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人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传承人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标价360元的一壶两杯竹编茶具，一天能卖出好几套，邛崃竹编干脆临时在展柜前设起销售点;云南建水的紫陶、四川泸州的油纸伞、重庆的荣昌折扇、甘肃的庆阳香包等展品，都引来不少人驻足欣赏，“忍不住开启了买买买模式”、“每样都想入手”成为了许许多多观展者的共同心声;在“巴蜀工匠・非遗精品展”现场，一个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展柜上，贴了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展品不卖，如欲购买，请移步文殊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成都银丝花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道安大师推出的各种精致的银花丝项链、戒指等首饰，令不少观展者“一见钟情”、“恋恋不舍”，询价的声音此起彼伏，似乎无法止息……

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传统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名简称）“满血复活”成为了抢手货。

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高不可攀”。6月10日上午，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暨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部主场活动开幕式举行，淅淅沥沥的雨任性地从成都的天空中飘洒至大地，观展者的崆槿此亢敛患酰他们举着伞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来自全世界的1100多项非遗项目，将从这一天开始直至6月18日，持续“烹饪”出一场场历史与文化的饕餮盛宴。在这里，小朋友们围着提线木偶、皮影、年画看得津津有味;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拜非遗传承人为师，有的体验做糖画，有的学起了面塑、竹编;老年人可以围坐在一起，欣赏“寻找天籁之音――四川省非物质文化声音档案”视听展。

非遗的“身影”，其实不仅仅在“非遗节”期间才能随处可见，日常逛街的时候，或许吸人眼球的“中国风”女包恰恰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绒绣”工艺织就的;外出休闲旅游的时候，或许能偶遇巧夺天工的徽州歙砚，品味到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冲泡的佳茗……

那么，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动起来”、“传下去”，非遗传承人有何绝招？

让“活在当下”不再尴尬

当《小康》杂志记者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见到留着披肩长发、戴着特色民族头饰、穿着羌族传统服饰的沈艳燕时，距离“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西南民族大学羌绣班的结业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对于培训的收获，这位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平武羌绣代表性传承人仍然念念不忘，“这次培训主要是开拓眼界、发散思维，让大家领悟民族艺术的传承不是一味守旧，也不是盲目创新。”

在这个由39名羌绣传承人组成的班级里，四川平武县明阳村大地社社长王晓兵是唯一的男学员，也是羌族少有的男绣郎。他十四五岁时就会羌绣了，但对于羌绣的文化价值却并不清楚，只是把它当作日常的一门手艺。参加完培训，王晓兵不但了解到各种针法，还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盛大开幕 2017年6月10日，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盛大开幕。

地地道道的羌族绣娘吴小蓉则领悟到，只需要稍许改变，传统羌绣便可以与现代时尚接轨。许多羌族女孩都是从记事起就会使用绣花针的，技法则是由家中的老人言传身教，以前，吴小蓉觉得作品的颜色越鲜艳越漂亮，可以随心所欲进行搭配，作品也不外乎被套、传统服饰、茶席等，通过这次培训，她才知道，传统羌族刺绣在现代服饰中也可以灵活运用，色彩淡雅的羌绣更容易被都市白领接受。

民族精神的DNA――这是中国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誉。“如果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了，我们损失的不只是一门技艺，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寄寓其中的宝贵智慧和精神血脉。”多年从事民俗与非遗保护研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蔡丰明认为，非遗虽然大多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它们在当代社会中依然有一定的生命力，只有将其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

然而就在三年前，非遗的传承与保护状况还显得有些“尴尬”。2014年年底，第七届潘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易博览会邀请了包括面人彭、毛猴孙、风车王、皮影周等诸多非遗手工艺品的工艺大师和收藏专家，聊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这些传承人普遍袒露出比较担忧的心态。风车王讲述道，他最开始学做风车，主要目的是为补贴家用，当时家境贫寒、工资不高，一家人帮别人糊火柴盒挣点外快，火柴盒的价格极低，糊好1200个还要打包送到买主那里，才挣六毛钱，可是当时糊一个风车轮子就能挣两毛钱。但是现在，很少有人玩风车了，能坚持制作风车，也只是为了自己心里的信念，要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但若要真正地传承，首要的事情――收徒弟，就是一大难题。

沈艳燕也曾有过类似的担忧。2008年的汶川地震，受损的不仅是她家乡的房屋建筑，还有那些早已濒危的羌族非遗技艺。由于羌绣技法几千年来都是通过家庭内部口传亲授，加之强震影响，更是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如何才能让“养在深闺、不为人知、后继乏人”的羌绣得以传承？仅靠沈艳燕的一己之力，肯定不行。

这样的状况引起了文化部领导的注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一部分以手工艺为主要生计来源的传统工艺项目传承人群，面临产品需求萎缩、收入不足以解决生计的困境，致使年轻人不愿学习和传承手工艺，传承后继乏人。”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暨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部主场活动开幕式召开的当日下午，第六届成都非遗节国际论坛举办，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发表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为主题的主旨演讲时提到，“为此，我们把努力实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改善生活、丰富生活的统一，提升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和参与积极性，不断增强传承活力与后劲，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

“研培计划”助力匠人妙手生新品

在文化部领导和工作人员们看来，能力建设直接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传承人群的传承与当代实践能力，包括对本地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深度，对相关遗产知识和技艺的掌握程度，进行再创造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也包括在一些项目传承实践中获得相应经济收益的能力。

“帮助传承人群获得和增强这些能力，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着力点。”项兆伦介绍道。而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为“研培计划”），便是一项重要的举措。文化部和教育部一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大学的学术和教学资源支持，通过对以持有者和从业者为主体的传承人群的短期培训，帮助他们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强化对相关遗产知识、技艺和流变脉络的认识与把握，了解时代变迁带来的审美变化和社会需求变化，丰富艺术、材料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 匠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匠人匠心，每一位非遗传承人都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示着他们的匠心之作。

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首次设立的板块“中国传统工艺设计暨研培计划成果展”就是旨在总结2015年、2016年研培计划和传统工艺工作站的成果，让观展者近距离接触其中的优秀作品，集中向公众展现非遗传承人群对于“将传统技艺融入当代生活”的诸多思考。这一板块共展出作品680余套，遴选自57家研培计划参与高校和5家传统工艺工作站推荐的1500余套作品。建水紫陶烧制技艺云南省代表性传承人田静的“承瑜”套件作品便位列其中。

从1996年开始，田静就在建水当地拜制陶的老手艺人为师了，后来，她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现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陶瓷造型设计，毕业以后又回到建水跟随师傅学习。建水紫陶是云南省建水县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始于元末明初。用建水近郊五色陶土（红黄青褐白）制作成型，经过书画、雕刻、填刮、烧炼、磨光等工序，陶器色泽深紫，花纹雪白，叩声如磐。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于1953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民间工艺品展览会上被列为我国四大名陶之一，与江苏宜兴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驾齐名。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水紫陶能传承近千年并名扬大江南北，与其制作、烧成技艺不无关系，在制作技艺上，建水陶保留了传统的手工制泥工艺，经过24道程序之后的泥才可以拿来制作陶器。

2015年年底，“非遗传承人群清华研修班”第二期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拉开帷幕，田静全程参与了研修班学习。在研修期间，班里的21名学员利用半天时间在校园里进行了现场展演，当时的京城已是隆冬，又有雾霾萦城，但依旧挡不住参观者的热情。田静一边进行手工演示，一边为粉丝们答疑解惑，忙得不亦乐乎。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传承人共同学习、相互交流，除了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外，田静还和同班的陈俐宇发生了一场“美丽的误会”。

陈俐宇是河南太行山麓悠久的野王器髹饰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在一次展出中，田静发现了陈俐宇的一套化妆盒。“你让现代女性用这么好的东西，调制颜料，再化妆，可能性很小。”田静提议，“能不能用你这庙堂之上的盒子，给我放一些小茶食？”她的合作就此展开。

