析。为了反映金融存量的变化，可以用某一时间的金融流量指标来衡量，主要是运用金融资产的新发行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金融总流量在各种金融工具、各个部门之间的分布，金融机构的金融交易额在金融工具总流量和每种金融工具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各种金融工具在每个部门和子部门金融交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8、测定各个经济部门和子部门之间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情况的指标。为了研究各个部门和子部门全部资金来源与资金运作情况，可以用资金来源与运用表来分析。通过该表可以掌握不同部门的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的比重，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债权变化情况。

（三）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的评价

1、对我国金融结构改革的重要借鉴价值。金融结构理论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相关比率处于特殊的重要地位。金融相关比率已经成为目前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应用最广泛和最重要的指标。在金融相关比率衡量的特定金融发展程度下，通过对储蓄和投资关系的重新安排，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着巨大影响，所以影响金融相关比率计算的因素间接地反映了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制约我国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因素在于金融结构的不均衡，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在我金融改革与发展、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不同经济背景的限制。自从1969年戈德史密斯提出金融相关比率以来，该指标就被我国学者频繁借鉴和分析。但是戈德史密斯的FIR指标体系是一个严密的分析系统，其中涉及了诸多次级指标，如各部门新发行、资本产出比、国民财富、估价调整项、乘数、资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资率、货币化比率等，且以上各指标均有其特定的经济背景及含义。这使得在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学者在应用其指标体系研究时，很难排除不同经济背景的影响，造成衡量结果产生偏差。

例如，2003年的中国金融相关比率FIR通过统计计算得1.9，在名次上位居第一，而同时期的美国也对此进行了统计计算，得出的结果是0.68，日本经过统计计算得出的结果为0.5，按照金融相对比率的观点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程度高于美国和日本，但是真实情况却不像指标所体现的这样。2008年出版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中曾比较了五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日本是典型的商业银行主导型，38%的金融资产在商业银行里，而美国只有18%，所以美国金融体系比日本市场化程度高很多。但是，当时中国相关的数据为60%左右，说明我们的结构相比日本来说还更加过度倚重商业银行。当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比例达到了73%，过去几年中，我国金融结构的发展走向了更加严重的失衡。

3、衡量指标的可得性限制。作为金融结构的主要统计指标，为了有助于金融分析，必须具备基本的可测性、合理性、关联性和可比性。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统计数据的完整性，要将上述八种特征全部进行分析研究几乎是不可行的。因此，在资料有限的条件下，可以挑选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指标，分析其影响和决定因素。就大部分国家而言，可以观察研究的指标包括：金融工具新发行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之比、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各自作用对比，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相对地位等，其中的误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指标的衡量效果。

二、国内金融结构指标体系及评价

（一）金融功能结构指标体系。孙伍琴（2003）在《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金融功能比较》一书中，从金融功能视角出发，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既包括宏观、微观和综观三个层次的指标，又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考察。宏观层次上的金融结构主要指涉及一国金融体系的各种结构，包括融资模式结构（金融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中介主导型）、金融机构的主要形式及其在金融市场上所占的比重）等。微观层次的金融结构是指各经济主体的内部金融结构，包括具体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金融业务结构等。而综观层次的金融结构是联结宏观和微观层面金融结构的纽带，主要是指金融功能结构，包括金融功能的丰富程度、质量高低和各种金融功能的相对重要性，金融功能、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之间形成互动。具体来看，数量指标包括金融相关率和金融结构综合指数（而质量指标则包括融资效率、配置效率和投资回报率，进一步，融资效率从储蓄率和储蓄转化为投资比率两个方面来衡量，配置效率即为投资效果系数，资本回报率则从投资回报额和投资回报率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该指标体系首次从定量角度突出了金融效率在金融结构分析中的重要性，并通过数量和质量两类指标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中介与融市场的关系、金融结构效率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较强的实际分析价值。但对综合评价金融结构合理、优劣与否尚不明确。