两人的技艺都具有丰富的内容，但为了让河南野王器髹饰技艺与建水紫陶烧制技艺这两种古法能够穿越时空、搭配协调、完美交融，陈俐宇和田静开始狠心“做减法”。器具形状的搭配是两个人面临的第一个难题。陈俐宇的漆器为圆形，也是整套作品的轮廓主体，田静为了配合她，舍弃了建水陶中最经典的圆壶造型，打造了一把精致的小方壶。第二个让彼此感到“纠结”的是颜色的协调。野王器以华丽、高贵著称，这是建水陶很难具备的，为此，陈俐宇舍弃了漆器上的全部精美花纹，只留下野王器中最具识别性的红与黑色调，而为了迎合红与黑的色调，田静也舍弃了建水陶的特有泥色，选择了淡雅的灰胎。

经过两位“匠人”的妙手生“新”，一套由两种非遗技艺组成，淡雅、清新、脱俗的作品呈现出来。以前，野王器髹饰技艺并没有很好的市场，虽然陈俐宇全家都在坚守着这门技艺，但却只能靠做家具生意维持生计，相对而言，伴随着茶具飞入寻常百姓家，建水紫陶烧制技艺的市场较为广阔。而当被田静形容为“美丽的误会”的合作展开后，野王器生机重现，原本放在壶承上面的建水陶茶具也增色不少，最让陈俐宇和田静感到振奋的是，经过创新和“再设计”，野王器髹饰技艺如今拥有了走向市场的可能性。

类似的案例在“研培计划”中不胜枚举。原本互不相识的徽墨、湖笔、曹氏宣纸的传承人，通过“研培计划”，受到了中国“整体性保护”非遗原则的启发，于是缔结联盟、开启了新征程――文房瑰宝重聚首，成品比以往的单品更具特色。钧窑传承人刘红生与徽州菠萝漆传承人俞均鹏也携起手来，在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上，他们合作的花瓶引人驻足。

一个人能带动一批项目和一片地区吗？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因为“研培计划”，全国1万多名曾一门心思埋头于手艺的人走进校园，拓宽了眼界，提高了技艺，并且对所持项目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对自己手艺的价值和潜力有了更强的自信。“2017年参与大学已达78所。到2020年，参加人数将超过10万。”项兆伦称。

无疑，对于非遗保护和传承而言，“研培计划”显得弥足珍贵，培训一人，带动的往往是一批非遗项目和一片地区的非遗传承人。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部署促进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与振兴，也为“研培计划”提供了制度保障。

家住青海塔尔寺附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何满曾经带着困惑走进清华大学，在他的家乡，“灰头土脸的手艺人总被瞧不起”，他见过太多的匠人一个个外出靠打工来赚钱，在机器能大批快速制造银铜器的时候，手艺人很难找到自己的价值。

“持续加大保护力度，着力支持传承实践”也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去年，中国政府将给予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传习补助经费由每人每年1万元提高至2万元，不少地方也相应增加了补助。2009年以来，已支持各地建设了3000多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和11000多处传习中心，命名了100多个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了153个保护利用设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又规划了219个保护利用设施的建设任务。

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在青海湟中拥有300多年的悠久历史，素以形薄、光亮、轻柔、质纯等特点著称，使用敲、錾等技巧，通过浮雕、平雕、掐丝等表现手法，加以独特的技艺――鎏金，一锤一錾敲打出青藏高原独有的“奢华”之色。学习银器制作非常艰苦，没有七八年的磨练根本学不好手艺。从16岁开始，何满就跟随父亲学艺，手艺传到他这里已是第三代。

这些年国家政策对非遗保护的倾斜，让何满感受到融融暖意。参加“研培计划”后，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内，何满听艺术史的老师们讲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看了不少国内外艺术精品，他还和其他传承人一起参观了故宫、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馆，在打开了眼界的同时，他从心底感觉到了“匠人”的伟大。

研培结束后，出自于何满手上的银铜器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不再局限于民族或宗教用具，而是贴近实用生活;他练就了40多年的鎏金手艺也不仅仅贡献于寺庙，新开发的拇指大小的转经筒挂饰广受青年喜爱。

如今，在何满的家乡，非遗受到了热捧，何满的儿子还在山西攻读硕士研究生，但已有了把所学用于非遗的念头;何满的女儿出嫁了，却产生了回家学手艺的想法;何满的徒弟们纷纷立志，表达了坚守传承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的愿望。今年3月底被选为“研培计划”咨询专家的何满，已经促成了年轻的湟中银铜器制作手艺人赴北京学习的事宜。

从2008年开始致力于羌绣传承发展的沈艳燕，原来只是想用羌绣来治愈汶川地震的创伤，结果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西南民族大学羌绣班参加培训之后，沈艳燕想运用学到的知识，联合当地的人一起把羌绣做成一个文化产业，让大家的手工羌绣进入市场，带来收益，改善生活水平。羌绣有了名气之后，也不断有高校教师、艺术工作者走进羌寨，引导绣师们将作品更好地融入市场。沈艳燕希望，通过羌绣技艺与现代艺术的结合，古老的羌文化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走进现代生活。

平武县平通镇益泉村村民任朝清就是在沈艳燕的劝说下，开始系统学习刺绣，成为一名绣娘的。在系统学习之前，任朝清平时就有刺绣和剪纸的爱好。现在，农忙之余，任朝清从事羌绣便能增加几千元的收入。沈艳燕把羌绣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旅游、农业等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以羌民俗文化、古羌梅文化、茶文化等为主题的特色文化旅游、文化创意品牌，形成了“小针头带动大产业”的商业模式。家住锁江羌族乡的贫困户彭贵秀在沈艳燕的带领下学会了羌绣，成为云朵绣坊里的一名绣娘;豆叩镇银岭村村民赵熠雯外出打工返乡后，在沈艳燕的帮助下开办了以茶文化为主题的“羌韵雯绣”农家乐和云朵绣坊，游客在采茶、品茶的同时还能亲手绣茶花……如今，平武羌绣已带动200余户贫困村民致富，并带动了50多家农家乐的发展。

新生代传承人的非遗生意经

截至目前，全世界共有42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作365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47项，优秀实践名册17项。其中，中国共入选39项，代表作31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7项，优秀实践名册1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使得中国跻身为非遗大国，而随着近几年非遗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能力、保护传承环境工作的不断加强、完善，非遗“新生代”开始渐露锋芒。

去年3月27日，“研培划”试点成果汇报展在春意盎然的水木清华拉开帷幕，41名学员初尝收获，140套、300余件传统工艺精品亮相，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研究者、《中国画学刊》副主编，艺术独立评论人张书云应邀观展后，在《不负春光 传承正当时》一文中写道，“说到非遗传承人，常常会让人联想到白发苍苍的老者，而我看到参加清华学习的非遗学员不少是年轻面孔：开封朱仙镇木板年画传人李力、蜀绣、钧窑炼制技艺传人刘红生、徽州漆器传承人俞均鹏等一批人为70后，他们现在正是非遗传承的主要力量;另有一些经历过高等美术教育的，江苏南通蓝印花布研究名家吴元新的女儿吴灵姝、南京剪纸第六代传人张钧、潮绣传人詹惠娜等一批学员为80后;年龄最小的是河南唐三彩传人高贺，是90后传承人中的佼佼者。”

几乎每一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其中有辉煌、亦有坎坷，而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执着坚守。

在泸州，年轻的小伙子毕原绅帮着父亲毕六福把油纸伞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被誉为“中国伞王”的毕六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泸州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的油纸伞制作技艺的传承方式是家族式的，一代代传下来，到毕六福这里已是第六代了。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的毕原绅原本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事业上顺风顺水，只是如果坚持做下去，父亲一辈子的心血和家族的努力可能都白费了。于是，2009年年底，毕原绅回到家乡，用3年时间，跟着父亲系统地学习如何从选料到做成一把油纸伞。

为了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在市场上站稳脚跟，2010年，毕原绅牵头成立泸州市江阳区毕六福伞业有限公司，同时注册“毕六福”为油纸伞品牌，整合了油纸伞的制作、销售、推广、展示等环节，致力于提升分水油纸伞的知名度，传播油纸伞文化。在制作环节，毕原绅在传统花鸟、风景的图案基础上，尝试加入现代的喷绘、彩绘方式，以扩大市场。这位年轻人还尝试着采用“互联网+非遗”的全新商业模式，在网上卖油纸伞，并通过分析消费者的偏好，推出个性化产品。

篇2

随着民间艺人年龄的增长，很多较少有人从事行业的老艺人步入了花甲之年，这些老艺人时常会担心自己终生从事的艺术就要失传；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要非常重视这种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性；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对个人经济生活拮据的民间艺人在给予经济上帮助的同时，还要努力创造一种观念，形成一种氛围，让更多的人来从事或者喜欢这些文化财富，从思想观念上对人们就行指引，要培养更多的“文化粉丝”；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熟悉并喜欢我国的经典优秀文化艺术，把这些青少年们培养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口授身传的传统文化后继乏人

这些发源于传统农业文明，大多以口头传承的传统文化，而对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正在急剧势微。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长廊中，依靠一代又一代艺人们的口授身传，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得以发展延续，代代相传。这也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是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的。

但是，这些大多以口头传承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恰如遗金散珠，逝花流水，存亡不知，心中无数，特别是面对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这些发源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急剧势微，甚至已经失传或者消亡。

存在于温州永嘉一带的菇民戏，如今只有寥寥几人还会演唱，诞生于明末清初的台州乱弹，仅有的一个剧团已停演多年。

“口授身传”的传统文化后继乏人，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始于武肃盛于宋，相沿至今千百年”的海宁硖石灯彩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年近50的胡金龙从事灯彩工艺已经有23年，如今是硖石灯彩的领头人。制作灯彩这活儿精细，主要靠手工，年轻人不愿学，令胡金龙失望的是，儿子就未承父业，不学灯彩学了电脑。为培养接班人，老胡从1998年开始，在职业高中开办灯彩工艺美术班，可办了4年，培养了70多名毕业生，最终仅留下1人。

面对不断流失的非物质民族文化遗产现状，有学者认为，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

二、民间手工技艺家收徒难

人类是文化的使用者和接受者，我国的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傅们手把手的传授，然而对这些老艺术家来说，要找到心满意足的接班人，还是破费周折的，传承人不仅要有艺术的天分还需要有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

对于民间艺术的传承人来讲，他们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估算的。伴随着时代的前进与发展，有不少民间艺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而失传，这对中华民族来说都是无比巨大的损失。

眼下，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政策与法规的缺失，导致很多传统工艺难以生存。比如进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荣宝斋木板水印，现在只能作为一种特色的纯手工技艺保存着，但不可能依靠它去盈利，也就谈不上什么创新和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载体，主要依靠传承人的口授身传来传承，但是要挑选一门传统工艺的优秀传承人，条件非常严格，其中最主要是有责任感，因为民间手工技艺的利润低、工艺复杂，不能因为不赚钱就半途而废。这也是目前“收徒难”的主要原因。

三、困难传承人机制的主要问题

从目前情况来看，传承人保护机制还面临三大问题的困扰，而这也正是传承人机制当前亟需研究解决的课题。

由于“文化粉丝”的缺乏，造成社会大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仍停滞在浅表状态，群众热情不能调动起来，下一代孩子业已形成的审美娱乐化崇拜和感官刺激崇拜以及西化痕迹，要想得到适当纠正，难度就非常大，由此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后继乏人。“失去了传承人，遗产就变成死的东西，就没有保护的价值了”。

第一，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后继人。很多传承人他们并不在意政府给自己多少补贴，而是在意自己的技艺由谁来接。可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更多的年轻人都崇尚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和文学艺术失去兴趣，不愿学习和继承这些老技艺。

其次，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缺少一个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建立文化生态环境，不仅要给钱，还要营造好的氛围。大熊猫只有在有竹子有水的地方才能生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一样。要引导大家形成比较好的乡土文化氛围，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传承下去。

第三，明确传承人的身份定义。如何确立和培养传承人？现在感到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把我们所承载的文化记忆传承下去，民族文化的传承人是要靠悟性和口传身授，可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对这些传统文化并不感兴趣，传承人的素质亟待提高。

参考文献：

[1]佟玉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制度建设[J].文化学刊，2011，（01）.

[2]吴安新，朱凤.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刑法保护问题[J].兰州学刊，2010，（12）.

篇3

【关键词】高校 艺术人才 培养 非遗传承 实践

一、高校艺术人才培养与“非遗”传承相结合的必要性

1.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创造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目前，我国整个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千百年的民族传统遭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日趋危亡。作为专业人才培养基地的艺术类高校，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方式，使高校艺术教育与“非遗”传播有机结合，进而推动“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学校师生提供艺术创作源泉和社会实践平台，实现“非遗”保护与高校教育资源彼此共享、相互促进，对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创造力和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高校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艺术类专业人才的必然途径

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下，“非遗”正在被逐步地推向市场。而“非遗”保护教育及相关人才培养体系的缺乏和不完善，成为阻碍“非遗”适应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校作为守护精神家园、展示和传播“非遗”的重要载体，必须要将高校的艺术人才培养与“非遗”传承有机结合。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举措，实现“非遗”传承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共同发展，只有这样，高校才能培养出真正符合我国市场需求的创新创业型艺术类专门人才。

3.培养大学生民族精神、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

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节日缺乏了解。同时，高校艺术类学生还存在着人文知识匮乏、知识结构单一等实际情况。而我国“非遗”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巨大感召力，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通过高校艺术教育与“非遗”传承的有机结合，不仅对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的提高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高校艺术人才培养与“非遗”传承相结合的途径

（一）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高校建设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载体。校园文化建设对于优化校园成才环境、促进校园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非遗”传承的有关活动创新地融入到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建设中，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1.良好的、富有传统风格的物质文化建设，能够起到培养民族精神、提升民众综合素质的作用。包括房屋建设等校园布局、标志性的建筑和雕塑、校园绿化美化、环境卫生和宣传栏、广告牌以及图书馆、实验室实训室等各种学校活动设施的建设。

2.富有传统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对艺术类高校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包括学校的管理体制、组织机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等。校园制度文化具有规范性、组织性、秩序性的特点。对于规范学校成员的言行、维持学校良好的教学秩序、确立良好的校风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包括大学的传统文化精神，如群体思想意识、舆论风气、心理素质、人生态度、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等。具体通过校训、校歌、校徽的制定以及校史的完整编撰来展现。具有传统风格的高校精神文化建设，对于形成良好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4.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如组织“非遗”进高校系列讲座活动，成立学生“非遗”科技小组，开展大学生“非遗”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传统文化活动之中，使师生的专业能力得到提高、团队精神得到培养、道德境界得到升华。更好地突出了高校艺术教育的应用价值。

（二）创新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现代教育理论思想指导下，高校按照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包括培养目标和规格、整个教育过程、管理和评估制度、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四个方面。

1.以“非遗”项目市场为导向，设定培养目标和规格。如培养目标中，要求掌握“非遗”基本理论知识，熟悉“非遗”项目研发过程，懂得“非遗”项目管理知识等。培养规格中，要熟悉“非遗”领域基本法规、政策，掌握“非遗”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非遗”前沿信息的基本方法。

2.建立科学的管理和评估制度。在制度建设过程，必须保证管理和评估制度的完整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公正性。管理和评估制度的规范性、组织性和秩序性，对于实现特定的培养目标和规格的教育过程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艺术类高校可在通识教育基础课群中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中加入非遗类基础课程，在专业基础课群的必修和选修课中加入非遗类专业课程和拓展课程等。教学方法要以学生为主，灵活调整，如根据非遗课程特点，采用聘请非遗传承人集中授课，教师分解指导的方式，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非遗项目的理解，掌握要点，同时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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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意义；问题；措施