（二）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标（FSI）。刘仁伍（2002）在《金融结构健全性和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的实证评估方法》一文中利用定性分析方法对金融结构作了四种类型的区分：一是从金融产权角度看，有国有、混合和私营三种；二是从经营效率角度看，有规模金融结构和效率金融结构两种；三是从业务交叉程度角度分，有混业和分业两种金融结构；四是从业务驱动方式分，有关系金融结构和价格金融结构。提出面对特征各异的金融结构，需要建立了一套统一的规范办法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健全性。他指出，金融Y构的健全性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金融均衡的现实存在，由一个综合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指数来代表金融结构的健全性，即金融结构健全指数（FSI）。

刘仁伍给出的“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数”从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四个方面来评价金融结构，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评价一国金融结构的综合健全程度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实证评估需要用到的上述四种变量及各种变量之间的经验分布关系，涉及庞大而繁琐的计算，其中原始数据的可靠性、各种变量之间数学分布的获得性、各种变量间的分布关系、经验指标的确定是实证评估中的主要问题及难点；此外，权重的确定也具有主观随意性。

（三）多层次、立体化金融结构指标体系。李健和贾玉革（2005）在《金融结构的评价标准与分析指标体系研究》一文中认为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状态，而一国的金融总体主要由金融各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金融市场、各种信用方式下的融资活动、各种金融活动所形成的金融资产、一国与他国或国际组织的金融往来等部分。她以金融功能的完善程度和金融效率的高低程度作为判定金融结构合理性的定性评价标准，对金融结构进行多层面的整体性研究，设计出了一套涵盖金融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部门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立体化、多视角的金融结构分析指标体系。

李健和贾玉革首次将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纳入结构分析指标体系，在实际应用中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金融结构的全貌，也能展现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可进一步探讨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优化的路径。但是该指标体系考察的因素众多，真正计算起来较繁琐，对金融结构的综合界定并未给出一个清晰的定量判定标准。

（四）高度化、合理化金融结构指标体系。蔡则祥（2006）在《金融结构优化论》一书中试图从金融结构高度化和金融结构合理化的角度来研究金融结构优化问题。其所设计的金融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在五项原则即综合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原则、可比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的指导下，由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和四级指标等四个层次指标组成，其中，一级指标有金融结构高度化和金融结构合理化；二级指标有金融结构综合指标――经济金融化比率（技术加权金融资产总额/GDP）、金融机构结构优化指标（例如非银行金融机构比率、市场集中度、金融机构对非公有经济企业的信贷占信贷总额之比）、金融市场结构优化指标、金融工具/资产（大致分为货币性金融资产、证券类金融资产、保险类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工具，且各自的技术权重分别为1.0、1.3、1.3和1.5）结构优化指标和金融效率（微观金融运作效率和宏观金融调控效率）结构优化指标。三、四级指标视分析要求可多可少。

蔡则祥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将金融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结合起来考察，有一定的新颖性，各分级指标能从不同侧面反映金融体系的要素构成状态。技术加权金融资产总额/GDP不仅反映出金融发展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反映出金融结构的层次和金融创新、金融技术发展水平，但对不同金融资产的权重取值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其科学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总结

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理论及衡量指标体系为金融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我们考察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提供了可量化的手段抑或是方法，也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随着金融结构理论在经济发展中的不断实践和发展，我们将更加致力于将理论研究不断与国内经济背景相结合，得出更为准确的论断，研究出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衡量经济结构的指标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孙伍琴.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金融功能比较[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刘仁伍.金融结构健全性和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的实证评估方法[J].金融研究，2002.1.