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鄂温克民俗文化和桦树皮制作技艺。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传承与保护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基本职责。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以下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进行探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本民族性格的直接表现，而且是民族情感、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载体。笔者认为加强对其传承与保护主要具有以下意义：（1）为了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持中华民族的个性特征。随着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这就需要一种传统的精神力量来团结和号召广大的中华民族儿女，增强凝聚力，从而能够使中华民族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认识和定位，是从较高层次的抽象角度和历史的高度得出的科学结论，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经济资源，更是一种永恒的精神的宝藏。旅游业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机遇，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切实的体现；同时还应清醒地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还是一种需要大力开发的旅游资源，其发展潜力巨大。这种资源不同于普通的物质文化遗产，它更体现了一种精神力量；它能够充分展示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特魅力和丰富的内涵。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机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需要明确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各要素运行机理，才能发现传承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主体：非遗传承与保护主体是指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中，并愿意将自身技艺进行传授的个人或是群体；而非遗保护的主体则更加多元化，包括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个人以及社会媒体等多种群体；（2）客体：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客体包括各种文化遗产的的表演形式、知识、技能以及各种工艺品等；非遗保护的客体指保护工作中的传承人与传承对象，这一要素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有着重要意义；（3）载体：非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以人作为传承与保护的载体，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必须依靠非遗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来进行，因此在非遗保护中必须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工作；（4）路径：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路径主要是人民的广泛参与以及传承人的口传心授；非遗的保护路径则较为丰富，包括静态形式的保护以及对传承人的活态保护，具体包括相关法律政策、非遗教育、市场化发展等，非遗的保护路径没有固定方式，只要有利于活态传承的活动都可以被视作保护路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存在的主要问题。（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环境的问题。相比于传统的民俗文化，现代年轻人更加推崇城市文化、潮流文化，同时国外文化的不断渗透也使得极少数年轻人愿意了解、认识以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给传统文明的发展与传承带来了不利影响。并且由于自然灾害等非人为的破坏也是影响非遗传承的重要因素，在自然灾害中非遗将受到不可修复的严重损坏，因此也是造成非遗传承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2）传承链中断问题。非遗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因此其对于传承人有着较强的依赖性，而随着非遗传承环境的不断恶化，多数非遗传承人已经属于高龄人群，但现代年轻人相比于传统技艺更加青睐现代文化，因此只有极少数年轻人愿意加入到非遗传承的行列中，这就导致了非遗传承链条在不断中断。（3）传承机制的问题。非遗传承工作需要依靠完善的传承机制，虽然当前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非遗传承的重要性，陆续展开了多种传承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国内的非遗传承机制仍然存在很大不足，无法对数量众多的非物质遗产进行科学、有效的传承，也没能深入人民群众之中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必须对加快对传承机制的完善工作，从而使政府、社会以及人民群众展开更加系统、科学的非遗传承工作。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1）政府对非遗保护的认识问题。第一、现阶段政府的非遗保护工作更多的是以申遗为工作重点，希望能够通过申遗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如果一味地强调非遗的商业性质而忽略了对其文化内涵的保护将失去非遗保护工作的真正价值，为了获得非遗的经济效益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创造非遗的现象，这种非遗过热现象不但无法对非遗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会给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伤害；第二、政府在非遗保护中过度重视对非遗形象工程的建设，地方政府为了申报非遗项目而盲目进行非遗形象的塑造，而一旦申遗通过后，非遗的保护工作将被再度忽略，这就使得申遗工作失去了其文化保护的真正意义，无法真正达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目的。（2）非遗保护机制问题。非遗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评审机制问题以及监督机制问题。第一、在地方非物质遗产申遗的评审工作中，政府为了促进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仅仅从申报流程以及范围等方面进行，而缺少对非遗项目真实性的严格审查工作，这种做法将给非遗的保护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第二、政府缺少对申遗通过地区保护工作的监督机制，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非遗保护全周期的监督工作，防止出现申遗过程中的过度开发、虚假申遗以及轻保护现象，从而使得对非遗的保护工作发挥其真正价值。

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措施

1、 确定传承项目，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力度，组织专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评估、判断、筛选，把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地方特色，具有时代相承特点，具有独特的知识、出色的技能和高超的技艺，保护和传承它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传承项目，并根据其类别、特点、濒危程度，申报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此推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2、通过相关法律进行保护。法律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进程中，必须要注重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协作与指导关系。全国各地政府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基础之上，根据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状况，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分工与职责。首先，地方政府必须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不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其次，必须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相较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存在这巨大的差异性，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扬至关重要，各地政府必须要构建一个传承人命名与保障体系，在专项资金当中划拨出一部分进行专项管理。最后，要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法律法规，健全相应的奖惩体系。通过立法，不仅能够有效激发人民群众主动、积极的参与到保护工作当中，同时又能够有效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破坏与流失的情况。

3、加强政府扶持力度，进行保护。（1）增加投资。要想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度，使得更多的群众能够正确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就需要各地政府积极组织社会当中的各种资源，通过积极组织各种宣传范围广、辐射能力强的宣传活动，有效提升民间文化的知名度，从而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度。（2）协同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属于全面、系统的工程，这就需要中央、各级政府、地方文化机构、宣传机构以及非物质文化的专家进行协同合作，要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力量，最大程度的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从而有效提升整个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认识。

结束语

我国具有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有着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当前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危、衰退，甚至存在消失的危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曹伟伟.浅谈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D].合肥：安徽大学，2014.

[2] 于思文.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策略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4

[3] 史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析[J]. 大众文艺，2015（03）

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文化生态；活态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2-0046-0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一些国家兴起，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我国于2004年加入此公约。2006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开始实施。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官员、学者纷纷为非遗保护献言献策，但在这种“非遗热”的背后，非遗传承人却成为讨论的缺席者。而他们却是活态精神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与传递者。最该有话语权的传承人的失语注定我们的各种讨论在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弱点，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对他们的社区母体或族群的民众具有现实意义，他们对非遗的生存前景具有相当程度的决定作用，没有他们参与并适时反馈信息，保护措施是否得力就无法及时得到检验。所以，调查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措施的认知，了解传承人的真实意愿和面对的现实问题，对提供行之有效的保护具有基础意义。

河北省拥有不少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启动实施“河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6年出台《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和《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审暂行办法》。各地市县也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河北省同样缺少对非遗传承人的后续调查和跟踪研究。本文以河北省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的认知为视角，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再思考，希望能对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有所贡献。

一、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笔者对河北省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进行了调查，相关内容包括传承人对国家和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政策法规的认知、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入选名录后的传承情况、最佳保护方式和发展前景以及商业化等问题，综合分析有关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一）关于“非遗”法律保护效果

传承人对相关保护政策、法规有一定了解，“非遗”法律保护取得一定效果。他们普遍反映，被确定为“非遗”后，所传承的文化遗产知名度得到提升，媒体关注度增加，有媒体或机构、个人对其传承的“非遗”进行记录、拍照或录像，有的得到国际交流的机会，想拜师学习的人有所增加，也得到政府一定的资金支持，生存情况较被确定为“非遗”前有所改善。

“非遗”中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美术、歌舞等属于民间文化表达的部分可以在《著作权法》中获得一定保护，还有一些传承人主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版权登记。也有一些传承人选择通过商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那些已经投入市场竞争的“非遗”。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非遗项目，其传承人商标意识越强，生存能力也较强，反之则较弱。还有少数传承人使用专利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总体来看，传承人的维权意识普遍较弱，能主动为“非遗”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传承人目前还是少数。

（二）“非遗”的演变、传承情况

许多传承人都认为，与传统相比，现在所传承的“非遗”已经有不少变化或内容减少较多；使用的场合也有很大变化，尤其是民间音乐舞蹈类，传统的使用场合多为民间节日、庙会、庆典、拜神祭祖等活动，不少与民间有联系，在形式的背后有丰富的文化意蕴，而现在的使用场合很有限，有的已转为商业演出。即使这样，传承依然很难。相比而言，传统技艺类的生存、传承情况较好，有的还有发扬光大的趋势，比如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安新芦苇画、曲阳石雕等。可见传承情况与“非遗”自身性质有很大关系。

（三）“商业化”问题

同样，因“非遗”自身性质的不同，传承人对商业化的看法也不相同。一般而言，与民间、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的态度比较矛盾，他们了解商业化带来的好处，但也担心商业化会淡化、破坏所传承项目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影响传承者的学习动机，不利于真正传承。更有一些传承人明确表示所传承项目完全不适合商业化，保护非遗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传承、光大传统文化。而与民间、文化传统等关系不太密切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持欢迎态度，甚至主动寻找商业化机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尤其是传统技艺类。

（四）影响传承的因素

传承人对影响传承的因素认识较为一致：缺乏有效地传承机制，年轻人不愿意传承；人们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非遗失去了生存环境；非遗缺乏创新，没有市场前景等，甚至传承区域群众对保护的认识问题也被提及。

（五）最好保护方式

鼓励地方政府及民间团体举办文化活动为非遗项目搭建平台，加大宣传；保留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希望政府加大投入、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保护等都在传承人的选择之中，而让文化产品商品化也是一些传承人的考虑方向。安新芦苇画传承人杨丙军说，传承非遗文化，一方面要把传统技艺完整地保护下来，延续民族的血脉，另一方面还要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新，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形式、载体的创新，使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1]。杨丙军公司良好的销售业绩就是对他这种做法的一种肯定。而井陉拉花传承人武新全曾经着力创新拉花艺术，但他越来越感觉到拉花必须回归原生态，因为很多创新后的拉花都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已经变成一般舞蹈了。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创新，古老的原生态的拉花艺术不能丢[2]。总之，让大家了解非遗，使用非遗，让非遗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非遗才会有活力，才能传承下去。

（六）主要保护责任承担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传承人能用在传承、发展非遗项目上的时间较为有限（当然以此作为职业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传承人除外），事实上，不少传承人只是出于责任才坚守至今。面对现实难题，传承人非常强调传承区域群体的传承责任，同时认为传承人、国家和地方政府、社会力量也应该承担责任，有了政府的支持，传承人对传承前景还是乐观的。

二、关于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工作的思考

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从传承人认知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一）保护内容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难保护，问题不仅在于其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性”，更在于其表现形式背后的与民间信仰、文化传统相关的精神内核。因而单纯技艺类的保护起来比较容易，越是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越困难，但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所在。所以对于此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连同传承区域群体的文化认同、传承一同考虑，这样才不会得其“形”而遗其“神”。

（二）文化意义与经济利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远大于其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许多人看重的实际是其经济效益，如果保护的出发点有问题却希冀得到好的结果无疑是自欺欺人。我们看到的“非遗异化”现象就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以经济价值大小来衡量“非遗”是否值得保护的思维模式，更不能有把非遗当摇钱树的想法。

（三）原生态与创新问题

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对象，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强调“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原生态并不是排斥创新，而是排斥脱离所处环境、脱离传承区域文化认同、破坏非遗精髓的创新。相反，越是与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相适应的创新，越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这种创新反过来又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四）行政干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原本就是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工作，行政干预从保护工作一开始就存在。实际上行政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抢救、保存了那些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唤起人们保护非遗的意识。但是过度干预，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规律的干预不是保护而是破坏。有些学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民俗”成了“官俗”。笔者认为，从国际、国内非遗保护的实践来看，完全去除行政干预是不可能的，对非遗保护也是不利的。政府要做的是如何顺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给予良性干预，实现由濒临灭绝的民俗到政府扶持的民俗再到传承群体认同的活态民俗的转化，最终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五）传承机制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生存问题，还有传承问题，当前的难题是非遗后继乏人。非遗的传承不仅需要传承者，还需要有接受者，现在的年轻人原本对非遗就不感兴趣，再加上非遗的学习并不容易，需要下苦功夫，但学习之后的前景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仅靠项目传承人个人的努力，许多项目难以实现顺利传承。因而有学者提出要在加强对传承人保护力度的同时，加强对被传承人的激励机制的研究，要关注被传承人的切身利益[3]。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提升传承群体的文化自觉，依靠国家、地方政府、社会、教育机构、传承区域群体、传承人多方力量，形成合力来传承。比如梅花拳的保护，广宗县政协协助政府采用民间传统形式向一些资深拳师授予“武术世家”的称号并赠送木刻门匾，还每年组织以梅花拳为主题的民间艺术节，让日渐式微的梅花拳文化重新得到社会关注。广宗县政府在农村小学体育课中专门增设了以了解梅花拳为主的课程。在县政协的积极推动下，广宗县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城镇、农村对梅花拳及其团队建设的重视和保护，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花拳焕发出新的活力[4]。这种群体认识的提高才是非遗传承的最好土壤。

三、建议

首先，政府必须彻底摒弃功利主义思想，提高认识，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角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注重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

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讨一直强调“要尊重文化持有者自身的意愿”，从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对传统文化和民间传统保护的倡议”到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直贯穿了这一原则，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仅为了收集一些歌舞或故事，更重要的是要让它们在母体社区作为一种活体文化传承下去，留住我们多样的文化。“礼失求诸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乡野，其保护也应该回到乡野。我们必须尊重传统知识来源群体或个人的文化习俗与意愿，尊重他们对非遗的一切自然权利，尊重其自然的传承特点和传承方式，尊重他们发展所传承项目的自，政府可以鼓励、引导，但不能代替传承区域群体作决定，当然更不能命令必须如何发展。

现在所看到的“非遗”只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至于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我们只能引导，无法决定。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政府应注重对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教育民众珍视当地文化传统，提高文化自觉意识和保护意识，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这样非遗才不会失去生命力。

再次，把握个性，区别对待。非遗保护应把握个性，区别对待。对于适合商业化的，给予其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其做大做强；对于不适于商业化的，尽力打造展示的平台，加大宣传，在不破坏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可以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提供展示舞台，结合各地乡土教材建设，推动非遗进课堂，从娃娃抓起，解决后继乏人问题；增强传承人和传承区域群体传承的自豪感和使命感。鼓励、帮助传承人著书立说，对濒危项目作好抢救式记录，多收集其作品，使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有文献上失传的遗憾。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文化上的根，它的流失是我们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必须立足现实，从文化多样性的大视野上、从中华文化传承角度来理解非遗保护工作，培育文化生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课题组成员：董保莉，温芽清，王岩云）

参考文献：

[1]非遗博览会白洋淀芦苇画抢风头[N/OL].http：//，2012-09-08.

[2]武新全.原生态的拉花不能丢[N/OL].http：//.cn，2008-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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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扬州漆艺

全球化、城市化的热潮之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严峻的考验。举国上下，大兴土木，吐旧纳新，一方面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方面是传统优良的文化需要传承。当两者产生矛盾时，往往是牺牲后者，理由是缺乏传承人、传统的东西跟不上时代等等。以扬州漆艺为例，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扬州漆器当代精品层出不穷，获奖无数，业内影响日趋扩大，但是也存在图案陈旧、实用性差、公众认识不足等问题。而从“活态传承”的角度来看，该项目门类众多，只确定几种门类和传承人，难以囊括和反映行业的全貌和成就，而且确立的非遗传承人大多已退休，后继乏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活态传承对于非遗保护有着重大的意义。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海峡两岸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指出：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类型方面，从重视“静态遗产”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不脱离文化产生的自然、人文环境，它是民族审美习惯、地域文化心理的“活”的显现。对于像扬州漆艺这样的“活态遗产”来说，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师带徒等形式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大量留存至今的扬州古代漆器珍品中，凝聚了杰出工匠毕生的心血和巧夺天工的技艺。这种技艺，是我们宝贵的非物质文化财富，代代身口相传，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非遗的“核心”主要表现在传承人身上，活态遗产，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活态传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韩两国在非遗传承人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韩国制定了对国家级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补贴政策。而在长达六十多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日本也经历了一个从保护“物”到保护“人”的这样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2004年12月23日，扬州市委市政府举行了扬州漆器原产地域保护揭牌和工艺美术大师带徒津贴发放仪式，市领导给首批带徒47名的21位工艺美术大师颁发津贴，标准为国家级大师1200元/月,省级大师800元/月,省名人600元/月，是全国工艺美术界中最高的。尽管政府积极鼓励“师带徒”的模式，但扬州漆艺还是面对人才短缺的问题。扬州漆艺方面，有三位国家级工艺大师分别为张宇，1944年生；池家俊，1945年生；赵如柏，1939年生，他们把毕业的精力都献给了钟爱的漆艺事业，为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他们都已六、七十岁，所收徒弟中，很少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赵如柏大师近十年也在积极培养接班人，但“10 个之中能找到1个就很了不起了。”赵如柏认为没有十年的扎实基本功，是无法在这一行混出名堂的，而现在的年轻人，能耐住十年寂寞的实在不多。