篇7

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两人各自在1973年创立的，麦金农和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各自著作中都提出发展中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进主张。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Locke)、亚当·(AdamSmith)等人的自由思想是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渊源。

金融发展理论的另一渊源是有关金融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和观点。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出版)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试用新技术以求发展，纯粹企业家需要信贷，“他只有先成为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

格利（johnGurley）和肖(EdwardShaw)1960认为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方面，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HughPatrick（1966）指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追随”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促使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W.Goldsmith)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他的理论主要包括：其一，首先提出并系统分析了金融结构概念，分析并提出金融结构衡量指标及金融结构类型。其二，研究并揭示金融深化的内在路径和规律。这些规律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三，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研究方向。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特别强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金融发展中的明显区别。

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1973建立了一个分析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重点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麦金农和肖放弃了以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为研究对象,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麦金农(1973)放弃了传统金融理论中货币与资本相互替代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资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而是依靠内部融资；并且提出了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指标—M2/GDP(金融深化指标)。虽然这两人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没有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他们认识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因此人们依然把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看作是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

其后Kapur（1976）和Galbis（1977）等仍以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更加严格的数学模型推导和论证补充建立了开放条件下的模型旨在证明和修补Mckinnon和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

二、最新的理论进展

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有关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的相关文献很多,在这里不一一罗列,我们借用Pagano1993的简易框架,通过一个模型来概括地介绍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机制上的观点。正如Pagano的模型所揭示的一样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写作：

式中g为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A为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s为私人储蓄率。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A），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S)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性。Denizer、Iyigun和Owen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纳了KingandLevine（1993）提出的四项金融中介体发展指标，即LLY、BANK、PRIVATE、PRIVY。基于这些指标和所创建的模型，结合70多个国家的1956年～1998年的年度有关数据，得出如下结论：所有金融发展指标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且金融越发达的国家经济波动越小，说明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

第三，银行股票、市场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2.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

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Levine(1993)和GreenwoodandSmith（1997）在各自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固定交易费用和固定交易成本，说明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只有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出现，即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实现。说明了金融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此外Santomero和Seater还从经济规模与资本市场规模资、本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得出结论：全社会总资本的增加同样使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大。经济增长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促进了资本市场更好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篇8

关键词： 金融效率；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一、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概述

首先对金融效率进行研究的国外学者有罗宾逊和怀特曼、贝恩等人。罗宾逊（Roland.I.Robinson）和怀特曼（Dwayne Whiteman）于1974年将金融市场效率表现为操作效率与配置效率。操作效率可以用金融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效益比来衡量，配置效率则用引导储蓄资金流向生产性用途的有效性来衡量，并指出一个能引导资金用于高效率生产用途的市场就是有效率的市场。贝恩（A.D.Bain）于1981年将金融效率分为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两类。宏观效率包括储蓄和投资水平、市场稳定性、结构稳定性、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贡献；微观效率包括金融工具的范围、弹性与选择、规模与风险、证券价格与利率、管制、税收和补贴等。在中国，王广谦（1997）将金融效率界定为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并指出对金融效率的考察可以分层次进行：第一层次是金融机构效率，第二层次是金融市场效率，第三层次是通过金融机构经营发展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所反映出来的综合效率，第四层是国家对金融的调节控制效率。随后，杨德勇（1999）提出金融效率是指一国金融整体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效率，包括宏观金融效率、微观金融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三个方面。沈军（2006）将宏观金融效率分为三个层面，即微观金融效率、金融渗透率和金融适应效率，他对我国宏观金融效率进行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宏观金融适应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金融效率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指标，一般来讲，效率在经济上指的就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金融效率就是指金融部门的投入与产出，也就是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间的关系。大体分为两部分，即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金融宏观效率包括货币政策效率、货币量与经济成果的比例关系，金融市场化程度和金融体系动员国内储蓄上的效率等几个方面。微观金融效率主要指市场微观主体即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微观金融效率指标体系主要包括金融机构资产盈利水平、金融机构人均资产持有量、金融机构人均利润水平和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资产质量等。

二、因子分析与指标选取

因子分析是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用少数几个公共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以较少的公共因子反应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金融效率进行综合评价便于我们构建综合反映金融效率的指标体系。本文拟综合考虑已有学者提出的指标体系选取进行因子分析的金融效率指标，对我国的金融效率进行评价分析，本文实际所采用的指标如下：宏观金融效率包括储蓄率、居民储蓄存款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货币经济增长比、边际资本生产率、国有企业总资产贡献率、非国有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微观金融效率包括金融机构资金报酬率、不良贷款率。其中，各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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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金融理论从根本上说是金融发展理论的范畴。它是将金融发展理论的国别分析尺度缩小到区域，相对于金融发展理论，区域金融理论研究的核心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在区域中的表现。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肯定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关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的双向关系，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马科·帕加托（Macro Pagano,1993）运用AK模型予以分析，得出结论认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资本边际生产率或私人储蓄率来影响经济增长率。而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莱文（Levine,1993）等也都在他们各自的研究中阐述了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

但是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以及转轨经济的特殊性，仅仅通过国家层面上的研究是不够的。周立和胡鞍钢（2002）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差距和金融发展差距的计算和观察，得出了两点重要结论：第一，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显著，对中国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国家层面，只有深入到地区层面，才可能把握到基本的现实，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第二，经济差距和金融差距的变动趋势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也充分说明了从区域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理论的必要性。本文以安徽省为例，选取省内不同经济区域的9个地市2002～2011十年的数据，分析其金融发展程度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可以看出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

区域金融理论的实证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货币供求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其金融发展差异较大。通常用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财富扩展的金融增长（Financial Growth）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指标，国际上一般采用金融相关比率这种指标来衡量金融增长水平，人们通常将其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由于缺乏地区金融的数据，所以一般采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计算，计算公式为：

FIR=(S+L)/GDP

FIR为金融相关比率；S代表存款额；L代表贷款额；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通过对安徽省选取的9个地市10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安徽省各地金融发展存在着区域差异（见图1）。

1、省内不同经济带金融发展存在差异

总体来看，合肥市的金融相关比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市，且开始年份较高，但有逐步缩小并趋于稳定的趋势；不同地市之间均存在着差异，泛长江城市带要高于安徽省内部其他区域，这与政府政策支持以及地理位置导致的经济发展差异有很大的关系；皖南要高于皖北地区。对比图2各地市GDP可以直观判断出FIR与GDP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当然，各地市的金融发展程度除了与经济金融因素有关，还有些非经济金融因素的影响如：地方政府的干预和自然与社会条件的影响等。

2、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地，将9各地市10年间的样本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相关矩阵，可以看出各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二者相关系数为0.448。这说明安徽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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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业投资 金融投资 关系

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发展空间，而广泛的进行投资，以保证企业在生产运作的过程中的资金安全和经济效益，企业投资在实现方式和微观视角上来区分，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表现的，就是现如今比较受关注的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实业投资是一种直接投资，通过将资金直接用于企业基础设施投入并进行再生产的过程，比如说企业通过建立新的厂房、买入新设备等等的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达到扩大企业自身的生产能力，实现企业的再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一投资主要体现的是企业的各类实物资产。金融投资是企业将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中，不涉及到企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一种间接的投资方式，以金融衍生产品投资为主，如有价证券、虚拟资本等形式进行投资。这两种投资都有各自的特点，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以促进自身效益最大化，保证企业良性发展。

一、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的相互依存

（一）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的结合历程

国外发达国家的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的结合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开始了，而我国则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的。在当时的西方国家，拉法格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本”的理念，并把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进行结合，用于扩大企业资金实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借贷资本是当时金融资本的最初形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实业资本主要在购买、审查、销售过程中产生的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三者在空间上并存，保证了产业资本的循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实业投资中开始有一些盈余，着就为借贷资本提供了基础，并服务于实业投资。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多，于是便出现了金融机构通过借贷、购买债券和股票等方式来进行投资，促进了企业的发展。由于我国自身经济的发展状况的影响，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来说较晚，当前经济繁荣发展，我国从具体国情出发，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经验和理念，为我国企业的各类投资寻求一个良好的自身和外部发展环境。