漆艺是一种复杂的工艺，单靠一个人的能力是无法完成的，比如一块漆砂砚，需要有人设计图案、上漆、雕刻、打磨、点螺等很多工序，缺一不可，而且漆艺绝大多数工序需要手工完成，机器根本无法代替，它做不出层次感，所以，一件好的作品往往耗时一年到一年半，不是容易的事情。时代在改变，社会风气浮躁，年轻人面临的诱惑多，而信仰缺失，导致迷茫的一代。如果扬州漆艺不能吸引年轻人的加入，整个行业将面临人才断流的危机。

我认为，首先，要发挥大师的名人效应，师带徒，引入激励机制，鼓励大师悉心传授毕生技艺；其次，返聘一些退休工人，以老带新，培养新人。他们虽然不是大师，但几十年的一线工作经验，以及纯熟的技艺，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再次，要加强对青年技术人员的培养，多给他们培训深造的机会，提高薪资待遇，表现突出者还可获得非遗传承的光荣称号，给予他们物质奖励之外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集体研读古籍，汲取古代漆器佳品的创作精华，陶冶情操，提升自身传统文化修养，才能耐住寂寞，以沉静的心来传承古老技艺；再次，要形成人才梯队，注重后备人才的储备，可以走校企合作之路，实行产学研合作，“借脑借智”。如2011年4月，扬州漆器厂与扬州大学艺术学院签约共建实习基地，将鼓励学生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对漆艺进行技术创新、技艺改造和产品开发，力图培养出具有美术功底、艺术专长和技术能力的新型实用人才，将实习基地建成全国一流的漆艺人才培养基地。

另外，漆艺门类众多，工艺美术大师们，各有专攻，各怀绝学，目前大师们交流的机会不多，“工艺美术高级研修班”的培训，可以开拓视野，吸收前沿理念，但还是缺少共同研讨的平台。我认为可以建立漆器工艺大师“智囊团”，定期对一些青年技师的漆器成品进行集中评点，大师们可以盲审，各自从自己擅长的技艺角度指出这些成品的优缺点，知耻而后勇，知道缺点，才能改进，今后会做得更好。交流、探讨、观点碰撞，形成头脑风暴，不固步自封，在反复研讨中提升技艺，这样的研讨会，远比一团和气的相互吹捧更有价值。长此以往，扬州漆器将会传承有序，后继有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活态传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扬州漆艺为代表的非遗项目，在举国关注非遗的热潮中，应抓住发展机遇，迎接外来文化、现代文明冲击的挑战，传承古老技艺的基础上，求新求变，力求在现代化发展的潮流中不迷失自我，一步一个脚印，在急速发展的时代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1】张燕，扬州漆器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10

月第1版

【2】，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1

月第2版

【3】马知遥，非遗保护中的悖论和解决之道，山东社会科

学，2010年第3期

【4】周新国、朱季康，文化扬州建设与扬州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篇7

一、研究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被誉为“人类精神的家园”，是一种容易随时代变迁而被湮没的文化记忆。非遗的无形性使得它的传播需要借助于物化的载体，即空间载体、物质载体、人员载体。寻求合适平台，激发大众参与，对非遗的传播十分重要。城市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BusinessDistrict，缩写为RBD）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空间形态之一，在城市旅游和文化旅游快速发展的今天，RBD面临着文化特色不突出，满足不了游憩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困境。那么将非遗文化引入游憩商业区，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就有可能促进文化与经济的双赢，保护与开发的共生。

民众既是非遗的创造者，又是非遗文化的传承者，所以在非遗的保护中应该居于主体地位。民众的文化自省、自觉并主动地参与到保护行动中，对于非遗保护效果影响极大。所以，在将非遗引入游憩商业区中，需要调动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维护他们的利益，并激发游憩者和非遗传承人共同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推动RBD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二、理论基础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词最早由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提出，该理论最初应用于公司治理。1984年Freeman给“利益相关者”下的定义为人们广泛接受：“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在这个定义中Freeman强调企业与个体或群体间“影响”的双向性。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对传统企业“股东至上”逻辑的反叛。

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有的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利益相关者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旅游研究领域。

在本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活动发展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商业经营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包括游憩者。因而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RBD更好的传播，需要照顾到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发挥他们的主体参与作用.

三、实现路径

（一）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及对非遗的解说能力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就明确强调：“要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在游憩商业区内的传承者，既包括国家认定的传承人，还包括RBD内专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手工艺品体验馆的工艺师，非遗商品店的商户，非遗饮食的制作者等。文化自信是指我们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传承者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才会更好的将他所传承的文化向大众进行传播。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传承者是否热爱自己所传承，传播的文化，以及是否具备将这种文化解读，传播，甚至营销给游憩商业区内的游憩者的能力，对于非遗的传播效果影响很大。

所以，应该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及对非遗的解说能力。其实，对于非遗文化产品开发的过程，就是提升传承者文化自信的过程。在传统生存环境中，许多非遗文化传承者无法靠非遗维持生存，非遗文化面临无人问津的局面，而通过对非遗文化产品的开发，非遗得到了市场认可和许多游憩者的喜欢与认同，传承者的文化自信也就得到了提升。所以，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合理和深入开发非遗文化产品。

（二）深化游憩者的文化体验与文化自觉

游憩者既是非遗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同时也可能转化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甚至是传承者，他们是非遗保护的主体。对于外地旅游者而言，他们可能首先是非遗文化传播的受众，但通过参与非遗活动项目，可以增强他们对非遗文化的了解，认知，进而发展为主动进行传播，如果兴趣足够浓厚，也有可能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承者。对于本地游憩者而言，非遗文化的生存土壤本身就在他们中间，非遗与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本地游憩者通过非遗游憩活动项目的参与，可以深化他们最自身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更有可能进行传播，传承非遗文化。

然而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游憩者是否会传播，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憩者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非遗活动项目，他们获得的体验感受如何。如果感知深刻，感受美好，那么就极有可能推动其对非遗的传播，传承。如果体验肤浅，那么就不会增强对非遗文化的认同。就目前游憩商业区内游憩者的活动而言，根据游憩者融入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他们的体验分为三种，也就是表层体验、中度体验和深度体验。表层体验主要存在于传统的观光中。游憩者往往是走马观花地观光，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没有真正近距离地参与到游憩项目去，也就难以获得独特而难忘的体验感受。

其中，加强对非遗的媒体的宣传，学校教育，社会舆论的引导，对提升游憩者的文化自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同时，对游憩环境等客观因素来讲，游憩项目是否具有参与性，游憩项目是否注重创新，满足游憩者的需求，是游憩者能否更好融入到游憩环境的重要外部影响因子。就游憩商业区内的非物质文化游憩项目而言，主要包括饮食，商品，手工艺体验，节庆活动，游乐项目等。对饮食项目，游客通过闻香、品尝等方式来体验，其体验度还是比较高的。但如果让游客感知其背后的精深的非遗文化，就需要通过让服务人员介绍，演示等方式来将非遗呈现给客人。有些饮食环节的制作，可以在客人中间来进行，边做边讲，有可能的话，让客人自己去尝试一下制作方法。比如花生糕制作的捶打环节。一定会给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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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非遗传人彭小平在第四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品交易博览会现场制作面人

虽然仍存在开发难题，但今日中国的近90万项非遗资源，正在成为炙手可热的资源。特别是其中由国务院批准的1000多项各级非遗项目，开始吸引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

在北京，几乎经营面人的商家都从“面人彭”进货。除此之外，“面人彭”还做OEM产品。北京百分之六七十捏面人的，都从彭小平这里拿货。

捏面人的彭小平也是北京第一个下海经商的传统手艺人。1980年， 21岁的他在北京友谊商店一方小柜台上做起了捏面人的生意，一个月捏360个。

面人一上柜台便迅速售罄。3年后，虽然彭小平取得了第一个面人注册商标，但很快便有人模仿冒名。

从此30多年间，维权不断。

彭小平对《t望东方周刊》说：“非遗传承人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创造的无形资产，如果裸放入市场，很快就会被剽窃和侵权，这方面能起法律保护作用的，非知识产权莫属。”

非遗的案与艺

“外部社会对传承人太过强势。”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认为，欠缺文化尊重是现代市场中出现对非遗侵权行为的根本原因：“从传承人那里获取宝贵之物，但并没拜人为师，据为己有、歪曲事实，在创意经济里拿钱，应该为人不齿。”

曾经，碍于观念与认知，传承人会认为用知识产权保护权益太麻烦，也未必行得通。侵权现象的屡屡发生给不少传承人当头棒喝，率先打入市场的民间工艺首当其冲。

非遗维权绝非个案。

晚清年间，天津人张明山创立“泥人张”。百年世家，张氏后人却为这名声打了多年的维权官司。

2005年，京津两地一场长达7年的“泥人张”官司开始了。“泥人张”的天津传承人张_将北京人张铁成告上法庭，因后者宣称自己是北京“泥人张”传人，并注册了公司从事经营。

张明山后人分布京津两地，从家族作坊衍生出的正牌“泥人张”本就有京、津两支，张_属天津一支。张_认为，并非传人的张铁成在明知“泥人张”知名度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商业标识使用，造成公众混淆和误认，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老字号年代久远，取证艰难，官司从北京第二中级法院打到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张_胜诉。此案被称为2012年中国知识产权年度十大案之一。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涛对《t望东方周刊》说：“进入市场程度越高的非遗项目，越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这种市场本身的竞争性程度越高，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就越大，其市场和终端消费者联系越紧密，知识产权就越有意义。”

其实，将知识产权纳入非遗保护视阈，原因远不止于非遗产品市场化的推动。 山东省潍坊市杨家埠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家埠木板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杨洛书，展示以自己名字“杨洛书”注册的商标注册证和国际域名注册登记证书

非遗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与实体载体相剥离的具有多重价值的丰富信息。而知识产权的制度功能和它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也是以保护无形财产即信息为主。因此法学界普遍认为，二者有很强的逻辑联系。

此外，在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情况下，国际间难免有缺乏文化尊重的侵权行为发生。李松说：“强势国家会把知识运用得很好。他们拥有专利，在创意经济中获利。但很多原始资源是从弱势国家拿到的，这在宏观上违背了公平发展的原则。”

他举了中医药的例子：“传统药方被他国药业制造公司拿去研究，造出新药，制作成本5角钱，开发成本5元钱，然后再回来卖你6元钱。这很让人无奈。”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国际化规则和制度，可以打破很多地域性限制，在知识产权保护之下的非遗，相当于拥有了一张全球适用的护身符。

代际公平还是代内公平

“知识产权的制度资源，与保护客体资源可以形成连接。在现实中进行非遗保护的行政管辖，可能条块分割非常严重。但是从学术层面上来说，它是一个整体，这是高度开放的知识产权制度才能做到的。”焦洪涛解释。

而且，并不是每一位非遗传承人都像彭小平一样，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基层的传承人没有足够知识积累，往往也没有资源去协助他们。”焦洪涛如此总结。

目前，我国能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帮助的现行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依据现行法，彭小平对“面人彭”品牌进行了商标注册，对面人技艺、面人造型进行了专利注册。每一项注册都有保护期限，商标有效期10年，外观设计专利有效期20年，著作权则是自创作者逝世后有效期50年。

然而，一门非遗技艺，往往传承几代，靠师承、子承延续。焦洪涛认为，其维权涉及国人所认同的“代际公平”，而西方的知识产权制度认同的乃是“代内公平”，垄断性保护便只限于一代人。

另外，知识产权最终要明确权利主体。但非遗之中有许多群体性传承的习俗或技艺，一旦涉及利益分配，便成了棘手问题。

李松调研过一个传统造纸项目：是整个村落集体沿袭的，但非遗保护启动后，政府选择了一个代表传承人，给传承人办起作坊作为旅游地标。各类优惠条件令人眼红，晚上，村民就往作坊里扔砖头。

焦洪涛认为：“现在的法律法规里面，要重点填补的空白。就是在法律地位上，除了自然人的传承以外，还要加强非物质遗产经营所在的传统社区的保护。”

“从光鲜的领奖台回到偏远乡村，他可能会被排斥。”焦洪涛说，如果没有很好的利益分享机制，传承人便会遭到孤立。

传统社区是非遗传承人的原生境，一旦二者互相远离，非遗传承人就走向了异化。因此，焦洪涛说：“要把传统社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来确立，那么知识产权归谁呢？应该是社区集体共享的权利。”

知识产权不只是工具

李松对本刊记者说，在非遗领域里，知识产权应当成为一种理念，而不只是一种文化保护的工具：“理念应该在先，不应该把手段放在最前面，因为牵扯的对象是文化，是最难量化的东西。”

焦洪涛曾见过一些对知识产权制度有所误读的传承人。他们希望知识产权能够在市场上带来立竿见影、永久性垄断的回报。

“假如是一种不适当的贪婪之心，应该得到遏制。”焦洪涛说：“知识产权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边界的，知识产权更不是所谓实现商业利益的‘政策工具’。”

捏面人将近40年，彭小平说，他对侵权已经见怪不怪。自己更关注的是将做微型面人的手艺做成“绝活儿”：“手艺人怎么去避免侵权？首先要让自己做的别人模仿不来。”

从国家的文化发展来讲，躺在床上等着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文化，在李松看来是不可取的――只重经济利益而没有文化自强的自觉性，民族便会“虚胖”;过分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文化便要面临碎片化危险。

2008年6月，经自贡市扎染工艺厂（以下简称扎染厂）申报，“自贡扎染工艺”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扎染厂有两位老员工自立了门户，成立新公司，并在其产品或包装上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贡扎染工艺”等有关字样。扎染厂认为此举侵权，便将其告上法庭。

自贡市中级法院最终判定原告败诉，认为“非遗”属国家公权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字样的使用也应是国家公权调整范畴，而非民事权益。同时，“自贡扎染工艺”这项传统手工艺技能，是自贡人民的共同财产，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家企业。

“这个案子很可能是企业间市场竞争的结果。”焦洪涛说。

李松认为，对知识产权产生误读、夸大其职能范围，甚至反过来将其作为商业竞争、地域间文化竞争的手段。个人或民族、地区紧抱各自的文化遗产不予分享，对国家的文化治理会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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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机构；非遗保护；边缘化；重要参与力量

一、新《档案法》实施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机遇

2004年的《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未提及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中没有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地位，也无非遗档案必须向各级档案机构移交的相关条款。新《档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条提出“鼓励档案机构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新《档案法》是鼓励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1.参与非遗保护有法可依。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档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励”，肯定了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虽然“鼓励”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对档案机构能够积极借助档案馆藏资源参与到非遗保护意义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新时代档案机构尤其是档案馆利用馆藏和现有的平台来实现宣传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的档案式保护让非遗的文献资源保存得更久，且档案机构利用参与非遗保护，来重塑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二、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一）调查概述

1.调研方式。为明确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采取直接访问省市级档案机构网站的形式，具体调研中是采取对省级档案网站和百度以“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的文献进行统计。2.调研内容。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形式。赵跃博士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收集、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业务指导共7种。结合档案机构实际工作，在结合赵跃博士的分类基础上，稍做调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5种，将收集更改为接收（含捐赠），增加移交、修志2种形式，共计9种参与形式（见表1）。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参与数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综合档案馆3337个。调查中发现仅有107家不同级别档案机构参与到非遗保护，占比3.2%，比例低；参与的107家机构中，按照档案机构的级别划分，有13家省级（直辖市）档案机构，36家地市级档案机构，58家县区级档案机构。可见，档案机构整体参与的数量较少，参与比例低（见图1）。2.参与形式呈现被动性。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9种形式中，征集、编史修志、建数据库、采集建档被归入主动参与形式，而接收、展览传播、业务指导、申报支持、移交则归入被动参与形式。调查发现，对107家档案机构涉及的9种形式统计后共得到总参与数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档29家、展览传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数据库5家；主动和被动形式分别占比为40.69%和59.31%。对接收非遗保护中心移交的非遗档案的档案机构仅有3家统计，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县的档案机构。调查发现，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还以接收、展览传播等浅层次的被动参与形式为主，而编史修志、建数据库的主动参与形式占比不高。3.参与类型单一。为掌握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形式的丰富度，对档案机构参与类型进行统计。统计发现，有81家档案机构仅有1种参与形式，占比高达75.7%；而参与形式在3种、4种和5种的档案机构分别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张家港市）、2家（武汉市和扬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见，档案机构参与类型单一、不丰富。