（二）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相互依存的意义

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的结合有利于企业资本的优化配置，并且保证企业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两者的有效结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企业的投资风险，减低企业投资过程中的盲目性，促进企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二、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二者的关系

（一）二者相互依赖、互相制约，共同促进企业的发展

在理论上说，企业的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分别是两个领域中不同内容的投资方式，这两个两个领域间应当说是没有交集的，但实际中二者是相互依赖、互相制约的。在实业投资中，企业一般是通过扩大企业的实体经营规模，比如说产房的扩建、新设备的买入等，通过扩大自身的生产经营规模来实现经济利益的增长；而金融投资则主要是通过融资的方式进行，遵循社会融资的规则，如：发行股票、债券，通过股利或股息的方式来获取收益的一种投资方式。

从金融投资的发展来看，它主要是依赖于实业投资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没有良好和理性的实业投资作为后盾，其很难在金融市场中获得良好的发展。另一方面，金融投资的良好发展又会反作用于实业投资。如果金融投资做的不好，它的不利后果则会体现在实业投资上。金融投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良的行为，比如投机性金融投资导致欺诈或违法违规行为，影响企业资本的合理配置，进而影响到实业投资的进行。另外，相对于实业投资，金融投资可以快速的提升企业的资本，资金回收会比较快，但也具有一定的高风险性，并且随着金融投资资金的扩大，其管理成本也会增加，管理的成本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二者投资的比例问题

企业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的比例问题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很好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对企业发展的打击是不可估量的。正是因为二者在投资上都能为企业带来利益，所以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的设置两者的投资比例问题，能够有效的减少企业的投资风险，增强企业的整体实力，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

在企业实际投资中，两者是成反比关系的。在特定的时期内，企业的总体投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企业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为了获得更高的效益，就要根据市场行情来做具体的投资方案。在市场竞争中，如果金融投资回报率较高，则企业有可能会增加对金融投资的力度，而减少实业投资，企业就会减少生产产品，市场上产品的供应就会减少，则企业间在产品供应上的竞争减小，而企业收益也会随着金融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反正，则金融投资利润高则企业参与度就会随之提高，则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投资回报率也会由高到低转变，这样企业又开始转入实业投资，如此循环。由此可知，企业的金融投资和实业投资会受到自身情况和同行的影响。

三、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结合的对策

（一）科学合理的利用二者的依赖性，合理分配投资比例

由于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要在企业投资中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关系，保障它们能够在企业投资中充分发挥对企业效益的保障作用和经济杠杆作用。企业在投资的过程中，要合理的安排二者的资金投入，避免超出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为前提，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当时的市场行情来决定投资比例，保证两者互相促进、相互发展。同时，企业还应当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行情，建立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协调发展的投资格局，实现企业各项资源的优化配置，控制风险并保证效益，互相制约，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防范金融投资的风险，避免违法现象出现

由于金融投资具有一定的投机性的特点，企业在金融投资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盲目投资的情况，在不当竞争的环境下，容易出现欺诈或违规的行为，因此，企业在进行金融投资的过程中，要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另外，企业在确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比例是，要防止对金融投资的过度投资。如果不加选择的进行金融投资，则很容易发生乱投资的情况，轻则给企业带来资金损失，重则会导致企业自身风险和投资风险的不断扩大，影响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另一方面，在金融投资这一方面，国家政府要加强管理，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规范企业的投资行为，保证证券管理的合法有序，避免企业在金融投资中的过度投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对于企业的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研究的不断深入，两者的深度结合，是未来企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企业只有在发展投资的过程中不断的深化风险意识，避免泡沫经济的出现，才能获得一个良好内外部发展环境，进而获得发展。从企业整体来看，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构成了企业资本的总和，只有二者的不断融合，才能保证企业总体资本的安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