三、我国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现状原因分析

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存在数量不多、参与形式单一等问题，这与学界期望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身份未得到“官方确认”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机构是文化部门。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国家层面就非遗保护已出台《非遗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办法》等9部政策法规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列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的主体机构；文化部牵头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9个成员单位，也没有国家档案局身影。官方确认的非遗保护主体机构中并没有提及档案机构。《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具有接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定期移交档案的职能。但早在全国部署非遗普查工作时，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遗实物资料所有权归国家，由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保护机构保管。”《非遗法》中也未有非遗档案必须移交到档案机构保管的相关条款。新修订《档案法》特别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文献信息同时是档案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中心等主体机构产生的非遗档案不一定得向档案馆进行移交。文化界和档案界相关法规政策均未将档案机构列入非遗保护的主体机构，这意味着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只能充当“社会参与”力量，参与非遗保护的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这也是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数量少的原因。

（二）档案机构工作机制不适应非遗保护

档案机构改革后，档案馆属于文化事业机构。一直以来，档案机构保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移交的档案，是一种基于传统档案形式的服务官方机构的工作机制；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开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两类型机构存在本质区别。具体到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遗项目是植根于民间，属于非官方机构的工作，档案的官方机构身份与非遗植根民间存在天然的不适应。档案具有保密性，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25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会开放；而非遗传承在保障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传播和传承、振兴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遗、使用非遗，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档案的保密性与非遗的社会参与性存在矛盾。

（三）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主动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档案机构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馆职能的理解十分狭隘，认为只需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不愿主动介入，也不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更不愿“越位”参与非遗保护。目前，仅有江苏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档案机构主动与文化部门联系洽谈非遗档案移交事宜并付诸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不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势必会造成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

（四）保存类措施相较保护类措施处于“弱势地位”

《意见》明确非遗建档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由此可见，非遗建档仅被窄化理解为“收集、整理”，和档案界界定的建档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相比，唯独少了“保存”。可能从语义上理解，非遗的建档“保存”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但是无论是《公约》《“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都将非遗保护措施分为保存类措施和保护类措施，其中认定、记录、建档保存类措施针对所有非遗项目，而特别优秀的且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容易造成保护优于保存的印象。而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多为认定、记录、建档的保存类工作，保存类措施的“弱势地位”可能导致档案部门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

四、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档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专业优势，筑牢非遗档案式保护

1.保持“前端”业务指导优势。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应主动与文化部门加强联系，协助完成非遗保护规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导非遗中心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确保对非遗档案规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业务的指导，利用业务优势积极参与非遗保护。2.利用档案技术延长非遗档案保存时间。档案修复技术是档案保护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能提高档案耐久性。在开展非遗保护过程中，会重点关注传承人的实物档案、纸质档案以及声像档案，而在保护过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纸质档案，利用先进的档案修复技术进行杀虫、除菌、脱酸等服务，延长非遗档案的保存时间；还可以主动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遗的传承人提供免费的档案修复、加固、装裱等修复服务，以解决非遗家庭式保护条件局限造成非遗档案保管不规范的问题。3.通过编史修志来开展非遗保护。档案机构利用编史修志的优势，联合地方志主管部门、文化旅游部门，编写全面反映地区非遗项目规模及非遗保护工作的志书，如《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用档案机构独有的编史修志方式，记录非遗保护的脉络的形式来开展非遗保护。4.档案记忆工程延续非遗传承脉络。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乡村记忆档案信息资源库，有效提升档案部门的公众文化形象。档案机构在开展乡村传统村落档案建设工作时，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的抢救性保护结合起来，在抢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过程中，尤其重点收集含有非遗项目的资料，创编成文字、视频资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艺、习俗等分类整理成专项档案数据库。通过乡村传统村落档案的建档工作，将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资源库，在保障传统村落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的同时，保障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延续，保护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

（二）借助特殊档案建档契机，丰富非遗保护的多元化形式

1.将家庭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档案机构抓住为非遗传承人建立家庭档案和非遗传承人个人档案契机，全面、客观、真实记录非遗传承人表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的艺术内涵，并借助文字、声像、实物及口述等载体形式实施非遗保护。例如张家港市已经为48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档案，并完成档案的数字化。2.口述档案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口述档案将历史“原音再现”，可以很好记录那些濒临失传的老记忆、老手艺。档案机构合理筹划、多方联系，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建档工作，逐一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对象实地走访，并进行口述档案视频采集、现场录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将资料存档于档案馆永久保存。3.方言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地方方言承载着乡愁、乡情，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话和南京白局。档案机构在开展方言建档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优秀非遗项目，比如传统方言戏曲、方言童谣、方言故事、方言说唱等，通过方言建档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乡愁，并传承优秀非遗文化。如陕西省档案局的《传承非遗文明，纪录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档的形式开展非遗保护。4.精准扶贫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2018年的《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就对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开发利用做出明确规定。“非遗+扶贫”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很多精准扶贫档案，档案部门要注意收集非遗扶贫过程中这部分特色形态的档案，将其归入“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两类中，真实、完整、准确、全面地记录和保存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对非遗的保护。

（三）遵循非遗保护趋势，加强非遗文化传播

1.关注非遗传播工程，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传播。档案机构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关注文化传播工作的新动态，加强非遗文化知识的传播。首先，利用档案馆建成的档案网站开展非遗知识传播，可以在档案展览下设立非遗文化传播专栏，开展非遗文化的图片、视频形式的传播。其次，利用档案机构已经建成的官微官博进行非遗文化的传播，通过撰写推送非遗小知识等相关推文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制作非遗短视频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文化的传播，促进社会共享。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活态传承的文化服务、文化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继续把握新机遇。第四，拍摄专题片进行非遗传播。档案机构可以拍摄以“传承地方优秀文化”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展非遗保护。如浙江省档案馆面向全省档案馆启动电视系列节目“跟着档案去旅行”，传承以浙江历史为依托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传统古城古镇古村文化，运河、钱塘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曲艺、传统手工艺、饮食等非遗文化，乡贤文化、浙商文化等乡土文化，诗书画文化等。2.重视文化传承服务，开展档案非遗知识服务。非遗传承是非遗保护永恒的话题，尤其是教育、培训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档案机构除了提供非遗档案借阅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部门合作，通过引入传统编研的成品、VR等先进技术的视频形式来构建非遗教育资源库，为教育和培训的传承提供知识服务。3.寻求多方互动合作，集中优势资源保护非遗。档案机构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并积极与文化部门、文化产业等主体机构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广社会化合作模式来打造档案特色的非遗文化产品。利用新媒体形式加强非遗档案资源宣传，如采取举办展览、编辑书籍、录制声像作品等形式进行传播，助推非遗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非遗。档案机构应把握非遗保护的前沿趋势，提升参与非遗保护的主动性，发挥专业优势，“有为才有位”，做历史的守护者、记忆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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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化浪潮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带来消极影响，几乎每天都在冲毁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非遗项目已消失殆尽，无法再生。据2005年至2009年全国第一次非遗普查统计，我国非遗资源总量近87万项，保护难度大、任务重。为此，我国继《文物保护法》之后出台了第二部国家法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于今年6月1日起实施。

《非遗法》将保存与保护作了区分，重点保护那些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珍贵的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立了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三项制度，提出了“三性”(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这两大原则；强调使用非遗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鼓励合理利用非遗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同时，规定了相的法律责任。

《非遗法》的颁布实施，将传统文化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具有重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非遗保护，既有整体性的属地保护，有真实性的异地保护，也有聚合性的集中保护，还有利用性的创新保护。我不赞成那种为了旅游开发，借所谓“原生态”之名，让旅客去观赏传承人至今还生活其中的落后的现实状态，以看者心态去体验“文化活化石”而忽略甚至漠视非遗传承人的贫穷生活方式。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文化观、历史观去保护非遗项目及传承人，是我们文化旅游策划人不得不正视的严峻问题。

对非遗所构筑的精神家园，守望，仅仅是一种姿态和意识；而守护，却是一种责任和实践。只有人人参与、全民保护，才可能促进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非遗在当下不至于快速灭绝，也才可能为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留下能够确保民族身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